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文化范文

精神文化篇1

【关键词】 高职图书馆 文化涵养精神 育人

作为人类文化积累宝库的高职图书馆是学校教育不可缺少的文化阵地。充分发挥图书馆的文化功能，可以达到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的目的。特别是对于高职院校而言，通过图书馆的育人功能，以特定的文化涵养学生的精神世界，显得极为重要。

一、高职图书馆在以文化涵养学生精神中的作用

高职的大学生不同于基础教育的初高中生，他们的课余时间很多，特别对于住校生而言，一个学生在校期间平均有二分之一以上的时间是在图书馆度过的，他们开阔视野、增长才干、培养情操离不开图书馆；他们的课余文化生活同样离不开图书馆。从大德育观看，图书馆属于学校德育环境保证体系。它既提供德育的思想保证和信息保证，又提供德育改革方案设计的咨询保证，它还是授课、讲座、学术交流的场所。关于高校图书馆在涵养学生精神中的作用与地位，有人认为，高校图书馆是对大学生进行精神涵养的第二课堂，它为大学生提供了精神世界得以健康成长的良好环境。有人提出高校图书馆的教育职能主要是两点，即引导和营造：引导学生走一条正确、健康和有效的道路，营造一个宁静而浓厚的学习氛围。图书馆可以配合学校进行思想品德教育、配合教学进行专业知识教育、扩大学生知识面，进行知识和能力的综合教育。” 笔者认为，高校图书馆在以文化涵养学生精神中的地位与作用主要是在主观上引导学生和在客观上影响学生。一方面，在科技发展与社会进步突飞猛进，日新月异的信息时代，与课堂教学相比，图书馆教育更具有主动性，通过有益于学生道德的培养和科学知识提高的图书与资料，引导学生的读书热点和需求，帮助学生及时获取知识与信息。另一方面，图书馆安静和谐的学习环境、工作人员文明礼貌的服务，都对大学生起着一种潜移默化的品德和行为教育的作用。

二、高职图书馆以文化涵养学生精神的途径

既然高职图书馆在以文化涵养学生精神中具有独特作用，我们就应多方努力，充分利用好高职图书馆，使之在培养学生高尚的精神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一)人格影响

高职图书馆员高尚的人格对学生精神世界的影响将是十分深远的，高职图书馆馆员对学生的人格影响是通过一系列的服务工作来体现。高校图书馆员在为读者提供优质服务的同时，如果处处为人师表，以身作则，就会给学生留下难以磨灭的良好印象。实际上，这正是以文化熏陶人、影响人、教育人。为达此目的，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树立育人理念。服务育人的职业理念应在每个高职图书馆员的工作实践中得到体现。这就要求高校图书馆员做到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有较高的职业道德修养，强烈的事业心，高度的责任感，严谨的工作态度，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崇高的敬业精神。只有这样，才能树立全心全意为读者服务的服务意识；第二，掌握与读者沟通的技巧。与读者沟通的前提是了解和掌握读者需求，满足读者的需要。这要求图书馆员既要有良好的服务态度，又要有精湛的业务技能，在此基础上，图书馆员要成为一个有亲和力的人，以积极、主动、乐观向上的心态，对读者以心相许，践行图书馆的职业理念；第三，协同攻坚的团队精神和共同成功的集体荣誉感。图书馆团队精神，通过团结协作、勤奋努力、不断创新，让读者最大限度地利用图书馆，热爱图书馆，实现图书馆的价值。

2.提高政治思想素质。作为新世纪的图书馆员，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科学的发展观。加强道德修养， 树立积极向上、乐于奉献的生活态度， 不断提高全心全意为读者服务的意识和水平。要更新观念， 勇于创新， 适应时代的发展，热爱自己所从事的图书馆事业， 自觉地献身于图书馆事业。

3.提高文化知识水平和专业知识水平。图书馆工作具有多学科、多类型、多层次综合服务的特点， 这就要求馆员要广学博览， 不仅要掌握图书馆学、情报学等专业的基本知识， 还要及时了解和跟踪国内外图书情报学及信息领域的新理论、新观点、新方法。要具备较强的信息获取、筛选、组合和知识转化能力， 对无序的知识信息进行整理、组合以产生新的信息并提供给读者。其次， 随着我国加入WTO和全球化日益加剧， 国际间的学术交流日益频繁，要求图书馆员要有相当程度的外语知识。

(二)环境熏陶

心理学家认为， 外部环境和人体需要是决定人的意识和行为的两个因素。在内外两种因素都起作用的情况下， 人就会产生一种积极态度或行为趋势。图书馆首先应根据大学生身心发展的特点， 努力创建一个催人奋发的氛围。比如， 在新馆的内部布局上可以挂一些名人的画像以及他们的名言录， 使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受到良好环境的熏陶， 当学生走进绿色、整洁的图书馆中就会感受到心情愉快， 精神振奋，产生一种高昂的学习热情， 进而形成一种自觉内在的驱动力， 有意无意地融入图书馆环境之中。通过健康文明的图书馆环境的熏陶， 培养学生的高崇情操。

(三)文化濡染

图书馆通过营造浓厚的文化氛围，可以使学生受到良好的熏陶与感染，使他们的精神世界在不知不觉间就得到了净化与提升。

1.以物质文化作为基础。物质文化包括馆园建筑群、设施设备、书籍资料等，是图书馆物质文化建设的物化表现形式。需要指出的是它既不是各种实物的简单组合，也不是实物本身的表现，而是实物所反映出来的经过充分注入了“人”的情感成分的一种文化观念和文化内涵。这种文化观念的内涵，必然对青年大学生的成长产生影响和熏陶。

2.以制度文化作为保障。制度文化包括图书馆从行政到基层，从馆办到库室的各类文件规定、管理规章制度、行为规范条文、奖惩条约等等，它起着调整群体与个体关系，规范群体成员言行的作用，有了严格馆规馆纪和有效的管理机制，才能保证人们正常学习工作按秩序进行，从而促进良好风气的形成。

3.以精神文化作为依托。精神文化又可分为显性文化、隐性文化和中性文化三大类：显性文化是通过馆内各种传播媒体和开展的课堂之外的政治性、思想性、学术性、知识性、娱乐性、情感性和亲缘性活动并采取讲座、问答、竞赛、板报等方式来表现的，以传播各种专业的专业知识和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科学知识为内容的一种智能型知识文化活动；隐性文化是一种潜藏在人的心理活动、思想灵魂和行为意识中的一种素质型心理文化，它是高校群体成员中的风气和精神体现，是群体成员长期凝聚而成的历史传统、生活习惯、民族精神、思想作风、理想追求和道德情操；中性文化是一种审美文化，它兼有显性特征又有隐性特征，并反映在文化形态的社会性、和谐性和文化行为的娱乐性、自由性之中。是人的情感与文化环境的统一所产生的美感境界，是审美心理和审美能力及其群体成员获取审美知识和进行审美表现的统一。

参考文献

[1]邢淑霞.《谈高职院校图书馆的文化功能与服务功能》.《天津成人高等学校联合学报》.2005，1.

精神文化篇2

旧日的北京，是一个主要由四合院组成的文化古都。这种状态自北京建城后大约保持了几百年。而1949年以后，这种形态被改变了。各党政机关、军事机关形成了自己的群落，而这种群落不再是前朝的衙门归衙门、眷宅归眷宅，而是混成一体，办公区的周边新建了宿舍区，而宿舍区的外在形态不再是四合院而是楼房，内在形态则往往形成一个小社会。无论有没有围墙，在大院内，吃喝拉撒睡以致看病上学都可以一并解决。除少数机构留在北京“四九城”的墙内，大多数机关都出复兴门，从旧城墙外原来的乱坟岗子向西拓展新区。这是北京最早的楼群，以不同单位或住宅区为中心，一个个新型大院出现了。大院，是很有中国特色的一种社会形态，它必然衍生出新的文化。尽管身处大院的成年人以言传身教奠定了这一文化的基调，但它真正开始形成文化，是在这个环境中的孩子们长大成人之时。

根据战时的规定，中共干部结婚需要符合三个条件，即“258团”：满25岁，参加革命8年，团职以上。由于环境动荡，结婚后的干部家属大部分随军，因而建国后就马上面临一个安置问题。北京建都后，这样一大批干部及家属的安家落户，是不可能在原有的市民住宅区解决的。再有，战时体制的后勤保障系统，在建国初期依然发挥着作用，供给制是主要形式。统一解决住房，也是供给制的组成部分。

北京干部子弟的婴儿潮是上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出现的。这和战争转向和平建设的时间相吻合。到了前夕，这批干部子弟形成了一个相当大的数量，也就是说，他们已经具有产生巨大动能的基础。而且，他们相对集中，一是集中于初中、高中这个年龄段，二是集中于大部分重点中学。这使得这批中学生和他们的兄长间有了一个重大区别，即在一些局部，他们的相对优势出现了。 总后大院的总后礼堂

相对批量、相对集中的大院子弟在前出现，这是和北京特殊的地域特点分不开的。除北京外，全国没有一个城市有这样众多的党政机关和军事机构大院，没有一个城市有如此众多的干部，也就没有一个城市能够形成干部子弟这样一种社会阶层。

大院这一社会形态的出现，势必形成独特的文化形态。而在百废待兴的中国，相对于传统的市井文化，大院文化显然具有自己的特点。这种文化形态，就是初期红卫兵孕育的土壤。作为一种文化形态，涉及面十分宽泛，这里仅围绕红卫兵这一主题，做个大致的归纳。

一、单纯与轻信

大院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在这种环境中成长起来的青少年，对外界社会了解甚少，他们平时所接触的大多是同一阶层的孩子，他们接受的基本都是来自学校和父母的正面教育，因此思想相对简单、单纯。他们真诚地相信，全中国儿童都有和他们一样的金色童年。从小在农村长大的北京25中红卫兵李冬民回忆：三年困难的时候，农村里没粮食吃，城里出现了农村来的大批饥民。我跟他们聊天，他们说从农村来的。我的同学好多都是从北海托儿所转过来的，有苏联阿姨照管。他们生活在幻想的共产主义生活中。所以那些农民说在乡下没饭吃，他们都不信，但我信。（李冬民口述史《几度风雨几度秋》，米鹤都编，2011年）更有一些红卫兵，在大串联中见到了要饭的而震惊。单纯的另一面就是轻信，他们的阶级斗争观念，完全来自教科书和文艺作品。这是一代人的通病，只不过干部子弟来得更纯正一些。

