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管理论文范文

组织管理论文篇1

1.绩效管理的特点

（1）系统性。绩效管理始于绩效考核，绩效管理的核心也是绩效考核，但它并不简单等同于绩效考核。绩效考核仅是绩效管理链条上的一个环节，与其他部分共同组成了一个系统的整体。

（2）目标性。从根本上说，不仅是绩效管理，包括整个人力资源管理体系都是组织战略的支撑系统。组织战略目标是企业一切管理活动的终极目标。绩效管理也强调目标管理，就是使员工明白自己今后的职业发展方向，使管理者明确如何更好地通过员工的目标对员工进行有效管理，并依据企业或组织的目标对员工提供支持与帮助。

（3）过程性。绩效管理的过程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着眼于过程而不仅仅是结果评价。绩效管理侧重于绩效计划、绩效考核实施、绩效评价结果分析与绩效管理沟通等过程的管控和实施。二是通过过程管控旨在寻求问题的解决途径而非寻找错误之处。绩效管理的目的之一是寻求企业或组织生产及经营活动中的不足，并加以改进。

（4）沟通性。绩效管理中的沟通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部分：一是绩效计划制定过程中关于绩效目标设定的沟通；二是对部门及员工进行业绩辅导过程中的充分沟通；三是绩效考核与评估过程中的沟通；四是绩效结果反馈阶段关于业绩改进的沟通。

2.绩效管理的作用

（1）实现企业经营目标。通过绩效管理中的目标体系构建与分配，将企业或组织的战略目标细化至各部门及各岗位员工，从而在实现途径上确保了企业或组织战略目标的实现。

（2）满足员工的需求。通过绩效辅导使个人能力和素质得到提高，使员工立足本职、各展所能，并藉此获得发展提高的机会。通过绩效管理，可以为员工的工资薪酬、职位升降、学习培训提供必要的依据，有利于员工及时发现自身问题，调整职业规划。

（3）解决管理中的问题。通过绩效评价与反馈，可以看到企业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并使其及时得到解决；并有助于提高公司的管理水平、提升员工的工作绩效，保证企业在健康的轨道上顺利向前发展。

（4）构建和谐的企业文化。企业或组织在绩效管理过程中能促进管理者与员工之间的交流与沟通，搭建企业内部沟通的平台，改变了传统意义上自上而下的官僚管理体系，有助于形成良好的沟通机制，增强公司凝聚力。

二、A组织绩效管理现状分析

1.A组织绩效管理体系构成

A组织为某国有银行（央企）总行下属的软件中心，是该行的直属单位，以事业部体制运行，拥有一支近千人的专业化金融软件研发队伍。A组织于2009年开始了企业绩效管理的探索与实践，在人力资源部设立考核办公室，作为组织绩效管理机构，属于软件中心内部的非常设机构，负责软件中心绩效管理工作的具体组织、开展以及对考核中的重大问题进行审议并提出处理建议。考核办公室下设绩效考核小组和绩效工作小组。制定出台了《XX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软件中心绩效管理办法》，在办法中规定了A组织绩效管理体系的具体构成：

（1）建立软件中心年度目标和计划。按照软件中心战略目标和总行的要求，拟定软件中心年度目标及计划，报总行审批。

（2）定期审查绩效目标。如绩效考核周期内发生重大事件（如部门职能调整等），致使软件中心年度目标和计划发生变化时，根据事件情况可对绩效目标进行修订。

（3）定期跟踪与辅导。总部各部门、各分中心需依据绩效考核目标，进行跟踪管理。在绩效目标执行过程中，遇有突发事件或不可控情况对绩效实现有直接影响的，应及时说明情况，报人力资源部知悉，以便对绩效目标进行调整和管控。

（4）绩效改进。根据定期的绩效跟踪与辅导活动中识别的改进绩效措施，更新绩效目标承诺与考核评价表，以便执行、跟踪。

（5）绩效考核与反馈。采用定期考核的方式，考核周期为一年。总部各部门、各分中心和个人绩效成绩的计算公式：绩效成绩=∑（指标得分i×指标对应的权重i），i=1到N。如果由于某种原因个别指标没有参与考评，则实际的绩效成绩需要根据参与考评的指标权重总和占全部权重（即100%）的比例进行折算，公式如下：实际绩效成绩=绩效成绩×100%/参与考评的指标权重总和考核结果经总行审批通过后反馈考核人，考核人应与被考核人进行面谈，反馈考核结果，共同讨论个人绩效情况并识别在工作中可提高和发展的机会。

（6）绩效考核结果应用。作为计发绩效奖金的参考依据；作为下一年度薪酬调整的参考依据；作为职位晋升、调整和调任的参考依据；作为个人职业发展规划的参考依据。

（7）绩效管理纪律及问题处理。在绩效管理过程中，如有、弄虚作假、打击报复行为，一经查实，严惩不怠。如被考核人对考核结果存有异议，可在得知考核结果10个工作日内提出申诉。

2.A组织绩效管理情况分析

根据A组织绩效管理构成及绩效管理体系运行机制的分析，笔者认为A组织采用的是MBO目标管理法，依据组织过去的发展历程及目前的发展状况确定出未来的发展目标及方向，明确总目标之后，对总目标进行分解，按照部门分工及工作内容下发到各个部门至各位员工。在各个目标确定以后，进入目标执行阶段，在执行过程中，要注意检查校验，即A组织设定的绩效改进，及时发现偏差与失误，对不符合实际情况的目标进行修正，保证目标执行合理到位。以一年为一周期，年终进行绩效考核，考核对象包括部门和个人，最终考核结果将应用到人事决策中，从而影响到每位员工的个人发展。2009年12月绩效管理办法出台后，绩效管理体系于2010年正式开始施行，至今A组织已经完成了两个周期。总体来看，在A组织实行绩效管理体系后，企业的总体绩效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通过目标管理，员工们了解到公司目标与个人目标，保证个人努力方向不偏离轨道，有的放矢，避免产生无用功，实现个人与组织工作效果的最大化。同时，激发了员工的自学性，为员工交流提供了平台，促使大家更加主动、积极地开展工作，进而提高工作效率，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

三、A组织绩效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我们不可否认A组织在实施绩效管理后，收到了较为理想的效果，但在绩效管理实行过程中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如绩效管理机构的执行力问题，绩效考核与评估标准的适宜性问题，绩效管理工作与企业其他管理工作的衔接问题等等。

1.考评机构设置不够合理

A组织的绩效管理机构———考核办公室设立在人力资源部，为非常设机构，这种管理机构的设置不是十分合理。不足之处突出表现在对绩效管理实行的推动力不够，这就直接导致了体系运行缺乏持续性与深入性。

2.考评标准适宜性欠缺

A组织在绩效管理体系中制定了考核与评估标准，并着力推行，以员工工作行为标准为例展开分析。A组织为员工优秀行为表现进行了较详细的规定。通过上表，可以看出在A组织中何为员工优秀行为，但由于业务部门并未参与该考核标准的制定，这就带来了考评标准适宜性较差的问题：

（1）考核评估标准未依据员工岗位职能分工的不同而细化分类，致使评价标准适用性较差；

（2）考核评估标准未能体现员工主体的工作特点和工作性质，A组织从事技术研究工作人员的智力因素、先进设计理念、方法创新、工程优化等明显提高绩效的技能及工作内容未在评估标准中得到有效的体现；

（3）考核和评估标准基本都属于定性指标，缺乏定量指标，致使绩效差异难以体现。

3.制度可操作性不强

A组织的《绩效管理办法》规定的有关制度条目过于简单化、条目化，缺乏可操作性。如“绩效考核结果反馈”条目内容为：“考核结果经总行审批通过后反馈考核人，考核人应与被考核人进行面谈，反馈考核结果，共同讨论个人绩效情况并识别在工作中可提高和发展的机会。”如果仅从条目规范来看，条目规定内容较为合理，但如果放到操作层面来看，操作性就较差，如，对反馈工作的执行时机、次数、执行者要求、反馈记录要求、反馈沟通的要点等等均没有得到体现。

4.考核结果强制分布

A组织《绩效管理办法》规定：“员工考核结果分六个等级:A+（显著超出要求）、A（超出要求）、B+（较好达到要求）、B（达到要求）、C（离要求有差距）、D（离要求有较大差距）。总体上，考核等级为A+、A和B+的人数不超过同层次职位参加考核人数的5%、25%和10%；个人的绩效分值与结果等级原则上有对应关系，但个人最终考核结果受所在部门/分中心B+、A和A+人员比例的限制。”这种考评结果强制分布的规定，看似合情合理，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出现了轮流坐庄和平均主义，严重挫伤了员工积极性。

5.绩效管理认知存在偏差

企业管理者和员工都未能充分地了解绩效管理，认为它只是一种管理手段，本身并非是管理的目的，有时甚至是为了考核而考核。管理层过于注重考核结果，忽视绩效反馈及问题的分析和处理；缺乏员工绩效辅导、面谈、反馈等必要技能；平时考核不严格，年终搞突击，重形式不重质量；考核的原则混乱、自相矛盾，在考核内容、项目设定及权重等方面表现出无相关性和随意性。员工对绩效考核目的认识不清，认为绩效考核是管理自己的一种工具，对考核工作存在抵触情绪。本身对绩效考核不重视，且由于互相评价的结果保密性不强，导致员工在进行互评时往往作“老好人”，敷衍了事。

四、提升A组织绩效管理实施效力对策

1.提高高层领导的重视程度及部门间的联动程度

（1）充分发挥领导者的作用。绩效管理要求业高层领导必须成为绩效管理专家，这些专家不仅要有推动企业开展绩效管理的意愿，更要有推动企业开展绩效管理的能力。

（2）积极做好部门间的组织协调工作。绩效管理不是单一部门的工作，而是多部门联动的结果，企业推行绩效管理需要企业各个部门、各个环节、全体员工的有效配合。

（3）组建精干高效的绩效管理团队。组建一支精干高效的绩效管理团队，是企业进行绩效管理的有力保障。绩效管理团队组建之后，应依据绩效管理的流程确定每个人的角色定位，权限和职责分工，工作目标及任务，并以书面的形式予以确认。

2.提升考评指标制定的适宜性及有效性

（1）完善考评指标制定流程。一是岗位工作分析，以此为基础来确定绩效考核评估标准的各基本要素。二是工作流程分析，即从过程控制的角度确定被考核对象完成岗位工作的绩效指标。三是绩效特征分析，根据考核评估标准要素，绩效指标的重要程度、定性或定量评价可行性等特征，依据少而精的原则制定评价标准。四是实践验证及修改，在绩效管理体系实行过程中，对绩效考核评估标准进行实践验证，发现问题及时修改。

（2）确保考评指标的有效性。A组织的员工业绩指标的关键要素应是效率、品质和数量。而研发人员开发产品的过程中，是依据其自身的知识、技术和经验开展创新的过程，是一种高水平的脑力劳动结果，其能力指标则应是员工的知识、技能和经验。同时，软件的研发一般以团队协作的方式进行，个体的协作精神对团队工作的绩效有重要影响，因此其行为指标应是协作精神和进取精神。

3.增强制度体系的可操作性

（1）细化制度体系内容。关于绩效管理体系的相关制度规定，在基于企业或组织实际环境条件、人员组成特点、体系建设目标等多种因素的条件下，需详略得当，并侧重于执行人员的可操作性、便捷性，尽量避免随意、主观判断等现象的发生，确保绩效管理体系的科学性与严谨性。

（2）建立有效沟通渠道。有效的沟通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即“讲什么”，“讲多少”和“怎么讲”。沟通包括正面的沟通和负面的沟通。在员工表现优秀的时候给予及时的表扬和鼓励，以扩大正面行为所带来的积极影响，强化员工的积极表现。在员工表现不佳，没有完成工作的时候，应及时真诚地予以指出，以提醒员工需要改正和调整。

4.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1）改善考核结果分布方式。一是彻底抛弃这种强制分布的排序方法，采用非强制分布的方法，即主要依据绩效考核出来的分数直接进行员工排序，不人为设定等级。二是采用改良的强制分布，减少其不良影响。员工等级划分与部门整体绩效挂钩，对于整体绩效好的部门，合理提高优秀员工、一般员工的比例；对于整体绩效不好的部门，则适当降低这一比例。

（2）重视员工精神诉求。出生于七十年代前的很多员工大多生活在一个大家庭中，很多人都养成了谦虚、忍让的习惯，把工作当成谋生手段。但八九十年代的孩子更重视生活的质量，厌恶规则的约束，强调个人的兴趣及主观意愿。而企业在实施绩效管理时，需注意这一部分员工的利益诉求，特别是精神诉求，在正视并重视其利益诉求的基础上，积极引导和帮助，使其与企业利益、绩效目标一致，从而培养和谐的企业文化。

5.不断提升全体人员对绩效管理的认知水平

（1）管理者要树立科学绩效管理的新观念。首先，管理者应真正认识到绩效管理不是管理者对员工挥舞的“大棒”，也不是无原则的“和稀泥”。其次，企业领导者及管理者应高度重视绩效管理在企业管理中的巨大作用，不能把绩效管理简单的视同为工具或手段。

（2）着力提升员工对绩效管理体系的认同感。企业在实现绩效管理之前与实施过程中要积极通过教育引导和培训，改变各级管理者及员工的认知，让大家真正理解绩效管理的作用，从根本上端正员工进行绩效管理中的态度，推进绩效管理的顺利进行。企业或组织的绩效管理是一个循环的动态管理系统，各个环节紧密联系，环环相扣，任何一个步骤没有完成好，都将影响体系的最终效果。绩效管理系统的建立与完善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一个不断深入，持续改进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要在绩效目标及计划的制定过程中确保其与企业战略、组织目标及企业文化的一致性；实施过程中注意考核评估标准的适宜性及有效性；重点关注绩效反馈中的沟通的作用，全力营造和谐的绩效管理文化，并抓好体系本身的不断发展及完善。虽然在本文的撰写过程中，笔者查阅了大量的理论研究文献，并积极进行了实例分析，但是由于本人知识结构及能力水平所限，一是可能导致论文的理论研究深度不够；二是只对一家典型的企业进行了研究，样本的代表性及普遍意义有待进一步验证；三是由于企业的组织架构、发展战略、文化背景、人力资源基础的不同，组织运行方式的差异以及所处阶段不同等原因，研究的适用性还有待实践的检验。

