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卫生范文

精神卫生范文第1篇

狭义的精神卫生是指精神疾病的预防。

广义的精神卫生，则指保障和提高人们的精神健康水平。主要包括防治和减少精神疾病；提高精神健康水平。使人们能有效地对付各种精神压力和提高社会适应能力；提高精神效叛使人们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心理潜在力量。

精神卫生是现代文明的标志之一

“我们每天都有一个希望，让我看到你的微笑，不管经历多少风雨，我们依然享受阳光……”在今年10月10日的世界精神卫生日，我国长沙举行了大规模的绿丝带关怀活动。200余名志愿者挥舞手中的绿丝带，倡导社会公众“消除歧视，勇于关爱”精神障碍者。10月24日，备受关注的我国《精神卫生法草案》提交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进行审议。与精神卫生有关的话题再次成为我国社会持续关注的热点。

世界精神卫生日是由世界精神病学协会在1992年发起的。在每年的10月10日这一天，各国政府和卫生部门都会积极向大众宣传精神卫生科普知识，促进人们追求精神健康，并向精神障碍者伸出关爱和援助之手。

精神卫生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人体健康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世界卫生组织将健康定义为“不仅是没有疾病和虚弱，还应保持生理的、精神的和社会适应能力的完满状态。”人们通过精神活动来完成他们自身的认知、情感和社交功能，一个人精神平衡，他就能更有效地应付生活压力，更富有成效地进行学习或工作，并更好地对社会作出积极的贡献。因此，精神卫生与每个人息息相关，是我们立足社会、幸福生活和取得成功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是值得追求的现代文明的标志之――。

目前，很多人对“精神卫生”的正确涵义还不了解，往往谈“心理”问题而回避“精神”问题，觉得前者意味着“科学”、“时尚”，是正常人的话题，而后者可怕得很，与“疯子”、“神经病”等令人感到耻辱的形象有关。这其实是一种不科学、不正确的习惯意识。四川省人民医院心身医学科主任、精神病专家周波说，精神病是一种常见病，具体表现为感知觉、思维、注意、记忆、情感、行为和意志智能以及意识等方面的不同程度的障碍。多数相对精神健康的人，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精神卫生问题(或称心理卫生问题)，并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个人的成长、发展以及人际关系，比如妨碍潜能的发挥、处理挫折的能力、适应与调节能力以及对情感的良性体验等，从而陷入心理困扰和痛苦。

但一般性的精神卫生问题并不构成精神症状和诊断为精神障碍。最普通的例子如自卑及其影响，最极端的例子如自杀企图以至自杀行为。精神障碍是一个精神病学的临床诊断概念，与精神疾病是同义词，指精神活动的异常成为精神症状，达到一定严重程度、并且达到足够的频度或持续时间，造成主观痛苦和社会功能损害，最终符合现行诊断标准中某类障碍的诊断。现行的《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CCMD-3)》中的精神障碍就有10大类300多种。

精神疾病是一类严重危害人身心健康的疾病，不仅严重影响了患者及其家属的工作和生活，同时也带来沉重的社会和经济负担。在我国，精神卫生问题是一个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和较为突出的社会问题。加强精神卫生工作，做好精神疾病的防治，预防和减少各类不良心理行为问题的发生，关系到人良群众的身心健康和社会的繁荣稳定。对保障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和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党和政府历来重视精神卫生工作，多年来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取得了明显成效。

建立健全了精神卫生工作体制和相关政策法律体系，为精神卫生工作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2002年4月，卫生部、民政部、公安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联合下发了《中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2002-2010年)》。2004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卫生部等七部委《关于进一步加强精神卫生工作的指导意见》，制定了“预防为主、防治结合、重点干预、广泛覆盖、依法管理”的工作原则和“政府领导、部门合作、社会参与”的工作机制，提出了总体目标和具体工作目标、指标。2006年，卫生部在我国的疾病预防控制局中专门设立了“精神卫生管理处”。

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加强精神卫生宣传、健康教育与咨询服务，普及心理健康和精神疾病防治知识。

探索建立以政府投入为主的筹资模式，逐步加强对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的监管治疗。卫生部和财政部于2004年将重性精神疾病监管治疗项目列入中央补助地方卫生经费项目，成为该年度中央财政专项资金中唯一的非传染病项目。该项目在全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不包括)共建立了60个示范区，项目覆盖人口4291.52万。2005年3月起，全国先后组织了5个中央级培训班，培训部级讲员310人次；举办414个二级培训班，培训学员30574人次，加强了精神疾病防治队伍建设，为建立医院、社区一体的精神卫生服务体系奠定了人力资源基础。2005年，中央财政为该项目继续提供专项经费1000万元，用于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的监管治疗，即为示范区内常住人口中的重性精神疾病患者建档立卡，筛选有肇事肇祸倾向的患者进行随访及康复指导，筛选出贫困患者为其提供免费药物治疗、化验和复诊，为有急性肇事肇祸行为的患者提供应急处置，为其中需要住院但有经济困难的患者提供急性期住院费补助。该项目最终将会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逐步建立起以患者为中心、医院和社区为一体的精神卫生服务体制和网络，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精神卫生服务模式。

精神卫生问题凸显

如今，我国处于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时期。广大群众逐步适应着现代生活方式的快节奏和激烈竞争，体验着由此带来的心理冲击和压力。一方面是各种心理卫生问题逐步增加，轻度的精神疾病如抑郁症、孤独症、焦虑症等心里障碍病人像感冒一样普遍，大众寻求心理帮助的愿望日益迫切。而与此伴随的另一方面，则是最近几年，从深圳女子邹宜均。到广州千万富翁何锦荣等等因为利益纠纷所出现的“被精神病”现象越来越多，最终导致精神病院现有的收治制度饱受诟病。今年10月24日，卫生部部长陈竺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精神卫生法草案说明时表示，精神疾病在我国疾病总负担中排名居首位，有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约1600万人。精神卫生问题已经成为我国突出的社会问题，主要表现在五个突出方面：

其一是强制收治精神障碍患者程序缺失，个别地方发生的强制收治案例引起患者及其亲属的强烈质疑，“被精神病”不时成为舆论热点。李启东本是辽宁一小学教师，多年前因地方政府强征“公粮”时与政府人员发生冲突，在网上发帖，不久以“扰乱社会秩序罪”被拘留，并被所在学校调离。李启东不服，不断申诉，后被鉴定为

“偏执型人格障碍，躁狂发作”，并被强制送往安康医院进行治疗。在治疗协议上签字的不是他的家人，而是当地的教育局局长。

其二是精神卫生引起的社会安全问题日益严重。现实生活中，类似有关精神病人伤害他人、犯抑郁症自杀的事件时有发生。有关数据显示，我国精神病的发病率约为1.4％，1/3的精神病患者具有主动攻击意识，已有约20万人以自杀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另一项对全国1 2.6万名大学生的调查显示，其中20.3％的大学生有心理问题。而在广东高校，如果算上郁闷、焦虑等轻微症状的大学生则高达40％。在有心理疾病的大学生中，上升到精神分裂现象的大学生精神病患者则在1％左右。“大学病夫”如此之多，让人吃惊和扼腕。四川大学华西心理卫生中心副教授张岚说，由于精神病人难以得到社会、家庭和工作单位的同情和帮助，又常遭嘲笑、戏弄或歧视，甚至失业、失学或被遗弃，导致每年都有很多精神病患者因不堪忍受病痛、不愿成为家庭负担或受社会歧视而自杀。最令人担忧的是，精神病患者发病时行为无常，特别是流浪、暴力的无助精神病患者已成为危害公共安全的隐患。如近10年，广东省登记在册的有杀人、伤人记录的精神疾病患者人数逐年增加，1991年为630例，2001年增至5839例。广东省由公、检、法机关委托精神卫生机构进行司法精神医学鉴定的刑事案件数也逐年增多，1993年为410例，2001年增加到731例。

其三是青壮年已成精神疾病高发群体。广东省精神卫生研究所精神医学研究室主任林勇强教授指出，精神病人高发的年龄在20~30岁之间，这是一个生命的最佳年龄段。这个年龄的人之所以多发精神疾病，是因为他们是社会上最活跃的人群，面临的各种问题最多，需要承受的身心压力最大，因而遭遇各种身心刺激的因素和机遇也最多。再加上他们经历得太少，心理承受能力有限，就可能引起精神卫生问题，导致精神创伤、精神障碍甚至引发精神疾病。

其四是近年来，不断有精神科医护人员在正常诊疗工作中被患者伤害。四川省人民医院心身医学科主任周波说，精神疾病患者对医务工作者的伤害，是精神专科医学教育中的“必修课”，也是司空见惯的现象，每位精神科医生上岗之前，不仅要有“挨打”的心理准备，也要有防范“被打”的基本技能。尽管有相关技能培训，但精神科医务工作者在工作中受到伤害的事件仍频繁发生。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精神卫生学系常务副主任谢斌教授指出，由于精神病患者在司法上享有免于刑事追责的可能性，因此精神科与别的医学专业相比存在更高的职业风险。

其五是各级政府对精神卫生方面的投入严重不足。我国的精神卫生防治水平还很低，据保守估算，我国目前有各类精神疾病患者大约1亿，其中包括2600万抑郁症患者，接受治疗的人数却只占全部病人的20％，八成病人缺乏治疗。仅有不到2万名精神科医师，这意味着每名精神科医师要服务5000名精神疾病患者。卫生部有关部门负责人透露，我国注册精神科医师16383人，平均每10万人口拥有1.26名精神科医师，这与全球平均每10万人口3.96名精神科医生的水平相差甚远。我国每10万人口拥有的精神科护士只有2.1名，而全球的平均水平是1263名，相差80％多。我国儿童、老年等专业的精神科医生严重不足，临床心理学工作者、精神卫生社会工作者、康复治疗师则更加缺乏。中国目前有3/4的抗抑郁药物是由非精神科医生开出的。同时，因经济发展不平衡，现有的机构和人员相对集中于东部一些省区，中西部地区和贫困地区精神卫生资源匮乏，许多患者难以得到必要的住院治疗。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资料显示，截至2005年年底，青海、宁夏的精神科医师还不足30人，更是没有一张精神科病床。明显落后于国外许多国家。

除此以外，专家们认为我国的精神卫生方面还存在其它问题。比如，首先，社会对精神卫生的重视不够，对一些精神病患者的歧视仍然比较严重。其次，除了经济原因外，很多精神病患者和家属没有认识到抑郁症等精神疾病的害处，或者害怕受到世俗偏见的歧视，讳疾忌医。另外，从技术力量来讲，我们精神卫生的专业人员缺乏，他们的专业技术