也由于相对封闭的环境，当他们离开寄宿制学校或者大院环境而进入社会时，自然地感到一种陌生和不适应。曾经担任八一学校学生会主席的刘辉宣回忆，当他从干部子弟寄宿制的八一学校考入四中以后，感到非常不适应。一是感觉到观念的不同。他说：我原来根本就不想将来长大了干什么，认为自己的出路是组织上安排的事情。来到四中，才发觉人家很早就在设计自己了，准备将来当个科学家或者其他的什么家。（刘辉宣口述史《当时年少曾轻狂》稿，米鹤都编，2014年）而这些在他看来，是十足的个人主义和市侩人生观。二是原来同学们都是清一色的家庭背景，这时同学的家庭出身五花八门，反动官僚、资本家、高级知识分子，无所不有，于是他自然地有一种“非我族类”的感觉。这其实是一个很要命的问题，因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二、心理的健康环境 李冬民与在一起

干部子弟的成长过程，远远脱离了当年社会中各种政治运动的漩涡。因为根正苗红，他们从小没有生活在类似于家庭成分不好的政治阴影里。作为一个整体，他们没有受到知识分子所经受的各次政治运动的冲击，也没有工农所经受的贫穷生活的压力。在到来之前，干部阶层始终是社会的佼佼者。因此，干部子弟是在一种有利于他们身心健康的环境中长大的。他们在心理上没有受到过压抑，因此他们不仅相对直率，也相对强势。他们鄙视人情的俗气，看不起文人的酸腐，也少有市民的奴性，是一批天不怕地不怕的红色青少年。应当说，只有心理上的强势，才会培育出敢做敢为的担当，同时如果没有约束，也会衍生出目无法纪的狂傲。相对其他社会阶层，干部子弟承受压力和打击的能力也明显更强一些。在初期，他们面对工作组的压力和中央小组的打击，基本都采取了反抗而非隐忍的态度。恰恰由于这种有利于自由发展的环境，造就了社会的宠儿，也带来了它的负面效应，即整体优越感的滋生。这与今日独生子女一代的矫情同理。人，作为一种社会动物，其心理成长过程中，压抑就会造成其畸形地收缩，反之，则造成空间的膨胀。如果社会整个都处在一个有利于所有青少年心理发展的健康环境中，也就难以形成部分人的优越感。

三、寄宿制的训练

红卫兵一代的一个文化特点，是强调集体主义精神，这点上，干部子弟表现得更强烈。集体主义的熏陶，是和带有军事化传统的管理相联系的。大院的管理、特别是干部子弟寄宿制学校的管理，起重要作用。那一代革命者的信念要求他们必须把革命利益和工作放在首位，家庭的亲情始终是从属的。因此，相当多的干部把子女交给幼儿园和寄宿制学校管理。那一代的中小学生中，寄宿的学生绝大部分是干部子弟。他们所受到的政治教育是集体第一，个人要从属于集体。另一个因素，是干部子弟由于其父母为共同的事业奋斗，有共同的革命经历，大院的环境非常容易让这些子弟间建立起特殊的感情，而在市民阶层，就很难建立起这种社会关系。

在盛行集体英雄主义的年代，强调整体的荣誉感，是大院子弟们突出的特点。刘辉宣回忆，在临近中考时，八一学校提出的口号是：像战场上不让一个战友掉队那样，不让一个同学留级。北京翠微中学的王冀豫认为：这也是我们打架不要命的一种原动力。很快化革爆发，这些人就都凑到了一块儿。串联的时候，一听说话，就知道你是不是干部子弟，心里特别明白。这是当年红卫兵兴起的基础。（王冀豫口述史《往事不堪回首》，米鹤都编，2014年）

寄宿制还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认同感很强但也很窄。认同感强，使一些小院子弟（指散住在城区四合院里的高级领导干部子弟）和没有经历过寄宿制的干部子弟，可以很快就融合到这支队伍中去。但是它也很窄，前和初期，大院之间较少发生“战争”，因为大家属于同一族类；打群架往往是跟院外的“野孩子”、“小流氓”，而他们乃非我族类。这种认同感在中再上升到政治上，就彻底自外于社会的大多数。

四、尚武轻文的取向

首先应当强调的是，在不同的大院类型中，这一性格取向并非完全一致。在党政机关的大院中，特别是知识分子干部扎堆儿的大院中，在这点上就有很大差别。但是，北京大院之间的这种差异，与市井文化相较，应当说一般小于他们之间的共性。如王冀豫所说：所谓的大院，不管你是政府的还是军队的，都一样，因为共产党的政府也是军队建的。因此，部队干部、地方干部同质同源。另外，由于共产党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武装斗争传统，由于农民出身的干部占绝大比例，由于强调阶级斗争的暴力形式，因此在大院文化，崇尚“英雄主义”的意识中，总是掺杂着尚武轻文和暴力倾向。即使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也只是表现程度不同而已。

北京玉渊潭中学的曹都都回忆：这些干部子弟，特别是军人子弟的集体英雄主义，最需要敢于牺牲的人。从小在军队大院长大的孩子，在外受到挑衅常常是群体而上，谁胆怯或是不敢出手，回到院里便会被奚落甚至孤立。现在反思过去，不光是干部子女，几乎全国百姓都具有暴力潜质，也就是那种不分青红皂白的群体暴力倾向。（王南生口述史《中的江湖恩怨》，米鹤都编，2014年） 中的王冀豫

北京翠微路中学的王小点（王南生）的父亲是军队中的儒将，但王小点回忆，其家庭教育也是充满暴力：要打架，就要打胜，否则就是蛋。而且，这种教育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是不能在外面欺负人。谁要是欺负人了，那回家一定要挨打。所以我一般都不敢打架。如果真打了架，被别人欺负了而不反抗，那就更丢人了！回家后家长还得打你，得挨两次打。这不是个别人家里的情况。

当年，在北京市民阶层的观念中和一般学校的教育中，“好孩子”和“坏孩子”概念，只要打架，不分青红皂白，一概批评。而在大院文化中，一呼百应的孩子王必须是能伸张正义的“英雄”。由于上一辈人认定“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真理，稳定政权同样需要暴力，而后的阶级斗争扩大化使人们甚至认为它其实还是战争的继续，从而充分肯定了暴力在历史中的进步性和正当性。因此，在干部子弟中这种观念耳濡目染，就形成大院文化和市井文化的一个区别。

由此延伸的，则是对待知识文化的态度。中国的古老传统一直奉行“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信条，尊重读书人的风尚深深贯穿于这个社会的深层意识中。这种传承在新中国成立后被解构，我们相信“读书人”是为统治者服务的，是附在剥削阶级“皮”上的“毛”，是需要被劳动者改造的。但是在大院文化中，由于得突出政治的风气之先，重体力劳动轻脑力劳动，重工农干部轻知识分子干部，重权力轻文化知识的心理态势已然成型。在中国历史上打斗老师也是红卫兵们开启先河，至“老九”彻底臭了之后，彻底的反智就出现了。

五、畸形的政治热

全国流传着一句名言：北京人什么大话都敢说。这和天子脚下的皇城心态有关，但不能不说它受到北京大院文化的深刻影响。

北京大院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关注国家大事，个人生活也相当政治化。他们把热衷于家长里短视为市侩，把生活上精打细算看作庸俗，把埋头苦读说成“白专”之路。干部子弟的关注点，一是类似中苏论战里“九评”那样的政治理论，二是属于父辈革命传统的掌故、战例。另外一种谈资，则是干部阶层的内参了。如未经公布的小道政治新闻，如对毛远新、王海容的谈话，是那个年代他们中流传最广的政治消息之一。另一方面，前的一些中学生，甚至能把国家军队机构的领导人职务履历倒背如流，有些人对各级干部配备的汽车型号、待遇如数家珍，有些人则对领导干部的山头派系了如指掌。对于后一部分谈资，出身市民阶层的学生，即使热衷于政治，也难于置喙。因为当年这些均属机密，不是从任何书本上可以学习来的。

前，确实有一批干部子弟成为与其年龄不相称的小政治家，譬如北京四中、六中、八中中，一些高干子弟已经直接卷入到政治浪潮之中。中学生直接找中央领导也是自家的邻居汇报请示，中学生通过同学关系向国家主席、向中央书记处、向、向北京市委递送政治性的意见书，居然还得到了批示和中央级内参的两度刊发。而的巨浪，让他们还真过了一把瘾，只不过并未变身为政治家而成为了政治工具。

大院文化更注重精神世界的开阔，它的另一方面，就是不接地气、不着四六的东西更多。

六、浓厚的等级观念

共产党人取得胜利以后，在消灭阶级差别上着力不少，却并没有处理好人民内部的等级差别。干部评级时，中国的干部达20多个级别，不仅繁琐，级差也很大。差别不仅高于西方的文官制度，也高于苏联东欧。部队评军衔后，大院里肩上的星，汽车、保姆、住房，都从隐形变成了显形。从还不懂事的孩子开始，大院子弟就被灌输了等级概念。什么部长、局长，13级以上的高干还是一般干部；什么将军、校官；谁家有汽车，谁家配了勤务员。相应在市民阶层比谁家穷谁家阔，在工人子弟中比谁的家长是几级工，大院中面临的等级问题不仅要广泛得多，而且具体得多。

等级文化，实际上是一种没落的封建文化，可它对这一代青少年的毒害是深远的。如北京四中的苏承德所说，它的延伸实质上也是一种血统论。如四中、六中、八中中的四中“小核心”的成员，最后就无形中成为由省部级以上的干部子弟所组成。