组织管理论文篇2

美国高校学生组织管理运作方式大体与社会组织管理模式相同，学生成员拥有较大的自主性与参与性，并配有一套完备的经费筹集、开支管理体系，实现安全、高校化运作，体现了较高程度的规范性与严密性。美国大学学生社团拥有多元化融资渠道与自主化“经营”方式，可以通过正常手段获得校内及社会各界的资助，可获得社会福利活动基金会、哈佛基金会的募捐与费用支持，亦可通过丰富经营手段增加社团财政收入，并规定对经营的文艺鉴赏店、书摘品读服务设备、便利店、文体用品器具、社会活动租赁设备实行免税，学生还可以充分利用校内社团举办的脱口秀节目、专业知识座谈会、歌唱舞蹈比赛节目、音乐会等文艺活动来获得经济收入。此外，哈佛大学对学生社团以各种方式融资获得的经费会进行规范化监督管理，并明文规定所有财政经费来源不得由私人保管，每一个环节的出纳、收入情况都要进行认真稽核、记录以备查；学校社团还会定期举办一系列专业性社团财务管理知识讲座，专业指导教师与学生成员都必须参加，以增强其财务掌管能力；学校每年年底都要对各个社团的财务报表情况进行稽核与财务收支报告验收；学校需对校外经费赞助的社会机构进行一定审核与监督，以最大程度维护经费运作规范性与安全性。

二、美国高校学生组织管理经验分析

美国高校学生组织管理与事务管理模式在不同时展阶段呈现出了不同的特点，专家学者指出，其管理思想最早起源于早期殖民时期，并且与宗教有着密切联系，具体可分为“替代父母制”“学生人事”“学生服务”“学生发展”等几个阶段［2］，而其内部管理运行机制已逐渐趋向完善。

1．多元化的指导与服务美国高校学生组织拥有单个专业教职高级顾问与多类型顾问组织机构等多种渠道，通过对学生进行各个专业的针对性顾问咨询服务来丰富学生的社会管理经验与专业指导操作技能，而学校特聘或特设的此类社团组织顾问都拥有本专业较高的专业实践技能、多元社会关系与咨询经验，不仅可以帮助学生解决相应的社团经费开支问题，并且还能够及时为学生提供成功经验与错误教训，此外，专业顾问除进行多方面活动指导与咨询顾问外，还可以对学生社团行使审核文件、规划活动场所的权利，以对其进行全方位指导。相对高校个人咨询顾问而言的是校方组织的专业化学生顾问辅导组织机构，可分为“学生社团辅导室”、“学生社团委员会”两种，其中前者可帮助学生社团组织管理活动经费与社会赞助资金，后者可针对学生社团的有关登记、审核章程问题，以及新社团管理细则等问题进行专业指导，推动组织向正常化渠道发展［3］。校内组织顾问机构中的实践能力顾问大多来自于社会知名企业的领军人物或硕士导师，具有丰富的咨询指导经验，例如，美国南伊利诺斯大学的高级组织顾问成员包括社会著名高级管理人员与高级行政管理人员，为学生提供多方位的经验借鉴指导；美国罗得岛州大学的实践顾问包括有本专业的高年级学生管理者与特聘教师顾问，并且有经济、法学、商学、教育学等多类专业；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的“社区共享”咨询方案通过高级项目咨询指导来强化学生社团的领导意识与实践能力，并制定科学合理的多元化指导方案与意见反馈体系；美国加州拉文大学则通过开展专业化的实践教育来强化学生的社区服务与领导意识，切实提高组织能力。

2．完善的教育激励措施奖励制度对任何一个国家的高校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某种方式激励学生可增强其对于某种事情的掌握程度与认知能力，培养起学生学习专业技能知识的素养与信心，使其学习业绩与各种综合素质技能全面均衡发展，而美国高校在这一方面做得相当出色，通过在校期间给学生颁发一系列“荣誉证书”“资格证书”来强化其锻炼多元化能力的思想意识，激发领导潜能。例如，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规定凡是对学生社团做出突出贡献且成绩优异的学生都会收到学校颁发的专业资格“奖励”证书与“高级领导者证书”，以此鼓励学生在提高自己专业知识的同时注重培养多元化技能与思想意识；美国克利夫兰州立大学曾推出一系列激励学生培养领导力的举措，会根据学生个人参与社会组织的数量做出综合评估与判断；美国哈特威克学院则强调学生积极参加社区服务与社会实践的必要性，并会对表现优异的学生颁发相应的资格证书，并规定学生的社区志愿锻炼时间不得少于一百小时，以此增加其社会工作经验与实践能力。

3．科学系统的领导力培养美国高校通过开设专业思想素质培训课程以及组织各类校园社区、社会组织活动来全面提高学生的组织能力与领导能力，加强学生对于时间有效管理、应急事件处理、企业发展战略思想、团队领导队伍建设、领导组织激励战略的学习与实际运用能力，其核心教育课程与组织形式包括有：其一，“领导人”自我评价与自我实践总结。高校各系通过组织学生进行专业领导能力模拟训练、组织力综合评估性测试、学术研讨会以及定期教研包括来强化学生的各项思想意识，使其能够更加充分、真实地认识自我、发现自我，通过完善思想理论与实践模式来提升学生反思、自我总结能力。［4］其二，社会“领导人”专业教导学习。美国大部分高校会定期邀请社会各界的精英人士来校举行讲座会、学识经验交流会，学生则可以通过充分利用校外教育资源来扩充自我见识，尽可能多的吸收社会成功人士的经验教训与思想价值，并通过“一对一”的“导师”培养模式来强化学生领导意识。其三，互换组织定位角色。学校为学生积极营造有利的组织形式与虚拟化的社会情境，并在实际过程中互换角色，以此来发现自我优劣势，积累组织领导经验。其四，社会实践活动。积极开展野外军营体能训练、技能综合训练、义务福利性社会组织等活动，以此来培养学生的危机意识与团队协作意识，激发起对于生活的敬畏之情，启迪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4．丰富多样的社会实践教育美国高校拥有多种渠道和多元方式的学生社会组织实践模式，鼓励学生积极参与、组织、管理与实践社会实践活动，以此提升其社会实践能力与适应能力，为就业工作奠定坚实的知识体系与技能。相关教育学研究学者将美国高校的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形式基本分为“校企合作”、“社区志愿实践”、“体验式社会教育实践”等类型，［5］以此使得学生获得多方面、多资源的经费支持与实践平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实行的“校企联合”模式，通过与各行各业著名企业合作，来丰富学生的实际工作经验与见识，并会定期邀请全国知名企业家、行业代表人物以及专家学者进行客座交谈与问题解答，不仅为学生提供了有利的创业平台、场地资源、实践教育与资源支持，并且还有利于学生吸收更多社会经验，强化教育教学实践技巧。尤其是著名企业CEO及金融公司总裁更能为其提供更多就业实践机会，丰富了学生的校园生活。高校会组织学生在课余时间进行专业的社区志愿服务与社会活动锻炼，以使学生全面接触社会，了解基层工作的真实需求。例如，斯坦福大学会校内各个社团组织制定了专门的“政府政策决策共享”、“领导实施新型方案”等服务方式，尤其是美国教育改革委员会提出的“责任公民”计划，为学生创造了更为丰富的社会实践平台，学生可参与多类型的模拟法庭、检查机关、法律仲裁组织，以此增强学生的法律维权意识与公民责任感、道德心，强化法律观念。

三、美国高校学生组织管理模式对我国的启示

1．实行“课堂”培养与“社会”实践双元人才培养模式我国高校应该积极借鉴美国高校学生组织管理的相关经验，使“高校教育教学”与“社会实践组织活动”有效结合起来，充分而全面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与专业技能。我国在结合基本国情的前提下可根据不同类型的校园资源开设相应的能力、素质培训课程，并定期将校内优秀组织领导学生成员组织在一起参加专业课程讲座，与此同时，还可以针对不同学习成绩类别、不同社会成员结构以及课程内容的学生开设相应层次的社会实践活动，例如，可调配组织成员到我国中西部偏远地区进行下乡支教，贴近基层，服务农民，切实体会到社会所需与农民所想，丰富自我见识与社会经验；前往北京、上海、深圳、香港以及长三角等经济发达地区进行学习访问，并配合国内著名企业领导、专家进行座谈交流与访问，深入了解现代转型经济下企业的生存之路与市场经济发展的趋势，从而寻觅种种商机与客源方向；校方可通过与国内优秀机构组织合作，全力开阔学生视野，加强与国内教育事业发展的组织（如思源基金会等）的联系，寻求多方位政府、企业及NGO组织赞助渠道。

2．借鉴先进管理手段，树立现代服务意识我国高校在组织管理学生社团的过程中，应充分体现出学生的“人权主义”倾向与领导意识，将过多的行政干涉管理职责转变为以学生为主要领导的指导责任制，像美国高校那样多给予学生自于社会组织服务机会，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而我国目前大多数院校过分依赖于行政化监管与“独裁主义”管理机制，不能分配给学生一定的人事权与选举权，而学生对校内组织协会的经费管理也显得非常被动，缺乏必要的经费来源渠道与筹集方式，并且社会组织的审核、材料核实途径与过程较为繁琐，不利于组织的开展与实行。为此，我国高校可充分利用“导师”制度来进行专业监督、指导与社会实践教育，“社会组织导师”可针对社会实践活动进行经验传授与指导；“专职导师”可侧重于培养学生的组织管理能力与领导能力，以此丰富行政管理方式，推动学生专业思想素质与技能的全面发展。

3．充分尊重学生组织的自，培养学生独立创新能力美国高校学生在一系列多元化社区活动及社会组织中充分锻炼了自身的自主意识、领导能力、组织能力、独立意识与创新思维能力，适应了现代化全球经济发展的新需求，实现了多元化综合技能知识的转型与自身受教育机制渠道的拓展，充分调动了学生的个体意识。而我国高校在管理学生协会组织方面则太过于“全责化”，这种“家长式”管理教育方式会对组织的开展、活动执行、干部选拔、经费筹集都造成不利影响，应该多放权于学生，扩展多元化经费筹资渠道与方式，放宽活动场地与社会合作管理体制，鼓励创新社会组织模式的开展，积极开展系列竞争参与活动，锻炼其在强化合作共赢的基础上独立处理问题的能力，充分增强其自与自我管理意识，推动学生思想、综合素质的多元化发展。

组织管理论文篇3

根据耗散结构理论，系统内部自组织进化形成的条件有：开放及开放达到一定程度、远离平衡态、非线性相互作用和涨落。一旦达到这四个条件，按照Haken的观点(P93)，系统内部各个子系统之间将通过竞争并协同起来，从而使竞争中的一种或几种趋势优势化，并最终推动整个系统从无序走向有序状态，即自组织起来。根据笔者前期研究，商业生态系统自组织进化同样需要满足这些条件。

二、商业生态系统管理模式分析

借喻于自然生态理论，JamesF.Moore认为“自然生态系统中生物体间的关系和各生物体处理这种关系的做法与商业世界中的企业很相似”。本文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商业生态系统的创新管理模式———“基于自组织理论的商业生态系统管理模式”，简称自组织管理模式。该模式的主要思想是构成商业生态系统的各个成员共同制定系统运行规则（协议），在遵守此规则（协议）下各单位成员相互竞争和合作，在系统内部创建条件形成超循环，从而实现商业生态系统的自组织进化。自组织管理模式：A和B在遵守系统协议的情况下合作与竞争①通过共同制定系统规则（协议），促使商业生态系统在内部创造并形成自组织的条件。商业生态系统内部形成自组织的条件包括了“开放、远离平衡态、涨落和非线性作用”。根据笔者的研究，这四个条件是可以满足的。其中涨落和非线性作用是商业生态系统的固有特征，它们必然存在。②通过共同制定系统规则（协议），在商业生态系统内部形成进化发展所需的序参量。根据Haken的观点，如果某个参量在系统演化过程中从无到有的变化，并且能够指示出新结构的形成，它就是序参量。在实际操作中，商业生态系统内部各单位成员在不断的“竞合”中制定了各种各样的协议、规则和惯例等，这些就是商业生态系统发展的“序参量”，这些“序参量”促进了商业生态系统的演化发展。同时这些“序参量”（协议、规则和惯例等）反过来又规范着各个单位成员的行为。根据协同论的观点，序参量产生于系统内部的各个子系统相互碰撞。因此，主管部门（比如协会组织）或是主导企业（比如美国苹果电脑公司）在制定系统规则（协议）时应该充分听取并让下属各单位或合作企业参与共同制定，而不能关起门来单方面决策。③在共同的系统规则（协议）下，系统内各个单位成员相互竞争和合作，减轻了主管部门或主导企业的管理压力，系统运行更加高效有序，商业生态系统得于良性快速发展。宏碁集团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施振荣先生提出并积极推行的联网组织理念正是这一思想的完美体现，在遵守集团协议的条件下，各集团成员可以在不报总部审批的情况下根据实际需要自行的合作和调整。

三、案例分析

本文以广州太平洋电脑城为例说明自组织管理模式的应用。广州太平洋电脑城位于广州市天河区石牌，是全国重要的IT产品集散地，汇聚了全世界各类品牌的电脑产品、数码产品及各种配件等，1000多家商家云集于此，档次种类齐全的各种产品吸引着全国各地和港澳台地区及亚洲各国的顾客，每天光顾的消费者数以万计。笔者通过长期实地考察和与众多商家的交流发现，太平洋电脑城看似一个松散杂乱的批发零售市场，其实内部隐藏着一种先进的管理模式，即本文提出的自组织管理模式。首先，广州太平洋电脑城是一个IT产品和服务销售的商业生态系统，其次该电脑城内部具备并形成自组织进化的条件。

1.广州太平洋电脑城是一个商业生态系统

根据笔者的研究，一个企业网络是否是商业生态系统必须满足以下三个条件：一是网络内各参与企业的生态位分离；二是网络内各企业在竞争与合作中联结形成价值网；三是物质、信息和能量等在这个价值网里能够顺畅流动。首先，笔者调查发现，商家进入太平洋电脑城经营主要基于两个认识，一是社会流行趋势，比如苹果公司的产品很受欢迎，所以现在经营Iphone和Ipad及配件的商家特别多；二是商家自己的特长，因为有些商家老板本身就是电脑极客，对他们来说，切入自己擅长的领域既有趣又有利，当然这种情况可能会随市场的变动而发生转移，比如，有些商家可能发现，经营同样产品的摊位太多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会选择转移经营重心或退出电脑城经营，所以，其结果是不同的商家经营着不同的产品，也就是说，太平洋电脑城内部的商家实际上生态位是分离。其次，太平洋电脑城主要集中于经营计算机产品、手机、数码产品、各种配件、办公设备及相关服务等，不同商家经营着不同的产品，比如有商家专注于经营计算机CPU，有的专注于经营电脑机箱，有的专注于经营电脑显示器，虽然商家间经营商品会有一定的重叠性，甚至很强重叠性，但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并不存在两个经营商品完全重叠的商家，比如即使是经营手机及配件，一个商家也不可能销售所有的手机和配件，毕竟手机品牌和型号非常多，所以商家间的相关性是很强的，他们不仅存在着激烈的竞争，更需要相互间的合作，比如装配一部电脑，不仅需要CPU，也需要机箱，还需要显示器等。最后，经营生态位的分离造成了商家间必须频繁地交流，而且这种交流是几乎无障碍的。每天太平洋电脑城开门营业，就有不少商家业务员抱着一大叠的报价单穿梭于其它商家，把本商家经营产品的今日报价知会相关商家，即使你没收到这个报价单，一个电话过去立马了解。比如，一般来说，商家并不会备齐电脑的所有部件，当消费者需要购买时，商家在与消费者确认好订单后，能很快在到各个商家处拿货，迅速备齐所有部件。所以，当你光临该“商业生态系统”时，你会发现商家们在不断地进行着产品和信息等各方面的交流。

