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经济论文范文

商品经济论文范文第1篇

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于春秋战国时期向系统化发展，诸侯列国的争霸和诸子百家争鸣，产生了大量的经国治世之说。是时，中国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急剧转变，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各诸侯国统治者，为了扫除奴隶制残余，增强本国实力并最终在争霸战争中取得胜利，纷纷进行了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社会改革。在发展封建经济的改革中，较著名的有管仲在齐国、李悝在魏国、商鞅在秦国的变法与改革。管仲的“官山海”之策，主张由国家垄断盐铁经营；李悝的“平籴法”，实行政府收售粮食以调节粮价；商鞅主张“农战”，奖励农业生产、抑制工商业发展的政策等，均涉及政府对工商业经济的干预与控制，成为“轻重论”思想来源的重要素材。随着秦王朝统一中国，特别是西汉王朝统治的逐步稳定，涉及国家治理方面的众“说”纷纭、百家争鸣的局面逐渐结束，契合西汉前期统治政策由“无为”向“有为”的转变，中国古代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的理论在大一统王朝的实践下得到确立。“轻重论”的形成乃至作为古代封建国家主导的经济思想地位的确立，与统治者对工商经济发展由放任到管制的政策转变有关。春秋初期，随着“工商食官”制的瓦解，山川鱼盐资源得到进一步开发，私营工商业获得发展。虽然这时有齐国管仲的“官山海”政策和战国时期秦国政府控制工商业的政策，但都为时较短或仅局限于某些个别地区，因而对山泽之利放任私人经营，官取其税仍是此时期发展的主线。

秦统一后，恢复了工商官营的政策，即“颛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同时对东方六国的私营工商业者进行打击。但由于秦祚短暂，秦政在利用暴力专制、繁苛赋役困顿私营工商业者的同时，并没有建立起适宜统一政权控制国民经济的系统理论与经济结构。秦暴政的短促成为西汉初期统治者实行轻徭薄赋、清简无为政策的经验总结。汉初为恢复残破的社会经济，实行重农抑商措施，在政治和社会地位上采取贱商措施，但实际在经济上并无多大限制。到惠帝、吕后时期，经济有所恢复，于是“驰商贾之律”，商人和商业获得较大的发展空间，如“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驰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经过汉初几十年的休养生息，经济恢复，社会秩序稳定，商品流通范围扩大，商品经济繁荣，是为史家所说自战国至西汉中期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突出阶段，此时期国家对工商业发展的放任趋向是其总体特征。私营工商业的发展、商品经济的繁荣为政府调控市场提供了基础，而汉武帝时期的社会发展矛盾又为政府实行国家干预主义措施提供了政策环境。

与前期统治者“无为”而治不同，年轻有为的汉武帝在经济日益发展、国势日趋强盛的背景下决心褪去“无为”的政策外衣，干一番名垂青史的政治业绩。政治工程的大有作为必然需要庞大的财力支持，长期内外兴作使国家财政耗费巨大，而这些仅凭农业经济收入是难以支撑的，好大喜功所需的巨大开支要求汉武帝必须开辟新的财源。此时私营工商业者虽然拥有巨大的经济实力，但并不支持中央政权，在武帝因长期对外用兵而出现财政困境时，他们却袖手旁观，如“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黎民重困”。此外，商人还与地方诸侯相勾结，图谋不轨，“因其富厚，交通王侯”，造成严重的国内局势。在此情况下，汉初黄老“无为”之统治策略无法再适应客观形势的需要。武帝提拔桑弘羊主管国家财政，实行铸币专营、盐铁官营等新的财政措施，加强了对工商业领域的管制，国家统治策略向“有为”转变。在经济思想领域，随着国家一系列“有为”政策的实践，主张国家进入流通领域干预经济发展的“轻重论”亦逐步走向成熟，《管子•轻重》诸篇的形成就是典型代表。《管子》一书托名春秋时期的管仲所作，实际上并非一人一时之作，其记事时限大约从春秋至西汉，是有关国家治理的经验总结，由西汉末期的刘向编集而成。《管子》记载内容广泛，其中尤以经济思想见长，“轻重”诸篇比较集中地论述了封建国家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管理的方式和方法问题，因此形成了典型的国家干预主义的理论汇萃，是古代国家对国民经济宏观管理及对商品经济进行干预的思想根源。“轻重”一词始见于春秋时期，是古代经济思想中一个特有的范畴，其本意是指货币实际分量的轻重，如单旗反对周景王铸大钱，曰：“古者天降灾戾，于是乎量资币，权轻重，以救民……今王废轻而作重，民失其资，能无匮乎？”在《管子•轻重》篇中“轻重”被引申为物价的贵贱、商品和货币的比价关系，当货币交换商品的比例升高时，即形成“币重物轻”，相反则是“币轻物重”，如“币重而万物轻，币轻而万物重”。从指代货币分量的物理概念到表明商品价格与货币的相对关系，“轻重”词义的扩展说明了古代国家对商品货币流通规律的认识与重视。在对商品、货币相互关系的认识基础上，国家有意识地将这种认识与政府的经济活动相结合，轻重学说亦逐渐成为封建政权操纵市场、调控国民经济的理论指导。

二、《管子》“轻重论”中政府干预商品经济的政策措施

“轻重论”所倡导的国家干预主义思想与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相适应，主张封建国家通过经济集权管理和控制社会经济，在维护农业主体结构的基础上，国家直接参与流通经济，管理和调控市场。持“轻重论”者认为，作为君主专制的统治应该运用好流通领域的统治之术，做到“善为国者，毋曰使之，使不得不使；毋曰用之，使不得不用”。即政府应该摈弃政治上的暴力强制，通过控制国民经济命脉使民众不得不依赖政府，从而造成“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的状态。该理论正是应对西汉前期地方诸侯实力膨胀、与中央政府分庭抗礼之时弊而提出。此时期，由于诸侯掌握了地方的盐铁、山泽之利及工商税收，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如吴王濞“招致天下亡命者盗铸钱，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国用富饶”，淮南王“长废先帝法，不听天子诏”。“轻重论”者认为“凡将为国，不通于轻重，不可为笼以守民，不能调通民利，不可以语制为大治”。为加强中央集权，稳定封建统治，“轻重论”者强调通过经济上的予夺来控制臣民，提出了“以轻重御天下”的政策主张。要实现以“轻重御天下”的目标，政府首先要懂得流通领域轻重关系的变化规律，“轻重论”者通过对商品流通领域中的规律性问题的分析，提出了一些基础的具有普适性的经济原理，作为政府参与和调控市场的理论武器。首先，“轻重论”者把货币与谷物框定为整个流通经济的两个基本工具，认为“五谷食米，民之司命也；黄金刀币，民之通施也”。

在传统社会，农业是最基本的生产部门，粮食是人们的生存之本；在商品流通中，货币作为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居于比其他商品更重要的地位。货币与谷物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决定了它们成为轻重调节政策的两个主要杠杆。国家通过掌握这两种商品，就可以调控好社会经济的运行。其次，通过权衡实际流通中货币、谷物与万物的供需与相对的贵贱形势，“轻重论”者提出了三者之间存在的比价关系：（1）“谷重而币轻，谷轻而币重”，将“轻重论”运用于货币与谷物价格的相对关系，指出市场上货币购买力与粮食价格成反比。（2）“币重而万物轻，币轻而万物重”，指出了货币购买力与商品贵贱相反的原理。（3）“谷物重而万物轻，谷物轻而万物重”，谷物与万物的比价有如货币与万物的比价，在价格上呈现此消彼长的关系。《管子•乘马数》载：“谷独贵独贱”，即在商品经济还不发达的情况下，谷物通常作为交换的一般等价物出现，其他商品的价格的高低通常表现在谷物比价关系的变化上，因而在轻重关系上与万物的比价呈反比。再次，“轻重论”者还将商品供需与价格涨落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如《国蓄》有“夫物多则贱，寡则贵；散则轻，聚则重”；《轻重甲》有“章（障）之以物则物重，不章（障）以物则物轻；守之以物则物重，不守以物则物轻”。说明商品供需的多少决定了商品价格的高低，一般情况下，价格随着供需的变化而变化。知悉流通经济中货币与商品的轻重关系与轻重变化，在具体政策方面，本着控制市场与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的目的，“轻重论”者提出了一系列的经济措施，涉及国家直接参与和管理流通经济的，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其一，主张国家控制货币和谷物的政策。

《管子•国蓄》中说：“五谷食米，民之司命也；黄金刀币，民之通施也。故善者执其通施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尽也。”“轻重论”者认为百姓依赖粮食而生存，通过货币进行物质交换，粮食与货币在国民经济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而，统治者应该善于运用货币控制粮食价格，通过对两者的垄断来控制经济大局，即“人君操谷、币、金衡，而天下可定也。此守天下之数也”。国家要控制货币，首先就要垄断货币币材的来源，即“君有山，山有金，以立币”；《管子•国蓄》载：“人君铸钱立币，民庶之通施也”，即铸币的权利应该掌握在国君的手中，国民只有使用货币的权利。相对于铸币，谷物乃民间自产，国家对于谷物的控制只能通过手中掌握的货币去影响其价格，即国家对粮食产品进行市场经营。“岁丰，五谷登，五谷大轻，谷贾去上岁之分，以币据之，谷为君，币为下。国币尽在下，币轻，谷重上分”，其政策手段大致是在丰年谷贱之时低价购进粮食，大量投放货币，形成“币轻谷重”之形势；国家掌握充足的粮食储备，待市场上粮食缺乏而谷价上涨之时，再大量出售粮食，形成“币重谷轻”之势。如此循环，国家不仅于粮食买卖中获得了财政收入，更重要的是通过经济手段对民间经济进行了合理的调控。其二，主张国家利用商品价格波动以操纵市场的政策。流通中商品价格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市场上同类商品过多，产生供过于求的情况，商品价格就会降低；如同类商品供给缺乏，商品价格就会提高。对此，《管子》中有较明确的阐述，如《国蓄》所说：“夫物多则贱，寡则贵；散则轻，聚则重”；或如《揆度》所述：“物藏则重，发则轻，聚则寡，散则多”。“轻重论”者认为，国家可以根据供求导致价格变化的规律，利用手中掌握的货币、谷物或者其他商品，“敛积之以轻，散行之以重”。在物价十分低廉的时候，国家采取收购措施，使商品价格回升；当物价高昂时，国家抛售物资，使商品价格回归正常水平。以上对商品价格波动而采取的准平政策，其实只是国家谷物政策的延续和扩大。国家因其掌握的大量货币和物资储备，在市场控制方面具有绝对的主动权，可以根据市场行情，或聚，或散，或藏，或发，使市场物资的多少，价格的高低，听凭统治者操纵。另外，统治者还可以通过行政手段，利用政令的缓急来左右市场物价，如“今人君籍求于民，令曰十日而具，则财物之贾（价）什去一；令曰八日而具，则财物之贾（价）什去二；令曰五日而具，则财物之贾（价）什去半；朝令而夕具，则财物之贾（价）什去九。先王知其然，故不求于万民而籍于号令也”。当然，尽管“轻重论”者认为政府可以根据实际需要人为地操纵市场价格，但他们也知晓流通中价值规律的作用还是存在的，况且政府于市场价格大起大落中实行准平的措施，也是基于对客观价值规律的认识而实施的，《管子》对此有独到的见解。如《国蓄》中有云：“凡轻重之大利，以重射轻，以贱泄贵。万物之满虚随时，准平而不变，衡绝则重见。人君知其然，故守之以准平。”

《轻重乙》中也有：“桓公问于管子曰：衡有数乎？管子对曰：衡无数也。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常固……故岁有四秋，而分有四时。已有四者之序，发号出令，物之轻重相什而相伯，故物不得有常固。故曰衡无数。”此处所论之“衡”，就是指商品价格围绕一个中心上下波动的规律性运动。商品价格不可能绝对固定在一个点上，须在一高一下中求其准平，这与《管子》倡导政府利用供求变化稳定价格的实践相一致。其三，主张官营盐铁的专卖政策。轻重理论主张国家进入流通领域，利用货币和谷物与其他商品的轻重比价关系对失常的市场现象进行调控，这是国家对经济进行控制的一方面。除此之外，“轻重论”者还认为国家应该对某些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自然资源进行垄断，实行官营政策。“桓公曰：然则吾何以为国？管子对曰：唯官山海为可耳”，即国家通过控制盐铁经营以控制国民经济的命脉。《轻重甲》中甚至说：“为人君不能谨守其山林菹泽草莱，不可以立为天下王。”在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传统农业社会，小农家庭内部的耕织结合可以解决大部分日常生活所需，只有食盐和铁器作为生产和生活必需品需要通过市场交换而获得，因此，国家凭借对此两项产品进行垄断经营，就可以在控制国民经济生活的同时获取财政厚利。轻重论者指出：“十口之家，十人食盐，百口之家，百人食盐。终月，大男食盐五升少半，大女食盐三升少半，吾子食盐二升少半，此其大历也”；又说：“一女必有一针一刀，若其事立；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铫，若其事立；行服连轺辇者必有一斤一锯一锥一凿，若其事立。不尔成事者天下无有”。盐铁官营，从表面上看，国家并没有加税于民，但实际上国家已通过寓税于价这一隐蔽的掠夺方式提高了财政收入，即做到了“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

三、古代政府在轻重理论指导下的商品经济干预措施

《管子•轻重》诸篇所阐述的轻重理论，是中国古代经济管理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古代国家实行经济干预政策的主要理论指导。轻重理论主张国家凭借政权的强制性进入流通领域，通过对商品货币流通规律的把握达到对市场的有效调控，这样就将国家对经济的关注点从单纯的农业领域转移到了商品流通领域，是经济思想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轻重论者所提倡的经济管理措施大部分为封建统治者所接受，自汉武帝实行盐铁官营政策，并建立一系列适应封建专制统治的官营工商业机构之后，国家对商业的控制成为后继封建统治者维持王朝稳定的重要法宝。唐代是封建经济发展的重要时期，唐政府对商品经济的管理与控制在许多方面都有所体现，而这些干预商品经济的措施可以说是传统轻重理论被当政者接受并践行于商品经济领域的结果。在官营商业领域，唐中期“安史之乱”以后，为缓解因战争耗费而陷入困境的国家财政，唐政府启用其时名著一时的理财家第五琦、刘晏实行榷盐制度。第五琦的榷盐法实行民制、官购、官销制，俗称“直接专卖法”。政府垄断绝大部分盐利，生产者和销售者对行业缺乏积极性和认同感，弊端早在汉武帝时期即已显露，因而收效甚微。刘晏的榷盐法是在改良直接专卖法的基础上形成的，灵活运用轻重之术，变民制、官购、官销制为民制、官购、商销制，实行间接专卖法。在此转变过程中，商人也由原来被打击的对象变为一定程度上推行轻重政策的助手，与政府共分盐利。刘晏还利用商品价格规律，设置常平仓，实行平准法。《新唐书•刘晏传》云：“晏又以常平法，丰则贵取，饥则贱与，率诸州米尝储三百万斛。”以常平法储米，可知是常平仓制度。“丰则贵取，饥则贱与”与汉代耿寿昌的“谷贱时增其贾而籴，谷贵时减其价而粜”相同，都是在轻重学说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国家干预措施。史书又载：“刘晏因平准法，斡山海，排商贾，制万物低昂，常操天下赢赀，以佐军兴。”

由此可知，刘晏不仅借鉴了耿寿昌的常平仓制度，还汲取了汉武帝时期桑弘羊推行平准法的经验做法。在民间商品经济领域，唐政府则主要制定一系列严密的规则，规范市场交易行为，畅通商品流通渠道等。唐政府所采取的这些干预措施，其共同点是进入商品流通领域，研究商品流通规律，进而在把握规律的基础上直接参与或管理控制，这些正是对传统轻重理论的有效运用。继唐之后，唐中期因解决财政问题而采取的对轻重之术的灵活运用，变僵硬的官府全面控制为官商分利的做法，为后来王朝的统治者所继承并发挥运用。随着唐中期两税法的改革、宋代“不立田制、不抑兼并”的确立，唐宋之际商品经济在相对宽松的环境下获得较大发展。宋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呈现出与前代不同的繁荣景象，盐、茶、酒、矿冶等工商税收占国家总收入的一半以上。商品经济的活跃、工商业收入的增加更需要“轻重论”为政府干预商品经济并获得财政收入提供理论指导。这其中以王安石实行的工商业政策较为典型。王安石继承刘晏的经济思想，对专卖领域区分具体行业采取不同的榷卖方法，控制与放任兼而有之。当国家专营的效益低下时，就将之改为民营以税之；当大商人包销分利太多时就适当控制。其政策要旨是减少管理弊端，提高效率，在不伤害民众生产、销售积极性的同时，尽量增加政府的财政收益。明清时期继承唐宋的工商业政策并有所发展，盐和茶实行禁榷专卖钞引制；矿冶以官营为主，民营辅之；海外贸易则变宋元的官民并存双轨制为朝贡贸易单轨制，同时在全国建立庞大的丝织、造船等官府手工业体系。可见，在高度集权的封建统治体制下，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的轻重理论尽管随着社会经济的变迁而不断被修正，同时也混同理财家个人经济思想的进步而不断发展，但不变的是，它始终是封建政府制定工商管理政策的依据，继续发挥着巩固专制集权统治的作用，是中国古代占据主导地位的经济理论。

商品经济论文范文第2篇

宋代的商品经济处于全面发展的状态，表现为商业政策的改变、手工业的繁荣、城市商业的发达以及海外贸易的发展。首先，在商业政策上，宋代统治者采取了与过去历代王朝都迥异的重商政策。中国封建社会发端于农业社会，从春秋战国封建制度萌芽起，农业都是作为国家统治发展社会繁荣稳定以及军事经济发达的基础，因此对农业格外的重视。在思想层面，汉代以后，董仲舒改革的新儒家思想更是为了体现帝王的统治目的，而将重农抑商思想融入进去，因此此后的历代帝王都鼓励发展农业，控制甚至打击商业活动。而这一点到了宋生了改变，宋初太祖赵匡胤认为“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以享天年”，以博民富。在宋太祖之后，宋太宗赵光义也号为“令两制议政丰之术以闻”。宋神宗在位时“尤先理财”，令众“政事之先理财为急”这样的重视经济的思想一直贯穿于宋朝，这是保证经济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其次，宋代的手工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达到了封建社会最为繁荣的程度。与唐代相比，宋代的坑矿、茶盐、造船、造纸、制糖、纺织、制瓷等有较为明显的进步。从特点上看，宋代的手工业产地逐步扩大，出现了区域性的手工业企业和家族式的规模企业。手工业产品的产量也随着生产区域和交易范围的扩大而增加。最为显著的变化是当时的手工业技术水平提高非常明显，在制糖业、采矿业、陶瓷制造业等方面都有所提升，比如制糖业出现了“糖冰”（冰糖）的生产技术，宋瓷的技艺手法融入了多种艺术元素。另外，宋代经济发展还体现在宋代城市贸易的繁荣。在宋代之前，不仅国家不重视发展商品经济，而且在城市格局上体现了重农抑商的思想。宋代以前的城市中，严格限制工商业活动的范围，将城市划分为坊和市“，坊”是指居民居住区“，市”是指商业活动区。同时还规定，所有的商业活动都必须在“市”区进行，不得在“坊”区进行商品买卖活动“，市”的经营时间也被限制在白天有限的时间内。这种规定大大限制了城市商品买卖活动的时间和范围。而在宋代，这一界限被消除了。北宋的都城汴梁城突破了市坊的界限，街道两旁和居民区都有商业活动“，坊巷桥头及隐僻去处俱是铺席买卖”，显示出商业的高度繁华程度超过了长安城。北宋的都城汴梁城还出现了早市和夜市，呈现出了全面繁荣局面。同时，商业城市和市场数量在这一时期也急剧增多，除了北宋都城汴京和南宋都城临安两个最为著名的繁华都城外，成都、建康、镇江及扬州等城市也十分发达，人口规模也逐年增加，汴京和临安的人口大致有170万和120万左右。除了大都市商品交换异常活跃外，众多商业性集镇也如雨后春笋般遍及全国各角落，这些集镇多集中于海上贸易繁荣的沿海镇市或水陆交通枢纽的内陆商镇，甚至在农村也打破了往日的寂静，于频繁的货品交换中逐渐形成了“草市”或“墟市”,使得整个国家的商品贸易活动都十分活跃，深刻反映了宋代商品经济的繁荣发达。

二、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对律学发展的影响

1.商品经济对律学思想的影响。

不同的时代都有着不同的立法思想，不同的经济水平之下的法律思想和法律研究思想也有很大差异。作为经济基础的商品经济的发达，也使得宋代的律学研究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的封建法律思想从西汉董仲舒确立新儒学以后而确定，经过魏晋南北朝、隋代、唐代的发展，到宋代时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尤其在经济基础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就需要一种新的世界观来适应这一变化，理学作为律学的思想基础就在这种情况下得以发展。理学名称的起源来自于宋代儒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它是以儒家的伦理思想为核心，糅合佛家思想和道家思想而成的一种理论形态，其核心内容是强调“理”的先天的存在，把抽象的“理”提到永恒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学习的目的就是“即物穷理”。理学思想肯定了封建社会的等级关系，认为“：夫天之生物也，有长有短，有大有小。君子得其大矣，安可使小者亦大呼？天理如此，岂可逆哉？”关于法律他们认为礼与法都是“理”的体现，是为了管理和统治人民而设置的工具“，礼者，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法者，天下之理”，“律所以明法禁非，亦有助于教化”。因此，认为治国就需要礼法合一，同时要根据事物发展的规律制定不同的领域的法律规范。在理学思想之下，任何事物都有其发展规律，法律要依据这些规律进行，因此对待农与商他们都保持了同等的客观的态度，在商品经济有所发展的情况吸取也加大了对商品经济的调整。立法上统治者调整了历代立法中重刑法轻民法的传统做法，开始探索民事立法和经济领域的立法，专门研究施行了盐法、酒法、茶法等法令。为了顺应商品经济的规律，宋代立法制定了一系列的经济民事法律，统一了国家与经济活动者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同时，立法的科学性也将政府的政策导向更好地促进了商贸发展和手工业的繁荣。

2.商品经济对应用律学的影响。

中国古代的律学十分注重法的应用，在法的解释和刑事技术方面的研究最多，形成的研究成果也最为丰富。宋代商品经济的发达，客观上使得社会财富得以积累，民间财富的积累让民众可以拥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律学研究活动。从国家层面来说，也加大了对律学研究人才的培养，设置了律学博士专门进行律学研究，涌现出了《刑统赋》、《律文音义》、《律令释义》等一些著名的律学研究著作。其中《刑统赋》就是律学博士傅霖编制的，他在研究时认为《宋刑统》不便阅读和记忆，于是将《宋刑统》的全部律文的要旨，用韵文体裁撰为律学读本，并自行作注，解说韵文含义。受到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理学的繁荣，人们看待事物的方式也更为客观，不再仅仅看到统治秩序的维护，而更加注重对社会个体正义的维护，突出人的个体价值，在司法实践上更加注重刑事科学技术的应用，出现了诸如《折狱龟鉴》、《棠阴比式》、《洗冤记录》等法律应用领域的著作。其中《洗冤集录》使得法医学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对中国乃至世界的法医学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三、结语