七、忠诚和献身精神

大院文化培养了一代人的忠诚和献身精神。因为他们的父母是从战争中走过来的，子女一辈对党的事业的背叛，也就意味着对父母的背叛。当时流行的一句话“把一切交给党”。不言而喻的是，“一切”也包括自己的孩子，干部子弟也就是“党的孩子”。特别在上世纪60年代初期的教育中，把一切献给党是这一批人的最高理想。但是，这一代人往往不能将这种对党的忠诚升华到共产党的根本宗旨上认识。

忠诚就意味着献身。所以在大院文化中崇尚牺牲精神，为人类解放抛头颅洒热血。这点在中较其他群体表现得更加强烈。曹都都回忆：即使当老红卫兵像弃婴一样被摈除于社会主流之外时，我们还有信念：中国迟早要和美帝、苏修打仗，我们的命运就是要在战争中当炮灰。受伤甚至死亡对我们来说，好像不具有什么特殊意义，大不了是八宝山多出一片坟头。我们心甘情愿做革命的“炮灰”。（王南生口述史《中的江湖恩怨》，米鹤都编，2014年）

八、家国情怀

如前所述，干部子弟的政治优越感之一是心理优势，其强烈责任感是投身于父辈的事业、理念。但干部子女、特别是一些高级干部子女的责任感中，含有一种敢于把“国事”视为“家事”的心态。这点与中国传统中褒扬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有所不同，与官方提倡的主人翁精神也不一样，它更像是传统封建大家庭中的“长房长子”的心态，这不能不说是干部子弟心理上的一种天然强势。

这种文化心理，一方面增强了其对于党的事业的责任感，增强了作为国家主人翁的感受，增强了正义感和担当精神。前和初期，他们这种责任感与密不可分，即是这一事业的化身。所以，他们发起红卫兵，捍卫毛的路线。直至个人迷信破灭后，他们的责任感开始转化，甚至对本人的路线提出了质疑。这些都和他们的家国情怀相关。

他们虽然从小就被教育要有群众观念，不要脱离群众，不能有优越感。这种教育发自老一代内心深处的真诚，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其中有一些细微的差异往往被忽视。“不要脱离群众”的本身，逻辑上意味着主体就不是群众；而“要有群众观念”也绝不等同于群众的观念，二者并不是一回事。当年，没有多少人能够认识和体味其中的差异，这个差异的烙印却深深印在了大院文化中。爆发，转眼到了红八月，干部子弟特有的、也是红卫兵的行头，一身黄军装就披挂起来，凡是能够显示父辈尊贵的外在形式就充当了割裂他们与群众的道具。其中的文化内涵是：我是革命后代，我和你们不一样。至此，所谓不脱离群众，完全抛到了九霄云外。他们从小也曾被灌输了大量的艰苦朴素的教育，一度许多人以穿新衣服为耻，以打补丁为荣。但是，他们奉行的艰苦朴素、注意影响、追求外在形式的平民化，并不能使他们从内心真正体验到老百姓贫穷所带来的那种低下感受，苦行僧式的修行从来不能和真正的穷苦画等号。这些父母没有向他们指出来的差异，最终还是害了他们。

刘辉宣谈到：干部子弟身着军服时，使他们得以分享父辈的荣耀，这是不争的事实。前，我们一再受到鄙视特殊化和克服优越感的教育，所以当我们突然看到有些干部子弟竟公然用军装来包装自己的时候，我们才会生出那么强烈的反感。后来我们在与群众造反运动进行对抗时借势血统论，极其张扬地释放了干部子弟内心深处那种天然的优越感，对其他阶层出身的同学进行压制，其间更不乏无端的贬损和侮辱，这在理念和感情上又更加深了那一代人的裂痕。这时有不少干部子弟穿出的军装，也开始脱离了原来的动机与意义，而变成了真正的炫耀。到了后两年，将校级的军服、制帽、大衣、皮靴等大量出现在青少年的身上。那个风气，可以说已经将“继承传统”和“艰苦朴素”这样的理念冲得荡然无存了。（刘辉宣口述史《当时年少曾轻狂》，米鹤都编，2014年）

当年俄国的十二月党人，似乎来得更真诚一些。他们甚至以负疚、救赎之心，走入社会底层，去关注和同情劳动人民。但是他们内心深处的优越感，使他们终究难以有所作为。而真正能够走出聂赫留朵夫那种居高临下的心态，在这代干部子弟当中尚属少数。风暴一起，无论内在和外在，他们立刻显露出其痼疾，而脱离了群众。因为，这种家国情怀伴随着“长房长子”的优越感，超出了“度”之后，其“嫡出”心态就必然视平民群众为“庶出”，也就成为了血统论的温床。这是大院文化的一个致命弱点。一些今天还津津乐道于此的人，实际上仍然未能脱出旧日的窠臼。只有那部分真正成为了民众一分子的人，才能够实施其抱负，发挥出潜在的能量。

九、敢说敢干的性格

与此相关的，是他们性格上的强势。当年这代人经常挂在口头上的两句话是：“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因此，他们在语言上更喜欢直来直去，在行动上更推崇雷厉风行。

北京的市井文化中，讲究客气留面子，讲究利用语言艺术拐弯抹角地表达意思。这种风格对于新一代的青少年，显然已经陈旧，被他们斥之为小资产阶级的虚伪和软弱。大院子弟在群体性格上，代表了这代青少年的转向，他们在表达方式上，趋于更直截了当。因此，初期红卫兵不仅在维护“真理”方面敢于申明主张，而且在坚持错误理念的时候，也毫不隐瞒地把它张扬到极致，如那副“老子英雄儿好汉”的血统论对联。“敢字当头”，藐视权威，这是他们从父辈革命的经历中学来的真谛之一。问题是，在错误思想的指导下，强势性格的破坏性就更大。因此在中，他们盲目地自信自身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水平，盲目地自信其“革命行为”的正当性，因此他们语言的张扬和行为乖戾，就成为必然。另一面，随着运动深入发展和大面积打击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感觉偏离了老一代共同奠定的道路，于是勇敢地要求“清君侧”，率先起来反抗路线的代言人――中央小组。

十、人性和党性

这一代人缺乏真善美的教育，党性原则历来都高于人性底线，这一点在中表露无遗。大院文化中的对敌狠、对友和，表现得同样突出。但他们“友”的圈子过窄，而“敌”的范围却很宽。这固然是总的方针政策使然，但也和大院与民众间的屏障有关。中，除了对一些阶级出身不好的群体滥施暴力外，在对待干部阶层内部一些先行的“黑帮”，落井下石和讲义气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做法也同时并存。一些干部子弟能够舍身保护已经沦为“黑帮”的老干部及其子女，但更多的干部子弟，对几天前还是亲密朋友的“黑帮”子女，却立即划清了界限。不仅视如路人，甚至加以批斗。这种行为，“革命性、讲原则”是一方面，但同时践踏了人性。 时期的陈小鲁

在党中央点名批判“彭罗陆杨”之后，率先上门侮辱、痛下毒手的，恰恰是一些熟门熟路的领导人子女。这样的事情，市井小民即使能够做到，也还需要适应和过渡。但是，即刻发生的多起惨剧，在干部子女、而且是高级干部的子女中却真实地上演了。北京八中的陈小鲁回忆：当时我还听说，有些领导人的子女跑到彭真家去造反，并让彭真夫人在地上爬。（陈小鲁口述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米鹤都编，2011年）无独有偶，另一批领导人子女则跑到罗瑞卿家造反，让罗瑞卿夫人郝治平在地上爬。陆定一和杨尚昆的家中也未能幸免。而这些红卫兵，昨天还亲昵地称呼叔叔、阿姨，今日就干出如此卑劣的勾当。他们对待黑五类们更为变本加厉就是势所必然了。这些人的潜意识中，当人性和“党性”发生纠葛时，转瞬之间就会站到“党性”一边而抛弃人性。

十一、缺乏法律意识和契约精神

民国时的中国，走过了一个从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转进的过程，适应于现代社会的法律和契约都远不成熟。进入新中国后，党内在这方面出现重大分歧。以董必武为代表的部分领导人力图将社会主义的发展纳入法治轨道，而以为代表的多数领导人则强调法律的阶级性和无产阶级权力的不受约束而不予认可。于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法律战线出现了大规模的倒行逆施，大批法律工作者被打成。另一方面，从此党比法大、党的政策和领导人的意见成为准绳。在这一背景下，党内斗争必然首先影响到干部子弟群体，也必然反映到他们的文化观念中。而平民阶层的子弟，往往对此并不敏感，更多的还停留在“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些传统观念中。在大院文化的是非评判中，很少有人会从法律和契约的角度诠释问题，而会把党的利益、阶级分析作为唯一的尺度。因此他们对法律意识的忽视，对生活中契约精神的淡漠，都远远超出了本已缺乏法律观念的同代人。这点和崇尚暴力的倾向结合，才展现出了红卫兵在破四旧中的无法无天和残暴的一面。 刘辉宣（左二）与作者（左三）

十二、权威人格

这是第三代人共有的一个特征，权威人格，是家长制社会的必然产物，特点是自己不相信自己，把自己等同于权威所给定的社会角色，有义务意识而无权利意识，崇拜权威并遵从权威，但与此同时又希望自身成为权威，而且要求别人屈从自己，甚至会剥夺他人的权利。前述的等级观念和攀比，即是一种不健康的心理状态，循此逻辑必然导致认同成王败寇、丛林法则，而形成权威人格。

上述对大院文化一般性的概括，仅仅意味着一种集合性的取向，绝非一概而论。其中每个个体由于家庭教育和本人境遇的不同，接受知识和理念的不同，即使同一个大院的孩子在中的表现依然差异很大。如初期对血统论“对联”的辩论，对立双方的领军人物，都是干部子弟，即其一例。另一方面，这一代青少年的文化精神，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和根源，也有着更复杂的表象。

