政治社会论文范文

时间:2023-11-04 04:10:33

政治社会论文

政治社会论文篇1

关于“文明”的概念,西方大多数进步思想家和学者是从“进步的文化”这个意义上  来理解和使用的。美国着名人类学家、民族学家摩尔根认为“文明”是特指与蒙昧社会  和野蛮相区别的历史阶段,是反映历史(文化)进步的状态。

马克思主义认为,文明是一个社会历史范畴。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指  出:“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城乡之间的对  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方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  。”(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6页。)恩格斯在《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明确指出:“文明时代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在这个  阶段上,由分工而产生的个人之间的交换,以及把这两个过程结合起来的商品生产,得  到了充分的发展,完全改变了先前的整个社会。”(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  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70页。)显然,政治文明是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的阶段  ,伴随着人类历史(文化)的进步,国家的产生和民族的形成而产生的,是与社会的发展  和进步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政治文明作为一个社会历史范畴,是与社会公共权力相关联的社会政治关系和政治权  利、政治制度和体制、政治文化和理念、政治运行规则和政治行为互相作用、互相依存  、互相影响、彼此沟通和协调发展的统一体,是政治实践的科学总结和政治智慧的运用  艺术,是人们改造世界所获得政治成果和政治发展和进步状态的总和,是人类解放的实  现程度的体现。由于各国的社会、经济、政治、历史、文化传统各有特色且发展水平不  同,所以政治文明不可能是一种模式,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是多元的、丰富多彩的和不  断演进的。

事实上,人类开始他们的政治生活以来,就不断探求政治生活的奥秘及其本质,思索  人类和政治共同体的关系,设计符合人类本性的政治生活模式,追求和谐、美好的政治  生活。政治文明是人类政治实践活动的经验总结,人类政治生活的发展是与人类政治文  明的进步联系在一起的。人类越发展,社会越发展,政治文明发展的程度就越高。人类  政治生活质量的提高和改善,是在人类政治文明不断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实现的。

政治文明是社会进步生生不息的过程,它依据一定的条件而产生,又依据一定的条件  而发生改变,旧的文明衰落了,新的文明又产生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人  类社会前进的根本动力,也是政治文明发展水平的决定性因素,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  政治文明的发展程度,由此推动政治文明由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的不断发展,这是不以  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任何政治文明都不是抽象的,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产物。人  类政治文明形态是一个由低级向高级的演化过程。不同的社会形态产生了不同的政治文  明,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政治文明经历了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  程,穿越了悠久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古代文明,经由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文明,  进入当代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政治文明是社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由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的不断发展的过程,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一个社会历史范畴,是现代政治文明发展的高级形态。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对人类一切政治文明成果的批判继承,是现代政治文明发展的先  进形态。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现代政治文明发展的先进形态,具有极为丰富的内涵。

第一,高度民主的政治制度和体制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核心。从政治文明的国家制  度形态看,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否定了剥削阶级对被剥削阶级的政治统治关系,使工人阶  级和广大人民群众上升到了统治阶级的地位,使人类政治文明的制度形态实现了历史性  的飞跃,推进到了更高层次。政治制度是政治生活有序运作的构架机制,体现为各种政  治要素的内容及政治力量之间的关系和活动方式及其原则的法定性、制度性规定。高度  民主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核心,社会主义国家和政府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来组织和  活动。人民通过选举自己的代表,组成代表机关来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力。这是“新的真  正民主的国家政权”,(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3  5页。)“使全体居民群众真正平等地、真正普遍地参与一切国家事务”。(注:《列宁  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4页。)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民主,是工人  、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者所共同享受的民主,是历史上最广泛的民主。因此,对  绝大多数人实行民主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最本质的特征。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实质是高  度民主。

******同志指出: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性,是社会主义民主政  治的重要优势。党的有效领导保证了人民民主的正确方向和有效性;人民民主体现了社  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社会本质;依法治国是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不断完善以人民代表大  会为主体的民主政体,保障人民群众的自由、****和民主权利的根本手段。这三者有机  结合和辩证统一,构成了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的基本结构框架,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  政治文明的核心与本质。政治体制是政治制度外在表现和组织形式、运作方式的具体化  。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制度形态具体体现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  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一国两制”等。高度民主的政治制度  和有效运行的政治体制体现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核心与本质。

第二,绝大多数人享有政治权利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本质内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不仅需要从国家形态加以分析,还应从公民形态来进行考察。这是因为人类的存在,一  是作为个人的人存在,二是作为社会共同体的类的存在。人类政治生活可以分为国家形  态和公民形态两个层面。从公民形态看,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否定了政治生活中少数人垄  断和享有政治权利,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使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社会成员真正享有政治权  利,实现了广大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理想。政治权利意味着社会成员政治自由,表明的  是公民作为政治价值的主体,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使人类政治文明的主体性扩展到了大多  数社会成员,依法治国并充分保障人民的权利与基本自由的实现。

最广大人民享有的政治权利作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本质内容,体现着社会主义政治  生活的基本准则,以及人们从事政治活动和承担政治义务的范围、内容和方式。政治生  活以人的全面发展与人性的完善为最终目标。人类社会政治权利是随着社会经济、利益  关系和政治权力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社会成员享有自由权、平等  权和民主权,直接参加各个企业事业单位的民主管理和基层社会生活的群众自治,来参  与分配利益的权利和决定资源增益的权利,可以通过政治生活实现自己的利益要求。社  会成员在政治生活中,通过选举权来选择公共权力行使者;通过代议制等形式来行使制  宪权、修宪权和普通法律创制权;通过被选举权、任命等形式行使担任国家公职的权利  ,使公民在政治生活中不限于对公共事务的决定,还直接参与国家权力的运用和对公共  事务的处理,以及获得政治生活信息的权利等等。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不仅确认最广大人民的政治主体地位,而且以健全的政治运行机制  确保人民群众的政治权利以及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实现,保障****的充分实现。日  益完善的政治利益的表达机制、政治信息的传递机制、政治决策的参与机制、政治权利  的实现与保护机制、政治利益整合机制等,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表现形态。

人类政治权利的不断拓展和丰富的过程,是政治文明内容不断拓展从而政治文明程度  不断提高的过程。从早期人们参加议事等简单权利,扩展到今天以公共事务决定权、担  任国家公职权、对政治权力的监督制约权为核心内容的社会主义政治权利体系。在社会  主义社会,政治权利的发展不仅体现在量上的增加,而且体现在功能上的深化,使社会  成员对政治生活参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这一变化,反映了社会成员在政治中的自  主程度的提高。政治权利作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本质内容将越来越丰富,实效性也越  来越提高。

第三,先进的政治文化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底蕴。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不仅需要从国  家制度形态和公民权利的法律形态来考察,而且还需要从文化价值形态加以透视和考察  ,这是因为任何政治体制和法律制度都是与文化价值不可分割的。研究社会主义政治文  明的视野需要超越制度和法律范畴的局限,向其背后更深的文化价值层次拓展。从政治  文明的文化价值形态看,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否定了那种崇尚强权、表现剥削、张扬两极  分化的政治理念,主张社会公正、社会平等、社会共同富裕的价值倾向,使人类政治文  明的价值选择,趋向了表现社会进步和时代要求的道路。先进的政治文化集一切优秀历  史文化之大成,是时代精神的升华,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晶,反映了人类政治生活方式  演进的趋势。先进的政治文化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底蕴。

政治文化是“政治体系的心理方面”或“主观心理因素的聚合”,“它包括一国居民  中当时所盛行的态度、信仰、价值观和技能”,(注:[美]加而里埃尔-A·阿尔蒙德、  小G·鲍威尔着:《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5  页。)如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民族的政治心理、人民的基本价值观等。政治文化是政  治体系中的主观领域,它规范政治制度,支配着人们的政治行为,是内化了政治行为规  范,是一种无形的政治力量。政治文化包括认识性成份、政治情感性成份、政治价值性  成份和政治理想性成份,由它们聚成一个整体,构成政治文明的底蕴。政治文化,又表  现为显性的思想形态,即政治哲学与政治思想,是一个长期发展的产物,反映了政治思  维传统的继承性。其中的优秀成果成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思想资源。从马克思恩  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到列宁的《帝国主义论》  、《国家与革命》;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人民民主专政》到邓小平的《  邓小平文选》、******的《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理论  成果和精髓。

政治文化体现的政治文明的基本理念是特定的政治、社会、历史、文化的产物,不同  民族在不同时期都会分别形成各自独特的政治理念。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历史时期,  先进文化具有不同的内容、要求和任务。在当代中国,先进的政治文化就是有中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文化,它以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为指导,渊于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又  植根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它反映我国社会主义政  治的基本特征,是凝聚和激发人们的精神力量。

先进的政治文化作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内  在统一,蕴含着与之相适应的政治理想、信念、价值观和现代观念。我国社会主义政治  文明的基本理念是: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  坚持民主集中制;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主张社会公正、共同富裕;以人民为本位,保障  最广大人民的政治权利的实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培育“四有公民”,实现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  统一;坚持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  俱进;提倡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相适应的开拓、创新、变革、竞争、正义、和谐、效益等  现代观念;在国际社会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全球化进程中主张共赢共存,推进人  类政治生活朝着和平与发展轨道前进;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地实现人  权;推动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最终实现国家的消亡和人类的彻底解放等。有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政治文化作为政治文明的底蕴、灵魂和精神内核,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  明重要构成,也是我国社会政治深层次现代化走向的根基。

第四,和谐的政治生态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持续发展的基础。政治生活作为社会生活  的一部分,必然与社会的经济、文化、科技等交织在一起,互相渗透,互相作用,并且  同政治生活之外的系统进行着物质的、信息的、能量的交换,政治生活与其环境达到动  态的平衡。和谐的政治生态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持续发展的基础。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  展是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政治关系的调整,来达到政治与其环境的互相作用中的动  态平衡,从而使社会主义政治生活充满生机和活力。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体现了人——社会——自然的协调发展。和谐的政治生态意味着政  治过程不再局限于政治系统内部,而是朝着把社会、自然乃至宇宙吸纳于其广阔视域的  现代政治发展。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宣言》指出:“为了这一代和将来世世代代,保  护和改善人类环境已经成为人类一个紧迫的目标,这个目标将同争取和平和全世界的经  济与社会发展这两个既定的基本目标共同和协调地实现。”(注:转引自龚建华:《论  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与概念》,《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1996年第3期。)随着信息化、市  场化和全球化的发展,我国政治体系在运作过程及其公共政策的制定中,要考虑到社会  、经济、文化、军事乃至自然环境等诸多外在因素的影响,注重全球化进程中本国政治  与世界政治的生态关系,而且还需要关注政治与科学技术的关系,建立一套处理公共事  务的规则和程序。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体现了以生态化的观念,自觉地站在人——社会—  —自然的协调发展的高度,来审视和处理政治与社会、自然的相互关系,把政治——社  会——自然看作紧密联系的系统,把政治放到一个包括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在内的广阔  的大背景中,对其进行多重的、宏观的考察,寻求三者之间交互作用的规律及其最佳效  果,从而使社会主义政治日趋规则化、信息化、技术化和科学化。

和谐的政治生态作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的基础,是向着协调人与社会、自然关系  的方向发展,向着与经济、文化发展相协调的社会全面发展的方向发展,向着人的全面  发展的方向深化。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进步和发展,是以有利于社会的综合发展为准则  ,注重对社会政治生态的维护,从而使社会政治发展所需的内在资源不被破坏,使社会  主义政治文明获得不断发展的持久动力。