2.广州太平洋电脑城具备形成自组织的条件

如前所述，一个系统要能够自发组织起来，形成耗散结构，必须满足以下四个条件：开放及开放达到一定程度、远离平衡态、涨落和非线性相互作用。广州太平洋电脑城生态系统满足自组织进化的条件。对于一个商业生态系统来讲，系统内的非线性作用和涨落是其固有属性，太平洋电脑城生态系统也一样。因此，本文重点讨论形成自组织的其它两个条件：开放和远离平衡态。①开放。太平洋电脑城是一个充分开放的商业生态系统，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几乎是任何人只要交上一定的场租费就可进入该市场经营；其次，任何消费者都可以前往购买；还有商家必须不断与外界（比如厂商和广告商等）进行着能量、物质与信息交流，才能维持正常运行等。②远离平衡态。判断这个条件是否满足的方法是研究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是否均匀一致，系统的各个部分之问的差异越大，体系离开平衡态就越远。前文提到，太平洋电脑城内部虽然有竞争，并不存在两个经营商品完全重叠的商家，这种经营生态位的分离造成了商家间必然频繁进行物质、信息和能量的交流，因此太平洋电脑城是一个远离平衡态的系统。

3.自组织是该销售点的运作模式

自组织管理模式的基本思想就是商业生态系统内的各成员共同制定系统协议，在遵守此协议的情况下各成员相互合作和竞争，实现自组织发展。太平洋电脑城生态系统正是在自组织管理模式下运作的。首先，太平洋电脑城是一个商业生态系统，具备在内部形成自组织的条件。同时市场管理部门为了规范商家的经营，会制定一定的规章制度，比如不能经营等，除此之外，该销售点不同摊位间在长期经营中也形成了一些无形的习惯，比如内部相互调剂产品）等。这些规章制度和习惯等构成了主导太平洋电脑城商家发展的序参量。其次，太平洋电脑城的经营主体是各个商家，而不是市场管理部门。这与协同论的观点是一样的。因为协同论的基本思想就是，系统的运作或动力不是来自系统外部或系统的最上层，而是来自系统内部各个要素或各个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

四、基于自组织理论的商业生态系统管理模式的优点

①能够很好地处理企业专注和多元发展的平衡。企业需要专注，同样也需要多元发展准备。如何处理企业专注和多元发展的矛盾呢?本文提出的“基于自组织理论的商业生态系统管理模式”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比如前面的案例中所提到的消费者购买电脑的例子，通过自组织管理模式，每个商家有效地平衡了多元发展与专注。②能快速反应市场的变化。有着共同制定的“序参量”的约束下，商家们可以随时合作，以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而且成本极低，充分体现了高效率。③较低的管理成本支出。本文案例中，管理单位仅仅是制定相关经营规章制度、协调和收取相关场租费，而经营的主体是各个商家，所以其管理成本必然很低。

五、基于自组织理论的商业生态系统管理模式运作中需要解决的问题

①制定有效的“序参量”。对于商业生态系统来说，序参量不仅包括各种规章管理制度，还包括各种无形的潜规则等，内容很多。而且，由于企业环境变化太快，规章管理制度存在一定的滞后，所以制定行之有效的“序参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②企业所面对的任务经常是新出现的、比较复杂和模糊不清，有时难于用协议进行规范和评判；③管理部门的权威性必须得到承认。按照协同论的观点，序参量来自于内部各子系统的相互碰撞。但现实中，规章制度的制定往往没有经营单位的参与（即使参与，也不能做到全面），而是由管理部门制定，所以就存在着管理部门的权威性是否被认同的情况。商业生态系统已经开始从理论研究到企业实践的阶段，但针对商业生态系统管理模式的研究尚未完全展开，本文从自组织理论的视角提出基于自组织理论的商业生态系统管理模式仍然存在着不少问题，但这并没有阻碍它在实践中的应用。除了文中提到的案例外，笔者发现，众多商业生态系统的实际运行管理中渗透着这种管理模式的理念，其中以宏碁集团的联网组织管理模式最明显。因此，笔者认为，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入和不断地实践，这种管理模式将有很好的应用前景。

组织管理论文篇4

在Barnard（1938年）首次提到组织冗余以来，组织冗余一直是战略管理相关研究的重点之一。经过长时间研究经验的累积，组织冗余的研究越来越成熟，尤其体现在组织冗余与创新、绩效的关系研究方向。本文旨在对组织冗余研究文献进行梳理，从组织冗余的前因变量这个角度进一步深化对组织冗余的理解。在文献的梳理过程中可以看出，虽然组织冗余的研究已经比较成熟，但是由于组织冗余研究理论视角的分歧，测量标准的不一致以及组织内、外部环境的变化，组织冗余的研究仍然是存在一些不足。综上所述，已有文献尚存在的不足主要有以下几点。

1．缺乏与知识情境因素的结合

现有关于组织冗余研究的文献，大多数都是在讨论组织冗余对组织绩效、创新等的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而这种研究的理论依据集中在组织理论、理论和资源基础观的论述上，且都是单一的理论视角。如果单纯只是从理论本身出发，那么得出的结论可能会是片面的。组织冗余作为企业里面的一种资源，必须考虑其在实践中的应用。因此，对组织冗余的分析要结合具体的情境来研究，特别是在知识管理的环境下。而已有文献大多数研究样本都是基于西方发达国家，对我国情境下的研究较少，尤其是对知识管理环境的变化而引起的企业冗余资源的变化的研究甚少。

2．缺乏知识资源和关系资源的研究

由于中西方国情和文化背景的差异，组织冗余在西方的研究多是针对组织有形资源，如多余的人员、未使用的资本、不必要的资本费用等，对于嵌入在人力资源网络中的知识资源和关系资源这一类无形的冗余资源的研究很少。具体来说，现有文献对这类无形冗余资源的测量和影响机制的研究都还比较模糊，只是粗范地认为知识冗余资源有很重要的作用，而究竟知识冗余资源的生成机制是怎样的以及其如何对企业产生影响，目前的研究还比较缺乏和零散。

3．缺乏对组织冗余前因变量的研究

大量的研究都是把组织冗余看作是一个自变量或内生变量，将其看成是组织绩效、企业创新、企业成长、企业国际化、战略等的影响因素，而针对具体的组织冗余前因变量的研究较少，只是一些理论知识上的分析，缺少实证研究和经验的支持。虽然已有文献研究得出在组织冗余和创新、绩效、企业成长等方面存在一定的积极关系，但是对于如何让公司识别组织冗余资源，控制冗余的数量，从而使公司保持正常的冗余水平却鲜有研究。

二、未来进一步研究方向

1．理论研究与知识情境相结合

从文献的梳理过程来看，现有文献对组织冗余的理论研究已经比较成熟。无论是组织理论、理论还是资源观，都从各自的理论视角深刻地分析了组织冗余的作用。但是，如果只是从理论角度来研究，其实践应用效果必然会降低。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考虑结合知识管理环境，来探讨组织冗余对组织创新的意义。

2．拓展组织冗余资源的研究边界

组织冗余包括有形的冗余资源（如现金、设备、原材料等）和无形的冗余资源（如嵌入在人力资源网络中的知识资源、关系资源），现有文献对无形冗余资源的研究还比较缺乏。而如今在知识管理环境下，知识资源是组织创新的源泉，对组织的成长有着重要的作用。因此，有必要在未来的研究中明确知识冗余资源、关系资源等无形冗余资源的测量和影响机制，拓展组织冗余的研究边界，使其不再局限于对有形资源的研究。

3．探索知识管理环境下的组织冗余前因变量

聚焦于组织冗余的影响后果是积极或是消极，虽然对组织理论的研究有所贡献，但是如果企业管理者不知道如何利用组织冗余，那么其实际的价值并不是很大。因此，在研究组织冗余的过程中，强调和解释如何去有效识别和利用冗余资源，将会更具意义。未来可以进一步结合企业的具体情境，研究组织冗余资源的配置利用。

组织管理论文篇5

(1)没有按照计划工作；(2)在送货之前重复性工作；(3)从事了本来完全可以减少费用的工作；(4)低于用户或公司质量标准的工作；(5)高于用户已经确定为合理实用的质量标准的工作；(6)没有完成规定的具体任务；(7)没有事先具体计划、指导工人实行这些具体计划，并且没有事先采取必要的纠错行动；(8)没有有效管理成本；(9)从事了虽然能被接受但以某种方式导致其他高成本或延误送货结果的工作；(10)设立比实际报价要高的预计成本项目；(11)对预计成本项目的忽略；(12)没有满足预算要求。

测量缺陷也有各种方式。有的通过目标完成情况来确定缺陷数量。西屋公司的无缺陷测量公式为：绩效＝100－有缺陷项目数／无缺陷项目数×100。如果有缺陷项目数等于无缺陷项目数，绩效值为零；如果有缺陷项目数多于或小于无缺陷项目数，绩效值就为负或为正。

全面质量管理(totalqualitycontrol,TQC)来自日本企业管理实践，20世纪80年代大力引入我国。日本企业结合科学管理和零缺陷管理的理论，提出过程质量控制的理念，即将产品的质量缺陷消灭在产品的制造过程中，这样最终产品必然是符合质量要求的。为了做到这点，生产过程的每个环节都是一个质量控制点，每个环节的操作员工都是质量控制人员。为了保障每个质量控制点不出废品，每个质量控制点都设立了严格的质量控制标准和客观检测手段。按照这种控制要求操作，最终生产出来的产品不用检测都是合格产品。

个别工商组织推行的零缺陷管理或全面质量管理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已经显得不够通用和规范，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需要，1988年由国际标准组织推行的ISO9000系列的质量认证体系，融合零缺陷管理和全面质量管理的管理理念，成为保障质量管理更加规范的国际化标准。ISO9000实施的是已经具有的制造业和服务业质量国家标准，它适用于整个生产过程，而不是某一具体产品。该体系认证在市场上标志着质量，国际购买者往往会坚持要求其固定供应商获得这种认证。ISO9000质量体系认证有严格的程序及考核要求，按照系列分为ISO9001、ISO9002、ISO9003和ISO9004等，依照不同行业设立，但制定质量管理手册、程序文件和作业指导书等三个通用文件是其核心。其中ISO9001标准的用途是：当合同要求进行设计，并对产品性能要求有原则规定或有待制定，只有当供货方充分证实了其设计、开发、安装和服务的能力时，才能相信产品符合规定的要求，应要求供货方按ISO9001提供质量保障。该质量体系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承认与尊重。因而，只要企业通过考核达到ISO9000质量体系并严格按照这一体系的要求去做，其产品质量就是可靠的，其服务就是值得信赖的。

ISO9000质量体系认证代表着规范化管理的方向，迅速从工商业领域推广到其他领域。在用企业精神、市场原则改革政府组织的新公共管理理念影响下，规范化管理的思想以及成功经验也开始推广到公共管理领域，国外许多公共机构如医院、学校、非营利组织和政府组织也开始推行规范化管理。在我国，2000年9月深圳市国税局蛇口分局通过了ISO9001税收质量管理体系认证，以后河北省地税局也开始学习深圳的经验，在基层机构进行ISO9001体系试点建设。

综合起来，规范化管理的特点就是程序性管理、标准化管理、质量控制，其根本目的是提高管理效率。

二、政府组织规范化管理的含义

应当说，在政府组织内部推行规范化管理还是一件新鲜事物。尽管在实践中已经取得一些好的经验，但是理论上的探讨还不够充分，因此有必要对政府组织推行规范化管理的含义及其相关理论问题进行深入讨论。

规范化管理是对政府行为的一种约束或自律。政府作为一种社会组织的显著特质，诚如美国学者斯蒂格利茨所说：“第一，政府是一种对全体社会成员具有普遍性的组织；第二，政府拥有其他经济组织所不具备的强制力。”这两个特性，决定了政府行动必须受到约束。约束的形式多种多样，法律和社会舆论是对政府的外在约束，或政府他律，而规范化管理则是政府的自身约束，或政府自律。推行政府规范化管理能够有助于消除政府失灵。

20世纪90年代，西方国家开始将工商组织的质量管理理念引入公共机构，政府作为公共服务的提供方，按照工商管理的原则和理念，向社会公众作为公共服务的需求方提供高质量的服务，政府规范化管理应运而生。在80年代，我国曾经在政府管理中大力推行过目标管理(managementbyobjective,MBO)。实践证明，目标管理比起规范化管理有许多不足。由于目标管理强调终极结果，容易导致政府行为短期化弊端，而规范化管理强调的是过程结果，能够促使政府持续不断地改进管理质量与效率，因此规范化管理更符合政府组织的特性。

政府规范化管理就是按程序办事。所谓规范化，就是政府按照事先的规定行动，这种规定实际上就是程序。简言之，政府按程序办事，就是规范化管理。政府组织本身就是依照程序建立和运行的，但是由于法制不健全和信息不对称，政府组织并没有完全按照程序办事，主观随意性、长官意志以及以职谋私等现象大量存在，以致出现许多不规范行为，严重的还发生犯罪行为。严格按照程序办事，就可以大量减少这种不规范行为和犯罪行为，最终提高政府服务社会公众的质量与效率。推行政府规范化管理的目的，就是要增强政府的管理效率和提高管理质量。应当将这个目的作为统帅政府规范化管理工作的最终目的，不能为规范而规范，以致走向规范化管理的消极面，搞形式主义。

