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论文范文

和谐社会论文篇1

“和谐社会”是否能够创造？这是我国从古至今不断探讨的问题，历史上各名家也是争论不断，例如：孔子就相信，和谐社会是能够实现的。在他的生平中，他认为人性本善，只要政府官员能够秉承孝道，必然能够智能正确执政。而通过对人们施行正确的教育引导，培养他们的孝道仁德意识，必然能够促进和谐社会的形成。又如：孟子认为人们均有一颗怜悯的心，只要国家管理者能够让百姓拥有稳定的产业和收入，这样百姓才会有稳定不变的思想，从而社会才能稳定，国家才能富强，和谐社会也必然能够实现。用现代话语来表达，两位圣人认为人性中本身就存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材料，只要

领导者身体力行，因势利导，满足人的必要物质需求，同时，加强道德教育，和谐社会是可以建成的。

但是“性恶论”者则认为，人性皆恶，并且与秩序相冲突，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人类冲突乃是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也就是说要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同时解决好两方面的问题，第一是利益需求的基本满足，第二是社会道德对人性的约束和改造。

二、推进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措施

第一，坚持以人为本。“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上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把培育“四有”公民作为根本任务，把在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基础上推动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根本途径。和谐文化建设强调“和谐文化是全体人民团结进步的精神支撑”，强调要培育和谐精神，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着力丰富农村、偏远地区、进城务工人员的精神文化生活，注意促进人的心理和谐等，都突出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价值。

第二，坚持科学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统一体不可分割、不能缺少的重要一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协调进步、全面发展的新型社会形态，科学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实现形式。坚持科学发展，建设和谐文化，就是要使思想建设和文化创新服务于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推进和谐文化建设，推动人的全面发展与经济社会全面进步的有机统一。同志指出：“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同推进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是互为前提和基础的。人越全面发展，社会物质文化财富就会创造得越多，人民的生活就越能得到改善，而物质文化条件越充分，又越能推进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生产力和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是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人的全面发展程度也是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这两个历史过程应相互结合、相互促进地向前发展。”

第三，坚持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强大动力和必由之路，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发展的强大动力和必由之路。这就要正确处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强文化建设的关系，正确处理先进文化与传统文化、人类有益文明成果特别是西方文明成果的关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适应社会发展要求，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创新和对外开放，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借鉴人类有益文明成果。

第四，坚持民主法治。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告诉我们，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在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培养文明道德风尚、营造积极健康的舆论氛围、广泛开展和谐创建活动方面，都应当注意在采取一定措施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参与和谐文化建设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的同时，引导人们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增强法律意识和制度建设能力，推进思想文化生活有序化、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邓小平同志当年指导“四项基本原则”写入宪法，为我们在这个方面的探索树立了典范。

三、加强机关精神文化建设的主要措施

(一)把精神文明建设同政治理论和政治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

1.具体指导和总体引导相结合。精神文明教育中，把具体指导和总体引导有机地结合起来，将精神文明教育的内容和要求细化，分解为具体实在的教育课题，又紧紧围绕“为谁话着、为谁工作、为谁当官”等根本性间题，着力加强人生目的、人生评价、人生追求等总体观念倾向的引导，使教育既贴近千部、群众实际，又始终有主线贯穿。在人生观教育中，围绕“做什么样的人”的主线，进行“做有理想信念的人”、“岗敬业的人”、“做克己奉公的人”、“做忠诚老实的人”等教育，使观念引导小中见大，富有针对性和思想性，使干部、群众喜闻乐见，从中受到刻骨铭心的教育。随机指导和系统引导相结合。人生观的确立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运态发展过程，观念引导必须循序渐进。要针对干部、群众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的现实间题与思想观念的变化，不失时机，不拘形式地进行随机教育，由事到理、点点滴滴地熏陶、启发、潜移默化，提高觉悟，使大家“于细微”之处得到精神力量;另一方面，要按照干部、群众在确立人生观过程中思想发展变化规律，抓住一个时期的主导动机，有计划地主动安排教育，较为系统地推进观念引导，由理到事，提高干部、群众认识和处理具体问题的自制力，两者相辅相成、不可成缺。只有加强随机指导，精神文明教育才能“短、平、快”地渗透到干部、群众的工作和生活中去。如果满足于这一形式，忽视系统引导，会使教育零散无序，缺少集体性，难以使他们完整连贯地受到教育，也不利于把随机指导点滴渗透效果贯连成线，形成系统的人生观、价值观教育，唯有把两种形式紧密结合起来，互为补充，才能收到相得益彰的效果，使精神文明教育不断深入。

2.观念引导和行为指导相结合。精神文明教育的目的是用正确的思想引导干部、群众的行为，在新形式下保持政治上的坚定性和思想道德上的纯洁性.坚定地朝“四有新人”的目标要达到此目的，不能离开正确的思想规范和调节干群的行为。观念引导是行为引导的基础和前提，而干群良好行为养成是一个反复实践的过程，观念引导并不能代替行为指导。在精神文明教育中，应注重把思想观念上的引导适时落实到行为指导上，使干部、群众既知其然，又行其然，仅弄清基本道理，分清是非界限，明白善恶、美丑、荣辱，而且知晓应当怎么做，不应怎么做，自觉遵守道德法律、纪律等规范，懂得怎样做人、怎样为官，做到知行统一、学用一致。只有这样做，精神文明教育才能见诸实践转化为物质力量，切实起到净化风气、弘扬正气的作用，有效地推动机关的精神文明建设。

3.政治信念教育与实践相结合。要利用机关政治学习这个主线，把理想信念落实到行动上。理想信念不是空洞的，它的实在内容是通过人们的工作实践和言论行动表现出来的。人们的社会实践是检验和判断理想信念坚定与否的根本标准，又是树立坚定理想、信念的源泉和动力。只有这样，理想才能成为最切实的真正理想。光说不干，光想不干，或者光想大目标，不干小事情，理想就是空洞的、抽象的，令人可望而不可及的空想，也就失去了任何实际意义。实现理想，不能靠“天上掉馅饼”。理想不能只是写在纸上，停在嘴上。而要记在心上，落实在行动上，从眼前做起，扎扎实实地干下去。一个人只有把理想信念扎根于社会实践中，理想信念才有厚实的土壤和牢固的根基。因此，要坚定理想、信念，就必须把信仰和理想落实到自己的日常生活和工作实践中去，把今天的努力和远大的共产主义目标联系起来。高楼大厦是靠一砖一瓦盖起来的.在自己本职岗位上做砖、做瓦，脚踏实地踏实工作。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像孔繁森那样，从自己平凡工作岗位和日常生活中做起。为实现共产主义贡献光和热。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同志所讲的，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二)把精神文明建设同机关实际工作结合起来

江总书记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深入持久地开展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集体主义为原则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道德教育，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大力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艰苦创业精神、提倡共产主义思想道德。这就要求我们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必须以为民服务的教育为核心，以全心全意为人们服务和奉献社会为宗旨；牢固树立以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观念;努力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充分发扬民主、尊重和支持人民群众参政议政，当家做主，自觉接受群众的监督和评判，以主人翁精神改进工作，为人民群众多办实事。同时还要在全体干部中，提倡为人民服务和集体主义精神;提倡尊重人、关心人、热爱集体、热爱公益的良好风尚。为人民、为社会多做好事，反对和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始终坚持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个根本宗旨来正确处理好这六面的关系。

和谐社会论文篇2

党的十指出，在新的历史时期，坚持改革开放，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因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项重要任务和目标。从个人发展的角度分析，和谐社会分为，自我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一个人的现实自我与他最终要达到的目标之间一定会有差距，那么自我和谐的人就是能够在这种情况下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这是自我和谐的标志之一。心理健康的重要标志就是自我和谐。影响自我和谐的因素很多，但要达到自我和谐，首先要身体健康，其次要满足基本的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因此，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人是社会的主体，保证身心健康是实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人的身心健康离不开体育。体育是通过身体练习即体育锻炼增强体质，促进身心健康。科学的体育锻炼不仅能增强人体各器官系统的免疫功能，全面促进机体的新陈代谢和身体的正常发育，而且能磨练意志，培养自信心，提高抗挫力，陶冶美的性情，增强适应能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因此，体育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2体育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

2.1体育促进社会关系的和谐

2.1.1体育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是决定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

社会的本质是社会关系，只有社会关系处于和谐状态，社会才能够和谐。构建和谐社会的首要任务和核心问题是处理好各种社会关系。而“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又是决定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这就说明解决生产力的发展问题成为了协调发展各种社会关系、构建和谐社会的重中之重。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征服自然、改造自然以获得物质生活资料的能力或力量，它包括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和劳动者，其中劳动者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提高劳动者的素质，生产力的水平就会相应地提高。开展体育运动可以有效地改善劳动者的身心素质，提高劳动者对现代复杂多变的工作环境的适应能力，加强劳动能力的稳定性，有效缓解快节奏、高强度的工作压力，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最终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只有生产力发展了才能有效解决各种社会关系的矛盾，促进各种社会关系的和谐，构筑社会的和谐。由此可见体育不仅仅是个体的需要，而且是整个社会的需要，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需要，而且是促进经济发展，创建和谐社会的需要。现代体育与社会其它方面关系越来越密切,体育越来越强调与环境社会的和谐,这种和谐是与自然环境、生态环境、生物环境以及社会人文环境的和谐。如我国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成功后,就立即高举起“科技奥运、绿色奥运、人文奥运”的大旗,正是这种和谐理念的反映。体育与社会的和谐发展观与政府所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是相统一的,体育的这种和谐发展观必然促进社会经济的科学发展。

2.1.2体育能促进社会不同阶层和不同民族之间的和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多种经济成分的共存共荣，经济持续高速发展，新阶层的突起使得工人和农民等社会主体阶层的地位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变化。复杂的社会变革中，我国不同阶层的贫富差距在逐步加大，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及地域经济发展的严重失衡，导致社会发展中出现了种种矛盾和不和谐现象。体育作为一种社会整合力量，可以将不同民族、阶层、职业以及不同社会和文化背景的人聚集到一起，共同参与各项体育运动，促进各区域之间、阶层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与发展，同时体育转移了社会焦点，缓解了社会矛盾，促进了国家的和平与稳定，对社会的繁荣与和谐起到了积极作用。

2.1.3体育可以通过对社会财富的再分配缓解社会矛盾

体育具有对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作用。我国近几年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社会物质财富得到极大的丰富，但地域经济失衡日益严重，人们的贫富差距也日益加大。改革开放受益者和落后者之间的数字鸿沟日渐拉大的现象是影响当前社会和谐稳定的一个突出问题。而体育产业作为一个新型产业，参与社会的物质交换活动，对物质财富的第二次和第三次再分配具有显著作用。以体育为例，我国将每年公益金的60%用于落实全民健身计划，40%用于奥运争光计划，并且体育还可以减轻人们的社会心理压力和为社会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有效缓解社会矛盾，增强社会的稳定性，从而促进构建和谐社会主义的进程。体育参与模式与经济地位紧密相连，高收入、高地位的职业群体参与体育运动、体育比赛甚至观看电视体育比赛的比例是最高的。参与健身运动的人也主要局限于收入和教育超过平均水平、从事专业工作或者管理工作的群体，低收入人群和那些贫困人士很少经常性地参加某种体育运动。由于体育场馆设施大多为国家所有，有更多社会经济地位相对较为低下的人为体育事业提供服务，因此这种参与模式会使较多物质财富向国家公益事业流动，向经济地位较低的社会群体流动，这是体育对社会财富的再分配，是一种财富的软调节分配方式。体育这种向下分配财富的作用对于缓解我国财富分配矛盾，构建和谐社会有巨大作用，因此政府应把体育作为调节社会分配矛盾的一条积极有效的措施。

