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范文

时间:2023-11-18 23:29:17

政治学

政治学篇1

    事实上传统习传的国家形式并未提供,也不可能产生出这样的权利状态,因而基于人为建构的国家秩序———法治秩序必然与习传宗法秩序发生分离。与自由主义的法治国家针锋相对,在浪漫派思想家看来,“国家机体是历史演化形成的,传统宗法国家的正当性并非基于个人的权利,而是有民族血脉的共同体,这才是国家正当性的历史依据”。人为设想的自然权利状态纯然出于伪造,纯粹由理性建构出来的人为秩序缺乏正当性(《施米特论政治的正当性》,第92-98页)。看来,施米特与韦伯对政治的理解相当一致。如韦伯所言,他“无法相信在者尘世生活中,除了人与人之间的严酷斗争之外,还有什么其他方式能够创造自由活动的机会”。这一论断表明,韦伯对政治的理解乃是生存性的,政治是人类的基本的生活方式。施米特以类似的方法表明,国家间的敌对冲突是永久的政治状态。国家意味着“对内追求完全的和平,对外则完全作为与其他主权相对立的主权而出现”的政治实体,由于“主权”意味着“内政与外交、战争与和平、战争期间的武力与文明、中立或不中立,所有这些都判然有别,不能有意混淆”(《政治的概念》,第91-92页)。基于此,施米特断定了政治的本质特征,那就是划分敌友。施米特说,政治与经济、道德、审美一样,都是人类基本的价值区分活动。正如道德如果取消了对善与恶的区分就不成为道德,美学如果取消了对美与丑的判断就不成为美学,同样,政治如果停止了划分敌友就不再是政治。但是施米特同时也说,韦伯也是属于“自由主义出生的教授”之列,这又是为什么?

    1为什么是“政治”

    韦伯对于政治的理解是生存性的,意味着政治的敌对性根植于人类的自然本性之中。正是在这一点表明,韦伯对自由主义的批判依然立足于自由主义的视野之中。事实上,自由主义的立足点恰恰是对人性的自然状态的生存性理解。生存性,意味着与道德性的对立。传统道德神学论体现为将人性理解为“腐败、软弱、怯弱、愚蠢”的性恶论。由于道德神学的性恶论只有在基督教的原罪论的框架下才能成立,自中世纪天主教的神学政治解体后,道德性的人性论便失去了立足点。后起的近代思想家如霍布斯,斯宾诺莎,对恶的理解就只能是生存性的。准确地说,人身上的恶是自然而然的“动物性力量”,而天然的恶是“无辜的”。这样一来,人义论的国家就没有理由去要求人去克制自己身上的动物性,反倒要去保护这种“自然权利”(《施米特论政治的正当性》,第189-191页)。“霍布斯所奠定的单纯保全生命的自然要求,为自由主义的整个人权体系开辟了道路”,霍布斯同样把人类的自然状态设想为战争状态,然而通过国家对个人的性命与财富加以保全,就有可能在自然状态允许克服的限度内克服自然状态。通过对人类在生活的价值目的问题上取得一致,人们就能够在实现手段上达成原则性的统一,从而实现政治的中立化。韦伯所操守的政治抱负,正是自由主义的起点。正如自由主义对政治的中立化理解相仿,韦伯摈弃了“信念伦理”的道德要求,转而将人类的精神出路寄托在“价值中立”的“责任伦理”上。但是,倘若按照自由主义的上述思路,人类的政治冲突能够被一劳永逸的消除,韦伯的“崇高的政治”使命还有意义吗?既然神权政治转变为了民权政治,而人民毕竟终归是具体民族国家中的人民,人民只能生活在国家的政治共同体之中,那么多元的伦理国家之间生活方式的差异无可避免地将导致冲突。这样一来,民族国家间的冲突就变成多元民族文化之间的冲突。自由主义高标价值中立的政治原则,却又被迫操持起绝对价值的道德武器:“危险在于一种道义强迫的不可回避。那些对其他人使用毁灭手段的人觉得,自己被迫要从道义上消灭这些其他人———他们的牺牲品和客体。他们必须将作为整体的对方宣布为犯罪和非人性,说成彻底的非价值。否则,他们自己便是罪犯和非人。价值和非价值的逻辑发展出他们整个的毁灭性结论,并被迫不断更新、深化对所有无生命价值的歧视、罪犯化、和贬低,直到赶尽杀绝为止。对手们相互消灭之前必先将对方推入全盘贬低的深渊……毁灭根本不再针对一个敌人,而只是用来贯彻的所谓最高价值的客观措施,众所周知,为此付出任何代价都不过分。正是对现实敌对关系的否认,为一个绝对的敌对关系的毁灭活动打开了通道。”[5]道理说得相当明白,自由主义政治哲学试图取消政治的敌对性和绝对性,但是当遭遇生存方式的冲突时,为了保全自身的生活方式,彻底从精神和肉体上否定对手,同样不得不将自由民主的政治价值转化为绝对性的价值。世界的政治秩序就不再是彼此的中立性,而成了多元的绝对性。国家的敌人也就不仅是现实的,也是绝对的。具有讽刺意味的事,自由主义政治宣扬的人道主义,恰恰使得战争转向了绝对的道德-宗教意义上的敌人,最终导致的恰恰是普遍的非人性的毁灭。如果施米特仅仅是通过战争状态揭露了自由主义在中立问题上的虚伪性,无异于是说“自由民主”价值超越了具体处境。倘是如此,施米特就应该是一个远为彻底的自由主义者:自由民主的政治价值高于一切;为了保护本国人民的生活方式,在生存斗争中需要时时决断国家的敌人,进而在对外战争中不惜一切手段消灭对方。然而在《政治的神学》一书中,施米特提出了着名论断:“主权就是决定非常状态”[6],从而把矛头直指国家内政,在根本意义上质疑了自由主义的法律秩序。自由主义的纯粹法学从理性设想的正规状态出发看待国家问题,关心国家权力的合法性———是否合符法律秩序。在施米特看来,将主权纳入法律规范体系,也就是让国家主权消融在法律秩序的规范中。当国家遭遇“紧急状态”的时刻,法律秩序其实无法做出决断。纳粹党的政治目的就是要推翻民主的魏玛宪政,而且已经公开宣称要利用“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的合法性。纯粹法学僵硬地抱住法律秩序的合法性,不正为民主宪法的敌人敞开颠覆宪政的大门吗?“主权就是决定非常状态”这一论断正是基于对上述情境的洞察。在此,施米特提出了“政治的神学类比”进一步说明“例外状态”的常规意义。国家无法脱离道德决断而存在。否定了道德决断,也就相当于取消了自身的正当性。自由民主的法治国家都是通过革命建立统治秩序的,“在革命性的立宪变革中存在着一种法的断裂。”从法律秩序的角度看,所有革命都是非法的。只有通过“某种能满足人民法律意识的法定程序”,重新对国家的本质做出道德决断,新兴的政权才能获得正当性,从而确立新的合法性。道德决断的首要任务就是划分善与恶,敌与友,意味着对精神秩序和价值品质的绝对界定。这就说明了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实证法学,为什么都无法摆脱政治性和敌对状态。那么,如果说政治正当性必须面对道德决断,紧接着的问题就是,由谁来决断?

