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系统调查报告范文

教学系统调查报告范文第1篇

【关键词】20世纪前半期；西南民族调查

【作 者】刘小云，广西玉林师范学院政法系副教授，中山大学博士。广西玉林，537000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9)01-0053-007

On Sun Yat-sen University and Southwestern Ethnics Investigations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Liu Xiaoyun

Abstract：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southwestern ethnics studies had been heated. Unniversities and institutions had investigated southwestern Ethnics. Sun Yat-sen University was one of the pionneers of southwestern ethnic investigations. In the late of 1920s，the teachers and students of the biology department surveyed the Guangdong and Guangxi Yao. Then，the Institute of Language and History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and the History of History of the Academia Sinica Institute were in cooperation of Yunnan’s ethnic survey，which was the first of influential southwestern ethnic survey organized by Chinese scholars. In the late of 1930s to the 1940s，Sun Yat-sen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ubjects’scholars launched a broad southwestern ethnic survey and obtained some great achievements. Accordingly，Sun Yat-sen University has become a center of southwestern ethnic investigations.

Key words：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Sun Yat-sen University；southwest ethnic investigation.

20世纪前半期，中国大学和研究机构纷纷投身于西南民族调查，推动了西南民族研究热。中山大学(中大)提倡西南民族调查，始于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是西南民族研究与调查的先驱之一。此后20余年里，中大人文社会学科学者一直在这片领地开拓，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中大因而成为中国西南民族调查的重镇。前人对中大与西南民族研究有所论及，多侧重于史实叙述。①本文在重建史实的基础上，以学科互动的视角来考察中大开展西南民族调查的学术意义。

一、中大生物系师生的瑶族调查

民族学人类学研究西南民族调查始于外国人，日本学者鸟居龙藏对西南民族调查是近代人类学界一次有影响的实地调查。1902年7月―1903年3月，鸟居龙藏奉东京帝国大学派遣，到中国西南地区实地考察，走遍了湖南、贵州、云南、四川等地，考察的民族有苗族、布依族、彝族、瑶族等，考察的内容包括各民族的分布与自然地理条件的关系、各民族的体质、服饰、居住、习俗、语言、文化等方面。考察结束后，他撰写了《中国西南部人类学问题》、《苗族调查报告》等著，后者被国立编译馆译成中文，由上海商务印书馆于1936年出版。该书“就大体上说，尚不失为一本完善的民族调查书籍”，显示了“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该书中译本虽迟至20余年后才出版，对于科学尚落后的中国来说，“未始不能做研究西南民族者的一种重要参考典籍”②。

我国较早开展西南民族调查的学者是丁文江。1911年，丁文江从英国留学回国，途经贵州，遇见仲家和苗人，对西南土著人种发生兴趣，很想有机会加以研究。1914年，丁文江在四川、云南考察地质时，对当地土著民进行人类学测量和调查，后以《漫游散记》连载于《独立评论》，记录了他对栗苏、青苗、罗婺、罗倮4族的测量结果及会见苦竹土司太太禄方氏的有趣故事等。

中大开展西南民族调查，初由生物系师生进行。辛树帜时任中大生物系教授兼系主任，他极力主张考察广西瑶山。广西瑶山不仅有天然的原始森林和丰富的生物研究资源，又是瑶族聚居区，其语言、习惯、风俗、民情尚未经过科学调查。虽然地方志上有一些零星资料，但往往与实际情况有很大出入。左右中大语言历史学研究所(中大语史所)的两强――傅斯年和顾颉刚，很希望进行一次瑶族实地调查。于是，商定由辛树帜带一考察团赴瑶山实地考察，得到学校的支持。

1928年5月10日，辛树帜率领由石声汉、任国荣、黄季庄、蔡国良等人组成的生物采集队，深入大瑶山、大明山考察，历时3个月。白天，他们攀崖、钻岭、穿林，战胜各种难以想象的困难，采集各种珍稀动植物标木。晚上，他们回到瑶寨，整理标本，采集歌谣并注音，访问民俗。此次考察经历，由石声汉详记为《瑶山采集队日程》，共8万余言，不仅记录了采集队对动植物标本的采集制作，还囊括了考察所经过的瑶山概况、瑶民生活及生物情形等，为研究当地民风民情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中大生物系采集队首次收集到广西瑶族服饰、物品数十件，当地风俗习惯记录1部，任国荣撰写了《瑶山两月视察记》，石声汉整理了《正瑶午歌》、《甲子歌》等200多首，用罗马字母、英文拼音法标音，黄季庄将搜集到的全部风俗实物，按瑶族支系分成3组，送给中大语史所风俗物品陈列室。这些成果以“广西瑶山调查专号”，刊于《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语史所周刊》)。顾颉刚赞扬生物系师生“对于学问的热心和勇气使他们不以在生物学上开一新纪录为满足，还要在民族学和方言学上开一新纪录。”③

1928年7月23日，中大生物系广西瑶山采集队撰写《请辟瑶山为学术研究所意见书》，认为瑶山富含生物学、人类学宝藏，是学术研究的好场所，希望中大两位校长、中研院当事诸先生、广西各界人士，“一为核度，与以赞助，……愿与中大语言历史研究所共肩负研究调查之责一部分。”④

中大生物系师生认识到瑶山不仅在生物学上的重要价值，而且在民俗学、民族学、方言学上的重大意义。这是他们难能可贵的地方。然而，由于考察时间短促，更兼非专业之故，这些调查称不上是科学的。就以辛树帜来说，他以生物学为志业，对民俗学也饶有兴味，是20世纪20年代中大民俗学运动的热心参与者。他受中大语史所主任傅斯年的委托，率领中大生物系采集队在采集生物标本之余，顺便进行瑶族风俗习惯的调查，并将调查情形随时函报傅斯年。随着调查研究的深入，辛树帜在致傅斯年函中说：“关于?山之调查，近来愈有进步，盖前此所有关于若辈风俗习惯之报告，近几日来，再细加研诘，真象愈益明了；第一次通信所言，几乎全为所误；调查一种民族，时期太短，往往所得非所望，此不特极有趣味，盖亦极可注意者也!”⑤

