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经济学论文范文
时间：2023-10-07 00:19:16
行为经济学论文篇1
关键词：自然垄断需求价格弹性效率特许经营投标制
一、引言
2001年1月4日，铁道部作为一个行业的管理者公布2001年春运火车票票价上浮方案：节前，广州、上海、北京站始发的部分列车，节后上海、郑州、成都、南昌站始发的部分列车，以及其他地区的少量运力紧张的列车、新型空调车票价上浮20%，其他列车上浮30%，儿童、学生、现役军人、革命伤残军人票价不上浮。[1]
在经济领域日渐开放的背景下，眼下还在实行资源和价格垄断的行业已经是屈指可数了。但就是这么几个屈指可数的行业，每次政策调整，都是一石激起千层浪。龙年末的机票飙升议论声刚过，春运期间火车票涨价一事又是引来众人评说。现在，让我们从经济学角度来分析一下“铁老大”的涨价行为。
二、“铁老大”自然垄断及经营缺陷
根据美国经济学家哈尔·瓦里安的定义，“垄断”一词的原意是“排他性销售的权利”[2]。现在它已被用来描述一个厂商或几个厂商在一给定市场上对某一产品具有排他性的控制。这里，采用鲍莫尔的成本次加性（Subadditivity）定义“自然垄断”(Baumol,Panzar,andWillig,1982)。“成本次加性”是指这样一种情况：对某个既定产量，由一家企业进行生产的成本要小于由两家或两家以上的企业进行生产的成本。如果成本次加性成立，则该产业是一个自然垄断产业。这时，一家企业的生产可能处于规模经济阶段，也可能处于规模不经济阶段。
“铁老大”就是个典型的自然垄断企业。它的固定资产使用寿命长，且很难转用于其他用途，具有很大的沉淀性。这种经济特征使得在同一地区重复设置铁轨展开竞争的做法非常不经济。因此，铁路行业的基本特征是区域型自然垄断。更确切的讲，它属于那种有进入障碍的自然垄断，因为大量沉淀的固定成本已构成了很高的进入壁垒。
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际上讲，中国的“铁老大”作为一个自然垄断部门，都有以下几点缺陷。[3]
1、管理松懈
每一个厂商都想使其成本最小，而且任何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厂商（不论是竞争行业或是垄断行业），都会在其成本尽可能低的情况下，获取尽可能高的利润。然而，现实中，中国的“铁老大”不必经过激烈竞争就能赚很多钱，它缺乏尽可能降低成本的动力，进而表现为低效率，这被称为管理松懈。
根据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日前[4]在北京、武汉，西安三城市900位常驻居民进行的问卷抽样调查来看，群众普遍表示：尽管近年来铁路部门服务质量有了明显提高，但铁路部门管理松懈问题依然很严重——29.3%的人认为购票难，36.3%的人认为铁路设施落后，服务不尽如人意，27.3%的人认为某些路线乘车环境差强人意……
自古以来，“门难进，事难办，脸难看”是政府部门的一大特征，“铁老大”也没能避免，面对即将入世的形势，可以预计管理松懈这一“硬伤”，可能将会是“铁老大”最为头痛的问题之一。
2、不大关心研究与开发
“铁老大”是一个国有企业，享有政府的补贴。就算其不进行体制改革、降低成本的努力，也不会有明显的损失。换言之，它常常缺乏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动力和压力。除非出现以下二种情况之一：一是公路，航空等的竞争迫使火车行业做出反应；二是“铁老大”的行为极大的损害了大多数人的利益，使整体福利这块蛋糕变小，影响了我国的经济发展，周围压力使其改革创新成为必然。在中国，人口众多是一大特征，而且目前的公路、航空网还远没有铁路网那样发达，所以情况一在短期内难以达到。
3、人为夸大价格，提供的服务量受限制。
在自然垄断的情况下，成本递减的技术特点排除了完全竞争。对“铁老大”来说，平均成本是递减的，而边际成本又低于平均成本。于是，当价格等于边际成本时，价格就会低于平均成本，而这样“铁老大”就会蒙受亏损，利润成为负数。如图1所示：
图中阴影即为损失。所以“铁老大”不会在价格等于边际成本的那一点上生产，而是会按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的原则，在Pm价格下提供Qm量的服务。这已然造成了全民福利的损失。因为QC才是社会有效率的产量，Qm<QC,在Qm的产量上，对消费者的价值大于铁路部门提供服务的边际成本，增加服务量将增加总剩余。
从理论上讲，对于这样的自然垄断，政府应按边际成本定价原则（marginalcostpricing）或平均成本定价原则(averagecostpricing)实施价格管制，并适当的给予其补贴，以减少自然垄断造成的全民福利损失。然而就价格管制而言，在未涨价前，火车票价格基本上是未加修订的根据我国铁道部部门提供的成本数据确定的。显然，这种价格制定方式使得不存在竞争压力的铁路部门，很容易将自身低效率经营的高额成本或为获取垄断租金（Monopolyrent）人为夸大的那部分成本计入车票价格，从而导致车票价格以较大的幅度超过了正常的成本。正如《经济学的世界》一书中描述的，这造成了生产无效率（productioninefficiency）和资源的错误配置（resourcemisallocation）。另一方面，如果政府想通过补贴来降低价格，使得社会稳定（实际上也一直如此），那么主要途径只有税收。而税负的增加又明显地会导致其他经济成本，使得社会福利减少。
综合起来，在“春运”涨价之前，“铁老大”的垄断地位和缺乏竞争的状况，已经使消费者处于一种不利的境地，同时也造成了一部分的无谓损失。
三、“铁老大”涨价行为分析
铁道部作为一个行业的管理者利用自身行业垄断的优势提升车票价格的行为，不是按照市场规律来操作的，不属于市场行为。本来在运力供不应求的情况下，铁路车票涨价本无可厚非，但票价只涨不跌自然不合理。另外，春运涨价本身就不合法，因为属于公共服务的铁路调价，应按《价格法》举行听证会，征求消费者、经营者和有关方面的意见，论证其必要性和可行性。如果涨价是按市场规律操作，那么面对正月初一、初二的一些空荡荡的列车，“铁老大”没理由不降价。
根据垄断的边际收益与价格之间的关系来分析（孙亚峰，1998），有图2
其中，假设需求曲线AB为线性，AC为边际收益曲线。AC在AB之下，所以图2反映的是一个垄断行业，也就是上文分析的铁路行业。设价格为P时，需求价格弹性为Ed：
根据各线段所代表的经济含义，OP=P，FQ=MR：
换言之，当弹性有区别时，“铁老大”可以在丝毫不作任何改进的情况下，在需求弹性比较小的市场（A）索要比较高的价格，以增加其垄断利润（此时的价格称为“差别价格”）。
在春节这一特定期间，会有大量流动人口涌向各类运输中心。此时，回家感受亲情的收益会非常大。一般来说，安全，迅速而又较便宜的仍属火车。所以，春节时期，中国大量流动人口乘坐火车的需求弹性很小，可以说具有刚性，且需求量非常大，符合A市场特征。
在未调价前，铁道部这一国有企业作为垄断部门，通过垄断价格已经增加了它的生产者剩余，且同时也造成了很大的无谓损失。为了简化分析，假设MC为一常数，如图（3）SNBCM为损失的消费者剩余，SMAN为无谓损失，垄断部门利润增加。
图3垄断的无效率
在中国，春节期间，学生客流、民工客流、职工探亲等几股客流完全交织在一起，形成了持续不断的客流高峰，且它的需求弹性很小。“铁老大”应用“差别价格”将因其自身低效率经营的高额成本得来的原票价再次上涨，使广大旅客的境况更为不利——
上图（3）因此发生变化。需求曲线DD向右上方移动且变陡峭。此处，以J点为轴，向右上方移动需求曲线。设它与价格轴相交于E点。这样就可以得到一个最基本的模型。又因为：垄断行业在需求曲线是直线的情况下，MR曲线的斜率总是需求曲线的斜率的2倍。所以，可画出涨价后的边际收益曲线MR2。边际成本曲线MC相对于需求曲线DD变化不明显，此处令其不变。面对类似A市场的现状，“铁老大”将原本就不合理的票价上调：价格由P1涨到P2，需求曲线由D1变为D2。为简化分析令供应量Q不变，则变化如下图4所示：
由于弹性很小，火车票涨价，并不能有效的达到预期的“削峰平谷”的效果，但却实在能使“铁老大”再狠赚一笔。消费者剩余的损失量又在原来的损失上增加了SABCD+SBCJ，无谓损失又增加了SBCJ。其中，面积为FGCD的消费者损失，并不构成整个社会的损失，它只不过是种收入转移。但是它助长了铁路行业维持低效率经营现状并获取超额利润的欲望，不利于中国的经济发展。而增加的BCJ部分的无谓损失，却实在是整个社会的福利损失。另外，垄断造成所得配置不均及资源运用低效率（x-inefficiency）。也就是说，“铁老大”通过“春运”涨价多获得的那部分收入，很大程度上难以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从旅客们的角度讲，他们接受高价票的选择是无奈的。从社会角度看，“铁老大”的这种不合法，貌似符合市场机制的行为，不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铁老大”的自身问题，而且给整个社会的福利造成损失，影响了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在车票上涨的同时，服务和管理并没有明显改善，其原因仍是缺乏压力与动力：“铁老大”本来就已将其自身低效率经营的高额成本或为获取垄断租金人为夸大的那部分成本计入车票价格，现在又涨价，使其转嫁了成本，获得了更高的垄断利润，更没有提高效率的动力了。
总之，春运涨价的行为：（1）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调整春运中客流，但不能有效的削峰平谷”；（2）使“铁老大”短期内又获得更多超额利润，却损害了大多数旅客的利益，使全民福利降低；（3）“涨价”无法促使“铁老大”摆脱其三个缺陷，且使其更满足于目前低效率的状况，减弱了改革创新的动力，使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受到阻碍。
四、政策建议
对于公益性、自然垄断性的国有企业，如铁路、电力等基础设施，必须兼顾其社会目标，而非单纯盈利目标。“涨价”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且有可能加重社会不稳定因素。
在这方面，香港对公用事业的管理可资借鉴。香港公用事业的体制有三种基本形式：1）政府直接控制和经营的公用事业。2）政府管制下的私人特许经营公司，它需要经过投标才能获得政府的特许经营。政府对特许公用事业的管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规定企业必须达到的服务标准；二是管理批准企业服务价格。3）不受政府管制，由私商经营的公用事业，主要是燃气供应与集装箱码头。在香港公用事业的三种体制中，占主体的体制是政府管制下的私人特许经营。
综合前文分析和我国的经济现状，在此提出以下建议供政府有关部门参考：
（1）实行特许经营投标制，建立内部竞争性机制。
从逻辑上讲，对垄断行业实行价格管制、补贴等手段，使其得以按边际成本定价（marginalcostpricing），可以提高各项资源的配置效率。然而在我国，由于信息不对称广泛存在，而且铁路部门又严重缺乏提高效率的激励机制，所以此种方法不一定总能达到帕累托改进的目的。
实行特许经营投标制（Franchisebidding）（Demsetz,1968），由政府通过拍卖的形式，让多家企业竞争一个或数个地区某一时期（几年）的经营权，由提供最低报价的那家企业取得经营特许权。显然，这种方法既可以避免由价格管制引出的诸多弊端，又可以以此建立激励机制，有效而经济的约束铁路垄断行为，从而，车票价格也可以降至有效率的平均成本水平，最终实现帕累托改进。
这一建议有其可行性。第一，投标的企业仅有经营权，不存在资产转让问题。第二，特许合同的款项较简单，包括1、铁路设备的维护，2、企业服务价格，3、企业必须达到的服务标准。这样，政府监督、管理较为方便，且可以保证固定资产的保值和增值。
（2）发展公路，航空运输系统，引入外部竞争机制。
大力发展公路、航空系统，使之降低成本，分流旅客。既可缓解各站点的旅客流量，又可以给整个铁路行业以压力，提高整体效率。
结束语：春运涨价，没能使“铁老大”的旅客分流多少，却使其在未改变自身低效率经营的高额成本下又获得更高的超额利润，客观上再一次降低了其改革创新的动力，降低了全民福利，阻碍了中国经济快速发展。
以上分析是立足于中国，对拥有自然垄断的地位的“铁老大”春运涨价行为的分析。仅分析了短期的情况，对长期没有涉及。本文否定现有的涨价行为，提出新的解决方法，亦旨在引起更多人的思索与探求。
参考资料：
哈尔·瓦里安（美），1997，《微观经济学》（高级教程），经济科学出版社。
斯蒂格勒茨（美），1997，《经济学》，中译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姜广东，孙亚峰主编，1998，《现代西方经济学原理》，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张帆，1993，《对自然垄断的管制》，商务印书馆。
李梦梅等，2000，《区域经济前沿》，经济管理出版社。
罗杰·弗朗茨（美），1993，《X效率：理论、论据和应用》，上海译文出版社。
周弘，1998，《福利的解析—来自欧美的启示》，上海远东出版社。
Baumol,W.j.,Panzar,J.C.,andWillig,R.D.,1982:ContestableMarketsandTheoryofIndustrialStructure,NewYork:HarcoutBraceJovanovich,Ltd.
