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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精神病 起因假说 治疗药物
【中图分类号】R4【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8-1879(2012)07-0065-02
精神疾病常见的临床症状表现为精神分裂症、情感精神障碍、神经症、精神发育迟缓等症状。精神病又多指精神分裂症，目前，全世界患有精神方面疾病呈上升趋势，其中精神分裂症及神经两级错乱的患者约占总人口的2%。近几年，我国精神病总病患率也呈明显上升趋势，约为13‰～47‰，约1600万之多。精神健康问题已成为世界关注性问题，其发病机理研究也受到广泛关注，随着近几年基因科学的发展，精神病的研究已进入基因时代。
1 精神病的起因
精神病的起因目前尚无确切的研究结果，科学研究亦有多种说法。
1.1 基因遗传学说。研究指出，精神分裂症患者脑内神经化学状态紊乱，分子遗传学研究指出，先天性遗传代谢障碍可能会引起精神发育不全；而细胞遗传学认为，细胞染色体在数量及结构上发生异常时，会引起患者精神障碍，如先天性精神障碍；临床遗传学则认为，与精神病人的血缘关系越近，其患病率越高。由此表明，精神病有较强的遗传因素。，虽然其真正起因还尚未明确，但遗传基因是目前较为热门，也是医学界普遍认为精神病起因最危险的因素。
2000年，英国医学研究理事会苏格兰人体遗传研究所研究发现两个与精神分裂症有关的基因；2001年人类基因组排序草图完成时，为精神病研究也指明了方向，基因组科学家指出，精神分裂症患者第6条及第8条染色体上有缺陷；2002年，天津安定医院发现并证实，某一基因座与精神分裂症存在关联。2003年，英国剑桥大学科研人员指出，精神分裂症与神经两组错乱症是由相同基因改造而成，其控制中枢神经系统的主要基因中的髓磷脂化合物发生了改变。现代科学研究表明，谷氨酸与精神分裂症致病机理关系密切。
1.2 精神病致病机理假说。关于精神病致病机理，人们还提出了多巴胺假说、神经发育假说、高级神经活动症生理学假说、免疫学假说、甲基转移假说、五羟色胺传递障碍假说、心理学发病机理、大脑两半球功能不平衡假说、氧自由基损害作用等推论。神经发育假说认为精神分裂症是由一种多基因多因素模型，基因和环境相互作用，影响或触发遗传效应进而改变了个体发育过程，如果胎儿时期受到影响，成年时则会发现脑结构异常，目前研究人员正通过寻找与基因紧密联系的临床生物标志以探寻与精神病致病机理可能的因素。巴甫洛夫学派则认为精神分裂症状是在大脑皮质慢性催眠状态基础上，不同部位等的抑制作用导致不同精神症状，其抑制过程中波及皮质下情感反射弧而导致患者出现精神症状，这就是高张神经活动症生理学假说。免疫学则认为精神分裂症是某种异常抗原所产生的免疫反应，但此类发现尚未被证实。心理学发病机理则认为精神分裂症患者是在感知与认知方面存在特异性缺陷。大脑两半球功能不平衡则是在心理学假说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他认为精神分裂症是由于大脑两个半球功能发育不平衡，如思维障碍是左半球功能失调，右半球功能减弱而左半球过分活跃，胼胝体功能缺陷至大脑左半球信息传递过多，使左半球活动过度等引起。多巴胺假说指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尾状核、壳核及伏隔核内的多巴胺受体密度增多，因此多巴胺假说学者采用抗多巴胺敏感的环腺甘酶阻滞多巴胺受体，从而治疗精神病，但目前这种假说的直接证据不足，药物治疗效果不佳。
2 精神病病例分析及治疗
临床认为，精神分裂症主要症状表现为患者出现幻听、联想障碍、妄想、情感障碍、行为障碍等，主要的治疗方法为药物治疗。临床认为，导致患者精神分裂的主要因素为感情受严重打击，本院在2010年接收1例女性患者，其曾受婚姻变故，致情志受打击，临床表现为狂燥、易怒，不眠，食欲减退等，接受治疗时已表现为身体困倦，气短乏力，数日不眠，目光呆滞。精神分裂症常用的药物有氯丙嗪、奋乃静、氟哌啶醇、舒必利等，剂量应根据个体患者的症状情况而定，足量足疗程的系统治疗，症状控制后，继续使用维持剂量约2年左右以防止复发；临床也结合采用中药治疗方法。本例患者给予奋乃静，并结合患者家属及护理人员的情感护理，情绪状态得到控制，并随着治疗及护理的深入开始有所改善。
情感性精神障碍是指患者躁狂症、抑郁症、双相障碍等。躁狂症多表现为患者情绪高涨，思维活跃，言语动作增多；抑郁症则与之相反，表现为患者情绪低落、思维迟缓、言语动作减少；两种症状交替发作则为双相障碍，首先药物治疗，双相障碍则需两种药物交替使用。
精神发育迟缓是患者18岁之前的发育阶段出现的智力明显低下及社会适应能力缺陷症状，其引发因素有先天因素、后天因素、生物学因素及社会心理环境因素等。在治疗中，最重要的是症状的早发现、早治疗、早干预。药物治疗主要要对因、对症，如苯丙酮尿症患儿可采用饮食疗法，限制小麦、蛋类、鱼肉虾等的摄入；地方性呆小症则使用甲状腺类药物，或服用腆盐进行预防；常规使用脑复良等益智健脑药物促进大脑功能发育。
总之，到目前为止，精神病起因尚无明确、直接的症据证实，基因学说目前是较为普遍的一种说法。治疗精神病以药物治疗为主，根据患者的病情情况，对症用药。
参考文献
[1] 姜春和,陈玉辉.非典型抗精神病药治疗精神分裂症的临床应用评价[J].哈尔滨医药,2009.29(3):45-46
[2] 郝伟.精神病学[M].第5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4:203
继美国国立精神卫生研究所投入数千万美元进行抗精神病药物临床疗效试验研究后，欧盟也投入巨资进行首发精神分裂症治疗研究。近年来，此种大投入、多中心、多学科参与的“巨型计划”，在神经科学和精神病学领域中频频出现，如研究阿尔茨海默病（AD）诊断生物学标记的AD神经影像危险因素研究等。
2010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又启动了一个旨在了解大脑内部联接的研究项目，预算4000万美元，整合美国、意大利、德国和英国9家研究机构资源，由神经解剖、磁共振成像和神经信息学方面的几十位专家共同参与。在该项目中使用的磁共振成像技术包括静息态、弥散张量显像、任务刺激、脑磁图和结构分析。其中，仅一个研究联合体就要纳入来自300个家庭的孪生子及其兄弟姐妹等1200个健康个体。该项目被命名为“人类联接组计划”。
分子遗传学为精神疾病研究注入活力
通过结合全基因组关联研究和系统生物学方法，研究者可获得更全面的信息，对于复杂表型研究更为有利。在寻找新的复杂疾病易感位点方面，由于对人类基因组覆盖更全面，这种全基因组关联研究比以往任何一种方法都更成功。
以精神分裂症分子遗传学研究为例，该研究纳入了5334例欧洲人种样本（较多数研究的样本量更大），但其统计学效力却仅能够检测十分常见（频率为30%～60%）的危险等位基因。
因此，为了达到足够的统计学效力，对独立数据库进行合并分析十分有用――尽管最终合并样本的诊断谱可能比独立样本更宽泛。此种合并数据分析已在多种复杂疾病（包括精神分裂症）研究中获得成功。
研究显示，精神分裂症具有非常高的遗传度，是人类最复杂的遗传性疾病之一。国际精神分裂症联合研究和精神分裂症分子遗传学研究的结果，均支持精神分裂症易感性的多基因模型，也就是可能有数百个基因参与，每个基因效应不定量且非常微小。
2007年，由美国国立精神卫生研究所、美国国家精神分裂症与抑郁症研究联盟和荷兰遗传计算中心共同资助的研究项目启动，目前已经有11个国家的48家研究机构参加，分别收集抑郁症、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孤独症、双相障碍和精神分裂症遗传样本。
“理论假说”受到挑战，新技术带来新契机
在精神分裂症研究领域中，多巴胺学说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相关遗传学研究也集中于多巴胺相关通路方面。精神分裂症多巴胺学说是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认为精神分裂症病人中枢多巴胺功能亢进。该学说有不少支持的证据。如长期使用可卡因或苯丙胺，会使一个无任何精神病遗传背景的人产生幻觉和妄想――苯丙胺和可卡因的主要神经药理作用是升高大脑神经突触间的多巴胺的水平。而阻断多巴胺2型受体的药物可用来治疗精神分裂症的阳性症状。
不断涌现的新基因测序技术则重演着“英特尔芯片”的良性循环：测序越来越快，花费越来越少。这些新研究结果和新技术的出现，给精神障碍的遗传学研究带来了新的契机。
精神障碍诊断及诊断标准的修订
寻找“客观”诊断指标
精神障碍在诊断上的软肋是缺乏所谓“客观的”生物学指标，而人们一直在尝试寻找此类指标。
通过正电子发射体层摄影（PET）/CT，可从形态和功能上了解大脑。示踪剂18F-FDOPA可显示突触前多巴胺受体，进而动态了解多巴胺通路变化。若结合某些神经认知测查，如威斯康星卡片分类测验或视空间注意功能测查，将有可能获得更多信息。
特定人群诊断须慎重
精神障碍的诊断（尤其对特定人群如青少年、女性及老人）常引起学术和政治上的争议。美国采用复合性国际诊断交谈手册对10123名13岁～18岁青少年进行面谈，结果显示，青少年焦虑障碍、行为障碍、心境障碍和物质依赖的终生患病率分别为31%、19%、14%和11%，即每4～5名青少年中即有1名符合精神疾病诊断标准。
精神障碍治疗及新药研发
抗抑郁治疗效果难达预期
对精神药物疗效的评价甚至在大规模临床研究结果发表数年之后仍在进行。对国际诊断准确研究报告标准的研究资料进行再分析后发现，在4041例入组患者中，仅108例在1年后保持病情稳定无复发，即仅2.7%的患者从持续抗抑郁治疗中获益。
2010年，世界生物精神病学会联盟更新了双相抑郁治疗指南，其中，除喹硫平300 毫克/天及氟西汀加奥氮平治疗双相抑郁分别为有确切和有力证据外，无值得推荐的治疗方案。
联合治疗效果仍须评估
2010年，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召开的第23届欧洲神经精神药理年会上，瑞士研究者报告，近1/3抑郁症患者同时接受抗抑郁剂和抗精神病药物联合治疗。但迄今，尚无研究证实联合治疗可增加疗效，但明显增加不良反应。
不良反应和疗效预测受关注
继代谢综合征不良反应后，抗精神病药物引起心血管不良反应亦被密切注意。香港大学两位医生进行汇总分析发现，在阿立哌唑、舍吲哚、奥氮平、喹硫平、利培酮、氨磺必利和齐拉西酮中，阿立哌唑的心血管不良反应风险最低，而舍吲哚最高。
对治疗效果的预测也是临床精神科医生关心的话题。2010年，研究者对影响精神分裂症和双相障碍预后的因素进行分析后发现，神经认知功能可预测患者的残疾程度。另一项纵向研究显示，测试最初出现阴性 结果的青少年，在10年随访期内更易出现精神病性发作，且出现更多认知功能损害，需要更多照料。
精神分裂症的诊断和治疗
精神分裂症的诊断
目前，国内外学者在寻找精神疾病的内源性表型方面投入了大量精力，试图早期发现和诊断精神分裂症。
神经心理学指标 从评估工具的开发到疾病认知功能的评价，学术界建立了一个共识，即认知损害是精神分裂症的一个独立症状群。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何将认知损害作为疾病的一个表型开展遗传学研究；疾病出现认知损害可能的神经生物学机制；不同的干预措施对患者认知功能的影响；认知功能损害和疾病其他维度指标间的关系。
神经电生理学指标 这方面的指标较多，一度有学者认为此类指标可能成为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内源性表型，从而可能对疾病的诊断产生重要影响。但随着研究的开展，诸多研究结果难以重复。目前研究较多的有事件相关电位、惊跳反射的前脉冲抑制、眼动等。由于其他精神疾病的相关报道较少，目前尚难确定这些指标是否为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特异表现。
