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病的治疗方法范文

精神分病的治疗方法篇1

【关键词】 精神病恢复期；心理治疗

目前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们的压力越来越大，患精神疾病的人数也较前增多，而精神疾病的早期诊断和早期治疗已经不是问题，治愈率也较前增高，但精神病的复发率也高，特别是在恢复期精神病的复发率更为明显，所以控制恢复期的复发是治疗精神疾病的不开缺少的环节。

精神疾病的主要生物学因素大致是遗传、环境、感染、躯体疾病等致病因素导致的大脑神经发生紊乱，但其共同的临床特点都为心理行为和情绪异常。

心理治疗是指在心理学理论指导下，运用专业的心理学技术，通过语言和非语言沟通，达到解除精神疾病患者的痛苦或者是行为障碍的目的，改善患者心理环境，增强患者对环境的适应力，最终实现康复目的过程。心理干预治疗贯穿了整个精神疾病的治疗过程。精神病恢复期的患者更需要心理治疗的介入，有研究显示，精神病恢复期患者焦虑症发生率为35.0%，抑郁症状发生率为46.6%[1]。控制此类症状的发生，是恢复期治疗的重要任务。

精神患者在正规治疗2周～2个月后，患者的精神症状逐渐减轻，甚至消除，各种认知能力开始逐渐恢复正常，这时，他们逐渐回归社会，参与现实。但现实中的很多问题又开始困扰着他们，固有的认知模式使他们内心矛盾重重，各种心理反应不断出现。这时，如果只用药物维持治疗，而忽略了患者的心理功能和社会功能的恢复，将会导致患者的病情复发。因此，在精神病恢复期的治疗不但要继续服药物巩固治疗外，还要充分考虑患者的心理和社会功能的恢复，应将生物治疗转变为以心理治疗为核心的“生理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并成为精神病恢复期的主要治疗手段[2]。

本研究从31例精神病恢复期患者的心理治疗的案例入手，具体分析精神病恢复期心理治疗的过程，形成对精神病恢复期患者的心理状态、心理治疗策略以及临床意义。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资料是选取主要在吉林市精神病院、吉林市中医院神经科等医院接收的精神病恢复期的35例患者，全部患者均为接受半年以上心理治疗的精神病恢复期患者，这些患者中有32人是出院后主动选择心理治疗，全部案例皆获得了家庭的积极配合。其中，男21例，女14例，年龄在16～35岁之间，病因表现上，精神分裂症4例，情感22例，心因性精神障碍9例，平均病程（2.9±5）年。这些康复期患者中，大专以上5例，学生24例，其他6例。恢复期标准主要依据南京精神科学术会议拟定的疗效评定标准，即精神症状基本消除，病情稳定，排除因精神疾病本身所致的一些情绪因素，已具备自知力或部分自知力。

1.2 方法

1.2.1 面谈法 与精神病恢复期的患者、家属及精神科医生进行了标准化访谈，了解患者的主要发病病因、病程、治疗经历，尤其是这些患者在恢复期的主要压力和问题以及目前的社会适应状况、生活质量和情绪反应状态。

1.2.2 临床总结 对每个患者的治疗状况、具体应用方法及成效表现进行具体的临床总结。

1.2.3 统计和评估 采用心理症状自评量表对35例病例进行测评，并与全国常模成人组进行对比，分析这组案例在接受了心理治疗后的心理健康水平。

2 结果

2.1 通过访谈发现，精神病患者在恢复期后，其认知功能得到恢复，但其在现实当中仍有很多矛盾和冲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认为自己病情好转，对继续服用药物持怀疑的态度；第二，对因药物引起的副反应的担心，害怕长期的服药；第三，既想参加社会现实，又担心自己能力不足，社会适应性低、无生存能力，无法面对现实的残酷；害怕面对过去的环境和熟人，又害怕孤独寂寞。担心社会和家庭的接纳度；同时，表现为强烈的自卑、焦虑、抑郁甚至一定程度的敌对。

2.2 研究发现，心理医生在进行心理治疗时，主要关注他们的社会适应能力和技术的培养、情绪的调整和训练，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几乎所有的成功的康复案例都有家庭的积极配合和参与。其方法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①小组干预治疗：主要利用集体的形式和氛围来改变个体的不良认知模式。②情绪调整训练：利用放松疗法、脱敏疗法、情绪疏导等行为主义疗法进行情绪训练，使患者面对情绪不稳时能够积极求助或者自助，避免情绪的失控。③社会交往技能训练：采用团体心理训练、心理剧等方法，通过真实情景演练，加强对群体关系的积极理解，进一步的尝试如何寻求支持，如何与他人交谈、合作，掌握常用的社会交往策略并能有效应用，从而树立信心和勇气，敢于面对困境并能有效化解。④家庭心理治疗：即通过改善家庭环境和人际关系来进行的心理治疗。改进家庭心理功能，实现对精神病恢复期患者的全面心理保健。

2.3 数据分析结果 经症状自评量表（SCL90）评定结果显示：各因子分及阳性项目数与全国常模比较精神病恢复期患者的恢复状况良好，其抑郁、焦虑、恐惧、敌对4项的因子分与成人心理健康的全国常模比较接近，心理健康水平达到了全国成人心理健康的常模水平，说明这些患者已经具有正常人的心理健康状况，心理治疗疗效显著。

3 讨论

研究表明，心理治疗对精神病恢复期有着重要的临床意义，且效果是显著的。这些案例说明心理治疗对防止精神病复发是有效的[3]。家庭在精神病恢复期心理治疗的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通过访谈和心理治疗结果发现，在本项研究中，所有患者的家庭成员都很支持，积极参与配合心理医生的安排，甚至学习治疗方法，充当心理治疗师的角色。研究中还发现，精神病人仍然或多或少的受到社会的歧视，使精神病恢复期的患者承担社会角色和义务的愿望受阻，心理压力增大，极易导致精神病的复发。药物治疗仍然是精神病康复期必要的治疗手段。

此外，在本研究的样本中，青年期人数略多，而青年人具有青春期发育引发的情感激烈等特点，发病时间较短，复发次数较少，配合有效地心理干预治疗后，效果更加明显。

参 考 文 献

[1] 李秀珍，闫淑玲，宋淑玲. 精神病患者康复期的心理分析和护理.牡丹江医学院院报，1997，18（4）：6465.

[2] 苗春辉，徐兰青.康复期精神病患者焦虑、抑郁情绪的影响因素及其干预.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0，4（6）：386.

精神分病的治疗方法篇2

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一般以患有精神疾病且对本人或他人具有危险性为条件，“治疗可能性”是否应作为强制医疗的条件，理论和实践均存在较大的分歧。出于公共秩序之维护，摈弃“治疗可能性”要件呼声的日渐高涨，但基于精神病人权利之保护仍有必要将“治疗可能性”作为强制医疗的要件，而对于无治疗可能、具有危险性的精神病人应通过其他社会控制机制予以解决，而不应纳入强制医疗的范围。

关键词：治疗可能性；强制医疗；精神病人；人身自由；精神卫生法

中图分类号：DF526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8-4355.2014.01.12

20世纪以来，随着精神医学的发展，特别是抗精神病药物的不断发现和应用，使得精神疾病成为可治疗的疾病。精神病院逐渐改变了以往隔离、拘禁患者而不给予治疗的负面形象，治疗和康复成为这些机构的基本取向。治疗主义的勃兴一方面使得精神病人能够在专门的机构中获得适当的治疗，从而恢复健康、回归社会；另一方面，即便是对拒绝治疗的精神障碍患者采取强制医疗措施，也必须是出于治疗目的，而不允许出于非治疗目的纯粹拘禁患者。

但是在防卫社会的观念下，对于那些具有高度危险性而无治疗可能的精神病人，可否采取强制医疗措施使之拘禁于医疗机构内？这始终是精神医疗在现代社会普遍面临的价值冲突：是尊重和保护精神病人的人身自由和健康权利，还是倾向于保护公众的公共安全与秩序？质言之，“治疗可能性”（treatability）是否应成为强制医疗的前提条件？将精神病人拘禁于医疗机构内，是坚持治疗主义为取向，还是以“治疗”为名行拘禁之实？这无疑是各国在精神卫生立法中都将面临的价值考量与抉择，其选择结果也直接影响到强制医疗制度的具体设计和实际运行。

一、作为强制医疗要件的“治疗可能性”