规范化管理要有制度和考核标准。规范化是一个制度建立和强化考核标准的过程。一般说来，制度建立的依据是法规和惯例。法规比较明确，也容易执行。在建立具体的规章制度过程中，要特别注意不要与现行党和国家的有关法规条文相冲突。而惯例是一个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而且从行为结果上看具有利弊双重性特点。过去在没有规范化管理要求的时候，实际工作也按照许多工作惯例来运作，并取得成效。因此，政府规范化管理应力求将惯例趋利避害，将好的惯例转化成制度安排，将不好的惯例通过制度安排革除。有了制度，还需要对制度执行的情况进行考核，为此就需要设立独立的考核标准以及考核机构。首先，标准应是指标化、量化和可操作的。而且标准起着导向的作用，需要下功夫来设计一套标准体系。ISO9000引入公共组织，就是一种标准体系的建立。除ISO9000以外，还可以根据各个机构的实际情况设立其他标准化体系。其后，对运行情况需要有外在的独立机构对政府组织进行考核。政府同级组织或上下级组织之间由于形成了一定的利益共同性，比较难以做到考核的客观性和公正性，考核容易流于形式。目前在这方面的工作尚未真正制度化，任重而道远。

三、政府组织规范化管理的难点及解决。

全面推行政府组织的规范化管理也有一定难度，这与政府组织的自身特性和承担功能有关。政府是非生产性组织，非营利组织，因此在理解政府管理质量、管理效率方面与工商组织有许多不同，这直接影响政府规范化管理考核标准的设立。政府的行为绩效应当不同于工商组织绩效，不能以政府机构取得的收益当作考核标准，或政府基层组织不能只是以完成上级交办的任务作为考核标准，而应以社会公众对政府服务的数量及质量的满意程度作为绩效考核标准。进一步说，由于政府面对的社会经济事务错综复杂，瞬息万变，因此不是所有的政府行为都能够走程序，实行规范化管理。实事求是地说，政府规范化管理不是万能的。

推行规范化管理在实践中会遇到两个突出的矛盾：第一，政府行为合法与合理悖论问题。要么政府行为合法但不合理，比如事事都要按照程序办结果导致不合理行为的发生；要么政府行为合理但不合法，比如为了便利服务对象的需求，省去繁琐的办事程序，结果违反了国家的有关法规。到底以哪种标尺来规范政府行为，没有统一意见，要通过实践来检验。一是依据现行法规来规范政府行为，如火车站内厕所收费；以改革精神来合理规范政府行为，如对娱乐、休闲场所服务人员征收个人所得税。第二，工作讲求实际效率和办事遵从程序形式的矛盾。应当说，一个好的制度安排可以将效率与形式有机结合起来，有效的制度形式有助于管理效率的提高，但是在政府组织规范化管理过程中，由于不可能事事都提前考虑，特殊情况时时出现，需要具体情况灵活处理才能得到合理的结果。因此，刻板地遵循已有的制度规定，也不利于管理效率的提高。进一步说，制度是由人创造的，并由人去遵守。而人是具有创新能力的，在规范化管理中也要给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留出空间。21世纪的最新管理理念是以人为本，由于这种理念的传播，使得许多具有创新特性的工商企业开始推行弹性工作制以及创立学习型管理组织。作为侧重程序性管理的政府组织，当然不可能照搬这种弹性工作制，必须推行规范化管理。但是政府组织也会遇到如何处理效率与形式的矛盾，为此，需要上级关注来自基层的创新思维与创新做法，及时地将一些不符合惯例或已有规定的做法纳入到制度创新中。不能忘记，规范化管理的终极目的，还是提高政府组织的管理质量和服务效率。

建立政府组织的规范化管理，可以考虑以下做法。

1.建立具有可操作法和可检验性的制度。ISO9000是一个可供选择的制度，但是需要有相关条件的具备和落实。毕竟，按照ISO9000的要求，需要制定比较繁琐的质量管理手册、程序文件和作业指导书等三个通用文件，许多政府机构还不具备制定这三类文件的条件。美国学者詹姆斯·Q·威尔逊将政府组织机构分成四种类型：付出和成果二者都能观察得到的生产型机构；可以观察到付出但观察不到成果的程序型机构；可以观察到成果但观察不到付出的工艺型机构；付出和成果二者都观察不到的应付型机构。显然，只有生产型和程序型的政府组织才具备条件实行规范化管理，对于其他类型的政府组织实施有效管理就需要寻找新的解决方案。一般说来在我国，窗口服务性的政府机构可以参照服务业的ISO9000体系进行规范化管理制度建设，政策制定和调控性的政府机构主要围绕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建立相应的规范化管理制度。

2.细化制度，责任量化到人。政府组织都多多少少建立了管理制度，但是缺乏实施细则，就使得既有制度不能落实。实际部门的经验比较看重领导的重视，以及抓落实就是领导重视，组织到位，实际上制度细化和责任量化到人也能起到落实的作用。为了将制度细化和责任量化到人，需要有一套考核政府组织管理绩效的指标体系。但目前国内对政府组织的管理绩效及相关指标体系的研究还比较粗糙和不具体，今后这应是政府组织理论研究需要突破的难题。

3.尽快建立独立的政府业绩考核机构。对政府组织行为是否规范，从根本上讲不能由政府组织自身说了算，而应当由政府提供服务的受益方社会各界来评价。目前我国政府组织规范化管理及其考评主要是来自政府自身的努力，这是适应新的社会经济环境政府做出的积极努力，值得高度评价。但是从长远看，对政府行为的规范化约束应当是两个方面的共同努力：政府自律和社会他律。实现社会他律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建立相对独立的政府业绩考核机构。

4.强化政府信息的透明度。政府规范化管理固然是政府内部的事情，但是由于与服务的对象社会公众有直接联系，因此需要将政府规范化管理的相关信息向社会公众公开，让社会公众了解政府相关服务的质量要求和标准，这样从外部增加了一条对政府规范化管理的督促和检查渠道。实际上，政府规范化管理的最终受益者是社会公众，让这些受益者了解政府规范化管理制定规定，会更加有利于政府行为的规范化。

5.提高政府管理人员的个人修养与管理素质。制度再好，也需要人去执行。因此政府管理人员的个人修养和管理素质对完成规范化管理有重要意义。搞ISO9000，首先需要人人掌握相关规定和知识，通过学习而获得更多的知识，提高管理的自觉性。

6.加快电子政务的建设。利用计算机网络技术来推进政府规范化管理，是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潮流的需要。未来我国经济社会将加快信息化进程，信息化本身就需要有规范化的信息输入与输出，同时基于互联网平台构建的电子政府可以满足政府改革的多种目的和要求。因此，把电子政务纳入政府组织规范化管理的构成要素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应当从这个角度审视政府组织规范化管理工作，对电子政务给予充分的重视，加快建设进程。

【参考文献】

[1]斯蒂格利茨.政府为什么干预经济[M].北京：中国物资出版社，1998.

[2]刘瑞.政府经济管理行为分析[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

[3]D.S.皮尤.组织理论精萃[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

[4]CarHeyel.TheEncyclopediaOfManagement[M].VanNostrandErinholdCompany,NewYork,Cincinnati,Toronto,London,Melbourne,

1982.

[5]世界银行.1998-1999年世界发展报告：知识与发展[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

组织管理论文篇6

本文拟探索一条理解世界传播的新思路。首先，本文引入帝国这一概念作为理解我们这个快速变化的全球政治经济结构的新的分析框架。其次，本文提供对世界传播舞台中四个主要参与者，即超国家机构、国家、资本和非政府组织的角色变化和运作逻辑的概述，并在此基础上试图描述帝国时代世界传播的混杂建构状态。之后，本文简要讨论9•11之后世界传播领域中的新发展，尤其是美国国家对自己作为帝国的首要传播者的地位的强化以及国家与资本间更加紧密的关系。在最后的结论中，本文将简短归纳现行世界传播秩序中的矛盾与张力。

一、帝国和新型统治制度的建构

冷战结束、跨国公司与超国家机构如世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会、世界银行的力量增长，以及市场关系在全球范围内的胜利导致了民族国家统治权力的削弱，尽管这是一个极端不平衡的过程。今天，在确定的区域内管制经济和文化交流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了。然而，帝国主义“就是欧洲民族国家把扩展到自己的边界以外”2这一传统观念已经不再能够恰当描述世界现行秩序了。许多学者就此提出一系列的新的理论表述，从右翼的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和亨廷顿“文明的冲突”，到左翼的哈维的（DavidHarvey）“后现代状况”和卡斯泰尔（ManuelCastells）的“网络社会”。最近，哈特（MichaelHardt）和内戈雷(AntonioNegri)关于帝国的理论在西方知识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他们合著的《帝国》一书中，作者用帝国这一概念来描述一种在全球范围内操作的新的统治形式。就象他们所说：

我们最基本的假设是统治采取了一种新的形式，这种形式由一系列国家和超国家机构在一个单一的逻辑规则下联合组成。这种新的全球统治形式我们称之为帝国……与帝国主义相反，帝国并不建立地域权力中心，也不依赖固定的边界和障碍。它是一个分权和去地域化的统治机器，不断地将整个全球领域包括在其开放和扩展的前沿。帝国通过调整其命令网络控制着混合的身份，可变的等级制度，以及多元的交流系统。在帝国主义时代世界地图上清晰可辨的代表不同国家的色彩条块已融化混合成为帝国时代的全球彩虹。3

因此，帝国是与世界市场的实现相对应的一个新的全球政治秩序。就像哈特和内戈雷所定义，帝国的概念“假定一个有效地囊括了空间全部的制度，或者规则凌驾于整个文明世界的现实”。4全球化，从这个观点看来，不是侵蚀了单个国家的，而是将其转化为一个由扩散的国家和超国家机构组成的新的系统。这产生了新的裁判机构和新的管制及社会控制形式，这些新的机制既依赖于国家又依赖于资本全球化。这种新的统治形式并不导致统治的终结，而是将其自身建构为全新的形式--“一个单一的逻辑规则”。5这一形式一方面凌驾于现有民族国家形式和国际体系之上，一方面又依存于现代国家与国际体系，并把这一体系与资本的全球扩张紧密联结起来.因此虽然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依然存在,这种竞争已被一种单一的权力秩序和权力观念所决定。6作为一种新的全球政治秩序，帝国是一个“混杂的结构”--其组成不仅包括民族国家和国际体系，还包括跨国机构和非政府组织。

具体地说，哈特和内戈雷将由不同组织和机构组成的新的全球权力形态描绘成包括三个层次的金字塔形式的轮廓，每个层次又包括几个层次的内容。帝国权力的第一层包括三方面内容。占据第一层，或者说是帝国权力等级最尖端的是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可以在国际上单独行动,但作者认为它更偏好联合行动。这已经是冷战以后美国主要的海外军事干涉行动的例行做法。在第二层是一个有关民族国家，即世界七大工业国，的组合体.他们控制着全球主要货币工具，因此具有管制国际交换的能力。在第三层则是一系列成分复杂的超国家联合体，如世贸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会、北约等,它们有在全球范围内行使军事、金融以及其他方式的权力的能力。

帝国权力的第二层包括在第一层中心权力的庇护和保证下运作的跨国公司，这一层还包括一部分具有地方和区域组织功能的民族国家，其功能旨在与第一层的全球权力进行政治斡旋，与国际组织协作，并在其自身有限的地域范围内重新分配收入。这种民族国家往往在国际合作中在一定程度上屈从于跨国公司的权力。

第三层，这是金字塔中最宽的底层，由在全球权力秩序中代表普遍利益的群体构成。这在理论上包括所有名义上代表了全球民众的民族国家。事实上，强势的国家已经在第一层占据了位置，权力稍逊的国家也在第二层占据了位置，剩下的正是附属的、弱小的国家。他们在联大会议上数量巨大而权力微小。但是这些国家很重要，因为他们至少具备抑制世界强国并给予其在国际上的行为的合法性的象征功能。这个第三层也包括数量众多、成分复杂的非政府组织，它们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发展迅速，宣称代表民众并为他们的利益而工作。在制度安排上，它们与正式国家机构分开，有些跟国家处于对立地位。

虽然帝国不把自己呈现为一种历史政体，而是自我表现为“一种有效地中断了历史而把现实固定为永恒的秩序”，7对哈特和内戈雷而言，帝国不仅是深奥的历史积淀体，还是满载冲突和危机的一种统治形式。冲突和危机并不意味着资本的终结，“而是其趋势和运作的自然状况”。8此外，在帝国内部包含着其自身的毁灭力量--有着巨大的建设性和生产性力量的芸芸众生，借用斯宾诺沙(BaruchSpinoza)的话，他们将之称为“大众”(Multitude,另译为“弱势群体”)。也就是说，尽管从一方面说帝国代表了对大众的统治，使之服从于其贯穿一切的权力，另一方面，大众是我们社会中真正的生产性力量，而帝国仅仅是一个依存于大众活力的捕获装置，作者借用马克思的话，把它描述为“一个只有依赖吸吮活劳动的鲜血才能生存的累积了死劳动的吸血鬼体制。”9正如他们所说：

我们所面对的帝国操纵着巨大的压迫性和破坏性力量，但这个事实不应该从任何角度唤起我们对于已往统治形式的怀旧情绪。通向帝国的过渡和全球化的过程为解放性的力量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当然，全球化不只是一件事情。我们视为全球化的这个多元复杂的过程也并非是统一的和普遍的……支撑帝国的大众的创造能力同样能够自治地建构一个反帝国，即全球化潮流和交流中的另一种可供选择的政治体制。争夺和颠覆帝国的抗争，以及为建构真正的另类秩序所进行的奋斗，将因此发生在帝国的版图上。这种新的抗争已经开始出现了。通过这些奋斗以及更多的类似的行为，大众将创造新的民主形式和新的权力安排,并以此带领我们穿过和超越帝国。10

由于篇幅限制，本文不可能对哈特和内戈雷的理论作更详细的描述和评价。虽然把帝国看成一种既成实现也许还为时过早，一些学者会就作者对”大众”的理想主义情怀与新的民主形式的必然性提出挑战,而民族国家力量削弱的程度是不是象作者所说的那么大也值得探讨，帝国这个概念依然为我们提出了一条思考快速变化中的全球秩序的新途径。首先，这一概念提供了一个真正的全球视角，并从根本上动摇了以民族国家为中心分析单位的理论取向--当布莱尔说出赞同在别的国家搞“政权更迭”之时，他不仅作为另一个民族国家的领导，而且是代表了显现中的帝国在发言。第二，帝国的概念超越了把权力局限在政治领域的狭窄范畴，而承认了经济权力，尤其是资本逻辑和跨国资本力量在全球权力秩序中的中心地位。11如果说，政治和经济曾经被认为是两个尽管相关，但相互分离的力量与结构体，全球化的过程使这两种力量相互融化，加速整合成在一个单一的框架中。从这一点看来，帝国的理论表述在社会分析时与最新的政治经济学表述是一致的。象莫斯可（VincentMosco）所言，虽然政治和经济之间的概念上的区分在分析上有令人明晰的一面，这种区别更多的时候起到了混淆和掩盖真相的作用。12第三，此概念突出变革的过程。尽管跨国公司以及全球性的生产和流通网络已经逐渐侵蚀了民族国家的权力，国家功能并没有简单消失，而是被置换到别的层次和领域。第四，本概念把混杂性和多样性看成是帝国的内在本质和存在状态。在以往关于“文化帝国主义”的争论中双方的许多作者均倾向于把同化与区别相对立，把全球化看成是要不就是同质化，要不就是异质化或杂交化的非此即彼的选择，而争论的一方进一步认为多元化受到文化帝国主义的威胁。与此相反，哈特与内戈雷认为，差异的生产正是帝国力量再生产的决定性机制。最后，这一理论在意识到帝国压倒性的力量的同时，强调了大众的创造力和他们从压迫性权力结构中取得自治的能力。