二、中国学者第一次有组织的西南民族调查

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中大语史所积极提倡实地调查西南民族。中大语史所创办的《语史所周刊》、《民间文艺》、《民俗》周刊，都很注意西南民族研究，单《语史所周刊》就先后出版了“风俗研究专号”、“西南民族研究专号”、“?山调查专号”、“云南民族调查报告”4个专号，均以西南民族研究为主题。

《语史所周刊》编辑余永梁，在“西南民族研究专号”的《跋语》中，谈到实地调查西南民族，认识十分到位：“我们要解决西南各种人是否一个种族?纸上所给予我们的似乎可以说是一个种族，然而是朦胧的。蛋民究竟是不是粤原有土著民族?黎民是否与南洋人有种族的关系?这要作人体测量，与实地调查或可望解决。各民族的文化，语言，风俗，宗教，与分布情形，除了调查，没有更好的方法。现在交通一日千里，这些民族渐渐完全同化，若不及时调查，将来残余的痕迹也会消失。在文化政治上当然是很好的事，但是我们若不趁时研究，岂不是学术上一件损失?所以这专号只算是研究的发端，我们将要尽力去研究调查来出第二第三以至若干次专号。”⑥

傅斯年所见略同。傅斯年在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对西南民族调查的紧迫性，认识相当充分：“因为广州的地理位置，我们将要设置的研究所要有一半在广州，在广州的四方是最富于语言学和人类学的材料的，……至于人类学的材料，则汉族以外还有几个小民族，汉族以内，有几个不同的式和部居，这些最可宝贵的材料怕要渐渐以开化和交通的缘故而消灭，我们想赶紧着手采集。”⑦

顾颉刚深有同感。他认为，中大地处广州，“对于西南诸省的民族研究实有不可辞的责任”。苦于经费支绌，人才匮乏，“这还不是我们正式工作的时候，而是我们作宣传运动的时候。”《语史所周刊》发行“西南民族研究专号”、“?山调查专号”，就是要让人们知道天地间有所谓“西南民族”，知道在学问界中有所谓“西南民族研究”一回事。⑧

就在“西南民族研究专号”刊出不久，中大语史所和中研院史语所合组的云南调查团启程。1928年7月12日，史禄国夫妇、容肇祖、杨成志一行，从广州出发，经香港、越南河内，转滇越铁路，奔赴云南，调查人类学知识，这是中国学者第一次有组织有影响的西南民族调查。容肇祖有课，于9月初返校。史禄国夫妇因惧怕危险，留在昆明，测量人体，兼做罗罗语言调查。杨成志不畏艰险，独闯罗罗山地，途经滇南迤东、川滇交界的巴布凉山、昆明、河口和安南，历时一年零八个月，“斯行不减路三千”，其调查成绩之一，即以“云南民族调查报告专号”发表。

杨成志实地调查西南民族，“颇得国内学术界之嘉许”，特别是中国民族学创始人蔡元培，对杨成志的调查研究工作，“尤为表示同情与鼓励”⑨。杨成志是中国第一位对罗罗进行系统调查的学者⑩，此后，国内学者逐渐涉足西南民族调查这一领域。

20世纪20年代，接受民族学、人类学专业训练的中国学者并不多，图书馆藏有关文献资料也很少。史禄国在上海测量人体时，就曾感叹上海图书馆可资参考的人类学资料奇缺，先进的测量仪器就更不用说了。[11]所以，这时中国学者有关西南民族调查报告的水准远不及欧美学者，也就是情理之中了。难怪杨在评论这一时期中国学人所写的调查报告，像《广西凌云瑶人调查报告》、《云南民族调查报告》之类，“若与外国同性质的报告作一比较，真使我们觉得惭愧。”[12]

杨成志在云南调查结束后，感触颇深。一方面，他不得不佩服外国学者在西南民族研究方面的“高明”之处：“他们利用实验的方法来考察复杂的概况，而且能从他们研究的结果弄出一点假定的结论来，他们研究西南民族的方法，除开自己亲自跑到西南民族居住的地方外，即施以人类学的测验，惯俗的实录和语言的比较。那么，这种比较从前的中国人士闭门造车的方法，高明得多了。”[13]另一方面，他深感：“自己年少学陋，虽从云南搜集许多资料及记录带回来，每想作有系统及科学价值之著述，在本校寻不出一良导俾资问津，此职从收集易整理难所觉出之困难点也。常窃自以为欲实现职将来对民族学之贡献，非立刻离开文化落后之中国，跑到外国去，再求深造，实不为功。”[14]

1932-1935年，杨成志受中大派遣，留学法国，师从名师，接受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的专业训练，获得巴黎人类学院高等文凭和巴黎大学民族学博士学位。1935年秋，杨成志学成回校任教。在10余年里，他和中大人文社会学科学学者一道，活跃在西南山地岛国，开出一片学术新天地。

三、中大人文社会学科学者的西南民族调查

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至40年代，中大文科研究所、文学院、法学院、师范学院学者发扬语史所时期的传统，从事西南民族调查与研究，成果显著。

1935年9月15日，在杨成志努力下，中大《民俗》复刊，初为季刊，后变成不定期刊。该刊“虽名为《民俗》季刊，实在是人类学、文化史、民族学和社会学研究刊物。”[15]该刊共出了《广东北江?人调查报告》、《粤北乳源人调查报告》两个专号和《广西部族调查》一个特辑，均是实地调查西南民族所得的成绩。

在10余年里，中大人文学科学者开展的西南民族调查活动，较突出的有：

(一)两广瑶族调查

1936年11月13日，杨成志率领中大文科所人类学部研究生王兴瑞、江应、本科考古学4年级生罗比宁、李秋云、民族学与民俗学3年级生刘伟民、宋兆联等人，考察了广东北部介于曲江、乐昌与乳源3县的瑶山，旨在“指示同学们与汉族稍具等差的‘中华集团’的接触，或可说做人类学与民族学课的第一次田野工作的实习”。[16]这次调查使他们认定：“民族学的研究是由‘脚’爬山开踏进来，却不是由‘手’抄录转贩出去!”[17]

