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形势论文范文

国际形势论文篇1

布什政府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上台之初对中、俄采取的强硬态度,将其对中、俄政策基调由消极面较多转为积极面增加。布什在发动对阿富汗战争四个月后接连两次来华同主席举行会谈,双方就中美发展建设性合作关系、建立高层战略对话机制、全面扩大双边合作和中国国家主席、副主席年内访美等重大问题达成共识。中美关系走出了“撞机事件”造成的低谷和阴影,回归基本正常发展的轨道。最近,副主席对美国进行了成功访问,中美关系出现了新的良好发展势头。美俄关系明显改善,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双方对进一步削减战略核武器和建立新的战略关系框架立场接近,达成初步共识,尤其在反恐战争中进行了全面合作。两国虽在美发展国家导弹防御问题上分歧依旧,但普京总统明确表示,美退出《反导条约》不会影响俄美关系。这些标志着美俄关系进入了以加强合作、协调为主要特点的新阶段。美国还密切了同欧盟与日本等主要盟国的关系,相互合作、协调明显增强。欧、俄、中、日之间的相互关系与合作也有新的发展。主要大国之间关系的改善和发展带动世界地缘政治重心地区——欧亚大陆局势趋向稳定与缓和。

各国特别是大国的安全观念发生重大变化,促使其朝着削减国与国对抗,促进国际合作和世界总体安全的方向调整军事和国家安全战略。“9·11”和反恐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的安全观。这可从三个层面来看。第一个层面是各国尤其是美国等西方国家重新认识什么是对其安全的现实威胁。在此之前,它们一直把中、俄等非西方国家视为对其威胁之源,并主要以此展开其安全战略布局。“9·11”后它们开始认识到国际恐怖主义才是对其安全的真正威胁,才是它们的主要敌人。美及其盟国表示,打击恐怖主义是它们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的当务之急和中心目标。同时,对付国际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挑战非一国之力所能奏效,必须进行和加强国际合作。这使得国与国安全关系中的“零和”性质降低,共存与合作共赢意识增强。第二个层面是各国重新认识怎样才能维护国家安全。在传统认识上,一个国家拥有庞大军事力量就能克敌致胜,维护本国安全。“9·11”打破了这种传统理念。美国军事力量世界第一,不但拥有最强大的进攻性武力,还拥有最先进的防御系统,并竭力谋求绝对军事优势以确保其绝对安全。但在奇袭下,所有这些最强大和最先进的攻防手段都不起作用,美国本土遭到空前惨重的打击。这表明,在现代条件下,在非对称手段袭击下,即使掌握绝对优势军力的国家,也无法确保本国的“绝对安全”。

国际形势论文篇2

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从表面上看是金融制度缺陷和金融行为非理性所导致的系统性风险爆发，而实体经济只是被殃及的池鱼。其实，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之所以是“百年一遇”，就是因为其根源在于实体经济之中。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我国，都应从整个经济机体的内在联系中认识危机的性质，寻找战胜危机的途径。 国际金融危机的产业经济根源 当今世界产业发展的时代特征是：以石油等化石能源为基础的传统产业发展达到巅峰时期；以电子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技术产业发展处于高平台期；以金融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发展进入扩张期。体现时代特征的三类产业——传统产业（主要是工业）、高技术产业（包括工业和服务业）和金融服务业，成为经济发展的三大支柱，彼此相互渗透、相互依存。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表明这三大产业均面临深刻的矛盾：传统产业面临越来越严峻的资源环境约束，发达国家传统产业面对成本上升压力却越来越缺乏机制弹性，层层向发展中国家转移；高技术产业尽管具有技术优越性，但技术创新的巨大“创造性破坏力”缺乏有效的新商业模式支撑，导致投资人长期信心不足而倾向于风险性短线投资；金融服务业具有极强的自我增值能力，其迅速扩张导致虚拟经济膨胀，系统性风险剧增。 由此，世界产业发展的三大机制出现了明显障碍：第一，创新机制出现创新不足与创新失度并存现象，其基本原因是创新外溢和创新风险导致产业创新动力不足；因创新者可以转嫁失败风险，又导致一些领域创新失度。因此，世界产业核心技术的突破性创新前景不明。同时，虚拟经济吸纳大量投资资源，并积累起越来越大的风险。第二，由于体制机制趋向于缺乏弹性，企业特别是巨型企业的成本控制能力衰减，赢利能力高度依赖于金融虚拟经济及其支撑的“资本运作”（兼并、收购、剥离、重组、证券化等），而一旦市场环境发生变化，整个经济机体就可能发生严重的系统性风险。第三，传统产业和高技术产业的市场渗透能力都呈现缺乏适应性和扩张力的疲态，难以应对市场需求结构和社会（居民）财富结构巨大变化的现实，表现为销售乏力，因而不得不越来越依赖于信贷扩张。 我国工业化的广阔空间决定了经济增长的乐观前景 国际金融危机反映出发达国家的产业根基存在深刻矛盾，它们只有解决了产业发展的市场空间、技术路线方向、升级路径和机制模式等问题，经济增长才会有长期的乐观前景。那么，我国现阶段的产业发展具有怎样的特点呢？ 近30多年来，工业是我国改革开放最前沿、最深刻的领域，也是我国目前国际竞争力最强的产业。但是，我国工业化的过程还没有完成。尽管从经济产出的构成看，工业已经占有很高比重，似乎已达到工业国的标准（其实，我国工业的比重还没有达到发达国家曾经达到的比重），但从人口和劳动力结构看，农业仍然占很高的比重，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主要是工业转移的过程远未完成。 我国的现实情况是：作为一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发展中大国，解决正在面临和将要面临的几乎一切重大和长远的经济社会问题，都高度依赖于重化工业的长足发展。只有形成发达的重化工业，才能解决我国城镇化、交通运输、资源开发、水利工程、环境保护和国土治理以至国家安全、民生福利等问题。所以，建设更为强大的工业，仍然是相当长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中心内容。而且，从工业本身的技术特征看，我国工业总体上仍处于规模收益递增时期。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增加工业投资和扩大工业规模仍然具有客观必然性和效益合理性。这是各地具有发展工业的强烈愿望的经济学根源。 当然，工业增长和发展也会出现一些问题，但对此应有科学的认识。工业对我国改革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我们所面临的许多经济和社会问题，本质上是由于工业率先改革开放而其他大多数领域相对滞后所产生的，不应都被归结为工业发展本身的问题。例如，由于社会保障制度、土地制度、环境保护制度、资源开发利用制度等的变革落后于工业所产生的一些问题，不应被归结为工业发展的恶果。人们常常指责工业消耗了资源。其实，从根本上说，恰恰是工业创造了“资源”：地球上以及太空中的物质是“资源”还是“废物”，完全取决于工业技术能力和需求。如果没有工业，地球上的大多数物质都不是“资源”。有了发达的工业，才能节约或高效率使用地球物质，包括土地、水、矿物等。人们还常常指责工业破坏了环境。其实，工业是保护和改善人类居住环境的经济基础。如果没有工业，人口密集的我国不可能保持青山绿水，荒凉贫瘠的土地难以成为适合人群居住生活的地方。有

国际形势论文篇3

关键词：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

作者简介：张多来（1950-），男，湖南衡阳人，南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高征难（1964-），男，湖南衡阳人，南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湖南 衡阳 421001）

基金项目：本文系全国哲学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高校形势与政策课教育教学研究”（项目编号：12@ZH015）的子课题研究成果之一。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079（2013）20-0070-02

同志在十八报告中指出：“全党都要关注青年、关心青年、关爱青年，倾听青年心声，鼓励青年成长。”[1]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要帮助青年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使他们健康成长成才。因此，高校要加强对此类课程的研究。

一、“形势与政策”课的特殊地位决定高校要加强对它的教育教学研究

1.高校要从这一门课的特殊性来看它的重要性

2005年《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实施方案指出高校本、专科都要开设“形势与政策”课。高校开设这门课，既要承担着向大学生及时介绍国内外发展形势以及党和国家重要方针政策的任务，又要使这门课教学实施过程规范化、制度化、常态化。因此，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是搞好这门课教学的基础和前提。这门课程既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课，也不同于政治学的纯理论课；既不同于思想品德课，也不同于专业课。它具有自身的特点。首先是政治性。这门课的教学目的在于，通过对大学生所关注的“热点”、“难点”、“疑点”问题及时疏导，解疑释惑，情感交流，从而帮助大学生正确认识国内外形势，全面深刻理解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紧紧把握社会主义政治方向，增强信心，坚定信念。其次是思想性。这门课程的思想性是十分明显的，专题讲授过程中要有对涉及问题的来龙去脉的清晰阐述，要有对事件的前因后果的鞭辟入里的分析，要有对相应政策的深入浅出的论证，从而开发学生智力，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教学过程既要让学生钻研知识与学问，又要让学生掌握德行，培养良好的思想品德行为。再次是动态性。由于形势是不断变化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也要随着形势的变化发展相应发生变化。因此，教学内容也要相应调整，每个学期、不同专题，教学内容都是变化的。由于这门课的政治性、思想性、动态性的特点，决定高校要加强对这门课的研究。