第五,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的主导力量和根本保证。政党  是现代政治生活的核心力量。体现时代进步的政党的领导,是政治文明发展的主导力量  ,也是政治文明顺利发展的根本保证。因为,先进的、强大的政党能够以其有效的执政  ,推进社会经济、文化的繁荣和政治文明的发展,并提供和创造政治文明的发展所需要  的安定的政治局面和良好的社会环境。

在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政党处于执政地位。体现时代先进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的主导力量;代表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  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和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先进性与执政有效性的有机统一  ,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的必然要求。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根本目的,就是实现  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类的最终解放,而马克思主义政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其宗旨和  承担的历史使命体现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根本目标,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朝  着人类前进方向发展的根本保证。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的物质基础,体现时代先进性的马克思  主义政党代表了社会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在社会主义国家,党通过其强有力的领导  及其有效的执政,努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先进生产力提供发展动力,从而从根本上  推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发展。

在社会主义社会,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的执政党,承担着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先  进文化的历史使命,其本质就是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先进的政治文化是社会主义  政治文明的底蕴和精神内核。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文明的积累和发展的结晶,它并没有抛  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地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  中的一切有价值的东西。******指出:“一百多年来,没有哪一种理论、学说能像马克  思主义那样保持勃勃生机,对推动社会进步起那样巨大的作用。”(注:******:《十  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43页。)马克思主义政党是用科  学世界观武装起来的党,代表了先进意识形态和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党的领导为社会主  义政治文明建设提供了思想指导和主导性动力,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朝着人类社会前进  方向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高度的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核心。马克思主义政党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  ,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本质特征和宗旨所决定的,它  没有自身的特殊利益,一切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指出:“  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掌握管理国家的权力”。(注:******:《十五大以来  重要文献选编》,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9页。)坚持党的领导,就是为了要保证广  大人民当家作主,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人民的整体利益和意志需要其先锋队进  行概括和表达,党的执政地位和领导核心作用,能够有效地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  展,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从而保证了人民民主实践的正确方向和有效性。党的  领导是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资源,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保障。

忠实实践“三个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体现了时代的先进性,坚持和发挥党的领导核  心作用,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内在主导性力量和根本保证。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实现了人类政治文明演进中的革命性变革,在我国是全面建设小康  社会的重要目标,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现代政治文明的先进形态  具有如下基本特征:

第一,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人类政治文明的高级形态。与人类社会从低级向高级依次  更迭相适应,政治文明也是一个由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不断发展的过程。社会主义政治  文明实现了政治文明演进中具有深远意义的历史性的质的飞跃,进入了现代政治文明的  高级形态。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与以往剥削阶级社会的政治文明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它以  新型民主为核心,第一次否定了剥削阶级对被剥削阶级的政治统治关系,否定了少数社  会成员对于多数社会成员的权力控制形式,把人民当作历史和社会的主体,保障了占人  口绝大多数人的政治文明的主体地位及其政治权利,实现了社会公正、社会平等、社会  共同富裕的价值主导格局,具有社会主义质的规定性。然而,政治文明作为人类政治文  明的高级形态,从自身发展程度来看,仍有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在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要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将随着  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

第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具有现代文明的属性。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在吸收和继承人  类一切文明的优秀成果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代表科学精神、时代精髓的社会主义政治  文明,是人类政治文明的结晶,体现了人类在现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信息和互联网迅  猛发展的社会,力图改善政治生活并通过良好的政治造福于人类社会的政治进步和发展  的成果。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张扬人民民主、以民为本、法治、平等、自由、正义的价值  观念,意味着政治理性的进步,政治参与的扩大,政治民主化程度的提高,政治权利的  拓展,政治资源的分配趋于平等和公正。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追求人——社会——自然的  和谐发展、持续发展和全面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随着政治现代化的发展而不断发展  。

第三,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具有开放性。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发展,必须借鉴和吸收一  切政治文明的精萃,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各国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  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注:******:《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  会上的讲话》,《文汇报》2001年7月2日。)无论是体现我们民族政治智慧、民族瑰宝  的中华政治文明,还是西方异质文化的外来政治文明,都包含着许多真知灼见,凝结着  人类的政治智慧,不同政治文明之间的相互借鉴与渗透,构成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  的重要资源。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人类社会文明发展史上的先进的文明形态,作为  处于现时代世界大文明环境中正在发展着的一种文明形态,既立足于本国国情,对本民  族优秀的传统文明进行传承和创新,又要学习和吸收世界各国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和最  新现代因素。社会主义政治文明随着当今世界全球化的发展而更具开放性。

政治社会论文篇2

1.大学生政治社会化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一致性。大学生政治社会化和思想政治理论课都是由社会来主导的,在教化内容上都体现了阶级的政治利益,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国家基本政治制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双方有共同的目标:培养统治阶级所需要的接班人,即合格的政治人。使大学生具有较高的政治觉悟和政治素质,培养献身祖国建设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等。

2.大学生政治社会化与思想政治理论课不同。大学生政治社会化除了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这一手段外,还包括学校、政府、党团组织进行的正规的社会化活动,也包括社会和学生社团的自发的非正式的教育活动。思想政治理论课是高校根据国家教育方针和要求开设的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内容,强调系统性、正规性、强制性和控制性。相比较而言,其他政治社会化渠道特别是一些非正式的社会化手段,在调控性和反馈性方面效果较差,有时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的内容是主流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而大学生的政治社会化除了主流的政治文化,也有非主流的政治文化和糟粕的政治文化。思想政治理论课帮助大学生掌握唯物主义的基本知识,透过现象看本质,抓住主要矛盾,使大学生分清主流和非主流的政治文化,摒弃不良文化的影响,树立正确的政治态度。

3.思想政治理论课与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相互促进作用。大学生政治社会化手段丰富、灵活自如有效缓解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的机动性不足的问题,而思想政治理论课可以有效弥补大学生政治社会化强度不够、内容不深、教育不系统的问题。两者之间相互促进,共同完成大学生从社会人到政治人的转变,而大学期间思想政治理论课是最有效、最直接、最系统和最快捷的政治社会化手段,它对大学生的政治社会化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思想政治理论课对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作用

大学生政治社会化是“体”,是大学生成为政治人的必经过程;思想政治理论课是“用”,是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集中实现形式。思想政治理论课是传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主导意识形态的重要手段,具有重要作用。

1.思想政治理论课有助于提高大学生的政治知识和政治认知水平。政治知识是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基础,掌握一定的政治知识大学生才有可能形成相应政治态度和政治信仰,形成与完善政治人格;政治认知是政治主体对于政治生活中各种人物、事件、活动及其规律等方面的认识、判断和评价,即对各种政治现象的认识和理解。大学生的政治认知能力的提高,是掌握一定政治知识的个体,能动性、创造性的认识、判断、评价各种政治现象,把政治知识提升到更高的理解层次。大学生政治知识的获得主要通过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内容,有意识、有目的、有计划地向大学生灌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政治文化,帮助大学生获得政治知识和正确的政治信念,以此提升大学生的政治素质。思想政治理论课通过课堂教学将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传授给学生,使大学生形成一定的政治认知,认识和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现实,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形成正确的理想、信念观念。大学生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化为自身素质,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增强社会主义的政治信念,自觉抵制非主流的政治文化,熟悉国家的政治准则,形成独立的政治意识。

2.思想政治理论课有助于大学生形成正确的政治态度。大学生追求独立自由,有自己的思想,有强烈的求知欲望和参与意识。但是大学生的价值观念尚不稳定,情感波动比较大,容易冲动,易受周围环境变化的影响,形成一些不良的思想观念:功利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政治态度是政治主体对政治客体相对稳定的综合性心理反应倾向,通常表现为政治情感、政治信仰和政治意志等。当大学生政治情感和政治意志升华时,就会产生坚定的政治信仰,所以,政治信仰是大学生政治态度最高级的形态。个体对政治体系的强烈的认同意识可以对政治体系具有极大的维系作用,保证国家的政治团结和稳定。思想政治理论课培养大学生的政治认同感,认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等。从网络调查分析发现大学生在国家认同方面表现出强烈的忠诚感和朴素的爱国意识,关心党、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不过受大学生心理发展和政治认知发展的制约,这种认同感具有不稳定性和随意性的特征。大学生认同当前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3.思想政治理论课有助于保证大学生正确的政治方向。思想政治理论课提高大学生的政治知识和技能,形成正确的政治态度之后,大学生作为政治人逐渐发展起来的政治价值和政治观念趋于稳定,大学生开始有了自己的政治评价和判断,不过由于大学生没有真正参与政治实践,其社会化程度很低,容易受不良政治观念的影响,所以必需引导大学生走向正确的政治方向。当前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都处于大变革时期,各种思想观念彼此碰撞,各种意识形态渗透到学生当中,容易导致大学生政治信仰异化、集体主义淡漠、个人主义盛行,政治信仰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动摇,政治方向出现不明确的问题。思想政治理论课可以培养和提高大学生的政治鉴别力,抵御各种不良政治思想,形成正确的政治思想和分析、判别政治思想的能力。面对大学生政治信仰的动摇和政治方向的不明确,思想政治理论课可以积极发挥作为其根本功能的导向功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要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加强大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树立共产主义理想;要树立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信仰,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追求社会主义的政治价值,认识到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努力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身。

4.思想政治理论课有助于大学生提高政治参与能力。政治参与是指普通公民通过一定的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政府的决定或与政府活动相关的政治生活的政治行为。政治参与是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重要途径。思想政治理论课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培养大学生的政治参与能力,这也是政治社会化的目的,即具备最基本的参政议政能力。思想政治理论课激发大学生的政治参与意识。大学生的政治认知尚处于较低层次,参与程度参差不齐;大学生主动参与少,动员参与和被动参与多;政治参与功利化和现实化的特征。大学生代表着未来,应该是民主政治的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思想政治理论课帮助大学生认清自己的社会角色,对国家要有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思想政治理论课积极调试个体的政治心理,政治心理影响人们政治行为的参与或不参与,参与的方式和参与的广度等,使大学生以积极的政治态度参与政治活动。思想政治理论课提高大学生政治参与能力。政治参与能力是政治个体在基本知情状态下,为实现自己的利益与权利,能作出自主理性的抉择。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堂教育和实践活动帮助大学生政治参与能力的提高,实践活动如采取对政治参与行为的讨论、辩论、演讲、观看视频资料等形式;开展交流活动、志愿活动、学生社团活动;组织学生观摩社区基层选举活动,直面政治参与程序,激发他们的参与热情,通过实践发现自己的不足再转而理论的学习。通过多层级、多渠道的实践活动,让理论和实践互动起来,使学生快速掌握政治参与的基本能力。

政治社会论文篇3

【关键词】政治文明/导向作用/规范作用/创新作用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物质文明体现的是与一定社会的生产关系相依存的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和进步程度,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立在一定社会的物质文明基础上,物质文明的发展状况和进步程度,决定着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状况和进步程度;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状况和进步程度,对物质文明的发展和进步起着强有力的引导、促进或者阻碍、破坏作用。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现代化建设的日益深入,有利于民主政治建设的经济、政治、文化的综合性因素正在全社会逐步形成。

政治文明作为整个社会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人类自进入文明社会以来,改造社会、实现自身完善和提高过程中创造积累的所有积极的政治成果和与社会生产力发展需要相适应的政治进步状态。为保证中国政治文化始终保持健康发展的趋势,应当建构政治意识的核心价值体系,并通过政治社会化、公开化,形成共同的价值取向、规范体系和行为准则,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真正发挥导向作用、规范作用和创新作用。我们必须在加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同时,加强政治文明建设,使政治文明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有序地向前发展,以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一、导向作用

