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税范文

农业税范文第1篇

关键词：税费改革；农业税；农民负担

安徽省是我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省。为了了解改革效果，在安徽省财政厅支持下，我们于2001年8月26日到9月3日，对农村税费改革作了专题调查。调研期间，我们先后到淮北的颖上、五河、以及皖南的歙县，召开了6次座谈会，参加的有农税、农财、农业、预算、乡镇干部、政策研究专家以及部分多年从事农村工作的老同志等，查阅了有关资料。基本结论为：一是安徽省农村税费改革成效显著，达到了中央预定的减负目标，也为“入世”后农业政策全面调整奠定了基础；二是随着税费改革的实施，中国财政体制和农业税收固有缺陷也逐渐暴露，这些问题急待解决。

一、安徽省农村税费改革实施情况

安徽省面积有13.9万平方公里，在全省6000多万人口中，80％为农业人口，是典型的农业大省。该省很早就开始了税费改革试点。1994年，安徽省阜阳市各县（市）先后采取了“税费合并、统一征收”，但它们将“三提五统”等费与农业税合并后按人头分摊，形成了事实上的“人头税”，这一做法农民反应强烈，抵触很大。1998年，五河县按照“农村公益事业建设税”模式进行了试点。1999年，在财政部指导下，在4个县开展了以“取消乡统筹、改革村提留、调整农业税”为主的改革试点。2000年，安徽省委、省政府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根据国务院7号文件，在全省范围内展开了农村税费改革试点。

安徽省在制定方案时明确了税费改革为“三个取消、一个逐步取消、两个调整、一项改革”，即取消按农民上年人均纯收入一定比例征收的乡统筹费；取消农村教育集资等向农民征收的行政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取消屠宰税；逐步减少农民的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调整农业税、农业特产税政策；改革村提留征收和使用办法。

调整农业税政策的内容：1.调整计税面积，计税面积按二轮承包合同面积为依据；2.调整计税常年产量，计税常年产量以1993年到1997年5年间各县的平均单产为依据；3.实行地区差别税率，全省最高不超过7％；4.改实物征收为统一折成代金，计税粮价由省政府统一确定，分南、北两片。北片6个市以小麦为结算标准，2000年每百斤61元，南片11个地市以水稻为结算标准，每百斤57元；5.改革结算方式，由村结算改为按户结算，个人申报。

调整农特税的主要内容有：1.调整农特税率。农特税税率按照略高于农业税的原则由省府重新确定。2.调整征收方式。除烟草外，将农特产品由生产和收购两个环节征收的改由生产环节征收，以利于农产品流通。

将村提留改为农业税、农特税附加，与两税合并征收，分别入库。农业税附加为正税的20％，农特税附加原则上为正税的10％。村提留只能用于村干部工资、五保户供养、村行政办公经费等三项开支。村集体公益性和建设性支出“一事一议”，不再固定向农民收取。

为合理确定农民负担水平，安徽省还规定了三条硬性措施：1.严格以二轮承包合同面积为农业税计税依据；2.各县的农民负担水平以1997年实际数为上限，不得突破；3.到村、到户的农业税率最高不得超过7％，附加率不得超过20％；农特税税率应严格按省政府规定执行。从实际执行情况来看，全省农业税税率平均为6.96％，附加率平均为19.9％；农特税率平均为12.64％。为了保证税费改革的顺利实施，安徽省还制定了十几项配套改革措施。

经过各级政府努力，2000年这一改革已到位，并按新标准征税。

二、安徽省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的主要成效

安徽省农村税费改革目标明确，省委和省政府重视，采取措施得当，因而税费改革进展顺利，效果明显。

（一）减轻了农民负担，保护了农业生产力

从总量上来看，改革后的全省农民总税负为37.6亿元，比改革前同口径49.3亿元，减少了11.7亿元，减幅为23.6％；加上取消屠宰税和农村教育集资，农民负担减少31％，人均负担由109.4元，减少到75.5元，减少了33.9元。同时，省政府一次性取消各种收费、集资、政府性基金和达标项目50种，初步堵住了农民称之为“无底洞”的“三乱”，减负效果明显。

在目前，我国农民增收渠道不多。农产品存在着结构性过剩，价格下跌，农民外出务工困难的情况下，减轻农民负担起到了休养生息、保护农业生产力的作用。

（二）初步规范了政府与农民之间的分配关系不了的公共事务管理机关。然而在过去，从农业税收、“三提五统”，到教育费集资等，乡镇干部一年到头忙于派款催粮，不合理摊派加上征收方式的强迫性，而摊派款项又没有严格的手续凭证，农民极不信任。这就形成与农民尖锐对立。加上一些人，败坏了党风政风。改革中取消了形形收费做到了“一种税，一口清”。税款由个人申报，不再经干部代收，加上征收机关严格依法办事，这些做法，既规范了征纳关系，减少了扰民，又从源头上制止不正之风的滋生蔓延，也将乡村干部从催款催粮中解脱出来，给了乡村干部一个“清白”。

三、安徽省改革试点中提出的深层问题

在肯定安徽税费改革成绩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一些深层问题。过去它们为“乱收费”所掩盖，税费改革后则充分暴露出来了。我们相信，从全国来说，这些问题也具有典型意义。

（一）县、乡财政平衡困难，存在着农民负担“反弹”可能

就规范政府行为、减轻农民负担的目的来说，安徽省这次改革目标已基本达到。但由于改革未涉及县、乡财政困难深化这一深层问题，存在着收费“反弹”可能。

1.县级财政基础薄弱，消化能力有限。无庸讳言，税费改革在减轻农民负担的同时也加重了政府，尤其是县级政府负担。因此，如何帮助县级财政消化“缺口”是农民负担是否“反弹”的决定因素。然而，安徽省大多属于纯农业县，县级经济基础薄弱，加上多年积累的财政问题，基本不具备消化这一财政“缺口”能力。

颖上县是黄淮海平原的重要产粮县，人口为140多万人，土地平坦，水利条件较好，历史上最高的1999年粮食产量达到97万吨。在市场经济冲击下该县工业几乎全军覆没，目前只有化肥厂还在生产，却是亏损企业。据有关资料统计，2000年该县1.6亿元财政收入中来自农业税收的为8013万元，大体占一半。在改革前，该县将税费“捆”起来，按人头摊派。改革后的亩税负担由上年的112元降至65.4元。按人均负担计算由1999年的136元降到2000年的75.3元，下降了44.6％，相应减少财政收入4479万元，如果包括村提留，则减少了8400万元。该县目前的供给人数为2.12万人（含下岗分流人员3000多人），人均支出不足1万元。即使税费改革前，财政也相当困难。税费改革后省财政增加补贴1500万元，但由于多年积累的矛盾并未解决，为保政府运转，该县将发工资前四项的范围扩大到所有行政事业单位，但仍有缺口。据计算，在义务教育经费上有缺口为5000万元。类似情况在安徽省不是少数。

2.农业税收缺乏弹性，减支措施难以见效。由于农业税收不能随着农业收入增加而增长，而县乡支出却呈逐年增长，因而对纯农业县来说，即使一时能维持运转，随着时间推移，收支矛盾终将突出起来。为了帮助安徽省消化财政缺口，中央财政加大了转移支付，增加了财政补助。但该省财政一直偏紧，补助后仍有缺口。为了克服财政困难，省政府下决心大幅度精减县、乡行政人员。但按中央规定，精减人员的工资3年内仍由财政发放，因而减人并不减支。现在的情况是，一方面县级政府财政困难不断深化，因而有“收费反弹”的可能。另一方面他们又拥有行政权力，即使不能增税，也可向农民收费或变相收费。因此，只要时机适当就可能产生“收费反弹”。

安徽省的财政困难是中部地区的一个缩影。其实质上是“一切刀”的分税制体制下农业地区与工业地区的矛盾。中国中部地区的优势在农业，解决中国未来吃饭问题的希望在中部。而农业地区财政收入增长必然是缓慢的，因而财政困难深化有必然性。为此，区分东、中、西部优势，建设有利于发挥各自优势的财政体制和转移支付制度迫在眉睫。

（二）税收负担仍然偏重

农业税收负担有两个概念，一是指农业税收占农业总收入的比重；二是指农业税收占农业净收入的比重（即按GDP口径计算）。1980年代以来，随着化肥、农药、农机、农膜等广泛使用，农本大大提高。因而我们认为，农业税收负担应按GDP口径来计算。

在这方面目前有两种相互矛盾的观点：一种观点是按农业总收入计算的农业税收负担为3.55％，属于偏轻。另一种观点是安徽省县、乡干部反映农民负担偏重。为此，我们对该省统计资料作了分析。该省2000年的农业总收入为1023.4亿元。农业税费总额为37.9亿元，负担率为3.74％，但分母中含养殖业收入，而养殖业是不征农业税的，扣除养殖业后的农业收入为620.7亿元，实际负担率为6.10％。按GDP口径计算，税费负担率为8.98％（见表1）。这与我们在五河县调查的税收负担率10.2％基本一致。当然，其他没有税改的省的农民负担可能还要重些。从历史上看，即使明朝税负最高的杭州和松江府的负担率为10.5％。因而无论从那方面说，目前农民的负担都是重的。

农民负担偏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次改革，从中央到地方政府都尽了最大努力，因而责怪税收是没有道理的。我们认为，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农业生产力偏低。其次是分摊方式不合理，即税负全部集中在种植业上，而占总收入近40％的养殖业却不纳税。因而，如何公平地负担农业税收，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总之，减负固然重要，但根本出路是增收。无论从农民减负，还是加入WTO后农业严峻形势看，我们都要把农民增收、农业增效问题提高到基本农业政策的高度来认识。然而，中国农业社会3000年历史证明，小生产农业至多解决农民温饱问题，致富是不可能的。

2.种植业净收入是指按GDP口径计算的农业收入，公式为：农业收入=种植业总收入*系数（0.68），这一系数是来自五河县典型调查。

3.根据安徽省统计年鉴，种植业收入占农业收入（种植业收入+养殖业收入）的比重，1999年为62.18％，2000年为60.60％。

（三）税费改革也暴露出农业税收的制度性缺陷

税费改革解决了农村乱收费问题，也使农业税制与农业经济要求不适应矛盾“浮出水面”。这主要表现为：

1.“农业两税”并存对农业经济结构调整起阻碍作用

农业税制是按照“种什么，缴什么税”的计划经济思路设计的，由“农业两税”，即农业税和农特税构成。在市场经济下，这一税制结构与调整农业结构要求存在着冲突。歙县财政局反映，面对茶叶供过于求，有些农民想毁去茶园改种其他作物，但对茶园征收农特税，而对耕地征农业税，且后者的负担轻于前者，由于农特税已纳入乡财政基数，这就势必因影响乡镇利益而成为障碍。

随着农业市场化的深化，调整种植结构是经常的事。农业税制的缺陷为：（1）价格竞争已经使特产作物、粮棉作物的收益平均化，而农业税的特产作物税负重于粮棉政策起“逆向调节”作用；（2）在整个农业中，种植业处于基础地位。养殖业不纳税，税收全部集中于种植业的政策，显然不利于巩固种植业的基础地位；（3）农业结构调整会带来“农业两税”在征管上频繁调整，不利于乡镇财政稳定。（4）即使从征管上看，农业税按户征收必须有征收底册一个乡有上万农户，建立征收底册工作量本来就大，如果频繁变更，不但工作量大，而且极易产生漏洞。看来，“种什么，缴什么税”的思路已经行不通。

2.农业税制无法解决负担不公平问题

公平负担是指高收入者多负担，低收入者少负担。比起改革前的“人头税”来，新的农业税收按农户承包土地面积征税是比较公平的。然而，亩税额由省核定，全县统一的做法却忽视了一个重要因素一——级差地租的存在。级差地租是土地的水利、土地肥瘦等不同而产生的收入差距。忽视这一因素，而采用全县统一的亩税额标准显然是不公平的。为了既公平，又连片，有的乡采取了“按人按份”的土地分配办法，承包差地的农户要比承包好田农户的面积多，甚至多一倍。这本是一项很好措施，而现在，承包差地农户的税额却大大提高。这有失公平。而养殖业不纳税，占农业总收入60％的种植业，却要负担100％的农业税收，显然是不公平的。