神经影像学指标 精神分裂症并非单纯功能性疾病，其可能存在一定的神经生物学基础，神经影像学是检测神经元结构和功能最直接有效的方法。近年来，有关精神疾病神经影像学的研究一直是该领域的热点。主要研究结果如下：疾病易感性升高的脑部损伤部位可能涉及颞叶，特别是左侧颞叶，但也有报道认为以额叶为主；采用功能性影像学技术观察局部神经元活动情况，从而建立神经系统功能异常与精神分裂症临床特点之间的相互联系，较为一致地发现为精神分裂症患者额叶功能存在异常。
分子标记物一直以来，不少学者为寻找用于疾病生物学诊断的分子标记物付出了大量努力，但结果并不令人满意。2011年，上海交通大学Bio-X中心及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学院的研究人员通过气相色谱-飞行时间质谱分析精神分裂症患者和正常健康对照者的血清和尿液代谢物谱，结果发现血清中的甘油、二十碳烯酸、β-羟基丁酸、丙酮酸和胱氨酸均在患者体内呈异常表达，这些标记物可作为诊断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有效工具。该研究发现多种脂肪酸和酮体在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血清和尿液中都显著高于健康人，表明这一代谢异常可能源于患者脑内葡萄糖供能不足，而患者通过脂肪酸分解代谢机制生产出更多的酮体供线粒体所用，用以维持糖代谢的平衡。
其他症状 包括表情或面孔识别、节奏感损伤、神经软体症和微小躯体症状（MPA）等，此类研究有些刚刚起步，有些已经有一些阳性发现。
总之，这方面的进展并非体现在上述症状或表型本身，而是在纳入对象的选择上。通过纳入高危人群、超高危人群，采用前期综合征量表评估症状，并进行上述指标的检测，旨在对患者进行早期诊断和治疗，但更重要的是探索可用于疾病诊断分类的敏感指标。
精神分裂症的发病因素
由于精神分裂症具有家族聚集性，因而遗传在疾病发生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目前普遍认为，精神分裂症的遗传度超过0.8。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遗传和环境的交互作用会导致疾病的发生，该病是多个中效或微效基因发生累加性和（或）交互性效应的结果，目前尚未确定的环境因素可能对其有一定影响。
研究显示，精神分裂症在不同种族间存在一定差异，以后更重要的工作是整合不同种族间的数据，寻找人群共有和种族特异的遗传因子。
此外，2011年《自然》杂志刊登了关于精神分裂症遗传的文章，该研究来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卡拉伊戈教授课题组。他们对精神分裂症患者、其直系亲属和健康人的基因进行了分析、比较后，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观点：精神分裂症并不是一种纯粹的遗传性疾病，超过50%的患者发病可能由自身基因突变所致。目前该课题组已发现近40个可能与精神分裂症有关的基因
突变。
精神分裂症的治疗
非药物治疗措施 近年来，尽管有不少非药物治疗措施用于精神分裂症的治疗和康复，但其多用于部分症状的缓解和疾病的辅助治疗，如重复经颅磁刺激（rTMS）、改良电休克治疗（MECT）、各种认知康复/ 增强治疗等。2011年，来自美国哈佛大学的研究团队发现，基于神经可塑性的认知矫正治疗可显著改善患者的社会认知，而且疗效广受肯定。这一结果提示，认知矫正治疗可改变大脑的结构和功能。值得一提的是，对于疾病的精神病理症状，目前仍以药物治疗为主。
精神药物的开发 自第一个抗精神病药物氯丙嗪在临床上推广应用以来，精神药理学发展迅速，尽管在药物大的类别上并无重大突破，但近年来新的抗精神病药物开发速度大大加快。2011年，精神药物的开发获得一定进展。
精神疾病是天才的表现形式之一
天才与精神疾病从来都是孪生子，尤其是从事创造性工作的人更容易患精神疾病。大量的生物医学研究结果表明，许多画家、诗人、作家、音乐家和少数科学家具有程度不同的精神病症状。这印证了几个世纪以前古希腊人所说的天才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疯癫和精神病。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依阿华大学的南希・安德森等人对美国30位作家按严格的精神病学标准进行了系统的调查，发现这些作家中80%的人曾经患过精神病，43%的人有家族精神病史。而且这些作家的亲属中患精神病的人也较普通人群多，当然这些亲属所做的工作也多是创造性的工作。 罗伯特・舒曼与他的妻子
20世纪80年代后期，美国哈佛大学的谢尔德克拉特教授对20世纪初15名抽象派画家进行调查发现，这些画家患精神病的概率是普通人群的13倍。英国伦敦圣玛丽医院的蒙特哥梅林教授对英国50名现代著名诗人的调查表明，这些人中有1/4的人患有抑郁症和躁狂性精神病，他们当中自杀的比例是普通人的6倍。此外，对一批著名艺术家和作家的传记的调查也表明，他们中患抑郁症的概率是常人的8～10倍，患躁狂性精神病的概率是常人的10～20倍，自杀的概率是常人的18倍。
美国肯塔基大学医学中心精神病学家A.M.鲁德威格与其同事进行的长达10年的研究最具说服力。他们对生活在20世纪但如今已经去世的1004名艺术、科学、公共事务、军事、商业和社会活动方面有卓越贡献的名人进行深入的传记调查。他们将传记中的人物的行为和症状加以分类，分成肯定有和可能有精神病症状两类，内容包括酗酒和药物相关的病症、抑郁、躁狂、焦虑、性情古怪、自杀趋向、躯体缺陷和其他精神病症状。
调查结果表明，大约1/3的著名诗人、作曲家、作家从青少年起就具有某些严重的精神病症状。成年后这些人约3/4患有某种精神病。另外有1/2～2/3的艺术家、作曲家、作家、演员、导演、歌唱家、乐手、社会科学家、建筑师和运动员受到精神疾病的影响。但著名的自然科学家、政治家、探险者、士兵、商人等有精神疾病的却较少，只占1/4～1/3。更突出的是，46%～77%的诗人、作家、画家和作曲家曾有过一段时间严重的抑郁，这一比率至少是其他人群的两倍。在演员、诗人、作家和建筑师中，躁狂也是较常见的精神病症状，而且在他们的一生中有这样或那样的精神病症状的人占11%～17%，这一比率在普通人中仅占不到1%。
对德国近代著名作曲家罗伯特・舒曼（1810～1856）的研究更深入地说明了精神病状态对人创造性劳动的刺激作用。从1829年到1856年，舒曼的精神状态与创作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1840年和1849年，舒曼两度产生精神躁狂状态，在这两年，他分别创作了乐曲24部和27部，这是他一生艺术创作的两个巅峰期。1833和1854年舒曼的情绪进入低谷期，他没有写出任何音乐作品，1856年舒曼死于精神病院。这说明，有的人的精神病症状是和他的创造性劳动密切相关的，甚至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一个硬币的两面
为什么精神异常除了是一种病态外，还能使人获得某种具大的创造力呢？科学家的研究和调查目前只能解释部分原因。以躁狂性抑郁症为例，这种病症的确使人有意想不到的创造力。美国巴尔的摩市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的精神病学家K.R.杰米逊通过研究发现，精神病症可能会使一个人的思维发生变化，例如轻度发作的躁狂症病人可以自发地使用不常用的词语和相关的特殊的音调，如特殊的节律和韵律。而且，如果是写作，轻度躁狂病人会表现出选用同义词和相关词语的极高的频率和娴熟的技巧。
精神病人的语言经常是押韵的，他们使用古怪词汇的数量是正常人的3倍。而且躁狂还可产生其他意想不到的效果，例如可以让人长时间工作而无须睡觉休息，思维高度集中于某一点或某一件事情，保持鲁莽而焦躁的态度，经历多种情绪变化等。从生物学意义上讲，躁狂性抑郁是一种活跃的、敏感的、强烈的对事物做出反应的生理系统。患者以情绪、知觉、智力和行为的大幅度变化来对外在世界的刺激做出强烈的反应。
研究人员认为，抑郁症的艺术家和作家是通过一副黑色的眼镜来看世界，而躁狂性艺术家和作家是通过一个绚丽多彩而支离破碎的万花筒来看世界。在艺术、科学和领导领域，轻度躁狂有助于成功，但是严重的抑郁则会使一个人毁灭。
人为什么会患精神疾病？
为什么上述群体会比常人更多地患精神疾病呢？研究人员对上述人群的精神疾病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多方面的分析。
其一，职业会造成某些群体的人患精神病。例如绘画、诗歌、写作等允许有模糊、灵活、抽象的表现，这使得创作者能逐渐表达其内心的朦胧感受，以致演变成精神变态。而在需要积累知识、经验和探索方法的领域，如科学领域，则需要从业者养成冷静、谨慎的气质，因而少有精神病症状。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在上述调查中，28%的抽象派画家患有严重的精神疾病，表现为经常性的躁狂、严重酗酒或服用成瘾药，不过这些症状和行为的确有利于他们的创作。而在自然科学家中仅有3%的人有这些症状和行为。
其二，患精神疾病的人具有家族性遗传因素，即基因在扮演重要作用，因此安迪怀疑自己有精神疾病的基因也是有理由的。例如，躁狂性抑郁症基因可以通过自然选择而遗传给后代。携带这种基因的人在创造力、适应性和工作成就方面有一定的优势。上述有成就的群体中很多人具有精神病家族史，这并不令人奇怪。而且许多名人的父母和兄弟姐妹都有轻度酗酒、躁狂和抑郁等症状甚至自杀，而名人本身也具有这些病症。这就说明基因起了遗传作用。此外，上述有精神疾病症状的群体其性格也表现出一定的特征。他们中很多人从小就展露了特别的才华和能力，他们有的具有根深蒂固反对现存秩序的性格特征，也具有隐居和自我依赖的特点。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这些人宅居，不与他人交往，活在自我的天地里。
其三，这些人的成长环境也影响着他们。比如在幼年、童年和青少年时期遭受不幸和磨难，包括家庭的不幸和个人的不幸，前者如父母离异、家庭不和、极其贫困，而后者如残疾和遭受致命性疾病等。这些原因同样会造成他们精神异常和患精神疾病。
对精神疾病患者的一般认知
其实，一般人对精神疾病都有相似的认知，这种认知也与精神疾病患者的自我认知相似。从这些认知也可以得知天才与精神疾病的深刻联系，例如人们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认知和其自我认知。
俄罗斯著名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名典型的癫痫病患者。100多年前勃兰兑斯在致尼采的信中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病态有过入木三分的刻画和描写。他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有着半俄罗斯农民的面庞，半罪犯的容貌，扁平的鼻子，神经质地抖动着的眼睑，以及埋葬其下的小而锐利的双眼;还有那高贵、漂亮的前额，以及讲述着无际的苦难、深不可测的忧郁，不良的癖好、无限的怜悯和不可遏制的嫉妒的富于表情的嘴巴！
这是一位患有癫痫的天才，单是他的外表就足以向人们昭示许许多多的东西：这里有充溢于他的精神世界的平缓的溪流，有袭击着他的大脑，奔腾激越而几近于疯狂的浪涛，还有他的抱负、他的巨大努力，以及由于灵魂的偏狭而生出的病态的意志。
