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文化论文范文

民俗文化论文篇1

这次会议讨论的主要话题是如何对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大量面临着被破坏甚至被毁灭的民俗文化进行保护的问题。会议一开始，主持者陶立璠先生就针对目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所出现的、大量民俗文化由于没有得到妥善和有效的保护而遭到严重破坏甚至毁灭的现象，列举了一大串典型的事例。比如天津老街的改建、赵紫晨故居的拆除、定海古城的毁灭、东岳庙及观音街过街楼的失于保护等等。这些现象伴随着大开发的呼声而凸现于祖国辽阔大地的角角落落。对于专门从事民俗文化研究，从而对民俗文化的每一笔无论多么细小的遗产都视若锱铢的民俗文化工作者来说，这的确让人感到痛心疾首。怎么去抢救，如何去保护？与会的不少专家学者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吕微先生提出了两个保护的途径：一是开发它的实用性，二是把它旧有的实用性转化为审美性。而苑利先生则提出，应主要依靠民俗主体的自觉传承和传统观念的维护作用对民俗文化进行保护。他们并且都列举了大量亲自调查的生动事例来对自我主张的可行性进行了论证。

不可否认，每一种主张的确有它一定的可行性；但是，这些主张一旦施诸于现实，究竟能产生多大的效果？我们暂且放下这个疑问不提，先来关注一下这次研讨会中所存在的绝对不能够忽略的争议，即有另一部分学者跳出“如何对民俗文化进行保护”的圈子，对所谓的“保护”产生了怀疑。我们所竭力主张的保护究竟给原著民带来了什么？他们是否就因此而感受到了幸福？这是户晓晖先生提出的质疑。

的确，对于从事民俗文化研究工作的人来说，任何一种民俗遗产，从实物形式到观念形态，都可谓是奇珍。因为我们认为在这种民俗物质中凝聚了一种特定的文化，而这种文化能够反映这个民俗主体的群体结构、社会习俗、精神信仰等深层次的东西。真是敝帚千金。然而对于民俗主体来讲，他们却不一定就这样认为。在他们的心目中，那居住了几代人的破房子，再也不能住下去；那走了无数代的小巷子或羊肠小道已恶劣到极点。他们已对那陈旧的习俗、繁缛的礼仪、落后的观念等所产生的束缚感到窒息。他们要发展，他们要打破这个旧有的世界。他们也渴望和向往城市里宽阔平整的大马路、高大舒适的现代住房、快捷便利的现代交通及通讯设施、丰富奇妙的现代娱乐生活等。一旦他们打开自己的眼界，发现在他们那狭小、孤陋的世界之外还有这么一个奇妙而精彩的世界时，心里难免会产生极度的不平衡。于是，他们就再也不愿意囿于原先那个在他们现在看来如此落后甚至丑陋的世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看到很多走出了原先居住地而到外面学习、工作甚至定居的人，正在逐渐摆脱甚至完全摆脱了其原有的观念和习俗特征，而变得与现代城市人无异了。

由此，希冀靠民俗主体的自觉传承和传统观念的维护是不可靠的。当然，在一定时期，他们还是能够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的。其前提是他们对外界还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他们还生活在一个封闭的圈子里，他们的观念还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一旦他们活动的范围扩大，视野拓宽，从而被融入现代化生活的大潮中时，利益的驱使会使他们的观念发生根本变化。就拿陶立璠先生所举日本某村的“花祭”来说吧，当这个村子里的人在外面从事各种层次各种行业的工作--有些人的工作性质比较特别，或者性质虽比较一般，但社会地位较低，工作的获得来之不易等等，诸多因素决定了他们不能随便脱离岗位，那么在这个时候，工作、生存与发展的需要就显得比参加祭祀活动重要的多，于是，他们就可能不会或不能来参加祭祀活动，如果这样的情形多了，久而久之，这项祭祀活动也就会被忽略，最后甚至被遗忘了。再如苑利先生所举的依靠传统观念中的咒语禁令来保护一片森林的原始性状态而不被破坏。然而，一旦这个群体中的某一个或某几个人因受了外界的影响，产生商品利益的观念而发生动摇时，他或他们可能会感到惊喜--祖先竟给他们留下了这么一个珍贵的宝藏，等待他们去开发。于是一切所谓的咒语保护禁令也就土崩瓦解了。

正如苑利先生所感叹的那样，大开发就意味着大破坏，哪儿开发就意味着哪儿破坏。但是，又有谁能阻止大开发的浪潮呢？谁又能阻止发展的动力大车甚至包括民俗主体他们自身的发展欲望与要求呢？

人要生存，就无法最终摆脱利益的驱使。我们看到落后民族在他们落后的民俗生活方式中辛勤地劳动着，为了什么呢？不也象我们所有人所追求渴望的那样，希图过得幸福、美好、舒服些吗？他们之所以在一定时期内还能固守传统的习俗与礼仪，仅仅是因为他们受到地理位置偏僻、文化落后、生产力低下等因素的阻隔，还没有体会到高文化所能带来的另一种我们现在所感受到的幸福和舒坦罢了。

其实，我们很多人也都意识到了这一点.如苑利先生所说，就给他们一点实惠吧，让他们意识到保护好民俗文化就能挣到钱。怎么利用他们手中的这一点资本去挣钱呢？最好的途径莫过于吕微先生所说的重新开发其内在的实用性，如发展旅游业等。我们不是经常看到改革开放后各种民俗文化包括民间艺术的再度复兴吗？比如戏曲、泥陶、剪纸艺术，再比如现代商品生产与开发中所谓的祖传配方、秘方等等，这些都可以看作是民俗文化实用性的再开发和再利用。这的确是保护民俗文化的一个很好的途径。然而，它的适用范围也是很有限的，并不是所有的民俗群体都能够这么幸运。举个例子，在我的家乡襄阳一带，留有多处民俗文化遗迹，象三国时期留下的刘秀墓、庞统宅、跃马檀溪处和米公祠、鹿门山、鱼梁洲等等，很多都是与一定民俗文化包括传说、故事和习俗的产生、发展和演变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其分布特点是，绝大部分都很偏僻而且很分散。这样的文化遗产是否具有开发旅游的价值呢？我想不太可能。因为不具备形成旅游资源开发的条件和优势。试想一下，有谁愿意花费很大的代价包括时间、金钱、精力去那里观光旅游呢？再如，小时侯曾看到乡下不少婴幼儿的脚上都穿着老祖母给做的“虎头鞋”，象征着一种吉祥。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的观念改变了，不再需要以这种方式来获取吉祥的含义，甚而认为它丑陋的，或者即使仍然比较喜欢这种传统的文化方式，但由于其工艺的复杂性和现代生活节奏的紧张性，很少有人愿意去学，也很少有人会做了。改革开放后，受政府的提倡和商品经济的影响，少部分人尤其是农村剩余劳动力为了增加收入，重操旧业。也许是一定时期内传统文化思潮的回归，小孩儿穿“虎头鞋”或收藏了作为一种艺术品来欣赏成了一种“时髦”。于是，那些制作这种——商品的人恰恰就满足了这种需要，从而使得这种传统民俗艺术形式出现了“中兴”。然而，这种“中兴”就如“时髦”一词自身所表达的含义那样，稍瞬即逝。由此可见，开发实用性也仍然不是一个绝对的办法。

另有一部分人也想自觉去维护传统习俗，比如苑利先生所举一些地方的祭祀活动。我自己也亲眼目睹过一些。然而，不光是民俗工作者，就连我们民俗者本身也感觉是越来越假。其原因就在于民俗文化包括民俗活动，它们的传承是靠口耳相传的，很多后来有资格主持祭祀活动的人在组织这种活动时，也不过是根据早先的见闻和经验，因而导致的讹传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换个角度说，就算我们在一定条件一定时期内，勉强把它保存下来，又能怎么样呢？比如赵紫晨先生的故居，落落“寡居”于现代城市的高楼大厦之间，能够与周围的环境和气氛相协调吗？能够产生很好的观光旅游价值吗？如此种种都保存下来，那真如鲁迅当年所说的“国故”，可是多了，但它们究竟有多大的存在价值就难说了。更多的只是起了一个博物馆展览古旧之物--供人看上几眼、发几声感叹的作用。由此可见，政府的决策、开发商的选择，也未尝不有它的理由。

再从科学的角度而言，有些民俗是不得不改变的，比如祷神祈雨、驱鬼祛病等。我们可以不说它是迷信，但它的确是不科学的。究竟科学不科学，其争辩也没有多大的价值，关键在于这种民俗会给民俗者本身造成损坏和伤害。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比如某些落后民族的“割礼”带给女性的伤害、跳神延误人的性命等，这种民俗与其说是一种信仰和风俗，倒不如说成是一种愚昧。由于固守某种群体的、习俗的观念而造成自我戕害的悲剧，在中国古往今来的辽阔的大地上也不知发生了多少起。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人的尊重是在懂得了人的价值后建立起来的，我们习俗中有很多东西，实际上是在没有真正认识到生命的价值时所产生的。所以我认为，我们的民俗工作者在研究民俗文化、呼吁保护民俗文化的原生态时还应作一定的价值判断和区别。

