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论文范文

生态环境论文篇1

(一)马克思主义的生态主义观

马克思经典著作中并没有明确提出生态一词，但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缺乏明确的自然生态观，马克思多次论述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马克思提到“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中提到，人们必须保持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人类违背自然规律，不保持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必将受到自然的惩罚。人是“站在稳固平衡的地球上呼吸着一切自然力的人。”“不以伟大的自然规律为依据的人类计划，只会带来灾难。”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人类常常忘记自己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类以征服者、支配者的角色出现，在观念上将人类与自然界对立起来。马克思恩格斯承认自然界的优先地位，又强调人要了解自然界，人作为社会的存在要对自然界进行统治，但同时强调对自然掠夺式开发，会造成难以察觉到的间接影响和长远利益，要求人在处理与自然的关系中要斗争又要合作。马克思恩格斯生态观虽然是以人类为中心展开论述的，但却是人类文明转向生态文明重要的理论基础。

(二)生态本位的环境价值观

随着工业化发展，全球性的环境问题加剧，人口急剧膨胀，科学技术迅速发展，出现的环境问题由区域性向全球性扩展，资源短缺现象出现，环境污染加重，生态平衡被打破，直接影响到自然的可持续发展。随着人类自然理性的提高，人们从地球科学，生态系统与人类关系，生态伦理等不同角度对环境问题的思想根源进行深入的学术探讨，反省和批判以人类为中心的环境伦理观，应该确立以自然生态为基础的环境伦理理论。生态本位的环境法律观念要求人类发展不能只考虑人类自身的利益和权利，同时考虑其他动物植物的权益。我们思考人和自然关系时，应该秉着两条原则既要促进人类的生存发展又要有利于环境可持续发展、资源永续利用和生态平衡。不能将经济社会的发展置于其他物种的生存、资源可持续利用、生态平衡等之上。生态主义的环境法律观念还要求承认人类价值，也要承认其他物种的价值，尊重其他物种的生存和发展的权利，倡导注重人类的环境资源责任和代际间的公平，充分考虑其他物种对于维护生态平衡的作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二、生态本位对环境立法的要求

以人类中心的环境立法是有局限性的。各国环境立法多数是在人类中心的法哲学基础下建立的，当经济社会发展和资源环境保护发生冲突时，人类的利益和其他物种之间出现权益冲突时，人们会不自觉的选择人类利益优先。在生态主义的观念的支配下，环境法立法应有以下的变化:生态主义环境法律观要求法律的立法出发点是包括其他生物在内的生态利益，以生态利益为本位。生态主义强调自然是有自身的内在价值，强调人类和其他生物甚至是无生物体征的任何事物的利益是协调一致的，强调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应共存，在法律制度的建设中应在考虑人类权益的同时，更应将其他物种的权益放于重要位置考虑。应改变现有的只重当代人权益的环境法公平观，确立将后代人权益思考进去的代际公正观，当代人所依赖和利用的自然环境也是后代人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可持续发展要求在考虑当代人权益的同时，同时不侵犯后代人享受良好环境的权益，生态主义强调代际正义和公平。当代人无节制的利用环境与资源，破坏生态平衡，则是对后代人的发展的基础破坏。生态主义要求将保持生态平衡作为代际权利的基础，将未来人类和其他生物也纳入法律约束中。生态主义还包括将自然公正纳入到环境法视野中，人类不能以强者自居，不应该将其他生物的权益置于人类的利益之下。以人类利益作为出发点和终极目的，把其他生物当做手段的结果是人类自身的毁灭和生态失衡。法律公正应该是自然公正，遵循生态系统规律，环境法制度建设都在自然法则之下，人类不该是主宰者，在法律上赋予动物、植物主体资格。人类同时应该是管理者，为其他生物提供更为良好的环境与资源。环境伦理观会在环境法中体现其价值，立足于人类的长远、整体利益来看，环境伦理观必定会经历从人类中心主义到生态主义变化。在环境生态主义视野下，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观更关注人对自然环境的保护与尊重，更关注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更凸显环境资源法立法的终极目的。

生态环境论文篇2

哈尔滨市位于东经125°42''''～130°10''''，北纬44°04''''～46°40''''，位于东北平原东北部地区，黑龙江省南部。气候属于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冬长夏短。2013年全市土地总面积53068km2，其中市区面积10198km2，总人口995．2万人。全市辖9个区、7个县、2个县级市，是全国省辖市中面积最大的城市。哈尔滨市是黑龙江省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和交通中心，是我国重要的工业城市，是我国的商品粮生产基地。2013年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为5010．8亿元。

2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数据来源及标准化处理数据来源于哈尔滨市统计年鉴(1999年—2008年)、环境状况公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国城市统计年鉴(1999年—2008年)，并且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以消除不同量纲的影响。本文将指标分为正向指标和负向指标。

2．2指标体系建立本文构建了两个子系统城市化子系统和生态环境子系统、一级指标7项、二级指标21项。指标选取主要遵循真实、可靠、资料获取性和可比性等原则。采用层次分析法和专家评分相结合确定权重

2．3评价模型与标准，评价模型。本文的评价模型采用杨士弘提出的协调发展度模型，用于定量评价哈尔滨市城市化与生态环境两个子系统之间相互作用的协调程度(D)，并且找出其制约因素。

3哈尔滨市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度结果分析

3．1协调发展度结果分析根据式，研究表明:1999年—2008年间哈尔滨市城市化与生态环境整体上处于协调发展阶段。协调发展度从1999年的0．594上升到2008年的0．709，说明二者的协调发展水平日趋良好，但未达到优质协调阶段。根据协调等级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1999年之前协调发展度0．594，处于勉强协调等级;2000年—2007年从0．613上升到0．691，处于中度协调等级;2008年协调发展度0．709，处于良好协调等级。

3．2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发展水平指数结果分析依据式，研究表明:哈尔滨市的城市化评价指数由0．319上升到0．457，生态环境评价指数由0．408上升到0．578，均呈上升趋势，其中生态环境评价指数在2000年—2002年3年间有缓慢下降，主要是由于环境污染造成的。城市化水平f(x)均小于生态环境水平f(y)，说明哈尔滨市在1999年—2008年间属于城市化滞后型。

4结论与建议

1)哈尔滨市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总体态势良好。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变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为集约型经济，实现生产要素集聚。建设高效节约友好型城市，发展循环经济，推行清洁生产，促进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和谐发展。

2)哈尔滨市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制约因素是城市化水平。哈尔滨市加快城市化进程应着力推进农村城市化。扩散城市文明，提升人口素质，实现技术、制度、观念的创新。强化中心城市要素、发挥中心城市社会经济的辐射带动作用。

生态环境论文篇3

在农业革命以前，人口一直是很少的，人类活动的范围也只占地球表面的极小部分；同时，从总体上讲，人类对自然的影响力很小，还只能依赖自然环境，以采集和猎取天然动植物为生。此时，虽然已经出现了环境问题，但并不突出，地球生态系统还有足够的能力自行恢复平衡。农业革命以后，人口急剧增加，对地球环境的影响范围和程度也随之增大。随着耕种作业的发展，人类利用和改造环境的力量与作用越来越大，与此同时也产生了相应的环境问题。由于大面积砍伐森林、开垦草原，加上刀耕火种等落后生产方式，导致水土流失加剧，大片肥沃的土地逐渐变成了不毛之地。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不仅直接影响到人们的生活，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人类文明的进程。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伦、古地中海、中美洲玛雅文明等古文明之所以失去昔日的辉煌或消失在历史的遗迹中，其根本原因即在于破坏了生态结构和生态平衡。在中国历史上，生态环境的变迁对历史发展的影响也是巨大的。这里以长江流域的环境变迁为例。历史事实表明，长江流域水患越到近期越为频繁，其根本原因不在天灾，而在于流域生态安全体系的人为破坏。其中区域开发对长江流域生态环境的破坏尤为严重。长江流域气候温暖湿润，无霜期长，雨量丰沛，上游地区多崇山峻岭，自古以来是我国生态资源丰富的地区。隋唐以前，这里森林广布，生态环境绝佳，这在左思的《蜀都赋》中多有描述。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记长江流域的一些江河是“左右深植，筠柏交阴”、“连山插汉，秀木千云”。正由于此时期有着优良的生态环境，所以唐代以前长江流域灾害很少。但是，唐代以降，长江流域的开发明显加快。在唐代对山地的开发方式中，有些方式对山林生态破坏较大，如畬田的开垦即如此。畬田是一种刀耕火种的山地林区耕作方式，以烧山为主，唐人诗句“南风吹烈火，焰焰烧楚泽”、“犬声扑扑寒溪烟，人家烧竹种山田”，描述了畬田作业的部分情况。因畬田不改变山地坡度，雨水冲刷力仍强；天然植被焚除后，地面或，或稀疏种植旱地作物，无法保持水土，故其对长江流域生态环境的破坏力很大。唐宋之际，尤其到了南宋，随着北方人口大量南迁，致使长江流域人口急剧增加，熟地渐感不足，人们纷纷在丘陵山区开垦荒地。南宋诗人范成大在其《骖鸾录》中叙述1173年他从苏州经湖南赴桂林途中所见到的景象：“湘江……皆土山，略无峰峦秀丽之意，但荒凉相属耳。”其主要原因也是由于畬田耕作方式所造成的，所谓“沅湘间多山”，“每欲布种时，则先伐其林木，纵火焚之，俟其成灰，即布种期间”，“盖史谓刀耕火种也”(许观：《东斋记事·刀耕火种》)。环境的容纳量是有限的。明清时期，长江流域人口压力进一步增大，从而使该地区的人地关系一下子紧张起来，政府不遗余力地募集流民无休止地毁林垦荒和围湖造田，由此而导致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如荆襄一带湖泊广延千余里，每逢涨水，“必籍余地容纳”，但由于当地百姓“于岸脚湖心，多方截流以成淤……四周筑堤以成垸”，结果洪水期至，隄塍城郭被冲毁殆尽，数万人被淹死(《清高宗实录》卷1312)。浙江一带的湖泊也因“民间占垦甚多”，“殊妨水利”(《清史稿·潘思榘传》)。总之，人地矛盾已十分尖锐。