精神卫生的防治之道

针对目前我国精神卫生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专家们建议应采取以下防治方法。

一、精神卫生立法。首先，随着社会发展，人们的精神压力日益加大，精神疾患的发生概率大大增加，精神卫生问题已从单一的个人患病而日渐成为导致一些重大公共安全事件发生的重要根源，成为导致社会突发事件的“不定时炸弹”。其次，近年来“被精神病”现象屡见不鲜，甚至成为一些权势者实施打击报复、践踏公民权利的新手段。《精神卫生法》已经到了不得不出台的地步。制订、修改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以规范精神卫生管理，提高公民的精神健康水平，保护精神障碍者的合法权益，缓和、解决当前医事纠纷，已成为全社会亟待解决的热点问题。

我国精神卫生立法明显滞后。据悉，全世界现有4亿精神病患者。为了保护精神病人这一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世界各国普遍重视精神卫生立法。自1838年法国颁布了第一部《精神卫生法》以来，至今已有100多个国家颁布了精神卫生法，英国和日本还多次修订了精神卫生法。我国的香港和台湾地区也相继于20世纪90年代颁布了精神卫生法。至2001年，接受世界贸易组织调查的160个国家中，已有3/4的国家和地区有了精神卫生法，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国家中，现在仅有中国、老挝和马绍尔群岛没有专门的精神健康法律。我国作为一个拥有五千年历史文明的古国，关注国民精神健康，加快精神卫生立法工作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

1985年，我国开始对精神卫生立法进行调研和草案起草。2007年12月，卫生部将精神卫生法(草案送审稿)上报国务院。卫生部部长陈竺近期说，为确保精神障碍患者不因贫困得不到救治，确保有肇事肇祸危险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不因疏于管理而伤害自身或者危害他人，确保无需住院治疗的公民不因程序、制度缺失而被强制收治，有必要尽快制定精神卫生法。

众多医学专家和法律界人士以及广大群众呼吁，加快精神卫生立法，保证精神卫生防治工作有法可依，保障精神病患者群体利益，考虑社会安全已迫在眉睫。

北京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成都分所的夏德敏律师说，《精神卫生法草案》在立法宗旨、保护对象、诊断治疗、权利救济等方面，作了比较完善的规定，特别是总体思路体现了一种“权利思维”，不仅要求提高预防、治疗、康复水平，也强调加大救助力度，不歧视精神障碍，切实保护他们的合法权利和人格尊严；不仅对非自愿住院医疗制度明确条件、严格程序，确保精神障碍患者不因贫困得不到救治、不因疏于管理而伤害自身或者

危害社会他人，更特别强调，无需住院治疗的公民不能被强制收治……这些思路，获得了公众普遍肯定。

二、把精神病人纳入医保。浙江省精神卫生办公室主任石其昌建议，把精神病人全部纳入城市医保，由政府买单。而目前国内有相当一部分精神病院在为生计挣扎，“在这种状态下，为了生存，就得想办法赚钱，就会带来一系列问题。比如说过度医疗的问题，‘被精神病’的问题。都有可能发生”。

三、提高精神卫生从业人员的待遇。中国医师协会副会长、北京大学精神卫生学院副院长唐宏宇指出，目前我国精神科医生待遇普遍较低，远达不到同级医院医生收入水平。加上职业本身的高风险，造成精神科医生流失情况严重。他呼吁提高精神科卫生从业人员的待遇，从法律上给予明确的保障。而成都市将精神卫生防治工作纳入公共卫生范畴进行财政补助，效果很好。有专家建议，考虑到精神卫生工作的特殊性，在法律中应对提高医护人员待遇问题予以明确规定，如设立特殊岗位津贴等。

四、加大对精神卫生的财政投入，精神病院经费由财政全额拨款。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表示，在调研中了解到，目前我国精神障碍防治体系不健全，政府投入严重不足，特别是基层防治机构工作经费缺口较大，基础设施设备简陋。精神卫生专门人才严重缺乏，待遇普遍偏低。精神病专科医院是精神卫生服务网络的主体，承担了主要的门诊和住院服务，并负责社区精神卫生服务的技术指导。因此，建议将精神病专科医院的人员经费、业务经费和发展建设经费确定为财政全额拨款，列入同级政府财政预算。增加各级政府对精神卫生专门人才的培养、培训投入力度的规定。

五、进一步加强精神卫生队伍的精神文明建设，树立良好的医德医风和以人为本的道德理念，努力提高医务工作者的人文素质。医方要坚持“救死扶伤、实行革命人道主义”原则，积极开展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金钱观教育活动。转变服务理念，建立和完善医患沟通制度、投诉处理制度，做到服务到位、收费合理，实行医务、医药等透明、公开，重树医方威信。

六、加强精神卫生新闻宣传工作，建立医患沟通渠道。由各级卫生主管部门及宣传机构联合组织包括有传媒、医方、患者、病人家属与社会学家等人参与的讨论会，就有关医疗卫生的现实问题进行研讨，允许发表不同的意见和建议。各地要丰富形式，通过广播、电视、报刊和网络等渠道，宣传精神卫生重点工作，以及在工作中涌现出的先进人物和事迹；利用公交车、火车站、机场、宾馆等公共场所宣传疾病防治知识；发挥社区优势，宣传精神卫生政策和健康知识；举办医院开放日、康复患者生活和技能竞赛、组织咨询义诊等活动，让群众熟悉、了解精神专科医院的功能任务及社会责任。承担共同责任，促进精神健康

社会对精神疾病的关注越来越多，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精神卫生工作。近期，卫生部提出，为了群众能够安居乐业。社会能够和谐稳定，国家能够长治久安，需要个人、家庭、学校、单位、社会组织、政府部门行动起来，共同努力，共同承担责任，提高全民精神健康水平。因此，今年我国精神卫生宣传活动的主题是“承担共同责任。促进精神健康”。

卫生部指出：第一，维护精神健康关键在个人。维护精神健康从自我做起，创造关爱环境人人有责。每个人都要主动学习和掌握心理卫生知识，了解预防精神疾病常识；要主动关心亲人、朋友和同事的心理状况，帮助排解心理问题。必要时，劝其到医院及早咨询和检查；要尊重、关心和帮助身边的精神疾病患者，做到不歧视，不排斥。精神疾病患者要主动接受治疗，促进康复；患者的家庭要履行好照料和监护患者的责任，要积极帮助患者接受治疗、进行康复训练，不得遗弃患者。

精神病专家周波说：精神疾病并不可怕。患上精神疾病要积极治疗，切莫讳疾忌医。不妨告诉自己：“我只是情绪感冒了，现在很痛苦，但只要治疗一下就会好的。”如抑郁症，如果不重视早期的抑郁倾向并进行积极的干预，病人很可能会发展成为抑郁症、精神分裂症等精神疾病。只有及时的缓解压力，才能有效的避免抑郁症的发生。而平时比较容易烦躁不安的人，要提高自己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提高心理承受能力，并进行适度的放松训练，稳定自己的情绪。一旦出现心理不适症状，应及时找心理医生咨询求治。一旦出现明显持续的情绪低落或焦虑，就应该主动到医院就诊，以免延误病情。

第二，社会动员构筑社会心理支持和心理卫生服务网络。现代化的社会，需要构建覆盖广泛的社会心理支持和心理卫生服务网络，营造心理支持氛围，提供专业的心理咨询和辅导，疏导调节个人在成长、学习、就业、婚姻和生活中遇到的心理问题；开展心理危机干预，处理日常心理冲突和困扰，积极应对突发事件、灾难带来的心理影响，维护精神健康。心理服务专业机构是网络建设的中坚支柱，学校、单位、社区、医院是承载网络的主要场所。

第三，部门协作共同防治精神疾病。精神疾病患者是社会弱势群体，保障患者的基本生活、医疗、学习和劳动权益，是维护和促进民生的生动体现。防治精神疾病，不仅限于医疗服务工作，更是涉及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医药卫生、人权保障、法律制度和社会保障等多方面的系统工程，任务艰巨复杂。只有多部门协作，共商对策，共担责任，才能全面实现对患者的救治与救助、康复与服务。

第四，政府加强领导和具体支持是做好精神卫生工作的重要保障。各级政府要加强领导，创新社会管理理念，加大对精神卫生工作投入，推进精神卫生立法及其贯彻实施。要大力组织开展宣传教育，建立健全社会心理支持和心理卫生服务网络，落实精神疾病预防、治疗和康复措施，为患者提供平等的学习、就业机会，切实维护群众精神健康，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在国外，在精神卫生行业里，有一种出名的会所模式。它源于上个世纪的40到50年代初期的美国。当时有人相信精神病人可以发挥他们的正常能力，并认为精神病患者可以自助、他助。1944年3月，“我们不孤独”成立，以会所形式运作并不断延伸扩展，后改名为“活泉之家”，成为全球第一家精神康复会所。1994年，国际会所发展中心成立，专责支持国际发展事项，监督和统筹培训中心的工作，举办国际研讨会，促进会所在世界各地的发展。目前，全球已有400间会所，散布在29个国家。

2007年，我国大陆第一家社会公益性精神康复所――长沙心翼会所成立，它由是长沙市精神病医院创立的。会所致力于为会员提供职业训练、心理疏导、行为矫正、教育支持和社交就业服务。提高其职业技能和社交技巧，帮助会员重获友谊、重新投入家庭、重获教育或就业机会。该会所目前已帮助480人，职业培训1000人次、社交活动2000余人次、住院及家庭探访100余人次，极大的促进了会员的社会康复，提高其职业技能和社交技巧，增加会员回归社会、参与社会活动及就业的信心，改善精神疾病的愈后状况，减少了由疾病所导致的功能残疾，减轻了家庭和社会负担。

精神卫生范文第2篇

民政部门所属精神卫生机构要承担在服役期间患精神疾病复员、退伍军人的救治任务，并及时收容和治疗“三无”精神疾病患者。卫生部门所属精神卫生机构要承担精神疾病患者的救治任务，调整现有精神卫生机构的服务方向和重点，提高治疗与康复水平。公安机关要了解掌握本地区内可能肇事肇祸精神疾病患者的有关情况，督促家属落实日常监管和治疗措施，对扰乱公共秩序、影响交通秩序、危害公共安全等严重肇事肇祸的精神疾病患者实施强制治疗工作。