如上种种，给予了我们从事民俗研究的工作者什么样的启示呢？

首先，我们要意识到，当观念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并发生变化时，一定程度的毁灭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历史演变的进程是无法阻止的。演变中总会有发展和淘汰；不能完全否认这种演变是一种进步。事物有它自身的规律性，就如人类在地球上的生长繁息，最初因为环境恶劣，生产力低下，人类的生存繁衍受到限制；等社会发展了，生产力提高了，人类生存条件得到改善时，人口数量也急剧膨胀，直到发展成今天这样一个扰攘纷繁的世界。然而，不管人口数量的膨胀相对于有限的生存空间来说，矛盾趋于怎样的激烈，人类自然有它解决的办法。房子不是越做越高吗？立交桥也达到了好几层。地下还有地铁，海底也有了隧道，甚至还到宇宙中去探索生存空间。真是上天下地，无所不尽其极。再不行了，还有一个条件可以扼制，那就是个人生存与发展的代价。现在不是普遍认识到一个人从小到大培养经费的巨大吗？尤其是在城市发展比较快的地方。所以独生子女成为一种需要，单身也成为一种时尚。可见，当事物发展到一定程度而产生危机时，总有它自行解决的办法。

总之，无论是自然的因素也好，还是社会的、人为的因素也罢，当我们一旦面对变化与发展这个自然规律时，就显得无能为力了。明白了这个道理，也许我们的民俗工作者会感到心里轻松一些，好受一些了。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民俗文化就不需要保护和研究了，否则就犯了“虚无主义”的错误。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在力图保护那些民俗文化时，心中还要有一种理念。正如王娟先生在会中引用邓迪斯的观点时所说的那样，民俗本来就是变化的东西；消失并不可悲，可悲的是你没有注意到它的价值。我们在试图对一种民俗文化进行保护时，首先要考虑清楚为什么要保护。这自然是因为它有价值。弄清了它的价值后，再把这种价值营养提取出来，用以构建更高层的人类文化。至于原有的东西，无论是实物形式还是观念形态，都可以通过综合权衡后再决定对它们的取舍了。

其实，说到底，我们之所以对每一种东西都割舍不得，是因为民俗工作者所特有的某种“情结”在起作用，这种情结可以称之为——“恋旧”情结——在我们民俗工作者的眼中，任何一种代表了一定民俗文化的东西一旦消失，就意味着永远不再存在。所以，它们都是宝贝啊。然而，任何迷恋太深的情结都是容易受到伤害的。对此，我们应该有充分的心理准备。

就算如吕微先生所说的提升一些民俗的审美性（特指民俗事物自身所具有的审美价值或审美特性，而不是现时流行的、世俗的、夸张的审美性），竭力使它们引起更多人的注意从而可以暂且留存在我们的世界中。但是，我们也要准备着承受有朝一日这种审美会沦落到只有民俗工作者自己才会或才能去享受和领会的可悲境地。

民俗文化论文篇2

【关键词】湘西民俗；文化翻译；《边城》英译本

一、理解民俗

1、民俗的定义

西方历史上对于民俗的概念存在四种观点：文化遗留物说、精神文化说、民间文学说和传统文化说，其中传统文化说是西方普遍流行的观点，即把民俗仅限于传统之中，将生活中不断涌现出来的新民俗排斥在外。在前苏联，民俗仅指劳动人民的口头创作。在中国，由于种种原因，过去研究得比较多的民俗现象，也主要是民间文学。（钟敬文 1998：绪论4）

美国民俗学家多尔逊（Richard Dorson）1973年把民俗（folklore）的“俗”界定为可用“民间文化”、“口头文化”、“传统文化”、“非官方文化”等范畴来表达的对象。“俗”（lore）一词指人民群众在社会生活中世代传承、相沿成习的生活模式，它是一个杜会群体在语言、行为和心理上的集体习惯。（钟敬文 1998：绪论1，2）英语中“民俗”一词的“民”即民众，民俗的“俗”即通俗；由萨克逊语中的folk和lore合成的，意思是“民众的知识”或“民众的智慧”（乌丙安 1999： 1）。民俗是各种群体的基本的文化构成，是人们日常的、年复一年的、以至时代相传的生活方式，是人们的基本活动的文化模式；即民俗是群体内模式化的生活文化。（高丙中 2009：导论7）

2、民俗的分类

关于民俗文化的分类有两种分类方法：纲目式，按照逻辑以大纲同属细目；平列式，按材料分量定类，不管类与类之间是否具有逻辑并列关系。

中国著名民俗学家乌丙安（1999）将民俗分为：经济的民俗、社会的民俗、信仰的民俗和游艺的民俗。高丙中（2009）将民俗分为三大类8部分：1）物质生活民俗，包括生产民俗、工商业民俗、生活民俗；2）社会生活民俗，包括社会组织民俗、岁时节日民俗、人生礼俗；3）精神生活民俗，包括游艺民俗和民俗观念。

二、民俗文化的英译

沈从文作为中国现代乡土文学作家，他的小说生动真实、丰富具体地体现了湘西古朴独特的风俗画卷；可以说离开了湘西民俗，沈从文小说的魅力就会大打折扣。在他的文字里，我们不难从中找到那属于湘西特有的影子，那里的山清水秀，沉淀着湘西多年文化的风俗民情，涉及到湘西苗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展现了一个丰富多彩的湘西民俗世界，同时也真实鲜活地体现着湘西世界“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本文将根据高丙中教授的三分法，选取湘西特色的衣食住行、社会习俗、价值观念三个方面的实例，对比戴乃迭和金介甫的译本，探讨湘西民俗文化的翻译问题。

1、衣食住行

物质生活民俗方面在《边城》中主要体现在衣食住行上，比如湘西的本土服饰文化以“尚银，绣花”为代表；服饰是精神的外在符号，银饰在湘西服饰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洁白无暇的银质饰器品，象征着苗家姑娘的心地纯净善良，质朴无暇美好，也是家庭财富和社会地位的象征。

比如食物“烧酒”是与边城的人们形影不离的，戴译作rice wine，金译作clear liquor，“烧酒”是指以谷物为原料发酵而成的纯色酒，在西方没有这种酿酒方式，属于中华特色文化，译作wine即葡萄或者水果发酵的饮品勉强可以接受；而liquor指的是烈性酒，一般是蒸馏得来的，酒精含量很高，当地人民生产水平有限，不能制造出如同西方的“liquor”，金介甫的翻译不能体现出湘西人民的生产生活。

《边城》中描写湘西人家的住房是吊脚楼建筑，戴乃迭将其译为house built on stilts overhanging the water，再现了这种建筑的构造，让读者很容易想象出真实的图景，认识到当地人民居住环境的特点，再现了他们的生活方式；而金介甫译成dangling-foot houses，会让读者不知所云，不理解何为“悬挂着脚的房屋”，无法传递当地人民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特点。

2、社会习俗

在嫁娶方面，沈从文以天保和傩送对翠翠的求婚向我们展示了湘西提亲走车路和走马路的两种习俗，天保选择走车路，即由他的父亲顺顺做主，请了媒人提了红纸封的点心很正式的到老船夫家里说媒；而走马路就是像傩送那样由自己做主，站在渡口对溪高崖上，为翠翠唱三年六个月的歌，一切由翠翠做主。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求亲方式，一种代表了封建的最普遍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婚姻制度，而后一种却比较人性化，更接近于我们现代社会的自由恋爱，而且更具浪漫色彩。

例：车是车路，马是马路，各有走法。（沈从文 2011： 107）

戴译本：Chess has its rules： the castles and knights have to move in different ways. （ibid： 106）

金译本：In a game of chess， the chariot---the rook---moves one way and the horseman---the knight---another. （Kinkley 2009： 90，91）

“车路”和“马路”源自中国象棋的说法，与象棋中的走法没有太大关联。戴乃迭将其归化为国际象棋中的名称，便于英文读者接受，虽然传达了意义，但多少流失了中国文化特色，不利于文化特色的保留；金介甫采取中国象棋的译法，并加以国际象棋的解释，既利于读者接受，又能保持特色文化身份，两全其美。

3、价值观念

湘西人民拜傩公和傩婆为人类始祖，为人类带来平安、五谷丰登、儿孙满堂、凡事兴旺的福星，而信奉倍至。依照当地习俗，如遇家有凶事或遇猪瘟、鸡瘟、家人多病，便祈求傩神佑福，年终隆重祭祀。《边城》中船总顺顺为儿子取名就体现了其中的信仰崇拜。

例：由于这点不自觉的死心，他把长子取名天保，次子取名傩送。天保佑的在人事上或不免有龃龉处，至于傩神所送来的，照当地习气，人便不能稍加轻视了。（沈从文 2011： 29）

戴译本：He had a soft spot in his heart for the younger， giving him the name Nuosong， his brother that of Tianbao. （ibid： 28）

金译本：This unconscious preference led him to name the elder son Tianbao （Heaven-protected）， and his younger brother Nuosong （Sent by the Nuo Gods）. He who was protected by Heaven might not be so favored in the worldly affairs of humans， but he who was sent by the Nuo gods， according to local understanding， must not be underestimated. （Kinkley 2009： 28， 29）