综上可见，植被减少、水土流失、土地盐碱化和沙漠化、土地日趋贫瘠、自然灾害频发这一系列人们今天为之头痛的问题，在中国历史上特别是明清时期都已凸显出来。前车之覆，后车之鉴。人类文明变迁的历史告诉我们，生态环境变迁直接影响人类社会的发展，因而在史学研究中加强对生态环境史的研究，不但十分必要，而且刻不容缓！

生态环境史属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边缘学科，因此对它的研究既需要社会科学的方法，又需要自然科学的参与。环境史研究只有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充分吸收和利用人口学、生态学、地理学、地质学、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气候学、民族学、人类学、考古学、生物学等诸多学科的成果和知识，才能本质地、立体地反映历史上人类及其社会与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演变规律。

在环境史的研究内容上，我们可以从宏观上探讨其性质、目的、理论、方法及研究方向，可以进行人地关系史、环境保护史、古人生态思想、生态民俗史、生态文化史以及环境的综合评价等生态环境史的综合研究，可以单一地研究其中的气候生态与气候资源的变迁、植被生态与植被资源的变迁、水域生态与水资源的变迁、野生动物生态与动物资源的变迁、海陆生态与海陆资源的变迁、土地生态与土地资源的变迁以及自然灾害史，也可以分别研究历代气候、生物资源开发、矿产开发、旅游开发、治水、灾害等对生态环境的影响。通过这样的研究，使人们对人类发展的文明史有更全面更深刻的了解，同时使人们认识到环境的客观性，认识到人类从诞生之日起，就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构成一个相辅相成的整体，从生态环境变迁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中吸取教训，形成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的道德观、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真正使环境保护成为我们的自觉行为。

生态环境论文篇4

传统的观点认为，人的物质需要通过现实的物质生产就能够得到满足，可人的精神需要则除了精神生产的满足之外，还有精神本身、精神活动过程的满足，即精神满足包括生产性满足与非生产性满足。事实上，人的物质需要也包括生产性满足与非生产性满足，人的肉体并不仅仅是为了生产的，生产只是人的肉体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时，生产活动也并不一定只是为了产品的生成，它还包括人自己的内在活动性的实现与满足。精神需要是人作为有意识存在物自内而生且不断发展着的需要，是在人与物、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中通过实践活动而形成的与思维、情感、认识、意志等因素相关联的一种渴望满足的心理状态。马克思认为，即使一些如“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等”一类常见事物，在人那里不仅可以成为物质需要的对象，而且可能成为精神需要的对象。如果我们把物质生活理解为一种外在的生活，那么精神生活就是一种内在的生活。对于人来说，内在的精神生活才具有根本意义，不仅是因为这里天地最为广阔辽远，而且是因为在这里盛开着生命本质之花、体现着人全部生存的价值和生活的意义。为了满足人的精神需要，就要进行精神生产。广义的精神生产指一切精神现象的产生、创造及其过程，狭义的精神生产指高级意识形式的产生、创造及其过程。精神生产是一种生产性的精神劳动，以精神产品为其直接成果。精神产品以其包含的精神价值为本质特征而区别于物质生产，但它却必须以物质化形式去表现或存在。从社会分工的角度来看，真正的精神生产是物质生产发展过程中后来才分化出来的一种生产形式。马克思认为，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工才是人类真正意义上的分工，它极大地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精神劳动是以脑力劳动为主要内容的劳动形式，它为人类提供了大量的精神产品，这些产品成为人们的精神生活的消费对象。通过精神生产，人的精神需要不仅在生产过程中得到满足，同时也通过消费精神产品而得到满足。人的精神需要愈增强，精神生产的动力就越大，人的精神需要的满足程度就可能越高。当然，人的物质需要的满足也往往内含着相应的精神成分，满足了一定的物质需要也就同时满足了人们一定的精神需要。人们常常将人的物质需要等同于动物的物质需要，这是一种误解。因为人的物质需要自人的精神产生之时起就已经不再是单纯的物质需要了，而是掺和着精神要求的物质需要。人之需要的发展空间是由自己开拓的，人作为一种自由的、具有精神性的和不满足于现状的存在物，他必须不断地进行创造和寻求发展。人的自由创造精神不仅是人自身不断发展的内在动力，还是人的需要不断发展的内在动力。人虽然是物质与精神、自然与社会文化的综合体，但人一旦倚仗精神、依仗社会文化从自然中站立起来，他就越来越成为一个重心倾向于精神文化生活的存在者。人们对于精神文化的倚重依赖，使得自然界不能像当初那样直接地为人类提供必需品，人类要继续生存下去，就不得不进一步依靠精神、依靠社会文化来对自然材料进行改造和加工，使其符合自己的需要。人的这种自然需要的不断扩展其实是通过文化的参与而实现的，无论是需要种类的增加还是需要品格的升级，本质上都是由于其中之文化因素的发酵所致。所谓消费升级，表面上表现为物质产品、服务质量等方面的提升，实质上则是体现着人的消费心理、消费文化、消费精神的开放与不断满足。所以，人的精神、文化不仅打开了人的自然需要的界域，而且现实地参与构建着自然需要的内容，离开了人的精神文化，人的自然需要便立马回归锁定在它动物式的封闭范围之内。所以，人的精神不仅管理着人的精神需要的形式与内容，而且管理着人的物质需要的形式与内容，两种需要因共同的精神本质而相互贯通，人是自然与社会、物质与精神、肉体与灵魂的二重属性的统一。

人类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在一定意义上是相互贯通的，因为人本身就是物质性与精神性的有机统一。人的物质需要范围的拓展是由精神需要而引发的，人的认识能力的提高和思维方式的不断转变使人突破了其动物性自然规定界域，人成为一种新的面向对象、了解对象和把握对象的存在物；精神需要在使人成为对象的人的同时，也使对象成为人的对象。人的精神在打开他的总体自然存在疆域的同时，也打破了他的自然需要的限度，使得人的需要呈现出不断上升和无限扩展的态势。可见，一方面，正如人的精神的超越性使人打开了难以穷尽的欲望空间，使人不必像动物那样完全被锁定在自然需要的限度之内一样，也正是人的无限欲望对需要的不断流注，才使人的需要源源不断地发展，也正是人的需要的不断发展，才推动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但另一方面，人越是成为精神的存在物，他就越想要突出和表现其自由本质，他就越是具有一种超越现实的内在发展冲动，这样的发展冲动为人之不安于现状和想要超越现实的诉求所表达。因此，他在推陈出新着自己的存在形式、自己的内在需要的时候，也意味着他在不断地发展和奔向那个遥遥无期的未来。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发展”这一概念的产生，是基于人们对于争夺有限物质利益这一问题的理性思考。人与人之间利益的冲突始于需要对象的有限性和人对满足欲求的强烈渴望。人的精神与自由使人的需要变得无限，而无限的需要最终会指向无限的发展。人的无限的物质需要的满足、无限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生态问题，而人的精神需要的满足又加重了对环境的破坏和压力。历史上的无限发展论基于无限发展的可能性，发展出这样两种认识：一是认为自然资源是无限的；二是认为人类获取自然资源的手段是无限的。过去，人们总认为自然界作为一个无限广阔的资源宝库，我们可以从中获取各种生产和生活所需要的资料。同时，人们总是相信，个人的知识虽然有限，但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却可以凭借其文化积淀而持续地认识自然和不断地生成新技术，从而为人类获取自然资源提供用之不尽的手段和工具。基于以下理由，无限发展的理论的两种认识都存在问题：首先，自然资源并不是无限的；其次，人类获取自然资源的手段方法也不是无限的。就第一个方面来看，自然资源是有限的。自然资源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不可再生性自然资源，另一类是可再生性自然资源。不可再生性自然资源作为一个既成历史的产物，它的总量是有限的，而可再生性自然资源的可再生性也只有在保证其再生周期不被破坏的前提下才能存在，即可再生资源并不等同于无限的资源。同样地，人类征服改造大自然的手段也不会是无限的。虽然人类征服改造自然的能力在不断提高，但这种能力相较于无限的自由仍然难以望其项背。所以，在无限的需求促成无限实践的条件下，会造成无限的生产与消费，而无限的生产与消费，就必然促成无限的发展，而正是这种超越了生态限度的无限的发展，才导致了当今人类对生态环境的巨大破坏。在资源枯竭、水土流失、环境污染和人口膨胀等一系列问题的影响之下，人类的生产生活环境江河日下，如果人类仍然不警醒，仍然不改变这种生产生活方式，最后必将走向自我毁灭。有人认为，人类完全可以依靠科学技术来解决无限发展所带来的问题，对此观点我们持否定态度。其实，正是人类包括科学技术在内的各种能力的总体的绝对有限性，才导致了当今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也正因为人类无法从总体上把握自然对象存在、变化与发展的规律，而只能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一定条件下通过已有的知识来把握自然对象，因此“人类对于自然的认知能力的展开过程只不过是一个基于既有知识系统不断地自我纠错的过程。”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会对我们进行报复。”