就连“身在庐山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说：“我不知道我的忧伤的思想何时才能平息？人只有一种状态是命中注定的，他心灵的氛围是天和地的融合......我有一个计划，做一个疯子。让人们去狂怒，让他们来医治，使我变得聪明。”这就是一名天才作家和精神病患者的集合体，可以说，没有他的精神病，他就不可能成为一名伟大的作家。如果治疗他，也使他失去了成为一名作家的内在基础。
天才和病态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身上体现得相当完美，犹如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缺一不可。失去了一面就不能成其为完整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幸亏那时没有人真的去治疗他，否则人类历史上就会少了一个精神病患者而也少了一名杰出的作家。无独有偶，美国现代著名作家爱伦坡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也表达了类似的思想。他说：“人们经常把我看作疯子，这我不在乎。然而有一个疑问却久久盘桓于我心底，这就是：癫狂到底是不是人类智慧的最高显现呢？”
像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人还可以举出一大串，如安徒生（其父和祖父也有精神病，有家族遗传史）、海明威、惠特曼、马克・吐温、托尔斯泰、莱蒙托夫、普希金、果戈里、布莱克、拜伦、丁尼生、歌德、川端康成、福楼拜、奥尼尔、卡洛尔、德昆西、西尔维亚以及凡高、中国的米芾（当时被人称为米癫）等作家和艺术家。
由此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及相似的作家在癫痫状态下和其他精神病症状的状态下所产生的创造力就可以得到一定的科学解释。
精神疾病与基因有关
精神疾病是由基因和环境因素共同造成的，而且较大的创造力是与精神疾病紧密相联的。现在，更多的研究证明，精神疾病与基因的联系比较密切。
在过去漫长的一个多世纪里，临床医生大多是根据症状来判断精神疾病，现在，精神疾病的全基因组的对比研究让医生有了初步的诊断精神疾病的基因和遗传学根据。研究人员从精神病学全基因组关联分析（GWAS）发现了精神疾病与基因、神经、免疫和组蛋白通路等因素相关联。研究所涉及的精神疾病包括，精神分裂症（SCZ）、严重抑郁症（MDD）、躁郁症或双相情感障碍（BIP）、自闭症（ASD）和多动症（ADHD）。
有30个国家的208个研究机构参与了这项对精神疾病的遗传学研究，研究人员对36989名患者和113075名正常人的基因组进行了测序并进行了序列对比，结果发现在108个基因位点上有128个与精神疾病易感性相关的独立基因变异，其中83个位点是全新的。有意义的是，研究人员还发现了与5种精神疾病都具有重要而且重叠关联的4个风险基因位点。这些基因位点包括染色体3p21和10q24、CACNA1C基因（以前已被证明与躁郁症及精神分裂症有关）以及CACNB2基因的区域。 俄罗斯著名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
精神病学全基因组关联分析研究也发现，在108个可疑的基因位点中，大部分紧邻的基因都只会带来细小的变化，但这些基因累积得越多，精神疾病症状就可能越严重。这说明精神疾病属于数量遗传疾病，尤其是精神分裂症。
数量遗传还意味着，有多个基因与精神疾病有关，例如精神分裂症，现在发现有40多个基因与精神分裂症有关，而且，在不同种族中，这些精神分裂症易感基因还有细微差别。
斯大林因20世纪30年代“大恐怖”时期实行大规模的逮捕、审讯、囚禁和枪杀搞得国内危机四伏，国外声名狼藉，遂把罪责推到暗藏的“人民之敌”内务人民委员叶若夫身上，并用双手同样沾满鲜血的贝利亚接替了叶若夫。斯大林还命令叶若夫扮演“自由主义者”的角色，清查制造“大恐怖”的各级“三人小组”(当时由各地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三名工作人员组成的小组就可以决定被审查人的生死)的罪恶并惩办相关的责任人，一些冤假错案，严格今后的办案程序，以便给人以苏联严格实行法制的印象。
实行法制就意味着苏联当局无法再像30年代那样随意将批评领导和持有不同政见的人逮捕入狱或投入劳改营了。于是把不服当局“管教”而又不具备构成犯国事罪的材料的公民投入精神病院的做法就应运而生。1939年，贝利亚亲自把喀山精神病医院划归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喀山监狱管辖。从此苏联有了第一个监狱精神病院。尽管按照苏联法律，在押的犯人转送精神病院做强制治疗须有法院认定，但据后来的文件披露，关在喀山监狱精神病院里的绝大多数人都是未经法院批准而由强力部门直接送去的。另外，当时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文件规定，该监狱囚禁的都是患精神病的“国事(罪)犯”。而刑事罪不是国事罪，由此可以认定所谓犯国事罪的犯人是被当局视做“社会异己分子”和“人民之敌”的人，也即和普通苏联公民不一样的。
把看着不顺眼的人关进精神病院，对于当局是一件既维护了法制体面，又体现了人道主义，还免除了内务部门的侦讯之苦和司法部门的斟酌刑期之劳的大好事。于是这种做法就从斯大林时代延续到了赫鲁晓夫时代、勃列日涅夫时代、安德罗波夫时代……所以后来在列宁格勒、加里宁格勒等地也开设了一些监狱精神病院，或在普通的精神病院里分设了专属强力部门管辖的科室，以满足当局日益增长的收押异己分子、维持稳定统治的需求。而在领导苏联建成了“发达社会主义”并正在向共产主义迈进的领袖们看来，判定异见分子是精神病的理由如同赫鲁晓夫说过的那样极其简单：“只有精神病人才怀疑苏联光明美好的前途。”
在以精神病为名惩治异见分子的事业中，苏联的内务部、克格勃等强力部门起了重要的作用。很多“精神病人”都有难忘的体会。
若列斯・梅德韦杰夫是著名的苏联生物学家。他生于1925年，参加过卫国战争，是“解冻时期”成长起来的优秀科学家。还在20世纪60年代，他的《蛋白质的合成与个体发生问题》、《生长过程的分子遗传学机理》、《李森科沉浮记》等书就已经被译成英文在西方出版，为他赢得了世界声誉。1970年5月29日(星期五)夜晚，一组警察来到他家，要带他去市精神病院做“鉴定”和“住院观察”，被梅德韦杰夫义正词严地拒绝了。当时正好在场的梅德韦杰夫的同事们纷纷谴责警察的违法行为。为首的民警少校粗暴地回答：“我们是强力部门的，你们爱上哪儿告上哪儿告去。”说完，当着梅德韦杰夫妻子和子女的面就给他戴上手铐，送进了卡卢加市精神病院。
5月31日，强力部门把若列斯・梅德韦杰夫关进精神病院的暴行激怒了一大批社会知名人士，他们是：苏联科学院院士阿斯塔乌罗夫、恩格尔噶尔特，著名作家特瓦尔多夫斯基、田德里亚科夫等。他们致电卡卢加市精神病院的总医师利夫希茨，抗议对若列斯・梅德韦杰夫实行强制治疗。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苏联科学界、思想界和国际社会为若列斯・梅德韦杰夫获得自由做了巨大努力。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分别给勃列日涅夫写信。萨哈罗夫在信中说：“若列斯・梅德韦杰夫是遗传学家兼政论作家，他是一个具有出色的、灵活而精确的思维的人，一个心地善良的人。”这样优秀的人竟然被说成是“精神病人”，那么“若列斯・梅德韦杰夫的遭遇明天就会成为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的遭遇。”“这种没脸说出真实原因却毫无根据地变着法惩治人的做法正在成为时髦。”这些话道出了笼罩着苏联的“被精神病”恐怖。在国内外舆论的强大压力下，若列斯・梅德韦杰夫于6月17日被从精神病院里放了出来。
如果说梅德韦杰夫的活动涉及到政治和国际问题，那么，一些平民百姓也就只是因为个人私事而发发牢骚罢了。但即使这样他们也逃不脱强力部门鹰犬的魔爪。例如，一个名叫谢罗夫的人在街头贴了这样一份用打字机打的征婚小广告：“同志们，在民主德国征婚广告是可以在报纸上刊登的。亏了有这种广告，在民主德国25岁以上的男女只有3%没有结婚，而苏联却是18%。苏联宪法保障发表的自由，可苏联并没有发表的自由，所以报纸不刊登征婚广告。所以我只好把我的征婚广告贴在电线杆上和院墙上了。”很快，警察来到他的工作单位，把他送进了精神病院。
因为苏联公民维权意识不断增强，正直的公民和精神病医生们的努力抗争，1970年以后有关苏联利用精神病院迫害异见人士的消息渐渐被透露到国外，引起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关注。连“”中的中国报刊也曾谴责过苏联政府用精神病院镇压苏联人民的罪行。1977年于檀香山召开的世界精神病学大会在审阅了专案组提交的关于苏联精神病治疗领域受害者与施害者的材料并认定其真实可信后，通过了谴责苏联出于政治目的滥用精神病治疗手段和药物的决议。大会还停止了苏联神经病学家与精神病学家协会在世界精神病学组织中的活动。
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苏联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民众的自我意识觉醒了，社会变得开放了，许多禁忌被解除了。关于苏联利用精神病院迫害政治异见人士的信息被大量揭露出来。出于政治目的利用精神病治疗手段和药物的做法似有收敛，但事情远没有结束，因为许多当年穿白大褂的罪犯并没有得到惩处，政治强权也依然存在。据俄国媒体最近的报道，在地方上投诉精神病医生的案子中有16%是涉及动用精神病医疗手段压制的。这说明精神病恐怖的阴影还在游荡，只是游荡的范围缩小了而已。
或许，政治家们应当多一些宽容，即使你非常正确，代表了民众的绝大多数，反对你的只是一小撮人。伟大的苏联作家高尔基和扎米亚金都曾自称为“异端”、“异教徒”，他们都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历史是由异教徒推动的。”想一想吧，当初苏联当局如果听得进梅德韦杰夫关于苏联科学的意见、格里格连科关于警惕新的个人迷信的意见和苏军撤出捷克斯洛伐克的意见、谢罗夫关于发表自由的意见，苏联还会解体吗？
关键词 行为遗传学；数量遗传学；分子遗传学：基因：人格
分类号 B845
1 引言
人格是一个人独特精神面貌的整体反映，是需要、动机、兴趣、态度、价值观、气质、性格、能力等多个方面的整合。它的形成和发展与遗传因素息息相关。然而，人格的遗传性究竟如何？到底哪些基因在起作用？它们又是如何起作用的？针对诸如此类的问题，行为遗传学家们试图为我们提供有效的解答，并由此形成了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即人格行为遗传学研究。
人格行为遗传学研究就是运用行为遗传学理论和方法来考察和揭示人格特征（包括人格障碍）和人格差异的遗传基础问题。它强调遗传基因是塑造人格核心特征和造成人格个别差异的主要因素，但并不忽视环境的作用，甚至主张人格特征与人格差异是多种基因、多种环境以及基因与环境动态交互作用的结果。早在19世纪中后期，英国心理学家高尔顿（Galton，F.）就首先利用家谱法和双生子法研究了人格差异的遗传基础。尽管他的研究因未将遗传和环境区分开来而具有诸多局限，但它“为人类行为的变异范围提供了档案证明并且说明了行为变异存在遗传基础”（Plomin，DeFries，McClearn，& McGuffin，2008），是运用行为遗传学方法研究人格差异的先驱性尝试。高尔顿之后的20世纪，人格的行为遗传学研究因行为主义主流范式的盛行而长期遭到“冷遇”。前者强调人格的遗传性，而后者坚持环境论并认为人格由社会化的习惯决定，两者的矛盾在这种势力不均的情势下曾一度不可调和。