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社会主义现代化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事业。建设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社会全面进步的需要,也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基本前提。从这一意义上说,政治文明建设与社会主义的价值指向是一致的。

政治文明的导向作用,在于其有着明确的价值目标。社会生活中的各项工作都是在一定的思想理论指导下进行的,而一定的思想理论代表着一定的政治观点或价值取向。物质文明建设需要政治文明为其提供确定的政治方向,不同时代、不同阶级所进行的物质文明建设都是围绕着一定的利益关系和价值目标展开的。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组织兴建大型水利工程和坚固的防御工事,目的是为了巩固统治地位;资产阶级推进工业化和现代化,是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长治久安。我们进行现代化建设必须有正确的政治方向,明确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针对有些人将现代化等同于“资本主义化”的错误认识,邓小平提出“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问题,反复强调“我们要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现代化,但在四个现代化前面有‘社会主义’四个字,叫‘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1](P.138)离开政治文明,物质文明将失去方向支撑,精神文明将失去制度规范保障。

在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经济建设起着根本作用,但现代化毕竟是人们整个社会生活的现代化。人们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生活,特别是政治生活的背景下从事经济建设的,单纯的经济建设从来是不存在的。通过政治体制改革走向政治现代化,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步骤。诚然,政治局面的稳定为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根本性的保证,但不能把政治稳定与政治体制改革对立起来。真正长远的社会稳定,要以政治体制改革为前提。只有正确地理解政治稳定与政治体制改革之间的关系,并把它作为反思现代化的一个根本性理念,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才是健康的。政治文明关系到社会稳定、协调与健康发展的状况和进程,决定着物质文明发展方向和精神文明本质特征。

政治文明的导向作用,集中体现为执政党的政治理想、政治原则的正确性与先进性。“三个代表”作为我们党的根本指导思想,其核心内涵是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坚持人民利益至上,一切为了人民。这是一切路线、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在政治理想和政治原则确立之后,政治文明程度主要体现为各级领导干部政治素质的高低,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修养、党性观念、政策水平、群众观点、民主作风、法制意识等等,其中最重要的是高度的党性与人民性,坚持对党负责和对人民负责相统一的价值取向。

发挥政治文明的导向作用,必须注重政治文明意识的培育。政治文明发展状况如何,民主政治完善与否,同全社会范围内包括民主意识、法制意识等在内的政治文明意识密切相关。我国之所以出现“”那种破坏民主的悲剧,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把政治文明意识的培育,或者当作是已经解决了的问题,或者当作无需解决的问题看待。正如邓小平所说:民主意识的缺乏,“多少都带有封建主义色彩。封建主义的残余影响当然不止这些,还有,如社会关系中残余的宗法观念、等级观念;上下级关系和干群关系中在身份上的某些不平等现象;公民权利义务观念薄弱;经济领域中的某些‘官工’、‘官商’、‘官农’式的体制和作风”[2](P.334)等等,都是需要在体制改革中解决的问题。

政治文明的导向作用以制度为载体。制度文明是衡量一个社会政治文明程度的客观尺度,其标准是合理分配与规范行使社会政治权力。制度建设是政治文明的基础性工程,如果没有科学合理的政治法律制度,即使有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也难以得到有效贯彻和实施,也不可能有规范、道德的政治行为。我们现存体制中某些方面还存在缺陷和弊端。例如:民主法律制度不够健全,机构臃肿,对权力缺乏有效的制约监督,导致、、贪污腐化、行贿受贿等非道德行为。这些都需要在体制改革进程中不断加以解决。

没有高度的政治文明,就没有高尚的社会道德文明。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加强领导干部的政治道德文明建设尤为关键。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是抵御党内各种不正之风的强大思想武器。提高领导干部的道德素质,需要从道德教育和道德修养两方面着手。道德教育是提高道德认识,树立道德信念,形成道德习惯的过程;道德修养是道德践行中自我陶冶和自我锻炼的过程。从道德价值体现来说,道德自律的作用更持久、更稳固。儒家文化的优良传统之一,是从“修身养性”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为人治世之道。作为领导干部,应当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努力使自己成为全社会道德文明的楷模。

就精神文明建设的政治方向来说,我国精神文明建设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为指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精神文明建设的政治方向,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精神文明建设需要政治保障条件,任何时代和国家的精神文明建设都离不开政治权力的扶持。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经济的腾飞和文化的进步,尤其需要政治文明的牵动。没有政治文明发展提供的前提条件和政治保障,精神文明建设的奋斗目标只是一句空话。我们进行的精神文明建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弘扬民族精神又体现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实际又面向世界。精神文明建设与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一致的。

在政治与道德并存的社会中,政治直接制约着道德的形成、巩固和发展。一定的经济关系一旦由国家法律确定下来之后,反映和维护这种关系的政治原则和道德规范也就同时被固定下来。邓小平说:“社会主义的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而不是为了剥削。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这些特点,我国人民能有共同的政治经济社会理想,共同的道德标准。”[2](P.169)没有文明的社会政治,不可能有文明的社会道德。无产阶级的政治理想和追求,社会主义的政治原则和制度,必然要求建立与之相适应的道德观念。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央中共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指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要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开展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教育,在全社会形成团结互助、平等友爱、共同前进的人际关系。”这些道德建设内容充分体现着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政治内涵。

二、规范作用

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诸多成果需要以政治文明这一制度化、组织化、程序化程度极高的形式体现出来。政治文明是反映特定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制度化、规范化水平的标志之一。

政治文明之所以具有规范作用,主要是制度因素。新中国成立后,在的民主思想及其实践中,虽然也曾注意到“制度问题”,但他更多地是把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不断滋长的、特权现象等看作思想作风问题,总是试图用“思想革命化”的方法来解决。实践表明,这样做不能真正扩大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民主生活的法律化、制度化建设显得较为薄弱,还没有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民主制度、民主原则和民主规范。对此,邓小平指出:“我们的民主制度还有不完善的地方,要制定一系列的法律、法令和条例,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是不可分的。不要社会主义法制的民主,不要党的领导的民主,不要纪律和秩序的民主,决不是社会主义民主。”[2](P.359)

发挥政治文明的规范作用,关键是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建立完备的法律体系,将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法制国家。民主政治作为现代社会的组织形式,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是衡量一个社会是否现代化的重要参数。实现民主政治,必须明确政治主体的法律地位,规定各种政治关系,规范各种政治行为,保证各种政治制度依法运行,形成良好的法治社会环境。为此,必须将法律手段作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使充分体现人民意志的法律和法规在国家的政治生活、经济文化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在尽快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完备的法律体系的同时,进一步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坚持依法行政的原则,形成高效、协调、规范的行政管理体制;强化监督制约机制,形成有效的监督制约体制;普及法律知识,增强全民法制观念,奠定依法治国的思想基础。

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要着重加强制度建设,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从民主政治发展的一般要求来看,既要培育全体公民和从政人员的政治文明观念,提高公民和从政人员的政治素质,又要加强国家政治生活的制度化建设,规范人们的政治行为。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界定的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具体内容,“程序化”强调的是把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内容的方法、手段规范化。如果只是对社会主义民主内容作出规定,而缺乏如何实现民主程序化的保障,那么社会主义民主就难以实现。比如,中共中央颁布实行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主要内容就是围绕如何选拔任用好党政领导干部这个目的,建立、健全科学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和监督管理机制,推进干部工作的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

制度文明作为政治文明的核心,是社会关系及与此相联系的社会活动的规范体系。政治制度对整个社会生活的影响和作用,无论在广度、深度和强度上,都是其他规范所无法比拟的。政治制度以其特有的结构功能影响、制约着其他社会制度发挥作用,以其特有的权威形式引导、保证社会发展方向;其他的社会制度与社会规范则服从和服务于政治制度的内在要求,在政治制度允许的范围发挥自己的作用。政治制度文明决定和影响着政治文明的发展,而政治制度是否具有广泛的阶级基础,集中体现和维护什么人的利益,是否与其他社会制度体系的功能相适应,可否容纳、代表社会各方面的利益要求,能否根据社会发展要求进行及时有效的变革调整,决定着社会制度的文明程度与功能发挥。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人类文明史上一种新型的政治文明形式,不可能在其形成之日起就表现得尽善尽美,更何况像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在经济、政治、文化比较落后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我国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法制建设,主要任务在于建立和健全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相适应的具体的民主制度和程序,并在不断丰富的政治实践中把民主原则同执政党的领导方式、组织方式联系在一起,同政府的各项职能和工作联系在一起,同人民群众的民主实践联系在一起,用制度化、规范化的程序来体现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中的主体地位。

政治文明的规范作用体现在法律与道德两个方面。指出:“法律和道德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都是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们思想和行为的重要手段,它们相互联系、相互补充。法治以其权威性和强制手段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德治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提高社会成员的思想认识和道德觉悟。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应该相互结合,统一发挥作用。”[3](P.336)在社会意识形态中,政治、法律、道德、艺术、宗教和哲学等诸形式之间是相互联系的。政治通过一系列制度、政策、法令来实施,道德通过社会舆论、传统习俗和人们内心的信念而起作用。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有机结合起来,要充分运用法律与道德相互渗透的特点,将一些道德要求上升为法律或纪律规范,又使道德要求中包含着法律规范,用以法治国去促进以德治国,用以德治国来保证依法治国,使广大干部群众既依法行事,又依德行事。

道德文明集中表现并受制于政治文明。道德文明是指个人及社会在道德观念、规范和行为上的进步程度。道德文明反映在政治领域中是政治思想、制度及其行为的合理性、先进性或合道德性,检验的标准应该是看其是否符合历史发展的前进方向和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例如,关于人民是社会的主人、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政治思想,政府官员克己奉公、勤政为民的政治行为以及正义感与事业心的政治责任,都属于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新道德、新风尚的范畴。没有高度的政治文明,就没有高尚的社会道德文明。很难设想,一个政治不文明的国家,能有全社会良好的道德风尚形成;当一个国家的政府官员缺乏政治良心和政治责任感时,能寄希望于社会其他成员有纯洁高尚的道德。

高度健康的政治文明是党发展壮大的最根本的内在因素。建党80多年来,无论在土地革命和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革时期,我们党取得的一切伟大成就,都是长期坚持政治文明的结果。党的民主集中制,三大作风,三大法宝,都是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十四届四中全会在《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发扬党内民主必然推进人民民主,这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条重要途径。”党内民主对社会具有示范效应。如果不发展党内民主,使广大党员在党内生活中培养民主意识、民主作风、民主习惯,就不可能真正支持人民当家作主。共产党员模范地按照民主原则办事,把在党内生活中培养的民主意识和民主作风带到各级组织中去,带头切实推进人民民主,就可以有效地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三、创新作用

邓小平指出:“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基本精神是解放思想,独立思考,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来制定政策。因为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事,马克思的本本上找不出来,列宁的本本上也找不出来,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情况,各自的经历也不同,所以要独立思考。不但经济问题如此,政治问题也如此。”[1](P.260)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要吸收和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优秀成果,实现理论创新。创新是政治发展的灵魂,只有在不断的创新发展中,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才能获得生生不息的活力。

谋求最大多数的人在政治生活中的主体地位,既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一个基本目标,也是衡量政治文明进步程度的重要标志。从历史上看,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政治文明表现出裸的阶级压迫和专制,尽管相对蒙昧和野蛮时代来说是一种进步,但它并不是一种合理的政治文明。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建立,促进了人类政治文明的进步,它以自由、平等、民主、法治、人权等基本理念为核心,以资产阶级政党制、议会制、选举制为基本制度框架,形成了在私有制条件下最高程度的政治文明。但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不合理的政治关系并未从根本上改变。