精神疾病是在各种生物、心理以及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下，造成人的大脑功能失调，导致认知、情感、意识和行为等精神活动出现不同程度障碍的疾病。精神疾病不仅严重影响患者及其家属的生活质量，同时也给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加强精神卫生工作，做好精神疾病的防治，预防和减少各类不良心理行为的发生，关系到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和社会的繁荣稳定，对保障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和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目前，我国正处在经济社会转型期，各种社会矛盾增多，竞争压力加大，人口和家庭结构变化明显，严重精神疾病患病率呈上升趋势。与此同时，儿童和青少年心理行为问题、老年性痴呆、抑郁、药品滥用、自杀和重大灾害后受灾人群心理危机等方面的问题也日益突出。精神卫生已成为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和突出的社会问题。

一、精神疾病患者及其家庭状况

提起“精神病”，常人总有一种似骂人的意思。人们对精神疾病患者的歧视，瞧不起或者对精神疾病患者的恐惧，避而远之。由于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就导致家中有人患了精神疾病，为顾及所谓的“面子”，不敢公开，延误了及时治疗的最佳时间。

精神疾病患者属于我国残疾人范畴，他们也有享受就医的权利，他们是最可怜的精神残疾人，他们精神上虽然残疾，但是他们的人格和权利应该得到尊重和保护。

实质上，一个家庭，只要有一个精神疾病患者，不论是经济上的消耗、还是精力上的折磨都是说不出来的苦。患者在社会上杀人、放火、毁了物，作为监护人的家庭还要负责任，这种长期被折腾、消耗的家庭，可以说是非常贫困的。从整个精神疾病发病率来看，精神病医院收治的患者只是少部分，他们也希望得到各级政府的扶持和救助，希望“医疗救助”能重点考虑到那些精神疾病患者及其家庭。

二、精神卫生工作的发展与现状

精神卫生机构有民政精神卫生和卫生部门精神卫生，必须具备治疗、预防、宣传精神卫生工作能力，如我地区仅有民政精神卫生，即要肩负民政部门精神卫生工作，又要肩负卫生部门精神卫生工作，同时，还要担负公安机关肇事肇祸的精神疾病患者的强制治疗工作和全区精神卫生工作的预防、宣传工作。已成为具有一定规模的精神疾病专科医院，也是该地区医疗卫生工作的组成部分。因此，建院当初的根本目的、服务对象，都发生了“面”、“量”的变化。而建院当初主要任务是收容社会上流散的“三无”对象精神疾病患者，属于民政“社会救济”范畴，所需费用通过社会救济渠道予以解决。医院对他们实行终生供养和生活管理的封闭管理模式。*年由于复员退军人中的精神疾病患者有增多的趋势，经有关部门批准，增设了“复员退伍军人精神疾病疗养院”，专门收治复员退军人的精神疾病患者。这些措施的实施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对这些精神疾病患者的人道主义关怀，体现了社会主义优越性。从而，精神卫生工作为保持社会安定，保障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为众多精神疾病患者早日回归社会做出了重要贡献。

根据全国第三次精神卫工作会议统计，已上升至13.47‰，（上海为16.9‰），其中有两点更为突出：一是精神疾病患者肇事肇祸的刑事案件、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发生率增多；二是精神疾病患者，由于贫困，不能得到及时有效地治疗，这类患者约占总数的60—70%。然而遗憾的是，社会的快速发展，精神疾病患病率也在明显上升，而我院精神卫生工作的发展，已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医院业务用房破旧狭窄，得不到及时改造，医疗辅助检查设备严重缺乏。原因：一是因给精神疾病患者治疗时，该患者有突然袭击精神卫生工作者的可能，二是患者之间互相伤害，三是患者随时有破门、破窗而逃可能。精神卫生工作者上班时，被患者打伤、工作服被撕破是常见的事。而患者之间相互伤害或毁物等，甚至出现自杀、逃跑，值班人员还按规定被追究责任。因此，精神卫生工作的工作条件非常艰苦，责任重大，心理压力更大。正因为这样的工作环境，精神卫生工作者还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努力工作。

民政精神卫生工作经费的投入的不足，我们深知，由于地方经济欠发达，财政能保障工作人员的工资就已经是很不错了。从外观上，人们普遍认为，民政精神卫生隶属民政局，有钱。实质上恰恰相反，所有的民政专项经费中，没有关于精神疾病的专项经费，加上民政部门都是专款专用，因此，民政精神卫生工作的发展非常缓慢，甚至停滞在80年代初的基础上。民政精神卫生工作，在业务上还要接受卫生行政部门的领导，但是在医院发展规划和经费设备支持上，卫生行政部门几乎没有什么可以解决民政精神卫生工作的有关政策，国家扶持基层医院的设备，更不能考虑到民政精神卫生医疗机构。更为棘手的是患者欠费，精神疾病患者大多数在农村，其次是公安机关送来肇事肇祸的精神疾病患者、还有困难企业中的精神疾病患者。这些患者的监护人，都有一个共同点“贫困”。从而，使民政精神卫生的发展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民政精神卫生，生存困难、发展更困难，它属民政社会福利事业医疗机构，存在着严重的后天营养不良，这是精神疾病的特殊性所决定的。加大对民政精神卫生基础设施的投入应该引起政府的重视。

三、三个“关注”

1、精神卫生工作，党和国家越来越重视，国务院办公厅《71号》文件，对当前精神卫生工作的指导原则、工作目标、组织领导等方面作了具体规定。随着社会的转型，经济的发展，社会矛盾增多，各种竞争加剧，各种压力增加，精神疾病的发病率呈明显上升趋势。尤其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平安中国”的今天，民政精神卫生工作不容忽视，迫切需要引起各级政府部门的关注。

2、民政精神卫生医疗机构，隶属民政局的民政福利事业的医疗机构，建院初肩负收容“三无”对象（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赡养和监护人）精神疾病患者，到今天已发展成为肩负各类精神疾病患者的治疗、预防、宣传的专科医院，实质上是我地区精神卫生工作的主体，其工作既属于民政工作的组成部分，同时又属医疗卫生工作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政精神卫生工作人员压力大、条件差、工作环境更差，他们的人生安全得不到保障，必须引起各级政府部门的关注。

精神卫生范文第3篇

中图分类号：R749.01，R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6729(2010）012-0885-03

doi:10.3969/j.issn.1000-6729.2010.12.001

中国的精神卫生在长期等同于“看护”、“收养”、“监管”数十年后，近十年来似乎在春潮涌动，直到“十七大”报告中出现“心理疏导”这四个字眼，这一迟来的对焦才算达到顶点。然而就像中国其他领域一样，精神卫生尽管与过去五十年相比，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比起日益增长的需求来说，依然是差距巨大。不能不说我们这些年在针对决策层的健康倡导和普罗大众的健康教育方面确有成效，“心理健康”、“心理和谐”频频见诸政府高层的讲话甚至文件，更常见于大众媒体。精神卫生工作者在重大自然灾害、热点新闻事件中的多次高调出镜，固然有助于扩大精神卫生的宣传，但也不否认会一次次吊起大家的胃口，让政府和老百姓对精神卫生服务的期望值有增无减。利用手边有限的资源，在短时期内做出有目共睹的成绩，就要用到中国独创的方法：找“抓手”。在2002-2003年那一段特定的语境中，这个“抓手”就是社区精神卫生。以有肇事肇祸风险的重性精神病人为工作对象，以全程服务为工作目标，以社区为工作场所，2004年“686”项目正式启动。经过近五年的探索和实践，社区精神卫生至少在精神卫生工作者中已经耳熟能详，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有了“political correctness”的意味。

在中国，社区是一个外来词汇，一般用于城市，近几年才在城市和农村都使用了。长久以来，有工作单位的人生活在由工作单位提供的住所里，例如大院里的单位宿舍。这种居住形式的社区与人们的工作场所紧密结合，因此使得监督与管理变得简单易行，医疗保健也同样如此。在有诊所的单位中，诊所不仅为员工提供了最基本的医疗保健，同时也为生活在该区域的居民提供服务。以前的初级保健正是基于这种模式之上。事实上，该时期也正是社区精神卫生保健的“黄金期”，彼时，精神病院通过“单位”诊所将服务覆盖至城市居民，同时通过“赤脚医生”将服务延伸至农村地区。一些城市还建立了家庭病床、工娱治疗站、福利工厂，流动精神卫生小组（下乡巡回医疗队）在农村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尽管这并不是真正的将精神卫生“整合”入初级保健之中，但正是扩展精神卫生服务、行使行政权力以及调动家属积极性的这些方法，使有限的精神卫生资源得到了最大化的使用［1-3］。

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使中国人民富裕起来，同时也加速了老社区的消失以及新的社区模式的建立，在这里人们可以自由选择居住地。然而，初级卫生保健的构建却并没有赶上新社区的扩张速度［4］。此外，由于卫生投入主要集中于大型医院，初级卫生保健的医疗服务逐渐被忽视，精神卫生服务也是如此［5］。精神病患者只有在伤害他人或给社区造成重大的危害之时才受到重视。将有暴力倾向的精神病患者送入精神病院也成为了社区派出所的工作之一。

社区至三级医院之间的沟通路径并没有有效地建立。这种缺陷在2003年SARS来临之时完全暴露了出来：初级卫生保健系统并未做好看门人的角色，因此人们蜂拥至三级医院，导致感染迅速蔓延［6］。政府已经认识到了社区卫生保健的重要性，并准备改革整个医疗系统［7］。然而，面临的挑战极大。就精神卫生而言，第一，社区的初级保健的条件不合格。缺乏经过培训的专业人员（大多数人从未接受过精神卫生培训）以及诊疗设备落后。第二，目前的政策，无论是社保或医保均未覆盖全部的费用（药物与住院治疗除外）。因此，社区中的服务特别是精神卫生服务，如日间康复、家庭支持、职业或社交培训均未得到任何补助。第三，社会耻感是一个巨大的障碍。社区诊所并不愿提供精神卫生服务，社区居民也不愿意与精神病患者分享卫生资源［8］。