如果用建国后出现的大院文化，和社会中既存的市井文化做一对比，在很多方面实际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差。由于社会的总体导向，使得这些文化精神成为红卫兵一代普遍具有的倾向，但身居大院的干部子弟在整体上领风气之先，使这些特征在大院文化中表现得更为突出而已。而恰恰是这些细微的文化差异，却驱动着发起红卫兵运动的干部子弟群体，掀起了一股足以改变历史的巨浪。大院文化的这些内涵，在前夕和初期，特别在北京，代表着一种时尚和潮流，领异于社会的市井文化，显示出一种超前的、示范性的效应。在这个意义上，它也深刻影响着整个一代人的文化精神。

可以说，没有大院文化，就产生不了红卫兵运动，也不会形成一代人文化精神的特征。

精神文化篇3

大学精神文化是大学人在长期的办学实践中逐渐积淀凝练而成的精神成果，它体现着大学的办学理想及其作为学术共同体的价值诉求。他从微观层面将大学精神文化分为大学精神、办学理念、校训、校歌、校风等五种要素。综合学者的论述，可以看出:校园精神文化是校园文化的核心和灵魂，是办学理念、育人方针、学术追求、管理模式的整合、凝练和升华，是师生员工在长期的办学实践广泛认同和自觉奉行的根本的办学理念和价值观念。校园精神文化塑造了一种精神氛围，这种氛围对师生员工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其在润物细无声中接受着感染和启迪。

二、校园精神文化发展的困境

精神文化是大学文化的核心和灵魂，对内能形成一种文化上的向心力;对外则是学校个性和精神面貌的缩影。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时代，在市场经济、消费主义、多元价值观的影响之下，社会的庸俗之风已经侵入大学的机体，侵蚀大学原有的高尚和儒雅，对校园精神文化产生侵蚀作用。精神文化得不到师生的价值认同和有效践行，校园精神文化发展陷于困境。

1.校园精神文化受到物质文化的全面渗透。

自高校扩招以来，市场经济日益冲击着高校的精神文化建设，经济的大潮拍打着大学脆弱的围墙。受经济利益的驱使，大学纷纷拆墙办学，各种经济实体纷纷成立，大批教师下海经商，大学沦为经济的附庸。功利主义、实用主义日益破坏校园精神文化建设所需的自由氛围和创造空间。余耀基对此批评说:“大学今天最流行的形象，不再是‘象牙塔’，而是‘服务站’，———社会要什么，大学就给什么;政府要什么，大学就给什么;市场要什么，大学就给什么。”“在这种情形下，大学已非独立研究学问之地，而成为即产即用的知识的工厂。”

2.校园精神文化受到多元价值观念的影响。

特别是随着数字化时代到来，网络成为大学生喜闻乐见的娱乐资讯平台和大学生获取信息、进行交流的媒介。大学生学习、生活、人际交往、日常生活等事宜均诉诸网络，QQ、飞信、微信、微博、博客都成为颇具时代气息的交流工具，大学生生活已由现时空间步入虚拟网络空间，数字化成为当代大学生的一种生存方式。在极具开放性的数字化环境和全球化的信息传播背景下，各种思潮相互激荡，冲击着大学生的思想观念，影响着行为方式，减弱了大学生思想观念、政治观点和道德素质形成与发展状况的清晰度和效用度，传统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受到挑战。网络中也充斥多元的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低俗的思想，人们在虚拟的世界中自由地狂欢，做出对理性的颠覆、对崇高的消解等错误行为。大学是知识、思想、理性精神的诞生之所，校园精神文化所传递的是一种正能量，无疑网络化环境所承载的多元的价值观与其价值主旨背道而驰，影响校园精神文化的发展和传承。

3.校园精神文化缺乏价值认同。

精神文化是立校之本，对高校的生存发展、人才培养有重要作用。大学精神是大学历史沉淀与现实的融合。一些大学经常忽视校园文化自身传统和文化内涵，热衷于追求高雅、恢宏的理念口号，缺乏对高校所具有的独特内涵的诠释，不能接地气，导致校园文化陷入“高、大、空”的状态，造成了很多学校办学理念、办学定位、校风、学风、教风等大学精神文化雷同的现象。师生无法清晰地了解学校的精神内涵，校风、校训、办学理念也难以化入师生园文化和精神的认同与选择，概念化的校训、校风、办学理念成了“空中楼阁”。一些高校虽然加强了校园文化建设，但是校园文化建设和学校的管理、教学等工作各行其是，没有把文化建设融入日常教学、管理活动之中。这种文化建设与管理的分割，使校园精神文化成了形同虚设的产物，创新性匮乏，无法唤起学校成员的激情，更形成不了良好的校风、教学、学风。

三、校园精神文化建设的途径

要弘扬大学的精神文化，就要在分析校园精神文化困境和成因的基础上，从实际出发，加强精神文化建设。大学精神既是历史的，又是现在的，更是未来的。我们不仅需要阐释大学精神的历史和内涵，而且应当着眼于大学精神的培育和建设。

1.重视校园精神文化的历史传承。

校园精神文化是通过一代又一代的大学人的总结积淀、提炼、发展而成的精神财富。大学精神与大学的历史发展、教育实践、优良传统和文化积淀是密不可分的，大学精神往往通过大学的历史发展、教育实践、优良传统和文化积淀体现出来，并通过一定的大学文化载体进行传载、传递和传播，在历史向现实的发展变迁中得到传承与创新。校园精神文化代表了一所大学的优良传统和鲜明特色，更彰显了一所大学根本的价值追求，决定一所大学的发展方向和历史定位，对学校的教学、科研、管理有潜移默化的导向作用，是大学凝聚力、创造力、生命力的源泉。文化的传承是创新的前提和基础。只有掌握前人积累的文化成果，才能扬弃旧义，创立新知。建设校园精神文化建设需要不断融入时代精神，但并不是要将其传统全部否定，推倒重建。而是要尊重它的历史传统，坚持从大学的历史传统出发，善于从校史、校歌、校训、校风、教风、学风等载体中寻找学校特色，建设富有本校历史气息和文化底蕴的校园精神文化。将传统文化有机融入校园精神文化建设，弘扬校园文化的人文精神。传承弘扬大学精神，就是要从大学的历史传统出发，挖掘其人文内涵，激发大学师生追求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的信心。

2.树立正确的办学理念。

正确先进的办学理念是校园精神文化的灵魂，是大学优秀文化传统所蕴含的核心价值观，是对一所大学的解读。学校只有具有先进的办学理念，才能产生坚定信仰，才能产生不断追求卓越的价值追求。在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办学理念的形成要基于对时代境遇和教育内涵的理解，基于对自己学校未来发展的理性分析。大学是社会发展的产物，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量和培育社会精英和领袖的摇篮，当然它永远不可能割断与社会关系。但大学不能庸俗化、官僚化，不能成为政府的附属品;大学具有一定的市场属性和功能，要为市场经济服务，但大学不能“市场化”。教育是育人的。道德是教育的生命，没有道德的教育便是一种罪恶。大学之所以受人尊重，原因之一是大学之中有大德、有大道、有大爱、有大师、有大精神。这“五大”使得大学成为道德的高地，具有民族和社会良心堡垒的崇高地位。因此，大学办学理念的立足点和归宿点应该是人的能力发展、人格完善、信仰和精神的内化和升华。奉行这样的一种理念，大学精神的构建才能走出困惑。

3.深化大学精神教育。

大学精神是大学的灵魂，是大学凝聚、创造力和生命力的源泉和动因，是其生存、发展的底蕴所在，也是美化大学形象、提升大学品质的关键因素。正如汤用彤在1940年致北京大学校长胡适的信中所言:“大学之大，在于精神之大，大学精神之于大学，犹如人的灵魂之于身体。”大学精神的教育是实践性教育，在不断总结凝练的基础上，需要通过各种实践性的活动对其加以弘扬。如将精神文化建设寓于物质文化、制度文化、活动文化、环境文化建设之中，通过这些载体来有效地促进大学精神的传承与弘扬;将精神文化建设融入各类校园文化活动、社团活动中;编写校史、创建校史馆，让师生员工参观、学习，领悟大学精神;注重运用校训、校歌、校徽及其他校园形象标识进行教育。增加精神文化教育的时效性，使大学精神得到师生的认可。

精神文化篇4

1．1观察指标对观察组和对照组意外事件发生率、护理差错发生率及对护理人员安全护理意识变化进行对比。根据医院实际情况自行设计安全护理认知表，列举20项护理工作风险项目，评分标准为有、可能有、无，分别代表1分、2分、3分，分值越高表示护理工作中安全意识越高。

1．2统计学方法对研究所得数据采用SPSS16．0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计量资料采用t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护理质量比较观察组发生1例走失等意外事件，发生率为2．17％，未发生护理差错，对照组发生7例意外事件，发生率为14．00％，5例护理差错，发生率为10．00％，观察组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见表1。

2．2护理人员安全意识将安全文化应用于安全管理之前，护理人员安全意识认知得分为（52．5±3．5）分。经过学习和培训后得分为（56．0±2．4）分，护理人员安全意识得到明显提高（P＜0．05）。

3讨论

安全文化的概念最早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是由国际核安全咨询组（INSAG）1986年针对核电站的安全问题提出［6］。安全文化是存在于单位和个人中的种种素质和态度总和，是为企业在生产、生活、生存活动中提供安全生产的保证。

2002年中华医院管理协会针对医疗纠纷和侵权事件的调查发现，我国医院医疗纠纷发生率高达98．4％。作为一个特殊人群，精神疾病患者的自杀倾向是普通人群的20倍，精神疾病患者住院期间的护理工作任务尤为艰巨，小小的疏忽都可能造成重大问题。

将安全文化应用于精神科安全管理之中是一次很好的尝试。安全文化的作用是通过对人的观念、道德、伦理、态度、情感、品行等深层次人文因素的强化，利用领导、教育、宣传、奖惩、创建群体氛围等手段，不断提高人的安全素质，改进其安全意识和行为，让人自潜移默化中自觉主动地按安全要求开展工作。安全文化具有导向、凝聚、激励、约束的功能，在学习培训过程中接受安全第一的价值观，用安全来约束自身不当行为，当此价值观被所有人认同后会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并通过激励等发生发挥护理人员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安全防范意识深入人心，提高了护理人员的责任感，将会显著减少安全隐患，提高护理质量。在本次研究中，在安全管理中应用安全文化后，意外事件发生率及护理差错发生率明显降低，护理人员安全意识明显增高（P＜0．05）。