人类自进入阶级社会以来,无论统治者如何标榜自己代表“多数人”的意愿,然而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政治文明的内在本质,实际上是奴隶社会、封建制度中的身份隶属、血缘关系、世袭地位,以及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金钱关系,政治文明的主体只是拥有特权身份、血缘关系及占有大量财产的少数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把身份、血缘、特权、财产等关系排斥于政治参与进程之外,否定了那种崇尚强权、张扬两极分化的政治理念,以社会公正、共同富裕的鲜明价值取向,使人类政治文明的价值选择符合社会进步与时代要求。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创新性在于其独特的价值取向。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使人类政治文明的主体扩展到大多数民众,真正建立起充分体现人民群众利益的民主政治模式。尽管在社会主义政治实践中,不论前苏联、东欧各国还是中国,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上一度出现过种种偏差甚至失误,但我们不能由此否定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理念的先进性和价值取向的合理性。在政治文明的发展趋势上,社会主义以构建新的政治文明的极大创造精神,展示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远大发展前景。20世纪的发展历程表明,社会主义一直注重对新型政治文明的探索。例如,社会主义建立初期如何巩固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探索,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如何保障人民民利的探索,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探索,等等。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与其说是破除旧体制的革命,不如说是建立新体制的政治文明创新工程。

邓小平指出:“我们人民的团结,社会的安定,民主的发展,国家的统一,都要靠党的领导。”[2](P.342)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党的领导具有决定性意义。提出“三个代表”要求,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是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作为执政党,必须全面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水平。中国共产党只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能奠定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执政基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优越性。我们党通过有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参与政治的积极性、创造性,切实维护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

政治文明是在人类社会政治实践中产生和发展的。在当今世界格局中,从意识形态上说“文明”可分为两大类,即资本主义文明和社会主义文明。政治文明之所以显示出不同的属性和类型,是由于国家政治制度的不同。每一种政治文明都可能曾经从其他文明中汲取过营养,每一种政治文明也都可能包含有某些人类共同的基本价值,如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等;以及保护这些基本价值的制度,如对权力的制约机制、对权利的保障机制等;还包括政治行为的一系列运作程序和规则,如选举、决策、管理、监督的程序和规则等。任何政治文明都是个性与共性的统一。

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当今世界不同国家的社会、历史、文化传统各有特点,经济政治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各国政治制度不可能是一种模式。指出:“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性,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优势。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结合和辩证统一。”[3](P.304)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结合,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区别于以往一切政治文明的根本特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能在制度上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理念得以实现;坚持人民当家作主,体现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本质;坚持依法治国,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文明建设提供法制保障。

政党政治的出现,是近代以来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产物。当代民主政治都是政党政治,这是人类政治文明的共性。邓小平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多党派的合作,这是我国具体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所决定的,也是我国政治制度中的一个特点和优点。”[2](P.205)说:“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政治发展道路,坚持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我们要发展的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决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3](P.304)我国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符合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规律,集中体现了人民的意志和愿望。

实现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战略目标,要以一种创新的精神,做到政治民主化、公开化与清廉化。在这方面需要做的工作很多,例如使政治日益为人民群众所享有和运用,通过各种途径方法参与对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事务的管理;不断完善我国的各项民主制度和运行机制,实现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增强政治生活的清晰度和透明度,使广大人民群众能够更好地参政议政;建立、健全政治权力的制约、监督机制,遏制和消除一切腐败现象,实现政治权力主体清正廉洁;提高公众对社会政治体系的支持,增强全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一个国家民主制度是否健全完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体公民的主观条件。民主政治建设,需要依靠全民族的政治素质。从历史与现状看,中国公民普遍缺乏适应现代化民主趋势的主体意识,缺乏人格意识中的自主能力。如果说民主是一种政治制度的特征,那么民主意识则是社会成员内在的精神品质。只有两者契合一致、协调发展,才能产生真正的民主社会机制,民主的发展才能获得深层的民众支持。我们要充分发挥舆论宣传教育作用,使全社会具有良好的政治舆论氛围,使民众具有良好的政治心理和民主意识。

总之,我们必须在创新中求发展,通过切实有效的政治文明建设,逐步走出一条既符合我国国情,又符合人类政治文明走向的社会主义政治发展之路。这就必须坚持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在保证物质文明建设中心位置的同时建设高度的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实现这一总目标,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培育“四有”公民,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实现社会全面进步。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3卷)[Z].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邓小平文选(第3卷)[Z].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政治社会论文篇4

1.理论上看,社会管理是政府行政的重要职能之一,但随着“国家—社会”二元结构的形成,社会将拥有许多自我管理的职能。这种自我管理体现在社会通过国家的社会对自身事务进行有序化管理,并根据社会成员的价值得失对其自身的行为结果负责,这就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自治”。根据不同的划分标准,社会自治的类型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如我们日常说到的村民自治、社区居民自治、社会中介与福利组织、国有企业的自主经营、大量民营私营企业的兴起等。但本文所指涉的“社会自治”不单单是部分社会成员在某一领域或某一方面内的自我管理,而是指整个社会的自治状态,它所表现出的是社会公众或全员运用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等理性化手段自觉、自主地参与到社会公共事务的运作和管理中来,为实现共同的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而进行的效能化治理状态。实际上,这种全员化的社会自治作为一种理想愿景,是公共行政发展到最高级阶段的必然体现。而最终如何走向社会自治需要的是国家作为推动公共行政执行的载体,为满足公共价值的实现所产生的一个自然演进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国家要最大化的发挥其社会。从公共行政学的视角来看,最终走向社会自治其主要的表现是:由于社会属性的存在,国家对其内生的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的主体地位将最终被广义的社会所取代,而且传统意义上的以国家为载体的公共行政形式将没有存在的意义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所描绘的共产主义社会自治的美好未来。这样,对社会自治能力的培育将是行政改革工作的一项重要且基础的工作,也是以国家为载体的公共行政为实现全员化的社会自治状态所必需的手段之一。如果,我国选择以“小政府,大社会”为行政治理范式,但“大社会”却没有或缺乏自治、自理的能力素养,“小政府”的管理模式就无法有效施行。社会一方面是作为国家存在的基础,但同时它也是公众生活得以继续的基础。但由于国家形态的变化与社会的持续化发展,势必会形成政府积极行政与社会寻求自治的二元化格局。

2.在公共行政价值的体系框架内,社会与公众的利益实现的程度越高,那么社会走向自治的能力与需求也就越强,也就是说,公共行政价值主体(社会)的利益及需求拥有越高的被满足程度,就表示着公共行政价值客体(国家)面向公众所提供的服务程度越高,那么,在国家与社会二者共生的相互关系中,国家存在的必要性相对地也就越微弱。这一问题表现在“小政府,大社会”的行政理念中来看,就是伴随着社会公众自主性空间在对公共事务的执掌方面的日趋扩大,公共行政运行的实际空间则日渐缩57小的一种变化模式。而从实现社会自治这一公共行政的价值趋向来分析,社会自治化程度越高则政府规模缩小的趋势越明显。这是因为,在能够完全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及自我引导的充分化社会自治的行为领域中,政府的实践与行为空间就会逐渐缩减,并最终退出这些领域。反过来分析,当政府自动放弃政府与社会关系中某一领域的行为权力时,也就意味着社会获得了这一领域内的行为自主性,那么政府能力也会变小,同时社会也会变大,并使社会自治的充分实现具有了可能性。从公共行政实践的现实关系来看,社会自治的雏形即是非政府公共组织(NGO)的兴起与发展。其根源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世界许多国家内部所面临的财政危机、信任危机和管理危机等,人们普遍不满于政府工作的低效率和“全能式”运作,而产生的要求政府进行全新层面上的行政改革的浪潮,即“公共管理社会化,或称为公共管理市场化。”

3.从世界范围来看,非政府组织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其大量的出现和广范围的兴起在很大的程度上分摊着过去只属于政府或公共行政领域的工作内容。而且,公共管理社会化也在一定层面上反映着当代政府对自身职能进行不断调整以顺应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这一必然趋势。由此,各国政府其统治职能的日渐衰弱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因而对社会自治的呼声亦越来越高。但是,政府的行政习惯还不能完全适应非政府组织对公共事务的普遍参与,这是受一定历史根源与意识形态影响的结果。因此,公共行政价值实现的路径选择上,对于社会自治的价值趋向与发展要求来看,首先是要明确培育社会自治能力是形成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的关键所在,在此基础上确定国家与社会二元化存在的可能性,形成国家与社会二分又统一的和谐状态;其次是对社会舆论的确立,因为在一个充分自治的社会当中,会伴随着社会公众对文化的共享状态,这也是社会力量体现的重要方式之一。

二、结语

因此,全员化社会自治的充分实现,将是普遍实现公共行政价值以发展完美公共生活的必然趋向。综上,正义的价值观无疑是今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其他各个领域里的改革与发展的主旋律,也是社会主义正义制度的实践模式之灵魂所在。公共行政价值实现政治性与社会性的融合,以合乎正义的行为方式催生出全员化的社会自治模式是在中国实现公共行政价值终极目标的合理性选择。

政治社会论文篇5

关于“文明”的概念,西方大多数进步思想家和学者是从“进步的文化”这个意义上来理解和使用的。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民族学家摩尔根认为“文明”是特指与蒙昧社会和野蛮相区别的历史阶段,是反映历史(文化)进步的状态。

马克思主义认为,文明是一个社会历史范畴。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指出:“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方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6页。)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明确指出:“文明时代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由分工而产生的个人之间的交换,以及把这两个过程结合起来的商品生产,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完全改变了先前的整个社会。”(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70页。)显然,政治文明是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伴随着人类历史(文化)的进步,国家的产生和民族的形成而产生的,是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政治文明作为一个社会历史范畴,是与社会公共权力相关联的社会政治关系和政治权利、政治制度和体制、政治文化和理念、政治运行规则和政治行为互相作用、互相依存、互相影响、彼此沟通和协调发展的统一体;是政治实践的科学总结和政治智慧的运用艺术,是人们改造世界所获得政治成果和政治发展和进步状态的总和,是人类解放的实现程度的体现。由于各国的社会、经济、政治、历史、文化传统各有特色且发展水平不同,所以政治文明不可能是一种模式,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是多元的、丰富多彩的和不断演进的。

事实上,人类开始他们的政治生活以来,就不断探求政治生活的奥秘及其本质,思索人类和政治共同体的关系,设计符合人类本性的政治生活模式、追求和谐、美好的政治生活。政治文明是人类政治实践活动的经验总结,人类政治生活的发展是与人类政治文明的进步联系在一起的。人类越发展,社会越发展,政治文明发展的程度就越高。人类政治生活质量的提高和改善,是在人类政治文明不断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实现的。

政治文明是社会进步生生不息的过程,它依据一定的条件而产生,又依据一定的条件而发生改变,旧的文明衰落了,新的文明又产生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人类社会前进的根本动力,也是政治文明发展水平的决定性因素,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政治文明的发展程度,由此推动政治文明由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的不断发展,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任何政治文明都不是抽象的,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产物。人类政治文明形态是一个由低级向高级的演化过程。不同的社会形态产生了不同的政治文明,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政治文明经历了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穿越了悠久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古代文明,经由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文明,进入当代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政治文明是社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由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的不断发展的过程,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一个社会历史范畴,是现代政治文明发展的高级形态。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对人类一切政治文明成果的批判继承,是现代政治文明发展的先进形态。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现代政治文明发展的先进形态,具有极为丰富的内涵。