    2“真正的政治”———正当性论证

    传统的神学政治立足于宗教伦理的权威,在《罗马天主教与政治形式》这篇长文中,施米特通过描述天主教的统治形式,深入分析了神学政治的正当性来源。从制度结构上看,天主教会是一个由构成的层级结构:“……教宗则是其中最高的、有最终决定权的领袖。但教宗不是世袭的,而是由精英阶层(枢机主教门)按灵修德性和神学学识选出来的;神父来自民众阶层,无论是谁,只要自己有志献身上帝的救恩事业,都可能通过专门的精神操练成为神父,从而‘最卑微的牧人’也可能进入精英阶层甚至被选为教宗。”[7]这就说明,教宗乃是天主教会中具有代表性的权威。教宗的权威不是技术性的,而是有着信念伦理支撑的人身性的存在。换而言之,教宗就是天主教会里承担道德决断并具有正当性的担纲者。那么,教宗的道德决断的正当性从何而来?不仅是因为其具有代表性的权威,更重要的是,教宗的权威具有信念伦理的支撑———由神而人的历史人身(基督)。“没有权威,就没有政治,没有信念伦理,就没有权威”(《罗马天主教与政治形式》,第59页)。技术理性和经济理性之所以无法说明本身的合理性,就在于它们缺乏内在的信念伦理的支撑———技术理性诉诸一套法律规范,经济理性只关心物质需求的价值,先天不足使得它们根本无力做出准确有效的决断。权威的意义在于道德决断,意味着协调生活世界中的众多利益和权力冲突,构建良好有序的生活秩序,从本质上讲,这也正是“政治”的最终意义。在教宗—枢机主教—神父—平信徒的层级结构中,占大多数的平信徒位于被统治的地位。作为天性上不能专心侍奉主的信众,平信徒在各个教区内受到牧养。层级结构中隐含着对精神权威的等级秩序的肯定———人的本性决非是善良的,只有在某个足够强大的精神权威的统治之下,人性中的恶才能被抑制,良好的生活秩序才能维持。从这个意义上看,不管是道德决断还是敌友划分,都是基于这种对于自然本性进行管制的必要性。天主教制将上帝的正义以恩典的形式置入统治的权威中,以宗教的形式隐藏了政治的实质,从这个意义上讲,罗马天主教作为一个“对立统一体”,完美统一了上帝的正义和俗世的权力。俱往矣!随着近现代世俗化的不断推进,传统的神权政治已经不可逆转的被新兴的民权政治所替代。人民的呼声已经盖过了上帝的声音,但是统治的正当性的问题依然存在。施米特一再坚持自己是公法学家,而非是要复兴罗马天主教神学秩序的神学家。考察“罗马天主教与政治形式”,其实际意义在于追问在当今世界,如何才是真正(正当)的政治。自由主义无法摆脱道德决断或是敌友划分的纠缠,即是从反面肯定了即使在民主时代,某种道德意义上的精神秩序仍然不可或缺。自由主义的理论一味坚持非政治化,不是见识短浅,就是自欺欺人。“专政”这一概念肇始于古罗马。根据古罗马的法律规定,当外敌入侵、发生内乱或其他紧急情况时,执政官可提名一个官员拥有最高治权以稳定或恢复国家秩序。任期内,专政官拥有绝对统治权,并不受保民官否决权的限制。但在六个月的任期或紧急状况结束后,专政官应当自动辞职。[8]现代的专政概念延续了其古典的政治内涵———统治与臣服。然而与古罗马的专政的暂时性不同,现代专政更多地与主权的概念联系在一起。“主权就是决定非常状态”这一论断表明,谁能决断非常状态,谁就拥有主权;谁拥有主权,谁就能凭借主权实行专政。无论如何,自由只能作为社会的价值原则,“民主”才是现代国家真正的正当性基础。当天国中上帝的末日审判权落到大地上的政治时,唯有全体人民的意志能够作为终极的权威,这就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主权的基础;接过这一崇高的审判权,权威的代表通过决断拥有解释权。然而,人民的身份毕竟不同于上帝的绝对性,要保证国家的精神秩序,首先必须使得人民成为一个“同质的共同体”。所谓“同质”,意味着使全体人民聚合在同一的国家伦理下,成为“精神化的群众”:一个民族或者其他社会群体是否具有历史使命,是否达到其历史时刻,判断的标准端在于趋向神话的力量中。从真正的生命本能深处,而不是从理智的判断或目的的考量中,才会涌生伟大的热情、伟大的道德决断和伟大的神话。……只有如此,一个国家或阶级才能成为世界历史的动力。没有这种神话的意象,社会的和政治的权力就无法维持下去。[9]通过民族性的伦理价值,而非个人权利维系的“同质的共同体”,人民主权成为现代国家的权威,人民主权的专政将重新在此世上建立起高贵的道德秩序,为地上的政治实体提供坚固的正当性。然而谁解释,谁代表的问题依然存在,对于科特来说,人类面临的实际只有两种专政的选择———道德权威的专政抑或庸众的专政。自由主义政治的代议制之病恰恰在于,全体人民的意志已经蜕变为各种社会利益和各色党派意识形态。那种“商讨阶级”的自由主义,不过是一种“谨小慎微的半吊子手段”,它期待那种生死攸关的纷争和决定性的殊死搏斗能够通过技术思维转换为协商,并且在这种永无休止的协商中把决断搁置。至于将国家的基础建立在法律秩序之上的企图,则根本是消融了国家“主权”,一旦国家的敌人出现———内

政治学篇2

   【关 键 词】政治学政治发展中国

   如果以邓小平于1979年提出政治学要补课为标志,中国政治学恢复至今,已发展了近20年。(注:1979年3月,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讲到这个问题。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80页。)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实际历史不是20年,而是半个多世纪,甚至可能更长些。(注:北京大学的前身,即京师大学堂,于1902年率先开设了政治学课程。辛亥革命后,国内各著名大学相继成立政治学专业或政治学系。1932年9月1日,全国性的政治学会“中国政治学会”在南京成立。)然而,这段历史不是完全连续的,而是断断续续的,充分映照出中国政治学发展的曲折历程。中国的历史表明:中国政治学发展的曲折历程与中国政治发展的阶段性和曲折性有关;而改革开放前中国政治发展所经历的挫折以及所付出的代价,在一定程度上则与中国政治学曾经被严重忽视有关。与中国政治学发展的整个历史相比,这20年的发展要顺利许多。

   20年前,长期被搁置的中国政治学在变革时代的呼唤中重新恢复,因此,中国政治学从其恢复的那一刻起,就与改革开放中的中国政治发展形成了密切的关系:20年的中国政治学发展得益于20年的中国改革开放和政治民主化进程;而20年的中国政治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又从中国政治学发展中得到重要的推动力量。当今中国社会发展的大潮表明:中国政治发展和政治现代化需要政治学发展,而中国社会变革和发展所展现出的蓬勃景象,则一定会给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带来新的春天。

   20年,对一门学科的发展历史来说,不算长,但对一门学科从恢复到发展,并逐步走向兴旺来说,却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这20年对未来的中国政治学发展会形成深远的影响。因此,总结这一段发展,对思考和设计中国政治学的跨世纪发展是十分有益的,也是十分必要的。

   一、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历程

   中国政治学的这20年发展,基本上可以说是从无到有,再到丰富发展的过程。政治学作为一门学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就有一定的发展,但它毕竟是属于那个时代的政治学,所以,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宣告旧时代的结束,这种发展也就基本停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各种原因,在1952年的院系调整中,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地位消失了,同时,它的教学和研究也停止了。在此之后的近三十年时间里,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几乎是空白。所以,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新中国政治学,是在70年代末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被重新恢复后,才开始真正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这20年,既是政治学作为一门学科得以重新恢复和发展的20年,同时也是新中国政治学形成和发展的20年。学科建设和学术发展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是这20年间中国政治学发展的主题。从新中国政治学形成和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政治学这20年的发展经历了以下四个时期:

   第一,恢复学科(1977年―1985年)。70年代末,恢复政治学学科,不仅标志着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在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重新获得了地位,而且标志着新中国政治学研究的真正开始。在这个时期,中国政治学发展主要集中于学科发展的基础建设:(一)成立政治学会。于1977年最早成立的湖北省政治学会,为中国政治学的恢复和发展迈出了第一步。1980年,中国政治学会成立,为全面恢复政治学奠定了基础。此后,政治学会和政治学研究会如雨后春笋在各地涌出。(二)成立专门研究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一些省市的社会科学院成立了政治学研究所或研究室。(三)开设专业,招收学生。1981年,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政治学专业招收了全国第一届政治学专业的本科生,从此开始了政治学专业人才的培养。(四)培养专业骨干。1982年,复旦大学举办了第一届政治学专业讲习班,为在全国各地开展政治学教学和科研活动培养了基本力量。(五)开展研究,构建体系。从一定意义上讲,是中国的全面改革开放呼唤出中国政治学,所以,政治学一恢复就面临着许多需要研究和回答的问题,其中最核心、最现实的问题是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民主化问题。在这个时期,中国政治学虽然还比较稚嫩,但还是以极大的热情开展了研究工作,并取得了许多可喜成果,其中最重要的是初步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政治学学科体系。(六)创办杂志。1985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主办的全国性专业期刊《政治学研究》发刊,“这是中国政治学发展史上一件大事,标志着中国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已获得全面恢复。”(注:张友渔:《中国政治学的兴起――刊词》,见《政治学研究》,1985年,第1期。)

   第二,转换范式(1985年―1988年)。当中国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得以全面恢复后,它所面临的最现实问题是如何尽快实现政治学研究的专业化、规范化和科学化,从而缩短中国政治学在学科发展和研究水平上与世界政治学发展,尤其是发达国家政治学发展之间存在的客观差距。这个问题不仅来自政治学发展本身,而且也来自现实的政治民主化发展对政治学所提出的要求。由于时代和条件的限制,我国的政治学很大程度上是以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教育学科体系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学科体系为基础恢复起来的,所以,中国政治学在其发展的早期,在学科范式和研究范式上都带有这些传统学科的色彩。(注:学科范式是指由特定的学科研究对象所决定的学科构成;研究范式是指范畴体系和基本的理论逻辑结构。)这个现实决定了中国政治学发展要实现专业化、规范化和科学化,缩短与国际水平的差距,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转换其学科范式和研究范式。为此,这个时期的中国政治学发展主要在这两方面进行了努力。