（一）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的要件

立法中规定严谨的强制医疗条件，是保障精神病人乃至所有人的人身自由之前提，也是防止公权力过度干预个人权利和避免强制医疗滥用的重要保障。纵观各国立法，精神病人强制医疗普遍以个人患有精神疾病且具有人身危险性为要件，具体包括：

1.患有精神疾病或精神障碍

这是强制医疗的基本条件，如果当事人没有患有精神疾病或精神病已经治愈或康复，就不应该采取强制医疗措施。但“精神疾病”本身属于不确定之概念，很难对其做出精确的界定，以致有学者指出精神疾病的概念“如此模糊以致是一个无从讨论的问题。”[1]精神疾病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使我们很难对其概念、范围、类型及其判定标准达成一致，而对于哪些类型的精神疾病可纳入强制医疗的范围更是众说纷纭的问题，各国立法对此也存在很大的分歧。有的国家采用“严重精神疾病”的标准，如挪威、美国等，从而将轻微、非严重精神病患排除在强制治疗之外；相反，有的国家则采取更为宽泛的定义[2]，如英国、日本等，从而授予医生十分宽泛的裁量空间以确定何种情形符合其范围[3]。同时，对于精神疾病，多数国际医学文件和诊断标准均使用“精神障碍”这一概念。一般认为，“精神障碍”可以覆盖精神病、精神发育迟滞（也称作智障和智力残疾）、人格障碍和物质依赖等。而对于精神发育迟滞、人格障碍等精神障碍由于缺乏有效的治疗方法，能否适用强制医疗需在立法中慎重对待[4]。同时，酒精、药物等物质依赖者可否采取强制治疗则可能面临更大的争议，有的国家和地区明确将其排除于精神障碍的范围之外。尽管对精神疾病的内涵和外延均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但对于特定人是否患有精神疾病离不开专业人员的判断。对此，各国法律都将精神医生的诊断作为强制医疗决定的重要依据，从而授予专家在强制医疗的启动程序中的关键角色[4]。

2.具有自伤或伤害他人之危险性

人身危险性是强制治疗的正当基础，也是强制医疗不可或缺的要件之一。同样，危险性是一个不确定性概念，作为强制医疗的标准，其适用取决于法律的解释[5]。在各国法律中，危险性标准并没有获得一致的界定，但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实际或即刻危险，即除非患者已经实施危害行为或危害行为即将发生，否则不可以违背其意愿予以强制治疗。根据该标准，只有在精神病人对他人的危险是现实的、即刻的、严重的时候，方可以采取强制医疗措施[6]。二是潜在危险，即只要精神病人存在对本人或他人产生损害的可能性，即可违背其意愿予以强制治疗[7]。由于“即刻危险”标准对危险性的认定设置了十分严格的条件，忽视了精神病人的治疗需求，多数国家对危险性的界定并不要求达到“即刻”的程度，只要有危险或危险是可能的，即可采取强制医疗措施。即便是对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给予严格程序保护的美国，多数州也逐渐放弃了“即刻危险”标准，而采取了更加灵活、宽松的危险性标准[8]。

危险性一般包括两种类型：对他人的危险和对本人的危险。基于对公共利益的保护，所有国家都允许拘禁对他人具有危险性的精神病人，但对他人的危险是否仅限于暴力行为或犯罪行为则不无分歧。而基于对精神障碍者本人利益的保护，各国一般都允许拘禁对本人造成危险的精神病人，包括自杀和自残等。除了人身伤害之外，是否存在其他形式的损害（或危险）可以作为危险性的形态？如轻微的人身伤害，对他人的非人身危险等，则各国法律规定不一。如在美国，少数州规定造成他人精神损害或财产损害，可认定具有危险性予以强制住院[9]。

除以上两个要件外，也有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强制医疗还包括其他一些条件，如“需要治疗”或不入院治疗“可能导致其病情的严重恶化”或强制住院治疗必须符合“最小限制原则”等。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也有一些国家将“治疗可能性”作为强制医疗的要件之一，即只有对那些具有“治疗可能性”的精神病人才可以采取强制医疗措施。

（二）作为强制医疗要件的“治疗可能性”

强制医疗以“治疗可能性”为要件，首先强调入院必须以治疗为目的，这里所说的治疗不仅仅指药物、手术等治疗方法，还包括更广范围的康复和心理治疗等手段。其次，医疗机构对患者的治疗应有实际的效果，这不仅表现为患者精神疾病的治愈，还包括患者症状的缓解或疾病恶化之避免。换言之，如果患者正在接受治疗性医疗服务，非自愿入院即是合法的，即使所提供的治疗不能完全治愈患者[10]。最后，“治疗可能性”强调如果精神病人所患疾病没有任何实际治疗效果和可能性，即便是具有危害自身或他人的严重危险性，也不应当采取强制措施将其拘禁于精神卫生机构。“治疗可能性”要件的原因在于促使精神卫生机构对精神病人的收治以治疗为目的，禁止精神卫生机构不以治疗为目的纯粹拘禁患者，或者将纯粹需要监护性照料的患者当作非自愿患者收留在医疗机构中。因此，这一要件在不少国家的精神卫生法中有着直接或间接的体现。

1.英国

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制定精神卫生立法的国家之一。早在1890年的《精神病法》就规定精神病人的正式入院，需要有医疗证据证明，且由近亲属或济贫法官员申请取得司法命令方可进行[12]。1948年随着国民健康服务体系的建立，多数医院包括之前的郡收容院和慈善医院均归属于卫生部，政府拥有更多资源在整个卫生服务体系内分配，包括精神医疗服务的普遍供给。同时，精神外科手术、电击疗法、精神药物和镇静剂等治疗技术的发展，使得常见精神疾病获得有效治疗成为可能。在此背景下，珀西委员会（Percy Commission）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提出，将“治疗可能性”作为拘禁任何患者的前提条件，但这一建议最终并没有规定于1959年的《精神卫生法》，而最终部分则落实于1983年的《精神卫生法》。

根据1983年英国《精神卫生法》的规定，治疗可能性仅适用于患有精神错乱（psychopathic disorder）和心智不健全（mental impairment）的精神障碍者的入院治疗以及精神疾病（mental illness）或严重心智不健全（severe mental impairment）者的延期拘禁，对于其他精神疾病患者的入院并不以“治疗可能性”为要件。

根据这一规定，精神错乱和心智不健全者的入院以“治疗能够缓解或防止其状况之恶化”为条件。这要求治疗对患者实际有益，至少能够防止疾病的恶化[10]，当患者的所患疾病以现有医学水平不具治疗效果时，就不应对其采取强制入院措施。

2.美国

在美国，对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称为“民事拘禁”（civil commitment）。作为“严重剥夺自由”的行为，州对精神病人的非自愿拘禁必须要有正当性依据。一般认为，州对精神病人拘禁的正当性依据主要是警察权（police power）和国家监护权（parens patriae）[13]。根据警察权，为保护公共利益与秩序，州有权拘禁对他人具有危险性的精神病人；而基于国家监护权，为保护精神病人的利益，州可以强制拘禁那些对本人具有危险性或不能照顾自己或需要治疗的精神病人。因此，尽管各州的民事拘禁条件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所有州都将精神病和危险性作为民事拘禁的条件，但也有部分州将“严重失能”（gravely disabled）、“状况恶化”、“需要照护或治疗”、“因精神疾病不能满足食物、住所、医疗等基本需求”等作为非自愿拘禁的条件之一[14]。同时，不少判例认为，“非自愿住院的目的是治疗，而不是纯粹的监护式看管或惩罚，这是民事拘禁的唯一正当理由。”“从宪法角度出发，没有治疗也就没有继续拘禁个人的正当性。”因此，对精神病人的非自愿拘禁应以治疗为目的，不以治疗为目的的纯粹拘禁已被诸多判例所否认。如果精神病人所患精神疾病并不具有治疗可能性，民事拘禁的正当性基础也就不复存在，继续拘禁将构成对权利的恣意剥夺[15]。因此，不少州的民事拘禁法中隐含或明确规定将“治疗”作为民事拘禁的条件，而美国精神卫生协会（APA）制定的“民事拘禁示范法”明确将“治疗可能性”作为民事拘禁的条件之一，而该示范法对各州的立法影响广泛[16]。但根据联邦最高法院在O’Connor v. Donaldson案中的判决，精神疾病和危险性是非自愿拘禁的条件，而根据这一要件，具有危险性而无治疗可能的患者仍有可能被拘禁。就此而言，将“治疗可能性”作为民事拘禁的要件在美国立法和司法判例中并未获得一致认可。