戴乃迭直接翻译这两个人名，并省译文中关于人名的解释，这样在西方读者看来，这两个名字仅仅是普通的名字，不会体会到其中深层次的含义，更不会联系到当地人民的民俗信仰上，无疑是没有传递原文的文化内涵，再现湘西人民的文化身份。而金介甫的翻译，拼音直译两人名，其后添加解释说明其深层意义，并阐释这种思想的根源，使得西方读者能够体会到当地独特的民族信仰和习气，这样的翻译很好地保留了湘西民族的文化特色。

三、总结

不断交流与融合的世界文化使人类共性的认识逐步扩大，民族间的差异逐步减少，容易使民俗的文化特色变得模糊，尤其是如同“边城”之类的处于“边缘”的少数民族少数人群文化。在世界全球化和文化的趋同过程中保持民族文化固有的个性和特征、保持民俗文化的清晰度，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

要保持民族文化，首要是保护文化的核心价值不受到损坏（李庆本 2004）。在民俗的翻译上，译者不能随心所欲地把西方民族民俗移植到中华民族民俗中，否则就会造成文化身份模糊、错位的后果（蒋红红 2003），反之亦然。为了避免文化替换和篡改，直译是常用的翻译方法，适当时候加以解释说明。然而，民俗鲜明的文化个性及其浓郁的民族特色给民俗文化的翻译带来重重困难。明辨文化特色是基础，这样才能确保采取恰当的策略，避免文化移植；联系文化语境，通晓文化背景，再现出民俗文化独特的韵味特征，重构民俗文化。

【参考文献】

[1]Kinkley， Jeffrey C. （2009） Border Town，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高丙中.中国民俗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3]蒋红红.民俗文化翻译探索[J].国外外语教学，2007（3）：52-57.

[4]李庆本.全球化语境下文化身份的认同与建构[J].东方丛刊，2003（2）.

[5]沈从文.边城：英汉对照（The Border Town）[M].杨宪益，戴乃迭，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6]乌丙安.中国民俗学[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

民俗文化论文篇3

（一）课堂教学中民俗文化因素的渗透

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内容基本由文学史和作品选两大部分组成，具有相对固定的特点。从先秦文学、秦汉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乃至唐宋元明清文学，这些文学历史的脉络基本不变，教学的内容无非是文学史中重要的作家作品及文学流派等内容。相对固定不变的教学内容若要讲出新意和变化，只能依赖于评价视角的转换和改变。而民俗文化因素的渗透与运用就是一种新的评价视角和教学思路，不仅能揭示出古代文学的内在文化含义，同时更为重要的是从民风民俗视角切入教学，才能有效地消除学生的认知断层，从真实的文化氛围中领会作者的思想和创作意图，得到真知和教育。民俗文化的内容丰富繁杂，需要教师结合古代文学授课内容加以整理和挖掘，再配以课件、图片、实物等教学手段，全方位展示。

1.对古代文学作品中的民俗文化因素的还原揭示讲授者能否对古代文学作品中的民俗文化因素进行准确还原和揭示，首先关系到对作品的正确解读。尤其对于古代诗歌来讲，其蕴含的民俗文化因素往往不着痕迹，讲授者若昧于当时的风俗民情，难免有郢书燕说之失。如唐代诗人苏味道《正月十五日夜》中的名句“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讲授者若不了解“星桥”为古代元宵节期间令人观赏的灯的名称，就会想当然地认为是被灯装饰的河桥，其实星桥即是一种灯的名称。《云南府志》云：“元宵赏灯张乐，列星桥火树于道。次夕长幼挟游，爆竹插香于其处，相传以为祛病。”《宛平县志》也云：“元宵前后，金吾弛禁，赏灯夜饮，火树银花，星桥铁锁，殆古之遗风云。”可知这两句就是描写元宵节灯火的盛况，与真正的河桥无关。由此看来，古代文学教学应关注民俗资料，这样才能保证讲授知识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其次，对古代文学作品中民俗文化因素的还原和揭示还关系到对作品的深刻理解。古代送别诗词中“杨柳”意象的解读和分析，讲授者通常也会提及古人因“柳”“留”谐音而折柳赠别这一风俗习惯并解读出该意象所蕴含的留念、惜别涵义，但仅仅停留在此就忽略了“杨柳”意象的其他文化内涵，从而也失去了对作品进行深层次理解的机会。笔者并不满足于“折柳赠别”这一民俗行为的介绍，而是通过引用各种文献资料进一步挖掘这一意象的深层文化内涵。如贾思勰《齐民要术》有记载：“正月旦，取柳枝著户上，百鬼不入家”；代段成式《酉阳杂俎》也谈到“三月三日，赐侍臣细柳圈，言带之免至毒”；体现佛教教义的《灌顶经》中述及禅拉比丘曾以柳枝咒龙，观音佛以柳枝沾水救助众生。受此影响，中国民间称柳树为“鬼怖木”，认为它有驱邪保平安的功能。尤其在唐代，围绕“柳”展开的民俗活动已经非常丰富，如在门首屋檐插挂柳枝，头上身上佩戴柳枝以及折柳枝送别等等。正是民间社会赋予“杨柳”的特殊文化功能及各种与杨柳相关的民俗活动，使这一意象不仅蕴含留念、惜别的含义，更蕴含着“驱凶求吉”的文化含义，积淀着深层的民族文化心理，从而成为送别诗词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一大意象。再如讲解李白《子夜吴歌》中的“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或杜甫《秋兴八首》中的“寒衣处处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可以适时地对诗句中的“捣衣”民俗进行还原：“捣衣”既不是捶衣，也不是缝衣，更不是洗衣，而是古代的一种生产民俗，具体来讲就是衣服缝制前的一种特殊劳作，把衣料放置在砧石上用木杵捶捣使之平软便于缝制。同时运用多媒体播放唐代画家张萱的《捣练图》，其画面展现的唐代妇女捣衣情景和捣衣工具形制会让学生对捣衣民俗有更直观的印象。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捣衣多是民间女子为征人备置寒衣，常与政局动荡、战争频繁息息相关。战争越频繁，征夫越多，需为征夫制作寒衣而“捣衣”的现象越普遍，从而出现诗句中描写的“万户捣衣声”“寒衣处处催刀尺”的典型情景。在此情况下，学生自然会深刻理解作品所隐含的征人思妇的思念之情、盼归愿望以及对社会动荡、战争频仍厌恶的复杂情感内涵。总而言之，这种对作品中民俗文化因素的还原与揭示，不仅能有效消除学生的认知断层，开拓知识视野，更能有效地帮助学生理解阐释文学现象，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

2.从民俗文化视角对古代文学史相关问题的阐释解读古代文学课程教学内容除了历代重要作家作品的解读外，还包括各个时期文体样式、文学思潮、重要流派、文学传播及接受等相关问题的阐释与分析，这是文学史部分的重要内容。许多讲授者在讲授文学观点时容易流于单调、教条，使之枯燥、空洞，极易导致学生学习倦怠。如果能从民俗文化视角对相关问题进行阐释和解读，讲授效果会收到事半功倍之效。比如讲解元杂剧这一文体时，都会提到其情节结构的大团圆模式，但多数讲授者在此并没有深入挖掘这一情节模式形成的深层原因和蕴含的文化意蕴，学生也只是机械性地记住了这个观点而已，对此并没有很深的体会。倘若对大团圆模式的成因能从中华民族崇尚圆满的世俗心理、讲究因果报应的民间信仰等角度进行阐释解读，讲授效果会得到很大的提高。这样从民俗文化视角所做的阐释和解读，不仅可以深化学生对文学史基本问题的认识和理解，同时对拓展学生思维空间，开阔视野，实现学习广度与深度的有机结合也不无意义。

（二）实践教学中民俗文化因素的应用

一直以来，古代文学课程偏于理论教学，疏于实践教学的状况已经成为影响和制约该门课程教学效果提升的瓶颈。在此背景下，如何增强古代文学课程的实践性，更好地开展实践教学活动就显得刻不容缓。笔者在该门课程的实践教学中，也尝试从民俗文化角度进行切入，注重民俗文化因素的应用，不仅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更有效提升了实践教学的效果。

1.开展课外兴趣小组活动众所周知，兴趣既是学习的动力和内驱力，又是激发学习者创造性思维的催化剂。故而课外兴趣小组活动常常作为课堂教学的补充和延伸，成为课程实践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文学课程的实践教学也常常采用这一形式，只是如何运用该形式并取得相应成效需要教师提供视角和思路并精心组织。长期以来，笔者从民俗文化视角切入，围绕“古代文学与民俗文化关系”之思路，有组织、有目的、有秩序地开展了相关课外兴趣小组活动，取得了一定成效：“有组织”指的是在笔者带领和指导下利用qq群成立“古代文学与民俗文化”群，学生自愿加入，建立兴趣小组；“有目的”指的是群中话题讨论和活动开展都是围绕“古代文学和民俗文化”相关问题进行，如让群中学生利用网络资源分门别类收集整理与古代文学作品相关的民俗文献、民俗图片等古代民俗资料或描写反映民俗文化生活的古代文学作品；“有秩序”是从收集整理到分享再到问题讨论，有条不紊进行。时至今日，在qq群空间已经了兴趣小组所收集整理的与古代文学作品相关的农业生产、日常饮食、文房四宝、工艺器用、花卉草木、岁时节日、游艺娱乐、巫卜信仰等古代民俗资料和民俗图片，以及古代民俗诗词若干首。这些活动的开展，不仅激发了学生学习兴趣，而且对拓展古代文学的学习空间以及提高学生收集整理资料的实践能力也不无意义。

