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人际关系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16 18:16:00

和谐人际关系论文

和谐人际关系论文范文第1篇

中国有句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也有“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草木早逢春”的诗词,就是说中国人非常重视周边人在自己生活工作中的作用,认为距离越近越易结成亲密关系。根据人际吸引的邻近律,在人们的交往过程中,人们生活空间上的距离越小,则双方越容易接近,因此彼此之间容易相互吸引,并继而成为知己。中国人在交往中,非常注意团结周边的人,形成不同沟通网络,建立各种对个人成长有利的人际圈。按人际圈内部成员的关系,可以分成利益型(因成员利益上一致而形成)、信仰型(因成员共同信仰而形成)、目的型(因成员目的一致而形成)、需要型(因成员个性相似或互补而形成)、家族亲朋型(因成员家庭亲朋关系而形成)和娱乐型(因兴趣爱好相同而形成)。当一个人拥有了这些人际交往圈,就增加了社会支持的人力资源。团体内部成员可以通过多向沟通,得到同伴的劝导启发、鼓励支持、消除疑虑和提供保证,学会从多角度客观评价他人和自己,共同探寻解决问题的办法,从而建立起彼此信任的人际关系,缓解精神压力,提高应对现实和适应社会的能力,发挥人际交往的心理保健功能,达到共同成长的目的。

二、注重发现并满足他人的需要

中国人提倡互相帮助,助人为乐。根据人际吸引的互补律,扮演不同社会角色的人进行交往时,当一方所具有的品质和表现出的行为正好可以满足另一方的心理需要时,前者就会对后者产生吸引力。互补只所以容易产生人际吸引,主要是因为交往双方彼此满足心理需要时,会产生愉快肯定的积极情绪,从而形成良好的关系。它对群体内聚力的大小,心理环境的好坏有直接的重要作用,是直接影响个人的微观环境。中国人在人际关系学课程中常常引用的一则寓言是:有一位教士请教上帝,“什么是天堂?什么是地狱?”于是,上帝先领他来到了地狱。地狱是一个大房间,一口煮着美味佳肴的大锅,周围围着许多面黄肌瘦,痛苦而又失望的人群。原来他们每个人手里都有一把长柄的汤匙,食物无法送到嘴里。上帝又带教士来到了天堂,天堂里的情景和地狱里的一样,但天堂里的人却面色红润,非常愉快。原来天堂里的人都在用自己的汤匙盛满食物去喂别人。别人吃饱了,自己也吃饱了。这个寓言告诉我们,当你只想着自己的时候,你就处于地狱之中;当每个人都能关心别人的时候,那大家都在天堂之中。因此,中国人特别注意对偶角色之间关系的研究,强调在对偶角色的人际关系中,需求互补能使双方更具有吸引性。如夫妻双方男主外女主内的角色扮演,上下级支配与服从的默契配合,内外向性格的取长补短,异性之间的性别角色定位,都会使交往双方相得益彰,达到人际关系的和谐。

三、注重心理的透明度

相对来说,中国人彼此交往透明度比较高。根据人际吸引的能力吸引规律,人们一般比较喜欢能力较强的人,特别是对那些有才能而又偶而出现过一些小差错的人。美国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提出的“约•哈里窗户”理论认为,对每一个人来说,其心理都存在着4个区域。其一是自己了解,别人也了解的“开放区域”或“公知区域”;其二是别人了解而自己却并不了解的“盲目区域”或“他知区域”;其三是仅仅自己了解,而却从不向别人透露的“秘密区域”或“已知区域”;其四是自己和别人都不了解的“未知区域”。良好的人际关系,“公知区域”越大越好;“已知区域”越小越好,“他知区域”和“未知区域”没有最好,所谓的“公知区域”即称约•哈里窗户。中国人对隐私理解相对宽松。外国人把年龄、婚恋状况、工作收入等均视为隐私,但是这些在中国人看来,都算不上隐私。所以并不在意与别人谈论这些与自己和对方相关的事情。所以中国人比较喜欢坦率直白的人,不喜欢冷漠、拘谨和封闭的人。在交往过程中,合适的自我坦露可以增加一个人的吸引力。“透明度”高的人一般更受欢迎。人都不是完美的,在别人面前呈现自己的本来面貌,尽管这个面貌不是完美无缺的,却更能给人以真实感,使人接受,可以缩短人与人之间的心理距离。在交往中喜欢把自己的真实思想、情感和需求掩盖起来的人,多是由于缺少一种安全感和自信,对别人缺乏信任,怀有戒心,不敢让自己的真实形象让别人看到,就很难取得别人的好感。

四、注重求大同存小异

从众心理是中国人的典型心理。从众就是个人在社会群体压力下,放弃自己的意见,转变原有的态度,采取与大多数人一致的行为。根据人际吸引的相似律,人们如果在外貌、年龄、地位、角色、学历、职业、能力、兴趣、态度和价值观等多方面相似,就会彼此相互吸引。从众行为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在人与人交往中为取得团体中其他成员的好感,注意与大多数人保持一致,以减少群体压力,求得心理安宁,或者为减少心理压力,习惯寻找发现彼此相同处,与他人发生情感共鸣,维持良好人际关系的现状,所谓“随波逐流”、“人云亦云”就是从众的最好例证。个体寻求化解自身与群体之间冲突,增强安全感,人们往往把彼此认同作为人际交往的切入点,对于某种原因不愿意与人打交道的人,会主动创造机会与对方接触,寻找共同感兴趣的话题,消除心理排斥,如特别重视同乡情、同学情和战友情,为了达到比较好的认同结果,在衣着服饰、生活习惯、思想观念及行为方式等方面,很少标新立异。在交往中,不太愿意涉及太难或太严肃的话题。长期从事某种职业的同事,为了与大家保持一致以实现团体目标,对本职业活动的性质内容、社会价值、职业用语、工作方法、职业习惯与职业环境等的会达成职业认同,假如在工作单位讨论评选某人为先进典型,自己虽然不怎么同意,就跟大伙儿一样表示同意,以免与那位同事和团队关系搞僵,通过职业认同,交往双方能够通过心理接触,消除彼此隔阂,建立融洽的人际关系。

五、学会赞美和尊重他人

中国有句古语“敬人者,人恒敬之”。根据人际吸引的对等律和得失律,交往过程中人际互动的双方,总是喜欢那些也同样喜欢自己的人。这种有意或无意的报答性现象,在人际吸引中,其“对等性”并不是恒定不变的,而是按一定规律变化发展的。同一个始终对自己抱肯定态度的人相比,人们更喜欢那些开始对自己予以否定性评价,以后转变为肯定性评价的人;与此相似,同一个始终对自己抱以否定态度的人相比,人们更讨厌那些开始对自己予以肯定评价,以后转变为否定性评价的人。第一种情况是由否定性评价向肯定性评价转变,谓之为“得”;而第二种情况是由肯定性评价向否定性评价转变,谓之为“失”。因此,学者们将人际吸引领域中的这一现象称之为“得失原则”,得失原则可以归纳为一句话,即人们最喜欢那些对自身的喜欢显得不断增加的人。在日常的人际交往中,中国人善于运用人际关系中存在的先贬后扬的“得”与“失”规律,在工作和现实社会中,人们常说生活就是面镜子,你哭它就哭,你笑它就笑,把发现别人的长处,作为接纳交往对象的桥梁。在人际交往中,应注意克服各种阻碍发展良好人际关系的个性特点,以打破僵局,淡化矛盾,消除误解,让人际距离缩短。阻碍良好人际关系的个性特点大致可以总结如下几点:一是不尊重别人的人格,对他人缺乏感情;二是自我中心主义过强;三是对人不真诚,只关心自己;四是过分服从并取悦别人;五是过分依赖他人;六是嫉妒心强;七是怀有敌对情绪与猜疑性格;八是过分自卑、缺乏自信;九是情绪孤立,不喜欢与人交往;十是有偏见、固执、报复性强;十一是好高骛远地喜欢提出过高要求目标。

综上所述,我们依据社会心理学与管理心理学的理论原理,结合中国生活实际,系统阐述了中国人构建良好人际关系的基本途径,希望开阔同行们的国际视野和思路,从理论上与实践上,对建立良好人际关系进行跨文化思考,掌握人际吸引的规律,并在人际交往中活学活用,不断改善和提高人际冲突的管理水平,发挥人际关系在个性成熟、心理健康、家庭幸福和事业成功的积极作用。

和谐人际关系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网络利他行为;自我概念;人际关系;大学生

网络利他行为是指在网络环境中发生的符合社会期望并有益于他人、群体或社会,不期待任何形式回报或奖励的自愿行为。随着网络社会化,越来越多的人更愿意向电脑寻求帮助,利他行为在网络中的传播速度和广度也超过了现实社会。研究表明,亲密的人际关系能够使人们表现出大度、慷慨、奉献的利他行为,在人际关系信任情况下个体更倾向于选择亲社会利他行为。笔者采用网络利他行为量表、自我概念量表、人际关系量表对156名在校大学生进行调查,通过对大学生利他行为与自我概念、人际关系的相关性分析,探讨大学生网络利他行为的特点及影响因素。

一、在大学生网络利他行为中,网络支持行为特点突出,文科生的网络分享与网络指导利他行为高于工科生

采用郑显亮于2010年编制的《大学生网络利他行为量表》,量表共26个项目,包括网络支持、网络指导、网络分享、网络提醒四个维度。采用随机取样,在郑州市两所高校图书馆发放问卷,共有156名在校本科生参与,其中男生84人,女生72人;大一学生75人,大二学生39人,大三学生42人;文科91人,工科65人;独生子女48人,非独生子女108人。

统计结果表明:第一,网络利他行为总分及各因子分在不同性别、年级、是否独生子女之间差异不显著(p>0.05),这与青少年网络道德不受性别和年级差异的影响研究结果一致;网络分享、网络指导维度在专业上差异显著,表现为文科生高于工科生。

第二,大学生在网上给予网友以情感支持行为比较突出,平均分值为22.21±6.06;指导网友保护个人隐私及新技术掌握的利他行为排在第二,平均分值为12.13±4.00;上传经典案例学习心得与其他网民共享的利他行为排在第三,平均分值为11.92±3.78;及时提醒其他网民网络欺诈和陷阱的利他行为排在最后,平均分值为10.73±3.65。

第三,单个项目平均值分析结果显示,大学生最喜欢做的事是“在网上祝福他人,关心和鼓励网友,倾听并开导网友,发送网友所需的资料,帮助网友解决学习、生活或情感上的一些问题”。相对而言,举报网上的不良信息、谴责社会不良行为,积极参与论坛问题讨论等利他行为频率略低。

二、大学生网络利他行为的产生与社会自我、心理自我密切相关

自我概念是指个体对自己的认知与评价,是对自身特点的整体知觉。自我概念是人格结构的核心部分,个体对自我的认识直接影响个体的行为方式。本研究采用《田纳西自我概念量表》进行测试,具体内容有自我总分、自我批评(综合维度);心理自我、家庭自我、社会自我、生理自我、道德伦理自我(内容维度);自我行动、自我满意、自我认同(结构维度)。量表采用五级评分,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

对自我概念和网络利他行为进行相关分析,社会自我和网络利他行为总分(r=0.326*,p

三、大学生的师生人际关系与网络利他行为的相关性较高,其次为虚拟人际、生活人际关系,而同学人际关系与网络利他行为相关不显著

任何个体在社会生活中都会同其他人发生关系,人际关系就是人与人之间在交往过程中直接的心理上的关系,是人与人之间在社会生活中相互作用的结果,反映了个人或群体寻求满足其社会需要的心理状态。有研究证明,人际关系困扰与利他行为呈显著的负相关,人际关系困扰程度越高,利他行为水平越低。本文采用申武丹在2007年编制的《大学生人际关系问卷》对大学生人际关系进行调查,该量表分为师生人际关系、同学人际关系、生活人际关系和虚拟人际关系4个维度,信效度符合心理测量学标准。

对人际关系和网络利他行为进行相关分析,结果表明:人际关系总分、虚拟人际、师生人际、生活人际和网络利他行为总分和网络支持、网络提醒、网络指导之间相关显著;同学人际这一维度与网络利他行为总分及因子分相关都不显著(见下表)。

四、提升大学生社会自我、心理自我概念,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特别是师生人际关系,促进和加强大学生的网络利他行为

首先,鼓励与引导大学生参与与实践公益性校园文化活动。青年大学生在网络技术迅猛发展、信息大爆炸瞬息万变的现代社会,好奇而迷离,自我的社会定位飘忽游离,现实的社会自我与网络社会自我会出现矛盾、困惑与冲突,要在引导培养大学生正确的社会自我概念上下功夫。学校组织与支持的到山村小学、福利院及特殊儿童学校支教活动,法学、医学、心理学知识进社区等活动,能够使大学生在服务社会,贡献知识的同时,体验自我价值的实现,丰富社会自我概念。

其次,开展素质拓展活动,开设各种形式的自我成长心理工作坊。“穿越电网”“资源共享”“集思广益”“信任背摔”“感恩活动”等都是受学生欢迎的素质拓展训练活动,学生在这些活动中学会面对与应对困难,并通过寻求团队协作方式解决问题,在增强合作意识情况下提升自我抗挫心理能力;学会与其他同学分享自我的资源,体会帮人之乐,感受资源最大利用带来的欣喜之情;学会信任他人,适时向其他同学寻求帮助,并借助他人的智慧解决难题的能力。

再次,建立和谐文明良好的人际关系。社会心理学研究认为,有良好的社会关系的人更愿意表现出助人行为;当个体的社会支持水平较低(如被排斥)时,个体倾向于减少利他行为;个体的社会接纳程度与其做出利他行为的情况密切相关。在虚拟的网络空间中,大学生由于各种心理需要而产生网络交往的动机,网络中的陌生人之间建立“熟悉而亲密”的人际关系,能够引发较多的利他行为。相反,未能满往需求、交往动机较低的个体, 较易抑制向网络中虚拟身份的他人提供帮助,导致产生更多的网络消极行为。社会生活中,人际关系往往处于支配地位,个人的意愿、情感和需求对社会行为的影响不及此人与其他人的关系对社会行为的影响。中国人际关系的特点是分析中国整个生活方式的关键,也是分析与建设网络利他行为的关键。在校园团体活动中,“团体沙盘游戏活动”“风雨同舟”“盲行活动”等都能帮助学生学会发现、理解他人的特长与优点,悦纳自我,学会在复杂的人际交往中,了解信息沟通的重要性,提高人际沟通技能与技巧。

利他行为是一种最高层次的亲社会行为,要帮助大学生形成健康的网络心理与和谐的人际关系,培养大学生的网络利他行为,维持良好的网络秩序,建设积极文明的网络文化环境。

参考文献:

[1]彭庆红,樊富珉.大学生网络利他行为及其对高校德育的启示[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5,(12).

[2]韦乡逢,潘冬宁.社会交换行为与人际关系论析[J].社科纵横,2006,(12).

[3]郑显亮.人学生网络利他行为:量表编制与多层线性分析[D].上海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

[4]薛德昱.高职学生利他行为和人际关系困扰的调查及对策[J].天津市财贸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1,(3).

[5]黄厚铭.虚拟小区中的身份认同与信任[D].台湾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1.

和谐人际关系论文范文第3篇

放在我案头这本图文并茂的厚重的著作――《中西文化与影像视域下生活审美学》(中国原子能出版社,2015.2),是美学专家常勤毅教授刚刚出版的一部学术专著。在如今大得离谱、厚得出奇、过度包装得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外表精美的书籍中,这本书封面淡雅、蓝白相间,显得低调、收内,甚至有些“素颜”。然而当我一口气读完它之后,我才深刻地认识到:这部力作无论是外在形式还是写作内容,确确实实是站在中西比较文化的研究视角上,以他那独特的思考走向、冲动的理论激情、踏实的现实求证、通俗的话语方式和以图代文的影像设计,向读者打开了另外一扇通向生活美的大门。

美学,长期以来一直是门“热门学科”。关于美学研究文章和论著多如牛毛,美学家之间论点交锋以致于发生口角之争的例子数不胜数。但我们回过头来看,平心而论,这些论战中相当多一部分是在打一场没有赢家的无谓的“口水仗”。在这种“真理越辩越不明”的形势下,我看还不如扎扎实实地搞点建设性的研究来得实际和必要。

《中西文化与影像视域下生活审美学》就是这样一本能让你远离理论的“械斗”和观点的“交战”,静下心来仔细品味的一本好书。

首先从书名来品味。“生活审美学”的价值何在?这恐怕是一个不能不让人关注的话题。长期以来,我国对美学研究,有两种倾向:要么是深奥的哲学美学,有的讲是“自上而下”的美学;要么是浅显的艺术美学,有的讲是“自下而上”的美学。就是很少有人去研究生活本身的美学。常勤毅教授认为,以往国人常常将审美排在“学会做人、学会求知、学会劳动、学会生活、学会健体”之后, 亦即“学会审美”与“学会做人、学会求知、学会劳动、学会生活、学会健体”比起来,其地位与作用似乎并不是最重要的。而这种“不重要”其实是将审美与“做人”、“求知”、“劳动”、“生活”、“健体”割裂开来的,特别是在“学会生活”中似乎可以不用“审美”也一样办得到。常勤毅认为对此从官方到民间被广泛接受的认识上误区的给予批评,提出美寓于生活中。进行生活审美学研究目的与价值在此。

说到该书标题中的“中西文化”,据我了解,这是常勤毅多年来在大学和基层单位开设美学讲座和选修课时,经常使用的一个关键词。他甚至别出心裁的把他的获得全国美育成果一等奖的精品选修课《影像中的美与生活》也加了个副标题,即“中西文化比照下的人性与时尚”。这就像在他的一些研究成果中我们总是能看到他一直是站在中西文化比较的视角上一样,比如他曾发表的《比较美学视角下的但丁与屈原》、《“维纳斯环带”:人体文化的摇篮与共振》、《美学的人体与人体的美学》、《女性描写:批判与继承的双刃剑》、《战乱中奴、主的悲喜剧》、《“墙”的魅力与“隔”的美学》、《论中西文人女性人体描写的审美特征与伦理标准》、《艺术真实与真实系统》等一系列论文,都可窥到他在试图运用中西文化的不同视角来阐述。于是在本书的写作中他延续了这种研究习惯或角度,但与他以前论文明显不同的是,他把视觉中心深入到了历史和现实在生活美学的交叉点上。也就是说,他一方面追溯着中西文化历史L河里那些体现着人性美与丑的生活史实,一方面审视着当代中西文化交融中的纷纭复杂的时尚现象。正是在这一统揽全书的的总体构想的基础上,作者完成了这本书的写作。