3.新西兰

根据新西兰《精神卫生法》（1992）第30条的规定，法院做出强制住院命令必须是“以治疗为目的”。且“要求患者接受这一治疗”。精神障碍是指任何人不正常的心理状态，表现为幻觉或情绪、知觉、意志或认知的紊乱，以致造成本人或他人严重的健康或安全危险，或严重损害生活自理能力。同时，该法第4条明确将物质滥用、智障、性取向等排除在强制评估和治疗的范围内。可见，新西兰《精神卫生法》明确将“治疗”作为强制住院的条件，对于无须接受治疗或无治疗可能性的患者排除在强制医疗的范围内。

4.加拿大

在加拿大，在不同的司法管辖区强制治疗的标准存在一定的差异[17]，但普遍将强制医疗的对象限定为“精神错乱且具有危险性”的人[18]。在早期，立法倾向于采取“利益标准”，即强制治疗是否有利于提高患者的最大利益和福祉。而在1970年后期，强制医疗的标准倾向于危险性标准，“司法实践中采取危险性标准，‘需要治疗标准’的缺位，暗示着住院并不以获得治疗为必要，而是为了实现社会控制这一目的。这导致治疗和住院分裂为不同的行为。”[19]当前，加拿大强制医疗的标准趋于统一，即要求患有精神障碍并给本人或他人造成损害之危险。一些省对精神障碍和危险之间的因果关系设定了较高的门槛，也有一些省以患者需要治疗或者不住院将可能导致患者精神或身体健康恶化为拘禁条件。也就是说，在这些地区以“治疗”作为强制住院的目的和条件。

5.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实行联邦制，各州都制定了《精神卫生法》，且强制医疗的标准存在一定的差异。如新南威尔士州没有明确将“治疗可能性”作为强制医疗的条件，但维多利亚州《精神卫生法》明确规定将“患有精神疾病需要立刻给予治疗，且该治疗能够在被批准的精神卫生机构中获得”作为强制治疗的5个条件之一。对于“立刻治疗”并不是指立即见效的治疗，而是指毫不迟疑地立即采取治疗措施。如果治疗不能取得任何利益或将产生严重的副作用，患者就不属于需要立刻治疗的情形。因此，强制治疗必须以能够在短期或合理的时间内防止患者因精神疾病而导致的精神或身体恶化为条件[20]，对于无治疗可能性的精神病人不应采取强制治疗。

二、“治疗可能性”作为强制医疗要件之争议

“治疗可能性”是否应为强制医疗的要件一直以来都存在争议，而争议的焦点则反映了强制医疗的价值取向，即强制医疗应以保护个人权利为本位还是以保护公共利益为取向。如果以保护个人权利为本位，应对强制医疗的启动条件及其实施施加严格的程序保护，以避免个人权利被过度剥夺或限制。相反，如果以保护公共利益为价值取向，为防止精神病人危害社会，只要具有危险性而不论其精神障碍是否具有治疗可能性，均可以不定期地拘禁于精神卫生机构内，从而消除其人身危险性。

支持“治疗可能性”要件的一方认为，治疗是强制医疗的内在属性，将精神病人违背其意愿拘禁于医疗机构内应以治疗为条件，从而弥补患者因此而遭受的人身自由之减损；将不具治疗可能性的精神病人拘禁于医疗机构内，医疗机构将沦为纯粹拘禁患者的社会控制机构。具体理由为：（1）强制医疗的内在目的的限制。限于医疗水平和治疗能力的有限性，某些精神疾病目前仍不具有治疗可能性，如精神发育迟滞、智障、人格障碍等。在缺乏可治疗性的前提下，如果将这些精神障碍患者强制住院，明显无法达到治疗疾病、缓解症状之效果，其结果无异于变相的监禁。如此，强制医疗也就事实上成为纯粹的拘禁措施，或者成为维护社会秩序与公共安全的社会控制手段，从而与强制医疗的内在目的与本质属性相违背；（2）“补偿理论”（ the quid pro quo doctrine）的要求。补偿理论认为，当国家违背个人意愿而拘禁一个人时，作为补偿就应提供对应的一定形式的最低限度的充分治疗[21]。换言之，强制医疗作为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政府以公权力将精神病人拘禁于精神卫生机构内，与之对应，就应为患者提供适当的医疗、康复服务[22]，以保障精神病人的健康权利；（3）精神卫生机构的内在属性的要求

。现代精神医学的发展促使精神卫生机构转变为提供医疗服务而非纯粹隔离、收容精神病人的医疗机构。就此而言，精神卫生机构与其他医疗机构的职能并无差异，均为患者提供医疗照护，如果精神卫生机构对其收治的患者拒不提供适当治疗或限于治疗条件、能力无法提供治疗的，精神卫生机构也就事实上沦为监禁机构，甚至形同监狱。同时，如果不将治疗作为强制住院的条件，将会导致大量的无须继续治疗或没有治疗可能性的患者长期滞留于医疗机构内，从而导致精神病人机构化（institutionalization）、无限期拘禁之后果，这不仅不利于患者重新融入社会，也不利于医疗资源的充分利用。正因为如此，一些国家和地区明确将“治疗可能性”作为强制医疗的前提条件。同时，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均将“治疗”作为强制住院或拘禁的重要目的，从而寻求患者健康利益保护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合理平衡。

然而，将“治疗可能性”作为强制医疗的条件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一部分具有人身危险性的精神病人被排除于强制住院或拘禁的范围内。从防卫社会、维护公共安全出发，对这些具有严重危险性的精神病人应采取适当的社会控制措施，以避免继续危害社会。如果坚持“治疗可能性”要件，必将导致具有社会危险性的精神病人因无治疗可能而不被强制住院，继续流落社会，从而给社会安全造成严重威胁。这折射出“治疗可能性”要件与公共秩序维护之间的紧张关系。因此，反对“治疗可能性”要件的学者认为，基于警察权而拘禁精神病人并不以治疗为目的，治疗仅仅是拘禁决定中的考量因素之一[23]，为保护公众免受具有危险性的精神病人的人身伤害，仍可以将不具治疗可能性的精神病人予以强制住院。或许是基于这种考虑，不少国家并没有明确将“治疗可能性”作为强制住院的要件，即便是采取该要件的国家也有放宽解释，甚至放弃该要件的趋势。

三、“治疗可能性”要件之摒弃？

（一）对“治疗可能性”的扩张解释

就理解而言，“治疗可能性”要件应理解为医疗机构提供的治疗必须具有实际的治疗效果，这不仅仅表现为治愈患者的精神疾病，还包括积极缓解患者之症状或避免疾病之恶化。因此，“治疗可能性”不仅要求医疗机构对强制住院患者施以治疗，还强调该治疗的实际效果，如果对患者的治疗并不具有实际效果，则不应对其采取强制住院措施。这种对“治疗可能性”要件的狭义理解将导致强制医疗防卫社会功能的限缩，不足以发挥社会危害控制的作用。这或许是英国和欧洲人权法院在相关判决中对“治疗”的扩大解释的动因。

1.英国上议院对“治疗可能性”的理解：Reid v Secretary of State for Scotland

本案当事人Reid在17岁的时候（1967年）因故意杀人罪而被判以住院令和无限期的限制令。1994年，在被医院拘禁将近30年后，Reid以自身疾病“无治疗可能性”为由向法院提讼要求出院，在被法院拒绝后，诉至上议院。Hope勋爵指出：“如果医院之治疗不能缓解或防止患者状况之恶化，就应该无条件释放。这种情形并不适用附条件释放，因为附条件释放的唯一目的是使得患者可被召回医院接受‘进一步的治疗’。也就是说，这种情形必须符合‘治疗可能性’标准。如果不符合‘治疗可能性’标准，患者就应被无条件释放。”Reid确实患有人格障碍，且无法治愈，但并非不符合“治疗可能性”之标准。这涉及对“治疗”含义的理解。Hope勋爵指出：“治疗的含义十分宽泛，既包括护理，也包括医疗监护下的照护和训练。用于缓解或防止精神障碍恶化的药物或其他精神治疗也在治疗的范围内，还包括那些能够缓解或防止精神障碍症状恶化的治疗措施。” Hope勋爵认为，Reid 在州立医院的监护环境内，其情绪控制的能力得以增强，身处这种环境可认为满足“治疗可能性”标准。