二、帝国传播的结构

世界传播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发生了一系列重要变革。从以上的理论框架的角度，这些相互关联的变革标志着从国际传播到帝国传播的转变。让我们首先粗略地回顾一下这些变革。

1、国际传播中的治理体制的变迁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世界传播的全球治理机制发生了重大的变迁。从二战结束到80年代末，联合国是对国际传播问题展开辩论和讨价还价的主要国际论坛。尽管在具体运作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世界强国，但联合国毕竟是一国一票的代表性组织。新独立出来的第三世界国家成为数量意义上的大多数，起来挑战西方强国在国际传播中的权威，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和负责分配国际无线电波，包括国际卫星广播频道的国际电信联盟（ITU）要求世界信息和传播新秩序。诚然，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运动有许多局限。其中重要一点是很多第三世界国家政府的局限性与矛盾性，它们一方面垄断国内的传播秩序，一方面又抗议外部传播被西方强国所控制。13但这些局限并不会抵消这次运动对世界传播的双重批判：即世界传播处于西方权力和资本增殖逻辑的控制之中。正如阿芒•马特拉(ArmandMattelart)所指出的，围绕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所提出的论战“是对不平等的影像和信息交流所发出的第一声惊呼”，而这场争论还提出了关于“民主和发展之间、传播与公民直接参与其自身发展之间的关系”的问题。14隐含在这场对世界传播秩序的批评中的是一个比西方式的自由民主更广义的民主概念，这个概念与作为社会经济体系的资本主义制度之间并不能简单划等号。15这一特定的民主概念强调了平等的重要性和资本主义与社会公平之间的基本矛盾。此外，这次运动不应该被理解为仅仅是一场第三世界的运动。与今天的新自由主义的“自由市场”是世界贫困解决方案的说辞以及英国首相为使用武力改变外国政权而自豪的宣称形成鲜明的对比，正是一位法国总统在这个年代说出了这样的话：“自由市场不容许跨国公司以外的实体有任何的增长，而跨国公司在第三世界制造了财富的细流的同时也制造了贫困的海洋”。16

出于种种原因，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运动在80年代式微。无疑，美国政府和美国传媒集团在压制瓦解这一运动中起了重大的作用。前者对这一运动进行系统的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的攻击，并于1985年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而对后者来说，任何代表世界其它利益的对世界传播秩序的重组都会损害到它们的既得利益。因此，它们利用自己控制的媒介诋毁这场运动。17此后，国际传播的控制原则和结构已经更多地依据跨国公司的利益和商业规则进行重构。信息传播问题已经在很大部分上被认定为是贸易事宜,不折不扣地按照商业逻辑来操作。世贸组织和其他贸易组织取代了联合国成为管理世界传播的主要机制。在美国和少数发达国家的压力下，国际电信联盟的控制和组织结构进行了根本上的重建。除了民族国家外，私营部门成员，主要是跨国电信公司不仅加入了这一组织，还获得了一系列与民族国家成员相同的权利。毫不奇怪，国际电信联盟这个70年代曾使美国在诸如直播卫星广播等问题上十分孤立的国际组织（美国曾是一次有关直播卫星广播的议案的唯一投票支持者）已为促进跨国公司利益而被重新建构了。瑟苏（DayaThussu）对此评述道，今天，国际电信联盟“游说各国废除禁止交叉拥有广播、有线电视，以及电信公司的结构性条例……还跟在世界上最有权势的国家和电信企业依据自身的利益而设定的议程后面亦步亦趋。”18

诚然，在1997年世贸组织关于基础电信服务的协议中，在电信被明确定义为和其他商品一样对待的可交易的服务的同时，大众媒介和视听产品则依据“文化例外”原则被排除在世贸组织管理范围之外。这主要是由于其他有实力的西方国家，即北美的加拿大和通过欧盟组织起来的西欧国家，主要是法国在起作用。例如，加拿大在1989年加拿大-美国自由贸易协定和1993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中都获得了保护自己的文化工业的许可。然而，墨西哥就没有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中寻求对文化的豁免，而且修改了宪法容许外资进入其媒介公司。从另一方面看，美国因为能够从开放了的传播产品贸易中获益最大，就希望确保“文化例外”条例不被用作一种普遍原则在世界是推广，尤其是在和其他国家的谈判中。事实上，美国有一系列破坏视听领域的“文化例外”原则的系统政策。这一政策旨在“阻止这一因被欧盟而决定的视听政策的扩散，更重要的是，阻止其成为被前苏联加盟国家在与之谈判时所采纳的模式，因为在这些国家里美国投资者在视听领域占统治优势”。19到最后，甚至加拿大的国家保护民族文化的能力在1999年也遭到痛击。在这一年的涉及美加杂志业的争议中，世贸组织作出了有利于美国的裁决，认为加拿大对本国杂志业的保护措施度违背了全球贸易规则。20

2、本国控制和公共服务原则的侵蚀

与此同时，民族国家作为既是传播提供者又是管理者的传统角色也被显著地削弱了。象席勒(DanSchiller)和莫斯柯讨论的那样，本国控制(也即以民族国家为轴心来组织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和公共服务(也即“在公共决策中公民权、平等、民主参与的原则等同或高于市场和私有财产权这种观点”)一向是国家传播政策制定中的两个决定性因素。21从历史上看，这两个因素是传播领域资本逻辑得以充分表达的政治障碍。在西方，它们曾是发展国家资助的公共广播系统的基石，甚至连市场关系最不受限制的美国都不例外。尽管美国媒介在国外积极扩展，美国本国还是建立了一个国内控制的传播系统。比如说，它曾长期不允许外资染指电信和广播领域。美国媒介系统中也并非完全没有公共服务的原则。除公共广播之外，商业广播也被要求履行公共服务责任，如对公众关心的问题提供公平和平衡的报道以及提供地方节目等。虽然有不同的定义，公众利益概念意味着对资本增殖目标和社会目标之间的非一致性的承认和社会目标优先于资本增殖目标的普遍政策定位。这一理念在美国传播领域的管理中扮演过历史性的重要角色。22

80年代新自由主义的崛起在世界范围内开始了私有化、商业化、自由化和大规模对国内传播体系放松政府管制的过程。23作为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领导国家，美国理所当然地处在这一过程的前列。24一方面，经过私有化和各国对公共广播连续不断的削减补贴，国家作为国内媒介服务直接提供者的角色在缩小和削弱。另一方面，国家放松了对国内和国外资本对媒介所有权的限制，放宽了对广告的限制，减轻了广播电视公司的公共利益责任，使媒介的商业化更加剧烈。这里值得强调的是，在本文中，“放松管制”并不意味着管制自身的结束。就像管制学派（RegulationSchool）所认为的那样，如果某一社会领域受产业决定的程度大于国家干预的影响，这可以理解为一种市场管制的形式，这和国家管制相反，因为后者意味着国家扮演更重要的管制角色。因此，莫斯可写到，关于解除管制的政策争论至少是不真诚的，因为解除管制本身并非一种选择。说穿了，这是一场对突出市场、国家，或者二者之外的利益的各种复合管制形式的选择。放宽政府管制并非就是解除管制，而最可能拓展市场管制。25类似地，商业化也不意味着对媒体补贴本身的终结。这是一个补贴形式的转换，即从国家补贴到通过广告的商业补贴。随之而来的是媒体的责任对象的转换。当然，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传播系统不可避免地在一定程度上变成兜售一般消费品甚至政治候选人的商业销售机器，26并倾向于迎合富有的中产阶级消费者的兴趣和利益，因为这是广告主们最青睐的受众群体。因此，一个广告支持的媒介系统，象美国学者贝克（EdwinBaker）已经清楚指出的那样，在根本上是与真正的有平等意义的民主的媒介系统不一致的。27

作为这个转变的一部分，传播法律和规则的角色也从根本上被重新定义了。在全球影响深远的1996年美国电信法案（TelecommunicationsAct）在市场化和偏护商业利益方面的倾向性已是众所周知。与此同时，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已把自身角色进行了“从产业管理者到市场促进者”的调整，其主要任务是促进国内和国际传播市场的竞争。28公司利益超越公众利益成为传播政策制定中至关重要的考虑。里根时代的联邦通讯委员会主席福勒(MarkFowler)曾把“公众利益”(publicinterest)一词当文字游戏玩，把它等同于公众所感兴趣的东西。而现任主席、美国国务卿柯林.鲍威尔的儿子迈克尔.鲍威尔（MichaelPowell）更是有过之无不及，把“公众利益”的概念当成公开的嘲弄对象：“当我宣誓进邦通讯委员会(成为联邦通讯委员会委员)的那天夜晚，我等待着代表公众利益的天使前来拜访。我等了整整一夜，但是她却没有降临。”29市场规则在较轻的程度上和通过更复杂的路径，同样也经由欧盟改变了整个欧洲的传播规则.30这种向资本统治的转向在最根本的宪法领域得到了巩固。在美国，如麦克切斯尼（RobertMcChesney）指出，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被商业化，其阐释也被特殊利益所左右。31当第一修正案在历史上首次颁布的时候，国家的确是自由表达的唯一敌人，而出版是个人编辑/印刷者和言论者的领地。今天，这些为第一修正案历史上所保护的主要以个人为单位的对象，已经演变成了跨国公司。这些公司主导着公共传播的渠道，拥有巨大的不仅对公众，而且对政府的力量。正如何伯特.席勒指出，在美国，虽然国家还没有放弃“控制个人表达的爱好”，“对自由表达的主要威胁已经从政府转变成私人公司”。32在这种背景下，麦克切斯尼指出,被美国主流势力所阐释的第一修正案正变成使资本控制之下的公共传播渠道免于成为政治讨论和公共政策管制对象的挡箭牌。

3、集团化，融合及跨国媒介集团的崛起

对媒介国家控制和公众利益束缚的解除释放了资本的力量，导致了一个世界性的以市场为导向的媒介体系的形成。一浪又一浪的媒体合并冲击波促进了如美国在线-时代华纳，迪斯尼，新闻集团，维亚康母，贝塔斯曼这样的传媒巨无霸的产生。这些公司在超国家和国家力量的支持下，通过形式多样的技术和组织形式反过来飞快地扩张到世界其它区域。由此产生的传媒系统是真正全球化的——这不仅体现在所有权结构、生产、分销方面，也包括消费领域。尽管美国的信息和娱乐公司仍然在全球媒介系统中占据重要位置，所有权结构已经趋向于多元化——在美国本土的媒介公司向国外扩张的同时，国外公司也进入了美国市场。比如，日本的索尼拥有哥伦比亚影片公司，墨西哥媒介集团特莱维萨(Televisa)向美国出口广播节目、杂志和音乐唱片。33通过合资，合作，和其他形式的组织和金融联合，以前从属于界限分明的国家传媒系统的媒介机构与主要的跨国集团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类似地，媒介消费和生产也变得全球化，进而形成了一个“新的文化劳动的国际分工”。34今天，北至加拿大南至墨西哥都有好莱坞电影制作。针对美国市场的电视节目先在国外市场拓展，随后返销回美国。花木兰被迪斯尼化，成龙的功夫片和施瓦辛格的动作片同时在世界观众面前争宠。美国的文化统治已经演变成“跨国公司文化的统治”。35

但是这种表面上的多元化不应被误认为是新的运作逻辑的兴起及新的民主化的选择和表达的时代的来临。相反，在帝国中，资本增殖逻辑成了全球媒介系统的一致性原则。全球媒介系统跨越空间的形成也是一个在媒介生产中“商品化深化”36和“超级商业主义”37发展的过程。这在美国和世界其他地方都一样。全球媒介系统的新行为准则几乎成为：一切都可以在任何地方用任何语言说出来，只要说得有利可图。在这种背景下，传播渠道的大量增生及窄播节目的繁荣仅仅标志着“跨国视听工业愿意寄生于而不是削平文化差异——假如这样的差异带来牟利的希望。”38如哈特和内戈雷所指出，全盘文化同化并非帝国所热衷的优先策略。相反，针对重现的种族和文化国家之间的差异，帝国的“解决方案”不是否定或减弱这些差异，而是识别出已经存在或潜在的差异，赞许这些差异，继而通过一套有效的调控机制控制差异。39

英国社会学家斯克莱尔（LeslieSklair）的观点与以上分析有类似之处。他认为将全球化和本土化视为两个相互排斥的过程是错误的。一些全球化论者预言本土文化将在全球化无情创造的同质文化中消亡。针对这一观点，另一些论者通过发现和证实本土企业家和文化的活力来反驳。但如斯克莱尔所言，这种有关全球化和本土化的非此即彼的简单化的二分法与他的理论框架并不相容。如上所言，哈特和内戈雷的帝国概念也超越了这种二分法。正如斯克莱尔指出：

全球资本主义系统是建立在全球范围内积累私有财富这一前提下的。除去资本增殖这一驱动力之外，这一系统的主要博奕者们对摧毁或扶持地方文化并没什么特殊的兴趣。当地方性或国家性的机构威胁到它们牟利的目标时，国际资本必然会消灭它们。在殖民时代，每当地方企业与国际资本的扩张计划相抵触时，殖民强权势力就是这么做的。经济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一状况。全球性公司能比较容易地将当地合伙人融入其跨边界网络系统，利用当地合伙人和资源获利，并在此过程中与当地精英利益共享。那种总是把全球化与本土化当作对立面的看法是从一个静态的视角来看传统实践和文化的结果。40