但近几十年来，行为主义的逐渐衰落和现代生物学特别是分子生物学的飞速发展分别为人格的行为遗传学研究提供了巨大发展空间和发展动力，并使它由传统的数量遗传学取向发展到分子遗传学取向。分子遗传学取向是发端于20世纪初而到20世纪末才应用于人格研究的一种新取向，它在研究方法和研究理念上都较数量遗传学取向具有革命性突破，目前正以惊人的速度发展着。可以说，人格遗传学研究进入到分子遗传学时代（Johnson，Penke，& Spinath，2011）。不过，两种研究取向在基本思路方面各有特色，在具体研究方面都取得了很多有价值的成果，积极推动了人格行为遗传学研究的复兴和发展。
2 数量遗传学取向
人格的数量遗传学（quantitative genetics）研究取向主张运用双生子研究、收养研究等设计来估计群体中遗传因素对人格表现型方差的贡献率，旨在用数量化的手段从宏观上估计某种人格变异在多大程度上是由遗传效应引起的，并考察遗传通过与环境交互作用或相关影响人格的方式以及这些效应发生的具体情境。
2.1 人格遗传率
数量遗传学衡量人格遗传性大小的核心指标是遗传率（heritability），即在某群体内观测到的人格总变异中能被遗传变异解释的百分比，它既可以揭示遗传是否影响某种人格特征又可以指明这种影响达到何种程度。人格遗传率可以用公式h2=Vg/Vp（其中h2代表人格遗传率，Vg代表遗传导致的人格变异，V。代表观测到的人格总变异）来表示，数值在0～1之间，越接近于0，说明变异越少源于遗传；越接近于1，说明变异越多源于遗传。需要指出的是，遗传率估计具有如下三个特点：第一，它具有群体特异性，仅仅适用于解释样本或群体的人格差异，而不适用于描述个体人格的遗传性；第二，它假定遗传因子和环境因子之间不存在相关或交互作用；第三，它会因测量方法和计算方法不同而有细微差别（郭永玉，2005；Larsen & Buss，2009）。
2.2 数量遗传学设计
为了把基因和环境对人格差异的贡献分离开来，数量遗传学家采用了家族研究、双生子研究和收养研究等多种研究设计。家族研究是最早用于人格研究的行为遗传学方法，但它不能将遗传与共同环境的作用区分开来，因而不能得出准确的遗传率；双生子研究是现代人格行为遗传学研究最常用的一种有效方法，它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家族研究的缺陷，但它的等环境假设和代表性也往往令人担忧：收养研究作为一种强有力的自然实验法，是“解开影响家族相似性的遗传和环境源之结的最直接方法”，避免了双生子研究中的等环境假设问题，提供了环境影响人格差异的最佳证据，但它也存在三个争议，即代表性、生前环境影响和选择性安置效应（Plomin et al.，2008）。
鉴于以上三种方法各有其长处和不足，在过去的20多年中，数量遗传学家已经开始利用家族研究、双生子研究和收养研究的组合设计来研究人格。例如，研究分开抚养的同卵双生子就把双生子研究和收养研究各自的优点进行了有效整合，并且分开抚养的同卵双生子在某种人格特质上的相关系数可以直接解释为遗传率的一个指标（Larsen & Buss，2009）。另外，随着离异和再婚现象增多而产生的继亲家庭研究，自然地综合了家族研究与收养研究的优势，也是一种有趣和有效的组合研究设计。对多组比较的组合设计，甚至简单的收养和双生子研究，现代行为遗传学通常采用模型拟合（model fitting）的方法进行统计分析，即建立一个反映各种遗传和环境因素对某种人格特质贡献大小的结构方程模型，并将其与观测到的相关进行比较，从而估计出遗传和环境的影响程度（郭永玉，2005）。
2.3 具体研究与发现
数量遗传学取向的人格研究者利用上述设计主要对人格特质、人格障碍以及态度与偏好的遗传性问题进行了考察。
2.3.1 人格特质
数量遗传学关于人格特质的研究主要涉及人格的五大特征，即外倾性、宜人性、责任心、神经质和经验开放性，其中研究最充分的要数外倾性和神经质。多数数量遗传学研究表明，“大五”人格模型中的所有因素都具有中等大小的遗传率，并且此研究结果在不同年龄段、不同性别以及不同文化背景的样本群体中具有普遍一致性（saudino，1997；Loehlin，McCrae，Costa，& John，1998）。例如，两项以双生子为被试的研究表明，神经质和外倾性的遗传率估计值分别为43%和52-54%（Wray，Birley，Sullivan，Visscher，& Martin，2007；Rettew，Rebollo-Mesa，Hudziak，Willemsen，& Boomsma，2008）。以往数量遗传学对“大五”人格的研究通常都以正常人群为被试，最近许多研究开始关注异常人群“大五”人格的遗传性问题。例如，Kendler，Myers和Reichborn-Kjennerud（2011）的研究表明，边缘型人格障碍与“大五”人格中的神经质维度存在显著的遗传正相关，而与宜人性和责任心维度存在显著的遗传负相关。Hare等人（2012）的研究表明，躁郁症患者人群“大五”人格的遗传率（23%～32%）某种程度上低于正常人群的研究结果（40%～60%）。我们固然可以推测是异常人格影响了“大五”人格遗传率的变化，但要得出确切的因果结论还需依赖未来数量遗传学和分子遗传学更加细致的综合研究。
除“大五”人格外，研究者还对活动水平（activity level）和“精神病”人格特质的个别差异进行了行为遗传学分析。活动水平是气质的一个组成元素，其个别差异出现于生命早期，并随着时间推移在儿童身上表现出稳定性。Spinath，Wolf，Angleitner，Borkenau和Riemann（2002）对300对双生子的研究表明，活动水平存在40%的遗传率。“精神病”人格特质包括权术主义、铁石心肠、冲动性不一致、无所畏惧、责备外化和压力免疫等方面。Blonigen，Carlson，Krueger和Patrick（2003）对353名男性双生子进行了研究，发现所有这些“精神病”人格特质都表现出中等或高等的遗传率。
数量遗传学研究发现，尽管不同研究设计所得出的具体数值会有所不同，但一般的人格特质都具有较高的遗传率估计值（Krueger & Johnson，2008）。
2.3.2 人格障碍
数量遗传学系统研究的人格障碍主要有精神分裂型人格障碍、强迫型人格障碍和边缘型人格障碍。精神分裂型人格障碍具有轻微精神分裂样症状，用个人访谈法和问卷法所做研究表明，它具有非常高的遗传率（Kendler，Myers，Torgersen，Neale，& Reichbom-Kjennerud，2007）。强迫型人格障碍是一种神经精神病状态，以思想、情感、观念以及行为的反复为典型症状，它所包含的五个因素即禁忌、污驰/清洁、疑虑、迷信/仪式和对称/囤积的遗传率位于24%和44%之间（Katerberg etal.，2010）。上述两种人格障碍可能是精神机能障碍遗传连续体的一部分，因为它们分别与精神分裂症和强迫焦虑症之间存在某种程度的遗传重叠（Plomin et al.，2008）。边缘型人格障碍是一种以心境反复无常、自我认同感紊乱、情绪冲动以及行为不稳定等为主要表现的人格障碍，它很大程度上受遗传基因影响。例如，对荷兰、比利时和澳大利亚三个国家5000多名双生子的数量遗传学研究表明，加性遗传效应（additive genetic effect）可以解释42%的边缘型人格障碍变异，而且这一结果具有跨性别和跨国别的一致性（Distel et al.，2008）。最近一项10年的双生子纵向研究发现，边缘型人格障碍特质在14～24岁的各个年龄段都具有中等的遗传率，且遗传率有随年龄增长而轻微上升的趋势，而这些特质的稳定性和变化受遗传因素高度影响，一定程度上也受非共享环境的影响（Bornovalova，Hicks，Iacono，& McGue，2009）。
2.3.3 态度与偏好
稳定的态度和偏好通常被看作人格的一部分，并表现出广泛的个体差异。数量遗传学家对态度和偏好的遗传性进行了饶有趣味的考察。综观多数研究可知，态度的核心特征传统主义具有中等的遗传率。例如，一项明尼苏达的双生子研究表明，传统主义的遗传率为63%；一项对654名收养和非收养儿童的纵向研究表明，遗传对保守态度具有重要影响，并且显著的遗传影响早在12岁时就已产生（Larsen & Buss，2009）。然而，并不是所有态度和信仰都表现出中等水平的遗传率，这要因所研究的态度类型而异。例如，一项对400对双生子的研究表明，对上帝的信仰、对宗教事务的参与以及对种族一体化的态度的遗传率为零（Larsen&Buss，2009）。基因似乎也影响职业兴趣或偏好。一项用修订版的杰克逊职业兴趣量表（JVIS）做的研究表明，34种职业兴趣中有30种的遗传率在37%和61%之间（schermer & Vernon，2008）。这表明，我们绞尽脑汁作出的职业选择很大程度上受到我们从父母那里继承的基因的影响。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为什么有些态度和兴趣具有较高的遗传性，而有些态度和信仰的遗传性不明显甚至为零？或许未来的行为遗传学研究能够给出答案。
3 分子遗传学取向
人格的分子遗传学（molecular genetics）研究取向主张在DNA水平上用基因测定方法研究特定基因对人格表现型的影响效应，旨在超越传统人格数量遗传学研究仅停留在统计学层面考察遗传率的局限，而从微观层面直接鉴别对人格产生重要遗传影响的具体基因或基因组合，以精确揭示人格特征（包括人格障碍）或人格差异的根本遗传机制。
3.1 人格候选基因
已知人类基因具有数万种之多，要想从中找出对人格起作用的特定基因是件困难的事情。况且，复杂的人格或行为特质并不简单地遵循孟德尔的单基因遗传定律，而是同时受作用幅度不完全相同而又相互协同和相互作用的多个基因的影响，这就又大大增加了确定这些基因的难度。因此，研究者不可能对所有基因都进行考察，更多的是考察候选基因与人格的关系。人格候选基因（candidate gene）是被假定与某一人格特质有关的基因，通常人们已了解其生物学功能和序列，它们可能是结构基因、调节基因或在生化代谢途径中影响性状表达的基因。研究者一般通过了解相关生理机制来确定人格的候选基因。例如，用于治疗活动过度的药物常含有多巴胺，因而像多巴胺受体、多巴胺启动子和多巴胺转运体这样与多巴胺有关的基因便成为候选基因研究的目标。我们通常缺乏哪些基因是人格候选基因的强假设，因此试图将那些与具有生理作用的DNA标记有关的基因与人格联系起来的做法是很有道理的（张丽华，宋芳，邹群，2006）。
3.2 研究策略
人格分子遗传学研究者主要采用连锁策略和关联策略来寻找和鉴别对特定人格或行为特质有广泛遗传影响的具体基因。连锁策略（linkagestrategy）采取从行为水平到基因水平的“自上而下”的研究思路，它以携带某种人格特质或障碍的家系为研究对象，对连续几代人的DNA样本进行分析，以确定是否有对该人格特征影响较大的特定基因存在。由于研究者并无假定的候选基因，这种策略对定位单基因遗传特质的强效基因十分有效，但当牵涉若干个作用较小的基因时它便不再那么有效。然而，大多数复杂的人格或行为特质往往牵涉多个微效基因，于是另一种较新的关联策略（association strategy）便成为最常用的确定人格基因的策略。关联策略采取由基因到行为的“自下而上”的研究思路，通过考察拥有某种特定基因（或等位基因）的个体比没有该基因的个体在某种特定人格特质上的得分是高还是低，来确定候选基因与人格或行为特质之间的关联情况，即一种可能的因果关系。关联策略比连锁策略更容易找到只有微弱效应的特定基因，但系统性不够强。