护理安全是护理质量的核心，安全问题永远是重中之重，时刻关乎着患者的生命。有研究发现，管理方面的因素是精神疾病患者发生意外事件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通过加强安全管理是提高护理质量的重要途径。通过将安全文化应用到精神科安全管理之中，树立安全第一的理念，坚持预防为主的方针，将安全作为导向引导护理人员的工作方向，提高了护理人员安全意识、技术水平及防范风险的能力，最大限度的减少意外事故和护理差错的发生。安全文化作为一种管理思路运用到精神科安全管理中能够显著减少安全隐患，提高护理质量。

精神文化篇5

【英文摘要】Fromthevie

以往许多研究仅仅从精神文明的角度思考精神文化，将其局限于单纯社会道德建设的视野之中，排除了对精神文化的本体论研究。从教育实践看，学校文化始终走不出“物质文化”建设的思路，基本上是一种文化环境的布置或文化活动的设计，这就是为什么学校文化丰富了，却不能把幸福和快乐带给学生的根本原因。文化观的价值转向，使学校文化理论能够建立在生命哲学的基础之上，让文化真正回到学生自己的精神生活之中。

一、精神文化的哲学本质

(一)精神文化的解释范式

关于精神文化，有两种基本的解释范式。一种是道德哲学的解释范式。近代哲学将文化的概念推向精神的高度，并提出精神文化这一概念，是出于人类对物质文化和技术文明的反思，试图从物质文明的陷阱中得到解救，表现了人类重新探寻未来文化发展方向的危机意识。斯诺关于“两种文化”的著名论断告诉人们，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尖锐对立，已成为当今人类面临的重要危机。科斯洛夫斯基则直接用“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这对范畴，再次表达了斯诺关于两种文化对抗的担忧，从而使精神文化获得一种特殊的时代意义和历史内涵。从这个意义上看，精神文化被看作与物质文化和技术文化相对立的一种文化价值，它强调人类文化生活的伦理和道德内涵，表现了人类对精神世界和伦理生活的重新发现。文化哲学和社会哲学对精神文化的解释大多站在这一立场之上。另一种是生命哲学的解释范式。第一次从人或生命的角度讨论“精神文化”，始于德国文化教育学派的思想家。狄尔泰的生命哲学、斯普兰格的文化陶冶论、博尔诺夫的精神漫游说等等，为文化的精神概念奠定了基础。在此之前，文化一词经历了古代希腊人的“教养文化”、泰勒的“总体文化”，以及新康德主义的“价值文化”等等。然而，文化的含义尽管不断得到拓展，但始终没有能真正与人的生命过程和精神生活走到一起。文化教育学派的思想家们，最早将文化与人的生命意识结合起来，使文化作为一种教育资源所具有的内在性质得到揭示。斯普兰格曾解释了之所以要以生命为起点理解文化的本质，是因为文化对人精神生命不可或缺的意义。他认为，学校文化的价值在于“唤醒生命”，而不在于传递知识。教育应当“一直到精神生活运动的根”，“教育之根和文化之根的寻求，只能通过人的灵魂的唤醒才能实现。”(注：邹进.现代德国文化教育学派[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2.73、99.)文化只有与精神相结合，即只有用“精神文化”这一概念才能真正表达文化的生命本质。生命哲学的解释范式，并不拒绝精神文化所具有的伦理价值，但它更关注学校文化与人的生命意志之间的对话，将精神文化视为人的一种内在生活形式。

(二)生命意识：内在生活形式的根本特征

文化的概念几乎涉及到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文化的概念与人性的概念一样广阔，文化的多元定义即是文化研究的开放性(注：周勇.论教育文化研究——教育研究的困境与出路[J].教育发展研究，2000，(7).)。文化概念的不断精神化，始于哲学家们不断用人性的视野看待文化问题，从而逐渐推论出文化的生命本质。在狄尔泰的生命哲学中，无论是文化还是历史，都只不过是生命的不同表现形态，生命是理解人类一切活动的根源。叔本华提出著名的生命认识论，把认识活动定义为生命体验，而不是“逻辑统一性”，他说，“世界当然不是指理论上可以认识到的世界，而是在生命的进程中可以体验到的世界。”(注：费迪南·费尔曼.生命哲学[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28-29、28.)柏格森和施本格勒则将这种生命认识论运用于文化的解释之中，新儒家的方东美则直接提出“生命本体”的文化观。在他们的文化视野中，任何文化只是生命的符号形式，是不同生命形式的文化表达，抓住了生命，才抓住了文化的本质。日本学者池田大作认为，“文化的本质理所当然就是对人类生命和精神的开发。”(注：池田大作.人生寄语[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103.)视精神文化为人的内在生活的形式，这就是站在生命立场上的文化信仰。

从某种意义上看，精神文化的确是一种平衡物质文化或技术文化的手段，具有丰富的伦理意义和道德内涵，但是，如果把精神文化看作是纯粹限制物质文明的工具，尤其是将其视为实现社会目的的手段，单纯从政治目的或伦理意义上理解精神文化建设，则可能使我们陷于误区之中。在学校文化建设中，为什么许多教师常常只关心外在的文化形式，而不关心学生的内在文化体验，究其原因就在于未能确立生命本体的文化观。这种背离生命的学校文化，必然只能走向学生精神发展、个性发展和素质发展的反面。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处于分裂之中的学校文化，比如，物质文化建设是审美性的，而制度文化则仍是传统的规范建设。这样的学校文化建设，不仅不能丰富学生的精神生活，而且也不能带给他们真正的精神幸福，反而可能给他们带来精神上的压抑和困惑。因为，离开了学生内在的生命需要，再丰富的文化生活，都不可能成为促进学生精神发展的力量。

从生命哲学的视野看，只有精神活动才是人的生命活动的最高形式，因而也只有精神文化才真正表现出文化的生命特征。如果没有人类的精神活动，人类文化的生命特性不仅不可能得到表现，而且也将变得毫无意义。正因为如此，文化教育学派的思想家们才用生命概念重新构建教育的文化哲学。斯普兰格曾经说过，只有生命才需要用文化去陶冶和唤醒。在这里，文化一词已经不是单纯指一般意义上的文化，更不是指物质文化，而是指真正意义上的精神文化。因为他用“生命唤醒”来表达文化陶冶的实质，可见文化绝不是单纯指外在的文化形式，而是指一种内在性的精神文化。雅斯贝斯在讨论文化陶冶时，认为文化陶冶是“心灵净化”，是使“心灵深处无限开放”。如果离开人的生命意识，任何文化的思考都没有真正的教育价值，因为学校文化在本质上是学生进行生命交流的过程，而不是孤立存在的运动过程。

二、精神文化的理论架构

(一)精神文化的生命基础

最能表达生命存在的直接方式是人的体验性，因而体验为精神文化建设确立起内在的生命基础。狄尔泰最早开始在哲学视野下关照教育的生命主题，让体验在理论上获得教育的名义和身份。狄尔泰提出生命本体问题，将“体验—表达—理解”三种生命过程，视为替代传统教育的新范式，在此，体验被看作是教育的本体论起点。在狄尔泰思想中，哲学对体验的关注，是哲学关注生命的开始，正是体验这一概念，才真正改变了传统认识论远离生命的谬误。他的继承者伽达默尔则进一步细化了体验的生命特征，认为体验使人的求知过程更加靠近人的生命本身。在他看来，体验的最大生命特征是直接性，这预示着个体认识的不可替代性，“所有被经历的东西都属于这个自我的统一体，因而包含了一种不可调换、不可替代的与这个生命整体的关联。”(注：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87.)叔本华则把生命视为时间性的，因而生命只有在具体的体验中才有意义，生命是通过每一个体的体验而被证明存在。(注：费迪南·费尔曼.生命哲学[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28-29、28.)伽达默尔还进一步确证，体验在本质上不同于“经验”，经验中更多显示的是知识的规定性，以及权威和传统的制约性，而体验则力求排除这些外在的干预，更强调个人化的精神感受。人的精神活动及其感受力是生命的根本力量，体验作为生命的直接形态，由精神文化的生命本质所规定，只要精神文化以生命发展为本质，体验就必然是教育的直接出发点，因而只有从生命体验出发的教育，才能真正反映精神文化以生命为本体的教育性质。

作为生命的基础，体验具有无可替代的优先性。但体验不是无所不能的，体验不能否定和代替其他生命过程。体验需要教育的规约和引导，在这种引导中为体验重新安置价值本质。在生命意识已经普遍深入人心的今天，强调这一点显得特别重要。有些研究者对体验的教育价值给予过高的期望，不仅将体验视为基础性的，更视为惟一性的，把体验等同于生命本身。在他们看来，体验是完全自由的，顺从体验的指引就是尊重生命的教育。狄尔泰将体验视为教育的基础，但从没有止步于此，在他的本体论转向中，通过“表达”和“理解”进一步展开体验的生命意义，通过与学生的精神交流，完成教育的引导和规约作用。狄尔泰对体验的讨论为我们理解体验的教育意义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理论启示。我们常常过分关心学生的自然体验，而拒绝了学生的精神体验。精神体验不同于对自然对象的直观，而是对美和善的体验，是对生活意义的体验。精神体验必然包含着体验者的道德思考，以及与另一生命主体的对话和交流，即便是自然体验，也同样包含着价值和意义的认识，以及道德和良知的选择。因此，在精神文化建设中，不仅需要对体验持更多的同情，而且需要对体验进行价值引导。学校不仅应当提供丰富的文化生活，也同样应当提高教育者的引导能力，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体验的教育意义。