   从学科范式转化来看,这种努力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明确学科研究对象,完善学科体系。政治学研究对象的确定直接取决于对“政治”含义的认识。政治学刚恢复时,由于受传统的阶级斗争观念的影响,人们对政治含义的理解比较狭隘,因此所确定的研究对象也比较狭隘。经过一段时间的讨论,人们对政治的含义和政治学研究对象的认识趋向科学,并在这基础上,开始建立更加完善的学科体系。在这个时期,我们引进的以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为代表的比较政治学,为学科范式的转换提供了实际的帮助。(注:80年代中期,政治学界就开始比较系统地介绍比较政治学,其中比较多地介绍了阿尔蒙德的比较政治学理论和戴维?伊斯顿的政治系统分析理论。1987年上海译文出版社翻译出版了1978年版的阿尔蒙德的《比较政治学》、达尔的《现代政治分析》,在政治学界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二是拓展学科研究领域,充实学科研究内容。这一方面的努力与前一方面的努力是联系在一起的,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表现之一是细化学科研究领域,如政治制度研究细化为比较政治制度、中国政治制度、地方政府、政党政治等;表现之二是逐步涉猎政治学的一些边缘学科、交叉学科和前沿学科,如政治社会学、政治心理学、政治文化学、政治发展学、政治伦理学、政治人类学等。

   从研究范式转换来看,这个时期的研究逐渐从传统的政治思维范式走出来,开始用政治学的理论逻辑和范畴体系来思考政治学问题,并在具体的研究中运用规范的政治学概念来分析和说明问题。与此同时,政治学对中国政治的研究,尤其是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研究,已从一般的分析研究,开始逐步形成具有政治学特色的研究,提出或阐明了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有重要意义的概念,如主权与治权、权力与权威、政治参与和政治秩序、决策民主与政治制度化、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公共权力与公共利益等。1987年底,党的十三大把政治体制改革全面提上议事日程,从而大大推动了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并使其达到一个高潮。

   第三,确定价值(1988年―1992年)。党的十三大把政治体制改革全面提上议事日程后,现实的改革热情大大促进了我国的政治学研究,出现了大量研究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的论文和论著。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是在两个目标下启动的:一是简政放权、完善管理体制;二是扩大民主,实现政治民主化。前者出于改革和现代化发展的现实要求,后者出于中国政治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政治发展要求,因而,相对来说,前者是改革的近期目标,后者是改革的长远目标。1980年,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一文中比较全面系统地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构想,但由于种种原因,政治体制改革没有具体化,因而也没有得到有效展开,直到“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于贯彻”的80年代中期,政治体制改革才开始全面提上议事日程(注: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从第159页到第180页之间的各篇文章。)。党的十三大设计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是以邓小平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一文为指导思想的,其目标是近期目标和长远目标的有机结合。但是,由于这场改革是在政治与经济关系比较紧张、经济问题比较突出的背景下提到日程上来的,所以,改革一开始,人们对其的期望就出现了严重的近期目标和长远目标的冲突,这一点在1988年前后围绕“新权威主义”而展开的争论中体现得最为明显。(注:在这场论争中,关于中国政治发展战略形成了两种鲜明对立的观点:一是被称为政治现实主义的观点,即中国的政治民主化必须通过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来推动;二是被称为政治浪漫主义的观点,即中国的政治民主化必须通过全面的政治体制改革,政治民主有了保障,中国经济才能得到有效的发展。)由于当时改革正处于体制转轨的艰难阶段,经济和社会问题比较多,于是人们比较多地把改革发展的希望寄托在政治体制改革上。过高的期望使人们普遍以政治发展长远目标来要求现实的政治体制改革,直到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人们才逐渐意识到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要达到长远的目标需要有一个比较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国政治民主化只有在实实在在的改革和发展中才能实现。1989年之后,随着整个经济和社会发展进入调整时期,中国政治学发展也进入了一个调整时期。

   在这个时期,中国政治学发展主要解决了一个问题,即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价值定位。这里所说的价值定位,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的价值定位,一是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价值所在,即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最大价值是什么;二是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价值取向,即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价值判断取向。显然,这种对学科和学术生命的关怀,只有在把学科或学术真正作为对社会发展有益的科学,而不仅仅是解决现实问题的工具来冷静思考的时候才能出现。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个时期的出现,并不表明中国政治学发展的衰退,相反,它表明中国政治学的一个新发展,只是这种发展不是体现在量的增长上,而是体现在质的变化上。从这个时期中国政治学学科发展和学术发展的总体趋势和内在精神走向来看,政治学者对中国政治学进行价值定位的思想基础,一方面是基于对政治学本身更深入的认识和把握,以及对中国政治学恢复以来发展的反思;另一方面则是基于对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客观现实、发展趋势及其理论意义的进一步认识和把握。因此,这种定位在总体上是比较科学的,具体来说:(一)把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价值所在,定位于关注中国政治,研究中国政治和推动中国政治发展。这种定位不仅符合政治学发展的基本规律,而且也符合中国社会发展对政治学发展的要求。(二)把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价值取向,定位在“民主”与“发展”上。民主本来就是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价值取向,但在政治学研究中,民主所关怀的主要是政治发展本身,因而,如果仅仅以民主为价值取向,政治学研究就可能脱离现实的社会发展,而趋向理想化、甚至空想化。中国社会发展的国情以及改革现实,使人们意识到政治学研究必须充分关怀社会总体的发展,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把政治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从社会发展中寻求政治发展的动力和进程,从政治发展的规律中思考政治作用于社会发展的形式、途径与力度。这样,我们就能把政治研究置于整个经济、社会、历史和文化的大系统中,科学地思考和寻求政治活动和政治发展的内在规律。对于在中国这种社会背景下成长的政治学来说,选择“发展”为政治学研究的价值取向,不仅有其学术上的理论意义,同时也有其学科发展上的现实意义。在中国社会,民主和发展的内在目标是社会主义民主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

   第四,发展学术(1992年―― )。作为社会科学,政治学和社会科学的其它学科一样,都需要社会变革与发展提出的发展要求和提供的发展空间。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国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在新的社会发展推动下,中国政治学发展也就从调整时期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由于有此前十多年的发展和积累,中国政治学在这个时期的发展,不是对以往发展的简单重复,而是在一个新起点上的发展。如果说此前十多年发展的起点是恢复和发展科学,那么这个新的发展起点则是发展学术。与恢复发展学科相比,发展学术无疑是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进行,因为,发展学术必须有比较完善的学科体系、规范的概念系统、比较丰厚的理论积淀和科学的研究方法。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个新的发展起点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政治学开始走向成熟。从这个新的发展起点出发,中国政治学在这些年主要进行了这样几方面的努力:一是在研究态度上,开始逐步重视研究的规范性和科学性,主要表现为政治学学术研究开始用规范的概念性语言代替政策性语言,开始用有据可查的资料论证代替想当然的主观分析,开始用理性的理论分析代替简单的理论套用。二是在研究的选题上,在注重选题本身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同时,开始注重选题本身的学术意义,如在“九五”国家项目中出现了一些学术性很强的科研选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制度史、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等。三是在研究成果上,出现了一些具有长期学术影响的学术著作,如多卷本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刘泽华主编)、《中国政治制度史》(白纲主编)。四是在研究的深度上,开始从概论性分析和一般的介绍走向专项的深度研究,如对中国古代政治和政治制度的专项研究,对中国政治制度和政治过程的专项研究,中国农村基层政治与社会发展专项研究,对西方各国政治制度和政治经验的专项研究。这些专项研究十分重视现实状况的调查和历史资料的充分占有,力求用第一、二手资料说话,以保证研究的科学性。五是在研究的方法上,开始重视从单纯的规范研究走向规范研究和经验研究并用,出现了一些以经验研究为基础的规范研究研究成果(如王沪宁撰著的《中国村落家族文化》)和一些主要以经验研究为主的研究成果。研究方法的完善化为政治学研究学术性的整体提高奠定了良好基础。

   二、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主题

政治学篇3

政治者,天下大事也。大题材、深思想在作品中见少,必定导致文学的衰落。什么事能激励最大多数的人?只有当时当地最大之事,只有万千人利益共存同在之事,众目所注,万念归一,其事成而社会民族喜,其事败而社会民族悲。近百年来,诸如抗日战争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覆灭、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中国确立市场经济体制、香港回归等,都是社会大事,都是政治,无一不牵动人心,激动人心。

