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论文范文

和谐社会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和谐美学/和谐社会/和谐关系/和谐人格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在《关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决定中，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任务，这为和谐美学的发展提供了很大机遇，也给和谐美学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

和谐美学认为“美是和谐”，而和谐是历史的、动态的，它由古典素朴的和谐美，经近代对立的崇高美，向现代更高、更新的辩证和谐美发展。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一方面为现代和谐美学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它本身就是这种新型和谐美的现实展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自身、主体与对象高度和谐统一的社会，从和谐美学看，和谐社会就是更新、更美的社会。黑格尔曾说古希腊是一个和谐的社会，是“一个美的时代”，但那是古代人未充分发展的一种和谐，是一种不完满的完满，是无法与今天全面发展的现代人与现代和谐美相比拟的。现代社会主义新型的和谐社会，既超越了古代农业社会田园牧歌式的和谐，超越了历代儒家期盼的太平盛世和大同世界，也超越了毕达哥拉斯数的和谐宇宙、柏拉图的“爱情”世界和“理想国”。这个新的和谐社会，是在现代科技基础上，在知识经济和信息的时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的过程中构建的，它的形成将意味着从近代开始一直在主体基础上对立、分裂中演进，不断向现代、后现代极端化发展的动荡不安的时代将逐渐成为过去，而新的和谐社会将开辟出一个新的美的时代，它将总结和超越过去一切的和谐社会，它将是一个自觉的充分发展的和谐时代。

如生产劳动过去被狭隘地理解为只是改造世界的客观活动，而从和谐美学看来，它应是一个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相互和谐的关系性的概念，劳动实践的涵义非常丰富，它不只是人类创造工具、使用工具，作用于客观世界的物质性活动，而且是创造和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关系不断发展的活动。但迄今为止生产劳动的和谐却是有限的，原始劳动的和谐是素朴的，是在强大自然威力压抑下唤醒的神话式的和谐。农业社会的劳动是依附于自然、依附于土地、田园牧歌式的和谐。工业社会的劳动，一方面是异化的劳动，是物对于人的奴役和控制；另一方面是主体的膨胀，借助工具理性粗暴地征服，摧残自然，导致生态失衡与自然的分裂对立。只有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生产劳动，人与物、人与工具才逐步走向新的和谐，才真正开始全面实现马克思所说的人们的劳动也是“按照美的规律来创造的”，人们才在劳动对象、劳动产品、劳动过程中，创造并感受到和谐，体验到快乐，劳动才超越了生存的需要，升华为一种人生的享受。同样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不但生产活动是和谐的，产品的流通、交换、消费的活动也不只是一种商业行为，而同时是一种审美活动。人们购物不但是为了满足使用的需要，同时越来越重视产品的审美含量，购物的过程变成一种观照体验快乐的过程。买方与卖方也不单是交易的关系，而且是一种互助合作的关系，交易的过程也变成在互动中不断提高彼此审美素养的过程。

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艺术生产的关系也发生了重大变化。1959年我在《马克思关于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发展的不平衡规律，是否适用于社会主义文学》一文中曾说：“马克思关于艺术生产和物质生产发展不平衡规律”，“已逐渐失去作用，正在被艺术生产和物质生产发展相适应的新规律所代替”①。当然，适应不是没有矛盾，不是没有不平衡，而是社会主义社会能自动调控物质生产与艺术生产的关系，使之在动态中不断达到新的适应，新的协调，更高的平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和实践，必将进一步把物质生产和艺术生产，以及一切精神文化生产，在动态中平衡、有序、全面地协调起来。我们更应该在新形势下，进一步深入地研究艺术生产、精神生产与和物质生产相互适应和谐发展的新规律，以有力地促进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

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是为了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与文化需要，而当前人们的一切日常生活也正在朝和谐适宜、协调有序的方向发展着。食不只是胃肠的需要，而且是一种精神的享受，我国古代晏子早就有“和如羹”、和五味的思想，并且认为和羹有“君子食之，以平其心”的作用，中国的饮食文化始终体现着一种中和意识和趣味。现在各种食品更讲究造型的独特、色彩的搭配、口味的调和，使人们吃出一个和谐来，吃出一个美来；衣着不单是遮体御寒，已越来越注重个性化、人格化和亲和力，注意新颖而得体，时尚而靓丽，让人们穿出一个和谐来，穿出一个美来；房屋不单是为了居住，追求实用而美观、温馨而舒适的美化装饰，已渐成为家居的普遍风气，它为人与环境、物理空间与心理空间的和谐创造了更多的物质条件。一位美学家曾形容审美的愉悦像坐在家里那样自由自在，这种自由自在的家居正在中国大地兴起，让人们住出一个和谐来，住出一个美来；行也在酝酿着巨大的变化，不但自行车王国正逐步为轿车所挤占，而且逐步追求快捷、便利、舒适和惬意的出行，逐步让人们行出一个和谐来，行出一个美来。总之日常生活正在审美化、和谐化、人文化。但我这里所说的生活审美化，与有些同志所说的“审美生活化”不同。“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是把生活升华到精神的审美的高度，而所谓“审美日常生活化”是让审美与生活看齐，把理性的精神的审美降至感性的物质的日常生活的水平，实是把审美感性化、化、生理化，越来越淡化了其人文精神和理性内涵，这是后现代消解和否定审美与日常生活差别的一种反映。审美自然包括感性的，但它又必须超越感性，使感性与理性、生理感受和心理体验和谐地统一起来，才能达到真正的审美境界。

生产劳动、日常生活的背后是人与对象、人与人的关系，和谐社会的理想归根结底就是要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自身的现代和谐，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原始时代也曾产生过一种团结互助的关系，但那是未分裂的、素朴的和谐。我国古代儒家也曾设计过人与社会和谐的方案，如在家庭讲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唱妇随、举案齐眉；在国家讲君明臣忠，将相谐和，君民同乐，长治久安；在社会上讲睦邻友好，交友诚信，“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和谐关系。但这种和谐的社会关系，一方面是为适应宗族关系和封建等级秩序的需要，另一方面，又表现为主体依赖于客体、个人依附于社会、心理意识服从于道德律条的不自由。古代梦想的和谐社会是片面的、虚幻的，甚至冲淡和掩饰了阶级对立的现实。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突破和扬弃了古代的和谐，把一切社会关系置于厉害对立的基础上，二元对立也成为西方现代、后现代文化的根本特征，西方现代、后现代文化一直是在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的二元对立中嬗变的。荒诞是二元对立极端化的产物，它一方面把对立推向两极，另一方面又与“无差别”相关联，消解和抹杀一切矛盾、差别，是一个矛盾的悖论。在这个悖论中，前期的荒诞侧重于向两极对立的极端发展，后期的荒诞，特别是其近来的动向，更侧重于走向消解和抹杀矛盾，甚至走向另一极端，否认和消解一切差别。诞生于后现代语境中的生态主义和生态美学(西方称环境美学)，强调人与自然的“整体和谐”，同样表现了这种消解矛盾否认差别的思潮。因为在这种“整体和谐”中，侧重强调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是自然界生态发展的一个环节，人与动物是平等的。在反人类中心主义的旗帜下，人与自然的差别，人的社会性、主体性、能动创造性消失了，以人为本不见了，而突现出来的实是以自然为本，实是人统一于自然的整体和谐，人与自然无差别的整体和谐。新的和谐社会关系，将结束近、现代的绝对对立，吸收、融合后现代趋向和谐的有益观念，重新创造一种和谐自由的社会关系。这种和谐的社会关系，是现实的规律性的真实存在，远远超越了古代虚幻、片面、素朴的和谐。它以新的互助互爱、团结合作、互利共赢的新关系代替利益对立和相互争夺的旧关系，开创了人类和谐处理自身关系的新时代。社会美是人与社会的和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新型的人与社会的和谐关系，将创造一种更新、更高的社会美。

人与社会的和谐离不开人与自然的和谐。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指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界又是人的无机躯体，自然与人的和谐在实践中产生与发展。没有人与自然的和谐，没有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人与社会的和谐就没有物质基础，人与社会的和谐就难以实现。当然人与自然的和谐又依赖于人与社会的和谐才能完成，正像马克思所指出的：只有“社会是人同自然界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②。没有人与社会的和谐，也就难于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环境学家诺曼·万尔顿曾说，“只有与地球和谐相处，才能使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而只有人们之间和谐相处，才能做到与地球和平相处”③。人与自然的和谐是自然美和生态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动人与自然向更高的和谐发展，也将不断促使自然生态日益变得更新、更美。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的落脚点是人，人与自身的和谐是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的关键与核心，只有人与自身的和谐，只有人自身全面和谐发展，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才能落到实处，才能真正实现。试想社会上每一个人都身心畸形、灵魂与肉体分裂、理性与感性失衡，哪里能谈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呢？

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是人，是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出发点，是为了人；构建和谐社会实践要落实到人，而构建和谐社会的归宿也是人，都是为了要实现“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这种全面发展的人，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实践中造就，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和成熟，和谐社会是现代和谐人的摇篮。现代和谐人既富有突出的个性，又把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等一切社会关系和谐自由的内涵内化为自己的真正的人的本质。他是感性与理性都充分发展，而又和谐统一的人。现代全面和谐的人远超越了古代人，古代人的和谐是原始的未充分发展的，是单纯的、不丰富的、有限的。他也超越了西方近代、现代、后现代人，从近代开始人们就在理性与感性、灵魂与肉体二重性格的裂变和斗争中备受煎熬，而随着现代、后现代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技术理性和价值理性对立的极端发展，一方面现代科技的高度发展，使理性虚构了自我迷信，理性主体的妄自尊大，无度的粗暴的征服和摧残自然，陷于自然的无情报复之中；另一方面人文精神的丧失，感性主体的膨胀和沦落，人或异化为“甲虫”、非人，或裂变为“单面人”、碎片人，或成为无家可归的流浪儿。和谐社会为后现代无家可归的流浪儿构建了美好的精神家园，无家可归的流浪儿有家可归了，人类漂泊无依的时代也将成为过去。和谐社会的构建，将是非人时代的终结，将是理性妄自尊大时代的终结，将是真正现代自由人的新生。他把必然升华为自由，把受动转化为主动，具有充分的创造活力，成为最有主体主动性、历史创造性的现代人，成为既有主观目的又合“客观目的”的真正的历史的主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指出：“人类全部力量的全面发展”就是人类历史的“目的本身”④，从根本上说这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目的本身”。现代社会主义的自由人，将是和谐全面发展的人，将是社会美的核心和主体自身，将是自然美的创造者，艺术美的立法者。艺术美源于现实美又高于现实美，艺术和谐美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艺术概括和审美创造，是新型的现代和谐自由人，以及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新型和谐关系的典型反映和理想的表现，它也将随着和谐社会、和谐人格的不断完善，不断发展，日益走向至真至善至美的境地。

总之，和谐社会的精神是把社会和谐化、审美化，从美的本质上说和谐社会就是美的社会，和谐的关系就是美的关系，和谐的人就是美的人。和谐的精神照亮了我们社会整体的美，也点亮了我们社会一切个体的美。当然这是我们的理想和目标，我们现在和这个理想还有不小的距离，但可贵的是和谐社会的提出和构建，已朝这个目标迈出了坚实的步伐。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地努力，这个光辉理想一定会逐步变成明天灿烂的现实。

注释：

①周来祥：《马克思关于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发展的不平衡规律，是否适用于社会主义文学》，原载《文艺报》1959年第2期。后收入《周来祥美学文选》(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53—1265页。

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22页。

③诺曼·万尔顿：《最终的安全：政治稳定的环境基础》，王正平、金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68页。

和谐社会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社会资本社会网络交易费用效率和谐

社会资本是由社会学家率先提出、而后被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广泛采纳，并用来解释和说明各自研究领域问题的综合性概念和研究方法。

一、社会资本是继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之后的第三种资本形态

经济学理论指出,资源的配置是通过市场交易且借助科层组织的指令来完成的，投入生产的资本形态主要有二种,一是物质资本（物质的，如土地、机器、货币、房屋等）;二是人力资本,即参与生产过程的劳动者和企业家，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TheodoreW.Schultz）和贝克尔（GaryBecker）把人力资本引入经济学分析之中，认为社会拥有的、受过教育和训练的健康工人决定了古典生产要素的利用率。企业所拥有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已构成决定企业成败与否的核心竞争力,这一点已为人们所广泛共识。人力资本的提出使“资本”向广义扩展成为了可以带来增值的所有资源的代名词，为社会资本的提出奠定了词源上的基础。

近年来，对社会网络的研究促进了社会资本理论的产生。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学者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和林南(LinNan)在个人社会网络与其拥有的社会资源关系领域的研究,使其成了“社会资本”理论研究的先拓者。“社会资本”最早是由经济学家罗瑞(G.C.Loury)于1977年首次提出的，到20世纪80年代,法国社会学家、哲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Bourdiea)在《社会科学研究》杂志上正式提出“社会资本(socialcapital)”概念，并对其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

布迪厄把社会资本定义为“实际或潜在的资源集合体,这些资源是同某种持久性的网络占有分不开的,这一网络是大家熟悉并得到公认的,而且是一种体制化的网络。个体所占有的资本数量依赖于他所占有的网络规模和数量,依赖于和他有联系的所有行动者以自己的权力所占有的资源数量”。普特南(RobertPutnam)则把社会资本定义为“社会组织中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等特点,它们可以通过促进合作的行动而提高社会的效率”，换句话说，社会资本是处于一个共同体之内的个人、组织,通过与内部、外部对象的长期交往、合作互利而形成的一系列认同关系,以及在这些关系背后积淀下来的历史传统、价值理念、信仰和行为范式。普特南开创性地把社会资本这一范式应用到更大规模的民主政治和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他认为社会资本有助于参与者更加有效地共同行动以追求共同的目标,提高社会的效率,能够提高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是全世界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科尔曼(JamesColeman)从结构和功能主义角度出发,将社会资本定义为“人们在一个集体和组织中为了共同的目的而在一起工作的能力,它是在两个方面具有共同特征的实体,这些构成了社会结构的许多方面;在这种结构框架中,它们促进了行为主体(无论是个人还是公司)的某些行动”。福山(Fukuyama)则认为社会资本是“……群体成员之间共享的非正式的价值观念、规范,能够促进他们之间的相互合作。如果全体的成员与其他人将会采取可靠和诚实的行动,那么他们就会逐渐相互信任。信任就像是剂,可以使个人、群体或组织更高效地运作……人们在一个组织中为了共同的目的去合作的能力，拥有社会资本多的地方,能够形成较大范围的诚信关系和合作关系,致使社会成本降低，从而导致其他交易成本低”福山的社会资本理论把社会资本结构纳入到文化的范畴,突出了文化传统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

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资本成为许多学科关注的重要概念和分析工具。目前,社会资本理论已被广泛应用于家庭和青年行为问题、工作和组织问题、企业家和企业绩效问题、社会资本与科技创新、社会资本与民主、民主与政

府治理、公民精神与公民社会、经济社会发展等领域,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二、社会资本可以创造新价值、减少交易成本、提高运行效率

经济学家诺思（DouglassC．North）指出,经济史上的每次重大变迁都源于稀缺生产要素的更迭。比如,从游牧时代进入农业时代时,稀缺的生产要素是有限的土地；而在工业社会中,用于购置机器设备的货币资本是人们竞相追逐的稀缺要素；当人类社会进入信息时代时,计算机技术、网络就成为了这一时代的显著特征，同时，网络也就成为了稀缺要素。与此相适应,兼具网络与信息传递功能的社会资本（一个具体的表现形式为社会网络）就成为了把“网络”和“经济效益”联系起来的、新的资本形态。

社会资本被认为是一种资源，即存在于社会结构关系中的资源，它体现为:(1)个人关系；(2)成员身份;(3)社会网络;(4)信任关系。以上这些要素均可称作“社会资本”，一是因为它们存在于社会结构之中，二是因为它们可以增值，是无形资产。个人关系可以打通阻碍，减少运行程序，提高效率；成员身份可以享用组织或网络提供的内部资源;社会网络可以让其找到归属感或证明其成员的社会存在，从而提升其信誉度，并利用网络节点汇集而来的各种资源；信任关系可以让其形成合作，降低交易费用，使交易顺利达成。总之，社会资本能够创造价值，可以使各种资源要素得到增值。其“增值”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创造新的价值；二是减少交易费用，降低交易成本。