从本案看，上议院对“治疗”的解释无比宽泛，甚至只要将患者拘禁于监护性医疗环境下，即可认为符合“治疗可能性”标准。而这种扩大解释无疑是为了消除人格障碍患者继续危害社会之可能，从而将患者拘禁于医院环境本身视为“治疗”的一种。与其说这种“治疗”对患者本人有利，不如说是为了公众的利益。如此，治疗可能性标准作为强制住院和出院的标准也就事实上被虚置。

2.欧洲人权法院对“治疗”的理解：Hutchison Reid v. The United Kingdom

Reid以上议院判决违反《欧洲人权公约》第5条第1款为由向欧洲人权法院提讼。针对申诉人提出的其患有在医院内无治疗可能的人格障碍，从而对其拘禁是不适当和任意的观点，法院指出，“根据国内法的标准，（精神病人）拘禁于医疗机构应以患有精神疾病或就其性质或程度应接受治疗为前提条件。但是《欧洲人权公约》第5条第1款第e项并无此要求。法院可援引的判例法表明，申请人患有精神障碍且应予以强制拘禁。这一拘禁不仅以一个人需要治疗、药物疗法或其他临床治疗以治愈或缓解其症状为必要，还可以以一个人需要控制、监督以防止其造成本人或他人的损害为条件。医疗证据表明，申请人患有精神障碍且具有侵害，如果释放将有再犯的严重危险。因此，不予释放的决定符合第5条第1款第e项的规定。”法院进一步指出，“即便申请人的疾病不可治愈或不易得到治疗，但是在医院环境中仍可受益，如果处于在医院的支持性结构之外，申请人的病情将恶化。在此情形下，拘禁的依据与拘禁的地点和条件存在充分联系，从而符合公约第5条第1款的规定。”

欧洲人权法院仅同意英国上议院扩张式的“治疗”概念，更明确指出出于“控制、监督以防止造成本人或他人的损害”也可以合法地拘禁具有危险性的精神病人，即使精神病人的疾病无治疗可能性亦可。

（二）“治疗可能性”要件的摒弃？

在英国，将治疗可能性作为强制治疗的要件，一直以来都存在争议，相关批评也不绝于耳。1996年英国发生了一起惨绝人寰的谋杀案，一名妇女和6岁的小孩惨遭杀害，而凶手在案发前即被诊断患有的人格障碍，但由于不具有治疗可能性，而被拒绝入院，最终酿成悲剧。因此，英国开始出现以“适当治疗标准”取代“治疗可能性”的观点，且认为危险性高的精神障碍者必须适时地被拘束。1999年提出的《精神卫生法》修改草案就建议“具有危险性的人格障碍者可以无限期地予以拘禁，而不管其是否具有可治疗性。”这个方案受到精神医疗行业、律师界的批评，因为它允许长时间地拘禁没有实施犯罪的人，且不能从治疗中获益[24]。草案将关注的焦点从治疗可能性转移至危险性，公众担心这将导致精神医生沦为社会控制的人[25]。1999年9月，苏格兰议会通过了对1984年《精神卫生法》进行修正的《苏格兰精神卫生法》（The Mental Health 〔Public Safety and Appeals〕 Scotland Act），其中新修订的第64条规定：“为保护公众免受严重损害，如果患有精神障碍而需拘禁于医院，不管是否接受治疗，法官可拒绝其（解除限制令）的申请。”如此，精神病院可以不以治疗为目的拘禁精神病人。

2007年英国新修订的《精神卫生法》第3条将“适当治疗”标准（appropriate treatment test）取代“治疗可能性”标准（treatability test），并适用于所有精神障碍者。根据该条规定，所有入院治疗，无论民事还是刑事，都要求具有“患者可及的适当治疗”（appropriate medical treatment is available for him），而所谓“适当治疗”是指“适合患者所患精神障碍具体情形的治疗措施，需考虑精神障碍的性质和程度，以及其他有关任何情形。”而治疗则被宽泛的解释为“那些以缓解或避免精神障碍或其一个或多个症状之恶化为目的的治疗措施”。因此，有观点认为，“适当治疗”标准并不要求具有“治疗”的实际效果，只要将治疗作为其目的即可，而“治疗可能性”标准则要求治疗“能够缓解或防止其健康状况之恶化”之实际效果。因此，2007年《精神卫生法》尽管强调“治疗”，但着眼点并不在于治疗效果，而是具有“缓解或避免症状恶化”之治疗目的即可。就此而言，不少人认为“治疗可能性”标准已实际被摒弃，但也有学者认为“治疗可能性”标准并没有想象中那样被削弱，实际上仍存在于“适当治疗”的概念之中[26]。

在美国，从1990年华盛顿州开始，很多州开始制定针对性暴力侵犯者（sexually violent predators）实施非自愿民事拘禁的法律，这些法律称之为《性暴力侵犯者法》（Sexually Violent Predator Act）。根据该法案，州政府可以将那些具有再犯危险性的无法自我控制性冲动的精神病人予以强制拘禁，且这种拘禁可以是无限期的，直到被拘禁者不再对他人具有危险性为止[27]。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Kansas v. Hendricks案中认定，《性暴力侵犯者法》所规定的非自愿拘禁属于民事性质，不属于刑事诉讼程序，并不具有惩罚性，因而不违反宪法所禁止的一事不二罚原则和不溯及既往原则，从而确认其合宪性。在另一案件中，法院裁定：“即便行为人的疾病不具有治疗可能性，但是州政府享有保护公众免受其危险的利益，对其采取民事拘禁措施并不存在宪法上的障碍。”因此，在美国，针对性暴力倾向的精神病人可以不以治疗为目的予以拘禁，就此而言，“治疗可能性”要件已被摈弃。

四、“治疗可能性”要件对我国《精神卫生法》的启示

我国《精神卫生法》是否有将“治疗可能性”作为强制医疗的要件，是值得认真探究的问题。《精神卫生法》第30条的规定：“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已经发生自伤或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有自伤或危害他人安全危险的，应当对其实施住院治疗。”可见，对于精神障碍患者强制住院的条件，我国立法同样采取了“精神病加危险性”模式，对符合该条件的精神障碍患者，应当实施“住院治疗”。因此，强制住院应以“治疗”为目的，加之《精神卫生法》的立法目的为“预防和治疗精神障碍、促进精神障碍患者康复”。如此，“治疗可能性”作为强制住院的要件在解释上该当成立。同时，我国《精神卫生法》第44条第5款规定，在对于强制住院的患者经检查评估时“不需要继续住院治疗的，医疗机构应当立即通知患者及其监护人”。对于“不需要继续住院治疗”主要涉及两种情况：一是患者在住院期间接受适当的治疗，病情明显好转或治愈，可回归社会正常生活的；二是在强制住院期间医疗机构发现患者的疾病尚无有效治疗方法，继续强行安置于医院内，对于其病情并无帮助的。对于后者情形，就文义解释而言，并非不可成立。在此情形下，如果经评估患者所患疾病并无治疗可能性，应及时解除强制医疗措施，不应无限期予以拘禁。

但客观而言，我国《精神卫生法》第30条并没有明确将“治疗可能性”规定为强制住院的要件，即便强制住院以“治疗”为条件，仍然面临对“治疗”这一概念的理解。从国外的经验看，出于防卫社会和维护社会安全，对“治疗”采取扩大解释似乎成为某种趋势。上述欧洲人权法院对“治疗”的理解，实际上已暗度陈仓地将保安目的嵌入“治疗可能性”的概念中。这样，那些没有治疗可能性而具有危险性的精神病人仍可以“治疗”的名义拘禁于医疗机构中。但这种扩大解释似乎并不符合当今精神医疗尊重人权与淡化保安色彩的发展潮流，甚至有开倒车之嫌疑。我国《精神卫生法》有关强制医疗的规定具有十分明显的公共秩序取向，在个人自由与公共秩序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强制医疗很容易滑向防卫社会，而忽视强制住院的治疗目的，最终可能导致不以治疗为目的将精神病人拘禁于医疗机构。从实践看，我国精神卫生体系建设滞后，不少精神卫生机构条件简陋、设施陈旧、人员匮乏、治疗能力低下，住院精神病人难以获得充分的治疗，甚至有的医院发生精神病人不堪忍受住院而集体出逃的事件[28]。在《精神卫生法》的实施过程中，如何避免不以治疗为目的的强制住院，并实现人身自由与公共利益的合理平衡，将是值得慎重对待的问题。