夫人心之动,一则因利,二则因情。利之所在,情必所钟。于一人私利私情之外,更有国家民族的大利大情,即国家利益、民族感情。只有政治大事才能触发一个国家民族所共有的大利大情。君不见延安庆祝抗战胜利的火炬游行,一九四九年共和国成立庆典上的万众欢声雷动,一九七六年天安门广场上怒斥“”的黑纱白花和诗海,香港回归全球所有华人的普天同庆,这都是共同利益使然,一事所共,一理同心,万民之情自然地爆发与流露。文学家、艺术家常幻想自己的作品洛阳纸贵,万人空巷,但即便是一万部最激动人心的作品加起来,也不如一件涉及国家、民族利益的政治事件牵动人心。作家、艺术家既求作品的轰动效应,那么最省事的办法,就是找一个好的依托,好的坯子,亦即好的题材,借势发力,再赋予文学艺术的魅力,从大事中写人、写情、写思想,升华到美学价值上来,是为真文学,大文学。好风凭借力,登高声自远,何乐而不为呢?文学和政治,谁也代替不了谁,它们有各自的规律。从思想上讲,政治引导文学;从题材上讲,文学包括政治。政治为文学之骨、之神,可使作品更坚、更挺,光彩照人,卓立于文章之林;文学为政治之形、之容,可使政治更美丽、更可亲可信。他们是各有互补的,不能绝对分开。

但是,目前政治题材和有政治思想深度的作品较少。这原因有二:

一是作家对政治的偏见和疏远。由于我们曾有过一段时间搞空头政治,又由于这空头政治曾违背了文学艺术的规律,影响了创作的繁荣。更有的作家曾在政治运动中受整,身心有创伤,于是就得出一个错误的结论,政治与文学是对立的,转而从事远离政治的“纯文学”。确实文学离开政治也能生存,因为文学有自身的规律,有自身存在的美学价值。正如绿叶没有红花,也照样可以为其叶。许多没有政治内容或政治内容很少的山水诗文、人情人性的诗文不是存在下来了吗?有的还成为名作经典。如《洛神赋》《赤壁赋》《滕王阁序》,近代如朱自清的《背影》《荷塘月色》等。但这并不能得出另一极端的结论:文学排斥政治。既然山水闲情都可入文,生活小事都可入文,政治大事、万民关注的事为什么不可以入文呢?无花之叶为叶,有花之叶岂不更美?作家对政治的远离是因为政治曾有对文学的干扰,如何相得益彰互相尊重呢?不就是如虎添翼、锦上添花、珠联璧合了吗?我们曾经历过“”时期什么都讲阶级斗争的“革命文艺”,弄得文学索然无味。但是,如果作品中多是花草闲情,难见大情、大理,也同样平淡无味。如杜甫所言“但见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事实是,每一个百姓都从来没有离开政治,作家也一天没有离开政治。上述谈到的近百年内的几件大事,凡我们年龄所及赶上了的,哪个人没有积极参与,没有报以非常之关切呢?应该说,我们现在政治的民主空气比以前几十年是大大进步了。我们应该从余悸和偏见(主要是偏见)中走出来,重新调整一下文学和政治的关系。

二是作家把握政治与文学间的转换功夫尚差。政治固然是激动人心的,开会时激动,游行庆祝时激动,但是照搬到文学上,常常要煞风景,如鲁迅所批评的口号式诗歌。正像科普作家要把握科学逻辑思维与文学形象思维间的转换一样,作家也要能把握政治思想与文学审美间的转换,才会达到内容与艺术的统一。这确实是一道难题。它要求作家一要有政治阅历;二要有思想深度;三要有文学技巧。对作家来说首先是不应回避政治题材,要有从政治上看问题的高度。这种政治题材的文章可由政治家来写,也可由作家来写,正如科普作品可由科学家来写,也可由作家来写。

中国文学有一个好传统,特别是散文,常保存有最重要的政治内容。中国古代的官吏先读书后为士,先为士后为官。他们要先过文章写作关。因此一旦为政,阅历激荡于胸,思想酝酿于心,便常发而为好文,是为政治家之文。如古代《过秦论》《岳阳楼记》《出师表》;近代林觉民的《绝笔书》、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现代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别了,司徒雷登》等许多论文,还有陶铸的《松树的风格》等。我们不能要求现在所有的为官为政者都能写一手好文章,但是也不是我们所有的官员就没有一个人能写出好文章。至少我们在创作导向上要提倡写大事、大情、大理,写一点有磅礴正气、党心民情、时代旋律的黄钟大吕式的文章。要注意发现一批这样的作者,选一些这类文章,出点选本。我们不少的业余作者,不弄文学也罢,一弄文学,也回避政治,回避大事大情大理,而追小情小景,求琐细,求惆怅,求朦胧。已故老作家冯牧先生曾批评说,便是换一块尿布也能写它三千字。对一般作家来说,他们深谙文学规律、文学技巧,但是时势所限,环境责任所限,常缺少政治阅历,缺少经大事临大难的生活,亦乏有国运系心、重责在身的煎熬之感。技有余而情不足。所以大文章就凤毛麟角了。但历史、文学史,就是这样残酷,十年之后,二十年之后,留下的只有凤毛麟角,余者大都要淹到尘埃里去。

政治学篇4

关键词:政治教学;策略;高效

由于政治课程的政治性和思想教育性,很多学生对政治课存在偏见,认为其枯燥无味,毫无用处,因此上课的时候精力难以集中,甚至不听老师讲课。为了改变这一现状,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作为德育教育主渠道的政治教学,应当结合本学科的特点和实际,转变传统的教学,确立注重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模式。

一、使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体,发挥其政治学习中的主体性

新课改的推广,让我们不难发现,在日常课堂教学中学生既是认识的主体,也是发展的主体。新课改要求教学要发挥学生的主体性,优秀的教师虽然在教学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学生的主体性作用是重中之重,发挥学生的主体性,是提高教学高效性的关键,政治教学也不例外。提高学生的主体性,首先要提高学生对政治课的兴趣,提高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体。从而实现学生快乐地、主动地学习政治。

二、营造和谐的师生关系和学习氛围

“亲其师,信其道。”和谐的师生关系,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习情绪,形成良好的师生关系,是实现教学高效性的重要手段。教学过程是师生互动的过程,是师生相互学习的过程,现代化的课堂应该是民主的、自由的,政治课堂关乎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更应该如此,政治教师应该将政治教学营造为师生自由交流、平等对话、自由表达观点的平台,使每一名学生积极参与,积极互动,勇敢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想法,在这一过程中教师要适当点拨学生,并对学生的讨论进行适时的评论和指导。这样的互动学习过程不但有利于学生学习主体地位的确立,也有利于学生探究能力与创新能力的培养,有利于学生兴趣的激发与培养,是提高课堂教学高效性的关键。

三、讲究教学方法,充分利用现代化的教学设施

政治课是一门理论性、系统性较强的学科,十分抽象和复杂。它通过深刻的道理、复杂的关系、抽象的观点对学生进行政治方向和思想道德等方面的教育。因此,政治教师在政治教学中要讲究教学方法,综合运用多种教学方法,使学生感到学习政治的乐趣,在快乐中轻松愉快地学习知识,增加才干。教师应该主动放弃过去那种填鸭式的教学方式,组织辩论会、研讨会、演讲会和社会调查等教学活动,让学生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独立或者与同学合作完成教学任务。开展这样的活动,可以充分地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有利于启发学生思维,培养合作精神。另外由于政治教学的抽象和复杂,教师要掌握和应用现代化教学手段和教学设施。在现代政治课教学中,要实现教学的灵活性、开放性和自由性,通过直白简单的多媒体课件,或者相关的图表、照片、挂图等生动直观的教具讲解那些抽象复杂的理论。

四、联系实践和生活

教学活动中,把培养学生运用所学基本观点和方法,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提到首位。同样,理论联系实际是政治课教学的重要原则和目标,即要求运用所学的基本观点和理论,去了解党和国家的重大方针政策,去分析国内外的社会热点,从而一方面能够使学生更为深刻地了解、认识社会,另一方面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教师应该根据教材的基础理论知识,结合社会焦点和热点问题,设置相关综合研讨和探究活动,从而实现理论知识和实践相结合。要求教师在教学组织过程中,选择创设情境、设置问题教学法。教师在政治教学中要有意识地利用教材创设的情境设置问题,将基本的知识根植于经济、政治、文化等各类生活土壤之中,针对现存的实际问题提出解决方案。

总之,提高中学政治教学有效性的策略很多,如构建和谐的课堂氛围,提高学生的主体性,应用多种教学方式等。作为教师,应该针对学生特点和学校的教学条件,灵活多样地选择合适的教学策略,以实现政治教学的高效化。不同于传统的应试教学方式,高效的教学模式站在学生的角度,是以培养学生的素质能力为出发点的。这样才能寓教于乐,实现政治教学的高效化。

参考文献:

[1]黄雪冬.新课程改革下高中政治教学的思考[J].中学教学参考,2009(15).

[2]牛莉莉,孙晓东.新课改背景下高中政治教学策略研究[J].文教资料,2010(16).

[3]杨细辉.浅谈高中政治教学改革之学生主体性的发挥[J]. 科技信息,2010(12).