随着人类基因组多态性研究以及SNP分型技术的发展，全基因组扫描（genome-wide scanning）逐渐成为一种标志性的分子遗传学人格研究策略（Strobel & Brocke，2011）。它主要包括对人格表现型的全基因组连锁分析和全基因组关联分析，先将人格表现型的相关位点定位于染色体某个区域，然后再进行候选基因研究或连锁不平衡分析，确定其具体基因位点。例如，一项用全基因组扫描做的研究表明，伤害回避与8p21染色体区域存在显著相关（zohar et al.，2003）。
3.3 具体研究与发现
基因主要是通过大脑中的神经递质系统来影响人格的，因而参与调节神经递质系统的基因便成为主要的候选基因。在Cloninger等人的人格心理生物模型中，新颖性寻求（novelty-seeking）、伤害回避（harm-avoidance）和奖赏依赖（reward-dependence）三种气质维度被假定分别与大脑调节不同类型刺激反应的三种神经递质系统即多巴胺（dopamine）系统、5-羟色胺（serotonin）系统和去甲。肾上腺素（noradrenaline）系统相联系。此类理论假设促使人格分子遗传学研究者们主要从这三种神经递质路径考察了基因多态性与人格之间的关系。
3.3.1 多巴胺系统
多巴胺是脑部负责快乐和兴奋的一种积极化学物质，它的缺乏会促使个体积极寻求有效物质或新异经验以增加多巴胺释放。到目前为止，人格研究中最早且最多关注的DNA标记是位于第11号染色体短臂上的多巴胺D4受体基因（DRD4）。1996年，两个独立研究小组同时在《自然遗传学》上报告了DRD4基因的3号外显子中的48-bp VNTR多态性与新颖性寻求之间存在正相关，标志着人格分子遗传学研究的初步登场（Ebstein & Israel，2009）。其中，Ebstein领导的小组运用三维人格问卷（TPQ）对124名犹太健康志愿者进行了测量，发现长重复段DRD4等位基因对新颖性寻求具有6%的解释效应，而未发现它与另外三个TPQ指标（奖赏依赖、伤害回避和坚持性）有显著关联（Ebstein et al.，1996）；Beniamin领导的小组运用大五人格量表修订版（NEO-PI-R）对315名美国成人和兄弟姐妹进行了预测测量，也发现拥有长重复段DRD4等位基因的个体比拥有短重复段DRD4等位基因的个体新颖性寻求水平显著高，并且发现长重复段DRD4等位基因与NEO-PI-R量表的外倾性和责任心两个维度显著相关，而在其他三个维度即神经质、开放性和宜人性上未见此结果（Benjamin et al.，1996）。对于这两种研究的结果可能的解释是，拥有长重复段DRD4等位基因的个体对多巴胺的相对缺乏反应敏感，需要寻求外界新异经验来增加多巴胺释放，而拥有短重复段DRD4等位基因的个体倾向于对脑中已经存在的多巴胺作出高度反应，无需寻求新异经验便可使多巴胺含量达到适当水平。
此后，一系列研究对DRD4基因与新颖性寻求这种人格特质之间的关联进行了重复验证，但结果并不完全一致。两项分别以德国人和日本人为被试的研究证实DRD4基因与新颖性寻求特质之间的确存在显著关联（strobel，Wehr，Michel，&Brocke，1999；Tomitaka et al.，1999）；Burt等人对明尼苏达137个双生子家庭所做的研究发现，DRD4基因与新颖性寻求测量指标之间不存在任何关联（Bun，McGue，Iacono，Comings，&MacMurray，2002）；Ekelund等人则得出了与1996年研究相反方向的结果，即在新颖性寻求水平较高的群体中，2次和5次重复等位基因而非7次重复等位基因的频率更高（Ekelund，Lichtermann，Jarvelin，& Pelmnen，1999）。除此之外，有些研究还发现DRD4基因与其他人格候选基因存在联合效应。一项关于1岁新生儿对新异事物反应的研究发现，DRD4基因中的48-bp VNTR与5-羟色胺转运体基因（5-HTT）中的一种多态性存在联合效应（Lakatos et al.，2003）。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多样的研究结果，可能与样本大小、被试特点（年龄、性别和种族文化等）、测量工具、研究设计等因素有关。例如，分组方法不同所得研究结果就会有很大差异（Tsuchimine et al.，2009）。不管怎样，这都有待于进一步研究证实。
除DRD4基因外，研究者还对多巴胺系统中的其他人格候选基因进行了考察，如多巴胺D2受体基因（DRD2）、多巴胺D3受体基因（DRD3）、多巴胺D5受体基因（DRD5）以及多巴胺转运体基因（DATl）等。一项用多种人格测验所做的研究表明，DRD2基因的-141C插入/缺失多态性与卡氏人格量表（KSP）测量的冷漠以及北欧大学人格量表（SSP）测量的自信缺乏之间存在关联（JSnsson et al.，2003，），而利用气质性格量表（TcI）对被试所做的一项研究表明，-141C插入/缺失多态性和DRD2/ANKK1基因的TaqlA多态性与人格特质之间可能并非存在直接强相关，而是在DRD2基因与ANKKl基因的交互作用条件下才对人格产生影响（Tsuchimine et al.，2012）。在一个由862名个体组成的样本中发现DRD3基因与神经质和行为抑制存在关联，而当该样本扩大到1465人时这种关联未得到验证（Henderson et al.，2000）。有研究表明，DRD5基因可能与人格的持续性发展有关（Vanyukov，Moss，Kaplan，Kirillova，&Tarter，2000）。由于发现DAT1基因与具有某些新颖性寻求特征的注意缺陷多动症（ADHD）存在关联（Jorm et al.，2001，），有人用极端分数个体为被试考察了DATl基因与新颖性寻求之间的关联，结果表明这种效应只在女性被试身上有所显现（van Gestel et al.，2002）。
3.3.2 5-羟色胺系统
5-羟色胺作为一种生物胺，对于人类的攻击性、抑郁、焦虑、冲动、幸福感等情绪情感具有重要调控作用。此系统中最经常被研究的人格候选基因是5-羟色胺转运体基因（5-HTT），该基因越长释放和回收5-羟色胺的效率越高，已有许多研究考察了它与伤害回避等焦虑类人格特质之间的关联。5-HTT基因具有两种多态性：5-HTT基因连锁的多态性区域（5-HTTLPR）和5-HTT基因2号内含子中的VNTR多态性，其中人格研究关注最多的是5-HTTLPR。
1996年的一项经典研究发现，短5-HTTLPR等位基因携带者较长5-HTTLPR等位基因携带者在神经质和伤害回避维度上的表现水平更高（Lesch et al.，1996）。功能性磁共振成像表明，携带一个或两个短5-HTTLPR等位基因复本的个体在对恐怖刺激的反应中表现出更强的杏仁核神经元活动（Harid et al.，2002）。这种由遗传导致的杏仁核对情绪刺激的兴奋性差异支持了该结论。不过，也有一些其他研究并未发现此种关联（Flory et al.，1999；Tsai，Hong，& Cheng，2002）。还有一些研究得出了相反结果。例如，使用极端得分个体做的一项研究发现，短5-HTTLPR等位基因在低伤害回避群体中比在高伤害回避群体中出现的频率更高（van Gestel et al.，2002）。2004年的一份元分析指出。这种可重复性的缺乏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样本量过小以及所使用的量表不同而导致（Sen，Burmeister，& Ghosh，2004）。分析者发现，运用大五人格量表测量的神经质与5-HTTLPR有显著关联，而运用气质性格量表测量的伤害回避与5-HTTLPR不存在任何显著关联。2008年的另一份元分析也得出了类似结论（Munaf6 et al.，2008）。然而，使用NEO-PI-R量表对4000多名被试进行的一项大型研究发现，5-HTTLPR与神经质或其各维度（焦虑，抑郁，愤怒，敌意，自我意识，冲动。易受伤害性）之间不存在任何关联（Terracciano etal.，2009）。近年来，有研究者发现，与其杂合子同伴或短等位基因的纯合子同伴相比，具有长5-HTLPR等位基因的纯合子个体通常更关注积极情感画面，而选择性地回避一同呈现的消极情感画面（Fox，Ridgewell，& Ashwin，2009）。这表明他们通常更加乐观。使用信息加工眼动跟踪评估法进行的另一项研究发现，短5-HTLPR等位基因携带者在视觉上更加偏爱积极场景而回避消极场景，长5-HTLPR等位基因的纯合子个体更加无偏地看待情绪场景（Beevers，Ellis，Wells，& McGeary，2009）。这表明，短5-HTLPR等位基因携带者可能比长等位基因纯合子个体对环境中的情绪信息更加敏感。对于5-HTLPR与人格特质之间关系的这些看似不一致的结论，还有待进一步研究确证。此外，一项最新研究显示，5-HTLPR与Val66Met两种多态性对伤害回避存在显著交互作用（Ariaset al.，2012）。
除5-HTT基因外，研究者还对5-羟色胺系统中的另外两个人格候选基因5-羟色胺2A受体基因（5-HT2A）和5-羟色胺2C受体基因（5-HT2C）进行了考察。有研究者在双极性精神障碍患者和健康控制组群体中检验了5-HT2A的1号外显子中的一种单核苷酸多态性与伤害回避维度之间的关联，但是没有发现任何关联存在（Blairy et al.，2000）。还有研究者以健康日本人为样本对5-HT2A的5种单核苷酸多态性进行了考察，没有发现它们与气质性格量表的任何维度存在关联（Kusumi et al.，2002）。就5-HT2C与人格的关系而言，研究者发现5-HT2C中的一个点突变与三维人格问卷的奖赏依赖维度和坚持性维度存在关联，并且DRD4与5-HT2C对奖赏依赖存在显著交互效应（Ebstein et al.，1997）。然而，后来的一项重复性研究发现，5-HT2C对奖赏依赖不存在主效应，但DRD4与5-HT2C对奖赏依赖确实存在显著交互效应（Kühn et al.，1999）。
3.3.3 去甲肾上腺素系统
在人格的分子遗传学研究中，人们对去甲肾上腺素系统的关注远不及对多巴胺系统和5-羟色胺系统的关注多，但也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有研究以健康被试为样本，考察了去甲肾上腺素转运体（NET）的一种外显子限制性片段长度多态性（RFLP）与气质性格量表中各维度之间的关系，但没有发现任何关联存在（Samochowiec et al.，2001）。不过，另一项以朝鲜人为被试的研究表明，去甲肾上腺素转运体的T-182C基因多态性与气质性格量表的奖赏依赖维度存在显著关联（Ham，Choi，Lee，Kang，& Lee，2005）。有研究表明，在中国人被试中，αla肾上腺素受体基因（ADRAlA）和0c2a肾上腺素受体基因（ADRA2A）的多态性与三维人格问卷各维度之间不存在任何关联（Tsai，Wang，& Hong，2001）。而之前的另一项研究发现，ADRA2A的一种常见单核苷酸多态性与易怒性、敌对性和冲动性诸测量值之间的确存在某些关联（comings et al.，2000）。关于去甲肾上腺素系统的诸候选基因与人格之间关系的研究，有待进一步加强。
4 总结与展望
行为遗传学通过数量遗传学和分子遗传学两条取径对人格遗传性问题进行了不同层次的详细探索，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推进了我们对人格遗传程度和遗传机制的深刻认识，也有利于促进人格研究的科学化。人格行为遗传学研究的两类取向各具优势和不足。数量遗传学取向借助生态研究设计从宏观上估计遗传变异对人格差异的解释程度，资料获取经济简单、技术要求低，并且结果解释相对容易，但它无法确切地告诉我们究竟哪些基因或多态性导致了人格差异以及具体作用过程如何（Parens，2004），对研究设计和被试取样的依赖性较强，况且面对遗传与环境实际存在相关或交互作用的不争事实，遗传率的解释意义往往遭到质疑（Lerner，2011）。分子遗传学取向摆脱了数量遗传学取向存在的诸多不足，可以从DAN水平精确细微地探知造成人格障碍或差异的特定基因及其作用机制，但研究程序繁琐复杂，对新兴生物技术要求较高，在人格候选基因的选择上带有推测性，迄今为止尚未产生符合最初预期的可重复的实质性人格研究成果（McClellan & King，2010）。除此之外，两类研究取向还存在诸多共同的问题：一是受测量手段限制，对被试自陈报告依赖性高，往往会造成某些人格特质在防卫或伪装心理作用下被隐藏；二是由于研究设计和技术、被试取样、人格和基因自身复杂性以及环境与基因的交互作用等原因，研究结果的可重复性不高（Kim & Kim，2011）；三是受过去百余年消极心理学研究传统的影响，所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精神分裂症、抑郁症、多动症等病理人群（张文新，王美萍，曹丛，2012），缺乏对健康人群积极人格品质的遗传研究；四是研究成果的现实利用率低，未能把研究所得成果及时有效地转化为现实效益。