2.进行科研活动训练一定程度的科研训练，不仅有益于学生创新意识、创新能力的培养，更有利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提高。所以大学生参与科研项目和活动，进行科研训练已成为高校实践教学环节的基本要求和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必要途径。鉴于此，笔者在古代文学课程的实践教学中非常注重对学生进行科研活动训练，可以说是上一阶段活动的自然延伸和拓展。在经历了一系列“古代文学与民俗文化”兴趣小组活动之后，学生在产生浓厚兴趣的同时必然会对相关问题有进一步探究的愿望。这时笔者就会围绕他们提出的问题与之商讨选题，提炼角度，开展研究，并进行论文写作。经过这些科研活动的训练之后，学生已先后写出《唐诗中的冬至节民俗描写》《唐代婚恋民俗诗代表作品举隅》《古代节令民俗诗词在当代生活中的价值和意义》等选题较小而不乏新颖、且适合本科生写作的小论文。更为重要的是，这是学生真实参与体验的科研活动训练，再没有其他活动形式能比这种真刀实枪的训练过程带给学生的获益大。结语总之，民俗文化与古代文学的交叉研究不应仅仅作为学术领域的研究视角和学术生长点而存在，更应该成为古代文学课程教学改革的新思路和有效途径。笔者在古代文学课程教学中对民俗文化因素的渗透和应用也在实践上证明了这一点。

民俗文化论文篇4

【论文关键词】民俗文化主题公园；旅游规划；主题策划；方法；模式

O．引言

主题公园始于1955年，诞生在美国。在我国经历了“人造微缩景观”、“人造景观”、“人工景观’、“主题公园”等阶段。国内主题公园诞生伊始，对于它的定义，学术界、舆论界就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和兴趣。一直试图给出准确、统一的定义：保继刚认为主题公园是一种人造旅游资源，它着重于特别的构想，围绕着一个或几个主题创造～系列有特别的环境和气氛的项目吸引旅游者；魏小安等则认为主题公园就是以特有的文化内容为主题，以现代科技和文化手段为表现，以市场创新为导向的现代人工景区；董观志把主题公园称为旅游主体公园rI01urismPark)，他认为旅游主题公园是为了满足旅游者多样化休闲娱乐需求和选择而建造的一种具有创意性游园线索和策划性活动方式的现代旅游目的地形态。

民俗文化主题公园作为主题公园的一个分支，目前尚无明确的定义，但从众多学者对主题公园的定义中，我们不难发现可以用以下文字概括：民俗文化主题公园是以民俗文化为主题，具有多种吸引物(包括餐饮、购物等服务设施)、开展多种有吸引力的活动而为旅游者的消遣、娱乐而设计和经营的场所。

1．研究目的及意义

旅游规划的任务不仅仅在于发现、认识区域的特色，而且要在开发实践中将其突出出来，形成鲜明的风格，具有一定的垄断性，有着强劲的生命力和竞争力，面对国内竞争日益激烈的民俗旅游市场．众多旅游景区的同质化现象越来越严重。旅游景区开发实践中，设置哪些旅游项目、规划什么旅游产品、如何将景区无序的空间通过旅游项目安排变成有序的空间、怎样进行游客游览线路的安排，这些问题都和景区的规划主题息息相关。

在对景区进行规划设计时。鲜明而富有特色的主题是成功开发民俗文化主题公园的基础和重中之重。因为主题策划是成功策划的灵魂，只有将产品概念进一步提炼、升华成为形象化、情节化、甚至戏剧化的主题，才能对消费者产生足够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2．主题策划方法

2．1主题选择原则

2．1．1与时俱进：民俗文化主题公园的主题应注意跟上时代的步伐，要符合现代人的审美情趣和旅游需求，选择那些与时代息息相关的主题。并在主题选择上应有较大的扩展余地，使民俗文化主题公园具有较大的弹性，能延展开发相关联的旅游产品。

2．1．2注重地方文脉：任何一个成功的旅游规划，都有明确的指导思想，以本土山川灵气和地方历史文化为根基，才能找到正确的旅游规划指导思想，山川灵气与人文历史文化精髓的结合体是主题思想确立的根本。

2．1．3差异性：主题应具有鲜明的个性魅力，在能够满足现代旅游的时尚需求的基础上，还要与周围相类似的旅游景区形成区别，差异性竞争．满足游客和当地居民的精神文化需求。

2．1．4符合市场需求：旅游主题应具有个性、创意，并从旅游者的角度出发，反映旅游者的态度、爱好和动机，能贴近游客的求新、求奇、求特的心理需求，符合游客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的兴趣取向，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同时体现“人文关怀”原则。

2．2构建主题框架

董观志探讨了主题公园主题选择的框架，时问、空间和文明是主题选择的基本轴线，三个轴线有机组合构成了旅游主题公园的主题选择框架。主题公园主题选择策略：

2．2．1沿单一轴线方向的选择策略：

2．2．2沿两个轴线构成的平面型选择策略：

2．2．3沿三个轴线构成的立体型选择策略。

根据董观志的旅游主题三轴线(时间、空间、文明1选择框架，民俗文化主题公园主题选择的三框架为时间、空间和文化。时间轴是由纪年决定的过去、现在，可包括古代、近代和现代，期限为中期。在时间轴上选择主题时，应通过特定的时间隧道缩短与旅游者认知的距离，形成旅游者容易辩识的民俗文化特质和旅游主题公园线索；空间轴应是现实可及的、大中系统的真实空间。在空间轴线上选择主题时，要处理好空间尺度和旅游者的相互关系．应通过特定的空间转换缩小与旅游者认知间的距离，形成旅游者容易辩识的空间特质旅游线索；文明轴也即文化轴，在该轴上，民俗文化主题公园主题定位座标只有传统文化(具体为民俗文化)主题选择应遵循文化差异原则进行，形成旅游者容易辩识的文化特质和旅游线索。

2.3主题的甄选

2-3．1静态类民俗旅游：指以民俗物品的观览、品尝、选购为主．包括民居、民具、衣饰、民间食品、民间工艺品等．它借助静态的民俗物品展现一时一地的民间风俗。静态类民俗旅游的最典型代表即是当今各地的民俗博物馆，以陈列展览民俗文化中重要的标志性器物为主，呈献给游客的是静态的民俗画面。

2．3．2动态类民俗旅游：即以活动的安排为主，游客通过参与或半参与进人具有特定的民俗文化氛围的主题公园内，并从中得到愉悦和陶冶。

2-3-3精神类民俗旅游：即挖掘民俗中的精神文化因素．并转化为旅游产品，它涉及敬神、祭祖及其他信仰性活动。

2-3．4语言类民俗旅游：指对声音、语言而传承的民俗内容加以开发和应用．包括戏曲、山歌、曲艺、方言等。如广西的三月三歌会。民俗文化主题公园的主题选择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上几类，但随着游客旅游需求的迅猛增长以及整体旅游开发的实际需要，单纯的选择某一类主题已远远跟不上当今的旅游发展趋势．这就要求在开发民俗文化主题公园时，在保留自身特色的同时，注重主题的多样化。例如韩国民俗村，在建成早期仅是一个纯观光型的户外民俗博物馆，经过一系列的调整改革之后，融人了动态类的民俗旅游产品如手工制作、传统体育活动等；精神类的民俗旅游产品如祭祀活动等；语言类民俗旅游产品如传统歌舞表演等，最终成为一个年游客量达到18O万人次的国际著名民俗旅游景区。

3．主题策划模式

首先．根据规划地的旅游资源特征和类型以及区域系统中地域分工确定主题公园的性质，其次，由主题公园的性质限定可供选择的主题类型范围；最后，通过是否突出了该地旅游资源特色和是否适应旅游市场需求的原则从主题类型范围内确定该主题公园的主题类型。在上面的主题策划模式当中，检验主题可选类型是否符合旅游市场需求显得尤为重要。如在对体现少数民族民俗风情的主题公园开发过程中．通过相关问卷调查显示，人们对于少数民族独特的歌舞表演、饮食习俗以及生活习俗等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而对该少数民族的精神信仰、文艺作品等的关注度略低，这就要求规划人员在策划少数民族民俗文化主题公园的主题时，注重迎合人民大众的消费口味和适应旅游市场的需求．只有这样才能把握好主题的定位，为下一步的开发建设提供正确的指导方向。超级秘书网