Demsetz,H.,1968，“WhyRegulateUtilities?”JournalofLawandEconomics11:55-65
[1]以上数据参见南方网（2001年3月13日）。
[2]哈尔·瓦里安（美），1997，《微观经济学》（高级教程），经济科学出版社，第248页。
[3]有关垄断的缺陷，这方面研究很多，本文仅就中国铁路行业目前所表现出的明显缺陷作一分析。
行为经济学论文篇2
加强经济学专业本科教学中的经济学文献阅读，在改进教学方法和提高教学质量方面，具有三个非常重要的功能：
第一，通过经济学文献的阅读，培养学生学习经济学理论的兴趣，从而更好地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经济学的文献中，有相当一部分文献是用有趣的经济活动故事和浅显活泼的语言，通俗易懂地讲述经济学理论，深入浅出地分析经济活动主体的各种行为及市场有效运行的经济机制。例如，经济学家伦纳德•里德撰写的《铅笔的故事》，从制作一支铅笔需要的各种原材料（木材、石墨、油漆、铁皮、橡胶等）的来源，娓娓道来，讲述了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厂商如何把分散在世界各地不同的人所生产的产品（制造铅笔的各种材料）从市场购买来，然后在工厂进行资源配置，生产出各种铅笔，再通过市场把铅笔卖给世界各地的消费者以满足他们的需求。铅笔的故事很好地向刚入门的经济学初学者，说明了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即市场在经济活动及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加强这一类经济学文献的阅读，可以使学生更好地了解经济学的学科性质、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进一步培养学生学习经济学的兴趣，使学生能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经济学理论。
第二，通过经济学文献的阅读，能让学生更好地了解经济学的思想演化脉络和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前沿，使学生在学习中更好地拓展视野、增长知识。作为一门社会科学，也是人类文明的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学的教学本身也应承担起人类文明传承的重任。经济学研究的各个领域，每年都有大量的文献综述和述评一类的经济学文献，例如涉及经济增长、经济制度、国际贸易等大量的标题为Survey或Review文献。这些文献大多是在某一经济学研究领域中有影响的经济学家撰写的，其共同点在于系统梳理了经济学各个研究领域的思想发展脉络、近期或目前研究的重点问题及新的研究前沿和新的研究进展，同时也会指出各个研究领域中遇到的研究难题和局限，指出本研究领域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及可能的重点突破领域。加强这一类经济学文献的阅读，有助于学生进行经济学理论的系统学习，扩大学生的知识面，拓展学生的学习视野，引导学生去追踪学术研究的前沿，为本科生今后深造，特别是研究生的学习阶段打下比较宽阔和坚实的经济学理论基础。
第三，通过经济学文献的阅读，能让学生更好地掌握运用经济学理论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培养学生学以致用的能力。经济学是一门“经世济民”的学科，学习经济学不仅是为了认识世界，更重要的是要去改造世界。经济学的研究有纯理论导向的学术研究，也有大量经济问题导向的学术研究和政策咨询研究，而且后者的研究事实上占了经济学研究的绝大部分。以经济问题为导向研究的经济学文献，一方面运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发现、分析和解决现实经济生活中的经济运行问题，大到宏观经济的一国经济运行，小到微观经济的厂商和消费者的行为，剖析了经济问题产生的原因，指出了解决经济问题的指导思想，提出了各种对策或建议，显示了经济理论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用武之地”。另一方面，以经济问题导向研究的经济学文献，在发现、分析和解决经济问题的同时，也可以修正完善原有的经济理论自身的局限，甚至通过拓展经济理论的应用范围来发展出新的经济理论，实现经济研究的理论创新。加强对这一类经济学文献的阅读，能让学生更好地体会到“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鼓励学生更好地掌握如何运用所学的经济学理论和方法来改造世界和从事经济学研究的理论创新。
行为经济学论文篇3
一、制度主义的兴起及流派划分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后，西方经济学在经济理论上陷入持久的危机，自19世纪70年代兴起后一直占统治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自发平衡的市场理论与经济现实严重脱节，正统经济学日益丧失解释力。造成这种脱节的主要原因来自于新古典经济学的两大缺陷，一是孤立的个人主义假设，一是完美的市场假设。在这样的假设之下，新古典经济学运用逻辑演绎的方法对有机的经济过程加以处理，随机和偶然因素被排除在分析体系之外，使得经济理论发展为一门类似于数学、物理学的学科。凯恩斯主义革命引入了一定的不确定性思想，然而其后的新古典综合派通过形式化处理凯恩斯的宏观分析方法，综合了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主义思想，却丢弃了凯恩斯关于风险、不确定性与预期等革命性的思想。并且，新古典综合的这种理论范式在后来很长时间里都作为经济学的主流得以保持与巩固，使得整个经济理论的根基并未有根本性的触动。（注：参阅贝尔和克里斯托尔主编《经济理论的危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制度经济学就是在批判传统经济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创始人凡勃仑综合了达尔文进化论、德国历史学派、美国早期实用主义的分析方法，对资本主义的历史与现实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从经济学、人类学、文化学、生物学等多种视角漫谈经济和社会问题，将经济分析的核心转向制度，形成了研究经济问题的制度主义方法。20世纪初，凡勃仑的制度分析曾在美国学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与争论。凡勃仑所开创的制度分析学派，在康芒斯那里得到进一步发展与光大。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制度经济学成为美国经济学界的一大学派，不仅成为经济学界的主要力量，也对政府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经济思想史上这一时期发生的这一事件被称为“制度主义运动”。
20世纪40年代，由于凯恩斯主义的兴起，制度学派及其他一些非主流学派被忽视，直到60年代，制度主义重新兴起。这一时期，出现了两个“新”制度经济学，分别是以加尔布雷斯、缪 尔 达 尔 等 经 济 学 家 为 代 表 的“neo-institutional ec onomics”，及以科斯、诺斯等为代表的“new-institutional ec conomics”。为了区分这两支制度学派，国内一般将以加尔布雷斯等人为代表的制度学派称之为后制度经济学，而将以科斯等为代表的制度学派称为新制度经济学。也有学者提出新的分法，即根据其理论关联，将前者称为“新制度经济学”，而将后者称之为“新古典制度经济学”（注：参阅张林《两种新制度经济学：语义区分与理论渊源》，《经济学家》2001年第5期.）。考虑到新制度经济学的称谓已为大多数人所习惯，本文仍采用前一种分法，将这两支制度学派分别称为“后制度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
后制度经济学派较多地继承了早期制度学派传统。这一学派中的经济学家大多数都受过主流经济学的熏陶，但随着深入接触大量现实，对主流经济学的假设前提、研究方法产生不满，从而转向制度主义分析。最典型的是缪尔达尔，根据其学术信仰由新古典主义向制度主义的转变，有“老缪尔达尔”和“新缪尔达尔”之分。他们认为，正统经济学狭隘的方法论使得经济学变成了供经济学家玩乐的枯燥无味的游戏；毫不客气地批评正统经济学“缺乏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断定它是失败的，并且“在方法论的门堂的台阶上，这种失败就已经开始了”(may,sellers,1988)。
新制度经济学则属于新自由主义思想中的一支，与早期的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联系相对较少。新制度经济学同样把新古典经济学忽视的制度作为研究对象。在他们看来，最重要的且长期被新古典主义忽视的现实，就是交易成本的存在和制度的重要性，而忽视这些现实前提的经济学是没有生命力的。新制度经济学的开创者科斯尖锐地指出，新古典经济学不过是一堆工具，研究的是“没有躯体的血液循环”。他更在获诺贝尔奖时所作的演讲中对新古典主义作了这样的评价：亚当•斯密以后的经济学家主要致力于把那只“看不见的手”模型化，被研究的东西是经济学家心目中的、而不是现实中的体系。科斯称之为“黑板经济学”。
早期制度经济学、后制度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都是作为新古典主义的对立面而出现，三种形态的制度经济学从不同的角度与层面对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范式进行了批判，都是以制度为研究对象，从对制度的剖析出发，建立自己的学说，但研究制度的视角和方法又各不相同，各有理论特色，具有较强的可比性。其中，早期制度学派和后制度学派理论存在较多的理论传承性，而新制度经济学和前两者的差异较大，本文将先对早期制度经济学和后制度经济学进行比较，在此基础上，再比较前两者与新制度经济学的异同。
二、早期制度经济学和后制度经济学的比较
后制度经济学派与早期制度经济学具有一定的理论传承关系，理论上共同的特征较为突出。可以将两者共同的特征归纳为以下六个方面。
(1)文化与整体的观点。早期制度经济学将经济视为文化整体中的一部分，从整体上考察经济的进化。认为社会是以制度、习惯、态度和价值观组成的动态的有机复合体，因而必须以尽可能综合的方式来进行评价和调整。在制度分析中，着重考察家庭、国家、法律、文化、政治等制度安排作为一个整体的性质、演化及其对经济的影响。制度经济学发展到后制度经济学以后，其核心依然是从整体的演进的角度，通过分析制度，并将制度作为一个变量处理，从而理解和把握人类行为并据此提出政策性建议。加尔布雷斯明确地表达了其整体主义的观点：“经济学就像解剖学那样，一个整体远远不止是各个部分的总和。当各个部分相辅相成，或相互抵触，或者是由于彼此共同存在而形象有所改变时，情况就肯定是这样。”（注：加尔布雷斯《经济学和公共目标》，商务印书馆，1983，第3页.）
(2)过程与演化的观点。早期制度经济学从进化、演变的角度看待制度整体。早期制度经济学派代表人物之一凡勃仑最早提出了演化经济学这一术语，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制度学派。这一思想后来又为后制度学派所继承和发展。因此，无论早期制度经济学或后制度经济学派都深受达尔文进化论思想的影响，把演化看作是理解资本主义经济、技术和制度变化的基本方法，认为经济学应该抓住演化这个核心主题，而不是遵循新古典主义经济学静态和均衡的思想。在演变的制度理念中，不存在事物发展的“正常”与“非正常”状态之分，一切都被认为是自然发生的，不存在什么“干扰因素”，出现任何结果都是以往的原因次序展开的结果，并以此为基础来分析和理解制度的形成与演变。受实用主义哲学思想的影响，他们认为，在这样一个被技术、人口增长和社会变化所主宰的世界里，社会进步的方向不是向任何最终的或者是预先确定的社会和文化安排的方向发展。这种信念强调，虽然个人行为是有目的的，但由于不确定性和新奇事件的存在，社会经济发展不是以目的论方式展开的过程，演化过程没有必要趋于有效率的和最优的结果。
(3)更为注重权力而不是价格。在经济系统中，什么是最关键的因素？正统经济学认为是价格。早期制度主义和后制度主义者并不否定价格在经济系统中发挥的普遍而又重要的作用，但不认为价格是最重要的甚至是惟一的因素。他们认为，由制度所决定的权力结构才是决定资源配置的最基础因素。他们指出单纯寻求稳定均衡的技术条件与最优化，会模糊经济的基本权力与选择方面的特征。在现实世界，应当关注的不是如何从机会集之中进行选择，而是关注机会集是如何形成的。就是说，均衡与最优化问题只有在制度背景中才有意义，只有通过制度调整才能得到解决。
(4)实用主义取向。实用主义是早期制度经济学与后制度经济学的共同哲学基础，两者的制度理论中都具有明显的实用主义色彩，即认为人的理性可以对制度进行有目的的介入，人类可以按照自己的偏好来改变社会制度。凡勃仑将制度定义为一种流行的思维习惯，而习惯是滞后的，技术则是前向的。两者之间存在的矛盾为人的介入提供了逻辑前提。从而，尽管凡勃仑并投有直接表明对制度进行理性设计的观点，但由其二分法方法论为人类对制度的理性干预提供了逻辑基础。后制度经济学的实用主义色彩应该比早期制度经济学更为浓厚一些。后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更密切地与公共政策联系在一起，将制度安排作为可选择的变量，以解决现实问题，实现公共目标为目标。我们将在后面早期制度经济学与后制度经济学的区别中更多地述及这一问题。
(5)集体主义方法论。按照传统经济学的观念，经济学研究的是个人在稀缺资源面前如何进行选择，以最大化地满足自己的欲望。早期制度经济学和后制度经济学者并不否认个人的选择，但认为这种选择不是孤立的，而是在文化框架内进行的选择。经济学研究的就是这个文化框架。他们将经济系统看作是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经济系统的性质由它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决定。
(6)超越“效率”观点，关注人类价值。早期制度经济学和后制度经济学理论都关注超越市场价格的价值概念，对所谓全人类更高利益的社会规定进行研究。他们认为，价值是一种由个人或制度作出的判断。价值在这里回答的是规范研究中“应该是什么”的问题。即应用所选定的规范或标准来确定某类行为或客观状态是否是理想的。什么样的制度变迁才是有利的？他们在这个问题上使用的不是效率标准，而是“社会价值”理论：制度的调整要符合作为整体的社会的利益。他们还认为真正的价值判断标准是“满足人类高质量的生活”，即经济价值只是各种社会价值的一种，还应考虑除此以外的社会价值，加尔布雷思称为“文化的价值”。价值判断标准是制度经济学和正统经济学长期争论的焦点之一，由于哲学基础和方法论的本质差别，双方在这一争论中是不能指望能有什么妥协的。
后制度经济学并不只是对早期制度学派思想的重复，而是有自己的特色与发展。两者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区别，可以从三个主要方面来分析。