具体而言,社会资本主要涵盖三方面内容,即信任或信用、社会网络和规范体系。一般说来,经济社会的运行有赖于信任或信用,人际关系的持久也同样要靠信任来维持,没有信任,就不会有任何组织机构或网络的存在,也不可能有社会结构的产生。而信任或信用的积累在很大程度上与制度和社会规范有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理性经济人是否选择诚信,主要由一定制度安排下的成本──收益原则来决定。那么,社会资本是通过什么途径来影响经济绩效的呢?作为一种新的资本形态,社会资本主要是通过经济社会主体之间的反复博弈而逐步生产、积累起来的。社会资本能够增加交易的频率和次数,减少市场中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有效降低交易费用和协调成本,实现网络效应,为参与者或交易者提供便利，比如,与“老客户”做交易的费用和风险要远远小于同陌生人交易的成本。社会网络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信用附加,它可以赋予人们交叉交易、多边交易、多次交易的机会,成员从社会网络中会明显地获得溢出收益,这就是社会网络的优势及其吸引力所在。

与市场制度中的契约及企业制度中的产权相比,社会资本不仅交易费用低,组织费用也低。社会资本通过对人际关系的协调、对互动能力与合作潜力的开发,增加了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收益,从而提高了生产效率和经济绩效，使其社会资本对经济绩效具有明显的倍增放大或乘数效应。因此,对企业而言,社会资本的存在既是一种潜在的挑战,又是一个难得的机遇,厂商如果不能营造足够多的社会资本,就很难获得持续长期的市场成功。在这个意义上,每一个企业都应该寻求社会资本的最大化,深谙社会资本的营造和交易之道,以发挥企业的战略优势,占领市场经济的制高点。

社会资本强调人们相互之间的信任、互惠、合作网络、公共精神、宗亲关系等。不同性质的社会资本对经济发展有着不同的影响。为什么许多国家或地区在地理环境、气候条件、自然资源禀赋等方面有着惊人的相似,而经济发展水平却有着巨大差别呢？从经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主要是因为他们的社会资本不同。社会资本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降低信息搜寻成本、交易成本和法律实施成本，产生溢出效应，促进资源的节约和配置效率的提高。比如，诚实合作和集体主义行为有助于社会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和促进经济发展。二是社会资本理论把体现个人主义的利己动机与体现集体主义的利他动机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个人理性与社会理性、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有机统一，有效地体现了公平与效率的均衡关系。三是提高社会资本水平有助于促进人们之间的合作、信任和互惠。

三、社会资本从文化、信仰、道德、价值体系等方面来发挥其作用

社会资本的研究对象包括制度、组织、文化凝聚力、人际关系和共有信息等，国家的法律体系、道德水准、民主制度、先进文化、民族凝聚力等都属于社会资本的范畴。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学、新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经济发展既有赖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入的增长，也受到制度设计和文化遗产等社会资本因素的制约，并且，随着物质资本的日益丰富，社会资本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将日益显著。

按照社会资本的性质来看，社会网络和人们的信仰、道德、价值体系等主观因素，都具有了“资本”的功能，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社会资本以声誉、社会地位为符号，以社会规约为制度化形式。它的出现说明了良好社会运行的机制不但要靠政府及其正式制度，而且还要有公共领域、社区意识与公民参与。社会资本有两个特点：一方面它是隐性的，是一种无形的、渗透性的、难以转移的资本；另一方面它对于每一个受益者来说，不需付出什么成本，是一种公共品。社会资本具有公共物品性质，是具有使用价值的资源，但具有不可转让性；社会资本与其他资本一样，需要不断地投入与更新；个人、社会和政府通过适当“投资”可以提高社会资本的存量。社会资本发生的前提在于个体是否愿意通过自愿联接的各种方式——市场、俱乐部、志愿者、协会、非政府组织等，来加入社区或一些组织并积极参与其活动。

目前，我国的社会资本流失得很严重,公民之间的相互信任程度越来越低,对政府的信任度也大大下降,从而使得人们对社会活动的参与热情大幅度降低。社会资本的流失导致一系列社会不良现象的产生,如犯罪、单亲家庭、离婚率以及非婚生子女的增加、对经济社会政策的抵制等等。近年来，我国政府致力于构建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社会资本理论向我们揭示,人类面临的许多社会问题仅仅凭借国家力量或市场力量都无法得到解决，通过遥远的国家调节或间接、昂贵的民主法律程序也不容易得到改善。相反，大力发展社会资本，结合国家和法律的权威可以产生良好的效果。所以，对社会资本的研究分析与实际应用，对构建我国“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项保华刘丽珍: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的互动机制研究[J].科学管理研究,2007,(6)

[2](法)布尔迪厄:《布尔迪厄访谈录：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3]胡荣胡康:城市居民的社会交往与社会资本构建[J].社会科学研究,2007,(4)

[4]（美）詹姆斯.科尔曼邓方译:《社会理论基础》[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0

[5]杨超曹雪锋:文化、社会资本与亚洲经济增长：对中国文化圈的考察[J].生产力研究,2007(10)

[6]曹沛霖:社会资本治理[N].社会科学报,2002,(2002～11～14)

和谐社会论文范文第3篇

想从根本上解决农民负担问题，就必须要高度重视、综合治理。由于农业税费配套改革推行不力、中央支付制度不健全等原因的存在，致使我国农民负担问题仍然面临着严峻的形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挪用、占用村级资金

村级资金按照相关文件规定应该由乡镇管理，这样就失去了有效的监督，存在很多挪用、占用村级资金的现象，这样一来很多公益事业就不能得到顺利的开展，农民对于这种现象存在很大意见。

2.超范围筹集资金

“一事一议”筹资是指发生重大事件或者重大公益事业进行资金筹集的活动。资金筹集有一定的限额，对于筹集资金的使用情况和管理等情况应该进行张榜公布，进行民主管理。但是经过调查我们发现，很多地方存在超限额、超范围筹集资金的情况，这无疑会使农民的负担加重。

3.乱收费、乱摊派等现象严重

这些问题经过多年处理与整治并没有取得明显的效果，很多村镇干部将用于公路等建设的集资进行挪用，造成农民沉重的负担。

4.行政成本过高

很多政府机关中存在严重的办事拖拉现象，行政管理部门过多，环节繁复，农民办事成本提高，使农民负担明显加重。

二、减轻农民负担的重要性

1.减轻农民负担对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得到了全面的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也日益突出。现阶段我国农村经济发展滞后，导致大批农民工涌入城市，给城市带来了过大的压力。要想解决这些问题，关键是要解决农民的负担过重问题，如果农民的负担减轻了，他们的生活就会更加无忧无虑，也就不需要进城务工了，这对构建和谐稳定的社会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2.减轻农民负担对国家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同时也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础，农业的发展直接影响着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此外，农业的发展与人们的切身利益以及社会的安定和谐有直接关系。过重的农业税、农场品价格低等问题都是影响农业发展的重要原因，如果农民的负担能够得到减轻，那么将会对国家经济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意义。

三、减轻农民负担与推进农村和谐社会建设策略

1.农村基层政治权利监督功能的强化

首先，应该在农村设立监督小组，主要监督村委会的具体工作中相关费用的开支。其次，明确村一级管理体制的各项职责，关于村中重大事项的决定由村民代表大会负责，另外村委会的人选以及监督小组的人选都要由村民代表大会决定，党支部可以进行小组选举推荐，但是最终监督小组的人员还是应该由村民代表大会产生。最后，在乡一级设立监督委员会，监督委员会的会员应该由乡一级人大代表选举产生，其职能主要是对政府的具体工作情况进行监督，主要注重经费开支等方面。

2.农民组织化程度应得到相应提高，加强维权意识及自身合法权益的保护

造成农民负担过重的重要原因就是农民与地方政府之间交易地位的不平等。而产生此类失衡的主因在于双方主体的政治面貌的不同，地方政府作为当权者面对群众身份的农民，交易由始失公，故而农民往往是利益受损的一方。解决交易公允问题的重要条件即农民应成立一支具备一定谈判能力、具有权威性质的稳定组织，并不断完善组织建设，提高队伍素质，形成可与政府抗衡且相互制约的力量。这样对于实现公平交易，继而达到降低成本的目的是非常有利的。

3.使乡村两级民主选举制度得到真正落实

农村的基层干部的考核是经过层层落实的，评价各级干部主要由上级下达的各项指标的完成情况来决定。在一定利益驱动下，一些官员很容易会主动迎合上级的要求，一味追求业绩，严重忽视农民的承受能力。所以应该落实民主选举制度，让农民紧握任免和奖惩干部的权利，这样干部才会对农民负责，为农民的利益着想。才能使农村公共资源的合理使用得到保证。

4.不断提高农村基层干部的素质

在农村中应该不断提高基层干部队伍的政策水平，使基层干部对党的路线方针进行正确的理解并贯彻执行，干部要求农民做到的干部自己首先要做到。定期对基层干部进行培训，教育他们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持实事求是、艰苦创业，反对虚假浮夸、奢侈浪费，正确行使自己手中的权利。

5.使政府机构的改革步伐得到加快

政府机构改革的核心是精简机构，同时这也是一项非常艰巨、复杂的工作。这项工作中关键是要将经费控制住，如果经费控制住了，政府机构人员的多少实际上对农民负担的形成是没有太大影响的。

6.大力发展农村经济

农民的收入提高了，对负担的承受能力也就增强了，所以应该大力发展农村经济。经济发达的农村基层政府应该注重农民减负行动的落实，可以鼓励乡镇经济的发展，通过工补农的措施减轻农民的负担。经济欠发达的农村基层政府的各项事业对税费的依赖比较大，农民的负担也比较重，甚至形成了恶性循环。所以应该大力发展农村经济，使农村的集体经济实力得到壮大，统筹城乡发展，增强农民负担能力。

四、结语

农民负担过重问题始终要靠发展来解决，农村经济的发展是解决农民负担问题的重要保证。减轻农民负担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社会问题与政治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就要结合社会各阶层的力量，将这一问题的解决落实到行动上。

和谐社会论文范文第4篇

作者：龚慧枫 单位：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在学风建设方面，要大兴学习之风，促进学生更好地学习专业知识。着力建设与精神文化相一致的制度文化制度文化建设是校园文化建设的有力保障，具有导向、约束和规范的作用。制度文化建设与校园精神文化相一致，就可以彰显学校自身的文化特质提供制度典范，做到外在约束与师生内在文化自觉的统一，有效地促进校园文化建设。反之，就会使思想认识和行为规范出现矛盾，制约校园文化的顺利发展。高校应该坚持以学生为主体，在教育活动中引导作为主体的学生主动自觉地协同发展自己的智能、情感、个性与行为，从而促进他们自主发展。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与氛围的创设中，自然离不开学生自主性与创造性的发挥，要让高校的各种规章制度、行为规范内化为学生自身的道德需求和行为方式。教师及管理群体作为制度建设的设计者和执行者、作为高校校园文化活动的领导者、组织者和建设者，更要对学生中的流行文化、思想风气加以引导。

高校是求学的场所，更是学生陶冶情操、提高素质的地方，相对而言，课堂教学是一种共性的教育活动，而校园文化活动则能使学生更充分地施展才华，发展个性。通过各种活动，使学生发展兴趣爱好，发挥特长，并在各种创造性活动中挖掘个体的潜在能力，充分认识自我，增强自信心。要围绕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这一根本目标，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以满足学生的精神文化需求为目的，弘扬主旋律、高品位，受益面积广、影响力大、吸引力强的校园文化活动。加强对校园文化活动的管理和指导，在高校校园文化活动中要始终坚持以爱国主义教育为重点，以科技、文娱、体育和社会实践活动为基础，使健康、高雅、生动的文化活动活跃在高校校园文化阵地。

建设校园文化的意义，不仅在于高校德育教学的范畴，还在于它启发人们开启认识高校无形资产、教育资源的新视角，启发人们去认识、探索高校集体教育中存在的种种现象：譬如我们常常会说某校的某专业很出人才，那里的学生某方面的才能很突出；某学校具有某种文化传统，学生整体上有某种特征，等等，像北京大学民主科学爱国意识的浓厚，南京大学“渊默深稳，不激不随”学风的悠长，武汉大学“沉稳持重”学术文化气氛的绵远，中山大学“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悠悠哲思……实质上都是这些知名高等学府校园文化建设的一种体现，是不可多得的无形资产和教学资源。从校园文化的角度来看这些办学传统和特色，能使人们更加理性地认识、科学地开发利用这一宝贵资源，并不断予以建设和完善。

就学校而言，对原有的传统和特色故当如此，在未来的校园文化建设中亦应着意于挖掘凝练，以丰富学校的无形资产和教育资源，提高教育效率。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是高校和谐校园文化建设保存正确发展方向和不断取得成效的根本保证。同时，我们应该对当前高校和谐校园文化建设所处的背景和任务的艰巨性要保持清醒的头脑。面对给高校和谐校园文化建设带来诸多挑战的不确定因素，需要我们认真对待。当然。我们只要坚持把科学发展观作为高校和谐校园文化建设的指导方针，遵循高校和谐校园文化建设的原则和规律，紧密依靠广大师生的智慧和力量，高校和谐校园文化建设就一定会不断取得新的成效。

和谐社会论文范文第5篇

论文摘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政府树立危机意识，提高危机管理能力；健全危机管理相关法律制度；建立全过程的危机管理机制；建立多边合作的公共危机管理体系。

论文关键词：危机管理和谐社会政府

1．树立危机意识，掌握危机管理知识。提高危机管理的能力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我们知道，今天的危机已呈现常态化，今天的社会时刻都有危机发生的可能。因此，作为危机处理的主要指挥者和组织者，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必须认识到“危机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危机不仅仅在资本主义社会比比皆是，层出不穷，即使在社会主义国家也屡见不鲜，难以避免。”

2．建立常设性的危机管理部门，健全相关法律制度

公共危机管理是各级政府、各级政府部门的职责和责任。就社会现实情况看，应对各种公共危机已不再是政府偶尔为之的任务，而是政府的一项重要的常态职能。这就要建立常设性的专门危机管理部门，统一指挥重大公共危机的应急管理工作。然而，我国有些地方的政府危机管理系统却缺乏专门、常设性的危机管理部门和专业人员。当公共危机出现后，主要依赖中央政府或省级政府、有关部门设立的临时机构来进行危机管理。这些临时机构，一方面缺乏对危机的预测、预警工作。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危机管理的专业人员，缺乏应有的培训和处理危机事件的经验，必然影响危机处理的效果。

因此，当务之急就是在地方各级政府内部，成立一个专门常设性的危机管理部门，统一管理公共危机事件。

3．建立全过程的危机管理机制。有效地预防、回应、化解和消弭各种危机

根据危机从无到有，再到无的过程，危机大致要经过危机的爆发、持续、消失三个阶段。政府完整的公共危机管理应该包括危机爆发前的防范预警、危机持续中的应对处理和危机结束时的善后总结三个过程。为此我国政府加强危机管理就必须在危机预防、预警、处理及善后等各个环节上分别采取相应措施，建立健全各方面的制度和机制，着力构建全过程的危机管理机制。

首先，建立危机预防预警机制。从危机管理的目的和效果来说，危机预防比危机处理更重要。政府管理的目的是“使用少量钱预防，而不是花大量钱治疗”。加强危机管理，重要的、也是必须的就是要加强危机预防，以减少和避免危机发生，并预见可能发生的危机。一是，各级政府要定期不定期地开展自我诊断，对发生在辖区内的各类群体性、突发性事件进行分析，查找原因，查找自身工作的薄弱环节，从源头上扼制危机的发生和扩大；二是，建立一个灵敏、准确的信息监测系统，及时捕捉、收集相关信息并加以分析处理，对事态的发展和应对措施做到心中有数。