4．结语

民俗文化论文篇5

关键词：民族民俗文化 图书馆 地方文献

中图分类号：G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7）03-0035-01

一、民族民俗文化的价值

所谓民俗，就是民众的一种独特的、重复的生活方式，来自民间，生存于民间。民俗文化是一个民族在与自然的长期的自由自觉的交往活动中所积累和沉淀下来的具有继承性的物质的制度的和精神的传统。它包括生产与生活习俗、游艺竞技习俗、礼仪制度习俗、社会组织习俗、民间文学艺术等。民俗文化以多样的表现形式和传播载体，深深地渗入在人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衣食住行到民族兴衰，天心民意，人间世象，无一不在民俗文化中得到折射。民俗文化是一个民族留在现实中的记忆，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根。每一个民俗背后都烙刻着那一个深深的记忆痕迹。在民俗文化中，“民”性、民族性、大性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我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酝酿了丰富的民俗文化资源，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区有着不同的风俗习惯和文化背景，这种民俗文化上的多样性，为我们研究语言、文学、音乐、舞蹈、游戏、神话、礼仪、习惯、手工艺、建筑艺术以及其他艺术提供了丰富的文献和实物的佐证，也是我们发展特色文化的重要资源。我国很多少数民族是民俗文化丰富的地区，且多处于自然存在状态。这一原生态的民俗文化特征，一方面使它具有了独特的文化研究价值和文化开发利用价值，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在流传过程中的变异和失散。

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目前一些地区对民俗、民族文化的保护力度不够，使其资源处于艰难的境地，加之外来强势文化的渗透，对这些别具特色的民俗文化形成了巨大的冲击。许多地区的人们已经在服饰、建筑、风俗习惯等方面逐渐淡化，不少民俗资源已经改变了原有的文化特征，有些甚至濒临消失。有效地保护、合理地开发和更好地利用民俗文化资源推动民俗文化产业发展史许多拥有这些资源的地区所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民族民俗文化对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的意义

1.民族民俗文化的地位

中国史一个历史悠久、文化深厚的多民族国家。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产生和积累了丰富的民俗文化，让我们得以从中追寻到祖先物质的、制度的和精神足迹。民俗文化作为我们的母体文化，是我们民族精神情感、道德传统、个性特征乃至民族凝聚力、亲和力的载体。民族民俗文化作为民族地区最具特色的文化，以其社会性、多样性、地域性、传承性、变异性、时代性等特征，丰富的内涵和多彩的形态为我们展现着民族发展的历程和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宝贵的文化财富，是我们发展文化事业，推进民族地方文化产业建设的重要资源。

2.民族民俗文化在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中的重要地位

民族民俗文化在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中的作用及其工作意义是深远的，图书馆应该努力做好民族民俗文化实物搜集、整理、保存与开发利用工作，这是创特色馆藏、特色服务的重要途径。

民族民俗文化的搜集工作重要性，还体现在它能为地方决策机构提供科学参考依据。在当前改革开放大环境下，如何利用本地区特有的优势来振兴地方经济，成为各地政府部门优先考虑的课题。因此，各地政府在制定各种发展规划时，必须充分了解本地区自然环境、资源状况、各产业部门特点，民族风俗、文化以及不同时期的方针政策、成就、经验、教训和社会各个领域的重大进展信息，分析得失，地方文献正是这些信息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保护和弘扬民族民俗文化是图书馆工作者不可推卸的责任。民族民俗文化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具有巨大的塑造、规范、引导和凝聚作用。民族民俗文化记录和反映的是这一地区的民族风俗、风情、民族人文景观。民族的风俗文化对于同一家乡的人来说格外有亲切感，感染力、说服力特别强，从而激发他们爱祖国、爱家乡，建设美好家园的精神力量。搜集、整理民族民俗文化，为合理开发利用当地民俗文化提供详实的资料，是图书馆文献工作服务于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职责。民族民俗文化是反映当地民族一定政治、经济、文化、风土人情等情况的文献资料。对发展地方特色经济，建设特色文化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三、怎样做好民族民俗文化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

1.从事收集整理民族民俗文化整理的图书馆人员应具备的素质

搜集资料是一项十分艰苦、细致的工作，因此，首先要建立一支有一定的政策理论水平，有一定分析鉴别能力，有扎扎实实、埋头苦干、不图虚名、不怕吃苦的实干精神，热爱图书馆事业、具有奉献建设的搜集资料队伍。这支队伍在征集地方民族文献工作中，首先要具备高度的使命感和奉献精神，要了解民族风俗文化对促进地方经济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只有这样，才能充分认识征集民族风俗文化资料的重要性，积极主动地向社会宣传征集民族风俗文化资料。主动向上级主管部门汇报征集民族风俗文化的工作，介绍征集民族风俗文化的范围、内容及其重要性，有政府主持征集地方民族文献的工作落到实处。

2.收集整理民族民俗文化资料的途径和方法

广泛收集。地方民族民俗文化资料的收集要掌握信息，追踪征集，凡属本地区的地方民族民俗文化资料，如生产与生活习俗、游艺竞技习俗、岁时习俗、礼仪制度习俗、社会组织习俗、民间文学艺术等，不分资料形式、版本，均应全面征集或复制入藏。影印古籍以及有收藏价值的民族历史性资料，应根据历史沿革及馆藏情况有选择地入藏。具有文物价值或版本价值的少数民族语言文献应积极征集入藏。通过新闻出版部门了解内部期刊报纸的出版情况，派专人到个部门，搜集民族民俗文化资料。与各文献编纂机构建立经常性联系，及时掌握文献出版信息，民族民俗文化资料的出版情况。通过与编辑部门建立联系，掌握动态，追踪征集。

重点收集。上门访求，广觅博收，对于那些零散的、古旧过时的民族民俗文化文献资料，要广征博采，登门求访，不然很多珍贵资料根本无法获得。另外，要与有关队伍建立长期资料交换关系。

参考文献

[1]杨锐明.民族文献与图书馆论集.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6

[2]李支仁.迎接数字化挑战努力实现全省图书馆事业的跨越式发展.2005

民俗文化论文篇6

[关键词]民俗文化　语文课堂　教育功能

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记忆。民俗文化是民族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土壤，也是学科课程建设的根本依据。正如我国著名民俗学专家陈勤建教授所述：“我们民族文化的DNA，存在于民俗、民间文化之中。”民俗文化教育是传统文化教育与人类素质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影响是广泛的深刻的，它能够开启通向民族历史的民俗之窗，让我们感受祖先的生活和思想情感。民俗教育是培养民族文化意识的重要途径，作为母语教育的语文教学。蕴涵着丰富多彩的民俗内容，语文教师有责任挖掘、利用它，发挥民俗文化教育的作用。

一、民俗文化的教学辅助功能

民俗可以帮助学生解读文本。高中语文课本中有不少篇目涉及到民俗风情描写，授课时可以以民俗为主线，进行讲解分析，甚至还可以适当补充它的来龙去脉，以加深对文本的理解。

如《祝福》中，小说对鲁镇的祭祀有这样一段描写：

这是鲁镇年终的大典，致敬尽礼，迎接福神，拜求来年一年中的好运气。杀鸡，宰鹅，买猪肉，用心细细的洗。女人的臂膊都在水里浸得通红，有的还戴着纹银镯子。煮熟之后，横七竖八的插些筷子在这类东西上，可就称为“福礼”了。五更天陈列起来，并且点上香烛，恭请福神们来享用：拜的却只限于男人，拜完自然仍是放爆竹，年年如此，家家如此……

“祝福”是以绍兴为中心的古越地区所特有的年终请福神、献福礼的民间习俗。清范寅《越谚》卷“风俗”项云：“作福，岁暮谢年，祭神祖，名此。开春致祭，日：作春福。”这类习俗活动渗透着男尊女卑等封建礼教与迷信观念，从而左右着鲁镇入的一言一行。祥林嫂的悲剧性，从民俗的角度来看，不难看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鲁四老爷本身信仰鬼神，他企图通过鬼神祭祀来保佑自己及全家：而他歧视祥林嫂，是因为祥林嫂是个寡妇，克夫克子，可见其具有浓厚的社会民俗思想。

二是促成祥林嫂悲剧的社会环境。祥林嫂周围的人之所以看不起祥林嫂，也是出于深层的民俗文化心理。

三是祥林嫂第一次到鲁四老爷家里当佣人，心安理得，恪守从一而终的人生信条。再嫁时的挣扎与破格的反抗，支持祥林嫂反抗行动的精神支柱是贞节观念，显然是受“宁死不再嫁，从一而终”的民俗心理支配的。

文本涉及岁时习俗、信仰习俗、婚俗、服饰习俗、饮食习俗、交往礼仪等诸多民俗事项，我们语文教师如果从民俗的角度去探讨这篇作品，我们就会惊异地发现，祥林嫂实在是惨死于那无形的民俗压力!