(1)哲学基础上的区别。早期制度经济学和后制度经济学均以实用主义为哲学基础，这是他们存在一些理论共同性的思想根源。差异在于，早期制度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是皮尔士和詹姆士等人的较早期的实用主义；而后制度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是杜威的实用主义。同时，早期制度经济学和后制度经济学都深受进化论、历史学派以及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因此在他们的理论中可见到深刻的演进观、整体主义的特征。但是对前者，我们看到更多的还是德国、英国新历史学派、达尔文进化论、心理因素决定论。而后者已经明显地采用演进观、整体主义、集体主义、人类学等方法论，对经济行为和制度进行结构的、历史的和社会文化的分析，甚至包括阶级分析。
(2)后制度经济学具有更明显的工具理性主义取向。后制度经济学主要继承了康芒斯的思想传统。强调市场作用的不完全性、更明确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作用以及切实广泛的政策主张都是后制度经济学的特点。后制度经济学家的著作多与公共目标、公共政策相关，如加尔布雷斯的《经济学与公共目标》，丹尼尔•布罗姆利的《经济利益与经济制度——公共政策的理论基础》等。前者强调要关心“公共目标”，并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矛盾，探究了这种社会存在种种弊端的原因，建立了“二元结构”理论模式，并提出了社会改良的政策主张——建立“新社会主义”。后看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单纯以“效率”为制度批判标准的非效率性，指出所谓的“效率”只是在特定制度结构下的循环论证，制度应有助于实现更广泛的人类目标。他们的政策主张切中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脉搏”，可以说，这些政策主张是后制度经济学理论的精华部分之一。
(3)与新古典理论的不同关系。新古典理论建立在偏好、制度等参数给定的基础上，以价格机制为核心，以个人主义为方法论和以均衡分析为主要模式。早期制度经济学对这种理论范式进行了深入的批判，并建立了一套各方面都与新古典主义迥异的制度分析体系，与新古典的理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制度经济学虽然同样对新古典的理论进行了激烈的批判，揭示了市场作用的不完全性，强调通过政府政策、制度变革来调节经济、实现社会目标，但后制度经济学并未完全否定新古典的分析工具。事实上，后制度经济学仍运用了新古典的部分分析工具来进行公共政策分析。后制度经济学的理论，特别是公共政策理论，客观上形成了对新古典市场理论的补充，两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衔接。
三、新制度经济学与早期制度经济学、后制度经济学的比较
新制度经济学与早期制度经济学存在着一定的理论渊源。新制度经济学的某些理论灵感和基础概念直接或间接地来自于早期制度经济学，特别是康芒斯早期研究所有权与法律的经济学。例如康芒斯提出，财产真正的本来的意义不是指物质的东西，而是指使用和处理某物的绝对权利，财产总是与占有、保留、让与、取得和不受干涉的权利相联系的；并指出“交易”是经济分析的基础。可以看出，康芒斯的观点在后来的新制度经济学中基本得以保留。由此可见，新制度经济学派无论承认与否，其与早期制度经济学特别是康芒斯体系存在某种理论联系是可以肯定的。但新制度经济学与早期制度经济学和后制度经济学对制度及经济现实的认识以及分析方法存在本质差别，属于两套不同的理论体系。
（一）两种不同的制度分析法：二分法与交易成本法
早期制度经济学与后制度经济学从文化整体的角度看待经济与制度，认为经济是一个文化过程。而文化是一个整体范畴，表现为两个方面，即制度的方面与技术的方面，反映在哲学意义上就是仪式方面与工具方面。早期制度经济学就是从制度与技术、仪式与工具的二分法来看待、解释经济的发展的。任何经济系统或经济秩序都是由两类行为构成，一方面是技术特征的行为，即工具，人类的建设性本能是推动技术进步的主要因素；另一方面是仪式特征的行为，即制度。技术的特征是发展的，而仪式的特征是静态的，并且对变革产生抵触或者约束变革。凡勃仑将制度视为一种思维习惯，那么制度总是过去经验的产物，总是滞后于社会的发展，尤其是滞后于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技术发展的要求。二者之间构成了一对相抗衡的矛盾。社会和经济过程就始终处于两者的冲突之中。进步也就是技术行为对仪式行为的克服和替代。
任何制度都会产生一个在该制度下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因此制度是保守的。社会发展过程敢是技术不断克服制度阻力的过程，社会就是在这两股力量的冲突中向前发展。当制度结构中包含的有利于技术进步的因素更多时，社会进步也就更明显，反之则制约着经济的发展。凡勃仑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和它的经济体系就是由两种相抗衡的力量组成：一种是维护现存制度的既得利益集团，主要是不直接从事物质产品生产的工业巨头、商人和金融家；另一种是代表着技术进步要求的技术工人、工程师和普通大众。既得利益者不断强化有利于他们自己的社会规范，操纵制度对技术变化的反应，这是资本主义一切社会和经济问题的根源。
对制度运行的成本的考察可以说是新制度经济学与其他制度学派的分野所在。几乎全部新制度经济理论研究的落脚点都建立在“交易成本”这个概念之上。交易费用的提出改变了新古典经济学把企业视为生产函数、市场交易瞬间完成以及交易费用为零的状况，使经济学家重新思考企业存在的原因、不同的公司组织形式和契约形式的变化等现实问题。新制度经济学的中心论题是：只要存在交易成本，产权结构就对生产绩效产生影响。从科斯开始的产权分析的主旨，就在于从理论上解释在社会经济活动中人们降低交易费用的努力所导致的组织规模的决定、市场与科层的选择，以及社会制度的演进与变迁的内在机理。
所以，如果说在传统制度经济学视野中的是一个演化着的制度整体的话，那么新制度经济学着重的则是在交易费用基础上的不同制度形态的绩效与选择。交易成本的存在导致了不同制度形态的存在，多种形态的制度的存在正是节约交易成本的努力所导致的结果。在交易成本存在的条件下，不同的产权结构会产生不同的效率，而对效率的追求会使得当事人选择交易成本最小的制度，从而会存在不同的制度形式。诺斯又将其更简洁地归纳为：制度是重要的。正是以交易成本为基础，形成了新的分析范式，使经济分析深入到具体的生产的制度结构，使得对制度选择、制度绩效的研究和比较成为可能。
（二）人的行为的决定：文化的视角与成本的视角
早期制度经济学、后制度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在制度分析视角上的分野，同样也反映在对人的行为的分析方面。凡勃仑对新古典主义以理性涵盖人类复杂的习惯活动的观点提出了批评。凡勃仑认为，经济系统中的个人是文化的产物，个人行为由社会环境和人的本能共同支配。人类的行动是他的遗传特性和过去经历的结果，行动不能被理解成效用与成本的计算，而应当从人的“本能”及所存在的环境重新去寻找决定行为的因素。因此，在经济行为的决定上，凡勃仑坚持从行为人所具有的遗传特征、个人环境等多方面进行分析，坚持认为正是多种因素决定了人们的经济行为。后制度经济学也基本继承了这种观点。
新制度学派也认识到新古典主义的“经济人”假设的不现实，因而力图采取与传统经济学完全理性人不同的假设。交易费用学派代表人物威廉姆斯在一系列市场和等级的研究中，所依赖的关于人的认知能力的前提则是西蒙所倡导的“有限理性”。威廉姆斯指出(1979)，人类理性受到信息传播效率和接受信息的能力等多种制约，只处于欲望的合理和有限制的条件之间，落在非合理的行为与超合理的计算行为之间的中间地带。从“无限理性”到“有限理性”，这应该说是新制度经济学对新古典假设的一种改进，但其实质是将这种认知的差异归结为新的成本——信息成本，即在新古典主义预算约束的基础上，增加信息约束。这样通过运用交易成本进行新的阐述，维护了新古典理性选择的内核。
（三）对市场作用的看法：两者的根本差异所在
有关市场的作用问题一直是早期制度经济学、后制度学派经济学家与以科斯、德姆塞茨等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经济学家的根本分歧所在。
康芒斯认为，市场秩序并非只是看不见的手的结果，也是集体行动实现从利益冲突中创造利益的相互关系的产物。康芒斯还认为，如果斯密认识到这一点，他一定会发现，不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引导个人的利己心在走向公共的福利，而是那看得见的普通法庭的手在采取当时和当地的良好习俗，使一些顽固不驯的个人必须遵守、符合休谟所谓的“公共效用”。
后制度经济学家布罗姆利在《经济利益与经济制度》一书中对市场、集体行为和强制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精辟的分析。通常的观点认为集体行动意味着强制，而市场中不存在强制。事实是市场和集体行动都同时限制和解放个人。市场通过预算限制个人选择，集体行动通过对个人选择集的规定限制个人选择。认为预算限制对个人选择范围的侵犯比对可接受的个体行为作出的某一集体决定对个人选择范围的侵犯为少，那是寻求不是区别的区别。例如富人拥有更多的选择，他们可以选择不向别人出卖自己的劳动，而穷人却不得不通过“非强制”的市场方式来交易自己的劳动。非强制的市场形式下隐藏着由经济制度决定的分配关系形成的预算制约，这种制约一点儿也不比集体行动的制约来得弱。所以，布罗姆利提出，市场表面的自由，或者是不存在强制，实际上通过进一步的审视，需要的条件比解决的问题还多。
新制度经济学的实质是通过交易成本概念的提出，得以将新古典的成本—收益分析方式统一到制度领域。这样，制度和商品一样，都是可在自发的市场交易中实现优化与均衡的。与新古典主义一样，在这个新的领域，市场作用仍然扮演着最核心的角色。新制度学派的理论如同新古典主义一样，只看到他们之间的一种交易或契约关系，而对其背后的强制关系视而不见。新制度经济学效率导向的制度理论未脱离“同义反复”的困境。无论是诱致性制度变迁的拉坦－速水模型，还是诺斯模型，均是试图将制度解释为经济收益驱动的、对市场过程中外生不均衡的反应。它们试图通过出现增加收入所得的机会或总体经济效率的提高来解释制度环境的变迁。然而，正如布罗姆利所批评的，“这些制度创新最致命的缺陷是它们没认识到不管怎样定义，效率总是倚赖于制度结构。是制度结构赋予成本和收益以意义并决定这些成本和收益的发生率。在寻求经济效益基础上提出的制度变迁模型是循环论证。制度安排决定了什么是效率，这就是产生这种循环论证的原因所在。”（注：布罗姆利《经济利益与经济制度——公共政策的理论基础》，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第40页.）由此可见，制度结构相对于市场是更根本的、更为基础的。经济学研究的也就不仅是由这些基础决定的交换过程，而且也是这些基础本身。
（四）方法论的区别：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
新制度学派同另外两个制度学派的不同还可以从方法论的角度讨论。对人类行为的分析有两种基本的方法论，即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一般而论，个人主义方法论是通过对个体现象和过程的研究来认识一般，方法论的集体主义则是通过对群体现象或过程的研究来认识世界。直接源于斯密、马歇尔的个人主义方法论贯穿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其特征是强调个体的独立存在意义和利益特征，承认利己主义，主张通过个人之间的安排来解决问题，强调个体面对外部约束条件作出反应，忽视人和制度的相互关联和影响机制。早期制度主义和后制度主义的一个鲜明特征是以集体主义方法论为基础。他们认为，处于孤立状态的个人是根本不存在的。相反，恰恰是“社会”使个人行为得以形成，人是一种社会存在，他所作出的选择，不仅以内在的效用函数为基础，更重要的还要受下列因素的影响：社会经验、人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演进的学习过程等。理性决策的个人并不能独立于独特的文化整体而存在，这决不是说个人没有理性，而是要承认文化对个人的影响以及个人作为文化整体的一部分。并且，个人行为之和不等于集体行为。他们认为，社会不是、也不应理解成为个人行为的简单之和，尤其是其目标的形成与变化（hodgson,1988;miller,1989；张宇燕，1994）。制度和社会作为一个文化整体有自身的运动特点，不能分解为个人行为之和。所以说，通过对制度的考察和描述，才能最好地理解个人的经济行为以及个人如此行为的信念。
新制度学派也意识到个人主义方法论的局限性，从而也具有某些集体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尤其见于新经济史理论中，特别是诺斯对意识形态的分析带有集体主义的色彩。但是，归根结底，无论是新经济史学、产权理论、交易费用理论或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其他理论，个人作为原子式的财富最大化主体，始终是分析的基础。新制度经济学在方法论上相对于新古典经济学，并没有太大的创新，仍是个人主义的。
四、各自的影响与局限
早期制度经济学、后制度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都是在批判新古典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早期制度经济学揭示了传统经济学的静态、狭隘与脱离现实的特征，具有深刻的批判性，并从整体、系统的视角进行制度分析，抓住了制度“演化”的本质，取得了丰富的思想与理论成果。在方法论上，早期制度主义者坚持集体主义方法论，指出新古典主义仅对经济个体的行为作分析并进行简单加总，而完全没有考虑制度等方面的作用，这一方法论是脱离现实的。所以，早期制度学派所提出的集体主义方法论的意义是不容忽视的。然而早期制度主义所蕴涵的作为整体的制度演化思想难以数量化，更难以建立模型，使得该学派的理论一直停留在主流的分析视野之外。
后制度经济学继承了早期制度经济学的主要思想，将经济学看作是一种服务于人类的功能性科学，并将制度研究与政府政策密切联系起来，体现了更为明显的工具理性主义色彩。后制度学派提出，制度安排和其他政策一样，可作为实现社会目标的选择变量来考虑。可以说后制度经济学比早期制度经济学更旗帜鲜明地坚持规范分析，坚持自己的价值观点。这一观点在后制度经济学家布罗姆利的一段话中得到清晰的表达：“一种经济体制不能简单地被看作为一台生产物品和服务的机器，因为如果这是千真万确的话，那么另一种具有更崇高的目标的经济体制将会把它抛弃。在这个后意识形态时代，唯一重要的任务是设计一种有序的关系，它构成了运行的经济体制。”（注：布罗姆利《经济利益与经济制度——公共政策的理论基础》中译本序，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第4页.）同时，后制度经济学也对流行的“效率”观进行了有力的驳斥，指出所谓的“效率”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同义反复和循环论证。这一观点也是极具启发性的。总体来说，后制度经济学的研究代表了一种与主流经济学包括新制度经济学截然不同的价值观，形成了与主流经济学的鲜明对照。