法律是政治统治的工具，也是政治统治的上层建筑，它受到经济基础的制约。宋代的商品经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它对律学发展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在思想方面，商品经济的繁荣促进了人们对人的个体价值的重视以及对经济和民事领域的关注度，因此产生了大量的律文解释、刑事科学方面的著作以及经济、民事方面的立法；在物质方面，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国家和社会都有更强的经济实力进行律学研究，从而提供了其发展的物质基础。可以说，宋代的律学发展之所以能够达到中国古代律学研究的最高峰，其决定力量就是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

商品经济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财产性收入；财产；动产；不动产；更多群众

这一新提法中的关键便是“财产性收入”一词，按照国家统计局专家的解释：“财产性收入”是指家庭拥有的动产（如银行存款、有价证券等）、不动产（如房屋、车辆、土地、收藏品等）所获得的收入。它包括出让财产使用权所获得的利息、租金、专利收入等；财产营运所获得的红利收入、财产增值收益等。

十七大的胜利召开，给日常生活带来了新的指导意义，但是，普通百姓对于这样专业的解释并不能完全理解。

首先便是“财产”二字。

官方解释中，是将这一名词当作专业经济术语加以阐释，然而，当我们用法学的眼光重新审视它时，却别有一番不同的感觉。今年10月1日刚刚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从提案到最后的出台，一直都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在这部被称之为中国法制道路上里程碑式的法律起草过程中，曾有相当一部分专家倾向于直接将其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财产法》。那么，究竟何为财产？在大陆法系国家，财产二字只有在权利的基本分类时才会被提及，真正的财产法概念是英美法系的产物，两大法系所共同使用的“财产”内涵外延都不一样。通说观点认为，财产是物的上位概念，财产包括物与财产权利，民法所调整的财产关系是由物权法与债权法共同调整的。如果把“财产性收入”用法言法语翻译出来就成为了：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所享有的物权和债权，物权中又包括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债权中又包括合同债权、无因管理之债、不当得利之债、侵权行为之债等。这样的语句解释，恐怕大多数的老百姓仍无法真切了解其中的意义，十七大报告中的“财产”应该可以做扩大理解，不应仅仅把眼光停留在法学的字眼中无法自拔。

其次便是对“动产”与“不动产”两个词的理解。

民商法理论中，“动产”是指可以移动的，或者移动之后不会影响其使用价值的物。在传统民法理论中，土地及其地上附着物被称作不动产，除此以外的都是动产。但在现实生活中，由于车辆、船舶、飞行器等与房屋一样，其所有权或是使用权的取得、变更与消灭都是需要进行登记的，以至于让人们误认为它们也是不动产，这是不正确的。这些物之所以要登记，是因为它们价值巨大，为了交易安全、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国家和社会稳定等各种原因，国家有必要对其加以严格管理。从这里可以看出，国家统计局解释中的车辆和收藏品等也被定位于不动产，是有待商榷的。同样，“不动产”是指不能移动的，或者移动之后会影响其使用价值的物。在我国，土地的所有权是由国家和农村集体组织所享有的，老百姓拥有的仅仅是土地使用权，而且在很多情况下，对于土地的用途或者享有权利的主体是由法律等直接规定的，不能由民事主体任意变更，即使变更，也必须经过一系列行政或是法律的程序，可以说是相当严格与复杂的。除此以外，让人们错误地认为对土地享有所有权的另一个原因是，在其之上建设的附着物，本身占据着土地的上层空间，享有房屋所有权的同时也就一定程度上享有土地的使用权，所以把对房屋等地上附着物的所有权与土地的所有权混为一谈也就不足为奇了。

第三，让我们回到提法中的“创造更多条件”。

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制经济，这是没有人可以否认的，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依法治国”早已被写入我国宪法，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法的民法，任重而道远。民法是随着商品经济的需要而产生，以调整商品经济关系为主要内容，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完善的。民法的真谛在于对权利的认可和保护，在民法这一定型化的权利义务体系中，权利处于主导地位，即义务应当来源于权利、服务于权利并从属于权利，可以说民法是一部权利宣言书。但是，由于法律本身的相对稳定和不易变动性，不可能朝令夕改，很容易滞后，所以仅仅期望民法来为老百姓创造致富条件是过于勉强的。我国民法虽不够完善，存在很多争议，但民法作为调整平等主体之间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民事基本法，在确认物的归属及利用、保障交易安全等多方面已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我们不能要求一部或是几部法律解决生活中所有的问题，“创造更多条件”应是所有部门法律、国家各类政策等多方位共同的任务，这涉及到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当然法律、特别是民法，在这种大环境中，需要发挥更大的作用，与时俱进。新晨

“创造条件使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投资渠道的拓宽，百姓财富的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在这几年增速非常快，老百姓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实惠。市场经济条件下，私法的作用更将突显，民商法必须完善自身不足，以适应现实生活的需要，使依法治国的精神和理念得到彰显，这同时也是时代的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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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王泽鉴．民法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2］王利明．物权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3］马俊驹，余延满．民法原论．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

［4］王利明．物权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5］黄立．民法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6］陈朝璧．罗马法原理．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

商品经济论文范文第4篇

主要著作有：《中国少数民族地区革命建设伟大成就》、《日本政府中小企业政策》、《美国的能源》等，曾为《人民日报》、《经济日报》、《香港经济导报》等15家报刊特邀记者、评论员和撰稿人。

邓永诚，高级经济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曾任国家物资部（总局）研究室副主任、政策体制法规司副司长、国内贸易部市场建设管理司司长、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市场体系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曾主持和参与编写过《物资法律制度读本》、《中国市场体系建设通论》、《中国商品市场大全》、《中国改革开放与跨世纪发展战略》等著作，著有经济论文若干篇。

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的改革开放30年，使中国经济完成了从萎靡到繁荣富强，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程。

中共十四大以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载入中国史册，也走过了15 年，使中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伟大变革。

为了对中国市场经济体制30 年变革历程做一个总的回顾，我们专访了《中国市场》杂志创办人，曾在物资部、内贸部主管市场工作过的杨庆文、邓永诚同志，让这两位参与和见证中国市场经济成长过程的专家为我们回顾、展望一下中国的经济体制变革历程。

《中国市场》：有学者认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以市场化为取向进行改革的过程。也是一个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逐步树立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国经济为此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对于这个观点， 您二位有什么看法？

杨庆文：这个观点基本上我是认同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从一开始一直朝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一步一步地向前推进，从单一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到“计划经济为主，社会调节为辅”到“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再到十四大确定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逐步认识和提高的过程。在这方面中国市场经济经历了风风雨雨，既有传统观念、传统思想方式束缚的影响，又有既得利益的社会力量的反对， 1979 年11 月26 日邓小平在接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副总编辑弗・吉不尼时就指出社会主义也是可以搞市场经济的。他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能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独有的。这一科学论点，直到1992 年10 月中共十四大明确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得以验证和实施。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从此走向科学发展的道路，开始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

邓永诚：我也认同这个观点。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是一个复杂困难的过程，企业进行这种“脱胎换骨”的改革需要一定的时间和认知过程。再向市场转轨期间，许多企业对政府“断奶”，离开“母体”推向市场的大海洋感到茫然。许多企业只停留在“推进”二字上，消极被动地等着推，并不是每个企业都能按照市场需求进行生产，所以造成产品积压；有的行政领导还沿用“行政设计”的老套套，凭个人激情为企业“设计出路”、“设计市场”。有的企业在转换经营机制的过程中，一方面反对行政干预，呼吁企业自，但另一方面又呼吁政府出政策，“保护主渠道地位”，把经济活动应有的自主性、开放性，看成是可以随意取舍的东西，自觉不自觉地投入了“行政设计”的怀抱。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以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为契机，清除“左”的思想干扰，坚定的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

《中国市场》：可以说，改革开放3 0 年，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绩是卓著的，但目前存在的问题也不少，是否可以这样认为：我国要建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任务仍然很艰巨？

邓永诚：是这样的。目前我国市场现实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企业还没有全部或真正成为市场主体。政府对企业干预多，企业对政府依赖大；个别地区封锁、行业垄断经营，企业地位不平等严重存在。二是市场业态和组织结构不健全、不配套、不同步。如：期货、拍卖、信托、典当、租赁、居间等市场没有解放前发达。资本、技术、信息、劳动力和房地产等要素市场，同商品市场相比发展滞后，特别是资本市场滞后已严重影响了市场配置资源作用的发挥，拖延了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的进程。三是政府宏观调控能力低下。行业主管政府部门长期习惯于用行政手段干预市场，不会或不善于用税收、信贷、价格、外汇等经济杠杆进行间接调控市场。四是市场法规不健全，市场监督不力，交易秩序混乱。很多交易方式和行为的规范目前还无法可依；同时对伪劣假冒、偷税、行贿等打击不力，形成执法不严、违法不究，造成市场秩序混乱。五是我国企业与国际市场联系较少，参与程度较低。我国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出口对外依存度高，高端技术产品参与国际市场少。从总体上看我国商品占国际市场份额较小。

《中国市场》：为了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国家都做了哪些方面的工作，以后我们还应在哪些方面继续改革和完善呢？

杨庆文：为了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七大做了重点部署：一是深化财税、金融等体制改革，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中，国家计划对维护宏观经济稳定具有不可替代的综合协调作用。因此，要发挥国家发展规划、计划、产业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导向作用，综合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提高宏观调控水平。二是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门类齐全、功能完善、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是社会主义市场体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邓永诚：同时我们还要积极发展各类生产要素市场，这主要包括：加强资本市场的基础性制度建设，解决资本市场不适应经济发展的矛盾。改革和完善政府管理土地市场的方式，经营土地使用权一律通过招标拍卖挂牌出让，提高土地使用效率。积极发展人力资源市场，建立健全市场化的用工机制和服务体系，引导劳动力合理流动。健全和完善技术市场，保护知识产权，促进技术成果转化。三是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要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平等保护物权，从根本上确认和保障公平竞争这一市场经济原则。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和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是有机统一的。只有公有制经济始终居于主体地位，才能从根本上维护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只有各种所有制度市场主体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才能永远保持并不断增强中国基本制度的优势和活力。四是坚持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在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下，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树立国际眼光，加强战略思维，把握发展机遇，应对风险挑战，营造良好环境，更好地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完善开放型经济体系，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国民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

《中国市场》：刘少奇同志早在上世纪60年代，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时代，关心支持生产资料服务公司的创办，为开创市场作出了贡献。那么在经济学者中，你们认为还有哪几位值得我们怀念和敬佩呢？

杨庆文：一位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孙冶方同志。在左倾思想横行的年代，他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提出社会主义也要遵循市场规律，很早就对“苏联模式”提出批判。特别是我在国家计委工作时，就聆听过他呼吁国家要重视利润，强调增强国力，讲发展经济就要牵“牛鼻子”。这些在当时很新颖的理论，至今让我们印象深刻。

商品经济论文范文第5篇

从个人的职业发展生涯来说，从国企到民企后的8年里，他摆脱了很多束缚，透过企业的兼并、收购及资本运作，协助“老板”让一个有着几十亿资产的民营企业通过制度化的管理而日渐壮大。不过，谈到14年的国企生涯，陈光全对于“中化”这样的国企依然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感，毕竟14年间，他亲历了改革路上的种种变化。

曾经历的“后官商时代”

大学时代的陈光全对于企业管理便有着浓厚的兴趣，1984年7月，刚读完大一的他在参与了武汉洗衣厂的调查后，便在经济学术期刊上发表了学术论文。这也让他破格地由国际金融系转入经济管理系。“那时候，正处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起步阶段。我经常翻阅经济类杂志，关注经济界的研究热点，像当时提到的‘利改税’、‘企业活力’“横向联系”等，都是边学习边研究，大学4年间便发表了16篇经济论文。”在陈光全心中，大学期间经济管理知识的充分积累，为他后来的发展做了扎实的铺垫。

1987年大学毕业后，陈光全得以顺利进入中国化工进出口总公司（以下简称中化）工作。“当时处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时代，进出口权是垄断的。像农药、化肥、石油、橡胶等产品进口，只有凭借中国化工进出口总公司的合同，才可以报关。”陈光全回忆，“当时外经贸部实行商品许可证制度，于是也衍生出一批倒卖许可证的商人。许可证制度也让很多国有企业透过这一垄断便利赚到了很多钱，一定程度上培养了官商的习气。于是，当时流行这样的话：门难进，脸难看，事情更难办！”

1987到1992年的5年里，陈光全由中化的一名业务员到副科长、科长。在体会着国企发展变化的过程中，他总结这段时间亦为国有大型企业的垄断经营期，由此更衍生了许可证买卖的投机倒把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滋生了垄断经营下的腐败，这一阶段有点像官商时代的尾期！有点暮色苍茫看劲松的感觉。”陈光全笑称。

在这个阶段，陈光全做出了两件主动而为的事，在今天看来，都颇具职业发展眼光。“1988年，当时的官商作风太浓了，严格限定二三十种进出口商品，于是很多人都呼吁，进一步放开进出口的种类。”看到机会后，陈光全主动请缨开展自营业务，“就是除了进口计划内的产品外，我们选择国内最紧缺、最好销售的产品进口，然后直接销售给最终客户（工厂或公司）。这样一年下来，占进口量不足1/10的自营业务量，却带来了超过1/5的利润。”

而第二件举措则是“维系客户关系”，因为当时中国农资总公司也在积极争取农药的进口权。“两家公司共同竞争客户，我们只有提供更好的服务才能维系更多的客户。于是，结合自己的业务经验及知识学习，撰写出版了26万字的《农药营销管理指南》一书。这不仅给客户以知识上的服务，更让很多人觉得中化还是最权威、更周到的服务商。”陈光全总结道，“那时候我们已经有意识地用市场供求关系的思路，逐步向有计划的市场经济迈进了！”

“头脑发热期”的来由

“自1992开始，市场经济概念越来越多地被提及。对于改革，虽然存在两种声音，一种是国有大型企业不能改，一种是市场客户要打破垄断必须改。而在实际工作中，中化已经在原有取得的优势上，开始整合客户市场。1992年8月，我被调到中化北海有限公司任职总经理。”陈光全回忆，“中化开始打破以往的进出口业务格局，开始进入更多领域，进口产品甚至拓展到钢材、粮油。”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转换国有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的经营机制，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心环节。此后，外汇控制开始放开，出现调剂外汇。“此前，在严格的外汇控制下，1美元兑换5.8元人民币。而放开后，国家计划一部分，外汇市场调剂一部分，调剂部分为1美元兑9元甚至11元人民币。这样，调剂外汇制度不仅刺激了自营出口,也使得自营进口业务成为积极争取的项目。”而当时调入中化北海的陈光全两年内，在外贸进口业务中便创造了近千万的利润。

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国家由放开统一计划开始转入企业自主经营的过程中，企业放开搞活带来巨大经济效益的同时，问题也随之出现。“很多企业看到哪些商品好销，便盲目购进；有了钱便盲目投资建项目，结果重复建设、摊子过大、资源浪费等等很多问题便出现了。当时的中化和很多国企一样，也处在一个头脑发热期，参与到很多项目建设，而新项目的人才、管理、绩效又跟不上，大进大出带来了资金的大量沉淀。最终使得中化面临现金链紧绷、甚至持续发展受到威胁的困境。”

充当“救火队员”的日子

1995年3月，陈光全调任中化总公司企管部副总经理。“那时中化的分支机构国内外加起来就有100多家，这在当时的公司体系上看来摊子过大了。”陈光全谈到当年公司治理结构调整的举措依然很沉重，“总公司就像一支救火队，各级公司总经理就像救火队员。中化开始了全面清理整顿，对于亏损的经营项目和公司进行关、停、并、转，裁减机构，努力增加现金流。”

1995年到1998年的四年，中化一直在努力度过最困难期。而正是这种及时地“救火”战，让中化开始向现代企业管理迈进。“不仅内部全面收缩整顿，中化更借助外力，聘请国外咨询机构梳理解决内部问题。”陈光全谈到，“那时推行的ERP企业战略，不仅解决了庞大的不良库存和应收账款，更建立了风险管理系统。通过完善的前台、、后台风险管理平台，使得企业在战略管理上有了清晰的方向。”

在规范的公司制度化管理下，中化摆脱了盲目投资、盲目扩张的投资风险，在企业人事任免、财务管理上更加的科学化。“记得1992年我去北海任职时，公司连财务人员都没有随同派出。完全是靠对人的信任而不是制度管控。而改革后，各级财务经理的人事任免和薪酬安排全由总公司统一调动。每月公司都会组织战略质询会，几十个处长汇报各自公司的发展情况，向刘德树总裁‘逐一过堂’。压力不断增大，而给予个人发展的机会也更多了！”1997年到1999年底，陈光全先后被任命为中化金桥国际贸易公司、中化塑料有限公司总经理。

1999年底，当总公司进入稳健经营，并逐步消化历史遗留问题的时候，陈光全主动请缨到中化山东进出口集团公司工作。“当时中化山东公司属于濒临倒闭的状态，我刚到任时，有着1200多名员工的公司只有600人上班。而上班族中仅小车司机就有37人。”再次充当救火队员的陈光全将总公司的改革系统运用到山东公司，“那时总公司的《中化报》几乎每期都有我们山东公司的改革报道，连续20余期连载。经历一年半的改革，公司走向了再生！”

留恋 基于持续的关注

“前些时，中化山东公司总经理谢险峰来京参加长江商学院的EMBA学习，还谈到公司现在每年都会有几千万的利润额。我感到十分欣慰！”2001年，陈光全被“四环”集团从中化挖走并任职CEO，当他谈到当年经管的公司依然很亲切，对当初的同事能取得今天的成绩，不免为之骄傲。

如果说，8年前从国企的离开，是想摆脱太多的束缚，“感觉总公司就像一个大的贝壳，而自己掌管的分公司就是依附于总公司才可生存的海螺。每项决策、每项业务都要经过严格的体系决策，不到几个月都批不下来，而批下来时，很多时候都错过了市场机会。除此，14年的国企生涯，也仅能熟悉有限的几种商品经营，对于企业管理的接触面也较窄。”那么，当时的民企“四环”恰好给了他充分发挥企业管理的空间，8年中，“四环”通过整合、收购、兼并等资本运作，日益壮大。

自2001年8月加盟四环，离开国企转战民企的陈光全，更在不断地关注着国企的发展变化。“中化在经历了全面的改革后，将贸易和实业结合起来，以综合服务商为定位，更在这些年通过控股、参股很多上市公司的形式，打造出众多产业链。而与以前不同的是，现在的企业运作通过实业有效扩张与资本营运相结合的方式，从资源控制到产品生产，再到渠道控制，正在形成各个细分行业的龙头老大。”陈光全谈到“老东家”中化时满腹感慨，“中化由原来的贸易型公司逐步向资源型、生产型延伸，并不断细分行业，做大行业，远不是以往的产品贸易型公司了。通过做产品发展为做行业，透过行业话语权来谋求相对垄断的利润，无疑是企业追求的目标。”

商品经济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 20世纪上半叶 河南省 烟草市场运销格局

中图分类号: K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8705(2011)04-44-50

烟草是具有较高经济效益的经济作物，其“自海外引进后一二百年间即风行全国，在作物引种史上实属罕见。”［1］烟草“原产中、南美洲，1620年我国始有直接进口，栽培之法，遂愈传愈广。”［2］据蒋慕东、王思明先生研究：“广东、福建、辽宁是明代中国烟草种植的三个中心……康熙年间烟草已基本传遍中国”［3］，清初，烟草已在河南农业生产中占据一席之地。20世纪上半叶，随着新式交通运输方式的出现和市场需求的激增，河南烟草生产更出现了高度区域化、商品化的趋势，在豫中地区形成了以种植烟草和出售烟叶为主的烟业经济，进而对河南的社会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学术界有关烟草生产的研究成果并不鲜见［4］，但对20世纪上半叶河南烟草的生产及其运销格局的研究十分稀少，鉴于此，笔者希望通过历史文献资料的整理拟对20世纪上半叶河南烟草生产格局的变化、烟草运销和集散市场的特点等问题进行探讨，以就教于各位方家。

一、烟草生产格局的变化

20世纪肇始，随着外来新品种的传播和便利的交通运输方式的出现，再加上国内外市场需求的旺盛，河南的烟草开始出现大规模种植的趋势。

1、烟草类型的改良――从晒烟到烤烟

河南烟草种植，首先是明末从东南沿海地区传入河南南部的邓州一带，当时烟草的调制方法都是晒制或晾制，通称为晒晾烟。乾隆之后“北地烟叶大盛，种植面积广达数百万亩。”［5］许州晒烟曾被评为清代河南农产品之一（许州烟草、豫省小麦、光固稻米、开封花生、太扶棉花、郾城芝麻、郑荥瓜子、怀庆山药），其制品曾远销京、晋、鄂、皖等地。其属县长葛“于明万历年间亦开始种植晒烟，到乾隆年间已成为大宗商品。”［6］由于种烟占用了大量的膏腴良田，黄河流域五省种烟，“所减之粟米，较之烧酒所耗，亦十之六七。”［7］清政府为了维护粮食供应，曾降旨禁止民间种烟，但未能生效。清朝末年，随着政府禁止鸦片种植，而使烟草种植急剧扩大。农民种植晒烟，为农家重要经济来源。光绪二十四年，“邓州纵横数十里，皆烟田，而伏前所晒者色微白，销路甚广，上至山西，下至粤省及吕宋；三伏后晒者微黄，则销湖北大小口岸”［8］，此时邓州的晒黄烟“邓片”也曾驰名全国。

20世纪肇始，随着国内外卷烟业的不断发展，而晒烟无论色和味，均不能达到制造卷烟所要求的标准，晒烟的改良遂迫在眉睫。这时传入中国的美种烤烟经过科学培育，其质量远优于晒烟，为制造烟卷提供较为优质的原料，满足了卷烟厂的原料需求。民国六年，英美烟草公司在襄城县颍桥试种烤烟成功以后，烤烟开始成为河南烟草生产的主要类型。“试验结果甚佳，烟棵繁盛，叶大味美，种之者多获利，故效之者日众，以致现在襄城全县产烟竟达300车，许昌约200车，禹州150余车，郏县100余车。”［9］随后，“豫中的长葛、许昌、临颍、郾城、禹县、郏县、襄城、叶县等，均大量种植美种烤烟，面积、产量与质量，均居全国之首。”［10］此后，河南省在烟草种植面积、产量、品种上都有显著变化，其种植范围迅速发展到许昌周围的十几个县，到1933年，许昌烟区已成为烤烟生产原料基地，与山东青州、安徽凤阳并称全国三大烤烟产区，当时许昌烤烟产量且居全国第一位。与之相比，到20世纪40年代，河南晒烟则由少至无。

2、种植区域的集中――从豫西北到豫中

明末清初，河南烟草种植主要集中于豫西北的邓州、襄城、博爱一带。乾隆年间，大别山区的新县一带也引进了烟草，继后烟草在豫西的襄城县、郏县和禹州等地也较快发展起来，豫西烟草产区以邓县最为突出，清末时期，邓县的烟草种植面积曾发展到万亩左右，有“看不过邓州烟”［11］的评价，与襄城、清化（属博爱县）并列为河南省三大土烟种植区域［12］，可见，有清一代，河南烟草种植的区域主要分布在豫西、豫北一带。