2.高校要从课程性质和课程内容来看这门课的重要性

中共中央对“形势与政策”课有明确的规定，从课程性质说，它是我国高等学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当代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也是高校德育的重要内容，是每个大学生的必修课程，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担负着重要使命。[2]形势是我们党和政府制定路线政策方针的根据，政策影响形势的发展和基本走向。从课程内容说，“形势与政策”课担负着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的教育；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形势观、政策观教育；我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历程中的重大方针政策、重大活动、重大改革措施等国内形势与政策教育；当前国际形势、外交政策等国际形势与政策教育。通过教育让大学生提高认识，了解国情，了解民情，了解世情，认清形势，把握政策，融入社会，从而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和信心，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提高对形势判断能力、分析能力和处理解决问题的能力。如果缺乏教研的支撑就不能全面完成这门课的教学内容任务，不能很好实现教学目的。

3.高校要从社会需要和学生运用来看这门课的重要性

大学生读书的目的在于运用。学生踏入社会就会遇到许多实际问题和难题。如何发挥自己的智慧和才能，合作共事？首先是学会认清形势，把握政策，认真研读有关文件精神，吃透政策精神，坚持原则的坚定性，懂得策略方法的灵活性，既不违背上级文件精神又能灵活变通，具有协同创新能力。其次是顺应形势与政策，结合自己的特长和优势，定准方位，发展自我，不断提高个人自身素质和能力。再次是利用学校学过的有关知识，自觉运用，提高科学的判断力、敏锐的洞察力、深刻理解力，以超前的眼光、开放的视野及时准确地把握国际国内形势与政策。既要有远大理想，又要脚踏实地，在纷繁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正视机遇与挑战，坚定理想与信念，不断创新，为民服务，报效祖国，实现大学生人生价值。

二、教学与科研协同发展需要高校加强对“形势与政策”课的教育教学研究

1.高校要以教学带动教研

在教学方式上，将这门课列入学生培养计划，严格按教学计划开课。在时间安排上，做到四年不断线，前两年釆取理论讲授为主，辅之与实践相结合；在大三期间，以大学生专业的社会需求形势、大学专业学科发展前程和基本走向的形势为教学内容，开展专业形势与政策教育，如培养卓越工程师、卓越医师等形势与政策教育；在大四期间，以学生实习、就业、创业、考研为主，开展相关形势与政策教育。同时，还可充分利用“形势与政策”网络课程开展形势与政策教育。这样做使形势与政策教育四年不断线，常学常新。在教学中发现问题，带着问题去研究，通过教学带动教学研究。

2.高校要以教研促进教学

教学与教研，相互贯通。通过教学发现问题，要解答这些问题就要开展教育教学研究。通过研究加深理解，形成论文，然后把研究成果运用到教学中，以理服人，让事实说话，贴近学生，贴近实际，贴近生活，以教研促进教学。这就是实践—认识—再实践的过程，也是教学—教研—再教学的过程。这几年，来南华大学（以下简称“我校”）参观考察的学校不断增多，既有本省的也有外省的，促进兄弟院校之间的相互交流，取长补短，共同研讨，外校来我校参观考察既是动力，更是压力和责任。

3.高校要以专题研究来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学水平

湖南省高校工委、省教育厅对“形势与政策”课十分重视，制订政策，下发文件。如省高校工委、省哲学规划办联合发文，提高研究级别和档次。近几年我校又获得教育部对“形势与政策”专项课题项目支持，教育部还把我校“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团队列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网站共建团队，作为该课程观察点学校之一。全国哲学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高校形势与政策课教育教学研究”（12@ZH015）又把我校列为该课题的子课题之一。这门课有校级、省部级、国家社科基金子课题。通过专题研究既取得了一些教学成果，又提高了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

三、时展需要高校加强对”形势与政策”课的教育教学基本理论问题研究

1.高校要加强这门课的基本理论问题研究

基本理论主要是科学认识和分析形势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它是分析各类国内外时事和热点问题的主要依据。要开展对不同时期形势与政策的研究，对国际形势、国内形势的分析和研究。这些基本理论问题，研究得深一点，讲起来就有力度，就有针对性，就有说服力和感召力。如的《论持久战》、《目前的形势与我们任务》，都是建立在对当时形势的准确判断和科学分析的基础上，既有理论深度，又有实践高度，从而正确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又如邓小平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南巡谈话》，为我们党拨乱反正，开启中国改革开放航程，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理论指导，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正确判断国际国内形势，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明正确方向。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历史实践证明，什么时侯对形势作出正确判断，路线方针政策就符合实际，党的事业就发展、就胜利；什么时侯对形势作出不正确判断，路线方针政策就不符合实际或偏离实际，就会出现“右”的或“左”的错误路线，导致事业的失败。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理论、基本方针、基本政策、基本经验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解决得比较好，事业发展就比较顺利，为此要认真学习，深入研究。

2.高校要加强“形势与政策“课的基本政策问题研究

基本政策主要是国内和国际规定、规则等，国内方面包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国际方面包括联合国、多边关系和国际格局的有关规定和规则。形势问题，从宏观上讲有国际形势、国内形势；从内容上讲，有经济形势、政治形势、就业形势、农业形势、农村形势、工业形势等。每一项大的内容中都有基本政策问题，如外交政策、民族政策、宗教政策、产业政策、分配政策、就业政策、体制改革政策、房产政策、环保政策、医保政策等等。这些基本政策要好好研究，研究清楚了，讲起课来就有说服力，就有理论深度，有分析高度，有说服力度，就能打动学生，启发学生，就会有人“愿意听、喜欢听、还想听”。

3.高校要加强“形势与政策“课的基本原则和方法问题研究

这门课要坚持的基本原则和方法有：实事求是原则，这是党的形势与政策观的首要原则和方法；矛盾分析法，这是党的形势与政策观的基本原则和方法；“三贴近”，这是党的形势与政策观的重要原则和方法；还有调查研究方法、社会实践方法等等。

4.高校要加强“形势与政策“课的历史回顾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校就把形势与政策课列入课表，有计划有安排，有组织机构，有一支专兼结合的教师队伍，有一定形式的教材。因为这门课教材编写跟不上形势的变化，所以编写教材难度大，也就是说，教材编好了，部分专题内容又变了，特别是具体数字又变化了，跟不上形势变化。我校每年每学期都安排5个专题，坚持“短、平、快”，集体备课，教授牵头，专题组长负责，统一讲稿和课件。经过努力，我校“形势与政策”课2008年被评为湖南省省级精品课程，获学校教学成果一等奖，省级教学成果三等奖。2012年，这门课程又获学校教学成果一等奖，并往省里推荐评奖。同时，学校又把“形势与政策”课列入责任教授岗位课程。应加倍努力，善于学习，勤于思考，认真总结，好好研究，弄清优势与不足。既往优势和成功经验要发扬光大，不足之处要加以弥补。

总之，高校要加强对这门课的教育教学研究。只有加强研究才能把握教学重点和难点；只有加强研究才能深化教学，才能把它办成校园“焦点访谈”课、特色鲜明的课，深受学生喜欢的课。在十精神鼓舞下，以实现教育梦想托起“中国梦”，因为教育是托起“中国梦”的基石，“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辛勤耕耘。高校教师只有都来“关注青年、关心青年、关爱青年”，关注梦想，才能使青年大学生茁壮成长，才能托起真正的“中国梦”，只有通过实现更多“个人梦”，才能早日实现全国人民的“中国梦”。

参考文献：

[1].十报告《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国际形势论文篇4

[关键词]霸权均势　亚太地区　国际体系　中国外交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10)04－0124－05

长期以来，包括美国在内的亚太地区诸多国家都对中国综合实力的迅速增长怀有疑虑，这或多或少是传统的“霸权均势”思维的反映。在理论上，霸权和均势是一对相互矛盾的概念。然而，在现实的国际关系中，霸权与均势不仅能长期并存，而且能相互支持。当前亚太地区就呈现霸权与均势并存的局面，并且有可能形成美国主导的“霸权均势”体系。倘若这种“霸权均势”体系得以形成，中国作为地区内的首要新兴大国，难免遭遇这种均势体系的制衡。因此，一旦均势思维主导亚太各国对华政策，甚至在地区内形成美国主导的“霸权均势”体系，将极不利于中国的未来发展。不过，中国近年来的外交努力有助于亚太地区摆脱均势思维的影响，从而避免这种“霸权均势”体系在地区内的形成。这种外交努力可解释为超越“霸权均势”，体现在三个方面：塑造现状维持者的自我形象、打造亚太地区制度文化、推进中国与亚太地区各国的复合相互依赖。