其次，建立危机应对处理机制。危机不可能绝对避免，一旦爆发危机，从政府角度来讲必须运用所有的资源开展危机救治，及时采取果断措施，快速、有效遏制危机的发展和升级，迅速解决危机，以尽快恢复社会秩序。其一，实行强制性干预，保证社会公共生活正常。要对付危机，政府中枢决策系统就必须享有发号施令的权威，并且可以制定和执行带有强制性的政策。在危机状态下，出于维护公共利益和快速处置危机的需要，政府有必要依据有关法律规定，采取多方面非常态管理措施，使各级政府在危机状态下能依法行政，果断采取措施，及时化解危机；其二，建立危机管理的监控系统，密切关注危机的发展变化，及时对其进行分析判断；其三，探寻危机产生的根源。危机产生后，对社会和公众心理影响巨大的主要原因在于危机产生根源的不确定或不明确，从而引起恐慌。探寻危机根源一方面可以暂时安抚公众心理情绪，保持社会稳定，另一方面也是进一步采取有效措施的前提；其四，确保信息公开。危机事件所涉及的公共信息应该及时、公开、真实地披露，降低公众获取信息的成本，稳定公众的信心。

4．建立多边合作的公共危机管理体系

和谐社会论文范文第6篇

（一）构建和谐社会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全面小康社会不仅仅指经济上的指标，而且，还应该包括政治、文化等诸方面的内容，其中，社会是否和谐也是判定我们是否进入全面小康社会的重要标准之一。

和谐社会的内涵就是让社会各成员、群体、阶层、集团之间的关系融洽、协调，无根本利害冲突，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相互帮助，气氛良好。可以说，和谐的社会就是友爱、融洽、稳定的社会。和谐社会是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是人们向往的美好社会并是执政者追求的执政目标，也是体现执政者执政能力的重要方面。正是因为如此，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我们党“要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这一重要思想，并提出了“把和谐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这一论断，这些重要思想为我们深刻认识和谐社会的重要意义和新时期如何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

（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构建和谐社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以公有制为基础、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这就为建立公平社会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也从根本上消灭了人剥削人的经济基础，更为创造一个人人平等、社会成员间没有根本矛盾的和谐社会打下了基础。社会主义政治法律制度也规定了社会主义社会是人民当家作主、人人平等的社会，社会主义追求的是“消灭剥削、消除两级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社会。这种政治理念也为建立和谐社会创造了条件。

（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利于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已不是阶级与阶级之间的矛盾，而是落后的社会生产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的需求。这种矛盾的解决办法从我们党的历史经验上看，是坚决不能采用革命或者阶级斗争的方法解决的，而只能采用调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来发展先进生产力、发展先进文化。因为先进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的决定性力量，先进文化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强有力的推动力量，而人民群众又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创造者，因而，在这个意义上说，人民群众又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一推动力”。可见，主要矛盾的转移和解决方法的不同就要求我国社会的各阶层要团结起来、凝聚成一股绳，大力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而这一切又必须有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作为保障的，由此也可以得出，当前主要矛盾的转移和解决方法与和谐、稳定的社会二者间是互为因果的。

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当明确的几个问题

（一）执政党的执政能力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我们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力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论文战略目标、战略重点、战略方向、战略步骤的制定者，又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带领者和实践者，党的执政能力直接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兴衰成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因此，我们党要不断地总结自身经验和国外社会主义的经验及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并不断地把执政经验总结上升到执政理论，不断深入地研究党的执政规律，这样，我们党的执政能力才能不断得到提高。同志最近提出，要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加强对党的执政理念、执政基础、执政方略、执政方式、执政体制、执政环境、执政资源的研究。执政理论实质上是党对执政规律的认识，我们党及每一个党员干部理论水平的提高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前提。

（二）执政党的先进性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我们党能否代表先进生产力!能否代表先进文化是直接关系到我们党的执政资格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先进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的决定性力量，先进文化也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先进文化也是一种生产力。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决定中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即“文化生产力”，提出要“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这一重要思想，这一思想的提出从根本上确立了先进文化的重要地位，发展了党的建设的基本理论。正是因为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有这样的历史地位，因而，我们党只有代表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才能始终保持执政的资格。从我们党和其他党的历史来看，其兴是代表了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其亡是没有代表当时的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可见，我们党要长期执政、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始终保持先进性。

（三）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我们党与资产阶级政党的一个根本区别是，我们党代表的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资产阶级政党代表的是某个阶级的根本利益，当然，各资产阶级政党的代表在竞选时也打着代表人民的利益或者代表国家的利益的旗号，但是，在客观上他们不能代表也无法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共产党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而人民的利益就是我们党的最高利益，这是任何其它党都没有的优势，这也是我们党能够长期执政的内在根据之一。但是，仅仅这一条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能否执好政，能否代表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才是我们党能否长期执政的现实根据，才是人民群众是否拥护我们的重要原因。怎样才能执好政，一方面要不断提高党自身的执政能力，另一方面必须要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密切联系群众，走群众路线，从群众中不断汲取智慧和发展的源泉，这是我们党永葆生命力、永葆创造力的源泉所在，也是我们党能够长期执政的根本所在。

（四）稳定的社会环境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保障当前，我国的经济改革已进入攻坚阶段，各种深层次的矛盾都凸现出来，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政治体制还不能完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面临新形势新任务，党的领导方式、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还不能完全适应；一些领导干部和领导班子思想理论水平不高、依法执政能力不强、解决复杂矛盾本领不大，素质与能力同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不适应；一些党员干部事业心和责任感不强、思想作风不端正、工作作风不扎实、脱离群众等问题比较突出；一些党的基层组织软弱涣散，一些党员不能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腐败现象在一些地方、部门和单位还比较严重。”中国人口多，底子薄，生产力发展不平衡，群众急于致富和要求民主的心理过强等等，这些都可能是引发不稳定的因素，但是，我们要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又必须要有稳定的环境作保证，因此，我们要始终把稳定放在重要位置。

（五）科学合理的分配机制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条件改革开放以来，大家都认识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认识到科学技术对经济社会的强大推动作用，尊重人才、尊重劳动、尊重创造、尊重知识的社会氛围已初步形成。但是，改革开放以来，部分致富的人不是靠诚实劳动、不是靠创造而富裕起来的，有的甚至是靠投机、腐败等不正当手段而富裕起来的，这就引起了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另一方面，改革开放才二十多年，我国的贫富差距已非常严重，据中国社科院的一项调查报告表明，我国的基尼系数已超过"#$，这一数据表明，我国的贫富差距的矛盾已比较突出，而贫富的突出就会影响社会稳定。正是因为如此，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要扩大中等收入者阶层。这就要求必须建立一个令人心悦诚服的科学合理的分配机制，让靠知识、靠劳动、靠创造富裕起来的人光荣。

（六）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法宝德治和法治各自独特的地位和功能使二者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依法治国是外在的力量，以强制的手段来规范人的行为；以德治国是从人的内心、从人的素质上要求人们自觉地遵循这些规范。法治强调的是他律"道德强调的是自律，二者都是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不能互相代替。我们认为，和谐社会存在的一个重要前提是人们有比较高的素质，有比较高的自律意识，能够自觉地遵守法律法规。当前，我国社会的诸多矛盾主要还是人民内部矛盾，针对这些人民内部矛盾不能通过暴力的手段去解决，而主要通过提高人的素质的方式和法律的方式去解决，不断健全和完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各种工作机制。对于犯罪分子和“”即恐怖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要坚决依法打击，不能姑息，不能手软，彻底根除社会不稳定的毒瘤，维护社会和谐。构建和谐社会是一个系统工程，它不仅仅包含以上的六个因素，还包括很多其它的因素，因此，构建和谐社会是一项复杂的、难度极大的系统工程。和谐社会不是看不到矛盾，不是去淡化矛盾，而是去正视矛盾，根据矛盾性质的不同很好地处理矛盾。和谐社会是衡量我们党执政能力好坏的一个重要标准，和谐社会也是执政者的执政目标，更是人民群众的理想追求，因此，要抓好系统工程的每一个方面，最终实现社会的和谐和社会的进步。

论文关键词：和谐社会构建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论文范文第7篇

[论文摘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成为全党全国人民共同的奋斗目标和伟大实践。德育教育对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对全民族素质的提高，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加强和改进德育工作，积极推进素质教育，为社会培养全面和谐发展的合格人才，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和重要体现。德育工作如何顺应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要求，承担起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重任，是摆在德育工作者面前的重大课题和紧迫任务。

一、德育与社会的和谐共存

（一）德育角度下的和谐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在社会结构中以人为主体的各层面、各要素之间关系的相互通融、彼此协调的状态；道德则是人类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三者关系的伦理智慧与行为规范，是以一种非强制性的传统习俗、社会舆论、内心信念、人类良知以及教育去调节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从而保证整个社会有序运行的精神力量。无论社会多么进步，法制多么完善。和谐社会的首要前提无疑是一个具有高度道德感的社会。

（二）德育的和谐价值

新的社会发展观、发展模式赋予现代德育新的意义，它是通过对人的道德的、善的品质的塑造，赋予人以智慧和道德力量，使他们在一切生产的、生活的社会活动中，有可能按照道德的、人性的要求去做出价值的定向，使人不仅能按照物的尺度去认识世界，而且能按照符合人自身的善的尺度去改造世界；不仅懂得世界是怎样的，而且懂得世界应该是怎样的，从而使他所塑造的世界更具人性，更适合人自身的需要与发展，而不是背离人的需要与发展。从这种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出发。德育的价值也主要表现于人自身价值的提升、人的各方面素质的提高、人的全面发展、人的本质力量的展现与增强。因此。站在人的和谐发展的高度，我们有必要对德育的使命和功能进行再认识。要让我们的社会成员具备和谐社会中的“和谐人”所应有的思想道德素质。同时在制约社会和谐的各种力量中，由道德价值观凝聚起来的精神上的和谐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人们只有有了共同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追求，面对社会的诸多矛盾和利益冲突，才能达成谅解，形成共识，理顺情绪，凝结意志，协调行动，步调一致。一个社会是不是和谐，一个国家能否实现长治久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没有共同的理想信念，没有良好的道德规范，是无法实现社会和谐的。

二、和谐德育-和谐社会视角下的德育教育

（一）和谐德育的特征

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德育的根本目的在育人，和谐德育必须是坚持以人为本的德育。在教育目的上，突出德育为先、全面发展的理念，把促进学生德才兼备、全面发展作为教育的目的和归宿；在教育对象上，突出个体价值、社会价值相统一的理念，充分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把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和发展学生需要有机结合起来。二是遵循科学规律。首先要遵循人的思想和行为的活动规律，根据受教育者年龄、心理、阅历、个性特点，选择适当的德育内容和方法；其次是遵循德育工作的规律，充分认识教育者、受教育者、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等要素在德育实践中的内在本质联系，按规律办事。三是体系完整。协调推进，协调发展。和谐德育应该是由若干相互联系的基本要素构成的具有确定特性和功能的个完整体系，而不是单一方面；应该是作为个完整体系良性运行。

（二）和谐德育观念的创新

和谐观念是构建和谐社会派生出来的一个问题，既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保证与前提，又是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和谐观念，就是要把和谐的意识、和谐的价值取向内化为人们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形成和谐的社会心理与社会氛围。在当前社会，要教育学生增强以下和谐意识；1.开放式的德育理念。德育工作者应把封闭式德育变为开放式德育，把学生德育“小课堂”同社会德育“大课堂”结合起来。新时期德育的根本任务，不是培养单纯的书生，而是培养品格健全、学识广博的人才；不是限制学生成长，而要培养他们的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完善的能力。2.诚信意识。诚信是现代社会中做人立世必须具备的一项基本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和谐社会一定是一个诚信的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真诚友善、相互信任，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每个人都要恪守诚信，信义相交。坦诚相待，做到“言必信，行必果”。3.确立“以人为本”的德育观。当今德育工作对象的思想意识、心理素质、价值观与以往相比已大不相同，所以德育方式的选择必须以人为本，关键在于是否受学生欢迎，是否具有针对性，是否生动活泼，能使受教育者在轻松、自然的状态下愉快地接受教育，从而得到情感的陶冶和知识的建构。（三）和谐德育方法创新

一是要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奋斗目标及建设内容纳入学校的学科教学与德育课程之中，注重德育内容的现实性。首先要从理论与历史二个维度结合人手，在各科教学及德育课程中，有机穿插和引人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关社会和谐、人际和谐、天人和谐的思想文化资源，并及时宣传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所涌现出的先进人物和典型事迹，引导学生做好人好事，学先进等行动。其次是内容的现实性，马克思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德育必须适应客观现实的需要，并与学生的发展需要相一致，才会被大学生所接受。因此，高校德育要坚持以学生为本的育人理念，立足学生的全面发展，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实施人文关怀。坚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人高等教育和高校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教育学生，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思想共识。二是充分整合学校、社会、家庭在德育方面的影响力量，使之形成合力。一个优化的社会关系环境，有利于德育有效性的实现和提高，从而有利于德育价值的最大化实现。构建和谐社会下的高校德育环境，需要学生、学校和社会三个方面的共同作用。学生要形成融洽和谐的人际关系环境；学校要努力创设和谐统一、融汇多种价值的校园环境；社会要根据德育与人才培养的目标，系统调整社会结构，改变社会关系，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从而形成持续优化的社会教育环境。

总之，和谐社会视角下的德育教育，重在教育者以“和谐”为目标，给学生更多的鼓励，为他们提供更多的体验机会，使他们既关爱自己、对他人和社会负责，勇于超越自己，逐渐实现由自然人向社会人的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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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忠杰，建设和谐文化的核心是倡导和谐的价值取向[]，光明日报，2006-07-25．

[4]周湘莲，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整体构建研究[J]，思想政治教育2005，(1)．

[5]孙扎懿，教育失误论[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3．

和谐社会论文范文第8篇

1.1在国家的重大决策中，新闻传媒能够提供有效理论参考，能够将人民群众的意愿和要求反映出来，使做出的决策具有利民性和科学性，同时也能够对政府的工作提供一定的监督作用的，对国家权力进行制约。由于政府的决策在一定程度上会对人民群众对事物的看法和评价产生影响，而人们的公论也同样是政府进行决策所考虑的重点内容，这样就能够有效的避免高度集中的国家权力的滥用，对构建和谐社会起到一定的保障作用，对促进社会安定和国家稳定发展意义重大，并且也能够为我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一定发展空间和时间。

1.2民主政治建设是我国公民在国家发展中地位的重要体现。单从理论上看来，新闻媒体只是社会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对大众的舆论和思想起到一定的监督作用，是大众言论的载体和重要通道，使公民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而当前我国新闻传媒的发展形式是，新闻媒体是在政府权力的支配下进行的，失去自身的独立性和真实性，具有强烈的政治倾向，将新闻传媒对社会舆论的监督作用转化为政府监督的利用好工具，这种将政府的意见和公民的公论联系在一起的方式，使我国新闻传媒逐渐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和原本所应具有的意义，使去正常的监督功能逐渐缺失，无法对社会发展现状进行监督，不能够对社会不良现象进行真实的报道，在国家权力面前不敢发声、保持沉默，最终导致新闻传媒论文利用媒介。新闻传媒失去监督作用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会对生活发展造成极大的破坏力，同时也会给大众造成一定的错觉，使人们的思想观念受到误导。新闻传播和信息报道必须要以真实性、及时性以及有效性作为其存在的客观原则，而事实证明，新闻传媒对社会的舆论监督作用是难以实现的，作为利益群体，人类不可能客观的看待每一件事物，社会属性决定了作为新闻传播主体的人具有倾向性，新闻信息不可能完全客观。

2、和谐社会的建设要求传媒的和谐

2.1舆论和谐与新闻传播的和谐是和谐传媒的重要基础。和谐传媒首先离不开舆论的和谐，舆论的和谐主要指舆论的复杂多样，要求舆论的多种声音，不能仅仅一个口号或众口一词。同时也要求新闻传播的过程中，要求新闻的传递是健康的，多层次的，多方面的，立体的，这样让社会各个领域，各个层次的人都能收到新闻的声音。从而使传媒达到舆论监督的作用。让社会的一些思想，一些人们必须了解的主张在社会上得以讨论，才能最终实现社会的和谐。我国是多民族的国家，社会国情也复杂多样。因此，要考虑到社会的复杂性，舆论的多样性。让每个人都有畅谈自己想法见解的机会。当然如果大家七嘴八舌，众说纷纭，那也很难集中统一的意见，全国就会一盘散沙，无法积聚力量，形成一股绳。因此，舆论的引导应是一个正确的，沿着一个预期的轨道去指引人们，指导人们往一个切实的可行的思路去走，因为我们的目的是解决问题。不是单纯的去讨论意见，仅仅求得民主，得到了民主，却解决不了问题，这种民主也没有实际意义。