20世纪之前，河南中部种植烟叶的地方，只有襄城、叶县两处。1913年许昌英美烟草公司成立之后，先后发给农民英美种籽，传授其肥料的改良、熏烟的方法，并最终形成了以豫中许昌为中心辐射周围12个县的烤烟主产区，故河南烟草有“许州叶”之称。豫中地区“这时除了佃农、雇农以外，几乎每家必种烟叶”。［13］1923年邓州、许昌、襄城一带烟叶产区年产量为“邓州何家庄840担，许昌颖桥52000担，襄城巴家庄28600担”。［14］20世纪20年代“烟叶，沁阳亦产出数万斤”。［15］30年代豫中地区的烟草种植仍是河南烟草的主产区，“许昌、禹县、襄城、郏县、临颍诸县，为著名的产烟区”。［16］ 1936年“河南产烟县份39个，年产量总计为75万余担，其中襄城、禹县、临颍、长葛、舞阳、许昌、郏县、鲁山等豫中八县所产烟草合计为35万余担，约占总产量47%。”［17］

据上表一显示：第一、1935年河南省19县共种植烟草面积41.918万亩，占河南全省总种植面积84.5万亩的49.6%，全省一半的烟草种植都分布在豫中地区，且商品化程度较高；第二、当时豫中烟叶总产量2450.7万公斤，占全省总产量5620万公斤的43.6 %，其产量也是居于全省总产量的大约1/2，由此可见，豫中地区是20世纪上半叶河南烟草的集中产区，河南烟草生产空间格局呈现出“中心团式”的分布特点。

3、商品化程度的增强

河南烟草生产“在20纪最初的三、四十年间所经历的商品化程度，至少相当于过去的三个世纪。”［18］ 20纪以前，河南许昌、襄城一带，农家种植烟草的面积微不足道。在1919年后，由于种植烟草具有高额的经济收益，豫中地区烟草种植面积迅速扩张，“现在（1934年）种烟的各区中，差不多有24%～40%的耕地都种植烟叶”［19］。有的县份种植烟草的比例更高，“襄城农村中，种植烟叶之农户比例高达63.7%。”［20］据相关资料统计，1933一1936年间，河南烟草平均总产量为3650×104，占全国总产量44.4％，1937―1945年，抗日战争期间，年尚产2900×104，1946―1947年，平均总产量占全国61.4％。［21］烟草是商品化比率最高的经济作物，［22］农民所获烟叶，除运往市场销售以外，别无出路。因此，烟草产量逐年迅速增加即意味着烟草商品化程度在不断提高。

根据上图数据显示，可以得出：第一、从1916～1937年，河南烤烟产量总体呈不断增长趋势。二十多年间河南烤烟产量竟然增加了28倍，从最初的250万磅增加到最多时的7000万磅。第二、烤烟作为一项重要的经济作物，其产量的大幅度增加，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20世纪上半叶河南烤烟商品化程度之深。

二、烟草运销格局及其市场结构

19纪末期以前，由于交通运输条件的限制，河南农民所生产的经济作物大都仅流通于农村附近的集镇市场圈，在性质上仍属于小农业生产者彼此间的互通有无，其“真正进入长距离贸易网络，流向国内市场者，至为有限。”［23］

1、烟草运销格局的变化

20纪之后，河南烟草运销的迅速扩张，主要得益于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1906年平汉铁路通车，1909年陇海路汴洛段完工，这两大交通干线纵横交会于河南境内，使河南烟草运输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平汉铁路未通之前，许州及襄城、叶县、长葛等县的晒烟及烟丝产品，主要集中禹州销售，“平汉路通车后，……周围四十多县的商品供销在此中转，（许昌）一度为闻名国内外的烟叶市场。”［24］20纪上半叶河南烟草除部分供本省卷烟公司自用外，还有相当一部分被运往上海、汉口等通商口岸及国外市场。“河南烟叶行销外省以上海为最多，汉口次之，但是均由汉口输出，因东部烟叶产地多在平汉路沿线，有铁路为之运输，西南部如内乡、邓县等地近汉水，则由水道转运汉口。”［25］与棉花运销相比，20纪上半叶河南烟草的运销网络比较简单，“河南农民运入市场的烟草绝大多数均由中外各卷烟厂所收购，再经铁路运至汉口及上海等处加工制造。”［26］

根据表二资料显示：总体来看，20纪上半叶河南烟草运销网络已经初步形成，从产地集散市场，再通过便利的水路运输，最终可达需要烟草的终点市场。具体来说，还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20纪上半叶河南烟草集散市场分布不平衡，主要集中在豫中地区，尤其是以许昌为中心的集散市场已经形成，其他地区集散市场分布不明显。许昌、襄城“烟草，每年约六、七千吨，由铁路输出约二百余车。”［27］第二、20纪上半叶河南烟草的运输路线主要以铁路运输为主，辅之以水路运输，便利的交通运输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烟草运输的速度，增强了河南烟草市场与通商口岸的贸易联系。正是由于平汉铁路的通车，才促成河南烟草运输线路的改变，形成了以许昌为中心的集散市场。据统计，“1934年，河南仅从铁路运出的烟叶就大约有80，000，000磅。”［28］第三、20纪上半叶河南烟草运输的终点市场是上海、汉口等通商口岸，表明了河南烟草主要是为通商口岸和国外卷烟工厂提供原材料，形成了烟草生产在河南、烟草加工在外的畸形农业发展状况，不利于河南烟草的长远发展。河南烟草“每年产量约达2100万至2600万磅左右，为汉口市场的主要供应来源。”［29］同时，“许昌所产烟草销路以英美烟公司为最重要，约占总数80%，烟叶较次者，才销售考城、杞县、太康、陈留等县。”［30］

2、烟草集散市场层级结构的形成

20世纪上半叶河南烟草的迅速商品化活跃了农村商品经济，烟草集散市场的层级结构开始形成。如许昌位于京汉铁路线上，具备便利的交通和丰富的煤炭资源，可以确保烤烟所需要的燃料；因此，附近县份的烟草以及英美烟公司、华商和烟行大都将收购的烟草运到许昌，集中用铁路销售到外地，逐渐形成了以许昌为中心向四周辐射的烟草集散市场。许昌“附近广大地区的烟叶，多在许昌聚集后，运往汉口或转运上海”。［31］

据表三所示，按照施坚雅模式，20纪上半叶河南烟草集散市场可分为三个层级：第一、河南烟草集散市场的中心市场主要有禹县南关、许昌两处，因为二者都在“在流通网络中处于战略性地位，有重要的批发职能。它的设施，一方面，是为了接受输入商品并将其分散到它的下属区域去；另一方面，为了收集地方产品并将其输往其他中心市场或更高一级的都市中心”［32］。“中部许昌、禹县、襄城、郏县、临颍诸县，为著名的产烟区；各县所产烟叶，都从许昌出口。”［33］“30年代，乃许州烟的黄金时代，上海各烟草公司，均派人专程来此收买，每月收买烟草约10万。”［34］第二、河南烟草集散的中间市场主要有石固镇、冢头镇、长桥镇、漯河镇等，这些集镇“在商品和劳务向上下两方的垂直流动中都处于中间地位”［35］。第三、河南烟草集散的标准市场或基层市场主要有土城堡、水冶、阜城、颍桥镇、王洛镇、繁城镇等集镇，这些集镇是烟草生产的产地市场，也是烟草输出的起点市场。许昌附件产烟区大都距离许昌火车站五六十华里之外，产烟区内各镇因之成为烟草集散中心。

三 、余论

由于近代卷烟工业的进步和烟草市场的需要，河南烟草生产出现了区域化和商品化的发展趋势，烟草品种由晒晾烟向烤烟方向发展，并且成为全国三大烤烟产区之一。20纪上半叶烟草生产及其运销格局的形成，扩大了河南农业经营的范围，在豫中地区形成了以种植烟草和出售烟叶为主的烟业经济发展模式，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河南农民的经济效益，活跃了河南的农村市场，推动了近代河南的社会转型。

首先，国内外市场需求加快了20纪上半叶河南烟草生产的扩大，打破了河南传统过于单一的农业种植结构，促进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甚至对于新中国建国后全国烟草的生产格局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光绪三十一年，邓州一带“土产以烟叶为大宗……所收五谷不敷民食，中稔之年，尚仰给外境。”［36］南阳县境则“罂粟、淡芭菰或连阡陌，故谷贵，鲜蓄积。”［37］郏县物产“以烟叶、桑为最”。［38］阌乡县“烟草，今种者益多，以收获之利数倍于谷也”。［39］“河南烟叶产量占全国第一位，占全国产量的四分之一”［40］。对河南农民来说，种植烟叶不失为一项重要的收入。“许昌县城西50华里的石固镇，……羡慕襄（城）地烟利厚，遂停种杂粮，改种烟草。”［41］1928年4月27日英美烟公司在致国民政府的函件中称：“许州烟叶，每年出产之价值，约在四、五百万元左右，大英烟公司每年所收买者，平均约及半数，农民借此以谋生活者，为数甚众。”［42］这也反映出了烟草种植在近代河南农业中占居的重要地位。

其次，在20世纪上半叶，烟草加工工业的对原料的迫切需求也对河南烟草生产和发展起到了带动作用，并促进了河南烟草的品种改良；同时，烟草市场的集散也刺激了河南金融业的发展。英美烟公司为了获取廉价的原料烟草，通过调查华北各地种植烟草的状况，发现河南地区尤其是许昌一带具有适宜烟草生长的气候和土壤等自然条件和低廉的煤炭等燃料资源。英美烟公司开始输入美国烟种，“指导农民种植方法，结果第一年便获得200万磅烟叶的重大收获，农民获利甚厚。于是邻近地区的河南农民亦争先停种杂粮，改种烟叶。”［43］许昌因烟草种植而促进了金融业的兴盛，“迨至民国四年改种烟叶以来，申帮烟号日渐来许，设庄采办，当时因需用现洋，埠际汇兑困难，各烟号复限于本身经济，不得不用申埠期票，向就地商号贴现，汇水高大，利息优厚，乃始有正式钱业之创设。除尽量购买上项期票外，并兼营小额信用放贷，惟因上项期票有时间性，故多于本业外，兼营其他副业，如纱、花、盐、烟叶等项。至民国二十年钱业公会成立，始各致力于本业之开展，及市面金融之调剂，故频年钱业界，均有盈余。”［44］即许昌随着烟草大面积种植，1918～1933年开设了8家银号。

最后，20世纪上半叶河南烟草生产的发展推动了河南的城镇化进程，对烟草集散城镇内部空间格局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烟草的生产和集散在许昌城镇内形成了一条烟行街。今许昌西关的东、西烟行街，就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英美烟公司和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带动下，许多烟行集中在此开设烟行的结果。［45］烟草的集散，带动了许昌转运行业和金融业的兴盛。“现许昌共有转运公司23家，代客收买，代客运输……烟行与烟客均利赖之。许昌有中国银行、河南农工银行、本地金融机关等，烟客来自外埠携带汇票，皆可在此地通融，内地襄禹郏三县烟行皆仰许昌为金融中心，可以通融其外来顾客之大批汇兑。”［46］许昌石固镇也是一个因烟叶而兴盛的城镇，“镇内房屋多砖瓦制，商店亦多，有粮店、百货、客栈、酒馆，尤其让人触目的是收烟叶的烟行，不下50家，路上往来人颇多，亦一具体而微之都市也”。［47］可见，烟草生产加快了近代河南城镇化的步伐。

20世纪上半叶，河南烟草在经历过短暂的辉煌之后，开始走向衰落的边缘，其衰落原因是复杂的。第一，20世纪上半叶河南烟草经济是较为典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化经济形态，其烟草生产主要是为外国资本主义企业提供廉价而充足的原材料服务，烟草种植面积的扩大是以粮食播种面积的下降为代价的。禹县“柏礼、临颖三川里，几於无家不种，无种不多，……小农至罄其田以种菸。”［48］ “河南烟草生产和市场多为英美烟草公司和买办商人垄断和操纵。”［49］第二，20世纪上半叶河南烟草生产的繁荣只是昙花一现，随着国民政府取消对英美烟的限制，面对英美烟公司的压制和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国政府对烟草税收政策的遏制，加上自然灾害频繁、战乱不断、土匪经常骚扰共同制约了河南烟草业的进一步发展。剧烈的市场波动对河南烟草产区的社会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长葛县和尚桥亦为烟叶种植区，1929年时烟叶价格高昂，每担达80元，农民见大利所在，纷纷改种烟叶；及至1931年，烟叶生产过剩，加以景气不振，烟价狂跌，每斤仅值数分，尚乏雇主，农民亏累不堪，因而自杀者日有所闻。”［50］当时许多民族卷烟工厂倒闭，有的迁往外省。到1936年，“河南省只有烟厂34家，职工3022人，卷烟机109台，年产卷烟56017箱。”［51］第三，种植烟草属于劳动密集型农业，也是“内卷化的农业”，其所需的劳动单位、成本均高于其它农作物，还常常受到高利贷的盘剥，因此种植烟草风险性大，稍有不慎，农民辛辛苦苦一年不仅不能赚钱，而且赔钱，因此“农民对于种烟，已如惊弓之鸟，不敢再为尝试了”［52］，由于种烟的农民，在烟叶收获以前需要较多的资金，因此“高利贷的势力在许昌一带特别猖獗”［53］。第四，烟草生产技术条件和烟草经营模式一直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仍然保留传统落后的生产经营方式，这也是20世纪上半叶河南烟草经济衰落的重要原因。“河南烟草之种植虽极发达，但产烟地区并未出现新式的耕种方式及大规模农业经营。”［54］

河南虽然地处封闭落后的内陆腹地，但其渴望近代化的尝试并没有停止，因地制宜发展起适合自己省情的经济作物，烟草就是显著的例子。20世纪上半叶烟草在河南的种植和运销，反映了近代华北农村社会的具体变迁：近代华北农村社会的商品经济不仅得到了迅速发展，而且其融入世界市场的意识也在不断增强，对近代华北农村社会的带动作用也比较明显，这一切都是华北农村社会近代转型的鲜活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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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陈伯庄：《平汉沿线农村经济调查》附件1，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31页。

［54］张锡昌：《河南农村经济调查》，《中国农村》第1卷第2期，1934年11月，第48页。

A study on the tobacco production and the distribution patterns

of Henan Province on First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Ding De-chao

(The Institute of Qing Histor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100872)

Abstract:The tobacco is a major feature of economic crops of Henan province on First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in this period,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obacco production in Henan Province, its cultivation expanded, forming a tobacco growing regionalization of production, to a certain extent, changed the planting of a single Henan Agriculture structure; at the same time,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tobacco production in Henan a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more so as to meet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market demand for tobacco processing industry; On this basis, resulting in a number of important tobacco distribution center, which also occurred in the tobacco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major changes, which had more far-reaching socio-economic impact in Henan province.

商品经济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合作社法;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民国

法的实施既依赖于国家的社会、政治与经济环境，也依赖于法文化的构建与传播。民国时期颁发的《合作社法》是世界合作社运动发展的产物。民国合作社法律制度诞生与演进的路径如下:受西方经典合作社思想影响，忧国忧民的民间志士为了改良积贫累弱的国家和社会，毅然举起合作的旗帜，民国合作社运动应运而生。这是在三民主义治国纲领和民间合作社运动的强烈驱动下，积极推行合作事业民生主义政策的结果。从形式上看，以德、日立法为范例的民国《合作社法》堪称体例完整、内容系统、结构严密、制度科学，但在当时特殊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下，民国《合作社法》并未在改良社会、改善民生的现实土壤中取得实效。这表明民国《合作社法》的创制只是从意识形态上完成了立法目的的本土化过程，即以“民生主义”的实现作为《合作社法》的立法追求，而法的形式结构和实质内容却热衷于盲目的生搬硬套。由此我们获得的基本结论是:合作社法的施行必须以正确的主体认知为前提。在中国特殊的农业、农村和农民环境下，重视合作社及其社员主体地位的哺育与培植，构建外国先进的合作社法律制度与中国传统社会“个性”相结合的合作社法律文化，是实现合作社法价值和效率的基础条件。

一、小农社会与农民主体地位的缺失

法在农村的推进程度，往往取决于农民这一群体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了解、认同乃至接受法律的调整。[1](P18)合作社制度是市场经济和社会物质交换的必然产物，只有具有独立“经济人格”和公民意识的个人，才会为维护其经济自由和市场竞争的平等性而组织起来。民国《合作社法》的实践证明:小农社会中农民主体地位的缺失，直接导致了农民自觉组织合作社的主动性不足，合作社法律制度在农村的推行缺少扎实而必要的逻辑起点。

1934年底，民国时期浙江省建设厅合作事业管理处对各县合作社进行考核，考核内容包括对合作主义是否理解透彻、合作精神是否充分、社员是否忠诚等，满分为100分，但考核结果大部分不及格。其中对合作主义理解一项，误解的占14%，人云亦云的占39%，不明白者占37%，理解透彻者只有10%;而对是否有合作精神的调查结果也相当令人诧异:自私自利无合作精神的占15%，社员之间有你我之见者占53%，相亲相爱的占32%。1934年《合作社法》颁布之后，合作事业开展的最大障碍仍然是“民众缺乏合作知识”，占到所有困难原因的42.6%①。结果证明合作社主体知识文化程度以及对合作精神和合作理念的了解、理解程度是合作社法律制度有效实施的主要影响因素。考核内容分为18项，包括社中设备是否完备、合作主义是否理解透彻、合作精神是否充分、社员是否忠诚、社员增减趋势、识字社员多少、会议是否遵守章则、职员是否尽职、有否发生纠纷、有无及如何簿记、每个社员平均公积金、社员股金数、营业资金多少、营业盈亏、公益金处理、报表和其他文件是否准确及时、社员平均储蓄、借款户借款用途及是否延期等。满分为100分，但考核的结果大部分不及格。

法的形成前提是法律需求。从民国合作社运动始于民间知识精英的倡导和践行的现看，民国《合作社法》的法律需求来自于知识分子的期待，而不是合作社主体——经济弱者的诉求。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实践证明，在经济落后、文化贫瘠的广大农村社会，农民对合作社组织的认知程度和主动诉求远远不如知识分子。从理论上看，“合作社的产生方式可以分为自组织和被组织两种方式，自组织的合作社往往具有更强的生命力，被组织的合作社往往发生变异和走向衰败”[2]。虽然中国的历史文化中含有大量的合作思想，也存在着各种民间传统的劳动互助习惯，②但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传统过于强大，农民主体性地位及其权利观念缺失阻碍了中国合作社“自组织”的生成。

首先，传统的小农经济生活、生产方式抑制了农民自组织的冲动。民国时期，中国农业商品化程度仍然十分低下，除了棉花、蚕丝等少数农产品用于纺织等工业原料之外，绝大部分农产品用于农村和农民自给，农业生产所需要的种子、肥料、饲料等直接取自于自家土地，很少向外购买，“至于新式农具的购买和使用更谈不上”[3](P304)。农村没有组织规模化、系统化生产、销售的必要，这也就是民国时期真正体现合作组织效率优势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合作社作为一种舶来品，是西方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弱势群体“主体权利”觉醒的产物，其前提是商品经济和社会交换关系的发达。民国时期的农民是小农经济的主体，虽然人数众多，却处于市场的边缘，其生产、生活几乎尚未遭受商品经济浪潮的侵袭。他们并未如欧洲农民那样经历“羊吃人”的血的洗礼，这决定了他们的主动性只在于家庭简单的精耕细作、自给自足，联合起来进行经济权利抗争的客观诉求并不强烈。

其次，传统的“群体”本位限制了农民自主、自助、自救个体意识的形成。民国时期传统文化造就的群众组织形式，依然是各种显性和隐性的家族、宗法组织，个体融于群体之中，由亲缘关系构建的宗法社会抑制个体意识的滋长。“当农民有什么需求的时候，首先求助于各种宗法文化的诠释和宗法组织的力量”[4](P25)。在农村传统的宗法社会的构造里，成员之间权利、责任、义务的确定，主要不是通过法律或明确的规章制度建立的，相互之间的信任也主要不是通过法律来保证，而是通过习惯或传统得以确定，经济生活也不例外。[4](P29)确切地说，小农经济条件下农民社会的权责构造以宗法关系为维系的基石，中国农民是缺乏以依契约关系为纽带进行权责分配的合作传统的。

再次，传统的“义务本位”意识导致农村自组织习惯淡薄。“家国一体”观使得义务本位深入中国社会整个肌体，正如王亚南先生所说:“中国自来就不许让人民具有什么基本的权利观念，所以他们对于任何自身权利被剥夺、被蹂躏的事实很少从法的角度去考虑其是非。”[5](P45)长年累月的艰辛劳作以及自然环境对农业生产丰歉的决定作用，使得农民形成了极强的忍耐力和宿命观，安分守己、逆来顺受习性根深蒂固;所谓“精神破产”，梁漱溟先生解释为:社会上许多旧信仰、观念、风尚、习惯的动摇摧毁，而新的没有产生、树立，以致一般乡民都陷于窘闷无主、意志消沉之中。民国时期中西方政治、经济、文化传统的强烈碰撞导致农村社会的“精神破产”③，保守封闭的思想眼界和贫瘠枯乏的文化修养，使得农民失去了对变革的价值判断，陷入迷茫以致沉寂;而不断的天灾人祸的打击，更使无助的农民颓废、麻木、意志消沉。

总的来说，商品生产者自由个性的觉醒、经济理性的成熟和作为契约主体的独立人格的存在，是合作社组织行为赖以发生的主要因素。合作社主体的差异性，使得西方合作社法律制度在中国小农社会无法获得农民的“肺腑之声”。

二、主体认知与中国农村合作社制度的推行

从历史的角度看，民国时期合作社主体认知缺失的状况，即使在今天的农村社会也没有质的变化。诚如苏力所言:“中国的问题仍然主要是农村问题。”[6](P7)农民按人均取得所分土地的所有权。1950年，新中国实行以均田制为特征的，仅用了两年的时间就摧毁了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农民按人均取得土地的所有权，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农民主体地位在新中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彰显。但是，和集体经济的“集体利益”牵制使农民处于“主体性灭失”状态。

家庭联产承包制使农民及农户获得了独立经营的主体地位，为农民生产积极性注入了有效的催化剂，并为合作社制度在中国农村推行提供了基础和条件。然而，承包经营模式直接把农民及农户推向市场。分散经营的农户不再以小农经济为生存机制，环境的变迁迫使他们必须从传统“生存理性”转向现代“发展理性”[7]:他们不仅要关心农业生产，而且要关心市场的需求、原料的采购及产品的销售。面对这种“发展理性”需求，“单打独斗”的农民及农户根本无力承受来自市场的多元化风险。因此，为最大限度地满足个体利益追求并减少市场风险，中国现阶段的广大农村对于结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互助互利”的共同体有着强烈的诉求，合作社组织在解决“小农户”与“大市场”矛盾中大有作为。

为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中国于2006年颁布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这部法律最突出的亮点是解决了合作社的主体性建构问题，赋予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人资格，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一类市场主体，依法开展的一切生产经营活动受法律保护;同时，明确并保障了农民的民利和合法利益，规定农民专业合作社对由成员出资、公积金、国家财政直接补助、他人捐赠以及合法取得的其他资产所形成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和处分的权利。针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弱者联合的性质，《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还规定了国家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建设与发展的一系列优惠扶持政策，赋予农民专业合作社一些特殊的权利，包括农业和农村经济建设项目可以委托有条件的有关农民专业合作社实施、财政资金补助、税收优惠、信贷支持等。

从性质上来讲，《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既是一部主体法，也是一部促进法。作为主体法，它明确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独立的市场主体地位;作为促进法，它通过一系列措施推动农民在家庭承包的基础上自愿、自发地组织合作社，将原本分散经营的农户组织起来，把同类产品的生产与销售等各环节链接起来，形成规模经济效应，解决千家万户生产与千变万化市场的有效对接问题，实现农民增收、农业发展和农村稳定的政策目标。