2.2体育促进人与人、人与社会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

2.2.1体育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和谐

（1）体育促进个人的心理品质完善,培养个人的公平竞争意识。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从国家层面讲，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这个“和谐”最核心的问题是人与人的和谐。体育运动不仅可以增强人的体魄,还可以锻炼人的意志品质，调节人的心理，增强人的自信心，完善人格开放性的一面，从而为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奠定基础。此外体育还可以培养人的公平竞争意识。社会的和谐需要以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公正为基石，而体育是人类社会活动中最能体现平等、公正竞争原则的领域，公平竞争是赛场永恒的主题，体育运动的不分尊卑为参赛者营造了一个真正公平竞争的环境，在机会均等的条件下遵守游戏规则,通过体育活动的公平竞争来培养人们在各种社会活动中积极进取的公平意识和竞争意识,是现代体育的重要作用。体育作为一种竞技运动，它是规范的、合作的、有组织的。每种运动项目，每个动作，都有严格的规范及比赛规则，这些规范对运动员的行为起着“戒律”的作用，表现为一种秩序、节制、约束，体现出体育的科学性及公平性。体育对现代人竞争意识培养将激发人们创造愿望，充分发挥创造才能，积极投入到创造活动中，而公平竞争意识的培养则使人们的创造成果易于受到肯定，这必将激发社会活力，为构建和谐社会在意识形态领域奠定了基础。（2）体育促进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谐社会中人与人之间诚信友善，全社会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人际关系的一种理想状态，它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项基本原因。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的人际关系现状却令人十分堪忧:2005年初，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曾在全国做过一次人际关系调查，结论是:我国社会人际关系正在走向整体“滑坡”。2004年末的一项调查也表明，身为天之骄子、相互间并无多大利害冲突的大学生，其人际关系的状况也并不乐观，其中有60%的大学生反映自己的人际关系不好。解决这些问题,要采用系统工程方法，从制度供给、道德规范、教育发展、文化繁荣、社会组织培育等方面，引导和要求人们互帮互助、诚实守信、平等友爱、融洽相处。体育作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一部分，对促进人际关系和谐有着它不可推卸的责任。在刚刚公布的《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中，“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被确定为公民个人价值准则。体育活动，特别是奥林匹克运动对公民诚信、友善教育具有重要影响,其竞赛规则的制度、规范化、详细化、统一化、科学化，对于我们制定诚信制度条款,具有具体地指导作用。体育的魅力就在于，它能提供一个公正、平等的互动平台，它能使不同地位、职业、年龄和性别的人，打破狭隘的地缘关系、血缘关系、上下关系、业缘关系相聚在运动场，相聚在体育的圈子频繁地交往与接触。共同的兴趣、爱好使他们在认识、情感等诸多心理成分上产生共鸣，缩短他们彼此间的心理距离，促进相互之间的了解与沟通，彼此之间容易建立起平等、和谐的人际关系。

2.2.2体育促进人与社会的和谐

（1）体育“以人为本”的理念，可以有效缓解人与社会的矛盾。人文精神是指对人的生命的存在和人的尊严、价值、意义的理解和把握以及对价值理想或终极理想的执着追求的总和。人文主义的核心思想就是以人为本，一切从人的需要出发。体育基于人文精神，关怀人、提升人、追求人的本质力量的自由实现和人的全面和谐的发展，尤其是在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成功后，我国提出了“人文奥运”的理念，体现了人文思想与体育的完美融合，对于建设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体育强国和构建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就人与社会的关系而言，人的自由发展不仅在于对自然的超越和驾驭，而且在于从社会生活中获得自由的权利和价值。人要全面地发展自己，就必须从社会关系中获得广泛而真实的自由权，这是现代人类追求社会和谐发展的必然要求。体育本身就是一种人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8年颁布的《体育运动国际》指出:“确信有效地行使人权的基本条件之一是每个人都能自由地发展和保持他或她的身体、心智与道德的力量；因而任何人参加体育运动的机会均应得到保证和保障。”体育的“公开、公平、公正”就是自由最现实的体现。人文体育也构建了这么一个平台，给予人类最大的空间和自由，有效缓解和消除了人与社会的矛盾，促进了人与社会的和谐。（2）体育从精神、物质实体和法制等不同的层面促进人与社会的和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然要求高度发达的社会文明，完善的社会规则、法制和丰厚的物质资本。首先体育运动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既是社会文明的标志,同时又促进社会文明的发展。在不同的体育活动中，人们享受着不同的快乐。在竞技比赛中，人们在成功中赢得荣誉，失败中赢得尊重，竞争中挑战极限，尽情享受着体育给自己带来的身心意志的磨练。国际赛事每每激发了人们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主义情怀，振奋了民族精神，增强了民族凝聚力，使社会整体无论从意识上还是行为上都处于一种和谐一致的状态。其次体育是规则的殿堂，无论何种体育项目，都有其完整而独特的比赛规则。在学校，体育使学生和教师的身体素质得到提高，因病缺勤率大大降低，极大地提高了教育质量和教学效率，缓解了学校、教师和学生及家长相互之间的矛盾；在企业，体育锻炼有效缓解了社会节奏加快的压力，减轻了工人的紧张情绪，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最终的结果是企业和工人收入的增加，劳资双方矛盾的缓和和企业内部的和谐。无论是学校还是企业都只是社会的一个缩影，但却真实地展现了社会的现状，由此体育对人和社会的和谐作用表现得淋漓尽致。

2.2.3体育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

人与自然的和谐不仅是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还是和谐社会构建与发展的基础，因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都是在自然界中进行的。人与自然是否和谐，有两个重要的衡量指标，即资源承载能力和环境承载能力，但是受到生态规律、经济规律和生态经济规律的制约，人的主观能动性才是决定性的力量。体育也正是通过对人的作用，唤起人们对自然资源和环境的珍惜和保护，增强人们的环保意识，促进投资主体对自然环境的保护。一些环境优美的城市被确定为赛事举办城市就是很好的例子。例如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的广州亚运会，有好环境的城市，大型的体育赛事才让该城市承办，只有绿色体育的思想和行为，才能实现体育运动中人与自然的和谐。

3结语

综上所述，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动员社会各方力量共同努力。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体育肩负着重大责任，也有其独特的优势，能提高社会成员整体素质，提高社会凝聚力，培养公开、公平、公正理念，拉动经济增长，促进社会文化繁荣。总之，体育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重要作用是不容置疑的。体育作为提高人们素质和生活质量的社会事业和新兴产业，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宏大背景下，从幕后走向前台，从配角变成主角之一，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一支重要力量，是时展演进的历史必然。

和谐社会论文篇3

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从主体上也就是人的方面,真正解决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理论前提。

1956年我国全面确立社会主义制度。1957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这样强调:“我们做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为什么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难道还有人不知道我国有六亿人口吗?知道是知道的,不过办起事来有些人就忘记了,似乎人越少越好,圈子紧缩得越小越好。抱有这种小圈子主义的人们,怎么就不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建设社会主义,需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并尽可能地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这段话讲得很深刻,实质上是执政党的思维方式。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没有使用阶级的概念,而使用的是人口概念。这是因为,党在没有执政之前,必须首先分清谁是朋友谁是敌人,以组织阶级队伍领导革命。尽管我们要把全国人民都组织起来进行革命,然而革命是要流血牺牲掉脑袋的,实际上只能把本阶级的骨干力量组织起来去影响更多的人。这个过程中还要利用矛盾,分化瓦解,甚至激化矛盾,以打击敌人。就是在这种形势下,我们还是最大限度地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了最广泛的统一战线。

思想有三大法宝,第一个就是统一战线,第二个才是武装斗争,第三个是党的建设,这是通过搞好党的建设来驾驭前两个法宝。此乃的成功之道。有一位老革命的回忆录,讲红军时期曾出题考还是红小鬼的,先问你懂军事吗?对军事的战略、战术说了一通。说,你对军事理解的还不够到位。什么是军事呢?军事就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不能够死拼到底。然后又问什么是政治呢?讲了阶级斗争,群众工作。又说你对政治的理解也不深刻。政治就是把赞成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反对我们的人搞得少少的。有作为的政治家善于把反对我们的人变成赞成我们的人。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的实质,就是要在一个共同的目标之下,实现全国各民族、各党派、各阶层、各方面人民最广泛的团结。中国革命因此赢得胜利,共产党成了中华大地上的执政党。

共产党在成为执政党以后,尤其是在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消灭之后,就要全面顾及、通盘考虑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并且尽可能把各种社会矛盾化解在体制之内,求得稳定与发展。因此,党的指出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接着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已经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但是由于和共产党对我国社会结构和阶级斗争形势的错误判断,执政理念从1957年反右斗争后变成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才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讲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十六大提出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人”,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包括一切热爱祖国的人们。我国是法制社会,人的概念也就是公民的概念,集中体现为在法律和政策面前人人平等,这是我们党执政理念的重要升华。正是在此基础上,科学人才观提出人人皆可成才的观念。

以人为本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展现在全国人民面前新的执政风貌和施政特色。十六届三中全会召开前,曾在“以民为本”和“以人为本”两种提法之间进行比较,取得的共识是,我国封建社会上千年来就有“民本”思想,资本主义社会也早已有“人本主义”,我们共产党人就叫以人为本。以人为本理念反映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具有最广泛最充分的包容性,深得人心民意。

以人为本意味着对过去较长一个时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执政理念的彻底否定。当年我们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我们党执政理念的一次飞跃。站在今天的历史高度来看,那主要是在工作重心代替意义上的转折(当然意义至关重大),在理论上尚未完全深入到社会历史领域,以致我们这些年的发展进程中仍然不断出现“非以人为本”的现象。诸如曾经发生的姓“社”姓“资”和姓“公”姓“私”的争论,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责难,对私营企业主的非议,等等。突出以人为本,在社会历史领域里彻底地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维,是对现实社会中一切违背人性发展的、不尊重人的现象的反思和超越。这是共产党在自觉认识到已经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这两个根本性转变情况下,在执政理念上的新飞跃。

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真正解决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主体问题。这就是: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工人阶级、广大农民是推动我国先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根本力量,在社会变革中出现的新的社会阶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大家一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而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增添了新力量,巩固和扩大了党执政的社会基础。从以人为本理念出发,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顺理成章。因为以人为本,就将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形成人人都可以成才、人才存在于人民群众之中的观念;才能做到群众利益无小事,并且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就要维护和保障人权,保护合法的私人财产。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是全方位、多层次的,而主要是指社会各阶层能够和谐相处。就是说,在新世纪新阶段,只有所有社会成员都有了平等的国民待遇,方才有可能在此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二、结构转型期是提出和谐社会的现实原由

我们的改革已经进入结构转型时期,这是改革的攻坚时期,主要是解决经济社会结构问题,建立新体制。随着经济的发展,改革的深化,这一时期是改革取得较大效果的时期,也是社会阶层激烈分化的时期,整个社会结构会逐步地分化为若干个阶层,这些阶层都有了自己特殊的利益和获得这种特殊利益的特殊渠道,产生了维护自身利益的政治要求。改革面临的主要约束条件,是随着改革的深化所带来的各方面的利益冲突。就整个改革进程来说,利益矛盾最尖锐的是这个时期。在这个时期,深化改革的关键,是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并且让人民群众不断得到改革的实惠。执政党要合理协调利益矛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念应运而生。

这一时期面临的挑战主要有:一是随着贫富差距的拉大,会使一部分低收入的弱势群体诱发对旧体制的眷恋情绪,怀旧,今不如昔。它的危险性在于,这种眷恋情绪一旦蔓延开来,很可能同改革初期由于改革深化和不断取得成效而沉寂下来的极“左”思潮相结合,从而成为影响改革的一个重要思想因素。一些抱有极“左”主张的人,打着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旗号,改头换面地贩卖“左”的一套,使改革的舆论环境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局势。

二是各阶层的代表不可避免地会提出它所代表的特殊阶层利益的理论表达,使改革决策的理论环境趋于复杂,以至影响到决策,在实际操作层面的协调之外,额外地增加了思想理论层面的协调负担。这也就是我们在这一阶段总要强调弘扬民族精神、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在统一思想中深化改革的原因所在。

三是由于改革处在攻坚阶段,原来旧体制下的各种矛盾以及在改革启动阶段尚未触及的深层次矛盾都暴露出来了,改革进程中受历史条件限制产生的一些新的矛盾也暴露出来了。也就是说,旧体制遗留下来的矛盾、改革过程中产生的矛盾交织在一起,情况相当复杂,各项改革措施牵一发而动全身,系统性非常明显。不像改革初期那样,一项改革措施就能带来实实在在的效果,改革的成本增大,使得改革难以一时取得突破性进展,这就容易使人们总感到现行的改革措施不过瘾,产生激进情绪。

四是这个期间一般都是经济的开放度达到很高程度的时期,思想文化方面的碰撞十分激烈,特别是国外的一些思潮传了进来,对改革目标的选择、改革措施的确定、改革的实际进程都会产生影响。在这方面,这种碰撞突出地表现为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激烈碰撞。操作不当,就会出现全盘西化,或者出现极端的、狭隘民族主义。