2.2要在解决矛盾中，发展中实现传媒的和谐。任何事物都规避不了矛盾，这就要求如何解决矛盾，正确面对矛盾。矛盾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如何使对立的一面化为统一，这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当前社会是一个多元的社会。难免会出现这样那样的不一样的声音。但我们不能压制这些来自不同的声音，也不应扼杀这些不同的思想。因为事物是和而不同的。只有用科学发展的观点看问题。才能正确的处理这些矛盾。相反如果我们遏制了这些矛盾。那么就会适得其反，会造成矛盾的扩大化。只有把不同的思想、观念、信仰统一在一起，正确面对矛盾，解决矛盾，才能实现传媒有和谐。

2.3要用科学发展的眼光实现传媒自身的和谐。由于受管理体制、市场运行机制、技术、人才等方面的原因，我国新闻传媒自身发展还存在着不平衡、不顺畅、不协调的现状。比如新闻工作者自身职业道德欠缺，个人私利思想严重，社会公德意识低、新闻传媒内部无序、恶性的竞争等，都是造成新闻传媒不能健康、稳序发展的方方面面。同时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结构存在的不合理之处，东西差距、城乡差距、区域差距，资源配置失衡等系列问题也是造成新闻传媒不和谐的重要因素。

3、新闻传媒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宣传者和促进者

通过对和谐社会建设的意义、目标和任务的宣传，让广大人民群众都能够切实认识和感受到党中央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工作给自己、给社会和给国家所带来的益处，从而自觉地投入到这一伟大事业中去。新闻传媒的主要作用是解除疑惑，积极引导。这一特点在和谐社会的建设中起着积极的作用。因为在和谐社会的建设中会难免出现困难和挫折，一些社会的领军人物在介绍一些新思想，新观点，新做法的过程中，难免会遇到不同的声音，得不到社会的理解和支持。

4、结束语

综上所述，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和现代化建设进程的逐步推进，使我国的新闻传媒事业的发展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同时，新闻传媒也为我国的经济建设、社会文明建设、法制建设、民主建设以及国民经济的发展等提供了良好的理论基础，无形中提升了我国市场经济的运行活力和制度机制的正常运行。新闻传媒的舆论导向作用，对促进我国公平、公正的和谐社会的建成也具有着重要的意义，明确新闻传媒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充分落实其舆论监督作用，是促进我国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稳定进步的重要途径。

和谐社会论文范文第9篇

论文摘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须奠基在三个基础之上，即物质基础、政治基础、思想基础。社会和谐问题归根结底是人的利益问题，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问题在于解决好人的利益问题；而政治现代化、民主化，形成一个多元化的、更为合理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使社会各种群体的利益和谐共存、协调实现，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关键；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是和谐社会的核心。人的和谐最重要的则是一种内在的自我心灵的和谐，也就是深层次的社会精神文化和社会心态的和谐。

一、利益均衡——和谐社会的物质基础

构建和谐社会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而在这几个方面中，经济和谐在构建和谐社会中起着物质基础性的作用，没有一种和谐的物质生活与经济活动状态，和谐社会的构建就会丧失其应有的物质基础和经济基础，而利益的分配则是物质经济活动的结果或最终形式，这个结果或最终形式将对广大人民群众产生最直接的影响和带来很多其他方面的影响，并最终对和谐社会的构建产生巨大的影响。所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利益的分配提出了要求，而这个要求即利益均衡则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物质基础。

利益是人类生活的永恒话题，只要存在人类社会，利益就会出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马克思曾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利益不仅是人类社会的普遍范畴，而且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它既是人们社会活动的出发点，也是推动社会发展与变革的内在根据，正是人们为满足自身利益需要的不懈努力，推动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人类社会是在社会分工的基础上形成的各种利益主体相互依赖的整体。马克思指出：“这个世界并不是某一独特利益的天下，而是许许多多利益的天下。”各利益主体在获取自身利益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冲突。只有利益关系达到某种均衡状态，才能减少或避免冲突。经济学中的利益均衡是指经济中各种对立的、变动着的利益关系处于一种力量相当、相对稳定的境界。这种均衡是动态的均衡，是发展中的均衡。即利益的均衡必须以社会财富要有一个适当的总量作为前提条件，这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前提。倘若社会财富总量很少，那只能是整个社会的贫困或者说是极少数人的相对富足。正如在改革开放前，我国民众财富的拥有量表现为低水平的平均，从某种情况说社会成员在整体上还处于贫困状态，这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财富低水平的平均所造成的财富分布均衡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可取的。因此，围绕经济建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一心一意谋求发展，使社会财富逐渐地涌现出来，尽可能地提升社会财富的总量，那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当务之急和中心任务。再者利益均衡不是平均主义，而是要求各利益主体的利益格局大体合理，不至于过分失衡，而引起社会冲突。当然，利益均衡也不是没有差距，它是有差距的。正是这种差距，也才真实地体现了人个体之间的差异、群体之间的差异以及社会不同类别之间的差异，这是社会客观的反映，同时也是社会发展的要求和动力。适度的利益差别对社会发展有积极作用。那当然这种差距不能太大。如果一旦落差太大，利益均衡被破坏，对社会经济发展和和谐社会的构建就会造成非常大的危害和威胁。也就是说在财富总量增加的情况下适当地拉开财富拥有量的差距是现实情况下社会发展的必然，只是这种适当的财富差距必须是建立在合情合理的基础上，广大社会成员才可能接受和认可。但如果利益过度失衡，就会给人们的心理稳定和社会秩序稳定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当然，个体和群体的利益失衡，未必是影响社会稳定的直接原因，但现实的利益差距如果违背了一些社会认可的基本“情”和“理”，就极可能助长某些不稳定因素的生长，给和谐社会的构建带来隐患甚至是引发社会矛盾和问题的激化，从而危及社会的稳定与秩序，最终危及所有人的利益。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较好地处理了各种社会利益关系，调动了社会成员的积极性，促进了经济发展，保持了政局基本稳定与社会基本和谐。但是，由于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原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利益关系被打破，新的利益关系格局尚未完全建立，因而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出现了某些失衡现象。

可以说利益不平衡是社会转型期最广泛、最深刻的变化。在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或者产权结构调整引起的利益分化，或者分配方式变化引起的收入分化，或者社会结构层次的变化引起财富分化，造成了由于财富分布的多少不同而形成的不同群体的情况，社会暴富阶层的出现而产生的“新贵”和社会赤贫阶层出现而产生的弱势群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产生了财富分布不均衡的“两极”，一极是在改革开放中崛起的极为受益的财富拥有群体，另一极是在改革开放中由于个人问题、地域差异、或结构调整等种种原因而形成的一个弱势群体，[2]形成了一个明显的有别于改革开放前的财富结构图。这实际上是和谐问题中的结构和谐问题。诚如一个建筑物的稳定取决于它的结构的稳定，同样，一个人群组织的合理结构对于这个组织的稳定及其正常运转也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早就阐明了这样的一条政治公理，可以也应该成为我们分析一个和谐社会的社会结构所需要的基本条件。亚里士多德指出：我们必须建立一条适用于一切政体的公理：一帮之内，愿意维持其政体的部分必须强于反对这一政体的部分。根据这样的一个公理，一个必然的逻辑结论就是，社会要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性”的结构。亚里士多德指出：一个城帮作为一个社会而存在，总应该尽可能地由相等而同样的人们所组成；这里，中产阶级就比任何其他阶级（部分）较适合于这种组成了。中产阶级（小康之家）比任何其他阶级都较为稳定。所以公民们都有充分的资产，能够过上小康的生活，实在是一个城帮的无上幸福。事实上，亚里士多德提出的是一个从古希腊一直到当今世界始终为思想家和政治家所关注的问题，就是说，一个社会是否能够达成和谐与稳定，其根本原因在于这个社会的大多数成员对其赖以生活的制度、环境和文化等等的支持和认同的程度。社会贫富分化不能太严重。不同利益群体的需求能够得到满足。如果一个社会不同利益群体的对立严重，甚至仇视，和谐就无从谈起，甚至会出现动荡的局面。也就是说和谐社会不仅仅是经济的快速发展，还应该是大部分人能够享受到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否则不一定是一个和谐的社会。

二、民主政治——和谐社会的政治基础

从归根到底的意义上说，人类的不和谐的根源产生于利益的差别和不平等，但是，通过有效的政治手段抑制这种差别和不平等，就可以建立和谐的社会基础。在任何一个时代以及任何一个社会，由于人的差异、社会分工、利益分化、资源分配等等方面的原因，使得社会成员在其生存条件、生活方式、和社会地位等等方面，都程度不同地存在差别，如有的为民、有的为官、有的贫穷、有的富有，诸如此类。这些是社会不和谐的基础，甚至也是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根源。但是，千百年来，人类通过政治价值观的探寻以及有效的政治设计，使人类的不和谐以及矛盾冲突得到有效的抑制，使人类社会的秩序得以越来越完善。人们注意到，在所有导致社会不和谐、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的根源中，为官为民、为贫为富，几乎已是无法消除的客观事实。因此要使社会达到和谐的，实际上不是铲除官民、贫富的差别、分野就可以的，而是应该努力构建一种公正合理的社会环境特别是政治环境，使得这种差别、分野符合人类理性原则，从而能最大限度地达成广泛的社会认同和理解。也就是说，人类可以通过发展民主政治，构筑公正合理政治环境，来实现在人的差异和分化的基础上的和谐相处、各得其所、共荣共存。那么，从人类的政治智慧史来看，对于如何构筑公正合理政治环境，建立一种有效的政治秩序以及维系社会和谐稳定的公平合理的社会机制，确实有过不同的模式。自从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产生之后，长期以来，国家依靠暴力作为维系社会稳定的最后手段，从而也建立了国家为权力核心的政治秩序。但是在一个和平的国度里，对于正在进行的和谐社会建设，不少人认为关键在于发展经济。经过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发展，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却引发了诸多社会问题。市场经济的发育必将导致社会流动普遍化、利益结构多元化、矛盾冲突频繁化，所有这些都对我们建设和谐社会构成严重挑战。和谐社会建设的核心问题是利益关系的协调，利益关系的协调几乎涉及所有的社会关系。政治关系是社会关系的重要构成部分，全面集中地反映其它社会关系。社会生活的其它关系，在特定的条件下超越具体问题之上的带普遍性和实质性的矛盾，都有可能通过特定的政治主体演变为政治关系。

这就决定了政治系统在社会利益协调中居中心地位。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互动关系来看，政治上层建筑对实现社会稳定和协调发展起着重要的保障和推动作用。我们必须充分发挥政治上层建筑的能动作用，运用它所具有的特殊功能和力量为和谐社会的建立提供有力的保障和推动。[3]也就是说要有一套调节利益冲突的机制和社会管理控制体系，能够让不同利益阶层有正当表达利益的渠道，并把他们的诉求和意愿能够整合成综合的意见，在国家决策过程中体现出来。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各个国家可能都有自己的政治协调机制，形式与内容各有千秋，不尽相同，但目的都是为了社会和谐。

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利益表达的制度化、规范化。利益表达是政府制定公共政策，科学、民主决策的前提。各种不同的利益主体，有着不同的利益要求和利益实现途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各利益主体的利益要求不能很好地表达，不能进行必要的沟通，不仅容易导致，还会导致各主体之间因为对彼此的利益要求缺乏准确把握而发生误解和冲突。因此，要建立和完善能够充分反映不同主体利益要求的表达机制，使各利益主体能够通过正常渠道表达自己愿望，从而在相互沟通中相互理解、达成共识。同时，各利益主体还因此能够合理地参与或影响利益协调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政策的合法性和可行性得到加强。

故而，从政府的角度来讲，要在构建和谐社会中起主导作用，这主要体现在政策的制定与调整方面。政府应该对社会政策进行不断审视、调整、修改或补充。因此构建和谐的政治环境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坚实基础。三、深层次的社会心态具有和谐内聚力——和谐社会的思想基础

社会和谐，作为一种社会状态，不仅表现为个体间、社会群体、社会区域、社会结构，社会阶层等方面的和谐，而且表现为人们自我心灵的和谐，也就是社会精神文化和社会心态的和谐。和谐社会的核心是社会各种群体的利益和谐共存、协调实现。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并不是没有价值冲突和利益矛盾，而是矛盾和冲突能得到平衡和协调，被妥善限制、解决在非对抗范围内。由此，民众的思想道德素质水平在和谐社会的构建进程中的作用便凸现出来，尤其是人们和谐、健康的心态，则是巩固和谐社会的重要思想道德力量。

人是社会发展的主体，是和谐社会最基本最主要的构成要素，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是和谐社会的核心。人的和谐最重要的则是一种内在心态的和谐，因为人外在行为的和谐是受其内在和谐所决定和支配的。所以，内在的和谐即和谐心态，就成为和谐社会的重要稳定基础和评价因素。只有公众具备和谐心态才能成就和谐社会。倘若人的心态不和谐，其言行举止难免暴戾冲撞，难以符合社会价值规范，导致社会过程的不协调。所以，和谐社会既是一种社会状态，又是一种心理状态。和谐社会养育和谐心态，和谐心态造就和谐社会。不和谐的社会滋生不和谐的心态，不和谐的心态会进一步加剧社会的不和谐，彼此是相辅相成的。

所谓和谐心态，就是人们在认识、体验、把握政治经济社会生活过程中，所具有的一种积极、理性、宽容、健康的心理状态与心理机制。[4]就是既不颓废消沉、也不心存妄念的心态；就是能客观看待自己，也能尊重、客观评价别人的理智态度。它包括个体的心态与社会群体的心态。社会整体心态的和谐通过个体自身的和谐表现出来，个体心态的和谐是社会心态和谐的前提和基础，两者必须实现和谐统一。就个体而言，和谐心态是一种积极的人生观，是认识自己和对周围的人与事的理智的认同接受程度。

社会群体的心态则是在某一历史时期内社会上广泛形成和存在的社会心理状态。它来源于每一个社会个体，又以一种整体的形态存在和影响着每一个社会成员，反映的是民意人心，是社会成员对现实社会的心理感受和认同。它会因社会群众所处的地域和社会阶层不同而有所差别。与其他形态的社会意识一样，社会心态的产生和变化决定于社会存在并反映社会存在，同时又反作用于社会现实，对社会进程产生能动的作用。而且社会心态在现代社会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它不仅作为一个认识客体，也作为一个现实的人的生存问题日益凸显，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这是由于一是现代人的主体意识普遍的觉醒和高扬，人们在个体和社会两个层面上，都有了谋求个人自觉发展的需要。二是现代社会的迅速变迁及其多重矛盾，既使人们对历史和现实感到空前的迷茫，也使人们更为关注自己以及人类整体的命运和归宿。故而对社会心态的关注也就成为人类社会的自我意识、自觉活动、自我完善和自主创造历史之实践自觉的首要课题之一。社会心态作为一种观念，对人们的感性实践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因为人是自己观念的主人，但往往会在更多的时候也会变成自己观念的奴隶。人们的感性活动通常不是理性的思索结果，而是自发地接受在历史中形成的传统、习惯、经验、道德、以及血缘、家庭、婚姻和天然情感等文化因素对自在的类本质的约束和维系，自然而然地解决各种日常生活问题。因而社会心态感性、直观、直接并且深刻地影响着生活中的人们、人们的生活和人们创造社会历史的活动及其发展进程。它的影响力，虽然不像政治经济那样给人以强烈而直接的冲击，但由于它内在地浸淫着某种体验性的价值结构，经在不同程度上融入我们的社会有机体，深深地扎根于普通民众的心中，具有深厚的社会历史基础，其作用更为持久和稳定，往往能跨越时代、抗击现实制度的种种冲击而在背后牵制、左右人们的观念和行为，进而影响社会实际生活和历史的发展面貌。

因此，我们在对和谐社会的构建的基础作出思考时，不能仅从社会经济、政治结构的维度来思考，还必须通过关注人们的内心感受和认同来把握和理解，即不能仅仅只从社会经济、政治结构的层面上探究其基础，而且应该从一种深层的、体现了以“和谐”为核心价值秩序的社会心态的层面作出探询。和谐社会构建是否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看社会心态是否和谐。不少社会矛盾，深究起来，有许多正是心态不和谐或直接、或间接、或演变、或激化造成的。只有理顺心态，有了和谐的观念和心理状态，才有社会阶层、社会行为、社会结构等方面根本而持久的和谐。中华民族千百年有着崇尚、追求和谐心态的文化传统，在中国民族传统文化宝库中我们不难发现它有着十分丰富的和谐思想观念。从“以和为贵”的处世哲学到“家和万事兴”的和谐伦理，从“和气生财”的生意经再到“和而不同”的文化理念，从“天人合一”的自然艺术到“协和万邦”的政治观念，这些底蕴十分厚重深远的和谐心态，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思想精华，长期受到人们的崇尚，深深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心理结构、价值选择、伦理道德和行为方式，在历史上起到了推动社会发展的进步作用。无疑也为今天建设和谐社会提供了可以借鉴的思想资源。可见，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使和谐的理念成为全社会的重要价值取向，使和谐的社会心态形成内聚力，成为每个人的一种道德自觉，成为全社会的重要道德支撑，意义深远而重大。

现代社会的发展急待呼唤整个社会产生稳定的内在秩序，每个社会成员应意识到和谐的社会心态不仅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结果，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和过程，还是检验社会是否和谐的重要标尺，从而积极参与到和谐心态的培养、践行中，形成和谐内聚的社会心态，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筑牢良好的思想基础。

参考文献：

[1]丁业震.利益均衡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J].理论学习,2007,(2).