其次从书结构框架品味。纵览全书,一共有十大部分组成。“导论:生活审美学的西方与中国视角――生活审美学存在论”。作者首先在西方美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成果里找到了生活审美学的“西方与中国视角”,然后就紧紧围绕着中国现实生活中种种时尚现象,提出了“人类一天都离不开美”――生活需要美、如何“使人性变得高尚优美”――教育呼唤美、“照天性来说人都是艺术家”――文化依赖美的问题。进而得出了“生活审美学的价值发现:呼唤优雅”的命题。

第一章:“人类文明与美的起源――《火种》――生活审美学发生论”、 “第二章:真善美的述说――《幸福时光》――生活审美学关系论”、“第三章 :美的纷争与固守――《月光集市到中国》――生活审美学内涵论”是作者对生活美学的价值体系作出的理论思考和解析。在一般的研究美学的论著中,这几章往往是最枯燥无味,但又不能越过的部分。常勤毅在此除了阐述自己的独到见解外,最主要的特点是力求用一种较为通俗、生动的方式和话语模式来体现。比如他用“月亮代表我的心”――主观价值美、“月亮走,我也走”―― 客观价值美、“琴上有琴声”还是“声在指头上”?――主客同在、“猴子捞月”与“嫦娥奔月”――实践美与“自然人化”等小标题深入浅出、形象生动地交待了中国几个不同派别的美学家的美学观点。而在“‘黑猫白猫’的美学思考――美的内涵再发现”这一节中,作者随手拈来邓小平的有关社会主义的论述,把美学理论中最让人喋喋不休、众说纷纭的有关美的定义的问题先搁置起来,从交通警示语与“我有新妈妈”的广告――美的形象内涵、“可爱的才美丽”―― 美的情感内涵、扔石头的小孩――美的实践内涵、公交车让座和美有关系吗?――美的伦理内涵、“三寸金莲”与女性美描写――美的历史内涵、“培养融美于心灵的习惯”――美的教育内涵等方面,力图给读者一个思考什么是美的开放性的角度。

在随后的第四章 “和谐的家园美――《亲家过年》――生活审美学环境论”、“第五章 爱与被爱的美――《巴黎圣母院》――生活审美学情感论”、“第六章 “赋予人类的美以百般的魅力”――《西西里的美丽传说》、――生活审美学欣赏论”、“第七章 “把美带到生活中去”――《莫扎特传》――生活审美学表现论”这些章节中,作者并没有面面俱到地去重复人云亦云的常识性知识,而是紧紧抓住与生活美学关系最为密切的社会生活美和人的美的问题,特别提出了“社会氛围美”的概念:“在现实生活中人们赖以生存、成长、发展的社会土壤和社会风气的总和。它大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方区域、一座城市,小到一所单位、一个小区、一个车间、一户家庭,在这里我们每一个人是否能去创造、爱护和感受到这个环境的美,则是我们的家园是否和谐美好的关键”。而且从中外历史与现实中的一些例子中多角度阐述了社会氛围美的宽松、宽容、宽宏和生存空间美的自由、愉悦、发展。

在“和谐的‘家园美’”一章,作者提出了“生活审美学在关系学中的价值延伸”的新课题,指出了在人际关系交往的最初阶段――相识阶段要自信而不自大、亲切而不亲昵、谦逊而不谦恭、轻松而不轻佻;在人际关系交往的中间阶段――相交阶段要真诚而不虚伪、亲近而有距离、互利而不惟利;在人际关系交往的最高阶段――相知阶段要做到“八个学会”。尤其是在“爱与被爱的美”这一章中作者从中国四个成语角度切入对人际关系中最为常见的四大关系(同舟共济的情爱美、情如手足的亲情美、肝胆相照的友情美、宽以待人的“同情”美)进行了精妙的议论和阐述。

比如作者在盛赞歌德爱情诗歌(“你来自春季,我来自秋季,我们彼此一努力,淼搅嘶鹑鹊南募尽保精辟的同时,也认为;“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借作品中的人物之口说:女人是水做的,男人是泥做的。其实如从相爱的男女双方如何和谐相处的角度来分析,只说对了一半。确切地说男人应该是土做的。因为水与土才是矛盾的双方,水和土的关系处理得当、恰倒好处,就能成为能雕出放射出美的永恒魅力的艺术珍品的泥;假如处理的不好,不是水多,就是土多,不是根本和不成泥,就是勉强和成了泥,也经不起风吹日晒,制成的雕塑品也会破碎。而且从男女的天性差异上分析,把女子比成水,把男人比作土,也十分贴切。女子柔情似水,她的恰倒好处的滋润能使干燥、散漫的土变得温顺、驯服;但如果水势太大、太猛,就会带来两个结果:一是把土彻底淹没,二是把土冲跑。反过来也是一样,男人有大地一样宽广的胸怀和包容,土与水的搭配合适,就能变成肥沃的泥土,结下丰硕的果实,开出幸福的花朵;土如太多就会把全部水分吸干,土壤不但变成“不毛之地”,甚至还会把水与土的关系完全对立起来,“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就是最好的写照……可见,从爱情美学的角度分析,一个由“水”――女人和“土”――男人组成的家庭,作为“水”就要给家庭以柔美,作为“土”就应该是家庭的支撑,土包容了水,水柔化了土,那么这个由夫妻间的和谐关系建立起来的家庭,就是一座‘一百年不死,一百年不倒,一百年不腐’的坚固的大厦。”

在“人体,心灵的镜子:人体美及其欣赏标准”的章节中, 他参考了上百部中外名著,总结概括出“中西女性审美标准对照表”,并且令人信服地得出“西方文人偏爱水――“瀑布”或“波浪”,中国文人钟情于天――“云彩”,所以西方文人常描写女人的披肩长发,中国文人则把女性头发比成“云黛”等诸如此类的结论。

更为精彩的则是“维纳斯环带”:人体文化的摇篮与共振这一章节,作者洋洋洒洒几万字,为我们绘制了女性人体文化产生、发展演变的历史画卷。从“神话里的女性与女性的神话”到“父权下女神的悲喜剧”、从“冲冠一怒为红颜”到“受难的圣女与窦娥的冤魂”、从“好色的宙斯与爱神的欢恋”到“从娜拉、“铁姑娘”到“女汉子”,图文并茂、分析透彻、娓娓道来……而在“游走在艺术边缘的现代人体文化”中。作者一开篇,就一针见血地发出这样的设问:“为什么亚当夏娃吃了能使人智慧的果子之后,面对着上帝的杰作、大自然的神工――人体所产生的却不是美的激动,反倒首先是一种耻辱呢?如果以此类推下去,伴随着人类智慧的结晶一一文明进程的现代化,体现在人体文化的层面上应该是人往身上穿得愈来愈多?还是愈来愈少呢?”

于是,常勤毅认为:“男士清一色短裤,女士则穿比基尼”的相亲活动和色情还是有区别的,“因为在人们对‘浓妆艳抹’的容貌过分强调、以至于越来越失真虚假的今天,洗尽铅华,露出天然的身体,勇敢接受相亲者的‘检阅’。这恰恰是人体文化如何往健康、自然、有益的生活审美方向发展的一次大胆的创新和尝试。” 常勤毅认为:“作为商品社会中的人体文化总难免会多多少少被染上商业色彩,由一张画诱发犯罪的现象也许偶有发生。但这都不能认为是人体文化本身的差错和毛病。人体文化性感与美感交织、耻感与相融的特性,便决定了它所导致的社会效果的复杂性。这就好像出现性描写的严肃文学一样,只要作家的创作动机和出发点是端正、严肃的,作品的主题思想和美学意义是积极向上的,性描写的细节与情节结构、人物形象是有必然联系的,性描写的手法是适当,寓意深刻、哲理性强等等,都不能列入色情文学。” 于是,常勤毅认为:“性生活的和谐、美满以及生理、心理上的快慰所达到的夫妻间感情的融洽,不也同样能激起人们的美感吗?文艺作品通过一定的充满健康审美趣味的表现手法,展示这种美是无可指责的。”

和谐人际关系论文范文第4篇

论文摘要:现代管理实践的复杂巨系统性使人们更加关注对人的本性及人的行为模式的研究。尊重人性,在组织中编织和谐的人际关系网络,培养高度组织承诺的员工,通过相互信任而促成自发性的合作,是实现企业战略目标与个人目标一致性的有效方法,是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途径。

从严格意义上讲,现代组织行为科学(behavioralscience)发端于霍桑试验。霍桑试验对古典管理理论进行了大胆的突破,第一次把管理研究的重点从“经济人”的基本假设和从物的因素上转向“社会人”的基本假设和人的因素上。梅奥的人际关系理论(human relations theory)通过对霍桑效应(hawthome effect)(即由“受注意”引起的效应)的揭示,对古典组织管理理论的研究范式维度作了四个方向的拓展〔罗x,2001),即,单个行为主体的社会性;人是社会人,工作中的人际关系〔interpersonal relations)是影响生产效率的首要因素;组织是人们希望实现自导、自治、自我负责和自我实现的场所;群体(group)总是通过建立他们的价值观和规范来控制人们的行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现代管理实践的复杂(complexity)巨系统性使人们更加关注对人的本性及人的行为模式的研究。随着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的发展,组织行为学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个体行为(价值观、态度、激励等)、群体行为(团队工作、领导艺术、沟通、冲突等)、组织系统(组织结构、工作设计、组织文化等)、组织变革等问题的研究日趋成熟。

一、组织行为理论研究的新发展

目前,对组织行为理论的研究呈现多学科交叉态势,不同专业背景的学者运用不同研究视角在广度和深度上丰富和发展了组织行为理论。

1.在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中,人被抽象为“智慧人”的理性面孔(埃德加·莫兰,1972)。效率概念是经济学中的核心概念,认为在既定物质技术关系的约束条件下企业能够实现利润最大化目标;但现实中存在的明显事实是,由于个人目标与企业目标的不一致,员工并不一定总是尽心尽力地工作,企业的成本也并非总是最小化,总还存在只要稍加努力便可增加的产出。这就说明存在着与配置效率不同的效率问题,即非效率问题。哈维·莱宾斯坦提出x效率理论,指出x效率理论实际上是指一种与组织或动机有关的效率;该理论从个人行为受到从表面看互相冲突的两种倾向影响,每种倾向都会导致不同行为模式和对环境的反应。

2、著名心理学家班杜拉(albert bandura)的三方互惠决定因果模型对人性作了全新的论释。他摒弃了心理动力学和心理特质论的内因决定论和传统行为主义的外因决定思想,对个体的行为、认知与主体因素、环境三者之间的关系提出更为辩证和完善的分析;强调主体因素对人类行为的获得与表现和对人性潜能发挥的决定性。通过建立三方互惠决定因果模型阐明了三者之间的动态决定关系,为进一步研究如何促使个体行为方向与组织目标发展方向的趋同奠定理论基础。

3.新经济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mark e granovetter)对当代组织行为理论研究有较大的影响。他发展了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 )的“经济镶嵌社会”概念,从嵌人性(embeddedness )、社会网络( social network )、组织制度(organizational institutions)等三个角度分析了现代组织中社会情感联系、信任、人际网络等问题,增加了组织行为理论新的研究维度和研究命题。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威廉姆森(oliver e williamson)运用契约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对格兰诺维特提出的组织信任问题作了进一步研究,在对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风险角度对信任的内涵及类型作了新的界定,并通过建立模型对各种信任类型作了深刻分析。

4.社会资本理论(social capital theory)的研究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才为学者广泛重视。“社会资本”概念由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提出,詹姆斯·科尔曼、罗伯特·普特南等人作了进一步的发展和传播。按照韦恩·贝克的解释,社会资本主要是指人际和企业关系网络中以及通过该社会关系网络所能获得的各种资源,包括信息、构思、线索、商业契机、金融资本、权利与影响、情感支持,甚至还有良好的祝愿、信任与合作。

二、组织行为理论研究的几个热点问题

1.人性研究的渊源及发展。

“有了人,我们便开始了历史。”(恩格斯语)但是,人类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对“我们是什么,存在于世界中的人类意味着什么”(埃德加·莫兰,1972)的争议。对人类自身本性的理解和研究,用法国当代著名思想家埃德加·莫兰的话来说还是一种贫乏的认识、封闭的范式。从普罗泰戈拉提出的“人是万物的尺度”、苏格拉底的“认识你自己”开始,到中国儒家“人之初,性本善”的性善论、基督教的原罪说、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理论、马斯洛的“需求塔”理论等,各种人性理论层出不穷,直至今日,人性问题仍促使人们不断去探索、解析。休漠认为,“人性”是一切科学的基础,一切科学都离不开以“人性”作为对象。人们希望通过对’‘人是什么”—人性、人的本质的解剖,通过对人的理解来寻求一种核心的价值观念,并通过这种核心价值观念的确立,从而为实践活动确定合理的方式,再通过这种合理的方式来达到最佳效果。

早期对人的思考囿于人类自身力量的脆弱和外部世界的强大,认为人是缺乏独立性的。在近代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和人的力量的强大,资产阶级思想家破除了上帝的神秘色彩,确立了理性权威。以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古典哲学则把这种理性权威推向极至。然而,人类进人20世纪后,理性至高无上的地位开始受到动摇。人们开始感到,运用理性的创造活动并不总是给人类带来正效益。“上帝死了!”—尼采向人类发出这样的呼喊。“上帝死了!”代表现代人一种普遍心态,它是人们对传统价值观和普遍的道德规范失去信心、对个体命运和前途感到担忧的表现,它是对理性至上主义的彻底反叛,它也是现代人绝望心态的表达。“人生而自由,但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卢梭语),“人类根本无幸福可言,理性越发达,痛苦愈深,博爱、平等均是空谈”,真正的人生都被人为的而非自然的力量所操纵和支配,人类的目的性不见了,人应该更多的是依靠感觉行事而不是靠理性。社会转型带来的道德缺失、精神“断乳”和无所适从迫使人们去重新思考支撑人类社会发展的深层文化价值观,“实现人的革命”、“重视主体间性”、“人类终极关怀”、“重建人类精神家园”,反映了人类为探寻人类未来发展所作的种种努力。

另一方面,理论家对人性的理解不仅决定他们的研究内容,也决定了他们的研究方法(班杜拉,2001)。康德认为,一个现代人应该是“由自身定义的”自我,他或她通过自我发展而发现和开掘自己的真正“人性”;这个命题宣布,人应该从自身而不是从任何其他的渊源寻求生命的神圣,从而为个人的理性主题奠定哲学基础;在这个原则下,组织中个体有意识、有目的的理被视为理论分析的最终基础,而社会组织则被视为一种无数个体追求自身利益的无意识的产物。亚当·斯密在其巨著《国富论》中阐述了理人在“看不见的手”( invisible hand)的指引下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在获取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同时非出于本意发展的却极大地促进了社会公共利益。亚当·斯密赋予理人以新的名称—经济人,并为后人所继承,成为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假设前提之一。伟大的管理实践者、古典管理学家、科学管理之父泰勒继承了这种人性假设,并采用了物理学最常用的方法—隔离法,通过一系列假定,排除一切干扰,把个人从社会中抽象出来,得到一个“理想类型”( ideal type)的“经济人”。尽管泰勒的管理思想强调劳资合作、雇员和雇主利益的一致性,但是,在实践中严格科学的定量定性管理常常是冲突无法调和的根源。

基于此,埃德加·莫兰提出应该停止将人简化为“工匠”(“制造工具的人”的技术性面孔)和“智者”(“智慧人”的理性面孔)。“应该在人类的面孔上也看到神话、节庆、舞蹈、歌唱、痴迷、爱情、死亡、放纵、战争等。不应该把感情性、神经症、无序、随即变化作为‘噪音’、残渣、废料抛弃。”理解人性应该“超越对生活狭隘和封闭的理解(生物学主义),超越对人的岛民和超自然主义的理解(人类主义),超越出无视生活和个人的概念(社会学主义)”,“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生物一心理一社会学的整体”。

班杜拉的研究揭示了人的本性是主体因素、行为和环境三者动态相互作用的结果。人类行为是自我系统和外界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而人类行为又分别影响外界环境和自我信念。一方面,个体的期待、信念、目标、意象、情绪等主体因素影响或决定他的行为;另一方面,行为的内部反馈和外部结果反过来决定他的思想信念和情感反应。同样,在行动与环境的相互决定中,虽然环境状况作为行为的对象或现实条件决定着行为的方向和程度,但行为也改变着环境,以适应人的需要。三方互惠决定论包含着对人性的理解,即人一方面是自己的主人,人生意义取决于个体的把握,另一方面也要受到环境条件的制约而不是无限自由的。

2.组织嵌人、社会资本及社会关系网络研究。

社会资本理论的发展,反映了人们对人性的重新认识。芝加哥大学心理学家米哈利·切克斯赞米哈利经过长达25年的研究发现,决定快乐的秘密在于有意义的工作和人际关系质量。心理学的“新关系论”认为生命的动力在于“参与”,即,在与他人的关系中成长和发展。一个人拥有完善的关系网络就会拥有一个健康的身心。管理者必须刺激员工的动机,发展他们的能力,赋予良好的工作环境,使其自发地完成工作。在信息时代,人际关系网络因为企业与顾客间、企业与企业间以及企业内部员工间的自发合作而变得重要。

强调员工能够相互信任并促成自发性合作的关系网络称作社会资本。波茨和塞森布雷纳认为社会资本是四个概念的有机结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有限度的团结”( bounded solidarity)概念,指逆境可以成为团体团结一致的动力;齐美尔的“互惠交易”( reci-procity transactions),指在个人化的交换网络中产生的规范和义务;迪尔凯姆和帕森斯的“价值融合”( value in呵ections ),指价值、道德原则和信念先于契约关系和非正式的个人目标(不是严格工具意义上的);韦伯的“强制性信任”( enforceable trust ),指正式制度和特殊性的团体背景使用不同的机制保证实现对已经达成的行为规则的遵守。据科尔曼教授对社会资本概念的理解,在日常生活中,由于某些行动者的利益部分或全部处于其他行动者的控制之下,行动者为了实现各自的利益,相互进行各种交换,甚至单方转让对资源的控制,其结果就形成了持续存在的社会关系,这种持续存在的社会关系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社会资本。

进人21世纪的今天,组织中的个体所拥有的知识和技能,使个体在组织中的作用和地位越来越高。社会资本理论强调员工能够相互信任并促成自发性合作行为的关系网络结织,组织内的信任所产生的经济性效果(即成本的节约)与社会性效果(即促进合作)都有利于组织整体运行效率的发挥。组织承诺(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代表个人对特定组织的认同及投人程度,体现一种情感上的依附、认同。对组织来说,拥有高度承诺、信任的员工对于组织绩效的提升有着正向的关系,留住有才能的员工个体,使员工对组织有认同感,就能够发挥其个人最大潜能。组织嵌入的基础在于情感联系,个人在人际网络中嵌人越深,越有可能通过相互信任促成自发性合作( polanyi , 1957 )。转型时期我国很多中小民营企业内部管理存在很大问题,在劳动力供大于求的今天,不尊重员工需求、漠视员工利益的现象十分普遍。这一方面可能会引发劳资冲突,另一方面制约了员工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从长期看,不利于企业文化建设和企业持续发展。