所以,结构转型期的改革,已经不单单取决于经济本身,不单单取决于经济体制本身,它已经使改革成为一个全面建设新体制的创新时期、创新工程。整个改革能不能取得成功,关键取决于能不能协调地渡过这个时期。这个时期最大的危险在于,在经济高速增长条件下出现的社会失调。事实上,困难条件下出现的一些社会失调,在中外政治史上是比较好应付的。比如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三年困难时期,全国上下同心同德,比较顺利地度过。但是经济增长、甚至繁荣时期出现的社会失调,非常严峻。美国独立战争、英国革命、法国大革命、俄国革命即十月革命,这是历史上着名的四大革命,它们在革命的前夜都是经济高速发展、繁荣时期。人们欲望激发起来了,引发巨大的不平衡,所以起来闹事,进行革命;普遍贫穷,超稳定结构,不容易出事。在改革的转型期,由于利益矛盾十分尖锐,非常复杂,尽管经济在高速发展,但是一旦出现社会失调,对我们执政党来说,那是非常严峻的,真正考验党的执政能力。因此,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提出,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是高屋建瓴的积极应对,意义不容低估。

三、和而不同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

曾经精辟地说过,我们的事业为什么能够胜利?不在于纯,而在于不纯。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是和而不同、丰富多彩。中国传统文化提倡兼收并蓄,厚德载物,调节社会矛盾使之达到适度、适时、适当的和谐状态。世界是多样统一的,我们要认识社会结构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和谐社会应当是和而不同的社会,关注人们之间的共同性和个性的差异性,人们的思想文化和精神追求将表现出丰富的个性差异,更加文明,更为开放。

西周末年史伯答桓公:“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万物而物生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国语·郑语》)“平”是把许多性质不同的东西结合起来,使他们得到和谐。这是产生万物的基本条件。“裨”即把性质相同的东西相加凑合在一起,这就没有新东西,也就是没有了创造力。只有把不同成分的原料组合在一起,才会产生新品种。“他”有“不同”的意思,在不同中找相同相近的事物或道理,也就是找“和”的过程。

孔子在《论语·子路》篇中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何晏《论语集解》说:“君子心和,然其所见各异,故曰不同,小人所嗜好则同,然各争利,安得而和?”这样便把“和”与“同”彻底地归于人的不同上来,君子的看法相同,但他们所做的不一定都一样。小人看似相同,那是为了利益,如果同伴中损伤了他们的利益,很容易生成内讧,如鸟兽散。

和而不同是指要承认不同,在不同的基础上形成的和(合并、融合、团结、和谐)才能产生新事物;如果一味追求同,不仅不能使事物得到发展,反而会使事物衰竭。和而不同,就是要承认不同,在不同的基础上形成和,实现差别共存,从而在本质上达到相近或相似。和而不同是多元一体的理论。承认不同,但是要和,否则就要出现纷争。只强调同而不能和,那只能是毁灭。和而不同体现了辩证关系。和就是要求在纷乱当中寻求到共同的、统一的属性。

由于实行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国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我们要通过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以及全方位对外开放,不断调整化解各种矛盾,建立起中国历史上最和谐的社会。

在我国现阶段,机会平等是实现社会和谐至关重要的条件。社会对人们利益的满足能够与他们对生产的贡献成正比地增长,即贡献愈大,社会对其回报也愈高,以激发最大多数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次分配注重公平,通过税收和社会保障体系实现社会财富再分配。用公民平等、机会平等、资源开放、公平竞争的公共政策,开辟不同社会阶层社会流动的合理通道,尤其是向上流动的通道,使不同社会阶层之间实现良性、公正合理的互动。与此同时,在全社会大力提倡团结互助、扶贫济困的良好风尚,形成平等友爱、融洽和谐的社会环境。

和谐社会论文篇4

关键词：国际和谐社会；国际法；国际法治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新世纪中国共产党提出来的建设国家的理念和目标，推及世界，构建国际和谐社会可以说是这种思想的自然延伸和扩展。中国政府2005年12月发表了《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明确提出“建设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观点，即：

人类只有地球一个家园。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心愿，是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目标。中国认为，和谐世界应该是民主的世界、和睦的世界、公正的世界、包容的世界。

国际法，作为一种主要调整国家行为、国家与国家之间关系的规范，是维护国际秩序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在构建国际和谐社会过程中国际法的重要作用。2005年7月，主席与普京总统签署《中俄关于21世纪国际秩序的联合声明》中指出：“只有以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和准则为基础，在公正合理的世界秩序下，才能解决人类面临的问题。”）2005年9月，在会见出席第22届世界法律大会的部分国家、国际组织和港澳台代表时指出：法治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法治是以和平理性的方式解决社会矛盾的最佳途径。人与人的和睦相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国家与国家的和平共处，都需要法治加以规范和维护，并强调法治在建设国际和谐社会进程中的重要作用。）2005年9月15日，主席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特别首脑会议上，指出要“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强调要遵守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

该文将考察在国际法视角之下构建国际和谐社会的法律原则，法律基础，以及法律的主要功能，探讨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与国际形势下，如何运用国际法的方法来应对人类共同面对的挑战和危机，构建人类共同的和谐家园。

1.国际法治是构建国际和谐社会的法律原则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从政体稳定需要中论证了法治优于人治，并指出法治应当具备两大基本要素，即：法律本身应当是良法，法律得到社会成员的普遍遵守。他指出，以正当方式制定的法律应当具有终局性的最高权威。亚里士多德是从国家治理或国内法治角度阐发观点的，但是，就法治的完全涵义来说，显然应包括国内法治与国际法治这两个领域。并且这两个领域不是隔绝的，而是相关的；不是孰高孰低的层级关系，而是相互影响、相辅相成的关系。国家同时是国内法和国际法的制定者，因而法律同时贯彻国家对内统治和对外交往的意志。依法治国，法律至上，良法之治，权力制衡和市民社会基础，这些国内法治必不可少的要素，必然也会体现在国际层面中，国际法治的目的就是要确立法律应当具有的终局性的国际最高权威，提供有法治保障的国际制度。

中国认为，自己所追求的“和谐社会”是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中国已经认识到“依法治国”是达到国内法治的不可动摇的法律原则，是在国家内部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精神理念。而“构建国际和谐社会”的思想，是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为追求整个人类社会进步而设计的路线图，即：本着国际法治的基本原则，树立国际法的权威地位，以联合国为主导，通过多边国际合作，以和平理性的方法解决国际争端、冲突和矛盾的理念，代表和反映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心愿。

2.坚持民主与平等，保障人权与自由是国际法构建国际和谐社会的法律基础

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民主已经成为历史的潮流，成为人类发展的总趋势。在国际社会中，国家是独立的，自主决定自己的对外政策。因而，作为主要调整国家之间关系的规范，国际法也只能是建立在平等的和民主的基础之上。有一种较具代表性观点认为：世界上的大国，对于国际关系的发展，从而也对国际法的发展，会发生特别的影响，国际法首先反映世界上各大国的意志。但是，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制约着国家的个别利益，国际社会存在一些所谓“公认不可损益的基本规范”，即所谓的国际强行法。这些法律因其代表着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或整体利益，获得了最高权威地位，因而对各个国家的起着制约和限制的作用。世界上那些违反国际法的国家，即使是最强大的国家，也因为无法改变其行为的违法性质，不仅得不到国际社会的支持，而且还赋予受害国以合法报复的权利。

对照作为一种政治治理方式，或是一种制度的民主，人权则是一种权利，指人作为人，或基于人而享有的权利。1945年生效的《联合国》规定联合国组织的根本宗旨之一就在于：“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增进并激励对于全体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之尊重”。此后，人权概念被不断强化和放大，被赋予了更为广泛和丰富的涵义。194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世界人权宣言》，在大声呼唤人权的同时，特别提出要建立一种“权利和自由能获得充分实现”的“社会的和国际的秩序”。这部文献，再加上1976年联大通过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合称为“国际人权”。至今，联合国先后共通过了60多个国际人权公约。

人权是人类和谐的基本要素和应有之意。如果说，在国内法层面，保障人权和自由是国家文明的价值目标和终极归宿，那么，在国际法层面，保障全人类人权和自由得到充分实现，就是国际社会和谐治理的价值目标和终极归宿。

3.促进发展，维护安全是国际法构建国际和谐社会的法律功能

贫困同文明与和谐是不相容的。同时，要看到世界经济发展的极度不均衡：高收入国家其人口只占世界总人口的15.5%,其收入却占世界总收入的80%。全球贫富差距的悬殊，是世界不稳定的深刻经济根源，文明社会需要富裕作基础，和谐社会则需要共同富裕来巩固。发达国家要认识到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在长远上就是帮助自身经济能够持续的繁荣，因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上相互依赖，互相影响已经达到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程度。作为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法律工具，建立一个更符合正义的全球经济秩序，是国际法构建国际和谐社会的主要功能。

全球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离不开和平与安全的大环境。安全问题与发展问题是密切相连、相互影响的辩证关系。国际法作为有法律约束力的调整各国家之间的关系的规范，在全球制度安排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进行国际合作，“建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通过公平、有效的集体安全机制，共同防止冲突和战争，通过合作尽可能消除或降低恐怖主义活动、金融风险、自然灾害等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威胁，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与稳定”，已经成为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共识。伊拉克与阿富汗的愈演愈烈的血腥暴力冲突，从反面证明少数国家推行的“单边主义”政策无法带来和平与安全，更不要说民主与繁荣了。简言之，只有在国际法的框架之下，才能维护世界共同安全，这是国际法构建国际和谐社会的又一个主要功能。

4.总结

康德说过，“从理性范围之内来看，建立普遍的和持久的和平，是构成权利科学的整个的（不仅仅是一部分）最终的意图和目的。因为和平状态是唯一的具有下面条件的状态：在许多人彼此相邻地住在一起时，在人们之间的关系中，‘我的和你的’均依据法律得到维持和保证。”康德提出的所谓“建立人类永久和平”思想中的“和平”，完全可以理解为：指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的社会秩序怎样达到和谐与平衡的问题，而国际法治就是实现这一目的最佳可能路径。

国际法是构建和维护国际和谐社会的法律工具和法律基础。确立国际法治的法律原则，坚持民主与平等，保障人权与自由作为国际法构建国际和谐社会的法律基础，发挥国际法促进发展，维护安全以构建国际和谐社会的法律功能，人类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任重道远。

参考文献：

[1]吕新华.《在中国国际法学会“国际法与构建和谐世界”2005年学术年会开幕式上的致辞》，载《在中国国际法学会通讯》2005年第2期.

[2].《在中国国际法学会“国际法与构建和谐世界”2005年学术年会开幕式上的致辞》，载《在中国国际法学会通讯》2005年第2期.

[3]E.博登海默[美].《法理学、法哲学与法律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1月修订版.

和谐社会论文篇5

1.1协调性财务管理的协调性包括财务关系的协调、财务活动的协调、财务管理系统与企业其他部门之间的协调。协调性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就是尽最大的可能使得企业的管理实施更加合理化，保证国有企业财务管理的实施更加的有效率和有保障。协调性是一种对于社会和外部条件的一种合理支配，是企业与社会的有效结合以及更好的理论创新。总体来说应该保证财务系统内部以及财务系统与外部的和谐管理，达到保障企业正常运营发展的目的。

1.2均衡性财务管理的均衡性，一是应该做到人与人之间的均衡，表现为我们对于财务管理的整体调控，保证企业财务管理和社会和谐的各自平衡，发展既需要平衡又需要结合，只有保证各自发展的平衡才能更好的保证创新企业的继续进行。二是财务活动譬如投资、现金流转、收益分配之间的均衡，财务活动是我们进行财务管理过程中重要的表现形式，也是一个有效的体现过程，财务管理活动要注重均衡发展，保证每项活动都能得到完善的发展和进步。三是财务管理与其他企业管理的均衡。财务管理的具体实施过程不光要保证管理本身的均衡，更加重要的是，我们对于管理有关方面的均衡，保证相关方面的切实可行。总之，财务管理应该在投资收益、企业文化建设、财务状况等多方面彼此适应，全面发展。

1.3稳定性稳定性是一种抗干扰的能力，企业财务管理只有在稳定的前提下才能得到和谐发展。保证企业稳定性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就要保证企业管理的稳定性只有好的管理才能保证好的发展，国有企业管理的稳定性与我们的社会和谐构建自己企业本身稳定构建都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在一定方面来说，企业财务管理的稳定性越高，其生命力就越强，其面对社会的竞争力就更强，其发展的和谐性就越来越好。比如企业有稳定的收入和净利润等，企业就有可能实现财务和谐管理的目标，反之，则不易实现。

1.4优化性企业财务管理的优化性是指企业财务管理的相关指标在一定时期内是处于最小值或最大值。也就是使得社会企业的发展达到最好的一种状态，使得企业财务管理的最好状态体现在和谐社会的发展进程中，特别要注意的是，一般管理的优化强调整体的优化，而财务管理的优化不仅仅是局部的优化，而是企业整体指标的最优化，优化性体现在发展的方方面面，是一个具体的概念，要体现出社会和谐发展的整体特点。