新制度经济学在原来新古典经济学的生产成本这一种约束条件的基础上，引入了另一种约束条件－交易成本。依托于交易成本概念，新制度经济学将主流经济学的“成本－收益”框架延续到制度领域，既具有制度主义的一定批判性，也为主流经济学所接纳，从而得到迅速发展并引人瞩目。在方法论上，新制度经济学基本上延续了个人主义方法论，它依旧承认经济行为人的个人特征，只不过，个体面临的环境约束发生了变化，即在原来收入约束的基础上增加了交易成本的约束，表现为从个体“无限理性”向“有限理性”的修正，增强了现实感。原有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在新制度经济学也得到了一般化的应用。例如，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选择模型仍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主要研究范式，即将当事人面对的复杂环境通过一些约束和假定来简化，井通过逻辑演绎来导出理论结论，这在契约经济学体现得尤为明显。不同的是新制度经济学在假设中引入了交易成本并将分析的范围拓展到了制度。不过，制度的形成与演变是一个复杂过程，这种符合“科学”的标准但却简单化的研究方法并不能有效地揭示经济活动复杂系统的本质，也难以深刻描述制度的动态演化。不少新制度经济学家，特别是新经济史学派意识到文化、观念、意识形态认识能力等非经济因素对制度形成和演变的影响，并在理论中给予了较多关注，但只是在新古典主义的构建了一些无法纳入新古典体系的概念范畴，没有将这些概念和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完全整合统一起来。相反地，早期制度经济学和后制度经济学在这些方面却很有说服力，能够对技术进步、文化和制度演进提供一致的理论说明。
由于这些缺陷的存在，新制度经济学虽然引人瞩目，但仍远不是一种成熟的经济理论。而早期制度经济学和后制度学派尽管远离主流化，但却提供了并一直提供着现代制度分析的思想与灵感，并且由他们引发的演进思想在近年不断发展，已为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所接受。
早期制度经济学、后制度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分别代表了三种制度观和三种研究思路与方法论。这几种制度观与方法论，各有其真理性与局限性，不能相互涵盖。制度是一个复杂系统，并不能用单单一种分析方法或是仅仅通过某一种视角了。也许，这正是几种不同的制度经济学共同存在的原因。目前，国内经济学界往往热衷于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与介绍，而对于早期制度经济学和后制度经济学，国内的研究却甚为冷清。事实上只有了解制度学派的全貌，并对它们进行比较和鉴别，才能更为深入地理解这门学科，才有可能形成较为客观的认识与判断。
【参考文献】
[1] 凡勃仑.有闲阶级论——关于制度的经济研究（中译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2] 康芒斯.制度经济学（中译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3] 科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中译本）[m].上海：上诲三联书店；1994.
[4] 布罗姆利.经济利益与经济制度——公共政策的理论基础[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5] 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译本）[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
[6] 盛洪.现代制度经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行为经济学论文篇4
1.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博士学位论文透视
2.经济学博士论文写作中的若干问题
3.留学生与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基于20世纪50年代的考察
4.中国本土经济学博士国际化的路径选择与策略
5.我国经济学学科国际发文状况与海外博士学位教师表现分析——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为重点的案例研究
6.近代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来自留学生博士论文的考察
7.我国资源产业经济学研究评析——基于CNKI资源产业经济博士论文的综合评价
8.经济学博士写歌咏叹人们共同的“大感情”
9.信贷宏观效益下降探因——经济学博士罗海钢访谈录
10.股份合作：农村改革的第二次飞跃─—农业经济学博士韩俊访谈录
11.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博士培养方案改革的思考
12.应用经济学专业博士培养模式改革探析
13.产业结构政策若干问题解析——辽宁大学研究生院院长、经济学博士、博士生导师唐晓华教授访谈录
14.药价虚高养活了谁——访经济学博士朱恒鹏
15.消费者维权新视点——经济学博士陈淮访谈录
16.樊纲博士谈过渡经济学的若干理论问题
17.经济学博士张旭谈大学生创业
18.一本有较高学术水准的经济学教科书———评张维迎博士新著《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
19.站在桥上看风景——经济学博士刘曼红谈风险投资
20.本土经济学博士的国际竞争力培养——以“亚南院”模式为例
21.民国女经济学博士张肖梅的外贸思想
22.从农民企业家到经济学博士
23.使实践成为理论指导下的科学实践——记我国培养的第一个经济学博士、海南省财政税务厅厅长刘桂苏
24.基于引文的经济学文献需求特征分析——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论文引文为例
25.中国第一个经济学博士曹远征 破解金融改革敏感话题
26.西南财经大学举行首届经济学博士学位授位典礼
27.《农业与工业化》:农机化理论宝库——“发展经济学”创始人张培刚博士论文初识
28.地产泡沫:何必都怨开发商?——复旦大学产业经济学博士宋忠敏答本刊问
29.从“资源诅咒”看湖北电力紧缺——访武汉大学经济学博士李高产
30.谷书堂教授主编的青年经济学博士研究丛书出版
31.国际经济学殿堂里的中国建筑师——记著名经济学家、哈佛经济学博士、清华大学教授王一江
32.经济师如何写论文 写作经济学博士论文需要激情、思辩和创新
33.经济学专家、本刊编委——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张建华
34.《经济学博士、硕士论文选》简讯
35.从入学考试透视经济学博士学位教育
36.基于共生理论的城乡统筹机理研究——访浙江工商大学教授、经济学博士郝云宏
37.2.3亿国资流失:经济学博士沦为金钱奴隶
38.新会计准则对上市公司利润调节和财务处理的影响分析——访北京国家会计学院教授、经济学博士陈敏
39.苏联1980年经济学博士学位中选人的论文篇目(续)
40.搞好资本运营与深化国企改革——经济学博士导师、山西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冯子标教授访谈录
41.博士研究生《高级计量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探索
42.经济学博士陶一桃说:工业设计是企业竞争的利器
43.“北京经济学博士论坛第6次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
44.经济学博士研究生指南
45.青年学者、经济学博士张玉清教授
46.关于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构想─—访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综合司副司长、经济学博士宋宁
47.走近“公共事业民营化”——记著名经济学家、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博士
48.不同凡响的“青年经济学博士研究丛书”
49.金融业存在的问题及改革的重点——访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
50.产业经济学研究的十一个误区(纲要)——兼谈博士学位论文选题
51.2009～2010药物经济学学科发展
52.经济统计学与计量经济学等相关学科的关系及发展前景
53.对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一些问题的看法
54.法经济学在立法中的应用审视——主流的经济分析法学之批判
55.发展经济学的重构——评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
56.演化经济学理论发展梳理∶方法论、微观、中观和宏观
57.互联网金融发展的经济学理论基础
58.马克思哲学革命与经济学革命的内在逻辑及其启示
59.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运用及经验
60.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意义
61.经济学研究方法演变
62.当法律经济学“遭遇”中国问题
63.论科斯经济学
64.行为法经济学与法律经济学:聚焦经济理性
65.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四大理论假设
66.超越增长: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如何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
67.基于期刊文献检索的国内资源经济学研究述评
68.我国国内对信息经济学的应用研究综述
69.德国历史学派再认识与中国经济学的自主创新
70.纳入公平偏好的经济学研究:理论与实证
71.改革开放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新
72.现代计量经济学模型体系解析
73.路径依赖经济学分析框架的演变——从新制度经济学到演化经济学
74.中国经济学应用研究的可信性分析
75.近代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来自留学生博士论文的考察
76.生态经济学与传统经济学差异辨析
77.基于调查问卷的国际经济学课程教学现状分析与对策——以东北财经大学为例
78.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发展轨迹
79.关于计量经济学课程教学内容的创新与思考
80.法经济学范式研究及其理论阐释
81.遮蔽与澄明:语言经济学的几个基本问题
82.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历史唯物主义
83.我国食品安全问题的管制经济学分析
84.中国经济学革命论
85.美国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及中美互联网金融的比较——基于网络经济学视角的研究与思考
86.慈善经济学研究进展
87.经济学视角下的行为与意义
88.罗纳德·科斯与新古典制度经济学
89.生态经济学：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和管理学
90.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关于经济学研究方法多元化问题的思考
91.论推进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的学术原则——主析“马学”、“西学”与“国学”之关系
92.宗教信仰选择 一个西方宗教经济学的文献梳理
93.交易费用经济学:过去、现在和未来——兼评威廉姆森《资本主义经济制度》
94.资源经济学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学术贡献与创新方向——纪念中国自然资源学会成立30周年
95.经济学的新分支:行为经济学研究综述
96.行为经济学基础及其理论贡献评述
97.基于Agent的计算经济学发展前沿:文献综述
98.新制度经济学的现状及其发展趋势
99.通过解决重大现实问题来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100.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101.农户市场行为研究述评——从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到新制度经济学的嬗变
102.经济学方法论研究三十年
103.西方经济学范式的转换和发展——从经济学方法论的视角分析
104.论流域环境经济学
105.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结合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106.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
107.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集中表现
108.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论创新探析——批判实在论视域中的异端经济学启示
109.论行为经济学的理论内核与其“支离破碎”的表象
110.科学与实证——一个基于“神经元经济学”的综述
111.经济学的“新框架”与“新供给”:创新中的重要联通和“集大成”境界追求
112.中国经济模式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113.计量经济学与实验经济学的若干新近发展及展望
114.主流经济学危机与中国经济学的话语权
115.法经济学:法学和经济学半个世纪的学科交叉和融合发展
116.现代经济学的西方化与中国经济学人的边缘化——经济学队伍中地区结构失衡的文化因素探析
117.基于课程群视角的应用型高校经济学教学改革
118.“老龄健康”的经济学研究
119.让·梯若尔对新规制经济学的贡献——2014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获奖成就评介
120.语言经济学:发展与回顾
121.低碳经济的政治经济学逻辑分析
122.循环经济学:学科特征与趋势展望
123.经济学与管理学区别和联系的再思考