迄今为止，为了将精神卫生整合入初级保健，我国已经开展2项庞大的试验。分别由卫生部两个不同的部门进行管理。疾病预防控制局承担的项目起始于2004年，主要是引导精神卫生机构的服务延伸至社区。我国的精神卫生主要是以医院为基础的：患者在首次发作后自愿或非自愿地被送入精神病医院进行治疗或住院，第二、三次发作后仍回到医院。之后这些患者可能最终成为长期住院者。在中、重度精神病患者中，有24.8%从未寻求过帮助，11.7%仅看过非精神卫生专业人员［9］。目前正是由以住院为基础的精神卫生服务模式向社区模式转变的最佳时期，这可以覆盖所有未治疗的精神病患者。这个试验即“686”项目（中央转移支付地方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疗项目），主要是为了探求精神病患者住院-社区整合服务模式［10］。妇幼保健与社区卫生司承担的国家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项目启动于2009年，其目标是为了社区居民人人享有基本的公共卫生服务。在传统的计划免疫等公卫项目之外，特别增加了常见慢性疾病的管理，如高血压、糖尿病和重性精神疾病。该政策的财政支持是按社区居民的人口基数分配的，项目前3年每人每年15元。

然而，无论进展如何，精神卫生机构都需要找出未来的发展方向。中国精神卫生机构存在两个不利因素：一个是我国大多数精神卫生机构无论在学术上还是在地理上均孤立于主流医学之外，另一个因素是对精神科医师和护士的培训课程主要还是以生物学为导向的。这使得我国精神病学较难改变以满足整合的目标。将精神卫生整合入初级保健不仅需要观念上的转变及结构重建，同时还需要有承担相应责任的能力。精神科医护士人员在走出医院进入社区之时应具有良好的沟通、合作、教学、组织以及领导能力，同时需要有改变社区对于精神病人对态度和改善社务服务模式的勇气。

这几年方兴未艾的“686”项目应该说是在做一件补欠账的工作。大量未得到有效治疗或者未治的患者受益于该项目，因此，项目中有相当比例的慢性患者，与残联的关注群体重叠毫不奇怪。随着项目规模的扩大，精神疾病患者群体医疗保障覆盖水平的提高，社区精神卫生的发展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将精神卫生服务从机构转移到社区，本意是为了实现让患者在最小约束、最贴近日常生活的环境中获得精神卫生服务。它在客观上应该达到减少病耻感、增加求治率的作用。但由于“686”项目启动时的一些特殊考虑，选择相对特殊的精神疾病患者群体作为对象，在项目设计和项目运作时动用了较多的政府行政和社区管理资源，这固然能够保证项目比较顺利的开展，但我们也应该想到，在某种程度上这一项目有可能会使得社区中的精神疾病患者被标签化，成为社区居民中的“另类”。此举对于慢性、反复发作、有过肇事肇祸行为的精神病患者也许不会带来多大损失。如果用治疗率甚至是社会功能水平来评估项目的收益，相信还会是不错的数字，但是对于社区中新发的精神病患者，能否达到鼓励求治、缩短就医时间的效果，依然需要实践的检验。

“686”项目对于不少精神病院是一个振兴服务，靠近政府，提升地位的机会。但是，如果精神病院仅仅聚焦于“686”项目，满足熟悉“686”的工作程序、完成项目规定的指标，可能就会忽略项目之外大量的精神卫生需求。在“欠账”归还到人人享有基本精神卫生服务之后，市场会提出新的要求，政府也会调整服务的重点和要求更高的服务质量，类似“686”项目启动前3年一样的痛苦的转型可能还会再次发生。

以医院为中心的精神卫生服务向以社区为中心的精神卫生服务转变，对世界上大多数人口众多的国家来说均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意大利、美国以及其他高福利国家的经验教训可能有助于我国的顺利转型。我们期待在转型过程中，患者的权益能够受到保障，连续性的治疗可以得到保证，社会耻感减少，社会康复得以实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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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沈渔村，张维熙.陈昌惠.家庭社会防治与精神病人的社会康复［J］.上海精神医学,1990,新 2（3）:108-111.

［3］张维熙.精神分裂试点城市社区康复926例观察［J］.中国康复,1999,14（4）:255-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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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玉华,姚新伟,张明园.上海市精神病人社区康复机构现状调研与对策建议［J］.上海精神医学,2005,17(B09):35-37.

［6］李松,胡胜勇.试论我国公共卫生体系的危机与重建［J］.中国卫生事业管理,2004，20（1）：335-337.

［7］中央人民政府.在全国防治非典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2003-07-28)［OL］.（2006-08-05）［2010-10-10］.http:∥www.省略/ztzl/content_355339.htm.

［8］杨文英,苏琳,王海军，等.市民与精神卫生工作者对精神病人态度的对比研究［J］.临床精神医学杂志,1998,8(6):7-9.

［9］Phillips MR,Zhang JX,Shi QC,et al.Prevalence,treatment,and associated disability of mental disorders in four provinces in China during 2001-05:an epidemiological survey［J］.Lancet,2009,373(9680):2041-2053.

［10］马弘，刘津，于欣.我国近十年重要精神卫生政策的发展与解读［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9，23(12):840-843.

精神卫生范文第4篇

关键词：精神卫生立法 公共卫生 重点与难点 实践

【中图分类号】R-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1-8801（2014）04-0377-01

《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是一部确保精神疾病患者得到治疗、保障精神疾病患者的合法权益、促进精神疾病者快速康复的适用法律。

1 精神疾病是公共卫生工作的重点与难点问题

精神疾病的属性是公共卫生属性，同时也是公共卫生管理工作的重点与难点。主要表现如下：

第一，精神疾病的患病率及发病率近年来在我国呈现上升趋势。流行病学研究数据表明，我国公众患有不同精神疾病的概率高达17%；卫生部最新估计，我国目前患有不同精神疾病的患者超过1600 万人。

第二，国际最大的公共卫生组织―世卫组织统计，我国由于精神疾病导致的家庭疾病经济负担在所有疾病经济负担的占比为14%，其中作为抑郁症仅次于慢性阻塞性肺部疾病，在单病种疾病经济负担的排列第二。

第三，精神疾病容易引发患者自杀、意外、暴力甚至吸毒酗酒。国外约有九成的自杀人群患有精神疾病。在我国，约有60%的自杀死亡人群可能患有精神疾病。精神疾病引发的交通事故、伤害事件、死亡、犯罪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也有蔓延的趋势。

第四，精神疾病对于患者的家庭及社会形成沉重的经济负担与社会负担。绝大部分的精神疾病外在表现的病程是慢性的，精神疾病患者自己的工作能力、生活能力也会受到严重影响，需要长期治疗及专人照顾。假设我国每一家的人口数为3.1个人，则重度精神疾病会直接影响到5000 万个家庭成员的正常生活。对精神疾病患者的治疗及看护要耗费家庭大量的人力、物力及财务。

第五，精神疾病和身体健康密切相关，精神疾病经由影响神经内分泌、降低免疫力等方式影响身体健康。和正常的人相比，严重的精神疾病患者极有可能伴有冠心病，且影响寿命。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充分考虑了精神疾病的公共卫生属性，进一步强化了政府与社会在预防精神疾病、治疗精神疾病及满足精神病人的生存条件等方面的重要责任。

2 精神疾病以预防为主

一直以来，精神疾病以预防为主、治疗为辅。预防为主也是我国开展卫生工作、促进全民健康的主要方针。从改革开放到现在，我国不断建立并健全了疾病预防、疾病控制与卫生监督体系，但这一体系中并不包括精神疾病。精神疾病的预防通常包括三类预防，即一级预防、二级预防及三级预防。其中一级预防的预防目标是减少不同种类的精神疾病的发病率；二级预防的主要预防目标则是降低各类精神疾病的患病率；三级预防的主要预防目标则是减少精神疾病患者的致残率，降低精神疾病发生严重后果（如自杀、意外、暴力等行为）的发生率，并降低精神疾病的复发率。《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明确规定，各级政府和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精神疾病防治和监测负有责任。同时还强调：心理健康关系每人、每家，企业、学校、社区及家庭均要密切关注精神卫生问题，共同维护和促进心理健康，为预防精神疾病的发生奠定扎实的基础。

3 公共卫生视角的精神卫生实践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公共卫生视角的精神卫生实践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如下：一是对精神疾病患者开展的救治或救助的水平不高，精神疾病预防、精神疾病治疗及精神疾病康复服务体系均不完善，无法有效、系统地保障精神疾病患者的合法权益；二是严重的精神疾病患者缺乏科学的管理与监督，造成精神疾病患者引发严重事故的事件屡禁不止；三是强制收留、治疗精神疾病患者的程序不健全，个别地方在强制收治患者时甚至会引起其亲属的质疑，“被精神病”时常出现在舆论的风口浪尖，严重影响社会稳定。

4 公共卫生视角的严重精神疾病发病报告制度

国家通过此次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严格推行严重精神疾病发病报告制度。严重的精神疾病患者能够依法免费享受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严重精神疾病患者因为贫困，可由政府资助其参加基本的医疗保险，并优先得到医疗救助；符合相关条件的严重精神疾病患者可以享有最低生活保障。

精神卫生法中的“严重精神疾病”是指精神疾病的症状比较严重，造成患者无法适应社会，不能正确认识自身健康状况、无法完整认识客观现实的精神疾病。国家要提供给这些严重精神疾病患者以基本的公共卫生救助服务，如建立健康档案、评估健康情况、定期健康随访、调整药物剂量、对症治疗及生活技能培训等康复方面和心理方面的支持。在部分已经开展医疗救助或试点的地方，严重精神疾病患者可向民政部门申请相关的医疗救助。

5 结语

精神卫生作为重大的公共卫生课题，同时也是广大公众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的出台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解决现今我国精神卫生工作产生的诸多出问题，确保精神疾病患者能够得到及时救治，确保严重精神疾病患者可以得到有效管理，减少人他们造成的伤害事故的发生率。通过精神卫生法，可以更有效地关爱精神疾病患者，促进患者及时、积极就医，避免病情延误或加重，帮助精神疾病患者得到合理的治疗，早日康复，保障患者基本的人身权利与医疗救治。

参考文献

[1] 肖水源、周亮、王小平、杨德森.精神卫生立法的公共卫生视角[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12，02：86-88