[2]赵骏.财富分布的均衡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J].东岳论丛,2006,(11).

[3]鲜俐玲.论和谐社会的政治基础[J].安徽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7).

和谐社会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和谐社会市民社会以人为本私法构建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正式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社会发展目标。和谐社会构建理念的提出，意味着它将成为中国社会体制的结构性存在。如何构建和谐社会，是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一项重大理论与实践课题。和谐社会的构建涉及社会的诸多方面，是社会各种因素的协调与统一，需要多种构建方式和各种社会因素的共同协力。但是，和谐社会的构建，主要应当靠法治及其系统的作用。现代和谐社会只能构建于法治基础之上，和谐是法治条件下的和谐，也唯有法治构建社会才能和谐。然而，在坚持和谐社会法治构建的前提下，如何选择具体的进路，即和谐社会的构建在根本上是依靠公法之治还是私法之治，则存在理论分歧。我国知名学者罗豪才教授认为，和谐社会的建构主要应当依靠公法之治，公法是和谐社会的脊梁，社会和谐与否直接取决于公法是否平衡。

[1]笔者认为，由和谐社会的本质所决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法治构建，而私法构建是和谐社会的法治核心。私法以市民社会为调整对象，作为私法调整对象的市民社会关系与和谐社会的本质一致，是和谐社会的基础社会形态，从而私法作为市民社会的法，是和谐社会法治构建的基本法。在根本上，和谐社会就是私法构建的社会，和谐社会的法治构建应当以私法之治为主导。

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

社会作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谐是其本质。一定社会结构既是一定的和谐状态，也以和谐为条件。但是，不同社会结构的和谐并不相同，因为社会的性质不同，其和谐的本质和程度亦不同。和谐社会的大同理想人类古已有之。和谐作为社会存在，必然产生不同社会存在条件下的和谐观念。古代人类的和谐观念是当时条件下对社会和谐存在的认知与反映，并必然存在其局限性。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一方面超越了古代社会的原始和谐并使人类摆脱了社会结构的不合理束缚，另一方面也为新的更高层级的社会和谐的构建创造了必要条件。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继承人类优秀文化传统的基础上主张未来社会应当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等各种关系的全面和谐与发展。当代中国“和谐社会”构建的目标，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人类社会和谐理想的继承、发展与弘扬。2005年2月19日，同志在中共中央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一经典阐释，充分揭示了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及其构建的本质。

（一）和谐社会是人本的社会

“以人为本”是人类传统的哲学社会思想。中国传统的“人本”思想，是古代政治哲学发展的主线之一，主要体现为与“君本论”相对应的“民本论”主张。西方传统的“以人为本”思想，更多地以“人文精神”或“人文主义”表述。[2]显然，西方和中国传统文化虽然都强调以人为本，但二者产生的时代背景及具体表现却大不相同。西方的以人为本注重并强调实现个体的自由、平等与独立，是一种“人权”观念；中国传统“民本论”只是弘扬个人的道德修养和强调人际关系的和谐，彰显一种人的社会性和群体性。换言之，西方是从人性出发，强调人的个体独立和意志自由的人文精神，从而更具价值理性和人本底蕴。然而中国传统之“民本”，正如汪太贤教授所指出，其更加注重群体精神和社会整体人格的塑造，而缺乏对个体价值的关注。3即，人不是社会主体，而是被作为政治社会的工具，不是具有个体地位的人，而是在群体中丧失了自我人格的人。因此，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应当彻底扬弃中国传统“民本”思想中的糟粕，而将这一构建确立在现代人文主义即自西方传承而来并在中国社会条件下升华的以人为本的思想之上。

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构建，必然尊重人的生命和价值，强调人的主体地位。因此，必须以人为中心对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进行全方位的改造，充分肯定人的价值与尊严。但是，传统的人文主义精神亦需要与时俱进，因为它对人本的理解往往是基于对人类认识能力的盲目或超现实的自信。这种自信的结果，就是认为人是世界的唯一中心，从而过分强调人对自然的征服，其只能是导致人与自然、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关系的错位或失衡。所以，有人提出“新人文主义”，主张对传统人文主义进行修正。新人文主义认识到了人与环境的依赖关系以及与其他生灵的伙伴关系，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尊重后人的权利与“自然”的客观地位。[3]笔者认为，作为和谐社会基本精神的“以人为本”，除应当弘扬人的主体地位外，还应当体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并在这一和谐中改善人类的生存条件，是一种克服了纯粹人类中心主义的人文精神，实践着人文精神与自然精神的相互沟通与交融。这种现代人文精神，目光更加高远深邃，代表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及其构建的本质特征。

（二）和谐社会是多元的社会

对立统一规律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哲学基础。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动力，矛盾的两个方面具有同一性和斗争性，矛盾的同一性需要以矛盾对立面的存在与斗争为基础。社会是由不同方面、不同要素构成的统一体，在这个统一体中矛盾着的对立面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异相合、相反相成。因此，和谐社会的构建只能是在不断解决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并在不断克服社会各种不协调因素的基础上进行，即只有在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动态平衡中寻求并实现社会和谐。可见，和谐社会以多元性为前提，其内涵并不是各种和谐要素的完全同一。完全同一的状态只能算是简单和谐，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是在承认社会多元的基础上实现的更高层级的和谐状态。

和谐社会的多元结构，最终可以归结为主体与利益的多元。社会主体的多元性，主要是指每个人都是作为自立的存在，而不是存在一个超越于个人利益之上的完全吸收个人利益的抽象集体或者社会公共体；主体利益的多元性，是指主体遵循自益目标行事，其利益取向并不完全等同，所以不能用一个人的利益代替另一个人利益的社会配置。主体的多元决定了利益的多元，利益的多元又反过来推动了主体多元的进一步分化与分层，利益多元是主体及其行为多元的最终根据。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社会主体结构由简单到复杂，从传统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简单分层，到包括个体劳动者、私营企业主和各类职业工作者以及其他新兴阶层等各类社会主体成份的出现，多元化多层次的社会主体结构已经初步形成。同时，社会资源配置分散化，主体行为阶层化，社会成员个性化、产权结构多样化、经营方式市场化、文化形态多元化、治理手段法治化，等等，这些既是社会主义和谐主体与利益多元的表现又是主体与利益多元催生的结果。所以，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是多元化社会结构基础上的辨证统一，是一种社会诸要素既对立竞争又协调合作的平衡格局——和谐社会，和而不同。

（三）和谐社会是理性的社会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当是多元利益主体以理性的约束寻求多元利益满足的状态。对于和谐社会，不论是正义的价值，还是平衡的目标，都离不开社会理性。人类自身已经超越了作为生物感性的自我而在理性的基础上发展自己，人类能够有意识地控制自己生物与感性的本能，而以社会理性的意志主动把握自己的行为与未来，以达到人类社会行为的和谐与统一。因此，和谐社会应当是各种社会主体在寻求自我利益满足的同时以理性的约束遵循社会利益实现的规则。社会主体的社会行为之所以要自觉地遵循规则，这是由于社会关系或社会行为必须在“和谐”中存在决定的。社会没有理性，也就没有了价值判断。人类的社会存在及其行为，本身就是理性的存在和理性的行为，而理本身就是规范的行为或者需要规范的行为，于是理性就在规则的基础上与社会和谐建立了直接的联系，社会和谐也就成了社会理性的结果。可见，理性精神在和谐社会构建中的作用，一方面，是理性对社会人性的确认，社会人性的最高表现就是理性，没有达到理性高度的社会，就没有达到构建和谐社会的标准。和谐社会在处理各种社会关系时应当以理性为尺度，以理性的态度对待各种社会主体，从而确立理性的权威；另一方面，是理性对社会人性的约束。人类社会获得了理性，不仅用理性认识和改造自然，而且不断地增进社会理性，把社会人性或人的自然属性置于社会理性的约束之下。一个社会如果没有理性的约束，将处于无序的状态，亦即不是和谐社会。可见，规则基于人的理性创造，法律被认为是理性的，和谐社会是法治社会，法治是理性之治。所以，人们对理性的服从主要被转换为对饱含理性精神的法律的推崇，理性与法治也有了内在的一致性。[4]

理性又是对和谐社会的一种道德与伦理要求。道德中的善，从来都是和谐社会的基本价值之一。和谐社会的道德要求是社会关系的本质。人类的社会关系，不过是人性善恶的矛盾与对立关系，即道德的关系。构建和谐社会应当以一定的道德为基础。和谐社会即道德社会。在道德的问题上，必有伦理。伦理就是道德的规则，是对道德的价值判断。因此，一个道德的和谐社会，应当是符合伦理的社会。道德和伦理，与正义一样，都是和谐社会的价值存在，构成了和谐社会的价值体系。

（四）和谐社会是正义的社会

正义是人类社会的恒久主题，是和谐社会的基本价值要求。对和谐社会的正义本质，不论是十六届四中全会的《决定》，还是国家领导人的讲话，都有明确的阐述。关于什么是社会正义，不论是柏拉图对正义的经典解释，还是亚里斯多德的分配正义理论，或者罗尔斯关于正义是基本社会体制结构的观点，他们对正义本质的共同揭示是，正义是一种社会关系中的秩序状态，这一状态是一种社会“和谐”的状态，或者是应当用“和谐”原则衡量的状态，即正义是利益“和谐”的社会关系。可见，社会和谐是正义的要求，而正义又是和谐社会的根本存在。换言之，和谐社会是正义存在的基础，而正义又是和谐社会的本质。正义的价值在于为和谐社会提供一种确定性或规定性标准，这一标准就是和谐社会中各社会主体之间利益存在的合理性，即正义对社会的规定性意味着：社会主体只能这么做或者只有这么做才是合理的。总之，正义判断的对象是社会关系即社会主体的生存利益及其合理性，而决定这一正义判断及其标准的是作为人类社会基础的各种自然或客观存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要构建一个正义的社会，其基本要求应当是：在社会构建中遵循作为社会发展规律的自然应然的规则，将正义作为和谐社会的“第一美德”加以完善。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正义规则的遵循，即是社会和谐的实现。

（五）和谐社会是法治的社会

和谐社会的一切价值存在，都离不开法治的确认与调整。所谓法治社会，是在民主和自由原则的基础上以法治理国家所形成的法律秩序状态。法治作为一种现实的法律秩序状态，也就是一种和谐社会的存在形式。法治是与“人治”根本对立的社会和谐状态，其基本前提有两个：一是社会原则的民主与自由，二是国家治理的法治化。和谐社会就是以民主自由和法治为存在条件和运行机制的社会。由于法治社会建立在民主与自由的基础上并实现了国家治理手段的法治化配置，所以这是一种现代人类所共同追求的一种理想的和谐社会模式。因此，法治的和谐社会，应当是以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基本法律价值为内容和目标的社会。其中私法与法治和谐社会有着密切的关系。私法作为“以人为本”的法律，应当是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法治和谐社会的基本法律，处于和谐社会的核心发展地位，和谐社会中稳定与平衡的社会利益关系，主要是在私法的作用与调整下形成并发展的社会关系，私法之治是和谐社会法治的基本内容，没有私法和以私法为核心的国家法治结构，也就不可能有和谐社会的法治构建。因此，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中，应当强调和突出私法与私法之治，培养人们的私法意识和私法之治的观念，从而树立人们正确的法律价值取向，以最终有利于和谐社会在法治基础上的构建。

在和谐社会的法治条件下，依法办事应当成为社会关系参加者普遍的行为准则。不仅普通社会成员要守法，而且国家或政治社会权力的行使更要合法。法治社会应当以约束权力的依法行使为主要任务，它应有效制约行政权力，防止权力的失控和异变。只有行政权力是依照民意和法律行使，人们对政府的信任、认同和支持才能被唤起，社会凝聚力才能增强，这是一个社会最深层的稳定因素和最强大的发展动力，社会也因此才能实现真正和谐。

（六）和谐社会是平衡的社会

和谐社会的平衡，即人格平等与差别事实之间的平衡。和谐社会应当以人格平等为条件。近代以来，人作为社会主体被赋予了平等的法律地位。然而，私法的人格塑造使每一个人具有了平等的法律地位，而其面对的保护对象，则是各种不平等的具体的人。人在事实上是不平等的，因为人生下来就是不平等的，先天的或者从前辈继承下来的不平等事实，是不能因为一般人格的平等而变得平等，并且这种不平等将继续影响着人的社会地位的不平等，甚至是造成新的不平等。但是，这一不平等作为一个人只能自然接受并不能改变的事实，人们并不认为他是一种“真正”的不平等，也并不因为这一不平等而感到不平等，因为基于人格的平等人人有可能改变这一不平等以实现平等。也就是说，是人格的平等赋予了人以平等的精神力量。这就是罗尔斯总结的补救原则：“所谓补救原则也就是对不应有的不平等要求予以补救的原则；既然出生和天赋的不平等是不应有的，那就应该以某种方式对这些不平等予以补救。”[2]可见，和谐社会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并不是人的平等问题，而是人的不平等问题。人与生俱来的事实不平等需要人应当被平等对待。

人的真正的不平等或最大的不平等，是经济或财产地位的不平等。不论一个社会采取什么样的财产分配形式，即使是在最可能代表或实现人的财产平等的公有制社会条件下，人的财产平等也是不可能的。对此，一种关于财产的法哲学观念认为，人的财产不平等的合理性来源于财产取得过程的公平。财产的分配只存在过程公平，不存在结果或归宿平等。[5]但是，对于这一公平的不平等结果，我们必须认真地对待，即一个和谐社会，既要尊重这一公平的过程，又不能完全放任这一不平等结果的存在。

在人格平等而利益实现的条件与结果不平等的条件下，各种社会主体之间总是处于不断的利益矛盾与冲突之中。在这一矛盾与冲突中，社会主体之间关系的和谐并不是一个确定的事实和客观的状态。因此，和谐社会的目标与意义，并不是要保障和实现一种绝对的和谐即“人人利益平等”的现实，而是要对不同的利益矛盾与冲突进行不断调整，从而实现一种利益平衡的社会控制状态。换言之，和谐社会的实现是对社会平衡能力的要求。和谐社会的“和谐”最终表现为对各种不同社会利益矛盾与冲突的平衡与控制程度。这一平衡与控制的社会工具，包括经济、政治、法律、文化和道德等各种因素，其中主要是法治手段。

总之，既然差别与不平等是现实存在的，那么在一个和谐社会里，关键的问题就在于如何对待差别与不平等并在差别与不平等的条件下如何实现一种社会利益平衡的配置目标。因此，和谐社会的体制是，不能用差别原则制造差别，而应当是以平等原则限制差别，使人人都有机会改变先天偶然因素和初始条件的安排而成为一个可以超越人人的人。于是，差别仍然存在，但人人实现了自我。

（七）和谐社会是稳定的社会

稳定既是社会和谐存在的表现，也是和谐社会构建的基础。稳定意味着有序。和谐社会的构建，必须保持社会稳定有序的状态。“构建和谐社会，需要做很多方面的工作，而保持安定有序、维护社会稳定，是最重要的工作。”[3]但是，稳定并非是说社会矛盾不复存在，或者社会矛盾被完全压制，而是指和谐社会实现了对社会矛盾的有效预防和公正排解。对于和谐社会，主体的不同利益得到协调平衡与满足，实现了对矛盾与冲突发生的尽力避免，部分矛盾纠纷发生时得到及时有效地化解，防止了势态扩大到威胁社会和谐的程度。