3.农业税制与稳定土地承包经营的要求相脱节

土地产权是农业经济的基础。为了稳定农村和农业，1998年中央决定将家庭土地承包经营期延长30年不变。这是应用“两权分离”原理，明晰土地产权的成功措施。明晰土地产权在古代称为“正经界”，是基本农业的政策。在明晰土地产权前提下，运用政策优势加速土地资源流动是我国现阶段农业政策的基本点。农业税制是政府用于调整农业经济关系方面的基本规制，也应当体现这一要求。

明晰土地产权不只是指明确耕作权，更指明确承包人在土地流转上（土地使用权出租、转让）的收益权。只有这样，农民才认为土地是他的，才有投资、经营积极性。在这方面，农业税收本应起重要作用：（1）它的征收对象是土地，可起界定土地产权的作用；（2）它在向农民征税的同时，起到保护税后合法收益的作用；（3）通过对土地租金、使用权买卖收益征税等，在土地流转方面起到确认和保护承包人合法权益的作用。可见，农业税收应当是明晰土地产权的重要手段。

而现行的农业税制却无法起到这些作用。（1）由于它是按“谁种田，谁缴税，种什么，缴什么税”进行的，税收都与土地产权归属无关，因而无法起到界定土地产权归属的作用；（2）由于它无法限止各种税后摊派，也就无法起到保护农民合法收益作用；（3）由于它不涉及土地使用权转让的税收问题，也就无法保护承包人这方面的合法权益。可见，农业税制与巩固和强化长期土地承包制要求是脱节的。而适应这一要求的应当是土地使用税。

上述制度性缺陷说明了农业税制度已不适应现实农业经济要求。因此，随着农村税费改革的完成，建立现代农业的税收体系应列入议事日程。我们设想，这一体系应由“土地使用税+增值税+所得税”组成。

四、结论

1.安徽省农村税费改革试点证明，党中央、国务院农村税费改革的决策是正确的，是依法规范农村分配关系、减轻农民负担的重要措施，是我国农村继、家庭承包经营后的第三次革命。这次改革对于促进农业经济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也为“入世”后农业政策的全面调整奠定了基础。

2.农业增收是一切农业公共政策的核心。只有农民增收，才能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解决“三农”问题。从这一意义上说，税费改革仅仅拉开了中国农村“第三次革命”的序幕。国外实践证明，发展农场制经济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

3.税费改革在减轻了农民负担的同时，也使农业税收自身缺陷较充分地暴露出来。因而在推进税费改革的同时，我们还须进一步研究建设现代农业税收体系问题。

4.安徽农村税费改革后的财政困难，也要求我们对现行“一刀切”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改革，建设一个区别东、中、西部地区，有利于发挥各地区优势的财政体制和转移支付制度构架。

5.安徽省税费改革成功经验还说明，建设现代农业税收体系最适时机是在税费改革完成后。对于尚未进行税费改革的地区来说，减轻农民负担是第一位的，否则，农村经济难以稳定，下一步改革也没有基础。因此，我们主张农业税改革应当分两步走：先进行税费改革，然后是农业税制度的全面改革。

参考文献：

[1]安徽统计年鉴（2000）[R].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

[2]中国统计年鉴（2000）[R].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

[3]安徽省农村税费改革实务手册[C].安徽人民出版社，2001.

改革前，在分配上政府与农民的矛盾集中在乡统筹、村提留等行政性收费上。

1.“三提五统”等是的内部分配形式。在撤消，实行家庭经营承包制后，义务教育、民兵训练等家庭以外的事务属于公共事务经费理应由政府负担，而“三提五统”却将负担转嫁给农民。比起城市居民来，这是额外负担，而且负担沉重。

2.“三提五统”收费背离了受益原则，是按人分摊的“人头税”。人头税是一种按人分摊，具有累退性性质，穷人负担高于富人的税收，在中国历史上自清朝雍正2年“摊丁人地”后已经绝迹。英国撒切尔夫人执政时为筹措地方资金，1990年议会曾通过人头税法案，结果以失败告终并导致她1991年下台。因此，“三提五统”收费是历史倒退，它的分摊方式极不公平。

3.虽然国家规定“三提五统”等收费负担不得超过农民上年总收入的5％，但“总收入”是一个统计数，人为提高总收入既可显示乡村干部“政绩”，又可获得更多收费，因而存在着高估农民收入的“道德风险”。正是由于这类收费是事后、被动的，不具有固定性，农民额外的、被动接受，负担年年攀升，因而农民将矛头集中在农村收费上是有道理的。

这次改革，在适当提高农业税收的同时取消了一切行政性收费，简便、清楚，且顺应了历史潮流。同时税收附加还为村级行政筹措了适量资金，堵住了“无底洞”（各种摊派）。税收的稳定性也使农民心中有了底，给了农民一个明白。税费改革增强了农民的依法纳税意识，欠税和恶性抗税案件明显减少。许多地方出现了多年未见的农民排队缴税的可喜现象。

（三）带动了农村基层政权职能转变，改善了干群关系

税费改革推动了机构改革。乡镇机构臃肿、人员膨胀是造成农民负担过重、财政入不敷出的重要原因。税费改革后事实上的收支缺口，而“向农民伸手”又行不通，这就迫使县乡政府走“减人、减事、减支”之路。为了适应这一要求，安徽省委、省政府决定在市县机构改革之前，乡镇机构改革先行一步。一些县为克服财政困难，结合乡镇机构改革，行政人员精减达到50％。目前，全省乡镇机构改革已经基本完成，精简分流工作初见成效。

农业税范文第2篇

改革起源于基层

被称为“农村税费改革第一人”的安徽省人民政府参事何开荫回忆，农村“大包干”后，安徽省1984年农民增产增收到达高峰，1985年后粮食生产出现4年徘徊，农民负担加重，收入增长艰难。1988年，何开荫发表文章《农村第二步改革出路何在》，呼吁从规范农村税费征收办法入手减轻农民负担。这是第一次见诸文字的提及农村税费改革。

1989年新华社的内参和《半月谈》内部版先后报道了何开荫的想法，引起中央领导和政策研究部门的高度重视。从1992年起，何开荫开始到一些县、市“游说”。当时安徽涡阳县委书记、县长都表示同意尝试，但县人大常委会没有通过。农民负担问题最为突出的新兴镇偷偷地搞了起来，内容很简单：按照全镇每年的支出总额确定农民的税费总额，税费一并征收，分摊到亩，每亩地只交30元。这就是现今农村税费改革的雏形。

1993年年底，何开荫在合肥稻香楼宾馆参加全省农村工作会议时，一个叫马明业的与会者找到他，介绍自己是太和县县长，说县委、县政府将要着手的改革确定在“正税除费”上。何开荫给了他一些自己的研究文稿。出乎何开荫意外的是，太和县的动作快得惊人，没几天，一份《太和县农业税费改革意见报告》报到了省政府。

省里批准了。1994年，安徽省太和县雷鸣电闪般地将这场改革在全县31个乡镇全面推开，成为中国农村税费改革的第一县。改革进行中，安徽省的一位领导突然作出了要求太和县改革立即停止的决定。“有根有据，说这种改革是非法的。”何开荫说，因为农业税制依据的是1958年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30多年来，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业税制早已弊端百出，可是《条例》一天没被废除，它就一天有着法律的效力。

经过省里多位领导的争论，最终达成共识：“既然省政府已经下了文，那就继续搞下去吧，秋后看看效果再说。”

还没等到秋后，熟悉中国农业和农村的回良玉被派至安徽，担任省长。回良玉对太和县的税费改革大为赞赏，正式就任省长后，他下达的省里“一号文件”，就是将太和县的改革经验，在淮河两岸20多个县市迅速推广。

进行了半年改革的太和县，一举创下这个县自建国45年以来最大的一个奇迹：全县31个乡镇、9168个村民小组、353459户农民，农业税的全部征收工作只花了短短5天！“踊跃交粮的农民在粮站门前排起长蛇阵，这多年不见的场景让许多乡村干部竟激动得鼻子发酸，眼窝发热。”何开荫说。

1993年，河北省的部分地区及安徽阜阳、贵州湄潭、湖南怀化等地方也开始改革试点。农村税费改革从秘密试验到公开试点。1996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达了有关减轻农民负担的最著名的“十三号文件”：《关于切实做好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决定》。

从基层自发实验到全局性改革

1999年4月，一份名为《关于农村税费改革有关重大政策问题的调研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以3人小组的名义上报国务院。时任农村税费改革工作小组办公室副主任的黄维健在接受采访时说，报告基于这样一个认识：试点地区的并税改革方案都不尽规范，有的将不合理不合法的收费一并列入正税，有的征收办法和程序有悖法理，容易引发矛盾，所以改革的第一步就是要建立一个规范的税费制度。除此之外，争论比较激烈的是农业税率。经过反复权衡，《报告》将税率初步定为7%。

2000年1月，国务院第57次总理办公会议原则通过了3人小组提出的报告建议。此次会议，议定农业税税率为7%，农业税附加上限为20%。

然而，基层出现财政困难让改革瓶颈显现。2001年4月25日，国务院决定暂缓扩大农村税费制度的改革试点，此前“加快推进”的提法变成了“稳步实施”。一时间，海内外媒体关于“中国农村税费改革进行不下去”的议论纷至沓来。

2004年，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自2004年起“逐步降低农业税税率，平均每年降低1个百分点以上，5年内取消农业税”。

至2005年年底，中央财政为此新增支出140亿元，用于这方面的支出总额达到664亿元。有28个省份已全部免征农业税，另外3个省份即河北、山东、云南也已经将农业税降到了2%以下，并且在这3个省中也有210个县免征了农业税。因此，2005年农业税在全国财政收入中所占比重已经微乎其微。农业税已经名存实亡，原定5年取消农业税的目标，3年就要实现。

安徽省宣布了2005年全面免除农业税。“自从开天地，不收皇粮第一回”，李永林请人写了一副春联。“农业税没有了，村里还发几十元粮补款”。

尽管国务院已经决定减征和免征农业税，但只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才有权彻底取消农业税。2005年12月，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了废止农业税条例的决定草案。委员们取得了高度一致，新中国实施了近50年的农业税条例被依法废止，这项惠农政策正式上升为国家法律。

农业税范文第3篇

一、我国现行农业税制及农业税征收状况

1．我国现行的农业税制度

我国现行的农业税收体制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计税土地面积和计税常年产量基础上征收的农业税收，名义税率为15.5%，实行以征收实物和征收代金大致各占1/2的定额征收方式。常年产量以1998年前5年农作物的平均产量确定，并且保持长期稳定。另一方面，1994年，我国进行分税制改革，建立了以增值税、流转税为主体、以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为辅的新的税制体系。新税收体系基本没对农业税做改动。2000年，中央开始在部分农村推行税费改革，改革内容之一就是调整农业税政策，对农业税税率进行了调整。将原来的农业附加税并入新的农业税。新的农业税实行差别税率，最高不超过7%。

2．每年征收的农业税所占的比例

农业税属于间接税税种，具有累退性。近几年，我国每年征收的农业税占总税额的3%左右。根据统计：1999年，全国税收总额10682.58亿元，农业税423.50亿元，占3.96%。直至目前，每年的农业税额也不足500亿元。

二、现行农业税制带来的问题

我国农业税的形成有特殊的历史背景。建国之初，国民经济以农业为主，政府收入主要依赖农业的贡献，在那个时期的国家财政收入中，农业税确实是一个举足轻重的税种。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现行的农业税制呈现出很多缺陷和弊端。