精神卫生范文第5篇

精神卫生政策决策及其立法的逻辑:一个解释模式

从需求边来看，精神疾病患者对医疗卫生服务的需求和有效的支付能力多大是至关重要的问题。首先，高昂的精神医疗卫生费用压制了大量患者的有效需求。对精神疾病患者个体而言，平均每月1000元的药物费用是一个沉重的医疗负担，大部分患者显然难以独自负担;而就全国而言，1600万重型精神病患者，一年仅药物费用合计就达到1440亿元，这显然不是一笔小数目。从全国来看，最终能进入精神病院接受有偿治疗的患者，其实不到十分之一。［2］其次，多少精神疾病患者参加了社会医疗保险，对于参保者而言，其精神医疗卫生费用支出中需要自付的比例是多少?对此，目前还缺乏可靠的研究数据作为参考。再次，对于贫困、无业、流浪精神疾病患者而言，社会救助对其医疗卫生费用能否补贴?补贴规模能有多大?如何为有工作能力但无职业的精神疾病患者创造无歧视的就业机会?这些尚不清楚，还有待更多的数据支持。最后，对于轻度或隐性的精神疾病患者，如何提供“早发现，早预防，早干预，早治疗”的服务模式，以控制重症精神疾病的发病率?患者对诊断、预防与康复这类精神卫生服务需求相对而言不迫切的原因，除了费用支出的约束之外，还受几个因素的影响:一是公众或患者自身对一些轻度或隐性的精神疾病缺乏相关的认知。公众对精神疾病的知晓率在2009年时只有不足50%。二是精神疾病的“污名”或不良的社会形象会抑制患者对疾病的承认和重视，从而不愿意就诊以避免暴露其精神疾病情况。

供给边的问题涉及到精神卫生服务的提供能力及规模，包括专业精神卫生人员、精神卫生服务床位设施与财政资源的投入水平以及精神卫生服务机构的数量等。据统计，全国13亿人口中仅有1．9万名精神医生，而且其中只有4000～5000人为本科以上学历。估算我国每10万人口只有1．27名精神科医生，与全球平均每10万人口有3．96名精神科医生这一比例相差3倍;我国每10万人口只有2．1名精神科护士，而全球的平均水平是12．63名，相差达6倍。［3］数十年来，我国精神卫生机构与专业队伍有了很大的发展。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精神专科医院已明显滞后于变化了的形势。客观上，精神专科医院承担着大量的公共卫生任务，对患者收费低廉。而在经费投入上，精神专科医院没有进入公共卫生机构序列，财务上仍在实行差额拨款政策，而且拨款比例很小，致使精神专科医院业务开展面临困境，同时也难以吸引高素质人才进入。在北京的一些著名精神专科医院，人才流失现象很严重。北京安定医院2001—2004年流失医生30人，占全部医生的1/5;北京回龙观医院近年流失医务人员112人。在其他一些地区，精神专科医师流失现象更为严重。统计数据显示，齐齐哈尔医学院心理卫生系毕业生只有1/4从事本专业，其余均已转做其他专业。［3］有学者做过统计，我国二三十年来每年在精神卫生领域的投入，只占到卫生总投入的1%。而这与精神疾病负担占疾病总负担20%的比例极其不匹配，问题也由此越积越深。一方面，“该收治的人不被收治”，在中国能享受到卫生部门有效治疗的精神病人，不到10%;另一方面，因为无法保证对所有送来的准精神病患者进行全面检查后再进行治疗，以及强制收治程序性规定的缺乏，使得部分“不该被收治的人反而被收治了”。［2］建国初期，我国仅有精神病院9家，床位不足1000张，精神专科医师50～60人。截至2005年底，全国已建立精神卫生机构1052家，其中精神专科医院592所，有精神科的综合医院460个，共有精神科床位132881张。全国平均精神科床位密度为1．04张/万人。床位密度最高是上海，为5．68张/万人;其次是北京，为4．08张/万人;地区没有一张精神科病床。全国注册精神科医师16383人，其中拥有精神科医生人数最多的是山东，较多的是江苏、广东和辽宁;较少的是青海、宁夏，均只有28名;最少的是，只有1名。从精神卫生资源总体水平看，上海和北京远远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在全国平均水平之上的还有天津、辽宁、江苏、浙江、吉林、重庆和黑龙江，其余20多个省区的精神卫生资源均在全国平均水平之下，还有一些省区精神科床位是空白。［3］

从精神疾病患者与医疗机构或社会互动的交易方式来看，有三类特征值得关注:一类是社会观念对精神疾病的偏见与误解，制约了患者客观地认识自身的疾病特征，使患者感觉自身被社会所排斥或存在某种羞耻感，不愿意主动承认疾病，或者不接受治疗，甚至难以重新融入社会关系之中。二是对精神疾病的医学界定与司法界定及其程序存在局限性。精神病院的这道“确诊”程序，“不可能严格到司法鉴定的程度，甚至称不上是鉴定”。司法鉴定里具备的鉴定程序，包括3名以上具备资质的医师、长时间的检验程序，这些在精神病院的“确诊”程序里都不具备。如果都走司法鉴定的程序，在确认当事人有精神病后再进行治疗，一个是时间耽搁不起，一个是意义也不大，因为通过简单的“确诊”程序，出错的概率很低。［2］三是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的肇祸问题，时常造成比较严重的社会危害，造成较大社会影响。在涉及到精神卫生的众多问题中，解决重性精神病人的肇事(肇祸)似乎成了政治治理中的重中之重。重性精神病人若得不到有效治疗，则大约有10%可能肇事肇祸，大约有30%可能致残，重症抑郁障碍患者若得不到有效治疗，大约10%有严重自杀倾向。精神病人肇事肇祸问题也并不少见，甚至会导致严重损失。［3］

由于政策共同体内牵涉到多达8家以上的主要政府职能部门，而总体上却缺乏一个强有力的核心决策层或协调机构协调、统筹，制定综合的政策方案。从图1可见，无论是政策问题的具体界定，还是政策工具的设计，对于精神卫生问题的治理权限本质上是被不同职能部门所分割的。如卫生部门关注的重点是精神疾病患者的医疗服务提供问题;劳动保障部门需要关注参保重点精神疾病患者的医疗费用负担问题以及有劳动能力的精神疾病患者康复后的就业问题;民政部门则对重点精神疾病患者及其家庭实行救助的政策;公安部门则重点掌握辖区内可能肇事肇祸精神疾病患者的基本情况，落实日常监管和控制措施，尤其是对严重肇事肇祸精神疾病患者进行强制收治;司法行政部门的职责是配合卫生部门制定和完善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政策，并配合监禁及强制性教育改造场所的医疗卫生工作，向被监禁人群和强制性教育改造人群提供精神卫生鉴定等服务。此外，人事部门应当会同卫生部门、民政部门建立和规范心理治疗与咨询、社会工作专业人员技术资格管理制度，研究制定加强精神卫生专业人员队伍建设的相关政策，以扩大精神卫生专业技术人员的规模和调整精神卫生相关专业的结构。最后，对于财政和物价这两个部门，政府的文件通常会这样描述和规定其职责，即“财政部门要根据政府职责和工作需要，适当安排精神卫生工作经费，逐步增加对精神卫生工作的投入。物价部门要根据各地经济发展和精神卫生服务的实际情况，确定精神卫生服务的价格体系，适时调整服务收费结构和价格”。［4］显然，现行政策文件对于财政部门和物价部门职责的规定是十分原则性和概括性的，其中“适当增加”和“逐步增加”这类描述既没有规定经费增加的比例，也没有强调财政投入增加的政策约束性，从而易流于形式。同样对于精神卫生服务的价格政策，也没有明确哪些精神卫生服务是可以对患者免费或经过政府补贴后低价提供的，哪些精神卫生服务是需要患者及其家庭自身负担的，而价格部门应该如何设计相关精神卫生服务的价格决定原则等都不是很清楚的。#p#分页标题#e#

精神卫生政策的渐进式制定及其对立法过程的影响

立法进程缓慢并不意味着国家精神卫生政策就停滞不前或没有进展，恰恰相反，在过去20多年尤其最近10年，中央和地方两个层面都开始尝试和探索性地开展政策行动(表1)。有关地方政府在精神卫生政策制定方面的探索性进展将在下节重点讨论，本节试图对中央政府推进精神卫生立法及其相关的政策制定努力进行历史分析，以解释精神卫生法制定过程缓慢的内在根源。对精神卫生法立法进程缓慢的几种可能的解释，需要结合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政策议程及其社会政治经济环境来考察①:

1985—2000年:政治经济事件干扰的多次中断期早在1985年，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精神病学教授刘协和就主持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草案);1987年8月，世界卫生组织与中国卫生部、公安部和民政部合作，在天津举行了首届司法精神病学及精神卫生立法研讨会。随后，立法起草工作便紧锣密鼓地加紧进行。4年后，该草案修正到第十稿。从1985年《精神卫生法》开始草拟至今历时20多年，精神卫生法仍未出台，究其原因，一方面，这段时期中国经历了许多重大的政治经济事件，在一定程度上“中断”了立法进程。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与党的十四大召开，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决定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与治理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成了困扰立法机构的头等大事。且90年代后半期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国有企业大范围的亏损引起了政府财政补贴负担加重，尤其是考虑到精神卫生人力资源的缺乏与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不完善，精神卫生法在这一时期通过无疑是极其困难的。

2000—2004年:精神卫生立法重启的准备阶段自1999年以来，随着精神卫生高层动员会、全国第三次精神卫生工作会议的召开，精神卫生立法得到了政府和社会更多的关注，我国各级政府的社会保障和卫生政策(如医保政策等)已经开始注意向精神疾病患者倾斜。2002年四部委联合下发的《中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2002—2010年)》中，已经明确将精神卫生立法作为政府在精神卫生方面要重点完成的工作，并且将“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草案)》立法调研、起草、论证，及时报请国务院审核并送全国人大审议”列入保障措施之中。该规划确定2010年之前的四个重点干预人群(儿童青少年、妇女、老年人与受灾人群)与四类重点控制疾病(精神分裂症、抑郁症、双相情感障碍与阿尔茨海默病)。2004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卫生部等七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精神卫生工作的指导意见》中也指出，要“依法保护精神疾病患者的合法权益，加快精神卫生国家立法进程”［6］，并提出“政府领导、部门合作与社会参与”工作机制，增加了职业人群和被监管人群作为两个重点人群。在这一时期，政治决策层意识到了精神卫生立法或治理中部门分割以及在政策共同体内缺乏一个强有力的组织协调者的严重性。于是，2002年在《中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2002—2010年)》中明确提出建立、完善各级精神卫生工作体制、组织管理与协调机制的目标(包括初步形成功能完善的全国精神卫生服务体系和网络的目标)。在这一目标的指导下，该规划还详细地列举了衡量实现上述目标的若干关键指标。这期间精神卫生工作规划和国务院转发的“指导意见”为精神卫生立法的制定工作创造了很好的政治环境与组织基础，但是，2005年，随着新医改在政策议程的优先序排列中快速上升，精神卫生立法的迫切性被超过并掩盖。