2国有企业财务管理的创新对策

2.1构建与市场相适应的财务管理环境国有企业要遵循市场化原则，完善绩效考核机制，以信息化作为平台建立起“大预算”的财务管理体系。每个市场的财务管理对于每个市场的发展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如果没有很好的创新对策以及发展状况。对于未上市的业务要做到与上市业务的“一体化”管理，就显得有点困难，为了保证管理的过程更加顺利，就必须建立起有效的预算管理机制，特别是对于能耗较大的设备和项目进行月度、季度、半年度、年度预算与控制。

2.2要科学有效地控制成本支出

（1）要缩短成本的控制周期，每月对成本运行进行监控管理。对成本进行监控，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对重点生产项目要找准财务管理的切入点，从而将项目的开发、生产、经营等环节进行有效整合，达到优化成本支出的目的。尽最大可能的控制成本，缩短成本的控制周期，保证成本的充足和实行。

（2）强化资金的安全管理，对于专款专用的资金要完善监督体系。资金的安全保证是我们在进行企业管理方面的重要方面，没有资金的支持，我们的社会和谐建设和企业管理方面就得不到很大的支持和保证，我们的社会也就没有一个完善和完全的安全保障，除此之外，严禁“表外资金”的出现，也是我们企业控制收入和支出两条资金线的重要来源，并要不定期开展资金安全专项检查工作，保证企业创新管理和和谐社会的构建更加的顺利和完善。

（3）在资金与资产的管理上要进行强化，怎样盘活存量资产，提高资产创效水平。资金和资产的管理也是我们进行财务管理的重要管理层次，与我们社会的整体发展都有着很大关联和联系，如何管理控制坏账的发生，都是财务管理工作应该重点关注的问题，也是我们在对于资产的存量发展方面的重要措施。

2.3提高会计核算和会计信息的质量企业的会计核算工作是企业财务管理的重要部分，它直接影响决策者分析企业经营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准确性。所以必须提高会计核算质量。应建立完善的会计核算制度，制定出详细的会计核算流程，并对会计核算加强日常的监督。要优化会计核算流程，当会计核算无误后，对账务处理体系也要进行完善，尽可能简化财务报告的报告层次，以提高会计信息的及时性与有效性。

2.4改进财务管理结构财务管理是公司管理的核心部分，应通过有效的财权分配，建立财务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在构建和谐社会背景下，要将传统的股东单边财务管理转变为由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达到分权而治的目的。

2.5提高企业会计人员及财务管理人员的专业素质企业应该结合自身的特点，对会计人员和财务管理人员进行思想作风和职业道德教育，并且请有经验的财务工作者传授工作中的经验，提高财务管理人员的专业素质；要加大培训力度，创新培训方式。而对于处于一线的财务人员比如核算人员、出纳、会计人员要进行定期的考核，从而提高财务管理队伍的整体素质和影响力。

和谐社会论文篇6

1.人与自然应和谐统一

生态社会主义在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上，不但吸收了生态中心主义理论中的合理因素，即对环境、自然的尊重和保护。同时，在考虑人和自然的关系问题时，又没有像生态中心主义那样完全抛弃“人的尺度”，而是主张以“人类尺度”分析人与自然的关系，要把“人放在物之上”，把人类利益和自然利益统一起来。生态社会主义认为人和自然都是生物性存在，具有共同的自然本质和社会本质，社会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自然是社会化的自然，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相互作用才构分成了人类社会的历史，在人与自然的交往过程中需要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的关系。

2.资本主义制度

是生态危机的根源马克思曾说，“资本来到这个世间，每个毛孔里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必须废除资本主义制度，消灭私有制，才能建立一个公平、绿色的社会，才能有助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生态社会主义者认为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追求更多的剩余价值，这就决定了它过度扩大生产规模，为此就需要不断地掠夺自然资源，从而造成了资源的枯竭与环境的。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产物。资本主义恶化生产方式本身就决定了其环境、生态问题不可能真正解决。更严重的是，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转移这种负担和压力，或者把这种生产方式带到其他国家，或者直接就把其他国家变成原料产地和垃圾填埋场，由此造成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生态社会主义者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这种行径形象的称之为“生态殖民主义”，深刻透视了资本主义与自然环境恶化的内在本质联系。

3.绿色社会是生态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

生态社会主义者认为，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是—个绿色社会。这个社会将克服人与自然的对立，物质与社会的自由能够充分实现，社会能得以全面发展。他们强调，生态高于一切，人类的一切都应顺应自然和自然法则。建设未来生态社会主义要符合“生态原则”，按照社会“生态重建”标准进行变革，利润最大化的经济标准要服从于社会生态标准。只有致力于生态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实行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生态发展的统一，才是人类获得解放的唯一出路。社会主义的生态现代化将克服资本主义社会追求利润最大化与生态的矛盾，继续坚持经济效率，但要尽可能使经济的理性服从于社会生态的合理性，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投入杜绝经济总体的浪费、劳动的异化和生态环境的破坏，在保证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同时实现生态合理性的目标。

4.强调民主和平，反对暴力霸权

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文明的发展史就是一部战争史，仅就近代历史而言，两次世界大战已经无论从自然环境上，还是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上，都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灾难，这种灾难不仅是心灵上的，更重要的是对整个自然界的一种漠视。生态社会主义者极力反对战争，在全世界范围内不断掀起各种反战运动，主张通过和平对话的方式解决各类国际争端，同时，生态社会主义怀着一种普世情怀，对第三世界、不发达国际与社会给予极大的关注，主张消除贫困与不平等，用全球生态平衡的观点来处理国际矛盾。此外，基层民主政治思想也是生态社会主义所倡导的，他们反对精英政治，各种政府的决策必须充分表达民意，不能将政治决策集中在少数政治精英手中。他们认为未来社会应该是个“基层民主充分发展的社会，认为基层民主的充分发展源于生产者以联合的形式实现对社会生产资料的重新占有，只有基层民主才是符合社会和生态环境要求的合理的行政体制。”

二、生态社会主义思潮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启示

生态社会主义作为在西方兴起的一种对社会思潮，突出的表现了西方国家民众意识的初步觉醒，生态社会主义的一些主张及在社会实践层面上的成果对于当前我国构建和谐社会具有一定的指导及实践意义。明确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社会和谐是一个从相对走向绝对的运动过程。生态社会主义将生态哲学作为其政治哲学的基础，以人的解放、自然的解放为目标，确立了一种新的社会会解放发展观，提出了一些值得思考的社会主义理论问题，为我国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重要启示。

1.正确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

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是其他方面和谐发展的保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一大要义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自然环境是人类发展生产的物质基础，人与自然和谐了，生态系统保持在良性循环水平，生产的发展才能获得永续的空间。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由于经济的迅猛发展是建立在高消耗、高污染的传统发展模式上，因此造成的环境污染和生态失衡已经相当严重，严重制约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和谐发展。严酷的现实告诉我们：人对自然界滥用和破坏到什么程度，自然界对人的惩罚和报复就会达到什么程度。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如不能正确对待和处理我国社会发展中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不能维持生态系统的稳定和平衡，和谐社会将无从谈起。为此，我们必须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使我国社会真正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和谐发展道路。

2.大力发展公平正义及基层民主

促进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当前，我国贫富差距大，城乡发展不平衡，人民享有的权利没有得到很好的保障，这些都阻碍了和谐社会的发展。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和谐社会，应是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维护和实现社会正义是和谐社会的基本特质，更是贯穿于和谐社会各个层面的核心价值理念。公平正义的贯彻和实现，有利于社会整体全面和谐的实现，也是在经济、法律、道德等层面维护不同利益阶层的利益，协调不同利益阶层之间的关系，从而使人们和谐共存、共同发展的保障。其次，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发展基层民主，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题中应有之意。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心在基层。为此，必须大力发展基层民主，以此培养公民的民主生活习惯，增强公民政治参与意识和能力，使基层人民群众在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能够更好地发挥，促进党和人民群众以及、中央和地方、各阶层之间、各民族之间等方执政党和参政党面关系的和谐，实现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3.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生态社会主义者关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主张，对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具有借鉴意义。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人是生产力中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只有推进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才能极大地激发人的创造力和创新精神，才能使人创造出更多、更有价值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因此，尊重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应成为我们一切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人的发展是一个复杂、艰苦的历史过程，而人的发展与文化的发展是统一的，不断发展先进文化，是人发展的根本体现和根本要求。先进文化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晶和共同财富，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强大精神动力。当前，我国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方向，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借鉴人类有益文明成果，更好地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需要，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要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努力实现人们思想和精神生活的全面和谐发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和谐社会论文篇7

[关键词]社会发展；社会和谐；发展方式

一、社会发展是社会和谐的基础

在哲学视域中，“发展”是指以多样性为基础，事物因相互作用而沿某一方向的螺旋式上升运动。社会发展。一般而言，就是指人类及其社会追求价值目标并付诸实践的创造性活动，是人通过主体性活动实现自己目的的过程。它以人的需要的满足和目的的实现为趋向，与社会的持续、稳定和完善及人类生活的健康、幸福、文明联系在一起，它必须有助于社会持续、稳定、完善和人类生活健康、幸福、文明。社会发展是有限度的，它在一定条件集的基础上进行。条件集就是限度，个体行为受规则系统限制，经济发展受政治、文化系统限制，人类社会受生态环境系统限制，超越条件集单方面的狂飙突进，是为畸变，而在限度以内活动，社会发展则显现出负反馈或“循环”的特征。条件当然可以改变，限度也不是不能超越，但一则限度依然存在，即超越后会形成新的限度；二则超越必须在条件集允许的基础上进行，且超越后的条件集必须是平衡的，即一种条件的改变，能够带动其他条件的改变，或如“帕累托最优”所言，至少不损害其他所需条件。社会发展中贻害无穷的做法是，某些条件改变而另一些条件不变，甚至以牺牲另一些条件的存在为代价。

“和谐”，最一般地说，就是事物之间的一种有序协调的秩序，其基础是事物的多样性。(1)和谐是以事物的多样性、差异性为前提的，即是说，没有差异，没有独立，就无所谓和谐。只有一种声音就谈不上音乐，只有一种颜色就没有纹彩，只有一种味道就不成其美味。和谐不是单一、均质的状态。只是同一，这样的社会不是和谐社会，而是大一统的社会。(2)既然存在差异，和谐就不等于没有矛盾、没有冲突。恰恰相反，由于差异和独立的存在，矛盾和冲突必然是和谐社会中不可回避的现象。没有矛盾和冲突的社会不是和谐的社会，而是一个超强控制的社会。(3)和谐社会允许矛盾和冲突的表达，但并不等于是无序的，和谐包含着规范，包含着秩序，矛盾和冲突一定是在某种规范和秩序下表达出来的。(4)和谐是有条件的，是一种动态的和谐。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不断地打破旧的和谐，再解决不和谐，建立新的和谐，永无止境。(5)和谐可以体现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也可以体现在同一种社会形态的不同发展阶段上。每种社会形态都有自己的“和谐”社会。将哲学范畴的“和谐”引入到政治领域，就产生了“和谐社会”的理想，进而成为人们追求的社会价值目标。所谓和谐社会，就是这样一种社会状态，即构成社会的各种因素、各种关系相互协调、彼此包容、和睦共处、共同发展、安定有序的协调平衡状态。

以上分析表明，社会发展与社会和谐是有差别的两个范畴。(1)社会发展主要是一个关于社会向前运动的展开状态的描述性范畴，是相对于停滞、倒退而言的有方向的运动状态；而社会和谐既是状态的描述，也是以某种标准对某状态的评价，是状态描述性范畴与结果评价性范畴的统一。(2)社会发展更多地表征社会某一领域、某一方面和某一层次的向上运动，因而有所谓“发展不平衡”问题；而社会和谐则主要标示社会整体领域、整体方面和整体层次的积极运动。(3)社会发展具有多向性和多样性，既有社会客观的运行方向或内生方向，也有通过人的自主设计所谋求的方向。由于自然的或社会的原因，社会发展往往具有多种方向同时生成的性质，比如能源的使用与资源耗费或污染等同时生成，财富的聚集与财富的转移同时生成。因此，社会发展与发展代价相伴而生，如果发展代价超过一定程度，则这种发展的结果往往是不和谐。(4)社会发展是人性的实现方式，但是在某种条件下，却往往以人性的丧失为代价，造成对于人性的开放性、创造性、批判性和超越性等品质的压抑。呈现社会发展与人性的背反。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人性发展是直接同一的。(5)社会发展主要是手段意义的范畴，而社会和谐直接就是目的，如果手段凌驾于目的之上而忽略自身的价值旨归，则有可能形成“发展崇拜”，至于手段背后的真正目的则可能被遮蔽。