1．不合理的农业税制对农民不公平

农民所承受的税负比城市工商业者的更繁重。有人做过调查：实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的地区，取消其他统筹收费后，农民的负担水平为8.4%。如果考虑我国农产品平均商品率只有40%，则换算后的农产品商品的流转税税负高达21%。对于城镇工商业者，增值税销售货物的起征点是月销售额2000—5000元，折合年销售额24000—60000元。目前我国绝大多数农户的农产品销售额根本达不到这个标准，因此不应该缴纳流转税。如果比照现行个人所得税法的规定，个人月基本扣除额800元，折合成一年就是9600元。照此标准，农民也不应该缴纳个人所得税。农民作为消费者已经为国家税收做出了应有贡献，其生活消费和生产消费中的外购式消费占到农民纯收入的一半以上，并且他们还要承担其他税负，如消费税。这种现行的城乡二元化税制格局，对于农民来说极不公平。

2．现行农业税制不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税收一般是针对商品流转额，或者是针对生产、经营所获利润或其他性质的净收益。我国现行农业税条例是1958年颁布的。该税制既不是针对农业生产净收益征收的所得税，也不是按商品流转额征收的商品税。不论农民所从事的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商品率是多少、效益好或坏，只要使用了土地都必须交税。而且，农业税的计算没有扣除生产成本，计征基数中连农民的自食口粮也包括在内，农民的生产耗费（包括生产资料与劳动力消耗）得不到相应的补偿，反而必须交税。实质上，这种农业税是一种类似“地租”的土地税。

3．现行农业税制约了我国农村经济比较优势的发挥且降低了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我国农民具有劳动力成本低廉的经济比较优势。我国现行农业税制，一方面使农业相对于其他行业处于不公平的竞争地位，本来以种地为生的农民离开了土地，结果使得大批农田被抛荒；另一方面束缚了我国农产品进一步扩大的国际市场，减少了国内市场占有率，从而减少了农民的就业总量。大量农民收入不固定，难免会引起一系列社会稳定问题，不利于“三农问题”的解决。

我国的农特税定位仍为农业税。因此，我国无法对进口国外农产品征税，也无法对出口国内农产品退税。这就削弱了我国本身脆弱的农产品的竞争力，不利于在WTO成员国中的严峻竞争。

三、免征农业税的可行性分析

中国加入WTO，在农业体制上要与世界惯例接轨，应当免征农业税。笔者认为免征农业税是可行的，分析如下：

1．农业税所占比重低，免征农业税对国家财政影响不大

表1资料表明，我国农业税占中央财政收入的比重呈逐年下降趋势，并且总体比重不高。全部取消农业税，中央财政损失也仅为几百亿，仅2003年，我国的财政收入就突破2万亿元，相比之下，免征农业税的缺口政府完全有能力通过转移支付填补。取消农业税，农民在同等收入下相当于增收，负担也减轻了，农产品成本降低了，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各项支出也可相应减少，对于国家财政的压力减小，而且可以避免不必要的成本浪费和违规截留。

表1

年份国家财政收入（％）农业税（％）9951005.80

19961005.35

19971004.83

19981003.95

19991003.70

20001003.69

20011003.14

2．我国人均耕地少，农民无力承担繁重税赋

我国人多可耕地少，农村人均有效耕地0.42公顷。不足1亩的可耕地收入，也只能养活农民自身，农业剩余很少。当前“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业人口太多，人均可耕地资源太少，农民税费负担太重。以农业税为例，据统计，1985—1999年的14年中，全国农业各税由42.05亿元增加到423.50亿元，增长了9.07倍，年均增长7.43%。同期，农业总产值增长了4.7倍，年均增长5.54%，农业税收的增长超出农业总产值增长近2%。农业税对以种田为生的农民来说，是生存的重负。为了保障农民的生存与发展，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免征农业税是必要的。

3．缩小城乡差别，协调城乡经济发展的需要

十六届三中全会强调城乡经济要协调发展，缩小城乡差别。目前城乡之间存在着一个二律背反的难题，即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再次扩大。2001年，城市居民人均收入6860元，是当年农民可支配现金收入的5倍多。如果考虑到城市居民享受到的各种福利和补助，城乡之间真实差距在6∶1之间。城乡差别太大。为在2020年前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为城乡经济的统筹发展创造必要的条件，必需对现行农业税制进行改革。免征农业税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别，协调城乡经济发展。

4．免征农业税是工业反哺农业的需要

经济发展规律表明，工业在发展初期需要农业提供原始资本积累，但发展到一定阶段就转入工业“反哺”农业的阶段。目前，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都对国内农产品进行补贴。我国经过改革开放，经济实力大有提高。早在2001年，GDP就达到95933.3亿元，财政收入达到16371.0亿元，排名世界第六位、发展中国家第一位。从经济发展阶段来看，我国应该处于工业“反哺”农业的阶段，但是多年来，我国从农民手上征收太多，而对于农村公共品的投入、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却投入太少，2001年，我国财政总支出18844.0亿元，可用于农业各项支出为905.30亿，所占比例仅为4.8%。因此，免征农业税有利于解决我国农民收入增长缓慢问题，有利于工农业的协调、全面、可持续发展。

5．免征农业税能带来拉动经济增长的乘数效应版权所有

农业税范文第4篇

一、美国联邦农业主要相关税种介绍

1.所得税联邦所得税采用超额累进税制，对纳税人每年获得的净收入进行征税，税率有6级：10%，15%，25%，28%，33%和35%，这意味着收入越高的农民缴纳的边际税额也会越多。农业所得税占联邦农业收入的很大一部分，在所有税种中具有最大的影响力。应税收入的计算方法为总收入除去允许的调整额（如50%的自雇主安全税，自雇主健康保险等），课税减免额（如子女抚养费）和个人免税额。其中总收入包括工资，薪金，应税利息，股息收入，资本利得，营业收入，租金收入，应税社会保障收入和应税退休收入，以及其他的杂项收入。根据统计数据，大部分农民的收入水平在15%的税率级别上，但是大部分的农业所得税是由收入水平在28%-39.6%的税级上农民所缴纳的，其中居住生活型的农场占了多半数。

相对于其他产业来说，美国所得税法给予了农业更多的优惠政策来鼓励某些农业投资。至今为止，美国联邦政府已经设立了很多保护农业和减轻农民税赋负担的条例和细则，包括从纳税范围到减免项目、从生产要素（土地、家畜等）的税收规定到特定的报税核算会计处理方法等，涉及农业生产销售的各个过程及期间发生的收入、费用、利得和损失等。其中主要有：对农业收入采取“现金记账法”，允许农业生产在不同期间处理收入和开支，鼓励了农业投资；把诸如土地、家畜等销售获利尽可能算作资本利得，降低实际税率；对长期资本收益减征所得税，扩大所得减税、免税范围。

2.资本利得税资本利得税是一种美国联邦政府对资本资产出售或其他处置行为所产生的资本利得收入而征收的税赋，资本利得收入作为农民收入的一部分被单独考虑。资本利得收入的计算以某项资本资产经过折旧和增值调整后的买卖价差为基础，并且纳税人的资本利得收入只有在资本资产已被处置并取得收入后才予以确认。资本利得税率收入长期以来低于普通的所得税率，按照现在的美国税法规定，持有时间少于1年的资本资产所获得的资本利得视为普通收入征收所得税，对于个人纳税人而言，资本资产持有时间超过1年的资本利得税率最大不超过20%.同时，税法规定持有时间超过5年的资本资产可获得比应缴税率更低的税率：应缴税10%、15%和20%的资本利得分别按8%、10%和18%征收。虽然用于生产或者交易的农业资产按照现行法律不算资本资产，但是其中有很多资产（如土地，用于驮重、产奶、饲养和运动用的家畜等）在超过规定持有年数后取得的收入按照资本利得税率征税。资本利得税政策同一些减免优惠政策的结合（如减免土地的利息税和不动产税）吸引了农业资产投资，对农民的农业生产经营产生了一定的导向作用。

3.社会保障税和自雇主安全税联邦社会保障税包括两部分：老年人、遗属和残疾保障被划归为一部分，合称OASDI，医疗保障为一部分，简称为Hl.社会保障税纳税人为在美国境内发生雇佣关系、领取和发放工薪的雇员及雇主，其中雇员和雇主各负担一半的应付社会保障税。最近几十年来由于税率的提高和应税收入的增加，社会保障税的负担在加大。与联邦所得税的累进税制不同，社会保障税的税率是不变的（OASDI为12.4%，Hl为2.9%），2005年OASDI的应税限额为90000美元，Hl没有应税限额。

4.失业税失业税独立于前面所提到社会保障税和自雇主安全税，用于提供失业者暂时的收入来源。农场主如果在上一个或现在的日历年度内每季度内的工资支出不少于20000美元，或者20个星期内雇佣10个劳动力以上则需要缴纳失业税。目前最高应税限额为7000美元，税率为6.2%.自雇农场主不需要缴纳失业税，并且对农场劳动力的非现金支付不属于失业税的应税范围。

5.遗产与赠与税遗产与赠与税是美国联邦政府对死亡者的遗产和生前赠与的财产征收的税赋。遗产税以遗嘱执行人为纳税人，赠与税以财产赠与人为纳税人。应税遗产额等于遗产总额扣除死者的丧葬费用、管理费用、债务、慈善捐赠、转移给配偶的财产等项目。应税赠与额是赠与财产总额减去税法允许的每年免税赠与额、夫妻之间赠与的全部财产以及慈善捐款等之后的余额。1976年起联邦税收立法将二者合并统一课征，现有的联邦遗产税与赠与税采用统一的税收结构。

二、税收政策对农业的影响简析

为了追求经济利益，农民会根据具体的税收政策来制定个人的生产经营策略。税收政策通过很多优惠条款，刺激农民从事某些特定的经济活动和投资农业生产。这种影响的重要性在税收负担、土地价格、资本所有制、资本和劳动力之间的相对价格、农场规模与组合结构、管理操作、农产品供给和价格这些方面有显著的表现。

1.税收负担研究表明，一系列农业方面的税收优惠降低了农民承担的有效税率，减少了税收负担。相比无农业收入的群体，拥有高农业收入的个人能够显著地感受到较低的税收负担带来的好处，并且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农业收入和非农业收入之间税赋的差距体现得更加明显。对于主要收入来源为农业收入的农民，他们面对的有效税率相对固定而非明显的累进。可以看出，农业税收关于收入、资本利得和其他方面政策条款的组合已经抵消了税率累进的效果，明显地减少了农民的税收负担，提高了农民的实际收益。

2.资本/劳动力比值美国的农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20世纪80年代期间，加速折旧和农业投资税赋抵减很大程度上减少了资本投资的成本，而由于社会保障税和其他税赋的提高，劳动力的成本增加，这成为了当时资本/劳动力比值不断提高的一个因素。虽然现在鼓励资本投资的政策已经被限制，并且无法确定资本和劳动力是否仍然存在明显的替代趋势，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农业税收政策是影响资本和劳动力在农业生产中比例关系的重要因素之一。

3.土地价格和减免所得税机会土地是农业生产中最重要的资产，其价格直接影响投资者投资土地进而进入农业经营的成本。农业资本利得税等政策影响土地的税收成本和卖者的收益，因此对土地的需求、供给和价格会有实质性的影响。同时，更低的农业资本利得税鼓励农场主和投资者投资农业资产来获取税收优惠。

4.资产占据效应因为资本利得税在资产被变卖并获得利润后才会征收，因此农场主会倾向于不处置资产获得资金，而是继续持有来维持正常生产从而获得潜在的资本升值和额外的收益，从而产生了资产占据效应。虽然农业资本利得税率相对更加优惠，但是并没有消除这种效应。结合联邦遗产与赠与税中许多优惠政策的影响使得资产占据效应十分显著，这样鼓励了农场主保留对农场资产的所有权并传给下一代，使得更多的农业资产保留在原所有者手中，减少了农业资产在市场上的供给，限制了外来投资者进入农业的机会。