二、像人一样生活：需要与生态的内恰

人要像人一样生活，首先就必须理解什么是人，什么是人的本质。雅斯贝尔斯认为，我们应当认识人的真正存在、了解人的真正自由和理解人的真正本质。他进而认为，人的真正存在与自由，并不像现代社会中不断发展的各门关于人的科学那样，仅仅将人当作一种客体，通过各种层面的知识就能够被认识。我们认为，对人的认识必须从总体上进行把握。人是物质性与精神性的统一，由于人的物质性存在是有限的，而精神性存在可以无限，所以这种总体状态与人的需要是相互对应的。因此，人要像人一样生活，就意味着人必须成为一个物质需要有限而精神需要无限的存在者，换而言之，就是要在满足人之基本物质需要的条件下着力于其精神世界的开发，促进人的健康全面发展。但是过去的无限发展理论，却并没有受导于如此的认识，而是将人的物质需要从自然限度中释放之后，就让需求如脱缰的野马任其狂奔。人们沉醉于对物质利益永不停息的追求和满足之中，物质需要成为人们耗费精力而永无注满的无底深潭，使人们沉溺于无止境消费和无意义的生活。如前所述，无限发展带来的生态问题是严重的，而要摒弃无限发展主义，保护好生态环境，就必须使人回到人本身的本然规定之中，即成为一个物质需要有限、精神需要无限的存在者。而要如此，首先就得让人类习以为常的无限的物质需求“回归”到它的一定的应有限度之内，即必须对人的物质需要进行合理调控。那么如何进行调控？这是一个复杂问题，但其中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人类物质需求必须符合自然生态的平衡发展，必须限定在自然能够提供相应需要的限度之内，人类物质需求应当是一种被调控的生态化的物质需求。要对人类的物质需求进行生态化调控，首当其冲的就是要培养人们物质需求的生态化意识。人们只想到其无限的物质需求应当不断地被满足，而很少考虑那些无限的物质需求本身是不是合理，更没有考虑到它们有没有符合生态要求，是不是具有内在的生态合理性。面对如今严峻的环境恶化形势，我们必须对自己的各种物质需求进行生态化考量，在考察它们是否具有生态合理性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必要的调整。而要进行这种合理考量，就得有这样的意识准备：一是树立物质需求的生态有限意识。人类需求内含物质需要与精神需求，是二者构成的总和，我们能够说人的精神需求可以无限发展，而人的物质需要则不能无限发展，它必须受到限制。二是建立物质需求的生态有度意识。任何事物的存在和发展都有其内在节度，物质需求也是如此。物质需要须符合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个体生态的内在节度，任何超出这些节度的物质需求，都可能对人类带来危害，都必须得到调整。三是确立物质需求的生态合理意识。物质需求的生态合理性包括需求本身的生态有利性、需求对环境的生态维护性以及对实现需求的条件可能性，从这三个方面对人的物质需要给予全面考量。那么，如何培养人之物质需求的生态化意识呢？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就有许多可借鉴的思想资源。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寡欲思想对于控制我们过多的欲望，对于我们物质迷狂精神的生态化“整肃”是有积极意义的。孟子曰：“体有贵贱，有小大。无以小害大，无以贱害贵。养其小者为小人，养其大者为大人。”“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道德经》则云：“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可见，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认为寡欲可以养生、养性，而这种养生、养性原则因天人合一而完全内恰于生态要求。荀子则认为相对于总体上谈欲之多寡，不如谈欲本身的性质规定。他说：“凡语治而待去欲者，无以道欲而困于有欲者也。凡语治而待寡欲者，无以节欲而困于多欲者也。有欲无欲，异类也，生死也，非治乱也。欲之多寡，异类也，情之数也，非治乱也。……心之所可中理，则欲虽多，奚伤于治！……心之所可失理，则欲虽寡，奚止于乱！故治乱在于心之所可，亡于情之所欲。不求之其所在，而求之其所亡，虽曰我得之，失之矣。”他认为欲望本身的合理性非常重要，不合理的欲望多了容易扰乱社会秩序，合理欲望的增长则无伤于社会秩序。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寡欲思想，其实主要是谈寡物质之欲，这当然有一定道理。但如果关涉到精神以及道德之欲，我们则认为不但不能减少，反而更应当增多。这是因为我们对精神对象的分享不仅有利于人们生存境界的提升，而且也不会造成其自身的减少，就更不会因此带来生态问题。那么如何开发人的精神领地、如何发展人的精神需求———即如何使人成为一个重心偏于精神的存在者呢？我们认为至少得注意两方面：

一方面是培养精神存在意识，另一方面是加重精神活动的实践比重。培养精神存在意识，首先得树立“人本质上是精神存在物”的信仰。19世纪德国哲学家奥伊肯提出，在我们的身上存在着一种独立的、内在的精神生命，它来自于宇宙的精神生命，是宇宙精神生命在我们身上的体现。这种精神生命不是自然进化的结果，不是可以遗传的本能，也不是可以在日常经验活动中可以得到的东西。它虽然十分内在和深刻，但我们却可以唤醒它，因为宇宙精神的显现与我们的精神追求过程是二而一的进程。他说：“精神的实现绝不是我们的自然禀赋，我们必须去赢得它。”而我们则认为，精神生命是世界存在的内在本质，精神生命充斥于整个宇宙之中，它既存在于我们的对象之中，也内含于我们每一个体的生命之中，人的精神与宇宙的精神是相互贯通的。人必须且只能以精神的方式与自然对象真正融为一体、化为一炉，从而实现自我精神本质与宇宙精神本质的统一，完整地将整个精神生命世界的博大、精深、圆满及永恒表现出来。人只有以精神的方式存在，他才会感觉到自身存在的力量，也才会升达于天人合一的最高人生境界。当然，人本质上以精神的方式存在并非意味着人要脱离现实生活，而是要在现实生活中表现精神本质。精神存在意识的生活践行，并不是将精神意识进行个体固化，而是促使精神存在意识在现实生活中得以实现。但是，我们同样认识到，在当今物质主义泛滥的情况下，践行精神存在意识是具有一定困难的。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对现有的生活方式进行扬弃，使人们从物质主义统领下的技术结构、社会结构和大众结构的桎梏下解脱出来。“技术进步的后果，就其关系到日常生活而言，在于形成了生活必需品的可靠供应。但是供应的方式使我们在这些必需品中得不到多少快乐……它们仅仅是物品，可以在我们注意到它们的片刻通过支付货币而获取”，技术结构使人框套在它的生产—消费环节上，人的精神按照它既定的步骤运转，自由因为被打上了物质机器的技术钢印而无法动弹。而社会的结构化统治，又使人被归结为既定社会位置的存在者。庞大的社会结构使人变成某种适应社会结构的单纯功能者，人们瞄准生活中的各种地位，以丧失品质、压抑个性的方式嵌入社会所规定的理想位置，人的存在精神被置换成社会存在的位置意识，而这样的社会位置却不过是走向物欲满足的暗道。同样，大众化统治也使人失去其内在的个体精神本质。“在群众中的人们看来生活是以享乐为目标的，而只在皮鞭的威吓下或在渴求面包或渴求更好的食品的驱动下才去工作。”同时，群众的影响使人不再是独立的自我。一方面个人不再是他自己鼓励的自我，而是作为一个群众中的成员。