五、结论

将精神病患强制收容于精神医疗机构，解除迫在眉睫之危险外，另一重要目的即是藉由医疗手段，缓解精神疾病症状，进一步消除其对他人、自身之危险[29]。因此，强制医疗具有治疗疾病和防卫社会的双重目的，且两者相互联系、不可偏废，不应以公共利益为名将精神病人强制入院而不予以适当治疗，从而将强制医疗扭曲为限制人身自由的隔离措施。只有在强制之手段与治疗之目的之间存在合理关联，方符合宪法保障公民人身自由之意旨。因此，将“治疗可能性”作为强制拘禁的条件有利于最大限度的保障精神病人的人身自由权，从而限制公权力对人身自由的介入空间。但对“治疗可能性”要件的遵从也可能导致具有危险性而无治疗可能的精神病人不被拘禁而继续危害社会，对于这一矛盾，可行的办法是建立专门拘束无治疗可能性的精神病人的监护性机构，由该机构承担这部分精神病人的监护、管理与照护，而医疗机构只承担具有治疗可能性的精神病人的治疗，强制医疗的对象也仅限于具有治疗可能性的精神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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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atability： Compliance or Abandon？

CHEN Shaohui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Chongqing 401120， China）

Abstract：

The criteria of involuntary treatment are composed of two elements： the mental patient suffers from mental disease and his/her behavior is dangerous to themselves or others. There are great differences in theory and practice concerning whether the treatability is regarded as an essential element of involuntary treatment. In order to stabilize social order and safeguard public security， the voice of abandoning treatability is gradually rising. Nonetheless， treatability is absolutely essential to the criterion of involuntary treatment on account of protection mental disorders’ rights. Those untreatable dangerous mental disorders should detained by other social control systems.

精神分病的治疗方法篇3

[关键词] 精神科医护人员；精神病患者；参与治疗；态度；实施情况

doi：10.3969/j.issn.1004-7484（x）.2014.03.615 文章编号：1004-7484（2014）-03-1683-02

精神病患者的治疗，已经不再是医疗机构或者患者家庭的问题，而是逐渐成为了一个社会性的问题。精神病的定义是：精神功能受损已达到自制力严重缺乏的程度，患者不能应付日常生活或不能保持与现实恰当的接触[1]。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进步，精神病患者的治疗的重心也逐渐从传统的药物治疗转移到强调患者参与治疗上来，实现精神病患者参与治疗决策在西方多个国家进行实践并得到了卓越的成效，患者参与治疗现已经成为高质量医疗护理的重要体现。虽然目前我国已出现糖尿病、冠心病、癌症等患者参与治疗的报道[2]，但是重型精神病患者参与治疗的报道相对较少，针对这一现状，现根据我院精神科医护人员对于重性精神病患者参与治疗的态度与实施情况进行汇报：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对我院122名精神科医护人员对重性精神病患者参与治疗态度与实施情况进行调查，其中男性52名，女性72名；医生57名，护士65名，中专13名，大专29名，本科54名，硕士及以上26名，对象年龄在22-55岁之间，平均年龄为39.41±4.12岁，工作时间在五年以下的有8名，工作在五至十年的有40名，工作在十年至二十年的有48名，工作在20-30年的有22名，工作在三十年以上的有4名。本次调查一共发放问卷122份，有效回收122份。

1.2 调查方法 采用我院自拟的调查问卷《精神科医护人员对于重性精神病患者参与治疗情况调查》进行问卷调查，发放至我院122名精神科医护人员并由其如实填写。调查问卷设计的主要内容包括了精神科医护人员对于重性精神病患者参与治疗的态度与实施情况。调查问卷共设问题十六道，充权与患者参与治疗理解各一题，对于患者参与治疗的态度六道题，对于患者参与治疗的实施情况八道题，每道题设有三个选项，按1-3级进行评分，评分越高代表精神科医护人员对于重性精神病患者参与治疗的重视程度越低。

1.3 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17.0统计学软件对上述治疗进行数据的分析，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表示，进行t检验，计数资料进行X2检验，P

2 结 果

2.1 精神科医护人员对重性精神病患者参与治疗的情况分析 大部分精神科医护人员重视患者参与治疗，不过对于充权的认知水平较低，在态度方面，大部分医护人员均支持患者参与治疗，不过从患者参与治疗的实施方面来看，实施效果尚不够显著。

2.2 精神科医护人员对重性精神病患者参与治疗的实施情况 在诊断告知、药物使用决策方面，患者参与度均不高，而且精神科医护人员对于重性精神病患者参与治疗的实施明显低于其对于精神病患者参与治疗的态度。

3 结 论

近年来，随着我国医疗水平的不断提高，社会公众群体对于精神卫生知识的关注日益上升，对精神卫生服务的需求越来越高，对我国精神病医疗机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精神病患者的治疗，已经不再是医疗机构或者患者家庭的问题，而是逐渐成为了一个社会性的问题，精神病不仅会对患者家属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社会的负担。重性精神病主要以精神分裂症为代表，临床表现主要有妄想、严重思维障碍、幻觉、行为紊乱等，患者基本丧失正常的社会生活能力[3]。

传统治疗重性精神病多以药物治疗为主，辅之以康复性训练，虽然起到了一定的疗效，但是已经无法满足现阶段医疗护理的需求。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进步，精神病患者的治疗的重心也逐渐从传统的药物治疗转移到强调患者参与治疗上来，借鉴西方国家鼓励患者参与治疗并取得显著成效的案例[4]，我院结合自身实际情况，调查精神科医护人员对于重性精神病患者参与治疗的态度与实施情况。根据调查结果分析，我院精神科医护人员虽然对患者参与治疗认可度非常高，但是在实施方面尚存在较大的问题，主要体现在诊断告知与药物使用决策方面。通过研究，我们了解到精神科医护人员对于重性精神病患者参与治疗的实施情况明显低于其对于重性精神病患者参与治疗的态度。本研究主要分析了精神科医护人员对于重性精神病患者参与治疗的态度与实施的现状，采用我院自拟的调查问卷形式进行调查，经过统计与分析，得出上述结果，以供广大同行参考与借鉴。

综上所述，精神科医护人员需要加大对于重性精神病患者参与治疗的实施力度，加强日常的精神卫生知识宣讲，定期开展相关的知识培训，才能从根本上提高药物治疗的效果，使精神病患者早日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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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病的治疗方法篇4

【关键词】利培酮；碳酸锂；情感性精神病

情感性精神病是一种常见的精神疾病，发病率较高，在精神病中的比例约为30%。自从氯丙嗪广泛用于治疗精神病之后，新型抗精神病药物不断更新换代，已有的治疗药物已达200多种，它们虽可具有一定的治疗效果，但不良反应或毒副作用较多，增加了治疗的难度[1]。本研究将2009年4月至2013年1月间于我院进行治疗的38例分裂情感性精神病患者采用利培酮联合碳酸锂治疗，效果满意，具体报告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以2009年4月至2013年1月间于我院进行治疗的76例分裂情感性精神病患者为研究对象，按照治疗方法将其随机分为两组。治疗组38例，男23例，女15例；年龄19-55岁，平均（32.75±5.64）岁。对照组38例，男26例，女12例；年龄22-50岁，平均（33.92±4.86）岁。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等一般资料方面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具有一定的可比性。

1.2治疗方法治疗组口服利培酮片，1mg×10片×2板/盒（天津药物研究院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国药准字H20050776），起始剂量均应1mg/次，2次/d，之后增加剂量，最终为3mg/次，2次/d。同时口服碳酸锂片，0.25g×100片/盒（江苏联环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国药准字H32023141），按体重20-25mg/kg，1000mg/d。对照组口服氯丙嗪片，25mg×100片/盒（天津力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国药准字H12020222），初始计量为次25mg/次，2次/d，之后逐渐增加计量，最终剂量400mg/d。治疗12周，比较两组的疗效、不良发应以及阳性与阴性症状量表（PANSS）、药物副反应量表（TESS）。

1.3疗效评定疗效评定分为四个级别：当治疗后患者的PANSS评分减少3/4以上时为痊愈；当该评分减少程度介于1/2-3/4之间时为显效；当该评分减少程度介于1/4-1/2之间时为有效；当该评分减少程度不足25%或者升高时为无效。总有效率=（痊愈数+显效数+有效数）/总数×100%。

1.4统计学方法利用SPSS17.0软件处理数据，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χ±s）的方式表示，其间差异的比较利用T检验，计数资料利用x2检验，P