二、民俗文化的道德教育功能

利用语文教材中的有关民俗内容，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培养学生对祖国民族文化的热爱。民俗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中的重要内容。高中语文教材有丰富的民俗文化内容。涉及到民歌、民间故事、传说、风俗习惯、服饰、口语等，这些都是渗透道德教育的极其生动形象的材料。

例如，龙凤是远古时代华夏祖先崇拜的图腾，所以龙成了华夏民族的象征，我们也就成为龙的传人，在高中语文教学中经常涉及到与龙凤有关的词语句子，如“龙飞凤舞”“龙凤呈祥”等，如《红楼梦》中王熙凤和贾宝玉出场的服饰上龙凤的图案，王熙凤“头上带着金丝八宝攒珠髻，绾着朝阳五凤挂珠钗”。宝玉“头上戴着束发紫金冠，齐眉勒着二龙抢珠金抹额”，在遇到这些词句时，教师如果能恰到好处地介绍有关龙凤的图腾传说，不仅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还能使学生很好地把握这些词句的含义，进而理解人物的身份地位和性格品位等。

还有庄子的《庖丁解牛》这个故事也是取之于民间风术，又用民间故事的形式加以表现。以民间解牛的绝技妙法来说明养生的理论。可见庄子是一个饱学而隐于民间的隐士，他继承老子的学说，采用民间文化的内涵和民间文学形式论道，谈无为，说养生。讲处世，所以从民俗角度理解庄子作品，就能透彻禅释其中心思想。

青少年时期是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重要阶段。自古以来，我国就特别注意民俗文化中所具有的教化作用，这种教化就是运用民俗文化所具有的约束力。对民众个体进行教育和规范。孔子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其中所渗透的就是民俗文化在社会安定和控制中的作用。荀子说：“论礼乐，正身行；广教化，美风俗。”这就是强调要利用民俗文化，塑造某个民众群体所认同的高尚的个人品质和行为。所以将民俗文化的精华转化为学生的认识，并以此引领他们的行动，对培养他们的道德品质非常重要。将民俗文化纳入学校教育。可以使学生了解到中华民族的风尚、礼节、习惯，并可以在此基础上使他们正确认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

三、民俗文化的知识积累功能

民俗是人民生活的反映，蕴藏着大量的文化科学知识。把民俗教学有机和谐地统一到高中语文教学中去，无疑可以让学生获得更多的语言、文字、礼节、历法、地理等方面的知识，从而更好地使学生正确理解和运用祖国语言文字。

如了解古人“折柳送别”的习俗，知道“柳”“留”谐音，“折柳”以示留念，表达难分难舍之情，就可以更好地理解“杨柳岸，晓风残月”昔我往矣。杨柳依依”等名句的深意。

古代礼仪习俗中也蕴涵着大量的文化知识。如古代的称谓有谦称、敬称和贱称之分。它是根据人物的身份、关系、辈分不同而区分使用的。谦称如寡人、孤、臣、仆、不才、愚、妾等，敬称如陛下、殿下、足下、公、君、大人等，贱称如竖子、贼子、犬子等。不同称谓可以正确认识人物的尊卑贵贱和人物之间的远近亲疏的关系。

我国古代的历法知识也大都以民俗的形式保存着。干支纪年法是我国几千年来长期沿用的传统历法，即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为十干，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为十二支，把干、支顺序配合。如甲子、乙丑等，经过六十年又回到甲子。周而复始，循环不已。

四、民俗文化的审美教育功能

《廉颇蔺相如列传》中负荆请罪的真诚，《信陵君窃符救赵》中礼贤下士的高风，《西洲曲》中采莲女子的妩媚动人，《边城》中秀美的湘西风情和纯朴的民风，无不给人一种快慰与愉悦，这些并非一时一地的风习，历经千年成为一种美的典范、善的追求、真的指归。已成为社会共同的精神财富。

正如列宁说的，每个民族都有大众文化，民俗正是一种大众文化，它的质朴清新对培养学生感知纯正品位的文化，陶冶健康的情趣是大有裨益的。　北京2008年奥运会吉祥物“福娃”一经推出，即引起全社会乃至全世界的广泛关注。福娃作为在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化的历史语境中出现的当代审美文化景观，对中国传统民俗中的“福”文化及“吉祥物”观念作了深入挖掘和淋漓尽致的展现。具有浓郁的中华传统民俗文化蕴涵和审美精神。对福娃的欣赏、评析与消费，构成了当代大众文化的一道亮丽风景。

加强民俗教育，有助于培养青少年的审美意识。民俗是社会、集体的创造，扎根于人民生活的土壤之中，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在某个民俗或地区的民俗中，一般都保留了该族或该地区人民的好恶感情和审美情操。能传承至今的民俗，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有不少美的东西。在民俗教育中加强这一方面内容。可以帮助学生认识先人的审美观，进而增强其审美意识。如介绍端午节赛龙舟，蒙古族赛马，苗族斗牛、跳芦笙等具有竞技性质的民俗，可以使学生透过活泼、生动的民俗活动，看到各族人民对积极健康生活的追求。

民俗文化论文篇7

笔者前后两次同时对七仙湖旅游景点和巴尔虎民俗园进行了考察,第一次是2004年夏季,第二次是2008年的夏季。两次考察对比发现,两个旅游景点的经营状况出现了较大改变。第一次去时可以明显感觉到七仙湖景点的游客特别多而巴尔虎民俗园则相对冷清,而2008年时可以体会到巴尔虎民俗园的经营状况较好,其民俗文化展演比自然景观吸引了更多的游客。巴尔虎民俗园与七仙湖旅游区在不同发展阶段呈现出了不同的经营状况。将两个旅游景点分为初建阶段和现阶段进行历时的比较分析。

(一)初建阶段的状况比较(2002年—2005年)

在两个景点初建阶段,一面借助草原的自然风光,一面从饮食和住宿上加大投资力度,对传统的蒙古族饮食和住宿风俗文化都有所开发,以自然风光和区域风情来吸引游客。该阶段两个景点只是从表面上对蒙古族民俗文化进行了开发利用,而对民俗文化挖掘、展示的程度不够系统和真实,自然风光是吸引游客的主要因素。在该阶段,七仙湖借助独特的天然湖泊景色吸引了更多的游客,相比较而言巴尔虎民俗园没有湖泊这一资源优势,前来游玩的游客较少,经营状况较差。每到旅游旺季,七仙湖的游客数量剧增,常常出现超饱和现状,而巴尔虎民俗园的游客状况则远不如七仙湖景区,时常出现游客在七仙湖景区游玩而到巴尔虎民俗园食宿的状况,即:七仙湖游客的数量时常超出其客容量,游客们才会被挤到巴尔虎民俗园食宿。由此可知,初建阶段,巴尔虎民俗园的经营状况远不如七仙湖景点的经营状况。笔者将该阶段描述为以自然景观为吸引游客的主要因素。在该阶段两个景点的旅游经营者还没有真正的让游客从内心去体验到蒙古民俗文化的实质内涵。而只是通过民俗文化来引导游客进行各种消费,以获取更多的利益。游客参与蒙古族传统娱乐、竞技活动多出于陌生、好奇,而没有体验民族民俗特色文化的心理和状态。渐渐的民俗文化的粗浅展示使得游客失去了参与体验的兴趣,因而选择不做作的自然风光。

(二)现阶段的状况比较(2005年至今)

在笔者2008年去参观的时候,同时观看了两个景区的整体经营情况,可以看得出两个景区的情况出现了很大的转变,七仙湖景点的经营现状与巴尔虎民俗园相比大不如前。2005年以来,巴尔虎民俗园开始逐步的注重民俗文化资源的开发,将静态的、场面式的文化粗浅展示向对民俗文化深层次的挖掘转变。在旅游资源开发中,将蒙古族民俗文化作为重点开发对象,包括奶食品的传统工艺制作程序展示、蒙古族音乐的现场演奏以及当地历史沿革的图文、生产生活用具的展示等项目,将这些独具特色的民俗文化以展演的方式嵌入到自然风光和人文环境中,从而吸引了更多的游客。巴尔虎民俗园对蒙古族的传统民俗文化及历史进行了深层的挖掘。并逐步列入整体的旅游观光对象范围内,使得巴尔虎民俗园具备了自然和人文的双重景观,提升了整体的欣赏价值。在笔者参与巴尔虎民俗园的旅游服务项目的时候,亲身体验了巴尔虎民俗园为游客安排的“草原琴声”的活动,夜幕降临,游客在星空下体会草原琴声,每位游客都参与其中体会民族文化的魅力,使得人文与自然相融合。对于游客来说参与者比参观者更具有吸引力。七仙湖旅游景点从初建至今在经营上除了扩建了景点服务区规模,增大了客容量外,仍借助独特的湖泊风光开展传统的娱乐项目,在民俗文化资源开发方面没有太大改变,其经营状况与巴尔虎民俗园相比大不如前。所以,从发展的现状看,巴尔虎民俗园的发展境况要优于七仙湖景点,其最大的优势就是将草原文化与环境很好地融合起来,使游客享受了文化与自然的双欣赏效果。由此,对蒙古族传统民俗文化的深层挖掘和展演成为巴尔虎民俗园吸引游客的最大亮点。