另一方面个人也不再张扬其自处时的独立状态，而是将自我意识融化在群众意识之中。人被这些结构统治着，找不到自己的方位，不懂得自己的本质，看不清自己的真正需要，也不了解自己的存在意义。因此，人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人，成为一个具有精神本质的存在者，就必须从这些结构中寻求自我解放。所谓解放，并不是要将这些技术、这些社会管理模式和大众化生活方式完全抛弃，而是要在一种更高的“精神统领的生存”视野中重新安排这些生活，使人的物质存在与精神存在被安放在它们应处的合理位置，从而使人过上一种真正像人的、属人的生活。人是人的创造者，人应当且必然过自己的生活。因此，生活的结构化只不过是人的生活自由展开的一个环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已经生成的社会，创造着具有人的本质的这种全部丰富性的人，创造着具有丰富的、全面而深刻的感觉的人作为这个社会的恒久的现实。”人在哪里跌倒，人就会在哪里爬起。最终，结构化、模型化的生活方式必将被超越，它将成为人们走向精神性存在的一个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布满蛛网的小小驿站。

生态环境论文篇5

国际学术界对双语尚未形成定论并有争议，但基本都认同双语划分成狭义与广义两种类型。从狭义的层面上来说，双语就是居民比较熟练地使用两种不同的语言；从广义的层面上来说，双语就是国民熟练使用两种不同的语言，同样可以说，是他们熟练地使用某种地域性语言以及标准的官方语言。双语现象即同一种语言集体中两种语言共存的现象。双语现象产生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在日益复杂的社会生活中不同民族的交流与接触不断增多，人口流动频繁，特别是经济合作和文化交往使讲不同语言的人聚集到一起而引起语言的相互渗透。双语现象或多语现象是大量存在的，因为世界上许多国家都由多种民族组成，这些多民族国家中的少数民族不仅使用自己本族的语言，同时也使用国家的标准语（戴庆厦，2013）。本文中的“双语”是指既使用、发展本民族语言又兼用国家通用语。双语现象包括众多类型。社会双语现象，通常指某一国家或地区使用多种语言的社会现象，而在它的某些地方，居民只使用一种语言；个体双语现象，指个体使用两种或两种以上语言。接受性双语现象，指可以理解第二语言，但并不一定会使用它进行表达的语言现象；产出性双语现象，指语言的使用者不仅能理解两种语言，还能使用第二语言。主要双语现象，指有些语言是自然习得的，未经过学校正规的语言教育；次要双语现象，指语言是通过系统语言教育获得的。中国就是一个包含许多民族的国家，从古代开始，这片土地上就使用着很多种各式各样的语言，有研究者考证，双语现象从原始社会时期就已经形成了。从双语制角度来看，我国是典型的地区双语制国家，因为官方语言和国家通用语是汉语普通话，但汉语却不是少数民族的母语，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必然就会出现本民族语和汉语共同使用的双语情况。建立新中国以后，国家宪法提出，所有少数民族都能够使用自己本族的语言，此外也倡导并推广国家通用语———汉语普通话，这就使得兼用本民族语和汉语普通话或汉语地方话的双语现象迅速发展，这对提升民族凝聚力，加强民族之间的沟通与交流意义重大。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发展更加迅猛，民族间的联系也更加紧密，语言文化逐步深入，双语共同使用情况在社会生活中的广度、深度以及作用比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更为强大。

2推行双语的必要性、优越性和重要性

2.1推行双语的必要性

一方面，在我国这样包含很多民族的国家中，所有少数民族的独有语言都是客观现实，是民族历史长期发展形成的，是构成少数民族特征的重要标志。各少数民族群体十分热爱自己的母语，都有维护自己母语、捍卫母语使用权利的与生俱来的感情。尽管有的民族人口极少，其母语的功能严重受限，语言活力急剧下降，正处于濒危或走向衰亡的边缘，但这些少数民族群体依然对自己的母语感情深厚，不愿意看到自己的语言从此走向衰亡，这是一种固有的内在的语言感情。另一方面，在我国这样一个多民族的统一国家里，少数民族除了使用自己的母语外，还兼用国家通用语———汉语普通话。少数民族如果不兼用通用语，就无法与外族沟通交流，无法参与经济建设，民族的发展就会受到限制。正因为如此，目前各少数民族群体都有着学习和使用汉语的自觉的普遍要求，而且这种要求的呼声越来越高。结合以上两方面的客观事实可以看出，在我国推行双语是有着客观依据的，是有助于民族团结发展，适应民族全体成员共同意愿的，因而也是必要的。

2.2推行双语的优越性

无数事实与人类语言技能分析证明，双语是适应人类自然天性与社会需求的一种现象。人类大脑的自然天性让人可以同时具备很多种语言的学习与使用能力。从古代开始，人们就为了拓宽交际领域，在多民族多语言的环境中自然而然地发挥着这个天生的能力。在当今科学技术的推动之下，差异化文化与语言之间的碰撞比任何历史时期都更加广泛且深入，全球化发展进程也持续加快。在这种发展形势之下，地域通用性语言在国际交流中发挥着更强大的作用，这让双语技能在人类交流活动中日益重要，获取双语技能已然成了发展与进步的必经之路，是适应当今社会发展的语言使用的未来发展方向。多掌握一种语言，就好比多了一只看到更广泛世界的眼睛，也好比走入了更加广阔的天地，就能扩大交流的范围，就能更加便利地学到新知识和新文明成果。正如2008年，Emerson所说的，语言掌握的越多就意味着朋友越多，就意味着艺术与贸易越多，就意味着人的价值就会提升很多。法国有句格言说的好，懂得两种语言的人相当于两个人。虽然越来越多的族群需要使用国际通用语、地区或国家通用语，但并不意味着他们要放弃自己的母语。在通过通用语投入到经济发展、文化交融的时展洪流中的同时，还需要保护和留存具有族群特色的语言文化，保存历史积淀形成的经验与记忆，构造包含特色民族文化的知识框架。本族语是少数民族族群整体和个体的宝贵财富，是在现代化进程中绝不应该丢弃和遗忘的瑰宝。如果本族语消亡，那么它所承载的传统知识、文化、习俗等一切表明本民族身份和特性的东西都一去不复返，这将会是人类付出的惨重代价。因此，推行双语是既能够开阔眼界、吸纳先进科技进而寻求共同发展，也可以维持并继承民族特色的传统语言文化的两全之策。

2.3推行双语的重要性

语言和语言的区别并不在于构造系统方面，所有语言都是能够适应社会现实的独立系统。当然，不同语言之间是有生命力旺盛和衰弱之分以及使用功能的区分的，同时每种语言的政治地位与官方维护力度也有所不同。作为通用语的汉语文在中国是应用性最强、最利于提高发展潜力的语言，各民族群体之间的沟通交流、现代化进程中新知识新信息的获取、经济建设的参与和投入等无一例外都离不开汉语这一通用语。因此，少数民族在留存自己母语的同时加强国家通用语的学习是符合现实需要的。首先，国家通用语的学习是提升国家认同感、中华民族认同感的重要表现。在我国当代社会生活中，汉语文已成了我国政治领域、文化领域、经济领域、传媒领域、服务领域、信息领域的唯一指定标准。少数民族学习汉语文的诉求或希望持续提升，他们习得汉语的同时也将汉语使用推入了更加规范、更加标准的地位，是强化对国家通用语言的认同的过程，是中华民族认同感的重要体现（周珊，2012：131-132）。其次，国家通用语的学习和掌握是少数民族群体参加国家建设的重要途径。少数民族语言或方言具有维持族群传统文化和地域交流的社会功能，但是一旦少数民族成员成为国家建设、社会发展的重要参与者时，就必然会选择国家通用语。再次，国家通用语是少数民族群体学习现代科学技术、进行现代信息交换的重要工具。我国颁布的通用语言文字法要求，出版书籍、学校、传媒方式、信息产品等都应当使用通用的语言文字。所以，少数民族成员唯有学习并掌握通用语言才可以获得大量社会资源，进而学习掌握现代科技，更快地进行现代信息交换。最后，国家通用语是各民族之间沟通和交往的纽带。国家通用语的普及是各民族交往的联络纽带，也是现代社会中协调人际行为的重要手段。然而，对于国家通用语的学习和掌握并不是要以牺牲本族语为代价的。双语和本族语言的保留并非处于对立状态，它并不是让本族语言逐步走向衰弱的决定性影响因素。因此有必要在全社会尤其是多数人群体中普及和增强双语观念，提高他们对双语现象的正确认识，这对少数民族群体在双语状态下维护和留存本族语起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多数人群体的语言观念与濒危语言的生态环境有着微妙的关系：经历了很长时间形成的主流文化的多数成员的族群，已然习惯了其他族群成员学习其语言但他们并不用接触其他族群的语言这种思维，因而他们常常无意识间忽略了双语能力的培养，进而影响其对其它民族语言文化的理解与接受，同时他们也不会在乎其它民族语言的消亡问题，无法体会语言族群处在强势语言包围中的弱势遭遇，甚至部分强势语言族群还会以言语增强弱势语言族群的语言压力。相反，若是双语现象能够成为一种更加普遍的现象，那么少数成员的族群就不会轻易在语言选择上被迫丢弃自己本族的语言；同时，若是语言文化占据主流地位的族群，其成员可以掌握现代化水平较低的少数成员的族群的语言，让语言达到一个平衡发展的状态，所有语言都能经常在各个场合中使用，那么语言就不会轻易陷入濒危的境地。

