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组织与被组织

摘要：经济快速增长、工业化与城市化、加入WTO等，都要求我国尽快解决“三农”问题，合作社是组织农民、提高效率、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组织形式。本文试图运用自组织原理，通过我国50年供销合作社组织变迁的总结，找出一些经验和教训，并就今后我国供销合作社的组织创新进行了探索。

关键词：自组织;他组织;组织变迁;组织创新

虽然经济理论界存在着合作效率悖论，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否认合作组织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以及合作经济是国民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结论。流通合作是我国农民进入市场、增加农民收入的一种较为理想的中间经济组织形式。但是，建国以来，我国供销合作社却经历了代价沉重的组织变迁――所谓“三合三分”，其中有许多经验值得总结。必须正视这些经验，并积极推动我国供销合作社的组织创新，才能从实质上解决我国供销社自身以及长期存在的“三农”问题。

一、建国以来我国供销合作社组织变迁的历程

伟大革命导师们的合作社思想，无不基于克服小农固有弊端，提高劳动效率，使农民组织起来，同时，通过吸引农民加入合作社走社会主义道路而提出来的。建国初期，我国基本上是按照导师们的思想建立和发展农业合作社的，但从50年代后期开始，我国合作社的发展就走上了“异化”的道路，反复多次折腾，搞乱了思想，背离了初衷，致使我国的合作社发展形渐式微。

（一）建国初期全国供销合作社组织体系的建立。建国初期，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合作社的发展。1949年11月，成立了中央合作事业管理局。1950年7月在北京召开了中华全国合作社工作者第一届代表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作社法（草案）》、《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章程（章案）》等若干重要文件，并成立了全国合作社的中央领导机构――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负责统一领导和管理全国的供销、消费、信用、运输、渔业和手工业合作社。1953年中央决定手工业合作社单独建立组织系统和全国性领导机构，城市和工矿区消费合作社改为国有商业，信用合作社划归中国人民银行，渔业合作社划归水产部管理，将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改组为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并于1954年7月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总社章程，选举了领导机构，成立了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

在1949年到1957年期间，我国供销合作社的组织发展、业务经营和管理都得到了健康发展和完善。这一时期，供销合作社在全国从城市到农村建立了批发和零售机构，形成了上下相连、纵横交错的全国性流通网络，供销合作社遍布广大农村；供销合作社本着为农民服务的宗旨，积极供应农业生产资料，推销农副产品，廉价向农民供应基本生活用品；广大干部职工热情为农服务，受到广大农民的欢迎。到1957年，全国供销合作社已有社员1.5亿人，职工168万人，基层供销社近2万个，归口管理的农村商业网点110万个；自有资金达24.07亿元，其中社员股金3.32亿元。这一阶段成为我国供销合作社发展的最好时期。

（二）“”和“”期间供销合作社的“两合两分”。由于受到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1958年以后的“”和“”期间，我国供销合作社走上了一条影响深远的错误发展道路。自1958年开始的“”中，基层供销社曾一度下放为的供销部，县以上供销合作联社第一次与国营商业领导机构合并，供销合作社组织出现行政化倾向，成为全民所有制“官办”商业，与农民社员的关系逐渐疏远起来。

1960年下半年，中央决定恢复供销合作社，重申供销社是集体所有制性质，是国营商业的有力助手。到1962年初，全国各地的基层供销合作社和各级联合社已大部分恢复和建立。

“”期间，供销合作社又一次受到冲击，1969年基层供销社开始执行所谓“贫下中农管理农村商业”，改由领导和管理，并改变了财务体制。1970年，供销合作社第二次并入国营商业。这样，供销合作社又一次被人为地纳入全民所有制的经济运行轨道。

“”和“”期间供销合作社组织变动的有些影响仍延续至今，特别是合作社的行政化和失去农民社员对它的特殊信赖。

（三）1982年以来我国供销合作社的组织变迁。在1982年国务院机构改革中，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第三次与商业部合并。这次合并与前两次有所不同，保留了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的牌子，设立了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理事会，但没有设立行使指导、协调的权力；绝大部分省级及省级以下供销合作联社并没有与国营商业合并。

随后，党中央、国务院连年下发了一系列文件，对供销合作社改革的方向、目标、措施作了明确的指示。因此，全国供销合作社从1982年起进行了恢复“三性”、“五个突破”、“六个发展”三个阶段性改革；进入90年代又探索向综合性农业服务组织发展的“新路子”。同时，与国有商业企业改革相呼应，我国供销合作社又进行了资产经营责任制等改革，推行所谓的“社有民营”、“租壳卖瓤”改革。