以上讨论对我们加深对有关“文化帝国主义”理论的批评与反批评有重要启发意义。一些试图否定“文化帝国主义”的存在并批驳“文化帝国主义”理论的学者往往简单地从传媒产品数量和流向的角度肤浅地理解这一理论的含义，仅仅把它看成是媒介产品从美国向世界其它地方“单向流动”和国外资本、媒介内容对地方媒介系统的支配与影响。在此基础上，他们用本土商业传媒文化的活力和媒介产品的“反向流动”现象（如墨西哥的电视故事长片向世界其它国家的出口）和“区域流动”（如韩国出口电视节目到中国）的例子来证明“文化帝国主义”理论已过时。以帝国的概念和斯克莱尔的分析观之，这种反批评有似是而非，”没抓住要点”之嫌。41正如萨斯曼(GeraldSussman)在分析墨西哥媒介集团特莱维萨(Televisa)作为跨国媒体公司的一员崛起的时候指出“……与电视节目的那种主要派生于西方（尤其是美国）广告价值与实践的商业印证相比，民族特色并不是那么至关重要。尽管在短期内墨西哥或其它地方资本表现出了弹性和相对独立性，从长远的角度，从墨西哥选择了媒介的商业而非公共价值取向这点来看，市场的驱动将肯定导致对美国商业节目提供商的青睐。”42

总之，这里的关键是视角问题。如果将商业逻辑和市场关系视为天经地义，并囿于简单的民族国家中心论分析框架，那么，墨西哥或其他发展中国家出口电视产品这一事件的确意义重大。但是，如果不把市场关系，资本逻辑以及消费主义的文化意识形态的全球扩展视为理所当然和历史的终点，那么墨西哥在制作有商业吸引力的电视节目方面的成功正是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胜利及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话语在全球取得霸权地位的印证。更何况，本土化了的对资本主义价值的宣传比纯美国价值的宣传更有亲和力和接近性。而对世界的观众来说，只看有关美国的中产阶级生活的影视也未免单调。问题的关键在于是否将市场逻辑视为天经地义，是否承认一个社会的公共传播系统还可以有另类的、多元的组织原则和组织形式。

这里也许有必要回忆一下“文化帝国主义”理论的始作俑者何伯特.席勒对这一概念的最初定义。席勒用“文化帝国主义”来描述“一系列把一个社会卷入现代世界体系的过程的总和”，它进一步描述“这个社会的统治阶层是如何受到引诱，压力，强迫，有时是贿赂，以至把这一社会制度塑造成与现代世界体系的统治中心的价值观和社会结构相适应，甚至宏扬这些价值观和社会结构。”43显而易见，这是一个十分抽象和具有高度概括性的定义。它是从比商业电视节目的出产国这类具体问题高得多的分析层次来看问题的。说白了，席勒是用“文化帝国主义”的概念来描述刚刚获得民族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是如何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这一问题。这一理论有一个隐含的立论前提，那就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和对另类社会制度和价值体系的信念。回到墨西哥的例子，从席勒的角度，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特莱维萨(Televisa)是否能出口商业电视剧，而在于，作为一个与墨西哥政权当局有着长期的密切合作与依存关系的私营传媒集团，特莱维萨是否表达了墨西哥民众多方的呼声，是否向世界其它地区全面地真实地反映了墨西哥的社会现状。事实上，就象许多第三世界的商业媒介急于被整合到全球媒介系统一样，许多第三世界的执政者们，尽管时而发出有关保护和宏扬民族文化的机会主义呼声，还是更愿意让本国的民众从对他们的统治不造成直接意识形态威胁的进口娱乐片中取乐，而不愿意让本国的传媒成为公众表达政治异议的渠道。更何况，引入进口娱乐节目还能让本国的一些从事进口和播出的私营或国营资本有利可图。

而且，在帝国时代，在承认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传媒业上的不平等权力关系的同时，我们还可以把好莱坞的大公司和象墨西哥的特莱维萨(Televisa)与巴西的环球(Globo)这样的全球化的传媒集团看成是全球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机器的一部分，而并非仅仅是某一国家的传媒渠道。也就是说，这些传媒机构的意识形态角色至少有一部分是超越国界的。试想，在一个全球性的社会不公和不平等都在加深的年代，哪一个政权不能在意识形态上得益于象影片泰坦尼克号那样的充满着人情味的诉求和对社会关系的神话般的处理（你虽然穷，但你可爱，并能从富人手中抢过爱人）？再说，正如一个由贫富最不均的国家之一的巴西出口，曾被俄罗斯进口播出过的电视剧名称所言,“连富人都哭”(EventheRichCry),贫民百姓还有什么可言？

4、世界传播中非政府组织力量的崛起

过去的几十年见证了非政府组织在世界传播中扮演着越来越显著的角色。非政府组织从1960至1970年代开始大规模出现在国际舞台上。一个有效的传播策略，包括对主流媒介的驾驭，一直是如绿色和平组织等有影响的非政府组织成功运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非政府组织网络蔚为壮观地展示其能力和卓有成效的传播网络的重要标志则是在1995年至1998年之间它们通过因特网对在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框架中进行的有关多边投资协定(MultilateralAgreementonInvestment)谈判过程的介入和干涉。虽然这个协定的最终流产有其内在的原因，但是，70个国家中600个以上的非政府组织的传播网络的干预也起到了关键的作用。目前，传播领域的非政府组织已大量涌现。尽管本文不能列举哪怕是最主要的非政府传媒组织的名单，我们可以从以下的简短分类中对这些极其多元和纷繁复杂的组织及其传播活动略有认识。一些媒介非政府组织立足于对主流媒介的监督和分析，旨在促进言论自由，保护记者的权益，因而成为媒介社会监督者的监督者。另外一些组织从事媒介扫盲和媒介教育，通过公共教育系统和成人教育，致力于培育媒介批评意识，以提高民众对媒介价值，规范，和影响的认识。还有一些组织投入到和全球传播有关的政策研究。44最后，不少另类媒介实体在国家和商业公司之外求生存，提供另类信息与思维。尽管大部分另类媒介规模极小，受地域限制，且技术含量不高，内容庞杂，观点有极端的一面，信息也不定都很可靠，有些因为通过网络传播，是全球性的，也有一定的影响。当然，还有其他另类媒体在地下和非法状态中挣扎。这些非法和地下媒体并不仅仅只局限于那些对媒体进行严格管制的威权主义的国家里。例如在美国，微型广播（micro-broadcasting)，即无执照的低功率非商业广播，作为一些不满足于商业广播系统的城市社区听众的信息来源，在过去的若干年里发展迅速。这些意识形态上多元化，在组织方式方面千差万别的非政府、非商业传媒组织对全球主流传播系统进行补充、调节并提出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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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政府传播者和主流传播结构之间的确切关系非常复杂。尽管非政府组织经常被视为“民众的组织”，并往往与国家和跨国资本的利益对立，实际上，许多传统的非政府组织，如美国的一些实力雄厚的私人基金，恰恰服务于跨国资本的长期利益。就像批评者指出的那样，许多新的非政府组织的议程设置已经“与国际资本相容并且服务于其新自由主义目标”。45作为帝国的“道义力量”，许多非政府组织在作为一个单一世界秩序的帝国框架中操作。而且，帝国已把自己的触角深入到非政府、非商业领域，把这些组织纳入自己的轨道，将其当作可变通的实现自己目标的途经。在国家削弱常规设置机构的职能的同时，它把一些市民社会组织转变为“影子国家”的一部分。46也就是说，民族国家一方面将自己的部分权力变换转让给诸如世贸组织这样的超国家机构，另一方面又将部分功能分派转让源于社会的非政府组织。事实上，超国家机构如世界银行和一些民族国家致力于资助培养特定的非政府组织从事原先由政府承担的工作。

在传播领域，这方面最令人感兴趣的例子也许是Internews，一个投身于支持“世界范围开放性媒介”的非盈利组织。这个组织1982年建立于美国，在欧洲和亚洲都有分支机构，着重关注东欧、俄罗斯、中东和中亚地区的传媒发展。根据这个机构的网页（），该机构主要从美国政府若干机构、荷兰政府、欧洲委员会，以及一些美国大公司和基金会获得资助，在2001年有1，700万美元的预算。除了对国家和资本的财政资助的严重依赖之外，Internews与美国国家和主要传媒集团有紧密关系。其董事中有一位美国在线-时代华纳的高级副总裁和一位美国议员。这个机构活动范围甚广。从1992年起到2001年，该机构培训了超过18，000位专业媒介人员.它和2100个以上非政府电视台和广播台有工作关系，在前苏联、前南斯拉夫、约旦河西岸和加沙支持了19个非政府独立电视网络的发展，创立和或资助了29个媒介协会.它在2001年制作了近730小时的电视和广播节目，其潜在受众达三亿六百万之多。此外，它还向前苏联和前南斯拉夫的独立电视台提供了超过1，000小时的国际记录片节目。从其活动的范围和尺度以及区域重点来看，Internews毫无疑问是最有影响力的非政府传媒组织之一，它所促进的正是美国向前社会主义地区和伊斯兰地区输出自己认同的民主观念和美国新闻价值和实践的议程。也就是说，Internews的目标不是挑战帝国的逻辑，而是扩展和巩固帝国的统治。有理由怀疑，一旦“独立的”电视台被扶持并培育成有商业前景的经营性企业，跨国媒介集团如时代华纳就能够将其接管过来，收编到全球商业媒介系统中。

然而，其他一些非政府非商业的传播组织所持的是向帝国传播逻辑进行挑战的操作原则。它们致力于建立超越帝国的新的全球生产和流通秩序。在西方国家，这些组织并不热衷于在其他国家传播推广西方式的媒介制度、价值和实践。相反，它们致力在本国和本地区尝试不同于主流商业媒介的新的传播理念和实践。在第三世界一些地区，这些组织中有一部分致力于发展非政府、非商业的社区传媒和对民主传播原则的培育。许多类似的传播机构，在一个协作的和非等级制的组织结构上操作，并和反对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化的社会运动紧密相连。与象Internews这样有良好经济支持和有效组织机构的非政府组织相比，这些真正的“民间的组织”的影响往往微不足道.有人或许会说，他们的堂吉珂德是式的主张是不切实际的——比如，有位美国律师就试图以对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重新阐释为根据，控告美国现存寡头垄断的传媒体制有违宪之嫌，因为美国目前的传媒结构违背了美国宪法维护民主制度的真正意图。其他有些不那么富于幻想，但仍然是高度理想主义的。它们追求的是对现有传播秩序的根本变革。例如，在世界传播学颇有影响的学者格伯纳（GeorgeGerbner）于1991年建立的一个非盈利组织就以很少的经济资源，靠成员们的义务工作，致力于改变跨国公司控制和市场主导的媒介体系所创造的文化环境的宏大目标。在这些活动家们看来，既然现有制度不能为公众提供健康的文化环境，就必须义无返顾地为创造新的文化环境而努力，尽管前途渺茫。

上述四个部分描述的变化可以说预示了帝国传播系统的形成。就像哈特和内戈雷指出的那样，传播系统是与军事和金融力量并列的帝国的三股主要支撑力量之一。47作为“帝国控制的基本媒介”，传播所掌握的最重要的是下定义的权力——即规定好与坏、相关与不相关、对和错的权力。通过一个由日益增长并相互联系的传播终端组成的网络，这个系统的统治性逻辑是促进资本积累的必然要求，在世界范围中制造消费者，并在更一般的意义上将民众们塑造成有利于跨国资本利益的社会主体。这一所有权集中，纵横连结整合，控制着无所不包的融合了的技术手段的传媒系统可以说是“地球村的酋长:”

不管它们归谁所有，这些公司……已经成为重建以实现跨国资本的利益为目标的全球主体的至关重要的力量。它们的产品——电影、电视节目、音乐、录像带——是最完美的全球商品.它们可即时广播，稍纵即逝，需要广泛的世界范围的受众来补偿其生产和投资风险费用。全球化意味着任何地方，所有的时刻，都是“加德满都的影像之夜”，因为媒介旁观者的习惯已被培育起来并根植到全世界。48

就象上面分析所证实的那样，国家和资本越来越紧密合作，以促进新自由主义和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在全球的支配性地位。通过一些有影响的非政府组织，它们将影响范围扩展到自己传统活动边界以外。与此同时，民众中不同的力量也正是通过传播将自己组织起来，以不同的形式对抗帝国，并拒绝简单地成为旁观者或消费者.他们在寻求各种社会生活的新的形式和各种新的权力秩序。最近几年，人们见证了在西雅图，华盛顿特区，热那亚，魁北克市街头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反对全球化的左翼社会运动。与此同时，世界也经受着各种恐怖主义、原教旨主义、以及其它势力的攻击和威胁。

三、后9－11世界帝国传播的强化

9－11之后，作为帝国秩序中最强大力量的美国强化了对世界传播系统的控制，并加强了自己的对外宣传。作为帝国中的一个超级国家，美国旨在提高对帝国传播的接触率和有效性——即通过“公共外交”直接在全球民众中推广其政策。同时，美国政府也试图控制和影响那些敢于表达异见的外国广播电视媒体。最有说明性的例子是卡塔尔的卫星电视半岛电视台（AlJazeera）。这是遍及阿拉伯语世界的广播，它为表达与美国官方意见不同的看法提供了机会。2001年10月，美国国务卿柯林•鲍威尔对卡塔尔的埃米尔施加压力，要求对这个电视网络进行新闻检查。当这个要求遭到拒绝以后，美国改变策略，使自己的官员在这一电视台和其它媒体通过接受采访频频出场，力图使这个媒体和其它媒体中立化。在2001年10月与2002年3月之间，美国官员，包括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赖丝，在半岛电视台以及其它中东地区的媒体露面的次数超过两千次。49

最后，也许最重要的是，9－11以来，跨国媒介公司和国家之间的合作关系日益增强，美国本土主流媒介系统中的话语空间有缩小之势。尽管在自由民主制度中，媒介有相独立于国家的传统，这种相对独立性在事关基本的政治经济利益的危机的时候极易被侵蚀。在美国媒介中，自我审查使不同意见的公开表达变得相对困难了。布什的“你要么站在我们这边要么就是支持恐怖主义”的二分逻辑使针对当前世界事务进行的任何批评性反思变得不那么容易，公开表达异见需要超常的勇气。美国传媒学者贝内特（LanceBennett）甚至夸张地说，9-11以来，审查和自我审查正在将美国非常危险地转变为“一个民族，一种思想”.50实际上，美国国家一直有利用娱乐工业为政府宣传服务的历史，美国传媒虽然有批评政府的传统，也有在关键时刻乐于为国家宣传出力的历史。在二战期间，好莱坞制片厂使用美国政府的基金制作支持战争的宣传片。冷战期间，沃特•迪斯尼个人将其公司制作的电影上交给联邦调查局主席埃德加•胡佛审查。目前，美国国家和私营媒介合作已有了新表现。在2001年10月中旬，在美国向恐怖主义宣战之后的极短时间内，来自CBS,HBO,华纳兄弟和电视艺术和科学院的一些好莱坞演员和上层管理人员，就和美国政府的官员聚集一堂以协调宣传。他们讨论的话题包括制作宣传性的记录片和短片，建立公共服务公告版，尽可能鼓励剧本作者生产更多的支持战争和支持美国的信息。51CBS制作了一档节目，叫做“Agency”，从正面角度刻画中央情报局，ABC的娱乐部门被许可制作一档13集的纪实电视系列片以推销阿富汗战争。52鉴于跨国媒介不仅依赖美国军事和政治力量来打开世界市场，并靠这些力量提供一个稳定的海外市场环境和有利的国内政策，说这种行为后面存在着自私的商业动机也并不是无稽之谈。例如，好莱坞的制片公司过去若干年里一直在游说美国联邦政府为电影生产提供补贴，而主要的媒介集团和报纸正在游说联邦通讯委员会，要求其取消最后几项限制媒介“完全垄断”的法规，包括关于禁止在同一市场上拥有一家日报和一个电视台，每家私营电视业主在全美国市场所拥有的电视台所能覆盖的美国家庭上限是35％等规定。2001年9月13日，联邦通讯委员会已投票决定“重新检视”这些规定。就象美国媒介学者米勒（MarkCrispinMiller）所观察的那样，这个步奏对美国传媒对布什当局的报道已毫无疑问地起到了“甜化的作用”。53跨国媒介已经和正在经受的经济和市场危机有可能更倾向于和政府合作.