(二)精神文化的本体形式

1.教育的生活世界。回归生活是现代哲学走向生命世界的基本思路，在一些学者的眼中，生活世界已经被理解为是一个研究框构(注：杨善华.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84、190-191.)，具有了方法论的意义，通常成为批判传统教育的一般起点。然而，我们对生活世界这一概念的本质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在许多研究者的观念中，生活世界被诗化了。事实上，哲学中的概念仅仅提供了我们思考教育问题的一个理论起点，只有与教育活动结合之后，才能使之成为一种真正有意义的教育话语。

教育中的生活世界，虽然也有哲学概念的含义，但就教育而言，生活世界最重要的含义是尊重学生作为教育生活中精神主体的地位。正因为传统教育损害了这种主体地位，所以教育才失去生活世界的本质。回到生活世界之中，就是要让学生的精神活动和生命体验成为学校文化生活的中心。回归生活世界不是在形式上由课程学习转入日常生活，放弃了课堂和知识并不等于就是回到生活世界。生活世界的本质，并不在于是课程学习，还是日常生活，而在于学生的主体精神，换句话说，也就是所谓内在的生活形式，而不是外在的生活形式。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其实质是生命的殖民化(注：杨善华.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84、190-191.)。要回到生活世界中，就是要回到生命世界中，使人重新成为生活的主体。因此，所谓课堂生活或日常生活并不是生活世界的本质区别，只要学生能够作为精神主体出现在教育生活中，那么，无论是课堂生活，还是知识学习，都可以看作是日常生活，是真正的生活世界。相反，如果学生不能作为主体支配自己的教育生活，那么，即便是所谓日常生活，也失去生活世界的本质，也只能是被统治、被压迫的生活，没有生命价值的生活。

传统的文化理论，并未彻底排除生活世界的意义，恰恰相反，还非常注重学校的文化生活。然而，传统的文化观，只注重文化形式的设计，丰富的文化形式掩盖了学生的生命之声。强调学校的文化生活，不是传统文化理论的错误，关键是它只看到文化生活的外在形式，而忽视了学生作为生活主体的生命感受。丰富的文化生活，只是为了实现教育者的目的，教师往往为了“文化”而“文化”，创造了丰富的文化生活，却把学生当作文化或生活的木偶。这种文化在本质上是一种“自私”的文化，文化不是学生的文化，生活不是学生的生活，文化是教师的工具，生活是教师的游戏。精神文化不是要否定学生丰富的文化生活，而是要填平教育生活中的空场——生命体验。

2.学生的心灵生活。心灵是精神活动的场所，心灵的本质就是精神，没有心灵精神就失去了居所和意义。作为一种新的文化观，心灵的培育要比任何文化形式的设计都更重要。心灵的概念意味着精神生活的独立性，以及精神生活所具有的不可侵犯的自由本质。德国哲学家奥伊肯认为精神生活具有特殊的生命意义，精神生活是独立于物质生活的生活世界。在他看来，精神生活不是生活世界的“一个方面”，精神生活“它本身就是一个世界”，而且是一个独立的“现实世界”。(注：鲁道夫·奥伊肯.新人生哲学要义[M].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260-267、9、9、72.)心灵不可以被规范，也不可以被限定，心灵是一个自由生长的主体。心灵正是以自己无限的可能性而获得生存的意义。从心灵的视野看待学校文化，文化就会显现出新的意义。比如，在传统文化的观念中，像“班级日记”这样的文化形式，往往不为教师们所重视，他们更看重的是能够展示班级名誉和个人声望的各种竞赛活动，诸如数学、物理竞赛等。但在精神文化的概念中，像班级日记这种文化形式可能比各种形式的竞赛活动更重要，更具有文化的精神价值。关心学生的“内心世界”，让学生的心灵活动得到教育的真诚关切，在精神文化建设中占有更为重要的位置。

日本教育家小原国芳曾专门论述教育的“心灵化”问题，他把心灵化作为教育的基本取向，教育就在于向心灵的靠近，越是能够接近学生心灵的教育越是完美的教育。只有心灵的教育，才能达到精神的高度。心灵具有内在性，心灵只有靠体验和理解才能把握，没有真切的体验，没有同情和理解，心灵是不可接近的。教育只有把通向心灵之路引入学校的教育生活，才能最后达成生命教育的精神境界。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同样十分重视学生精神世界的建设，他在《学生的精神世界》、《把整个心灵献给孩子》等著作中，系统论述了学生精神世界的培育问题。他写到，“教育——这首先是教师跟孩子在精神上的经常接触”(注：苏霍姆林斯基.把整个心灵献给孩子[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3、28.)，“人的精神生活，即内心世界是否丰富，取决于他同周围世界的实际关系是否丰富多样，取决于他同自然界和其他人的相互作用的内容与性质。”(注：苏霍姆林斯基.把整个心灵献给孩子[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3、28.)在他看来，精神世界就是学生的心灵世界，主张用丰富的生活内容与学生的心灵世界沟通，并把心灵世界的建设看作学校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精神文化建设与物质文化建设具有不同的起点，精神文化建设从学生的心灵活动开始，重心是学生的文化体验和精神感受，以及在这种体验和感受中学生获得的快乐和意义。

三、精神文化的建设路径

(一)文化陶冶理论

文化教育学派的陶冶理论改变着学校文化建设的理论基础，为精神文化建设提供了新的途径和方向。文化教育学派，不仅第一次提出“精神文化”这一概念并赋予其独特的哲学内涵，而且还第一次提出了“文化陶冶”的教育观，为学校精神文化建设提供了哲学基础。雅斯贝尔斯站在文化陶冶观的立场上，重新讨论了教育的本质问题。在他看来，陶冶的性质是“全面地展开精神运动”，就是“全面地造就人，铸造人的本质”，他写到，“人的文化的一个要素就是作为他历史性知识方式的陶冶，陶冶作为某一时代世界和宗教的历史现实性之语言是充满生命力，同时陶冶又是交流、唤醒和自我实现的中介。”(注：雅斯贝尔斯.什么是教育[M].北京：三联书店，1991.103.)他认为文化陶冶是教育的本质，而不是像传统理论那样，将“文化传递”定义为教育的本质。无论是知识作为一种文化，还是生活作为一种文化，其教育的功能都只在于陶冶。学校的一切，都可以被看作是文化，因为学校的惟一功能是对学生的精神陶冶，这就是文化教育学派的教育本质论。

文化陶冶论不仅用生命哲学对文化进行重新定义，而且在此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的教育本质论。文化教育学派以生命哲学作为自己的坚实基础，以“生命不可规范”这一根本原理作为建立文化陶冶论的基本依据，将这一论点贯穿于以文化陶冶为中心的教育观中，并站在这一论点上，批判传统教育的科学主义教育立场。在他们看来，由于生命的不可规范及不可预设性，因而只有文化陶冶才适用于人的生长过程。因为有了新的哲学基础，文化教育学派得以用新的视野重新考察学校文化理论，从而在本质上使教育从决定论的目的观中得以真正的解放。陶冶论远离了确定性，打开了通向生命发展的可能性和开放性的世界。陶冶论的代表德国教育家李特深情地说：陶冶“犹如人们从无底的存在深渊之不可言状的迷惑中挣脱出来，而达到广阔的平原上，心胸顿时开朗，感到宇宙万物、天地人生都在我的胸中，和我的心灵产生共鸣，形成一种水融、天人合一的关系。”(注：邹进.现代德国文化教育学派[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2.73、99.)在这里，陶冶实现了孔子诗教的理想：“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注：论语·阳货.)任何外在的文化和生活，都变成学生心灵自由的力量与源泉。

陶冶论最根本的意义在于，改变了学校文化建设的根本范式，从人的生命世界和精神生活出发，把陶冶看作精神文化建设的基本途径。在这一视野下，学校文化生活的外在形式和丰富内容，只是精神文化建设的一种重要资源，而不是最终的目的。在这个基础之上，只有通过学生自己的生命体验，才能使这些资源成为精神文化建设的组成部分。传统文化理论虽然发现了文化的教育价值，但却因为排斥文化主体的作用，因而不能真正影响学生的精神生活。尽管学校文化越来越受到重视，但始终只限于“业余生活”之中。在陶冶论的立场上，学校文化生活决不仅仅是一种业余生活，只要能真正尊重学生作为生命主体的价值，都可以理解为精神文化的活动范畴。如果课堂能够给予学生真正的生命体验，就应当视为一种真正的精神文化生活。

(二)精神生活哲学

生命哲学的另一重要代表奥伊肯提出“精神生活哲学”的概念，独树一帜地为生命哲学创立了理解生命本质的一种哲学解释观，在他看来，生命的本质不是人的感性本质，而是人的精神生活，是超越于感性直观的精神。精神这一概念，不仅解释了生活的本质，而且也解释了陶冶理论的本质。学校精神文化建设，表现于日常生活之中，但不是日常生活本身，它的根本特征是精神生活的陶冶。文化陶冶需要生命体验，但也不是生命体验本身，而是生命体验中的精神内涵，只有在精神生活中才能真正揭示学校文化陶冶的价值本质。

人的生活意义全部在于人的精神的高贵性，是精神给予生命以崇高的价值和意义，这一给予关系是不能被颠倒的。“精神产生于一个更高的源泉而不是与感官世界共生，当唯物主义者想要合乎逻辑地表述他的观点时也必须接受这一更高的境界……感官的直接性不断地越来越多地把它的优势让给精神的直接性；外部生活被按内部生活的观点来经历、来看待，而不是相反。”(注：鲁道夫·奥伊肯.新人生哲学要义[M].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260-267、9、9、72.)学校文化必须回到精神生活中来，生命体验必须在人的精神家园中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否则，单纯的生命直观可能会使我们付出巨大的代价。我们今天的教育无疑在这个问题上已经明显出现差错，把传统教育所引起的教育问题，错误地归咎于教育对精神化的偏爱和重视，因此，以放弃教育的精神世界来寻求学校教育的变革，这是非常危险的。