首先，和谐需要实现对社会不稳定因素的有效预防。和谐社会是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之上的各种社会利益矛盾所达到的稳定程度。现实中，易于出现利益矛盾与冲突的主体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是私人，而私人主体的根本利益就是私法地位。和谐社会除必须满足人们的政治需要以外，还要满足作为人们生存条件的私法地位的利益需要，其中主要是财产或者经济利益的需要，从而预防和避免各种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发生。预防纠纷要靠制度，在一个合理的社会结构中，能够保障个人或利益群体通过合法的和制度的手段实现自己的利益目的，而无须通过社会越轨的行为或者冲突的办法达到个人利益的需要与满足。这样的社会体制结构就是稳定的，就不会发生重大的社会利益冲突与动荡，就会实现社会运行的基本有序并构建起和谐社会的基础。

其次，对社会不稳定因素的有效预防需要公正高效的司法体制。和谐社会的司法必须发达。各种社会利益的纠纷与矛盾冲突，是一种“对立”的关系。在和谐社会中，如果对那些自发、偶然、分散和轻微的利益矛盾与冲突不进行及时有效的解决，就会最终转化成自觉、普遍、有组织和严重的社会群体性矛盾冲突与激烈对抗。因此，政治社会必须健全社会利益纠纷与冲突的有效疏导机制，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这一社会疏导机制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就是公正独立的司法体制。目前，我国在司法体制之外存在着社会矛盾与冲突解决的“机制”。现实生活中的“上访”事件，实际上多是当事人不得已要求借助“权力”手段解决“权利”纠纷的问题，是对司法机制及其结果无奈的一种选择。机制的存在，其目的在于维护社会和谐，但其存在本身，又表明着一种社会不和谐，是司法低效不公或者司法机制不能有效满足排解各类社会纠纷与矛盾的需要的反映。和谐社会中的司法机制，应当成为维护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和社会矛盾的缓冲与平衡系统。通过公正高效的司法机制有效化解各类社会矛盾与纠纷，并最终取消制度，是和谐社会的目标与要求。

总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人类历史上更高层级的和谐社会。它以人为本并在多元、理性、正义、法治、平衡和稳定有序的基础上昭示着一个我们应当孜孜以求的在市民社会基础上的私法构建目标。

二、市民社会是和谐社会构建的基础社会

市民社会是个人主义的社会。它以人为本，崇尚理性，实践多元。市民社会相当于政治社会来说，自立而不自足，政治社会构成市民社会的外部因素，可以弥补市民社会在实现正义、法治与和谐等方面的力量缺陷。但是，由市民社会与和谐社会的本质联系所决定，市民社会是和谐社会构建的基础社会，是和谐社会构建的内在要素与动因。

（一）市民社会的本质

“市民社会”的概念源自西方。在西方历史上，有两种市民社会及其理论。基于古典市民社会理论，“市民社会”、“政治社会”、“文明社会”三者之间没有明显的区分。显然，这是建立在早期共和政体基础上将政治社会与公民社会等同的一种社会理论。[6]近现代市民社会理论，坚持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的二分法，强调市民社会由非政治性社会组成。这主要是由黑格尔提出并由马克思加以完善的理论。黑格尔认为：“市民社会是处在家庭和国家之间的差别的阶段，虽然它的形成比国家晚。其实，作为差别的阶段，它必须以国家为前提，而为了巩固存在，它也必须有一个国家作为独立的东西在它前面。”他指出：“在市民社会中，每个人都以自身为目的，其他一切在他看来都是虚无。但是，如果他不同别人发生关系，他就不可能达到他的全部目的，因此，其他人便成为特殊的人达到目的的手段。但是特殊目的通过同他人的关系就取得了普遍性的形式，并且在满足他人福利的同时，满足自己。”[4]黑格尔明确地将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区分开来，提出了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概念。但是，由于黑格尔从伦理精神的角度而不是从现实的角度来考察市民社会，从而他的市民社会概念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很大的缺陷。首先，他认为家庭属于伦理精神发展的单一性阶段，故应排斥在市民社会之外。实际上，家庭作为“私人利益体系”的一个要素，本应包括在市民社会之中。其次，他认为市民社会属于伦理精神发展的特殊性阶段，对这种特殊性所表现出来的非理性方面的过分强调使他把司法制度和警察等政治社会的机构包括在市民社会之中。最后，他认为国家属于伦理精神发展的普遍性阶段，对代表普遍性原则的国家的合理性的过分强调和理想化描述使他得出了家庭和市民社会从属于国家的结论。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文在继承黑格尔关于市民社会概念将市民社会看作是私人利益体系的合理因素的同时，虽然重视在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的作用，但是却批判了黑格尔关于市民社会依附于国家的观点，认为国家以市民社会为基础，指出：“政治社会没有家庭的天然基础和市民社会的人为基础就不可能存在。它们是国家的conditosinequanon（必要条件）。但是在黑格尔那里条件变成了被制约的东西，规定其他东西的东西变成了被规定的东西，产生其他东西的东西变成了它的产品的产品。”[5]马克思的经典论证说明，以市民社会关系为调整对象的私法，必然在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中占有基本法的重要地位。马克思认为，市民社会乃是“私人利益的体系”或特殊的私人利益关系的总和，它包括非国家的社会生活一切领域的秩序、结构和过程。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从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的相互关系角度来把握市民社会的发展演变规律，现代市民社会的运转是在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相分离的基础上进行的，这就意味着市民社会自身可以从内部建立起必要的秩序，而不必仰仗国家运用强制性力量从外部去建立它。[7]从对市民社会的论述中，我们可以总结出现代市民社会的基本特征：第一，私人及其利益的存在是市民社会的基础；第二，私人利益的需求和满足是市民社会的目的；第三，契约性等价交换是市民社会的运行方式；第四，平等和自由是市民社会的存在前提。[8]

市民社会的哲学基础是个人主义的社会结构理论。个人主义构成了市民社会的本质。个人主义的社会结构全面回应了和谐社会的价值诉求。个人主义，是西方社会传统的社会观与哲学观，它强调个人自由和个人自我支配，认为个人权利及其实现的保障是第一位的；它旨在揭示个人在社会结构中的主体地位与能动作用并以此作为社会运动的根据，从而为个人权利与行为自由寻找到了源于个人本质的动因。

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或者说社群主义相对。[9]集体主义一般认为，社会理论必须植根于不可再分的个人集团即人类共同体的行为，而个人的行为与自由不能有高于人类共同体的价值存在。近现代西方哲学和社会学从人的个人理性出发对集体主义进行了广泛的批判。认为不存在一个独立于构建它的个人之外的实体，对集体的分析最终的基点应当是作为个体的人，集体主义及其对社会结构的理解是不符合人性或个人利益目标要求的。[10]笔者认为，对集体主义的批判有一定道理。因为集体是完全由个人组成的，是个人结群相处的形式，在集体中不应当有超越个人的权力存在，即使国家或者公共权力的出现，也不过是个人结群相处所需要的一种形式，即在自然状态下的个人结群形式已经不足以克服人类生存所面临的现实条件时所作出的一种社会选择。社会从单纯的个人结群形式到向国家共同体形式的转变，并不是对个人结群形式即市民社会的放弃，而是为保障个体社会存在的需要，个人也并不因此丧失在社会中的独立主体地位。集体作为个人的组合最终的利益应当归属于产生它的个人，不应当允许用集体利益来压制个人本性，从人的自然理性出发来对待社会个体才是更加本质和更加终极的。在完全的集体主义下个人只能成为集体的代表或被集体代表，集体权力往往会被滥用，结果导致对人性的严重扭曲与践踏。

但是，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并不是完全对立的。个人是集体的个人，集体是个人的集体，两者在本质上或者在实证的逻辑关系上并不是对立或者割裂的，而应当是在一个社会结构中的和谐与统一。它们之间存在本质上的内在联系使各自都不可能真正逾越对方而成为独立有效的社会存在。就社会的本质而言，个人是社会之本，社会的一切利益最终应当也事实应归结为个人利益。个人的价值及其实现是社会结构的目的。因此，虽然只有从社会整体出发去认识个人并确定个人的社会地位，但是从根本上只有认识了个人在社会中的主体地位才能认识社会存在的价值，也才能为社会体制的和谐构建确定正确的根据。我们所阐述的这种个人主义代表了最有价值的社会理论，它应当成为市民社会建构的哲学基础。个人主义就是市民社会的本质。

总之，个人主义的市民社会，其价值全面回应了和谐社会的要求，其本质与和谐社会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所以，和谐社会的基础社会是市民社会，和谐社会应当在市民社会的基础上构建。

（二）中国市民社会的现状

由市民社会的基础性地位所决定，其成熟与发展的程度直接影响着和谐社会构建的水平与质量。中国古代社会，市民社会始终没有形成自己独立的整体社会关系秩序。国家与社会被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两者一直处于融合一体的状态，除国家政治秩序之外没有社会或市民社会的存在，人、家、国之间构成了一体性联系，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自然在人了。在三者关系上，国是第一位的，是高高在上并包容和代表整个社会的存在，整个国家社会体制结构没有市民社会存在的余地。这是一个秩序颠倒、关系错位和利益失衡的社会。中国社会最根本的缺失莫过于斯。

新中国成立后，历史的基础与传统的积累仍然决定了国家等公权机构继续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扮演着主体地位。政治权力主导了各类社会关系的存在与发展，而作为市民社会主体的个人或者社会组织只是国家公权行为的执行者，在社会体制结构中没有自己的独立性与自主地位。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迁，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纵深发展，以及政治体制的民主化改革和思想观念的巨大解放更新，引发了社会结构的变迁和利益关系的分化组合，进而催生了中国市民社会并推动了它的形成与发展。有学者对中国市民社会形成的特点作了以下总结：（1）多元利益的分化导致了社会分层的出现；（2）社会资源占有分散化，分布多元化；（3）国家权力日益缩减，社会权利日益扩展并呈多元性；（4）社会的重大分化重组，推动了社会价值观念的多元化。[11]笔者认为，对中国市民社会的生成应当进行多元考察。市场经济体制开启了中国社会由单一性走向多元性发展的伟大历史进程，而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政治社会的职能和地位开始发生变化，一个拥有独立人格与私有财产的市民社会关系体系开始培育形成。也就是说，市场经济关系的本质就是市民社会关系，而市民社会关系的形成与发展反又进一步推动着市场经济关系在主体与利益多元条件下的成熟与深化。

具体地说，我们可以从以下方面考察中国市民社会的生成：

第一，人的地位由“身份”到“契约”的发展。梅因指出：“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处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6]可以说，迄今人类的法律史，就是人的法律地位从身份到契约的发展史。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身份的社会，由身份决定人的社会地位。这种状况并没有因为新中国的成立而彻底改变。改革开放前，个人依附与一定的组织或单位存在。个人缺乏自主性，社会缺乏流动性。改革开放后，通过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模式和民主政治体制，人与人之间不再是一种身份关系，而开始体现为一种契约关系。这种契约性关系的确立，首先是对市民社会中各个成员的基本人权的肯定。人生而有差别，但通过体制谁都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每个人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可以通过自己的行为实现利益。这样，个体的自主性形成并增强，创造性得到发挥。

第二，权力的国家垄断到社会权力（利）的生成。改革开放前，社会唯公，非公有制成分几乎不存在；实行计划经济，国家掌握资源，是最终的资源配置主体；行政权力一统，政治体制外基本不存在公共权力。改革开放后，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构成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模式，市场是基本的资源配置方式，导致了社会阶层分化。社会阶层分化促进了社会团体的政治参与，权力资源开始由国家分向社会，社会领域的独立性和自治性逐渐增强，团体的有效参与及其作用在提升，其对社会利益的综合支配与表达能力不断提高。而同时，社会团体把分散的社会个体整合起来，社会成员以组织的形式参与政治活动，扩大了政治参与的广度和深度，提高了政治参与的影响力。

第三，从公法义务本位到私法权利本位。改革前的中国社会，以公法或公法观念为主导，个人作为社会的义务主体而很少享有权利。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私法作为调整市场经济关系的基本法发展起来，从而开始了中国市民社会在私法权利本位基础上的构建。在权利本位条件下的社会分层与利益结构的变化及各种合理性观念的冲突，进一步造就了价值评价及其标准的多元化、世俗化、个性化和多样化。大众文化蓬勃兴起，利益诉求、个性自由、平等开放、自主自律、竞争参与等新型价值观念的逐步确立，大大改变了思想观念的“权威一统性”。社会阶层分化实际上强化了公民的主体意识与权利观念，为其政治参与提供了内在的思想基础。

第四，由权力统治到依法治国。改革开放前，公共权力垄断，政治上高度集权，实际上是以权治国即权力对社会的全面统治，其本质是“人治”的任意性。这种社会治理方式的非理性与盲目性从根本上压制了市民社会关系的生长，导致了社会的不和谐。现在，依法治国已经成为国家的基本方略。在法治条件下，个人作为社会主体的地位得以确立，市民社会开始依法运作，不断成长。

市民社会的成长，为社会主义和谐的构建奠定了基础。

（三）市民社会在和谐社会构建中的基础性作用

和谐社会是市民社会高度发展的社会，是以市民社会为主体的社会，而和谐社会之和谐，也只有在市民社会中形成，在根本上是市民社会之和谐或者是为了市民社会之和谐。现在，党强调的执政理念是“执政为民”，所谓执政为民，就应当是政治为民或行政为民，即政府或者政治社会服务于市民社会，市民社会是主体社会。还有转变政府职能，变管理型政府为服务型政府，说的都是政治社会对市民社会的服从与服务关系。而所谓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也只能是提高“为民执政”的能力，即保障和促进市民社会和谐、稳定和健康发展的能力。至于“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作为其立足之本的“人”，就是作为市民社会主体的个人，科学发展观也就应当是以市民社会为主体的社会发展观。如果建立在这一正确理解的基础之上，那么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关系的现实表现就是，大社会小政府，政府的规模越小职能越少，即政治社会仅仅保持在足以为市民社会提供安全服务的水平，就是最好的政治社会。

具体说，市民社会在和谐社会构建中的基础性作用主要体现在：

1．市民社会为和谐社会的构建培育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市民社会不断成长所汲取的营养就是人文精神。市民社会是以个人为主体的社会，是个人社会构成的一种最基本方式。市民社会的根本目标就是追求个人解放，使每个人都能追求自己的幸福，扩张自己的权利；市民社会鼓励个人追求自己的利益，导致利益关系多元化，引发社会组织、社会结构的多级化，从而提供了民主政治生长发育的土壤，使个人由经济上的自由最终走向政治上的自由；市民社会以利益为纽带将人们组织在各种纵横交错的社会团体中，使个体能够通过自己的利益集团和组织直面国家的权力，对抗公权力的肆意侵入，使公权得以有效规制；市民社会强调人的主体地位，以人为中心对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进行全方位的改造，充分肯定人的价值和尊严。所以，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既是市民社会培育的结果，又是市民社会成长的给养。市民社会的人文精神是一种理性精神。在以人为本的理性精神中，主体意识、权利义务意识、平等自由意识、科学意识、社会契约意识、政治意识、思想意识等理性观念要素是成熟的，这种理性精神推动了和谐社会的理性构建。

市民社会“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是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和谐社会的理想就是对人的社会价值的人文主义的终极关怀。和谐社会根据于制度，表现为精神。和谐社会的本质就在于培育人们一种根深蒂固的人文精神，并在这一精神条件作用下进一步达到新的和谐高度。因此，市民社会培育的人文精神是和谐社会的灵魂。如果没有这一人文精神的存在与支持，就不会有真正的社会和谐，所谓“和谐”也只能是空虚的外在形式。换言之，社会没有实在的人文底蕴，也必然失去和谐。和谐社会的构建虽然需要各种因素的作用与保障，但最基础的是一定的人文精神。唯有一定的人文精神才能促成以下目标：和谐社会的构建以社会主体之间的“承认与协作”为条件，是各种社会利益主体之间相互承认与协作的结果；社会主体的关系是相互承认与协作的关系，也只有在承认与协作中获得正面的社会价值；一个社会因社会主体之间的承认与协作而变得更有价值，也因承认与协作而达到了和谐并获得了更大的和谐发展。