第一,高度民主的政治制度和体制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核心。从政治文明的国家制度形态看,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否定了剥削阶级对被剥削阶级的政治统治关系,使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上升到了统治阶级的地位,使人类政治文明的制度形态实现了历史性的飞跃,推进到了更高层次。政治制度是政治生活有序运作的构架机制,体现为各种政治要素的内容及政治力量之间的关系和活动方式及其原则的法定性、制度性规定。高度民主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核心,社会主义国家和政治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来组织和活动。人民通过选举自己的代表,组成代表机关来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力。这是“新的真正民主的国家政权”,(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35页。)“使全体居民群众真正平等地、真正普遍地参与一切国家事务”。(注:《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4页。)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民主,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者所共同享受的民主,是历史上最广泛的民主。因此,对绝大多数人实行民主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最本质的特征。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实质是高度民主。

同志指出: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性,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优势。党的有效领导保证了人民民主的正确方向和有效性;人民民主体现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社会本质;依法治国是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不断完善以人民代表大会为主体的民主政体,保障人民群众的自由、人权和民利的根本手段。这三者有机结合和辩证统一,构成了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的基本结构框架,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核心与本质。政治体制是政治制度外在表现和组织形式、运作方式的具体化。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制度形态具体体现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一国两制”等。高度民主的政治制度和有效运行的政治体制体现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核心与本质。

第二,绝大多数人享有政治权利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本质内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不仅需要从国家形态加以分析,还应从公民形态来进行考察;这是因为人类的存在,一是作为个人的人存在,二是作为社会共同体的类的存在。人类政治生活可以分为国家形态和公民形态两个层面。从公民形态看,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否定了政治生活中少数人垄断和享有政治权利,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使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社会成员真正享有政治权利,实现了广大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理想。政治权利意味着社会成员政治自由,表明的是公民作为政治价值的主体,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使人类政治文明的主体性扩展到了大多数社会成员,依法治国并充分保障人民的权利与基本自由的实现。

最广大人民享有的政治权利作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本质内容,体现着社会主义政治生活的基本准则,以及人们从事政治活动和承担政治义务的范围、内容和方式。政治生活以人的全面发展与个性的完善为最终目标。人类社会政治权利是随着社会经济、利益关系和政治权力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社会成员享有自由权、平等权和民,直接参加各个企业事业单位的民主管理和基层社会生活的群众自治,来参与分配利益的权利和决定资源增益的权利,可以通过政治生活实现自己的利益要求。社会成员在政治生活中,通过选举权来选择公共权力行使者;通过代议制等形式来行使制宪权、修宪权和普通法律创制权;通过被选举权、任命等形式行使担任国家公职的权利,使公民在政治生活中不限于对公共事务的决定,还直接参与国家权力的运用和对公共事务的处理,以及获得政治生活信息的权利等等。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不仅确认最广大人民的政治主体地位,而且以健全的政治运行机制确保人民群众的政治权利以及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实现,保障人权的充分实现。日益完善的政治利益的表达机制、政治信息的传递机制、政治决策的参与机制、政治权利的实现与保护机制、政治利益整合机制等,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表现形态。

人类政治权利的不断拓展和丰富的过程,是政治文明内容不断拓展从而政治文明程度不断提高的过程。从早期人们参加议事等简单权利,扩展到今天以公共事务决定权、担任国家公职权、对政治权力的监督制约权为核心内容的社会主义政治权利体系。在社会主义社会,政治权利的发展不仅体现在量上的增加,而且体现在功能上的深化,使社会成员对政治生活参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这一变化,反映了社会成员在政治中的自主程度的提高。政治权利作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本质内容将越来越丰富,实效性也越来越提高。

第三,先进的政治文化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底蕴。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不仅需要从国家制度形态和公民权利的法律形态来考察,而且不需用从文化价值形态加以透视和考察,这是因为任何政治体制和法律制度都是与文化价值不可分割的。研究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视野需要超越制度和法律范畴的局限,向其背后更深的文化价值层次拓展。从政治文明的文化价值形态看,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否定了那种崇尚强权、表现剥削、张扬两极分化的政治理念,主张社会公正、社会平等、社会共同富裕的价值倾向,使人类政治文明的价值选择,趋向了表现社会进步和时代要求的道路。先进的政治文化集一切优秀历史文化之大成,是时代精神的升华,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晶,反映了人类政治生活方式演进的趋势。先进的政治文化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底蕴。

政治文化是“政治体系的心理方面”或“主观心理因素的聚合”,“它包括一国居民中当时所盛行的态度、信仰、价值观和技能”,(注:[美]加而里埃尔-A·阿尔蒙德、小C·鲍威尔著:《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5页。)如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民族的政治心理、人民的基本价值观等。政治文化是政治体系中的主观领域,它规范政治制度,支配着人们的政治行为,是内化了政治行为规范,是一种无形的政治力量。政治文化包括认识性成份、政治情感性成份、政治价值性成份和政治理想性成份,由它们聚成一个整体,构成政治文明的底蕴。政治文化,又表现为显性的思想形态,即政治哲学与政治思想,是一个长期发展的产物,反映了政治思维传统的继承性。其中的优秀成果成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思想资源。从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到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从的《新民主主义论》《论人民民主》到邓小平的《邓小平文选》的《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理论成果和精髓。

政治文化体现的政治文明的基本理念是特定的政治、社会、历史、文化的产物,不同民族在不同时期都会分别形成各自独特的政治理念。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历史时期,先进文化具有不同的内容、要求和任务。在当代中国,先进的政治文化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它以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为指导,渊于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又植根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它反映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的基本特征,是凝聚和激发人们的精神力量。

先进的政治文化作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内在统一,蕴含着与之相适应的政治理想、信念、价值观和现代观念。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基本理念是: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坚持民主集中制;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主张社会公正、共同富裕;以人民为本位,保障最广大人民的政治权利的实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培育“四有公民”,实现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统一;坚持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提倡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相适应的开拓、创新、变革、竞争、正义、和谐、效益等现代观念;在国际社会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全球化进程中主张共赢共存,推进人类政治生活朝着和平与发展轨道前进;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地实现人权;推动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最终实现国家的消亡和人类的彻底解放等。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文化作为政治文明的底蕴、灵魂和精神内核,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重要构成,也是我国社会政治深层次现代化走向的根基。

第四,和谐的政治生态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持续发展的基础。政治生活作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必然与社会的经济、文化、科技等交织在一起,互相渗透,互相作用,并且同政治生活之外的系统进行着物质的、信息的、能量的交换,政治生活与其环境达到动态的平衡。和谐的政治生态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持续发展的基础。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是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政治关系的调整,来达到政治与其环境的互相作用中的动态平衡,从而使社会主义生活充满生机和活力。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体现了人——社会——自然的协调发展。和谐的政治生态意味着政治过程不再局限于政治系统内部,而是朝着把社会、自然乃至宇宙吸纳于其广阔视域的现代政治发展。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宣言》指出:“为了这一代和将来世世代代,保护和改善人类环境已经成为人类一个紧迫的目标,这个目标将同争取和平和全世界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这两个既定的基本目标共同和协调地实现。”(注:转引自龚建华:《论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与概念》,《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1996年第3期。)随着信息化、市场化和全球化的发展,我国政治体系在运作过程及其公共政策的制定中,要考虑到社会、经济、文化、军事乃至自然环境等诸多外在因素的影响,注重全球化进程中本国政治与世界的生态关系,而且还需要关注政治与科学技术的关系,建立一套处理公共事务的规则和程序。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体现了以生态化的观念,自觉地站在人——社会——自然的协调发展的高度,来审视和处理政治与社会、自然的相互关系,把政治——社会——自然看作紧密联系的系统,把政治放到一个包括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在内的广阔的大背景中,对其进行多重的、宏观的考察,寻求三者之间交互作用的规律及其最佳效果,从而使社会主义政治日趋规则化、信息化、技术化和科学化。

和谐的政治生态作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的基础,是向着协调人与社会、自然关系的方向发展,向着与经济、文化发展相协调的社会全面发展的方向发展,向着人的全面发展的方向深化。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进步和发展,是以有利于社会的综合发展为准则,注重对社会政治生态的维护,从而使社会政治发展所需的内在资源不被破坏,使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获得不断发展的持久动力。

第五,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的主导力量和根本保证。政党是现代政治生活的核心力量。体现时代进步的政治的领导,是政治文明发展的主导力量,也是政治文明顺利发展的根本保证。因为,先进的、强大的政党能够以其有效的执政,推进社会经济、文化的繁荣和政治文明的发展,并提供和创造政治文明的发展所需要的安定的政治局面和良好的社会环境。

在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政党处于执政地位。体现时代先进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的主导力量;代表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和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先进性与执政有效性的有机统一,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的必然要求。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根本目的,就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类的最终解放,而马克思主义政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其宗旨和承担的历史使命体现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根本目标,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朝着人类前进方向发展的根本保证。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的物质基础,体现时代先进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代表了社会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在社会主义国家,党通过其强有力的领导及其有效的执政,努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先进生产力提供发展动力,从而从根本上推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发展。

在社会主义社会,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的执政党,承担着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历史使命,其本质就是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先进的政治文化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底蕴和精神内核。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文明的积累和发展的结晶,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地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的一切有价值的东西。指出:“一百多年来,没有哪一种理论、学说能像马克思主义那样保持勃勃生机,对推动社会进步起那样巨大的作用。”(注::《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43页。)马克思主义政党是用科学世界观武装起来的党,代表了先进意识形态和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党的领导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提供了思想指导和主导性动力,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朝着人类社会前进方向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高度的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核心。马克思主义政党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本质特征和宗旨所决定的,它没有自身的特殊利益,一切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指出:“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掌握管理国家的权力”。(注::《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9页。)坚持党的领导,就是为了要保证广大人民当家作主,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人民的整体利益和意志需要其先锋队进行概括和表达,党的执政地位和领导核心作用,能够有效地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从而保证了人民民主实践的正确方向和有效性。党的领导是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资源,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保障。

忠实实践“三个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体现了进代的先进性,坚持和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内在主导性力量和根本保证。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实现了人类政治文明演进中的革命性变革,在我国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现代政治文明的先进形态具有如下基本特征:

第一,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人类政治文明的高级形态。与人类社会从低级向高级依次更迭相适应,政治文明也是一个由低级形态向高给形态不断发展的过程。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实现了政治文明演进中具有深远意义的历史性的质的飞跃,进入了现代政治文明的高级形态。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与以往剥削阶级社会的政治文明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它以新型民主为核心,第一次否定了剥削阶级对剥削阶级的政治统治关系,否定了少数社会成员对于多数社会成员的权力控制形式,把人民当作历史和社会的主体,保障了占人口绝大多数人的政治文明的主体地位及其政治权利,实现了社会公正、社会平等、社会共同富裕的价值主导格局,具有社会主义质的规定性。然而,政治文明作为人类政治文明的高级形态,从自身发展程度来看,仍有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通过政治体制来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将随着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

第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具有现代文明的属性。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在吸收和继承人类一切文明的优秀成果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代表科学精神、时代精髓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人类政治文明的结晶,体现了人类在现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信息和互联网迅猛发展的社会,力图改善政治生活并通过良好的政治造福于人类社会的政治进步和发展的成果。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张扬人民民主、以民为本、法治、平等、自由、正义的价值观念,意味着政治理性的进步,政治参与的扩大,政治民主化程度的提高,政治权利的拓展,政治资源的分配趋于平等和公正。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追求人——社会——自然的和谐发展,持续发展和全面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随着政治现代化的发展而不为发展。