一、单极霸权与多极均势的共生

在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中，霸权和均势往往是一对相互矛盾的概念，两者似乎很难长期并存。汉斯・摩根索对均势的定义包括“大体均等的实力分配”。而霸权意味着单一拥有超强实力的国家支配着国际体系。霸权往往多见于单极体系，均势的出现则意味着多极体系的诞生。一般来说，单极霸权的崛起最终会导致多极均势的瓦解，而多极均势的持续则标志着单极霸权的终结。单极霸权与多极均势如何得以共生?这里有必要提到“霸权均势”的概念。

根据霸权国在均势体系中的地位变化，有学者将均势划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置身的均势”，如冷战时代的美国，自身成为被均势化的对象，为两极对抗格局所束缚。第二类是“游离的均势”，如后冷战时代的美国，制造均势的目的在于维护自身领导地位。第二类均势在其他国家看来就是一种霸权，即“霸权均势”。“霸权均势”的核心在于，霸权国本身的实力居于优势地位，在其他国家之间推行均势战略。

人们通常把霸权和均势看作两种对立的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和外交策略。实际上，在外交实践中，霸权国可能通过其他国家间形成的均势来巩固自身霸权，霸权国之外的其他国家间的均势也可能通过霸权国的居问制衡得以维持。美国的霸权建立在两个基础上：一是美国在全球的实力优势地位，二是欧亚大陆的均势得以维持。基辛格认为：“不管有没有冷战，单个大国主宰欧亚大陆的两个主要地区之一，仍然是对美国战略利益的威胁。”美国也有学者就此指出：“在全球性框架内，地区性均势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我们所要求的。”冷战后的美国也被称作均势体系的主导者(dominant power)，这种均势体系呈宽底尖维立体结构，美国作为霸权国高居尖锥形的顶点，其他国家都居于尖锥形的底面。一旦底面的均势被破坏，高居顶点的霸权势必受到威胁。

国际关系学界对均势的生成机理有三种主要看法，分别是“自动生成论”、“半自动生成论”和“人工生成论”。事实上，这三种看法各有长处和不足，国内外学者对此已多有著述。正如没有一种国际关系理论能准确描述、解释和预测所有国际关系现实一样，均势的三种生成理论中的任何一种都不可能准确描述、解释和预测所有与均势有关的国际关系现实，均势体系的生成或瓦解往往存在多方面原因。不过，英尼斯・克劳德指出：“绝大多数沉迷于均势‘自动生成’的学者事实上都同意，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均势主要是外交的产物。”均势的维持往往有赖于某一国家持续有意地奉行制衡战略，这个国家通常被称为“平衡者”。霸权国即使不是多极均势体系中唯一的平衡者，也是最具影响力的平衡者，比如19世纪的英国和冷战后的美国。

英国担当欧洲多极均势的平衡者，既有自身利益的主观需要，也有外部环境的客观便利。在19世纪的欧洲，英国这样的海洋强国与大陆强国在能力和利益上存在重大差异。英国的经济和海军实力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这奠定了英国霸权的实力基础。然而，英国没有维持一支庞大的陆军，因而无力对欧洲大陆国家施加有效的政治、军事控制。当然，英国国家利益的实现也不需要对欧洲大陆国家施加这种控制。可见，与大陆强国不同的是，英国的霸权并不对欧洲大陆国家构成重大威胁。欧洲的多极均势得以长期维持，英国作为霸权国长期担当平衡者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邱吉尔在1936年的一次演说中指出：“四百年来，英国的外交政策一向是反对大陆上最强大、最具侵略性、最霸道的国家……挫败大陆上的军事霸主，不管他是谁，不管他领导哪个国家。这样，我们保住了欧洲的自由，保护了欧洲充满活力的各种各样的社会的成长。”

庞大的陆军力量能以强大的经济实力及海军力量难以实现的方式来威胁其他国家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尽管与19世纪的英国不同，当今的美国拥有庞大的陆军力量，而且军事力量远程投放能力远超当年的英国，但对亚太地区各国而言，地理上的距离仍然决定了美国的这种力量并非那种集结在一国边境或威胁要集结在一国边境甚至能集结在一国边境的庞大陆军力量。例如，20世纪60至70年代的中国虽同时与美、苏交恶，但中国国家安全面临的首要威胁是部署在中苏陆地边境的百万苏联军队，而非美国在全球首屈一指的经济实力和海军力量。与19世纪的英国极为相似的是，美国也侧重于巩固自身在全球范围内的经贸和海权优势，和亚太地区其他国家没有领土及其他纠纷，亚太地区有些国家甚至将美国视作防范邻国的最大保障。作为霸权国，美国在亚太地区同样兼具担当平衡者的主观需要和客观便利。

二、亚太地区的单极霸权与多极均势

当前亚太地区并存三类国际体系。其一是美国主导的霸权体系，具体表现形式为美日、美韩、美澳新三个同盟和美菲、美泰两个次同盟。其二为中国、俄罗斯、印度、日本、韩国、东盟等国家或国家集团构成的地区均势体系，这种均势体系虽然对美国的霸权构成一定程度的制衡，但也在地区内各国间相互形成制衡。其三是以“10+3”机制为代表的地区多边体系，这一体系和前两者不同，目前尚未完全成型，但它代表了亚太地区未来的希望。由此可见，亚太地区目前呈现出单极霸

权和多极均势并存的格局。

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中，各国相互缺乏信任，担忧自身安全受到别国威胁。为改善自身安全状况，各国竞相谋求实力上的优势地位。但这种竞争是互动且无止境的，一国的实力增长会使其他国家感到不安全，其他国家因而也会以赶超对方实力为目标来发展自身实力，结果加剧了最初的安全担忧。因此，绝对的安全是不可能实现的，各国都将陷入无法解脱的困境。在安全困境中，一国为保障安全而采取措施，意味着降低其他国家的安全感。伴随安全困境而来的是均势思维。肯尼思・沃尔兹指出：“由于相互关系总是处于紧张状态，因而行为者总是循环猜疑，并且经常彼此敌视。尽管就其本性而言，它们并不愿意相互猜疑和敌对……且不论每个国家是否具有侵略性，从整体上讲，它们的行为本身却导致了军备竞赛和联盟体制。”

亚太地区的国际体系仍旧呈现典型的无政府状态。亚太地区虽然有“10+3”合作、博鳌亚洲论坛和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但是并无北约、欧盟和欧安会那样能覆盖地区内大多数国家(至少是主要国家)的成熟的多边机制，安全领域尤其如此。在当代世界，亚太地区无疑是安全困境最广泛、最突出的区域。亚太地区既缺乏强有力的多边安全机制，又存在大量尚未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和领土纠纷，导致安全困境普遍存在于区内各国之间。各国对彼此的力量是多疑的，均势思维难免影响各国的外交政策。

美国虽然是亚太地区实力首屈一指的霸权国家，但与地区内大多数国家并不存在安全困境，其原因前文已有论述。因此，倘若均势思维在亚太地区大行其道而且进一步物化，形成的均势体系很可能是美国支配的“霸权均势”体系，其制衡对象当然是地区内的其他强国，美国最可能担当的角色是平衡者。

如前文所述，当前亚太地区并存三类国际体系。三者并非井水不犯河水、彼此独立运行，而是犬牙交错、互动频繁。同盟不仅服务于霸权体系，在均势体系中也很普遍。“各国捍卫自身独立的同盟反对一个潜在征服者的斗争，是均势造成的最引人注目的格局。”同盟得以建立并维持的前提条件是结盟各国感觉自身面临共同的威胁。“从根本上说，均势体系中的同盟是外向型集团(extemally-oriented groupings)，它组织成员采取一致行动，目的是对付外部的国家或国家集团。”在均势体系内，尽管同盟往往不公开指明具体的制衡对象，甚至对外宣称不针对任何第三方，但制衡的对象总是比较清晰。

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同盟体系可以同时服务于美国的霸权地位和均势战略。这些同盟无一例外地源于冷战时期，当初的公开目标是遏制共产主义扩张。如今，冷战结束十几年后，这些同盟依然存在，有些甚至得到强化。虽然美国及其盟国并未公开指明同盟针对的具体对象就是中国，并且反复强调同盟的宗旨在于保障地区局势稳定，但从权力均势的角度出发，作为均势体系平衡者的霸权国与地区内其他国家结盟，首当其冲的制衡对象自然是地区内实力增长最快、最可能改变力量对比的新兴大国。在当前亚太地区，谁是这样的新兴大国，各国可谓心照不宣。

中国之所以在亚太地区可能成为均势体系制衡的首要对象，直接原因在于中国是一个发展速度远超地区内其他各国的庞大国家。鉴于中国实力的迅速发展和美国目前的实力优势地位，中美之间其实也存在某种程度的安全困境，这种困境也曾出现于以往的霸权国与新兴国之间。随着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中美两国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呈缩小趋势。然而，倘若均势思维主导美国对华政策，作为均势体系的平衡者，美国很难免除对新兴者的担忧。而中国与亚太其他国家之间的安全困境，可能为平衡者制衡新兴者提供客观便利。