政治学篇5

由于政治科学研究讲科学实证,要求有严格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所以,中国读者大都觉得政治科学不可爱。而政治哲学激扬文字,纵横捭阖,又让人觉得不可信。

而今,由于政治科学的强势,政治哲学在政治学领域被挤压得并没有多大空间。因此,政治哲学和政治科学这个两级格局其实是“跛足”的两级。而这“跛足”的两级,在《读书》上恰好倒置:是政治哲学谈得多而政治科学谈得少。所以,《读书》所追求的是可爱的一面。

同时,正由于是它执着于追求可爱的一面,《读书》中所刊载的关于政治学领域的文章,没有几篇是专业政治学学者的撰稿。

而让人感到意外的是,在介绍西方的政治科学及其新走向时,《读书》的脚步一点也不滞后。③《读书》上的文章对原典做了人文化的处理,娓娓道来,让普通读者也很容易接受。

本文拟从政治哲学、比较政治学、国际关系三个方面,分别梳理一下《读书》在相关领域的文章。①

二、《读书》中的政治哲学

作为政治学中的一个重要分支,政治哲学①“是一个政治共同体之自我认识和自我反思的集中表现。政治哲学的兴起一般都与政治社会出现重大的意见争论有关,这种争论往往涉及政治共同体的基本信念、基本价值、基本生活方式以及基本制度之根据,从而必然成为所有人文社会科学的共同关切。②”当然,对政治哲学的探讨和关怀在不同的时期会呈现出不同的风貌与特征。

(一)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知识分子群体面临着“如何评价以往的历史教训以及中国向何处去”这一重大问题。在这一时期讨论基本上是在建国以来所形成“传统政治学框架”中展开。讨论一般认为建国后出现失误的原因在于中国长期的封建文化遗毒之影响。此外,讨论中所达成的共识是我们需要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出于对历史教训的反思,这一时期关于“人性”的讨论也颇为热烈。同时,也有一些介绍西方政治哲学著作的文章发表。如1981年12期王沪宁所发表的《卢梭政治思想绵延———《社会契约论读后札记》》,介绍了卢梭的“资产阶级自由、平等、民主观念”。但该文对于卢梭的思想深层以及他与其他启蒙思想家的区别都未加注意。1982年第12期刘文立的《卢梭的社会政治哲学》,认为卢梭是“政治上革命,文化上反动”。当然,在我们今天看来,这是一种较为简单的进步主义视角。不过,我们的理解应当结合当时特定的历史情境,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讨论在不断的深入。

(二)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经济改革取得的成果激发了对政治改革的期望和关注。这一时期,《读书》上政治哲学的文章,一方面承接了前一时期的关于西方政治哲学著作的介绍,如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等;另外,一本在后来影响甚广的西方政治学著作《变革社会的政治秩序》在1985年的第11期被介绍给《读书》的读者群。另一方面,比照前一时期,相关的讨论逐渐表现出知识分子自身的独立性。这种倾向集中的表现在1985年第12期关于马克斯·韦伯的一个座谈会侧记上。学者们在关于这位德国思想家的讨论中所表达出来的思想因子已经超越了意识形态的束缚,富于自身独到的见解。

这一时期的发展特点主要表现在:首先,理论的解读和探讨开始走向深入和精细。比如,对于“民主”和“法制”的理解就明显有西方分析哲学影响的痕迹。其次,几位颇具影响力的海外华人学者开始陆续在《读书》上发表文章。他们给《读书》带来一股新的风气。

再次,对于政治哲学问题,开始出现了不同的流派。虽然并没有激烈论争,但若细加考察,还是可以辨识出某些端倪。有倾向于自由主义的主张,有希望接续、转化与发扬传统的新儒家,还有强调秩序与稳定的“新权威主义”一派。

(三)20世纪90年代初期。这一时期关于政治哲学的探讨稍显沉闷,所关注的重点是现代化问题。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后现代主义开始在《读书》上出现,并引发了一些争论。这一时期,尽管缺少1980年代的热情与蓬勃,但政治哲学的深度探讨却持续展开,一些较有分量的文章相继刊出。如林毓生的《从苏格兰启蒙运动谈起》,给熟知欧陆启蒙运动的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开启了一片新的视野;冯克利的《打了折扣的民主》,继续对“民主”进行“正名”……所有这些,都在某种意义上暗示着政治哲学在中国发展的一个新时期的到来。

(四)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这一时期,“自由”、“民主”、“平等”仍是探讨的关键词,而它们之间在特定情境下所固有的张力也成为大家阐明自身看法的持续动力之一。这一时期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章有刘军宁的《当民主妨碍自由的时候》、陈家琪的《保守的自由主义与激进的民主主义》、崔之元的《卢梭新论》、林毓生的《思想危机的一个面相》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甘阳在1999年第1期上发表的《自由主义:贵族的还是平民的?》一文。作者一反之前的自由倾向转而关注民主与平等问题,表明政治哲学问题已经开始逐渐摆脱学理层面的探讨转而与中国当代具体情势接轨。而此前讨论都是在不同程度上利用西方的资源,在西方话语中心的前提下反思中国问题。甘阳的这篇文章算是政治哲学本土化趋势的一个重要标志。

我们同时还注意到,1990年代中期以来,《读书》一方面还是坚持自己“文化漫谈、思想清议”的特色,看似闲散的笔调中可以发现诸多闪光的思想因子;另一方面,由于自1990年代开始的社会科学在中国的蓬勃发展,《读书》的文章不论在知识的领域还是在问题的领域都比从前扩展和深化了。

(五)廿一世纪初期。进入新世纪,由于在“问题意识”和“知识储备”两方面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相关的讨论在此前基础上继续扩展和深化。这一时期,“正义”、“民族主义”等成为《读书》上出现的关键词。此时所刊文章的关怀已经超越了具体的一时之需而能够从更广阔的视角来对政治哲学诸问题进行深入的探寻。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章有万俊人的《正义为何如此脆弱?》,张旭东的《知识分子与民族理想》,王绍光的《饼做大以后……》等。当然,《读书》的视角不只局限于国内,域外政治哲学发展的动向也仍旧被关注。如许纪霖在2005年第6期发表了《两个美国与政治自由主义的困境》,对美国近年来兴起的新保守主义做了介绍与评价。我们知道,世纪之交,中国知识界和思想界有所谓“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但是仅从《读书》的文本来看,似乎并没有出现“剑拔弩张”之势。我们读到的更多的是文章作者基于学理层面的政治哲学思考。就此而论,值得关注的文章之一是甘阳于2003年第4期上发表的《走向政治民族》,作者通过对《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联邦党人文集》等经典的研读与体会,提出中国应当成为成熟的“政治民族”,自此,“如何走向政治民族?”开始成为知识界持续关注的一个话题,尽管对此提供的答案见仁见智。

以上简略总结了政治哲学在《读书》20多年来的发展历程,我们大致可以勾勒出三条发展的线索:其一是对于政治哲学原典的仔细与深入研读的趋势在不断加大。比如对卢梭及其著作多年来都是《读书》的作者群所一直关注的对象。其二是对西方思想界的研究动态的持续介绍。比如从1990年代开始对后现代主义的介绍以及对美国新保守主义的介绍。其三是政治哲学的讨论同社会历史以及思想的大背景乃是密切相关的。从创刊初期的反思历史教训到现在的“如何走向政治民族”就清晰的呈现了这一线索。当然,不无遗憾的是,除了以杜维明等为代表的“新儒家”从文化意义和文化发展的角度对儒家思想及其与现当代世界关系多有关注和述评外,在《读书》上对于我们传统政治哲学的讨论还是相对的欠缺,不论是文本的精读还是在研究方法、视野的拓展上都显得有些捉襟见肘。

回首这20多年来《读书》走过的政治哲学之路,笔者感触最深的一点就是,与其讲我们是在不断的超越,不如说我们更多的是在对话。正是在这样的对话、理解中,正是这种必要的张力的存在,政治哲学的深远影响才得以逐渐展开。

三、《读书》中的比较政治学

比较政治学自美国舶来,是对本国以外的政治现实进行的实证研究,并往往期望从多国比较中得出有价值的经验性命题。本文按照比较政治学比较公认的三个基本研究范畴(比较政治制度、比较政治发展和比较政治经济)来选取和总揽。下表是就所考察的文章按问题性质和研究类型(国别/比较)所做的一个样本统计:

从统计情况来看,应当说《读书》对比较政治学这一学科是非常重视的。早在1987年《读书》就曾介绍我国建国后第一本比较政治学教科书,即王沪宁先生的《比较政治分析》①,尽管从今天的眼光来看,这本教材更接近于通用政治学教材,但对于当时沉寂30年的政治学界来说无异于有开天辟地之功,直至今天学人仍要回忆王先生一书对打破对政治思维的单一习惯、开拓学界视野的重要意义。

下面根据问题性质分述之:

(一)现代化的研究既涉及政治现代化(即民主化,属比较政治发展范畴),又涉及经济现代化(该过程属比较政治经济范畴),而《读书》上对现代化之关注更多的是综合性的②,所以将这一议题单列出来,能更好地进行对比学习。总的来说,这些论述现代化的文章看到了现代化在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组织等多个方向上的巨大变化,但并没有将现代化简单等同于几个最终目标,也不迷信这些目标是可以随着经济发展自然实现的,而是很早就注意到了政治力量(政府、底层人民)在其中的能动性作用。在有关美国、韩国、印尼和阿根廷的文章中我们能切身感受到这一过程的艰辛。

而在相对理论化或是多国比较(尤其是多个后发展国家比较)的研究中,则明显能感受到国内学界的一种基本认同,这一认同在《现代化理论与霍氏改革观》和《现代化为什么受挫》以及推荐亨廷顿政治现代化理论的多篇文章中尤为突出,作为典型代表的亨廷顿、霍森施塔特、富永健一和艾森斯塔特的观点都以历史为依据,强调综合性现代化变革的成功必须依靠强有力的政治中心(或杰出政治改革家)提供凝聚力、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作为过程的基本保障、以及政府拥有决策艺术和能够推动制度创新的能力。

(二)《读书》早在1989年就开始探讨宏观制度问题。崔之元先生推荐的顾准遗著《希腊城邦制度》,以及李培林先生《共和国真义考》就在提醒国内学者重视西方本身的制度差异、重视政治学概念及理论的发展和意义,从而发掘能为我们所用的价值所在。进入21世纪后,《读书》又推荐了英国法学家白芝浩的巨著《英国宪制》、刊登了多篇对美国联邦制度及其民主制度和宪法的演变进行深刻分析的文章,无论从视野上还是思想上都有很大的启发作用。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文章的专业性和可读性都很强。

(三)这里将对于微观的管理制度的研究纳入比较政治发展范畴,西方比较政治学中的行为主义流派也主要集中在这一领域。《读书》早在80年代初就开始关注问题,90年代末以来则更加重视微观过程诸如利益集团与政治过程的关系,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美国比较政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JamesScott)关于腐败的研究。①斯科特利用历史案例进行比较分析,批判了腐败研究领域里的“文化决定论”,深刻地指出“腐败成为问题”本身就是“社会价值与规范(即道德标准)变迁的结果”,而“存在腐败”的原因在于:“腐败‘政治机器’是在社会缺乏共同价值理念而难以达成共识的境况下的替代政治文化的一种控制机制”。类似这样的研究,不仅指出了社会问题之所在,更挑明了问题的本质以及解决的可能(文化本身是社会实践的结果,因而是可以变革的)。

对于民族主义的研究是近十年的热点话题,《读书》刊载的五篇文章②数量虽不多,但已然涵盖了西方在民族主义研究领域几乎全部的经典研究和著名理论,包括了对种族主义的两种政治经济学研究(1999年和2004年文章),还涉及对中国民族主义研究的一些看法,内容全面,议题前沿。

(四)比较政治经济在美国已是一个丰富的领域,关注的问题大体可以分为后发展国家的经济现代化、转型国家从计划向市场的转型、西方福利国家的政策转变/调整等三大主题。前表已反映出《读书》在这方面也非常着力。但可惜的是对福利国家在新一轮全球化下面临的挑战和政策调整这一问题没有涉及,而这些问题对当前我国的政策选择和调整是明显有影响的。对转型国家的关注方面,80年代注重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尤其是匈牙利,但到90年代后则重点讨论了俄罗斯的私有化问题。此外还有对全球化的两篇论述,警示全球化可能给发展中的国家带来的消极影响。

四、《读书》中的国际关系

下文将从战争与和平、外交、全球化与区域化、恐怖主义等四大主题进行综述。

(一)战争与和平———国际关系永恒的主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痛经历催生了对国际关系科学研究的努力。《读书》以其特有的人文关怀深入挖掘战争背后的政治与伦理观,关注战争的合法性、限度及战后对新秩序的安排等。所刊发的文章高屋建瓴,深刻透视战争背后的种种因果关系,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和平主义思想:止戈为武,战就是为了不战,反对穷兵黩武。此类文章精彩纷呈,有代表性的比如《广岛轰炸再反思》①、《战争的影像》②、《平民化战争研究的启示》③、《战争的文化透视》④。

如倪乐雄先生的《战争的文化透视》一文往返古今,比照东西,有着深刻的哲理内涵,佳作难得。此文对富勒的《西方军事史》一书做了精彩的解读,见解独到深刻,令人耳目一新。

克劳塞维茨视战争为政治的继续,而富勒把战争放到社会的大背景中进行考察,认为“自古至今战争一直支配着人类生活”并尤其重视决定性会战对历史进程的深刻影响。举希腊的发展史为例,认为马拉松之战、撒拉米斯海战、普拉提亚会战对欧洲文明的早期发展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此外,富勒以基督教为例,剖析宗教的兴衰与战争之间的关联。倪先生以此为立足点,对中西的战争文化进行深入的比较,得出较之西方战争的功利主义观(百战百胜为最高境界),汉民族的战争观(不战而屈人之兵)更重视以“民本”为核心的伦理主义取向这一结论。倪先生认为鸣条之战(商伐夏)、牧野之战(武王伐纣)作为东方文明史上的决定性会战奠定了华夏政治文化的基础,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倪先生在文末指出应借鉴年鉴学派的历史观,用长时段的视角来剖析战争与社会文化的互动,唯独如此才能真正地理解文明的兴衰。此文纵横捭阖,令人钦佩。

(二)在外交的研究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⑤、《日中关系为何政冷经热》。⑥

津上俊哉的《日中关系为何政冷经热》一文从标题有虽意在探究政冷经热的原因,但作者似乎打了个球,主要探讨日本国内看待“中国崛起”的不同意见及影响。作为日本学者,津上较为客观地指出了中国崛起给日本带来的机会与压力,日本国内分化为享受到中国崛起利益的“胜者”和受到损失的“败者”,因此造成了对中日关系看法的不同。津上指出日本应当抛弃不必要的障碍,积极利用中国崛起带来的机遇,实现“双赢”,构建和谐的中日关系。津上此文的意义在于倡导日本应当积极回应中国的崛起,这需要中日双方共同努力,作者以“无论距日中关系的黎明还有多远,我们都有责任努力下去”做结,可知其对中日关系的重视。日本国内除了右翼势力之外,还有为数众多的有识之士,他们较为理性地看待中日关系,希望中日关系平稳发展。

(三)全球化作为一个正在发生的客观事实和不断增强的趋势,对世界进程有着重大的影响。与此同时,以欧盟为代表的区域化进程也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北美、非洲、东亚亦开始效仿,区域一体化进程不断加速。近来学界对全球化与区域化展开了深入持久的讨论,《读书》对此问题也相当关注,有代表性的比如《三种新的全球化国际关系理论》⑦、《秩序还是失序?》⑧、《后民主民族与欧洲未来》⑨。

佩里·安德森先生系英国新马克思主义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对“新马克思主义”有着重要的阐释。《读书》曾邀请基演讲并座谈。

安德森教授介绍了三种新的全球化国际关系理论:民主和平论、攻击型现实主义、后现代国家(市场国家理论)。

在《秩序还是失序?》一文中,作者介绍了阿明对全球化的看法,并结合中国实践进行思考。阿明是“依附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并认为不发达国家的贫穷落后是由发达国家所主导的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所致,主张“脱钩”理论。认为不发达国家应走独立发展的道路。但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在借助外资取得发展的同时,又在很大程度上维护了自。这与以拉美经验为基础的“依附论”有一定的出入,阿明以此为着眼点阐明目前全球化处于失序状态。目前的全球化并没有完善的配套制度、不能囊括亚、非、拉的发展、以及公平严重缺失等。全球化只是西方的全球化,是新一轮全方位的垄断。作者立足亚洲经验,认识到包括阿明在内的第三世界学者已把中国和东亚看作第三世界的例外,呼吁中国学者不仅要从效率这一资本主义规则来解释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独特性,更要从正义、公平及相互关系进行深层次的思考。

(四)恐怖主义。自“9·11”以来,恐怖主义的日渐凸显改变了国际关系的议事日程,成为国际关系最为炙手可热的一个议题。

那么美国学者是如何看待恐怖主义的,《读书》刊发了乔姆斯基的《恐怖主义、全球化与美国》一文。他明确地提出了国家恐怖主义这一说法,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是世界头号恐怖主义国家。恐怖主义的根源在于强权政治本身,美国的外交政策尤其是中东政策,引起了伊斯兰底层人民深刻的不满,滋生了恐怖主义的土壤。作者认为用武力来解决恐怖主义问题,只能陷入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世界将永无安宁,呼吁美国转变思维,调整内外政策以应对日益增加的反美问题。