虽然社会发展与社会和谐是有差别的两个范畴，但它们又不是相互割裂的。一方面，发展创造和谐，“和谐”是在发展中也只有在发展中才能得以实现。和谐作为一个环节包含在发展中并被发展所决定。没有以多样性为标志的发展：“和谐”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发展问题不解决，和谐就会成为乌托邦。由此可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离不开社会发展。古往今来，贫困是社会不和谐最主要的根源，而发展是消除贫困的根本途径。特别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然重新开始争夺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社会分工就会混乱，社会差异就会转化为激烈的社会冲突。当今社会主义国家的种种不足和缺陷，可以说都与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有关。如果生产力老是上不去，连社会主义制度都保不住，还谈什么和谐社会呢?!“发展是硬道理”，“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社会发展并不具有先验的自明性和自足性，并不自然地导向社会和谐。它必须被“合理性”所规定、所限定，才能实现与社会和谐的统一性。社会的发展目的和发展方式如果背离了规律性或目的性，如果没有对于发展过程中所关涉的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目的与手段、事实与价值、局部与整体、短期与长期、个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等等复杂关系的辩证把握，则又阻碍社会和谐。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历史都已说明：并非所有的经济增长都一定能带来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只有合理性的发展才能带来社会的稳定与和谐，而不合理、不公平、不公正的发展常常会带来社会的动荡和不安。当然，社会发展也需要外在的和谐作条件，诸如政治条件、自然和社会环境、道德和心理素质等等。但是必须看到，这些外在条件也是由发展本身所决定的，也必须从发展本身出发去创立。因而，当这些条件能真正适合发展而创造出来，它们也就从外在转化为内在，与发展形成一种有机统一的系统。因为所谓外在的条件，也是在相对意义上，就其实质而言，它们也在发展之中，而非在发展之外。

二、社会合理发展是社会和谐的根本实现方式

所谓的社会合理发展是指建立在对社会发展的现实(包含发展观和发展模式)的反思、批判、建构和完善基础上的，为达到社会整体更好的发展效果中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实现，而达到的社会发展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所谓合理的实践活动是真正的人的活动，是超越了动物式本能活动和非人的对抗式与盲目式的活动，是内在的尺度与外在的尺度统一的活动，是具有反思性(生命活动本身成为意志和意识的对象)、全面性(活动时空要素的整体性)、广泛性(整个外部世界成为活动对象)、对活动结果具有支配权(活动与享受的一致性)的活动。

1．合理的实践活动和合理的社会发展方式创造着对象的和谐，即在改造和创造客观世界、人化自然的过程中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实践是自然与社会统一的基础。人通过实践使天然自然这个“自在之物”转化为体现人的目的、满足人的需要的“为我之物”，这是自然的“人化”过程。与此同时，又形成、改造和创造着人类自身的社会关系，没有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也就不可能有人与自然的现实关系，因此，自然的“人化”过程，同时就是人类世界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紧密相连。正如马克思所言：“生产不仅为主体生产对象，而且也为对象生产主体。”基于这样的认识，合理的实践活动和合理的社会发展方式，改变了原来与自然相对立的掠夺式的实践方式，而以一种新的以维护生态平衡、解决生态危机为目标的合理的实践方式出现。在这种合理的实践方式中，人将成为自然界自觉的一部分，与自然和谐共存，相辅相成，协调发展，实现自然规律与人性的结合。2．合理的实践活动和合理的社会发展方式创造着人类自身的和谐，即创造着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的合理实践活动不仅把整个自然界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生成“人化自然”和人类历史，并在更根本的意义上推动真正的人的形成。“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人类实践活动及其结果不仅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的展示”，而且内化到人的肉体与精神之中。“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了。”人与人的和谐本质上是利益关系、人际关系的和谐。因此，合理的实践活动和合理的社会发展方式使人以真正的主体身份不断完善自身，不断处理好各种利益关系，处理好权利与义务的关系，从而自觉建立起公正、有序、充满活力的社会制度以及文明、诚信、友善、协作的人际环境。“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用整个社会的力量来共同经营生产和由此而引起的生产的新发展，也需要一种全新的人，并将创造出这种新人来。”正是这种合理的实践活动和合理的社会发展方式，不仅改造和创造着客观世界、人化自然，而且创造人类自身，创造人类思维、意志、审美及人的各种能力；不仅创造着对象的和谐，而且创造着能理解和创造和谐的主体及其和谐能力。

3．合理的实践方式和社会的合理发展是通过两次提升达到两个和解的过程来实现的。两次提升即在物种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和在社会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物种提升凸现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标志着人在自然界的地位。社会提升凸现的是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标志着人在社会中的地位。马克思认为，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两次提升是以两个和解即“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为基础的，而合理的实践方式和社会的合理发展正是通过两次提升达到两个和解的过程来实现的。人类与自然的和解实质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这种和解是人与自然界之间的互动过程。一方面表现为自然界向人的生成，即人通过物质生产活动“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材料、对象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人“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另一方面，这种互动又是人向自然界的融化，实现人的自然化。人通过物质实践活动广泛掌握和同化自然力，利用自然物的属性来丰富和充实自己的生命活动，使自己能力的提高和发展根植于自然系统的演化之中。物质生产活动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实践基础。“人类本身的和解”就是从冲突对抗式的社会交往实践向对话和谐式的社会交往实践转变。

三、与和谐社会相适应的社会发展方式

这是基于前两个问题而提出的事实与价值选择和具体操作问题。我们的基本立场和看法是：

1．整体性发展。和谐发展要求我们，应立足于人及其周围世界的整体性，充分开发和利用主体自身的潜能及周围环境中的有利条件推进发展，并注意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我们讲的社会发展，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协调发展，是顺应世界潮流与我国自身发展要求相结合的、人与自然相和谐的可持续的发展。只有坚持发展的全面性，才能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为和谐社会构建提供物质基础、政治保障和精神支撑。只有坚持发展的协调性，才能有效地减少和化解社会矛盾，为和谐社会构建提供良好环境。只有坚持发展的可持续性，才能使和谐社会构建始终充满生机和活力。

2．选择性发展。从理论上讲，为了发展我们就应当选择最佳的发展模式，采取最合理最有效的手段，但事实上。我们只能在现有条件下并按照所能掌握到的信息来推进发展。由于社会发展自身具有的矛盾性质，我们在确定发展模式和手段时，往往会面临两难选择。因而，我们只能权衡利弊轻重，“有所为有所不为”。这里既要考虑“能不能做”的问题，更要考虑“应不应做”的问题。同时，又要善于把握事物的变化，适时地调整乃至重新安排发展规划。