二、旅游与民俗文化和自然景观之间的关系分析

现代旅游开发与传统旅游开发之间的区别在于自然资源成分与文化资源成分的比例关系出现了变化。游客对自然和文化的欣赏侧重点也出现了转移。人们除了对自然景观有一定要求外,对旅游资源中的文化要求也逐步提高。游客需求由原来的单一向双向甚至是多向转变。巴尔虎民俗园之所以能够扭转原来的弱势局面,不断扩大和完善旅游经营的范围和规模,其根本原因就是该旅游景点开发走的是民俗文化与自然景观的真正结合的道路,使其更具有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逐步成为众多相似景点中的典型景点。巴尔虎民俗园旅游纪念品是在游客参与观察的过程中制作出来的,尤其一些奶食品包括奶皮、奶豆腐、马奶酒等具有蒙古族特色的传统食品,游客可以观看到整个制作过程,使游客不仅品尝原汁原味的民族食品,更深刻的体会其中的民俗文化的魅力。此外,借助草原这一自然背景,开展各种传统的蒙古族娱乐项目,包括骑马、射箭、摔跤等。这些文化项目的开发是依托草原这一自然环境而形成的,这些文化项目也只有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中才能让人觉得融洽而又新鲜。通过参与调查了解到,最吸引游客的是各种文化项目演示,如巴尔虎婚礼、巴尔虎历史由来等文化内容的展示。这些项目既满足了游客的好奇心,同时也使游客了解进而理解具有民族特色的民俗文化内容、内涵,对民族文化起到了宣扬的作用。

在与游客交流的过程中了解到,让游客印象最为深刻的活动项目是巴尔虎民俗园提供的夜晚演奏的马头琴曲,游客们坐或躺在户外的草原上静听马头琴艺人的演奏项目。类似这种的项目安排对游客的吸引最为强烈。相比较而言七仙湖旅游景区较简单而又粗浅的文化演示内容则显逊色,除了占据自然的优势外,提供的活动项目与其他具有蒙古族特色的旅游景区相比缺乏独特性,民族特色、地域特色方面不如巴尔虎民俗园。无论怎样的文化演示都是在一定的地域范围、自然环境中才能够合宜的进行。现代旅游都追求特色、打造特色、宣传特色,旅游景点的自然特色被打造的可能性比较小,为了迎合游客的新需求,旅游经营者们都在努力打造景区的文化特色,制作各种文化宣传。但无论什么样的文化特色都应该以当地的民俗文化为基础,如果脱离了民俗文化这一文化根源基础,建立起来的奇异文化就会显得不伦不类,也会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对游客失去吸引力。旅游景点发展的最好趋向是成为文化和自然的综合载体。因此,旅游景区预想创造特色并以此来宣传自己,民俗文化是必不可少的开发点,而且将是最为重要的挖掘点。

民俗文化论文篇8

【关键词】文化图示 侗族传统文化 英译

Abstract： The study on China’s Dong nationality’s folk culture is the of great realistic significance at present time. This paper， taking China’s Han nationality’s traditional culture as a bridge， analyzes the cognitive comprehension of Dong nationality’s folk language and culture under different cultural schema and probes into the strategies for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Dong folk culture’s publicity materials from the levels of schematic correspondence， schematic conflict， schematic default and schematic mismatching so as to provide some essential help for the elimination of cultural barriers in trans-cultural communication caused by cultural variety.

Key words：cultural schema， Dong traditional culture， publicity material translation

引言：

通过关键词和主题搜索，当输入“外宣资料英译”、“民族典籍翻译”、“民族文化英译”、“侗族民族文化的英译”等词时，我们从中国知网2000-2012年不完全数据统计获悉，涉及外宣资料翻译或英译的论文有34篇，涉及少数民族文化英译的论文6篇，涉及侗族语言文化英译的为0篇。根据笔者对国内研究现状的分析发现，虽然中国典籍翻译研究进行得如火如荼，出版了大量优质中国典籍英译本，但涉及中国少数民族典籍英译方面的产品较少。同时综观作者所在省市涉外侗族民俗风情旅游区，有关侗族民俗风情的译文也较少，现存的译文对大家所熟知的侗族文化标识的英译存在不统一性和随意性，对侗族民俗文化特有的且不被大家所熟知的文化标识的英译资料更是微乎其微。因此选择从文化图示视角探讨侗族文化与西方文化构式的异同，深入研究侗族传统语言文化的英译策略，不仅可以弥补民族典籍英译在侗族方面研究的空白，而且可以为后期侗族典籍的英译与研究提供有益的帮助和新的研究视角。本文将就此做一些初步探讨。

一、文化图示在翻译过程中的运用

“ 图 示 ” （schema） 最 早 是 由 英 国 心 理 学 家 Frederick Bartlett（1932）在他的作品Remembering中提出来的，他认为图式是对过去经验的反映或对过去经验的积极组织。[1]图式作为人们从自身的经历中获得的一种背景知识，在翻译的理解与表达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图示主要分为四类：即内容图示（关于世界的基本知识）；形式图示（关于不同文体的修辞结构的知识）；语言图示（关于语言词汇和语法的知识）及文化图示（关于不同文化背景的知识）。 博迪（Bedir）也提出了文化图示的概念，即所习得的语言的文化背景知识（the background knowledge about cultural aspects of the language being learned）。[2] 简而言之，文化图示是指文本以外的文化知识，包括风土人情、历史背景、民族心理等内容建立起来的知识结构。

语言不仅是信息的载体，也是文化的载体。正如英国语言学家莱昂斯・约翰所说“特定的社会语言是这个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每一种语言在词语上的差异都会反映使用这种语言的社会的事物、习俗以及各种活动在文化方面的重要特征”。[3] 翻译，已不仅仅被看做是语言符号的转换，而是一种文化转换的模式，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必须对原语的文化图式进行正确的解码，并将其移植到目的语中去，才能有助于译语读者的正确理解和语言信息的充分转换，因此，译者应该了解语言并使用的“文化图式”，才能使译文达到有效交际的目的.

二、侗族传统民俗文化外宣资料英译

侗族传统文化丰富多彩，表现在侗族生活的方方面面，原始古朴文明典雅风趣而且带有几分神秘；侗族传统民俗文化作为一种历史文化普遍存在于侗族人民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从饮食到居住穿着，从文学艺术到，从社会组织到社会生活和生产，从体育到医药等等，浩如烟海，独具特色。由于语言的隔膜，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中的经典作品迄今未能受到足够的重视与尊重，对外翻译的现状更不容乐观，在多元文化受到高度关注的时代背景下，研究侗族这个少数民族传统民俗文化的英译，对增进各民族间以及中外文化之间的沟通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英汉两种语言历史悠久，侗族作为中国民族文化标签的一支，积淀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因此在进行侗族传统文化外宣资料翻译时，必须对其所承载的文化信息进行充分而正确的理解，激活内化在记忆中的两种相关的文化图式，找到对等的文化信息，然后转换成目的语读者所能接受的语言信息，并尽可能保留原文文化信息的表达方式，以达到忠实原文的目的。侗族民俗传统文化往往涉及其历史文化、、生活方式、生活习俗、神话传说等，不一定在英文中能找到相应的表达方式，因此，我们试从以下四个角度，针对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翻译方法。

（一）图示对应

不同民族之间之所以能够相互沟通，是因为不同民族之间或多或少存在共同的文化风俗习惯，在文化形成的过程中，有时会有着共同的文化认知基础。[8] 例如：侗文化与汉文化就有许多融合或相似之处，而汉文化与英美文化也有不少相似之处。所谓图示对应就是指用目的语中能准确、全面表达源语所承载的文化信息的现成的文化图示来翻译源语的文化图示。在这种图示下，采用直译法可能是侗族传统文化外宣资料翻译相对简单，而又最有效的方法之一。译者可以直接在目的语中找到与源语对应的词汇。如在汉译英过程中，侗族传统文化中对于“烟”一词的描述为“烟作为侗族人民传统的生活调剂品，对烟具十分讲究，素有‘茶三酒四烟八杆’之说。” 所谓的烟具就可直接英译成“smoking gadgets”；此外，鼓楼（drum tower）；侗族大歌（The Dong Big Song）等词语均可直译。这些译文不仅表达简洁，而且建立在汉英民族相似文化图示的基础上，因此有利于跨文化的有效交流、减少文化冲突。

此外，英侗民族因地域条件及经济发展状况不同，生存方式也呈现出较大的差异。表现为开放流动性与封闭稳定性两种不同类型。每个民族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中生存繁衍，由此而形成了建立在民族心理基础上的民族差异。英伦三岛四面环水，水产捕捞业在其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鱼对大英民族有着不同的意义。而侗族和汉族同为农耕民族，既没有游牧“马背民族”的那种疆土扩张意识，也没有“海洋民族”的那种海外扩张意识。汉族文化和侗族文化均为“内陆型”，但是鱼却是侗族的主要图腾之一，在侗乡处处可见鱼的形象，以鼓楼的雕饰彩绘最为常见。在贵州黎平、榕江一带还有一种酷似汉族道家太极图的“双鱼图”（Double fish patterns）。在汉族神话中，鱼是生殖崇拜的反映，如“鲤鱼抱子”（carps bring a son to you），侗族也有同样的鱼文化内涵。所以在翻译过程中可以直接借用西方文化中与fish有关的词语进行英译。至于在侗族人民的心目中，把山、水、火、土、太阳、月亮和风、雨、雷、电都当作神灵，则与世界各民族的神话相通。在翻译过程中可以直接借用希腊神话中相对应的神进行英译。当然，直译法并不是万能的，也有行不通的时候。例如：“蛮夷之地” ，倘若直接翻译成“the savage land”，从译文读者角度理解，该译文容易被误解成“荒原” 或“原野”。 笔者结合“蛮夷之地”所承载的文化内涵，认为将其译为“the untouched area”较适宜，这样既不会让读者误解该词的含义，同时更易于让读者接受，从而可以实现有效的文化交流。