1995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深化供销合作社改革的决定》，进一步指明了供销合作社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发展方向，要求供销合作社真正办成农民群众的合作经济组织，在解决我国“三农”问题上发挥应有的作用。随后，根据中央的决定，1995年5月恢复成立了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并退出政府序列。

二、我国供销合作社组织变迁的特点与经验

从建国以来我国供销合作社组织变迁的历程中我们可以总结出如下一些特点和经验：

（一）指导思想。建国以后，党和国家领导人认为，发展合作社经济至少可以发挥三个方面的作用：一是同投机商业作斗争。为了反对商业投机，“除开采用行政上的办法而外，还必须采用经济上的办法”。“而这种经济上的办法，除开严密地组织国家商业而外，最重要的是在广大范围内组织合作社经济”（刘少奇，1948）；二是与旧资本主义成分作斗争。在与私人资本主义的和平的合法的经济竞争中，“合作社也是一个最重要的工具”（刘少奇，1948）；三是组织小生产，提高小生产的生产力。通过合作社把千千万万独立分散的小生产者联系起来，在经济合作中使他们得到极大的利益，因而吸引他们逐步走向社会主义道路，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合作社，无产阶级就不能在经济上领导农民，不能实现无产阶级与农民的联合，这在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中是一个带决定性的问题”（刘少奇，1948）。这些思想在的《组织起来》、《论合作社》及其他领导人的相关演讲和文章中都可以看到。过分强调合作社的政治作用，忽视合作社是一个经济组织及其合作原则，必然会侵犯合作社及其社员的正当权益，必然会导致供销合作社为社员服务宗旨的失落，社员也就会失去加入并参与合作社经营管理的热情，合作社必然就会“异化”为非合作组织，其生命力自然就不可能强大。

建国以后我国供销合作社组织体系的多次合分，除了指导思想有误之外，与当时流行的合作社资产主要是由国家投入形成的思想有关。既然是国家资产，就得服从国家的意志，想合就合，要分就分。此外，基于工业化和原始资本积累的需要，强制通过合作社来“领导农民”，实际上把供销合作社变成了剥削农民、掠夺农业的工具，这注定要使供销合作社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二）变迁方式。组织变迁的方式可以按不同的标准来划分，如按组织变迁的动力来划分，可以分为组织内部的自我变革――自组织与组织外部力量对组织变革的安排――他组织；按他组织所采用的方法和手段来划分，可以分为强制性组织变迁和诱致性组织变迁；等等。在正常运行状态下，自组织应该是组织变迁的主要方式。只有结合外因和内因所实施的自组织，才能达到组织变迁的“非线性作用”。我国供销合作社系统无论是从建国初期的组织生成还是从随后的多次组织变迁历程来看，无不表现为自上而下的他组织和强制性特点。虽然恩格斯曾经指出，在小农国家必须采用强制性手段来组织领导农民。但这里的强制性，应当理解为强制（引导）农民加入合作社，并通过合作社级农民带来真正的利益，而不是要求国家“主宰”合作社。上个世纪初日本政府从地主手中购买土地分给农民，把农民由佃农变成自耕农，随后强制要求农户加入农协；但50年代以后基层农协的多次整合却完全是自组织行为。

本质上，我国现在承包土地的农民与建国初期“”以后的农民一样，都面临着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合作经济组织确实是解决这一矛盾的理想选择，问题的关键是如何确保加入合作组织以后社员的主人翁地位和权益。事实上，我国供销合作社自1953年以后的组织变迁，与农民社员没有什么关系（如果有关系，那就是侵犯社员的合法权益），直接表现为中央决定供销合作组织体系自上而下与其他经济组织（甚至行政组织）体系的简单的分分合合上。反复折腾，不仅侵犯了供销合作社和社员的正当权益，而且搞乱了思想、搞乱了组织、搞乱了制度。

（三）变迁手段。推动组织变迁的手段可以是法律手段、行政手段、经济手段、组织手段或者四者的组合。我国供销合作社的组织生成和组织变迁首先是在没有相应法律依据和法律约束下进行的，因此，决策者的任何命令都可以成为合作组织变迁的依据。这不可避免地会造成我国供销合作社组织变迁的随意性；其次，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养成了各级政府官员习惯于用行政命令管理经济，即使是庞大的组织体系调整也采用无条件的划拨方式，想合就合，要分就分，根本就不按天天讲的“按经济规律办事”；再次，建国以来，政府几乎没有运用任何经济变量来引导和推动历次供销合作社的组织变迁，只是简单的组织撤并；最后，为了实现“组织领导农民”的目的，在组织手段方面实行按行政区划和行政层次设置基层社和联合社，“政社合一”，完全依靠政权力量来“组织领导农民”。这里实际上存在着组织生成以后的“合法性检验”问题。尽管我国供销合作社组织及其体系在形成过程中本身就存在着合法性检验问题（我国至今没有正式的合作社法），但在供销合作组织生成以后仍面临着有关方面对其合法性的挑战。其根本原因可能在于，“参与组织生成过程的各个利益群体之间、在交易组织及其服务对象之间、在交易组织和有关政府管理机构之间，引发了一系列尖锐的利益矛盾冲突，或者由此导致交易组织赖以产生的制度环境出现了不利于交易组织生存的变化”（张群群，1999）。