5.管理操作农民的农业收入由农产品的销售和税收收益两方面取得。农场主运用很多管理技术和操作来合理安排农业生产和应对税收政策，无法通过农业税收政策来提高收益的农场主只能由农产品的销售来获益，这样就会在和别的农场主竞争中位于劣势，所以农业税收政策的制定和改变必然会引起农场主在生产经营过程中调整管理操作，从而取得税收收益并达到利益最大化。

6.农产品价格税收政策会影响农业的投资和农产品的供给，由于农产品需求缺乏弹性且不受农业政策影响。使得鼓励农业生产投资的税收政策会显著地提高供给、降低农产品的价格，反之亦然。

7.农场结构历史数据表明，小型非经营性农场（主要依赖于非农业收入）和超大型农场（拥有高农业收入）的数量和比例一直在增加。联邦农业税政策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因为农业税法给予有高水平农业收入或非农业收入的农民最大的利益。除了数量和规模上的影响之外，农场公司化也是一个方面，由于企业税较个人税有更低的税率和累进幅度，并且可以以赠送股份的方式来达到赠与农业资产的目的，既不影响正常的农业生产也避免了实物资产不易分割的困难，所以组织结构的变化也是农业税影响的对象之一。

农业税范文第5篇

在法国，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包括一切自然人和特定的法人。个人所得税的课税对象为纳税人的净所得总额，应税所得总额包括下述各项净所得之和：工商业利润、地产收益、农业收益、工资所得、特定公司成员的报酬、自由职业所得、流动资本收益等。其中，农业收益为自耕农、分成农、佃耕农以及农场主经营所获的农业所得、山林所得以及培育树苗、蘑菇、养蜂、饲养家禽、养殖（鱼、牡蛎等）所得。农业收益应税所得的确定有两种方法，纳税人可任意选择其中一种：一是协商征税，即由税务部门根据每个经营种类历年的总收益，减去必要费用，协商决定每单位平均收益，再按照每公顷平均收益额乘以经营面积计算出应税所得；二是据实征税，即在征税年度中，就总收入减去经营上必要费用及折旧费后的实际收益征税。

法国个人所得税税额的计算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其税额的计算是按家庭系数来确定的。所谓家庭系数制是法国于1954年实行的一种按总所得征税的方法，其基本内容是将家庭所有成员的收入全部加在一起，然后按家庭成员的系数划分为若干份，每份纳税义务乘以系数就是该家庭应纳税额。家庭系数确定的一般原则是：大人为1，小孩为0.5。但根据各人的状况不同，也有所不同。家庭系数制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充分体现了量能负担的原则。

法国个人所得税采取申报纳税和协商纳税两种课征方法。对于纳税人不能正确申报其纳税收入的，采用协商征税法，比如：农业应税所得由税务检查人员决定，农业纳税人每年定期向税务检查官提出记载被雇人和助手的人数、支付的报酬、使用车辆情况等情况的申报表，检查官据此决定纳税人应纳税额，纳税人按期交纳税款。

2.法国实行大范围的增值税

在法国，增值税的征收范围不仅包括工业、商业、服务业和自由职业者，还包括农业，即所有法国境内有偿提品和服务的经营活动都应当缴纳增值税。纳税人相应地包括从事上述行业的单位和个人，即包括自然资源采掘企业、制造加工企业、商业批发和零售企业、建筑企业、提供劳务的企业、同经济活动有直接关系的自由职业者，还包括农业企业和部分农场主。课税对象是从事采掘业、工业、商业、农业、服务业经营活动的企业和个人所获得的增值额。税率共有四种：基本税率17.6%；低税率7%；高税率33.3%和“零”税率。农产品主要按基本税率或低税率计征。免税规定包括：一是彻底免税，即对出口商品实行零税率。二是一般免税项目，主要包括某些农产品的销售、特定旧物的贩卖、有价证券的交易等等。对于免税环节，一般都确定在商品的最后一个环节——零售环节上。课征方法有：税款扣除法；核定征收法；简化的据实征收法；据实申报的征收方法。农业纳税人每季度只缴纳上年实际缴纳的增值税税款的1/5。年终按实际发生数结算，每年申报一次。

对于每年应缴增值税税额低于3500法郎的免征增值税，农业纳税人年收入在30万法郎以下的免征增值税，但也可以自行选择缴纳增值税。因为农民生产要购买机器、肥料、种子等，这些都包含增值税。农民如选择按增值税办法的缴纳就可以扣除这部分税款。城里的商人喜欢到实行增值税办法的农民那里去购买东西，这样税款可以扣除。

3.对农业有优惠的公司所得税

在法国，公司所得税的纳税人中，农业纳税人主要有：各种股份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合作社、公共团体、其他以营利为目的的法人。征税对象为各公司和法人的应税毛所得减去费用后的余额。如工商业利润、经营农田、林地获得的收入等。公司所得税实行单一的比例税率33%，并实行完全估算制，不论是估算分红利润还是保留利润都适用。但对公共团体和其它各种团体的农林业收益按24%的减轻税率征税。公司所得税只对在法国国内经营的企业所实现的利润征收。而农业合作信贷银行、农业合作社及其联合组织的收益，免征公司所得税。公司所得税实行预交制，纳税人须按上年度税金总额的90%作为本年度预交公司所得税税额，分四次预交。

我国农业税制的借鉴

随着我国农业的产业化、规模化和农村非农经济的发展，我国农村经济正迅速地向市场经济转变。农业税制改革，既要从现实出发，又不能局限于既有现实；既要考虑产业特点，又不能脱离国民经济整体。借鉴西方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经验，我国现行农业税制改革比较理想的方案是：取消相互脱节的农业各税，将其分别并入相应的增值税、所得税、消费税和资源税中，建立以增值税、所得税为主体税，消费税、资源税与之相配套的双主体税制体系。具体说：

1.实施大范围的增值税并以消费税与之配套调节

农业税制的改革应推行大范围的增值税，实施对农业部门流转额的税收调节。依照“区别对待，简化征管”的原则，对农业部门课征增值税和消费税。课税对象是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所获得的增值额（全部销售额减去生产经营成本费用后的余额）。纳税人为农林特产的生产销售单位和个人，也可以收购人为扣缴义务人。对农林特产品税中的农产品按17%的基本税率课征，对部分收入过高的土特产品先列入消费税征收范围进行调节，比如：对人类健康有害的烟叶等；改革后税负显著下降的产品，如毛茶等；贵重或非生活必需品，如海参、鲍鱼、干贝、燕窝等等。对农业生产者自产农产品的，销售，应改变一律免税的做法，按低税率课征。为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应对农业投入物实行免税以体现对农业生产的扶持和优惠。某些农产品的销售，年增值额在一定限额以下的，在零售环节免税。实行核定征收法，纳税人每季度只缴纳上年实际缴纳的增值税税款的1/5，年终按实际发生数结算，每年申报一次。

对农业部门的流转额同样课征增值税和消费税，既体现税收的中性原则和公平原则，又便于农业生产者扣除购买农机、化肥、农药种子时已交增值税，还便于工商业生产者购买农产品时取得合法的扣税凭证，以利于加强税收的征收管理，并发挥税收的调节作用。

2.开征农业所得税

农业税制的改革应开征较为规范的农业所得税。课税对象为农业收益和地产收益即纳税人来自农业部门的全部净所得以及其他所得，采用综合所得税制，把各项净所得综合计税，应税所得按农业实际收入扣除生产成本、费用，再加以必要的政策调整后确定。纳税人为所有在农业部门从事生

产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税率的确定应着重考虑农业税的税负水平，农民的负担能力、调节功能发挥等因素，对个人以一定时期内的全国农民人均收入为免征额，实行累进幅度较缓的超额累进税率；对农业企业实行统一的比例税率。课税方法采取申报纳税和协商征税两种办法。对于纳税人不能正确申报其纳税收入的，采用协商征税办法即纳税人提供有关所得资料，由税务人员核定应税所得。该税可并入统一所得税制，作为相对独立的计征项目。

对农业部门的所得额，开征统一的所得税，既能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又能对农村纳税人的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都进行调节，减轻偷漏税现象，缓解个人收入的过分悬殊，实现社会公平目标。

3.统一征收土地使用税

农业税制的改革应将现行的耕地占用税与城镇土地使用税合并为土地使用税，归入资源税类。税制设计可遵循“农业用地的总税负低于非农用地的总税负，优等地的税负高于中等、劣等地的税负”的原则进行。土地使用税的课税对象为使用土地从事生产、开发利用的行为，其计税依据为纳税人实际使用的土地面积，计税土地面积全部依据土地详查的结果。纳税人为使用土地从事生产、开发和利用的单位和个人。税率实行差别比例税率，对将农业用地或耕地转为非农业用地的，均一次性课征土地使用税，其税率应比现在有较大幅度的提高。对非农业用地实行税负为重的原则，以4-5倍的幅度提高现行城镇土地使用税的税负。针对土地使用者从土地上因肥力和位置不同而获得的级差收益，应制定相应的差别税率对农业用地进行课税。对从事山地、荒地、滩涂等开发性生产的项目，可给予一定时期的减免税收；对贫困地区、劣等耕地或因受自然灾害而减产绝收的应该减免税收；对达到征税条件，超过免税期限的新垦和复垦耕地，及时调整农业税收任务。

开征土地使用税，可以保护极度稀缺的耕地资源，控制滥占、滥用土地的行为；还可以调节不同土地使用者的级差收益，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从而调节土地使用行为，促使土地使用者合理、节约使用土地。

总之，从长期来看我国农业税制体系与工商税收体系相一致，既有利于我国税收体系的完整统一，体现税收中性原则；又有利于适应社会主义市场发展的需要，发挥税收调节经济的作用；还有利于我国税制与国际惯例的接轨，促进对外开放。

【参考文献】

[1]财政部财政制度国际比较课题组.法国财政制度[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

[2]尹音频.重构中国农业税制.财经科学[J]，1998(3).

农业税范文第6篇

TheSecondTheoreticalDepartmentsofNanjingInstitutePoliticsofPLANanjingJiangsuProvince

择要:资本和收益比力是决定制度变迁的要害。我国从2004年开始低沉农业税率，有条件的地方可以试行农业税免征，2006年后，天下将取消农业税，实验农业“零赋税”。重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免征农业税将是净收益。但从短期来看，免征农业税敷衍当局来说大概是资本大于收益。干系制度创新主体对这一制度部署的资本和收益举行比力，同等附和、支持和推动了这一制度在天下的推行。

要害词：农业税制度创新资本收益

Abstract:Analysisofcost-profitisthekeypointtothesysteminnovation.In2004,Chinesecentralgovernmentlowersit’sruraltaxrateIneconomicflourishingregion,thelocalgovernmenttrytocancelfarmer’sruraltax.In2006,thecentralgovernmentwillcancelallthefarmer’sruraltax.Intheeyesofthenewinstitutioneconomics,thatthecancellationofruraltaxwillbeanetprofitinalongrun,butitisanegativecost.atpresent.Relatedbehaviorcorpusadoptsandpromotesthissysteminnovationinthewholecountry

字串9

Keyword:RuralTaxRateRuralTaxSystemInnovationCostProfit

从2004年起，国家垂垂低沉农业税税率，匀称每年低沉1个百分点以上。吉林、黑龙江两个粮食主产省先行免征农业税改造试点。河北、内蒙古等11个粮食主产省、自治区低沉农业税税率3个百分点。从2004年此项政策的现实实验看，减免农业税的步骤已经大大加快，停止到2005年1月尾，天下已有26个省市区都已经宣布取消了农业税。2005年3月5日，温总理在十届人大三次集会上审慎答应：（2005年）592个国家扶贫开发事情重点县免征农业税，全部免征牧业税，2006年天下全部免征农业税。原定5年取消农业税的目的，3年就可以实现。那么，免征农业税是否是一种理性的市场经济举动？一些农业和经济专家以为，思量到中国当局去年财政收入有2.6万亿元，GDP高出13万亿元，人均百姓收入到达800－1000美元，我国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生长阶段，取消农业税的条件已底子成熟。也有人对免征农业税后的下层当局运转表现担心，以为一些贫困地域，从干部人为到教诲经费，财政大部门付出都依赖农业税，全部免征，当局和学校将无法运转。本文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一样平常理论，对免征农业税的资本－收益举行分析，以资助读者深刻明确党中心的决定。