和谐人际关系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学校道德领导;关系;人情;面子

中图分类号:G4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124(2012)05-0033-05

儒家文化思想是我国古代文化的精髓。随着中国社会从封建社会过渡到当代社会主义,儒家思想的诸多方面在我国的影响中日渐式微,但在领导与管理以及人际关系处理方面,仍然起着支配性的地位。儒家思想首先是一种制约人类关系的伦理,在儒家看来,正确的行为在本质上是指如何处理与他人的关系。“在关系本位的社会系统中,重点不在任何一方,而在关系,彼此交换,其重点放在关系上。” [1 ]当今我国的教育领导从来就没有摆脱儒家关系主义的支配,如何正确地开展工作并兼顾“关系”,或者以“关系”为纽带,相对公平地处理有关事务,这是一个涉及领导伦理的问题。

一、儒家关系主义的内涵

儒家思想,也称为儒教或儒学,是以“仁为核心”和以“人为贵”的思想体系。最初指的是冠婚丧祭时的司仪,在孔子之前,儒家文化可以上溯到殷周之前的华夏民族形成过程中的各少数民族文化,到了殷周时期这种民族文化已经逐步形成。周文化经过孔子的整理,才得以条理化、系统化,成为早期儒家文化。中国儒家的发展,分为先秦原始儒学、两汉儒学、宋明理学、近现代儒学4个阶段。儒家学说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流派,自汉以来绝大多数历史时期作为中国的官方思想,至今也是一般华人的主流思想基础。儒家学派对中国,东亚、东南亚乃至全世界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大清帝国是奉儒学为官学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被民国取代以后,儒家思想受到了外来新文化最大的冲击。不过在儒家思想历经多种冲击乃至官方政权试图彻底铲除之后,它依然是中国社会一般民众的核心价值观,并在世界上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和民族传统的标记。儒家文化的价值取向可归纳为:“以土地为基础的人生本位,以家庭为基础的群体本位,以伦理为基础的道德本位。” [2 ]

儒家关系主义。儒家社会是一个“关系导向型”社会。“在这种社会里,每个人都是依赖于社会的个体,只有明确个体在群体中的地位,才能完成相应的责任和义务,并遵守相应的社会道德。儒家思想可以说是社会沟通的创始人和关系构造的建筑师。” [3 ]那么“关系”起源于什么?通常认为,中国人的关系起源于“伦”,也就是封建时代的“伦常”尊卑、长幼的关系 [4 ]。梁漱溟把中国人凡事以关系为依归的文化特质叫做“关系本位” [5 ],杨国枢、金耀基、文崇一、何友晖等人称之为 “关系取向”,如杨国枢认为,关系取向是中国人在人际网络中的一种主要运作方式。“关系”的研究成果较有代表性的人物有费孝通、翟学伟、黄光国等。其中费孝通的差序格局比较形象地把中国人的关系模式做了描绘,在他看来,传统中国社会有着“以血缘、地缘为生活中心的社会人际关系结构” [6 ]。中国人在处理人际关系时存在由近及远的亲疏格局,“每个人都是受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不一定是相同的” [6 ]。这种关系就“像水的波纹一样,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 [6 ]。翟学伟认为:“中国人在情理社会中,通过人情和面子的运作,放弃的是规则、理性和制度,得到的却是不可估量的社会资源、非制度性的社会支持和庇护及以势压人的日常权威。” [7 ]黄光国“儒家关系主义”模式认为:“中国人际关系依据工具性和情感性成分所占比重不同,可分为工具性关系、混合性关系和情感性关系。工具性关系采取的是付出与收获等值的公平法则,混合性关系遵守施恩与期望回报的人情法则,情感性关系信奉需要与提供帮助的需求法则。” [8 ]不过黄光国认为,在中国人的人际关系模式中,很难找到纯粹单一的关系类型,三种关系类型中混杂了一些其他因素,如在工具性关系中也或多或少存在情感因素在里面。

从上述对儒家关系主义的研究来看,儒家关系主义主要包括3个方面的内容:(1)在理念方面,“关系”决定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方式,决定了人的存在价值;(2)在认知方面,中国人对关系的认知敏感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有关的关系认知的策略;(3)在行为方式上,中国人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亲近疏远进行操作,且关系是和人情、面子紧密联系的。在中国,关系是一个人或团体在社会中赖以存在的纽带,人们对人际关系的重视,希冀通过关系的经营,获取相应的社会资源。我国传统社会深受儒家关系主义的影响。随着中国的对外开放,中国社会逐渐加快了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步伐,由此带来的社会组织方式、资源占有及分配方式的变迁,使得人们的人际关系也发生相应的变迁。如人际关系走向开放、平等,社会环境日益复杂,人际关系也日渐复杂。但儒家关系主义的关系、人情、面子文化依然存在于国人心目中。

二、教育领导无法回避的“关系”、“面子”与“人情”问题

“关系”、“面子”与“人情”是海内外华人在应对社会关系中最常碰到的问题,也是华人文化区别于其他文化的一面镜子。这3个概念既相互独立但又互相牵连,尤其关系与人情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送礼给人家就意味着拉关系,接受了人家的礼物就意味着欠人家的人情,接受人家的礼物还意味着给人面子。

1. 教育领导应对关系问题的伦理分析

传统中国人的道德观主要建立在关系之上。三纲五常谈的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朋友有义、夫妇有情以及君恩臣忠等等,都是先找到了关系的主体,再定义出相对应的行为法则。仁道的价值观历来被儒家视为调节人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它涵容了以“仁”为核心的一切美德,如孝、悌、忠、礼、义、廉、俭、耻、智、勇、敬、笃、宏、毅、中庸等等,仁道既是一种思维方式,更是一种行为准则。作为思维方式,要求人们具备爱人之心;作为行为准则,表现为积极地利人、助人。其最低要求是不应有损害他人之心。当代中国人仍然很重视社会关系,视关系为工作的剂,甚至是开展工作的前提。

中国人通常以不同的交易法则和“关系”不同的人交往。“关系”一词在儒家伦理中,强调庶人所应践行的“仁”应该视个人和他人之间的关系的亲疏而有所不同,区别对待,也就是说,“仁”的本质是等差之爱。费孝通的“差序格局”生动地形容了中国人常用不同的标准来对待和自己关系不同的人这一社会事实。对待与自己关系亲密程度不同的人,运用不同的对待方式。黄光国根据费孝通的差序格局将华人的人际关系分为3种类型:“最内层是自己的家人、密友和朋友等原级团体,中间层是亲戚、邻居、师生、同学、同乡等熟人,外层是陌生人。对待不同的人群运用不同的方法:对待内层运用‘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对待中间层运用人情法则,对待陌生人运用‘童叟无欺’的公平法则。” [8 ]由于中国的人际关系圈子中,每个成员对其他成员都面临着随关系亲疏不同的伦理困境,如果不处理好关系,人情世故不到位,会招致这些人的指责。

教育领导在关系处理上面临着两难之境:

其一,如果采用亲疏差序关系模式,遵循儒家关系的私德和团体主义的内部伦理,就可能违背了社会公德,甚至会违法乱纪。也就是说,儒家关系主义遵循的一种小圈子内部利益伦理,对待自己的家人或密友运用“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对待亲戚、同学、同乡运用人情法则,明显地有悖于社会公正,这种保护圈子内部利益的伦理观与西方国家倡导的普遍主义公正观是格格不入的。很多教育领导利用人情保护圈内利益,无视制度规章和国家法纪,因为他们认为,如果不这样做他们会遭受亲友、同学的疏远,甚至被打压出局。

其二,是变相寻租。也就是身处关系圈内的教育领导通过违公德、公共规则甚至法律为圈内成员谋取利益。在此过程中,教育领导也会根据亲疏差序原理,以及风险与收益的大小等综合考虑,然后抉择。维护圈内成员的利益,可以得到他们的认可、尊敬、拥戴和保护,还会赢得面子。正如柏拉图所言:“节制和正义固然美,但是艰苦。和不正义则愉快,容易,他们说指责不正义为寡廉鲜耻。” [9 ]

教育领导必须处理关系,在处理人际关系时经常会遭遇以下伦理问题:他们在上下级以及同僚的交往中颇费心力,往往以不同的交易法则和自己关系不同的人交往,对上司、下属、同僚、陌生人等会采取不同的应对方式。如他们对上级资源分配者会采取逢迎的态度;对与自己关系一般或比较疏远的普通下属则表面客气,在利益分配上却不予考虑。再比如,在对待择校生方面,各种与重点中学校长或副校长有关系的人会通过托人情、请客送礼等方式,为子女争取到择校的机会,校长或副校长在面对这些关系时有时感到非常头痛,对于身居要位的政府官位的招呼不敢懈怠,不优先考虑他们的子女会危及到自己的生存,显然,这种应对不同关系的差异性违背了教育公平的原则。另外,他们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关系的协调上,陪上级领导和朋友吃喝,而对份内的工作事务花的时间和精力明显不够。由于领导是资源的占有者和分配者,总有一些人利用各种渠道和他们接近,成为朋友或者熟人,然后通过请客送礼的方式建立“感情”,如何与这些人打交道,也是一个头疼的问题。

2. 教育领导面对人情问题的伦理分析

中国的“人情”的涵义比较复杂,是一种私交状态下的感情。“中国人的人情既有利益交换的意蕴,也与相互性的‘报’的观念有更为紧密的关系,由后者的实现才能达成前者的实现。” [7 ]由于中国处事遵循亲疏差序原理,人情在维持人际和谐、处理事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人情可以是在朋友结婚、生子、过生日或者家人去世等场合所赠送的钱财或礼品,或者是请朋友吃饭,亲朋生病时的探望;也指中国社会中在人际交往时或相处时所遵循的社会规范。“人情”的规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人情规范要求当事人在和关系圈内的其他人保持联系,其方式可以采用聚会(聚餐)、送礼、问候和相互访问联系的方式,二是当关系圈内的某个人身患重病、遇到困难(遭遇危机)时,应该尽可能地体谅并探望、慰问、帮助他,给予他一份 “人情”。

“人情”伦理在中国社会是一把双刃剑。就其积极影响而言,它能把个人、家庭和社会有机地联接起来,给人一个充满温暖、和谐和舒适的环境,在遇到困难和麻烦时也能得到感情和心灵上的慰藉。但是,人情的消极影响也是非常明显的:人情使公众的法律意识淡薄,因为人情的“情理”观念没有一个权威的标准,只能凭感觉和处事经验,能“私了”的事情尽可能不诉诸法律,人情交换往往变成了各种腐败的温床。在人情社会里,一个人的人际关系越丰富、人情越练达,其社会活动能力就越强。于是,很多会走“人情”的家长也会扩展在教育领域的圈子,与教育领导拉关系、送礼。同时,各级校长为了从教育行政部门获得教育经费和教育资源,也会利用工作关系与教育行政领导攀交情。因而,中小学领导面对人情问题,在权力上容易导致腐败,违背教育公平,甚至违反教育法规。如何在权力与人情之间做到合理公平,同时兼顾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这是一个深深困扰广大中小学领导的一个问题。

3. 教育领导面对面子问题的伦理分析

面子是中国本土的一个概念。诸多学者如美国传教士明恩溥(Authur H. Smith)、林语堂、鲁迅、胡先缙、金耀基、何友晖、黄光国、翟学伟等都对面子问题做过研究。面子既是一个社会概念,也是一个心理概念。从现有的文献资料来看,面子都与声望、地位、行为标准、尊重、身份、权力、社会规范等概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多数学者界定面子都会涉及以上概念。目前,一部分学者从社会学层面界定面子,将它看作是个体所追求的社会认同和尊重,如何友晖所说,面子是“个人由于地位和贡献而从他人那里获取到的尊重和顺从” [10 ]。还有一部分学者从社会心理层面出发,将它视作是个体内在的自我评价。我国学者成中英提出了同时兼顾社会和心理两个层面的面子定义:“从客观上看,面子是指被相同社会或社区中的其他成员认可的社会位置,更多表现为在某特殊场合被特殊人认可的社会地位或价值;从主观上看,面子体现的是与社会关系及整个社会相关的个体自尊价值和自身的重要性。” [11 ]在他看来,面子既可以是个人在社会上获得的尊严,也可以是社会认可的公众形象。另外,大陆学者翟学伟从语义出发,独具匠心地区分了“脸”和“面子”,在学术界有一定的影响。

由于面子在中国社会的特殊作用,所以“顾面子便与个人自尊密切相连” [8 ]。“面子”成为中国人人际关系中的一个象征符号,在社交场合人与人之间是否给面子或面子给得合适与否 、足不足,往往是人际和谐与否的重要条件。

面子在某些情况下会涉及道德,在另一些情况下可以不怎么涉及道德。根据已有的研究,中国人的面子中包含多种需求。金耀基将面子分为社会性的面子和道德性的面子,这两个方面都涉及伦理问题 [12 ]。朱瑞玲认为,面子至少包含两种社会赞许的价值,一个是个人成就,一个是品德。由此发展出来的面子概念就有两种:一种是符合外在社会要求的面子(包括个人拥有的身份地位、政治权力、学术成就等),它是由社会所赋予的面子;另外一种是个人内化的道德行为,是来自自我要求的面子,不需要他人评价。据此,朱瑞玲依据“社会认可成就与社会控制手段两个维度(自律/他律)区分出四种面子,包括:自我合宜、良风善俗、自我期许之成就和社会赞许之成就” [13 ](见图1)。

我们可以看出:朱瑞玲的面子观不仅包括了“主观评价,还涵盖了社会认同” [13 ]。她的面子观涉及了道德品质、个人能力、社会成就、社会期待与评价等诸多方面,可以说,面子具有多维性。

教育领导面子方面的伦理问题主要出现在自我期许之成就和社会赞许之成就两个方面,他们希望在办学方面出成效,能引领学校发展。教育领导在面子方面容易出现两类伦理问题:一是做事如作戏,搞面子工程。如2009年湖北洪湖市螺山镇的A中学校舍本来就很宽裕,趁布局大调整,投入100多万元新建学生宿舍楼,显示校领导的“体面”,但却造成了资源的极大浪费。二是重名轻实。很多中小学校长,为了抓升学率,提高学校的名誉,轻视活动课程、校本课程,将活动课程交由班主任随意处理。三是进行面子交易。有的校长违犯了党纪国法,本应受到严肃惩处,却搬出老熟人、老领导、老同事、老同学等关系,串通上下左右去求情,说什么“不看僧面看佛面”,要求“变通办理”或“从轻发落”,而一些执法者碍于“面子”,往往拿原则送人情、作交易,该处理的轻处理或不处理,使执法执纪严重违规。这样表面上给了别人“面子”,实质上丢掉了党性原则。

“面子”中的虚假成分较多,所谓的“搞花架子”、“眼球效应”、“面子工程”就会越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不良作风就会大行其道,虚假的“面子”败坏了“求真务实”的优良作风,异化了正确的办学理念。

三、基于关系主义的道德领导规范构建

儒家关系主义背景下,关系支配性具有压倒性的影响力,儒家对人际关系的规定具有强制性的特点,当人际关系处于支配地位时,个人自己的意愿、情感和需求对于社会行为的影响就不及此人与其他人的关系对社会的影响大 [14 ]。关系支配性反映了儒家文化中的社会行为模式,与西方的个人主义行为模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儒家伦理思想强调礼节、地位的层级性,强调忍耐,注重人情。各级教育领导在面对关系、人情和面子问题时,往往会碍于面子和人情,不能严格地执行党和国家的教育政策,在处理问题时不能做到公平、公开。因而,构建符合儒家关系主义背景下的道德领导规范,我们的教育领导要尽可能具备以下伦理信念:

1. 树立平等之爱的关系理念

教育领导在应对关系时,应当一视同仁,尽量公平地与各类人群打交道。

公正主要体现为正义。柏拉图认为,正义就是给每个人以恰如其份的报答,就是把善给予朋友,把恶给予敌人 [9 ]。柏拉图的定义被后来历代思想家所认可,并成为公正的经典界说。根据他的定义,公正就是行为对象应得的行为,是给予人应得而不给人不应得的行为;相应的,不公正就是行为对象不应得的行为,是给人不应得,或不给人应得的行为。教育领导应对关系采用的爱有等差的处理模式,在关系群体中显得合乎情理,但合情合理不一定公正。例如,校长在招聘毕业生时,同等条件下,会照顾托人情或打招呼的人,或照顾亲友的子女,这样对于没有关系的毕业生来说就意味着不公平。

应对关系困境,需要社会公正。社会公正是社会行为主体的公正,是社会所进行的等利(害)交换行为,然而,社会通常是由能够代表社会意志的特殊的个人所代表,这种能代表社会意志的特殊的个人,就是社会的统治者、领导者或管理者。因而,社会公正就是社会领导者的管理活动的公正,是管理行为的公正。个人公正,就是被管理(者)的行为公正,是被领导者的行为和领导者的非领导行为的公正。不过,领导与管理行为的公正与社会公正不是同一概念,领导与管理行为的公正,也并非主要的社会公正,因为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社会管理行为,归根结底是各种社会行为规范的实现,社会行为规范的公正,就是制度公正 [15 ]。社会基本结构之所以是正义的主要问题,是因为他的影响十分深刻并自始至终。这种基本结构包含着不同的社会地位,生于不同地位的人们有着不同的生活前景,这些前景部分是由政治体制和经济、社会条件决定的 [16 ]。因而,制度的公正,说到底,需要法律的公正和道德的公正。

在道德公正方面,我们的教育领导在对待各种关系时应该一视同仁,而不是针对关系的亲疏而采取不同的对策。这样才能促进教育公正,为社会的法治建设提供榜样。

2. 公私分明的人情观

在教育管理领域,利用社会关系网进行寻租,托人情办事,收受人情贿赂,已经成为国内教育领域经常发生的事情。其核心不外是人情与权力的关系问题。

我们知道,教育管理领域与其他政治运作具有相似性。由于我国法治不完善,监督机制不太健全,权力的运用往往超出其界限。人情一旦与社会关系网结合,就会出现利益关系,教育领导的权力容易被滥用。正因为“权力在中国社会存在着任意性(当然也不能胡来),因此操作权术本身就是合情合理的,进而用人情攀上权贵就可能在其任意的一面获得权力的转让,实现权力的再生产” [7 ]。

因而,为了避免人情在教育领域的蔓延,教育领导要树立公私分明的交往法则,对于工作之外的事情,或者说,在私人事务上,教育领导可以用人情法则与人交往,以保持人际关系的和谐,如某位老师生病住院,可以亲自探望慰问。但工作上的事情,要坚持以“公平法则”来处理,如评选优秀教师时,可以颁布评优条例,采用公开打分的方式,透明操作。这样公私分明,既可以避免人情困扰,也可以提升教育领导的威望。

3. 为学校和儿童发展的面子观

面子包括道德脸面和社会脸面,前者是个人固有的,由个人是否实践道德原则所决定,在社会互动的情境中,不能用来作为交易的筹码;社会脸面则不同,它可增加也可以减少,而且可以转借,可以交换,成为社会交易的筹码 [8 ]。教育领导在面子方面的伦理问题主要体现在社会脸面。在社会脸面方面,教育领导惟有扩大学校的影响才能实现自我期许之成就和社会赞许之成就。问题就出在,自我期许之成就和社会赞许之成就有真有虚。正如有人说:在华人社会里,“爱面子”的人所争的“面子”可能是“虚”的,也可能是“实”的;前者是所谓的“徒有虚名”,后者则可能获得“实实在在”的评价 [17 ]。因而,中国人的“面子观”是虚实相间的,其实质是“自尊”和社会地位获得的途径、手段以及社会环境不一样。在法律环境相对完善的欧美国家里,人们的自尊更多地依赖公平、公正的制度认同来实现自身的价值和能力,从而获得“自尊”的满足。这样赢得的“面子”是实在的,是“荣”的体现。但如果社会法制环境不完善,甚至发生扭曲,那么,人们必然会寻求其他途径来实现和满足“自尊”的心理需求。这个途径主要是以权势等级、亲疏、利益所构成的复杂的人际关系网络。这时获取的“面子”是虚假的,其实是“辱”的体现 [18 ]。

教育领导应该以学校、教师和儿童的发展作为社会赞许的成就。学校是培养人的地方,学校办学的最终目标是学生的身心得到全面发展,造就学生健全的人格。主要途径是:改善学校的办学条件、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构建学校组织文化、激发儿童的学习兴趣。搞面子工程并不能最终提升学校的竞争力,也不能提高学生的学业水平。纯粹地抓升学率,会伤害学生的身心,导致很多儿童的心理出现问题。在应试教育还没有退出历史舞台的教育领域,教育领导抓升学率表面上看是为了提升学校的形象,实际上是搞面子工程,是为了获得社会地位的一种体现,获得了社会地位也就有了面子,实质是变相钓取名誉的一种“面子”观。这些虚的面子是应该放弃的。面子既是加强道德标准的社会戒律,又是维持个人道德完整的保证,是一种内部戒律。我们可以说,是扭曲的“面子观”导致了虚假的“面子”大行其道,是虚假的“面子”扭曲了人们的“自尊”心理需求,这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社会的公平。因而,教育领导应该正确对待面子问题。树立正确的面子观,求真务实,为学校实实在在的建设和儿童的身心发展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1]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上海学林出版社,1987.