《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为中国农村合作社的发展提供了较好的法律环境，但其实施的效果却并不尽如人意。许多学者在调研中发现:合作社的市场主体独立性观念并未深入广大基层、深入人心，农民作为合作社的主体尚不能有效掌握和利用合作社拥有的制度优势和权利资源，并未为其主体——农民所主动掌握和利用。从事农村合作经济发展史研究的学者刘纪荣在相关的调研报告中写道:“笔者不时就当地人询问对农村合作社的了解情况，不少人的回答是‘不太了解’，当问及农民专业合作社是一种什么样的组织时，更多人的回答是‘不清楚’，村里的农民对此更是不知所云。”[8]农民关于合作社的认识与民国时期的调查结论如出一辙。还有学者在调查中发现:现行合作社极少数由农民自发组建，绝大部分合作社都是依托外部力量(包括龙头企业、政府农机部门、供销社、贩销大户等)而建，合作社通常被政府主管部门、少数大股东、经营者所控制，中小农户处于依附地位，对合作社的认同度较低，入社的积极性不高。“农民合作起来的组织没有农民的自觉参与，而大多只是地方政府的一厢情愿。”

[9]

总之，中国农村合作社的发展虽然获得了丰厚的法律制度支持和保障，但上自各级政府、下到农民对合作社及其社员主体地位认知的缺位或者错位，已经成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有效实施的现实障碍。

三、弱者的武器:合作社法律文化的构建

《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要在现实社会中取得良好的实施效果，依赖于“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合作社理念的普及，依赖于互助互利的合作精神的贯彻，同时还依赖于农民对自身主体地位的认知。要解决这些软环境问题，构建健康、正确的合作社法律文化就成为先决条件。把外国先进的合作社法律制度与中国传统社会“个性”相结合，认真审视和解决法的普适性与本土资源的对抗关系，在合作社法移植时“让受移植法律经过合理处理与嫁接能渗入到移植国国民的血液当中，进而得到有机的整合”[10](P115)，是合作社法取得预期效果的必要条件。“中国的法治之路必须注重利用本土的资源，注重中国法律文化的传统和实际”[11](P6)。

现实的问题是对于合作社性质和作用的认识，无论是理论界、政府部门还是普通民众，都相当模糊和混乱，常常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合作制等同于集体制，以传统的思维、观念对待和处理合作社事宜。由于合作社法律文化尚未普及，合作社在参与市场经济、改善农村社会等方面的功能无法充分发挥。合作社法律文化，指包含合作社价值、功能、作用在内的一系列主观观念形态以及合作社运行机制、权利义务在内的一系列客观规定性，它是支配合作社法律实践活动的价值基础。只有在社会上形成广泛的合作社法律文化氛围，使政府、社会以及合作社成员养成合作社价值的共同认知，才能使合作社的法律制度得到贯彻和推行。

构建当前农村合作社法律文化，必须解决两个关键问题:

首先，必须重视对合作社主体——农民的自我权利认知的塑造和培养。目前，中国农民对法律认知能力的有限性和法律作为认知客体的专门性之间的冲突急需通过法律文化的传播来解决，没有良好的法律认知，生成法律信仰也就无从谈起。“法律上规定的权利，如果缺乏农民的积极作为，那么很可能只是纸面上的条文。”[12]农民作为合作社法最重要的主体，却不能从根本上认识自己在合作社法上的地位和权利，合作社法也就形同虚设了。“中国农民的天然弱点在于不善合，他们只知道自己的眼前利益，但看不到长远利益，更看不到在长远利益基础上形成的各农户间的共同利益。因为看不到共同利益，所以不能在平等协商基础上建立起超家庭的各种经济形式的联合体。”[13](P167)农民因为不了解合作社能为他们带来什么样的利益，不了解立法为他们设计的制度的优越性所在，所以缺乏自发组织的激情，甚至产生误解，例如，担心“参加合作社可能引发土地的间接丧失以及土地的不断兼并”。正因为如此，在中国半熟人社会条件下，合作社作为超血缘、传统、亲缘的“地缘”组织，必须通过法律文化的灌输才能让农民自愿地联合。

其次，端正政府部门以合作社为主体的认知态度尤为重要。《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要求各级政府必须制定合作社发展战略，采取措施扶持、支持农村兴办各种专业合作社。但有些地方政府或基于政绩考虑，忽视对合作社发展的内在动力和需求，忘记其“服务”职能，把合作社异化为其管理的客体;或只重视本地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忽略农民参与的可行性和自主性，使合作社的设立空有政府的激情，少了农民主体的积极参与。因此，政府必须尽快转变观念，摆正位置，尊重合作社及其社员的独立自和控制权，少干预合作社的运行，多提供优质服务。政府必须认识到《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出台，是因为希望通过合作社法人地位的赋予，实现对农民，基于社会本位联合组织的政策扶持。政府并不是合作社的主人。因此，政府在农村合作社建设中不是主体，农民才是真正的主角。

合作社正是农民走向市场，维护权益的“弱者利器”。只要构建良好的合作社法律文化氛围，使农民切实了解合作社的本质以及合作社的运行机理，对合作社的主体地位有充分的认知，合作社就能够真正地“由民众的肺腑中迸发出来”，《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立法目标就能够得到有效的实现。

注释:

①吴承禧著:《浙江省合作社之质的考察》，载千家驹编《中国农村经济论文集》，中华书局1936年版，转引自郭铁民、林善浪著:《中国合作经济发展史》，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第252页。

②如换工等简单的劳动互助方式，这些劳动互助方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农民家庭经营上的困难，但其表现出来的补充性、临时性和随意性特点也使得其无法成为高效有序的制度安排。

③所谓“精神破产”，梁漱溟先生解释为“社会上许多旧信仰、观念、风尚、习惯的动摇摧毁，而新的没有产生树立，以致一般乡民都陷于窘闷无主、意志消沉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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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经济论文范文第8篇

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14岁的徐雪寒正在宁波四明中学上学，激于爱国义愤，组织同学到宁波农村参加巡回演出，积极投入抗议英、日帝国主义残杀中国工人的爱国运动。不久，他转学到中国共产党人和民主人士集中的上海大学附中，寻找拯救中国的真理。同年冬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一度在上海从事工人运动，旋由党组织派回浙江，任中共绍兴县委书记、杭州地委组织部长等职。

1928年3月，他从宁波乘轮船赴上海参加中共浙江省代表会议，在宁波站，因叛徒告密而被捕，辗转被关押到杭州陆军监狱。1933年6月刑满释放。次年春，经先他出狱的难友薛暮桥介绍，在上海参加中国经济情报社，编辑《中国经济情报》周刊，同时参加《中国农村》月刊的撰稿和出版等活动。他编译了日本学者神田丰穗著的《社会科学小辞典》、加田哲二著的《德国社会经济史》两部书稿，后来分别由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出版。

1935年，徐雪寒奉党组织之命创办新知书店，任经理、总经理。在此期间，他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先后任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宣传干事，全国各界救国会联合会总干事、会副总干事等职。抗战期间，新知书店业务迅速发展，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政策的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1943年初，徐雪寒由中共中央安排在华中局联络部，协助部长潘汉年工作。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徐雪寒任苏皖边区华中银行副行长。10月又奉命去上海、香港筹建一批金融和对外贸易企业。

1948年9月，山东济南解放，徐雪寒任市军管会交通部部长和华东区铁路管理局局长。1949年5月上海解放，徐雪寒随军接管上海市内外贸易和铁路系统，历任市军管会贸易处处长，上海铁路管理局局长，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党组成员，华东贸易部部长等职。

1952年9月，徐雪寒调任中央对外贸易部副部长。1955年因受“潘(潘汉年)、杨(杨帆)事件”株连，失去自由。直到潘、杨冤案彻底，才有幸得到昭雪，并恢复了党籍。这时徐雪寒已经70岁了，但他老骥伏枥，十分关心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又写出了不少有见地的文章。他的主要文章曾编为《徐雪寒文集》，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1983年他和钱俊瑞等向中央有关部门建议，恢复“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建制，得到批准。

他的老朋友、经济学家薛暮桥说：徐雪寒的一生“是坎坷的一生，也是坚强的一生”“他的革命生涯是颇不寻常的”。

“牢监大学”

浙江陆军监狱建于1912年5月，地处杭州钱塘路6号，设有七重大铁门，每道铁门都有步哨武装看守，进第四道铁门，即甲乙丙三个监区，监区中设有监视厅。

徐雪寒1928年3月入狱，时年17岁，和薛暮桥同在甲监5笼。

薛暮桥那时叫薛雨霖，江苏无锡人。1928年考入江苏师范学校，他最高学历是初中。16岁进沪杭甬铁路做练习生，从售票员、乘务员很快提拔为笕桥火车站站长。1927年初入党，曾任杭州区委工人部长，1927年4月被捕。薛暮桥入囚笼时，因一人只有一床薄被，同笼张秋人提出两人同睡一张铺，一床被子垫，一床被子盖，可以暖和一点。

张秋人又名张慕翰，浙江诸暨人。1921年在上海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被捕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他个子高大，左眼有点残疾，带一副眼镜，讲话很幽默，既有煽动性又有说服力。张秋人好读书，在狱中他一天坚持学习五六个小时，他不但自己读书，还督促狱友也好好读书。当时狱中有好多书，像政治、哲学、历史类的有马克思《哲学的贫困》，列宁《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社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考茨基《基督教教义》，威尔斯《世界史纲》，蔡和森《社会发展史》等。经济类有河上肇《经济学大纲》，卢森堡、李卜克内西《新经济学》等。文学艺术类有屠格涅夫《父与子》，法捷耶夫《毁灭》，茅盾《动摇》、《幻灭》、《追求》等等。在那密不通风的监狱中怎能有这么多进步书籍呢?

首先狱中有党的领导。徐雪寒曾说：“当时陆军监狱中的党组织有两种形态：一种是同狱外党组织直接联系的，还有一种是没有联系的。我认为共产党人在任何情况下，自动组织起来进行革命斗争，都应该承认它。”他的狱友骆耕漠说：“1929年底以前监狱就有党组织，虽然形式上没有，但实质上有，这是第一阶段。1929年底第二次绝食斗争之后，正式成立特别党支部，这是第二阶段。”而特别党支部第一任书记徐迈进(徐建三)进一步说：“为了使斗争有领导，1929年底我们开始在监狱里酝酿组织。可是被捕后与党组织的联系没有了，怎么办呢?我们决定先组织起来，再争取上级认可。政治犯中既有党员又有团员，只能党团员合在一个组织里了。外面上级党称为‘外祖母’，狱中党支部称为‘母亲’，1930年春省委与我们联系上了，指定我为书记，正式追认狱中党支部为特别支部。”

在张秋人掀起读书热潮后，囚徒们想方设法获得图书，曾经采用几种办法：一是收买看守。有一个看守爱喝酒，他们就派一个狱友拜托这个看守买二瓶酒，将其中一瓶送给看守；今天让他买一包烟、一盒火柴，给他5角钱；明天又说闷得很，让他买一张报纸看看，又给2元钱。这些都是犯规的，但是看守一次是犯规，二次三次也是犯规，而且他一个月的工资才7元钱，给犯人带张报纸就2元，何乐不为呢?二是糊弄看守。狱中一度实行反省教育，允许囚徒买一些狱中审定的书籍，狱友们就先用铅笔开一张允许购买的书单，待批准盖章回来，把原书名用橡皮擦掉，再用钢笔写上真正要买的书名。看守看到批准图章，当然开绿灯。后来这个秘密被发现了，不准用铅笔，狱友们就设法只写一半书名，如先写“叛徒考茨基”批准后再添上“无产阶级与”几个字，马克思代之以卡尔，列宁代之以乌里扬诺夫等。

读书成了支撑狱中生活的精神支柱，同时提高了青年囚徒的马列主义水平。徐雪寒曾说：“我们开始参加革命，只凭感性认识，总的来说，相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信念，是在陆军监狱里看了许多社会科学书籍后才确立的。暮桥同志把陆军监狱叫做‘牢监大学’，一点也不错。”

过了一段时间，监狱当局发觉许多十五六岁入狱的青少年囚徒，思想愈来愈赤化，不得不加强了对囚徒日常生活的监视，这才发现囚徒读书的秘密。一场旷日持久的搜书运动开始了，这种搜查有时两天一次，有时一天两次，令人猝不及防。千辛万苦搞来的书籍报纸被成捆成堆地扔到操场上付之一炬，怎不令囚徒们痛心!有段时间，整个陆军监狱只剩下《哲学的贫困》、《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905年俄国革命史》三本书。为了保存好这三颗种子，大家居然想出办法把书放进马桶里，盖上粪便，等看守搜完笼子，再将书刮去粪便，用水冲洗干净、晒干，继续读。

在回忆往事时，徐雪寒非常感慨，他说：“我们那时弄本书、弄张报很不容易。我妈接济我一点钱，我就偷偷买书报。那时叫看守买一张报纸要2块钱，心黑一点的要3块。然后一个同志放哨，大家轮流读。有时被发现，就带出去审问，只能说是包东西进来的，监狱当局不信，就打一顿板子，钉一副铁镣。可是，这都难不倒我们，那时读书看报比什么都重要。”

绝食斗争

陆军监狱的囚徒们是在饥饿、寒冷、鞭挞、屈辱、疾病、死亡的阴影下顽强地生活着、抗争着。从1927年“四・一二”到1937年“七七”事变，政治犯有许多人死在狱中。这时有一名囚徒包熠光死于狱中，他的死虽然不是第一人，却激起了巨大的波涛，因为这使囚徒们愈来愈清楚地看到：不改变这种非人待遇，无疑让当局将自己慢慢地宰杀。

囚笼中静得可怕，大家看到包熠光苍白浮肿的脸扭曲得可怕，显现着年轻的囚徒在生命最后时刻是何等的愤懑。忽然囚笼中传来低沉的歌声，大家被歌声吸引住了，随之歌声变成了几百人的大合唱，唱到悲哀处许多人纷纷落泪泣不成声，唱到激昂处不少人手打节拍。大家唱了一遍又一遍，引来几十个如临大敌的军警，看守队长吹着哨子大声吆喝：“不许唱！”但是歌声却唱得愈加悲切雄壮，并同声叫道：“我们要活命，我们绝食了!”

监狱长急得团团转，急忙布置了一番。跟着，飘着肉香的饭车推进了监狱走廊，监狱长笑容满面地劝说囚徒们不要拿自己的身体开玩笑，可是七八十个水饭洞中没有一只饭碗递出来，连盗匪犯也跟政治犯一同起哄。

到了第三天，上海《申报》、浙江《民国日报》刊登了陆军监狱因生活条件恶劣致人死命而全监绝食的消息。监狱长只得宣布改善生活，今后犯人生病，可以保外就医。对于犯人判罪与公布刑期问题，一定负责向上面报告。历时三天的第一次绝食斗争取得了胜利。当晚狱友们还为包熠光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

在陆军监狱里，邹子侃、庄启东、徐雪寒和张雪痕是小字辈，刚入狱的时候都只有十五六七岁。邹子侃学习社会科学书籍较多，他比狱友们要老成，张秋人牺牲后，邹子侃成为大家的领导者。邹子侃认为第一次绝食斗争，监狱当局原则上答应的三条，第一、二条基本做到，但是第三条“宣布政治犯刑期”却始终没有具体答复，决定进行第二次绝食。

囚徒们一面做了充分准备，一面寻找发动绝食的时机。一天，一个犯人在稀饭里吃出了一条蜈蚣，于是向监狱当局提出保障生命安全、反对迫害、追查责任者。当局迟迟不答复，于是囚友们宣布绝食了，监狱长只好同意追查责任人，笼子可以整天开放，允许犯人到狱中操场上活动做操。邹子侃同意结束绝食，不过他分析敌人是缓兵之计，大的斗争还在后面。果然敌人很快把他们认为能闹事的邹子侃、杨晟、徐雪寒等移解他处禁闭，一星期后才放回原监。

第三次绝食是有人从稀饭里吃出了碎玻璃。徐雪寒回忆说：“当晚我们20多人被钉上了铁镣，转押到大监，这次绝食斗争就不了了之。”尽管年轻的囚徒们脚钉铁镣，吃尽了苦头，但他们并不沮丧，与监狱当局继续作斗争的愿望愈来愈强烈。

1930年春，狱中已经有了特别支部。为了壮大狱中斗争力量，支部决定发动一次“发折子”斗争。所谓“折子”，是囚徒入狱时狱方将每人身上的钱抄出，发给囚徒作为收据的一个本子。狱方声称犯人要买东西时，随时都可以用自己折子上的钱，但实际上这些钱往往被狱方挪用，去做生意，放高利贷。为了不让犯人知道，他们干脆扣住折子不发，犯人的毛巾破了、牙刷坏了、肥皂用完了都没钱买，犯人对此一向敢怒而不敢言。发动“发折子”斗争，名正言顺，且容易发动群众，于是先搞一个集体签名。谁知交上去后，狱方被激怒了，把犯人集中到操场上，说凡是签名的每人打十鞭子!裘古怀被作为发动者吊在操场边的木桩上，整整抽了二百鞭。他在地铺上躺了五天，成了跷脚，但他却因为“发折子”斗争得到胜利，感受到了与敌人搏斗的愉悦。

1930年4月下旬，特别支部联络狱中700多名难友，向监狱当局提出要求改善非人待遇，并要求5天内圆满答复，“如不能做到，我们决定全体绝食。”5天过去了，监狱当局根本不理囚徒们的要求，一次规模宏大的绝食斗争开始了。绝食第一、二天，狱友们都坐在地上喊口号：“要求改善生活!”“不吃臭菜烂叶!”“要求废除打骂!”一阵口号喊过，就唱起《国际歌》和用《苏武牧羊》曲调填词的《囚徒苦》，唱了一遍又一遍。晚上又喊了许多口号，响彻夜空。监狱当局用高压水管，扑火似地向囚笼中冲脏水，囚徒们不在乎，反而把“打倒”、“打倒惨无人道的刽子手”等口号喊得更响亮。囚笼中一片恶臭，但没有一人喊苦，没有一人后退。绝食进行到第5天，杭州、上海的报纸披露了700多囚徒绝食的消息，有一家晚报还刊登了一个在西湖边散步的洋人写的随感，认为囚徒绝食应归咎于“监狱长克扣囚粮”。这下监狱当局开始发慌了，感到“人言可畏”，不得不答应绝大部分条件。绝食斗争胜利，狱友们尝到了“斗则进”的甜果。

5月，狱友们又提出“发书买书”的要求，监狱当局却把裘古怀、杨晟、鲍悲国、徐雪寒等20多人拉到监视厅用藤鞭狠狠抽了一通。特别支部决定立即绝食，可是这次年轻的革命党人失算了，绝食一开始，监狱当局即刻指挥武装士兵冲进囚笼，把他们认为是骨干的20多人通通钉上铁镣押往禁闭室。斗争流产了。

但是压迫不断，斗争就不息。1927―1937年陆军监狱前后关押过1508位共产党人，其中154人在这里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笔耕成果

20世纪30年代的环境十分艰险，苏维埃地区正在进行土地革命，革命由低潮走向复兴，但是政府却调集大军，一次又一次地进行“围剿”，到1934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主力红军撤离苏维埃地区，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在统治区则“白色恐怖”弥漫，从1931年到1935年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在这样的历史时刻，白区的一批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不畏艰险，采取各种方式进行地下斗争。

共产党秘密党员、著名学者陈翰笙当时担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他利用公开身份，广泛组织农村调查。他们以可靠的第一手资料证明当时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农民问题是基本问题，解决农民问题的惟一正确途径是废除封建土地关系，进行土地革命。政府对此十分恼怒，竟至横加干涉和限制。

1929年12月刑满出狱的薛暮桥在陈翰笙领导下与钱俊瑞、孙冶方、姜君辰、王寅生等同志从事农村经济调查。1933年陈翰笙意识到他在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工作即将夭折，随即建议组织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并着手创办《中国农村》月刊。

徐雪寒刑满出狱后，到上海找党、找工作，经薛暮桥介绍，参加了中国经济情报社工作。党组织也联系上了。中国经济情报社是钱俊瑞、姜君辰等同志在《中华日报》办的《中国经济情报》专刊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中国经济情报》专刊每周一版。为了撰写和提高经济论文的水平，需要订阅许多报刊，搜集大量资料，并进行分类整理和保管，以便于使用。中国经济情报社的经费，完全依靠十几位朋友从他们所得的十分微薄的稿酬收入中扣留一部分来维持。所以徐雪寒他们在搜集资料的同时，必须不断写作。后来掌握的资料相当丰富，论文内容也较充实，逐渐受到经济学界的重视。据薛暮桥回忆：“我们所写的稿件，除在《中国经济情报》专刊发表外，其他报刊也乐于采用，纷纷约稿，而且篇篇都能发表。”

陈翰笙提议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成立后，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继续完成在广西、广东等省进行的农村调查。当时政府行政院另有一个农村复兴委员会，其目的是宣扬“农村复兴”，维护封建土地关系。在南京的孙晓村利用农村复兴委员会专员的身份工作，《中国农村》月刊就是以他为代表人，把农村复兴委员会作为代表人的地址，进行登记，取得了合法地位。当时徐雪寒一面编辑《中国经济情报》周刊，一面积极参加《中国农村》月刊的撰稿和出版活动。

徐雪寒在中国经济情报社撰写和时，还很年轻，这是在监狱中和出狱后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结果。他有正确的理论指导，又掌握了丰富的资料。而缺乏第一手资料，正是当时许多理论工作者严重不足的地方。徐雪寒在1934年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之间写的文章题材十分广泛，包括工业、农业、铁路、海关、市场、货币、金融、财政等各个方面。这些文章的中心思想是：一、揭露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如何扼杀中国的民族工业，加剧农村经济破产；二、英、美、日帝国主义如何瓜分中国的市场，攫夺中国铁路、海关、货币、金融、财政等的；三、军阀割据和内战如何造成市场的分割，并与封建势力相勾结，加剧对广大农民的压迫和剥削。尤其是1936年，英美帝国主义用高价收购白银，迫使中国废止银本位制，改为依附于英镑和美元的法币，这一场错综复杂的斗争，是一般人不易觉察的。徐雪寒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丰富的资料进行科学地分析，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随着徐雪寒学识的增长，他写的文章愈到后来愈精彩，特别是《殖民地化过程中的中国工业》、《美英共管中国货币吗?》、《美国经济考察团到华以后》和《列强对华投资问题》等篇，确有真知灼见，对了解当时经济情况有重要价值。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徐雪寒奉命去华北战区考察，并针对当时中国的农村情况，在《中国农村・战时特刊》连续发表评论，阐述战时形势，提出了粮食储备、武装农民进行抗日游击战争、征兵和动员乡村小学教师等问题。1938年1月又发表了《赶快建立东战场的游击区》一文，建议江南和上海地区的爱国青年不要都到武汉等地流亡，而要到农村去组织农民，打击侵略者。在新四军筹建之际，发表这样的主张是很有远见的。薛暮桥回忆说：“记得曾说，军队溃退时在上海、南京一带丢下三四十万枝步枪，如果上海的党组织不是动员一二万青年到后方去，而是动员他们组织农民捡起这些枪支，建立游击部队，那么，东战场的抗战力量势必大为加强。”徐雪寒的主张是和的战略思想一致的。