尽管正在形成的帝国传播系统好像有主导一切的力量，在世界不断分化，贫富鸿沟加深，各种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身份认同矛盾不能根本解决的情况下，用某种价值体系征服人心，消除异端，维护和平的任务异常艰难。历史并未终结，而意识形态的对峙也变得更加紧张。如果说主要是以全球资本为主体的力量正在通过将部分职权转移给超国家组织的民族国家来实现自上而下的全球化的话，那么形形的社会势力正在挪用资本创建的传播技术来从事“另一种全球化”或“自下而上的全球化”。54

四、结论

尽管世界传播的现代形式的兴起带来了世界大同的乌托邦，这个过程一直是西方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经济体系向全球扩散的过程的基本组成部分。55事实上，一个曾统治澳大利亚的英国殖民总督就把电报叫做“伟大的帝国维系力量”，而当1932年BBC建立最早的海外广播时，这一机构就被称为“帝国服务”。现在，在经过了一段民族解放运动和后殖民国家崛起的中间过程以后，世界秩序正在有可能被归入一个新的帝国——一个没有限制、一个世界政治经济权力不能再象殖民时代那样把其纳入殖民目标的“外部”的存在。

当然，就象本文先前指出的那样，哈特和内戈雷所描述的帝国更应该被理解为一种可能的趋势而不是一种现实。一方面，被<<帝国>>一书的这二位作者在9-11前深信不移的、对他们的特定的帝国概念至关重要的美国在世界事务中的多边主义原则已经有所动摇。传统意义上的帝国主义有复活之势。另一方面，民族国家的独立，建设，及维护和巩固依然是一个未竟的事业.民族国家依然是一个产生反对帝国力量的源泉。更何况，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还是生死攸关的。就象国家之间的竞争将继续成为当前全球化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内容一样，民族主义将继续发挥强大的意识形态作用。比如，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这一被称为“与国际接轨”的对全球化有深远意义的发展，就是以国家荣誉、民族利益的名义提出，并至少在某种特定的民族主义的话语中被庆贺的。56

但是，哈特和内戈雷认为，民族(thenation)自身携带着一整套压抑性的结构和意识形态。因此，在他们眼里，“任何对民族国家权力的怀旧或者复活以民族为中心的政治策略设计都是致命的错误。”57同样，如莫斯柯所说的那样，尽管民族主义已经成功地，并且能够成功地延缓全球化的进程，民族主义不足以承担对全球化自身的挑战，因为它忽略了市场化和资本在空间扩张的相互建构状态并倾向于接受本土控制，而不管这种控制是不是以市场化的深入为前提。58

事实上，就像帝国逻辑所演示的那样，市场化正是民族国家被纳入到全球秩序中的途径。因此，从人类解放的迫切性和必然逻辑来看，民族国家是一个充满矛盾的结构体。正如后殖民主义学者查特吉(ParthaChatterjee)指出的那样，“如今民族国家致力于为民族在资本的全球秩序中寻找一个位置，同时力图使资本和民众之间的矛盾保持在一种长期悬而未决的状态。”59在帝国时代，国内和国际各层次上的传播问题和矛盾已经无法摆脱地和资本与民众之间的张力盘根错节地纠缠在一起了。

注释：

1、IamreferringherespecificallytoaspeechmadebyBritishPrimeMinisterTonyBlaironApril72002insupportingwaragainstIraq:“Ifnecessary,theactionshouldbemilitaryandagain,ifnecessaryandjustified,itshouldinvolveregimechange,”“IhavebeeninvolvedasBritishprimeministerinthreeconflictsinvolvingregimechanges–Yugoslavia’spresidentMilosevic,theTaliban,andSierraLeone.Britainisimmenselyproudofthepartofourforceshaveplayed.”AndyMcSmithandTobyHarnden,“BritishPMbacksUSpushtooustSaddam,”TheVancouverSun,April8,2002.

2、MichaelHardtandAntonioNegri,Empire,Cambridge,M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2000,p.xiii.

3、Empire,pp.vii-viii.

4、Empire,xiv.

5、Empire,p.xii.

6、Empire,p.9.

7、Empire,p.xiv.

8、Empire,p.222.

9、Empire,p.62.

10、Empire,xv.

11、Empire’sauthorsbasetheirnotionofpowerontheworkofMichelFoucault.Spacelimits,however,doesnotallowmetogetintotheconceptof“biopower”inthispaper.Toputitsimply,biopowerinvolvestheregulationofnotofthingsasexternalities,butofbodiesandthereproductionoflifeitself.Forthisreason,thisnotionofpowerismuchextensiveandintensivethanliberalnotionsofpoliticalandeconomicpower.

12、VincentMosco,PoliticalEconomyofCommunication:RethinkingandRenewal,London&NewYork:Sage,1996,p.200.

13、See,JohnTomlinson,CulturalImperialism:ACriticalIntroduction,London,Pinter,1991.

14、ArmandMettelart,NetworkingtheWorld1794-2000,translatedbyLizCarey-LibbrechtandJamesCohen,Minneapolis:UniversityofMinnesotaPress,2000,p.68

15、Foradiscussionofdifferentnotionsofdemocracy,seeC.B.McPherson,TheRealWorldofDemocracy,Toronto:TheCanadianBroadcastingCorporation,1965;C.DouglasLummis,RadicalDemocracy,Ithaca&London:CornellUniversityPress,1996;seealso,RobertA.Dahl,OnDemocracy,NewHaven&London:YaleUniversityPress,1998.

16、CitedinArmandMattelart,NetworkingtheWorld,p.70.

17、TherearemanyexcellentaccountsoftheriseandfalloftheNWICOmovement.Forarecentanalysis,seeRichardC.Vincent,KaarleNordenstreng,andMichaelTraber(eds.),TowardsEquityinGlobalCommunication:MacBrideUpdate,Cresskill,NJ:HamptonPress,1999.

18、DayaKishanThussu,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ContinuityandChange,London,Arnold,2000,pp.91-93;seealsoJillHill,“USRules.OK?TelecommunicationsSincethe1940s,”inRobertMcChesney,EllenMeiksinsWood,andJohnBellamyFoster(eds.),CapitalismandtheInformationAge:ThePoliticalEconomyoftheGlobalCommunicationRevolution,NewYork:MonthlyReviewPress,1998,pp.99-121.

19、Mattelart,NetworkingtheWorld,pp.86.

20、Mattelart,NetworkingtheWorld,pp.86.

21、DanSchillerandVincentMosco,ContinentalOrder?NewYork:Rowman&Littlefield,2001,p.6.

22、PatriciaAufderheide,TelecommunicationsPolicyandthePublicInterest,NewYork:GuilfordPress,1999.

23、EdwardHermanandRobertMcChesney,TheGlobalMedia:TheNewMissionariesofGlobalCapitalism,LondonandWashington:Cassell,1997.Seealso,赵月枝，“公众利益、民主与欧美广播电视的市场化”，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5(2),25-44.

24、DanSchiller,DigitalCapitalism,Cambridge,Mass:TheMITPress,2002；EdwardHermanandRobertMcChesney,TheGlobalMedia,loccit.

25、VincentMosco,PoliticalEconomyofCommunication,loccit,p.201.

26、RobertMcChesney,RichMedia,PoorDemocracy:CommunicationPoliticsinDubiousTimes,Urbana:UniversityofIllinoisPress,1999,p.267.

27、EdwinBaker,AdvertisingandaDemocraticPress,Princeton,N.J.: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94.

28、DayaThussu,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p.93

29、citedinMarkCrispinMiller,“What’sWrongwithThisPicture,”TheNation,January7/14,2002,p.20.

30、RobertMcChnesney,RichMedia,PoorDemocracy;ArmandMattelart,NetworkingtheWorld.

31、RobertMcChesney,RichMedia,PoorDemocracy,p.257.

32、HerbertSchiller,“InformationDeprivationintheInformationRichSociety,”inGeorgeGerbner,HamindMowlana,HerbertSchiller(eds.),InvisibleCrisis,Boulder,CO:WestviewPress,1996,p.16

33、AndrewPaxmanandAlexM.Saragoza,“GlobalizationandLatinMediaPowers:TheCaseofMexico’sTelevisa,”inVincentMoscoandDanSchiller,ContinentalOrder?pp.64-85.

34、TobyMiller,“ConsumingCitizen:TheNewInternationalDivisionofCulturalLaborandtheTradeinScreenTexts,“inJosephChanandBryceMcIntyre(eds.),InSearchofBoundaries:Communication,Nation-States,andCulturalIdentities,Westport,Conn:,AblexPublishing,2002,pp.19-21.

35、HerbertSchiller,MassCommunicationsandAmericanEmpire,SecondEdition,Boulder,CO:WestviewPress,1992,p.39.

36、VincentMosco,PoliticalEconomyofCommunication,pp.140-211.

37、RobertMcChesney,RichMedia,PoorDemocracy.

38、YuezhiZhaoandDanSchiller,“DanceswithWolves:China’sIntegrationwithDigitalCapitalism,”Info3:2(April2001),p.140.

39、Empire,pp.200-201

40、LeslieSklair,TheTransnationalCapitalistClass,Oxford:BlackwellPublishers,2001,p.256.

41、HerbertSchiller,“NotYetthePost-ImperialistEra,”inCollenRoach(ed.),CommunicationandCultureinWarandPeace,London:Sage,1993,pp.97-116.

42、GeraldGussman,“TelecommunicationsafterNAFTA:Mexico’sIntegrationStrategy,”inVincentMoscoandDanSchiller,ContinentalOrder?p.147.

43、HerbertSchiller,CommunicationandCultureDomination,NewYork:InternationalArtsandSciencesPress,1976,p.9.

44、Foramoredetailedanalysisofthisrangeofactivities,seeRobertHackettandYuezhiZhao,SustainingDemocracy?JournalismandthePoliticsofObjectivity,Toronto:GaramondPress,1998,pp.2153-222.

45、Empire,p.312-13.

46、KatharyneMitchell,“Transnationalism,Neo-liberalism,andtheRiseoftheShadowState,”EconomyandSociety,30:2(May2001),pp.165-189.Empire,p.346.

47、NickDyer-Witheford,Cyber-Marx:CyclesandCircuitsofStruggleinHigh-TechnologyCapitalism,UrbanaandChicago:UniversityofIllinoisPress,1999,p.137.

48、FrankSmyth,“ThePriceofPropaganda,”March21,2002.

49、LanceBennett,“OneNation,OneMind,”VanityFair,December2001,pp.176-182.

50、DougSaunders,“HollywoodGoestoBatforNation,”TheGlobeandMail,October19,2001,

51、FelicityBarringer,“’RealityTV’AboutG.I.’sonWarDuty,”TheNewYorkTimes,February21,2002.

52、MarkCrispinMiller,“What’sWrongwithThisPicture?”TheNation,January7/14,2002,p.19.

53、ForanelaborateanalysisandtheorizationoftheappropriationoftheInternetbyanti-globalizationmovementsthroughouttheworld,see,NickDyer-Witheford,Cyber-Marx.

54、ArmandMattelart,NetworkingtheWorld.

55、YuezhiZhao,“EntertheWorld:Neo-liberalGlobalization,theDreamforaStrongNation,andChinesePressDiscourseontheWTO,”inChin-ChuanLee(ed.),ChineseMedia,GlobalContexts,London:RoutledgeCurzon,2003,pp.32-56.

57、Empire,p.336.

58、VincentMosco,PoliticalEconomyofCommunication,pp.210-211.