124.政治经济学的复兴——西方“新政治经济学”的兴起、主题与意义
125.神经经济学:打开经济行为背后的“黑箱”
126.重新思考经济学与伦理学的联系
127.马克思经济学与资本主义
128.发展和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引领经济新常态
129.资本逻辑下的经济学与经济哲学
130.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科学标准的辨析
131.经济地理学与经济学关系的历史考察
132.行为经济学的方法论价值——基于行为金融学前沿理论的分析
133.艾司西酞普兰药物经济学研究综述
134.我国经济学研究的方法与取向——来自2012至2014年度1126篇论文的分析报告
行为经济学论文篇5
[论文摘要]广义发经济学是现展经济学的宏观拓展，它扩充了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仅包括发展中国家，也包括发达国家的发展问题：它扩大了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不仅研究一国或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更重要的是，将整个人类社会协调发展问题纳入研究范围，广义发展论的核心是“文化－制度－政策”模式，它描述了文化、制度和政策这三个因素是如何内生作用于经济发展过程的。
1 广义发展论的定义及其涵义
广义发展论是运用多学科分析方法，以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问题为研究对象的、广义的发展经济学，是相对于仅以发展中国家和经济问题为研究对象的狭义发展经济学而言的。广义发展论及其核心理论模型“文化一制度—政策模式”是第四阶段发展经济学的综合发展理论框架的雏形。
一般来说，人们将所有国家按照发展程度区分为发达和不发达国家、较发达和欠发达国家，考虑到持续变化的过程，将不发达和欠发达国家称为发展中国家，较发达和发达国家称为发达国家。与发展经济学一贯只将发展中国家作为其研究对象不同，广义发展论的研究范围包括不同发展程度的所有国家。之所以这样界定广义发展论的研究范围主要有两个原因：
(1)发展不只是工业化，不单是发展中国家的当务之急，发达国家也还有继续发展的问题。具体来说，发展中国家通常面临增长和发展的双重任务(其中的最不发达国家面临启动、增长和发展的三重任务)，而发达国家在实现了经济增长后，除了要解决经济增长中遗留的社会问题，还直接面临着如何继续发展的问题。因此，可以说，所有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发达与不发达只是相对而言，发展是人类社会共同的、永恒的主题。
(2)自发展经济学诞生以来，尽管许多发展经济学家企图找到适合于所有发展中国家的一般理论，但这些理论都无法概括不同类型的发展中国家的差异，迄今为止建立经济发展理论的努力尚未获得成功。在建立一般理论模式的条件还不成熟的情况下，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经济学放弃了对一般理论的探讨转向“类型学”研究，即由注重一般经济发展理论的研究转向强调对不同类型的发展中国家作分组或国别的研究，企图使发展经济学再具活力。国别研究虽然是一般经济发展理论赖以建立的基础，但以国情特殊而否定一般发展理论的存在也是不妥的。国别研究毕竟不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一般性理论，发展经济学始终未从总体上揭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更谈不上揭示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本质过程和一般规律，这不得不说是一个严重的缺陷。
因此，发展经济学的出路在于，一方面要做大量的国别研究，因为只有在对各种类型的发展中国家做了系统深入研究之后，才能从中提炼出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另一方面，要回归到发展经济学的主旨上来，要以探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本质过程和一般规律为己任。这样，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就必须包括所有的国家。
这个意义上是广义的。
2 广义发展论的理论结构
2.1 发展一般问题的提出及其界定
信息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带来了发展经济学的新发展。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加速全球化的进程，也加深了全球化的程度，即各国经济相互渗透的程度加深了，人们所关注的仅仅是各自国家的经济发展，更加关注世界经济总体发展状况。而现有的狭义发展经济学只是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缺乏对世界经济发展的一般性的研究，已经回答不了现实提出的新问题，因此，发展经济学必须开辟一个宏观的研究领域—广义发展论，专门研究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支配因素及其相互关系，使人们对经济发展过程的本质有个总的概念。
广义发展论将文化、制度和政策视为发展的内生因素。即在发展过程中，政策对发展起着最直接的作用，是发展的一个重要变量；然而，政策的制定是在特定的制度安排之下进行的，制度安排决定了政策偏好，最终决定了经济发展收益的归属，从而制度也是发展的一个重要变量；制度安排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文化则对特定的制度安排的形成和制度变迁起着推动作用，因而，文化是发展的又一重要变量。那么，可以把发展简单地表示为政策、制度和文化的函数：f《p，i，c)(其中，p代表政策，i代表制度，c代表文化)。
2.2文化因素内生化
本文提出“文化因素内生化”，认为文化是影响经济发展因素中产生最深刻的内生因素。美国文化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rose.b)认为，一定的文化(模式)，是一个民族(种族)在历史长河中逐步积淀而形成的，其形成过程可以归纳为：远古的生活环境所形成的行为偏好一长期的自然整合而形成的某种标准—标准逐渐被群体所认同一最终形成特定的文化。之所以说文化因素是影响经济发展的最深刻的内生因素，是因为文化模式具有持久性、隐蔽性和超越性，所谓持久性是指文化模式一经形成就具有很强的稳定性，除非当经济结构发生了剧烈的变革，文化模式才会出现明显的变化，但是文化模式中的一些“分子”仍然会长期保留下去，而形成特定的传统；所谓隐蔽性，是指文化是人类社会生活中最深厚的、渗透到大众生活中的无意识的层面，较之经济、政治结构具有更大的韧性，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经济行为；所谓超越性，是指文化是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层面，可以超越特定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主要在于以下方面：1、价值取向。它是大众所认同的价值观和道德伦理标准，它不仅改变个人的发展，而且改变整个民族的发展进程。一种文化的价值观是否鼓励获取财富的经济行为、对个人财富是否有制度性的保障和如何使用财富，更确切地说，是否把财富用于生产性的投资，都对经济发展起着抑制或促进作用；2、商业进取精神。这是发展商品经济的人文因素。它包括对财富的向往(对财富的向往程度取决于财富所带来的边际满足的大小)、在工作中的能动性和冒险精神。其中，冒险精神指的是愿意改变个人的职业，这意味着可能背井离乡，但发展往往需要这样的流动；当然，文化并不直接作用于经济发展，而是通过影响制度层面间接地决定经济发展，它起作用的载体是“文化经济人”。经济学从人性的角度将经济行为主体定义为“经济人”，但事实上，一切行为主体及其执行经济行为都是在特定的社会人文环境下进行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经济人”实际上应是“文化经济人”。
3 文化－制度－政策模式及其应用
文化－制度－政策模式是决定广义发展论是否具有社会功用的关键，这个模式的意义不仅在于阐释了文化、制度和政策这三者相互作用的机理，主要在于它在现实中的可操作性、可运用性。我用“诱导发展”这个概念来表示模式的操作过程。简单地说，“诱导发展”就是对模式地逆向运作，有两种方式：1、政策制定(制度交易)－制度变迁－文化整合－文化变迁2、政策制定(制度交易)－改变观念－文化变迁。第一种运作方式是通过政策选择推动制度变迁，从而追使传统(上接第35页)文化、观念发生变化，从而克服文化中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因素，促进经济发展。由于政策不是直接作用于文化层面，而是通过制度这一中间层，因此是渐进式变迁；第二种运作方式是政策选择直接作用于经济行为主体，由于经济行为主体使文化发生作用的载体，其思想观念的变化最终将导致文化变迁卜克因素，从而利于经济发展。由于政策直接作用于文化载体，使文化遭到直接，剧烈的冲击，因而是突发式的变迁。这两种运作方式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政策选择首先作用的层面。对于文化底蕴深厚的国家来说，使用第一种诱导发展方式较好，因为这样可以避免文化层面直接遭受冲击，以渐进的方式进行变革可以减小变革成本。而对子历史并不悠长的国家，直接使文化发生变迁，一不仅加速了变革进程，而且也使变革以较小的成本进行，因此，第二种诱导发展方式更适合。
4 广义发展论的意义
广义发展论是就发展经济学学科建设而提出的，它重新回答了结构主义的发展经济学为何陷入危机和发展理论为何在国内外学界的理论研究中处于低潮这两个问题，是针对发展经济学存在的理论缺陷和现实对发展理论研究的要求而提出的一个研究发展问题的新思路。
行为经济学论文篇6
关键词：实证经济学方法论；行为科学；预测科学
中图分类号：F0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7)04―0013―08
当前，有关经济学家的一种现象令人深思：在许多经济学家之间，各自的观点似乎存在巨大的差异。据说有一个关于经济学家的玩笑是，一千个经济学家可能有一千零一种观点。经济学家之间果真有如此多的分歧么?与之相关的另一个现象是，中国经济学在研究方法上将不可逆转地走向与“国际接轨”，缺少数理模型或实证分析的论文将越来越难得到发表。本文的分析将表明，经济学家之间的争议往往是由方法论的不同理解而造成的，如果能够在方法论上形成共识，很多争议将是可以避免的。另外，我国的经济学者在运用实证研究方法的过程中，首先应对这种研究方法有所反思，应该清楚其意义尤其是其局限所在，由此方可避免对这种方法论的滥用，避免仅仅为了在形式上强求方法的规范而失去对问题本身的关注。本文将通过对实证经济学方法论流变轨迹的梳理，厘清其意义及适用的限度。
一、合理的实证经济学方法界定
经济学的逻辑展开建立在大量的假设之上，其中许多假设明显是不符合事实的，比如假定消费者的偏好不变、假定商品是同质的等等。这往往令人感到迷惑不解：从不现实的假设出发，如何能得出正确的理论?对此，新古典经济学的信奉者通常会援引弗里德曼的权威观点――假设的现实性是无关紧要的、关键是理论能否做出正确的预测。
根据弗里德曼对实证经济学方法论的经典辩护，实证科学的目的是要发展这样一种“理论”或“假说”，使之能够对尚未观察到的现象作出合理的、有意义的(而不是老生常谈的)预测。作为实证假说体系，理论的有效性应通过对所解释现象的预测能力来检验，而只有实际证据才能表明该理论的合理性程度。如果假说与实际证据相抵触，那么该假说就被否定了；如果假说与实际证据不矛盾，那么它就暂时为人们所接受；如果假说多次成功地避免了可能出现的抵触现象，那么它就具有相当的可信度。实际证据永远也不能证实某一假说的正确性，而只能通过无法将该假说驳倒来显示该假说的正确性。如果有多个假说与实际证据相一致，如何在相互竞争的假说中作出选择?弗里德曼认为，选择的标准是公认的简洁性与富有成效性，理论越是简洁、在某一特定领域内对现象进行预测所需要的初始知识越少，对现象的预测越精确，该理论的解释性也就越广泛。在此之外，还要求逻辑上的完整性与一致性，但弗里德曼认为这只是辅要求。弗里德曼的芝加哥大学同事如斯蒂格勒等也认同这种方法论，这是芝加哥学派的一大特色。
弗里德曼认为，真正重要的假说所依据的假设，是对现实的一种粗略的、又不十分精确的描述性表述。而且，一般来说，某一理论越是优秀，那么它的假设就越是超脱现实；但反过来说不成立，并非假设越不现实，理论就越卓越。既然不能用假设的真实性来检验理论，那么建立在不现实假设基础上的理论与现实世界有何关联呢?正是在这一点上，弗里德曼的文章发表后，引发了一场经济学方法论大论战。除萨缪尔森，如科斯、张五常、阿尔钦、甚至布坎南等的相关论述事实上也对此做出了批评与回应。
科斯曾在《企业的性质》一文中引用罗宾逊夫人的观点指出，合理的经济学方法论应该既强调假设的便于处理，又要强调假设的现实性，假设应该与现实世界相一致。晚近以来，科斯又指出，理论的价值唯一地由其预测范围的广泛性与精确性来评价的观点是偏颇的，理论不是航班与公共汽车的时刻表，不能只关注预测的精确性，好的理论也必须能启发人们的思考，帮助人们理解真实世界究竟发生了什么。科斯甚至认为，预测的准确性并不是唯一重要的，理论必须有助于人们理解经济运行的内在机理，因此假设必须是基于真实世界的，如此方可研究的是现实的世界、而非不存在的想象中的世界。科斯列举了大量的实例反驳了弗里德曼的观点，他指出如凯恩斯革命、不完全竞争理论和垄断竞争理论等，这些理论一经提出，即迅速为学界广泛接受，但并没有经历“预测与现实相符”的实证检验。
在科斯看来，在分析与假设两方面，现代经济理论很大程度上是与现实脱节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自罗宾斯以来，经济学就被当作一门选择的科学，这种观点尽管给经济学带来广泛的适用性，无论政治、经济、法律、社会等领域的论题都可以纳入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但也存在选择方法与研究主题脱节的缺陷。一个眼见的事实是，在大量的研究中，经济分析中的决策主体完全失去了实质内容，而分析的背景也越来越脱离真实世界。科斯认为，企业、市场与法律是构成经济体制运作的制度框架，市场是在这一框架之内运行的，这一框架决定了资源利用的绩效，而在新古典理论中，这些重要因素只是被隐含地处理成不变的量。科斯认为其原因在于，经济学家们往往对经济体制的实际运行惊人地无知，只能用原始的分析系统比如物物交换模型来处理公司、市场、契约过程、产权这些对经济体制的运行来说非常重要的因素。结果，经济学家们讨论的是没有人性的消费者、没有组织的企业、没有交易的市场。科斯坚信，只有将这些制度因素融入经济理论，才能真正理解经济体制的运行。