(三)制度文化理性

把精神文化建设与整个学校制度建设结合起来，从整个制度文化上建立起生命本体的价值观，并真正确立起制度优先的教育原则，这是制度文化研究的重要成果。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在分析道德本性时，将道德的基础立于社会而不是个人，他还批评了人们对卢梭自然主义的误解，认为卢梭自然主义的本质不是“个体本质”而是“社会本质”。在他看来，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远优先于《爱弥尔》的自然个性，(注：爱弥尔·涂尔干.道德教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420.)他首先是期望通过改善社会，然后才期望从这种改善中得到爱弥尔的自然天性。

美国学者尼布尔在《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一书中则尖锐指出，个人常常只是在社会的腐化下才丢失了道德的本性。在他看来，“人类群体道德上的愚钝使纯粹无私的道德成为不可能。任何社会群体都没有足够的想像力来接受纯粹的爱的影响，也不可能说服社会群体冒险去接受纯粹的爱。”(注：莱茵霍尔德·尼布尔.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213.)同时，他还认为社会是一种政治，道德不能代替政治。制度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它远远高于个人的力量。学校教育的生命意识首先必须依赖于作为制度资源的“政治”力量，然后才可能影响到教师个人的教育行为。作为有生命的个人，教师原本具有同情和理解生命的可能性，但在否定生命的教育制度中，教师个人的生命情感常常被遮蔽了。教育中的生命暴力，不是来自于教师个人的情感本性，而是来自于整个教育制度对人的冷漠和拒绝。教师只是制度文化的工具，他们的教育行为，在本质上可以看作是“制度意志”的延伸。在教师个人情感与制度需要的冲突中，个人的教育热情必然让位于制度文化和社会习俗的压力，家长的期望和升学的需要必然成为支配教师个人行为的根本动力。

精神文化篇6

关键词:企业安保;精神文化;建设

精神文化应当是企业安保单位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表现形式，随着新疆维稳形势的不断变化，各种社会矛盾不断突显，重视精神文化建设更加有深刻的涵义。企业保卫作为国家重点安全生产管理单位的重要责任部门，面临的形势越来越严峻，承担的任务越来越重，干部职工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为了减轻职工压力、保护干部职工的身心健康，我们应当重视单位精神文化建设，通过形式多样的精神文化活动，调节和缓解干部职工精神压力。同时，把加强精神文化建设作为新时期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创新。

1精神文化的主要内容

精神文化是队伍在政治、业务实践工作中所持有的价值观念、道德情操和行为养成，是在队伍建设、干部职工自我修养、业务工作等过程中的精神文化活动，包括队伍性质、队伍气质、队伍艺术等精神文化。队伍性质是指：作为国有石化企业的专业安保队伍，身处新疆复杂的社会环境中，队伍的精神文化核心必须是坚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队伍气质是指：警队作为半军事化管理单位，要有警容严整，举止端庄的仪表；严肃活泼，令行禁止的作风；英勇顽强，临危不惧的气概；工作规范、严格按规矩程序办事的行为。队伍艺术是指：警队通过文学艺术、体育等活动，对内活跃干部职工的工作、生活氛围，促进各民族同志间的交流和融合；对外反映干部职工的心理状态和精神面貌，树立、宣扬警队良好的形象。

2队伍精神文化建设的对策

2.1精神文化建设要有针对性

当前职工思想的多元化，要求我们有针对性地解决职工思想问题。一是要用政治文化来领导。国有石化企业安保队伍的性质和新疆复杂的维稳形势，决定了警队必须忠于党、忠于国家。要强化干部职工的政治意识、责任意识和大局意识，保持思想上清醒，保证政治上合格。二是要用纪律文化来教导。要经常性地对干部职工进行纪律制度、禁令的教导，坚持不懈地对民警进行廉政文化教育，提醒干部职工廉洁自律，将干部职工约束在纪律的框架内，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2.2精神文化建设要有实用性

安保业务工作要靠良好的职工基本素质来支撑，要将精神文化建设与基本功提升工作相结合，持之以恒地开展。一是要加强科技技能训练。以加强法律、信息化培训为契机，组织干部职工开展科技技能培训，对基础薄弱职工，特别是少数民族同志和老同志实行一对一帮扶，务必使干部职工提高法律知识和信息化工作水平。二是要加强处突技能训练。当前，新疆维稳形势严峻，犯罪暴力化程度加剧。为此，要加强对干部职工进行处突技能训练，使民警掌握基本的处突技能，提高处置水平。三是要开展竞赛促进训练。要不断组织法律法规、科技技能、警务技能的竞赛，以赛促练，进一步调动干部职工参与基本功训练的积极性，全面提高干部职工法律法规水平和科学技术技能，为完成新时期的安保任务奠定坚实的基础。

2.3精神文化建设要有组织性

精神文化工作是群众性很强的工作，在目前企业运行的倒班制的背景下，需要各级的负责人积极带头，才会形成有力的组织保证和示范效应，才能带动广大干部职工广泛参与，才不至于使精神文化建设缺乏群众基础。因此，领导各级管理人员要不断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同时发掘身边有文艺特长的骨干，组织开展单位各族职工喜闻乐见、小型多样的精神文化活动，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去激发职工参与文化活动的热情，促进全员参与。

2.4精神文化建设要加强硬件设施建设

硬件施的建设是精神文化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硬件设施的建设，对于调动干部职工参与精神文化建设的积极性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例如完善单位个来体育场地、设施等，以方便干部职工在“家门口”开展活动；满足不同群体的精神文化需要；定期开展相关比赛和活动，促进民族团结工作，强化干部职工的身体素质；整理并陈列警队建队以来的各类实物、图片、文字资料，发动宣传优势，挖掘历年来的先进工作者的实际和工作中的感人小故事并进行展播，从而加强员工对警队文化的了解，并进行爱岗教育，提升干部职工的荣誉感和责任感。

2.5精神文化建设要有趣味性

精神文化活动要丰富多彩、有趣味性，才能满足干部职工对业余文化生活的需求。一是组织干部职工自编、自演反映警队现实工作、生活中感人事迹的节目，通过身边人讲身边事，身边人演身边事来增强活动的乐趣，提升干部职工的自豪感。二是以“红细胞”工程为载体开展岗位开放日活动，邀请车间共产党员参加一小时执勤生活体验，同警队队员一起进行高峰期执勤工作，增强相互理解和沟通。三是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邀请兄弟单位一起开展体育活动，通过篮球、乒乓球、羽毛球、足球等集体项目的体育活动，增进相互了解，拓展干部职工的精神文化生活圈，活跃工作、生活氛围，缓解心理压力，锻炼干部职工的基本体能。

3结语

总之，基层员工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创造源泉，若能善于发掘、重点培养有文艺特长的职工骨干，引导他们以点带面的开展精神文化活动，就可以拓展基层文化的广度和深度，使精神文化建设与时代共振，与各族干部群众共鸣，这样会促进精神文化建设充满生机和活力，从而巩固警队的凝聚力、战斗力。

精神文化篇7

这是一种胸怀全局、心系大局的文化精神。大庆油田是目前我国最大的石油生产基地，石油产量占全国陆地产量的40%左右。这种特殊的地位和作用，把油田发展同维护国家石油战略安全紧紧联系在一起，要切实履行好国有大企业的经济责任、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面对肩负的重大责任与使命，大庆油田从诞生那天起，就与国家同呼吸、共命运，时刻牢固树立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至上的意识，真正把谋求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落实到为国家持续做出高水平贡献上，努力靠油田发展的可持续来保证责任和贡献的可持续。五十年坚持开展形势任务教育，让大庆人时时牢记，“这困难那困难，国家缺油是最大的困难；这矛盾那矛盾，国家缺油是最大的矛盾”，进而进一步强化胸怀全局、为国分忧的意识，始终高唱“我为祖国献石油”的主旋律。

这是一种不怕困难、知难而进的文化精神。大庆石油会战开始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头上青天一顶，脚下荒原一片”是当时自然环境的真实写照。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物资严重缺乏的生产生活条件，老一辈石油人坚持 “困难面前有我们，我们手下无困难”，“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不仅只用三年时间拿下了大油田，而且还高速高效开发了大油田。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拼搏精神也随之融入了大庆人的血脉。今天，虽然物质条件越来越好了，但已经走过50多年的大庆油田，在可持续发展上却面临着许多困难和挑战。不仅原油稳产面临着巨大压力，而且还存在着一些业务结构不尽合理，产业集中度不高，整体实力和市场竞争力不强等问题。但是只要我们坚定信念、团结一心，大力弘扬不怕困难、知难而进的精神，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就能够推动油田科学发展，开创油田新的局面。

这是一种珍重历史、珍视传统的文化精神。大庆油田的历史是十分厚重的。不仅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的石油产品，而且孕育形成了“爱国、创业、求实、奉献”的大庆精神、铁人精神，成为了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和中国共产党伟大精神之一，时刻放射出璀璨的思想光辉。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这些年来，大庆油田坚持以“珍惜荣誉、高举旗帜、开创未来”为主题，开始了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并建强传统教育基地、开设“铁人大讲堂”、创刊《铁人》杂志、组织“石油魂――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宣讲”，等等，积极引导干部员工从油田的光荣历史和优良传统中汲取强大的精神动力，不断增强了“珍惜大庆光荣史，再创大庆新辉煌”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这是一种锐意创新、勇于超越的文化精神。大庆油田的发展史就是一部科学技术的创新史。油田开发建设以来，油田科技工作者坚持弘扬超越权威、超越前人、超越自我的“三超”精神，开拓创新、自主创新，攻克了一个个技术难题，促进了第一生产力作用的充分发挥，为油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战略支撑。可以看到，从“萨尔图流程”、“万点测K值”、“万里测温”到“六分四清”、“稳油控水”技术，再到“大庆油田高含水后期4000万吨以上持续稳产高效勘探开发技术”，无不体现了这种“三超”精神。当前，大庆油田正处在战略发展的关键期，要深入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必须要大力弘扬“三超”精神，继续保持油田科技的领先水平，全面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进而继续为维护国家石油战略安全做出贡献。