3推行双语要树立的正确观念———和谐发展

基于我国少数民族兼用母语和汉语这个客观存在的现实基础，戴庆厦（2013）提出解决国内少数民族双语问题的绝佳方式是共同发展，也就是不仅要大力维护其本族语言的延续，同时也要给他们提供更加广泛的机会接触汉语这种通用语言，一定要让其本族语言与通用语在社会交际过程中形成互补，共同繁荣。具体来说就是要树立科学的双语理念，正确认识少数民族语言活力和语言功能的变化以及安排好母语与通用语的和谐关系。

3.1坚持科学的双语理念

双语理念是对待民族语与通用语的基础性观点与手段，是民族理念以及语言理念的关键成分。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的统一国家，双语现象在我国是普遍存在的，因此，正确认识少数民族的双语问题，形成正确的双语理念对发展少数民族、促进多民族团结、推动国家稳步发展十分关键。正确的双语理念的核心内容是始终遵循双语之间的平等。各少数民族语言，不管使用成员数目与使用功能怎样，都应当具备和普通话相同的语言地位，都应当受到足够的语言尊重。我国宪法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文字的自由”。如果由于少数民族语言使用成员较少、使用领域较小，就忽略其存在价值，任由其逐渐消亡，就会威胁到我国的语言生态环境。至于通用语，少数民族已理解和认识到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因此也应该充分尊重他们学习通用语的愿望和要求。另外，不能把族群语言只是当成汉语学习的辅助手段，虽然很多时候，进行汉语教学都将少数民族语言视为辅工具，但这并不是保护少数民族母语的唯一目的。除此之外，保护少数民族语言还有传承少数民族文化、满足少数民族的感情需求和发展少数民族教育等重要作用。

3.2正确认识少数民族语言生机与语言使用功能的改变

语言生机是动态化成长过程，所有语言使用领域与功能都在持续改变着。在同一个社会里的不同语言由于客观存在的差异，在语言活力、使用功能、使用范围等方面必然会出现相互排斥和竞争的局面。尤其是在现代化进程不断深入的当今时代，在这样的竞争当中，那些使用人口较少、使用范围受限的弱势语言往往处于不利的地位，随之而来的是语言功能不断衰退，语言活力急剧下降，有的甚至走到了濒危和消亡的边缘。这是中国乃至全世界都面临的一个客观事实。但这个客观事实并不意味着人们对此束手无策，更不代表着可以熟视无睹，听之任之。大部分的少数民族仍然以自己的母语为日常交际工具，并且他们对自己的母语感情深厚，有着割舍不断的情怀。少数民族母语既是本民族的标志性特征，同时也是推动民族文化教育发展的必然性辅助工具。因此，不能任由少数民族语言自然消亡，而应该尽最大的努力去保护和抢救它们，应该帮助少数民族群体使用和发展自己的母语。

3.3科学安排好母语与通用语的关系

所有语言都有特定的使用功能以及一定范围的使用领域。各语言之间使用功能必然会有强弱的区别，使用领域的大小也不尽相同，然而任何语言的作用都是其它语言难以取代的。少数民族母语和通用语各自具备不同的作用与功能，在各不相同的使用领域与范围内，能够发挥其本身的优势。少数民族母语在族群成员家庭或成员内部，能够传递独特的情感，发挥增强民族凝聚力的作用，是族群文化背景的独有标志；在部分传统领域内，例如民间艺术、地方文化、传统仪式等，族群语言的使用包含丰富且独特的语言内涵和历史传承，尤其是缺乏文字记载的族群语言，口语中的很多内容都是其族群历史文化的宝贵财富；族群语言的留存让那些适应自然环境的生产与生活经验顺利传承下来，特有的文化历史与传统特征也能够继续弘扬下去，上述功能是其它语言无法替代的。在当今经济迅速发展，文化广泛交融，社会不断开放的进程中，通用语言能够让少数民族族群拓宽视线，强化和外界的交流沟通，便于吸纳先进科技，从而为其提供更广阔的发展途径，这也是任何一种其他语言无法取代的功能。由此可见，少数民族母语与通用语是功能互补、相辅相成、并行不悖的关系。

4结束语

如果能够形成健康的双语社会，合理安排母语和通用语在社会生活中的功能和作用，正确把握语言发展趋势，就可以充分发扬语言各自的优势与功能，不仅能够以通用语言拓宽了视线，扩展了交际面，增强了理解，充分发扬适应时展的多种优势，又保留了族群语言，让族群语言特有的历史文化延续下去。这样就能建立一个健康和谐的语言生态环境，少数民族母语的衰退和消亡就会延缓，语言濒危的局面就会好转。

生态环境论文篇6

1．1生态文明的定义

关于生态文明的具体内涵，学界尚未形成统一定论。学者们分别从生态文明的历史沿革、表现形式、构成要素等方面试图对其加以界定。

1．1．1社会发展历史阶段说

有些学者从人类社会发展历史阶段角度理解生态文明的内涵。例如马拥军教授认为，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看，迄今为止人类文明已经历了两个阶段：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生态文明属于行将到来的第三种文明。俞可平教授也将生态文明视为一种新的文明形态，是人类迄今最高的文明形态。王治河教授认为，生态文明是对现代工业文明的反拨和超越。在这个意义上，生态文明是一种后现代的“后工业文明”。陈昌曙教授认为，生态文明是人类未来文明的新内容、新特点，人类未来文明将是生态文明与工业文明的结合。

1．1．2人类文明社会的构成要素说

有些学者从人类文明社会的构成要素层面入手对生态文明进行界定。陈寿朋教授认为，生态文明就其内涵而言，主要包括生态意识文明、生态制度文明和生态行为文明三个方面。黄顺基教授等认为，人类与生存环境的共同进化就是生态文明。还有的学者认为，生态文明是调整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物质成果与精神成果的总和。如刘湘溶教授认为，生态文明是文明的一种形态，是一种高级形态的文明。生态文明不仅追求经济、社会的进步，而且追求生态进步，它是一种人类与自然协同进化，经济社会与生物圈协同进化的文明。生态文明是人类摆脱生态危机的总对策。

1．2生态文明的特征

虽然各位学者未对生态文明进行统一界定，但我们可从各家之言中总结出生态文明的两大特性：综合性和协调性。

1．2．1综合性

生态文明这一内涵不仅仅涉及生态环境这一主体，还囊括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诸多要素，它是一个集合性的概念。有的学者立足于哲学的整体论视角指出，生态文明的主要特征可以概括为审视的整体性、调控的综合性、物质的循环性和发展的知识性。

1．2．2协调性

生态文明旨在实现人类与环境、经济与社会、当代与后代等等不同主体之间的相互协调与融洽。刘湘溶教授立足于伦理学学科背景阐释了生态文明的特征。生态文明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以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及天人和谐、人际和谐型社会为目标。和谐是生态文明的核心价值观。

2当前我国环境法律机制遭遇的瓶颈

在由“发挥市场基础性作用”向“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转变的过程中，生态文明建设也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欲实现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制度构建，离不开立法、行政与司法三方面机制的相互协调与配合。然而，当前我国的生态法治建设困难重重，可持续发展未确立为生态环境基本法的立法目的，现行部分立法不具可操作性，法律规定之间常常自相矛盾，生态环境执法力不从心，未能形成公众普遍守法的法制环境。因而，我国亟需进一步健全与完善环境法律机制与格局。