1941年4月25日―5月4日，杨成志率领中大文科所技术员顾铁符、民族学研究生梁钊韬、王启澍一行，到乳源一带瑶山考察。梁任巫术宗教，王任社会经济，顾任技术绘画，杨任体质测量、语言记录、摄影及一般的观察，这是中大文科所师生自学校回迁粤北后的第一次实地调查。他们所撰论文都是本着“客观的著述”，若“能与前次的调查报告同时参阅，对于曲江与乐昌和乳源的人民族志更可得到比较广大的综合和分析的认识。”[18]

(二)海南岛黎苗考察

1937年1月，中大与岭南大学联合组成“海南岛黎苗考察团”，杨成志任团长，团员有岭南大学社会学系主任伍锐麟、岭南大学西南社会调查所研究生何元炯、中大文科所研究生王兴瑞、江应、广州三星电影社职员邝伯鹗。“本团之组织，系中大与岭南两大学学术研究合作的第一声。”[19]考察团旨在明了海南岛黎苗种族来源、文化程度、生活状况、社会组织，并以研究所得贡献于社会，作为政府开发海南岛暨学者研究西南民族的参考。杨成志等人于2月3日出发，3月中旬返回，王兴瑞、何元炯继续留在黎区。杨成志一行搜集了黎苗民族品物多种，拍摄照片数百张及三星社的活动电影片，更有1名黎男和4名雕面纹身的黎女随行到广州，参观中大并表演唱歌，“各院教授同学前往观看者甚众”[20]。抗战爆发后，考察活动难以为继，惟王兴瑞撰成20万字的《海南岛黎人研究》一书，“为研究黎族问题的重要著作”[21]。

(三)云南摆夷调查

江应对西南边疆夷人，“自幼便有多少断残零碎的见闻”。1936年考入中大研究院，以“西南民族”为研究专题，“这又由于中山大学研究院的文科研究所，积十余年之时间，经国内名教授学者的倡导经营，对民族学(Ethnology)及人类学(Anthropology)，有浓厚的研究空气与特殊的成就，他们对边疆民族尤其是民俗学(Folklore)的研究方法比较进步，从田野工作(Field work)中寻取新的材料，来澄清过去书本上的分岐错误记载。我倾心于此种新的研究方法，所以便决定把我的学问对象，集中到这一个小圈子里。”[22]江应这一决定不仅影响了他此后10余年的研究，也成为他毕生的学术追求。

1937年夏，云南省政府与中大研究院合派江应为云南边疆民族考察专员。在杨成志指导下，江应起草了《云南西部民族考察计划》，拟进行人类学、民族学、语言学、考古学、民俗学、社会学的综合研究。按计划，江应进入滇西自大理以下迄腾龙沿边地的摆夷聚居区，获得许多土人的制作物、衣服、用具、宗教用品，后来一半送给云南省民教馆，一半送给中大研究院。1938年5月，江应回到广州，完成其硕士学位论文《云南西部摆夷研究》。中央大学史学系主任朱希祖，奉教育部令，审查该文，称：“本书价值，全在实地考察，非同臆说”，“真是一部科学的著作”，“关于缅甸交界之区，若政治，若军事，若教育，皆考察详明，忧深虑远，特具卓识。”[23]

江应获得硕士学位后，接受中英庚款两年资助，继续研究云南摆夷。1938年8月，他再度西行。先是参加中央赈济委员会组织的滇西边地考察团，负责民族调查，写成《滇西的摆夷生活》一稿。随后，回到迁至江的中大任教，讲授“中国民族史”、“西南民族研究”。两年里，他带领学生考察了江、昆明、路南、嵩明等地夷人。1941年春，他由峨边进入凉山等地，考察独立罗罗。1943年秋，他主持云南省政府成立的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藉官方征集材料之便，为云南省政府写了几个边区开发方案、云南边疆概况等小册子。1945年7月，他以车里县长身份，深入十二版纳的摆夷群，历时8个月，获得一部分资料。

到1948年，江应含辛茹苦12年，三易其稿，成书《云南摆夷的生活文化》，共20万字。其材料“完全是直接从边地中搜集得来，没有因袭前人的书本记载，没有抄录他人的转手材料，这一点，或者可以多少表现出摆夷的真实面貌，至少也可以从里面找到一些第一手的直接材料。”[24]

江应是杨成志最得意的弟子之一，他所走的研究之路，正是秉承师授，用脚开踏出来的。江应后来长驻云南，成为云南大学人类学教研事业的带头人。

(四)海丰探检

1942年2月，杨成志偕中大文科所技术员顾铁符，前往海丰一带搜掘古物，以作考古物证。他们在海丰工作了38天，主要以汕尾镇、捷胜墟、东洲坑为驻站，在祯祥、下洋、埔上墩、梧桐乡、石脚桶、牛堵、沙坑前、沙坑西、东坑南、东坑北、三角尾、桥岸头、狮子地、石鼓、南町、拔仔园等16处遗址开展工作，获得古物一万五六千件，石器约占三分之一弱，其余为陶器和陶片[25]。这些古物似系沿海渔民遗物，可称为“原海丰人文化”。若与中原文化比较参证，可以推出我国古代民族迁移路径；若与越南、马来亚、菲律宾暨南洋群岛发现新石器时代遗物比较，亦可看出二者异同；尤使古籍所载赵佗来粤以前，“广东无文化，土人皆蛮族”的旧观念，不攻自破[26]。