字串9

一、制度创新资本-收益的一样平常理论分析

新制度经济学对一项制度变迁的研究都包罗两项假定:第一，制度变迁主体的“经济人”的假定，即每一个到场变革的人在举行制度变迁时都能获取净收益，切合本身的“资本—收益”分析法。但这里的“经济人”差异于古典经济学中的纯的利己心，它还包罗有用果感，利他的举动动机等等，由于人并不都是自私的，就有人为别人服务而本身也会快乐的。第二，假定出现了一种新的潜伏收益，而这种潜伏收益在现存制度中是无法获取的。只有议决变化原有的制度部署，选择和创建一种新的更有用的制度部署才气得到这种潜伏收益。但是，并不是潜伏收益出现了，就能举行制度变迁。潜伏收益的出现只是制度变迁的须要条件，却非充实条件。现实的制度创新的孕育产生还取决于资本标题。“如果预期的净收益高出预期的资本，一项制度部署就会被创新”[1][P274]可见，新制度经济学把需求-提供和资本-收益的经济分析要领引入了对制度变迁的视察。

须要指出，制度变迁现实上是一个“非帕累托变化”的历程，既每一项改改革步伐不行能在不淘汰任何当事人的小我私家福利的条件下使社会福利最大化，一部门人优点的增长大概要以另一部门人的优点丧失为价钱，因此要求全体对每一制度部署作出同等协议（或布坎南似的同等同意）险些是不行能的[2][P131]。换言之，差异举动主体对任一制度创新收益和资本都大概会有差异的评价尺度。因此，制度变迁能否孕育产生，还要取决于旧制度部署中种种优点团体对预期资本与收益的比力。

字串8

制度创新的主体分为三个层次：个体、团体（社会）和当局，它们对统一制度变迁的资本－收益比力是纷歧致的。这包罗：

1、个体资本－收益。这是从小我私家、家庭、企业或单个优点团体的角度来权衡某项制度创新的资本。这种制度创新大概给他们带来更多收益(包罗预期收益)，比喻更高的钱币收入，企业留利的增长等，同时也要为此付出相应的资本价钱，譬如增长钱币收入却淘汰了非钱币收入，包袱的危害增大等。一样平常说来，只有在收益大概大于资本时，单个举动主体才会孕育产生制度创新的要求从而对由当局筹划部署的制度创新持附和和支持的态度。

2、社会资本－收益。这因此单个主体的举动相互讨论为视角来权衡某项制度创新须要整个社会付出的资本。改造或创新得以举行的重要诱因是可以增长整个社会的收益和使社会收入分配更为公正;另一方面，纵然这种预期收益得以实现，改造和制度创新也会使整个社会付出相应的资本，即变革资本。在制度的变革资本中，很大部门是由于制度创新通常导致人与人之间的优点摩擦与辩说而引起的。在我国的改造现实中通常可以看到，改造中优点受损者(包罗收入增长相对迟钝者)由于要包袱巨大的社会资本付出，容易引发“仇富”生理，这种感情越高，制度创新阻力越大，资本付出就越多，到达肯定极限终极将导致社会的全面瓦解。

字串6

农业税范文第7篇

一、实现“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构想，必须彻底废除农业税，真正实现城乡税制统一

第一，单独设置的农业税，本质上是一种地租，与现代市场经济格格不入。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税收，或者是对商品流转额征收，或者是对生产经营净所得征收，或者是对企业和居民拥有的财产征收。我国的农业税既不是商品税（流转税），也不是所得税或财产税。它针对的是农业生产用地，以常年计税产量为依据，不论农产品商品率如何，不论农业生产效益如何，只要用地，都必须缴“税”。农业税计税过程中，不扣除生产成本和农民自食口粮，连农业简单再生产都得不到充分的补偿。这种农业税制虽然在建国以后与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一起，曾为积累原始资本、建立新中国工业体系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当国民经济进入客观上要求工农业平行发展、逐渐以工补农的阶段时，继续维持这种城乡二元化的税制格局，不仅直接妨碍了农业自身的发展，而且不利于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协调发展。

第二，农民作为生产者，其税收负担大大高于城镇工商业者，也大大超出其负担能力，严重违背公平原则。从间接税角度看，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地区农业税及其附加统一规定最高为8.4%，如果换算为进入市场而成为商品的农产品的增值税率，那么它比一般工业商品的增值税率最多高出8.56个百分点。另外，在城镇，增值税纳税人达不到起征点（销售额2000～5000元/月）的，不用缴纳增值税，以此标准来衡量，一般家庭联产承包户根本达不到增值税起征点。从直接税角度看，如果对农民销售农产品的收入扣除其生产成本，绝大多数农民根本没有应税所得；如果从个人所得税角度看，绝大多数农民根本达不到800元/月的免征额，不应该缴纳所得税。

第三，征收农业税降低了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制约了农业比较优势的发挥。由于我国农业税不属于规范的商品劳务税，对进口的国外农产品，国家除征收农产品增值税（税率为l3%）以外，无法再征收相当于国产农产品承受的农业税税负的某种形式的进口环节税收；对于我国出口的农产品，国家除给予农产品增值税退税（最高可退13%，实际上尚未退足）外，无法将国产农产品承受的农业税税款退还给农民。这样，在农产品进出口税收制度上，打击了本已脆弱的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在农业发达国家纷纷给予农业生产高额补贴，而我国目前对农业的支持总量水平很低的背景下，农业税这种“不补反取”的性质严重影响了我国农产品的竞争力。

第四，现行农产品增值税制度不利于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不利于农业产业化经营。现行增值税制规定，一般货物增值税税率为I7%，农产品的增值税税率为13%，如果农产品加工后按工业品出售，即使在本环节没有实现增值，即原价进原价出，也会额外缴纳4个百分点的增值税。再加上有的企业向农民收购农产品原料时，根本就没有发票作为进项抵扣，因而连13%的进项抵扣也不能实现。这就造成农产品加工业的税负高于一般工业品加工业，从而制约了“订单农业”的发展，不利于农业生产商品化、规模化、专业化、高附加值化经营，不利于推进农业产业化，最终损害的是农民的利益。

第五，农业税征收成本过高，单独开征农业税经济效率低下。从全国来看，2002年农业税、农业特产税和牧业税正税合计420亿元，加上附加总计为494亿元。全国负责农业税收征收的人员总计29.2万人，人均征收农业税及附加16.9万元。2002年全国农业税灾歉减免与社会减免共计52.98亿元。农业税收征收的全部成本，假定按每年人均2万元计算，全国合计为58.4亿元，农业税收征收成本比率高达13.24%.

第六，农业税征收事实上成为基层政权机构向农民收钱的“载体”。一些基层政权机构借合法收税之名行非法收费之实，引发了众多涉农恶性案件，损害了干群关系，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当前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地区之所以存在所谓“黄宗羲定律”隐忧，就是因为现行农村税费改革方案是“只减负担未转机制”。机制转变固然反映在若干方面，而在税制上，没有废除农业税这个载体显得尤为突出。虽然说，调整机构职能，精简机构冗员，改革管理体制，是治本之策，但是，革除这一“载体”，从制度上杜绝非法借用税收的名义，亦是必不可少的措施。

二、保留或变相保留农业税，统一城乡税制的目标就无法真正实现

在农业税税率降低到一定水平之后（比如2%左右），农业税就应该彻底废除。但有一种观点认为，取消农业税后，还应另外开征某种形式的专门针对农民的税种，如农用土地资源使用税，以替代农业税。

所谓农用土地资源使用税，就是对使用土地资源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单位和个人，按照农用土地面积、分别土地等级、规定不同的税额而征收的税种。其纳税人为使用土地资源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其征收对象就是农用土地，其税率采取级差定额分档税率，平均税负为农用地年均生产收入的2%，按年实行从量货币征收，继续实行灾歉减免和社会减免的做法。

与现行的农业税制基本要素进行比较就可发现，农用土地资源使用税在实质上与农业税在制度设计上没有大的差别，实际上仍然是农业税，本质还是一种地租。按照这一思路进行农业税制改革，并不能真正实现城乡税制统一的目标。

第一，开征农用土地资源使用税，没有跳出城乡二元税制格局的窠臼。农用土地资源使用税仍然是一种针对农民单独设置的、游离于国家整体税制之外的税种，开征这一税种，仍然秉承对农民土地课税的陈旧理念，没有贯彻现代市场经济发展所要求的对商品征税、对所得及财产征税的原则。

第二，开征农用土地资源使用税，没有考虑中国农村的基本现实。中国农业人口众多，2001年我国农民人均经营耕地面积只有1.99亩。这一份土地，对农民而言，不仅是农业生产资料，而且在社会保障体系不能全面覆盖农民的情况下，还是维系农民生存的最后一道生命保障线。对农民课征农用土地资源使用税，就有可能破坏这一生命保障线，从根本上损害农村社会稳定以至全社会稳定的基础。

第三，开征农用土地资源使用税，不符合加入WTO之后我国农业发展的迫切要求。和现行农业税一样，农用土地资源使用税不是规范的商品税，国家既不能对进口农产品征这种税，也不能对出口农产品退这种税，这将影响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第四，开征农用土地资源使用税成本过高，农民利益得不到保障。农用土地资源使用税的征收管理方式与现行农业税的征收管理方式几无二致。按照这一思路，现行负责全国农业税征收的近30万人的队伍仍需继续保留，征收成本仍居高不下；现行农业税先征收再减免的运行机制仍然不变，农业税减免款被随意截留挪用的问题仍然得不到根本解决，广大农民的利益保障机制仍无法建立。

第五，开征农用土地资源使用税，没有铲除“搭税收合法便车，向农民非法收费”的机制。农用土地资源使用税的征收，无论是计算土地面积、划分土地等级，还是确定级差税额，都将强化基层政权机构在征税事务中的地位，不利于改善干群关系，不利于维护农村社会稳定。

三、彻底废除农业税，真正实现城乡税制统一，必须澄清几个认识问题

1.关于“皇粮国税，自古有之”

对于“皇粮国税，自古有之”这句老话，有些同志将其理解成，单独对农民开征的农业税自古有之；这种“自古有之”的含义不仅是对历史过程的描述，而且隐指与这种“自古有之”的农业税以及与之类似的农用土地资源使用税是有历史和理论依据的。对此，我们需要从两个不同层面加以辨析。

第一个层面，是就广义的税收而言的。在古代社会，农业是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农业增加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绝大部分。在这种社会经济条件下，农业税就是国家税收的主体，承担着为政府筹集几乎全部财政收入的职能。在古代特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所言的“皇粮国税，自古有之”，虽然具体所指的就是农业税，但是其实际的含义是整体的“税收”，其阐明的道理是政府的存在、国家机器的运行，不能没有税收作为物质基础。

第二个层面，是仅就农业税而言的。如果说，“皇粮国税，自古有之”中的“税”是仅指农业税，那么这个说法就值得推敲。人类经济活动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其不同的特征，税收亦有其不同的形式。在农业社会，对人头征税、对土地征税自然是税收的主导形式，但是进入工业社会之后，对商品征税、对所得征税就成为税收的主导形式。可以预期的是，随着人类经济活动进一步发展为以知识经济、服务经济为主体之后，税收的主导形式还将发生变化。这也是为什么世界上一些单独征收农业税的国家（最近的如阿根廷）相继取消农业税的内在原因。

2.关于废除农业税后“农民处于无税状态”

不同意彻底废除农业税的同志认为，不对农民单独开征农业税或农用土地资源使用税，农民就会“处于一种无税状态”。据此认为，城镇居民要给国家纳税，农民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却不给国家纳税，似乎也不公平。为此，有必要先了解一下当前中国农民税负结构的事实情况。