2005—2009年:精神卫生立法的框架基础和制度背景的转换从服务体系、医疗保险与人力资源配置等各个方面，精神卫生政策问题都可以依托新医改制度框架重新设计。如卫生部有关负责人特别强调了精神卫生服务可以纳入到新医改政策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供给模式之中(表2)，如社区精神疾病的预防、诊断和管理(如提高识别率、治疗率、早期干预率:抑郁症、精神分裂症、老年期痴呆、儿童心理卫生问题等)可以纳入到加强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中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发展之中;而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疗可以纳入到重大公共卫生专项之中。通过进一步加强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和完善医疗服务体系，能够更加有效和低成本地建立精神疾病防治网络，以及精神卫生宣传和健康教育网络，甚至于提升精神卫生疾病防治网络的能力建设，包括精神卫生专业人员和非专业人员，精神卫生社会工作队伍建设等。［7］从这一点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精神卫生立法没有能够在2005—2009年期间出台。显然，在这一时期，政策决策层已然开始将精神卫生立法的起草与新医改政策的设计联系起来，并将前者纳入到新医改制度框架之内进行整体性设计。如2008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提到与精神卫生有关的内容，并将之与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联系起来。因此，只有在新医改政策的主体制度正式出台之后，精神卫生立法才能够进入实质性的决策程序之中。

2009年至今:精神卫生立法进程的深化与重塑经过长期的立法讨论，对精神卫生问题的性质及其严重程度在政策共同体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和理解。但是问题流还必须与有效的政策方案流以及强大的政治压力流汇聚到一起，所谓推动立法的政策机会之窗就打开了。其中，对政策立法方案而言，早在2007年12月，卫生部就已经将《精神卫生法(草案送审稿)》上报国务院讨论。但是，当时由于新医改政策尚未正式确定和出台，国务院显然是不会急于审议和审批卫生部门起草的“精神卫生法草案”的。于是，对精神卫生法的起草、制定工作一直顺延到2008年底新医改政策的正式出台。随后，2009年两会期间，185名全国人大代表提出议案呼吁加快精神卫生法立法进程。而此间，全国人大也曾多次组织调研组赴各地就精神卫生法立法进行调研。在多方呼声下，全国人大常委会也明确表示将《精神卫生法》列入2009年立法工作计划。［2］至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和国务院才开始真正将精神卫生法的制定问题提到了高度优先的政治议程之中。如2009年，精神卫生法起草小组成员多次透露该法“2009年内有望出台”。全世界迄今已有140多个国家制定了精神卫生法，但时至今日，这项法律在我国却仍未颁布。［8］有专家认为，精神卫生法迟迟未能出台的根本原因，并不是法律条文难制定，而是政府无法确保大量投入来配合法律的实施。［9］应该说，财政投入的压力对精神卫生法出台是一个重要的约束力，但这并不是唯一重要的因素。除了财政投入压力之外，政策制定过程中不同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分歧和争吵，以及政策起草所需要的知识准备都是影响《精神卫生法(草案)》本身的质量与其出台的因素。《精神卫生法(草案)》公开征求意见之后，就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并引起了一些质疑，如有法律人士言辞激烈地指出，“草案很糟糕，基本上是确认现行的做法”。［10］#p#分页标题#e#

当然，在政治压力上，一方面，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专家学者对精神卫生立法的倡议呼声越来越高，除了185名全国人大代表联合倡议行动之外，全国政协也在两会期间对此进行了讨论和评议，有代表建议，“加快《精神卫生法》立法进度，并优先安排常委会会议审议;国家设立财政专项，用于提高重残精神病人的救助费用，增加精神病患者每月的免费服药补助额度，扩大精神病院床位数，建设区县级精神病防治所;科研院所、大专院校、医疗单位也应积极组织研制包括中草药在内的精神疾病防治药物”。［9］另一方面，媒体的大量报道和争论也对精神卫生立法形成了强有力的舆论压力，如对重症精神疾病患者恶劣的生存环境进行的描述以及对诊断不当或其他目的导致正常人住进精神病院的事例进行戏剧性的报道，无疑引起了社会公众对精神疾病患者的同情和对相关立法迟滞的不满，而这又会增强精神卫生立法的政治紧迫性。

讨论

2011年上半年，国务院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了《精神卫生法》(草案)，并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和表决。这表明《精神卫生法》的立法进程取得了重大进展。本文对精神卫生立法过程及其相关政策进行了梳理和剖析，大体上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有利于精神卫生立法制定的宏观环境和条件一直处于变动之中，从而使得该立法过程不断地被拖延。其主要的原因包括20世纪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的政治危机和经济事件改变了政策决策层的工作重心，尤其是过重的政府财政负担对精神卫生立法的出台形成了内在的制约。而21世纪之后，精神卫生法再次被拖延则主要是由于全国层面的新型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启动，在技术与体制上都要求精神卫生立法的决策次序应该列于新医改之后。

第二，精神卫生立法制定具有显著的渐进主义特征:兼顾应急性和长期制度建设。虽然精神卫生立法进展缓慢，政府对精神卫生政策的制定却一直没有停止过。一方面，国家和地方政府制定精神卫生政策具有很强的应急性，如对流浪人员或重症精神疾病患者的肇事肇祸及危害社会安全事件的应对一般能够迅速得到地方政府相关部门的配合，其应急性特征易于在部门间达成行动共识。另一方面，在过去十年，中央政府层面显著地提升了对精神卫生工作的重视程度以及组织协调机制，并先后制定出台了精神卫生工作规划、指导意见与发展纲要等。这些政策文件有利于增加精神卫生工作经费投入，精神卫生服务体系构建与人力资源培养乃至精神疾病患者的社会保障与救助力度等，从而为精神卫生法的出台创造了良好的服务体系与制度基础。

精神卫生范文第6篇

《精神卫生法》共7章85条，对精神卫生工作的方针原则和管理机制、心理健康促进和精神障碍预防、精神障碍的诊断和治疗、精神障碍的康复、精神卫生工作的保障措施以及维护精神障碍患者的合法权益等，都做了明确规定。

一、保障了精神障碍患者可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

《精神卫生法》第二十八条明确规定：精神障碍患者除个人自行到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外，疑似精神障碍患者的近亲属可以将其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对查找不到近亲属的流浪乞讨疑似精神障碍患者，由当地民政等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帮助其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疑似精神障碍患者发生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有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的，其近亲属、所在单位、当地公安机关应当立即采取措施予以制止，并将其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医疗机构接到送诊的疑似精神障碍患者，不得拒绝为其做出诊断。

《精神卫生法》规定：国家实行严重精神障碍发病报告制度。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可以依法免费获得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贫困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由政府资助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并可以得到优先医疗救助；符合条件的可获得最低生活保障。在农村和城市已经开展医疗救助工作的地方，符合条件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可以向民政部门申请医疗救助。对流浪乞讨人员中有危害他人生命安全或严重影响社会秩序的精神障碍患者，应实施救治。民政部门、公安部门和城建城管监察部门负责将患者送到当地定点医院；卫生部门确定定点医院并负责患者救治；民政部门按照规定支付救治经费，其所属救助管理站在患者病情稳定或治愈后接回，或通过其他方式帮助患者离院。

二、最大限度的防止“被精神病”

为有效防止“被精神病”现象的发生，《精神卫生法》第三十条规定：精神障碍患者的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对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实行两种非自愿住院的条件是：①已经发生伤害自身的行为，或者有伤害自身的危险的；②已经发生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有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的。已经发生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经其监护人同意，医疗机构应当对患者实施住院治疗；监护人不同意的，医疗机构不得对患者实施住院治疗。监护人应当对在家居住的患者做好看护管理。

患者有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的，本人或其监护人对需要住院治疗的诊断结论有异议，不同意实施住院治疗的，可以要求再次诊断和鉴定。规定要求再次诊断的，应当自收到诊断结论之日起3日内向原医疗机构或其他具有合法资质的医疗机构提出。承担再次诊断的医疗机构应当在接到再次诊断要求后指派2名初次诊断医师以外的精神科执业医师进行再次诊断，并及时出具结论。承担再次诊断的执业医师应当到收治患者的医疗机构面见和询问患者，该医疗机构应当予以配合。对再次诊断结论有异议的，可自主委托依法取得执业资质的鉴定机构进行精神障碍医学鉴定；医疗机构应当公示经公告的鉴定机构名单和联系方式。接受委托的鉴定机构应当指定本机构具有该鉴定事项执业资格的2名以上鉴定人共同进行鉴定，并及时出具鉴定报告。

三、对两种“心理医生”明确划分

“心理医生”这一时髦的词语，在日常生活中使用非常宽泛。有的指疏导压力的“心灵鸡汤”提供者，也有的指专业的精神科医生。心理咨询师、心理治疗师和精神科医生往往被混为一谈。《精神卫生法》对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给出了明确定义。心理治疗是指在医疗机构中实施的专门的心理治疗；心理咨询是指在医疗机构以外的各种机构、组织、社区中对普通人（而非患者）开展的心理健康促进活动。

《精神卫生法》第二章心理健康促进和精神障碍预防第二十三条明确规定：心理咨询人员应当提高业务素质，遵守执业规范，为社会公众提供专业化的心理咨询服务。并规定，心理咨询人员不得从事心理治疗或者精神障碍的诊断、治疗。心理咨询人员发现接受咨询的人员可能患有精神障碍的，应当建议其到符合法律规定的医疗机构就诊。

第五十一条规定：心理治疗活动应当在医疗机构内开展。专门从事心理治疗的人员不得从事精神障碍的诊断，不得为精神障碍患者开具处方或者提供外科治疗。心理治疗的技术规范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制定。

四、防止侵权行为的发生

《精神卫生法》第七十八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给精神障碍患者或者其他公民造成人身、财产或者其他损害的，要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1、将非精神障碍患者故意作为精神障碍患者送入医疗机构治疗的；

2、精神障碍患者的监护人遗弃患者，或者有不履行监护职责的其他情形的；

3、歧视、侮辱、虐待精神障碍患者，侵害患者的人格尊严和人身安全的；

4、非法限制精神障碍患者人身自由的；

5、其他侵害精神障碍患者合法权益的情形。

监护人出现上述情形，侵害精神障碍患者合法权益，如拒绝为患者办理出院手续，将患者长期遗弃精神病院，造成人身、财产或者其他损害的，将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精神卫生法》的颁布实施对于规范精神卫生服务，预防精神障碍发生，维护精神障碍患者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填补了我国精神卫生领域的法律空白，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标志着精神卫生工作从此进入了法制化管理的时代，将对我国精神卫生工作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但在治疗精神病患者方面，医院和医生仍存在一些困境。