在亚太地区诸多安全困境中，中国处于其中的超过一半。换句话说，若不论其他因素，中国是亚太各国中未来安全境况几乎最成问题的一个国家。中日、中印、中韩及中国与部分东盟国家之间都存在历史遗留问题或领土纠纷。此外，是亚太地区的一大热点，中美之间的安全困境很大程度上起源于此。中俄之间也远不能保证永不会出现孕育紧张甚而冲突的安全困境。亚太地区一些国家始终对中国抱有防范心态，甚至将中国视为潜在的主要威胁。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实力的迅速增长难免引起其他国家的不安。

克劳德认为，均势体系的首要问题是“谁太强大了”，而非“谁侵略了”。权力均势强调的是对国家能力的不信任，而非对国家行为或意图的不信任，力量对比在均势体系中是备受关注的首要问题。从权力均势的视角出发，且不论中国是否具有威胁他国的意图，单是中国的实力发展就势必导致各国力量对比的变化，增强中国威胁他国的能力。在中国与地区内各国或国家集团存在诸多安全困境的背景下，其他国家对中国实力的不信任正是均势体系下国家之间相互态度的一种具体表现。

三、超越“霸权均势”的中国外交

美国主导的“霸权均势”体系在亚太地区即使并不确切存在，也至少很有可能出现。倘若这种均势体系得以形成，而中国又是其首要制衡对象，将极其不利于中国的未来发展。中国要为自身发展赢得良好的外部环境，必须化解均势思维对其他国家的影响，避免遭遇以往均势体系中新兴国家面临的制衡。本文将中国近年来的这种外交努力解释为超越“霸权均势”。安全困境是孕育均势思维的土壤，这种困境的具体表现形式是各国间相互缺乏信任、彼此猜疑。可见，安全困境首先是一个观念问题。虽然国际关系学界长期存在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之争，但要解决安全困境和均势思维带来的难题，观念因素的作用极为重要。这种观念因素分为两个层次。在单位层次，中国外交正在塑造现状维持者的自身形象。在体系层次，中国外交正在努力打造足以为其他国家带来心理保障的地区制度文化。当然，物质因素并非无足轻重。中国也在加强与亚太各国的复合相互依赖，为超越“霸权均势”提供了物质支持。

(一)现状维持者的自我形象塑造

20世纪80年代，斯蒂芬・瓦特提出了“威胁均势理论”(balance of threat theory)。他认为，各国寻找盟国不仅是为了平衡“权力”，而且是为了平衡“威胁”。根据这种理论，威胁是受制衡的对象。从权力均势的视角出发，中国的实力增速远超其他国家，势必破坏均势。而从威胁均势的视角出发，只要这种实力增长不构成威胁的增大，并不一定需要加以制衡。因此，中国虽不能为维持现状而放慢自身实力增长速度，但可以在实力增长的同时避免其他国家的受威胁感同步增长。

尽管权力均势理论更重视实力而非行为或意图，但一般来说，同样是实力迅速增长的新兴大国，在均势体系中持现状修正者姿态远比持现状维持者姿态给其他国家带来的威胁感要大。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德国与美国就分别是两类新兴国的典型代表。从权力均势的视角出发，不论德、美两国的行为和意图如何，两国的崛起本身就

是改变了现状，最后的历史事实也印证了这种改变。但两国的主观姿态不同，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两国在当时国际体系中受到的不同待遇，由此可见威胁均势理论的合理性。

美国前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曾撰文指出：“中国仍对亚太地区的稳定构成潜在威胁。……中国并非一个‘维持现状’的强国，而是一个希望根据自身利益需要改变亚洲均势的强国。仅此一点就使其成为‘战略竞争者’，而非克林顿政府所称的‘战略伙伴’。”可见，通过现状维持者的自我形象塑造，让其他国家尤其是霸权国认识到中国的主观姿态和客观利益都在于维持现状，会大大有助于中国免遭均势制衡。1997年以后，中国公开宣称要成为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大国，开始表现出现状维持者的姿态。此后，中国在、朝鲜核问题、安理会改革等诸多问题上都更为强调自身的现状维持者身份，这有助于减轻其他国家尤其是霸权国家的受威胁感。

(二)地区制度文化的心理保障

自我形象的塑造会对其他国家的观念产生重大影响，但仅靠形象的塑造并不足以超越“霸权均势”。追根溯源，只要国际体系处于无政府状态，就必然导致安全困境，只要安全困境存在，就必然为均势思维提供活动空间。国际制度可以弥补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消除地区安全困境，关键在于地区国际制度的确立。地区制度文化的形成是确立这种制度的一个重要环节。

文化是亚历山大・温特建构主义理论中的一个主要变量。温特对文化的定义是“社会共有知识”(socially shared knowledge)，而“知识”(knowledge)由“信念”(belief)和“意愿”(desire)组成。可见，文化在这里主要是一个观念层次的概念。亚太地区的多边国际制度尚未成型，目前还停留在观念层次，充分物化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因此，本文认为亚太地区的多边制度目前只是一种“制度文化”，其表现形式是各国对构建地区国际制度的共同信念和意愿。倘若这种制度文化能成为一种亚太地区国际体系的主导文化，即使成熟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地区国际制度尚未形成，仍能“提供一种塑造期望的框架。允许人们相信不会发生战争。拉长未来的影像、缓解安全困境”。在地区国际体系内，中国外交正努力以合作型的制度文化取代竞争型的均势文化。作为地区内实力增长最迅速的新兴大国，中国大力倡导地区制度文化，可以给其他国家带来心理保障，淡化安全困境造成的消极影响。

中国与东盟国家于2002年11月签署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只是一个政治承诺，并不具备法律约束力，但它至少表达了各国和平解决争端的意愿，并且为将来解决争端提供了框架，各国可以此为基础进行合作，从长远来看，《宣言》的积极性不容置疑。此外，中国于2003年10月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该条约同样是政治象征性大于实质约束力，但至少有助于在东南亚地区塑造一种友好合作的氛围。类似的还有上海合作组织，与以往均势体系中的同盟不同，它的重心不是组织内部各国联合制衡外部居于优势的国家。而是努力在内部各国间构建多边国际制度，从而增进内部各国间的相互信任。《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上海合作组织都不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地区国际制度，但它们都有助于打造合作型的地区制度文化，“创造了一种气氛，对稳定与和平的期望在这种气氛中逐步形成”。

(三)复合相互依赖的物质支持

与国家形象和地区制度文化不同，复合相互依赖是一个物质层次的概念，其核心在于各国社会之间的多渠道联系。不容否认，经济相互依赖对政治关系发展有很大影响，但是仅仅经济相互依赖对均势思维的制约作用是十分有限的。如果均势思维主导各国外交政策，制衡乃至战争的经济代价往往会被忽视。相比之下，虽然仅凭复合相互依赖也不足以让各国摆脱均势思维的影响，但各国间复合相互依赖程度的加深势必大幅增加均势体系内制衡行为的物质成本。相对经济相互依赖而言，复合相互依赖能为各国摆脱均势思维影响提供更加可靠的物质支持，从物质层次制约均势思维的影响。

以中日关系为例。2006年，中日两国之间组织了大规模的高中生互访活动，850名中国高中生访日，同时有200名日本高中生访华。通过两国高中生在对方国家亲身体验生活与交流，加强了两国国民特别是青年之间的互信，从而达到了培育两国长期关系发展的基础。2006年10月，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华期间，中日两国将2007年定为“中日文化体育交流年”。2007年12月，时任日本首相福田康夫访华期间，中日两国又将2008年定为“日中青少年友好交流年”。此类交流活动跨越性地扩大了两国国民之间的交往，增进了相互之间的了解。

国际形势论文篇5

关键词：形势与政策；课程开展；重要性；方法

《形势与政策》是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也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担负着重要使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形势与政策》针对学生关注的热点问题开展答疑，满足其知识需求，帮助学生认清国内外形势，教育和引导学生全面准确地理解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牢记光荣使命，珍惜宝贵机遇，以坚定的信念、宽广的胸怀、创造的激情、务实的态度踊跃投身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努力做科学发展的奋力推动者、和谐社会的积极构建者，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奉献力量。然而，就目前的教学实践来看，《形势与政策》教学存在着诸如重视程度不一、开展情况不尽如人意等现象，需要我们进一步重视起来。

一、《形势与政策》教学的重要性

目前，国际和国内形势不断发生深刻而又复杂的变化，使《形势与政策》教学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和极大的机遇。当今社会，新闻娱乐化和网络庸俗化的风气甚嚣尘上。网络中充斥着海量信息，难辨真伪。在西方多元文化思潮和价值观念的冲击下，某些腐朽没落的思想和生活方式对大学生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一些大学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信仰缺失、理想模糊、价值取向扭曲和信奉享乐主义等问题。当代大学生是宝贵的人才资源，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因此，《形势与政策》教学担负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加强引导。假如我们的《形势与政策》教学工作做好了，就有利于抵制国内外敌对势力对下一代的思想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假如我们的《形势与政策》教学工作没有做好，势必会影响到国家的安定、社会的团结、学校的稳定以及个人的健康发展。因此，加强和改进《形势与政策》教学工作是一项极为紧迫的政治任务。