首先就是农业税（牧业税）。在目前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地区，农业税及其附加的综合税率最高达8.4%，与历朝历代税负水平相比，也是很高的。

其次是各种流转税。农民在缴纳农业税之外，作为工业消费品的消费者，一直都是流转税的纳税人。通俗地说，农民在买台电视机、买包香烟的时候，就已经向国家缴纳了增值税和消费税。据统计，2002年我国农村居民平均每人生活消费现金支出1467.62元，其中仅“衣着”、“家庭设备”、“交通通讯”和“其他商品”几项消费现金支出中所含的增值税和营业税，即为38.96元，据此，全国乡村总人口78241万人，即通过生活消费现金支出向国家缴纳增值税和营业税304.83亿元。再次是利息个人所得税。农民作为银行储户，也同样向国家缴纳针对储蓄存款利息征收的个人所得税，而且按照现行财政体制规定，这种利息个人所得税一分钱都没有用到农民头上，全部用于城镇居民的失业保障。也就是说，没有得到国家社会保障的农民，在为城镇居民失业人员的社会保障作贡献。

最后是隐性税负。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市场信息不对称、组织化程度差异等方面的原因，农民在与农产品收购商、农业投入品供应商进行价格谈判时，往往处于不利的地位，农产品出售价格往往较低，农业投入品（如种子、化肥、薄膜、农机、农药、农业技术服务等）价格往往又较高，农民因此承担了部分本应由交易对方承担的税负。农民承担这种隐性税负，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政府职能在相关领域不到位而产生的。

由此可见，即使农民不缴农业税，农民实际上仍然是纳税人，向国家缴纳了相当的税收，这是由中国现行的税制结构、财政管理体制以及市场环境决定的。

3.关于在党和政府与农民之间建立良好关系

从财税方面来说，目前政府与农民之间的关系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一方面“取多予少”，另一方面“取予不当”。“取多予少”指的是国家从农民身上以各种方式（税与费）“取”得太多，大大超出农民的承受能力，而理应由国家承担的保证农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的支出，则严重不足。“取予不当”指的是国家以农业税从农民身上课税存在诸多弊端，其他涉农税制也存在对农民不公的因素，而政府现有涉农支出，真正能落实到农民头上的微不足道。

农业税范文第8篇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中发〔2004〕1号）是党中央、国务院根据当前“三农”形势，为增加农民收入出台的一重要举措，各级农业税收征收机关要认真组织学习，并根据文件规定要求，切实做好深化农村税费改革，调整农业税收政策的工作。

（一）做好降低农业税税率工作，确保政策落实到户。中发〔2004〕1号文件规定，“逐步降低农业税税率，2004年农业税税率总体降低1个百分点”，“有条件的地方可以进一步降低农业税税率或免征农业税”。各级农业税收机关要在国务院有关执行性政策文件下发以后，根据地方党委、政府的部署安排，切实做好农业税税率调整工作。

（二）做好取消农业特产税工作。从2004年起，除烟叶外，各地不得再对原农业特产税应税产品征收农业特产税。农业特产税完税证除用于继续征收烟叶特产税和收取农业特产税尾欠外，不得他用。没有烟叶特产税和尾欠征收任务的地方，农业特产税完税证一律停止使用，并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农业税收票证管理办法》有关规定组织缴销和销毁。

（三）据实核减征占耕地而减少的计税面积。为解决有税无地的问题，总局拟在调查和征求各地意见的基础上，研究制定下发农业税计税土地面积核减管理办法，明确核减范围、程序管理权限和责任。各地要注意调查农业税计税土地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研究做好农业税计税土地管理工作。

（四）研究制定改进农业税计税价格管理的措施、办法，做到计税价格合理，税负公平。

（五）改进和完善农业税灾歉减免管理办法。在认真这篇文章由工作室整理，您可以自由传播。08年总结近年来农业税灾歉减免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制定出台《农业税灾歉减免管理暂行办法》。对2003年农业税灾歉减免工作情况要组织检查，确保减免落实到户。切实做好2004年农业税灾歉减免工作。

（六）各级农业税收征收机关要认真掌握涉农所得税、增值税优惠政策的落实情况。各级农业税收征收机关要对国、地税局执行的涉农所得税、增值税收优惠政策在农村落实情况进行调查研究，发现问题，及时反馈有关情况。

二、大力规范农业税收征收管理，保护纳税农户合法权益，防止涉农税收恶性事件的发生

各级农业税收征收机关要从正确贯彻执行农业税收政策，保证农业税收征收管理工作正常开展，保护广大纳税农户合法权益出发，标本兼治，依法规范农业税收征收管理。

（一）根据中发〔2004〕1号文件关于“尽快制定农业税的征管办法”的要求，总局将配合国务院有关部门做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收征收管理条例（草案）》（以下简称《条例》）制定工作，争取尽快出台。

（二）建立规范的农业税收征管体制和机制。按照《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国发〔2003〕12号），改革和完善农业税征管体制，逐步建立纳税人自行纳税、征收机关征税，乡村干部协税护税的征管模式。各地要引导和激励纳税农户自行纳税，努力实现由征收人员上门收税逐渐向纳税农户自行纳税转变。各地要加强农业税收队伍建设和信息化建设，使农业税管理逐步纳入专业化、法制化、信息化、规范化的轨道，从体制和机制上规范税收执法。

（三）规范执法行为，保护广大农民群众合法权益。各地要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对涉及农民负担案（事）件实行责任追究的暂行办法〉的通知》要求，重点解决税费混征和非农税人员征税的错误作法，杜绝涉税恶性事件和案件的发生。县以上征收机关要组织开展定期或者不定期的执法检查，以保证贯彻税收政策和执法行为的规范。

（四）建立健全农业税收工作制度，加强工作。各级农业税收征收机关要高度重视工作，建立和完善工作制度，要有人专门负责工作。对来信来访要认真对待，对所反映的问题要认真查办，特别是对农民群众来信来访反映违反农业税征管“十不准”规定的，要加大直接查处力度，坚决纠正。查处的情况要通报。

三、加强耕地占用税和契税征收管理工作

研究制定《耕地占用税、契税征管业务规程》，统一、规范全国的耕地占用税、契税征管业务工作;组织开展执法检查，清理、纠正耕地占用税和契税执行中的违法、违规行为，加强两税征管。总局将在适当时候组织对契税政策执行情况进行重点检查，并对检查情况进行通报。

四、加强领导，加强管理，搞好调查研究，确保农业税收征收工作顺利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全面展开后，农业税收政策调整、组织收入、规范征管的任务十分繁重，政策执行和征管工作中新情况、新问题很多。各级农业税收征收机关要加强对农业税收工作领导，按照国务院深化农村税费改革的规定和要求，切实加强农业税收征管制度建设、信息化建设，重点解决落实政策和杜绝恶性涉农案件两个主要问题。总局拟在上半年召开全国农业税工作会议，这篇文章由工作室整理，您可以自由传播。08年总结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开展以来的农业税征管工作经验，研究分析当前农业税工作形势，部署全国农业税收工作。

各地农业税收征收机关要根据税收政策调整和征管制度出台情况，做好有关培训工作。县级农业税收征收机关要对乡镇征收人员进行农业税收政策、征管业务等方面的培训，提高广大征收人员政策业务水平，强化依法行政意识和纪律观念。进一步加大农业税收宣传力度。2004年农业税收宣传工作的重点是：降低农业税税率、取消农业特产税、涉农增值税、所得税优惠政策、即将出台的农业税收征管条例和修订后的耕地占用税暂行条例。各地不仅要充分利用“税收宣传月”，而且要将税收宣传作为日常工作的重点，要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的各种形式，广泛、深入地宣传改革政策，重点加强增值税和所得税优惠政策“进村到户”的

农业税范文第9篇

我国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是1958年6月3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十六次会议通过，同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公布的。至今已有42年了。这期间我国农村经历了农业合作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3个历史时期。随着我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化，农村经济、农业生产关系和农业生产能力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42年一贯制的农业税制已经不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存在许多问题和弊端，主要反映在以下4个方面：

（一）立法时限过长

当时开征农业税的立法初衷，是为了保证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巩固农村农业合作化制度，促进农业生产发展。农业税制的设计也是同建国初期农村农业合作化经济相适应的，并且在以计划经济为主的经济管理体制下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改革开放以后，我国逐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农村实行了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的经济制度。现行的农业税制在立法的意义上也就远离了历史和现实的要求，更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

（二）计税依据失衡

现行的农业税制，采用以亩计征、稳定负担、增产不增税的政策，鼓励农民增产增收。其计税依据是农业收入，即以粮食常年产量为计算标准。而常年产量都是在50年代或是60年代测算评定的，与目前实际的常年产量没有可比性。以吉林省和长春地区为例，吉林省的计税常年产量为每亩86斤，长春地区每亩105斤，而现在实际的产量每亩都在千斤以上，计税的常年产量远远低于实际产量。吉林省农业税平均税率确定为14.1％，而全省实际依率计征额仅占实际产量的1.98％；长春地区仅占1.83％。计税依据明显偏低，使得税率失去了原有的意义。

（三）计税土地面积失准

计税土地面积是农业税计征的重要依据之一。但是长期以来新开垦的耕地在减免期后没有及时纳入计税土地面积；同时，各种形式的占用耕地使农业税计税土地面积大量减少，也没有及时核减计税土地面积，造成有地无税和有税无地的现象较为普遍。

（四）税种交叉重叠

我国以往的农业税制改革，重点是农业特产税，原农林特产农业税、原产品税和原工商统一税中的农林牧水产品税目合并，改为农业特产税。新的农业特产税出台后，其课税范围与农业税有交叉重叠现象。农业税条例征收范围包括从事农业特产品生产取得的收入。而农业特产税征收办法实施以后，对特产品收入实际上又是按照一个独立的税种进行课征，造成税种交叉、重复课征现象，有违税收的公平原则。

二、构建农业税制的原则与目标

要解决农业税制存在的问题，必须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和我国的国情实际，重新构建农业税制，总体设计农业税制改革的近期目标和长远目标。

我国的基本国情：一是我国是农业大国，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基础地位。二是我国有13亿多人口，其中近9亿是农民，并依靠土地生存和为国家提供粮食。三是农村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土地在农民手里，第二轮土地承包一定30年不变，并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可能会有第三轮、第四轮承包……四是我国加入wto，面临机遇与挑战。五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建立，国家经济政策的制订要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

（一）农业税制改革应遵循的原则

1.调控与聚财的原则。

税收的基本职能是组织收入、调节经济、监督管理。农业税收同样具备上述职能。构建农业税制必须坚持调控与聚财相统一的原则。所谓调控，就是调整和优化农业生产结构。当前，一方面我国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由长期供不应求转变为阶段性供大于求，另一方面农业生产结构不合理的矛盾十分突出。需要充分发挥农业税收调节的职能，促进农村和农业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同时，农业税收入是我国县级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以长春市为例，农业税收入在农村各项税收收入中占74％以上，对巩固地方政权建设，维持政府运转，发展地方事业，都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农业税收必须保持总体税负不变和地方财政收入持续稳定增长，使农业税的聚财职能逐步增强。

2.适度减负的原则。

当前推行的农村税费改革，不仅是规范农村税费制度、减轻农民负担的重大举措，而且也是我国农村分配关系的一次重大调整。构建农业税制必须结合农村税费改革，坚持减负与适度相结合的原则。减轻农民负担特别是减轻农民非税负担是根本目的，适度是衡量减负的尺码。农村税费改革通过对“三提”、“五统”进行“三取消”、“两调整”和“一改革”，使农业税税基扩大，农业税收增长，但农民总体负担要减轻20％或者更多。因此，既要考虑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又要兼顾县、乡级财政的承受能力，保证县、乡（镇）政府和村级组织履行职责和基层政权正常运转所必要的经费支出。既要考虑全国的统一要求，又要兼顾各地的实际情况，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解决基层财政收支平衡问题。一方面适当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适当向基层倾斜。另一方面，要加强预算管理，量人为出，节约开支。