(五)其他民族调查活动

1940年夏，中大从江回迁粤北，中大研究院各所(部)研究生组成“暑期学术考察团”，沿途考察了滇、黔、贵、湘、粤五省边区各地的文史、教育和农业等。中大文科所研究生卢锡恒、黄福銮、梁钊韬、宋兆联、徐中玉、朱守一、罗时宪、李保世、郭文敬9人，承担了文史组的考察任务，该组下分文献、民族民俗、档案3个小组[27]。

1941年5月28日，教育部颁布《为研究考察各边地政教设施及其民俗并为鼓励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生派往边地研究办法一种》。中大历史系1940届毕业生李崇威，志愿赴西康巴安德格一带调查，获教育部资助，每月发给生活费150元，旅费补助金1500元[28]。

中大回迁粤北后，黄达枢奉派留滇考察民族。在4个多月里，他到了楚雄、盐兴、镇南、姚安、大姚、牟定、祥云、宾川、弥渡、洱源、蒙化、大理各县，得到地方长官和教育界人士竭诚协助，尤其深得各县青年学子提供宝贵材料，并报告各种民族方言真谛，使其计划能逐步完成。[29]

1942年，中大社会学系奉教育部令，增设“边胞社会民族学组”[30]。1943年，教育部拨给其边胞民俗调查补助费8000元。11月，该系利用这笔专款，到湖南郴县棉花陇，初步考察了当地边民的语言、历史、传说、宗教仪式、社会政治组织、经济生活及婚姻制度等，所获材料甚丰[31]。

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至40年代，中大人文社会学科学者广泛开展了西南民族实地调查，成就斐然，为中大人类学系的设立奠定了基础。

四、中大人类学系的设立

中大人类学“虽不敢谓开全国风气之先，然对我国西南民族之调查与研究，堪云已有显明表现。”[32]中大语史所成立以来20年，中大学者以西南民族调查为凭借，促进了民俗学向人类学转化，最终脱离史学，独立成为一专门学科。中大人类学系的设立，标志以西南民族调查研究为特色的学科专业品牌在中大的确立。

1928-1948年，杨成志关于康、滇、黔、桂、粤、海南岛各民族调查、海丰考古及美洲印第安人考察等中外文专著20余种，王兴瑞的《海南岛黎人研究》、江应的《云南摆夷研究》、梁钊韬的《中国古代巫术宗教的起源及其发展》、王启澍的《贵州苗族研究》、吕燕华的《粤北瑶民社会研究》、曾昭璇的《海洋洲种族志》、梁瓯第的《西康罗罗及新疆民族考察》、戴裔煊的《人类学理论与西南民族研究》、张为纲的《方言及民谣研究》、岑家梧的《滇黔各民族考察与研究》、雷镜鎏的《云南江罗罗及桂北瑶民调查》、廖晨光的《南洋新几内亚民族社会》，或为硕士学位论文，或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均是西南民族调查的研究成果。

1948年3月，杨成志呈书教育部，请在中大设立人类学系。8月，中大人类学系获准成立，杨成志聘任系主任。中大人类学系首次招生，考生550人，择优录取20人[33]，比清华大学和浙江大学的人类学系的招生要好得多。浙江大学人类学系于1947年秋成立，学生1人，1948年，学生2人，到1949年，学生也才5人[34]。清华大学人类学系于1947年成立，师生共3人，号称一系(其中，教授1人，讲师1人，学生1人)，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49年。[35]在课程设置上，杨成志突出西南民族研究。必修科目设“西南民族导论”，选修科目设“西南民族研究(康藏民族志、泰掸民族志、黎民族志、苗民族志，四选一)”、“应用人类学(含欧美殖民行政、中国边疆问题、边疆行政、边疆教育)”、“边疆语言”等[36]。中大人类学系的设立，标志西南民族调查、研究、教学在中大人类学系三位一体，并作为其一大学科专业品牌，传承至今。

中大的西南民族研究以多学科的综合研究为特色，往往是民族学、体质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学、历史学、社会学、民俗学同时进行，既研究各民族的文化特点和行为模式，又研究各自的体质特点；并特别注意考古、文献资料的运用。中大语史所和文科所人类学组大部分时间都是包容在历史学部之中的，而许多历史学家都曾担任过人类学组的导师。在实地调查的对象上，侧重于华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和部分汉族中的特殊文化群体；在理论与方法上，虽然受国外民族学学派的影响较多，但不拘泥于其中某一学派的理论，许多学者试图以中国的史学传统与西方的相关学科理论嫁接，主张对各学派方法的综合和借鉴利用[37]。

一时代有一时代的学术。20世纪前半期，中大顺应时代和学术主潮，开展了西南民族调查与研究。在杨成志等中大人文学科学者的共同努力下，中大成为中国西南民族调查与研究的重镇。

注释：

①相关研究主要有：容观.中山大学人类学教学和研究述略[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1，(5)；张寿祺.中国早期的人类学与中山大学对人类学的贡献[C]∥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梁钊韬与人类学[A].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王水乔.杨成志与西南民族研究[J].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6，(2).

②江应.评鸟居龙藏之苗族调查报告[J].现代史学，1937，(2).

③⑧顾颉刚.跋语[J].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1928，(46-47).

④请辟瑶山为学术研究所意见书[J].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1930，(117).

⑤?山调查[J].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1928，(42).

⑥绍孟.编后[J].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1928，(35-36).

⑦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J].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28，(1).

⑨中山大学档案[Z].20-3-166，广州：广东省档案馆.

⑩[21]岑家梧.西南民族研究的回顾与前瞻[M].∥岑家梧.岑家梧民族研究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1992：26.29.

[11]S.M.Shirokogoroff.Anthropology of Northern China・ preface [M]. Shanghai，1923：2.

[12]杨.民族学与史学[J].中法大学月刊，1936，(4).

[13]杨成志.云南民族调查报告・西南民族概论[J].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1930，(129-132).

[14]中山大学档案[Z].20-3-110.广州：广东省档案馆.

[15]王文宝.中国民俗学发展史[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117-118.

[16]杨成志.广东北江?人的文化现象与体质型[J].民俗，1937，(3).