组织管理论文篇7

社会组织的发展离不开有形资源和无形资源的使用，其中人力资源是非常重要的资源之一，因此人力资源管理也成为一个组织最重要的管理活动之一，成为一个组织制定和实施战略发展规划中的重要环节。人力资源具有主观能动性的特点，具有操作和控制其他资源、促使其他资源有效开发和利用的能力，因此在现代经济管理中处于主导作用，成为现代组织的重要战略资源。正是因为人力资源具有这种特性，因此，如何通过管理提升人力资源的质量成为一个组织可持续经营的关键所在。高校学生社团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存在一些问题，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高校学生在成员吸收和组织方面存在盲目性。现在高校里存在许多社团，存续时间都相对较短，缺乏长期发展计划，因此在自身人力资源需求方面缺乏针对性，难以找到合适的领导者和社员，从而使得社团缺乏进一步发展的动力。第二，高校学生社团发起人能力参差不齐。当前高校学生社团设立没有具体的标准，对发起人也没有太多的要求，从而导致高校社团成立的门槛很低。发起人能力的参差不齐导致高校学生社团发展也呈现出差异化特点，部分发起人能力较低的学生社团很难获得进一步发展。而随着高校社团数量的不断增多，发起人能力缺陷导致的问题也越来越多。第三，高校学生社团开发缺乏深度培训和开发机制。高校学生社团在成立后需要不断开发和正确引导以提高社团发展水平。但当前虽然部分高校对学生社团进一步培训进行了引导，但并没有对社团长远发展制定详细的计划，从而导致高校学生社团在取得一定成绩后出现发展倒退的情况。第四，高校学生社团组织过于松散。在当前高校学生社团中，加入和退出都存在任意性，社团规则制度也无法对社团成员形成有效的约束。社团规则制度也无法形成有效的约束。最后，高校学生社团运用绩效管理的手段不适当。高校学生社团拥有一定的经费，也实施了一定的绩效管理。高校学生社团的绩效管理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与人力资源管理类似，但高校学生社团由学生进行绩效管理，很难具有科学的管理手段，因而无法像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一样对社团成员形成有效激励。

二、高校学生社团的组织管理与人力资源管理之间的契合点分析

所谓人力资源管理，指合理配置人力资源，并将其转化为生产力，促进社会发展。因此，人力资源管理的宗旨在于充分发挥管理的激励机制以充分开拓人力资源的创新潜力。人力资源管理与其他物质、技术和资金资源管理不同，具有自身独有的特点：首先，人力资源管理在管理思想上以人为本。人力资源认为人具有感情、理想、期望等各种特征，因此与其他资源相比，人力资源属于“第一资源”。其次，人力资源管理认为组织是一个整体。因此在人力资源开发的过程中，要注重组织整体资源的有效利用，实现整体效益最大化。最后，人力资源管理在原则上强调个人和集体并重，在实践中能力和资历并重。美国一向崇尚个人主义，但众多美国企业也逐渐开始提倡集体主义，同时在注重业绩能力的同时开始增加聘用合同期限，实现能力和资历并重。相反，日本一向提倡团队精神，但也开始注重个人价值的体现，加大了个人业绩在晋升中的比值，将资历和能力、个人和集体结合起来。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人力资源管理的地位也越来越突出。在高校社团管理方面也越来越注重人力资源管理，这体现在社团管理的原则方面。高校学生社团管理主要遵循正确引导、自主活动和统筹管理三大原则。第一，高校学生社团应准确定位所组织活动的方向，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形成集体主义观念。第二，高校学生社团应遵循自由组建、自主设立管理机构、自筹经费、自由组织活动的原则，坚持以学生为本，使学生通过参与社团提高自我管理的能力，实现自我增值。第三，高校学生社团应形成多层次的有机整体。防止出现相似定位的社团，不同社团之间的活动应避免重复，向互补的方向发展。上述高校学生社团管理的三大原则充分反映了人力资源管理在所有团体中的重要性。

三、高校学生社团人力资源管理的实施对策

由于高校学生社团具有社会中公司、企业等一般组织的特性和品质，结合人力资源的相关理论和论点，可以通过以下四个方面的相关载体，从人力资源的思维及手段来加强高校学生社团的组织管理。

1.制定社团人力资源战略与规划。

基于社团的人力资源规划，应注重社团的团队建设，只有打破传统的英雄主义观念，树立团队精神，才能使社团的发展和成长建立在依靠智力资源增值的基础上。团队精神是组织应对未来和应对竞争的基本武器，社团在做人力资源规划时，需要把团队精神作为人才招聘、用人、考核的重要内容。把团队精神作为人才招聘的重要内容，是为了让我们招到的学生干部能更好、更快地融入整个学生社团里面。这也将大大有利于以后社团工作的开展。据调查了解，目前，有些社团在招收管理人员的时候就犯了错误，没有注意到团队的建设的重要性，以致都把人录用之后才发现这些人并不是组织所需要的人。这样的后果是，在以后的工作中整个社团内部的工作常常因为不融合而难以开展。

2.做好社团人力资源的开发与培训。

如果社团把整个人力资源规划好了，根据需要把整个团队建立起来了，把团队精神树立好了，那么，接下来社团要面临的就是人力资源的开发与培训问题了。把所需的、适合组织发展的人录用之后，就应该着手进行新干事的培训了。为此，笔者认为，制定一个行之有效的培训计划是十分必要的。在社团人员的录用方面，同样每年都要招用一批新生，录用之后，要首先将这一整批的社团工作人员进行一个系统的培训。先从理论方面让刚录用的社团人员熟悉工作，然后是由干部带着干事着手一些工作，做一些实际的工作，让新进入社团的管理人员从工作中学习到各种业务技能。笔者认为，这种培训能使新加入社团的管理人员迅速投入工作当中，而且还会有较高的工作效率。

3.建设组织文化，强化激励机制。

一个经营成功的社团，其关键还在于对于激励手段的灵活运用，这种运用包括培训和团队氛围的制造。在当前许多的学生社团当中，人才的流失是十分严重的，这个归结起来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没有建立一个很好的组织文化，让社团人员离心离力，失去组织的团聚魅力。这其实就是高校社团的组织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因为高校的社团参与人员都是大学生，也就是说，是学生为锻炼自己而努力为整个组织无偿作贡献的，如果一个组织没能形成一个融洽的组织环境，没有一个融洽的团队，那么许多人会觉得这个组织根本不值得留，那么也就留不住人才了；另一方面，要恰当的用好人。因为每个人都想在他所做的事情当中能体现出他的价值。一个组织的领导、管理者能很好的用好人，那就能让这些干部与他们共同奋斗到底。根据以上两点，笔者提出：建设组织文化，强化激励机制，增强社团凝聚力。激励是人力资源管理中最为重要的环节。管理人员只有善于把这些激励方式，与个人开发和职业生涯开发，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因此应采取激励机制以调动高校学生社团成员的积极性；具体可以采用功利激励机制和精神激励机制，前者对社团成员参与社团活动或工作给予一定的奖励，后者则让社团成员认为参与社团活动或工作可以达到提升自身素质和丰富生活的目的。

4.制定社团的绩效管理制度，加强学生社团的绩效管理。

在整个组织来看，还有一点是很重要的，就是对干部的考核，也就是建立一个社团学生干部档案库，而且这个要贯穿于整个用人的过程当中。在这之前，我们有许多的社团管理人员做得非常的不错，但是就是没有很好的东西给记录下来，其实这个就是社团管理的档案。我们要通过制度创新，将社团成员在社团活动中的成绩纳入干部选拔考量，并记入学生档案，通过对社团成员尤其是管理人员的培育选拔建立高素质的社团人才储备。综合以上的方法和手段，将会更加规范我们的学生干部的管理工作。

四、结语

高校学生社团是大学校园文化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重视高校社团文化建设，从人力资源管理的视角出发，通过制定社团人力资源战略与规划、人力资源的开发与培训、强化激励机制和制定社团的绩效管理制度等方面创新，有利于来提升高校学生社团的管理的整体层次和水平。

组织管理论文篇8

【摘要题】出版社

【正文】

中国音像出版业是伴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而诞生的新兴产业。经过20多年的出版历程，市场环境发生了巨大而又深刻的变化，音像出版社也在自觉与不自觉地逐渐脱离计划经济的轨道，向着市场化的大道迈进。在这种既非计划经济又非成熟的市场经济的转型期内各种市场的主体也正在重塑、成长、发育。作为音像市场主体的音像出版社组织内部也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出市场的矛盾与需求，因此，动态、科学、有效的组织结构是确保降低运营成本，提高管理效率，加强市场竞争力的基础，也是企业实现短期经营目标和长期战略目标的制度平台。

一、传统的出版社组织架构

在传统的图书出版业中编、印、发、供、管等几个环节构成了我国大多数出版社的运作模式，在这种模式中，每个人都是按照所在部门的职能参与图书出版的过程。这种模式是在多年的出版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在我国出版社还处于审批制的情况下，出版体制客观上保护了出版社受到的市场冲击，因此组织结构受市场的影响较小。员工只关注本部门职能作用发挥的程度和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维护和扩大本部门和个人的利益，而对出版物的最终结果关心较少，即只关注单纯的目标，而缺乏系统的目标。从图书选题策划、编校到营销、宣传、发行，往往缺乏统一的目标和价值取向，部门和个人协作意愿较差，缺乏相互间有效而真诚的配合。这种单一的组织形式在出版历史中曾发挥过重大和积极的作用，但在市场经济居主导地位的今天，却越来越暴露出它的不足。

二、组织变革是市场环境的要求

音像出版虽是出版业的一支新军，但音像出版的组织形态还是基本沿用了图书出版的模式来运行。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由于计划经济的影响仍很强烈，何种组织形式并不会给出版社的生存造成明显的影响，出版社内部组织之间也没有显现的利益冲突。但随着我国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各类民营音像实体的快速发展，音像业很快由卖方市场转为买方市场，音像业的市场化程度大为提高，音像出版社原有的体制、机制都已不能适应这种变化，大部分音像出版社由盛转衰。而作为这种体制、机制僵化的突出表现就是一成不变的组织形式。因此如何提高效率，如何提高企业员工的大局意识，如何降低营运成本，提高企业的竞争力，成为出版社生存面临的头等大事。面对咄咄逼人的各类工作室、民营音像公司的市场挑战，是退到政策的围城里规避起来，还是利用政策的门槛赢得宝贵的时间，力图建立一个有竞争力的企业组织？如何用动态的组织变革使企业保持活力，来应对市场化的挑战，是摆在音像出版人面前的一个紧要课题。

三、组织变革对管理者的要求

音像业虽然是一个市场化程度较高的行业，但是对于音像出版工作来说，按我国的现行政策，仍然是只有国有音像出版社才能从事的行业。因此，要在这种性质的出版业中进行适应市场变化的组织变革，要有极大的勇气和现代意识去转变传统观念，同时还应具有把握政策的能力。作为组织变革的决策者要从如下几个方面认识到组织变革将要求的转变：

1.观念的转变

允许价值的多元化，这在传统出版业中是难以想象的，但在当今社会，多元化却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不同性别、信仰、爱好的人可以在一起工作，要管理好具有不同价值观的员工，管理者首先应容忍多元化的价值观存在。即价值多元化要求组织管理者应具备融合多元价值观的胸怀，而非仅仅是协调组织能力。

2.客户期望值的变化

成功的组织变革是能使组织成员认识到客户期望在改变时，组织中所有成员都能做出高质量、持续性改进，以保持客户满意度。只有组织中高中层的行为，而无组织中占大多数直接与客户打交道的基层员工参与，组织的努力将一无所获。

3.业务流程的转变

根据已变化的外部环境重新分析与设计组织业务流程，减少音像出版的多流程环节，即不再用以往的业务流程去适应已变化的外部环境。

4.上下关系的转变

即要体现管理者为员工服务，员工为顾客服务，从而形成一个领导处在整体构架的最基层，员工是中间的基础，顾客处在最高层这样一种倒三角关系。

5.管理者角色的转变

在传统组织中管理者向来是“领导与控制的角色”，但在当今社会要求管理者担当的是“帮助与支持”的角色。因为个人、群体的业绩的成功，才是组织的成功最主要的因素，而组织的成功才是管理者的最终目的。

[page_break]四、项目管理制是优化组织的有效形式

项目管理源于美国。所谓项目管理，按照一般的定义是指项目管理者按照客观规律的要求，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运用系统工程的观点、理论方法对项目涉及的全部工作进行管理，即从投资项目的决策到实施全过程进行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和总结评价，以实现项目管理的目标。

实际上，我国出版业上世纪80年代推行过的编、印、发“一条龙”就包含了一些项目管理制的概念，但限于当时的认识水平，只图短期目标并没有结合市场环境的变化做出整体策划论证，结果打破了出版社原有的利益平衡，使得出版社内部产生了矛盾冲突。特别是出版社的管理者对项目制的分权特征没有充分的心理准备，使得这一措施难以推广。但这绝不是项目管理制本身的问题。现在市场环境和人们的思想认识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对于还处在转型阶段的出版社来说，仍沿用传统过细的组织结构不但增大了人力和沟通成本，而且由于没有相应熟练的员工支持，组织的运营效率大都不高。根据音像出版的多环节特征与时效性、高市场化程度等因素，项目管理制是一种很适合出版社的组织管理模式。

在音像出版的过程中引入项目管理的概念，根据不同的选题特征或渠道特征来实施项目管理。项目组负责选题生产到完成营销的全过程。项目组人员可从编辑、制作、包装、营销等各部门选择专业人员组成团队。项目组成员由于在项目中既能承担项目中自己专长的那个角色，同时还能参与了解项目中其他环节的策划和实施，于是能更好地、协调一致地把工作做深、做好，具体而言，有如下优点：

在传统的组织架构中，编辑与发行之间的矛盾是与生俱来的，虽然通过沟通和协调可以缓解这种矛盾，但协调的时间成本和效率都是目前音像出版业所不能忍受的。

2.有利于培养综合型的人才，确立个人的发展方向，优化人员结构

出版业的编辑与发行并不是天生就注定的，在确定谁适合干编辑和发行的岗位上过去有很大的人为成分。或是个人偏好，或是组织决定，但真正适合干什么，除了专业特长因素外，要在实践当中去检验才行。项目管理的方式能提供这样一个全方位锻炼、检验自己特长的平台。

3.能及时捕捉到准确的市场信息

由于项目组成员参与了项目的全过程，对市场营销以及市场反映有了切身体会，因此对策划的选题的不足或新的选题就会有了强烈的市场意识，而营销人员的参与也能极大地完善和互补这一过程，这样将有利于及时准确地做出市场需求的产品。

4.能够节约成本，提高工作效率

项目管理的运作模式使得项目负责人经过组织授权可以拥有相应的自，在运作中能根据市场变化做出快捷的决定，也便于将出版社各种资源在较短的时间配置起来，这样将大大地节约时间和人力成本，快速抓住市场先机。

5.有助于完善优化组织结构

由于项目组成员均来自各职能部门，直接参与项目运作的全过程，项目组成员对各职能部门的工作有了更深的体会，对于哪些部门要加强、哪些部门要精简有了明确意见，这对进一步改善出版社组织架构有了充分、客观的依据。

6.有利于建设新的企业文化

共同的利益和愿景使小组成员愿意在组织内充分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在这样一种开放、积极的工作氛围中，有助于形成一种健康、向上的企业文化。

但项目管理也和任何事物一样有它的不足，如员工可能的短期行为、职能部门的工作责任减弱等。但任何一种管理方式都会有利有弊，只要我们趋利避害，积极地加以创新运作，项目管理这种有效的组织模式将会对音像出版社产生积极的影响。

虽然在出版社大规模推广项目管理制可能尚有困难，但许多锐意改革的出版社已走在了前面。如接力出版社北京图书策划中心就实行了类似的项目管理制，使得该社受益匪浅，在做市场畅销书和管理水平方面提到一个新的高度。而许多民营音像企业的组织架构早已将项目管理和相应的事业部制等作为它们的主要有效的组织模式，如著名的广东中凯、飞乐、俏佳人等音像企业。

五、组织的生存和发展最终应由客户决定

现代出版企业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出版社应截然不同，现代企业的组织结构应该是动态的，是随着企业的发展、市场的变化而变化的。而音像业较高的市场化程度使得音像出版社组织变革更为迫切。变革的原则和基本方针是有利于强化员工的责任心；有利于简化工作流程；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有利于信息交流；有利于培养人才。目标是提高企业的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