抗日救亡运动

徐雪寒在这段时期还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5年12月在北京爆发“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后，全国人民救亡运动风起云涌，徐雪寒投袂奋起，和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等300余人在上海联名发起成立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并任宣传干事，主编机关刊物《救亡情报》（不定期刊）。1936年6月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组织部长沈钧儒、徐雪寒的公开职务是组织部组织干事。实际上胡子婴和徐雪寒还担任主持“全救会”实际工作的总干事、会正副总干事。当局对各地救国会的活动十分恼火，终于发生了“七君子事件”。当局的倒行逆施，激起了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的极大愤慨，救国会会员尤为愤怒，全国各地纷纷集会，发表声明和宣言，进行声势浩大的声援营救活动。徐雪寒奉党组织之命通过“全救会”总干事会，组织发动了一场入狱救国斗争。宋庆龄、胡愈之等10余位社会知名的民主人士，赴苏州高等法院自动要求救国入狱，搞得当局狼狈不堪，十分孤立。

1937年夏，因徐雪寒的母亲姓沈，“全救会”总干事会推举徐雪寒以沈钧儒“外甥”名义探望“七君子”，向他们汇报了“全救会”工作和“双十二”事变后国内救亡运动的形势，以及中共中央对事变的对策等信息，使在狱中的同志心中有数，并受到很大的鼓舞。

书店是革命的工具

1935年5月发生《新生》周刊被封事件，《中国农村》月刊和《中国经济情报》周刊也面临停刊威胁。为了能够同的反革命文化围剿坚持斗争，巩固宣传阵地，在中共中央“文委”领导下，徐雪寒和一批社会活动家共同发起创办新知书店，公推徐雪寒和钱俊瑞、薛暮桥、张仲实、姜君辰、孙晓村、张锡昌组成理事会，钱俊瑞为理事长。徐雪寒受理事会委托，和华应申一起主持书店工作，担任正副经理。后来书店扩展了分支店，二人又分别担任正副总经理。

理事会为书店工作制订了三条方针：一、办书店的目的是为了进行革命宣传，书店本身是革命的工具；二、以出版社会科学书籍为主，宣传马克思主义；三、充分利用合法形式，并按企业原则经营和管理。

出版工作是革命的工具，办书店是为了进行革命宣传，这正是徐雪寒所一贯主张的。新知书店自始至终严格遵循这个方针，并形成了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和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这成为新知书店的优良传统，为每一个干部自觉遵守并引以为豪。

新知书店成立后出版的第一本书就是钱俊瑞、章乃器等人合著的《中国货币制度往哪里去?》。该书针对当局推行法币政策和通过外汇本位制，把国家通货出卖给了英美帝国主义者，及时向全国人民揭露其真相。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政治思想战线上的斗争十分激烈，著名的斗争有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和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这些论战的实质和焦点，集中在如何认识中国社会和如何改造中国社会的问题上。

在中国农村性质的论战中，《中国农村》月刊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用大量事实阐明中国农村的社会阶级状况及其性质，对各种错误思想观点进行了严正的批判。徐雪寒除了写文章揭露农村中存在的种种超经济剥削外，还在新知书店组织出版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编的《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这本书是《中国农村》对农村问题论战的结集。紧接着，又出版了一批译著以及薛暮桥著的《中国农村经济常识》和《战时乡村工作》，钱俊瑞、徐雪寒等著的《中国经济问题讲话》等书籍。

当时出版界很不景气，政治理论性读物更被认为难以销售，但在徐雪寒的经营下，这些政治理论书籍的出版，却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新知书店也就在读者的爱护和支持下，在短短的几年里，异军突起，逐渐站住了脚跟。

西迁武汉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不久上海吃紧，新知书店决定西迁武汉。这时书店除了存书和待收账款外，现金十分拮据，在经济上陷于困境，只能派一部分干部前赴武汉打前站，暂时留在上海的干部，靠摆地摊卖书勉强维持生活。

1938年初，徐雪寒辗转到了武汉。这时新知书店的同志在华应申同志带领下，经过艰苦努力，已在1937年底在武汉江汉路联保里恢复出版业务。

为宣传团结抗日和进行持久战的战略思想，徐雪寒在中共中央长江局的直接领导下，得到各地党组织的积极配合和帮助，团结书店干部，大力扩展发行网点。在武汉时，中共湖北省委在武汉办的扬子江出版社并入了新知书店，又先后在广州、重庆、襄阳、南阳、长沙、常德、衡阳、桃源、辰溪、沅陵、丽水、金华、龙泉等地设立了分支机构，扩展了宣传阵地。同时积极组织出版新书，广大读者所熟悉的胡绳著《辩证唯物论入门》、翦伯赞著《历史哲学教程》、中国现代史研究委员会编著《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陈传纲编《动员纲领与动员法令》和光未然著《街头剧作集》等等，都是在这个时期陆续出版的。此外，还出版了《救中国通俗小丛书》和《战时问题丛书》，以适应战时宣传工作的急需。长江局办的中国出版社的出版发行工作，也由新知书店办理，它和新知书店实际上是一套人马，两块招牌，统由长江局宣传部长凯丰通过徐雪寒直接领导。在徐雪寒的开拓性的经营下，武汉时期的新知书店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重要的宣传出版力量。

处在“孤岛”半秘密状态的新知书店上海办事处，是按照徐雪寒的意见于1938年去重建的，虽然工作条件十分困难，还是冒着生命危险印行了中共上海市委由梅益主编的《时论丛刊》、《大陆》月刊等刊物和书籍，著《新民主主义论》也首次在上海印行，向“孤岛”上的人们传达祖国的声音，给他们带去了光明和希望。

1939年8月，徐雪寒又派出干部到皖南新四军军部所在地云岭建立随军书店，他们到了目的地后，又组织了流动供应队到各支队去，直接向部队供应精神食粮。

奔走于桂林重庆

1938年10月，武汉失陷。徐雪寒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决定新知书店总管理处移设桂林，日常工作由华应申主持。为便于就近接受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领导，徐雪寒常驻重庆。中国出版社这时也划归南方局，徐雪寒在重庆仍继续办理中国出版社的业务。

在这段时间里，徐雪寒经常奔走于重庆、桂林两地，继续扩展宣传阵地，在宜山、桂林、柳州、昆明、贵阳、曲江等地设立了分支机构，有的地区是和读书出版社或生活书店合作经营的。

在重庆期间，徐雪寒经常得到的亲切关怀。1940年夏，指示说：“延安和敌后根据地很需要我们，三家书店可联合派出干部，以民间企业形式去设立出版机构。”因此徐雪寒和黄洛峰、徐伯昕共同作出决定，由生活、读书和新知三家兄弟书店派出干部，抽调资金，分赴延安、太行、苏北等根据地建立华北书店和大众书店，为三家兄弟书店战后的全面合作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延安的华北书店后来出版了不少新书。太行的条件艰苦，既缺乏资金，又没有印刷设备；远在重庆、桂林的总店，也正处于当局的迫害之下，不可能给以支援。他们在货源断绝后，就自己油印各种书籍。白天卖书，晚上刻蜡版、印刷、装订，经常工作到深夜。他们还组织流动供应队，翻山越岭，活跃在太行山区的辽县、武乡、黎城一带，深受当地广大干部群众的欢迎。这项工作既为抗战文化作出了微薄的贡献，也使三家书店的干部经受了锻炼和考验。

与此同时，三家兄弟书店还在苏北盐城、海安、黄桥等地设立了大众书店。次年，日寇对苏北根据地进行“大扫荡”，大众书店转入农村活动，后来又成为中共盐埠区党委宣传部领导下的一个出版机构。

这年冬天，大后方风雨满楼，形势一天紧似一天，要时时刻刻警惕着逆流的袭击。高瞻远瞩，又交给徐雪寒一个特殊任务，要在新知书店中物色党员干部，前去江西、浙江、福建一带建立几个灰色的书店或文具店，隐蔽待命，准备必要时作为掩护和交通站之用。不久“皖南事变”发生，随之日寇又向浙赣沿线进犯。徐雪寒派干部去建立的这些据点后来虽然没有启用，但他们奉命先后在吉安、南昌、赣州、厦门等地坚持工作到抗战胜利甚至全国解放。

在此期间，新知书店出版了徐冰、徐懋庸等著《社会科学基础教程》、薛暮桥著《经济学》、邓克生著《新经济学讲话》、崔尚辛著《物价与币值》、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编《抗战中的中国农村经济动态》、雪峰著《鲁迅论及其他》、林植夫编译《敌军士兵日记》和《敌军家信集》。此外，还出版了《战时儿童初级读物》丛书，组织作家编写了《国际问题丛刊》和《英汉对照读物》等丛书。

在武汉和桂林、重庆时期，中国出版社的书刊，在新知书店的出版物中占了很大比重，发行的地区相当广泛。延安出版的《解放》周刊，马克思、恩格斯著，成仿吾、徐冰译《共产党宣言》，列宁著《国家与革命》、《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斯大林著《列宁主义问题》、《马恩论中国》、《列宁论中国》，著《论持久战》和《关于团结救国问题》，凯丰编译《什么是列宁主义》以及《中国共产程》、《支部工作纲要》等都陆续出版，其中许多书还一再重印。这些书籍的纸张，大多是中共中央从延安运到重庆南方局，再由南方局交给徐雪寒负责处理的。

为扩大这些著作的影响，徐雪寒先后派出俞鸿模、张朝同和吉少甫赴香港设立了新知书店香港办事处和南洋图书公司，开拓出版阵地，中国出版社的书籍和重庆编印的《群众》周刊，也多在香港就地印刷，向港澳地区和南洋一带发行。

团结开拓

新知书店是一家出名的穷书店，创办时的资金是向一批穷文化人10元钱一股、5元钱半股，甚至写篇文章来抵数，一点一滴募集起来的。后来业务虽有很大的发展，但在反动派、日本侵略者和汪伪汉奸们重重摧残迫害之下，新知书店的工作条件始终十分困难，书店干部的物质待遇一向很艰苦，徐雪寒虽然担任着领导职务，也没有例外。新知书店创业初期，他在上海从不向书店领取津贴，而是靠借债和卖稿维持生计。

对新知书店和书店干部在这方面的情况，深为了解。抗战期间在重庆，他曾经对徐雪寒说过这样的话：“你们的低薪制，远比根据地供给制艰苦，很难设想你们是怎样熬过来的。”但是新知书店正是从这样艰苦条件下熬过来了。这就不能不想到作为书店创始人和总经理的徐雪寒的作用。新知书店创业初期，工作很困难，但在党的领导下，终于逐渐站住了脚跟。在武汉时期，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徐雪寒积极争取长江局的领导，主动配合各地党组织，并在他们的指导帮助下，开始在大后方设立了分支店，出版物大幅度增长，书店业务得到很大发展。

在桂林时期，徐雪寒决定创办《店务通讯》(内部刊物)和《文化线》（不定期刊）。前者的编辑宗旨是为了沟通上下(总店和分店)左右(分店与分店)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情况，增进相互了解，提高工作水平和工作积极性，加强全店同志的革命团结精神。后者则本着徐雪寒在创刊号《开场白》中所指出的“忠诚地为读者服务”的精神，为读者提供文化出版信息，交流学习经验和心得。这两个刊物都受到全店同志全力支持和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成了全店同志和书店与广大读者交流感情加深友谊的纽带。

徐雪寒还十分关心和重视干部的文化理论学习和形势教育。他在书店内部设立学习委员会，并定期举行测验。由全体同志轮流出题，当领导的和同志们一样参加测验，答案都在墙报上公布。平时，还经常邀请各方面专家学者到书店作辅导报告。1938年7月在武汉时，为纪念抗日战争一周年，徐雪寒特地邀请到新知书店作报告。详细分析了抗战形势和八路军、新四军敌后战场的战略意义，给全店同志以很大鼓舞，加深了对持久抗战的认识，更坚定了抗战胜利的信念。

善于与人合作共事也是徐雪寒的一个重要长处。他在新知书店和副经理华应申之间的相互配合是非常默契的。他们之间分工合作，相得益彰，为书店干部交相称誉，也为全店干部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在书店时他们是正副手，后来离开书店，彼此仍引为知己，相互关心和相互尊重，几十年如一日，如此诚挚深厚的同志情谊多么难能可贵啊!

在工作上，徐雪寒一贯坚持原则，善于听取不同意见，对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从不以势压人，即使对有错误的同志，也总是循循善诱，以诚相待，从不疾言厉色，打击报复。他生活俭朴，待人接物平易近人，又经常很自然地和同志们在一起，有说有笑。书店人手少，遇到什么急办的事(如打邮包)，他就和大家一起上，大小事都干，而且干得很内行。同志们感到在他领导下工作，没有拘束，非常愉快。

徐雪寒十分重视培养和爱护青年干部，要求他们在实际斗争中去锻炼，增长才干。新知书店各地分店的经理，大多在二十岁左右，徐雪寒对他们放手使用，让他们发挥所长，有用武之地。但旧中国政治环境十分复杂，这些干部又多分散在各地独立作战，徐雪寒在安排他们工作时，总要为他们设想种种可能发生的问题和采取的对策。除此之外，还尽可能在当地介绍适当的社会关系，以便必要时有个出来说话和帮助出主意的人。“皖南事变”后任新知书店桂林办事处主任的许静，以出售废品(旧书)方式销售进步书刊，很有成效，但最终被特务发现，并追踪到了办事处，许静因此被桂林警备司令部逮捕，全凭徐雪寒曾经托付过当地爱国民主人士帮助，才获得了自由。这也说明徐雪寒平时认真贯彻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真正做到了肝胆相照和荣辱与共的境界，许多爱国民主人士才能在危急关头倾力相助。

转移坚持

徐雪寒苦心孤诣经营的新知书店，跟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合作，在华北和苏北等敌后根据地设立了机构，因连年战争，后来和总店失去联系，但他们都在各个根据地的党委领导下，继续为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宣传团结抗日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在大后方的几十处分支店，有的分店因日寇进犯，主动撤退，大多数在几次高潮中被当局查封、没收或被“勒令停业”。书店干部有的遭日机轰炸牺牲；有的被当局或日寇拘捕坐牢，受尽酷刑；有的惨遭地主武装活埋，摧残殆尽。在新四军中建立的随军书店，在皖南事变中被打散，负责人朱晓光被俘，在上饶集中营关押了一年多，越狱脱险；也有的同志在赤石暴动中壮烈牺牲。

“皖南事变”后，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负责人李克农指示徐雪寒作好转移、分散和隐蔽的准备。徐雪寒在广西上层爱国民主人士、老同盟会员、广西建设研究会秘书长陈劭先等的同情和支持下，撤消了桂林市郊施家园第一线的新知书店总管理处，另在市区太平路20号设桂林办事处，主要经营邮购业务，桂西路35号桂林分店门市部低价转让给文化供应社，作为该社的门市部，部分干部随同转移了过去。这样做既保存了干部，又能继续销售书籍。转让门市部后所得的资金，还解决了以后相继来到桂林的各地分店干部的疏散、撤退和设置第二、三线书店以及副业机构所急需的费用。

这时只有重庆分店还存在，对分店经理岳中俊说：“几家书店(指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和新知书店)在社会上有影响，有的称你们是进步的书店，有的称你们是抗日的书店，有的称你们是共产党的书店。如果把这些店封了，那事实就揭露：是不要进步，不要抗日，破坏团结合作。重庆是陪都，政治中心，国际国内瞩目。他们如果封书店，在政治上就很被动。因此，重庆的书店要坚持下去，在政治上采取主动，自然也要做最坏的准备。”重庆分店按指示严密部署，作好了随时被封、被捕的安排和准备，严守岗位，终于坚持了下来。

在徐雪寒撤离桂林后，桂林新知书店总管理处由沈静芷继任总经理。沈静芷按照徐雪寒的交代，以秦记西南印刷厂经理的名义从事活动，同时开设了二、三线机构，经营出版和副业，以副业养出版，取得了一定成效。1944年9月，日寇向湘桂全线进犯，三家书店遵照的指示，分水陆两路撤离桂林。一路在八步、连县建立兄弟图书公司；一路由沈静芷带领，由陆路撤退到重庆。抗战胜利前夕，在重庆成立新出版业联合总处，广泛团结当时在重庆的几十家私营出版社，并在重庆、成都等地建立了联营书店，冲破了皖南事变后大后方新出版业处于被动窒息的局面，也为新出版业联合起来从事民主运动，打下了基础。

“孤岛”时期

1941年春夏，徐雪寒等先后到达上海“孤岛”，建立了公开经营运输业务的泰风公司，继续保持着和大后方、香港等地的联络。同时利用“孤岛”的特殊环境和印刷条件，在姜椿芳的协助下，开设了远方书店。他们团结和组织一批作家翻译苏联文艺作品，编辑出版《苏联文学名著译丛》等书籍。著名的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最早中译本，就是这个时期由梅益翻译出版的。

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进驻租界，新知书店上海办事处和泰风公司等机构随之撤销，有的转入苏北根据地。徐雪寒则和汤季宏等全部转入地下，冲破日寇重重封锁，把进步书刊由海路输送到苏中、苏北、胶东和浙东等敌后根据地，供应敌后根据地军民的迫切需要。随着工作开展，还协助敌后根据地在上海承办和疏运一部分军需物资的秘密运输工作。为了掩护的需要，又建立了同丰、申庄等贸易机构。

1942年春节前，有一批图书、印刷器材、油墨和江淮银行印制纸币的印版等重要物资，要经浦东出海输送到苏北根据地去，在途中被一股海匪劫走。经了解，海匪头目的老窝在崇明，徐雪寒得知情报后亲自深入虎穴，与海匪头目交涉，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这批重要物资终于失而复得。徐雪寒又亲自将图书押送到了胶东根据地，其他器材和物资则输送到了苏北根据地。这时他曾设想将新知书店迁移到根据地去，这个打算得到中共中央华中局领导的赞同和支持。但徐雪寒回上海后，日寇对我苏北根据地进行“大扫荡”，战事紧张，这件事只能暂时搁置下来。

在上海敌战区，徐雪寒和同志们共同过着艰苦紧张的生活，直到1943年初离开上海，上海这摊子工作便由汤季宏全面负责。1944年10月，由于内部混入了汪伪密探，所有公开和秘密机构都遭到彻底破坏，工作人员除个别外出的外，也都被捕，有的同志被捕后遭受酷刑，以至终身残废。

隐蔽战线

1937年“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之后，冯玉祥将军被任命为第六战区司令长官，指挥津浦线的战事。冯玉祥通过王昆仑要求沈钧儒在全国各界救国会内选派干部去帮助他建立政治工作。由于徐雪寒长期在“全救会”工作，所以党选派他去执行这个任务。

临行前，徐雪寒在钱俊瑞家里第一次见到潘汉年。潘汉年详细告诉他工作上应注意哪些方面。徐雪寒询问如何同组织保持联系。潘汉年分析了蒋、冯之间的关系，说之所以对冯玉祥有此任命，无非想利用盘踞山东的韩复榘是冯的旧部，便于解决韩复榘对抗战的暖昧态度。潘汉年还估计冯难安于位，所以决定徐雪寒的组织关系仍留在钱俊瑞那里。

1943年初，徐雪寒由上海进入淮南路东根据地，到达位于苏皖边区盱眙县境内的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局。这时，党中央考虑到刘晓、刘长胜、潘汉年的安全，已命令他们撤退到根据地，由潘汉年担任社会部部长。徐雪寒在华中局报到后，组织关系转到华中局，分配在联络部，实际上让他担任联络部副部长，协助潘汉年工作。在根据地的日常工作，大约每二十天左右，交通员去上海取回资料，由徐雪寒负责审阅，经过分析、研究、提炼和归纳后，拟成若干份电文，经潘汉年审阅后提请华中局领导签发，报中央或通报所属各师。

1944年10月中旬，新知书店在上海的办事机构被彻底破坏。被捕人员中有一位与潘汉年的工作系统有关系，而和此人联系的就是潘汉年的爱人董慧，她没有进根据地，仍留在上海工作。

消息传来，令人忧虑，因为万一敌人跟踪发现了董慧的线索，势将危及上海有关组织，必须迅速处理。除了有必要最迅速地通知董慧外，还要通过可靠的社会关系，利用一个较有名的文化汉奸出面营救。

潘汉年原原本本地把这个文化汉奸的心理状态和经历告诉了徐雪寒，并且还告诉他如何去同这个汉奸谈判，说些什么话打动他，甚至可以直认不讳地说明自己是从新四军来的，这样他反而会买账，愿意出面营救。

徐雪寒到了上海，首先找到董慧，她安详地对徐雪寒说，她是安全的，没有受到惊动，可以轻而易举地把关系割断。然后徐雪寒通过潘汉年所交代的社会关系，邀约那个文化汉奸在他家中见面。果然不出潘汉年所料，当徐雪寒说明自己是从新四军来的之后，马上引起他的重视。徐雪寒合情合理地劝他出面营救，早日了却此案，为祖国、人民和朋友立功，这个汉奸觉得徐雪寒言之成理，表示一定负责设法营救。后来这个案子很快结案，全部人员获释。

经济斗争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徐雪寒调任苏皖边区华中银行副行长，从此在经济工作的各条战线上发挥重要作用。同年7月，他发表《华中解放区的货币》一文，总结了根椐地发行“抗币”的经验，指出“抗币”的发行数量只要能按市场需要而进行适当调节，那么就可以维持一定的购买力，维持一定的币值。当时政府滥发法币，南京伪政权滥发伪币，币值狂跌，物价猛涨。但根据地物价，由于控制“抗币”发行数量，能够维持基本稳定。“抗币”币值稳定，人民乐于使用“抗币”，所以能把法币、伪币驱逐出根据地市场，还能渗入敌占区。在我国北方的几个根据地中，华中根据地是物资最丰富的地区，贸易大量出超，如果不坚持由“抗币”独占市场，那么出口的大量物资换回不断贬值的伪币和法币，遭受的巨大损失将难以估量。

同年10月徐雪寒又被派到上海、香港等地筹建一批公开合法的银行、钱庄、对外贸易机构等经济企业，同时为华中银行组织一个采办印钞物资和运输业务的秘密机构。这更加丰富了徐雪寒对金融贸易工作的实践经验和理性知识。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徐雪寒在华东局财政经济委员会贸易处(对外称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贸易处)工作，随军陆续接管了江海关、中央信托局、扬子公司等三四十个行政单位和企业，并兼任江海关的军代表。

根据中央和华东局决定，贸易处除了完成接管任务外，还应当尽快稳定市场，促进城乡物资交流，恢复生产，支援华东各省。但是，虽然明令废止政府的金圆券，发行人民币(包括解放区流通的华中币和北海币)。却出现人民币刚发出去，很快就回笼，难以占领市场的现象，这也就难以通过发行货币积累资金，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

这样的问题，在接管其他城市时没有碰到过。在贸易处所属的上海市贸易总公司任副总经理的陈其襄，一天来找徐雪寒说，解放前夕，上海流通的货币实际上是银圆、金条和美钞，金圆券不断贬值，等于废纸。而现在人民币还没有建立起信用，原来操纵银圆等货币买卖的投机商都以旧证券交易所为大本营，照常在那里进行黑市投机活动，操纵人民币的流通。这就是人民币未能占领市场的症结所在。

陈其襄反映的情况，使徐雪寒恍然大悟，立即告诉了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行长陈穆。陈穆认为陈其襄反映的情况非常重要，于是和徐雪寒一起向华东局财委主任曾山汇报。曾山听了又立即领他们两人去华东局汇报。当时华东局的几位领导人邓小平、、饶漱石正在开会，听完汇报后，邓小平果断地命令：“对旧证券交易所这个黑窝子给以严厉打击，对操纵货币的投机商务必一网打尽，严加惩处。”