2．1我国尚未确立起符合生态文明要求的法律保障机制

当前我国在环境保护与资源利用方面的立法是相互割裂、彼此孤立的，常常出现种树的只管种树、治水的只管治水、护田的单纯护田的情形，加之目前正在实施的多部环境法并没有真正体现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重实体轻程序、重城市轻农村、重国家监管轻社会参与、重行政机制轻市场手段等问题。很多法律对可持续发展要求体现和贯彻得不够，甚至与之相悖。例如《环保法》第37条规定，“未经环保行政主管部门同意，擅自拆除或闲置防治污染的设施，污染物排放超过规定的排放标准的，由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安装使用，并处以罚款”。从该条文的表述来看，如果排污单位没有擅自拆除或闲置防治污染的设施，其超标排放污染物行为并非违法。但是，依据《标准化法》及其《水污染防治法》的规定，环境保护的污染物排放标准属于“强制性标准”，而“强制性标准，必须执行”。因此，超标排放污染物行为无疑又是违法行为。由于立法上的冲突，实践中常常让人无所适从，法律的尊严也因此而被大打折扣。现行《矿产资源法》将立法的侧重点集中于“矿产资源”这一主体之上，而忽视了在这一系列开发、利用以及管理过程中可能引发的社会问题。比如维护矿产资源分布地区社会和谐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矿产资源开发企业和普通的企业不同，其活动会给社会和生态环境造成影响，理所当然应背负起保护环境的使命，不能以一己之利捆绑公众的利益。如果不能处理好开发者与当地居民之间利益分配的关系，不能协调好经济发展与当地生态维护之间的关系，则难免会出现一些社会性问题，从而影响经济社会的平稳有序发展。而关于这一点，在《矿产资源法》中却只字未提。除此之外，现行《矿产资源法》还亟需明确矿产资源所有者的范围，亟待于确认矿产资源所有权与矿业行政管理权的范畴。另一方面，正在实施的矿产资源补偿费的规定不能真实反映矿产资源的价值，该制度与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要求相悖。我国矿产资源综合开发利用中存在着综合利用意识淡薄、乱采滥挖严重、生产技术落后、资源利用率低、利用总量少等问题。因此，将环境保护与资源利用相结合，健全完善符合生态文明建设要求的法律保障机制已迫在眉睫。

2．2现阶段的管理体制难以有效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

在我国当前的管理体制中，常会面临时而“多部门竞相管理”，时而“找不到管理部门”的尴尬局面。我国目前的环境管理体制，机构设置的结构不合理，环保行政职权分工不科学———横向分散，多头管理，行政权异化，难以形成多部门执法合力。环境管理机构重复设置现象普遍，各种环境立法内容容易出现重复、交叉和矛盾。行业管理部门行使了环境监督管理部门的职权，综合决策性管理部门行使了专业管理部门的职权，专业管理部门行使了综合决策性部门的职权，政府行使了其下属部门（尤其是环保部门）的职权。以野生动物保护为例，陆生野生动物的管理职权归属林业部门，水生野生动物的管理职权归属农业部门，而两栖动物则无部门负责。机械地按照地域、方位等因素对自然资源权属管辖进行分割的做法并不可取，这种管理体制难以有效地发挥市场调节与政府宏观调控的双重目标。例如《矿产资源法》与《水资源法》中都对资源的开发权属进行了界定。如果按照《矿产资源法》的规定，则必须“经由中央政府所授权的主管机构完成审批”，而若参照《水资源法》执行，则“需报请主管河道的部门审批”，这时国土部门和水利部门的权限就发生了重合，两大部门在具体执法过程中难免会发生冲突与扯皮的现象。再如，《矿产资源法》中第三条明确规定，“勘查、开采矿产资源，必须依法分别申请、经批准取得探矿权、采矿权，并办理登记”，从文字落实到现实操作，绝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从申请、审核、证件办理，这其中的步步审核、层层检查，所涉及部门之多可见一斑，需要填写准备的材料更是繁杂多样，涉及的费用之高自是不言而喻。

2．3我国现存的司法机制尚未充分彰显法律的实施功能

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要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更要注重对法律实施效果的监督。然而当前我国的司法机制难以有效发挥最广泛民众的环境保护意识，公众参与度较低，法律救济机制不完备，环境污染治理与自然资源保护等生态环境案件立案难、审理难、判决难、执行难的问题依然存在。仅靠现有的《侵权责任法》、《刑法》、《行政法》、《水法》相关规定来保护环境是不够的。这些相关法律在防治污染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存在着各自的局限性。因此，赋予公众环境权用以构建环境公益诉讼是大势所趋。然而，环境公益诉讼的发展在我国可谓命运多舛，继《民事诉讼法》就环境公益诉讼主体资格的限定引发社会争议之后，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中也对其加以了确定，三稿虽出，却仍未平息这场舆论风波。现行《矿产资源法》未能与民事、刑事等各个相关法律部门实现良好地衔接，导致各部门执法难度大、执法依据欠缺、执法力度不足。我国现行《矿产资源法》未对民事责任与行政责任进行区分，缺少民事责任赔偿的相关规范，而且时常出现行政处罚违法却不能诉之情形，严重侵犯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生态环境保护事关当代人和后代人的利益，涉及生产和生活的各个环节，广泛的公众参与是法律实施的必要保证。究竟如何实现真正的公众参与，法律的实施功能又将何以彰显，都成为我国环境法治建设所面临的瓶颈与难题。

3健全环境法律保障机制的必要性与现实意义

任何理念的发展，都不可能是空中楼阁，必须有坚实的基础，生态建设亦是如此。法治与生态的联姻，是生态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应从国家发展战略高度，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加快完善生态文明建设法律法规体系。完善的生态环境法律体系是构建生态文明体系的题中要义。

3．1制度建设应与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的要求相契合

不久前，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刚刚落下帷幕，在约5000字的全会公报中，22次提到了“市场”这一词语，公报更是提出了“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对市场作用表述的升级，鲜明地确立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化方向，也更加明确了政府职能转变的方向，有利于进一步激发经济的发展活力，契合“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这个重大战略判断。这一“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目标的提出，将助推中国经济从旧有的要素投入模式向效率驱动模式转换，从而为“新的增长动力从何而来”的问题带来答案。公报在突出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同时，也强调了应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这种“更好”有别于过去的“更多”，是在减少政府对市场干预的基础上，实施更加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在“更好”的政府运作下，抓住“市场”魂，打好“市场”牌。从强调市场的基础性作用到强调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强调向市场放权，突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就不仅仅是基础性作用，同时也要加强政府宏观调控的能力，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更好地影响和引导资源配置。政府的职能和作用可以概括为“宏观调控、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社会管理、保护环境”。

3．2下一阶段我国旨在构建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体系

继中共十七大报告首次把“生态文明”写进党的行动纲领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力图全面实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从单一追求经济现代化到囊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在内的更为全面的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进入全面推进、全面协调、也更加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阶段。刚刚闭幕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了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在全面深化改革总体部署中的地位，提出“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是实现美丽中国愿景的必经途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同时也丰富了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内容，首次提出了“划定生态红线”，生态红线是我国环境保护的重要制度创新。依据我国生态环境特征和保护需求，划定生态红线，就是为维护国家或区域生态安全和可持续发展，根据生态系统完整性和连通性的保护需求，划定需实施特殊保护的区域。同时把资源产权、用途管制、生态红线、有偿使用、生态补偿、管理体制等内容充实到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中来。从源头、过程、后果的全过程，按照“源头严防、过程严管、后果严惩”的思路，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源头严防的制度，就是在源头上防止损害生态环境的行为，包括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用途管制等若干制度，形成归属清晰、权责明确、监管有效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过程严管的制度，就是在发展和开发过程中，建立一套制度约束地方和企业行为；后果严惩的制度，就是要建立严格损害责任赔偿制度。

3．3生态建设亟需综合性的管理系统与法律保障机制

生态文明制度是否系统和完整，是否具有先进性，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生态文明水平的高低。良好的生态环境是生态文明的硬实力，完备的法律机制是生态文明的软实力。呵护碧水蓝天，需要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护航。在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的视域之下，生态文明将走向何方将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管理模式与法律保障机制的日臻完善。

生态环境论文篇7

关键词：生态伦理观环境法可持续发展

人与自然关系的伦理价值观念主要有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和可持续发展三种，呈现一种嬗变的过程。伦理观为环境立法提供伦理基础；环境基本法的立法目的也应当体现某种伦理观。

一、以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为基础的环境立法

人类中心主义强调人对自然的统治地位，是生物圈的中心，主张以人类的价值尺度来解释和处理整个世界。这种伦理观认为只有人作为理性的存在物而具有内在的价值，其他存在物仅具有工具价值，它们存在于人类伦理关怀和道德共同体的范围外。在这种伦理价值的支配下，环境法的立法目的也仅侧重于人的权利。对于环境法的目的通常存在“一元”论和“二元”论。目的“一元”论即环境法的目的以保护人体健康为其唯一宗旨；目的“二元”论即认为环境法的目的应该是双重的，其一是保障人体健康；其二是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目的一元论’的环境法立法是一种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产物。”其实质是一切以人为中心，一切从人的利益出发、为人的利益服务。这种观点实际上是不完善的，生命和自然界既有价值，也有利益，它们按照自然生态规律生存和发展，非人生命体和自然界都是可以获得道德待遇和道德权利的，应该把人道主义的关怀对象扩大到对非人生命体和自然界。“目的二元论”把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共同作为环境法的立法目的，那么是否存在谁优先的问题，如果以经济发展优先，那么环境将得不到保护，如果以保护环境优先，又何必多此一举，在环境保护之后加上经济发展的目的。从本质上看，“目的二元论”的环境立法体现的也仍然是人类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的共同错误在于割裂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在环境立法上表现为对环境权与健康权保障不充分。在现代社会，人们越来越追求生活质量和美好环境，以人类中心主义为基础的环境立法目的已经不符合现代社会的需要。