[2]司马云杰.文化价值论[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

[3]Chen X P,Chen C C. On the Intricacies of the Chinese Guanxi:A Process Model of Guanxi Development[J].Asia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2004,(3):305-323.

[4]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5]梁漱溟.中国文化的要义[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社,2005.

[6]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7]翟学伟.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J].社会学研究,2004,(5):51-55.

[8]黄光国.儒家关系主义:文化反思与典范重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9]柏拉图.理想国[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10]David Yau-fai Ho(何有晖)·On the Concept of Face[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76,81(4):867-884.

[11]成中英.脸面观念及其儒学根源(1986)[A].翟学伟.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第二辑)[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12]金耀基.“面”、“耻”与中国人行为之分析[A].翟学伟.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第二辑)[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13]朱瑞玲.有关面子心理与行为现象之实证研究[D].台湾大学心理所博士论文,1983.

[14]何友晖,彭泗清.方法论的关系论及其在中西文化中的应用[J].社会学研究,1998,(5):34-43.

[15]王海明.伦理学原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16]罗尔斯.正义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17]陈之昭.面子心理的理论分析与实际研究[A].杨国枢.中国人的心理[C].台北:桂冠图书公司,1988.

和谐人际关系论文范文第6篇

医患关系是因健康需求而在诊治过程中所形成的一对相辅相成的特定关系,是医疗服务中最重要、最复杂的人际关系,主体是医患双方,现逐渐扩大为参与医疗活动的团体与求医相关社会群体的双方。医患关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和生态建设的重要方面,它是医生和患者之间最基本的关系,应该是一种相互依赖、亲密合作的关系。但在现实生活中,医患关系却因多种原因变得相互对立,剑拔弩张。据中国卫生法学会统计从1997年开始,医疗纠纷以平均每年翻一番的速度发展,这正是造成医患关系紧张的主要原因。据上海医科大学医院管理处对全国7所医院528份问卷调查结果显示:目前医患关系比较紧张与紧张的占29.22%,比较和谐与和谐的占24.23%。数据中可窥一斑,认为医患关系紧张的比例高于认为和谐的比例,医患关系紧张趋势正在加重。党的十七大确立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之后,医疗卫生事业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诊疗水平逐步提高,特别是医疗技术显著提高,但同时,医院存在不合理收费、不合理用药、医务人员服务态度生硬、冷漠等行为在个别医务人员身上还能看到,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依然存在,导致医患矛盾产生、甚至是激化而出现一系列的不和谐现象。总体而言,医患关系正趋紧张状态。

二、影响和谐医患关系的原因分析

医患关系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存在于社会联系之中。表面上看,医患关系紧张是发生在医与患之间的,但其背后有广泛的社会背景,受到政治、经济、社会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与制约。

1.制度原因是根本。“看病难,看病贵”,制度成根源。由于当前的医保制度,患者看病绝大部分报销比例较少,自付比例较高,患者把就医行为理解为消费行为,导致认识上的错误。现行的政策对于大型的综合医院给予了一定的经济支持,但医疗体制的改革滞后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医院的补偿机制尚未理顺,补偿严重不足;同时大部分的医院包括基层的医疗机构都需要院方自己解决职工工资、福利等成本,以致“以药养医”和医疗服务的价格服务偏高的情况仍然存在,导致看病难、看病贵,加深了社会舆论以及老百姓对医疗行业的不满和误解。同时,医疗服务资源不足和配置不合理现象并存。

2.院方责任意识渐淡薄。医方出于生存,同时也在利益的驱动下,将医患关系物化,“开大处方”,甚至“收红包”,一味追求经济利益,责任意识淡薄。同时针对和谐医患关系的建立,医院未采取有利措施,对医生也疏于管理,对医护人员的医术、伦理教育欠缺。同时医院缺乏人性化施医的理念。资源出现短缺,优秀人才比例少,全科医生缺乏,医学法学复合型人才稀有,以及医疗设备的稀缺等医疗资源也成为和谐医患关系构建的瓶颈。

3.医务工作者忽视了人文关怀。作为医务人员,在诊疗过程中不能始终贯彻以人为本的思想,也不能谨记人文主义的精神,在利益的驱动下,个别医务工作者甚至触犯法律;个别医务人员工作态度冷漠,对患者缺乏人文关怀,不能做到人性化的医疗服务,更加深了医患双方的误解和鸿沟;现行医疗服务行业人员素质、技术水平参差不齐,医患之间缺乏信任、理解,不能换位思考,几乎没有沟通,医生为躲避责任,保护自己,采取“小病大检查”,开不必要的检查单,加深患者对医生的失望;医生在医患关系中处于主导地位,医生凭借自身在医学知识技能的优势,忽视患者的知情同意权。此外,由于医患双方的立场不同,医患双方信息不对称,缺乏沟通,也是造成医患关系紧张的原因之一,现有的服务模式也无法得到正常沟通。

4.患方医学常识需加强。患者方面由于在医患市场中处于弱势地位,所以一直倍受同情,在提到医患矛盾时,大家的矛头首先指向了医方。所以现实中,由于患者的期望值过高,对医学的局限性不了解等将医生神化、医术神化,认为医术万能与现实产生落差,因此,产生失望等消极情绪。根据中华医院管理学会维权部的调查统计,由于患者对医学知识的不了解,对医疗期望值过高而引发的医疗纠纷占93.8%,希望少付医疗费用的占51.5%,无理取闹的占49.5%,对治疗不满意的占37.6%。另外,随着全民法律意识的提高,维权意识增强,更加重了医疗纠纷发生的频率。此外,现有的关于医患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的法律规范仍有漏洞,立法不健全;社会民生问题多,高房价、难就业、收入不公平等现象,加深了矛盾激发的可能;社会新闻媒体为博取眼球,追求效益,故意挑事端,进行不实报道,以点概面,对医患紧张关系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社会对医疗行业的特殊性普遍存在不理解现象等原因也成为了造成目前医患关系紧张的原因之一。

三、从生态文明视角探讨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途径

中国将严肃查处医疗卫生领域乱收费,、以医谋私、收受红包、开单提成和医药购销领域商业贿赂等违法违纪行为,严肃行业纪律。老百姓看病贵、看病难问题一直是一个热议话题,如何建立一种和谐的医患关系需要政府、医院、医生、患者和社会的共同努力。造成医患关系紧张的原因有很多,因此,缓解的途径也有多方面的。从生态文明视角来看,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途径主要有三点。

1.政府应加快相关制度建设。政府加快和谐社会建设的相关制度建设,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为和谐医患关系的构建提供智力支持和制度保障。生态文明建设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实际行动,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具体要求,是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根本要求,也是构建和谐社会、和谐医患关系的战略任务与重要支撑。这就要求政府对医院要加大资金投入和技术支持,保证医保制度有效运行和可持续发展。实施宏观调控扩大社保基金筹资渠道,吸收外资和私人资本进入医疗卫生行业,增强了公共医院的竞争力和运行资本。完善社会救助体系,鼓励社会办医。政府要采取切实可行、有的放矢的办法缓解医患矛盾。健全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和城市社区服务体系,实现医疗资源的合理配置,解决看病难问题。要真正做到“以人为本”,迎难而上,扭转公立医院运行机制上不适用公益性目标的现状,加大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力度。积极推动医疗信息生态建设。目前,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场以电子健康档案为核心的医疗卫生信息化建设。患者个人的就诊信息也能全面反映出来,有利于更准确、全面的诊断,也免去了患者各种不必要的检查,减轻了患者的经济负担,缓解了医患矛盾,增进了医患互信,政府应该负起责任,尽快调动各相关机构、人员的积极性,推动信息生态建设。政府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找到医患关系紧张的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狠下决心,共建和谐医患关系。要畅通群众请求渠道,广开言路;聘请社会监督员,监督医院的医法医风;设立投诉中心,医学法律咨询中心,让患者有地方可说话;开展患者满意度调查,可效仿电信公司进行打分制,督促医方的责任的担负;改变原有的评价模式,将生态环境建设、文明环境建设纳入到考核模式,调整医院的办医目标。政府要加大生态文明道理的宣传以及和谐社会目标的宣传,积极通过舆论化解医患矛盾,鼓励换位思考;引导媒体宣传医患之间美好的情感,为医护人员创造良好的执业环境,提高其职业荣耀感。

2.医院要转变观念,树立文明意识。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要求医院要转变观念,加强管理,推进文明医院建设。医院要将自身定位为公益性质,改变原有的单一的追求经济利益为主要目标的评价体系和业绩考核,更加注重对医法医风医术口碑的考核,加强医法医风建设和医学伦理教育,尊重生命。医院是社会为民办实事的平台,是群众享受改革开放成果惠及的地方之一,不能成为追名逐利的场所,医院要真正确立自身公益性质和地位,从机制上消除或逐步消除医患之间在经济利益上的对立和冲突,真正保证“病有所医”。同时合理利用一切资源,节约资源,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浪费,也避免加重患者的负担,改变“开大处方”的现象;在医疗垃圾的处理上要遵循保护环境的原则,进行垃圾分类,减少对自然的消极影响,从而保护生态环境;院方为患者提供干净整洁的就医环境,使患者舒心。另外,政府想要构建以电子健康档案为核心的医疗卫生信息化体系,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医院等医疗卫生部门的配合,所以,这些机构需要梳理大局意识和生态文明的观念,主动、积极的将自己的信息拿出来共享,推进中国卫生行业的信息互通和信息化,带动公共卫生服务的均等化和现代化。

3.医务工作者和患者都需要加强自身修养,提升认知水平。医患关系说到底最直接的关系就是医务工作者和患者的关系,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都是可以调和的,不论是医务工作者还是患者,都需要学会换位思考,相互理解,更需要加强自身的修养,提升认知水平,梳理生态文明的观念。理论是实践的先导,相信做到这些,和谐的医患关系指日可待。第一,对于医务工作者来说,要积极奉行“救死扶伤”的人道使命,尊重患者,遏制商业化倾向,避免功利主义,注重细节服务,真心对待患者;加强医学伦理修养,遵守行善原则、尊重原则、不伤害原则、医疗公平原则、知情同意原则、治疗最优化原则、生命价值原则,尊重生命,真正做到以人为本,实行人性化的医疗服务。医者要加强理论学习,提升医疗水平,真正为患者减轻痛苦;改变原来生硬、冷漠的服务态度,与患者加强沟通,缓解医患矛盾。第二,对于患者来说,要尊重医生,信任医生,相信科学,同时也要理性对待医疗结果,改变不合理的认知观念,学会处理不良情绪,理解医生及医学,遵守生态文明的精神实质。另外,谈到“看病难”,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大医院人满为患,小的社区医院、诊所无人问津,一些感冒发热等常见问题也都往大医院跑,这也需要患方重新理性认识,科学就医。和谐医患关系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生态文明建设也需要全社会的支持。

和谐人际关系论文范文第7篇

二、命题作文

1?郾 北京卷:情理兼备,展示大情怀

【试题回放】请以“仰望星空与脚踏实地”作为题目,写一篇不少于800字的文章。除诗歌外,文体不限。(60分)

【审题与构思】题目“仰望星空与脚踏实地”,直接对应着这么一个小故事:2010年5月4日,国务院总理来到北京大学,与同学们共度“五四”青年节。北大书画协会会长李丹琳在活动现场写下一幅“仰望星空”的书法作品赠送给总理,总理也当即挥毫,写下“脚踏实地”四个字送给北大师生。目前,总理的题字珍藏于北大校史馆。

构思这道关系类作文题,首先要明确既然是关系题,那么重在揭示“仰望星空与脚踏实地”之间的关系,而不能“厚此薄彼”,只写其中一个方面。其次,要准确解读“仰望星空”与“脚踏实地”的含义。相对而言,“脚踏实地”无须费神思考,指的是步步踏实,不能眼高手低、光想不干。至于“仰望星空”,容易想到温总理写过的一首著名诗歌《仰望星空》,其中有“那无穷的真理/让我苦苦地求索、追随”“那凛然的正义/让我充满热爱、感到敬畏”“那博大的胸怀/让我的心灵栖息、依偎”“那永恒的炽热/让我心中燃起希望的烈焰、响起春雷”等启人深思、振奋人心的诗句。此外,据说古希腊智者泰利斯某天仰望星空时掉进了眼前的井里,婢女嘲笑道:“你连远在天边的、那么深刻的问题都能想明白,可是偏偏对自己鼻子底下的东西看不明白。可笑!”黑格尔听到这个故事后说:“只有那些永远躺在坑底从不仰望天空的人,才不会掉进坑里。”关于“星空”,康德则另有一句名言:“世界上惟有两种东西震撼着我的心灵:一是头顶灿烂的星空,二是心中崇高的道德法则。”康德的道德律来自人的理性自觉,故而他赞美天空,其根本是在赞美人的道德自觉。这样看来,所谓“仰望星空”可有两层理解:一是指人要树立远大的理想和崇高的目标,追求自己美好的未来;二是不限于自身,体现的是对纯净、对美好以及对人类幸福的博大追求。也就是说,“仰望星空与脚踏实地”实际上是“理想”与“实践”的关系问题。需要注意的是,对“仰望星空”不能仅仅理解为展望未来,而根本不涉及对自己的将来有所设计。

【点拨与提醒】面对“仰望星空与脚踏实地”,常规立意自然是做人既要有远大的理想、高尚的情怀,同时也要踏实务实、戒骄戒躁,从平时的一点一滴做起。当然,也可在兼顾二者关系的前提下,偏重于提倡“仰望星空”,或更强调“脚踏实地”(比如过去我们总是批评“好高骛远”、强调脚踏实地,而不给予青年人“天生我材必有用”之类的鼓励。在当今时代,不少人知道老老实实干活,却缺少一点远大的抱负与强烈的责任感)。

具体落笔时,可以记叙经历或编造故事,书写感人事件;也可直接发表议论,例如评议“仰望星空”能促进我们更好地“脚踏实地”(可引用的名言俗语,有“贴着地面行走,不在云端跳舞”“埋头拉车,还要抬头看路”等);甚至,你可以大胆地选用剧本、科幻小说、寓言等另类文体。

2?郾 江苏卷:鲜明的时代特色和生活味道

【试题回放】绿色,生机勃勃,赏心悦目。绿色,与生命、生态紧密相连。今天,绿色成为崭新的理念,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

请以“绿色生活”为题写一篇不少于800字的文章。要求:①角度自选;②立意自定;③除诗歌外,文体自选。(70分)

【审题与构思】面对“绿色生活”这一短语,很多考生首先想到的是环保主题,这当然不错。我们完全可以展望美好的“绿色生活”――以“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的上海世博会,就留给我们绿色的话题;东京协议、哥本哈根会议、碳排放指标;绿色环保组织;可可西里藏羚羊志愿保护者;全球熄灯1小时活动;无烟日、无车日;公交优先发展战略;新能源计划;绿色标志越来越多;生物高科技成果迭现;等等。相关素材不可谓不丰富。

但是,环保不是唯一的主题。其实,试题提示语通俗而深刻,层层深入地暗示了多个写作角度,需要我们细加品味:(1)“绿色,生机勃勃,赏心悦目”,此句是对“绿色”的描述,可谓观其形;(2)“绿色,与生命、生态紧密相连”,此句是对绿色“功用”的阐释,可谓析其质(“与生命……”,直接让人想到绿色食品等);(3)“今天,绿色成为崭新的理念,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此句是对绿色的“价值”进行嫁接,可谓搭其桥――关键在于这一句,它把“绿色”上升为价值理念,将它与生活对接,意味着对生活潮流的引领。由此不难发现,“绿色生活”还有另外一个拓展方向,其关键在于敏锐地把握“绿色”的多重含义:“绿色”有“健康”之意――健康生活可从正反两面展开理解;“绿色”是植物的颜色,有生命、青春和纯净的含义――生机勃勃地生活,充满诗意地原生态地生活。至于与“绿色”相对立的,自然可说是“黑色生活”或“白色生活”。