2结果

2.1两组患者的疗效比较治疗后，比较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详细数据见表1。

3讨论

分裂情感性精神病是指患者兼有精神分裂症和情感的典型症状，并均符合两者诊断标准的一种精神障碍[2]。该病的主要治疗方法为药物治疗。自氯丙嗪于上世纪中叶问世以来，精神病的治疗逐渐科学化、现代化，为抗精神病药物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之后科学家成功研发了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使该病的治疗进入全新的阶段[3]。但由于该病在遗传学上介于情感性精神病精神分裂症和之间，故患者不但需要药物治疗，更需要患者的亲属和朋友的帮助与安抚。

本研究探讨分析了利培酮联合碳酸锂治疗分裂情感性精神病的临床疗效及安全性。利培酮是一种5-羟色胺和多巴胺平衡拮抗剂，也是Ca2+通道阻滞剂，可以抑制Ca2+通道而减少儿茶酚胺的分泌，缓解情感症状、阴性症状及阳性症状[4]。碳酸锂是双相型障碍的主要治疗药物，能够稳定血清素和钙，从而对抗狂躁和稳定情绪[5]。研究结果显示，治疗组的总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不良反应低于对照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

综上所述，利培酮联合碳酸锂可有效治疗分裂情感性精神病，不良反应少，依从性好，具有临床推广意义。但本研究的观察期短，样本量小，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故对于新型抗精神病药物的疗效与安全性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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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病的治疗方法篇5

1.永兴县人民医院，湖南郴州 423300；2.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神经内科，湖南长沙 410008

[摘要] 目的 探讨脑血管病伴精神障碍患者临床特点及有效治疗方法，为预防脑血管病患者发生精神障碍以及提高此类患者疗效提供可靠依据，保障患者生活质量。方法 对40例脑血管疾病伴精神障碍患者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内容包括患者治疗方法、精神障碍类型、治疗结果等。将所得资料进行统计学分析，得出结论。结果 40例脑血管疾病患者神经症样综合症发生率最高（37.50%），其次为智能障碍（22.50%），对比结果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39例患者于治疗3~10 d临床症状显著缓解，且均痊愈出院；1例患者临床症状显著缓解，但出院时仍有部分精神症状未消失，临床治疗总有效率为100.00%，痊愈率为97.50%。结论 临床医师应在治疗患者脑血管疾病同时，判断其是否发生精神障碍，并给予及时对症治疗，从而改善患者临床症状，提高其生活质量，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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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 脑血管疾病；精神障碍；临床特点；治疗方法

[中图分类号] R651.12[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672-5654（2014）05（c）-0128-02

脑血管疾病是临床常见疾病类型，由脑血管疾病所致精神障碍将影响患者预后及生活质量。因此，正确诊断并及时治疗脑血管疾病所致精神障碍是保障此类患者临床疗效的关键因素。本文将对我院自2012年1月1日—12月31日前来就诊的40例脑血管病伴精神障碍患者进行临床研究，从而探讨脑血管病伴精神障碍患者临床特点及有效治疗方法，为预防脑血管病患者发生精神障碍以及提高此类患者疗效提供可靠依据，保障患者生活质量，现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共有脑血管病伴精神障碍患者40例，其中男性21例、女性19例，年龄39~74岁，平均年龄（55.23±2.31）岁，脑血管疾病类型：脑梗死29例、脑出血11例。

1．2方法

1.2.1纳入与排除标准①所有患者均经世界卫生组织（WHO）相关标准诊断为脑血管疾病；②患者均经临床相关诊断可知伴有不同程度、不同类型精神障碍；③患者于本次发病前均无任何精神类疾病；④患者无昏迷、休克等情况发生；⑤患者无恶性肿瘤疾病及严重的感染类疾病；⑥患者无机体重要器官器质性病变，如心脏、肝脏、肾脏等；⑦患者及其家属对本次研究具有知情权，且均自愿签署知情同意书。

1.2.2研究方法对40例脑血管疾病伴精神障碍患者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分析方法为查阅相关资料及患者病历、询问当事医护人员等，分析内容包括患者治疗方法、精神障碍类型、治疗结果等。将所得资料进行统计学分析，得出结论。

1.2.3临床表现①智能障碍。患者早期出现记忆障碍，但判断力及自知力正常，起病急，且病情呈现出阶段性退化特点，后期患者可发生感觉障碍或思维障碍，出现妄想、强制性哭笑、情感迟钝以及情感爆发等临床表现，部分患者可发生躯体合并症、精神创伤，甚至演变为全面性痴呆；②神经症样综合征。焦虑、抑郁、情绪不稳、多种睡眠障碍、注意力不集中、感觉过敏等；③人格改变。易怒、幼稚、易冲动等；④遗忘综合征。错构、近事遗忘、记忆困难、虚构等；⑤精神病性症状。僵木、妄想、幻视、思维奔逸、思维贫乏等。

1.2.4治疗措施脑血管疾病伴精神障碍患者入院后应及时根据其临床表现及各项检查结果确诊病情，对其发生的脑血管疾病进行对症治疗，控制脑血管疾病危险因素，给予血管扩张剂治疗。根据患者精神障碍具体表现给予对应治疗药物：若患者出现幻视、妄想，则应选用利培酮、奋乃静等药物治疗，但剂量不应过多；若患者表现为抑郁应给予氟西汀治疗；兴奋躁动患者可给予小剂量地西泮或氟哌啶醇肌肉注射治疗，或使用异丙嗪联合氯丙嗪静脉滴注治疗[1]。所有患者给予药物治疗基础上，均结合使用心理干预措施，如讲解临床成功治疗案例增强患者自信心，为患者讲解疾病相关知识使其积极配合治疗，指导家属积极配合患者治疗等[2]。

1.3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均使用spss 13.0软件包进行统计学分析，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临床资料分析

40例脑血管病伴精神障碍患者疾病类型分析，具体情况见表1。

由表1可知，40例脑血管疾病患者神经症样综合征发生率最高（37.50%），其次为智能障碍（22.50%），对比结果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2.2治疗效果

40例脑血管病伴精神障碍患者经对症治疗后，39例患者于治疗3~10 d临床症状显著缓解，且均痊愈出院；1例患者临床症状显著缓解，但出院时仍有部分精神症状未消失，临床治疗总有效率为100.00%，痊愈率为97.50%。

3讨论

脑血管疾病是临床常见的内科疾病类型，其临床特点为起病急、病情进展迅速，且临床治疗难以有效控制病情，患者预后较差，发病率、致残率及致死率均较高，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3]。

研究表明[4]，脑血管疾病患者预后常出现各类精神障碍，即脑血管病所致精神障碍（mental disorders caused by brain vascular diseases），患者可表现为智能障碍、神经症样综合征等多种类型，且可发生于脑血管疾病任何时期。有研究显示[5]，由于脑血管病患者发生精神障碍具有复杂性及多变性，且常被家属及医务人员忽略，因此患者无法得到有效治疗。脑血管疾病患者精神障碍发生机理：患者发生脑血管疾病后，其脑部局部组织血液循环受到阻碍，脑组织发生缺氧、缺血、变性甚至坏死等情况，脑细胞受到不同程度损伤，若患者发生脑出血、脑梗死等疾病，则将加重脑细胞损伤情况。此外，患者家庭、社会压力及自身心理、遗传等外在因素也是导致其出现脑血管病所致精神障碍的主要原因[6]。

有研究显示[7]，老年脑血管疾病患者发生精神障碍几率较大，且患者脑部病灶与精神障碍发生情况密切相关，即病灶与额叶越接近，则患者发生精神障碍几率越高，以左侧额叶与左侧基底更为明显。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及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不断加快，脑血管疾病发病率呈现出逐年上升趋势，脑血管疾病所致精神障碍发病率也随之上升，已引起广大医务工作者高度重视。

本文研究可知，40例脑血管疾病患者神经症样综合征发生率最高（37.50%），其次为智能障碍（22.50%），其原因可能为患者过度担忧脑血管疾病治疗效果，或对临床治疗缺乏信心，担心致死或预后发生致残等情况，以及家庭及社会对其造成一定心理压力，因此，心理易产生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通过对脑血管病伴精神障碍患者进行对症治疗后，患者精神障碍临床表现均得到显著改善，治疗效果较为满意。本文中40例脑血管病伴精神障碍患者经对症治疗后，39例患者于治疗3~10 d临床症状显著缓解，且均痊愈出院；1例患者临床症状显著缓解，但出院时仍有部分精神症状未消失，临床治疗总有效率为100.00%，痊愈率为97.50%。提示临床对脑血管疾病患者进行治疗时，应对其进行必要的心理干预，尽量降低患者发生精神障碍几率；若其发生相关精神障碍，应及时进行针对性的干预措施，可显著改善其精神障碍情况，使其尽快恢复身心健康，以免造成严重后果。