2．市民社会奠定了和谐社会法治构建的基础。依法治国作为一种治国方略或者社会治理的状态，重点是对权力的制约。“近代法治思想高举人类理性的旗帜，以社会契约论为学说范式，通过对人性、人类平等的逻辑假设，在国家——社会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下发展出了近现代法治理论。”[7]经过近代以来的资产阶级市民社会革命，对于现代政治社会来说，一是实现了公共权力向人民的契约性复归。二是保障市民社会的权利和限制政治社会的权力，两者一道成为了现代法治国家的基本原则。

以此原则，从人文主义的理念出发，自然导出市民社会是政治社会基础的结论。传统政治社会的权力制约模式，主要表现为权力之间的相互制约。尽管这一模式为现代国家广泛采用，但是随着行政权力的扩大和行政集权化的趋势，改变了传统权力结构中的权力均衡状况，这种变化与传统的以“分权”、“限权”为基石的权力制约理论发生了冲突，从而对传统权力制约模式构成了威胁。当传统的权力制约模式不能有效解决权力运行过程中出现的新矛盾时，人们不得不从社会中寻求新的权力制约方式。所以，在权力制约上既需要各种权力之间实现的分立与制衡，又应当发挥市民社会对权力的限定作用，在充分保障多元市民社会主体的权利与自由的前提下为权力正确定位。这一过程主要是通过权力的法律制度化和确立排除权力作用的个人权利地位的形式实现的。“正是法律的普遍性确立了公民在形式上的平等，从而保护他们使其免受政府的任意监护之害。为了确保普遍性，行政必须与立法相分离；而为了确保一致性，审判必然与行政相分离。实际上，这两个分离恰恰是法治理想的核心。由于它们，法律制度应该成为社会组织的平衡器。”[8]可见，和谐社会的法治构建，应当寻求市民社会与国家政治的良性互动。有学者指出，市民社会对政治社会或者国家的作用应当体现在两个方面：从消极方面说，市民社会具有制衡国家的力量，在维护其独立自主性时力争自由并捍卫自由，使自己免受政治社会的超常干预和侵犯，从这个意义上，市民社会是保障自由和防止权威倒退至集权政制的最后屏障；从积极意义上看，市民社会的发展培育了多元利益集团，他们是建立民主政治的强大动力，从这一意义上，市民社会为民主政治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12]市民社会对政治社会的作用的确在这两个方面体现得最明显。

市民社会为和谐社会的法治构建提供了基础条件。一方面，市民社会的发展，促进了成熟的市场经济的形成，为法治的形成奠定了经济基础；市民社会迫于利益主体参与决策的需求，促进了政治民主的发展，为法治的形成奠定了政治基础。另一方面，在市民社会的形成和发展中，市场主体逐渐形成自由、自主、公平等法治观念，人文的法治精神的形成和深入人心是法治社会的必要的意识形态。由此，市民社会避免了国家权力的扩张，又培植了社会私域，从而有利于社会自治的实现，而市民社会中的社会自治既是法治发展的目标取向又是中国法治发展的具体策略。和谐社会的法治构建需要合理配置国家公权和社会自治的关系。这一配置的过程，使市民社会自然成为建立在民主和自由基础上的现代法治的推动力量。对此，台湾学者熊丙元的讨论颇有启发意义，他认为：对于中国大陆地区来说，应当先民主（可以看成市民社会的培育——笔者注），后法治。当经济发展之后，中产阶级形成，由经济上的发言权而要求政治上的发言权。最初行政部门会排斥，但经过民主斗争会逐渐认识到中立超然的游戏规则对大家都好，这样独立的司法才可能渐渐形成，法治才能实现。[13]一般来说，这种思路应当符合目前中国社会的实际。

3．市民社会规定着和谐社会权力与权利行使的理性存在。市民社会是一种以私人追求自身特殊利益为生存动因的社会，它先天性地要求把自身的权利看成是第一位的和至上性的。市民社会对政治社会具有先在性和优先性，市民社会是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桥梁。[14]市民社会作为一种社会组织的存在，可以整合分散的民意，集合分散的权益，作为私权的组织化表达，影响行政决策过程，是控制国家公权恣意所需要依靠的社会组织力量。同时，市民社会作为公共权力主体的社会组织，独立行使公共管理权力，不受政府的干涉；作为市民社会的社团组织，负有约束其个体成员的责任，促进个人自由与权利的理性化，从而将私权的行使亦限制在理性的范围内。

权力的理性行使是和谐社会构建的重点。在此，应强调公权力行使的合法性问题。和谐社会的构建要求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执政能力虽不完全等同于公权力的行使，但公权力的行使是执政能力的重要部分。公权力的行使必须注意执政行为的合法性。作为政治概念的合法性有三个要素：一是执政党必须得到民众的支持和拥戴；二是执政党能够遵循和贯彻进步的政治价值观；三是执政党必须在法律范围内活动并厉行法治。[15]可见，判断合法性的标准，在根本上是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的关系问题。在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的关系中，市民社会是第一位的，政治社会是第二位的。市民社会依靠政治社会是因为需要公共权力来保障市民社会以及个人的权利与自由，如果政治社会不能保障市民社会的权利要求，它就没有存在的合法性。现代政治社会的功能有不断加强的趋势，并因此存在着大量公权侵蚀市民社会私权领域的现象。中国的政治社会正在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过程中，在这种情形下，只有不断培育成熟的市民社会，以市民社会的权利来制约权力，在保持市民社会的权利主张优先实现的同时，才能在理性的基础上发挥政治社会对和谐社会构建的作用。

4．市民社会是维护和谐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正如前述，社会稳定需要对各种社会矛盾的有效预防和公正排解。对此，首先应当有理性的制度设计。这种制度应当能够体现利益分配的高效和公平正义。在每一社会个体追求利益最大化目标的趋向下，通过这种制度提供的博弈机制，使利益主体最终得以实现利益均衡，而无须通过社会越轨行为或者体制外的办法达到个人利益的需要与满足，这样就不会发生重大的社会利益冲突与动荡，从而实现社会和谐与稳定。有学者指出，市民社会因其内部发展起来的契约性规则、自治能力和利益格局就成为社会稳定的保险机制和控制机制。[16]笔者认为，由于市民社会条件下的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的非政治化，政治上的变动对社会其他部分产生的连带反应大大减弱。同时，市民社会内部利益格局的多元化趋向，也会使社会整体不稳定的可能性大大降低，所以市民社会就成为预防社会矛盾与纠纷、维护和谐社会构建之稳定的基本社会结构因素。

对于和谐社会构建的稳定维护，除预防机制外，更加直接的是对已产生的矛盾和纠纷的公正排解。这主要依赖发达的司法。发达的司法也是市民社会推动的结果。政治社会必须健全作为社会利益矛盾与冲突的有效疏导机制的司法。司法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当司法失灵成为普遍而不能满足人们实现公正的最基本要求时，社会稳定的打破就由量变进入到了质变。公正、高效司法机制的提供，从表面看纯粹是政治社会或国家的事情，与市民社会无干。但究其实质，作为法治主要政治设施和标志的司法机制，其既不能自发形成，也不是政治社会的自觉赋予，而是依靠民主力量的推动才能够形成。我国的政治社会结构实际上是以行政部门为主导的，要不然就不会有“一府两院”中“两院”要比“一府”低半格的存在。司法缺乏独立而呈现行政化。因此，只有在市民社会不断发展成熟的过程中，多元利益格局的各方通过博弈认识到超然中立的规则对大家有利，独立的司法才能“长成”而非“被扶植成”。同时，也只有随着市民社会主体对独立高效的司法机制的认同感最终养成，现实中那些令人尴尬与无奈的大规模“上访”现象，也才能成为过去。所以，市民社会的运行既是社会矛盾与纠纷的有效预防因素，又是实现司法公正的推动力，奠定和谐社会稳定之基础。

三、私法是和谐社会法治构建的基本法

作为调整市民社会关系的私法，是和谐社会法治构建的基本法。市民社会对于和谐社会构建的基础性作用，必须通过私法的调整功能实现。和谐社会法治构建的本质即是私法之治，私法在和谐社会的法治构建中居于主导地位。

（一）私法在和谐社会法治构建中的基本法地位

1．私法是市民社会的法律形式。私法作为市民社会的法，通过设定权利来维持市民社会的利益秩序。市民社会是以私人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的社会。所谓的私人利益，实际上是一种生存利益，私人利益的需求和满足程度则决定了私人的存续及其状态，社会及其管理者即国家或政治社会存在的根本目的和合理价值，就在于能够最大限度地有序满足私人利益的需要。私法就是国家或政治社会为有效调整和合理满足私人利益需要所确定的行为规范。“民法规范的范围，在许多方面牵涉到人类的生活，如人格权的保护，行为能力与民事责任的规定，所有权与其他物权的规定，契约之成立、变更与消灭，损害赔偿的义务，亲属关系，继承等等均规定于民法中，其他如有关票据、公司、海商、保险、著作权、工业财产权及劳工法等，则于民法的特别法中规定。”[9]也就是说，私法涉及市民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私法上的市民或私人，则在私法的规范下，以追求私人利益为根本，以人格尊严和财产拥有为基础，以自由意志和利益交换为手段，构成自己的生存状态。因此，私法及其整个规范体系的构筑，必须以确认私人的人格和财产存在为前提，以保护和实现私人利益为目的，以承认私人的行为自由为条件，从而构筑私人或市民的私法地位即私的生活方式。可见，由市民社会的生存状态所决定的市民主体必然进入并产生的人身和财产两个方面的社会关系是一种以私人利益为目的社会关系。这是一种最基础性的社会关系，对市民社会的生活至关重要，实际上是决定社会存在和发展的一种最重要的社会关系。这一社会关系就是私法的调整对象。由此，市民社会以其人本主义的特定内含，决定了它是人类文明的基础和历史发展的本源，人类的一切创造都产生于这一孕育生命和力量的母体。所以，与市民社会相对的政治社会即国家必须尊重市民社会关系的价值准则，通过私法正确反映市民社会关系的需要和人的私法地位，从而促进市民社会关系以私法的形式实现有序运作。

2．私法居于和谐社会法治构建的主导地位。只是认识到私法是市民社会的法律形式，尚不足以彰显私法在和谐社会法治构建中的应有地位。私法在和谐社会的法治构建中，是或者应当是仅次于宪法的立法，高于其他部门法之上，是居于主导地位的立法。

现代社会是法治社会，而作为私法调整对象的市民社会，本身就是法治社会，是法治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决定了私法与法治社会的内在联系。关于私法与法治社会的关系，必然首先从法治解读。所谓法治，人们有各种程度不同的理解。有观点指出：法治是“一个无比重要的、但未被定义、也不是随便就能定义的概念，它意指所有的权威机构、立法、行政、司法及其它机构都要服从于某些原则。”并认为：“在任何法律制度中，法治的内容是：对立法权的限制；反对滥用行政权力的保护措施；获得法律的忠告、帮助和保护的大量的和平等的机会；对个人和团体各种权利和自由的正当保护。”[10]笔者认为，现代法治是在民主和自由原则的基础上以法治理国家所形成的法律秩序状态。法治是一种现实的法律秩序状态，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和动态的系统而不是某种终极的结果和静态的社会组织结构模式。法治作为与“人治”根本对立的法律秩序状态，其基本前提有两个：一是社会原则的民主与自由，二是国家治理的法制化即法律制度化。否则即无所谓法治。也就是说，法治社会就是以民主自由和法制为存在条件和运行机制的社会。由于法治社会建立在民主与自由的基础上并实现了国家治理手段的法制化配置，所以是一种人类所共同追求的理想社会结构。

以平等、自由、人权与正义等法的基本价值为核心内容与目标取向的私法，与法治有着本质的内在联系。“法治是一种权利本位的组织结构形式。法律以承认或尊重个体权利为其存在的基础和来源。权利本位意味着权利义务在主体范围内的同一，在对象内容中的相互关联和对应；意味着消除特权，把权利关系明确地、平等地赋予给全部社会成员。”[11]可见，以民主自由为前提，以个人权利为本位的私法，是法治社会的基本法，处于法治社会的核心地位，法治社会以私法为首要条件，私法之治是法治的基本内容，没有私法和以私法为核心的国家法治结构，也就不可能有现代意义的法治和法治社会。所以，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法治构建，私法是仅低于宪法而高于任何部门法的法，其独立居于国家法的中间层次，和其他部门法的地位相比，是和谐社会法治构建的主导立法。无疑，私法是国家立法的核心，没有私法和以私法为核心的法治构建，也就不可能有现代社会之和谐。

正是由于私法在法治社会中的基本法地位，有人提出了“民事权利基础主义”的理论。[17]即主张以私法为理念、规范、技术和伦理基础，重整中国法律规范体系，也就是要打破以宪法为母法，刑法、私法、诉讼法等部门法平行并列的组合模式。可见，所谓民事权利基础主义，也就是要把私法从一般部门法中突出出来，强调私法对于除宪法以外的其他部门法的决定意义和基本地位，构筑以私法为核心的现代社会的法律规范结构体系，实现对法律规范功能的重新配置与调整。这是对现代法治和私法价值的一种理性思维认识，具有一定科学意义。以私法为基本法的法律体系的重塑，也就是立法的私法本位和权利本位。这是法治社会的基本原则，也和和谐社会法治构建的价值相一致。这一法律体系的确立，以政治民主和经济自由为基础，坚持人本主义，体现对社会主体人格的终极关怀和对私权的高度尊重与保护，使人性在法律范围内得以最大限度地实现与满足，这也正是和谐社会法治构建的本质要求。以私法为主导地位的和谐社会的法治构建，要求处于低层地位的其他部门法的制定与实施，必须以私法构建为根据，并不得与私法和私权保护相抵触，当其它部门法与私法和私权保护出现矛盾和冲突时，应当以私法理念和私权保护为原则予以解决，从而形成在私法权威支配下的社会和谐的法治状态。

中国自接受西方法律规范体系以来一直保持了以宪法为母法，其他部门法平行并列的体系结构。很显然，这种体系结构不当的降低了私法的地位。私法通过设定权利来维持市民社会的秩序具有双重的意义：其一，它划定了政治社会不得随意进入的空间；其二，它划定了其他市民不得私侵的范围。实际上，其第一层意义的划定，应当属于宪法性的范畴，是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之间的“政治契约”。现代各国宪法的规定无非是市民与政治社会的关系以及各国家机关之间的分权问题。在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的关系问题上，国家负有不得干涉并保护市民私权的义务，其中消极不干涉是第一位的。在宪法规制之外，留给市民社会成员以相当大的自由行为的余地。私法就是规范这一公法“余留”社会关系的法。故在宪法之下，私法属于基本法，它不光统帅以自己为核心的私法，还统帅以保护权利为目的的公法。因为在私法的目的面前，公法只能是手段。有学者主张，应当将民法所调整的市民社会作为社会整体的二分之一（另一半为政治社会），因此民法应是与宪法相并列的存在，高于其他部门法。[18]笔者认为，这种观点虽然认识到了私法的基本法的地位，但未看到罗马法之后政治社会地位的提升。在宪法与私法的关系问题上，实际上存在着制度发展演变和规范分析两个视角。基于前者，可以说宪法脱胎于私法，如作为立宪理论基础的社会契约论即借鉴了私法契约观念，国家理论也不过是私法所有权制度的模仿而已。基于后者，宪法的存在作为市民社会与国家的一种“政治契约”，同样涉及到对于政治社会不得随意进入的空间限定，从而私法也只能在符合宪法这一“政治契约”原则的基础上调整市民社会关系。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宪法相对于私法更具有地位上的根本性，宪法应是母法，它统帅私法和其他部门法；私法处于第二层次，统帅其他部门法。所以，在和谐社会的法治构建中，私法虽然应当居于主导地位，但其地位尚不足以与宪法并列。

（二）私法在和谐社会法治构建中的“优位”

和谐社会的构建，必须突出私法的地位与作用，实现和谐社会法治构建的私法之治，这也就是所谓的“私法优位”。它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的概念，作为对私法的基本法与核心地位的一种表述，其提出意在强调私法相当于公法所具有的优越性和主导性。有学者认为，私法优位的实质是私的理性与自然理性的一致性。私法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智慧的集中体现，在各国法律体系中都具有重要的基础性地位，因为公法的目标，往往与统治者的一时之快相关，并经常随着政权的更迭而被强力所改变；但私法则不同，它更多的依从于人类普遍理性、世俗情感、民族习惯和习俗，它是一国人们之间世代相依的生活与交往规则，是一国人们生活的艺术，只有它才具有发展的稳定性与绵延性。[19]