和谐社会论文篇8

[内容提要] “和谐社会”构建理念的提出，意味着它将成为中国社会体制的结构性存在。如何构建和谐社会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和谐社会的本质是以人为本的多元、理性、正义、法治、平衡和稳定有序的社会。市民社会的本质与和谐社会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市民社会应当是和谐社会的基础社会。私法是市民社会的法律形式，是法治社会的基本法。所以，它是和谐社会法治构建的基本法。和谐社会的构建应当以私法构建为核心。私法在和谐社会构建中的作用发挥主要通过私法的系统结构的功能实现。 [关 键 词] 和谐社会 市民社会 以人为本 私法构建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正式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社会发展目标。和谐社会构建理念的提出，意味着它将成为中国社会体制的结构性存在。如何构建和谐社会，是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一项重大理论与实践课题。和谐社会的构建涉及社会的诸多方面，是社会各种因素的协调与统一，需要多种构建方式和各种社会因素的共同协力。但是，和谐社会的构建，主要应当靠法治及其系统的作用。现代和谐社会只能构建于法治基础之上，和谐是法治条件下的和谐，也唯有法治构建社会才能和谐。然而，在坚持和谐社会法治构建的前提下，如何选择具体的进路，即和谐社会的构建在根本上是依靠公法之治还是私法之治，则存在理论分歧。我国知名学者罗豪才教授认为，和谐社会的建构主要应当依靠公法之治，公法是和谐社会的脊梁，社会和谐与否直接取决于公法是否平衡。 笔者认为，由和谐社会的本质所决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法治构建，而私法构建是和谐社会的法治核心。私法以市民社会为调整对象，作为私法调整对象的市民社会关系与和谐社会的本质一致，是和谐社会的基础社会形态，从而私法作为市民社会的法，是和谐社会法治构建的基本法。在根本上，和谐社会就是私法构建的社会，和谐社会的法治构建应当以私法之治为主导。 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 社会作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谐是其本质。一定社会结构既是一定的和谐状态，也以和谐为条件。但是，不同社会结构的和谐并不相同，因为社会的性质不同，其和谐的本质和程度亦不同。和谐社会的大同理想人类古已有之。和谐作为社会存在，必然产生不同社会存在条件下的和谐观念。古代人类的和谐观念是当时条件下对社会和谐存在的认知与反映，并必然存在其局限性。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一方面超越了古代社会的原始和谐并使人类摆脱了社会结构的不合理束缚，另一方面也为新的更高层级的社会和谐的构建创造了必要条件。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继承人类优秀文化传统的基础上主张未来社会应当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等各种关系的全面和谐与发展。当代中国“和谐社会”构建的目标，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人类社会和谐理想的继承、发展与弘扬。2009年2月19日，胡锦涛同志在中共中央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一经典阐释，充分揭示了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及其构建的本质。 （一）和谐社会是人本的社会 “以人为本”是人类传统的哲学社会思想。中国传统的“人本”思想，是古代政治哲学发展的主线之一，主要体现为与“君本论”相对应的“民本论”主张。西方传统的“以人为本”思想，更多地以“人文精神”或“人文主义”表述。显然，西方和中国传统文化虽然都强调以人为本，但二者产生的时代背景及具体表现却大不相同。西方的以人为本注重并强调实现个体的自由、平等与独立，是一种“人权”观念；中国传统“民本论” 只是弘扬个人的道德修养和强调人际关系的和谐，彰显一种人的社会性和群体性。换言之，西方是从人性出发，强调人的个体独立和意志自由的人文精神，从而更具价值理性和人本底蕴。然而中国传统之“民本”，正如汪太贤教授所指出，其更加注重群体精神和社会整体人格的塑造，而缺乏对个体价值的关注。3即，人不是社会主体，而是被作为政治社会的工具，不是具有个体地位的人，而是在群体中丧失了自我人格的人。因此，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应当彻底扬弃中国传统“民本”思想中的糟粕，而将这一构建确立在现代人文主义即自西方传承而来并在中国社会条件下升华的以人为本的思想之上。 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构建，必然尊重人的生命和价值，强调人的主体 地位。因此，必须以人为中心对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进行全方位的改造，充分肯定人的价值与尊严。但是，传统的人文主义精神亦需要与时俱进，因为它对人本的理解往往是基于对人类认识能力的盲目或超现实的自信。这种自信的结果，就是认为人是世界的唯一中心，从而过分强调人对自然的征服，其只能是导致人与自然、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关系的错位或失衡。所以，有人提出“新人文主义”，主张对传统人文主义进行修正。新人文主义认识到了人与环境的依赖关系以及与其他生灵的伙伴关系，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尊重后人的权利与“自然”的客观地位。笔者认为，作为和谐社会基本精神的“以人为本”，除应当弘扬人的主体地位外，还应当体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并在这一和谐中改善人类的生存条件，是一种克服了纯粹人类中心主义的人文精神，实践着人文精神与自然精神的相互沟通与交融。这种现代人文精神，目光更加高远深邃，代表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及其构建的本质特征。 （二）和谐社会是多元的社会 对立统一规律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哲学基础。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矛盾的两个方面具有同一性和斗争性，矛盾的同一性需要以矛盾对立面的存在与斗争为基础。社会是由不同方面、不同要素构成的统一体，在这个统一体中矛盾着的对立面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异相合、相反相成。因此，和谐社会的构建只能是在不断解决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并在不断克服社会各种不协调因素的基础上进行，即只有在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动态平衡中寻求并实现社会和谐。可见，和谐社会以多元性为前提，其内涵并不是各种和谐要素的完全同一。完全同一的状态只能算是简单和谐，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是在承认社会多元的基础上实现的更高层级的和谐状态。 和谐社会的多元结构，最终可以归结为主体与利益的多元。社会主体的多元性，主要是指每个人都是作为自立的存在，而不是存在一个超越于个人利益之上的完全吸收个人利益的抽象集体或者社会公共体；主体利益的多元性，是指主体遵循自益目标行事，其利益取向并不完全等同，所以不能用一个人的利益代替另一个人利益的社会配置。主体的多元决定了利益的多元，利益的多元又反过来推动了主体多元的进一步分化与分层，利益多元是主体及其行为多元的最终根据。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社会主体结构由简单到复杂，从传统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简单分层，到包括个体劳动者、私营企业主和各类职业工作者以及其他新兴阶层等各类社会主体成份的出现，多元化多层次的社会主体结构已经初步形成。同时，社会资源配置分散化，主体行为阶层化，社会成员个性化、产权结构多样化、经营方式市场化、文化形态多元化、治理手段法治化，等等，这些既是社会主义和谐主体与利益多元的表现又是主体与利益多元催生的结果。所以，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是多元化社会结构基础上的辨证统一，是一种社会诸要素既对立竞争又协调合作的平衡格局——和谐社会，和而不同。 （三）和谐社会是理性的社会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当是多元利益主体以理性的约束寻求多元利益满足的状态。对于和谐社会，不论是正义的价值，还是平衡的目标，都离不开社会理性。人类自身已经超越了作为生物感性的自我而在理性的基础上发展自己，人类能够有意识地控制自己生物与感性的本能，而以社会理性的意志主动把握自己的行为与未来，以达到人类社会行为的和谐与统一。因此，和谐社会应当是各种社会主体在寻求自我利益满足的同时以理性的约束遵循社会利益实现的规则。社会主体的社会行为之所以要自觉地遵循规则，这是由于社会关系或社会行为必须在“和谐”中存在决定的。社会没有理性，也就没有了价值判断。人类的社会存在及其行为，本身就是理性的存在和理性的行为，而理性行为本身就是规范的行为或者需要规范的行为，于是理性就在规则的基础上与社会和谐建立了直接的联系，社会和谐也就成了社会理性的结果。可见，理性精神在和谐社会构建中的作用，一方面，是理性对社会人性的确认，社会人性的最高表现就是理性，没有达到理性高度的社会，就没有达到构建和谐社会的标准。和谐社会在处理各种社会关系时应当以理性为尺度，以理性的态度对待各种社会主体，从而确立理性的权威；另一方面，是理性对社会人性的约束。人类社会获得了理性，不仅用理性认识和改造自然，而且不断地增进社会理性，把社会人性或人的自然属性置于社会理性的约束之下。一个社会如果没有理性的约束，将处于无序的状态，亦即不是和谐社会。可见，规则基于人的理性创造，法律被认为是理性的，和谐社会是法治社会，法治是理性之治。所以，人们对理性的服从 主要被转换为对饱含理性精神的法律的推崇，理性与法治也有了内在的一致性。 理性又是对和谐社会的一种道德与伦理要求。道德中的善，从来都是和谐社会的基本价值之一。和谐社会的道德要求是社会关系的本质。人类的社会关系，不过是人性善恶的矛盾与对立关系，即道德的关系。构建和谐社会应当以一定的道德为基础。和谐社会即道德社会。在道德的问题上，必有伦理。伦理就是道德的规则，是对道德的价值判断。因此，一个道德的和谐社会，应当是符合伦理的社会。道德和伦理，与正义一样，都是和谐社会的价值存在，构成了和谐社会的价值体系。 （四）和谐社会是正义的社会 正义是人类社会的恒久主题，是和谐社会的基本价值要求。对和谐社会的正义本质，不论是十六届四中全会的《决定》，还是国家领导人的讲话，都有明确的阐述。关于什么是社会正义，不论是柏拉图对正义的经典解释，还是亚里斯多德的分配正义理论，或者罗尔斯关于正义是基本社会体制结构的观点，他们对正义本质的共同揭示是，正义是一种社会关系中的秩序状态，这一状态是一种社会“和谐”的状态，或者是应当用“和谐”原则衡量的状态，即正义是利益“和谐”的社会关系。可见，社会和谐是正义的要求，而正义又是和谐社会的根本存在。换言之，和谐社会是正义存在的基础，而正义又是和谐社会的本质。正义的价值在于为和谐社会提供一种确定性或规定性标准，这一标准就是和谐社会中各社会主体之间利益存在的合理性，即正义对社会的规定性意味着：社会主体只能这么做或者只有这么做才是合理的。总之，正义判断的对象是社会关系即社会主体的生存利益及其合理性，而决定这一正义判断及其标准的是作为人类社会基础的各种自然或客观存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要构建一个正义的社会，其基本要求应当是：在社会构建中遵循作为社会发展规律的自然应然的规则，将正义作为和谐社会的“第一美德”加以完善。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正义规则的遵循，即是社会和谐的实现。 （五）和谐社会是法治的社会 和谐社会的一切价值存在，都离不开法治的确认与调整。所谓法治社会，是在民主和自由原则的基础上以法治理国家所形成的法律秩序状态。法治作为一种现实的法律秩序状态，也就是一种和谐社会的存在形式。法治是与“人治”根本对立的社会和谐状态，其基本前提有两个：一是社会原则的民主与自由，二是国家治理的法治化。和谐社会就是以民主自由和法治为存在条件和运行机制的社会。由于法治社会建立在民主与自由的基础上并实现了国家治理手段的法治化配置，所以这是一种现代人类所共同追求的一种理想的和谐社会模式。因此，法治的和谐社会，应当是以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基本法律价值为内容和目标的社会。其中私法与法治和谐社会有着密切的关系。私法作为“以人为本”的法律，应当是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法治和谐社会的基本法律，处于和谐社会的核心发展地位，和谐社会中稳定与平衡的社会利益关系，主要是在私法的作用与调整下形成并发展的社会关系，私法之治是和谐社会法治的基本内容，没有私法和以私法为核心的国家法治结构，也就不可能有和谐社会的法治构建。因此，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中，应当强调和突出私法与私法之治，培养人们的私法意识和私法之治的观念，从而树立人们正确的法律价值取向，以最终有利于和谐社会在法治基础上的构建。 在和谐社会的法治条件下，依法办事应当成为社会关系参加者普遍的行为准则。不仅普通社会成员要守法，而且国家或政治社会权力的行使更要合法。法治社会应当以约束权力的依法行使为主要任务，它应有效制约行政权力，防止权力的失控和异变。只有行政权力是依照民意和法律行使，人们对政府的信任、认同和支持才能被唤起，社会凝聚力才能增强，这是一个社会最深层的稳定因素和最强大的发展动力，社会也因此才能实现真正和谐。 （六）和谐社会是平衡的社会 和谐社会的平衡，即人格平等与差别事实之间的平衡。和谐社会应当以人格平等为条件。近代以来，人作为社会主体被赋予了平等的法律地位。然而，私法的人格塑造使每一个人具有了平等的法律地位，而其面对的保护对象，则是各种不平等的具体的人。人在事实上是不平等的，因为人生下来就是不平等的，先天的或者从前辈继承下来的不平等事实，是不能因为一般人格的平等而变得平等，并且这种不平等将继续影响着人的社会地位的不平等，甚至是造成新的不平等。但是，这一不平等作为一个人只能自然接受并不能改变的事实，人们并不认为他是一种“真正”的不平等，也并不因为这一不平等而感 到不平等，因为基于人格的平等人人有可能改变这一不平等以实现平等。也就是说，是人格的平等赋予了人以平等的精神力量。这就是罗尔斯总结的补救原则：“所谓补救原则也就是对不应有的不平等要求予以补救的原则；既然出生和天赋的不平等是不应有的，那就应该以某种方式对这些不平等予以补救。”可见，和谐社会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并不是人的平等问题，而是人的不平等问题。人与生俱来的事实不平等需要人应当被平等对待。 人的真正的不平等或最大的不平等，是经济或财产地位的不平等。不论一个社会采取什么样的财产分配形式，即使是在最可能代表或实现人的财产平等的公有制社会条件下，人的财产平等也是不可能的。对此，一种关于财产的法哲学观念认为，人的财产不平等的合理性来源于财产取得过程的公平。财产的分配只存在过程公平，不存在结果或归宿平等。但是，对于这一公平的不平等结果，我们必须认真地对待，即一个和谐社会，既要尊重这一公平的过程，又不能完全放任这一不平等结果的存在。 在人格平等而利益实现的条件与结果不平等的条件下，各种社会主体之间总是处于不断的利益矛盾与冲突之中。