第三,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具有开放性。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发展,必须借鉴和吸收一切政治文明的精萃,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各国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注::《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汇报》2001年7月2日。)无论是体现我们民族政治智慧、民族瑰宝的中华政治文明,还是西方异质文化的外来政治文明,都包着许多真知灼见,凝结着人类的政治智慧,不同政治文明之间的相互借鉴与渗透,构成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的重要资源。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人类社会文明发展史上的先进的文明形态,作为处于现时代世界大文明环境中正在发展着的一种文明形态,既立足于本国国情,对本民族优秀的传统文明进行传承和创新,又要学习和吸收世界各国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和最新现代因素。社会主义政治文明随着当今世界全球化的发展而更具开放性。

政治社会论文篇6

关键词:政治文明/民主政治/法制/建设

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提出了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邓小平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68页。)最近,江泽民又特别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 政治文明 ,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必须适应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要求,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巩固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注:江泽民:《执政党必须高度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的讲话,2002年5月31日。)这些论述,明确提出了小康社会民主政治发展目标,强调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性。

一、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基本内涵

1844年11月,马克思在《关于现代国家的著作的计划草稿》中就提出了“政治文明”概念。马克思强调要用“政治文明”作为废除集权制的主要手段,并对政治文明的内涵作了界定:“人权的宣布和国家的宪法”的颁发与实施,“权力的分开”(立法权力和执行权力分开),破除集权制和建设“ 政治文明 ”。(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第238页。)马克思所讲的政治文明,是针对专制、集权制提出来的,强调人民主权,依法治国,实行民主,相互监督,它包含了现代化国家的主要内容,是一种现代化政治社会形态,是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进步状态和发展程度的标志。政治文明既包括政治思想、法治思想、民主思想,也包括在这些思想指导下的政治活动,其中,民主、法治是政治文明的核心。

人类社会文明,即社会的进步状态,是一个多层次、有机联系的整体。马克思对社会文明的整体结构与协调发展,曾进行过精辟的论述,马克思说:“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页。)恩格斯也指出:“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2页。)。显然,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经济基础或经济结构,指的是物质文明,政治上层建筑及政治、法律的意识形式,则是 政治文明 ,而其他意识形式则是精神文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与精神文明,在一定社会条件下,总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互动共进,推进社会发展。从总体上看,物质文明起着基础的、决定的作用,但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并不是物质文明的消极派生物,它们不仅对物质文明有巨大的能动作用,而且在一定情况下,具有决定作用。“诚然,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主义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下,有转过来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当作政治文化等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的发展的时候,对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25、326页。)

对社会文明的整体分析和研究,国外许多学者也有诸多论述,美国学者威尔•杜兰把社会文明进行了要素分析,认为:“文明是增进文化创造的社会秩序。它包括四大因素:经济的发展,政治的组织,伦理的传统,以及知识与艺术的追求。”(注:[美]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第一卷,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英国学者汤因比,不仅将社会文明明确划分为经济、政治、文化三个部分,而且详细论述了三方面文明的关联性与整体性,他指出:“文明乃整体,它们的局部相依为命,而且都发生牵制作用。在这个整体里,经济的、政治的、文明的因素都保持着一种美好的平衡关系。”(注:[美]汤因比:《历史研究》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63页。)

江泽民同志关于 政治文明 的概念,是根据社会结构和社会整体文明内容提出来的,是对我国社会文明建设的补充与发展。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提出了进行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方针,并确立了建设的目标、任务与政策,有力地推进了社会的发展。政治文明建设虽然包括在精神文明建设之中,但由于没有作为一项建设的战略举措提出,致使政治文明建设相对滞后,并成为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的制约因素。为此,江泽民同志提出政治文明建设要求,也是从我国社会现实情况出发的。

政治文明建设具有丰富的内涵。首先,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包括社会主义政治思想文明。政治思想包括政治理论、法治观念、政治理想、政治道德、政治态度、政治情感等,其中政治理论、政治观点、政治理想在政治意识和政治活动中起主导的、支配的作用,它是意识形态的中心内容。能不能坚持先进的社会主义政治理论、观点、理想,并不断提高政党、团体和公民政治活动的文明程度,将一直是小康社会 政治文明 建设的艰巨任务。这是因为,社会主义的理想与目标的确立,政治思想的形成和政治行为的规范,不可能自发实现,只能依靠有组织、有目的的政治文明建设来完成。而且,我国的政治文明建设,既面临着资本主义政治的强大冲击,又面临我国传统落后政治的干扰。资本主义的“民主”思潮、“自由”观念、“人权”思想,封建社会的等级特权、官贵民轻、人际依附意识、法制观念淡薄等遗传,对我国政治生活有着明显的消极作用,过去、现在乃至将来都成为我国向民主化、现代化方向发展的严重阻抗。因此,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统一政治思想,对我国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作用重大而又艰巨。

政治社会论文篇7

“文化大革命”时期,以政治权力对社会的全方位控制为前提,****政治

体制、大众传媒与社会舆论、特定的政治符号、学校教育、家庭等政治社会化

途径充当了放大上层政治文化、扭曲大众政治文化的作用。

关键词:文化大革命 政治社会化 政治文化

既定的政治文化(注1)是“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发生并

持续十年之久的重要原因之一,它为“文革”提供了相应的政治主体、社会政

治氛围等等一系列必要条件。既定政治文化的形成及其对“文革”的支持与推

动作用是以政治社会化为前提的。“文革”前的消极政治文化借助于政治实

践、大众传媒、政治符号、学校等教育机构、家庭等政治社会化(注2)[1]

途径,以空前的广度和深度迅速地强化、固置于人们的内心和政治意识结构之

中,塑造出了“文化革命”期间的畸形政治文化。

一、****政治体制及其运行

“文革”把此前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之弊端发展到极至,形成了****政治

体制。这种体制下的政治实践通过其政治社会化功能,对大众政治文化的畸变

起了明显的作用。

第一,政治主体(注3)[2]素质下降,政治社会化功能偏失。

首先,“文革”时期,作为政治主体的人(决策者和执行者)的政治素质

整体下降。毛泽东在政治思想、政治思维上的失误乃至错误足以表明,相对于

建设社会主义的客观要求来说,他的政治价值指向已经发生严重偏转──尽管

他发动“文革”的某些主观政治意图可能是正确的,甚至是纯洁而美好的。由

于他居于整个金字塔式****政治体制的顶端,所以,他的政治价值取向的偏转

给政治文化的畸形化带来全局性影响。同时,林彪、江青集团等极左分子窃取

了大部分中央与地方领导权,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代革命家的权力

被极度削弱。在当时全能****政治体制下,政治权力特别是中央政治权力分配

结构对政治社会化的整个过程的方方面面都有决定性的影响。处于一人之下万

人之上的林彪、江青等人运用所掌握的极大政治权力,控制了学校教育、大众

传媒乃至整个政治体制等政治社会化中介,把他们错误的政治言论、政治意识

等政治文化与毛泽东错误的政治思想强制性地向整个社会传播,从而控制了政

治社会化的发展方向、功能、结果等等各个方面。作为“文革”这场社会政治

运动的“被动性主体”,大众为当时负向运行的政治社会体制严格控制,其文

化、政治能力等方面的素质急剧下降。这导致他们在一定时期内极易接受政治

社会化过程中所传播的政治文化,为其同化控制,而不可能对其正确性提出质

疑和非议。

其次,作为政治主体的各类政治组织功能缺失。政治组织是政治体制运行

中的重要政治主体,在政治社会化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为政治人的政治活

动提供群体性组织场所,使之在参与组织性的政治活动中接受、发出政治文化

信息,形成特定的亚政治文化。同时,各政治组织间也相互影响,使不同的政

治亚文化发生碰撞、交流、融合,从而赋于整个政治文化以生命力。“文革”