《形势与政策》教学不仅国家重视、学校重视，大学生也很感兴趣。《形势与政策》教学的目的就是要让党的方针、政策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重要思想做到“三进”，即进教材、进课堂、进大学生头脑。所以，要针对当代大学生的思想实际，深入推进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形势观教育。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有针对性和政策导向性的《形势与政策》教学，也是学校宣传教育工作的职责所在。要真正在校园实现“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使得学生“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二、开展《形势与政策》教学需要遵循的原则

1.全局性和系统性的把握

总的来说，《形势与政策》教学要根据新世纪、新阶段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加强《形势与政策》教学的针对性。要从宏观的角度着重进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教育；进行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形势、任务和发展成就教育；进行党和国家重大方针政策、重大活动和重大改革措施教育；进行当前国际形势与国际关系的总体状况、发展趋势和我国的对外政策，世界重大事件及我国政府的原则立场教育等。《形势与政策》教学应系统地根据基本理论、基本知识教育和综述性专题来开展教学，基本理论即马克思主义的形势观和方法论教育，基本知识教育即基本国情和当前政策教育，综合性专题即当前形势与政策及热点问题教育（分为国内和国际两大部分）。

2.注重理论与实际的结合

《形势与政策》教学应实现“三结合”，即与专业相结合、与生活实际相结合、与思想实际相结合。课程教育需要让学生掌握一些必要的常识，比如，“能对治国和战略起帮助作用的”地缘政治学说。哈·麦金德将欧亚大陆比喻为“世界岛”，进而指出中亚—中东地区就是世界岛的“心脏地带”，并提出“谁统治了心脏地带，谁就统治了世界岛；谁统治了世界岛，谁就统治了全世界”。由此我们可以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围绕中东问题，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该地区的博弈以及冷战后美国为控制这一地区发动的一系列战争。1970年，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基辛格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中指出：“谁控制了石油，谁就控制了所有国家；谁控制了粮食，谁就控制了人类每个成员的生活；谁控制了货币，谁就控制了整个世界。”谁控制了石油，谁就控制了全球竞争的制高点，占据了国际关系的有利地位。因此我们看到，中东最具战略地位的石油资源，是大国争相夺取和支配的目标所在，也是导致冷战后该地区不稳定的因素之一。我们要让学生了解一些国际关系经典著作，把它们看做是理解当前国际冲突的方法和手段，还要使学生对其中的观点有一个正确和客观的判断。当然，更为重要的是使当代大学生不仅具有一定的理论素养，还具备一定的国际视野。

3.讲究效果和方法的综合作用

《形势与政策》教学实践表明，教学效果与教学方法有着直接的关联。要避免过去那种 “填鸭式”理论授课模式，可以按照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方式实现双向互动；或者听取学生对知识的需求，进行“点菜式”的专题教学。在教学过程中，多采取启发式教学、讨论式教学、案例式教学，增强《形势与政策》教学的趣味性和吸引力。另外，教学不能只局限于课堂的45分钟，可以将课堂授课与实践活动结合起来，通过开展座谈会、演讲比赛、主题班会的形式让学生广泛参与，深入探讨。如果有条件的话，还可以邀请高校、科研单位的专家讲学，或者带领学生到社会上进行参观学习，让他们深入一线，了解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成就和面临的困难。

当然，方法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要去引导学生了解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还体现在要教会学生掌握分析问题的方法，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在教学实践中，教师不能将个人的主观臆想过分夸大，切忌不要随意预测某一事件的发生及结果。在涉及国与国之间的纷争探讨时，我们可以采取层次分析法，从个人、政党、社会、国家和国际等层次来分析问题，同时做到换位思考，使大学生对国际问题的复杂性有清醒的认识和心理上的准备。

三、《形势与政策》教学方法

1.用辩证与发展的观点看问题

《形势与政策》教学要坚持用经济和政治的辩证关系来分析和认识世界。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经济发展缓慢，一些国家债务危机短期内难以缓解，世界总体经济形势相当严峻，经济复苏进程艰难曲折，我国周边国家经济形势不容乐观。在这样的背景下，国际贸易投资保护主义和民族主义有所抬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对外贸易将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世界经济与政治是密切联系的，二者相互制约、相互影响。而外交是内政的延续，世界经济形势的不景气肯定会给国与国之间的政治交往带来负面影响，进而不断出现许多贸易纠纷和政治争端，如中美之间的贸易和汇率之争、南海问题等。这就需要我们教育学生用矛盾和发展的观点去分析和认识世界。我们要通过《形势与政策》教育大学生，全面分析当前的国内、国际形势，增强忧患意识和风险意识；要让学生坚信我们的党和政府有能力及时调整经济结构，扩大内需，有效防范各种潜在风险，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要让学生相信在党的领导下，我们能够处理好与其他国家的经济、贸易纠纷和领土争端分歧，继续同世界其他国家深化发展友好关系，通过互利合作，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2.从国家利益的角度看问题

国家利益是指国家在复杂的国际关系中维护本国和本民族免受外来侵害的一些基本原则，它是国家制定对外目标的重要依据和决定性因素。国家利益表现为四个等级：根本利益、极端重要利益、重要利益和次要利益。国家的根本利益，即核心利益，是国家生存和延续的基本条件。我们要教育学生坚决维护包括国家与国家安全、领土完整与国家统一、中国宪法确立的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大局稳定、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等在内的核心利益。我们要让学生认识到，中国把中国人民的利益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密切结合起来，致力于扩大同各方利益的汇合点，同各国、各地区建立并发展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利益共同体，推动实现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及共享人类文明进步的成果。了解到中国的核心利益所在，就会明白为什么在与其他国家交往时，我们总是强调、问题及领土问题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不容外国势力干涉和侵犯，因为这些核心利益关系到中国的领土安全和尊严，也深刻影响着中国未来的发展大局和发展方向。

3.用联系的观点看问题

《形势与政策》教学其实就是要把握两个内容，一是形势，二是政策，让两者内容紧密结合，使课堂所讲内容与生活实际紧密相连。学生普遍对当前我国经济形势与政策、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及当前社会热点问题与社会建设最感兴趣。就《形势与政策》教学的实际而言，可以推荐或给学生播放中央电视台制作的《新闻调查》《世界周刊》《深度国际》等节目，让学生深入了解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件及其发展趋向。通过教学实践的总结可以看到，相比课程讲授、专题报告及社会实践与考察，观看相关视频是最受学生欢迎的，效果也更为直接和形象。比如，在讲到当前世界经济形势时，通过放映中央电视台《深度国际》节目制作的《欧元的麻烦》这一视频片段，学生深入了解目前欧债危机下仍在发酵的美元与欧元之争以及中国和美国就美元地位与人民币升值展开的争论。经过教学意见回馈，学生普遍反映良好，认为该节目制作精良、分析到位、很受启发。

总的来说，《形势与政策》教学是一项常抓不懈的工作。《形势与政策》教学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挑战。针对不断变化的国内、国际形势，开展贴近大学生思想实际而又丰富多样、具有实效的《形势与政策》教学是每一位从事此项教学工作人员的职责所在。我们要真正作为国家政策的宣传者和解读者，努力做到大学生的同心人、知心人和贴心人，充分发挥大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加强引导、互动和沟通，实现课堂教学、实践教学和网络教学更好的结合，不断提升《形势与政策》教学水平。

参考文献：

[1].在纪念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2—05—05.

[2]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N].人民日报，2004—10—15.

[3]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的通知[N].人民日报，2004—11—17.