【点拨与提醒】江苏命题组与阅卷组专家多次强调:题目前的提示语只是为中下水平考生而作的“友情提醒”,“要清醒地、自主地审视作文命题的‘提示语’,不要受它的‘心理暗示’造成几万人、十几万人‘一窝蜂’,复制、克隆‘提示语’的内容和关键词,不要把‘提示语’视为不可动摇的‘金科玉律’而不敢提出正当的、合理的质疑”,“不要受作文命题‘提示语’的心理暗示,集体无意识地扑向同一个写作目标”。构思本题,怎样从提示语的“提示”中突围,使自己的文章抛弃一般应试作文的陈见而步入佳境呢?试择要列举:

一是反向立意以求新。比如你可以由生态与发展的关系论“绿色生活”(也就是谈保护环境与改善生活的“度”如何拿捏),提出“我当然赞成绿色生活和‘人与自然和谐’,只是,我们不能仅强调绿色而忽视发展,发展才是硬道理”,即偏向于“发展”但又力求辩证、力求“中庸”;同时提出“发展有时候会毁掉一些绿色,这避免不了,绿色该让步就得让一点步”“绿色自身也该求发展”“要坚决反对‘伪绿色’”等一系列新见解。

二是高远立意以求深。比如你可以在“绿色生活”前加上“学生”这一限定,专谈对“绿色生态式”教育的思考,发出“迫切地期盼我们学生的生活能早日少一点‘灰色’,多一点‘绿色’,迫切地期盼我们的教育也像GDP那样飞速发展起来,迫切期望我们的孩子里面将来既有青青小草般的雷锋式普通战士,也有参天大树般的爱因斯坦式的大方之家――伟大的民族应该诞生伟大的人物”这样的心声。当然,你也可以直陈弊端,切中肯綮地剖析当前阻碍实现“绿色生活”的深层次原因(诸如发展现状的制约、理念还没有切实地深入人心、人的欲望太多太疯狂等)。

三是尽可能发人所未发。比如“绿色生活”似乎还有许多待解之谜,像转基因食品的前景,就并非一片看好;气候是否真正在变暖,也还有歧见……如此入题,自然可让人眼前一亮。

3?郾 湖南卷:简洁而多意蕴

【试题回放】请以“早”为题目,写一篇不少于800字的议论文或记叙文。(60分)

【审题与构思】湖南高考作文具有以下特点:

(1)凝练扼要,不乏意味。以独字题形式出现的高考作文题,有2003年上海卷的“杂”、2004年上海卷的“忙”、2006年四川卷的“问”,以及2006年安徽卷的“读”等。这些考题,或因立意、取材上重思辨、具深度而赢得好评,或因空间过于开阔、限制性严重不足而受到批评。这样看来,用独字命题,关键是能否选出一个意蕴丰富的“字”来。应该讲,“早”这道题还是较有文化底蕴的――彰显一种敢为天下先的勇气,也能体现开放精神和素质教育的导向。

(2)既有可写的余地,又能考查学生的思维拓展。构思作文时,可采用组词法、添加因素法,在化大为小中确定写作方向(如“难能可贵的早”“更有早行人”等)。另外,应围绕“早”积极展开辐射性思维。思维的触角可以伸向大千世界,古今中外(比如想到早作预防,进而联想到汶川地震前能防患于未然进行防震预演的“最牛希望小学”)。要联想与该题相关的名言警句、诗词歌赋、寓言漫画、新闻报道,以及影视节目等。比如吴伯箫的《早》,通过对三味书屋的陈设、腊梅花及鲁迅书桌上“早”字来历的描述,教育人们珍惜时间,学习鲁迅先生时时早、事事早的精神;比如成语“无利不起早”指有利可图就很早起来,比喻为了图利而从事某事;比如想到夫妻吵架时,有人会说“早离早散早好”;比如“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等古诗名句;比如作战前抢先占领制高点;比如农业生产中的春茶买“早”。要注意“早”的基本义、引申义及比喻义,在充分发掘题目内涵不同侧面、不同层面的基础上,认真筛选、整理、深化,从而选好角度。只要学生平时注意积累,考场上决不会愁无米下锅。不过,要把文章写得深刻、高远,还是有一定难度的。事实上,除了正面立意,谈“做任何事都要走在前面”外,也可大胆质疑,亮出新见,比如“早慧”“早熟”固然可喜,但“大器晚成”的事例比比皆是。比如“早”也可能是一种急功近利(王安石笔下的方仲永就是一例;农牧业中使用催熟剂、速生药、瘦肉精,让鸡鸭提前下蛋,让肉制品提前走上餐桌则是浮躁心态造成的恶果);此外,《城东早春》写“诗家清景在新春,绿柳才黄半未匀”,“早”还给人一种清新、稚嫩的感觉。

【点拨与提醒】从文体选择看,记叙、议论都合适。写议论文,如果立论为“人生路上早规划”,可引用“早起的鸟儿有虫吃”“人勤春早”“鸡鸣早看天(未雨绸缪)”“笨鸟先飞早入林”“一年之计在于春,一天之计在于晨”“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等。写记叙文,可以通过一个故事含蓄地揭示相关道理,例如“不要过早加重孩子的负担,还孩子一个快乐的童年”“早起的虫子被鸟吃,不该盲目地抢在前面”“厚积才能薄发,不要老想着‘出名要趁早’”等。还可关注农村生活,虚构与“早”有关的小小说(也属记叙文范畴),比如以前老一辈农民起早贪黑一辈子,连温饱问题都难以解决,新一代农民得益于政策好,又掌握了科学技术,不仅穿衣吃饭不成问题,还盖了楼、买了车,种田相对轻松,再不必起早贪黑了。当然,所叙事件要有情趣,有引人思考的余味。

4?郾 浙江卷:理性与感性并举

【试题回放】阅读下面的文字,根据要求作文。(60分)

传说有的雏鸟长大后,会衔食喂养衰老的母鸟,人们把这种现象称为“反哺”。

人类社会也存在着类似现象,年轻一代对年长一代的文化影响被称之为“文化反哺”。千百年来,在以父辈对子辈施教为主流的正统传承方式下,文化反哺犹如潜流,隐而不显。但在迅速变化的当今世界,年轻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反哺能力。他们在科学知识、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审美情趣等各个方面,越来越明显地影响着年长一代。施教者与受教者之间,角色常常发生转换。

请针对上述现象及所反映的问题,以“角色转换之间”为标题写一篇文章。你可以讲述故事,抒感,也可以发表见解。

[注意]①角度自选,立意自定。②除诗歌外,文体不限。③不少于800字。④不得抄袭。

【审题与构思】浙江卷作文题把“文化反哺”与“角色转换”结合起来,两者都富有时代感,其中“文化反哺”更是新近引发关注的社会文化现象,但同时又是当今生活中的普遍现象。

在亮出“角色转换之间”这个标题前,命题人加了一句“请针对上述现象及所反映的问题”,这无疑是一个重要的限制。那么,供料中涉及哪些“现象”?显然是两类:一是鸟的“反哺”,这体现的是感恩、回报、百善孝为先(这也是一个写作方向);二是“文化反哺”,这个概念就新了、耐人咀嚼了。为帮助理解“文化反哺”,试题从多个层面作了解释――“年轻一代对年长一代的文化影响被称之为‘文化反哺’”,这是直接给出定义,其中核心词是“文化影响”;“千百年来,在以父辈对子辈施教为主流的正统传承方式下,文化反哺犹如潜流,隐而不显”――这一句告诉我们“文化反哺”受“传承方式”的影响;“但在迅速变化的当今世界,年轻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反哺能力”――这是交代“文化反哺”成为热点的原因;“他们在科学知识、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审美情趣等各个方面,越来越明显地影响着年长一代”――这一句很管用,它化“虚”为“实”,明确提示作文具体的切入角度(可以说使题目变得感性了、贴近考生生活了),“越来越明显地影响”则暗示应在对比中凸显两代人观念的碰撞、生活方式的反差及审美情趣的差异;“施教者与受教者之间,角色常常发生转换”――这是再一次强调后一个语段谈的是“施教者与受教者”的“角色”在转换。再来读标题,需要注意的是,“角色转换之间”与“角色转换”并不等同,既不能专注于“角色”,也不可纠缠于“转换”,命题的亮点和写作的出彩点落在“之间”二字上。如何理解和把握“之间”,便是审题细粗、准偏、优劣、高低、深浅之关键。

【点拨与提醒】面对这样一道文化与思辨并重、理性与感性兼举,很有新意又设置了一定审题障碍的考题,考生该如何立意呢?可有如下考虑:

(1) “角色转换之间”,体现的是时代的进步。当今社会数字技术、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网络文化、跨地域文化的交融,无不告诉我们世界正瞬息万变,人类的知识正以“每三年就增长一倍”的速度递增,而“文化反哺”正是社会变迁的产儿,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它正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

(2) “角色转换之间”,折射的是开放的观念。“文化反哺”是当下多元社会中一道特别的风景,体现着民主、平等、沟通的思想观念;我们并不否定传统的文化传承方式所具有的地位和作用,但是,单向的文化传承已向双向甚至多向的方式迈进,我们不能忽视它的存在。

(3) “角色转换之间”,呼唤传统意义上的施教者(即年长一代)放下架子,学会调整。以学校教育来说,传统教育中“唯师是从”的专制型师生观已成明日黄花,狭隘的认识已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潮流。“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这“三人”中应包括自己的学生;向学生学习,与学生一起学习,无形中缩小了教师与学生的距离,增加了亲近感,能有效促进教学的良性发展。

(4) “角色转换之间”,要求新一代的施教者学会站在对方立场上考虑问题,对上一辈的人多一点理解,并注意“影响”对方时采取的方式方法。

(5) “角色转换之间”,需要双方互相体谅、互相尊重,有时不妨求同存异(这方面,作家张晓风的《买橘子的两种方法》可供参考)。

从文体选择的角度看,考生可记叙、可议论,或描写、或抒情,也可以多种表达方式综合运用――总的要求是将表达的重点放在“我经历”“我感受”“我思考”上,要突出“我”的真实感悟与独特认识,也就是个性色彩。尤其是写记叙类文章,一定要热情地拥抱生活,抒写性灵(可在叙事的基础上作画龙点睛式的升华)。这里的“生活”,自然指现实生活、当今时代的生活,所讲故事应是和自己紧密相关、鲜活感人的,写古人、伟人的故事根本就不合适。

5?郾 重庆卷:化解“难题”靠见识

【试题回放】请以“难题”为题目,写一篇文章。(60分)

要求:①立意自定;②除诗歌外,文体不限;③不少于800字;④不要套作,不得抄袭。

【审题与构思】重庆卷偏好拟制命题作文。将2010年的“难题”与前两年的“在自然中生活”“我与故事”相比照,可以看出三道题一脉相承。“在自然中生活”切合考生“亲近自然”“摆脱羁绊、自由发展”的心理愿望,“我与故事”包蕴生命中健康成长、自我丰盈这一思想内涵,而“难题”引导学生关注“难题”、直面“难题”、反思“难题”乃至攻克“难题”,也体现贴近生活的特点和“文以载道”的指向,反映了命题者在设题上的“守正”态度。

“难题”,《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不容易解决或解答的问题”,组词举例有“出难题”“数学难题”“再大的难题也难不倒咱们”等。在社会生活中,“难题”可谓无时不有,又处处存在。因此,本题可写内容宽泛,考生容易下笔。就取材范围而言,大致可考虑六个范畴――个人、家庭、校园、社会、历史和自然;具体可涉及个人心理调节与观念转变、人与人融洽相处、保障校园安全、防止金融危机之下经济二次探底、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等方方面面。需要注意的是,若写记叙类作文,应谨防选材低幼化、雷同化,不能仅仅说一些鸡毛蒜皮的事。一般而言,选写学习上解出某道难题等,文章就较难体现出一定的情趣与深度,也就很难出彩。

本题常规立意,自然有“抵抗住种种诱惑是个难题”“学会放弃,对很多人来说是莫大的难题”“食品安全是个亟待解决的难题”(以上偏向于“是什么”);“直面难题才能解决难题”“坚持正义、问心无愧,才能战胜自我、破解难题”“拥有一颗坚强的心、敢于克服恐惧心理,才能攻坚克难”“世上没有救世主,解决难题只能靠自立自强与自救”“应及时解决一个个小难题,不要让它们逐渐堆积,最后成为难以化解的‘死’题”(以上偏向于“怎么办”)。如何求新、求深呢?辩证思维与反向立意,无疑是不二法门。例如:

(1) 有些难题看似“难于上青天”,其实,只要你推开那扇“虚掩的门”,它也就不成为难题了。

(2) 解决难题,治标更应治本。

(3) 破解难题有时须寻求他人的帮助,不能仅凭一己之力。

(4) 解决难题需要勇气,更需要智慧(所谓以柔克刚、曲径通幽可解难);有些情况下不妨暂时搁置难题,待时机成熟后再去应对,它自然会迎刃而解。

(5) 我们要感谢难题,因为它能激发一个人的斗志和凝聚一个群体的人心。

【点拨与提醒】写法上也可创新,这里提示三种思路:

(1) 谋篇布局上可采用片段组合的形式。比如有篇时文《给困难起名字》,不正面提出“我们面对困难不应害怕”这一观点,而是从“给困难起名字”的角度切入;困难的名字从一个字、两个字、三个字到四个字(分别为“你给困难起了一个只有一个字的名字,叫做‘坎’”“我给困难起了一个两个字的名字,叫做‘弹簧’”“他给困难起了一个三个字的名字,叫做‘绊脚石’”“我们给困难起了一个四个字的名字,叫做‘小菜一碟’”――其实是用了四个比喻),故事的主角由你、我、他到我们,作者用一种新颖的形式,把四个并不新鲜的小故事组合成一个整体。与众不同的切入点加上形式上的突破,使本来普普通通的“故事+感悟”式的文章顿时显出新意来。

(2) 转换视角,以一个父亲(或母亲)的口吻谈摆在天下父母面前的教育难题;或用植物、动物或某种抽象的观念、意识的视角,审视人世间的“难题”。

(3) 还可构思一篇“难题自述”。

6?郾 江西卷:找回“上帝赐予人类的财富”

【试题回放】阅读下面一段文字,按要求作文。(60分)

美国著名歌手迈克尔・杰克逊在《童年》中曾深情地歌唱:“你见过我的童年么?我在寻找我来自的世界。”童年,本应天真烂漫;童年,本应百无禁忌;童年,本应无忧无虑……可是今天,令人神往的“童年”却渐行渐远,正从我们身边消失。

请以“找回童年”为题写一篇文章。

要求:(1)写议论文或记叙文;(2)立意自定;(3)不少于800字;(4)不得抄袭。

【审题与构思】2009年江西高考作文以“蔡铭超拍下兽首铜像又拒绝付款”为材料,要求针对“蔡铭超的行为”发表看法,试题注重塑造学生的“社会品质”,引导他们关心社会生活,其出发点是好的,但因高三学生对兽首拍卖的相关背景所知较少,仅凭题目供料发表议论,难免束手束脚,浮泛空洞,出现很多偏差与漏洞。今年改考命题作文“找回童年”,应该讲,在要求考生学会思辨,做一个有感情、有思想的人这一点上,两道题体现出了某种共通之处。

看到“找回童年”这个题目,不禁让人心生无限感慨。“童年”,本义指“儿童时期,幼年”,就像提示语中所说,“童年”是“我来自的世界”,本该“天真烂漫”“百无禁忌”“无忧无虑”,然而,在巨大的升学压力面前,在传统的人情世故面前,在一些流行文化的冲击之下,“令人神往的‘童年’却渐行渐远,正从我们身边消失”。只要稍加审题,考生不难发现题眼在于“找回”二字,而说“找回”,不可避免地先要深思“童年”的“失去”。

【点拨与提醒】联系现实生活,我们可有如下考虑:

(1) 人的发展立足于童年这一根基,但是,当今儿童所过的已不是“童年”;应该让孩子们按自己的天性来生活,来成长,不能人为地给他们施加很多压力,添上诸多禁忌,比如用各种各样的特长培训扼杀童真童趣,使他们无法享受本应单纯的快乐岁月。就像有学者指出的:“在破坏童年的生命本性和生态性的时代,不管孩子们的物质生活得到怎样好的保护,他们一定是不幸福的。游戏性的身体生活,心灵可以‘闲逛’的时间,给生命带来充实感和扩充感的读书的快乐,当这些滋养儿童精神成长的生态性‘食粮’被功利主义的应试教育剥夺之后,童年的幸福就只能是天方夜谭。”又如现在网络上那些儿童模特,像成人一样穿着、走秀,受网民们热捧、喝彩;还有一些“00后”博客上老道“巧慧”、无所顾忌的语言……童年在大众文化盛行的今天,正经历着某些变化。很可能是,这个世界越丰富多彩,我们需要为儿童做的就越多。

(2) 对于青年学生乃至成年人来说,“找回童年”更多地意味着找回“童心”;童年是上帝赐予人类的财富,“童年”代表着纯洁与神圣的爱、善良与美好的心。

(3) 追问如何“找回”。答案可以是摒除贪念,培养高雅的生活情趣;可以是从孩子们身上寻找到自己童年的影子,等等。

(4) 把“童年”视为一个哲学概念,由“人类的童年”入题写“找回”。尼尔・波兹曼写于上世纪的《童年的消逝》认为,“童年”不是一个永久性的概念,它从产生到即将消逝,也就经历了几百年的时间。的确,我们在灯红酒绿、熙来攘往的城市生活中,逐渐丧失了追求梦想的信念、忽略了内心的和谐,迫切需要找回“人类的童年”,进而拯救心灵生态。换言之,现代人呼唤道德回归,其实正是在呼唤人类社会童年时代的那片星空,以求返璞归真。具体一点,可写找回“人类文化的童年”(如人文主义精神)、找回“人类童年的牧歌”(如我们祖先的环保理念)等。

(5) “找回”只是一种愿望、一种行为,其结果有两种可能:能“找回”和难以“找回”。由此可反向立意:我们行走在消逝中,童年、童真是没法找回的,不要对此心存奢望。

7?郾 广东卷:范围开阔,便于发挥

【试题回放】阅读下面的文字,根据要求作文。(60分)

你我为邻,相互依存。“你”可以是有形的,也可以是无形的;“邻”无法回避,却可有所选择。

请你联系自己的生活体验和感受,以“与你为邻”为标题写一篇文章,自定文体,不少于800字。

【审题与构思】在经济高速发展、社会矛盾渐趋突出的今天,如何处理好人际关系,是摆在全社会(包括广大考生)面前的一个重要话题。广东卷作文题“与你为邻”由此切入,可以说契合了教育家陶行知倡导的“生活教育”的真义。同时,此题又不局限于人际关系这一题材范畴――人不是动物,他生活在自然、人群中,也生活在社会、文化等环境里;人必有“邻”,这个“邻”可实可虚,大有讲究,写作时以何者为“邻”,颇能见出考生的人文视野和价值观,以及作文选材构思的能力。试题内涵丰富,外延宽广,写作空间比较大,能让绝大多数学生有内容可写。考生可从不同角度选材立意,可以用记叙、议论或抒情等多种表达方式写作。