这是一种以人为本、共建和谐的文化精神。大庆油田历来重视企业与职工的共同发展，早在会战时期，就注重因地制宜、因陋就简，全面关心职工生活，自觉践行“奉献能源、创造和谐”的企业宗旨。进入新时期新阶段，大庆油田积极把落实以人为本同坚持依靠方针有机结合起来，牢固树立为了人、依靠人和共建共享的思想，在推动企业发展的同时，努力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员工群众的根本利益，力所能及地为员工群众办好事、实事。近年来，围绕构建中国石油和谐示范矿区，先后启动实施了部分老旧小区改造升级、员工住宅改善工程和油区环境细部整治等一大批重点民生工程，坚持开展一帮一、帮扶再就业工程，为油田职工群众安居乐业营造了一个蓝天绿地、人企和谐的良好环境。

精神文化篇8

关键词：企业文化；思想政治；应用；方法

中图分类号：G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10-0039-02

1 运用思想政治工作方法实施企业精神文化建设的意义

运用思想政治工作方法可以提升企业精神文化建设的效果，从而也提升企业文化建设的效果。从管理的本质上讲，企业文化是企业管理的灵魂。现代企业的主体是人而不是物。正如是人创造着社会一样，企业人员也创造着企业。离开了人，离开了人的努力奋斗，企业既不可能生存，也不可能发展。企业中人的素质、人的热情、人的积极性和献身精神是企业的宝贵财富和资源。因此，现代企业管理的核心是人。而企业管理的本质也就是围绕对人的管理这一核心而产生的深层意义，通过企业成员的发展而使企业发展。企业文化也正是通过做好人的工作而使企业产生核心的竞争力，促进企业的发展。而我国的思想政治工作最擅长的就是做人的工作，对如何做好人的工作有一整套完善的理论和具体的实施方法，运用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法进行企业精神文化建设完全可以提升企业精神文化建设的效果。

2 利用思想政治工作的大力宣传，实现企业价值理念灌输

宣传手段在企业精神文化建设中的作用是非常巨大的。由于企业精神文化也是属于思想范畴的东西，在进行企业精神文化建设的时候，利用好报纸、书籍、杂志、电影、电视、广播、板报、黑板报、互联网等主要宣传媒体，充分发挥宣传的作用，可以统一广大员工的思想，使员工的价值理念与企业所倡导的价值理念相一致。

宣传形成舆论、引导舆论的功能对企业精神文化建设的效果有着直接的影响。在企业精神文化建设的时候，充分利用各种媒介传播企业所倡导的价值理念，多种宣传媒体在连续的时间传播一致的价值理念，就会把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一起，吸引人们按照企业倡导的价值理念思考问题。同时，它又批评对立价值理念或其他价值理念的异己倾向，启发人们从其他价值理念的束缚中摆脱出来。通过不断引导与企业所倡导价值理念一致的舆论，批判与其不一致的价值理念的舆论，从而形成统一认识的价值理念。因此，在企业精神文化建设中运用宣传的手段是非常有必要的。

3 通过评比竞赛法，实现企业价值理念自我培养

评比竞赛法是组织员工相互竞争，激励他们奋发向上的一种方法。因为它有一定目标的优劣之争，可以激发人争强好胜的心理要求。在思想政治工作中，这是一种非常常用的方法，通过各种先进的评比，开展各种竞赛，在潜移默化中向员工灌输政治理念，比如优秀党员、先进党支部、先进生产工作者等。

企业精神文化建设的工作对象也是人，也就是说企业精神文化的工作对象也具有争强好胜的心理要求，所以在进行企业精神文化建设的时候，也可以并且应该利用人们争强好胜的这种心理特点，充分利用评比竞赛法的优势，通过评比竞赛法使员工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企业所要倡导的价值理念，使案头价值理念转变为实践价值理念，提升企业精神文化建设的效果。

评比竞赛可采取多种多样的内容和形式，既可以在团体之间开展，也可以个体之间进行。从内容方面讲，可进行单项赛，也可以进行综合性评比。在企业精神文化建设中采用评比竞赛法，要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要有明确的目的性。在企业精神文化建设中开展评比竞赛活动，为的是把案头价值理念转化为实践价值理念，因而开展评比竞赛的活动要围绕企业所要倡导的价值理念进行，设计好评比竞赛的内容、形式、规则等。

其次，评比竞赛的条件要具有明确性。评比竞赛活动的开展是在一定的条件下进行的，这些条件是竞赛参与者必须遵守的，也是评比的依据。这些条件必须明确具体，使参与竞赛者和参与评比工作的人都能够理解和掌握。这样既有利于竞争者明确努力方向，也有利于评比者掌握评比标淮，使竞赛评比工作少走弯路，顺利地开展和进行。如果评比竞赛条件模棱两可，可以作多种解释，就容易产生认识上的分歧。这不仅使参加竞争者难以掌握其要求，也容易使评比工作出现差错，影响价值理念转化的效果。

再次，评判要公正。评判是竞赛评比法的最后环节，它不但影响这种方法的整体效能，而且会影响员工对这种方法实施的态度。也就是说如果评比是公正的，如实反映了参赛者的实际水平，不仅能给优胜者以鼓舞，也能给其他员工以鞭策，促使广大员工向优胜者学习。如果评判不公正，真正的优胜者被淘汰，而功效一般者却被评为先进，就会使参赛者产生被蒙骗的感觉，不仅不利于调动员工的积极性，而且会使价值理念转化的效果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评比者要把握好标准，秉公评议，尽力做好评判工作。

最后，要奖励优胜者。奖励优胜者也是对员工一种有效的鼓励，为充分发挥奖励对员工的激励作用，从制定竞赛评比计划时起就要考虑奖励的方式方法，并连同竞赛的条件一起公布于众，使其成为推动员工参加竞赛评比的动因，激励员工参加竞赛评比活动。奖励可分为精神奖和物质奖。

4 发挥情感激励，投入企业精神文化建设

情感激励是一种以联络人的积极感情为基础的管理方式和管理过程。通过关心人，帮助人，尊重人，协调企业中的人际关系，对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可以起到较好的作用。在企业精神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如果能利用好情感激励的方法，将会对价值理念的转化产生很大的促进作用。

在企业精神文化建设中运用情感激励法，企业管理者通过对员工情感投入，关心、帮助、尊重员工，必然会拉近管理者与员工的感情，打开他们的心灵大门，使员工从心理上接纳管理者，从心理上调动员工的积极性，管理者所要倡导的价值理念借助感情这种“催化剂”也容易被员工所接受，企业精神文化建设的效果更为显著。

5 引导非正式组织，促进企业精神文化建设

在企业精神文化建设过程中，引导和控制非正式组织要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巧妙利用人性化管理的技术。企业是由人组成的，人性则是联结人群的纽带。采用人性化管理，就是合理利用人的心理因素或精神状态来取得最佳的工作效率。企业管理者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企业员工的情绪、心理和人际沟通的方式对管理绩效具有重大影响。经验表明，企业中的信息沟通往往在非官方的场合中交合力更强。也就是说，企业管理者在与员工接触中应多一些人情、人性，真心与员工交朋友，了解员工的疾苦，解决员工在学习、工作、生活中的实际问题。

第二，学会平易近人的交流方式。企业中劳动分工是一种自然方式，并不意味着人的先天能力的不平等。但由行政关系而形成的心理距离，使企业的管理者为员工所敬畏。管理者只有通过主动与员工接触，才能使员工消除对领导的恐惧、顾虑和防备。这样，才能使管理者容易加入到“非正式组织”中，对员工的种种情绪反应有真切的了解和把握，从而更容易对“非正式组织”施加影响。

第三，善于把握“关键人物”，把握住非正式组织的枢纽。首先是中层干部，他们往往都具有自己的一个小集团，对相当一部分人施加着影响，在一定范围内有较大的影响力，放弃他们就等于舍本逐末。其次是秘书与助理，他们不仅对企业业务上的事很清楚，而且对各种传闻及各类事件的来龙去脉也知之甚多，他们完全可以作为桥梁，起到沟通作用。当然，若他们试图维护自己的上司，则可轻而易举地通过“闲话网”来传颂上司的感人事件，达到管理者通过自身努力难以达到的效果。再次是非正式组织中“情绪领袖”，他可能是一个很普通的工人，但他对群众舆论有着极大的影响力，管理者的任何一个不慎之举，都可能招致料想不到的严重后果。因此，认清这种情绪领袖，并与之保持沟通是很有必要的，争取在一些棘手问题的处理上得到他们的理解和支持，使他们的作用方向与企业的目标一致。

6 树立典型，培育企业价值理念

典型示范方法是以典型人物典型事例教育和鼓舞人们，以推动各项工作开展的一种方法，是企业思想工作中最常用的方法之一。在企业精神文化建设中，进一步研究和运用典型示范方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在实际工作中，需要培养和树立不同的典型。从典型的主体分，有个人典型、集体典型；从典型的内容分，有单项典型、综合典型；从典型的影响面来分，有社会典型、行业典型、单位典型；从典型的价值判断上分，有正面典型和反面典型。

在企业精神文化建设中运用典型示范法，也就是把价值理念的内容寓于典型的人和事中，通过对典型事件和模范人物的宣传，把抽象的价值理念变成具体生动的形象，从而起到转变员工价值理念的作用。典型示范的形象具体，生动直观，便于引起人们思想感情上的共鸣。任何典型都是个别的、具体的，生活在它周围的人们可以直接接触它。有关典型的宣传，很容易得到人们的确认，能够使人们形成较为深刻的印象。同时，人是有感情、有理智的，大多数人的心理情绪总是积极向上的。即使是比较消极落后的人，往往也具有某种程度的积极心理因素。因此，通过生动直观的典型事迹的影响，必然引起人们思想感情上的共鸣。这种共鸣感又将潜移默化地促进人们价值理念的变化。因此，在企业精神文化建设中可以也应当运用好典型示范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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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贾强.文化制胜：如何建设企业文化［M］.沈阳：沈阳出版社，2006.

［3］韩玉芳，林泉.思想政治工作方法教程［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5.

［4］刘光明.打造企业文化的步骤与注意事项［D］.民营经济报，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