国际形势论文篇6

关键词：国际贸易；理论；发展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5-0-01

一、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思路

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产生于18 世纪的英国，完成于20 世纪30 年代。以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和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为代表，这些理论为古典贸易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绝对优势理论的主要内容是：两个国家生产两种商品，如果其中一个国家对一种商品具有绝对的成本优势，而另一个国家对另外一种产品拥有绝对的成本优势，则这两个国家可以利用本国的优势，分别开展这两种产品的生产，并根据自身的需要进行这两种商品的交换，满足各自的需求，并都能在国际分工中获得收益。绝对优势理论要求从事某种商品生产的国家对此商品生产具有绝对优势，否则不能从事此项商品的生产，也就不能在国际分工中获得收益，而很多国家并不具备这一绝对优势。李嘉图将绝对优势理论进一步完善，他认为：每个国家不一定要生产各种商品，而且这些国家生产商品也不一定非要具备绝对优势，这些国家应该集中力量生产那些相对利益较大或相对不利较小的商品，然后通过国际交换，满足自身的需要，并能在国际分工中获得收益。这就是著名的比较优势理论，可以简单概括为“两优取重，两劣取轻”。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是对亚当·斯密绝对优势理论的完善，共同构成了古典贸易理论。古典国际贸易理论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商品的生产是建立在劳动的基础上，劳动力是最重要的生要素，而且假定其他生产要素的成本是固定不变的。

20世纪初，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和俄林提出了要素禀赋理论。要素禀赋理论认为各国产生国际贸易的原因是生产要素禀赋的差异。要素禀赋理论认为：各国生产要素禀赋不同，使各国生产商品时投入的成本存在很大差异，这些差异导致了商品的价格差异，进而各国进行商品交换，产生了国际贸易。要素禀赋理论被称为新古典贸易理论，曾经在很长时期内成为国际贸易的主流理论。

二、新现象对国际贸易理论的挑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伴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发展中国家的出现以及国际分工的纵深发展，国际贸易进入了空前发展的趋势。但是战后的贸易模式与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并不相符合。这与经典贸易模型所预测的结果并不一致。美籍学者瓦西里·里昂惕夫对模型进行验证后，发现美国的贸易与H-O理论不符合，这一结果的产生推动了战后一系列贸易理论的诞生。战后的贸易新现象也得以诠释。战后的贸易理论也在不断解释新现象和问题的过程中不断完善和发展。当代国际贸易中出现了下列新现象，对贸易理论构成了挑战。

1.发达国家间“水平贸易”的发展

遵循传统的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理论，国际贸易应该以垂直贸易为主，并且应该在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之间开展国际贸易。但是，战后发达国家之间的水平贸易在国际贸易中占据核心地位。而且，这种地位始终保持不变，传统贸易理论无法解释这一贸易现象。

2.制造业的内部贸易形成与发展

具备规模经济特征的制造业，在战后其内部的国际分工变得愈加精细化。而且出现了发达国家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趋势。因此，其内部贸易的发展呈现迅速上升的趋势。因此，传统的基于规模报酬不变的贸易理论面对这同一产业内部贸易的增长也束手无策。

3.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增长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制造业的国际分工已经逐渐从垂直分工的层面转向水平分工的方向。甚至出现了网络分工的新形势。制造业的发展逐渐具备产业链细分的特征，在跨国公司的主导地位影响下，制造业国际转移已经成为一个新的发展方向。公司内部的贸易开展迅速上升。而这一增长对于传统贸易理论来讲也是具有一定的挑战，其宏观研究的传统理论难以解释这一内部贸易增长的现象。

4.区域集团内部贸易发展

区域经济一体化源于20世纪50年代与70年代之间，形成了第一次发展的浪潮。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期，再次掀起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高潮。几乎一半以上的全球贸易都产生在各个区域集团的内部。因此，面对这一区域范围内部贸易量的提升，仅适用于全球范围内的古典国际贸易理论无法诠释其原因。

三、国际贸易新现象的诠释

针对上述的国际贸易新现象提出的挑战，基辛、凯南、格鲁伯、费农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们开始展开深入地研究，进而提出了新要素贸易理论，将原有的生产要素定义范围加以扩大，人力资本、技术、信息等要素加入考虑的范畴内，并且充分分析资本和劳动以外要素的功能，从而构建各自的假说条件，进而形成相应的理论。其中，林德首次从需求方面探讨贸易的原因，得出了偏好相似理论。并且提出影响需求结构的首要原因就是收入水平。这些理论对发达国家的水平贸易做出了详细的诠释。此外保罗·克鲁格曼传统理论中，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不变的假设，进而提出了规模经济是国际贸易产生的主要原因的观点，很好地解释了国际贸易大量发生在同类产业内部的现象。他的研究结果成功地解释了战后国际贸易的新格局。而进入到20世纪90年，跨国公司的迅速发展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再次出现促进了跨国公司内贸易理论以及产品内贸易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参考文献：

[1]才国伟,舒元.我国对外贸易与世界技术扩散[J].国际贸易问题,2009(11).

[2]Arndt Sven W, Preference Areas and Intra-Product Specialization, Globalization and Political Economy of Trade Policy(APF Press 2001),237-249.

国际形势论文篇7

巩固和发展国有经济的必然选择

公有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必然选择。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的发展壮大，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直接反映，也是国家发展实力和国际地位的集中提升和必然结果。改革开放30年间，国有企业走过了艰难的改革发展创新之路，也正是因为解放思想，观念引领，不断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坚定不移地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才使国有企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骄人业绩，呈现出企业发展质量、发展潜力、发展空间更大更好的发展态势。在美国《财富》杂志2012年公布的世界500强企业中，中央企业占43家，国有企业的发展来之不易，离不开国有企业拥有的体制优势、政治优势、发展优势，这些是国有企业共性的文化基因，也是中央企业特有的文化优势，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在中央企业的直接体现。进一步树立国家形象、体现制度优势、传播央企品牌，需要中央企业进一步加强价值观建设，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统领，把国有企业所具备的体制优势、制度优势、政治优势、人才优势转化为文化优势、管理优势、品牌优势、发展优势，以提高国有企业的文化软实力和市场竞争力为目标，巩固国有经济发展成果，把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打造成最坚实、最能体现社会主义市场优越性、管理优越性、文化优越性，最具影响力、带动力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实体。通过企业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开拓国际市场、传播中华文化。

加强和改善中央企业外部舆论环境的治本之策

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必须有好的形象和舆论环境。中央企业的改革发展离不开社会、公众的认可和支持。近年来，由于中央企业发展迅速，引起了国内外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也引来了不少质疑声。社会管理中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如垄断问题、分配问题、腐败问题、管理成本与效率问题、社会保障问题等，在复杂严峻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中被放大，甚至被别有用心的西方敌对势力利用，滋生出“不承认中国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国家资本主义”、“中国”、“中国责任论”、“资源掠夺论”、“新殖民主义论”等，借机丑化和妖魔化中央企业的地位和作用，进而想彻底否认我国基本经济制度，从而达到否认我国根本政治制度的言论，使中央企业的外部舆论环境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也阻碍和影响着中央企业的国际化发展进程。企业形象的好坏，社会和公众的认同度，企业品牌的影响力和价值度，与企业文化密不可分。需要中央企业在发展理念、发展路径、发展方式、发展品质上要讲究政治智慧、政治艺术和战略意识，进一步加强企业价值观建设，避免政治高调，强化文化元素，充分利用文化的弱政治性、强市场化、高传播性、高人文性的特点，通过培育能与国际社会共享的价值观，并通过生产效率、经营行为、管理水平、产品质量和员工行为等要素进行价值传播，传递中央企业的价值追求，和平理念、互利共赢思想，用文化的力量、文化的艺术，消除国际社会对我国有企业的误解和恶意攻击，取得与社会公众的价值沟通与互动，树立良好的企业品牌形象，改善和营造良好的外部舆论环境。

彰显文化个性，顺利实施“走出去”的战略需要

“走出去”战略是实现我国经济社会长远发展、促进与世界各国文化交流的战略选择。其战略意义不仅在于通过具有宏观影响力和国家长远发展战略意义的对外投资，谋求新的发展空间，还在于以比较优势主动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在更广阔的空间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资源配置，以获得市场份额和技术开发能力，培育与经济地位相匹配的跨国公司。中央企业是国民经济的骨干力量，是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主力军，是实施“走出去”战略的核心主体，提升中央企业企业文化和品牌形象，直接关系到中央企业在国际市场的生存与发展，关系到我国“走出去”战略的顺利实施，关系到国家形象的塑造和国家软实力的提升。个性是企业文化的生命，是企业文化传播力的基础，也是文化历久弥新的关键要素。文化越是民族的才越是世界的。随着中央企业的快速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深入推进，中央企业面向现代化、面向国际化、面向公众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走出去”战略不仅体现了国家意志，是国家发展战略的一部分，更彰显了企业自身做强做优的需要。中央企业需要挖掘吸收5000年文化精髓和资源，从中华民族的精神宝库和企业悠久的历史文化传承中挖掘企业的个性文化基因，并将其转化为富有时代意义的核心价值观，体现文化个性，在市场走出去，人才走出去，技术走出去的同时，文化走出去，用国际社会易于接受的价值观和管理模式来提升企业的影响力，通过价值观的推广与传播，赢得了解、尊重与市场，实践国家“走出去”的战略目标。

提升管理水平，打造企业文化软实力的根本途径

“十二五”期间，中央企业改革发展的核心目标是“做强做优，世界一流”。为应对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剧烈变化，国际国内经济环境错综复杂等形势，围绕这一目标，国资委提出在中央企业全面开展管理提升活动，活动明确提出对投资决策管理、全面预算管理、科技创新管理等十三方面的内容进行管理提升，引导企业持续提升管理水平，强基固本，控制风险，打造企业文化软实力。任何一种变革都离不开观念变革和文化引领做先导。管理提升活动的统领和核心问题就是要加强企业价值观管理和转化，理念先行，价值观引领，用企业核心价值观指导促进十三个管理提升指标的落实。没有一流的文化就没有一流的管理，没有一流的管理很难成就一流的企业。企业文化具有鲜明的管理属性，是凝聚力量的精神纽带，打造品牌形象的重要基础，是企业文化软实力的核心体现。文化软实力的本质和内涵指企业维护良好形象和持续创造价值的决策能力和执行能力，决策力体现了文化引领战略的能力，执行能力反映了文化支撑管理的能力。持续提升企业文化工作，加强价值观管理，运用文化的规律、文化的力量和文化的感染力促进企业管理变革，持续提升管理水平，树立企业的品牌形象，打造与世界一流企业相匹配的文化软实力是中央企业管理提升的核心环节，也是中央企业的神圣使命。