[17]杨成志.广东北江?人调查报告导言[J].民俗，1937，(3).

[18]杨成志.粤北乳源人考察导言[J].民俗，1943，(1，2).

[19]私立岭南大学西南社会调查所国立中山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海南岛黎苗考察团组织经过[J].民俗，1937(3).

[20]文科研究所海南岛黎苗民俗品及摄影展览会讯[N].国立中山大学日报，1937-3-24.

[22][24]江应.我怎样研究西南民族[J].文史春秋，1948，(2).

[23]吴宗慈.《云南西部夷民族调查》序[J].史学专刊，1940，(1).

[25]顾铁符.广东海丰先史遗址探检记(上)[J].文学，1946，(2).

[26]研究院文科研究所海丰考古团返校[N].国立中山大学日报，1942-6-11.

[27][28][29][30]中山大学档案[Z].20-2-47，20-2-71，20-4-201，20-4-601，广州：广东省档案馆.

[31]社会学系边胞民俗考察团郴县归来[N].国立中山大学日报，1943-11-19.

[32]杨成志.国立中山大学设立人类学系建议书[N].广东日报・民族学刊，1948-8-2.

[33]黄义祥.中山大学校史稿[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417.

[34]王建民.中国民族学史上卷(1903-1949)[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316.

[35]清华大学校史编写组.清华大学校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81：445.

[36]中山大学档案[Z].20-1-129之一，广州：广东省档案馆.

教学系统调查报告范文第2篇

岭南农科大学于1921年成立，于美国纽约董事局之外，另由华人组成董事会筹措经费，管理校务。岭南农大设校长兼场长1人，推定钟荣光为首任校长。校长只有授予毕业证书的权力，而无权授予学位。依条例规定，本科毕业生学位仍由岭南大学监督授予。岭南农大本科4年制，农业专修科为1年，蚕桑专修科为半年。讲授学科分为农林教育门、农林工程门、农艺化学门、垦殖门、畜牧门、森林门、兽医门、乳业、昆虫学、蚕桑学、园艺门、家政门、水产门等，开设的学科完全属于农学者有16科，其中田艺科为6、农产制造科为l、畜牧科为5、园艺科为4。其他必修学科，如生物学、化学、国文、英文、宗教等，则与文理科大学合办。计划增开的课程有高级农产制造学、植物分类学、地质学、农业教育学、纤维用作物学、乳脂牛油制造专论、乳业微菌学、植物繁殖法、肉畜学、园艺见习、乳业考据、心理学等。1922年农科大学陆续聘请张焯望、傅保光、邵尧年、考活等12位教授来校任教。同年，创办《岭南农事半年刊》、《农事月刊》和《岭南农刊》(英文)等刊物，以便于学术交流。农科大学的建立意味着岭大办学目的的世俗化和中国化，更意味着广东乃至中国社会发展对人才需求的关注。

二、扩建农学院

1927年岭南大学收回自办之后，由华人成立新的校董会，是为学校最高机关。钟荣光众望所归，被推选为首任华人校长。新的校董会接收农科大学董事会的产业与工作，将农科大学归入岭南大学办理，改为农学院。为了使农学院进一步造福百姓，钟荣光从经费筹备、师资建设、教育模式改革等几个方面着手，将岭南大学农学院建成可与燕京大学、东南大学鼎峙的三大私立农院之一。

1．“掘地三尺”广筹经费

经费是学校之命脉，办学之根本。在钟荣光看来，将岭大收归华人自办不仅仅是“收回教育权”那么简单，关键要能“承担教育的责任”，负担起办学的经费。岭大收回自办之后，原纽约董事局改为岭南大学美国基金委员会(简称“美基会”)，主要资助在校任职的西方教职员。除此之外的一切费用，都由新成立的校董会负责。为负担起华人自办的庞大开支，钟荣光仿效外国办学模式，竭力争取海内外各方捐款。岭南大学是最早接受中国政府资助的教会学校之一。如前文所述，钟荣光办理岭南农科大学时，得到广东省省长陈炯明的支持，特由省库拨款三十万元为开办费和每年十万元的补助经常费。这算得上是岭南大学得到地方政府资助的第一笔经费。1927年岭大收回自办后，经费全靠国人自己筹措，政府拨款更成为经费的主要来源。自1927年起，广东省政府每年补助岭大十万元，平均每月八千多元。资助岭南大学农学院的国内团体主要有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简称中华基金会)和中英庚款管理董事会。中华基金会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政府利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发展中国教育文化事业的官办机构，领导成员由十五人组成，其中中方十人，美方五人。中方成员都是当时国内政治、科学、文化、教育界的杰出人物，如颜惠庆、张伯苓、郭秉文、蒋梦麟、黄炎培、蔡元培等。通过钟荣光联系，自1927年起，中华基金会补助岭大植物病理研究和农事推广等各种事业，为期三年，每年补助一万五千元。后经钟荣光致信诚请，并亲自和该会董事孙哲生、胡适、蔡元培联系，得该会继续补助三年。后中基会又陆续补助岭大昆虫研究、柑橘类研究、蚕病研究及蚕业推广。除了岭大自身学术方面成果突出外，钟荣光和中华基金会各董事良好的私人关系，也为岭大农学研究顺利获得该会长年补助提供了便利条件。中英庚款管理董事会是南京国民政府为管理英国退还庚款特设的机关，1931年4月成立。为争取这笔经费，钟荣光分别于1931年、1934年、1936年致函，并进京游说。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1936年，岭南大学获得该会补助建筑费与设备费6万元，用于农学等方面的研究。除此之外，钟荣光还争取到了岭大校友、工商业人士、海外华侨、海外基金会、外国教会、外国友好人士等各方面的资金支持，为农学院的建设提供了经费保障。