由脑血管病所致精神障碍发病机理可知，患者主要发病原因为脑部出现缺血、缺氧等病变，因此提示临床可使用血管扩张剂改善患者脑部供血情况，从而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此外，王焰山[8]等人研究显示，应用中西医联合治疗脑血管病所致精神障碍可达到更为显著的临床疗效。祖国医学认为脑血管病所致精神障碍属于“郁证”范畴，与人体中肝、心、脾密切相关，发病机理为心虚胆怯、肝郁气滞、气血阴阳失调等。因此对脑血管病所致神经障碍患者应用疏肝解郁活血药物可达到显著疗效。中药材首乌、当归、白芍补血养血行血，山萸肉及菟丝子补肾，茯苓、川朴、苍术化湿健脾，党参、白术、黄芪益气养阴，熟地滋阴养血，川芎、赤芍行血中之气、逐瘀行血，陈皮、香附、郁金疏肝解郁等，根据患者实际情况诸药联用，可达到疏肝解郁、养血活血、理气逐瘀之功效。现代药理学研究可知，对脑血管病所致精神障碍患者使用理气解郁药物可改善患者心理抑郁症状，且应用活血化瘀药物能够对机体新陈代谢起到一定促进作用，对大脑皮质兴奋性显著提高，从而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与覃加许[9]研究结果相符。

综上所述，临床医师应在治疗患者脑血管疾病的同时，判断其是否发生精神障碍，并给予及时对症治疗，以免贻误最佳治疗时机，从而改善患者临床症状，提高临床疗效及生活质量，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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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病的治疗方法篇6

【关键词】氟西汀；抗精神病药物；精神分裂症；阴性症状

对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阴性症状的治疗是长期困扰精神科医师的一个棘手问题。有文献报告［1］5羟色胺（5HT）再摄取抑制剂(如帕罗西汀、氟西汀)可改善或缓解精神分裂症患者的阴性症状。为此，我们对慢性精神分裂症在抗精神药物治疗阴性症状效果不佳时联合氟西汀治疗，以探讨其疗效及安全性，现报告如下。

1对象与方法

1.1对象

选取在我院住院的慢性精神分裂症患者入组标准：（1）符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3版)（CCMD3）精神分裂症诊断标准［2］，同时符合Andreasen提出的精神分裂症阴性症状诊断标准［3］；（2）简明精神病量表(BPRS)总分≥25分；阴性症状量表(SANS)总分≥60分。（3）经单用抗精神病药物足量足疗程治疗，阴性症状无改善或甚至加重者。（4）排除脑器质性及其他躯体疾病，药物过敏，酒精和药物滥用者。共入组42例，其中男19例，女23例；年龄20a～55a，平均（36.32±5.68）a；病程3a～28a，平均（12.96±5.25）a；原用抗精神病药物：氯丙嗪11例，舒必利6例，氯氮平9例，奋乃静7例，利培酮11例。

1.2方法

1.2.1给药方法

入组患者在原抗精神病药物治疗的基础上联合氟西汀治疗，起始剂量为20mg·d-1，早晨一次顿服；根据病情逐渐加至40mg·d-1，观察12w。

1.2.2疗效评定

于治疗前及治疗2w、4w、8w、12w末由经过培训的2名精神科医师采用BPRS、SANS、副反应量表(TESS)评定临床疗效及不良反应。

1.2.3统计方法

所有数据应用SPSS12.0统计软件包处理，采用配对t检验，显著性检验水准取α=0.05。

2结果

2.1联合用药治疗前后BPRS评分结果比较，见表1。表1联合用药治疗前后BPRS评分(略)

表1显示，BPRS评分联合治疗2w末较入组时有显著下降（t=2.87，P＜0.05），4w末起有极显著下降（t=3.62，P＜0.01）。

2.2联合用药治疗前后SANS评分结果比较，见表2。表2联合用药治疗前后SANS评分(略)

表2显示，SANS评分联合治疗2w末起较入组时有极显著下降（t=3.64，P＜0.01）。

2.3联合用药后不良反应

主要不良反应为口干、便秘、失眠、心动过速、锥体外系反应等，给予对症处理后，大多能减轻或消失。TESS评分结果比较，见表3。表3联合用药治疗前后TESS评分(略)表3显示，TESS评分联合治疗2w末较入组时有下降，但差异无显著性（t=1.86，P＞0.05），4w末有显著下降（t=2.84，P＜0.05），8w末起有极显著下降（t=3.57，P＜0.01）。

3讨论

国外研究资料表明［4］，精神分裂症阳性症状与中脑边缘系统多巴胺（DA）活性增强有关，而阴性症状与额前叶DA活性下降及5HT机制有关［5］。非典型抗精神病药拮抗5HT受体作用，从而增强额叶皮质及纹状体DA活性，改善精神分裂症阴性症状［5］，而氟西汀能选择性阻滞突触前膜对5HT的再摄取，使突触间隙5HT浓度升高。氟西汀辅助抗精神病药治疗精神分裂症国外有较多的报道［6］。两药联合能对改善精神分裂症阴性症状有协同作用。本研究显示，抗精神药物治疗慢性精神分裂症阴性症状效果不佳的患者在原抗精神病药物治疗的基础上联合氟西汀治疗，BPRS评分治疗2w末较入组时有显著下降（P＜0.05），4w末起有极显著下降（P＜0.01）；SANS评分治疗2w末起较入组时有极显著下降（P＜0.01）；TESS评分治疗4w末有显著下降（P＜0.05），8w末起有极显著下降（P＜0.01）。提示抗精神病药物联合氟西汀治疗慢性精神分裂症阴性症状疗效显著，且不加重不良反应，安全性高，依从性好。但由于本样本较小，有待大样本进一步研究验证。

【参考文献】

［1］任清涛，吴英丽，崔英光.氯氮平合并帕罗西汀治疗精神分裂症阴性症状临床研究［J］.中国神经精神疾病杂志，2003，29（3）：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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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病的治疗方法篇7

方法：选取医院与2010年3月-2011年3月所收治的30例精神疾病患者，并对这30例精神疾病患者进行分型适以相应的中医治疗疗法，对实施治疗后患者的症状进行分析研究。

结果：在这30例精神疾病患者中通过实施分型中医辩证治疗的方法，其中显效14例，有效10例，痊愈3例，总有效率达到了90%。

结论：对精神障碍患者实施中医分型和中医辩证治疗的方法可以有效的改善患者的竞争状态，在临床精神科治疗精神障碍患者中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

关键词：精神障碍 中医分型 中医辩证

Doi：10.3969/j.issn.1671-8801.2013.08.493

【中图分类号】R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1-8801（2013）08-0424-02

精神障碍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疾病，在临床中其患病率和复发率都非常之高。中医认为精神是人体生命活动的总和，也就是说人体的心血、思维、津液的循环规律都是由患者自身来进行调节的，那么一旦人体的自身调节功能出现长期失调的状态，就会导致人精神的异常[1]。在对精神障碍疾病进行的研究中发现，其病症的发生和患者的心理、体制以及遗传都有一定的关系。精神作为支配人体活动的重要支柱，其一旦出现失常的症状就会严重的影响人们的生活质量和健康状态，同时还会给患者的家人带来一定的危机。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在医院与2010年3月-2011年3月所收治的30例精神疾病患者中，其中男患者18例，女患者12例，同时患有精神分裂的有5例，精神失常的有13例，失眠抑郁的有12例。在这30例患者中，其平均年龄为18-60岁，平均年龄为40岁，患病时间最长的为20年，最短的为三个月。参照ccmd-iir在诊断精神障碍的标准，这30例患者均具有3个月以上的病程，对自身的病情无判断能力，生活能力和社会能力都受到一定的损害。

