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政治的政治

在前东欧国家发生的反抗运动中，匈牙利事件最为激烈和血腥。局势稳定后，卡达尔政权采取的社会政策又最为宽松。

卡达尔执政后，并没有恢复拉科西时代的斯大林主义以继续搞阶级斗争，而是以发展经济为首要目标，放慢重工业发展速度，扩大农民自，增加消费品生产。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匈牙利国民收入增长215％，二分之一的农产品出口国外，人均住房21平方米，平均9人拥有一辆小轿车，国民生活水平居东欧国家前列。同时，卡达尔政权还为从前的冤假错案，成立“专家政府”，提高知识分子待遇，并试图通过说服而不是强迫来保持权力垄断，就连反对者也把匈牙利称为“快乐的军营”。

上世纪80年代初，苏联集团的经济都出了问题。匈牙利也由于改革停滞不前，债台高筑，出现经济危机，人们实际收入水平开始下降。统治层和知识阶层都意识到，计划经济已经失败。长期保持沉默的知识界开始发出声音。

哲学家基斯・亚诺什在刚创立的萨米亚特刊物《发言人》上发表文章，认为当前的经济危机其实是1956年后建立的政权的政治危机，他采用历史学研究“事件”因果的方法而不是逻辑的方法论证道，如果当初苏联坦克没有来，纳吉政府就成功了。这反映了当时匈牙利知识分子的政治选择：妥协的政治。

基斯研究了匈牙利事件后期出现的工人委员会和知识分子委员会，认为他们对改革的要求是温和的、渐进的，尤其是提出了社会自治的改革主张。只是这种协商被双方的不妥协中断，社会不得不退回到私人生活。匈牙利事件有许多教训，最重要的教训是妥协比对抗更好。“妥协是解决这个国家的危机的唯一形式。”但此后的知识界没有再给社会提供一条思考的路径，而是陷入长期失语。另一位萨米亚特作家康拉德也发表了相似的观点，其《反政治》一书成为自由知识分子的重要文献。

康拉德认为，西方的政治是公平游戏，失败者不会感到耻辱，胜利者的当选也只是暂时的。东欧人民则由于长期被统治，无论其政策好坏，人们想的都是如何摆脱其控制。对政治不感兴趣的人，一生都不断受政治影响。政治就像洪水一样溢满生活的每个角落，人们只希望看到洪水退去，把日常生活从政治中解放出来。归根到底，“人的生命价值存在于人自身，不需要进一步的证明”。因此，他认为民主的要求不是政治，而是反政治，即保卫自己的生活不受侵犯，让国家做它自己的事，而不是做社会的事。

“反政治是那些不想当政治家、拒绝分享权力的人的政治行为。”它既不支持也不反对政府，其拥护者都有各自的职业，他们结成一个社会网络，通过知识和道德水平施加压力，而不是通过由选举获得的权力。“政治与反政治的关系就像两座山的关系：谁也不想夺取对方的地盘，谁也不能排斥或取代对方。如果当政，反政治将与新政府保持同样的距离，表现同样的独立。”这是一种直接作用于社会、通过公民勇气表现出来的力量，是出于一种“对围绕我们的大量政治决断的根深蒂固的怀疑”。

多元与自治是此书的主要思想。与东欧其他国家知识分子强调道德力量不同，匈牙利知识分子更多受哈耶克古典自由主义影响，主张实行限制权力的民主改革。在康拉德看来，法治意味着限制公权力，而不是限制人民。而公民社会则以普世价值、市场经济和法治为基础。这两者代表了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知识分子的责任和义务，就是保持对权力的批判，提高民众的权利意识，推动建立一个自治的公民社会。

由于多年的渐进改革，匈牙利没有发生像其他东欧国家那样的激烈对抗，自由知识分子作为支持体制内改革的社会力量而发挥作用。正如哈拉兹提所说，如果没有一个公民社会的推动，由现政权主导的改革绝不可能带来体制的变化。1987年，基斯等人在《发言人》上发表了《新社会契约》一文，呼吁政治多元化、自由选举、法治、言论自由、维护劳动者利益、社会安全和人权。这篇重要宣言促使党内改革派与自由知识分子更加相互合作，前者最终成为党内主流，并在1989年6月通过一项全党决议，宣称：“我们的目标是民主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多党制基础上的议会民主”。这正是1956年的梦想。

作者为南京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