2．网罗优秀人才

如同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所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钟荣光深知教师是学校的灵魂，是办学的依靠力量，是提高教育质量和学校知名度的决定性因素。他担任校长期间，注重科研，通过制定《专门研究章程》和划拨出版经费等，鼓励教师进行科学研究;提高工资待遇，解决住房、医疗、探亲路费等问题，为教师解决后顾之忧;吸收本校优秀毕业生留校任教。早在1924年访美时，钟荣光就曾语重心长地叮嘱海外校友:“岭南同学足迹遍于全球，在原则上最低限度应有一部分人才返回母校服务。”在钟荣光担任校长期间，不仅从本校毕业生中择优留选，还大力号召在国外学有所成的岭大校友回国任教。以1932年为例，农学院有华籍教员16人，其中岭南校友至少11人，包括冯锐、古桂芬、杜树才、朱济沧、黄泽普、何雄涛、黄永安等，这些优秀的人才为岭南大学农学院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同时他鼓励学术交流，“送出去”和“引进来”并重，使岭大的师资构成焕然一新。1935年，经钟荣光联系，岭南大学开始和菲律宾大学交换教授。第一位交换教授为菲律宾大学农学士、美国约翰哈全斯大学(今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哲学博士闵逸民(Dr．R．B．Espino)。闵逸民教授是植物生理学专家，对热带植物生理及营养之研究富有经验。他既是东亚农学界泰斗，又是菲大台柱，他的到来对岭南大学的植物病理研究有很大帮助。钟荣光的知人善任为农学院汇集了大量的农科专才，他们不仅在教学科研上取得了不小的成绩，部分教授如廖崇真、张焯堃、冯锐、古桂芬、刘荣基等更先后兼任广东省农林局局长或副局长，为广东省农林业的发展作出巨大贡献。对于岭南大学的师资建设，著名的德莱大学校长白朗在1933年曾说:“我们看到在强有力的行政领导之下有一支出色的师资队伍……我认为它是非常成功的学校，对它的领导人充满信心。在我看来，它的外国教师和中国教师都非常能干”④，对钟荣光和他建设的教师队伍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3．教育、科研、推广“三位一体”的教育模式

充足的经费和优良的教师团队为岭南大学农学院服务社会、造福农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钟荣光领导下，农学院采取教育、科研、推广三位一体的教育模式，将理论与实践完美结合，务求达到振兴农业和农业教育、培养高等农业人才、惠及农民的目的。农学院的管理机构上分设教务、研究、推广、经营4部及农艺、园艺、畜牧、蚕丝、植物病理5个学系，本科学制4年，实行学分制。教务部负责教学工作，研究部致力于农学研究和农业技术改进，而经营部和推广部则负责农产品的销售和农业技术与研究成果在社会上的推广与应用。其中蚕丝系在1927～1932年间升格为学院，专门进行蚕桑的品种改良与推广。1928年开设的植物病理系，主要从事华南植物病理研究工作，是广东最早进行植物病理研究的机构。⑤在钟荣光实用教育思想的引导下，农学院的课程不断完善，到1932年，增设了中国主要农作物、广东主要作物、农业工程、乳品制造、乳业经营、热带畜牧事业调查、蔬果储藏制造法、养蚕制种学等实用课程，学科体系趋于完备。截至1937年，农学院共设有畜牧学、农艺学、园艺学和植物病理学四科54门专业课程。农学院各个系部结合广东的自然条件和实地需求，进行农学研究与技术革新。农艺系从檀香山、菲律宾、爪哇等国引进上百种优良甘蔗品种进行试验，最后选育出耐旱蔗种“南大红”、“南大青”等予以推广。1936年，广东省甘蔗总产量跃261万吨，创抗战前最高纪录⑥。园艺系注重柑橘类果树与荔枝龙眼的研究，种植檀香山木瓜、暹罗蕉、中外柑橘、荔枝、龙眼、梅、李、桃、胡桃、山榄及其他亚热带果树300多种。1935年，美国康奈尔大学农学院农科硕士李沛文受聘岭大，他以潮汕柑橘试验场为基地，带领学生展开柑橘培育和病虫害防治试验。木瓜本为广东新会等地特产，但在20世纪初品种已退化，农学院高鲁甫教授率先在岭大引种夏威夷木瓜，经多年试验，于1920年转育成最受欢迎的“岭南木瓜”，味道香甜，颇受市场欢迎。农学院还刊印了小册子《木瓜》，广为宣传，令远近乡民争相栽植。20世纪30年代，农学院院长古桂芬又从秘鲁引进木瓜良种，进一步提高“岭南木瓜”的品质和研究水平。今天广东水果种类繁多，农学院师生功不可没。畜牧系在乳业制造、微菌学方面有相当完善的设备，设有制造场专制奶油、雪糕、乳酪、糖果等，在广州供不应求。此举不仅使教师、学生进行各种试验，也使学生有机会学习商业知识。植物病理学系着重调查中国南部具有重大经济价值的植物病害的状况，如柑橘类、稻作等，查明病菌生活史，提出防治方法。如前文所述，该系1927～1932年间接受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补助研究农事、推广各种事业。1928年，农学院得洛氏基金资助增设实验室，先后由留法学者韩旅尘、徐治博士主持。1933年前后，该系进行了水稻菌核病、甘蔗黑穗病和柑橘黄龙病3大病害的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蚕丝系早在1917年就开始招收学生，是广东省第一所培训蚕桑专业人才的高等学府。1918年应邀加入广东省丝业研究所，后来得美国丝业联合会(TheUnitedStates`SilkAssociation，又译为“丝商公会”、“丝绸协会”等)捐建蚕丝学院一所。1921年岭南农大成立后，原有的蚕桑科归并办理，广东省省长廖仲恺鉴于蚕桑科办理蚕种有成绩，于1923年夏，特拨款港币5000元供作研究费，对南中国蚕丝业进行系统调查，摸清情况与问题。廖省长根据研究所得《南中国丝业调查报告》一书做出发展蚕丝业的决策。同年11月，广东省政府为改良发展蚕丝业，与岭南农大签订10年合约，委托农大设立广东全省蚕丝改良局，归省实业厅(后改称建设厅)管辖，委任蚕桑科主任考活为局长。局址设在岭南农大内，由省政府拨给经常费每年15万元。其目的在于一面试验研究，一面指导蚕农，以图改良广东蚕丝生产，挽中国之利权，拯农民之困苦。1927年，岭大收回国人自办后，蚕丝系一度扩建为蚕丝学院，全院教职员带领学生，利用国内外先进的技术和最新的仪器，积极开展各项试验研究，改良、推广蚕种蚕丝，在推广新的农业技术和研究成果等方面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使岭大在华南乃至整个中国的影响不断扩大。蚕丝系在教学过程中，注重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从养蚕到制丝，学生一步一步地学习生丝制造的每个步骤，并派学生到大良、容奇、桂洲等处参观丝厂，增长见识。著名的大华丝厂，为岭大毕业生所办，因受蚕丝改良局指导，采用蚕丝系的新法制丝，所以所产蚕丝质量远胜其他蚕厂。蚕丝系在改良蚕种的同时，注重推广工作。1925年在顺德县伦教、龙山、勒流，中山县小榄，粤北乐昌县城设有蚕业推广站。此后，又相继建立了5个推广站和5个制种场，派员常驻，推销改良无毒蚕种，指导蚕农应用新法;协助蚕农改建蚕室;调查蚕农经济状况及推广新法制丝，取得了成绩。要进行专业的农业研究与技术革新，就离不开实地操作。早在创办农科大学期间，钟荣光就计划包括在海南等地办四个农场，既可以进行农业研究，推广农业科学，也可以筹集办学资金，还可以就地在农场附近设立学校，普及农业教育。岭大校内原有一小型农事试验场，供学生实习之用，为便于农业教育与实践，钟荣光向广东省政府申请获批，购得康乐村附近山地一千多亩作为农场。除种植桑树饲养桑蚕外，分区用作蔬菜、树苗、果树、稻作、乳业及畜牧试验。经钟荣光努力，农学院在潮安县领得土地2万多亩，设立潮汕柑橘试验场，从事柑橘品种的改良和病虫害的研究防治工作。经钟荣光多次函请中山县长，又在中山县那州领得荒地六万亩，设立“中山农事试验分场”，为开办示范性现代化农场提供了条件。分场在古桂芬的主持下大力开发，初期借用克得必拉索引机公司等美国数家名厂的新式大型农业机械，如拖拉机、播种及施肥机、排水机等，以当代大规模、高效率的方式进行水利与交通建设，因地制宜开展畜牧、造林、旱地农作物等综合实验研究。至1931年，已种有路稻、芭蕉、菠萝、木荳、红荳、玉蜀黍、番薯及其他荳科作物，并派农科生到该分场实习。这三个大规模农场意义深远，可谓“开发广东广大荒山丘陵之张本”，对华南农业科技的推广和农业生产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钟荣光对华南农业近代化的贡献