对产权、交易费用、法律等因素的强调，表明了科斯的如下看法：经济理论应该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这有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假设必须是现实的；此外，理论必须指向实际运行的经济系统。科斯认为，当经济学家们发现他们不能理解现实世界中发生的事情，他们就发明一个想象的世界，这样就可以顺利地进行“研究”了。更进一步，经济学家们没有明确表述他们的假设，于是让人们面对繁杂的诸多理论而无所适从，只有假设被明确的表述出来，人们才能对构成理论基础的假设进行评估，从而在相互竞争的理论中做出选择。因此科斯认为，仅仅关注理论预测的精确性是不够的，理论最重要的功能是为人们提供一个思想框架，从而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现实世界里的经济运行机制。
阿尔钦否认规范经济研究的价值，坚持得出可检验的命题是经济研究的首要问题。他认为经济学解释的是“在什么条件下、将导致什么样的后果”之类的问题，这是一种“如果A则B”的命题，而并不预测A将出现；比如，汽车价格的降低将导致出售更多的汽车，但并没有说汽车的价格会下降。更重要的是，阿尔钦在“理性人”与“理性的分析”之间作了区分：根据基本的行为假定，经济学就可以对可观察到的行为提出理性的、合乎逻辑的解释；基本的行为假定只是断言人们根据环境的变化，会表现出某种前后一致的、可预测的行为反应，而不需要建立在理性人或他们思想过程的内在逻辑一致的基础上，但对可观察行为的分析必须是理性的，这种分析，要求合乎逻辑一致性且能得出可检验的行为。
承接阿尔钦对解释可观察行为的强调以及科斯对真实世界的关注，张五常对上述各家的方法论主张进行了综合。他指出，理论必须以解释现实世界里的经济现象为己任，也就是说，理论必须能够揭示那些可以观察到的行为背后的规律，而不是在现实世界中不存在、只存在经济学家任意想象的世界中的行为。要解释现实世界中的行为，理论必须是抽象的，事实本身不能说明事实。抽象的理论要能够解释现实的行为，必须通过某种形式与现实世界联系起来，经济学的假设包含验证条件(Test conditions)或局限条件(constraints)，理论的可验证性是由验证条件保证的，验证条件必须是大致真实的，否则理论就成了无法用经验证据加以检验的空中楼阁。顺便指出，与科斯一样，张五常同样认为，新古典传统中很少提到的竞争、产权与交易费用，就是根据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来推导可检验的命题时不可或缺的局限条件，正是对这些局限条件的准确把握，经济理论才有可能对现实世界的经济现象作出合理的解释，而非任意想象的从公式到公式的数学游戏。
以上讨论表明，一种合理的实证经济学方法，其要件必须包括以下几点：(1)理论必须是抽象的，也就是说，理论不是现实的还原；(2)经济理论解释的经济现象必须是现实世界可观察的行为；(3)理论的假设不能完全凭空想象，在现实世界必须有迹可寻，强调这一点并不是因为前提不正确则结论就不正确，而是要保证推导出来的可检验命题能够得到验证。
按照希伯格与孙永泉的整理，一种合理的实证经济学方法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步骤。
1．一组用来表述理论建构的行为陈述或前提，用A=(A1、……、An)来表示。这些前提通常以全称陈述的形式表达，如所有的x都有Y的属性，经济学中常见的此类陈述有，“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消费追求效用最大化”等等，即所谓“经济人模式”。在这些前提性陈述中，如企业、消费者、价格、数量等术语都是理论上的建构。
2．要使理论构建的前提在经验研究中确实有用，这些前提就必须与真实的对象以某种方式联系起来。于是理论的第二步由一组假设或者验证条件构成，用C=(C1、…、Cn)来表示，理论建构的行为前提要通过验证条件来验证。这一步要包括这样的一些陈述，某种变量比如面包价格在怎样变动，这一类陈述必须对应于某时某地的实际面包价格的变动。
通过区分前提与验证条件，有关理论的真实性讨论的混乱就大部分可以清除了：陈述A是对有关抽象对象的一般性陈述，是不可观察的，因此要求陈述A是真实的之类争论是不必要的；另一方面，假设是理论建构与真实对象之间的桥梁，假设必须是真实的。
3．理论的第三步由一组理论所预测的事件所组成，用E：(E1、…、En)表示。前提A意味着，如果假设C是有效的(真实的)，那么某一事件E就会发生。事件E也必须是可观察的，否则理论是无法检验的。
以上三个步骤可用符号简洁表示如下：“A：(CE)”，或者写成“(A・C)E”。这两个式子的含义是：立足于前提A，如果假设C真实存在，则可以推论出事件E将要发生。比如：某地的一位消费者的既定收入是用于购买面包和黄油的某种组合，在黄油价格不变时，如果面包价格在下降(假设C)，由于消费者追求效用的最大化(前提A)，消费者会选择购买更多的面包而减少对黄油的购买(事件E)。
二、实证经济学方法论的限度
希伯格与孙永泉将实证研究方法归纳为“设定前提、提出真实的假设、得出可检验的结论”这一三段论推理模式，对弗里德曼的假设无关性方法论做出了很好的修正，并使这一推理模式与现代自然科学的分析框架保持了高度一致。
经济学是社会科学中唯一自诩为最接近自然科学的学科，采用这一研究方法，是不是就能够将经济学视为与自然科学一样的“硬科学”呢?远未如此，经济学能否成为一门硬科学始终存在争议。事实上，经济学家们对经济理论目的、经济问题表述、研究中所采用的方法等问题的理解，是各不相同的，实证经济学研究只是众多研究纲领中的一种而已。比如以哈耶克、米塞斯为代表的奥地利经济学派就一直固守着经济学研究的主观主义立场，他们认为对复杂社会经济现象的解释，应当从经济主体的主观目的角度，来理解无数个体行为怎样形成了各种后果。奈特以及布坎南也都反对实证经济学方法的过分扩张，奈特强调，在手段目的论的框架内，对经济手段的理性计算只是生活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对人类想要达到的各种目的的理性讨论。奈特甚至认为，所谓实证研究，无非是要证明“水确实是从高处往低处流”而已。
布坎南总括了这些观点，他提出了一个经济理论的分类框架，以此为基础讨论实证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在经济学研究中的地位与局限性。布坎南以公共选择理论开创者的身份而为人熟知，其实他对实证经济学研究方法也提出了极为深刻的看法，他的论述有助于我们清晰把握实证经济研究方法的局限所在。有必要对他的看法进行详细的论述，相关的分析包括三个层面。
(一)抽象的经济行为科学与预测的经济行为科学
布坎南将经济理论区分成三种类型：(1)经济选择的逻辑；(2)抽象的经济行为科学；(3)预测的经济行为科学。布坎南认为，经济学家通常在这三种理论范畴下从事研究，但经济学家往往并没有对这几种理论范畴进行恰当的区分，而导致对这三类范畴混为一谈。一般认为，经济学是一门选择科学，研究经济主体在受到资源限制的条件下，如何在不同的目标之间做出选择，以使得资源配置的效率达到最大化。根据对这一最大化形式各要件的规定不同，就产生了布坎南所区分的三种经济理论范畴。
布坎南首先对选择与行为作了区分。所谓选择，指的是选择者在作选择的时候，目标函数没有受到任何的限定，正因为目标不受任何限定，才称其为选择，一旦对目标函数做出限定，真正的选择就不存在了，经济主体的行动就变成了对目标的反应，这是由“选择”变成了“行为”。
实证经济学致力于从个人选择的角度来解释经济现象。按照上文的讨论，第一步就是根据“经济人模式”提出一些理论建构前提，比如“经济主体追求效用最大化”，在这里，所谓最大化是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但经济主体效用函数由什么因素构成是未得到明确规定的，金钱、财富、健康、友谊、地位、优美的环境等等，都可以进入经济主体的效用函数。从主观角度看，经济主体效用函数中的因素是不可识别的，“经济人模式”只不过说明，经济主体选择他愿意选择的。从这一角度，“经济人模式”的解释力“最强”，甚至自杀现象都可以解释为行为者的效用最大化，只要把自杀定义进自杀者的效用函数就可以了。但能够解释一切的理论不具有任何操作性，也就是说，这种解释只是同义反复的命题，是不具有现实解释能力的。假如最大化意味着选择者选择其所选择之物，这就是经济选择逻辑，经济选择逻辑不包含任何经验内容，因为无法推导出可以经由事实检验的命题。所以，要使“经济人模式”具有解释力，必
须能够指定某些可以客观衡量的量作为效用函数的因素。比如假定了好事物(Goods)，经济学家就可以推论出，“假定其他条件不变，如果苹果的价格下降、则苹果的需求量就增加”之类的命题。这是所谓抽象的经济行为科学。
依据此类命题能作出准确的经济预测吗?布坎南认为，否。在他看来，抽象科学其实只是由一些在概念上可以反驳的前提或假设构成的逻辑命题，只有这些假设在现实中可检验时，才能够对现实世界进行预测。同时，这些命题事实上还包含了一个隐含的前置条件，即“其它条件不变”。考虑到这两类因素，而对此类命题在现实世界中进行有效性验证时，这是完成了一个研究类型的转换，由抽象科学转化为经济行为的预测科学。
经济学家提出的理论假说必须经过严格的验证。但是，现实世界并不是物理学家的实验室，由于数据收集的困难，收集到的数据不一定能反应经济行为者在复杂的相互作用关系中做出的真实选择，且经济学家很难真正对经济主体效用函数中的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进行分离，所以，这种检验工作是极其困难的，“其他条件不变”不能给经济学家提供保护伞。尽管如此，布坎南还是认为，一定程度上的预测也还是可能的：只要经济活动者的行为符合一定的规律性，就可以对典型参与者的行为做出预测；即使某些参与者的行为由于非经济考虑而违背了这一规律，只要他们偏好集合的构成要素存在一定的均匀分布，在抽象理论中获得的假说也可以得到证实。
预测经济行为科学可以看成抽象科学的延伸，二者都包含“经济人”动机假设。但二者还是有明显的区别，前者只研究不包含任何非经济内容的经济人行为，而事实上人的行为会受到很多“主观”因素的影响。考虑到检验工作内在的困难，布坎南对经济研究的预测功能始终保持审慎的态度，他认为，只有首先认识到经验检验的局限性，才不至于滥用这种方法。
(二)主观经济学与客观经济学
于是布坎南进一步区分了主观经济学与客观经济学，他认为，看不到主观经济学与客观经济学的区别，正是经济学家的研究出现方法论混乱与错误结论的根源。
在选择逻辑中，选择活动纯粹是主观的。对可选择之物以及对作此选择必须付出的代价的评价，都是选择者主观的评价。一旦做出选择，机会成本就不存在了，机会成本即选择者为获得选择物而对必须放弃的对其它选择物的评价，对此必须按主观成本的含义来理解，成本只是选择者主观评价的产物。
米塞斯的选择理论可以看作主观经济学的代表。根据米塞斯的选择逻辑，经济主体选择了“他所选择的”，当他选择时，他必然认为所选择的行为能给他带来更大的满足；他也许会犯错误，但从事后来看，我们不可能推论出他的行动是非理性的。由于这一理论能够解释所观察到的人们采取的任何一种行动，反过来说，这一理论实际上什么都没有解释。因此，在主观经济学领域，抽象的行为科学与预测的经济行为科学都没有用武之地，同时，主观经济学对于预测经济主体在约束变化时会做出什么反应毫无助益，事实上这一理论根本就没有要求进行预测；但是，这可以增进我们对价值创造与转换过程的理解，尽管这种理解并不具有所谓的可操作意义。
而在抽象的经济行为科学模型中，经济主体的行为是被限定的，即严格要求经济主体遵循“经济人”的方式行动。当然在现实生活中，这一点是得不到保证的，因此在理论上就要求，经济主体的目标函数是已知的，或者通过对其施加某种限制使其成为可知的，能够为外部的观察者加以客观判定，以及相对应的成本也是客观上可以确定的。如此经济决策者只要进行适当的数字计算，就可以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于是选择与决策的差别就消失了，成本也与选择无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经济学并不是选择科学，如果按习惯非得称之为选择科学，也只能将“选择”理解为“计算”，即，将纯经济选择理论中的经济主体的主观价值评价改成客观价值标准，前者就变成后者。
米塞斯的理论对经济主体的行为选择动机完全解释为其主观判断，这就没有给实证研究或行为预测留下一点可能性。鉴于此，布坎南认为，米塞斯的行为理论实际上是包含了两种类型的人类行动：一种是创造性的选择或行动，这为人类所独有；另一种是反应性行动，后者可以科学地加以预测，可以在传统的科学意义上加以分析。但布坎南又进一步认为，二者之间还是存在难以逾越的鸿沟：承认人的行为可以在平均或代表性意义上是可预测的，但并没有表明预测科学对现实世界所作预测的实践意义，或可以使用这种预测来控制人的行为。本文认为，布坎南把人的行为两分的意义在于，为实证理论和主观经济学界定了各自的分析领域。可以这样理解，布坎南的目的是要为奥地利经济学与新古典传统划界，这一番努力的结果，就是把主观经济学的领域界定在了预测科学与道德哲学之间。这两种分析传统在布坎南看来，不是截然对立的关系，而是互补的关系，同样能促进我们对现实经济世界的理解。
(三)非经济因素对人类行为的影响
正如很多的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学是一门具有普遍性的科学。经由上述两个角度对经济学的界分，抽离了经济主体主观评价因素的实证经济研究是否具有普遍的科学性?门格尔与德国历史学派著名的方法论论战表明，经济学家并未就经济学适用的普适性问题达成一致。
布坎南对此并没有简单地给予肯定或否定。经济学研究的是行为，影响人的行为的因素非常复杂，布坎南(J.Buchanan，1979)指出，人的行为既受“外在约束(Exteral constranints)”、也受“内在约束(Internal constranints)”影响。外在约束是指独立于经济行为主体之外的外部条件形成的约束，比如他人的产权、法律法规、市场价格的变动等因素；内在约束是指，特定文化背景下形成的习惯、伦理规范、风俗、商业习俗等因素对经济行为主体自我意识产生的影响。外在约束也许不受特定历史文化背景的限制，同样的外在约束，人的行动倾向也许是一样的；但对于内在约束而言，确因文化、制度等因素的不同而不同。毫无疑问，经济学家所观察到的行为同时反映了内在与外在约束的影响。如果承认文化等内在约束对人行为的影响，则这种影响就的确可能限制经济学命题的普适性。尽管内在约束与外在约束的区分并不那么容易，但对解决经济学的普适性问题而言这种两分还是至关重要的。但布坎南还是认为，除却内在约束，会存在一些独立于历史文化背景的可检验的经济学假说，这些假说具有相当大的普适性，尽管其范围可能受到限制。
这就出现了明显矛盾。布坎南认为，消除这一矛盾，须视经济学研究所要达到的不同目的，根据推演出的经济命题所做预测的特定性，而在经济研究的不同层次与方向之间做出区分。在经济学中，可以存在超越历史与文化差异的经济学命题，如人们确实寻求改善自身的状况，这是可以用在收入给定时，人们追求拥有更多的共同评价的“好事物(Goods)”这一行为来检验的，也就是说，在“经济人假设”这一前提之下，并不存在“西方”或“东方”经济学、二十世纪经济学与十九世纪经济学等的区分；而在这些基本命题之外更具体地预测行为对约束变化的反应时，则历史与“文化”的影响就变得越来越重要了。
(四)简单小结
实证经济学研究是否具有普遍的科学性，是一个复杂的话题，需要对抽象的经济行为科学与预测的经济行为科学、主观经济学与客观经济学进行区分，需要对“其它条件不变”进行严格分析，还要考虑到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等因素对人的行为的影响。经济学家只要把握了这些因素，才能对实证经济研究方法进行合理的运用。
三、实证经济学方法论的意义