二、以生态中心主义伦理观为基础的环境立法

环境危机促使人类对自己的行为模式以及生产、生活和消费的方式产生了怀疑。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的环境学家们对人类中心主义予以了深刻的反省和批判，并在此基础上开始探讨“生态中心主义”的理念。生态中心主义是指主张自然客体具有自身价值，应和人类具有同等的存在和发展权利，把“价值的焦点定向于自然客体和过程”的一种环境伦理学。生态中心主义把人类道德关怀和权利主体的范围扩展至整个生态系统，是基于对人类所面临的现实环境危机的忧思，是对人类中心主义以及近代以来征服自然理性意识的合理性的一种质疑。“生态中心主义强调每一系统都对整体的健康存在起着重要作用，并要求在此意义上评价物种的价值。”弥补了“人类中心主义”只关心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缺陷，把人类关心的领域扩展至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个重大的进步，但在处理现实世界中两大重要关系(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时)，强调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问题，而忽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生态中心主义反映到立法上则表现为环境立法的终极目标。环境学家汪劲认为，环境立法的终极目标，是人类对自然事物关系认识的一种抽象的价值观念与价值判断，是人类通过立法所拟达到的一种崇高的思想境界或理想的目标。终极目标主要考虑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突出的是生态利益。这种理想目标与社会现实相去甚远，因而在环境立法目的上表现出一种超前性。生态中心主义看似理想，但却很难在实践中真正落实。以生态中心主义为基础的环境立法对人与人之间的现实关系重视不够，这种法律的可操作性和对实践的指导意义不强。

三、以可持续发展伦理观为基础的环境立法

可持续发展观源于人类对长期以来不可持续发展思想的诘问和反思。可持续发展是一种动态的发展。《我们共同的未来》对可持续发展的定义是：“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威胁的发展。”而且，我们现在对“可持续发展”作出了的正确诠释：“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可持续发展作为科学发展观的内涵之一，将在我国得到全面贯彻和落实。

可持续发展要求我们在处理发展问题时应遵循以下三项原则：第一，可持续性，使人类社会发展具有一种长久维持的过程及状态，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原则。这一原则一般被描述为生态持续性、经济持续性和社会持续性三个方面。第二，公平性，即强调人类需求和欲望的满足是发展的主要目标，应给所有人平等的机会，实现他们过较好生活的愿望。这里的公平具有两层含义：即同代人之间的横向公平及代际之间的纵向公平。第三，系统性，即把人类及其赖以生存的地球看成一个以人为中心，以自然环境为基础的系统，系统内自然、经济、社会和政治因素是相互联系的。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有赖于人口的控制能力，资源的承载能力，环境的自净能力，经济的增长能力，社会的需求能力，管理的调控能力的提高，以及各种能力建设的相互协调。可持续发展这一发展观所追求的是人类之间的融洽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可持续发展包括生态可持续性、经济可持续性、社会可持续性，它具有多元的指标体系。它不仅包括经济的、社会的，也包括生态环境的；不仅包括物质的、技术层面的，也包括制度和文化价值层面的。可持续发展伦理观与人类中心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因为可持续发展伦理观承认其他生物、物种、自然和生态系统具有内在价值。与生态中心主义相比的进步意义在于强调了人的主体地位，在对待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问题上，可持续发展伦理观指出了隐藏在人与自然之间对立的背后是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是导致当今生态危机的深层次原因，这更是对生态中心主义伦理观的扬弃。

可持续发展伦理观对环境法学有着广泛、深远的影响。可持续发展观把环境法的理念提高到了新的境界，是人类在同大自然融合过程中得出的珍贵经验，是维护整体生态利益、实现环境正义、构建和谐生态系统的理论升华。

参考文献：

[1]汪劲.中国环境法原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37-40.

[2]裴广川.环境伦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43.

[3]姬志闯.生态中心主义的理论表征与困境[J].河南大学学报，2003，43(3)：88-91.

[4]夏少敏.环境资源法总论[M].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77.

生态环境论文篇8

一、审计在金融生态环境运行中的目标定位

金融生态系统是一种具有很多生态特征的组织活动，它以银行及非银行金融机构作为核心媒介，以会计师事务所作为外层的金融中介服务机构，以中央银行和金融监管当局作为资金流动的调控者和监管者，共同构成金融生态环境的主体；而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道德、信用和法制环境是金融生态主体共同面对的外部环境；金融生态主体和金融生态环境在金融生态调节机制的作用下共同维系着金融生态系统的运行。国家审计、民间审计和内部审计是影响金融生态环境的重要因素，处于整个金融生态系统的管理环节，不断作用于金融生态的各主体以及金融生态系统的内外环境和要素，构成金融生态系统的一个子系统。金融生态环境运行中的各要素分工协作，维护着金融生态的平衡，共同完成资金从最终供给者向最终需求者的让渡或转移（见图1）。金融生态圈理论拓展了金融生态环境运行中审计的研究视野。

1.优化金融生态环境应成为审计的基本价值取向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的《中国城市金融生态环境评价》显示，2003年国内金融企业不良资产形成原因中有72.79％是来自于非金融部门的因素，是由于金融生态环境恶劣造成的，到2004年该数据达到77.23％[1].金融改革和发展仅仅强调在金融业内做文章，就金融谈金融，忽视制约金融发展的外部因素是不行的。优化金融生态环境显然离不开审计的综合治理作用。作为金融生态子系统的审计机构应当以减少金融体系中的信息风险、优化金融生态环境为基本价值取向，充分发挥好审计的监督、评价和鉴证等功能。由于审计这一子系统由国家审计、民间审计和内部审计三大部分构成，因此，为了改善金融系统外部运行环境，国家审计应当发挥综合治理功能，加强金融风险环境调查，对组成金融生态环境的各要素强化监督与引导，对中央银行和金融监管当局强化绩效审计；对金融机构强化合规性审计；对资金供需双方强化信用延伸审计；对金融服务中介机构强化合法性审计，从多渠道优化金融生态环境。民间审计应当重点对上市的金融机构进行财务报表审计，强化财务信息的有效性和信息披露的恰当性，减少信息风险，优化金融生态环境。内部审计应当强化金融系统内部的风险管理，增加金融企业的价值，维持金融体系效率，保证整个金融生态的相对稳定和安全。优化金融生态环境是改善金融结构、增强金融功能、提高金融生产力的重要内容。优化金融生态环境应成为审计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是审计的基本价值取向。

2.引导金融生态向结构优化、功能强化方向发展是审计的重要任务

在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法制环境下，竞争形成了金融生态的结构秩序。金融生态系统通过破产、兼并等行为和行业自律组织调节资金的供求及其结构；调节金融组织的数量、规模，并不断优化结构，强化功能，提高金融组织的内控水平，推动金融组织、金融服务和金融产品的创新，防止盲目竞争行为和恶性竞争倾向，增强金融生态的适应性和稳定性。但金融生态的这种调节能力是有限度的，国家审计、民间审计和内部审计是对金融生态的内部结构及其功能效率产生重要影响的因素，应当按照金融发展规律，积极引导金融生态向着结构优化、功能增强、效率提高的方向发展。国家审计应当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减少政府对金融的行政干预，减少不良资产的形成；促进相关金融法律制度的进一步完善；通过综合审计构建金融诚信环境，优化金融生态环境结构。民间审计应当发挥鉴证职能，强化上市金融机构的财务信息披露和效益审计，引导金融市场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培养金融机构市场化运行意识，减少对国家信用的依赖性，优化金融生态调节机制。内部审计应当促进金融机构进一步明晰产权制度，完善内部控制制度，强化管理审计，提高风险管理能力，使金融机构成为自主经营、自我管理的市场主体，从而优化金融生态主体的结构。三大审计部门应当把引导金融生态向结构优化、功能强化方向发展作为重要的任务，为金融安全运行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为内生的金融发展提供支持。

3.提高金融生态自我调节机制应成为衡量审计成效的标准

金融生态主体与金融生态环境必须在金融生态调节机制的作用下运行，良好的金融生态调节机制是金融生态系统有效运行的关键。任何的人为干预和调节一旦超出金融生态的自调限度，则只会恶化金融生态系统。审计是整条金融生态链上的重要一环，直接影响着金融生态的内在调节机制，维护金融生态自我调节机制是审计的重要目标。然而，金融生态圈内，占主导地位的金融机构免疫能力先天不足、产权缺位、法人治理结构极不完善、信用环境十分恶劣。审计活动应当以促进金融生态链的有效运转为目的，以培育良好的社会信用关系为基石，遵循金融业自然发展规律，在自由、竞争、和谐的市场环境中均衡发展。鉴于此，坚持普遍联系、系统论、协同论的观点，在整个金融生态链的框架下，审计应密切与生态链其他环节的联结，在分工的基础上加强同相关部门以及被审计对象的互动协作，而不是彼此分隔甚至对立，共同加强金融生态链中最薄弱的环节，及时修复金融生态链中的缺陷，努力维护金融生态的平衡，营造和谐的外部经济和社会环境，使金融生态主体和金融生态环境形成良性互动，达到经济和金融发展的“双赢”境界，对金融生态调节机制的贡献率应成为衡量审计成效的标准。