国际形势论文篇8

关键词：生产要素禀赋；阶梯比较优势；雁形模式；国际产业转移刚性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06)03-0019-05

收稿日期：2005―1l―14

一、要素禀赋论的变化对国际产业转移的影响

(一)生产要素禀赋论与国际产业转移的内在机理 最早的生产要素论是从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1772-1823)的相对比较优势论说起，其理论的一个重要的基础就是劳动是惟一的生产要素，生产技术是给定的外生变量，生产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但是，李嘉图的相对比较优势更着重于分析国际分工，很少或者没有涉及国际产业转移。

20世纪30年代，瑞典经济学家伯尔蒂尔・俄林在《地区间贸易和国际贸易》中，提出了生产要素禀赋理论，用在相互依赖的生产结构中的多种生产要素理论，代替李嘉图的单一生产要素理论，生产要素理论也被称为赫克歇尔――俄林模型。

所谓生产要素禀赋，指的是各国生产要素(劳动力、资本、技术、土地等)的拥有状况。一般而言，一个国家较富裕的生产要素的相关价格就较便宜，反之，一个国家稀缺的生产要素其相对价格就会较高。各国生产要素禀赋比率不同，是产生比较成本差异的重要决定因素。俄林论述生产要素禀赋理论的目的是为了说明生产要素比率不同是产生国际贸易的重要基础，如al／bl1、b1、a2、b2分别表示国家l和国家2不同要素密集行业的生产成本)，国家l出口的应是在生产上大量使用该国比较充裕的生产要素bl的产品，而进口的是他在生产上大量使用该国比较稀缺的生产要素al的产品。“简言之，进口那些含有较大比例生产要素昂贵的商品，而出口那些含有较大比率生产要素便宜的商品。”

具有不同生产要素禀赋的两国开展贸易后的短时期内，由于只发生商品价格的变动而没有发生生产要素在进出口部门的流动，各国生产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开展贸易后的长时间内，贸易自由化使国内具有比较优势产品的生产因获得稳定的出口市场和出口市场的扩大而获得更大的发展，有助于该产业实现规模经济，同时，鼓励国内其他资源从其他部门流向出口扩张部门，从而承接了国际分工和国际产业的转移。生产要素的国内流动是国际产业转移的主要原因，资本总是趋利的，总会流动到能够带来最大收益的地方，要素总会转移到能够给一国带来最大收益的产业，也就是一国最有比较优势的行业。

(二)动态比较优势论与国际产业转移之间的关系如果说传统的生产要素禀赋论是从短期的静态的角度来评述要素禀赋对国际分工的影响的话，动态比较优势理论则从长期内研究国际分工格局与演进。从动态比较优势阐述国际产业转移理论的主要是新古典学派，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克鲁格(Krueger，1977)、迪尔多夫(Deardorff，1980)和伯拉沙(Balassa，1979)等三人。他们各自从不同的角度阐述国际分工和国际产业转移。

克鲁格在生产要素理论的基础上，扩展了两种生产要素，n种产品，m个国家的模型。他的模型不再假定各国仅拥有积累下来的要素禀赋，而是强调要素比例的变化和国际分工的动态化。克鲁格对传统要素禀赋论的突破是在要素禀赋中强调了技术创新的作用，他认为，技术创新提高了某一生产要素的生产效率，促进了生产要素的积累，进而引发产业链性的转移。

迪尔多夫也认为国际间的分工和比较优势是呈链形分布的。正常情况下，一国的生产要素丰富及含量高的产品具有竞争优势，各国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形成国际分工链形。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国际生产要素的比价决定国际间产业和贸易分工的类型，并实现国际产业竞争力的动态变换。

伯拉沙提出阶梯比较优势论，认为各国在生产要素积累上的差异，导致了国际间产业和贸易分工的动态变化。国际分工的类型和经济发展阶段之间排列着许多阶梯，更新发展阶梯的过程是连续而非中断的过程，在此基础上，阶梯比较优势呈现出动态演变的过程。在阶梯式发展格局中，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将分别发展起各自的新兴产业，同时将失去优势的产业转移给较低发展阶段的国家。执行出口导向战略的落后国家能够利用各自的比较优势，进入更高的经济和贸易发展阶段。在这一过程中，技术创新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与伯拉沙的思路相似，中国经济学家林毅夫通过解释“东亚奇迹”提出了自己的比较优势假说。他认为，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发展经验来看，他们的经济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而不是实行赶超战略的结果，他们在经济发展的每个阶段上，都能够发挥当时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而不是脱离比较优势而进行赶超。这些国家在其20世纪以来发展的不同阶段上，由于要素禀赋所决定的优势不同，因而形成的主导产业也是不一样的。其中的主导产业从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转变到资本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乃至信息密集型产业，这里的每一阶段都遵循了经济学中所说的比较优势原则。违背比较优势或者是要素禀赋结构的产业赶超战略，会造成沉重的代价。

不管是传统的生产要素禀赋论还是以后的动态比较优势论，都认为由要素禀赋状况构成的各国的比较优势决定了国际产业结构，国际产业转移是各国比较优势变动的结果，唯一不同的是，传统生产要素禀赋论认为一国的比较优势在于静态的先天的自然禀赋(如劳动、土地、资本以及地理位置等等)，国际产业转移的方向是各国自然禀赋衡量的结果。而作为动态比较优势论的链形比较论和阶梯比较优势论，都强调科技创新是各国比较优势变动的根本动力。在他们的理论中，一般都承认各国比较优势变动的根本动力不再是传统的生产要素变化，而是以科技创新为基础的新型生产要素或由此带来的传统生产要素效率的提高，科技进步通过改变各国的比较优势，进而推动国际产业的升级和转移，而科技进步或者说技术创新能力，应该取决于各国人力资本存量和质量以及国家创新体系和创新能力的高低。

(三)新要素禀赋论与国际产业转移之间的关系

国际贸易新要素理论认为，应赋予生产要素以新的含义，扩展生产要素的范围。生产要素不仅仅是比较成本所说的劳动，也不仅仅是生产要素禀赋理论所说的劳动、资本和土地，技术、人力资本、研究与开发、信息以及管理等等，都是生产要素，这些“新”要素对于说明国际贸易和分工格局，都有重要作用。

新要素禀赋论下，国际产业转移有了新的趋势。知识经济的兴起，国际产业转移结构日益高度化，服务业投资成为国际产业转移中新的热点，且出现组团化、产业链整体转移趋势，跨国公司成为产业国际转移的主体趋势也更加明显。

二、要素禀赋与国际产业转移刚性、机遇与趋势

(一)要素禀赋与国际产业转移的刚性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要素禀赋决定了各国的比较优势，由此也决定了国际产业转移的方向，不管是静态的还是动态的。但是在实际的经济运行中，国际产业的转移是存在刚性的，这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生产要素的异质性。在旧的贸易理论和“要素禀赋论”中，都假定要素是同质的，没有任何差异，可以转移的(尽管土地不会搬家，特殊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和气候也有它的特殊性)。一旦一个国家之间的要素禀赋发生变化，国际产业结构也随之转移。然而每种要素实际上都不是同一的，它包含着许多小类和亚种，他们的组合千差万别，因此，各国的生产要素禀赋不仅有数量上的差异，还有质量上的差异。忽略生产要素禀赋质的差异，就难以对贸易格局做出合理的解释。也就是说，因为要素质的差异，国际产业的转移具有一定的刚性。

2．产业集聚特性。就是在“新要素禀赋论”看来，信息能力的转移也是有着极大困难的。IT产业的软、硬件生产领域，都存在很高的进入壁垒。并且最领先的信息技术，越来越与整个社会环境有关，至少与风险资本的形成能力和人才环境有关。另外新的产业(如信息产业)具有极强的外部性，产业集聚效应将会强化某一地区的产业能力，而不是产业外移。这就促使新兴产业趋于集中在世界上的一些“智慧中心”(如硅谷)，而不是随市场而转移。

3．完全专业化本身的刚性。如果要素禀赋论要求的前提条件不能满足，如一国生产完全专业化，就不可能实现产业的国际转移。假如，在有限的时期内，两国生产两种商品X和Y，其中，X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商品，Y属于资本密集型产业产品，使用和两种生产要素K(资本)和L(劳动)，K／L为一国要素的拥有比率，KX／LX，KY／LY为X和Y两种产品的要素密集度，如果一国KLKY／LY，则其劳动将全部是用于Y的生产，因此，一国若完全实行专业化生产，就谈不上要素在不同部门间的流动，也就谈不上产业的跨国界转移了。因此，一国在参与国际分工贸易的情况下完全实行非专业化生产的制约条件是KX／LX