在钟荣光的领导与管理下，岭南大学农学院为华南社会乃至中国农业教育和农业近代化做出了巨大贡献。不但培养了一批农业技术人才，推广了先进的农业技术，而且其先进的办学理念、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设计、“服务社会”的办学宗旨以及造就农业事业指导者和研究者的培养目标，也为我们今天发展农业高等教育留下有益启示。

1．培养了一批农业技术人才

早在1921年，岭南大学农学部就有了首届毕业生郭琳爽，之后每年都有学生获得农学学士学位。虽然从人数上不算多，但大都学有所成。毕业后，有的从事农业指导，有的从事农业研究，有的回到学校，培养农业人才，也有的成为政府农业官员等。如1922年毕业生古桂芬在岭南大学获得农学士学位后，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研究生院进修农业化学、农产品加工硕士学位。1924年获得农科硕士学位之后，古桂芬回到其先父义侠的古氏农庄(又称发隆公司农场)，与其兄长共同经营农庄业务。1927年，钟荣光特召古桂芬回校工作。古桂芬在岭大农学院工作十多年，先后担任农学院讲师、农艺系主任、农艺系副教授、农学院院长、广东省建设厅农林局副局长等。他结合自己的专业知识和农业实践，充分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培养了不少农业人才。可以说，古桂芬是岭南大学农学院教育成果的杰出代表。为最大限度地满足农业、农村、农民的现实需求，除了四年制本科教育，农学院还办有农科高中、农民学校、农业服务社等，培养多层次的农业专门技术人才。1929年，为配合基督教乡村建设运动，岭南大学与中华基督教会华南区会合作，举办数期“乡村宣教师农事夏令学校”。农学院教师负责农业科学方面的课程，包括灌溉与排水、买卖合作社、农民实用簿记法、农村展览会、土壤及其管理、肥料及其用法、农业范围等实用性较强的课程。

2．推动了农业技术成果的应用和农村社会改良

岭南大学农学院的农业研究与技术改革，都结合华南社会的自然条件和实际需求，培育了大量的优良品种，如谷种“改良东莞白”，产量高的可比一般品种增产20%～30%．为便于稻作推广，岭大一方面增加原有稻作试验场的面积，另一方面与广东建设厅农林局合作，将良种分发给农民试种，收成很好，被农林局作为推广品种。钟荣光注重农学院建设，根本目的在于振兴农业，改善农民生活，而这离不开对农村和农民实际情况的了解。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知识界掀起了对农村社会经济调查与研究的热潮。在这一使命的驱动下，岭南大学农学院以农业调查为己任，注重推广工作，力求使农民受益，曾先后进行:广东省农村经济调查，深入了解农村的情况，以便推广工作的开展;广东农业机林业调查，举行数次，曾以租佃及借贷等制度为中心问题;与上海中山文化教育馆合组广东农村经济调查团，进行调查;冯锐教授曾率领师生到河南岛进行农村社会调查，写下30多页的调查报告。农学院院长高鲁甫教授、徐治博士会同建设厅改良试验区主任廖崇真赴罗岗洞施行果树接枝新法及稻作改良运动，手续简单，时间缩短，村民极为赞同。