时期,包括中共各级党委、人大、政协等在内的各种原来常设政治组织或残缺

或虚置,其正常的政治社会化功能也随之缺失。同时,一些松散的完全听命于

林彪、江青等的极“左”政治组织如革命委员会等不断出现,它们传播着错误

的政治文化信息,使政治文化特别是大众政治文化负向发展,而不受任何限

制。这两方面都为****的个人或少数人任意传输其错误政治意志提供了条件。

从政治文化上下交流与互动过程来看,“文革”中的政治组织只为上层精英政

治文化(主要是毛泽东错误的政治思想与林彪江青集团的政治文化)向下层大

众政治文化的强制性传输提供了有力的组织条件,而下层大众政治文化向上层

精英政治文化的传输与反馈则失去了组织程序性渠道。所以政治文化传输和流

动过程中的反馈渠道被斩断,政治文化呈现明显的单向流动。同时政治组织结

构的单一性也使得政治文化信息流通渠道阻塞。

再次,作为政治主体的国家政权与公共机关职能变形。公检法、军队、监

狱等是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政治活动与实践也具有政治社会化意义。

“文革”时期先是公检法合署办公,到1969年取消人民检察院系统;1975年宪

法规定“检察机关的职权由各级公安机关行使”,使侦查权和起诉权合二为

一,实际上取消了对侦查权和审判权的检察监督。“群众专政、群众立案、办

案和群众审判”,即“甩开公、检、法,走群众专政的道路”,于是一些地方

私设公堂,私立监狱,出现了“贫下中农高等法院”之类的组织。[3]在法

制残缺又没有监督的情况下,公检法系统的执法行为相当混乱,直接制造了大

批冤假错案,给人们的政治心理与感情造成了巨大的伤害,更不可能培养人们

的法制意识。在“文革”后期,军队“三支两军”,对遏制社会政治的混乱局

面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军队在如此程度上参与政治运行本身就是一种非常行

为,而它又是以“左”的政治路线为指导执行其政治职能的。所以,它在政治

社会化中也起到了传播错误政治文化的作用。“文革”中,监狱则成为关押政

治文化异端的“中国巴士底狱”。

第二,政治运行制度规则极度失范,政治文化日趋非法理化。

政治运行规则在政治实践与政治文化之间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从政治实

践塑造政治文化的角度来说,政治制度把政治人、政治组织的政治行为规范约

束在法定的范围之内,以维持政治系统正常运行,这些合法的政治实践见之于

政治文化则是法理型政治文化。“文革”期间,各项政治制度与规则或残缺虚

置或极度变形,整个政治系统的政治实践处于随意化、无规范化的状态。作为

我国基本政治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遭到严重破坏,1975年召开的全国四届人

大实际上也失去了人大的根本性质,因为它的代表根本不是普选产生的,而是

通过革命委员会协商指派的,这次大会丝毫不意味着人大制度有任何的恢复。

政治协商与多党合作制度也被践踏、取消。各项原有法律被废弃不用,代之以

体现极少数人政治意志的“暂行条例”(如《公安六条》等)。正常政治法律

制度的缺失本身就使人们感觉不到法制的概念,特别是自己的合法权利应受到

法制的保护,也就不可能培养起什么民主法制意识。同时,《公安六条》之类

简陋而扭曲的规定则强化了人们政治文化传统意识中对法律(主要是刑法)的

敬畏恐惧感。

第三,政治实践紊乱无序,加速了政治文化的畸变进程。

首先,政治参与采取“大民主”的形式。“文革”期间的“大民主”不是

一种政治民主制度,而是轰轰烈的群众运动,其主要方式是“大字报”、“大

鸣”、“大放”、“大辩论”、“大串连”。它借助个人崇拜发动,违背了民

主的本义与民主的程序性,歪曲了民主与法制的关系,只要民主不要法制,民

主也不可能实现。无法律政治制度制约的群众运动看似人人都参与了政治生

活,充分行使了政治权利,其实这只能是极浅层次的政治参与,根本不能体现

宪法规定人民拥有一切国家权力的原则。因为人民拥有权力的“必要条件是人

民阻止任何无限的权力”……“否则它只会把得到的绝对权力带进生活中。它

的实际效果同所希望的效果正好相反”。[4](p80)在“大民主”的情况

下,人民的利益要求根本进入不了政治决策过程,民众政治参与的基本功能

──表达民意、制约政治权力、调节政治系统运行——已完全丧失。这种“民

主”的实践后果只能是无法无天的无政府主义,是对民主法制、人民的政治权

利及其它权利的空前践踏。这种政治实践形式,使人们长期压抑的政治热情以

狂热的异化方式暴发出来,本来就极其淡溥的民主法制意识荡然无存。其次,

在政治运行中,政治录用成为制造和强化个人崇拜等政治文化内容的操作性手

段。当时,以“高举不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作为识别、选拔和使用干部

的标准”,“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罢官”。[5]这种政治录用标准不但具有

模糊性,而且是以毛泽东错误政治思想和扭曲其正确政治思想理论为前提的。

所以,它只能起到强化人们的政治依附、个人崇拜意识,把上层主导政治文化

绝对化的消极作用。

再次,在“文革”时期,政治领袖的公开的政治活动对大众政治文化具有

明显的示范与引导作用。例如,毛泽东先后八次接见红卫兵以表示对他们的支

持,煽动了他们狂热的政治感情;林彪、江青、周恩来等在公开场合高呼“毛

主席的路线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毛主席万岁!万

岁!万万岁!”,尽管这些同样的政治行为所包含的意图可能不同,但对处于

政治运行最外层的大众来说,相同的政治行为所传递的政治文化信息却是相同

的,都强化了大众已有的个人崇拜意识及对“文革”的认同与盲从。因为,政

治领袖的特殊贡献、人格魅力或政治权力地位和大众低下的政治认知水平、依

附性较强的政治文化传统都使得普通大众容易认同和模仿政治领袖的行为及其

包含的政治文化。

二、大众传媒与社会舆论

大众传媒几乎完全被毛泽东与林彪、江青集团等左倾政治文化主体所掌

握、利用,成为发动”文革“、为“文革”制造舆论、宣传错误政治理论、传

播错误政治文化信息的工具。同时,大众传媒自身在“文革”中也受到一些冲

击。我们先来看看报刊。所有晚报全部停刊,正常出版的只有中央、省级和一

些地区级的党委机关报,各种小报满天飞。作为重要的传播媒介,报纸处于

“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的非正常状态。结构单一、内容单调的报刊以文

字为主兼有图象类的政治符号,持续地传播着错误的政治文化信息,严重地扭

曲着大众政治文化。再看看广播电视传媒。十年间,广播电台增长了12座,发

射总功率也增加了95%。县(市)级有线广播站增加了322个,广播喇叭增加

了10倍,全国97%的人民公社,93%的生产大队,86%的生产队通了有线广

播,60%的农户安装了广播喇叭。[6]电视业经过1967年的短暂破坏后,此

后也有较大发展。但这些发展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起了极大的消极作用。因

为,大众传媒的政治社会化作用是由其传播的政治思想与言论等政治文化信息

的内容与性质决定的。在传播媒介为一部分左倾政治文化主体控制的情况下,

广播电视业的发展非但没有成为表达人民政治愿望、要求和进行正常社会政治

控制与管理的渠道,反而成为扭曲毛泽东正确政治思想,宣传“无产阶级专政

下继续革命”错误政治思想、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及其它种种政治言论,压制

人民言论自由,控制社会舆论,禁锢人们政治思维,维护“文革”政治实践的

有力工具。例如,“四人帮”长期控制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的大

权,竭力宣扬极左思潮,使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极度猖獗。许多优秀节目被取

消,地方台的自办节目一度取消,只能转播中央电台的节目。电视节目单调、

枯燥,假大空的画面充斥荧屏。特别是农村中广播喇叭普及率较高,它传播的

错误的政治言论与政治文化信息极大地毒害了原本政治认知能力很低、承载着

较多消极政治文化传统的农民。

在大众传媒所传播的政治信息的强制性控制与引导下,社会舆论完全政治

化,并呈现出极不正常的舆论高度一致。“只有一种声音,只有一家之言,它

不受干扰地向下流,从不中断,因为这时的水潭是由哑然无声的回音板制造,

所以不过是些共振箱而已”。[7](p112)舆论高度一律主要表现为:毛泽

东、林彪、江青集团等少数人的思想意志通过大众传媒的传播,放大为群众言

论的主题;社会舆论的自主性为政治上层权力控制,其认知、价值评价倾向几

乎与大众传媒所传播的政治文化指向毫无二致;舆论的权威性表现为上层政治

掌权者的权威,其独立性完全丧失,根本起不到监督政治运行的作用。一言蔽

之,“文革”时的大众传媒与社会舆论在塑造畸形政治文化的政治社会化过程

中导致了“谎言重复一千次就会变成真理”、“假作真时真亦假”的恶劣后

果。

三、特定的政治符号

“文革”时期,政治符号泛滥成灾,其种类和数量迅速增加,政治社会化

功能变得极为扭曲,并得到强化。大体可分为以下几类:

(1)政治口号。最典型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有简短的“打

倒某某”、“油炸某某”、“万岁、万岁、万万岁”、“反击”、“某某反动

堡垒”等等。这些政治符号把它携带的具有浓厚个人崇拜色彩和战争鼓动性的

政治信息快捷地通过直接刺激人们的听觉、视觉传递给接受者的大脑,形成特

定政治心理与政治意识等。

(2)文字类政治符号。这类政治符号主要指“大、小字报”、“红宝

书”(《毛主席语录》)、“红卫兵小报”等。“文革”中大、小字报满天

飞,绝大多数是用“把文字当手榴弹迫击炮使用的表达方式”[8]

(p6、14)来传播各种错误的政治言论。有的政治口号被“刷,刷,刷!刷满

大街刷上瓦”[9],成为造成强烈而混乱的社会政治氛围的重要原因之一。

“红宝书”则几乎是人手一册,是制造对毛泽东个人崇拜、肢解、歪曲毛泽东

思想、传播毛泽东错误的政治思想、塑造畸形大众政治文化的重要手段。

(3)带有特殊政治涵义的政治图像。在“文革”时期这种政治符号的典

型代表是毛泽东的塑像、画像、头像像章及报纸、电视上的毛泽东、林彪等人

的照片、图象,还有批斗大会的现场照片等。当时,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工

厂、学校以及各种公共场所到处都有毛泽东的塑像、画像。人人争戴毛泽东像

章达到空前狂热程度。在携带与传递政治信息、塑造政治文化特别是政治心理

方面,这类政治符号比口号型文字型政治符号,更具形象性、直接性、持续性

和诱导性。它更强调感性认知过程,更紧密地与人们的情感相联系。它不需要

细致、精深的逻辑理解能力,只需直观的体认,就可以将其中蕴含的政治文化

内化于心,所以,图像型的政治符号对当时广大文化层次较低的接受者具有强

大的同化作用。

(4)体态型政治符号。这主要是指“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

每天三鞠躬等。其政治社会化作用主要在于强化民众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消

蚀他们的政治自我意识与独立政治人格。

(5)“革命样板戏”。它集语言、文字、体态、图象符号于一体,是

“文革”期间政治社会化的特有形式。它极片面地突出革命时代的家庭政治

化、为服务于特定阶级斗争和政治目的的集体主义等政治文化,“依靠自己的

宣传职能去推行一种严格的行为法则,在建立社会政治的法典,在构筑完整的

社会政治理论秩序”[10]。作为一种观赏性的文艺形式,“样板戏”建立社

会政治法典、构筑社会政治理论秩序的过程,只有通过人们观看它,形成“样

板”政治文化后才能完成,所建立的社会政治法典与秩序才能得到认同。

此外,许多原本不具有政治意义的符号如地名、机关、街道名、人名乃至

服饰、生产机具也被人为地革命化,强加以政治涵义,成为“文革”期间特有

的政治符号。如北京东交民巷改为“反帝巷”、济南第三十三中学改成“八一

战校”、有的生产大队直接改为“造反生产大队”。[11]以立新、文革、卫

东等为名字的人难计其数;自从1966年8月18日接见红卫兵时,毛泽东破例地

穿上军装后,绿色军装成为最时髦的服饰;推土机也取名“东方红”。这些被

强行涂抹上浓重政治色彩的符号铺天盖地而来,充斥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将人

们团团包围,对人们的政治文化特别是政治心理起着强烈的塑造作用,对政治

文化伦理道德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些政治符号使人们失去了独立思考和表

达能力,乃至丧失了个性,甚至理性,最终成为“文革”政治文化的载体与玩

偶。卜大华回忆说,“政治”、“接班人”、“国家革命”、“修正主义”、

“红色江山”、“阶级斗争”、“毛主席语录”等等词汇、观念、概念、理

论,“与我们这些十七八的学生的青春期一起,融进了我们的头脑各血液,迎

着我们一张张洞开的饥渴的精神大门,走进了我们的灵魂。……当毛泽东把他

的思想化入社会的伦理,他的思想不再仅仅是某种理论,而且成了千千万万青

年做人的道德标准”。[12]当然,就“文革”时期来说,也成为中国人的道

德标准。

从政治符号的政治社会化功用来看,“文革”中的政治符号异化现象是很

明显的。具体说来,毛泽东提出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全面专

政”等一系列政治符号,总体上是为其主观防止党与国家变色、实现其理想社

会服务的。毛泽东对乌托邦式社会政治目标的执着追求,使他与普通大众一样

成为他自已提出的政治符号的俘虏。在这里,政治符号的提出是以他主观中多

数人的政治价值尺度为标准开始,而以政治符号(其实是所代表的政治文化)

的尺度为标准结束,人成为政治符号的奴隶。即以实现人的某种目的而由主体

创造出来的政治符号却反客为主,其工具性压倒了其目的性。林彪、江青集团

制造政治符号从一开始就是以他们不可告人的政治索求为标准,以愚弄人民窃

取政权是其最终目的。对他们来说,政治符号的工具性与目的性是统一的。所

以,我们可以说,尽管毛泽东与林彪、江青集团制造政治符号的目的根本不

同,但却殊途同归,都起到了同化扭曲大众政治文化的消极作用。

四、学校教育

“文革”中,在“教育政治挂帅”的总体思路指导下,各级学校正常教育

受到严重破坏,其强有力的政治社会化功能也发生了严重的转向。首先,设置

政治课程是发挥学校教育政治社会化功能最主要的方式。通过具体的政治教

育,向学生传授的政治知识、政治观念、政治信仰,来培养他们的政治态度和

政治情感,从而强化他们对现存政治体系的认同、信任、忠诚与支持。学校教

育的政治社会化作用的方向则主要取决于政治课程的内容。“文革”中学校的

政治课程内容设置极端不合理。中小学的政治语文课合并,以毛泽东着作为基

本教材;[13]1970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批发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