鉴于人格行为遗传学研究所存在的诸多问题，未来研究应特别注意以下五个方面：
（1）强调两种研究取向的有机结合，在数量遗传设计中加入对特定基因型的直接测量。这两种研究取向各有优缺，可以相互弥补，况且分子遗传学的许多工作需用传统数量遗传学设计综合考虑环境与遗传因素来完成。未来研究可以在数量遗传设计中加入对特定基因型的直接测量，例如，可以先用数量遗传学方法确定某种人格特征是否具有遗传性以及遗传到什么程度，然后再用分子遗传学方法从根本上细微探究影响人格的具体基因及其作用方式。
（2）注重多学科和多范式的有效整合。人格的行为遗传学研究是一项综合性很高的困难工作，涉及遗传学、心理学、生物学、神经科学、医学和社会学等多门学科，因此需要在更广泛的视野下进行多学科的整合研究。人格的遗传机制相当复杂，靠单一研究工具（如自陈问卷）或研究范式很难获得理想结果，今后应在传统研究范式的基础上综合采用脑成像、诱发电位、前脉冲抑制和计算机博弈模型等一些新的研究范式，从多个角度综合考察和相互印证人格与基因的关系，从而弥补由自陈报告带来的弊端，同时克服可重复性低的问题。
（3）扩大对健康人群积极人格品质的研究。未来人格行为遗传学研究不仅要研究病理人群的消极人格品质，而且更要研究正常人群甚至超常人群的积极人格品质，探究它们的遗传性及分子作用机制，为积极人格品质的培养提供遗传学依据。
（4）加强基因对人格的深层作用机制研究。尽管分子遗传学致力于从根本上揭示人格的深层遗传机制，但目前它还远没有做到这一步，而仅仅停留在对特定基因与特定人格之间是否有关联的考察。在未来的研究中，寻求影响人格的特定基因只是研究的第一步，更重要的是认清这些基因对人格的深层作用机制，即特定基因是如何具体地作用于人格的，它为何会导致这样的人格特征产生。一方面，这有利于增强人们对人格理论的深入思考，促进人格理论的发展；另一方面，这可以为预测具备某种基因型的个体可能会产生怎样的人格提供可能。
精神分裂症是以基本个性改变，思维、情感、行为的分裂，精神活动与环境的不协调为主要特征的一类最常见的精神疾病。本病的病因尚未阐明，多在青壮年起病，病程迁延，缓慢进展，有发展成为精神衰退的可能。大概在19世纪中叶的时候，欧洲的精神病学家对这个病的认识还不统一，有的把发病时肌肉紧张的称为紧张症，有的把没有外界引发产生异常的，称为早发性痴呆。由于它多发生在青年人中间，又有人称它为“青春痴呆”。直到1896年，德国一个叫克雷胚林的医生，经过长期的临床观察，他认为这些不同表现的临床症状，其实只是一种疾病的不同表现而已，故首次将上述的命名进行了归纳，统一命名为“早发性痴呆”。这个名称一直延续到1911年。那年瑞士精神病学家布鲁勒经过多年细致的临床学研究，第一次指出：情感、联想和意志障碍是本病的原发性症状，而中心问题是人格的分裂，故提出了“精神分裂”的概念，并建议将这组疾病命名为“精神分裂症”。后来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这个命名才广泛地被同道所接受，并延续至今。
要提精神分裂症的早期干预就有必要谈谈以下几个因素与此病的关系问题：
1 遗传因素：经过80多年的遗传学研究，目前一致认为遗传因素在精神分裂症的发生中具有一定的作用。因为调查发现，精神分裂症患者亲属中的患病率比一般居民高得多。而且，与患者的血缘关系愈近，患病率愈高。如果父母双方均为精神分裂症患者，其子女的发病率将达到35%～68%；而父母一方为精神分裂症患者，子女的发病率也有15%～26%；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子女即使自幼寄养在精神健康的家庭，其发病率也大大高于没有家族史的同年人。由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精神分裂症与遗传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但是，这并不是说，精神分裂症是百分之一百遗传的，否则，我国的婚姻法就会有禁止精神分裂症患者结婚的条文。然而精神分裂症的遗传相当复杂，目前比较一致的看法认为，精神分裂症是一种多基因遗传，这种遗传是由许多基因的积累作用造成的。
2 性格因素：大量调查报告显示，大约有50%～60%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在病前或幼年期即存在一些特殊的个性特征，譬如孤僻、内倾、怕羞、敏感、多疑、怕见陌生人、与亲人缺乏亲情、不愿与同龄孩子玩耍，却常常与老头亲近，有时还会有一些奇特的动作和做出怪异的姿势，思维缺乏逻辑性，好幻想、主动性差、依赖性强、胆小、做事犹豫。有时莫名其妙地外出不归等。有的专家将这种性格称之为：分裂性人格。
3 内分泌因素：由于精神分裂症多数在青春期前后性成熟阶段起病，因此有的学者就认为此病与内分泌有一定的关系。但是，这一点尚未得到大家的首肯。
4 病毒：有专家认为，精神分裂症是病毒感染所致。有报道说，在部分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脑脊液细胞培养中找到了病毒样物质。对此的讲法很多人并不赞同。
5 社会因素：调查发现精神分裂症的患病率在社会层次较低的人群中所占的比率较高，它与高层次人群之比约为9:1。据推测这可能与生活的物质环境差、经济困难所造成的心理负担重、社会应激多等有密切关系。（未完待续）
在个人和社会生活方面，人们将能更好的控制情感。能“制造”例如高兴，愉快、幸福，振奋这些业已知道的、有利于促进人体功能的良好情感状态，并且能抑制恼怒、憎恨、恐惧、不满等不利于人体的恶劣情感。
生理学的研究成就，将使人学会把不随意反应变成随意反应。人们将能随心所欲地提高或降低体温和血压，加快或者减慢心率和胃肠道的蠕动，增强或者减弱物质的新陈代谢和包括激素在内的各种分泌，健康的人将能防止多种疾病，特别是神经系统的疾病和精神病。
至今还象谜一样的催眠术，以及开导的方法不仅用之于预防和治疗神经精神疾病，而且将为其他专家所采用，例如纳入教育青年一代和训练人们生活在陆上、水下和空间所需要的复杂技术的合理体系。
在认识了对抽象思维和意识起着重要作用的大脑自动调节构造以后，将使我们能够成功地矫正脑力活动中的偏差，帮助我们弄清神经精神患者的大脑中是什么东西“坏了”，从而征服这些疾病。
假如能够知道，在睡眠中，大脑如何“整理”和“扬弃”当天进入大脑的信息，那么不但可以根除失眠，而且可以保护大脑，使其不致负担过重。这种对于清醒状态和睡眠状态的大脑研究，将有可能在最近几十年内征服精神性疾病。
记忆之谜将最终揭开。人不仅知道记忆的方法，而且将获得随心所欲地忘记和回忆的手段。他可以把暂时没有需要的知识储存到记忆的深处，在一旦需要时又可以把它们提取出来。
精心研究语言形成的生理构造，可以使小孩用最好的方法学会本国语言，使成年人迅速掌握外语，现在这方面的所谓天才，届时将成为平常现象。
至今，诸如一个优秀飞行员或者司机，怎样会对自己的机器有所“感觉”，一个经验丰富的医生怎样会凭直觉作出正确的诊断，我们还弄不清楚。当然这并非什么灵感，而是人利用了以前积累并储存于下意识中的经验，也就是说，在没有意识参与的情况下。人领悟了储存在长期记忆中的信息。解开直觉、察赋和天才的谜将给人们带来莫大的好处。当然这仅依靠大脑的研究是不够的，还要借助于遗传学的研究。但现代遗传学的成就已经使人充满希望；我们终将学会控制遗传的方法。而这意味着，我们将能做到使所有的人都长得健康，美丽和聪慧。
当前，大脑的研究已经在整体、细胞和分子的水平上同时开展起来。巴甫洛夫曾经说过；总有一天，经过辉煌的数学运算，唯物主义的分析将能包罗人的一切高级神经活动。公元30世纪的研究者，一定能够把巴甫洛夫的这一预言变作现实。
【关键词】 阿立哌唑；儿童精神病；疗效观察
【中图分类号】 R749.94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007-8231（2011） 07-0386-01
儿童精神病指的是儿童出现严重的精神障碍或病态心理状态，思维、知觉和情感出现障碍，不适当的行为表现以及与人的关系不正常等是其主要表现。相对于成年人来说儿童患精神病并不多见，一般为十万分之六，且2～11岁多为该病发病期[1]。本文对2009年1月～2010年12月我院收治的28例儿童精神病使用阿立哌唑治疗疗效进行回顾分析。现报告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本文选取我院2009年1月～2010年12月收治的28例精神病儿童，并随机将该28例患儿分为两组：观察组14例患儿，使用阿立哌唑进行治疗；对照组14例患儿，使用氯氮平治疗。所有患儿均与中国精神疾病分类和诊断标准第3版关于儿童精神病的诊断标准[2]相符合。观察组14例患儿中有4例男患儿、10例女患儿，年龄为7～16岁，平均年龄为12岁，病程时间为3个月～4年，平均病程为2.4年。对照组14例患儿中有6例男患儿、8例女患儿，年龄为8～15岁，平均年龄为13岁，病程时间为2个月～3年，平均病程为2.1年。从年龄、性别、病程等各方面对两组患儿进行比较，具有可比性(P＞0.05)。
1.2治疗方法
停服一切相关药物1周然后在实施治疗方案。给予观察组患儿2.5mg/d的阿立哌唑口服，而后将量逐渐加至10mg/d；给予对照组患儿25mg/d的氯氮平口服，而后将量逐渐加至100～150mg/d。两组患儿均经过8周的治疗，在治疗期间对两组患儿在服药过程中所出现的不良反应情况进行观察并记录。
1.3疗效评价标准
按照PANSS评分标准在治疗前后均对两组患儿进行测定，显效：患儿在经治疗后，PANSS评分降低≥60%；有效：PANSS评分降低＜60%并且≥40%；无效：PANSS评分降低＜40%。显效率+有效率=总有效率。
1.4统计学处理
对本组资料中的数据使用卡方进行检验，有统计学意义是以P＜0.05为标准。
2结果
2.1临床效果比较(见表1)
表1两组患者治疗效果比较(n，%)
通过表1可发现，在观察组14例患儿中有8例显效，5例有效，总有效率为92.86%；而在对照组的14例患儿中有5例显效，6例有效，总有效率为78.57%。对两组患儿进行比较，有显著差异(P＜0.01)，具有统计学意义。
2.2不良反应
在本组资料中观察组有l例发生呕吐、头痛，1例患儿出现锥体外系反应，不良反应发生率为14.29%；对照组有1例出现头痛，1例患儿出现心动过速，1例出现腹泻，不良反应发生率为21.43%。对两组患儿进行比较，有显著差异(P＜0.01)。
3讨论
社会心理因素、理化生物性因素、遗传因素等都是导致儿童发生精神病的原因。通过调查研究患儿的家族患病情况、双生子和寄养子，特别是在分子遗传学中取得的突破性进展，对儿童孤独症、精神分裂症、癫痫与某些类型的精神发育迟滞以及躁狂抑郁性精神病的证实，这些都表明了具有明显的遗传倾向。全身性的特别是对神经中枢系统造成累及的外伤、癌瘤、感染、中毒、代谢障碍、缺氧、营养缺乏等，以及放射线损伤、高温中暑均可对人脑的正常结构与机能造成直接或间接的损害，从而引起精神障碍的发生。因此，巨大的外界刺激以及各种社会心理因素等均可能导致儿童心理与生理上因此发生应激反应，从而最终导致其发生精神障碍。社会心理因素具有跟生物性因素一样的特性，都能够对患儿机体代谢水平造成改变，从而改变患儿的激素以及内分泌系统的功能，使大脑皮层与内脏的生理机能、机体免疫系统机能造成改变，这也就成为了导致儿童发生精神病的因素[3]。因此不能够仅仅依靠药物治疗对精神病患儿进行治疗，在药物治疗的同时还应当从社会心理等方面综合的对患儿进行治疗。