在《萨义德论恐怖主义》一文中,萨翁认为恐怖主义一词带有太多的政治偏见,不如暴力一词客观。西方无视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杀戮,却把恐怖主义标签牢牢地与巴勒斯坦联系在一起,伊斯兰成为了恐怖主义的代名词,这是十分不公平的,并进一步刺激了巴勒斯坦人民,使巴以陷入了冤冤相报的政治困境。作为一名有良知的知识分子,萨翁不得不两面开弓:一方面反对西方和以色列对巴勒斯坦解放运动的诋毁与丑化;另一方面谴责伊斯兰极端组织的行动,指出他们这种做法解决不了问题,只能使本国人民遭受更多的苦难。萨翁指出,美国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之后所实行的“中东改造计划”会适得其反,将遭到阿拉伯人民的强烈反抗,因为美国并不知道阿拉伯人所需所想。萨翁所见可谓高瞻远瞩,但正如作者在最后所说的:“政治的困局、顽冥不化的偏见不能在短时间内解决”。萨翁已逝,但其风骨将成为今后知识分子的宝贵财富。

五、余论

从《读书》二十多年的政治学类文章来了解政治学,与其说能从中了解政治学发展的脉络,不如说是从中了解中国政治学的发展脉络。与其说是从中了解中国政治学的发展脉络,不如说是从中了解中国知识分子偏好演化的脉络。由于中国知识分子的特殊偏好,他们对政治学文献进行了选择性阅读。

首先是着意于阅读政治学中比较“人文化”的文献。①中国知识分子比较强烈地保留了韦伯所说的人文教育传统。②这一传统使得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政治学文献比较“可爱”,可读。

其次,《读书》着意于选择非主流的视角。

在比较政治学与国际关系领域这一表现尤其明显。①由于不是对西方主流视角亦步亦趋的跟进,才让《读书》政治学类的文献有着明显的本土气息。而这种气息,可能是自《读书》创刊时便启动的市场化改革所带来的。

政治学篇6

“无论在什么地方,不平等总是动乱的起因”,这是亚里士多德的论断,“向现行政体发难的人们都是在谋求平等”。他不仅指出人们要财富上保持平等,而且在分配政治权利与各种荣誉时也要平等地对待民众。他指出在贵族政体中引起动乱的原因在于“名位仅仅为少数人所占有”。他还指出:在民主的社会里,所有自由的人要求在门第、财富、自由身份与美德等一切要素方面都应该平等,他们把政治权利的平均分配视为正义。只要人们认为在政府中的地位与他们关于平等和正义的观念不符,他们就要掀起革命,由此导致政治不稳定和政体更迭。从政治秩序建构的方法及原则分析,《论语》主张德治,《政治学》则主张法治。孔子所设计的是圣君贤臣的政治统治模式,正如前述孔子对人性的认识,统治者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并且依据优良的道德品质治理国家,以优良的道德品质影响民众,就可以获得民众在心理上的支持,使政治共同体具有政治权威,获得统治的合法性。道德是趋于良善的最有效的途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他认为刑罚虽然对治理国家具有有效性,但并不能使社会大众达到良善,只能使民众免于无罪。而德治是以“仁礼”为核心来构筑的,“仁”与“礼”是两个相辅相成的概念,“仁”是优良的道德品质,而遵守礼的规范是优良的道德品质在行动方面的表现,所以“仁”的品质是遵守“礼”的前提。没有“仁”的品质,自己的行为就不能符合“礼”之规范,“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然而要达到“天下归仁焉”,还要靠千千万万的“君子”。那么“君子”何以维护社会政治秩序呢?

君子具有完美的政治人格,君子的存在能使社会安和、人性趋善,正如《论语•里仁》所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君子重“德”懂“礼”,让“仁”、“义”行于天下,天下有“道”,自然秩序井然。《论语》重在扬善,而《政治学》则重在止恶。亚里士多德基于对人性恶的认识,试图用法律来遏制人的贪婪,从而保证城邦达到“至善”。他说:“崇尚法治的人可以说是惟独崇尚神和理智的统治的人,而崇尚人治的人则在其中掺入了几分兽性;因为欲望就带有兽性,而生命激情自会扭曲统治者甚至包括最优秀之人的心灵。法律即是摒绝了欲望的理智”。亚里士多德崇尚法治,并认为“恰当的法律可以拥有最高的权力”,因为“意愿并不是安全可靠的东西”。多数人制定的法律体现着多数人的智慧,他坚信多数人的智慧会比少数人的智慧或一个人更高明,用不带感情的法律可以抵抗常人的偏私、或,从而能够克服人性之恶,能够克服政治腐败的弊端。因此,如果在政治上考虑德性和邪恶,要止恶扬善就必须树立法律的权威,以法治为手段,以防止统治者感情用成文的法规更具权威,所涉及的事情也更加听任激情的支配。“寻求正义的人即是在寻求中道。约定俗成的法规比成文的法规更具权威,所涉及的事情也更加重要,所以人治也许比依据成文法的统治更加可靠”,在将成文法作为统治纲领之时,亚里士多德具有明显“中道权衡”的政治取向,这种合乎正义而毫无偏私的政治价值观与孔子“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的政治哲思如出一辙。如果说《论语》吸收了尧、舜、禹三代及周朝的君主专制文化养分,那么《政治学》则吸收的是古希腊城邦政治文化的养分。东西方自然地理、政治文化环境的不同已决定了政治秩序构建结果的分殊。孔子彰人性之善,从亲情伦理关系的角度,看到了家、国、天下的政治关系。他鞭笞“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大夫出”,甚至由“陪臣”执国命的无道社会;他希望通过千千万万的君子,事事讲“礼”,无论是家庭内部的父子、夫妇、兄弟之间,还是君臣之际,从约束个人到约束社会,实现社会秩序的稳定;他期望恢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优良秩序,他疾呼“君事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无论是政治权威的塑造还是政治合法性的获得都在这“礼”当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逻辑也似乎在当然之中。

从个人扩展到家人,由家人扩展到国人,再从国人扩展到天下人的社会关系也决定了政治关系的金字塔结构,要求“克己复礼”,遵从“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礼制规则,从而使得天下有序。亚里士多德以止恶为扬善之本,得出崇尚法治的结论,在原始的自由、平等理念的支撑下寻求自由民的共和政府。因此,他认为“当大家都具有平等而同样的人格时,要把全邦的权力寄托于任何一个个人,这总是不合乎正义的”。当公民权利平等时,“轮番而治”的制度才是正义的。虽然他与孔子的中庸之德的政治哲思如出一辙,但他调和的并不是一家一姓,他要调和的是构成城邦的阶级,他不希望政治权力过多的掌握少数人手里,他说:“一旦有过多的人被排斥于公职之外,城邦中就会遍地都是仇敌。惟一的解救办法是让他们参与议事和审判事务。所有人聚集到一起时,能够有充分的感知能力,再与较高级的职位相结合,自然有益于城邦,正如不精纯的食物与精纯的食物相混合,整体上就会比少量的精纯食物更加有益于身体;然而分成单独的个人,其判断能力就要大打折扣。”在他看来中产阶级人数最多,比其他阶级更为稳定,他们的社会地位使其不像穷人那样希图他人的财物,又不至因财产太多而引起穷人的觊觎。他们具有中庸之美德,最能顺从理性,不走极端,并且成为贫富两个阶级的仲裁者,以避免纷争,减少内讧。因此,他以中产阶级为基础,构建了自己的共和政体。

从认识世界的角度出发,《论语》和《政治学》都是政治思想家经历社会动荡不安后,总结历史,认识人类社会,寻求政治秩序混乱的根源,从而构建理想社会的结晶。二者都以人为中心,对构成共同体的元素“人”进行分析,并构建了各自理想的政治体制,具有相似的人性思考和相似的“中庸”哲思。然而,他们的思索结果却因所处的地理环境及中西方文化底蕴的不同,获得了迥然不同的认识,制度变迁、文化变迁过程中的路径依赖始终贯穿其中,因而他们构建理想世界的方法、结果相异甚远。但是,孔子和亚里士多德在遵循人与环境互动的规律中找到了适应中西方的解决之道,为当时乃至现在社会的贡献巨大,无论是《论语》还是《政治学》,都为当今寻求适合东西方自然地理、历史、文化、经济政治环境的政治制度提供了启示和借鉴。

政治学篇7

科学以它经验的观察,可重复的试验,精确的数据,建立起来科学研究共同体自我确认的、确实的可靠感和确定性。这对于曾经深陷在怀疑论、甚至不可知论“泥潭”里的人类来说,几乎解决了人类有史以来对确定性问题的自我怀疑。因为在以往,对于我们所确定的某种规范性陈述,在被另一种规范性陈述所****之后,我们常常只能感叹地说:哎呀!这东西原来错了!现在,社会科学对大家保证说,这种尴尬我们不会再经历了:因为确定性来自于科学论证和数量统计支持!而不是强势的规范陈述!强势的形势改变了,你就得按照强势的新结构重新认知。那认知的随强势改变而改变的尴尬就具有着某种必然性。