饶漱石立即找到当时担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的刘晓作了部署。6月10日，上海解放第十四天，在华东局的直接指挥下，一举歼灭了盘踞在旧证券交易所里的货币投机集团，同时人民银行也挂牌收兑银圆、金条和美钞，人民币终于得以流通。这场货币之战大获全胜，给经济斗争的胜利创造了前提条件。

当时解放战争仍在进行，国家财政还有困难，不得不增发部分通货，物价因此难以稳定。关系国计民生的三大商品，就是所谓“二白一黑”。“二白”指大米和纱布，“一黑”指煤炭，是上海投机商兴风作浪争夺的对象。在中央支持下，贸易处利用价值规律和市场规律，与投机商经过多次较量，最终击败了投机商，取得了市场斗争的胜利，上海市的物价渐趋平稳，人心也逐渐安定下来，并对其他城市产生了良好影响。

无私奉献

随着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迫切需要，1949年9月后，徐雪寒又先后被任命为上海铁路局局长、华东贸易部部长，为整顿华东地区的铁道运输和外贸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1952年徐雪寒又从上海调到北京，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对外贸易部副部长，主要从事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

飞来横祸突然袭击徐雪寒，1955年发生“潘(潘汉年)杨(杨帆)事件”。潘汉年奉党中央命令多年来从事统一战线和隐蔽战线工作，出生入死，卓著功勋。不幸在1954年冬，竟被错定为叛徒、内奸、特务而被捕入狱。徐雪寒因在抗战时期与潘汉年有工作联系，遭到株连，被最高法院判处徒刑十二年，剥夺公民权利五年。1965年提前假释出狱，因刑期未满，同过去最亲密的朋友也不能往来。十年“动乱”期间，徐雪寒又被送进“牛棚”批斗，1969年后长期在“五七”干校劳动改造。1972年恢复公民权，1977年被批准回到北京。1978年许涤新延聘徐雪寒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担任《经济研究》杂志编辑。

1981年最高人民法院撤消原判，宣告徐无罪，随之恢复了党籍，被聘任到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任常务干事。1985年，他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顾问，并兼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理事、顾问和中国财政学会、中国税务学会、中国投资学会顾问等职，重新施展他的才华。

1981年徐雪寒发表了两篇有关人口问题的论文。他根据大量资料，把30年来有关人口理论的研究作了极其认真细致的综合比较，不作泛泛空论，仍然保持过去的写作作风。

随着形势的发展，徐雪寒对商品生产、特区经济建设、控制固定资产投资和坚持综合平衡等问题，都经过深思熟虑，提出自己卓越的见解。他1983年发表的《财力使用方向的一项抉择》，提出压缩基本建设投资、腾出一部分财力来支持工资、物价的改革。这是一个重要的见解，如果得到采纳，经济体制改革将会减少很多困难。

他写的《学习孙冶方经济理论的一点体会》，是值得我们思考的文章。孙冶方从50年代以来，因重视价值规律和提出把计划工作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受到不公正的批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又获得国内学术界的推崇，一致认为他是一位坚持真理的经济学家。徐雪寒1988年发表上述文章，肯定孙冶方经济理论的历史功绩，同时指出他崇扬价值规律而不主张发展商品经济和承认利益差别的观点，是有矛盾的。孙冶方当时提出的价值规律，是产品经济的价值规律，不是商品经济的价值规律，与“十三大”提出的“必须把计划工作建立在商品交换和价值规律的基础上”，仍有显著的区别。这种情况说明，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也在不断地完善和发展，不断地前进和创新。薛暮桥说，孙冶方如果“活到现在，一定会同意这个意见，并感到欣慰。”

商品经济论文范文第9篇

党的十四大第一次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以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自我完善为宗旨的经济改革目标的进一步完善和具体化。但是，如何认识和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涵，它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在哪里等等问题，经过几年的实践和理论探索，特别是党的十五大的阐述，虽已愈来愈清晰，却并非已无疑问，有的甚至更为模糊，思想更为混乱。因此，当我们已比较全面了解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的历史与现状及其经验教训之后，为了更好地吸取其有益成份，为我所用，就很有必要在此作一番讨论，以求正本清源，更好地建立起真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不是挂羊头卖狗肉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本文拟讨论如下三个问题：

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系

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

⑶对抹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本质区别的各种观点辨析

一、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系

这里是打算从历史的角度，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来说明计划与市场二者是相互对立或相互替代关系，还是相辅相成，相互补充的关系。

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指明，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是任何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必然要求。但如何实现这一按比例发展要求，即如何合理配置资源，在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则可以有不同的方式方法；各个不同阶级的经济学家对这不同方式方法的性质和作用，也会有不同的看法和评价。

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生活在上升发展时期的自由资本主义条件下，首先提出“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原理，认为通过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即可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目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阿尔弗里德·马歇尔进一步把市场机制吹嘘成像受地心引力的钟摆那样，是一部非常灵巧美妙的合理配置资源的万能自动器。

马克思、恩格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对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及其运动规律进行科学分析之后明确指出，当社会经济由公有制代替私有制后，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于是，人类才在一定意义上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08页)

这样，在人类近代经济思想史上就提出了市场机制和计划机制两种配置资源的方式方法，同时也依此而展开了各种不同思路的争论。

十月革命后，当社会主义公有制与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已经或正在成为现实，资本主义制度正面临社会主义的冲击和威胁的情况下，以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理论上发动了一场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攻击。他在1920年发表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计算》一文，公开指责社会主义计划不能使资源得到合理配置。因为资源的合理配置需以经济计算为前提；经济计算要以价格机制为前提；各种物品的价格决定必须依存于市场，市场的存在必须以各种物品的所有人互通有无为前提。而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所有这一切条件都不存在，因而就不可能合理配置资源。这样，他就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对立起来，断言“问题仍然是二者必居其一，要么是社会主义，要么是市场经济”。 (见《现代外国经济论文选》第9集，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67页)

米塞斯的追随者，伦敦学派的自由主义者罗宾斯（lord robbins）、哈耶克（f·a·v·hayek）甚至认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即便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也不值得追求，因为它最终必将导致极权主义。在他们看来，一旦实行社会主义，中央计划部门必将凌驾于个别企业活动之上，于是企业利益与个人利益将不复存在，个人主动性、进取心无法发挥，结果是滋长，极权主义盛行。罗宾斯说，计划当局“将会试图象战争时期总参谋部指挥军队那样来管理整个生产……这种制度将要求把作为生产者的个人资金编入严密的组织”。 (罗宾斯：《大萧条》1934年英文版，第154－155页。)哈耶克在1938年发表的《自由与经济制度》一文中，更进一步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自由”截然对立起来，认为二者不可相容。他在1944年的《通向奴役的道路》一书中，竟然把社会主义经济与希特勒的法西斯统制混为一谈，认为都是“通向奴役的道路”。这些情况说明，如果说在十月革命以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还只是一般地提出和论证了市场机制的方法；十月革命以后的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则把计划经济视为与市场经济根本不相容的对立物而加以疯狂攻击了。

面对米塞斯等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攻击，波兰著名的经济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奥斯卡·兰格（oskar lange） 给予坚决的反击。他在1936年－1937年发表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著名论文中指出，米塞斯实际是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等同于自然经济，应该看到，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并不一定完全排除货币价格工具的存在。同时他还从一般均衡理论出发证明社会主义经济中价格决定不是任意的，而是通过相继试验错误的方法来实现的，因而具有客观的性质。一旦中央计划当局把这种价格作为计算的工具，即可实行资源合理配置，达到经济的均衡状态。在他1965年去世后才发表的《计算机与市场》一文中又针对哈耶克、罗宾斯认为价格若由中央计划去计算需要解几百万个方程的观点时说：“如果我今天重写我的论文（指《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引者注），我的任务可能简单得多。我对哈耶克和罗宾斯的回答可能是：这有什么难处？让我们把联立方程放进一架电子计算机，我们将在一秒钟内得到它们的解。市场过程连同它的繁锁的试验似乎过时了。”(转引自李可等著《20世纪初的西方经济学》第138页，复旦大学1990年出版。)兰格的这些观点虽然不尽科学，但他站在同情社会主义的立场上坚决反对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根本否定计划经济的态度却是很明确的。由此他还进一步提出了市场社会主义（market socialism）的概念，即认为生产资料可以为社会公有，基本决策和发展方向可由中央计划决定，但除此以外的经济活动则让市场力量发挥其作用。

其他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认为运用计划机制不失为一种配置资源的有效方法。如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wilfredo pareto）早在1902－1903年的《社会主义体制》一书中就相信“一个社会主义的生产部在理论上可以达到恰好和一种理想的放任自由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均衡力量所导致的完全一样的经济计划”。 (转引自罗尔：《经济思想史》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81年版，第403页。)另一个意大利数理经济学家恩里科·巴罗内（enrico barone）在1908年写的《集体主义国家中的生产管理部》一文中也认为，根据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论，即使在生产资料公有制条件下，中央计划当局也能通过解联立方程的途径推算出同竞争经济中固有的市场价格起相同职能的计划价格。(参见《当代东欧经济学流派》第70页，洪银兴、周晓寒等著中国经济出版社。)当米塞斯发动了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攻击之后，除兰格之外，还有一些同情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如美国的弗雷德·曼维尔·泰勒（fred manville taylar）、英国的亨利·道格拉斯·迪金森（henry douglas dickinson）等都不同意米塞斯之流根本否定计划机制的观点。

60－70年代，前东欧各国的一些经济学家在各国进行经济改革的实践进程中，进一步修正和完善了兰格提出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他们认为，兰格模式从总体上讲是二元运行机制，而且市场范围狭小，其中生产资料市场还是一种“模拟市场”，中央计划当局通过试验法确定的市场价格易于失真和滞后，同时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企业动力，以及企业能否对“模拟市场”发出的价格信号及时作出反应的问题，因而在应用上缺乏可操作性，实际也从未能付诸实践。在提出这种意见的经济学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⑴前南斯拉夫著名经济学家霍尔瓦特。他强调经济的快速发展只有建立在市场基础上才有可能；市场定价体系有平衡供求、合理分配稀缺资源，使经济行为合理化和公平化以及选择最优物质结构等四大功能；废除市场必然导致（前）苏联式的国家社会主义，因而是东欧经济学家中较多强调市场作用的市场社会主义者。⑵波兰著名经济学家弗拉基米尔·布鲁斯（w·brus）。他在比较社会主义经济各种不同模式之后提出引入市场机制的中央计划经济的分权模式。他认为这是在理论上比较正确和理想的一种模式，优点在于使供给结构更有弹性地适应需求结构。这种适应在计划所规定的比例和条件的限度内，是在供货者和购买者之间直接挂钩的基础上实现的，而不必由中央一级直接地详细地加以决定，也不必在每一场合由中央一级批准。⑶匈牙利著名经济学家科尔内（janos kornai）。他强调兰格没有考虑硬预算和买方市场等条件，因而其模式是立足于对计划者和企业行为的错误假设之上。他虽然没有直接提出新的社会主义模式，但其著名的短缺理论实质也是倾向于市场社会主义的并为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⑷捷克斯洛伐克著名经济学家奥塔·锡克认为，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立“自由的市场价格”。在他看来，市场功能不仅仅在于信息和管理，而且主要应归结为利益问题；企业应有一定的投资决策权，既要受益于正确的生产和投资决策的盈利，也要承担经营责任和投资风险。

总之，前东欧一些经济学家进一步修改和深化了兰格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而付之于实践最典型的则是前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的社会主义模式。它深化了兰格的社会主义模式，又不完全同于兰格模式，即它不像兰格模式那样重视计划的作用，而是强调企业和工人自治的作用。至于这个模式是否正确，只能由实践来回答。现历史已对这个模式作了不成功的结论。

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理论，不仅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中频频出现，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也有相当市场，英国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英国早期市场社会主义起源于以韦伯夫妇为代表的费边社会主义（1884年成立费边社）。本世纪20－30年代托尼、德宾和盖茨克尔阐述了新费边社会主义即英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在1945年工党上台之际，英国社会主义与凯恩斯主义福利经济学合流，形成一种奇特的混合经济学，即英国早期的市场社会主义。其主要观点是：第一，收入社会化，鼓吹“消灭贫困”、“合理分配收入”、建立“福利国家”和“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制度；第二，生产资料社会化。力图通过“国有化”政策把若干部门生产资料转化为社会所有，把单一私人经济变成公私部门混合生长的经济，并将其视为改变所有制，从而使生产者摆脱被束缚地位的重大措施；第三，中央计划当局运用市场最优配置原理来指导决策。要求有自由选择的劳动市场，并以市场定价和以消费者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进入80年代，英国经济学界又掀起了一场新的市场社会主义的讨论的热潮。英国市场社会主义者、伦敦经济学院的李尔·埃斯特林、尤利安·勒·格兰德等人撰写的《市场社会主义》和牛津大学米勒写的《市场、国家与社会：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1989）、南安普敦大学普兰特的《平等、市场和国家》（1987）等，在这场讨论中唱了主角。他们提出了要使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联姻理论”和旨在启动市场取向改革的市场“主导机制”理论，企图用市场来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在这些市场社会主义者看来，战后英国工党政府实施国有化政策和福利政策，就是在搞市场社会主义。但很明显，英国的这种市场社会主义本质上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因为它们把实现这种社会主义的希望寄托在英国资产阶级政府特别是工党政府身上，既不触动其政治结构，也不从根本上改变其私有制的经济基础。

以上说明，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究竟如何配置资源，长时期来在世界范围内一直存在着计划与市场两种方式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依靠计划能不能有效地配置资源，计划与市场能不能结合？怎样结合？在以市场为主导的情况下能不能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以及所谓市场社会主义实质究竟是什么等等。

从社会历史的实践来看，十月革命后，苏联、中国等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在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条件下，运用计划配置资源，虽然带来不少弊病和消极作用，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曾有力地促进了生产高速发展，却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现在，有的把过去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说得一无是处，并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以往存在的一切历史曲折和失误的根源都在于实行了计划经济，甚至把目前我国存在的一些腐败现象，国企困难和“括风”等等也归咎于实行了计划经济。因此，我觉得在这里有必要谈谈过去计划经济的得失问题。

就前苏联来讲，在列宁、斯大林时代，计划经济曾使一个落后的沙俄在半个世纪内成为与西方最发达的国家平起平坐的超级大国，重工业、国防力量和科学技术在世界上数一数二。若再考虑到苏联还顶住了法西斯疯狂侵略的历史功勋和遭受战争的巨大损失，而美国却成了战争的受益者等因素，更可显示出计划经济威力。在苏联，只是在战后，当经济已进一步大发展的情况下，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才愈益显示出其不适应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要求，而需要适当加以调整；而且这时苏联已经改变了斯大林时代被资本主义包围的境况，本来可以对国民经济结构作适当调整，加快发展轻工业，更快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更快地提高国民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但这时，在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路线下，却固守原有的体制和经济结构不变，到了最后又根本否定计划体制，走向另一个极端，以至彻底葬送了社会主义经济。

就中国来讲，在改革开放前的近30年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使中国从一个极端贫穷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转变成基本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科学技术体系的社会主义强国，为改革开放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显示，1953－1978年间，我国国民经济年均实际增长率：国民收入为6.0%，社会总产值为7.9%，工农业总产值为8.2%，.大大超过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同期的经济增长速度。就各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来看，同期原煤从0.66亿吨增至6.18亿吨，发电量从73亿千瓦/小时增长至2,566亿千瓦小时，钢从135万吨增长至3,175万吨，成品钢材从106万吨增至2,208万吨，水泥从286万吨增至6,524万吨，分别增长8－34倍。从主要农产品产量来看同期粮食产量从1.6392亿吨增长到3.0477亿吨，棉花从130.4万吨，增至216.7万吨，分别增长86%和67%。随着经济的迅速增长，国民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国民收入中农业的比重由57.73%下降到32.76%，工业（不包括建筑业和运输业）的比重从19.52%上升到49.40%；工农业总产值中，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比重从56.9:27.8:15.3变为24.8:32.4:42.8。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西方国家普遍出现通货膨胀的情况下，我国却基本保持物价稳定，全国零售物价上涨率，50年代即使承受着恶性通货膨胀余波的冲击，也只2.3%，60年代为0.92%，70年代为0.56%。因此，除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外，人民生活稳定，全国居民消费指数，以1952年为100，1979年上升到188。

更为重要的是，我国依靠计划体制，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在苏联的援助下顺利地进行了以156项重点工程为中心的由694个限额以上的大中型项目组成的基本建设。而且这些项目的大多数是配置在我国工业交通一向不发达的经济落后的内地，缩小了沿海和内地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差距；改变了旧中国畸形的产业结构布局；建立和发展了一系列新型工业部门，并建立起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高新技术和国家安全体系。

在80年代我国计划经济体系虽然已被冲破，但经济计划在国民经济发展中还起着相当作用的情况下，经济发展速度又有了进一步提高，1979－1990年我国gnp年均实际增长率为8.7%。国民收入年均实际增长率8.4%。

可见那种完全否定过去计划经济的历史功绩，特别是完全否定国民经济计划的必要性是缺乏充分根据的。

至于有的人把目前我国存在的一些腐败、国企困难、“刮风”等等消极现象也一股脑儿地归咎于计划经济就更没有道理了。我们不需多费笔墨，只要排列一下时间顺序就足可把这种“因果”关系论彻底。因为我国的计划经济体制从改革开放开始之日起，就已在不断被改革、削弱之中，作为其最具典型代表意义的产品指令性计划指标，时至今日基本上已荡然无存。(据有关资料显示，我国1978年纳入指令性计划的产品有837种，达到历史的最高峰。1996年底，全国工业总产值中属指令性计划的比重已下降到不足5%，仍实行计划分配的商品仅有粮食、食用植物油、生猪、食糖、棉花、紧压茶、化肥、农药、农用薄膜、盐、成品油、卷烟、烟叶、中药材等14种。)然而我国目前十分引人注目的腐败、国企困难等等恰好是在近20年来计划经济不断被削弱的过程中出现的。而在此之前几十年的计划经济时期却基本上不存在这种情况。而且我们可以毫不夸张而自豪地说，在那儿十年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起了世界历史上最廉洁的政府和培养出了一大批高素质的廉洁奉公的干部；国企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朝气蓬勃，蒸蒸日上。所以，怎么能说计划经济带来了腐败和国企困难呢？在此，我们并非说计划经济在过去的实践中是完美无缺和不需要改革，这在后面将会论及。但若把当前出现的一切问题都归咎于20年前的计划经济是无论如何难以令人信服的。至于说到“刮风”，这是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的问题，与计划经济更无内在的必然联系。事实证明，过去有“浮夸风”“共产风”；现在也有迷信“一包就灵”、“一股就灵”，还有“下海风”、“出国风”、大吃大喝，奢侈浪费风，以及假冒伪劣,虚报浮夸凤,等等。所以把“刮风”现象也记在计划经济的账上，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当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如同历史上任何新事物一样，不可能达到十全十美，也不可能不经过历史的曲折和考验。我国过去经济计划的主要缺陷：一是只片面强调计划的作用，而忽视了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二是由于作为计划基础的经济统计工作薄弱，手段落后，统计数据不够准确，使得计划缺乏科学性、准确性；三是计划过死，集中过多，以致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企业经营的积极性；四是在计划安排上，在正确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方针的同时，却对农业、轻工业的发展缺乏足够的重视，使消费品的生产相对不足等等，然而，这一切缺陷都是由于经验不足，在运用经济计划规律的实际操作中发生的问题，而不是计划要求本身有什么过错。因此，随着经济的发展，过去的计划工作必须改革是毫无疑问的，不改革就没有出路；但改革是要改其缺陷，而不能全盘否定，正如倒污水不能把小孩一起倒掉一样。

其实在商品经济的条件下，作为社会化大生产的资源配置手段，不论其社会形态如何，都必须把计划与市场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全面合理地配置资源，任何偏废都是不利于资源的最佳配置和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的。因为市场调节是从微观经济利益出发的，即使在微观上是最优的，在宏观上却不一定最优；计划调节是从宏观出发的调节，因而对微观的利益则往往易于忽视，资源利用的潜力就难以充分发挥。国民经济是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相结合的一个统一整体，因此，作为国民经济运行的调节机制，就自然需要相应地使宏观上的计划机制与微观上的市场机制结合起来，相互取长补短，才能使整个社会资源得到最有效、合理地使用，使整个国民经济得到持续、稳定、快速而健康地发展。往下我们将会看到，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这是一个不可移易的真理。

在本世纪30年代以前，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片面强调市场机制调节，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由于市场调节本身所固有的盲目性、滞后性和收入分配的不公平性，便不可避免地使生产陷入无政府状态和周期性经济危机之中，以至在本世纪30年代爆发了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使以迷信市场机制万能为特征的新古典市场经济理论彻底破产。

面对30年代大危机和新古典市场经济理论的破产，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的统治，凯恩斯主义便应运而生。凯恩斯理论是一个宏观经济理论体系，它的基本特征就是反对自由放任，主张国家干预经济。但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体系却缺乏微观的理论基础。战后美国凯恩斯主义者又把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体系与新古典的市场经济理论综合起来创立了一个新古典综合理论体系。这种理论在强调国家干预的同时，又重视市场机制的作用，主张在宏观调控方法上实行“相机抉择”、“松紧搭配”的“一揽子”计划。这种把国家干预与市场机制结合起来或者把计划与市场结合起来用作配置资源手段的经济理论体系，就是区别于新古典市场经济理论的现代市场经济理论。它的基本特征就是承认社会化大生产的社会经济运行，既要以市场经济调节为基础，又要重视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宏观调控。所以，现代市场经济理论乃是对新古典市场经济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战后西方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可以说在不同程度和不同形式下，都通行的是上述这种把国家干预与市场结合起来的现代市场经济。战后资本主义各国经济之所以有相对稳定、较快发展的局面，而未出现30年代那种大危机，就与实行了这种新的国家干预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机制有关。可见计划与市场的结合乃是完善社会化大生产的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所不可缺少的。

作为以公有制代替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比之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无疑更有必要，也更有可能把计划与市场结合起来，因为公有制企业为宏观计划作用的发挥提供了更有利的条件和微观基础。马克思、恩格斯也正是基于这一判断，而早有预见地指出，当社会经济由公有制代替私有制之后，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而且如前所述，在十月革命和二战后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的实践也取得了巨大成功。遗憾的是马克思的这一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正确原理，在过去相当长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中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即在进行有计划地发展的同时，却忽视了市场调节的作用，以致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一些困难，而且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种困难也愈益明显。正如陈云同志1979年3月在谈到“计划与市场问题”的时候说的：“在十月革命和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当时苏联和中国这样作计划工作是完全对的，但是没有根据已经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经验，对马克思的原理（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加以发展，这就导致现在计划经济中出现的缺点” (见《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8－69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路线的指引下，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确定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克服过去单纯依靠计划调节的片面性，而把计划与市场结合起来，取二者之所长，补二者之所短，而不是要用市场去取代计划从而根本否定计划的积极作用。正如同志在党的14大报告中所说的：“我们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也要看到市场有其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必须加强和改善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又说：“在宏观调控上，我们社会主义国家能够把人民的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结合起来，更好地发挥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的长处。国家计划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这就是说，同志在阐述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时候，一刻也没有忘记要强调运用计划手段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因此，当我们把计划和市场看为配置资源手段的时候，对计划和市场二者的关系，则只能理解为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关系，而不能视为后者对前者的替代或否定。改革开放以来，正因为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把计划与市场结合起来，才使我国经济有了较为迅速、稳定的发展。