（四）变迁过程。根据耗散结构理论，只有系统远离平衡状态，而且外部不确定的信息能被有效捕捉并转化为系统演化的内在驱动力，系统才能不断地与环境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即系统的自组织。因此，组织变迁并不是无条件的，必须经过一定的程序实现内外的整合。但在我国供销合作社组织的历次变迁过程中，无不表现为一个文件和一道命令即完成组织变迁的任务，根本不论经济组织所赖以生存的内外条件是否发生变化，也不征求不同组织的意见，更不强调不同组织之间的磨合。所以，我国供销合作社组织变迁的过程特点之一就是变迁过程简单、粗糙。这种组织变迁的结果也是可想而知的。

（五）变迁结果。“组织一旦建立，组织的存续就成了组织的最终目的”（占部都美，1997），这一针见血地刻画出组织变迁的动机和结果。如果组织变迁是良好基础上的优化，其结果肯定是组织的发展和壮大；如果趋向不是优化的组织变迁（非理），那组织的衰败就是必然的结果。我国供销合作社在他组织和强制性组织变迁情况下，其变迁结果首先表现为经济组织行政化，扮演政治角色，承担行政职能，享受行政待遇（各级供销合作社有不同的行政级别和相应的行政权力与待遇）。这种“行政化”的组织变迁，既是弱小组织对强权组织的无奈和依附，也是组织成员的意愿选择（变成“政府人”或国家干部身份）。但它忽视了为社员服务的办社宗旨，牺牲了社员的正当权益，丧失了社会对合作社的信任，即丧失了供销合作组织赖以生存和发展和群众基础，其衰落也成为必然。

前两次组织分合都是在供销合作社发展和运行态势良好时发生的，其结果正如上述，是一项“逆向选择”或“非理”。而后一次却是在供销合作社全面陷入困境时进行的。90年代以后我国供销合作社探索向综合性农业服务组织发展的“新路子”，试图采用建立以骨干产品为龙头的生产、加工、储藏、运输、技术等多功能、一体化服务体系为方向的组织变迁，也是供销合作社陷入困境以后的一种被迫尝试。这是想找回已经失落的合作社为社员服务的宗旨，但由于我国供销合作社管理体制上固有的缺陷，即“内部人控制”和所有者（社员）约束缺位，不计“回报”的服务造成了大量不应有的财产损失(这里还有供销合作社经营范围的定位问题)。因此，又想到资产经营责任问题，仿照“国有民营”，实行所谓“社有民营”，以及极端错误的“租壳卖瓤”的改革措施。这种改革实际上又违背了合作原则，即把合作社变成纯粹的“经济人”，“经济人”的利润最大化目标与为社员服务的宗旨必然相矛盾（当然，这种改革并没有征求社员的意见）。这一轮“改革”，事实上使我国供销合作社“雪上加霜”。组织越是陷入困境，越是想寻求外力保护，内部越是缺乏创新动力，进而陷入恶性循环。这就是当前我国供销合作社发展和运行态势的真实写照。

三、积极推进我国供销合作社的组织创新

组织创新，是组织生成以后根据内外因素的变化谋求存续的一种重要方式，其目的在于使组织（更）富有效率。我国供销合作社组织创新主要应包括组织制度创新、组织体系创新和基层组织创新等方面。

（一）组织制度创新。组织制度本质上是有关组织生成的制度安排，主要包括产权制度和组织的法律形式以及组织的管理制度。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制度创新的动力是创新以后的制度净收益大于制度创新成本，即制度效率的提高。我国供销合作社组织制度创新应主要体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1、产权制度。合作社的产权制度是由国际合作社联盟确定的合作社原则中规定的，即社员平等地贡献和民主管理合作社的资金。不实行这种产权制度的组织自然就不叫合作社。因此，合作社的产权边界应该是清晰的，其产权制度本身并不存在创新要求。问题是，在合作社生成和发展过程中，国家不是作为社员的身份却投入了一定的甚至是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以及制度资源。这是否就意味着合作社不是社员自己的组织呢？这个问题不解决，国家就会随时以“大股东”的身份决定合作社的组织变迁。应该说，我国供销合作社组织及组织体系的生成和发展过程中得到了国家各方面的大力支持，但笔者认为这些支持是否可以看作国家对合作社的援助，就像现在国家对待幼小产业和衰退产业实施的援助政策一样，本来就是政府的职能，也不要说50年来供销合作社对国家所作的贡献了。实际上，合作社原则中有一条规定，“从其他渠道募集资金，必须保证社员民主管理，并保持合作社的自主性”。