在这一矛盾与冲突中，社会主体之间关系的和谐并不是一个确定的事实和客观的状态。因此，和谐社会的目标与意义，并不是要保障和实现一种绝对的和谐即“人人利益平等”的现实，而是要对不同的利益矛盾与冲突进行不断调整，从而实现一种利益平衡的社会控制状态。换言之，和谐社会的实现是对社会平衡能力的要求。和谐社会的“和谐”最终表现为对各种不同社会利益矛盾与冲突的平衡与控制程度。这一平衡与控制的社会工具，包括经济、政治、法律、文化和道德等各种因素，其中主要是法治手段。 总之，既然差别与不平等是现实存在的，那么在一个和谐社会里，关键的问题就在于如何对待差别与不平等并在差别与不平等的条件下如何实现一种社会利益平衡的配置目标。因此，和谐社会的体制是，不能用差别原则制造差别，而应当是以平等原则限制差别，使人人都有机会改变先天偶然因素和初始条件的安排而成为一个可以超越人人的人。于是，差别仍然存在，但人人实现了自我。 （七）和谐社会是稳定的社会 稳定既是社会和谐存在的表现，也是和谐社会构建的基础。稳定意味着有序。和谐社会的构建，必须保持社会稳定有序的状态。“构建和谐社会，需要做很多方面的工作，而保持安定有序、维护社会稳定，是最重要的工作。”但是，稳定并非是说社会矛盾不复存在，或者社会矛盾被完全压制，而是指和谐社会实现了对社会矛盾的有效预防和公正排解。对于和谐社会，主体的不同利益得到协调平衡与满足，实现了对矛盾与冲突发生的尽力避免，部分矛盾纠纷发生时得到及时有效地化解，防止了势态扩大到威胁社会和谐的程度。 首先，和谐需要实现对社会不稳定因素的有效预防。和谐社会是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之上的各种社会利益矛盾所达到的稳定程度。现实中，易于出现利益矛盾与冲突的主体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是私人，而私人主体的根本利益就是私法地位。和谐社会除必须满足人们的政治需要以外，还要满足作为人们生存条件的私法地位的利益需要，其中主要是财产或者经济利益的需要，从而预防和避免各种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发生。预防纠纷要靠制度，在一个合理的社会结构中，能够保障个人或利益群体通过合法的和制度的手段实现自己的利益目的，而无须通过社会越轨的行为或者冲突的办法达到个人利益的需要与满足。这样的社会体制结构就是稳定的，就不会发生重大的社会利益冲突与动荡，就会实现社会运行的基本有序并构建起和谐社会的基础。 其次，对社会不稳定因素的有效预防需要公正高效的司法体制。和谐社会的司法必须发达。各种社会利益的纠纷与矛盾冲突，是一种“对立”的关系。在和谐社会中，如果对那些自发、偶然、分散和轻微的利益矛盾与冲突不进行及时有效的解决，就会最终转化成自觉、普遍、有组织和严重的社会群体性矛盾冲突与激烈对抗。因此，政治社会必须健全社会利益纠纷与冲突的有效疏导机制，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这一社会疏导机制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就是公正独立的司法体制。目前，我国在司法体制之外存在着社会矛盾与冲突解决的“信访机制”。现实生活中的“上访”事件，实际上多是当事人不得已要求借助“权力”手段解决“权利”纠纷的问题，是对司法机制及其结果无奈的一种选择。信访机制的存在，其目的在于维护社会和谐，但其存在本身，又表明着一种社会不和谐，是司法低效不公或者司法机制不能有效满足排解各类社会纠纷与矛盾的需要的反映。和谐社会中的司 法机制，应当成为维护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和社会矛盾的缓冲与平衡系统。通过公正高效的司法机制有效化解各类社会矛盾与纠纷，并最终取消信访制度，是和谐社会的目标与要求。 总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人类历史上更高层级的和谐社会。它以人为本并在多元、理性、正义、法治、平衡和稳定有序的基础上昭示着一个我们应当孜孜以求的在市民社会基础上的私法构建目标。 二、市民社会是和谐社会构建的基础社会 市民社会是个人主义的社会。它以人为本，崇尚理性，实践多元。市民社会相当于政治社会来说，自立而不自足，政治社会构成市民社会的外部因素，可以弥补市民社会在实现正义、法治与和谐等方面的力量缺陷。但是，由市民社会与和谐社会的本质联系所决定，市民社会是和谐社会构建的基础社会，是和谐社会构建的内在要素与动因。 （一）市民社会的本质 “市民社会”的概念源自西方。在西方历史上，有两种市民社会及其理论。基于古典市民社会理论，“市民社会”、“政治社会”、“文明社会”三者之间没有明显的区分。显然，这是建立在早期共和政体基础上将政治社会与公民社会等同的一种社会理论。近现代市民社会理论，坚持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的二分法，强调市民社会由非政治性社会组成。这主要是由黑格尔提出并由马克思加以完善的理论。黑格尔认为：“市民社会是处在家庭和国家之间的差别的阶段，虽然它的形成比国家晚。其实，作为差别的阶段，它必须以国家为前提，而为了巩固存在，它也必须有一个国家作为独立的东西在它前面。”他指出：“在市民社会中，每个人都以自身为目的，其他一切在他看来都是虚无。但是，如果他不同别人发生关系，他就不可能达到他的全部目的，因此，其他人便成为特殊的人达到目的的手段。但是特殊目的通过同他人的关系就取得了普遍性的形式，并且在满足他人福利的同时，满足自己。”黑格尔明确地将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区分开来，提出了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概念。但是，由于黑格尔从伦理精神的角度而不是从现实的角度来考察市民社会，从而他的市民社会概念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很大的缺陷。首先，他认为家庭属于伦理精神发展的单一性阶段，故应排斥在市民社会之外。实际上，家庭作为“私人利益体系”的一个要素，本应包括在市民社会之中。其次，他认为市民社会属于伦理精神发展的特殊性阶段，对这种特殊性所表现出来的非理性方面的过分强调使他把司法制度和警察等政治社会的机构包括在市民社会之中。最后，他认为国家属于伦理精神发展的普遍性阶段，对代表普遍性原则的国家的合理性的过分强调和理想化描述使他得出了家庭和市民社会从属于国家的结论。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文在继承黑格尔关于市民社会概念将市民社会看作是私人利益体系的合理因素的同时，虽然重视在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的作用，但是却批判了黑格尔关于市民社会依附于国家的观点，认为国家以市民社会为基础，指出：“政治社会没有家庭的天然基础和市民社会的人为基础就不可能存在。它们是国家的condito sinequa non（必要条件）。但是在黑格尔那里条件变成了被制约的东西，规定其他东西的东西变成了被规定的东西，产生其他东西的东西变成了它的产品的产品。”马克思的经典论证说明，以市民社会关系为调整对象的私法，必然在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中占有基本法的重要地位。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乃是“私人利益的体系”或特殊的私人利益关系的总和，它包括非国家的社会生活一切领域的秩序、结构和过程。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从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的相互关系角度来把握市民社会的发展演变规律，现代市民社会的运转是在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相分离的基础上进行的，这就意味着市民社会自身可以从内部建立起必要的秩序，而不必仰仗国家运用强制性力量从外部去建立它。从对市民社会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总结出现代市民社会的基本特征：第一，私人及其利益的存在是市民社会的基础；第二，私人利益的需求和满足是市民社会的目的；第三，契约性等价交换是市民社会的运行方式；第四，平等和自由是市民社会的存在前提。 市民社会的哲学基础是个人主义的社会结构理论。个人主义构成了市民社会的本质。个人主义的社会结构全面回应了和谐社会的价值诉求。个人主义，是西方社会传统的社会观与哲学观，它强调个人自由和个人自我支配，认为个人权利及其实现的保障是第一位的；它旨在揭示个人在社会结构中的主体地位与能动作用并以此作为社会运动的根据，从而为个人权利与行为自由寻找到了源于个人本质的动因。 个人主 义与集体主义或者说社群主义相对。集体主义一般认为，社会理论必须植根于不可再分的个人集团即人类共同体的行为，而个人的行为与自由不能有高于人类共同体的价值存在。近现代西方哲学和社会学从人的个人理性出发对集体主义进行了广泛的批判。认为不存在一个独立于构建它的个人之外的实体，对集体的分析最终的基点应当是作为个体的人，集体主义及其对社会结构的理解是不符合人性或个人利益目标要求的。笔者认为，对集体主义的批判有一定道理。因为集体是完全由个人组成的，是个人结群相处的形式，在集体中不应当有超越个人的权力存在，即使国家或者公共权力的出现，也不过是个人结群相处所需要的一种形式，即在自然状态下的个人结群形式已经不足以克服人类生存所面临的现实条件时所作出的一种社会选择。社会从单纯的个人结群形式到向国家共同体形式的转变，并不是对个人结群形式即市民社会的放弃，而是为保障个体社会存在的需要，个人也并不因此丧失在社会中的独立主体地位。集体作为个人的组合最终的利益应当归属于产生它的个人，不应当允许用集体利益来压制个人本性，从人的自然理性出发来对待社会个体才是更加本质和更加终极的。在完全的集体主义下个人只能成为集体的代表或被集体代表，集体权力往往会被滥用，结果导致对人性的严重扭曲与践踏。 但是，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并不是完全对立的。个人是集体的个人，集体是个人的集体，两者在本质上或者在实证的逻辑关系上并不是对立或者割裂的，而应当是在一个社会结构中的和谐与统一。它们之间存在本质上的内在联系使各自都不可能真正逾越对方而成为独立有效的社会存在。就社会的本质而言，个人是社会之本，社会的一切利益最终应当也事实应归结为个人利益。个人的价值及其实现是社会结构的目的。因此，虽然只有从社会整体出发去认识个人并确定个人的社会地位，但是从根本上只有认识了个人在社会中的主体地位才能认识社会存在的价值，也才能为社会体制的和谐构建确定正确的根据。我们所阐述的这种个人主义代表了最有价值的社会理论，它应当成为市民社会建构的哲学基础。个人主义就是市民社会的本质。 总之，个人主义的市民社会，其价值全面回应了和谐社会的要求，其本质与和谐社会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所以，和谐社会的基础社会是市民社会，和谐社会应当在市民社会的基础上构建。 （二）中国市民社会的现状 由市民社会的基础性地位所决定，其成熟与发展的程度直接影响着和谐社会构建的水平与质量。中国古代社会，市民社会始终没有形成自己独立的整体社会关系秩序。国家与社会被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两者一直处于融合一体的状态，除国家政治秩序之外没有社会或市民社会的存在，人、家、国之间构成了一体性联系，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自然在人了。在三者关系上，国是第一位的，是高高在上并包容和代表整个社会的存在，整个国家社会体制结构没有市民社会存在的余地。这是一个秩序颠倒、关系错位和利益失衡的社会。中国社会最根本的缺失莫过于斯。 新中国成立后，历史的基础与传统的积累仍然决定了国家等公权机构继续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扮演着主体地位。政治权力主导了各类社会关系的存在与发展，而作为市民社会主体的个人或者社会组织只是国家公权行为的执行者，在社会体制结构中没有自己的独立性与自主地位。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迁，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纵深发展，以及政治体制的民主化改革和思想观念的巨大解放更新，引发了社会结构的变迁和利益关系的分化组合，进而催生了中国市民社会并推动了它的形成与发展。有学者对中国市民社会形成的特点作了以下总结：（1）多元利益的分化导致了社会分层的出现；（2）社会资源占有分散化，分布多元化；（3）国家权力日益缩减，社会权利日益扩展并呈多元性；（4）社会的重大分化重组，推动了社会价值观念的多元化。笔者认为，对中国市民社会的生成应当进行多元考察。市场经济体制开启了中国社会由单一性走向多元性发展的伟大历史进程，而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政治社会的职能和地位开始发生变化，一个拥有独立人格与私有财产的市民社会关系体系开始培育形成。也就是说，市场经济关系的本质就是市民社会关系，而市民社会关系的形成与发展反又进一步推动着市场经济关系在主体与利益多元条件下的成熟与深化。 具体地说，我们可以从以下方面考察中国市民社会的生成： 第一，人的地位由“身份”到“契约”的发展。梅因指出：“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处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 的运动。”可以说，迄今人类的法律史，就是人的法律地位从身份到契约的发展史。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身份的社会，由身份决定人的社会地位。这种状况并没有因为新中国的成立而彻底改变。改革开放前，个人依附与一定的组织或单位存在。个人缺乏自主性，社会缺乏流动性。改革开放后，通过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模式和民主政治体制，人与人之间不再是一种身份关系，而开始体现为一种契约关系。这种契约性关系的确立，首先是对市民社会中各个成员的基本人权的肯定。人生而有差别，但通过体制谁都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每个人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可以通过自己的行为实现利益。这样，个体的自主性形成并增强，创造性得到发挥。 第二，权力的国家垄断到社会权力（利）的生成。改革开放前，社会唯公，非公有制成分几乎不存在；实行计划经济，国家掌握资源，是最终的资源配置主体；行政权力一统，政治体制外基本不存在公共权力。改革开放后，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构成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模式，市场是基本的资源配置方式，导致了社会阶层分化。社会阶层分化促进了社会团体的政治参与，权力资源开始由国家分向社会，社会领域的独立性和自治性逐渐增强，团体的有效参与及其作用在提升，其对社会利益的综合支配与表达能力不断提高。而同时，社会团体把分散的社会个体整合起来，社会成员以组织的形式参与政治活动，扩大了政治参与的广度和深度，提高了政治参与的影响力。 第三，从公法义务本位到私法权利本位。改革前的中国社会，以公法或公法观念为主导，个人作为社会的义务主体而很少享有权利。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私法作为调整市场经济关系的基本法发展起来，从而开始了中国市民社会在私法权利本位基础上的构建。在权利本位条件下的社会分层与利益结构的变化及各种合理性观念的冲突，进一步造就了价值评价及其标准的多元化、世俗化、个性化和多样化。大众文化蓬勃兴起，利益诉求、个性自由、平等开放、自主自律、竞争参与等新型价值观念的逐步确立，大大改变了思想观念的“权威一统性”。社会阶层分化实际上强化了公民的主体意识与权利观念，为其政治参与提供了内在的思想基础。 