(1)关于审题。从审题角度看,此题难度略高于2009年的“常识”,但比2008年的“不要轻易说‘不’”容易得多。作文审题应结合提示语展开。提示语共两句,可分三点加以解读:①“你我为邻,相互依存”,这一句说的是既然“为邻”,也就存在“相互依存”、互为依靠的关系。②“‘你’可以是有形的,也可以是无形的”,这一句很是耐人寻味,有形的“你”自然包括邻居、邻座、邻县、邻国等(还可以是邻近的物与环境,如花草树木等),那么无形的“你”呢?其实可包括道德品质、思想情绪、风俗风气、精神面貌、文化艺术等。“你”的定位一旦明确,对标题中隐含的“我”的界定,有时也会随之变化(如“你”为邻国,则“我”就成“我国”了)。③“‘邻’无法回避,却可有所选择”,“有所选择”显然是就“我”的情感、态度而言的,具体表现为喜爱、仰慕或批评等,也可以是敬而远之(若写“憎恨、厌恶、鄙视”等,当然不是不可以,但总显得小家子气,格调、境界上略有欠缺)。本题审题难度在于一个“邻”字,严格推敲起来,“为邻”与“相处”还是有区别的――“邻”意味着两者有一定的距离,如何把握好这个“邻”,至少能自圆其说,这是对考生的一个考验(如果写“与金钱为邻”“与亚运为邻”,相对就有点牵强)。

(2)关于立意。本题立意是多元的,直接写与邻居、邻座相伴相随,也是不错的选择。你可以写得很家常很纯粹,甚至相当“故事化”。事实上,日常生活中蕴藏着生命里最奇崛的波澜。人生的百态千姿,都在日常时光里光怪陆离;困惑、迷惘、坚忍、顽强、友善等等,都在日常生活中点滴汇聚。生活中的故事,生活中的感喟,也能使笔下文字多姿多彩。当然,作文立意也可新巧些,比如写“人与自然为邻”“嘴巴与眼睛、耳朵等为邻”,比如写“我是学生,学生就要努力读书,那么我与谁为邻?当然是‘努力’了”;再从“你”“我”关系考虑,不限于表现尊重、感激之情,实际上也可以是“我打算改变你”,甚至是“你再不……我可真的要舍‘你’而近‘他’了”;此外,“邻”是个空间概念,但也可从时间角度考虑“你我为邻”。

【点拨与提醒】考生要从自己积累的种种生活素材和阅读所得中,精心选取典型性强、有动情点的材料,采用恰当的表现手法和生动的语言文字,来诠释文章主题。如果是记叙文,要以情动人、具有较强的感染力。如果是议论文,首要的是观点鲜明,材料以一当十(在此基础上又有新意,那自然更好),只有理由充分,分析到位,才能以理服人。像孔夫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西方谚语“爱邻如己”,都是调节人际关系的金口玉言,都可引用。再从体裁上看,可采用书信体,比如“写给邻国(日本或韩国)的一封信”;写成日记体或小小说等,也是不错的选择。

三、话题作文

天津卷:引导考生关注自我的“世界”

【试题回放】阅读下面的文字,按照要求作文。(60分)

世界似画笔下缤纷的色彩,世界如琴弦上跳动的音符;世界因创新而进步,世界缘和谐而温馨;世界可以存在于神奇虚拟的网络,世界更演绎着平凡真实的人生;世界说起来很大,世界其实又很小……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世界,每个人都生活在世界之中。请你结合自己的体验和感悟,以“我生活的世界”为话题,写一篇文章。

要求:(1)自选角度,自拟题目;(2)除诗歌外,文体不限;(3)不少于 800字;(4)写出自己的真情实感;(5)不得套作,不得抄袭。

【审题与构思】好的作文题应该让绝大多数考生“有话说”,又能区分出哪些考生“说得精彩”,这样才有“区分度”。从这个标准看,天津卷的话题作文“我生活的世界”无疑是成功的。这道题生活气息浓郁,主体意识突出,时代特色鲜明,选材空间宽广,考生有话可说,能写出真情实感,切合高中新课程的要求。

“我生活的世界”这个话题,关键词之一是“我”,“我”意味着要用第一人称行文,在文中着力展示自我的“体验和感悟”(即“我手写我心”)。关键词之二为“世界”。“世界”是个多义词,主要意思有:①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一切事物的总和(如“世界之大,无奇不有”);②佛教用语,指宇宙(如“大千世界”);③地球上所有的地方(如“世界各地”“周游世界”);④指社会的形势、风气(如“现在是什么世界,还允许你不讲理”);⑤领域,人的某种活动范围(如“内心世界”“主观世界”“科学世界”“儿童世界”)。这样看来,所谓“我生活的世界”即“我生活的空间”,这“空间”可大可小,可实可虚,考生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从便于发挥的方面立意、选材。

再结合话题提示语打开思路:(1)“世界似画笔下缤纷的色彩,世界如琴弦上跳动的音符”――“世界”是美好的;(2)“世界因创新而进步,世界缘和谐而温馨”――可从“创新”“和谐”角度展示“世界”的进步与温馨;(3)“世界可以存在于神奇虚拟的网络,世界更演绎着平凡真实的人生”――缩小范围的话,你可以只写“网络世界”,当然命题人更提倡你写“平凡真实”的现实生活、日常场景;(4)“世界说起来很大,世界其实又很小”――引导考生想到地球村,想到通过沟通与交流缩短心与心之间的距离等。也就是说,举凡波澜壮阔的时代风景,身边平常的凡人小事;物质世界的丰富,精神文明的进步;亲人的关爱、校园的苦乐,国家的发展、家乡的变迁;乃至个人的兴趣爱好……均在可写之列。

和谐人际关系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 留守儿童;社会工作;社会化

留守儿童指农村地区因父母双方或单方长期在外打工而被交由父母单方或长辈,他人来抚养、教育和管理的儿童。据国家统计局估计:截至2005年9月全国15岁以下的留守儿童人数大约在1000万人左右,并且每年都呈上升趋势。东部沿海地区作为劳动力输入大省也存在大量的因父母外出务工而在家的留守儿童,在社会化过程中存在大量问题,面临城乡分化更为突出,更容易接触社会不良风气的侵蚀,导致犯罪。尝试通过对仙游县农村留守儿童的生活状况,心里和情感状况,学校学习状况和社会行为方面进行调查研究,从个人、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层面分析探索其社会化存在的问题,并从社会工作的视角,提出解决这一问题的对策和方法以帮助留守儿童顺利社会化。

本次调查从2007年2月开始,以仙游农村留守儿童作为调查对象,仙游县人口将近百万,外出人口高达6成以上,留在家里的多为老年妇女和儿童。这次以枫亭,钟山,鲤南等镇为研究样本,每个镇随机抽取2个村,每个村发10份问卷。总计120份收回的有效问卷101份,有效回收率达84%,问题全部回答的有92份。除问卷调查外,还采用了社会工作的个案访谈的方法,以及后面的辅导和评估,既对留守儿童进行访谈的同时,也对起监护人进行面谈。

一、社会化过程中农村留守儿童存在问题及影响

社会化指的是个体和社会在互动过程中逐渐养成的独特的个性和人格,从生物人转变问社会人,并通过社会文化的内化和角色知识的学习,逐渐适应社会生活的过程。社会化有三个载体:家庭学校和社会,这三个方面也影响着儿童的社会化。留守儿童的社会化属于初始社会化,主要任务是向儿童传授语言和其他认知本领,使其内化为社会文化规范和价值标准,能够正确理解社会关于各种角色的期望与要求。初始社会化发生在儿童时期,是整个社会化的基础。

(一)留守儿童生活状况存在的问题及对其社会化的影响

1.日常饮食情况和存在问题。这是一项最为具体直接的指标,直接反映留守儿童的身体素质,是儿童正常社会化的生理基础。饮食方面出现的问题将是影响留守儿童的社会化的重要因素之一。

由上表可以看出,仙游县农村留守儿童在是否按时吃饭方面,更多的是没有按时吃饭,这对于他们的身体成长是很不利,这方面的影响是多方面:一方面是留守儿童的父母(父/母),无法及时督促孩子去吃饭和按时为孩子准备饭;另一方面是留守儿童的监护人疏于对他们的管理,放任自由,觉得他们爱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有的监护人更是认为,如果孩子回家晚了,根本不可能重新给他们做饭,只能给他们吃已经凉了的。

在饮食结构方面(从表1可以看出),广大留守儿童在饮食结构方面也存在着问题。人们普遍认为饭桌上的荤在多的家庭,经济和生活条件都要好,饮食结构对于留守儿童来说,有着尤为重要的作用,正处于长身体的时候,对荤菜的需求更是迫切,可以提供给他们长身体所必须的营养,有利于他们的健康成长和社会化的顺利完成。同时发现,一大部分的留守儿童的生活和营养明显不够,饮食结构存在很大的问题,在与监护人的访谈中,许多人多说,很少考虑孩子的饮食结构的搭配问题。

案例1:黄某某:女,12岁,钟山镇梅洋村人,在钟山小学读书,她父母均外出到浙江长兴市打工,家里还有个弟弟,跟她在同个学校念书,姐弟俩由爷爷奶奶照顾。那天去她家访谈的时候,一家人正围在一起吃饭,看着他们桌上就摆着两样菜,腌菜和腌萝卜干,吃着稀饭,据她爷爷说,平时都只能吃这些了,想吃些好点的没有,像肉之类的荤菜,平时吃不起,只有逢年过节他们父母回来的时候才吃的上,父母在外打工不容易,工资低,寄回家的则更少了,她爷爷说到情深处时,眼中夹着泪花地跟我说,“他们都很懂事,家里吃不好,苦了他们了,只能看他们的造化了。”可以看出,父母之外的监护人在对于留守儿童的照顾方面存在着很大的问题,诸如爷爷奶奶,本来都还要靠子女的抚养,根本就没有能力去照顾好孙女们,这必将影响到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和正常的社会化。

2.疾病和护理情况和存在问题。留守儿童的疾病和护理情况,是衡量留守儿童身体素质的又一重要指标,从某种意义上讲,疾病发生情况和日常饮食结果之间存在的必然的关联,疾病发生情况也影响着留守儿童的社会化的进行。

由上表可以看出,仙游县留守儿童经常生病和偶尔生病所占的比重较大,其中经常生病的比重高达46%。留守儿童的身体素质普遍较差,这对于他们的学习,情感培养,健康心理塑造产生不良的影响。

3.劳动负担和自理情况及存在问题。留守儿童的父母双方或其中的一方出外打工,导致家里劳动力不足,必然给家里留下大量的农活和家务活要做,这些就不可避免地的让留守儿童一起分摊,不可否认的是帮助父母和监护人做家务活和农活将有利于留守儿童的成长,责任心的培养。如果给留守孩子大量的事情做,将占用他们大量的时间,学习和业余活动时间必然减少,这就对留守儿童的社会化带来不利的影响,通过调查发现:

(详见下表3)和(表4)

从表3可以看出,留守儿童在做家务方面,经常做家务的儿童占所调查总数的65.4%,家务活可以做,你提倡多度做,很多留守儿童经常做家务活的原因是多方面,他的家庭情况,使得孩子主动要求去做,也有的是监护人逼着去做,很少估计留守儿童的感受和实际需要。过重的家庭负担,使留守儿童疲劳,无力搞好学业,这不利于留守儿童知识的学习,技能的掌握,给他们的社会化造成不良的影响。

从表4可以看出,仙游农村留守儿童有着较强的自立能力,能够做到做好洗衣服和做饭,应了这么一句话“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这就充分地说明了留守分担家务活和农活,如果适量的话,既有利于留守儿童学到生活技能忽然减轻家庭的负担,也有利于他们综合素质的提高,社会化的顺利进行。

(二)留守儿童心理和情感状况存在的问题及对其社会化的影响

1.留守儿童在情感和沟通方面的情况和存在问题。主要从留守儿童对父母打工情况的了解,父母的回家频率和与父母聊天内容三方面来研究他们在情感方面的问题和对他们社会化带来的问题。

首先,关于留守儿童对父母在外务工情况的了解。根据调查发现,许多留守儿童不清楚父母在哪里工作,对于工作性质的了解却更少了,调查结果(详见表5)。

从上表可以看出,有58名留守儿童知道自己父母在哪里打工,占调查总数的58%,不知道的却打到42%,这充分说明了留守儿童跟父母的沟通存在问题。据监护人介绍,这主要是由于他们的父母工作的流动性太强造成的,怕自己的工作不体面或有危险,怕他们担心,恰恰相反,这种对父母的不了解使留守更加的担心自己的父母安全,产生情感空虚和心理压力。

上表充分印证了留守儿童与外出父母的情感沟通的缺乏,使得孩子无法了解父母的实际情况,加深孩子们的思念和牵挂,有的留守儿童有可能滋生诸多不良的情绪。

其次,父母回家的频率情况。这次调查统计结果如下表:

常回家看看,可以拉近父母和子女的距离,以利于亲子关系和情感的交流有利于于留守孩子情感的需求和健康成长,同时也减少了他们不良情绪的发生。

最后,留守儿童与外出父母的聊天(内容)的情况。聊天是增进了解的重要途径,通过聊天,留守儿童可以表达自己的情感和真实需要,减轻自己的心理压力,父母也可以教导他们,注意生活和学习上的事情,这样将有利于留守儿童朝着正确的方向成长。而通过聊天,父母可以准确把握自己孩子真实情况,可以揭开他们内心世界深藏的一角。关于父母与留守儿童的聊天内容,调查结果如下表:

由上表可以看出,外出父母比较重视孩子的学习情况,占比例高达40.2%,饮食次之,这两部分是留守儿童父母所关心的重点,却很少关心留守儿童的情感方面的情况,父母和监护人大多认为给他们足够的好的物质生活就够了,没意识到孩子的成长还需要情感的满足,得不到情感的满足的留守儿童,将产生各种各样的消极情绪,以至于给他们造成各种困扰,影响着他们的社会化。

2.留守儿童的心里方面存在情况和问题。前面谈到的留守儿童的情感方面存在问题对他们成长带来的困扰外,心理方面的问题也同样给留守儿童的正常社会化带来不利的影响。农村留守儿童是一群“情感饥饿”的孩子,由于得不到父母的教育关心的照顾,性格和个性受到影响,心理出现扭曲和变形,产生不良的习惯、行为和价值取向。

据调查得知,许多留守儿童希望能 够到父母身边生活,总是存在着各种困难,无法满足留守儿童的这一需要。究其原因,一个是父母的经济收入不允许,另一个是由于户籍的原因,留守儿童很难在城市学习,只能留在老家。

(三)家庭和学校教育状况存在问题对留守儿童的社会化产生影响

1.留守儿童家庭教育方面存在的问题。王秋香认为:家庭教育在儿童的教育和社会化方面产生的影响是全面的是深远的,而留守儿童所受的家庭教育比非留守儿童要少些,或者说家庭教育随着留守儿童父母的外出而日益弱化。在儿童的社会化过程中,有三分之二的时间是在家庭中度过,家是个体社会的第一场所,也是最重要的场所,家庭功能的弱化严重影响了儿童的正常社会化。留守儿童的群体出现感情淡漠、学业不佳、劳动习惯缺乏、人生观和价值观偏离,人格不健全等普遍特征。据此次访谈,得知大多数留守儿童监护人认为,没能对孩子进行教育,只能讲些大道理或束手无策。

案例2:王某某, 城东镇谭头村人,12岁,父亲外出打工,母亲在家照顾她和弟弟,据与其母亲聊天得知,文化水平不高,在学习上帮不了孩子的忙,家里农活又多,很少去关心她,只要她能按时间回家和写作业就行,至于写的如何,往往只能力不从心了,我真不知道这会不会耽误了她。

帕特森(Patterson)等学者对行为进行了深入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不良的教育方式与孩子的行为有着因果关系,家长不良教育方式是孩子发生问题行为的决定性因。很多留守儿童的父母由于外出打工,把孩子留在家,在心里面产生对孩子的内疚,于是大把给孩子钱,甚至有些父母还嘱咐监护人,孩子有什么需要都要满足,造成了放任和保护过多,造就了留守儿童不求上进,自私任性,更容易在自身愿望得不到满足时,走上了退缩或者攻击性的犯罪道路。

2.留守儿童的学校教育方面存在问题对其社会化产生的影响。学校教育,是儿童和青少年社会化的又一重要途径,它肩负着传递科学知识和专业技能,培养他们良好道德品质和社会责任感的重任,学校教育方面存在的问题,势必影响到留守儿童的正常社会化。此次调查从留守儿童受到批评和考试不理想时的反映和成因分析(结果详见表9和表10)。

在学习情况方面。很多留守表示喜欢念书,并且学习态度认真,这些儿童的学习却不理想,很多是有好的态度与成绩是成正比的,但所留守儿童学习情况却并非如此。调查发现,这很到程度上说是受到他们的家庭情况的影响,全面已经说到了家庭负担随着父母外出而转移到留守儿童身上,这种负担占据了他们大量的学习时间,影响到他们的功课。调查结果显示:有80%以上的留守儿童在学习上面有困难表示他们很需要学习和心理的辅导,但找不到这样可以帮助的人,特别在今天的中国农村,学校教师不足,或能力有限,无法给留守儿童提供一对一的有效辅导。张鹤龙(2004)也认为:目前父母外出的留守儿童从老师那里得到支持和帮助要少于父母在家的非留守儿童。

(四)留守儿童的社会行为选择方面和问题对其社会化的影响

1.亲社会行为

指的是儿童的行为符合社会道德规范,为社会所认同和提倡的行为,是留守儿童正常社会化所必须具备的行为。

2.行为

指的是不符合社会道德规范的行为,为社会所抵制和反对的行为,这中行为不利于留守儿童的成长,留守儿童群体是这种行为发生的高发群体,给他们的社会化带来问题。犯罪学者詹姆斯・布雷和帕雷克・布雷德在其论文《临床治疗中的孩子行为问题与父母婚姻状况的关系论》中指出:大量的临床试验表明,在破碎家庭中生活过的孩子更容易表现出行为失范问题,出现不恰当的行为,家庭破碎常常有不和谐、冲突、敌意以及攻击行为联系在一起,这一切都是导致青少年犯罪的因素。留守儿童正是生活在这种破碎家庭中的孩子,这就意味着留守儿童极有可能形成这种不良的行为,导致犯罪,给他们的社会化带来毁灭性影响。