2、法律形式。如果上述的产权问题解决了，供销合作社就取得了产权边界清晰的独立法人资格，有权决定和选择自身组织的法律形式。任何外力的干预都要经过合作社所有者的同意才能生效，从而避免以往组织变迁的随意性。此外，国外都有相应的合作社法来规范其组织形式和法律地位，我国也必须尽快制定和实施合作社法。

3、管理制度。在管理制度方面，供销合作社依然存在着现代公司制度中普遍存在的“内部人控制”和“搭便车”问题。如果缺乏严格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和激励约束机制，合作社的“内部人控制”和“搭便车”现象就难以避免。同时，基于合作社原则的管理制度，应当有别于现代公司制度。在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仅有热爱合作社事业和奉献精神的要求显然是很难提高合作社运行效率和服务效率的，因此，必须充分尊重社员权益，按合作社原则形成管理制度，如自愿和开放的社员制、社员民主管理、自治与自立等，并始终坚持把为社员服务的宗旨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

(二)组织体系创新。根据合作社原则，合作社可以通过地方的、区域的、全国的和国际间的合作，为社员提供最有效的服务，促进合作社的共同发展。我国供销合作社已经形成全国总社、省级(包括计划单列市)联社、地市级联社、县市级联社和基层社的组织体系，但是并没有很好地发挥出组织体系的系统功能和优势。首先是基层社和各级联社按行政区划和行政层次设置，具有明显的行政化倾向(各级合作社领导人都有行政级别，并由政府任命，基层社主任由县社任命)。合作社的负责人只是对任命者负责，而不会对社员和合作社负责，更谈不上为社员服务了，这样，社员和社员社的权益就被忽视了，这种做法显然有违合作社原则。其次，各级联合社主要应为农产品流通、农业生产资料和日用品消费品的供应提供优质服务，这是系统的优势。但现实却是，上级社剥削下级社(环节差价)，基层社剥削农民和社员(不是委托关系，而是买断关系)。县社以上各级联社，几乎都是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效率低下，很难谈得上为社员和社员社服务。

因此，必须对县社以上的联合社进行改革和改组。首先是精简机构和人员，按为社员服务的效能原则设置机构，配备人员；其次是各级联合社的负责人由社员社的代表选举产生，报同级政府备案，同时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结构和经理人激励约束机制；再次是业务重组，以为社员和社员社服务为原则，退出所有与该原则相冲突的业务，集中精力为社员和社员社服务；最后是充分发挥组织体系的功能和作用。

(三)基层社组织创新。基层社的组织创新是整个供销合作社体系组织创新的基础。必须按合作社原则，坚持为社员服务的宗旨，对现有的基层社进行全面改造，而不是简单的“恢复三性”。

1、基层社产权制度改革。基层社的产权制度改革主要是明晰现有代销社的产权边界和主体，使缺位的所有者归位。应在明确国家对合作社的投入当作援助以后，要求所有的基层社进行清产核资，把存量资产全部折合到社员名下，并重新发放社员证和股金证。

2、基层社组织制度改革。在明确基层社的产权主体以后，由社员组成社员大会，一人一票选举产生理事和监事，组成基层社的理事会和监事会，再由理事和监事推举产生基层社的理事会主席和监事会主席，然后由理事会招聘基层社主任或经理。同时，建立和完善基层社法人治理结构和经理人激励约束机制。

3、构建社区综合型合作组织。“三农”问题并不是简单的供销合作所能解决的，根据我国历史经验和日本农协的做法，作为一种中期改革措施，应当考虑按农村社区建立综合型基层合作组织，改变目前按行政区划和行政层次设立合作社的做法；对社员开展包括销售、购买、信用、共济、储运、指导、利用等各项业务，供销合作组织仅仅是综合型合作组织的子组织。同时，改目前合作社与社员之间的买断关系为委托关系，并规定费率。只有这样，才能使合作社与社员之间的经济关系变成利益共同体关系，我国的合作社才是名副其实的农民社员自己的合作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