第四，由权力统治到依法治国。改革开放前，公共权力垄断，政治上高度集权，实际上是以权治国即权力对社会的全面统治，其本质是“人治”的任意性。这种社会治理方式的非理性与盲目性从根本上压制了市民社会关系的生长，导致了社会的不和谐。现在，依法治国已经成为国家的基本方略。在法治条件下，个人作为社会主体的地位得以确立，市民社会开始依法运作，不断成长。 市民社会的成长，为社会主义和谐的构建奠定了基础。 （三）市民社会在和谐社会构建中的基础性作用 和谐社会是市民社会高度发展的社会，是以市民社会为主体的社会，而和谐社会之和谐，也只有在市民社会中形成，在根本上是市民社会之和谐或者是为了市民社会之和谐。现在，党强调的执政理念是“执政为民”，所谓执政为民，就应当是政治为民或行政为民，即政府或者政治社会服务于市民社会，市民社会是主体社会。还有转变政府职能，变管理型政府为服务型政府，说的都是政治社会对市民社会的服从与服务关系。而所谓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也只能是提高“为民执政”的能力，即保障和促进市民社会和谐、稳定和健康发展的能力。至于“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作为其立足之本的“人”，就是作为市民社会主体的个人，科学发展观也就应当是以市民社会为主体的社会发展观。如果建立在这一正确理解的基础之上，那么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关系的现实表现就是，大社会小政府，政府的规模越小职能越少，即政治社会仅仅保持在足以为市民社会提供安全服务的水平，就是最好的政治社会。 具体说，市民社会在和谐社会构建中的基础性作用主要体现在： 1．市民社会为和谐社会的构建培育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市民社会不断成长所汲取的营养就是人文精神。市民社会是以个人为主体的社会，是个人社会构成的一种最基本方式。市民社会的根本目标就是追求个人解放，使每个人都能追求自己的幸福，扩张自己的权利；市民社会鼓励个人追求自己的利益，导致利益关系多元化，引发社会组织、社会结构的多级化，从而提供了民主政治生长发育的土壤，使个人由经济上的自由最终走向政治上的自由；市民社会以利益为纽带将人们组织在各种纵横交错的社会团体中，使个体能够通过自己的利益集团和组织直面国家的权力，对抗公权力的肆意侵入，使公权得以有效规制；市民社会强调人的主体地位，以人为中心对社会的政治、经济 和文化进行全方位的改造，充分肯定人的价值和尊严。所以，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既是市民社会培育的结果，又是市民社会成长的给养。市民社会的人文精神是一种理性精神。在以人为本的理性精神中，主体意识、权利义务意识、平等自由意识、科学意识、社会契约意识、政治意识、思想意识等理性观念要素是成熟的，这种理性精神推动了和谐社会的理性构建。 市民社会“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是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和谐社会的理想就是对人的社会价值的人文主义的终极关怀。和谐社会根据于制度，表现为精神。和谐社会的本质就在于培育人们一种根深蒂固的人文精神，并在这一精神条件作用下进一步达到新的和谐高度。因此，市民社会培育的人文精神是和谐社会的灵魂。如果没有这一人文精神的存在与支持，就不会有真正的社会和谐，所谓“和谐”也只能是空虚的外在形式。换言之，社会没有实在的人文底蕴，也必然失去和谐。和谐社会的构建虽然需要各种因素的作用与保障，但最基础的是一定的人文精神。唯有一定的人文精神才能促成以下目标：和谐社会的构建以社会主体之间的“承认与协作”为条件，是各种社会利益主体之间相互承认与协作的结果；社会主体的关系是相互承认与协作的关系，也只有在承认与协作中获得正面的社会价值；一个社会因社会主体之间的承认与协作而变得更有价值，也因承认与协作而达到了和谐并获得了更大的和谐发展。 2．市民社会奠定了和谐社会法治构建的基础。依法治国作为一种治国方略或者社会治理的状态，重点是对权力的制约。“近代法治思想高举人类理性的旗帜，以社会契约论为学说范式，通过对人性、人类平等的逻辑假设，在国家——社会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下发展出了近现代法治理论。”经过近代以来的资产阶级市民社会革命，对于现代政治社会来说，一是实现了公共权力向人民主权的契约性复归。二是保障市民社会的权利和限制政治社会的权力，两者一道成为了现代法治国家的基本原则。 以此原则，从人文主义的理念出发，自然导出市民社会是政治社会基础的结论。传统政治社会的权力制约模式，主要表现为权力之间的相互制约。尽管这一模式为现代国家广泛采用，但是随着行政权力的扩大和行政集权化的趋势，改变了传统权力结构中的权力均衡状况，这种变化与传统的以“分权”、“限权”为基石的权力制约理论发生了冲突，从而对传统权力制约模式构成了威胁。当传统的权力制约模式不能有效解决权力运行过程中出现的新矛盾时，人们不得不从社会中寻求新的权力制约方式。所以，在权力制约上既需要各种权力之间实现的分立与制衡，又应当发挥市民社会对权力的限定作用，在充分保障多元市民社会主体的权利与自由的前提下为权力正确定位。这一过程主要是通过权力的法律制度化和确立排除权力作用的个人权利地位的形式实现的。“正是法律的普遍性确立了公民在形式上的平等，从而保护他们使其免受政府的任意监护之害。为了确保普遍性，行政必须与立法相分离；而为了确保一致性，审判必然与行政相分离。实际上，这两个分离恰恰是法治理想的核心。由于它们，法律制度应该成为社会组织的平衡器。”可见，和谐社会的法治构建，应当寻求市民社会与国家政治的良性互动。有学者指出，市民社会对政治社会或者国家的作用应当体现在两个方面：从消极方面说，市民社会具有制衡国家的力量，在维护其独立自主性时力争自由并捍卫自由，使自己免受政治社会的超常干预和侵犯，从这个意义上，市民社会是保障自由和防止权威倒退至集权政制的最后屏障；从积极意义上看，市民社会的发展培育了多元利益集团，他们是建立民主政治的强大动力，从这一意义上，市民社会为民主政治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12]市民社会对政治社会的作用的确在这两个方面体现得最明显。 市民社会为和谐社会的法治构建提供了基础条件。一方面，市民社会的发展，促进了成熟的市场经济的形成，为法治的形成奠定了经济基础；市民社会迫于利益主体参与决策的需求，促进了政治民主的发展，为法治的形成奠定了政治基础。另一方面，在市民社会的形成和发展中，市场主体逐渐形成自由、自主、公平等法治观念，人文的法治精神的形成和深入人心是法治社会的必要的意识形态。由此，市民社会避免了国家权力的扩张，又培植了社会私域，从而有利于社会自治的实现，而市民社会中的社会自治既是法治发展的目标取向又是中国法治发展的具体策略。和谐社会的法治构建需要合理配置国家公权和社会自治的关系。这一配置的过程，使市民社会 自然成为建立在民主和自由基础上的现代法治的推动力量。对此，台湾学者熊丙元的讨论颇有启发意义，他认为：对于中国大陆地区来说，应当先民主（可以看成市民社会的培育——笔者注），后法治。当经济发展之后，中产阶级形成，由经济上的发言权而要求政治上的发言权。最初行政部门会排斥，但经过民主斗争会逐渐认识到中立超然的游戏规则对大家都好，这样独立的司法才可能渐渐形成，法治才能实现。[13]一般来说，这种思路应当符合目前中国社会的实际。 3．市民社会规定着和谐社会权力与权利行使的理性存在。市民社会是一种以私人追求自身特殊利益为生存动因的社会，它先天性地要求把自身的权利看成是第一位的和至上性的。市民社会对政治社会具有先在性和优先性，市民社会是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桥梁。[14]市民社会作为一种社会组织的存在，可以整合分散的民意，集合分散的权益，作为私权的组织化表达，影响行政决策过程，是控制国家公权恣意所需要依靠的社会组织力量。同时，市民社会作为公共权力主体的社会组织，独立行使公共管理权力，不受政府的干涉；作为市民社会的社团组织，负有约束其个体成员的责任，促进个人自由与权利的理性化，从而将私权的行使亦限制在理性的范围内。 权力的理性行使是和谐社会构建的重点。在此，应强调公权力行使的合法性问题。和谐社会的构建要求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执政能力虽不完全等同于公权力的行使，但公权力的行使是执政能力的重要部分。公权力的行使必须注意执政行为的合法性。作为政治概念的合法性有三个要素：一是执政党必须得到民众的支持和拥戴；二是执政党能够遵循和贯彻进步的政治价值观；三是执政党必须在法律范围内活动并厉行法治。[15]可见，判断合法性的标准，在根本上是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的关系问题。在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的关系中，市民社会是第一位的，政治社会是第二位的。市民社会依靠政治社会是因为需要公共权力来保障市民社会以及个人的权利与自由，如果政治社会不能保障市民社会的权利要求，它就没有存在的合法性。现代政治社会的功能有不断加强的趋势，并因此存在着大量公权侵蚀市民社会私权领域的现象。中国的政治社会正在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过程中，在这种情形下，只有不断培育成熟的市民社会，以市民社会的权利来制约权力，在保持市民社会的权利主张优先实现的同时，才能在理性的基础上发挥政治社会对和谐社会构建的作用。 4．市民社会是维护和谐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正如前述，社会稳定需要对各种社会矛盾的有效预防和公正排解。对此，首先应当有理性的制度设计。这种制度应当能够体现利益分配的高效和公平正义。在每一社会个体追求利益最大化目标的趋向下，通过这种制度提供的博弈机制，使利益主体最终得以实现利益均衡，而无须通过社会越轨行为或者体制外的办法达到个人利益的需要与满足，这样就不会发生重大的社会利益冲突与动荡，从而实现社会和谐与稳定。有学者指出，市民社会因其内部发展起来的契约性规则、自治能力和利益格局就成为社会稳定的保险机制和控制机制。[16]笔者认为，由于市民社会条件下的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的非政治化，政治上的变动对社会其他部分产生的连带反应大大减弱。同时，市民社会内部利益格局的多元化趋向，也会使社会整体不稳定的可能性大大降低，所以市民社会就成为预防社会矛盾与纠纷、维护和谐社会构建之稳定的基本社会结构因素。 对于和谐社会构建的稳定维护，除预防机制外，更加直接的是对已产生的矛盾和纠纷的公正排解。这主要依赖发达的司法。发达的司法也是市民社会推动的结果。政治社会必须健全作为社会利益矛盾与冲突的有效疏导机制的司法。司法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当司法失灵成为普遍而不能满足人们实现公正的最基本要求时，社会稳定的打破就由量变进入到了质变。公正、高效司法机制的提供，从表面看纯粹是政治社会或国家的事情，与市民社会无干。但究其实质，作为法治主要政治设施和标志的司法机制，其既不能自发形成，也不是政治社会的自觉赋予，而是依靠民主力量的推动才能够形成。我国的政治社会结构实际上是以行政部门为主导的，要不然就不会有“一府两院”中“两院”要比“一府”低半格的存在。司法缺乏独立而呈现行政化。因此，只有在市民社会不断发展成熟的过程中，多元利益格局的各方通过博弈认识到超然中立的规则对大家有利，独立的司法才能“长成”而非“被扶植成”。同时，也只有随着市民社会主体对独立高效的司法机制的认同感最终养成，现实中那些令人尴尬与无奈的大规模“上访”现象，也才能成为过去。所以，市民社会的运行既是社会矛盾与纠纷 的有效预防因素，又是实现司法公正的推动力，奠定和谐社会稳定之基础。 三、私法是和谐社会法治构建的基本法 作为调整市民社会关系的私法，是和谐社会法治构建的基本法。市民社会对于和谐社会构建的基础性作用，必须通过私法的调整功能实现。和谐社会法治构建的本质即是私法之治，私法在和谐社会的法治构建中居于主导地位。 （一）私法在和谐社会法治构建中的基本法地位 1．私法是市民社会的法律形式。私法作为市民社会的法，通过设定权利来维持市民社会的利益秩序。市民社会是以私人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的社会。所谓的私人利益，实际上是一种生存利益，私人利益的需求和满足程度则决定了私人的存续及其状态，社会及其管理者即国家或政治社会存在的根本目的和合理价值，就在于能够最大限度地有序满足私人利益的需要。私法就是国家或政治社会为有效调整和合理满足私人利益需要所确定的行为规范。“民法规范的范围，在许多方面牵涉到人类的生活，如人格权的保护，行为能力与民事责任的规定，所有权与其他物权的规定，契约之成立、变更与消灭，损害赔偿的义务，亲属关系，继承等等均规定于民法中，其他如有关票据、公司、海商、保险、著作权、工业财产权及劳工法等，则于民法的特别法中规定。”也就是说，私法涉及市民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私法上的市民或私人，则在私法的规范下，以追求私人利益为根本，以人格尊严和财产拥有为基础，以自由意志和利益交换为手段，构成自己的生存状态。因此，私法及其整个规范体系的构筑，必须以确认私人的人格和财产存在为前提，以保护和实现私人利益为目的，以承认私人的行为自由为条件，从而构筑私人或市民的私法地位即私的生活方式。可见，由市民社会的生存状态所决定的市民主体必然进入并产生的人身和财产两个方面的社会关系是一种以私人利益为目的社会关系。这是一种最基础性的社会关系，对市民社会的生活至关重要，实际上是决定社会存在和发展的一种最重要的社会关系。这一社会关系就是私法的调整对象。由此，市民社会以其人本主义的特定内含，决定了它是人类文明的基础和历史发展的本源，人类的一切创造都产生于这一孕育生命和力量的母体。所以，与市民社会相对的政治社会即国家必须尊重市民社会关系的价值准则，通过私法正确反映市民社会关系的需要和人的私法地位，从而促进市民社会关系以私法的形式实现有序运作。 2．私法居于和谐社会法治构建的主导地位。只是认识到私法是市民社会的法律形式，尚不足以彰显私法在和谐社会法治构建中的应有地位。私法在和谐社会的法治构建中，是或者应当是仅次于宪法的立法，高于其他部门法之上，是居于主导地位的立法。 现代社会是法治社会，而作为私法调整对象的市民社会，本身就是法治社会，是法治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决定了私法与法治社会的内在联系。关于私法与法治社会的关系，必然首先从法治解读。所谓法治，人们有各种程度不同的理解。有观点指出：法治是“一个无比重要的、但未被定义、也不是随便就能定义的概念，它意指所有的权威机构、立法、行政、司法及其它机构都要服从于某些原则。”并认为：“在任何法律制度中，法治的内容是：对立法权的限制；反对滥用行政权力的保护措施；获得法律的忠告、帮助和保护的大量的和平等的机会；对个人和团体各种权利和自由的正当保护。”笔者认为，现代法治是在民主和自由原则的基础上以法治理国家所形成的法律秩序状态。法治是一种现实的法律秩序状态，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和动态的系统而不是某种终极的结果和静态的社会组织结构模式。法治作为与“人治”根本对立的法律秩序状态，其基本前提有两个：一是社会原则的民主与自由，二是国家治理的法制化即法律制度化。否则即无所谓法治。也就是说，法治社会就是以民主自由和法制为存在条件和运行机制的社会。由于法治社会建立在民主与自由的基础上并实现了国家治理手段的法制化配置，所以是一种人类所共同追求的理想社会结构。 以平等、自由、人权与正义等法的基本价值为核心内容与目标取向的私法，与法治有着本质的内在联系。“法治是一种权利本位的组织结构形式。法律以承认或尊重个体权利为其存在的基础和来源。权利本位意味着权利义务在主体范围内的同一，在对象内容中的相互关联和对应；意味着消除特权，把权利关系明确地、平等地赋予给全部社会成员。”可见，以民主自由为前提，以个人权利为本位的私法，是法治社会的基本法，处于法治社会的核心地位，法治社会以私法为首要条件，私法之治是法治的基本内容，没有私法和以私法为核心的国家法治结构，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