3.非社会是种不容易被意识到的,并不具有明晰的社会化特征的行为

对于非社会,张志英认为:“留守幼儿”常常带有一种孤僻的心理,即沉默寡言、喜欢独来独往、我行我素、胆小、娇气、自私、不合群等。同时林宏等人也认为,有30.3%的中学“留守孩子”存在各种各样明显的心理健康问题,其中焦虑、学习压力、人际关系紧张与敏感、抑郁、情绪不稳定等心里问题比较突出,并且这些症状检出率明显高于非“留守孩子”[它与社会相比,更具有隐蔽和模糊性,在留守儿童社会化过程中或多或少的都会出现的行为,它随着留守儿童年龄的增长而消失,这并不能说明就没事,而是其隐藏着的问题和障碍,将对他们的身心带来不必要的困扰,影响社会化的顺利进行。

二、社会化过程中留守儿童存在问题的解决对策

1.法律和制度层面

首先,要加快户籍制度改革,逐步消除城乡差距,这是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根本所在,这样可以让留守儿童和其父母在就业、医疗、住房、教育等方面享有与城市人口相平等的权力和利益,打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体制”,减少留守儿童与父母分离的情况,营造一个健全的家庭环境,让留守儿童顺利社会化。

其次,积极推动有利于进城农民工和其子女的相关法律、法规和制度,如用工、户籍、社保、土地、产权等制度。社会工作者应该积极加入进去,宣传相关法律法规,提高农民工的维权意识。

最后,政府还应该在财政指出方面,增加对农村的支出,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对农村教育、医疗、低保的投入,改善留守儿童的生活条件和学习条件。

2.家庭方面

(1)父母应该意识到自身的责任和义务,对待自己的孩子,即要关注他们的温饱冷暖问题,还有满足孩子的心理和情感的需求,对给予孩子亲情的呵护与交流,社工可以根据这些情况,介入到家庭中,开展家庭社会工作,改善亲子关系,疏通留守儿童的不满情绪,帮助留守家庭建立良好的沟通方式。

(2)社工可以帮助留守儿童家庭的成员提升他们的情感反应能力,如在家庭成员在面对共同的问题和事情的时候能够一家人一条心,营造其乐融融的氛围,让留守儿童感受这份幸福和健康成长。

(3)改变留守儿童家庭中父母(或其中一方)和其他监护人的教育观念,让他们提高认识,重视孩子的学习教育问题。尽量做到父母双方不同时外出务工,如在外务工,也要增加回家的次数,多过问关心他们的学习生活情况,满足他们心理和情感需求。

3.学校方面

(1)教师改变观念,不要“一刀切”的认为留守儿童是“问题学生”,而应该一视同仁,多关心和爱护他们,帮助他们提高学业。

(2)学校要配备心里咨询室和专业的心里咨询师,特别是引进社会工作者,让他们在学校给学生做心理辅导,开展小组工作,提高留守儿童的心理素质,增强他们认清自我,发掘潜能和建立良好人际关系。

(3)学校在课程安排上面,要正确处理好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的关系,认清教育学生的目的是他学生的个方面素质都得到全面发展,避免造成“不是学生读书,而是书毒学生”的不良局面。

4.社会和社区层面

早农村社区要多开展公益活动,给留守儿童提供较好的娱乐场所条件,丰富他们的课余生活和社会交往能力,要大力推进社会工作者队伍建设,让他们与社区居委会,村委会一道,做好社区工作。要实施辖区行政负责人对留守儿童管护责任制,并列为乡村学校干部考核的内容。社会工作者可以在这一方面起着发起和推动作用,帮助留守儿童形成正确的生活态度,健康的人格,提高素质,顺利社会化。

5.司法方面

这一措施主要是起着预防作用,为了避免留守儿童在行为和非社会方面出现恶化,导致犯罪,公安、检查、法院、司法机关等要密切配合,齐抓共管,形成羁押、预审、、审判、辩护、管教“一条龙”工作体系。依法严厉打击涉及侵扰学校和学生的案件和教唆、胁活动迫、引诱农村留守儿童的违法犯罪活动,家庭、学校、和社区要密切配合,违法犯罪共同帮教,并对后进留守儿童和轻微违法犯罪留守儿童做好教育挽救工作。

三、结论

1.留守儿童的生活条件普遍较差;在饮食、疾病治疗、护理、劳动负担等方面存在着问题,不利于他们的成长和社会化。

2.留守儿童的情感和心理状态普遍不佳。父母外出务工,留守儿童得不到父母的关心和爱护,亲情的交流,时间一久使他们滋生了许多心里问题和人格障碍,心理出现扭曲和变形,一些不良情绪没及时疏导,容易形成孤僻、内向的性格倾向,不利于他们的健康成长。

3. 留守儿童在家庭和学校教育存在的问题也很突出,父母外出务工,使得家庭的教育功能出现弱化,留守儿童在家是无法得到父母的谆谆教导,在学业方面也没人监督,造成孩子懒散的性格和有问题得不到及时的解决;在学校,现在农村大部分地区,如仙游县农村,老师严重缺乏,也导致学生的受教机会变少,学校的教育不到位,使留守儿童的社会化产生问题。

4.留守儿童的社会行为,更多的受到社会环境和媒体的影响,特别是社会日益功利化和网络媒体的大量负面宣传,影响到了留守儿童的正确价值观和行为选择。

5.在对策上运用社会工作介入方法。一是用个案的方法,给他们进行学业和心理的辅导,提升留守儿童的自我意识,发掘自己的能力,做到在逆境中求生存、求发展;二是用小组的方法,开展家庭小组工作,改善家庭成员的沟通状况和营造和谐的家庭氛围;三是用社区工作的方法,加入社区建设,加强留守儿童间的交流和与其他成员的沟通,即提升了他们的能力,也促使他们形成良好的行为;社会工作者还要解调留守儿童、外出父母、学校、社区和社会各方齐心协力,为留守儿童的社会化创造更美好的明天,让他们健康成长。

参考文献

[1]叶敬忠.关注留守儿童.中国中西部农村地区劳动力外出务工对留守儿童的影响[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9)

[2]郑杭生.社会科学概论新修[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3]吴霓等.中国留守儿童问题研究课题组.中国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研究课题简报.省略ier.省略).2004

[4]王秋香.《家庭功能弱化与农村“留守儿童”社会化》.2006

[5]吕勤.《儿童问题行为及其相关父母教养因素研究综述》. 《心理科学》.2003

和谐人际关系论文范文第9篇

传统主流社会学理论更多关注的是社会结构的宏大问题,而将文化边缘化,社会结构对于文化具有霸权。一些人类学研究范式强调,文化就是错综复杂的综合体,文化就是一切,有泛化、模糊文化与社会关系的倾向。文化和社会概念及其关系在不同的学科范式中表现出较大差异。随着文化因素对社会研究的冲击,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家亚历山大提出了文化社会学研究的强文化范式,强文化范式注重文化的自主性。分析强文化范式在社会学理论中的发展历程,综合思考、梳理文化与社会关系在社会学理论流派中的表现,进而反思文化在社会理论中的地位,最后论述文化研究的分析性二元论及文化与社会的互构关系。

关键词:

文化;社会结构;分析范式;超越

一、引论

现阶段文化因素对社会造成了一种新的冲击,随着当代文化的深入发展,人的智力活动的进一步发挥,社会结构和文化以及个体行动者的行动过程都进一步复杂地交织在一起。而在这种交错过程中,人的创造性活动和各种精神心态因素,不论就其广度和深度而言,都以空前的影响力占据了主导地位。文化已经成为经济活动的重要产品和工作机会的重要来源。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社会学那种把社会结构和文化当作两类不同的体系,或者把人的行动同文化的因素区分开来加以研究的做法,显然已经不能有效地贯彻到当代社会的研究中去。社会学在不断成熟的过程中,面对自身无法用结构解释的诸多难题,转而向文化解释寻求智慧和灵感,称作“文化转向”[1]340。文化在社会理论中的争论一直不断,只是有些理论避而不谈。文化始终是社会学最基本的学术组成要素,是研究人与自然关系、人与社会关系以及理解人类自身的基本视角和路径。“‘文化研究’也越来越被视为能够连接我们对历史、文本和社会生活的理解的重要途径。”[2]“但遗憾的是,在社会学理论的发展史中,学科的惯例让社会学理论家们更多的关注是‘社会’、‘结构’、‘群体’之类的宏大问题。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文化’才逐步成为新一轮学术研究的焦点,社会学理论才重新审视和考量‘文化’这一概念的含义,以及它在整个社会学学科中的地位和价值。”[3]307

二、社会学视野中的文化

尽管“文化”一词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会科学中被广泛使用,但各学科对文化的定义仍众说纷纭,至今内涵一直难以统一,甚至是相当混乱和模糊不清。同时,在一般的研究中,文化和社会的概念很容易混淆,甚至相互通用,造成曲解。社会学关于文化的定义主要是从文化本身的内在结构和外在关系尤其是与社会的关系两个层面来论述的,这样文化就成为研究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首先,摒弃将文化具体成事物的做法,根据文化自身内在的结构来谈论文化的不同类型。例如,通过一种宽泛的操作定义将文化分为:“主文化与反文化、主流文化与亚文化、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批评性文化与非批评性文化。”[4]接着论述文化的特性、结构和功能。有些学者则从四个方面论述社会学视野中的文化构成,分别是:符号、价值观、规范、物质文化[5]。与人类学强调文化是“错综复杂的总体”不同,社会学的文化概念将重心更多转移到社会共享的价值观念和行为特征等方面[6]8。其次,将文化同其他社会学的核心概念区别开来,特别是谈到了文化与社会之间的区别。社会的概念是指:“社会作为一个体系是各种人际关系的总和,作为一种完整的社会体系,无论是大社会还是小社会,都表现为各种人和人、群体和群体关系的集合,表现为一定的社会结构体系。”[7]帕森斯则论述了文化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认为文化为社会系统提供了一种共享的价值体系,这种价值的共享是通过整合社会体系中的社会角色扮演的统一性和规范性,进而让行动者将其内化而实现的,因此,价值和规范在帕森斯理论中尤其重要,但是文化缺乏强有力的解释性的维度。格尔兹指出,区别文化体系与社会体系的有效方式,是将前者视为社会互动赖以发生的有序的意义体系和象征体系,而将后者视为社会互动模式本身[8]335。“在一个层面上,是信仰的结构,表现为象征和价值标准,个体根据它解释他们的世界,表达他们的情感,做出他们的判断;在另一个层面上,是正在进行的互动行为过程,它的持续形式我们称为社会结构。文化是意义的结构,人类用以解释他们的经验并指导他们的行为;社会结构则是行为所取的方式,是实际存在的关系网络。”[9]“因而文化结构与社会结构是从相同现象中得到的不同抽象,前者是按照行动者的意义来考虑社会行为,后者是按照社会系统的功能来考虑社会行为。文化体系与社会体系的对立就相当于索罗金所谓的‘逻辑—意义的整合’与‘因果—功能的整合’的对立。”[8]335逻辑上的一致性强调的是认识观念的一致性,行动的主体不需要认识,而行动的一致性则是人和观念互动的产物,无论从经验世界还是分析方式来讲,二者都具有其自身的特点,可以分别予以关注和分析。本文论述文化与社会的关系即从格尔兹区分文化和社会的取向入手。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社会学对于文化研究更多的是从共享的价值和共同遵守的制度层面来展开的,特别是整体性、功能化地使用文化概念往往会带有社会中心论的色彩。社会中心论把文化放置在社会运行中分析,强调社会优先于文化。文化是一种复杂的意义系统,只要行动者从支配性的文化中获得行动的指导,社会结构与秩序就得到基本的保障。进而将文化理解成一种社会实践的过程,“所有的文化形式都只可以被理解为社会实践的模式”[10],文化具有了固化社会结构的性质,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文化作为主体意义的层面,忽略了文化的能动性,限制了理解文化的多样性的途径。在现代性的背景下,社会学研究中追求现代的宏观稳定的社会秩序成为社会运行的目标,坚实的秩序变成最主要的内容和不可动摇的基石,高度理性成为文化的核心观念,这就要求文化与社会结构等其他变量高度统一,研究者努力抹去与现代性的稳定秩序相背离的文化元素。文化研究变成了现代性合法化的一种意识形态,调和了那些表面上不相容的观念和对立的事物,删减了行动的多重选择性,努力控制那些隐秘的随机事件发生的概率,维持和创造了现代社会的秩序。同时,对于有些社会学家来说,文化研究在学术上几乎就是学的,实证主义社会学注重反应客观事实,只研究可测的、可控制的、可见的那部分社会事实,使文化在社会学研究中失去了应有的重要性,扩大了文化研究与社会学之间的张力。

三、强文化分析范式出现的思想脉络

几乎从社会学创建伊始,各个美学的、文化的领域就已经不仅仅表现为一种稳定的、自明的研究对象或研究领域,而且也表现为社会学理论中一种更具实质性的问题[11]。文化与社会结构的关系,在不同时期的西方社会理论中出现了不同的表现形式,换而言之,“在社会理论中,文化这一动因的地位却起伏不定,有时它被看作是首要的原动力(认为它涵盖并调节着整个社会结构),有时则截然相反,被当作仅仅是一种附带现象(认为它只是对结构的理论表征)”[12]。这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决定了文化自主性的发展趋势,而文化自主性的发展过程体现了强文化分析范式出现的思想脉络。

(一)文化是社会结构的配角,是社会运行的辅助系统

几乎从社会学创立之初,文化就成为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因素。尤其是在以结构为主体的古典社会学那里,文化几乎成了社会结构的配角,就像英国社会学家阿切尔所说:“无论从哪个方面看,‘文化’都只是‘结构’的一个不起眼的配角。”[3]309在古典社会学理论中,文化宏观上对于社会而言,仅仅是一种规范秩序的规则;微观上对于个体而言,仅仅是指导个体完成社会化的观念,这体现出了亚历山大所说的弱文化范式,即将文化视为一种外在的分析过程,狭义化了文化的意义范畴。例如,韦伯以一种建构主义的立场来理解文化与结构、文化与行动者的互动,看似给文化赋予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但新教伦理也只不过是简化成了促进资本主义成长的文化要素。涂尔干则注意到了宗教对于理解政治过程的重要性,但这些观点一直被后世的社会学理论所忽视。齐美尔则从现代性的碎片中寻找社会生活转型的文化意味。以上理论家们所用的文化和社会这两个概念并不具有等同的地位并且这二者之间的关联是非常脆弱的。这时的文化研究犯了两种错误,一种是简单的还原论,即把文化当作一种非独立的变量来看待,文化被还原成了一种需要,文化的意义被简化了。另一种是单向的因果论,认为文化是一种固定化的形式,将文化看作一种固定的产品。

(二)文化是结构的隐形表述,是社会结构的象征性表达

文化研究中更多的研究者则在一般意义上将文化界定为象征符号。索绪尔也将语言符号化,认为一个符号可以区分为“符具”和“符指”。“他相信一切文化系统可以用‘语言系统’来指示,语言系统是一个相互联系的各种符号的一个系统,而‘语言系统’在性质上是社会的,因为语言符号的意义只可能来自各种规则的总体性的客观结构,来自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结构。”[1]55类似的还有列维•施特劳斯用图腾研究来说明,群体和图腾之间的关系,即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上述论者从作为文化现象的某一特定符号———仪式、语言和图腾,谈文化与结构之间的象征关系,认为符号象征意义的文化反应各种深层结构和结构变化的特征。然而,文化作为一般象征社会结构的意义上来讲,或多或少的被限定在只参与社会关系的生产,作为社会结构的表述由一系列象征符号构成,象征着结构的特征。此时,文化则指的是在社会结构中意义被生产、流通、交换的具有物质性的价值网络。这种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涂尔干对原始宗教仪式的研究,他将仪式作为符号来处理,这种仪式符号象征着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所谓社会结构的象征,这里指的就是强调诸如仪式和其他文化要素,反应社会关系本质的象征行动往往都具有社会性。当文化作为一种符号的意义来解读的时候,学者就在这个范围内讨论了象征性互动。“对于布鲁默、戈夫曼、加芬克尔等作者来说,文化构成了一个外部环境,行动者根据这个外部环境,做出一系列‘可以解释的’,或者可以产生好的‘印象’的行动,在这个微观社会学传统中,极少提及符号作为准则性的戒律或叙事通过内化了的道德约束力由内而外塑造人际互动的力量。”[13]13即都从微观的互动、符号功能角度,论述了符号在不同社会结构中的意义,包括行动者不同行为意义阐释及其社会关系的阐释。不论微观性的文化具有怎样的功能,它都是一些文化要素构成的符号系统,这些符号系统是维持良好社会秩序的深层要素并且文化具有社会性。“由于符号的功能在于表达社会结构特征,在于解释结构意义或作为解释结构的背景,所以这类文化概念的研究,多半强调文化与社会结构的互融性。”[1]57

(三)文化作为主体性意义阐释的浮现

当代社会高度发展的结果,使社会与自然的对立发展到了空前未有的危机程度,人文因素不断向社会领域渗透。为此当代社会理论提出了古典社会理论从未提出过的问题,“文化”成为当代社会理论研究行动与结构等重大问题的一个基本参照点。“在布迪厄的概念框架中,文化起着保证社会不平等的复制,而不是创造着变革的可能性作用,于是,文化通过惯习的作用,更多的是作为一个因变量,而不是自变量进行操作,它是一个工具箱,而不是发动机。”[13]15-16他认为基本的阶级结构只能在经济领域中被形塑,而文化资本的掌握则是对这种基本社会结构的协调,尽管文化资本的再生产极为重要,但无论如何都不至于改变经济形塑的结构,更谈不上创造新的社会关系。但是他“将文化研究带回到社会学研究之中心方面起到重要的作用”[14],归根结底,布迪厄的文化概念是行动的外在资源,而不是内在文本。亚历山大认为:“总的来说,社会学对于文化的研究仍然主要属于弱文化范式,解释力度不够、对文化自主性含糊不清、并且只用抽象而不是具体的机制来把文化置入具体的社会过程中。”[13]19格尔兹的“深描”揭示行动与文化之间的关系,由此来阐释行动意义,在他看来,文化是当地人背后由人类学家阅读的意义文本,它是一个丰富而复杂的象征体系,是指导行动的意义之网,对社会生活产生着重要的形塑作用,通过它我们可以揭示文化诸要素之间的内在关系,阐释文化作为主体的意义。他认为文化体系是与社会系统平行的一种机制,研究文化就是研究其内在意义。而文化社会学理论的强文化范式,就是要阐释文化作为一种独立变量的本身意义。同时,文化体系对于社会结构也具有一定的反作用,当文化体系与社会结构不相适应时,也表现出了社会结构的滞后性。方法论上从“解释”到“阐释”再到“深描”,文化的主体意义得到了呈现。