生(试点)的请示报告》中提出大学的培养目标是:培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

红旗,无限忠于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全心全意为社会主义

革命和建设服务的既有文化科学理论又有实践经验的劳动者;设置毛主席着作

为基本教材的政治课。1971年4月到7月,张春桥、迟群等人炮制的《全国教育

工作会议纪要》提出“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本来,从作为正常政治社会

化环节与政治文化整合途径来说,学习毛泽东着作、毛泽东思想是正确的,但

以之完全代替政治课程则是极其片面的。更重要的是在“文革”中,毛泽东着

作被寻章摘句地肢解,多数学校政治教材不是毛泽东的原着,而是在很大程度

上渗透着林彪、江青少数人政治阴谋的《毛主席语录》。与之相联系,毛泽东

思想也被教条式地曲解,将其错误的政治思想放大,而阉割了其正确的政治思

想。丰富的毛泽东思想被其“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等错误理论所替代。学校政治课程几乎成为传播毛泽东的左倾思想、培养对毛

泽东个人崇拜的工具。这无疑激活放大了受教育者心中积淀的崇拜心理、使他

们的政治独立意识萎缩,形成了对既有****政治体系与少数****者特别是毛泽

东的愚忠。在学校政治课程内容偏失的同时,它还大量挤占了其它非政治课程

的内容与教学时间,使学生的科学文化素质急剧下降,进而影响了他们的政治

觉悟能力与理性政治参与能力。因为,现代政治学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越高

的人,越具有较高的理性政治意识与政治参与能力,越可能“理解宽容准则的

必要性,阻止他皈依极端主义学说,……越可能相信民主的价值和支持民主的

实践”。[14]但“文革”时畸形学校教育的政治社会化结果却是:受这种教

育越多的人,其理性政治意识、政治心理等政治文化方面的觉悟能力越低,越

易受极端学说和非理性政治情绪的影响。其次,学校成为当时政治运动与政治

实践──搞阶级斗争进行“文革”的重要场所之一。这是“文革”这一特殊时

期中学校发挥政治社会化功能的特殊方式。作为“文革”发动标志之一的《关

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提出学生“也要随时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的斗争”。“文革”之初,各地方大、中、小学先后造反,揪斗“走资派”。

当年7月底,宣布“停课闹革命”,随后,以学生为主体的红卫兵运动迅速兴

起。数以千万计的大中学生进行“大串联”,使全国交通和大城市陷入混乱状

态。学校开展的政治实践活动所传递的错误政治信息内化于心,严重毒化了学

生的政治文化的认知、情感、评价等方面。再次,在“文革”中,教师被诬称

为“臭老九”,成为被揪斗、批判的的对象。学校党委领导被踢开,代之以文

化层次与业务水平很低的工宣队、甚至是贫下中农,对学校实行所谓“全面专

政”。学校特别是高中、大学招生废除入学考试,单纯强调“突出政治,贯彻

阶级路线”,工人、贫下中农子弟仅凭阶级出身就可以优先入学。进入大学的

工农兵还被赋予了“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的历史使命。总之,所有这

些都对学校正常教育形成了巨大冲击,严重降低了教学质量,也使作为政治社

会化的重要途径的学校教育仅成为向学生与教师灌输扭曲的上层政治文化观

念,激活他们原有的消极政治文化的工具,并取得了相当的效应。由于这种教

育旨在将政治社会化的对象塑造成一个模样:“这种模样……伴随着这种教育

的有效与成功,便形成了对思想****禁锢进而形成对人的肉体的****”。

[15]所以,可以断言,“文革”时期的学校教育对畸形政治文化的形成起了

重要推动作用。

五、家庭

从对政治文化畸形化所起的作用来说,“文革”时期家庭在政治社会化作

用极具特色。与政治学一般意义上讲的家庭政治社会化作用有很大区别。它主

要不是通过影响儿童的政治潜意识来实现,而是借助现实的内部政治氛围来影

响其所有成员特别是成年人的政治心理、政治认知、政治评价、政治态度等个

体政治文化的诸方面,从而在造就“文革”期间的畸形政治文化过程中起作用

。这主要表现在家庭成为当时社会政治大环境影响个人政治文化观念的中间环

节。诸多家庭氛围极端政治化,扭曲的政治观念与意识充斥于每个家庭成员的

头脑,阶级感情被置于维系家庭关系的血缘伦理纽带之上。社会上流行的“唯

阶级论”、“血统论”等错误观念造成许多家庭分裂。家庭成员或彼此划清阶

级界限,或因株连获罪。比如“给自己的爸爸写封公开信,批判他要‘扩大资

产阶级法权’,或许能换来一官半职”;“家庭里夫妻各怀鬼胎,正在相互揭

短”。这使得“夫妻决裂,父子异路,成为常见的世态”。[16](p39、4)

综观“文革”时期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以上诸种政治社会化方式把基本相

同的政治文化信息以聚焦、辐射包围的方式传递给大众,强烈地塑造着人们的

政治认知、政治心理、政治评价标准与政治价值取向,使大众政治文化内容趋

同,结构走向畸形。这些政治社会化方式酝酿产生、发展及其影响的整个过程

都渗透着上层主导政治文化(主要是毛泽东错误政治思想与林彪、江青精英集

团的政治文化),以政治权力为后盾,强行改造大众政治文化的意图。从政治

文化接受者的角度来看,他们相近的教育水平、经济地位、社会与群体环境,

特别是其政治文化传统,如依附性的政治心理基础、较低的政治认知能力、唯

上是从的政治价值取向与思维模式等等与政治社会化所传递的政治文化具有相

当程度的亲合力与契合性。这些因素都使接受者对强大而霸道的主流政治文化

具有较强的承受能力,意识不到传输中的政治文化中实际存在的强制性,对之

较多地吸取而不是舍弃,从而加速了对政治文化的理解、内化、认同、接受。

从这两方面看,与一般的政治社会化过程相比,“文革”期间的政治社会化具

有鲜明的强制性、社会性、快速性、持续性、特殊双向性(即一方面是主流政

治文化自上而下的强制性传输;另一方面则是大众对强制性传输的主流政治文

化表现出极大的认同与亲合)。这些特点加速了对政治文化特别是大众政治文

化的畸形化过程,进而影响到了整个政治文化的结构变动和功能指向。

注释:

(1)对于政治文化的确切含义,政治学界见仁见智。本文使用的是中观

政治文化概念,即政治实践活动在社会成员观念上的反映与积累,包括政治心

理、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态度、政治价值观、政治意识、政治思想、政

治理论等。

(2)政治社会化是指一定政治文化形成、维持、变动的过程。

(3)政治主体是在政治体系中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各种构成要素,它

是政治权力的载体和对政治运用产生主导作用的政治实体的总和。它有这样几

个层次:1、处于政治关系中的人,包括群体的个体;2、政治性组织;3、国

家政权及公共权力的物质附属物,即军队、监狱、法庭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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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社会论文篇8

【论文摘要】:推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必须在明确社会主体的基础上着力解决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社会主义政治权力的传承和交接、社会主义政治伦理基本守则的制定、社会主义三大文明协调发展、加强社会主义舆论监督和民意调查等几大问题。

人民成为社会的主体、社会的主人,这是社会主义社会最根本的特点、最大的优势,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极大进步。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文明建设、政治体制改革,应当以此为最根本的出发点。

一、政治文明建设要着重解决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问题

民主是社会主义题中应有之义,邓小平曾经反复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有着本质的联系,这是由人民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体、主人这一本质所决定的。我们已经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立了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合作共事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还进行了政治体制方面的其他一些改革。现在党中央又提出了要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可见这种民主还需要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又是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密切相联系的,所以党中央又提出了要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怎样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课题。

二、政治权力的传承交接问题应当成为政治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

政治文明建设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有关政治权力传承交接的领导制度、组织制度、干部制度的改革和创新。

邓小平在总结“文革”十年浩劫的经验教训时指出,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并具体地分析了这些现象的种种表现和产生的原因、解决的办法。领导制度、组织制度、干部制度,都涉及到政治权力的传承交接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是应该提到加强政治文明建设的议事日程上来了。在这个问题上进一步加以解决,进一步加强民主化、法制化和程序化,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三、制定社会主义政治伦理的基本守则

进行政治文明建设,免不了要涉及政治伦理问题。对于当政者、掌权者,除了一般的为人之道外,还应当提出更严格的、更有针对性的政治伦理要求,这在政治文明建设中是一项重要内容。

为政者的诚信应当成为第一要务。瞒上欺下、搞数字政绩、报喜不报忧,尔虞我诈、妒能嫉贤者不配当领导者。

为人正派、公正是为政者的必备条件,对人对事都应秉公办事。对近者亲远者疏,对敢于监督揭发自己者怀恨打击报复者也不配当领导。为政者是人民的公仆,执政为民是对为政者的基本要求。贪赃枉法、以权谋私者不但不能当政,而且应当受到严厉的制裁。

为政者必须勤政爱民。吃喝玩乐、腐化堕落,对人民的疾苦漠不关心者,不能当领导。

为政者应当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对己宽对人严者,不配当领导。贿选拉票、跑官要官、买官卖官,要严肃查处,绝不能让其坏了政风政纪。

与黑社会相勾结,充当保护伞,称霸一方,危害百姓者,应当坚决制裁,决不手软。

小肚鸡肠,大事不闻不问;遇有责任互相推诿、上推下卸,遇有权利互相争夺、各不相让,不能团结共事者,不能为官。这里提到的有些问题超出了伦理道德的范畴,但是对于为政者、掌权者先作为政治伦理的要求提出,如果触犯了刑律,当按法律加以制裁。

四、政治制度文明建设要与经济、文化、科学、教育等各项制度文明建设协调发展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不但要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而且政治制度的文明建设,与经济、文化、科学、教育等各项制度的文明建设也要协调发展,它们之间是相辅相成、互为条件、互相促进、互相制约的。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虽然也进行了一些尝试和改革,但相对比较滞后。要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巩固和壮大爱国统一战线,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强有力的政治保证。要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着力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不断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为改革和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五、加强舆论监督与民意调查

加强政治文明建设,还要加强舆论监督,建立畅通的民情民意的采集、公示、反馈机制。

一些贪污****分子并不太害怕群众监督,因为他们手中有权。但是,他们却非常害怕舆论监督,他们的****行为一旦在媒体上曝光,就很难逃过党纪国法的惩处。所以,舆论监督是防腐倡廉的一个重要武器。当然舆论的作用还不仅仅限于此,它还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方针得到落实的好助手。

现在,我国还未出台新闻法、出版法,对媒体的管理还停留在政策管理的层次,还未上升到法律管理。怎样在媒体的责任与权利之间求得平衡,既能体现宪法中的有关新闻、出版、言论自由的原则,给媒体以法律的保护,又能体现媒体自身的责任,加强自律、责任意识,在媒体违规违法时可依法制裁,是有不小的难度,但总可以通过借鉴国际上的通常做法,总结我国自己的经验来加以解决的。

与舆论监督紧密联系的还有一个舆情即民情民意的采集、公示、反馈机制的建设问题。这种机制我国不能说完全没有,但还不是很健全、很规范、很畅通、很有影响力。在我国早已有党、政领导机关接待上访信访的机制,解决了不少问题,但这还只能被动地接受送上门来的信息,还缺少可以主动设置议题,包括就重大政策措施的出台、重要的人事任免、各级干部的考核等重要事项主动地征询人民群众意见的机制。现在已经出现了某些民调机构,某些媒体上也出现了一些民意、民调的内容,某些党政机关也采取了一些调查民意的措施,但毕竟还只是一些雏型,很不规范、也缺少影响力,急须制定专门的法律法规来加以促进和规范,使之成为独立的、规范的、透明度高的、公开公正的民调机制,使之逐步发展和成熟起来,成为我们党和政府依法治党治国的得力助手。

【参考文献】:

[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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