似乎这可以从我们中国人的现代生活经历上得到证实。比如毛泽东时期,实行毛式社会主义,那时,我们说毛式社会主义很正确。大家热情高涨,全力投入。但是后来政治家说“那时”错了。那时错了,我们就批判吧。而对于“这时”正确的邓小平来说,他提出的两论,曾经引导改革开放走向相当成功的境地。但是,后来又有人告诉我们,两论也很危险。猫论、摸论,可能抓对、摸对,也可能瞎摸、乱撞。偌大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怎么能这样走呢?现代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应该有科学的设计以及长远的规划,怎么能以那么简单、乃至儿戏的猫论、摸论来指导呢?又错了!如今在干嘛呢?我们又在寻求新的国家指导思想了!而经历过三番五次的类似变化的我们,可能醒悟到这些规范式的政治陈述可靠性有限。我们就会开始努力寻找“可靠的”政治言述。

所以,从政治理论的演变上,也从政治生活的体验上,都可以看出,一切规范的陈述带给我们的确定性是严重不足的。只有科学,带给我们的确定性,使我们有一种可靠感。那是一种什么可靠感呢?那是一种依靠冰凉的数据代替感性的判断,而产生出来的可靠感。请问,当你认定任何个人,不论他多么英明、多么伟大、多么神武,他的政治判断都具有一种不确定性的时候,你不信这个冰凉的数字,你能信什么?一切个人的、主观的判断都是带有感情的。感情的判断,给人的确切可靠感,就必然是弱的。而只有不带感情的判断,才是值得我们信赖的。

于是,作为社会科学的主力学科之一的政治科学(political science)兴起了,它代替了传统规范方法主导的政治学(politics)的地位。政治科学发挥到极致,建立在实证调查、概率统计基础上的政治科学研究方法,占据了政治理论研究方法的统治地位。统计的基础,是调查。调查的方法,就是随机抽样、实地访谈的方法。为何会形成这样的研究格局?就是因为这样的研究太客观了,太具有可信性了!所以作为社会科学的政治科学本身在强调自己客观性的同时,其实也就是把此前的整个政治思想悬搁起来了。所以,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原来的古典政治理论或者现代早期的政治理论也就成为“过去的”政治理论。这样,它为我们提供的种种价值论证也就被悬搁了起来。如此,我们可以做的政治学研究工作,就是统计,就是调查,就是访问。我们依靠这些来判断政治活动中谁是谁,谁支持谁,谁反对谁。这样一种价值中立基础上对于政治学研究的客观性的强调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我们对政治生活合法性、正当性的判断,变成了数字游戏。如果以前是认为好的,现在则变成了大数字支持的,否则就不能认为是好的。

而这个数字游戏,事实上已经成为我们理解政治生活,不仅仅是理解政治生活而且是组织政治生活的基本途径。像韦伯这样的政治学家,如果一旦去竞选市长、州长、总统,他就得先放弃自己对于统治合法类型问题的思考,去追求大数字的支持。假设他知道自己的当选率低于百分之十,对手的当选率是百分之八十,那他自己就知道是彻底没希望了,而不是去从规范意义上为自己“应当”当选辩护。这种辩护,没有任何意义,发挥不了任何作用。假如完全没有希望,还要顽强地参加竞选,那就只是参与一个好玩的政治游戏而已。比如美国的大富豪佩罗特,成立一个改革党,他就是建立在“你能参加竞选,我也能参加竞选”的想法基础上,投入到竞选之中的。他当然会觉得自己在政治正当性上应当具有比台上政治家更多的底气。但是,他只能觉得参与总统竞选真过瘾,过把瘾就行,至于输赢,就保证不了什么了。因为数据表明,他根本没有获胜的希望。所以这一个数据,就已经具有选择和组织政治生活的支配性。而至于什么是好的,什么是绝对性的东西,可以根本不予关注。这种思路一旦得到较为普遍的认同,政治科学家们所能做的工作,就是坚定地预测,昂扬地分析,自信地断定。

政治学篇8

一切事物的发展都应该跟上时代的潮流,初中政治教学也不例外。把时事政治引入初中政治教学中,是新课改下实现多元化教学的基本需求,以此来提高学生的认识能力和发展学生的素质能力,是实现政治理论与实践教学相结合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

刍议;时政教学;初中;政治教学;应用

由于初中政治教学内容理论性太强,导致教学内容枯燥,学生的学习兴趣不大。在新课改的要求下,改变了传统的灌输理论的教学模式,在课堂教学中引进时事政治的教学内容,丰富了初中政治教学的内容和教学方式,很好的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起来。

一、时事政治在初中政治中的应用现状

我国的初中政治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引导学生走向积极健康的人生道路,很少涉及到时政这一方面。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教师没有在教学中引入时政的观念

首先,在教学中,经常会出现一些教师墨守成规,跟不上时展的潮流,教学观念落后,在政治教学中完全没有引入时政的观念。其次,一些教师在教学中只是为了应付考试,在课堂上把理论知识很抽象的讲解,下课后让学生们把重要的知识背会。这样的应试教育观点是非常不利于学生的发展。第三,一些教师虽然有着时政教学的意识,但形式单一,只是把材料发给学生,没有进行理论与相关时政相结合起来。

(二)学生没有学习时政的相关条件

由于学生大部分时间待在学校里,接触不到各种新闻,对国家很多的相关政策都不了解。加上学校并没有给学生提供相应的场所供学生去了解最新的时政新闻,致使学生对外面发生的一些大事根本没有了解的渠道。同时在一些偏远的地区,消息更是闭塞,他们对外面的世界几乎一无所知,这也是初中政治教学引进时政材料的现实意义,即可以帮助学生们更好地认识世界,促进自身的发展。出现以上这种情况的最根本原因在于,学校根本不重视对初中生的时政教育,没有意识到时政对初中生的教育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初中生这一年龄阶段正是形成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重要阶段,需要对时政的了解,来促进正确的人生观。在课堂上教师引入相关的时政材料对学生的学习和发展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二、怎样把时政应用到初中政治教学中

(一)教师在教学时引用社会热点新闻

教师在教学时,要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每学一个知识点要找到相应的热点新闻与之对应,对结合相关的理论知识对这些热点进行分析。这不仅教师具有对时政新闻的敏锐性,而且需要教师根据学生的认知范围来进行合理的引导,最终达到培养学生对社会热点新闻的分析能力。比如,针对3月4日召开的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进行分析,引导学生探索会议的重要内容和精神,以及其会议对我国社会之一建设起到的积极意义。教师在引导学生对热点问题分析时,也需要注意结合初中政治教学的课程目标,让学生把所学的知识与热点问题结合起来分析,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学校建立时政讨论论坛

把时政教学引入到初中政治教学中,由于涉及到的知识点鼻尖广泛,教师仅仅依靠课堂引入时政并不能满足学生对时政知识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学校可以组织学生自主建立时政谈论论坛,用小组的形式,在论坛上把热点新闻进行分类整理,通过此种方法来扩展学生们时政新闻的知识面。学生可以通过论坛上分类整理好的热点新闻,结合自己所学政治教学内容,对时事热点新闻进行谈论和分析。这种方式不仅让学生学到更多的实践知识,通过自主整理知识,学生之间的相互谈论,可以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使学生成为综合能力较强的综合型人才。

(三)提倡学生开展多位活动

初中的政治教学要结合时事热点新闻,只依靠课堂活动,是很难全面的去把热点新闻与理论知识结合起来去了解和分析的,还需要学生在业余的时间自己组织开展一些有利于热点新闻传播的活动。比如可以组织开展新闻播报活动。教师可以在内容和材料上提供一些主要的信息,让学生课后去搜集与整理相关的新闻内容,激发学生的学习乐趣,锻炼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在搜集资料时,学生可以根据自身的爱好和兴趣来找相关的资料。资料整理准备充分时,教师在课前几分钟轮流安排学生来播报自己整理的重要时政资料。教师还可以组织学生办时政小报,以此来促进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与参与性。教师在正确的方式方法的引导下,支持学生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办理时政小报,把各自制作的时政小报与同学进行分享与交流,从中得到自我的提高。在熟悉时政的基础上,还能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锻炼学生的自主实践能力与创新能力。

三、结语

把时政引入到初中政治教学中,对学生对教师都就有重大的意义,对教师的教学思想起着积极引导的作用,对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和全面的发展起着重大的积极的作用。教师与学生都要发挥自己的主管能动性,去把政治理论知识与热点事实新闻结合起来,提高自身的认识和发展水平。

作者:刘建芹 单位:永定区仙师中学

【参考文献】

[1]古宏珍.谈如何在初中政治课堂中引入时政教学[J].现代阅读(教育版),2013.10:132

[2]张亚平.如何在初中政治课堂中引入时政教学[J].赤子(上中旬),2015.18: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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