1.2 方法。首先对这30例精神障碍患者进行中医辩证分型，其中痰火扰神型11例，其以精神运动兴奋为主，在临床上的症状主要表现为红绛舌质，彻夜狂躁难眠、高歌狂呼、骂人毁物等；气血瘀滞性12例，其以知觉与思维障碍为主，在临床上的症状主要表现为紫暗舌质，面色暗滞、狂躁不安、头痛心悸、容易产生幻觉和妄想等；脾肾阳虚型7例，其以精神运动型的抑郁为主，在临床上的主要症状表现为舌质暗淡、舌体胖、面色萎黄、思维贫乏、精神抑郁、精神上的障碍非常严重，同时还具有抑郁症上的一些特征。然后对这三种类型的精神障碍患者按照其患病的类型实施不同的中医治疗方法，其中对于痰火扰神型患者的中医治疗以清火化痰为主，其采用的中药主要为：茯苓20g、甘草10g、远志10g、陈皮10g、枳实10g、竹茹10g、胆星10g、半夏15g、当归15g、郁金15g、菖蒲15g；对于气血瘀滞性精神障碍患者的中医治疗以化瘀行气为主，其采用的中药主要为：甘草10g、菟丝子12g、红花12g、地龙12g、桃仁12g、当归15g、枸杞15g、五味子15g、柏子仁15g、枣仁15g、龟板15g、生地15g；对于脾肾阳虚型患者的中医治疗以补肾温阳为主，其采用的中药主要为：甘草10g、砂仁10g、陈皮12g、巴戟天12g、淫羊藿12g、附片12g、肉桂12g、黄氏12g、陈皮12g、仙茅12g、党参12g，熟地15g、龟板15g[2]。将这些治疗不同精神障碍疾病的重要，按照所需的中医配方和重量用水煎分两次服用，每天一剂，按疗程服用，每个疗程为30天。

1.3 疗效判定标准。本次治疗的疗效判定有4个标准：痊愈、显效、有效、无效。痊愈：患者的妄想症状消失，自知能力恢复，举止神情恢复正常，对日常事务可以正常的处理；显效：仅存个别的妄想或妄想症状消失，自觉能力基本恢复，可以胜任一般性工作；有效：妄想症状有所改善，对人比较淡漠，一些简单性的动作只有在他人的监督或督促下才可以简单完成；无效：精神障碍的所有症状都没有得到改善。

1.4 统计学分析。对所有的数据采用SPSS13.0系统的软件进行分析，在这个分析的过程中对计数资料通过采用X2来进行检验，用t来对计量的资料检验，发现其P

2 结果

在本次治疗的过程中，这30例患有精神障碍的患者都坚持了治疗，其中有6例患者检查治疗了8-9个疗程，10例患者坚持治疗了6-7个疗程，14例患者坚持治疗了3-5个疗程，患者治疗的平均疗程为5个疗程。在实施的治疗结果中发现，这30例精神疾病患者通过实施分型中医辩证治疗的方法，其中显效14例，有效10例，痊愈3例，总有效率达到了90%。

3 讨论

精神障碍是大脑非器质性病变的一种精神疾病，临床研究表明，其病症的发生和人的遗传、体制以及心理方面等要素都有一定的关系。类似于传统医学上的抑郁症、癫狂不寐等。精神类的疾病在青壮年人群中的发病率是比较高的，病症如果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在后期的治疗难度就会加大。作为一种不断变化和容易反复发作的病症，患者的精神状态是非常不均衡的，有时情绪会比较低落，有时又比较激动，但是这些病情如果没有及时的得到控制，精神障碍患者就会出现生命上的危险，有些患者还会出现自杀的倾向。

中医治疗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对症下药。虽然精神障碍患者的病情主要集中在精神方面，但是引起他们精神障碍的原因是不同的，如果按照一个配方来实施治疗的是无法达到理想中的效果的。对于精神障碍疾病，其在实施中医辩证治疗的过程中有三种类型：痰火扰神型、气血瘀滞性、脾肾阳虚型。按照类型的不同，其在实施中医治疗的过程中所治疗的主要方面有各有侧重，因此这三种症状的主要治疗方向是以清火化痰、化瘀行气、补肾温阳为主的，这样就可以达到降火祛痰、行气疏肝、定心安神的效果，精神障碍患者的病情也就会得到自愈。但是在实施中医分型辩证治疗的过程中，其药方的使用一定要在中医师的辩证指导下进行，不可盲目自行治疗，这样才可以避免滥用药物的现象。

综上所述，对精神障碍患者实施中医分型和中医辩证治疗的方法可以有效的改善患者的竞争状态，在临床精神科治疗精神障碍患者中具有重要的临床价值，值得在临床中大力的推广和应用。

参考文献

[1] 中华医学会精神科学会.中医内科病症诊断疗效标准[M].第2版.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8，56-64

精神分病的治疗方法篇8

【关键词】精神分裂症 森田作业疗法 护士用观察量表

精神疾病为反复发作性疾病，常伴有始动性缺乏和社交技能缺陷，有些病人甚至只能终生依赖医院，因此，精神疾病的康复过程实际上是病人社会的再适应过程。帮助和提高患者社会功能恢复在精神医学中是与探索病因一样同等重要。我院于2000年起即开始应用改良式森田治疗配合精神药物治疗精神分裂症，训练患者的社会功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结果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对象 病人来源于2009年5月至2010年5月入住我院住院精神病人70例，分别入住封闭式病房（对照组B）及开放式病房(森田组A)各35例，均符合CCMD-3精神分裂症诊断标准；两组病人的一般临床资料经统计学分析差异无显著性意义，P>0.05。两组病人用药种类及剂量无显著性差异，P>0.05。

1.2方法 2组病人均采用传统的常规治疗和护理，用药及其剂量无特殊。森田组在此基础上进行改良式的森田作业疗法。

森田作业实施方法 病人住院时需留一名陪护人员，病人入院后即遵医嘱给病人直接导入森田轻作业期治疗，以后根据病人情况再进入重作业期及社会实践期。实施森田作业前由护士向病人及家属详细介绍改良式森田疗法的作用、目的及要求，森田护士根据病人的具体情况与病人及家属一起制定出具体作业方案，并指导家属鼓励、协助病人一起完成作业。白天由森田护士组织各种集体活动，家属与病人一起参与，其中家属要鼓励、督促病人参与活动，使病人的注意力转向现实生活，在医护人员及家属带动下使病人逐渐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自觉地完成作业。

1.3评定方法 采用住院用护士观察量表（NOSIE）进行评定。

1.4统计学处理 全部资料应用SPSS 10.0 for windows 统计软件处理，统计方法采用t检验和卡方检验。

2 结果

入院时森田组A和对照组B NOSIE各数值无显著性差异，但住院10周后两组的NOSIE各数值均有了不同差异，森田组更有助于改善患者的症状和恢复其社会功能。转贴于

3 讨论

目前我国精神病病人住院仍多采用封闭式管理。病人出院后，对家庭和社会环境难以适应，容易复发，反复如此，社会功能低下。而森田作业疗法可以改善病人的社会功能，有利于精神分裂症病人的治疗和康复［1］。

森田疗法的核心是“顺其自然”、“以行动和目标为准则”，要求患者放弃对症状的排斥，接受它“忍受痛苦，为所当为”，只重视病人行动，确定生活目标，把精神能量转移到现实生活的切实可行的目标中去，通过现实生活去获得体验性认识，从而改善精神症状，激发主动性和培养社会兴趣，提高社会适应能力，为回归社会打下基础。传统的治疗和护理对精神分裂症症状特别是阴性症状的消除及社会功能康复难以奏效，成为精神科一大难题，从19世纪初，作业疗法对精神障碍者的有效性得到重视，因此不难推测，以作业疗法为基础的森田疗法同样能治疗精神分裂症，日本长谷川（1938）、竹山（1970）、熊野（1970）等发表过散在病例报告，如熊氏研究认为，具有神经症性格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对森田疗法效果明显，而具有自闭、欲念差倾向的精神分裂症态度方面却有一定的相似点，因而便将森田疗法稍作改良后用于精神分裂症的社会康复治疗研究，并做了长期的随访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2］。

改良式森田疗法尊重患者的自主性，促使患者自发性，通过作业与社会实践使自己有的因患病被忽视了的正常心理及才能得到发挥，自我实现的心理需求得以满足，自身价值得以体现，生活的主动性也更大限度地提高了，表现为活力增强、兴趣增加，工作的持久耐力提高，阴性症状也得到了可观的改善。在精神病的社会康复医学中，功能的恢复和再建是重点，本疗法在培养患者的自主性基础上，增加了行为协调性及社会适应性内容，使患者生活态度及能力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功能缺陷水平显著下降。

参 考 文 献

［1］王学义，孙贺祥，马文有，等.森田疗法对衰退型精神分裂症康复治疗的动态观察[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1995，16（6），65－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