1、《精神卫生法》规定精神障碍的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之所以采取‘‘自愿”入院，目的就是为了防止“被精神病”情况的出现。但何为自愿？尚无明确界定。上海市2011年的调查资料显示，仅有1.1%的精神障碍患者为完全自愿入院；89.4%为家属或监护人送诊的“医疗保护入院”。“自愿”可能会导致很多精神病患者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

2、《精神卫生法》对精神卫生机构提出很多要求，如应配备适宜的设施、设备，保护就诊和住院治疗的精神障碍患者的人身安全，防止其受到伤害，并为住院患者创造尽可能接近正常生活的环境和条件等。但目前精神卫生资源严重不足，相关人才紧缺，政府对精神卫生机构的投入严重不足，导致精神疾病的救治率、就诊率和治疗率偏低。因此需要各级政府、各级部门以法律出台为契机，切实加大投入，落实配套措施，尽快解决医疗资源不足问题，让精神障碍患者真正病有所医。

3、《精神卫生法》明确规定，自愿住院治疗的患者可以随时要求出院。如果病人要求出院，但临床治疗没有达到能出院的标准，医院可否让其出院？不让出，医院是否违法？让出，病人出院后肇事、肇祸谁来负责？

4、《精神卫生法》明确规定，遗弃精神障碍患者，要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如果患者没有能力出院，监护人又不为其办理出院手续，属于监护人不履行职责，医院可以。但病人长期欠费难以追回或找不到监护人，又该如何处理？

精神卫生范文第7篇

《四川精神卫生》（CN：51-1457/R）是一本有较高学术价值的大型双月刊，自创刊以来，选题新奇而不失报道广度，服务大众而不失理论高度。颇受业界和广大读者的关注和好评。

《四川精神卫生》立足于我省精神医学研究的特点和科技实力，面向全国交流精神医学经验与成果，力求内容与质量达到国内外水平，并以临床实用性为重点，旨在更新我省精神卫生工作者的知识，提高对精神疾病的防治水平，以服务于我省人民保健事业。

精神卫生范文第8篇

《神经疾病与精神卫生》（CN：23-1479/R）是一本有较高学术价值的大型月刊，自创刊以来，选题新奇而不失报道广度，服务大众而不失理论高度。颇受业界和广大读者的关注和好评。

精神卫生范文第9篇

维权热线0531-82027194。接到热线电话，本社记者、律师及相关职能部门将立即展开行动，在最短时间内将有关信息反馈给你，充当你维权的坚强后盾。

张志刚今年89岁了，脾气不好，经常打骂儿女。老伴去世之前，老两口几乎不和儿女们上门。2008年冬天，老伴儿因患心脏病突然去世，120平米的房子里只剩下张志刚一个人，他天天以泪洗面，有时候对着老伴儿的照片，一坐就是一天，不吃不喝。

大儿子把父亲接到了自己家，细心照顾，大女儿和小女儿也突然对老人热情起来。有了儿女的关心，张志刚慢慢地从悲伤中走了出来，他愧疚以前总是打骂儿女。张志刚把自己的两处房产租了出去，每月6000多元的房租加上4000多元的退休金，全部都分给了儿女们。

总为哥哥张志刚的养老问题担心的妹妹张翠芹心里总算放下了一块大石头，哥哥向来对儿女们又打又骂，现在儿女们还能那么孝顺，真是难得啊。此后的一段日子，张翠芹经常去侄子家看望哥哥张志刚。

可是，没过多久，当张翠芹再次来到侄子家时，却得知张志刚因患精神病，被送进了医院。哥哥得了精神病，这让张翠芹很吃惊。

张翠芹买了些水果和营养品到医院看望哥哥。兄妹俩一见面，就抱着哭了起来。张志刚告诉妹妹，自己根本没病，是儿女们想要分房产，为了自己每个月的那一万块钱，才把自己送进来的。张翠芹对医生说：“我哥哥很正常，没有病。我要给他办理出院！”

医生告诉张翠芹，张志刚被诊断为偏执性精神病，这种病是间接性的，发病的时候，病人会伤害别人或是自己，有一定的危险性，不发病的时候，和正常人一样。况且，没有病人家属的同意，谁也不能带走病人。

张翠芹很气愤，迅速找到侄子，想问个究竟。谁知侄子根本不理会她，得知她去探望过父亲，竟以张志刚监护人的身份和医院签了一份协议，不允许任何人再去探望父亲张志刚。

就这样，侄子和医院的一纸协议割断了兄妹俩之间的联系。张翠芹放心不下哥哥，几次来到医院，要求探望。可医院的负责人员说，老人的子女不让任何人探望。气急之下，张翠芹和医院的负责人员吵了起来，甚至还动了手，她不想哥哥就这样在医院度过余生。110来了，经过民警协调，张翠芹见到了哥哥张志刚，可是这次张志刚的子女还有医护人员全都在场，张志刚一句话也没说，只是抹了几滴眼泪。张志刚的儿子说：“爸，你累了就去休息吧，这里好吃好喝，还能给您治病，等病好了，我们再接你回家。”

张翠芹始终不相信哥哥患有精神病，他只不过是年龄大了，小脑有些萎缩，容易忘事。张翠芹多次要求把哥哥转到更高一级的医院检查，但医院还是那句话：没有张志刚子女的授权书，谁也不准带走他。

正值5月份，一次翻阅杂志，张翠芹看到了《祝你幸福・知心》的“编辑部在维权”栏目。她心里一亮，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打通了上面的热线电话。

究竟张志刚有没有精神病呢？张翠芹有探视权吗？医院有权不让张志刚出院吗？围绕着这些问题，编辑部成员展开了行动。

“编辑部在维权”栏目律师团的赵刚律师说，从1985年启动《精神卫生法》立法工作算起，到2012年终获通过，《精神卫生法》整整走过了27个年头，终于在今年5月1日正式施行。

《精神卫生法》明确了非自愿医疗的概念、标准和程序等，以此解决两个问题：第一，当事人是否有精神病；第二，当事人的精神病是否严重到必须强制住院。

“被精神病”包括两种：一种是正常人被误诊为精神病；另一种则是有些患者的确是精神病，但不发病期间被强制进入精神病院治疗。其背后或有某种政治压力的影子，或有家属干涉患者自由的文化传统，但根源在于不合理的精神病收治制度。

所以，张志刚的这种情况不属于强制收治的范围，其子女和医院更没有权利不让人来探望她。

小编找到了张志刚老人入住医院的负责人和张志刚老人的儿女，告诉他们强制老人入院和阻碍他人探视是违反《精神卫生法》法律规定的。

张志刚的儿女解释说，自从母亲去世后，父亲十分抑郁，平时工作忙，也没有时间照顾他，所以才把父亲送进了医院。

医院的负责人说，像这种情况很多，儿女工作忙，又不放心老人独自在家，病情虽然不是很严重，但也可以申请入院，我们不光给患者治病，还有一个对患者监督的责任。

虽然他们有着种种说辞，但是这些也都在见到张志刚老人后，不攻自破了。老人头脑很清醒，像张翠芹说的那样，张志刚并不想住在医院里。精神病方面的专家对张志刚老人的病又进行了确诊。诊断证明，老人并没有什么病，起先诊断的偏执性精神病也是不正确的。其实，只不过是年近90岁的张志刚老人，有点糊涂了而已。

张志刚老人出院了，在妹妹张翠芹的照顾下，两兄妹生活得很好。至于张志刚老人的那些儿女们，已然没有了消息。张翠芹不想再替哥哥追究什么了，她只希望哥哥在有生之年能够平平安安地生活。

@精神科医师：在强制送医时期，会出现一些“被精神病”的情况。比如张志刚老人事件；再比如夫妻分割财产，一方就说另一方是精神病患者，直接将对方强制送医，趁着对方在医院检查期间，将财产转移完毕，造成一系列后果。当自愿原则出现了之后，就不会再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黑桃A 新出台的《精神卫生法》的背景与几年前出现的监狱里躲猫猫，被自杀，被上吊实质都是司法管理不严执法人员滥用权力的表现，精神病的鉴定只有有专业医师的参与并规定其相应应承担的责任才能有效防止被精神病悲剧的重演，这部法的贯彻实施究竟能否真正起到制约作用还有待实践检验。

@律师黄雪涛 这部法律让大家明白了，患者个人权利是一种法律权利，而不该由医生或是家属或是其他相关单位单方掌控。

小编提醒

《精神卫生法》的出台终结了“被精神病”，这无疑是一件好事，像张志刚老人这种现象渐渐地减少了，但这并不说明患了精神病，想住院就住院，不想住院就能不住院。

精神卫生范文第10篇

一、完善精神卫生工作体系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工作目标

（一）指导思想。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和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精神卫生工作的指导意见》（〔2004〕71号）的精神，按照“预防为主、防治结合、重点干预、广泛覆盖、依法管理”的原则，建立与“政府领导、部门合作、社会参与”工作机制相适应的精神卫生工作体系。

（二）基本原则。

----以预防为主，部门分工负责，依托现有力量，建立和健全心理健康促进工作的人员队伍。

----开展防治结合，增强精神卫生专业机构的预防和社区康复功能，实行区域卫生规划，整合调整现有精神卫生资源并逐步实现功能分化，通过改扩建和新建，基本建成覆盖城乡、功能完善的精神卫生防治服务网络。

----实施重点干预，完善精神卫生专业机构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工作衔接机制，建立健全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疗网络。

----加强领导协调和指导，因地制宜，逐步推进。

（三）工作体系建设目标。

----中小学建立心理健康辅导室、设置专职教师并配备合格人员的学校比例，到2010年城市达到40%、农村达到10%；2015年城市达到60%、农村达到30%。

----开展心理行为问题预防工作的县（市、区）的比例，到2010年达到50%，2015年达到80%。

----建立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疗网络的县（市、区）的比例，到2010年达到70%，2015年达到95%以上。

----开展精神疾病社区康复的县（市、区），到2010年达到70%，2015年达到85%。

----建立健全精神卫生防治服务网络并在精神卫生工作中发挥主导作用。到2010年，地市级及以上地区和80%的县（市、区）建立精神卫生防治服务网络，2015年所有的县（市、区）建立精神卫生防治服务网络。

（四）工作指标与目标。

----在学校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的比例，到2010年城市达到80%、农村达到50%；2015年城市达到85%、农村达到70%。