确立私法的基本法地位，坚持“私法优位”，对于我们今天的中国来说，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梅因指出，衡量一个国家法律文明水平的落后与进步，从该国民法和刑法在整个法律体系中的比重即可知道。[20]具体说，落后的国家私法不发达而刑法在整个法律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进步的国家则私法发达并在整个法律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传统告诉我们，中国是一个缺乏私法传统、进而缺乏权利观念的宗法社会。在这种社会中成长起来的中华文化是一种伦理法文化，与孕育了罗马私法并深受其影响的西方的私法文化相比存在着实质意义的区别。今天，我们虽然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但是，传统的家国观念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要从“君权神圣”的观念转变为“以人为本”的观念，从公法、私法不分，转变到“私法优位”，将要有很长的路要走。而私法优位可以巩固和维护“以人为本”，进而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正是由于私法维护了个人在市民社会关系中的基本生存地位，保障了个人在政治社会条件下的权利与行为自由，私法的自治精神才与民主与法治的实践同行。因此，和谐社会的构建，必须提高对私法在和谐社会构建中的“优位”认识，从而强化私法在和谐社会构建中的功能作用。

“以人为本”和“私法优位”的价值理念，为我们这个需要完成社会转型的国家提供了一套合理的价值体系。这套价值体系将有助于革新传统的家国概念，正确安排国家和个人之间的关系，摆正公权与私权、国家与人民、政府与社会、政治与经济等重大关系。用“私法优位”来标明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的区别，进而明确政治权力的运作范围和主旨在于确保市民社会的自治，从而为个人的发展，也为和谐社会的构建拓展更为广阔的空间。

（三）和谐社会构建中公法作用的发挥

罗豪才教授认为，现阶段和谐社会构建过程中的社会失衡主要归过为公法失衡，应当通过公法均衡化来实现对和谐社会的建构。同时因为私法无法全面回应价值诉求，所以，和谐社会只能立于公法法治基础之上，公法是支撑和谐社会的脊梁。[21]对此观点，笔者未敢苟同。

关于国家法公私法划分的根据，可以从两者的关系中得到说明。如一位日本学者所指出的，“广义的说来，国家法可分为两种：一是直接的国家法，另一是本属于其他社会的法，因国家为着保持法的秩序对之加以保护监督而同时又为国家法的法。区别公法和私法的必要，即因此而生。”[12]也就是说，一方面，公法才是本来意义上的国家法，它是为保持私法秩序而存在的，所以应当发挥公法的手段作用；另一方面，私法作为市民社会的法，因为需要国家强制力的保障而取得了国家法的形式，成为公法的目的。公私法之间的这种关系构成了国家法进行公私法区分的主要根据。笔者认为，罗豪才教授文章中所描述的种种社会失调所暴露出的失衡现象，的确可以归结为公法的失衡。要构建一个和谐的社会，公法的作用必须得到充分的发挥。

公法的作用，首先体现在和谐社会是法律制度理性调整的产物，依靠公法可以回应和谐社会的价值诉求，公法可以弥补单纯的私法形式化的不足从而实现实质上的公平。其次，公法也应对私法关系进行一定的规制。由于私法自立但不自足的规定性，就单纯的私法自身来说，似乎没有足够的力量实施自己的正义规则，因此必须借助国家的公权强制予以执行。最后，公法的作用还体现在对和谐社会安全性的维护上。和谐社会的安全性，最根本的是人的私法地位的安全，而人的私法地位的安全应以政治社会的安全保障为条件。私法地位安全，还要靠社会保障制度建立来维护，特别是对于缺乏与强势群体博弈能力的社会弱势群体，应寻求强势与弱势两个社会群体之间的和谐。所以，国家必须利用有效地公共权力从两个方面，即政治社会安全保障和社会保障，来维护人的私法地位的安全。这就是公法在和谐社会中对市民社会主体安全的维护作用。

但是，只是看到了公法的单向作用，而未通过现象看本质，罗教授的观点论证并不全面。私法是公法的目的，归根结底，公法的失衡是因为中国市民社会的不成熟和不完善所致。现实中，无权利制约的权力才容易被滥用，未反映权利要求和通过正当程序的政治权力才会有结构性失衡和机制失灵，而这些失调现象的克服首先必然依赖于一个成熟的市民社会和一个和谐的私法体系。现代，私法的价值理念从形式正义发展到了实质正义[22]，虽然公法大量进入私法领域，作为“看得见的手”对私法关系进行调节，但这一方面说明公私法的共通性，另一方面从公私法的特殊性上看这种调节也是有限度的。这种公法也不是专制的命令，而是市民社会权利与政治权力进行博弈进而实现的均衡，是一种以公民权利制约政治权力的配置格局。作为手段的公法，相对于和谐社会的目标，断然不应成为“脊梁”。在和谐社会的构建中，公法的作用应当充分发挥，但法治构建的核心在于私法之治，而不是公法之治。公法是一面双刃剑，如果一味靠权力推动来寻求和谐而未反映市民社会的诉求，就会导致市民社会自主性、独立性的丧失，和谐社会的构建既会失去内在的动因，又会在权力导致的残暴出现时毫无应对之力。这样，必然注定和谐社会构建的无效或低效。所以，和谐社会构建中的公法作用的发挥，应当建立在私法优位的基础上，从属于私法这一基本法的主导地位。

四、和谐社会法治构建中的私法系统结构

私法是和谐社会法治构建的基本法，和谐社会的法治构建应当充分发挥以私法为核心的法律的主导作用，而私法作用的发挥最终要通过私法的系统功能得以实现。现代系统论认为，系统发挥功能的大小取决于三个因素：一是系统内部各个元素的效能；二是系统内部各个元素组合的协调性；三是系统与系统之间的协调性。如果系统内部各个子系统之间形成有序排列，其发挥的效能就会超过各个元素效能的总和；无序排列则会导致系统整合的危机，其发挥的效能就低于各个元素效能相加的总和。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与系统论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因为协调不仅是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而且也是系统论的核心内容之一。私法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的特定性，使其具有特定的功能，可以看作一个系统。私法系统又是法律系统的子系统，与其他子系统处于联系之中，而作为法律系统中的一部分与其他社会规范系统同样处于联系之中。所以，在和谐社会的私法构建中，不仅应当注意通过私法系统内部的和谐，而且应当通过私法系统与其他系统的和谐来实现和谐社会构建的目标。

（一）私法系统内部元素的和谐

和谐意味着美，要求实现美就应当以美的规律建造法，将反映人的类本质的要求具体落实到法的形式上。人对于法的审美建造，直接来自法的外在形式，即法的形式价值。有学者认为，私法规范和谐在形式上需要做到下列几点。第一，法应体现严格的逻辑性和确定性；第二，在法的整合中体现普遍性、稳定性和公开性；第三，在法的社会控制中体现法的极大权威性和适当的强制性；第四，在法的运行中体现正当程序和可诉性；第五，在法对权力之间关系的调整中体现权力制约性和司法独立性；第六，在全球化背景和法文化传统中体现法的可移植性和法的继承性。[23]法的外在形式特征，由于它们都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按照美的规律或精神关系的内在规律创造出来的对象物，所以这些外在特征都应当合乎人的本性和人与人之间的应有关系，是一种美的创造。反过来，法的每个外在特征都会给人一种美感，让人细细地咀嚼和品味，我们禁不住为其中蕴含的卓越智慧而赞叹，为人的理性而自豪。私法在立法技术上应力求保持这种形式价值之美。

私法协调除内部形式上的和谐外，更应当注重精神上的和谐。现代法的精神就是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精神，应当把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整个法律制度的核心。法的“以人为本”，应是以“人的类本质”即普遍的人性为本，而其“本”应是以自由为本和以个体为本，核心是权利本位。[24]“以人为本”的法治观念突出了法的平等、公平、正义、自由、效益、人权、秩序等目的价值。私法把以人为本作为核心理念，全面回应了以上价值诉求。但是，由于私法所内含的各种价值是一个多元多维的庞大体系，会产生价值准则和法的价值观念各自内部和相互之间的价值冲突。所以，私法对权利的保护是分重点的，价值实现是有序的，各种价值的分量不能等同。笔者认为，就价值层面而言，公平、自由应作为私法的最高价值取向，贯穿于私法的始终，其他属性如效益、秩序等从属于最高价值，在立法或司法中出现价值冲突应优先实现最高价值。这样，在一个层级体系中私法价值、内在精神实现了和谐。

私法应当通过开放性保持私权体系的和谐发展。这样，才能随时展而不断衍生新的权利类型以满足对人的充分的私法尊重与保护。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是私法之治的核心理念，需要在经济、政治、文化等众领域落实与升华。和谐社会与私法之治具有同构性。和谐社会的构建应当建立在走向成熟的市民社会的基础之上，并主要依靠私法之治运行。所以，私法的形式价值美和目的价值美体现了私法系统的和谐，和谐的私法系统回应了和谐社会构建中人的自立自主，回应了和谐社会的人本、自由、多元、理性、正义、稳定等要求。和谐社会的私法构建需要私法系统内部的和谐构造与功能发挥。

（二）私法系统外部机制的和谐

私法不是一个自给的体系，它时刻与其他部门法或其他规范体系进行着联系和信息交换。所以，不仅私法内部需要和谐，而且私法的外部机制也应当与其和谐，并在这一和谐中共同实现对社会关系的调整，完成和谐社会的私法构建。私法的外部机制主要包括公法系统等其他法律子系统以及其他行为规范体系等。

1．和谐社会私法构建中与公法等其他法律子系统的和谐。传统私法不能包办一切，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社会内部和谐仅靠传统私法不可能实现。一方面，私法系统应当与公法系统和谐并以此对私法自身能力的缺陷进行矫正。虽然，我们应当坚持私法优位，私法应当是公法的根据，但是，和谐社会法治构建需要公法的作用。不过，在和谐社会的法治构建中，真正的灵魂是私法，没有私法与私权的指引，公法会迷失方向进而异化为权利的对立面。反之，公法系统亦应当与私法系统和谐，以私法和私权为价值取向。这一和谐过程，有学者认为，在中国应注意防止法律工具主义思想、后发现代化努力导致的工具理性扩张和传统“青天”意识残余三种倾向的影响，强化多元互动，增进自生自发秩序。[25]公法与私法和谐中对私法的规制，应当限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对这一范围及其强度的认识，应当符合民法价值判断问题的两项实体性论证规则：其一，在没有足够充分且正当理由的情况下，应当坚持强式意义上的平等对待；其二，在没有足够充分且正当理由的情况下，不得主张限制私法主体的自由。[26]实在法上，公法对私法或私权的规制，应坚持这两项最低要求的规则，即无充分正当理由不得对于私法平等和自由权利作出限制，如要限制应通过民主程序的立法；权力的运行亦应通过正当程序，坚持权力行使的有限、诚信、阳光和责任。同时，这种规制应当坚持以下原则：首先是比例原则，非在必要条件下不得限制剥夺和干预个体基本权利是基本前提，但在必须对权利进行限制、剥夺和干预并可能对市民社会权利造成影响时，公法和公权应兼顾目标实现与个体权利保护，把这种不利影响控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内，让二者保持适当比例。其次是补偿原则，公权力对市民社会合法权利的限制、剥夺和干预应当给以补偿。这样，公法系统与私法系统的关系就在公法对私法的有限规制与补助私法能力不足之间实现了和谐与统一，公法系统与私法系统共同协力完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另一方面，在对社会和谐与实质公平的维护上，公法作用的发挥并非是私法的公法化。近代民法强调形式平等与公平，进入现代社会后导致对社会正义的偏离。所以，进入二十世纪以来，公法被大量的用来矫正私法的形式化，出现了学者所谓的“私法公法化”趋势或“私法社会化”的问题。产生了诸如社会政策立法、劳动法、经济法等所谓的社会法“第三法域”，以实现对实质公平与社会妥当性的追求。那么，是否如学者理解，私法真的公法化了呢？有学者认为，现代法与近代法的关系，仅仅是进行一些修正而非对立，更不是反动，现代法只是根据社会发展对于基于形式正义的一些问题进行矫正，但以“社会化”为基础的论调及“公法优位”显然是一种矫枉过正，换句话说，现代法旨在恢复被形式主义所掩盖并使之与实质相背离的部分，其要旨在于更加接近于一种自然理性，恢复作为自主的“人”的价值与生的意义，它并没有改变以“私的”本位为基础的基调。[27]笔者认为，现代法的发展趋势，并非是私法的公法化，更不是维护人格独立和人格尊严作为现代法的目的发生了变化，而是为达到目的的手段修正了。我国的经济法、环境法实质上仍属私法范畴，只是经过改造，更加强调平衡协调而已。和谐社会构建中我们应充分发挥经过改造的私法的调控功能，实现科学发展。社会是一个有机体，发展离不开社会协调，发展的目的最终为了人，为发展而发展是没有意义的。发展需要制度保障和法的调整，但在过去GDP至上的观念下，我们忽视了私法的精神、原则及其作用的发挥。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和人文化的发展。所以，现代私法在其调整中，必须按平衡化的内在要求，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在科学发展观指引下，现代私法的平衡协调观必将获得新生，为中国和谐社会的法治构建提供一个合理的私法结构。

2．和谐社会法治构建中法律系统与其他行为规范系统的协力。和谐社会立于法治构建的基础之上，但不能仅仅依靠法律手段。法律虽然是调整社会关系的重要方法但并非唯一方法，其只是许多社会调整方法中的一种。除法律外，社会调整还有政策、纪律、规章、道德、民约、公约、教规以及其他社会规范，同时需要运用经济、行政、思想教育等措施。另外，在和谐社会的构建中，某些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领域的和谐，并非都能适用法律形式，法律的作用范围既不能无限，也并非在任何问题上都可以适用。法律至上但并非万能。所以，和谐社会的构建，应当充分发挥其他行为规范的功能，处理好法治构建与其他规范系统功能发挥的关系。

首先，法治构建是和谐社会构建的核心。一方面，法律处于整个社会关系调整系统的核心地位，其他规范系统不得与法律的价值相违背；另一方面，法律以其强制力和权威性对其他行为规范进行整合，这种整合是有机整合和低压整合，范围涉及各种规范和各个领域。

其次，其他规范对和谐社会法治构建有促进和协力作用。对于法律不能和不便发挥作用的领域，其他规范系统应当充分发挥其调节功能。其中，道德对和谐社会法治构建的功能最为引人注意。因为和谐社会的构建应当强调一定的道德基础，法律与同时作为社会规则的道德必须保持相对的和谐性，与作为道德的主要表现形式的伦理习惯保持动态和谐。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任何法律都以一定的道德准则作为自己的社会基础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道德的完善和发展。所以，和谐社会的法治构建以私法构建为核心，和谐社会的私法构建与道德作用的发挥不仅不矛盾，而且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道德规范系统的完善与发展，并在这一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促进社会和谐的私法构建。

这样一来，既可以体现法律调整的规范性、普适性与强制性等特质以及其对社会关系有效调节的支配地位，其他规范又可以弥补法律过于刚性的弊病，并在对法律柔化的基础上增强法律与社会公众之间的亲和力，提高法律实施的实效。

五、结语

十六届四中全会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高度，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作出了回答。和谐社会的构建，必须坚持以人为本，以法治为中心，加强市民社会的持续培育，而这一切注定了私法在和谐社会法治构建中的基本法地位。应当坚持私法优位和权利本位。虽然公法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作用发挥更加直接，但相对于私法的价值，公法只是手段。私法既是和谐社会构建的形式，又是和谐社会构建的目的。要注意公法背后推动公法立法及其行使理性的私法动力。没有以完善的私法为基本行为规则、以私法精神为基本理念的成熟市民社会，政治权力往往会异化为私法权利的对立面，公法会成为当权者手中的残暴工具。和谐社会是私法构建的社会。私法在和谐社会构建中的作用和功能发挥，应当通过社会各系统的和谐加以实现。内部要素与外部机制和谐的私法系统，将以一种社会系统的整体协力共同推进中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于《河北法学》2006年第2期。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