以上事实说明无论是资本主义经济还是社会主义经济在其发展过程中，最后都逐渐发展到使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阶段上，这乃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所不同的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史是由片面市场调节走向计划与市场相结合之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史是由片面的计划调节走向计划与市场相结合之路，二者殊途同归。这个事实再次说明计划与市场，是相互补充相辅相成，而不是相互对立，相互替代的关系。

必须指出，现在有一种倾向，企图把计划与市场对立起来，鼓吹市场经济万能，把市场机制吹嘘为人类最好的配置资源的手段，并认为，要实行市场经济，就要根本否定经济计划性，谁说要加强宏观调控，加强计划性，就要被扣上要走回头路，再搞计划经济那一套的大帽子。这种观点不仅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实践上也是十分有害的。近些年来的事实表明，每当国家放松了宏观调控的时候，社会经济就出现不同程度混乱，每当加强宏观调控的时候，社会经济就趋向于稳定。如1993年以来在中央加强宏观调控的正确决策下，逐步取得“软着陆”的胜利和“高增长、低通涨”的大好局面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但也必须看到，在这大好局面下，迷信市场万能的倾向还远未清除。如有些地方、部门、企业抵制宏观计划调控，任由市场调节，以致出现大而全，小而全，盲目投资，重复建设，经济结构失调，企业开工不足，加重了工人失业下岗的问题，社会资源严重浪费，就是其明显的表现。据《人民日报》披露的材料，我国一些主要行业如机械、电子、轻工、纺织普遍是一般加工产品大量供过于求，生产能力利用率大多在70%以下；在50%、40%以下的为数也不少。(人民日报1998年2月19日《重复建设主要在加工产业》。)若从全国600余种主要商品的供求情况来看，过供于求的商品在1997年上半年占5.3%，下半年猛增到31.8%，高出26.5个百分点(经济日报1998年2月25日，冯并、阎卡林《全面认识买方市场》。)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结构调整，一些工人被下岗分流，自然是一个不得已的办法。但这是在改革中出现的大量资源浪费也不能不说是一个事实。据估计，目前城镇下岗尚未就业的有约600万人，加上登记失业的570万人，失业率高达6.3%左右(见中国信息报1998年2月24日《城镇就业答问录》。)。不可理解的是，现有些人对于这种结构失调及其所带来的一系列后果，不仅未从计划削弱方面去找原因，（当然这不是唯一的原因），反而责怪是过去计划经济带来的结果。如前所述，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从改革开放之日起就已处于不断削弱之中，时至今日，还纳入计划分配的商品仅有粮食等14种农副产品。现在生产过剩，结构失调的产品，恰恰不是计划分配的农副产品，而是市场调节的机械、电子等产品。比如1997年轿车全国生产能力可达110万辆，产量只47.9万多辆开工率不及45%(经济日报1998年3月12日《冷静看待汽车降价》。)。再如据国内贸易局商业信息中心对605种商品的排队显示,供过于求的商品在1999年上半年占72%,下半年又进一步上升到约80%,其中供过于求的工业品占到91.14% 。其他在第三产业中，诸如高档商场，星级宾馆也大量重复建设，设备闲置，难道也是计划经济造成的么？

可见，我们如果不把计划与市场结合起来，使之取长补短，相辅相成，相互补充，而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单纯片面地以市场调节去代替或否定计划的积极作用，就没有不给社会带来消极影响和混乱的。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

前面已说明，在社会化大生产的商品经济条件下，无论是资本主义经济还是社会主义经济都需要把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一种手段，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存在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存在市场经济。但这不等于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没有区别，事实上二者是有原则性的本质区别的，有的企图否认二者有本质区别的观点是没有根据的。

首先要弄清什么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一词在国内外文献中通常有三种不同的涵义：一是指生产的产品是用作交换的商品，因此，往往把市场经济等同于商品经济，以区别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二是指在社会经济中配置资源的手段，因此往往把市场经济等同于市场机制，以区别于通过计划和国家干预来配置资源的方法，我们在上节里主要就是在这一含义上来论述市场经济的；三是指一种社会的经济制度，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般都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英国经济学家戴维·w·波尔斯主编的《现代经济学词典》（上海译文出版社中译本1988年出版）解释说，市场经济是“一种经济制度，……这种经济的决策是分散的决策，就是说，经济决策是由该经济的一些组织和个人各自独立地决定的，而不是由中央计划当局决定的。市场经济通常也包含着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即资本主义的经济”。不仅如此，过去联合国也是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并与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相区别的。例如，在剧变之前《联合国统计年鉴》和《联合国世界统计提要》把世界各国划分为中央计划经济（centrally planned economies）国家、市场经济（market economy）国家、发展中市场经济（developing market economics）国家三种类型。其中第一种指的是社会主义国家；第二、三种指的是资本主义国家。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自然是不科学的，但也不能不看到其中有一些合理因素，即承认市场经济中包含有作为维护人们一定经济利益的制度（不是社会的基本制度）的内涵。我们通过对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分析就不难发现市场经济作为一种配置资源手段，它所以能调节和配置资源，仅仅因为它能调整参与市场行为主体的经济利益关系，从而能对其产生强有力的激励、约束功能的结果。可见，市场经济既是一种配置生产资源的手段，同时也是一种维护人们某种经济利益的经济制度，即维护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各个行为主体按照他们所投入的资源、产品多少好坏来获取不同利益的经济制度。当然这种经济制度并不是独立地或孤立地存在的；相反，它只能是，而且必然是从属于或依附于某一社会基本制度的一种派生的经济制度。

为什么市场经济只能是一种从属于某一社会基本制度的派生的制度呢？这是由于一种社会形态最基本制度是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内容的，而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方式是商品交换，商品交换就是产品的不同所有者之间对产品进行的交换或产权交换，所以市场经济总是与一定社会的基本制度相联系，并作为其派生的一种经济制度而出现的。单纯的抽象的市场经济是从来没有的。历史上最先出现的市场经济是与私有制相联系的市场经济，最典型的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难怪西方经济学家总是把市场经济看作资本主义经济，二者几乎可以划等号。后来人们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逐渐发现，市场经济还可以与社会主义公有制联系起来，并从属于后者而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就是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或联系的一种经济制度，正如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与资本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或联系的一种经济制度一样。同志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

以上说明，市场经济一词通常有着三种不同含义，实际上这三种涵义都是其客观存在的思想反映，而且是相互联系的，共同构成为一个完整统一的市场经济的内涵。简言之，市场经济就是指在商品经济已有一定发展的基础上形成起来的、用以配置资源和维护人们一定经济利益关系的经济体系。

既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与资本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的，所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就不能没有本质的区别。，因为两种不同性质社会的基本制度本来就有本质的区别。这两种社会的基本制度各自维护着不同人群的经济关系或经济利益，从而也就不能不影响到两种市场经济各自维护着不同人群的利益，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主要以维护资产阶级特别是垄断资产阶级利益为目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归根到底是以维护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目的。这种本质区别在现实的操作运行上，主要是通过如下几个方面具体表现出来的。

1.两种市场经济各自与之相结合的社会基本制度不同。这里说的社会基本制度就是指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所有制结构必须是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多种成分共同发展；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所有制结构则根本不存在公有制的成份，而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这乃是两种市场经济最本质的区别所在。这里有几个容易引起误解的问题需要给予说明：

第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什么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问题。有的认为公有制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这是不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认为，随着社会化生产的发展资本主义私有制必将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所代替。因此，社会主义社会之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最根本之点就在于以公有制代替私有制。坚持公有制，就意味着从事社会化生产的联合起来的劳动者成了企业的主人，能自觉地充分发挥生产积极性，有力地推动生产力发展；放弃公有制就意味着劳动者或迟或早将要重新陷入被剥削、被压迫、被奴役的境地，使生产积极性受到严重压制，束缚生产力的发展。因此，恩格斯说：“社会主义的任务，勿宁说仅仅在于把生产资料转交给生产者公共占有”（马恩选集第4卷，第303页）。这里说明公有制乃是社会主义最本质的基本特征。一切修正主义者最根本的错误之一，就在于放弃了对实现公有制这一根本任务的要求。伯恩斯坦说：“只要社会一充分行使它的监督经济关系的权利，那末经济企业向公共经营的实际转移就不象一般所认为的那样具有根本的重要性了。一部好的工厂法可以比一整批工厂国有化包含更多的社会主义”（伯恩斯坦：《社会的斗争和社会革命》）。当然我国目前由于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适应不同生产力水平发展的要求又还不能实行单一的公有制，而只能实行坚持以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经济结构。

第二，所谓公有制为主体的内涵是什么？简单地说，它既是一个量的概念，也是一个质的概念，即在量上要求公有资产必须在社会总资产中占据优势，当然，这个优势不应该只计算纯公有企业部分，同时也应把融入非公有企业中的公有资产部分一并计算在内。这是十五大所明确提出来了的。十五大报告指出：“要全面认识公有制经济的含义，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份和集体成份；同时在量上，既然是‘优势’，在总资产中的比重就不能只占少数或50%以下，也不能只是简单多数或50%以上，而必须是60－70%以上或2/3以上。这是一个普通的常识，否则整个社会的社会主义性质是难以保证的。十五大报告中还指出这个公有资产的‘优势’是就全国而言，有的地方，有的产业可以有所区别”。因此，有的村、乡甚至只有几万人的小区、小县，并不一定都要求公有资产占据优势，但也不能把这“有的地方”任意地无限扩大到一个地市甚至一个省，几个省的范围，因为这就无异于把“一国两制”的方针任意扩大到大陆境内。而且从发展的观点看，私有的范围如果在逐渐从一村、一乡、一区、一县一地扩大发展，就难保不会影响其他地区省市以至动摇整个社会和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而是正在逐渐演变的现实。如，据统计资料表明，有的省份公有资产在总资产中的比重已降到50%以下(据《中国信息报》报导，广东早在1992年底非公有企业注册资金（2,646.8亿元）就已超过公有（国有、集体）企业注册资金的总和。国有、集体、非公有企业之比重，分别为30.2%、16.4%、52.4%见《中国信息报》1993年4月23日。)，这是不能不引起人们警惕的。

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不仅表现在量上，还应表现在质上。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说：“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要体现在：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这就是说，十五大不仅重申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要体现在公有制经济占有量的优势，而且进一步明确必须把国有经济对国民经济命脉部门的控制和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主导或导向作用也要纳入公有经济“主体”内涵之内，作为它的一个组成部份。可见，在十五大报告中，公有经济“主体地位”的内涵，比人们过去所理解的更丰富，要求更高，而不是像目前有些人所理解的那样更低了，即认为公有经济的“主体地位”现似乎已不要求在量上占优势，因而它在社会总资产的比重大小已无足轻重，或者说已可继续下降，首先是国有经济可以继续下降，乃至下降到20%或者更少的程度。(曹思源的记者访谈录：《国有经济改革出路何在》《中国经济信息报》1995年9月7日。)这完全是一种误解。本来质与量是一个辩证的统一体，质的提高只能建立在一定量的基础上，这是一个起码的哲学常识。十五大要求“更要注重质的提高，并不是要抛开量的要求而去追求所谓质的提高，事实上如果削弱了量的要求、质的提高也就犹如建立在沙滩之上的大厦是没有根基的。设想如果国有资产只占社会总资产20%（即在量上，公有经济已不占优势），它又怎么能保证国家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性质，从而它又怎么能起到建设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的导向作用，充其量最多也只能像西方某些国家的国有经济所起的那种发展资本主义的导向作用而已。

看来，要想把我国国有经济起着像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国有经济的导向作用，已不是我们妄加在那些论者们头上的主观推论，而是由他们自己精心设计的蓝图。比如有的强烈要求国有资产退出竞争性行业，积极主张“国有经济应主要集中于那些影响国民经济发展全局的、掌握国家经济命脉、非国有企业办不了或办不好，因而只能由国家兴办的事业”。有的还进一步具体规定了国有企业的范围，说什么“我们国家真正需要实行国有制的只有公益性产业，如城市交通等利润率低于平均利润率甚至亏损的，或有关产业，如邮电、航空等”(曹思源的记者访谈录：《国有经济改革出路何在》《中国信息报》1995年9月7日。)据他们计算，这些国有企业资产在总资产中不足20%(同上。)原来他们的如意算盘就是让只有微利或亏损的企业由国家经营，即由国家承担亏损，让其余80%的非国有企业，主要是让非公有经济的外国老闾和国内大款们去赚大钱，从而改变我国国有企业的社会主义性质，使之成为替资本家服务的工具，即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我们知道，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之所以说是理想的集体资本家的、为私人资本服务的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其根本的经济原因就在于它用国家财政收入来承担亏损，以便让私人资本企业去赚大钱。事实上，西方国家一般也正是基于这种原因才建立起国有企业的。而且它们的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也约占20%，有的甚至更多。如1968年西方各国国有企业资产占全国企业资产总额的比重：英国17%、西德227%、意大利28%、法国33%。(《世界经济统计简编》三联书店1974年版第342页。)可见，那种主张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行业，要把国有资产比重继续下降的观点，实际是企图按西方模式来把我们国家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性质改变为资本主义性质，混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本质区别的观点。

在公有制主体地位的质方面要求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即公有经济所体现的生产关系方面是更为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资料所有制所体现的，不单是所有者与生产资料的关系，而且更重要的或在本质上是生产关系，是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马克思说，资产阶级“私有制不是一种简单的关系，也绝不是什么抽象概念或原理，而是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91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后来，马克思给所有制下一般定义时进一步指出，所有制是人们“对生产条件的关系”。这里说的生产条件是指生产资料和劳动者。因此，所有制的概念从表面上看只是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即人与物的关系，而实质却是通过这个人与物的关系体现出占有生产资料的人对劳动力占有支配的关系。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则是占有资本的资本家对雇佣劳动的占有、支配关系，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下则是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劳动者对自己劳动的占有和运用的关系。恩格斯在说到社会主义社会之区别于资本主义社会时还特别指出“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当然在于，在实行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组织生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33页。)其“目的就是完全废除雇佣劳动制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86页。)所以，对公有制主体的概念除了要看到它所体现的人与物关系，即公有资产所占总资产的比重外，还不能不看到它所体现的人与人的关系方面是否也占主体，即全社会参与生产的劳动者的主体部份是否已摆脱了雇佣劳动制度的束缚而成为在公有企业的主人。因此，在目前如果为了调整产业结构和解决国有企业的某些困难而使大批工人沦为非公有企业的雇佣工人，以致最后发展到雇佣工人成为全社会劳动者的主体，就很难说是坚持公有经济的主体地位。

第三，非公有经济的性质问题。有的根据十五大提出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制度”，就断言非公有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称之为社会主义经济的组成部份。这又是一大误解。这里说的“基本制度”不过是我们前面一再指出的所有制结构问题。我国现阶段的一项基本制度或所有制结构，乃是由我国现实生产力状况决定的，既有占主体地位的社会主义经济成份，也有居于非主体地位的非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成份。可见把非公有经济成份纳入初级阶段的“基本制度”之中，绝不等于说非公有经济就已变成社会主义性质的了。所以十五大在提出了上述“基本制度”概念之后，紧接着又解释性的强调指出：“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却从没有说，也不可能说非公有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经济基础，或社会主义经济的组成部份。因为它们本来就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成份。如果把非公有经济也视为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那么，我国目前就已经不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是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了。其实，客观的情况是很明显的：个体经济属于小生产经济，具有两重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有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但本身并不是资本主义经济成份；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它可以被引导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或者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但本身并不是社会主义经济成份。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都是以剥削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经济，因此，都是资本主义性质的，或者基本上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在这里，之所以在“资本主义性质”之前还要附加“基本上”三个字的定语，是因为考虑到有些规模较小的私营企业主也参加少许生产劳动，因而还不是完全的典型的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但它们也绝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

2.两种市场经济的分配制度不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实行的是按资分配或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原则，因而必然带来收入差距悬殊，两极分化现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其他分配方式为辅的制度，因而会兼顾公平与效率，防止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这是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所明确提出来了的。也是前述所有制结构所派生的一个结果。即在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消费品的分配自然要以按劳分配为主，它充分体现了分配的社会主义性质；在还存在非公有制经济的条件下，产品的分配自然还须相应地存在其他分配方式。所谓其他分配方式，包括有以个体劳动为基础的小生产者的产品，全部归个体劳动者自己所有（除去交纳的税收）；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产品除按劳动力价值支付雇佣劳动者的工资和奖金外，其余都按出资的多少，分配给投资者所有，或者说实行按资分配原则。由于企业资本的来源不同，有的是企业主自有资本，有的是借入资本，因此这按资分配的剩余价值部份，往往划分为利润、股息、利息等各种不同形式分给各个资本持有者。此外土地所有者也需分得一份地租。这样在非公有经济中的分配就有了作为劳动力价值的工资和作为剩余价值各种具体形式的利润、利息、股息、地租以及个体小生产者的劳动产品等各种形式，而这各种形式的收入都是以各自提供不同的生产条件或生产要素为依据的，因此，这“其他分配方式”又可较具体地表述为“按要素”分配。所以十五大报告在论述完善分配结构和分配方式时，在重申要“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之后，紧接着又具体指出要“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很显然，这里说的二者的“结合”，不言而喻的也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和按要素分配为补充的条件下的相互结合，而不是二者主次不分，或主次颠倒情况下的结合。

目前对十五大表述的分配制度有三种误解是应该澄清的。

第一，有的认为按劳分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不应占居主体地位。这种观点不仅与公有制占居主体地位的所有制结构不相称，而且与十五大强调的“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的规定是相矛盾的。

第二，有的把“按劳分配”融入“按要素分配”之中，从而进一步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按要素分配为主体，甚至全部都是按要素分配。在他们看来，劳动也是一种生产要素，所以“按要素分配”中已包含了按劳分配的内容。我们认为，这是对十五大精神的一种曲解。如果“按劳分配”可融于“按要素分配”之中，那么再提“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坚持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起来”就完全是多余的，而只需提“按要素分配就够了”。正确的理解应该是，十五大讲的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是分别指在公有制和非公有制两种不同经济中的分配制度，二者既不能相互兼容，也不能相互替代。即使就劳动这个要素来讲，它在公有制下所得的收入是按劳分配的结果；私营、外资企业中得到收入是按劳动力的价值即出卖劳动力所得的价值或价格；在个体小生产下是劳动者全部劳动的收入。后二者与“按劳分配”所得的收入都有原则的区别。实际上那种把按劳分配融入按要素分配的观点的要害也就在于企图抹杀这种不同所有制下按劳分配和按劳动要素分配的原则区别，进而否定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使社会主义经济下的按劳分配与非社会主义经济下的按要素分配相混淆，从而在分配制度上抹杀两种市场经济下的本质区别。

第三，是把“按生产要素分配”与“生产要素创造价值”相混淆。十五大提出了“按生产要素分配”的观点，有的就误以为十五大已承认了价值由生产要素创造这一观点，所以才需要按要素分配。其实价值的分配与价值的创造完全是两码事。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价值只能由劳动创造出来，在资本主义企业的生产要素中，既有创造价值的劳动要素，也有不创造价值但却瓜分劳动创造出来的价值的生产要素，如土地、资本等。论者笼统地说生产要素能够创造价值，或者说它们在价值的创造中作出了“贡献”，无非是为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所有者无偿瓜分工人剩余劳动所创造的价值进行辩护，掩盖其剥削的实质而已。这种观点的庸俗性质，马克思在对“三位一体”公式的评析中已作了充分揭露。这里就不必多说了。

现在还需着重说明的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习惯于把技术、信息、品牌和企业家的经营管理才能也列入生产要素之中，在产品分配中它们自然也应得到一定相应的收入。但这些要素从分配中所得到的收入的性质是需要具体分析的，而不能笼统地说它们都是由于自己创造了价值的结果。现分别说明如下：

⑴就技术要素来讲，如果指的是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的技术知识经验，实际是劳动者脑力和体力，主要是脑力劳动能力，因此，依以获得的收入可以归入按劳分配收入（在社会主义经济中）或按劳动力价值分配的收入（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如果指的是一种技术成果，如技术设计图纸、专利、机器设备，则可以视为各种不同的积累劳动，它本身并不创造新价值，其依以获得的收入一部份是转移的价值，一部份，很可能更多的部份是因使用这种新技术而获得的超额利润。

⑵就信息要素来讲，由于信息的获得是要付出劳动和其他各种费用的，因此，可以说它是物化劳动的一种形式，尽管有的信息并无一定载体，所以依信息而获得的收入部份有类似于技术成果的收入：一部份属于转移的价值，另一部份属超额利润。

⑶就品牌来讲，实际是指企业产品的信誉。它本身并非劳动的凝结，因而并无价值可言。但由于它是以优质的产品、优质的服务，优等的规模、诚实的宣传等因素为基础的。而这些因素又都是直接、间接劳动投入的结果，所以品牌本身虽然没有价值，但归根结蒂与劳动价值有关，即品牌之所以有价格，是由于企业凭着与劳动价值有关的产品的信誉，能扩大销路，扩大市场占有率，从而能给本企业带来超过同行业中一般企业的利润，这可称之为“行业超额利润”，以区别于个别企业因创新提高劳动生产率而获得的超过社会平均利润率的超额利润。名牌价格就是这个行业超额利润的资本化，正如没有价值的土地的价格是地租的资本化一样。

用公式来表示：

行业超额利润量

名牌价格（或名牌价值）= ————————

利息率

（rpm–arpm）(q)(spp)

= —————————————

i

式中rpm表示名牌企业产品的市场占有率（rate of possess market,缩写rpm），arpm表示同行业产品平均市场占有率（average rate of possess market,缩写arpm），q表示同行业产品销售总量（quantity,缩写q），spp表示名牌企业平均单个产品的利润额（single product profit,缩写spp），i表示利息率（interestrate,缩写为i）。这个用英文大写字母表示的分子式的含义是很明确的，分子为名牌企业所获得的行业超额利润，分子为银行存款的一般利息率。公式表示，某个名牌的价值就是该名牌企业所能获得的行业超额利润资本化了的价格。其它企业愿以这个价格去购买这个名牌，就等于投下这个价格的资本以求获得行业超额利润，所以，这个价格也就成了品牌的价格或价值。

⑷就企业家的经营管理才能来讲，如果属于生产企业的企业家的经营管理决策和管理才能，就如同企业的普通劳动者的才能一样，属于劳动力的内容，因而它的使用能创造价值，所以，这部份收入是劳动收入，而且一般应比普通劳动者获得更多的收入，因为他比普通劳动者的劳动力价值要大，或者劳动的贡献要多。但目前我国有些企业，特别是私营、外资企业的经营管理者的收入往往比普通劳动者高出很多倍，比如高出十几倍，以至几十倍，上百倍。则其中一部份乃是瓜分了工人剩余劳动而得来的，因此是不合理的。

总之，按要素分配的收入，并非都是要素创造的价值收入，因而从创造价值的角度来看，笼统地说按要素分配就是按要素贡献的价值分配是不符合实际的，这是被马克思批判过的“三位一体”公式的另一种说法而已。

3.两种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有重大差别。

在运行机制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都需要把市场机制与计划机制结合起来，但二者结合的程度和方式却有所不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由于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更有利于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相应的宏观调控和计划调节的作用就比较薄弱，即一般都限于间接的调控和参考性、意向性的计划。国家约束力比较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由于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因而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的同时，还更有可能加强国家宏观计划调控的作用。由于宏观计划反映的是国家长远的、整体的利益；市场机制的调节只是以个别企业眼前的、局部利益为依据的，因此，要使整个国民经济获得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就必须在宏观计划的主导之下把宏观计划与市场机制有机地结合起来，充分发挥二者之所长，避免二者之所短。从而使企业的眼前、局部的利益与国家长远、整体的利益结合起来，并使前者眼前、局部的利益服从于后者长远、整体的利益。