----在开展心理行为问题预防工作的县（市、区）中，居民能够方便获得心理健康指导的比例，到2010年城市达到80%、农村达到60%；2015年城市达到90%、农村达到80%。

----在建立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疗网络的县（市、区）中，重性精神疾病患者获得有效管理治疗的比例，到2010年达到60%，2015年达到80%。

----在开展精神疾病社区康复的县（市、区）中，精神疾病患者接受康复服务的比例，到2010年达到60%，2015年达到80%。

----降低儿童和青少年精神疾病和心理行为问题发生率（2005年部分地区调查为13.4%－15.6%），到2010年降为12%，2015年降为10%。

----提高普通人群心理健康知识和精神疾病预防知识知晓率（2005年部分地区调查为30%－40%），到2010年达到50%，2015年达到80%。

----提高精神分裂症治疗率（2005年部分地区调查为15%－30%），到2010年达到60%，2015年达到80%。

二、推进精神卫生工作体系建设

（五）坚持预防为主，提高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健康指导、心理行为问题预防和心理危机干预工作的能力。

各部门分工负责，依靠现有的工作队伍和工作网络，通过加强人员培训和工作制度建设，提高从事精神卫生工作人员的素质和服务能力。完善心理治疗和心理咨询监督管理的法律制度，加强对心理治疗、心理咨询的从业人员和机构的监督管理。加强宣传和健康教育，提高群众精神卫生知识水平，加大心理行为问题预防和心理危机干预工作力度，维护群众心理健康。

（六）坚持防治结合，增强精神卫生专业机构的预防和社区康复功能，按照区域卫生规划，整合调整现有资源并逐步实现功能分化，健全完善精神卫生防治服务网络。

建立以精神卫生专业机构为主体，综合医院为辅助，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精神疾病社区康复机构为依托的精神卫生防治服务网络。增强精神卫生专业机构的预防和社区康复功能，承担精神疾病和心理行为问题的预防、医疗、康复、健康教育、信息收集等培训与指导工作以及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疗的管理工作。以区域卫生规划为基础，精神卫生资源的配置应该首先满足重性精神疾病的急性治疗需要，东部地区和有条件的地区可以适当增加轻型精神疾病基本医疗服务的资源，应根据具体情况将剩余的资源引导向用于重性精神疾病慢性治疗的方向转变，逐步实现精神卫生专业机构间的功能分化。用于重性精神疾病急性住院治疗服务的资源，原则上应设置在地市级及以上的机构或承担地市级服务功能的机构中，县级机构主要承担门诊、应急状况处置和慢性治疗等功能。精神专科机构的建设原则上以改建和扩建为主，新增机构主要设在综合医院精神科。鼓励通过改建将城市适合条件的医疗机构调整转制为精神专科机构。按照区域卫生规划，对精神卫生服务资源逐步实现地区资源的统一规划和服务质量的归口监督管理，开展精神卫生服务的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健全精神卫生防治服务网络。

（七）坚持发展全面的精神疾病社区康复服务模式，健全完善社区康复机构。

在基层地方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利用社区内资源，做好精神疾病社区管理与服务工作；在精神卫生专业机构的指导下，由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农村医疗卫生机构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精神疾病患者提供医疗康复服务；各类精神疾病社区康复机构为精神疾病患者提供生活照料、功能训练、技能培训等康复服务。

（八）坚持重点干预，完善机构间工作衔接机制，建立健全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疗网络。

以精神卫生专业机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和农村医疗卫生机构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基础，建设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疗网络，设立重性精神疾病登记和报告制度，建立精神卫生专业机构与其他医疗卫生机构之间的工作衔接机制，开展重性精神疾病随访、病情监测等社区管理工作。

（九）坚持做好特殊人群中精神疾病患者救助工作，维护社会安定。

各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充分依靠政府医疗救助体系和精神卫生防治服务网络，依照有关规定做好无劳动能力、无法定扶养人或者法定扶养人不具有扶养能力、无生活来源的“三无人员”、城乡低保对象、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中精神疾病患者和服役期间患精神疾病复员、退伍军人的救助管理工作，进一步完善城市、农村贫困精神疾病患者医疗救助政策、严重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他人人身安全的精神疾病患者监控管理政策，依法做好城乡贫困精神疾病患者的医疗救助和严重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他人人身安全的精神疾病患者的强制收治管理工作，依法做好患精神疾病的服刑人员、劳教人员的保（所）外就医和刑释解教人员中精神疾病患者的救助工作。

三、完善发展精神卫生工作的政策措施

（十）建立以政府投入为主，多渠道的精神卫生工作投入机制。

各地要根据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精神卫生工作需要，建立稳定的精神卫生工作投入机制，安排必要的工作经费。引导社会资源投向精神卫生工作，鼓励单位、团体和个人资助贫困精神疾病患者和支持精神卫生事业发展。

（十一）加强精神卫生工作队伍建设和培养。

卫生部门要会同人事等部门有计划地加强现有精神卫生专业人员的在职培训和继续教育，提高业务水平和开展技术指导与培训工作的能力，积极开展非精神卫生专业医务人员培训，提高常见精神疾病和心理行为问题的识别和处理能力，积极开展相关公共卫生专业人员从事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等的能力培训。各有关部门要积极开展本部门从事精神卫生工作的人员培训，增强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健康指导、预防心理行为问题和心理危机干预工作的能力。教育部门要抓好精神卫生专业人才的学历教育工作，落实相关教育课程安排，使培养出的人才能够尽快适应精神卫生工作的需要。

（十二）大力发挥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农村医疗卫生机构在精神卫生工作中的重要作用。

各地要制订政策措施，将精神疾病社区管理、心理健康指导工作纳入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农村医疗卫生机构的公共卫生服务内容，加强精神疾病和心理行为问题的社区预防、医疗康复和管理工作。

（十三）各有关部门要切实履行职责，共同推进精神卫生工作发展。

----卫生部门负责制定精神卫生工作的规划、规范、技术标准；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实施精神卫生专业机构、精神卫生专业人员的准入和管理；组织精神疾病预防、治疗和康复工作的监督、检查、评估和技术指导；开展精神疾病调查和信息收集；指导医疗卫生机构按照国家有关政策规定开展精神卫生工作。

----宣传部门负责协调宣传单位和新闻媒体，通过大众化的信息手段，开展多种形式的公益性、群众性精神卫生知识宣传教育，倡导体质健康、心理健全的生活方式。

----发展改革部门负责将精神卫生的相关内容纳入当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根据需要与可能，按照建设程序安排精神卫生发展所需的建设投资；制定精神卫生服务价格政策。

----教育部门负责精神卫生人才培养有关工作；结合实施素质教育，将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预防学生心理和行为问题工作纳入学校日常工作计划。

----公安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严重危害公共安全或他人人身安全的精神疾病患者的监控管理政策，依法做好对严重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他人人身安全的精神疾病患者的强制收治工作。

----民政部门负责城市、农村贫困精神疾病患者医疗救助和生活救助有关工作；依照有关规定做好城市“三无人员”中精神疾病患者的救治工作；依法做好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中的精神疾病患者的救助工作，对救助期间突发精神疾病的受助对象，及时联系医疗卫生机构，按照相关规定做好救治工作；负责服役期间患精神疾病的复员退伍军人的安置和救治工作；开展精神残疾者生活、职业技能康复工作。

----司法行政部门与卫生部门共同制定和完善精神疾病司法鉴定规范性文件；结合监狱、劳教场所的精神医疗卫生工作的特殊性要求，加强在押服刑人员、劳教人员的精神卫生工作，与卫生部门共同研究制定监狱、劳教场所精神卫生工作政策，将在押服刑人员、劳教人员的精神卫生工作纳入监狱、劳教所所在地精神卫生工作规划，在当地卫生部门的指导下做好服刑人员、劳教人员精神疾病的预防、治疗与康复工作。

----财政部门按照公共财政的要求，研究制定相关财政补助政策并安排有关经费，加强资金管理和监督；研究促进精神残疾康复机构健康发展的相关税收政策。

----人事部门会同卫生部门及有关部门，制定从事精神卫生工作的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建设的有关政策措施。

----劳动保障部门促进职工中精神疾病患者平等就业，防止针对精神疾病患者的就业歧视，维护其合法的劳动权益，保证就业的精神疾病患者平等参加各项社会保险并享受相应的待遇；进一步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中精神疾病患者的就医管理，切实保障参保人员的合理医疗需求。

----文化部门负责加强和谐文化建设，发挥文化滋润心灵、陶冶情操、愉悦身心的独特作用，体现人文关怀，以健康多彩的精神文化产品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引导人们健康地进行文化消费；配合卫生、教育等部门做好预防、干预、控制网络成瘾的有关工作，加强对网络文化产品的管理，对容易导致成瘾的网络文化产品采取内容审查、技术监管等必要的措施。

----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负责精神疾病治疗药品生产流通的监管。

----政府法制机构协助有关部门研究起草与精神卫生工作有关的法律（草案）、法规（草案）。

----科学研究机构负责有关精神卫生和心理健康的基础研究工作，为有关部门制定政策法规提供科学依据。

----各级工会组织针对不同类别职工、农民工的具体情况制定计划，开展职工心理健康教育、心理问题预防和疏导，缓解职工因工作、竞争、失业、家庭生活等带来的压力，切实维护患有精神疾病职工的合法权益。

----各级共青团组织配合政府有关部门开展青少年精神卫生状况调查，开展多种形式的宣传教育活动，为青少年心理健康提供有效服务，帮助青少年养成健康的生活品质，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

----各级妇联组织代表妇女参与国家精神卫生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推动实施，开展面向妇女的心理健康宣传教育，提供相关的咨询和维权服务。

----各级残联组织贯彻落实国家残疾人事业发展纲要，协调推动“社会化、综合性、开放式”精神疾病康复工作；开展精神残疾康复工作，推动精神疾病康复机构和社区康复设施建设，促进精神残疾者平等参与社会生活；依法维护精神残疾者权益，协助相关部门做好贫困精神疾病患者救助工作；宣传普及精神卫生知识，提高公众精神健康意识。

----各级老龄组织研究提出开展老年精神卫生工作的措施，因地制宜采取各种有效形式，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在中老年人群及其家庭成员和看护者中开展老年心理问题预防和疏导工作，宣传普及老年性痴呆、抑郁等老年期精神疾病和常见心理问题的有关知识。

四、加强对精神卫生工作的领导

（十四）建设和发展精神卫生工作体系，加强精神卫生工作是政府落实和谐社会建设、履行社会管理和公共卫生职能的一项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