（二）图示冲突

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思维方式上可能有共同点，但由于人们对不同事物所蕴含的象征意义有不同的理解，所以对同一事物在表达方式上会存在差异，由此导致在两种文化进行匹配的时候产生冲突。此时我们可以采取交叉法，即用目的语中能表达出源语所承载的文化信息不同的文化图示来翻译源语中的文化图示。这种方法要求译者要正确地对源语文化图示进行解码，同时又具备大量的目的语文化图示。下面来探讨一下道德义务感和社会责任感在伦理道德实践上存在的图示冲突：

儒家的道德人格是在个体充分的道德觉醒的基础上，自觉地去履行社会伦理纲常，把道德义务感和社会责任感付诸实践。诚如孟子所说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舍生取义”则代表了一种更崇高庄严的社会责任感、民族责任感。侗族也有与其相似的伦理道德，不过尚未褪尽其原始氏族文化色彩。侗族的道德义务感体现在“补拉”文化中。补拉组织是远古父系氏族组织的次生形态，至今仍在侗族普遍存在。补拉组织的功能之一就是履行道德义务。如在补拉的自治规约的五个功能中，第一个功能就是互助功能。从添子到办三朝酒，到结婚办喜事，从建房扛树、树屋架，到老人过世的治丧，都要全补拉成员出动，并且不计报酬。这种一家有事大家相帮的习俗，侗族叫“尼补拉”，它其实就是一种原始古朴的道德义务活动。侗族补拉成员互助的最高形式是“血族复仇”，它表现了一种“原始形态”的社会责任感。这种叫做“起补拉”的“血族复仇”，是基于外人对本补拉组织的人或物的严重侵害而产生的。后来，它与抵抗官府对侗族的迫害、进剿的斗争又重合在一起，更体现了侗族的社会责任感、民族责任感。[4]不管西方文化还是中华文化，都有家族的概念，只是在西方文化中，家族是带资本主义色彩的而中华文化中的家族则更带有封建意味。不论是在侗族传统文化还是汉族传统文化中，世仇都是易结难解，涉及后代子子孙孙的问题。然而在西方传统文化中，不存在世仇一说，只有血仇。由于受西方传统文化内涵――独立的影响，仇恨只涉及本人这一辈。所以在介绍侗族“补拉”文化时，首先宜将“补拉”直接音译成“Bula”，然后用描述性语言，借鉴现有的汉族传统文化外宣资料的英译本中涉及“大家庭”文化的文本选择性的加工和应用。在涉及“血族复仇”之类翻译时，笔者从译文读者角度考虑大胆借用《罗密欧与朱丽叶》中蒙太古与凯普莱特家族的典故，将侗族文化的“补拉”“血族复仇”英译为“the feudal culture of Family Montague and Capulet in Dong Nationality”.这样不仅能有效地表达“补拉”所承载的侗族传统民族文化内涵，也避开了将“复仇”直译为“revenge”时呈现出血淋淋的画面，从而使译文读者心理更容易接受。

（三）图示缺省

由于不同语言所表达的文化具有一定的差异，有时一种语言所表达的文化图示在另一种语言里会产生缺失或找不到相应的表达方式，在译者大脑中也无法建立相对应的文化图示，这时就会出现文化缺省，因此需要译者清楚地了解目标语国家和译入语国家所处在的地理位置、风俗习惯、历史传统、等方面的差异，结合特殊的文化背景，大胆地对源语进行创造性的翻译。比如：侗族人民信仰萨满祖神，侗族各个村落纪念这位萨岁神的活动被称为“祭萨”，在西方传统文化词汇中没有与之相对应的词语，无法用贴切的词语译出其词义内涵，因此将其音译为“The ceremony of Sa”或“the ceremony of worshiping Sa”，并加注：“the ancestral god of Dong nationality”；侗族特有的巫傩文化，在西方传统词汇中也无法找到相对应的词，则宜将其译为“Wu Nuo culture”并加注：“the specific religious culture”。除了音译加注法能够帮助译者构建新的图示外，意译法也能帮助译者在保留原文交际意义的基础上，用简单描述性的短语将原语的词义信息译出来，达到引导解释新图示的目的。如侗族传统木艺手工床：花床可英译为“well-sculptured bed”；千工床则可译为“A bed manufactured through more than one thousand days” ；侗族女性始祖“萨”一直是侗族人民崇拜的始祖神，几乎无所不能，翻译时笔者避开音译借用希腊神话的主神“宙斯”，将其意译为“the female Zeus”。再者，侗族人主要信仰自己近似原创的巫傩文化，有极具的特色“赶尸”、“撑杆立米”、“晃鸡定棺”、“巫师唤魂”等标签，在外宣过程中，宜用归化为主异化为辅的策略来翻译，上述词语可分别英译为“carrying corpse back to the home village”、“using a scale pole to hold up a jar of rice”、“roosters standing fixed on the top of shaking coffin”、“witch master calling back one’s soul”以保留侗族原有的文化特色。

（四）图式错位

图式错位指的是相似的意义在不同文化中以不同形式体现出来。由于各民族的生活习俗、思维方式、价值观等不同，两种文化背景下的人们会以不同的语言形式表达类似的观念。译者只有较好地掌握不同民族的文化内涵，才能呈现各民族的文化特征和文化色彩，而且不会歪曲语言中的文化意象。一般来讲，直译加注或代换法适用于这种文化图示下的侗族传统文化外宣资料翻译。例如，侗族、汉族及西方社会神话中都有关于人类诞生的神话，由于信仰和其他因素，三者拥有不同的人类诞生神话。西方神话坚持是上帝创造了人类；上帝用泥土先造了亚当，再用亚当的一条肋骨塑成夏娃，他们便是人类的祖先。而侗族的人类初生神话类似汉族女娲造人。祖婆萨巴天从自己身上扯下四颗肉痣，变成四颗蛋，然后孵化出人类的祖先松恩和松桑，两人成亲，养育后代，产生人类。笔者考虑到三个民族人类诞生文化的相似性与差异性，采用直译加注将侗族的人类诞生神话概括性地翻译成“Sa ba（the god of Dong nationality） made her four flesh moles into four eggs，then the ancestors Song En and Song Sang of Dong nationality emerged out of the eggs.”

不仅如此，侗族神话体系中，还有类似的创世神话。与西方《生物进化论》不同，侗族的创世神话《人类的起源》中，侗族先人用“混沌”（侗语中指似云霭、雾气、烟光而弥漫未分的物质）的原始物质作为宇宙万物的最初的元素，然后向生命的不断进化。侗族神话从个别具体的事物入手，叙述沿着卵（神话人物棉婆孵的蛋）或由树蔸白菌蘑菇虾子额荣（浮游生物）七节松恩（人）发展，构建了一个初级的、幼稚的发展链条，链条中的部分环节的代表物仍能在当今找到活体，有的则已无迹可寻，所以在英译时不能直接搬用西方生物进化论中约定俗成的生物进化的大致过程。笔者倾向坚持保留侗族生物链的特殊性对个别词采用音译附加类别词的翻译方法，将其英译为 Egg （or Stump） Trametes AlbidaMushroomShrimpErong（kind of plankton）QijieSongen（ancestor of Dong nationality）。由于侗族没有文字记载，只能以口口相传的形式将文化和史诗传承，在这个过程中时间跨度巨大，需长时间地溯源才能解决根本问题。所以，译者只能对上述生物进化链进行尝试性翻译。

三、结语

综上所诉，在进行侗族传统语言文化外宣资料英译时，针对不同类型的侗族传统语言文化，从不同的文化图示视角，遵循不同的原则：侗族语言文化与汉语语言文化及英美语言文化相同或相似，既文化图示对应，可采用直译法或半直译附加意译的翻译方法；侗族语言文化在英美语言文化中难以找到内容形式完全一致的表达，既文化图示冲突或文化图示差异，可采用套译法、直译附加类别词法、意译法，直译加注法等；侗族语言文化在英美语言中找不到相应的表达方式，既图示缺省，译者可以大胆创新，对文化缺省的翻译进行文内、文外补偿，文内直译，有关文化缺省的说明则放在注释中或结合语境采取意译。但是，译无定法，译者应在明确外宣资料旨在尽可能的介绍给英语读者的前提下，既忠实于“侗族传统民俗语言文化的核心”又不一味地采用“归化”，更好地传播侗族传统民俗语言文化。

【参考文献】

[1] Bartlett， F.C. Remembering [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32.

[2] Bedir， Hasan. Cultural significance in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 with special emphasis on reading comprehension through cultural schema [D]. Adana： Cukurova University，1992.

[3] Lyons， John： Semantics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8，P 30

[4] Eugene A.Nida.Language，Culture and Translating [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1993..

[5] 蒋林平，石红梅，蒋和舟.本土文化对外传播英语翻译与教学目的论――以湘西地区为例[J].河北理工大学学报， 2011，（4），27-29.

[6] 贾玉新.跨文化交际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7.

[7] 刘明东.文化图式的可译性及其实现手段[J].中国翻译，2003（2）.

[8] 刘萍，曾文华.认知文化图式的差异和翻译策略[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200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