阿立哌唑作为D2受体部分激动剂，其当多巴胺浓度高时能够使多巴胺的活动得到降低，由此来对阳性症状进行改善，从而达到抑制精神病的作用；同时若出现多巴胺浓度较低的时候能够使多巴胺的活动得到提高，使精神病患儿的认知、阴性症状以及心境症状均得到改善；在临床使用阿立哌唑正常的剂量下，其可以对大脑的一些区域5-HT2A受体起到阻断作用，从而能够进一步的增加多巴胺的释放，使运动型不良反应得到减少，以及认知和情绪症状得到改善。通过本文研究发现，使用阿立哌唑对儿童精神病进行治疗，其疗效显著，并仅有很小的不良反应，值得在临床中大力推广使用。
参考文献
[1] 田蒜翔，牛亮．儿童精神障碍患者218例诱因和治疗效果分析[J]．中国药物与临床，2009，16 (7)：98―99．
[2] 中华医学会精神科分会，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M]，第3版．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2ool：78―80．
20世纪90年代初他读博士期间，孤独症的就诊率很低，一两个月见不到一个病例。家长们不知道什么是孤独症，有些人认为是发育问题，儿科医生也很难把握。据杜亚松回忆，他所在的医院诊断出第一例孤独症是1989年，就诊患者增加也就是近几年的事情。
从20世纪90年代孤独症患者数量在西方出现井喷之后，“孤独症成为流行病”的说法越来越普遍，数字也支持了这一说法。1966年，英国米德尔塞克斯郡的一项早期研究发现，在8～10岁的学龄儿童中，每1万名儿童大概有4、5个病例。1992年，美国每1万名16岁青少年中有19名被诊断为孤独症。2006年，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CDC）的调查显示，每1万名8岁美国儿童患孤独症的就有90多人。2012年3月，美国CDC发表了全美8岁儿童孤独症现状调查，标题宣称“孤独症大流行：每88人中就有一个”。当时，CDC的主任托马斯・弗里登（Thomas Frieden）只是简单解释说，这可能是个好消息，因为他们的数据表明儿科医生、老师和家长在识别早期孤独症方面做得更好了。他怀疑这就是数字往上走的原因。2013年，美国CDC最新认定全美8岁儿童每68人中就有一例孤独症患者。
《神经部落：孤独症的遗产和神经多元化的未来》（NeuroTribes： The Legacy of Autism and the Future of Neurodiversity）一书的作者史蒂夫・西尔贝曼（Steve Silberman）吐槽说，当时CDC邀请了美国“孤独症之声”的前主席马克（Mark Roithmayr）到了新闻会现场。“孤独症之声”是世界上最大的孤独症研究和宣传公益组织。马克拿出《韦氏字典》，朗读了一遍“流行”的定义。他说，今天早上，孤独症在美国正式成为一种流行病。“孤独症之声”的前首席科学官员杰拉尔丁（Geraldine Dawson）马上冲到所有的网络和电视节目前说：“这是一种流行病。这是一种流行病。”
数字让公众深感忧虑，担心孤独症会大规模流行；而学界则引发了一场争议，到底现状如何？有人评论道：“简直就像20世纪90年代突然个个都是多动症一样，现在又个个都是孤独症。”
“最主要的原因是孤独症的概念发生了变化。”杜亚松说。1943年，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专家莱奥・坎纳发现了孤独症，称之为“幼儿孤独症”；1952年，根据坎纳的简单描述，孤独症被诊断为“早发精神分裂症”；1980年，它被重新命名为“幼儿孤独症”；1987年，再度更名为“自闭障碍”。过去10年里，我们所熟悉的“孤独症”涵盖了范围更广的行为、沟通和社交障碍，被统称为孤独症谱系障碍，包括孤独障碍、阿斯伯格综合征和其他相关疾病。
“以往，多动症的孩子被认为是调皮捣蛋，家长不会带去医院治疗，往往留在家里教育、训斥、打骂。学校或是把这些孩子当作问题儿童教育，或是拒绝入学，上特殊学校。孤独症的孩子也一样，以往人们认为他们精神发育迟滞，智力有问题，走的完全是另一条路。”
“现在大家都知道孤独症，小朋友基本都上幼儿园，幼儿园老师很容易发现问题。”大部分来杜亚松这里就诊的孩子是因为不会说话。中国人经常说“贵人语迟”，所以很多父母也不在意，即便在意也安慰自己“再等等就好了”，“但是去了幼儿园，老师横向比较，更容易判断出孩子是不是有问题，这也增加了一个发现的途径”。
他认为：随着人们对孤独症认识的增加，扩大化的诊断肯定是存在的，许多以往没有确诊为孤独症或确诊为其他疾病的人现在都被诊断为孤独症了。比如，以前精神发育迟滞这种病的患病率是百分之一，现在这种疾病的一部分患者被归入孤独症中。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医生在实践中会存在“替代诊断”的现象：将本来该归类于其他疾病（如心理发育迟缓或语言障碍）的归类到孤独症的范畴。
大部分研究孤独症及其流行状况的专家都持相似的观点，认为造成孤独症患者人数爆发式增长的因素是不断改变的孤独症的定义，对疾病越来越多的关注，以及就诊的孩子年龄变小等等。
“此外，孤独症的诊断很主观，没有一个生物学指标和诊断标准。”比如，刻板行为及眼神交流能力的缺失要到了什么程度才需要治疗？调查显示，就诊率往往反映的是孩子家长的迫切程度，如果人们对孤独症难以启齿，病例很可能会下降；而当公众支持孤独症的治疗，病例又会增加。这背后往往有着特定的社会背景和医保、教育体系，会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
那么，孤独症的发病率究竟是多少呢？真的会是68个孩子中就有一个孤独症吗？
早在1996年，英国精神病学家洛娜・温（Lorna Wing）根据1956～1983年出生的儿童的资料，大致估计孤独症的患病率是0.91%。2011年英国进行了一项对大规模人群进行的研究，发现成人患有孤独症的比例保持在1%左右，与英国儿童的患病率相当。患有孤独症的成人和儿童一样多，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不同时代的孤独症患病率是保持稳定的，孤独症的发病率并没有显著增加。
新的研究也验证了这一结论。2015年3月，瑞典哥德堡大学的研究人员研究了2万名瑞典双胞胎，以及1993～2002年10年间上百万瑞典儿童，表明孤独症谱系障碍的诊断明显增加，但发病率保持稳定，一直是0.85%。文章称：“可能只是我们现在诊断得更频繁。”
2015年丹麦的一项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指出差不多2/3的孤独症发病率增加源自诊断和检测。丹麦孤独症儿童的发病率约为0.54%，远远低于美国1.47%的水平。
目前，人们普遍认为，孤独症的全球发病率在1%左右。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牵头进行了我国的孤独症流行病学调查研究，涉及8个城市12万6～12岁的儿童，结果可能会在2016年底出来。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儿童保健科主任徐秀认为：“中国的发病率可能比1%少一点，但也少不了多少。”
在她眼里，这样的调查数据会比实际数据低一点。“越是有问题的孩子，越是找不到。他不去普通学校，也不去特殊学校，他在家里，如果居住地不确定的话，根本就找不到。所以我认为，1%左右的发病率是相对可靠的。”
不断改变的孤独症的定义、对疾病越来越多的关注，以及就诊的孩子年龄变小等原因能解释所有孤独症发病率增加的问题吗？美国加州帕罗奥图儿童健康委员会的精神病专家格林・埃利奥特（Glen Elliott）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诊断标准和门诊接触原因解释了60%的增长，还有40%是无法解释的，而且在不同的国家原因很可能不同。
该死的肯定不是疫苗，疫苗曾被深深地怀疑是导致孤独症的原因，后来科学证实它和孤独症之间没有关系。学界承认的一小部分原因和父母平均年龄的增加有关，男人和女人成为父母的年龄在历史上都是影响最大的，至于父亲和母亲的年龄谁对孩子影响更大，不同研究有不同答案。此外，还有一个很长的清单，比如汽车排放尾气、引产、传染病、重金属甚至转基因食品等等，到目前为止都没有确切的证据表明它们和孤独症有关。
“为什么我的孩子会得孤独症？有没有办法早一点诊断？有了一个孤独症孩子还能不能生二胎？”研究孤独症以来，夏昆被问到最多的是这些问题。
夏昆是中南大学的教授，是国家973计划“儿童孤独症的遗传基础及其致病的机制研究”项目的首席科学家。这个研究项目启动于2012年，是目前中国关于孤独症研究最大的项目。他于2006～2007年开始对孤独症产生兴趣，那时全国研究孤独症的人寥寥无几。当时国际上的流行病学调查显示，孤独症的主要病因可能是遗传因素，最高可达90%（根据不同研究，遗传度为38%～90%），也就是说高达90%以上的病因与遗传因素有关。再加上它没有客观的诊断标准，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这让从事医学遗传学研究的夏昆立志于在这方面做一些工作。
从流行病学来说，了解遗传因素的一种方式是观察所谓的“共患率”，也就是说，如果家里一个孩子患有孤独症，其他孩子患有孤独症的可能性是多少？研究人员通过观察同卵双胞胎、异卵双胞胎和普通兄弟姐妹进行研究。同卵双胞胎拥有相同的遗传信息，身处相同的子宫环境中；异卵双胞胎拥有50%相同的遗传信息，也处于相同的子宫环境中；普通兄弟姐妹同样拥有50%相同的遗传信息，但是所处的子宫环境不同。根据美国西蒙斯基金会孤独症研究计划的研究结果，同卵双胞胎共患率是77%，这说明虽然基因对发病的影响非常大，但并非造成孤独症的唯一因素。异卵双胞胎的共患率只有31%，普通兄弟姐妹和异卵双胞胎也有差异，暗示着异卵双胞胎与普通兄弟姐妹所受的环境影响或许有所不同。
历史上关于孤独症的成因有很多种，20世纪50年代美国著名的“冰箱妈妈理论”认为孩子患孤独症是由于父母，尤其是母亲情感冷漠、教养方式不当造成的，这对家长尤其是母亲的打击巨大，一些家庭因此破裂。从20世纪60年代起，很多父母坚决不认同这个理论，一些学者也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直到20世纪70年代，“冰箱妈妈理论”被科学研究彻底否定。
“目前看来，遗传因素在孤独症的病因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环境因素对孤独症发病风险的影响还不是很明郎。”夏昆说。
很多人感到奇怪，那些并没有孤独症家族史的患儿，谈何说起遗传因素呢？“社会上普遍认为，我们一说遗传、遗传病，就觉得是群体中少见的病，是先天性的、父母传递下来的。其实我们所谓的遗传因素是说疾病发生过程中，只要遗传发生变异都可能导致发病，或者说导致发病的风险增高。从现在的研究来看，绝大部分的疾病都和遗传因素有关。在这中间既有我们看到的由父母传下来的或者隔代传下来的先天性疾病，也包括大量的常见疾病，比如高血压、冠心病、哮喘、精神病等等。从疾病的病因上来说，这些病都是遗传和环境因素作用的结果。我们所说的遗传因素，主要就是遗传物质，比如说DNA或者基因发生一些改变，导致患病或者患病的风险增高。”夏昆解释。