二、审计在金融生态环境构建中的职能作用

审计通过发挥其监督、服务、鉴证、评价、咨询和控制功能，有助于建立完备的激励、创新、约束机制，使金融机构发挥应有的自主性，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实现金融生态环境整体功能的优化。

1.完善审计的监督职能，净化金融生态环境组成要素

审计是一项具有独立性的经济监督活动，审计监督是审计本质的体现和客观要求，审计充当“金融卫士”的作用，监察和督促金融生态主体的各项业务在规定的范围和正常的轨道上运行，监察和督促金融生态环境中各要素充分发挥其职能。审计监督有利于检查生态系统各要素对金融政策的执行情况和执行效果，对违法和违章活动、经营和管理不善、决策失误造成的严重浪费和国有资产流失问题进行揭露，促进金融信息的真实、正确，减少信息风险，净化金融生态环境。从长远来看，国家审计应当以促进金融管理机构充分有效地行使职权，防范金融风险，保证金融安全为目标。国家审计的职能定位应该是对有关金融监管机构的再监督，即金融监管绩效审计，包括对人民银行出台的货币政策的合理性、财政部有关金融政策及资产管理情况以及对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的监督效率和效果进行审计。通过“三E审计”了解金融监管当局监督管理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对金融管理绩效进行综合考核和评价。民间审计应重点监督金融生态各要素的财务活动，确保各项金融财政政策和会计制度的有效执行。内部审计应当重点监督金融机构各项业务的合法性、合规性，监督内部控制的执行情况，监督金融风险。进一步完善审计监督职能，减少金融违法和违规活动、减少资产流失，防范金融风险，净化金融生态环境。

2.拓展审计的服务职能，优化金融生态环境的运行功能

审计服务职能是政府职能转变的要求，也是构建良好金融生态环境的要求。民间审计和内部审计应当拓展审计的鉴证服务职能和咨询服务职能，在金融机构进入市场时为其提供验资服务；在金融机构持续经营时提供财务会计报表审计服务和业务评价与咨询服务；在金融机构合并、分立、重组时，对其进行审计鉴证服务和资产评估服务。国家审计机关的公务员也应当认识好审计的服务职能，从强制性监督和行政官僚制范式中回归于服务和质量，树立服务意识，保持审计独立性、客观性和公正性，了解社会公众的需求、听取公众的意见，尽量与国家、地方的方针政策相协调，搞好审计服务。拓展审计的服务职能，树立平等、和谐、协作的服务观念，为金融生态环境的良好运行把脉、诊疗，使审计人员成为名副其实的金融专家，分析金融生态系统各要素存在的问题，并对解决问题的方法提供咨询与服务。通过审计服务，优化金融生态环境的运行功能。

.强化审计的宏观调控职能，增强金融生态系统的调节机制

国家审计、民间审计和内部审计要转变监督与监管为目的、处理与处罚为手段、查处问题为宗旨的审计思想，切实改变置于被审计对象之上的审计作风和“账簿”本位观，从宏观上做好金融业的咨询师、督导员，成为深受金融机构欢迎的“良师益友”。强化审计的宏观调控职能，完善市场机制与内控管理机制，健全内部控制制度，增强金融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功能，促进金融业的健康发展。审计过程中应当运用科学、有效的审计技术方法和丰富的专业知识，从宏观上评估金融机构资金运营的安全性、法律法规的遵从性，在评估的基础上为金融机构规范运作、安全经营提供高层次的专业咨询与指导，促进金融业正确发挥信用中介职能与调节经济职能，提高社会资金配置的有效性和科学性，提高金融运作效率。

三、优化金融生态运行环境的审计思考

1.理顺关系，使各审计主体在金融生态环境构建中形成合力

审计是整个金融生态系统的管理环节，任何一项金融活动都应施以有效的监督和管理，构建良好金融生态环境，离不开审计的保驾护航。在金融生态环境构建中，国家审计要发挥“火车头”作用，进行金融犯罪风险与审计风险监控、银行坏账审计。民间审计则发挥信息披露与鉴证作用，加速金融信息化建设，培育金融机构的市场运营能力，完善金融市场的自我调节功能。在国家审计人员有限的情况下，民间审计无疑是开展金融审计的主体力量。民间审计的介入，与金融机构信息公开化相互促进，形成良好的金融审计监管环境。内部审计是独立监督和评价本单位及所属单位财政收支、财务收支、经济活动的真实、合法和效益的行为，内部审计所具有的内向性、及时性能够对金融风险进行事前评估、事中控制，具有明显的预警和防范功能，内部审计在金融生态环境构建中，要发挥好审计的自我调节作用，完善金融机构内部控制。三大审计主体应当发挥各自的特色，整合资源，合理分工，在金融生态环境构建中形成合力。

2.突出重点，推行现代风险导向审计，构建金融生态环境安全网

我国金融机构为一级法人多级管理，点多、面广、规模大，业务范围宽、市场变化快、交易手段新。根据我国构建金融生态环境的现实要求和国际经验，应将现代风险导向审计作为重点，切实加强对金融风险的预警、监测和控制，确保金融稳定和金融安全。目前，金融审计主要还是合规性审计，即对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业务范围、资本状况、资金营运和财务收支等进行检查，看其是否符合有关的法律、法规。现代风险导向审计，要求分析金融机构的生存能力和环境状况，了解其战略性优势和威胁其经营目标实现的风险，分析实现战略优势的关键流程，运用分析性程序从宏观层次识别的重大金融风险，准确地发现金融机构在防范风险方面的缺陷并提出改进建议，因而能最大限度地强化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功能，及时发现风险和防范风险，发挥风险预警作用，构筑金融安全网。现代风险导向审计要求搞好审计调研，及时搜集金融风险预警指标的信息，及时关注导致金融风险的苗头性问题，开展金融风险环境的经常性调查与分析，并及时向央行、政府决策机构等相关部门发出预警信息，将金融危机消灭在萌芽状态，构建起金融生态环境的安全网。

3.加强管理，创新审计方法，推动金融生态环境良性循环

审计署金融审计司范鹏司长认为审计要站稳金融监管的制高点，充分发挥审计在揭露重大风险、突出问题等方面的成果优势，起到其他监管机构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审计范围和审计职能的进一步拓宽，政府和公众对审计的期望不断提高，对审计管理、审计方式和方法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以往单一的现场审计方式已不能完全适应金融发展的需要，客观上要求改变和加强原有的审计监督体系，改进和创新审计方式、方法，尝试比较先进、科学的抽样审计、风险评估、经济活动分析以及实质性测试和定量分析等新的审计方法，探索各审计方法、技术的相互结合及利用，根据金融审计的特点和规律，实行现场审计和非现场审计相结合，提高工作效率和审计质量，推动金融生态环境良性循环。

4.拓展审计内容，为构建良好金融生态环境提供有力支持

审计要为构建良好金融生态环境提供有力支持，就要改变目前审计范围狭窄、审计内容单一的状况，从外延和内涵两方面拓展审计的内容和范围。从目前看：证券业与银行业的混业经营趋势必然要求扩大审计对象的范围，要求将原来不作为金融审计主要内容的证券、保险、信托业务等逐渐纳入商业银行业常规审计范围。此外要进一步加强对创新业务的审计，包括金融衍生产品、电子银行产品等等，特别是要加强对商业银行为规避监管采取隐蔽手段进行的业务创新的审计。在审计过程中注重将业务经营检查与财务收支审计相结合，从金融机构业务经营环节入手发现风险控制的薄弱环节，确保审计质量。从金融审计的发展趋势看，效益审计将是金融审计的重中之重，在加强内控机制、资产质量审计的同时，要进一步关注资产风险，努力探索绩效管理审计的新路子。现代审计应遵循金融发展规律，全面履行审计职能，拓展审计内容，把注意力放在那些对金融发展关系密切、影响较大的领域和事项上，努力提高审计成果的使用效益，为构建良好金融生态环境提供有力支持。

[参考文献]

[1]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中国城市金融生态环境评价课题组。为中国城市金融生态打造“体检”系统——《中国城市金融生态环境评价》总报告之一[N].上海证券报，2005-10-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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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和秀星，曹严礼。国有银行改制呼唤高效的内部审计机制[J].审计与经济研究，2005（1）；28-30.

[4]徐诺金。论我国的金融生态问题[J].金融研究，2005（2）：35-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