四、迈向强文化分析范式

现代社会文化自身的发展展现出了新的特点,突出了文化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这就要求社会学研究文化范式的转变,这种新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文化整体性迷思的破灭,即从整体性走向异质性,文化的差异性凸显,多元文化兴起,大众文化进入研究领域;文化的边界被打破,现代社会流动性使得文化的交融空前繁荣;个体与族群文化的脱离,族群文化不再是维持个体自我存在的唯一方式,文化象征的符号具有了一定的随意性,意义表达变地重要。同时,现代社会统治文化秩序的制度变得多元,大量的制度根据不同的文化价值形式规范着人们的行动领域,人们不再是习惯的奴隶,也不再依据事物的过去和现在的阶段来推断未来的状态,世界不再是一种外在的、永恒的、单一的强制的力量在控制,“‘文化’不再需要掩盖人类自身的脆弱性,不再需要向其选择的偶然性和不可控性致歉”[15]。同时,在全世界,从社会学理论与研究乃至整个人文科学,文化一直都在执着地为自己寻找一条通往学术中心位置的道路。社会学家长期以来深切地感受到需要一种理论范式来认真地对待社会关系中的文化现象,在涉及文化与社会的因果关系时,人们在关注结构对能动性发挥影响的同时,开始告别结构决定论,关注文化自主性及其实现路径。假如布迪厄将文化带回社会理论研究的中心地位的话,格尔兹通过对帕森斯社会、文化、人格相互整合观点的批评,他致力于更加紧密的把行动和行动者本人的经历的意义联系起来并且将其与文化形式联系起来,进而发展出文化系统与社会系统相互独立的思想,分析了文化作为文本的内在意义,则浮现了文化的自主性。亚历山大在论述文化社会学的研究范式时,提出了文化弱范式向强范式的转换,强文化范式是文化社会学的一个重要的研究范式,运用强文化范式才能分析出文化对于社会形塑所起的强大作用,进而将文化的自主性提高到了另一个高度。他所提出的文化社会学的强文化分析范式是:“格尔兹式的‘深描’、文化的独立性理论、文化的一般理论。”[3]320亚历山大的强文化分析范式是用结构主义诠释学和人类学的象征理论模型来展开讨论的,他认为建构强文化分析范式应该遵从以下三个标准。第一是认可文化的自主性,文化作为一个系统,其生产和发展都具有独立性,文化的自主性来自于文化与社会结构的脱离,因而“‘文化社会学’中的文化在塑造人的行为和制度建构时,是一种拥有自主性的‘独立变量’,能够对人的行为输入如物质、制度力量一样的勃勃生机”[16]195。第二是明确的方法论。亚历山大认为格尔兹提出的深描的概念有点含糊不清,晚期的格尔兹拒绝将他的解读性分析和任何一种一般理论相联系,描写具体的事物代替了理论建构和理论阐释,文化的研究偏离了狄尔泰设想的解释性学科,这种思潮影响了人类学民族志的写作风格和民族志权威的确立,人类学对于文化的转译的真实性在哪,人类学家在书写异文化的阐释还是在写传记?因此,以亚历山大为代表提出的结构主义解释学意义上的深描不是要将文化只停留在描述文本的层面,而是要注重各个文化要素相联系的象征符号的社会事实文本,文化的深描要注意广义的社会情景和结构性因素,即用文化的视角来研究社会结构,从而寻求一般性解释的可能性。此时“文化就是意义的生产、流通的社会过程和集合总体”[6]4。第三是明确的因果关系,指明研究文化如何发生作用的具体机制,“即文化社会学的解释不是用抽象去解释具体,而是以具体来解释具体,这里的焦点是通过深描对细节加以重新叙述,目的是积累叙述并在具体情境中构建一个文本,它是一个由具体事物支撑的、由有规律地互相联系的符号象征所支撑的文本,试图直接在行动者与机构之间建立因果关系,并阐明文化如何介入乃至引导实际发生的事和人”[16]196。自此,文化在社会学理论中的地位完全从边缘走向了主流,从依附走向了独立自主,文化的主体性在社会学理论中得到了明确表达,文化具有了独立的空间。因此,文化不再仅仅是社会结构的配角、自然生态环境的简单反应和人类深层思维的外显特征;也不仅仅是人类社会秩序的黏合剂和社会良性运作的剂。

五、强文化分析范式的重要性与启示

(一)强文化分析范式的重要性

“‘强调文化的自主性’,这一事实表明,不能简单地把文化解释为对深层经济力量、权力分配或社会结构需求的反应。”[17]而是,通过使文化更多的拥有一种能动的塑造和组织———从内部建构一系列经济、社会和政治关系和实践能力,这种局势得以实现[18]。文化就变成了对社会生活领域的建构,而不是一个简单的依附的变量,文化像社会事实一样具有客观存在的结构,今天的文化研究已经不再是关于文化形式或文化现象的单一研究,而是一个关于整体社会生活、社会想象的全面研究,不能再用抽象来解释文化,而是用具体机制来解释具体文化事项,文化中的人文因素和物质因素、符号与结构精密地相互交错在一起,致使人类创造的现代文化在社会生活中占据着中心地位。传统主流社会学理论在相当程度上忽视了文化领域,只关注被理解为与文化相脱钩的宏观的社会制度和结构。因此,社会学理论中文化的转向,亚历山大文化社会学中强文化范式的提出,将文化在社会学理论的地位提升到一个全新的高度,给众多学科带来了生机,拓展了社会学理论的视野并且有助于人们深刻地认识人类社会正在经历的各种变迁。

(二)强文化分析范式的思考

亚历山大的强文化分析范式也有一定不足,这种不足体现在对于文化自主性概念的界定与使用的模糊。同时,文化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论述有待商榷,如果过分地夸大文化的自主性,过分强调文化与社会研究范式的差异,将会使文化与社会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也将使强文化分析范式最终会接近文化决定论的范畴。文化范式与社会范式不是相互对抗,有明显鸿沟,没有整合可能性的。在现实的研究中,我们不能犯简化论的错误,用一种彻头彻尾的范式去代替另一种范式,即我们不能用完全的社会范式去取代文化研究的范式,也不可能用完全的文化范式取代社会范式。我们重新审视一些社会学、人类学理论对社会与文化关系的研究,也明显地表现出了两种分析范式的分离与替代,社会学传统理论强调了宏观社会系统的重要性,而文化的解释很弱,对文化独立性的定位含糊不清,甚至试图用社会研究范式来涵盖文化研究范式,忽略了文化建构社会过程的机制。相反,人类学一些文化研究则强调了文化的重要性,“几乎所有的东西都可以落入文化研究的问题之下,因为文化在其概念中扮演着一种无处不在的角色,几乎每一件事物都在某个方面属于文化范畴,文化作用于每一件事物”[19],这在现实的研究中是很难把握和操作的,有泛文化之嫌。在文化与社会关系的研究中,我们绝不能赞成极端的决定论。首先,不能让社会结构对文化进行霸权,淹没了文化的意义,让文化完全变成了没有能动性的社会结构的配角,结构决定和操纵了文化的一切,文化研究要避免这种结构决定论。因为,经济、政治、社会实践虽然都有其自己独特的状况和影响,但是它们也都在文化与意义系统中得到构建,通过这个过程,社会行动者才能占据某个关键位置并相应地发挥作用。通过研究发挥文化作用于社会行动者的行动逻辑,分析文化起作用的内在机制,这样就可以把文化作为其他系统存在的外在性条件转化为主体意义的内在深描。其次,文化不能淹没社会性范畴,在理解和分析社会关系时不能过分泛化理解文化及其作用,即文化不能通过调控社会化被无限地上升到涵盖一切。文化研究也不能脱离社会性范畴,文化控制社会秩序的作用不能无限放大。我们应该意识到这些思想的不合理性,即以这种方式扩大文化的作用会偏向文化泛化论,导致出现分析的误区:一切都是文化,文化就是一切。最后,避免反二元论和实体二元论。反二元论者不认为社会和文化之间存在二分式的区别,他们认为文化与社会是紧密相连的、相互促进,不能强行加以区分。因此,反二元论者并没有对二者的关系进行详细的分析,而是主张解构二者所有的区别,这就使二者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相反,实体二元论者认为文化与社会界限分明,是互不渗透的领域。即它把社会与文化看作两个独立的领域来分别处理,却忽视了彼此的渗透。例如,在贫困问题的研究中,将文化不公正与社会的不平等割裂开来。两种思想都反映了学术研究中处理文化领域与社会现实之间简单化的倾向。以上有关文化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思考,把分析的某一个层面当作实在的,另一个层面当作附属现象,即没有自我的存在,这使我们往往面临着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今天我们最主要的是要克服文化范式与社会范式之间的分离和克服二元决定论。文化与社会这两种研究范式要求能够,也应该形成彼此协同、相互促进的力量。其实,这两种研究范式是一种虚假的对立,今天的研究既需要对文化研究的承认,又需要对社会研究范式的承认,单有任何一个方面都不够。实际上社会系统和文化系统是相互交错在一起的,社会学在不断注重宏大社会结构分析的过程中,边缘化了文化的作用,或者在实际的研究中为了便于逻辑分析,在方法论上区分为不同的概念体系,在结论部分却忽略了二者的内在深度关联,从而导致曲解社会事实,限制了社会学的想象力。同时,人类学研究在强调文化多样性的同时,也不能走向文化决定论,狭义了社会性因素解释和深描社会的作用,忽略现实利益对于社会生活的形塑,忽略权力、制度与文化之间的不同张力。总之,强文化研究范式最主要的贡献是,让我们重新审视社会学研究中文化的地位以及研究中如何处理社会与文化的关系,如何避免二元决定论。这就需要一个研究框架来整合社会范式与文化研究范式,寻找一种能够承认文化范式精华与社会范式精华结合在一起的方法,把两种所具有的解释力放到单一的综合性框架中。文化研究应该是超越学科旧的边界限制,重新整合文化与社会关系的研究范式。下面我们就谈一下两种范式的整合。

(三)超越文化研究的二元决定论

鉴于现代社会复杂的关系,我们需要一个恰当的方法,既能够阐释社会与文化现象之间的差异,又能够解释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既能够包纳文化与社会相互不可化约性,又能够包纳它们实际上的不可分离性。其实,文化常常暗含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在经验世界中,文化与社会在一般情况下是描述同一事物的两种镜像,换而言之,如果说文化构成以群体的信仰、仪式体系,形成一套规范行为方式的宇宙观或生活方式的话,社会结构则强调群体的构成要素,人群的集合和彼此之间的关系,为群体提供了分类的模型。”[1]134社会和文化是行动的两个不同层面,这两个层面相互渗透。我们可以用分析性二元论来超越文化研究的二元决定论。分析性二元论更加关注文化系统和社会系统的共生与交互作用、相互影响,把二者都看作分析行动的面向。文化系统和社会系统之间在动态互动中存在着逻辑关系并且这两个层面都是活跃的、实在的,有可能相互矛盾或者相互补充。在行动的过程中,行动者必须面对这些问题并且在解决的过程中二者势必会相互制约,这就促成了行动的自由。显然,社会结构、行动和文化,作为社会事实,作为客观存在的一部分,它们三者并不可能作为相互独立的实体或系统而存在。这就是说,从本体论的角度,社会结构、行动和文化,从来都是相互交错在一起[20]34。人作为行动的主体,同整个社会结构和文化因素紧密相连,无论社会结构、文化和社会行动都离不开对人的研究,而人具有能动性,社会结构和文化既是行动的条件,同时又是行动的结果,这就打破了线性思维,避免了社会结构与文化地位的二元争论。加之现代社会中人类创造了无比丰富的文化,现今的文化与以往相比具有明显的特征,人为创造性因素占了重要的位置。以至于当代社会的理论研究由于上述重要原因,就更不能也不应该机械地分开“社会结构”“行动”和“文化”的因素[20]34。首先,文化与社会结构是行动的一体两面,文化与社会相互影响,社会和文化不能相互独立存在。“没有社会,文化就不可能存在;反之亦然,没有文化,社会也就不可能存在,人们经常脱离社会来讨论文化,好像两者毫不相干,事实上他们是紧密嗤合的”[21],并且形成了双向交织与互动,这就避免了任何的还原主义或者单项的决定论。文化具有独立性,但文化是社会的文化,是社会发展的产物,任何文化的独立性都不能脱离社会和社会中的人而存在,社会也离不开文化,社会因文化的发展而不断地进步。当代社会理论家试图超越传统社会学的上述研究途径,再也不愿把社会和文化分割开来,同时也充分考虑到作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和文化,同实际存在的社会和文化之间存在不可避免的差异性,回避方法论的理想主义。这就避免了传统社会学理论中文化研究的弊端,不仅使文化具有了自己的空间和话语权,同时重新建构了文化与社会结构的关系。其次,就是将文化作为一种社会结构的内在意义来分析,分析文化自身意义,分析文化的内在价值。即在注重文化自主性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分析其对社会结构产生内在作用的机制,此时的文化领域和社会结构就具有了某种内在的深度关联,而这种内在的深度关联方式呈现出一定的多样性和场域性。这就要求研究者要在具体文化研究以及文化与社会关系研究中归纳与区分,将文化放置在具体的社会结构中,不同的文化对应不同的社会结构。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避免帕森斯试图从符号和象征的观点出发,只是将文化看作一套具有功能性的价值系统,强调其功能的意义,而不阐释创造整体生命的文化意义的上述做法,造成了文化作为一种自主性意义的缺失。最后,将文化与能动性结合起来研究各种现象,这样就可以避免文化与社会的争论。作为社会的能动者我们并不仅仅靠着既定的命题在生活,同时我们也发挥着自己的创造性,创造着现代的神话。人类学理论中论述文化与社会区分的因果一致性和逻辑一致性都是建立在宏观的整体文化观和文化对社会整合功能一致性假设的基础之上的,“20世纪70年代,人类学领域中浮现了大量的理论分裂,逐渐抛弃了和谐一致的文化观念和日渐关注人类学范式和框架如何形塑和歪曲了他者的经验”[22]。也就是说将文化视为高度统一和谐的静态的人类学观点得到了挑战,因社会的不断转型和个体主观能动性的参与而使得文化作为整体的整合得到了质疑,从人类学理论的发展脉络中,我们可以清晰地感觉到,文化概念的演变从一种整体的文化观发展到一种注重个体能动性的非整体的文化观,文化内部的不同位置的群体对文化有不同的需求,文化研究与社会群体分层密切地联系起来。文化对社会除了起着整合作用之外,有时候也对社会团结起着破坏作用。在现代性高度发展的当代世界中,社会变得更加碎片化和相互依赖,整体的文化观的权威逐渐地在下降。假如脱离了个体的主观能动性而仅从宏观的层面来谈论文化的意义、文化的整合功能的话,就会对文化的作用造成曲解。现代社会中的文化具有多层次性和有条件的差异性,不能因其典型性的分析而遮蔽了文化的真实面貌,自此,文化社会学中的文化研究不但走向了分析其具体的美学意义和内在价值,同时,在承认个体差异性和能动性之后,走向了文化概念的不同层次与社会群体不同阶层的联合,从而使文化阐释具体化,文化研究微观化。因此,文化因素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发生了根本的转向,社会学学科对于文化在社会研究中的地位应该重新审视,文化不仅仅是整体的或者是结构的,不再是隐性的或是显性的,不再是霸权的或是反霸权的。再不能仅仅将文化视为功能维护的一种辅助现象,而要注重其本身的特征,分析文化本身的内容和意义,注重文化的易变性和流动性,同时把观察文化的共享模式与个体实践相结合。同时,文化与社会结构的关系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如果主流社会学还是把文化作为一个相对独立于社会的次级系统而加以分析的话,那么,在人类文化高度发达并不断地深入影响社会整体生活的时代,社会学理论家已经完全不可能再沿用传统社会学在本体论上关于文化与社会机械分割的研究范式。

六、结语

新形势下文化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对现有学术研究造成了新的冲击,对社会学传统的文化研究范式提出了新的挑战,面对这种新的挑战,亚历山大提出了强文化分析范式。虽然强文化分析范式将文化的自主性提升到一定的高度,给文化研究带来生机和活力,但是强文化分析范式也存在着一定的不足。我们通过重新审视文化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进而对社会学文化研究的范式进行了反思。我们既不同意弱文化分析范式,也不同意强文化分析范式与文化就是一切的泛文化论。而是从文化、行动、社会结构三者相互连接的链条上对文化进行整体上的理解,对多元文化研究范式进行整合性思考。社会和文化作为一体两面,二者呈现互构与共变的关系,即文化与社会是一种“‘双向的结构’,每一方既结构化对方又为对方所结构化”[23]。在这种动态的双向结构化中,文化研究与社会研究具有同等重要价值,而不是决定与被决定,我们必须超越传统的二元决定论。文化与社会既相对分立,又相互联系与补充,二者不可分割、互为前提与条件,在差异、对立、冲突中实现协调与整合。社会行动作为一种中介,促成了二者深度关联与内在统一。社会结构是人存在的物质实体,而文化结构则是人存在的意义体系,两者是人类存在的实质与表征。社会结构与文化结构的再生产,既有一一对应的关系,也包含着差异与冲突的过程。我们将在文化与社会的互构中建设“和而不同”的美好世界。

作者:赵利生 袁宝明 单位: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参考文献:

[1]周怡.解读社会:文化与结构的路径[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2](美)霍尔,等.文化:社会学的视野[M].周晓红,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1.

[3]文军.西方社会学理论:经典传统与当代转向[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4]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70.

[5]王春林,等.文化的社会学论析[M].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8-13.

[6]陆扬,等.文化研究导论[M].修订版.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

[7]司马云杰.文化社会学[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7:14-15.

[8]夏建中.文化人类学理论学派:文化研究的历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9]格尔兹.仪式的变化与社会的变迁:一个爪哇的实例[J].国外社会科学,1991(4):52.

[10](英)戴维•钱尼.文化转向:当代文化史概览[M].戴从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5.

[11](英)布赖恩•特纳.Blackwell社会理论指南[M].李康,译.第2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431.

[12](美)马克•D.雅各布斯,等.文化社会学指南[M].刘桂林,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15.

[13](美)杰弗里•亚历山大.社会生活的意义:一种文化社会学的视角[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15](英)齐格蒙特•鲍曼.作为实践的文化[M].郑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6.

[16]周怡.强范式与弱范式:文化社会学的双视角:解读J.C.亚历山大的文化观[J].社会学研究,2008.

[17](英)菲利普•史密斯.文化理论:导论[M].张鲲,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11.

[18](英)托尼•本尼特.本尼特:文化与社会[M].王杰,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202.

[19](美)理查德•比尔纳其,等.超越文化转向[M].方杰,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9.

[20]高宣扬.当代社会理论(上)[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21](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学[M].赵旭东,等,译.第4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2.

[22](美)缪尔.人类学家的文化见解[M].欧阳敏,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38.

[23](英)克兰.文化社会学:浮现中的理论视野[M].王小章,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68.

基金项目:

上一篇:劳动关系管理论文范文 下一篇:劳动争议处理论文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