对某些人来说，罹患孤独症的原因并非来自父母的遗传，而是卵子或在受精时就产生了基因突变，这些突变会对神经系统的发育和功能产生巨大影响，有一部分在胎儿大脑发育的前几周就会产生影响，其他的则在孩子出生后发挥影响。有些基因影响突触的功能，有的则影响基因在细胞内的组合方式。研究者们普遍认同这样一个观点：发育过程中，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发生的极其微小的基因差错，可以导致孤独症的标志性症状：社交困难和反复刻板的思想和行为。
“最近几个国际上比较大的研究，包括我们自己的研究结果说明，在孤独症发生的过程中间，新发的变异作用非常重要。”夏昆说。
基因一直在变异和进化，总是有新的突变产生。每个新出生的婴儿的DNA序列大约有60个新变异，每50个新生儿中就有一个发生较大基因变异。这是导致发育障碍的重要原因。
但是人体自身存在一定的修复机制，我们的DNA之所以能年复一年地保持完整，归功于一系列分子修复机制的存在，研究出这个机制的科学家被授予2015年的诺贝尔化学奖。“变异是肯定存在的，修复也是肯定存在的，但不是所有的变异都能被修复，有一部分不能被修复的变异就保存下来了。”夏昆说。
到目前为止，人们已经明确了超过100个孤独症易感基因。中科院上海神经科学研究所研究孤独症遗传机制的研究员仇子龙表示：“我们很难明确地指出，哪些基因是导致孤独症的主要因素。”
在过去的10年中，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导致孤独症的遗传原因具有异质性。“孤独症的遗传因素相对来说是比较复杂的。那种典型的、家族性的遗传疾病可能发现相同的基因变异，但是孤独症不一样，它可能在这个病人身上发现了遗传因素的改变，但是很难在其他病人身上找到相同的或者相似的变化，即使是兄弟姐妹同时患有孤独症，导致他们患病的因素也可能是不同的。”仇子龙说。研究孤独症的遗传学家认为，孤独症孩子就像雪花，片片不同。
针对孤独症孩子父母的研究发现，一些患者的变异是由父母遗传给他们的，但父母并没有被诊断过孤独症。夏昆分析这中间存在几方面的原因：一是父母之前存在一些临床上的表现，但没有达到诊断标准，或者没有被发现；二是当父母双方的变异都累积到孩子身上时，孩子就增大了发病风险，导致发病。当然这里面还可能有环境因素和新发变异的作用。
“我们现在主要的精力就是尽可能多地鉴定出遗传变异，如果不找到变异，就没有办法发现病因。”目前，夏昆领导的研究已经鉴定出30多个和孤独症有关的拷贝数变异。
所谓拷贝数变异指的是染色体的微缺失和微重复。打个比方来说，我们习惯于一本书的封面在右侧，翻开按照页码可以读到一个连续的故事。如果出版商重复印刷某些页，又丢掉了一些页，或者把页码顺序打乱，那会是什么情形？如果人类的基因也这样，会发生什么？这种情况就是拷贝数变异。
新技术的出现让研究人员更快地发现新发突变和拷贝数变异，仇子龙使用的外显子测序技术不仅更快，而且更加便宜。所谓外显子就是遗传代码中编码蛋白质的组分，占整个基因组的1%～2%。测序仪每跑一次仅能读取一定数量的碱基，但通过外显子测序，研究人员能更快地生成更多的碱基。与全基因组相比，它也可以用更低的成本做出更好的分辨率。
“百分之八九十的遗传病都是因为编码蛋白质的外显子出了问题，造成蛋白质结构变异，然后导致疾病。所以测外显子就足够了，如果找不到原因再测全基因组。现在测外显子花费大约3000元，测全基因组比外显子贵2～3倍。”仇子龙说。
以往，研究人员以孤独症的外在特性为基础来招募孤独症患者，如今一些研究人员正在通过基因来对孤独症儿童分类，并鉴定每个亚群，希望从整体上绘制孤独症的全景图。
遗传学家们仍然在努力寻找和孤独症有关的基因，孤独症的遗传学难题如此难解并不奇怪，毕竟孤独症谱系障碍涵盖了从行为功能较高的非典型障碍到具有严重智力障碍的孤独症谱系，症状混合了兴奋与回避、超常智力与严重精神障碍、暴力行为与重复刻板行为，以及其他因人而异的各种不同程度的症状。
找到那么多突变点和拷贝数变异有什么用呢？
事实上，当来自父母的基因被混在一起洗牌的时候，我们性格中的显著特征，我们的智商以及我们患有脑部疾病的概率都被永久性地决定下来。从母亲怀孕那一刻开始，子宫内的环境对胎儿大脑发育也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研究者几乎无法对一个孩子从他父母那里获得的遗传因素做任何改变，只有在非常特殊的条件下才可以对其进行一定的干预。
在唐氏综合征和其他染色体疾病中，有可能对胎儿进行产前诊断，一旦检查出致病基因就会建议孕妇流产。有时候，还可以采取体外受精的技术来选择不带有含缺陷的胚胎植入母亲子宫中，这种方法已被应用到诸如早发型家族遗传性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中。
“很多人问我有没有早期诊断的方法，我们希望在尽可能找到遗传变异的基础之上，通过大人群、大样本的分析，以及计算机数学模型和网络的构建，形成一个预测模型，从而发现会不会存在某种程度的整合，比如某两个基因结合在一起的致病风险会达到50%或者60%。”
在夏昆的设想里，如果有一天建立了预测网络，能够预测发病率50%以上的患儿，就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我们可以在婴儿、新生儿期发现症状。如果新生儿都做一个预测，我们从中发现高风险的患者，对他们进行早期干预，不就可以降低最后的发病率吗？”
如今，对孤独症早发现、早干预已经成为共识。“非常重要的切入点就是年龄。在1岁的时候干预和在5岁的时候干预，对孩子的影响差异很大。人的大脑具有可塑性，尽管受到损伤，但是年龄越小环境对大脑的可塑性就越大。干预会对患者的大脑进行重塑，从而补偿先天缺陷。”徐秀说。
孤独症的干预时间，3岁是一个分界点。大脑发育的关键期在出生后3年，儿童保健领域还有个概念叫作“生命早期1000天”，指的是怀胎十月和出生后两年这段时间，这是生命生长发育的关键期，良好的环境可以保障和促进儿童体格和脑发育，降低出生缺陷和日后疾病的发生。“孤独症往往是在1岁到2岁之间出现明显症状，如果能第一时间改变家庭养育环境、进行康复训练，都会对孩子提供很大的帮助。”
即便夏昆设想中的预测网络尚未出现，上海市已经从2013年开始对新生儿进行早期筛查，目前已推广到1/3的区县。在每一个健康婴儿18个月大的时候，进行社会行为和沟通能力的筛查，有问题的再转接到上一级医生诊断，以确定社会能力和沟通行为的落后是环境、教养不当导致的，还是因为发育性疾病所导致的。“对于上海来说，儿童孤独症的诊断年龄在提前。”徐秀说。
仇子龙认为，找到致病基因对日后的治疗有用。“现在抑郁症可以吃药来治疗，帕金森症也可以通过大脑刺激来治疗，为什么孤独症没有治疗的手段呢？如果能确定基因影响大脑的具体区域，就可以对大脑进行干预，还有可能会出现一些促进神经发育的药物。”
他还设想，如果提前知道是什么突变导致的孤独症，对于家里已经有一个孤独症孩子的父母来说，可以通过试管婴儿技术选择一个没有突变的胚胎，再也不用提心吊胆第二个宝宝会不会重蹈覆辙。
目前，如果本来有一个孤独症的孩子的家长想生二胎，需要到医院做遗传学检测，看看是不是携带了与孤独症发生风险高度相关的变异，变异来自父亲还是母亲，或者是新发的。如果有变异的话，遗传检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给他们提供指导意义，但不能作为诊断；如果没有，再生一个是孤独症孩子的概率不会很大。“最新的研究报道，第一个孩子是孤独症，第二个孩子还是孤独症的概率是5%到2、30%。”徐秀说。
但疾病就是这样，百分之几是群体中的概率，但对某一个个体来说，它要么是0要么是1。如果能筛选一个健康的胚胎，不知道会给多少家庭带来希望。
关于孤独症研究，仇子龙喜欢一种说法：孤独症和人类的进化有关。人类基因的某些部分似乎特别容易发生变异，有些危险区域不仅与多种类型的孤独症相关，而且还具有深远而重大的进化历史。
2014年，美国华盛顿大学的研究人员分析了2551名人类的基因组、86个猩猩的基因组、1名尼安德特人的基因组和1名丹尼索瓦人的基因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类16号染色体上叫16p11.2的区域，这个区域是基因缺失和重复的区域，与孤独症、精神分裂等疾病有关。
这个易发生变异的区域包含20多个与神经认知功能相关的基因，与基因BOLA2相邻，这个基因似乎稳定性不高。研究人员发现猩猩、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只有2个拷贝的BOLA2，而现代人有3～14个拷贝，平均是6个。为此，他们研究了BOLA2进化出更多拷贝的潜在意义，认为虽然BOLA2基因的多余拷贝容易导致神经发育障碍，但在遗传学上对人类是有益的。如果不是这样，进化压力早就将这些拷贝从基因中抹去了。换句话说，导致孤独症产生的拷贝同样也会成为基因“苗圃”，产生能够增强认知能力或其他人类特征的新的基因变异。
进化是把双刃剑，孤独症有可能是人类为进化所付出的代价。
该调查是2007年11~12月在对“长春市二道区精神病流行病学调查”中的一部分。现将其中精神发育不全的调查资料总结如下。
1 调查范围及诊断标准
调查对象和范围为儿童及成年人的轻、中、重度精神发育不全者。
以全国精神疾病流行学调查协作组制定的诊断的分类标准，并参考“婴儿-初中学生社会能力量表”检查结果。
2 调查方法
2．1 采取整体随机抽样法，抽选出四个街道八个居委会。
2．2 使用统一筛选量表进行筛选。5~14岁儿童使用“儿童-初中学生社会能力量表”逐人筛选；其他年龄者以“心理卫生筛选表”第10节内容逐户进行筛选。
2．3 筛选阳性者，由精神科医生进行精神检查，填写病历，确定诊断和分级。
3 一致性测定和效度测定
3．1 筛选者集体学习检测表后，分别进行筛查实习，将结果两两配对，作一致性统计。结果总平均相关系数(r)为0．97(P
3．2 婴儿-初中学生社会能力量表效度测定:在一街道二委4 258人中，对进行效度测定，13例精神发育不全者被筛选为阳性11例，灵敏度84．4%，筛选阴性而非精神发育不全者4 188人特异性98．7%，总效度98．6%。
3．3 四街八委5~14岁正常儿童以量表测查结果如表1所示，可见各年龄组测验分数的平均数，随年龄增加而增加。
3．4 四街八委5~14岁智力低下儿童测验结果如表2所示，智力低下各年龄组的分数的平均符合该量规定的分数。
4 资料分析
4．1 患病率 四街25 655人中，共查出轻度、中度、重度精
神发育不全62例，患病率为2．42‰，其中重度4例，患病率为0．156‰，轻、中度58例，患病率为2．62‰。
4．2 人群分布
4．2．1 性别患病率 被查人群中，男12 997人，女12 658人，男:女=102．7:100。查出男性患者38例，患病率2．92‰，女24例，患病率1．98‰。
4．2．2 性别年龄组患病率 20~25岁年龄组为多。男性在25~30组为多，女性在20~25组为多，详见表3。
4．2．3 文化程度、婚姻与患病率 62例中，未婚49例，占79%，已婚9例，占14．5%，离婚4例，占6．4%。62例患者全部文盲。
4．3 地区分布 调查这四个街道，以其经济、文化、地理位置交通比较，八里堡、远达、优于荣光和劝农，其四街道患病率分别为:八里堡占20．96%，远达占9．68%，荣光占35．48%，劝农占33．87%。
4．4 临床及病因分析 62例中，重度4例占6．4%，中度58例占93．6%。家族遗传所致7例，占11．2%，母孕期有害因素所致2例，占0．03%，总的先天因素所致9例占14．5%。后天因素所致16例，占25．8%，其中高烧所致12例占19．3%，其他因素所致4例，占6．4%。
5 讨论及小结
5．1 作为精神发育不全流行学调查采用“婴儿-初中学生”量表测定筛选，方法简便，易学易掌握，准确性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