3.区域区别的原则。

我国幅员辽阔，地区间自然环境和生产条件差异较大，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农业生产条件及区域优势、产品优势各有差异。构建农业税制必须坚持区域区别的原则。农业税制就全国而言应该是统一的，但要根据各地区的差异性，研究制定相应的税收政策，促进农业生产和农业产业化的不断发展。

4. 简便效率的原则。

农业税收主要是在农村和面对农民。构建农业税制必须坚持简便与效率相一致的原则。设计税制要简便、易懂，为广大的农村纳税人创造纳税上的便利条件，力争做到计税简单、操作简便、农民易会易懂。同时，也要考虑降低税收成本，账、册、表统一规范，为不断提高农业税收征管质量和效率创造有利条件。

依据上述原则，新的农业悦制应充分体现农业税收聚财、调节的职能作用，以促进农业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为目标。农业税制模式也要在近期内实现三个转变：（1）实现以评定常年产量作为计税依据向以纳税人实际占用土地面积和农业产品产值作为计税依据转变；（2）实现农业税以实物征收、货币结算相结合的方式向全部以货币形式征收转变；（3）实现农业税征收由政府行为为主或是乡镇财政所、造成执法主体移位向依法治税和以税务机关征收、回归执法主体的方向转变。初步建立以占用土地和农业收益为课征对象的复合税制，最终实现以土地税和个人所得税替代农业税的税制格局。

（二）农业税制改革的近期目标

在近期农业税制改革的进程中，如果按照上述目标模式展开和实施。新构建的农业税制将形成下列具体目标模式和基本特征。

1.建立以土地占用税和农业收益税相复合的税制。将现行的农业四税中以行为目的为课征对象的契税并入地方的工商税收。将耕地占用税取消，变为土地占用税，并设立两档以上的多级税率。农民从事农业生产耕用土地，以低廉的地租每年征收土地占用税。非农业占用土地则以较高税负多级税率课征土地占用税。将现行的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合并为农业收益税。对纳税人在完税的土地上从事农业生产的粮食和其他农副产品，在销售环节征收农业收益税。

2.理顺国家、集体、个人分配机制。新构建的农业税制应从制度上规范国家、集体和农民个人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这是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的制度保障。在减负和规范的基础上，使农业税的税负水平在一个较长时期内保持相对稳定，为农民创造和提供一个平等竞争的经济环境，不断促进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的发展。

3.建立促进农业产业结构合理调整的目标机制。一是充分发挥农业税制调节农业生产‘结构和农业产业化的作用，根据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总体目标和发展战略，对全国和区域性的商品粮基地和主导农业产业的发展在税收方面给予优惠，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农业产业化有步骤地实施。这对十我国粮食资源的优化配置乃至整个农业战略目标的实现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三）农业税制改革的远期目标

农业税制改革的远期目标是与国际惯例接轨，与市场经济运行要求相适应，进一步增强调节功能和聚财功能。为加快实现我国农业产业化、农业工业化、农业产业系列化和农业产业一体化的发展，创造优良的税收环境。基于这一目标，要根据国际上多数国家的通行做法，对土地资源占有和使用者，课征土地税；同时，对农民的个人收益征收个人所得税。最终实现取消农业税。

三、构建农业税制的途径与环境

（一）改革农业税制的途径选择

1.简化合并税种。

将现行契税并人工商税收；农业特产税由于其课税范围与农业税交叉，又是在农业税基础上派生的，可并入农业收益税；把耕地占用税改为土地占用税。使农业四税归并为土地占用税和农业收益税。

2.合理确定税率。

土地占用税和农业收益税的税率确定，关系着农民负担的承受与地方财政的需求。要根据国家对农村、农业和农民的有关政策，同时考虑地方财政的实际需求，从调节农业生产结构和农村生产力水平的实际出发，兼顾国家、地方和农民个人三者间利益关系，做到合理负担，取之有度，实际可行。

对农民承包和占用的土地，从事农业生产的，每年征收一次低廉土地占用税。对非农业生产占用土地，采取高额分级的税率征收。在确定具体税率时，应充分考虑经济发达地区与老、少、边、穷地区的差别和土地使用价值。课征土地占用税额度以占现行农业税总额的60％－70％为宜。农业收益税可按若干档次税率征收，对生产销售五谷杂粮，采用低税率；对农特产品依不同品种设计多档次税率。农业收益税总额占现行农业税收总额的30％－40％为宜。采用上述复合税制后，对土地占用税实行当年征收，对农业收益税在销售环节征收，可以跨年度，极大地缓解了以往农业税征期的巨大压力。

3.减免税政策的界定。

新构建的农业税制，应继续保留社会减免和灾情减免的税收政策。要针对地区差异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科学合理地确定农业税收减免政策，充分体现党和政府对农业、农村、农民的关怀。

（二）改革农业税制的环境要求

1.改革和完善财政管理体制。

一是改地方财政“吃农业”为“扶农业”。消除和改善地方政府对农业只取不予的做法。目前，我国总体经济发展已处于工业化初期并向工业化中期过渡，按照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这一时期应停止农业资源的净流出，逐步加大国家对农业的扶持力度，多方面实行农业保护政策。其中，财政保护政策的着力点在于加大投入，重点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不断增强农业发展的后劲，保证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农业发展的需要。二是改地方财政“收支统管”为“收支分离”。1994年实施分税制后，全国的农业税征收管理没有规范，在全国相当一部分县级财政中，既管财政支出，又管农村税收，前者是财政的主要职能，后者是地方各自为政的行为。因而，在财政体制上要改革和规范农村税收管理，明确农村税收征管是地方税务机关的职能，体现“收支分离”，充分发挥财政和税务机关的各自功能。

2.改革和完善粮食流通管理体制。

粮食永远是同计民生之必须。就是我国加入wto以后，仍然要对粮食等重要商品进行规范管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农业的小生产和大市场的矛盾相当突出，农民的市场风险比自然灾害风险还要大。特别是近几年来，我国农业连年丰收，粮食市场价格走低，粮食部门按保护价收购粮食难以做到顺价销售，粮库饱和，粮食积压，收购资金紧张，粮食消化和转化渠道受阻，农民“卖粮难”的问题十分突出。基于此，我国要加快粮食流通体制的改革，大力加强国家对粮食实施的主导收购，拓宽农产品深加工转化渠道。要建立农产品专业批发市场，带动区域化生产和乡镇一体化的经营，引导所在地农民，以及市场辐射作用所覆盖地区的农民，按照市场需求调整产业结构，及时提供质量合格、数量充足的农产品。农产品专业批发市场要做好农业产前、产中和产后服务，包括提供市场信息、优良种子、农用生产资料、生产技术服务等。

3.紧密结合农村费税制度改革。

农业税范文第10篇

【关键词】 农业税;人丁为本;田赋为本;时代意义

一、中国古代农民赋税制度的历史演变

古代中国是个以农立国的国家,也是传统农业最发达的国家。秦汉时期就已形成比较完备的小农经济体制,也提供了政府最主要的赋税来源。古代农村的赋税制度与土地的占有形态密切相关,经历了以人丁为本、田赋为本的赋税制度的演变。我国从秦朝开始便是以封建地主经济为主的国家,地主阶级占有绝大部分乃至全部的土地。不难发现,以人丁为本的赋税制度有利于保护地主阶级的利益,相反,以田赋为本的赋税制度是对农民阶级利益的一种保护。

(一)人丁为本的赋税制度的发展

我国在夏代已有农业赋税制度的雏形。《尚书・禹贡》第一次记载了地方向国家交纳贡赋,司马迁在《史记》里说“自虞、夏时,贡赋备矣”,都说明夏朝开始有了贡赋。《孟子滕文公上》则说“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明确指出了夏、商、周三代的税赋形式为贡、助、彻,税率为10%。进入春秋战国时期后,铁器和牛耕大量使用,农业生产力大幅度提高,靠生产者在公田的劳作取得的农业税已经难以支撑国家正常的运转。公元前594年鲁国实行初税亩,公元前408年秦国推行出租禾,都对税收征收制度做了较大的变革:将农业税的征收由公田转移到全部土地上、由征收劳役改为征收实物、纳税主体由原来的邑落转化到个体生产者、农业税在财政收入中的地位进一步上升。先秦时期已基本具备了后世农业税制的雏形。

秦代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按土地征税的赋税制度,同时按人头征税的制度也开始出现并得到发展。汉代赋税制度的特点是租轻赋重,即按地征收的田租轻、按人征收的赋税重。东汉末年,曹操推行“计亩而税,计户而征”的租调制,“户”的地位在赋税制度中的作用得到了加强。唐朝前期对租调制进行了几次改革,规定“每丁岁入租粟二石。调则随乡土所产,绫、绢、各二丈,布加五分之一。输绫、绢、者,兼调绵三两;输布者,麻三斤。凡丁,岁役二旬,若不役,则收其庸。每日三尺。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调。”①唐朝的这种赋役办法,一般称为租庸调制。可以看出,唐代租庸调的课税标准是田、户、身,基础是丁。因而,租庸调制是以“人丁为本”的赋税制度。唐代在租庸调之外,还有户税和地税(又称义仓)。户税按户等交纳,即根据财富将户分成数等,高等户多交,低等户少交。义仓最初按亩征收,但高宗年间,以按亩征收劳烦为由,改为“率户出粟”,开始按户征收义仓。至此,唐王朝的租庸调、户税和地税等都以人(或户)为征收基础,中国古代人丁为本的赋税制度发展到了它的最高阶段。人丁为本的赋税制度的发展过程实质上是国家赋税负担向农民阶级倾斜的过程。

(二)人丁为本向田赋为本的赋税制度的转变

1.唐朝“两税法”改革

中唐以后,面临着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尖锐矛盾,统治阶级不得不对农民阶级的利益有所保护,封建国家政权为减轻农民阶级的赋税负担以缓解阶级矛盾作了多次改革。唐中期的“两税法”改革,最初体现了以人丁为本向以田赋为本的赋税制度的转变。租庸调制是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上的赋税制度,均田、户籍、租庸调制相互衔接。然而随着土地买卖盛行,“丁口战死,非就名矣;田亩移换,非就额矣;贫富升降,非旧第矣。”②百姓普遍授田不足或失去土地,均田制已经趋于破坏。另外,尽管唐初规定正课外不加税赋,但还是很快出现了户税和地税,到唐代中叶,各种杂税更是名目繁多,以至百姓困苦不堪,土地散失,租庸调制已经难以继续。在这种情况下,唐中宗时宰相杨炎提出了以资产为主的两税法。“两税法”的课征,将原来按丁为单位征税转为按贫富征税,这样就改变了过去赋税集中在人多资产少的农民阶级身上的状况,立法原则较为公平,很显然比租庸调制合理。但两税法将户税、地税、租庸调以及各项杂税合并征收,重新形成了征税和各种杂派、徭役并行的局面,进一步加重了农民负担。两税法在其颁布以后的八百年间,一直是我国赋税制度的基础,宋元两代及明朝初年都基本沿用了这一税制。

2.明朝“一条鞭法”改革

明代初期沿用的仍是唐宋以来的“两税法”。但到明中叶以后,由于激烈的土地兼并引起大量人口逃亡,商品经济的发展又同征收实物和力役为主要内容的赋役制度发生矛盾,原有的赋役制度已破坏殆尽。张居正总结个别地方已经出现的赋税改革的经验,制订了“一条鞭法”,希望通过改革,达到“盖既不减额,亦不益赋,贫民不至独困,豪民不能并兼”③ 的结果。“一条鞭法”简化了赋税征收手续,将一年应征收的粮税、差役代金以及各种经常性摊派与土贡之类并在一起,“计亩征银”。一条鞭法的推行,使赋税和差役进一步向土地转移,大土地所有者需要多负担赋役,对减轻无地或少地农民的负担和改善农民环境具有一定的意义,也体现了以人丁为本向以田赋为本的赋税制度的进一步转变。但是“一条鞭法”是在封建官僚机构严重腐化和土地兼并日益发展的条件下实施的,因此它不可能消除封建徭役和各种杂税。事实上这一制度实施不到十年即趋于紊乱,农民的赋役负担又重起来,“无田只粮、无米之丁,田趋富室,产去粮存,而犹输丁赋”。 ④