在充分考虑了诸多限制因素之后，合理的实证经济学研究，将提供关于真实世界如何运行的知识，从而增进人们对经济社会的理解，就此而论，这与自然科学增进人类知识有同样的意义。本文认为，在如下几方面，合理的实证经济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有效的实证经济学研究，有助于人们了解各种经济政策的意外后果。经济是一个整体，一种经济政策的实施可能会造成各种与政策意图不相符合的后果或达不到理想政策目标，而这些后果是政策的制定者不希望看到的。给定政策目标，如果人们能充分了解政策实施的全部后果，则对政策的制定会更加谨慎和合理。实证方法与实证经济学知识的进步，有助于人们了解经济政策实施的各种长期的与间接的后果，而不是只注重明显看得见的直接后果。另外，在现实经济过程中，公共政策往往受到各种利益集团的左右或影响，实证研究则有利于分析清楚政策措施在所有集团影响之下的实施后果。
第二，实证经济学知识的进步，有助于理解经济学家之间的分歧。弗里德曼和斯蒂格勒(G.J.Stigler，1970)都曾强调，人们之间存在的关于经济政策方面的分歧，往往是因为他们对经济政策将造成的影响的预测不相同，而不是因为他们在基本价值观上存在根本性分歧。更进一步，假如对经济政策实际影响的判断能够达成一致，人们在价值观上的分歧也就能更好的表现出来。中国经济学界的很多争论即源于此。
第三，最重要的是，实证经济研究有助于人们把握人们的行为目的与经济政策目的的可实现性，避免乌托邦式的浪漫改革。在这里，可以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知识作用于社会的方式进行对比。自然科学通过“人为自然立法”界定了自然法则对人们行为的限制，人对自然的活动必须遵循自然法则才是可实现的。相比于自然科学，人性的法则与之有什么不同呢?经济学能不能起到与自然科学类似的作用?霍布斯以降到休谟、斯密的努力就是试图建立与自然科学并行的人性科学，因为他们确信，人性的统一性是永恒的，在斯密看来，每个人都有改善自己状况的动机(其中隐含了关于“改善”的理解是客观的这一前提)，每个人都会争取获得共同评价的“好事物(Goods)”的更大份额。经济学家这样假定统一的人性：人们对好事物正面评价、坏事物负面评价，寻求好事物的更大份额、坏事物的更小份额(在这一人性假设之下，并不要求商品之间的人际替代率是相同的，只要求商品的正面评价对所有潜在交易者是相同的)。从人的行为是为了获得自身福利改进这种统一的人性出发，有违于人性的行为就是不可能出现的，比如卖主售货却得不到货款的状态就是不可行的。在市场规则之内，如果交易双方都有自由进出的权利，非互惠的交易就是不可行的。
经济学如何能够像自然科学那样规定人们行为可实现的范围呢?布坎南强调要在两种社会状态之间作出区分：想象中可以存在的状态与现实中可实现的状态。给定法律制度规则，在经济相互作用必然会发生的前提下，即使在自然与物质约束所施加的界限内，想象的社会状态集合也大于可实现的社会状态集合。我们知道，人类历史经历过的浪漫想象的社会设计均宣告失败，因为这些社会设计所立足的人性假设违背了真实的人性，因而在现实中是不可实现的。
实证经济学从“经济人模式”推演出可验证的实证命题，基本的方法论特征当然是个人主义的。不过，认识论意义上的方法论个人主义与认为个人是价值源泉的规范意义上的个人主义是有区别的。前者强调价值评价的主体是个体自身，如东方人和西方人都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后者强调个体做出评价的价值来源是不一样的，东方人和西方人对构成最大化的影响因素的理解可能是不一样的。从个人的偏好出发，实证经济学假定经济主体可以在效用函数的构成因素之间进行替换，这种替换是因人而异的，但并不表明个体在任何制度条件下都会做出同样的规范选择，由此，实证命题并不直接具有规范的含义，尽管实证命题对于回答“政策应该如何制定”之类的问题有所助益。因此，应当在认识论的个人主义与规范的个人主义之间做出区分：承认前者的合理运用不等于直接推出后者，尽管两者是联系在一起的，但也不能否认后者讨论的意义。比如，在我国基于“经济人模式”而制定某些改革措施可能是有必要的，但是这些改革措施能否达到预期效果，须对中国人的效用函数进行仔细的分析和分类。
行为经济学论文篇7
关键词:实验经济学;经济实验;应用前景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12-0022-02
1 引言
在自然科学的研究中,实验室中的实验是必不可少的。然而,经济学的情况则大不相同,传统的经济学一直被认为是一门先验性的社会科学,而不是理论与观测相互影响的观测科学。这是因为经济学是一门复杂性的学科,这一复杂性既来自于复杂的外在环境,更主要来自于人的因素。人们似乎很难在实验室中建立可重复的经济环境,所以人们一直普遍认为实验室中的实验研究只能用于“硬科学”,而不能用于经济学。直到19世纪80年代,经济学才将试验的方法引入经济学研究中。目前实验经济学已经成为经济学中的一个新的分支,被列入《经济学文献杂志》的分类体系中。
2 文献综述及实验经济学的发展
实验经济学是在受控制的实验室条件下,分析行为主体的经济行为的经济学分支学科。经济学家在挑选的受试对象的参与下,按照一定的游戏规则,并给以一定的物质报酬,以仿真的方法创造与实际经济相似的一种实验室环境,不断改变实验参数,对得到的实验数据分析整理加工,用以检验已经有的经济理论及其前提假设,或者发现新的理论及为一些决策提供理论分析。
实验经济学的渊源可以追溯到1738年波努利提出的“圣彼得堡悖论”,但是经济学家开始认识到实验可以在经济学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则是200多年后的事了。1948年,著名经济学家张伯伦在哈佛大学创造了第一个课堂市场实验,用以验证市场的不完全性。张伯伦的学生史密斯很受启发,开始深入研究经济学的试验方法。他用试验方法检验价格理论,提出经济学领域的“风洞试验”,并具体提出了实验设计的五项原则,首次把实验经济学引入到教学中,为实验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实验经济学的发展阶段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20世纪30-50年代),是实验经济学的早期研究。主要包括Thurstone(1931)、Mosteller和Nogee(1951)以及Allais(1953)等对个体决策的实验研究,Nash(1950)、Dresher和Flood(1952)以及Schelling(1957)等对博弈假设的实验研究,Chamberlin(1948)、Siegel和Fouraker(1960)等对市场组织的实验研究。这一时期的实验研究缺乏思想上的指导,对实验的结果持怀疑态度。
第二个阶段(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是实验经济学的发展成熟时期。除了上述所说的人外,Charles Plot和Michael Levine(1978)的工作揭示了议程对选择机制结果的影响。把实验方法扩展到公共选择和政治经济学领域。在Charles Plot和Vernon Smith的努力下,实验经济学建立了初步的理论体系,在方法论上也有了根本性的突破。
第三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今),是实验经济学框架大体形成的时期。行为理论的成熟、合理的预期理论和计算机的应用为实验的进行创造了有力条件,使实验结果更为可靠。1998年,专门刊登实验经济学论文的期刊(Experimental Econmics)创刊,标志着实验经济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2002年弗农•史密斯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使实验经济学正式迈入主流经济学的行列。
3 经济学的实验方法与应用
3.1 经济学的实验方法
3.1.1 实验设计
经济学理论的实验不可能完全复制出现实经济的运行过程,因此经济学家一般通过演化模拟分析和方针技巧来构造出与实际环境相似的实验室环境,让实验者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中做出反应。在实验设计阶段需要完成的工作包括:
(1)确定需要研究的主要问题;
(2)确定实验条件的基本要素;
(3)选择和确定作为处理变量的关键因素和重要的干扰因素;
(4)为被实验者准备“实验说明”;
(5)进行测试性实验;
(6)根据测试性实验改进或者简化“实验说明”以及实验条件。
3.1.2 比较和评估分析
首先,将“效率”作为比较标准。普洛特和史密斯将效率定义为被试的报酬总和与最大可能报酬的比率,并把它作为比较分析互相竞争理论的依据,探讨对理论模型标准的改进。
其次,采用独立自动变量。在实验中要独立的变动每个自变量,获得每个自变量对因变量作用的准确数据,并进行数据分析。
最后,评估结论建立在概率分布的基础上。现实生活中的人不可能始终处于理性状态,非理性会使人的行为无法预期,因此经济理论的实验数据一般呈概率分布状态,评估出的结论是用结论与其概率密度的乘积来表示。
3.1.3 运用行为和心理分析来解释实验结果
经济实验是以社会中的人作为被实验者,而并非假设中的“理性人”,所研究是理性与非理的统一。因此,要借助行为与心理分析的方法,通过运用展望理论、心里间隔理论等行为心理理论,来分析实验中出现的非理性现象。
3.2 实验在经济学中的应用
实验在经济学中主要有三种用途:理论的验证与评价,寻求新信息和新思想以及验证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案。
3.2.1 理论验证和评价
对各种经济理论进行实验检验,是实验经济学最为重要的作用。当对某个问题只存在一种理论时,可以通过实验找出解释这个理论的条件,并检验理论的效力,如果实验结果与预期存在偏差,并且这种偏差大到无法用随机或简单误差来解释,则这个理论就应该受到怀疑;当对某个问题存在多种理论时,通过设计一个能使不同模型得出不同预期结果的实验,可以比较和评价各种相互竞争的理论。
3.2.2 寻求新信息与新思想
实验经济学已在实验中引入原有理论忽略的因素,探索并发现新的理论。推进一个理论向前进步的一种重要途径就是设计实验,构想需要探索的实验情景,然后观察到底会发生什么,以此来搞清楚前进的方向。
3.2.3 验证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案
在经济学中,存在一些问题,对这些问题仅仅从理论上思考是不够的,而设计一个恰当的实验可以为问题的实际解决提供有益的参考。例如,在政策推行之前,通过实验来检验政策可能带来的效果,能够明显的降低政策的试错成本,为政策的真正推行提供决策依据。
4 实验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现状
实验经济学在我国起步较晚。1994年,汪丁丁教授发表的“实验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学建设”一文是我国最早介绍实验经济学基本理论的文章。蔡志明(1997)、余剑梅(1999)、高宏祯(2003)等也对实验经济学的发展和研究领域作了系统介绍,并阐述了其经济学方法论的意义和应用,介绍了实验经济学中的“最后通牒博弈”、“双向拍卖市场”等模型。
除了对实验经济学的总体介绍外,我国学者也逐步借鉴国外已有的实验研究成果,进行模仿性质的实验研究。孙志明、黄民翔和迟峰(2004)设计了电力竞价实验,考察了按系统边际价格结算和按报价价格结算两种模式对市场电价水平的影响。金雪军、杨晓兰(2004)构造了一个信息完全对称的实验室证券市场,利用来自中国的实验数据对理性预期理论的有效性进行了检验。
其实,我国的每项改革方案的出台和经济政策的实施几乎都需要“实验”,比如改革开放初期的经济特区、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等。以我国二十多年来的金融市场改革为例,金融领域的改革同其他领域的改革一样,循序渐进,遵循着“试点――推广”的思路进行,不断地试错、完善,这本身就是一种实验的思想。中国金融改革按阶段一步步向前发展,每阶段的改革之前都要对前阶段改革实验的利弊进行总结,来指导下一阶段改革的方向和力度。
当然,中国的经济实验与实验经济学的经济实验还是有一些区别。中国的经济实验一般是首先放在某个地区或单位来进行,即在综合的、在真实环境中实施的尝试,一般周期比较长,对实验结果的解释弹性大。而实验经济学的实验则是放在实验室的仿真的环境下,可以对影响因素进行控制。可以说实验经济学的经济实验是一种小试,而中国的经济实验是一种中试乃至大试。
5 实验经济学在中国的应用前景
5.1 实验经济学可以为我国的经济改革提供有效的指导。
实验经济学中“风洞”方法的应用可以说是最具有应用价值的方面,即在某项经济改革实施前可以先在实验室里进行模拟操作。例如在决定是否放开电力市场,是否对公共部门实施私有化、民航机票价格改革等问题上进行实验。中国目前正处在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轨中,实验经济学的出现为我国经济改革模式的制定提供了先导性平台。目前中国的经济试点具有地区性,容易受到当地风俗习惯、政策、经济基础的影响,在向其他地区的推广过程中可能会产生较大的偏差,应该寻找更好、适用性更广、成本更低的试点方式。
与我国传统的试点改革相比,实验模拟具有成本小、准确度搞、适用面广等优点,可以在不同地方、不同时间、不同人群中重复进行,以此找到规律性的问题。通过实验,可以找到许多规律性的内容和人们行为的共性特征,将其运用到政策的制定中去,从而避免地区改革试点中适应性不广的问题。
5.2 实验经济学在我国价格机制和市场机制的建立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史密斯认为,市场经济和价格机制是一项伟大的发明,它将无数个人利己的综合作用反映在一个参数中。以我国股票市场为例,很多经济学家都对股市进行了研究,但效果不大。因为股市中的每个人组合在一起并不一定是理性的,容易出现金融泡沫现象。原来传统的研究并没有对股市中的个进行深入研究,实验经济学能够使我们在可控制的实验环境下观察个体的决策行为,对证券交易制度的有效构建具有极为重要和深远的意义。
5.3 实验经济学在我国高校教育中将会起到重大作用
虽然实验经济学传到中国的时间并不长,没有多少人了解它,但已引起了中国足够的重视。1994年,中国人民大学陈禹教授发起成立了我国第一家经济科学实验室。目前,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开大学、暨南大学等国内大学的经济学院或管理学院都建立了自己的经济学实验室,旨在将实验经济学方法引入我国的经济学研究中。相信随着实验经济学知识的普及和有关政府部门的扶持,实验经济学将会成为我国大学里一门非常重要的学科,可以改变目前国内纯粹地钻研经济学理论的现状。
6 结语
与传统经济学相比,实验经济学不仅拓宽了经济学的研究领域,构建了连接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桥梁,同时也使得经济学的研究更具有实践性和趣味性。随着实验经济学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以及更多的研究者参与到实验经济学的研究中来,实验经济学的应用范围必将越来越广,为人们的经济生活带来重大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弗农•史密斯,李建标等译.实验经济学论文集[M].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8.