4．贸易障碍。要素禀赋决定了各国的比较优势，实行自由贸易、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必然使本国具有现实的或潜在的比较优势的产业得到发展或者承受国际产业转移，使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在竞争中淘汰，贸易结构和产业结构因而不断得到调整，产业结构逐步优化。但是如果不能自由贸易，国内价格不能正确反映要素禀赋的丰缺与否，则国际产业转移就失去了平台。另外，它也没有考虑国际生产关系和国际政治环境的影响。在国际贸易中普遍存在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保护的情况下，极易导致国际产业分工失真，比较优势动态调整出现障碍，国际产业转移不能正常进行。

5．转出国内部的就业和政治压力，每个国家的国际产业转移都是有临界点的。按照要素禀赋理论，美国和欧洲应该放弃他们在纺织品行业的生产能力，并将其让位于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以充分发挥后者劳动力廉价的优势。但是如果欧美放弃纺织品行业，不仅欧美国家面临着极大的、特别是来自失业上的政治压力，而且让这部分工人从纺织业转移到高技术行业或是其他欧美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其中的培训和迁移成本远远高于这些产业工人的年薪收入。

6．国际市场容量限制下对招商引资的国际竞争不断加剧。根据要素禀赋的发展战略原理，中国这样的劳动力富裕国家自然应当生产和出口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但是当一大批发展中国家普遍起步发展，并根据这一原理决定发展战略时，世界市场的有限容量便对这一战略提出了疑问。所以，一个国家能够接受国际产业转移，世界市场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二)国际产业转移的趋势与机遇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国际产业转移由于生产要素的异质性、产业集聚特性等各种原因存在着刚性，但是不管过去还是未来，特别是像开篇所提出的，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际产业转移已经历过两次最明显的转移，而且近些年，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生产能力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初步统计显示，由于发达国家生产能力转移，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形成的全球共享型生产的规模几年前已经达到8000亿美元，这大体相当于世界制造业贸易的30％。主要发达国家中，生产能力转移的比例也在不断上升。例如，日本的出口额中，出口给海外制造业子公司的中间产品所占比例，已经从1994年的20％上升到1999年的29％。美国跨国公司的出口中，出口给国外子公司以进一步加工的中间产品所占比例，也从1989年的57％增至1999年的68％。90％的美国公司中，其公司内部业务中至少有一项被外包。在美国企业中，业务外包到海外的比例2003年为5％，2007年将提高到23％。同时，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之间的出口比例也在上升。由此可见，国际产业转移虽存在刚性，但是国际产业转移趋势不可逆转，并在当前存在极大机遇。主要原因如下：

1．产品和技术生命周期越来越短。从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来看，新技术、新产品生命周期越来越短，新兴产业将在世界范围内寻找合适的产业基地，寻找最合适的要素资源配置。随着研发全球化和本地化的加速，高新技术产业转移大大提前和加快。这打破了传统的产品周期论，即高技术产业只有到了成熟阶段、失去竞争优势时才向低成本国家转移。

2．经济全球化加速了产业的国际间梯度推移。随着经济的发展，全球化的各个国家都面临着产业升级的重要任务。梯度转移理论是从产业升级的角度来看国际产业转移的。其大体意思是，随着先富起来的国家或者地区的经济结构升级，某些劳动密集型、消耗大量自然资源的、生产传统产品的产业按梯级顺序转移到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经济的全球化无疑加速了这一过程。经济全球化的一个主要特征是生产要素国际流动的增强。跨国公司是国际产业转移的主导力量。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最有优势的生产资源进行生产，全球生产和经营网络的一体化，自然就缩短了国际产业转移的时间。

3．全球分工格局和亚洲“雁形分工模式”有利于国际产业转移。从雁形模式来讲，日本处于东亚地区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的核心，将带领整个东亚“雁群”比翼齐飞。在日本不断向高级产业升级的过程中，总是把成熟产业抛给第一梯队的国家，第一梯队的国家有了新发展之后，再将这些产业抛给第二梯队的国家。和梯级转移理论比较起来，日本的

“雁形模式”可以看作为梯级转移理论的实证。不管是梯级转移理论还是日本“雁形模式”理论，其产业的国际转移或者是地区转移，都是随着产业的要素密集度不同而演化的。产业的要素密集度或者说比较优势是可以转化的，一个国家只有遵循动态的比较优势原则来发展贸易和经济，利用国际产业转移的大好时机，实现梯度转移或者说按照“雁形模式”承接国际产业转移，迅速实现本国的产业发展和升级。以韩国为例，韩国的经济发展基本上是遵循比较优势原则的。它首先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然后随着条件的成熟，逐步发展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结果，不仅成功地实现了产业演进和经济发展，而且在比较短的时间内赶上了发达国家，成为“富国俱乐部”――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的一员，并且在汽车、半导体、信息处理、电信和核能等高技术领域的国际竞争中具备了一定优势。

4．中国改革开放推动的市场化有利于国际产业转移。从国家现代化类别来讲，近年来学术界有人根据现代化启动时间和原因将社会发展模式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早发内生型”，这一类型是指现代化起步较早，并靠自身内部社会经济要素发育而成的欧美发达国家，英国属于典型的“早发内生型”，这一类型的国家是国际产业转移的领头人，充分利用国内要素资源禀赋，最先实现现代化；第二类是“晚发外生型”，这一类型是指现代化起步较晚，主要由外来文明因素的渗透而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如中国、日本、俄国就属于这一类型。这种类型的国家往往采取自上而下的推进过程，通常以改革的方式来面对国家外部的文化制度、观念、规则的巨大冲突。在外来暴力的入侵与高水平的经济技术水平面前，这些国家又形成强烈对抗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情感，他们主要靠国家政府的强力来推动经济发展，总的来说，他们属于国际产业转移的受益者，其国内要素资源禀赋是靠外部的强力来发掘而凸现其比较优势的；第三类是“后发内生型”，这种类型的国家现代化发展较迟，是未受外部因素影响而自发走向现代化道路的，他们远离国际产业转移，但是现代化的步伐较慢。前两种模式在现代化实践过程中是主要类型，说明了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难免不受国际产业转移的影响。这几种国家类型验证了国际产业转移存在刚性，但可以通过制度变迁(内生制度和外生制度)、政策来培育环境，促进产业转移以利于本国更好的发展。

三、突破国际产业转移障碍，积极承接国际产业转移

在新要素禀赋论及其面临国际产业转移新形势下，国际产业转移承接国企业与政府如何降低产业转移刚性，突破国际产业障碍，积极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也就是说，如何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吸引或者诱导对本国发展极其有利的产业转移或者发展。

(一)要为新旧要素产业的转移培育合适的制度，这需要企业和政府乃至个人的共同努力 最基本的一点是各种生产要素和产品的价格基本上由市场的供给和需求决定，能够比较好地反映各种要素的相对稀缺性。政府要进一步推动市场化进程，培育合适的制度支持新要素产业的形成和为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创造良好的环境。企业要依市场需求行事，根据市场供求调整企业规划和产业方向。这是为突破国际产业转移刚性，顺利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所应具备的最基本的要求。

(二)国际市场容量限制下，对招商引资的国际竞争不断加剧，国际产业转移要“承接”有方 在所有发展中国家都按照要素禀赋比较优势接受国际产业转移发展以后，当代世界市场的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供求会明显失衡，故承接与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不能局限于一个行业，应着力发展一类产业，尽力避开各自国家生产产品的雷同，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生产同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有市场需求的不同产品。这里由要素禀赋决定的比较优势的形成，可能存在很多的偶然因素，如历史上的分工因素、资源因素、地理因素和气候因素等等。

(三)生产要素质量差异的刚要求进行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进行人力资本的投资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对劳动力进行职业技能培训，不管会对经济产生“溢出效应”或者“内生效应”，都有助于消除生产要素质量差异引起的国际产业转移刚性。

(四)产业集聚特性要求通过培育融入全球化供应链中的产业集群来吸纳国际投资，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在这一点上，迈克尔・波特给了我们启示。他认为，在地理区域中，对外导向的产业簇群是引导该地长期经济成长与繁荣的主要来源。这类产业簇群的成长远超过本地市场的规模，也会吸引生产力比较低的企业和产业的分工。产业簇群的形成是产业集群的基础。而要培育融入全球化供应链中的产业集群，必须建立钻石般坚固的国家竞争优势体系。这种钻石体系包括生产要素条件，需求条件，支援产业与相关产业，企业战略、结构与竞争状态。在组成钻石体系的各领域中，国家可据以建立其产业，并加以经营以形成自己的国家竞争优势。

三、结 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