3.清代“摊丁入亩”改革

摊丁入亩政策是清代的统治阶级为缓解阶级矛盾的又一改革,也是古代赋税制度的最后一次重大改革。清代统治阶级为革除“一条鞭法”的弊端,推行了摊丁入亩税费改革,将丁银并入田赋征收,丁银成了田赋的一项附加,使税负与田亩的多少挂钩,田多则赋税多,田少则赋税少,由此丁银和地银合一。这样,摊丁入亩制度政策将人头税完全并与财产税,完成了中国赋税制度史上以人丁为本向以田赋为本的赋税制度的转变,自此我国实现了以地税为主的赋税体系。从税法上讲,无地的农民和农村从事工商业者不再负担人头税,赋税制度对农民的束缚大大减轻了,有利于人口增长,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这既是各种社会矛盾推动的结果,也是历次赋税改革的结果。

中唐以后,封建统治阶级为减轻农民阶级负担,缓解阶级矛盾进行了多次农业税的改革,但由于“黄宗羲定律”怪圈的存在,这些改革后来毫无例外地以加重农民阶级负担为终结。从中国古代农业税收制度的历次改革可以发现,我国古代农业税名目繁多,分散、不健全,没有形成一个较为完备的系统体系。

二、新中国的农民赋税制度分析

在新中国建立前短暂的几十年间,我国实行阶级而别的农村税费政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制定了正确的阶级政策,在农村实行的基础上,实行了阶级而别的税费政策。土地革命期间实行向剥削者征发和筹款的政策,以及保护贫困农民的累进税和免税政策。抗日战争期间在农村各阶级之间实行“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合理负担政策。解放战争期间,新解放区在前实行比抗日战争期间更高的累进税率,征收的重点是地主和富农;后的区域实行劳动人民内部的合理负担政策。我国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实行了阶级而别的农村税费政策,具有打击和限制封建剥削势力、调动农民阶级的积极性等重大历史意义,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条件的变化,农民负担制度也处在不断的改革和调整中,新中国成立到农业税取消前的农民负担制度,主要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到税费改革前以及税费改革至农业税取消四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农民赋税制度分析

新中国成立后,五十年代初期,全国范围内(除台湾和改革以前)实行两种农业税征收制度。一种是在老解放区,继续沿用解放战争时期各自制定的农业税征收制度,最高税率不超过全区平均农业总收入的20%。另一种是在新解放区实行的农业税征收制度,在前,根据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1950年9月颁布的《新解放区农业税暂行条例》征收的。该条例实行差额较大的农业税全额累进税制,这阶段建立了新中国统一的税收制度、税收政策和税务工作体系,结束了建国初期税制混乱的局面,为促进工业的发展,农民承担了“剪刀差式”的巨大隐形负担,为新中国的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

(二)改革开放前的农民赋税制度分析

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在全国的迅速发展,我国的生产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新解放区农业税暂行条例》已经不再适应新的形势。因此,1958年国家对农业税制进行改革,颁布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全国统一的农业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规定农业税采用地区差别比例税率,以常年产量作为计算标准,全国平均税率为常年产量的15.5%,实行增产不增税。后随着农作物实际产量不断增加,到改革之前,全国平均税率为2.5% 左右。从这一阶段颁布的政策条例可以看出“国家对农业实行了轻税政策”。但由于国家对农业实行了轻税政策,税收所筹集到的公共资源非常有限,因而制度内公共物品的供给不足,从而使乡镇统筹资金制度得到了快速发展。此外,农民继续承担了剪刀差和公社内物资和劳务实行“一平二调”等隐形负担。

(三) 改革开放后到税费改革前的农民赋税制度分析

1978年底,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标志的农村改革开始,到八十年代初基本形成新的经济体制,农村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农业税虽然仍以1958年指定的农业税条例为依据,但也作了一定的调整。1983年11月,国务院决定对农林特产收入征收农业特产税,税率一般幅度为5%~10%,最高不超过15%,全面开征了农林特产税和耕地占用税,及时调整和完善了契税政策。1985年,中国粮食出现供过于求的局面,国务院决定改变过去农业税实交粮食即“征实”的办法,改为折征代金,实现由实物税向货币税的转变,完善了农业税。这期间农业税的纳税主体也由生产队转变为农户家庭,实行户交户结的纳税方式。

根据新中国成立后颁布的一系列农业税相关法规条例,农民在农村税费改革以前承担的负担主要包括:①农业税、农业特产税、屠宰税等税金;⑤②村提留、乡统筹;③农民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即按标准工作日计算,每个农村劳动力每年承担5~10个农村义务工,10~20个劳动积累工;④社会负担,即面向农民行政事业性收费、集资、各种基金、摊派和罚没等其他费用;⑤工农业剪刀差⑥等。

(四)税费改革至农业税取消的农民赋税制度分析

农业税调节机制弱化,三提五统、两工、集资摊派等导致农民税外负担沉重,严重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客观上要求对农村税费制度进行彻底的改革。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一些地方在国家尚无统一政策的情况下,为减轻和规范农民负担,进行了一系列农村税费改革的试点。2000年1月,国务院通过税费改革工作小组提出的关于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若干问题意见,议定农业税税率为7%,农业税附加的上限为20%。随后,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下发《关于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并决定率先在安徽省进行试点。之后,国家一直致力于减轻农民的负担,对农村税费改革作出了巨大努力。随着“三农”问题的日趋严重和国家财政收入开始变得较为充裕,我国政府正式颁布法令于2006年把农业税予以取消,农业税的取消标志着这一古老税制自此在我国不复存在,从根本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

从农业税开征到农业税取消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可以发现,农业税自始自终都存在分散、不健全、名目繁多等特点。甚至有时候,在某个历史阶段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征收标准。这给农业税的征收管理带来了难度,同时也不利于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

三、不同时代的农业税对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评价

农业税在中国农村社会已经有数千年的历史,自古以来就扮演着中央财政收入重要来源的角色。作为古代朝廷税收的主要来源,农业税被人称为“皇粮国税”。农业税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又有其特殊的时代意义。

(一)我国古代农业税的时代意义

我国古代从秦汉到唐朝中叶这段历史时期,是中国封建地主经济不断发展的时期,封建地主阶级不仅与农民阶级之间存在着尖锐的斗争,而且还肩负着扫除落后的奴隶制残余的任务。封建王朝政权为了保护和促进地主阶级利益,实施了一系列有利于地主阶级的改革。这一时期的农业税不仅成为统治阶级剥削农民的手段,也成为封建王朝政权保护地主阶级利益的工具。因此,这期间形成了以人丁为本的农村赋税制度。随后,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尖锐化,统治阶级不得不对农民阶级的利益有所保护。在唐朝中期以后,封建王朝政权对农业赋税制度进行了从“两税法”、“一条鞭法”到摊丁入亩政策等多次改革,以人丁为本的赋税制度逐步向以田赋为本的赋税制度演变,不难发现,这阶段农村赋税制度又成为统治阶级实现其阶级目标的有力工具,缓解了阶级矛盾,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在我国古代的封建王朝中,农业税除扮演着中央财政收入重要来源的角色外,还扮演着统治阶级实现其阶级目标的有力工具的重要角色。

(二)建国以后农业税的时代意义

农业税在古代占有重要的地位,源于农业税在古代中央收入中占有较大的比例。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农业税占中央财政收入的比例仍然较大,也是我国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经济工作的重点逐步由农村转向城市,由农业转向工业。就农业税收制度来说,主要是建立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新型农业税收制度。农民负担是国民收入的再分配,不再表现为阶级的剥削和对立。哺育工业是这个时代赋予农业税的重任。为哺育工业,通过工农产品的不等价交换(价格暗税)使国家财政获得巨额的隐性收入,通过独立的农业税收制度使农民的税收负担有别于城市居民,使政府能够最大限度地汲取农业剩余,这为新中国的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另外,这个阶段农业税还为政府进行的多次农村改革提供了经费支持。

(三)农业税取消的意义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民的负担普遍较重。从政治上说,必然影响社会稳定;从经济上说,农民积累不足,必然导致对农业的投入不足,影响农业的稳定发展。更为深层的影响是,农民负担太重,务农盈利太少,不能形成有效的资本积累,必然无力随着市场需求的变化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乃至农村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更无从谈起。因此,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为减轻和规范农民负担,促进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我国先后在一些地方进行了一系列农村税费改革的试点,随后正式颁布法令于2006年1月1日开始将农业税予以取消。农业税这一古老税种的取消,意味着延续几千年的“皇粮”彻底退出历史的舞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农村税费改革切实减轻了农民负担,免征农业税又从根本上减轻了农民负担,间接增加了农民收入。2006年全面取消了农业税,与农村税费改革前相比,全国共减轻农民税费负担1 200多亿元,在大部分省份,农民人均减负都在100元以上。另外,农业税取消后,提高了农民种田、种粮的积极性和可耕土地的利用效率,农民更加注重对农田基本建设的投入。但同时也引发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如乡村集体经济债务负担沉重、县乡财政困难、土地矛盾、农村公共品供给不足和农村社会经济运行环境稳定性下降等问题。这些问题都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农业税的废止固然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切实带来的一定的好处,但是农业税的取消也确实增添了不少的新问题,因此农业税是否应该彻底废止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是不是可以寻求另外一条更为科学的途径来解决这个问题呢?笔者认为,农业税不应该废止,应该重新构建科学有效的农业税制。

四、建立新型涉农税收的构想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缺失是阻碍经济发展和经济绩效的首要因素。乔治・阿克劳夫(George A. Akerlof,1970)把制度安排的缺失看作是经济发展的主要约束。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C. North,1971)提出,制度是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的重要因素,它不仅是引导和确定经济活动的激励系统,而且是决定社会福利与收入分配的基础。国际经济增长中心的最新研究也表明,制度安排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制度通过影响信息和资源的可获得性、塑造力以及建立社会交易的基本规划来拓展人类的选择。农村税收制度的缺失也带来了诸如乡村集体经济债务负担沉重、县乡财政困难、土地矛盾、农村公共品供给不足和农村社会经济运行环境稳定性下降等负面影响,这引发了新的思考。为完善我国的税收制度,确保农业税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笔者提出构建新型涉农税收的设想。正如有关学者所讲,农业税的废止并不意味着税法失去了在农村发挥作用的空间,而是预示着将有一套较之前的农业税更为完备的税收制度在农村的构建。

农业是我国的支柱产业,对新型涉农税收的构建必须结合我国的基本国情以及农村的经济发展状况,做到新的农村税收制度为农村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甚至促进全国经济的稳定发展。一直以来,我国城市和农村分别适用不同的税收政策,存在明显的二元税制的格局。城乡二元税制格局抑制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固化了原本不合理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农业税取消后,这种二元税制格局仍然存在。要消除这种二元税制的格局,实现城乡税制的一体化,其基本方向应该是完善现行税收体系并将其延伸到农村,这就要求在以流转税和所得税为主体的复合税制体系下,将对农村、农民、农业的课税也纳入到全国统一的税收体系中,消除税收方面现实存在的城市和农村的隔离,从根本上改变二元税制的格局。因此,在新型涉农税收的构建上,笔者以实现城乡税制一体化为宗旨,借鉴国外大多数国家的做法,将对农村、农民、农业的课税纳入到现行的流转税和所得税为主体的复合税制体系中,提出对农业流转收入征收农业增值税,对农业企业所得征收农业所得税,对农民个人所得征收农业个人所得税的新型涉农税收的设想。对于目前我国农民还不适于承担较大的税收负担这一点,新税制可以通过大量的税收优惠政策来减轻农民的税收负担。这样,一方面可以缓解农业税取消后引发的一些新问题;另一方面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城乡税制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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