现在有一种意见认为市场机制是最有效率配置资源的方式，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只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就能使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即使需要有计划也只是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才让其发挥补充的作用。从而把市场凌驾于计划之上，根本否认计划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主导作用。这样就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相混淆，甚至使国家在运用计划调控的作用上比起有的资本主义国家，如法国、日本等都还不如。

4.两种市场经济运行的结果不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由于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实行按要素分配，形成两极分化，需求不足；加之，在以市场调节为基础的配置资源方式下而形成无政府生产，必然造成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危机和严重的失业。因此，失业成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伴侣和必要条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由于以公有制为主体，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分配制度便能兼顾公平与效率，避免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因而不会存在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同时由于加强国家宏观调控的作用，特别是要在宏观计划主导下把计划与市场两种手段有机地结合起来，充分发挥二者之所长，避免二者之所短，便能最合理有效地配置资源，避免无政府生产和结构失调，同时也就能避免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和失业，从而保证了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这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大优势所在。

我们不否认，我国现实既有经济的盛衰起伏，又有大量的下岗失业人员。但这绝不是因为我们在实行市场经济中坚持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则的结果，相反，恰恰说明我们还没有认真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则。比如没有认真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就必然带来收入差距悬殊，两极分化，需求不足；放松或削弱了计划主导作用，片面的过多地让市场机制盲目调节生产、流通，造成某些重复建设和产品、产业结构失调，最终造成总量的和结构性的相对生产过剩，开工不足，人员下岗失业。换言之，从现实来看，我们无论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还没有很好地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区别开来，以致出现一些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必然出现的问题和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由此说明，我们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要把两种市场经济给以严格区别已成为刻不容缓的任务。

商品经济论文范文第10篇

薛暮桥，原名薛与龄，曾用名薛雨林，笔名余霖、霖，1904年生于江苏省无锡县。1926―1927年参加杭州铁路工人运动，1931年参加陈翰笙领导的中央研究院农村经济调查，1933―1934年参与创办“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并担任会刊《中国农村》主编，1938年任新四军教导总队训练处处长，1941年任抗大华北总分校训练部部长，1943―1947年任山东省民主政府工商管理局局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国家统计局局长、国家计委副主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国家物价委员会主任、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学部委员等职。

主要著作有《中国农村经济常识》（新知书店1937年）、《中国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 （合著，人民出版社1959年）、《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问题》（人民出版社1979年）、《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1979年）、《旧中国的农村经济》（农业出版社1980年）、《薛暮桥经济论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薛暮桥学术精华录》（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2年）、《薛暮桥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

他开完会，回到家坐在椅子上，

忽然就哭起来了

2005年3月24日，首届中国经济学奖颁奖典礼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位列第一的是一位101岁高龄的老人，而且他是四位获奖者中唯一获得全票通过的候选人。他就是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 (其他三位是马洪、刘国光、吴敬琏)。

由于健康原因，101岁的薛暮桥没有到场领奖，代替薛暮桥领奖的是他的女儿薛小和。

薛暮桥最后一次接受采访时已90高龄，他向大家介绍了他的最后一本著作。这本书收录了他75岁以后写的许多文章。75岁，当很多人在回顾总结一生成败的时候，薛暮桥却再次冲上了经济工作的一线战场，成为一位白发战士。那是在1978年，一个孕育重大转折的时代。

这个春天，有27万幸运儿步入已经荒弃10年的大学校园，北京各大机关的礼堂也在悄悄放映一些被称为“内参片”的外国电影；这个春天，6000名科技工作者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了科学大会，一些久别的面孔重现于大会上。然而经济领域乍暖还寒。这一年2月，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提出了这样的发展目标：要建设10个钢铁基地、10个大油气田等多达120个大型项目，这让当时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经济研究所所长的薛暮桥忧心忡忡。

薛小和：1978年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时候，他开完会，回到家来坐在椅子上，忽然就哭起来了。当时他坐在一个扶手椅上，拍着扶手哭。我觉得特别奇怪，就问他，爸爸你怎么了？他说，现在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国家计委领导向全国人大作的报告却还陷在分钱分物的数字中，不思改革。我很奇怪，还觉得好像当时比“”之前的情况要好多了，怎么是濒于崩溃呢？但他是清楚的，所以他哭，而且不是那种悲痛的哭，是那种非常急的哭，敲着扶手。我父亲是一个长于忍耐的人，到这种痛哭的地步，我想他是急到无论如何也忍不住了。

对于这次会议通过的十年规划，薛暮桥曾和他的助手吴凯泰谈论过。

吴凯泰：他不同意当时中央的一些做法。薛暮桥说，这是要变成“洋跃进”啊！钢产量1985年就一下子要达到6000万吨，他说凭空冒出一个6000万吨，要搞几个宝钢啊？！得要10个钢铁基地、10个煤炭基地、10个大油田。他觉得那种急于求成的指导思想又上来了。

当时，持续20多年的“左”的错误还没有受到公开批判，大家都觉得错了，但是没人敢说。所以这些指示布置下来，好多人也都照着干了，真正认识到错误并且敢说的人很少。薛老自己确实也是经过思想斗争的――到底说不说啊？

报纸曾说手下有两个人：

一个叫薛暮桥，负责发钞票；

一个叫杨立三，负责发炮弹

薛暮桥率先对高指标、高速度提出质疑，这在许多人看来不可思议。因为中国原先执行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浸透着他30年的心血，他早已被视为中国经济理论界的一面旗帜。当然，这一切与他此前的经历密不可分。

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10月25日，薛暮桥出生在无锡县礼社镇。父亲薛魁标是当地一位颇有声望的开明士绅。1918年，薛暮桥考入江苏第三师范学校，但1920年父亲因欠债悬梁自尽，家境窘迫，只好辍学。

谈起此后的求学经历，薛暮桥总是提到“牢监大学”。1927年6月，参加组织沪杭甬铁路总工会的薛暮桥因叛徒告密被捕入狱，直到1930年12月才被保释出狱。或许是因祸得福，薛暮桥在三年多的监狱生活中，阅读了大量的著作。多年后，薛暮桥到美国访问，一位美国教授问薛暮桥的毕业院校，薛暮桥以“牢监大学”答之；又问何事入狱，答道，Communist（共产党员）。教授们恍然大悟，传为奇谈。牢监这三年是薛暮桥第一次系统读书的时期，为薛暮桥打下了宽博的知识基础，养成了独立的理论思考的习惯。

薛暮桥不仅有深厚的理论素养，同样也拥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还在1943年，薛暮桥就因在山东抗日根据地成功领导对敌货币斗争进入了中央经济工作的核心领导层。1948年在西柏坡，他被任命为中央财经部秘书长，协助处理经济特别是货币发行工作。关于这一段经历，薛暮桥曾对秘书李克穆回忆过。

李克穆：1948年在西柏坡，他是的主要经济助手，每天晚上10点钟以后到的办公室，协助研究经济问题。研究什么呢？就是研究即将诞生的新中国怎么进行经济建设。当时报纸上曾经登了一个消息，说手下有两个人：一个叫薛暮桥，负责发钞票；一个叫杨立三，负责发炮弹。可见当时薛老的位置是很重要的。

新中国成立后，薛暮桥被任命为中央财经委秘书长。从1953年起，中国开始用计划经济模式指导大规模经济建设，薛暮桥被委以重任，兼任国家计委委员、统计局局长，后又任国家计委副主任。1962年，他又担任中国第一任物价委员会主任。

身居要职的薛暮桥，成为中国经济管理体制的重要设计者。

这事给我的第一印象，

是觉得他跟原来很不一样了

1978年4月18日，思虑再三的薛暮桥终于决定写信上书中央，收信人是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和刚刚恢复工作的邓小平。信中直指当时国民经济比例失调，需要调整，要把农业搞上去，要控制基本建设规模，搞好综合平衡，为此迫切需要总结过去28年特别是“”的经验教训，摆脱“左”的指导思想的束缚。

吴凯泰：他就写给邓小平，写给李先念，讲我们的农业靠现在这样是不行的，究竟怎样才能搞上去？关键是要落实政策，十年规划一定要注意综合平衡，而且计划体制当中的弊病也要改一改。薛老提出，要解决这些问题，非要总结一下20多年的经验教训不可。如果不总结这20多年的经验教训，大家还是觉得这一套是对的，照它办，那用不了几年就会再来一次大折腾、大挫折。

他在信中说，“如果没有中央负责同志出来说话，很难打破这个。”“我提出这个问题，估计是会受到许多同志批评的。”

不久，薛暮桥上书中央的消息传到了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

吴凯泰：后来不知道怎么传出来的，有人知道了薛老要闯。一个借调的同志就公开说，我可不参加。他显然是不敢冒这个险，20多年的党内批判斗争把一些人吓怕了。

吴敬琏，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得主，以敢于直言著称。1978年，他正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薛暮桥当年的行动，看在这些小字辈眼里，让他们颇感惊奇。

吴敬琏：这事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觉得他跟原来很不一样了。这件事以后他在国家计委受到很大的压力，计委党组决定要批判他。他明明知道计委的领导是主张高指标的，但他认为这是错误的。这件事本身就很了不起，因为追求高指标这件事已经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习惯。

吴凯泰：他是最清楚整个过程的，他是国家计委副主任、统计局局长，又是中央财经小组成员。调整的时候，他参加了决策，而且是物价委员会主任。他很清楚这些错误究竟经历了怎样的过程，怎么犯的，有些什么问题。所以，他憋不住的，他觉得这东西不说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

我觉得这是非常可贵的，

因为他是中国经济方面

最响当当的一块牌子

薛暮桥在上书中央的信中，痛陈了20多年来党在经济建设工作中的错误，这些都是此前的10年时间里薛老一直在自我反思和斗争的问题。

10年前，也就是1968年，薛暮桥被打成了“走资派”，之后又被分配到湖北襄樊干校劳动改造。正是在这段时间里，他开始拿起笔，认真思索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建设的经验和教训。这就是后来《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一书的前身。

和薛暮桥一起去干校的还有在薛家做了十几年保姆工作的杨晓华。当时她在国家计委食堂工作，为了照顾薛老，也主动来到了干校。在她眼里，薛老是一个即便在那种严酷环境下，还是丢不下笔的倔老头。

杨晓华：他就在那儿写，拿个马扎坐在床旁边，拿床当桌子。到最后我没办法，看他坐的那个小马扎太小，我又让别人给他做了一个高点的，比咱们这种椅子稍微矮一点，这样他能坐下。

薛小和：在干校里，他只要收了工，休息一会儿后就会趴那儿写。当时他那写东西的样子挺另类的，你想干校的人都在干活，回去都很累了，吃点饭休息，没有什么人读书了，只有他这样还在写，而且他们宿舍住四个人，很挤，他往那儿一坐就会影响别人走路。

杨晓华：有好多人都给他提意见，说薛老你算了，别写了，你就是为了这些书才挨了斗，你说你犯得上吗？这么大岁数了，休息休息不好吗？你看他怎么说？他说，他们指出我哪儿不对才斗我的，他们给我提个醒，我改了不就得了嘛！

这一时期的薛暮桥正在对自己此前的看法进行深刻反思。他反思得最多的是1957年接受委托，与苏星、林子力合作写成的《中国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一书。

吴敬琏：那时候，中国一讲到“三大改造”的伟大成就，就会提到这本书，这是薛老带头写的。但是薛老在干校的时候，他想来想去认为这个“三大改造”搞得太快了，用他书上的话来讲就是太彻底了。他认为这事需要好好总结。我觉得这是非常可贵的，因为他是中国经济方面最响当当的一块牌子。有的人他会想，我提的东西被否定了，意思就是我那个东西不行了，薛老他不是这样想的。

但是，在当时这种反思很难全部体现在这本书稿里。薛暮桥曾在回忆录里谈到他在干校里的这段写书经历：当时我对“”设置的重重不敢越雷池一步，也无法摆脱苏联对社会主义经济的某些思想束缚，我的笔无法触及“”以来经济工作中的错误。所以在劳动之余，我虽然对书反复修改，但仍无法满意。

薛小和：他在干校大概写了五六稿。写完了就自己把它订起来，然后包上皮，用他自己会写的一种美术字，在皮上写上这本书的书名。他回北京的时候，就把那几大本带上，用一个黑底红花的头巾包好，包得很端正，然后放到行李里，那是他最呵护的一件东西，回干校的时候再把这包拿回去。反正走到哪儿带到哪儿。

1975年，薛暮桥从干校回来后就住在北京城中心的红霞公寓，楼下的小公园是他经常散步的地方。那时刚刚解放的薛暮桥还没有工作，于是带孙女成为他生活中的一大乐事。最重要的是，薛暮桥一直惦记这本干校中没有完成的书，在家中他又开始反复修改。

薛小和：回到北京他还没有解放，那时候我二姐生了孩子，有时候阿姨带不过来，就要他帮着看一下。他就把孩子放在左腿上，左手哄着孩子，右手照样在稿纸上写。孩子嘛，几岁的时候肯定要闹的，闹了，他哄一会儿接着再写，然后等阿姨有空了，或者我姐姐回来了把孩子抱走。后来他说，他写得这一段一段都不连着。

薛小沂：我们全家都得帮他抄，那时候也没有复印机，他要抄好几份，所以都要用拓蓝纸复写，要拓差不多四五张那么厚，所以都得很使劲地在那儿写。写完了他又改，改完了又重新抄一遍。

薛小和：当然写到后期是比较明确了，要总结20多年来的经验。但开始还是不明确的，因为那时“左”的思想还很厉害，批判资产阶级法权什么的，所以他写起来禁锢很多。当然这几个草稿肯定是不能用的，因为在那么多禁锢的条件下写，你说他能写成什么样子？

李克穆：他不像我们的作家，可以按照自己的思路来写，想怎么写都行。经济和政治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写这本书涉及到了很多政治，实际上打破这个一直等到邓小平坚定地推进改革开放、提出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候，才可以说是完全打破了。

他说的是，我这么多年做的是不对的

1978年5月，薛暮桥已经嗅到了春天的气息。上书中央已有一个多月，虽然没有得到回音，但是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全国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上至中央领导下至学生市民，全国上下都在反思、争鸣，最终确立了要以实践检验真理的根本思想。这个好消息对于薛暮桥来说，意味着他的书又将再次推倒重来。

1978年11月，大雪纷飞，政治气候正酝酿着巨变。在这种情况下，薛暮桥向国家计委领导提出，要去杭州完成《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第7稿的写作任务。在来杭州前，他到山东、安徽等省进行了4个月的调查，在安徽的见闻让他感触很深。

吴凯泰：安徽省供销社主任说，在农村连小秋收都收不上来。供销社只能收一些大头货、小东西，山里面笋子什么的都收不过来，没有办法，烂在山里。薛老提出要发动一下小商贩，让小商贩把这些东西卖出去，这样农民收入就多了。主任说这都是禁止的，是资本主义。供销社社长在会上说，让山货烂在山里是社会主义，把它销出去让农民多一点收入是资本主义，我就是想不通。经过20多年的努力，老百姓还那么穷，薛老非常内疚。

在考察中，薛暮桥重访了新四军皖南军部旧址。在这个他40年前曾战斗过的地方，他写下了一首诗，诗中“几经风霜存傲骨，暮年犹望立新功”一句，正是当时心境的真实写照。

1978年12月下旬，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开始全面纠正“”“左”的错误，提出要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让远在杭州写书的薛暮桥深受鼓舞。

吴凯泰：我看他是真的高兴。他觉得自己写这本书虽然晚了一点，但肯定能起作用。他要为中央的这个决定在理论上做些宣传。这样一来他完稿的时间更紧迫了。我们三个看，他一个写。我们三个人这里修改一点那里修改一点，刚弄完，他新的又写出来了。我们都在赶，跟着他赶。

薛暮桥不但客观冷静地总结了20多年来经济工作的错误，而且指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不应太纯粹，应包含有其他经济成分。这在当时是理论上的一种突破。

苏星也是当时薛老写作班子的成员之一。在第一版5万册一抢而空后，他们又修订了第二版。这一版在原来的基础上，对改革提出了具体的指导建议。这本书被陆定一推荐为全国干部的必读教材，一年内重印了12次。当时日本《经济新闻》了一条消息，说“中国有一本书，跑遍了全北京都买不到，这就是薛暮桥所著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据统计，这本书最后总发行量达到1000万册。

苏 星：当时有好多高校、党校都用它作教科书，因为没别的书。这本书当然在今天看和现实有点距离，但是在当时起了很大作用，特别是在拨乱反正之后。

吴凯泰：这本书里谈的正是当时中国发展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打倒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不是还像过去那样搞法？过去究竟有什么错误？今后经济怎么办？这是大家关心的事，非常关键的事。

薛暮桥倾尽心力写就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一书揭开了中国经济理论界的破冰之旅，它率先认真总结了过去中国在经济领域经历的曲折失误，批评了1958年以来“一大二公”的指导思想，强调国家发展要按经济规律办事。这本书为后来的经济改革扫清了思想理论上的障碍，而薛暮桥也完成了人生的一次重大跨越。

薛小和：他能够对自己过去做的工作进行反思、批判，这点真的很不容易。到我们自己有点阅历的时候，才会明白这个道理。他那时候已经75岁了，一般这个年纪的人都比较守旧，至少守着自己的经验说，我是对的，而他说的是，我这么多年做的是不对的。

薛老你怎么搞的，连草纸都涨价了，

今天还要涨什么啊？

1979年，全国掀起知青返城大潮，当时待业人员达到2000万人。3月24日，薛暮桥在全国改革工资制度座谈会上发表《谈谈劳动工资问题》的讲话，提出现在还不能使资本主义绝种，留一点资本主义和个体经济，利多害少；解决就业问题的办法是适当调整所有制结构和产业结构，允许自找门路、自谋职业。此后，他撰文进一步指出，要在国家、集体安排就业两扇门外，打开“自主就业”的第三扇门。从此，“个体户”这个名称开始为中国老百姓所熟知。

那时，薛暮桥每天早上到天安门广场锻炼。有一天，他遇到了一位从事照相的个体户。

杨晓华：那个照相的跟他说，老爷子你照个相吧！他就说，那好啊!然后写上了他的名字。照相的很惊讶，说，你就是薛暮桥啊？！然后就问他，你打的是什么拳，我给你按着你打拳的姿势照一套，印出来送到你家，而且我绝对不收你的钱！你知道，要不是你当时写的那个信登到报纸上的话，我们还没这碗饭吃呢！

1980年，正是薛暮桥大展拳脚的一年。这一年，他被任命为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顾问，他所写的《关于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明确地把“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占绝对优势，在国家计划指导下的商品经济”写入文中。这是中国在经济改革中提出市场取向的第一个纲领性草案。

不过在当时，这位77岁老人的思想暂时还无法被大多数人接受。

吴凯泰：当时许多人思想转不过弯来，还在原来计划经济的老框框里，包括我也在内。我对这个事情不太理解，我说，计划经济还没有办成，我们就不要计划经济了？吴敬琏就说我，你呀，年纪轻轻的，还不如70多岁老头子的思想进步。

历史画了一个圆圈，好像又回到了起点，这位已经77岁的老人，又一次站到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沿。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经济开始进入了艰难爬坡阶段。1984年，国家将要进行价格改革，物价上涨势不可免，因此向人民做好解释工作成了当务之急。这时薛暮桥又站出来，到各大机关单位作了数场报告，向大家解释改革的必要性。

薛暮桥在总参机关所作的一次报告，让李克穆记忆犹新。

李克穆：刚坐下，薛老还没说话，底下坐在第一排的一位老将军就发话了，薛老你怎么搞的，连草纸都涨价了，今天还要涨什么啊？他的情绪很大。薛老就说，我想问你个问题，如果说不涨价，那接下去会怎么样？这个问题你考虑过没有？老将军说，我们哪考虑这么细啊！薛老说，那我就给你讲一讲，我先从如果不涨价，接下来经济会怎样，我们部队的生活会发生哪些影响这方面来讲。顺着他的思路一讲，老将军一听，明白了，如果不涨价，接下去经济要出大问题，那就不光是草纸要涨价了。薛老讲完之后，大家很信服，报告数次被掌声打断。

不过，迎接薛暮桥的直言相谏的并不总是掌声。1985年，薛暮桥从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但1986年，中国经济又一次出现急于求成的状况，于是他再次上书中央，建议不要对已经过热的经济再鼓气加油。

苏 星：当时负责的同志对他这些言论并不是很满意，有的同志就劝他，薛老你少说一点吧！他却说，只要我还活着就要说。

薛小和：我了解他的脾气，所以也没有批评他什么，就是让他少说话，觉得他说的这些都落伍了。其实他比他们先进。20世纪80年代初，他经常写文章、作报告，他批评计划经济，肯定要批评到计委的工作。当时计委的工作方法还是老一套，改是不容易的。

中国市场经济改革几经波折，1990年进入治理整顿的调整期。是继续改革，还是退回到计划经济体制？已86岁的薛暮桥写了《给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信》，呼吁要抓住时机，在改革上迈出决定性的步伐，把市场改革继续推进。

1994年，薛暮桥90岁，从事经济工作已经是第60个年头，有关部门特地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纪念座谈会，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基参加了会议。

朱基：薛暮桥同志的一生为党奋斗了60多年，这一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一生，为党的学术工作、改革开放、经济工作做出了贡献。今年薛老90岁了，我向薛老致以崇高的敬意！

我曾经问他，爸爸你的身份

到底是学者还是共产党员？

在薛暮桥从事经济工作的60年中，关于他两种身份的议论一直没有停息过。

薛小和：我曾经问过他一次，我说爸爸你的身份到底是学者还是共产党员？为什么问这问题呢？因为那时候有人在讲，说薛暮桥是个高官，不是学者。

吴凯泰：就是说，他只是个当官的，言外之意就是听上头的，就是要保乌纱帽的意思。

薛小和：反正各种说法比较多，对他的身份不是很认同。后来我就问过他，他说，我很想做个学者，但我首先是个共产党员。

1999年，薛暮桥住进医院。5年后，他在那里度过了100岁的生日。

2005年3月24日，薛暮桥获得首届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女儿薛小和代父亲把奖领了回来。作为当事人的薛暮桥因年事已高、听力不济，已难以听到这个消息，这对于薛暮桥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薛小和：领完奖，我们就拿着那个奖杯直接去医院了。我用毛笔在白纸上用很大的字写“你获得了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大家祝贺你”，然后举给他看。他的目光反复看了很多次，我相信他看见了。

从1999年7月起，严重的帕金森症使薛暮桥成为北京医院的长期病号。多年来，薛暮桥一直安静地躺在病床上，退出了世俗的纷争与喧哗，不再写作，不再发表观点，不再参加会议，用经济学家吴敬琏的话说：“薛老被隔离了。”

令人欣慰的是，在薛暮桥重病之前，他已完成了《薛暮桥回忆录》和《薛暮桥晚年文稿》的出版工作，了却了一生的宿愿。在1997出版的最后一本书中，薛暮桥这样总结自己这一辈子：“一个人一生中不可能什么时候都正确，也不可能在什么事情上都正确。我虽然已经87岁，但我头脑中还有很多没有解决的问题，一个经济学家的经济观应该让时间来检验，让历史来作结论。”

2005年7月22日，中国经济学界泰斗薛暮桥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辞世，享年10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