[2]Smith,Vernon L.An Experimental Study of Competitive Market Behavior[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62:111-137.
[3]Chamberlin,Edward H.An Experimental Imperfect Market[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48.
[4]杨华. 实验经济学的起源及最新发展动态[J].中国市场,2006,(32).
[5]金雪军,杨晓兰.实验经济学[M].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6,(31).
行为经济学论文篇8
关键词：宏观经济学；双语教学；中外合作办学
随着经济全球一体化和国际间交流越来越密切，中外合作办学模式顺应了社会需求，致力于培养具备良好职业技能、较高英语水平和跨文化交流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在这种环境下，双语课程作为基础性教学形式，对国内外联合培养的接轨具有重要作用。宏观经济学是经济类、管理类专业的学科基础课、核心课程，在财经和管理类学科占有重要地位。该课程的双语教学，使用英文原版教材，有利于学生学习经典的经济理论和提升阅读英文专业文献的能力，在中文学习和查阅英文资料的同时，学生可以吸取國外该学科的最新经济理论。希望通过双语课程建设，引进国外优秀宏观经济学教材和当前先进的经济理论，拓宽学生的国际化视野，同时也为后续的外教专业课程打下基础。
1.课程双语教学背景
1.1双语教学内涵
关于双语教学模式，有几种不同的解释，《朗曼应用语言学词典》中将双语教学定义为在学校的各种专业课教学过程之中运用第二国语音，包括浸入型、保持型和过渡型三种。王斌华在《双语教育与双语教学：中外比较》中从广义和狭义角度定义双语教学，认为广义的双语教学指学校使用两种语言教学；狭义的双语教学指学校全部或部分地使用第二语言教授非语言学科。综合对双语教学的各种定义，本文将宏观经济学的双语教学定义为采用英语和汉语的宏观经济学教学。
1.2专科双语宏观经济学定位
宏观经济学是经管类专业的学科基础必修课之一，为学生进一步学习专业理论知识奠定基础。宏观经济学课程在专科、本科和研究生课程中都有设置，但是不同阶段的课程目标定位不同。专科阶段主要侧重于经济学基本术语、基本经济理论和主要宏观经济框架，对于宏观经济研究体系有一定的认识，并能够用来分析实际问题。研究生阶段的课程则是侧重于模型的学习分析，更加注重抽象理论和数学模型。
宏观经济学是西方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该理论体系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经济理论体系，它是对西方发达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理论总结和实践依据。国外关于该学科的建设比较充分，国内关于宏观经济学课程也基本都是依据西方经济理论体系，使用的教材无论是双语教材、全英教材还是中文教材，主题思想内容是相似的。但是在宏观经济学的学习和研究过程中，应该摒弃其固有的意识形态，结合本国的国情，有选择性地对其中反映现代社会化大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管理方法加以借鉴和吸收。要使学生了解哪些理论和改革主张在西方国家是行之有效的，但由于经济发展的阶段性，资源条件、市场体系发育程度的差异，在我国目前是行不通的。
我校该课程面向对象为中瑞合作办学的旅游与服务管理专业，并采用中英双语教学，在教材、课件、辅助材料方面以英文为主，授课过程中中英结合，这有利于学生开拓国际化视野，同时依然以学习理论知识为主，不会过于侧重语言而导致喧宾夺主。
2.宏观经济学双语教学方法研究
教学方法和手段的选择应当符合本课程确立的“学以致用，以人为本”教学理念和目标，旨在提高学生的国际视野与竞争力，尤其是突出实战性，培育动手能力，并带动学生用宏观经济知识分析专业问题。
本课程面向的是中瑞合作办学专业的同学，瑞士老师定期前来授课，该课程为专业基础课，与部分旅游专业课联系密切，可通过外教课程进行提升宏观知识理论的运用。该专业的消费者行为学、旅游营销、目的地管理、旅游学概论、跨文化研究、电子旅游、旅游及休闲产品、服务管理、交通运输等课程均为瑞士方外教授课。而这些课程均会涉及到部分宏观经济知识，学生通过双语宏观经济教学，可以为这些外教的专业特色课奠定基础。此外，中方老师与外教进行交流讨论，研究适合学生和旅游专业特点的双语教学方法。这为采用探究式教学、案例教学和开放式教学等方法提供了良好条件。
2.1采用探究式课堂教学
所谓探究式课堂教学，是指教学过程是在教师的启发引导下，以学生独立自主学习和合作讨论为前提，以现行教材为基本探究内容，以学生周围世界和生活实际为参照对象，为学生提供充分自由的表达、质疑、探究和讨论问题的机会，让学生通过个人、小组、集体等多种解难释疑尝试活动，将自己所学知识应用于解决实际问题的一种教学形式。在经济学的教学中，应积极引入探究式课堂教学方式，按照探究式课堂教学的要求，提出需要解决的问题，启发学生思考，组织学生讨论，适时给予评价，引导学生在问题探究中不断质疑和释疑，学生则充分发挥学习的自主性，自主寻找方法，自主探究思路，自主发现规律，自主解决问题。
本课程与现实生活联系密切，每个人都在参与着经济活动，都是经济运行中的一份子，可以拿经济理论去分析研究现实的宏观经济问题，这也为本课程开展探究式教学提供了现实基础。在教学过程中，将学生分为3-5人的小组，教师讲解相关知识点后，学生课后搜集相关经济现象资料，运用课堂所学宏观理论知识进行分析。老师不定期抽查某小组在课堂讲解，学生十几分钟的分析讲解，也可以了解他们对该知识的理解运用，小组讨论的情况以及哪里有偏差，需要进一步阐释；学生在搜集资料、整理、分析讨论过程中，加强了对宏观知识的理解运用，也培养了学生关注现实、学以致用的思维和用英语分析表达能力，为以后出国进一步学习打下了基础。
2.2案例教学法
精讲多练是双语教学的重要理念和方法。本课程选用当前经济时事热点，全面实施案例式、启发式教学、讨论式教学，引导学生独立思考。教学过程中，本课程授课全部使用多媒体课件，授课内容深入浅出、由表及里，既严谨与简洁，同时又生动活泼，力求以生动的语汇和丰富的实际材料将深刻的理论传授给学生。同时，注重因材施教，针对学生英文水平参差不齐的状况，注重传授有效学习方法，并通过引导学生的广泛阅读来提高学生的专业英语水平和能力。
2.3开放式教学法
为保障双语教学的顺利进行，提高学生参与的实际效果，就需要采用开放式教学法，即，教学应当从课堂45分钟延伸到课外，实现课堂与课外的有机结合。具体而言，我们根据课堂内容有针对性地为学生选择了大量的外文阅读文献，要求学生课前预习，做到有备而来。此外，也为学生准备了课后讨论题及习题集，要求学生通过课后作业巩固课堂知识。在CPI这章，主要讲述消费者价格指数，包括相关术语概念，CPI的计算方法，CPI与通货膨胀率、GDP平减指数的区别，以及用CPI衡量生活水平存在的缺陷等知识点。每位同学都能在生活中感受到物价水平和生活成本的变化，学生有较多感受，但是这只是感性的，而经济理论来自于生活，更高于生活，而且有一系列的假设条件。引导学生将现实中的经济现象与课堂上的经济理论结合。此外，该章内容并非是孤立的，与前面GDP章节的平减指数相关，也与通货膨胀相关，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容易混淆相关概念。通过学生自己课下用案例找差别，比老师单纯的课堂讲解效果更好。
此外，本课程对关键知识点制作微视频，并选取10分钟以内的部分国外优秀视频辅助学生对核心知识点的理解，比如在GDP、CPI和失业率等章节，通过微视频教学以生动形象的方式展示知识点，同时学生也可以作为复习资料，课下进行反复学习。
无论采用何种教学方法，教师在教学中都要做好学情分析。该课程开设在大二上学期，学生在一年级有基础英语课程，以及微观经济学的双语教学，这为开展宏观经济学的双语教学提供了可行性。但是学生本身英语水平良莠不齐，尤其是英语水平较差的同学，之前微观经济学可能都没学好，更打击了学习的信心，甚至可能没开始上该课程就产生放弃的念头。
所以，教师要耐心引导学生进行更合理有效的学习，不能为了双语教学忽略了传递知识。具体来说，在探究式教学中，采用分组合作式学习，明确分工与责任，把学习重点分配到每个小组成员。可以将英语好的同学和相对差些的同学分到一组，类似结对学习，讨论过程中，学生也可以互帮互助，共同提升。但在小组考评中，也需要老师不要只看学生的成果，更要注重过程性和整体水平的提高。此外，教师也可以运用英汉类比引导和回顾—讲解—展望的方式，让学生在掌握具体知识的同时学会相应的英语。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导学生积极思考。
3.“教”“研”融合
宏观经济学一直在发展，很多理论在继承中被不断修正。在授课时，注意将本学科最新研究成果和教改成果融入课堂教学之中。第一，将各主流经济学流派思想穿插其中，同时将历年诺贝尔经济奖获奖者的理论成果引入课堂，同时学生课外阅读其英文原文，这有利于拓展学生的视野和积累专业英语知识。第二，将教师和教研组多年来在宏观经济学和中国经济发展研究领域的成果融入教学之中，在教学内容设计时有意识地把我国产业经济发展的研究成果融合进来，使学生能够在我国经济大环境和我国的经济现实下辩证学习西方宏观经济理论，避免照搬照抄，学的脱离现实，太过死板。
4.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