3．践行了服务精神

1927年，钟荣光在学校交代礼演词中讲道，岭南大学的办学目的是“欲以世界实用之科学，造就中国领导之人才，加以几分基督牺牲为人之精神，使学成不致自私自利，出则为社会国家尽力，入则负起岭南母校之责任”。这里钟荣光说的基督精神，主要指服务精神。他曾说:“任何人皆知本校为基督化。真实的基督化，即革命化与平民化……吾人苟有牺牲服务之精神，在校一切所学，皆为服务民众之工具。”⑦在这样的办学方针指导下，岭大的学生和团体都很看重社会服务。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岭南大学组织了乡村服务协进会，联合校内各个团体，为附近乡村进行有计划的服务。该协进会连续数年在旧凤凰村努力工作，帮助村民改善生活条件，丰富日常生活，成绩颇为可观。以1929至1930年的工作为例:第一，教育。在旧凤凰村，设立凤岭日夜学校，籍以帮助村中失学者得有机会求学，来就学者仍接踵而至。该校课程注重应用科目，并曾举行两次千字课毕业，已毕业者约二十人。设立阅书报室于村内，以便乡人及学生阅读。第二，经济改善。干事林世廉……曾帮助该村建筑一伟大池塘，在春夏天贮蓄泉水，以备秋冬天水涸时，免受水荒之虞。并指导该村多种植果木，而本大学农科学院廉价出售，或酌量赠送各种树秧。数年后，树木长大，该村之收入，必大为增加也。第三，卫生。村民多不注重卫生，拟举行卫生演讲，灌输卫生常识。并曾施种洋痘，蒙嘉惠霖陈元觉医生帮助甚多。第四，娱乐。曾帮助凤岭学校及该村村人安置收音机，接收广州中央公园播音台之音乐及演讲。又帮助该村建筑球场及指导举行各种游戏。⑧在钟荣光的精心培养下，岭南大学逐渐形成了汇合基督教的服务(Service)和友爱(Brotherhood)精神、民主主义的自由(Freedom)精神和平等(E-quality)精神、革命的爱国(Patriotism)精神及健身强国的体育精神(Sportsmanship)四种优良传统的“岭南精神”。这种精神深受岭大同学和校友的认同。1939年1月4日，岭大校友简又文在岭南大学周会称:“几年前，我替上海岭南分校撰了一首歌，名曰《岭南牛》。歌云:他们叫岭南人做岭南牛———粗黑、大隻、不靓;我听了，微微笑，不否认。让人们似狮虎般凶猛，似猪好命，妖孽似狐精。服务人群却以牛胜———服务人群以牛胜。做工，耕田，全身贡献，功劳谁与竞?修天爵，作祭品，允享大光荣。这正是岭南赤子的精神!为人群谋幸福，何惜乎身负重轭供牺牲:好岭南，大岭南。为中国，育英才，举世仰声明!红灰之子，齐努力，建功立业，毋忝而所生!⑨歌词体现了以身践行服务精神的岭南学子的风貌。

4．注重国内外交流

一流的教育，应当具有国际视野。钟荣光深谙此道，所以他在建设农学院时，不仅积极引进外国人才，自身也注重考查外国农业技术。1925年，钟荣光到秘鲁筹款，由岭大毕业生、在当地经营古氏农庄的古桂芬陪同。钟荣光考察了利马郊区农业和古氏农庄，参观了古印加帝国时遗留下的传统农业地带与农田水利灌溉系统。他依据自己对广东农业的了解，得出“秘鲁农业条件和中国广东自然条件类同”的结论。并对古桂芬说，“既然古生在秘鲁经营农业，目前正扩建农场，不妨将在中国所学的知识，在美国所学的知识和秘鲁古印加的优良农业传统三者汇集起来，抒其优者创办农场，经过这样探索寻求的实践，将会有助于日后回祖国从事农业建设。”钟荣光别出心裁地提出的运用三国不同的农科技术于中国农业技术建设的方法，展现了他对农业技术的全球化视野。各类学术刊物也是农学院进行国际交流的重要方式。1921年，岭南大学农学院成立时，为方便发表农学研究著作，于翌年创办《岭南农事半年刊》(LingnanAgriculturalReview)，每年出版二期。《岭南农事半年刊》初成立时，稿件有限，多为岭大农学院和文理学校的教员所作。从第三卷起，稿件渐有来自中国各部，第四卷以后，稿件大增，除纯粹关于农学著作外，关于生物学的著作也增多。1928年，该刊改名为《岭南科学杂志》(LingnanScienceJournal)。随着岭南大学日益发展壮大，《岭南科学杂志》名气也越来越大，外来投稿者日益增多。自创刊至1935年的第二期，论著已发表者共有484篇，为17国、239位作家所著。《岭南科学杂志》“属国内历史最长久的英文版刊物之一”，发行面对世界所有国家，有售卖也有交换。除国内著名大学、博物馆、研究所等刊物，有41个国家索取全套，75个国家450个机构寄来1000多种科学杂志用来交换。这些杂志为推动生物研究、农业研究、医科研究发挥了极大作用。此外，岭南农科大学和岭大农学院先后出版了《农事月刊》、《农社年刊》、《岭南农学季刊》、《岭南农刊》等刊物，都为提高和推广农业技术、增长农民知识做出了贡献。

四、结语

一直以来，钟荣光清楚地认识到，教育是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救国事业，首要教育”⑩。他曾比喻建国如建屋，基础坚固后才能完成上面的结构，教育乃是基础。他说:“鄙人深信自今以后，打倒军阀与官僚，建立真正之民国，必有赖于青年之学生，此教育之所以急急也。”所以他自1899年入格致书院任汉文总教席到1938年宣布退休的39年间，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真正实践了他自挽联中所说“惟一事工尽瘁岭南而死”。也正是在钟荣光的领导下，岭南大学农学院关注中国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培养有牺牲精神、动手能力的多层次人才，注重农业技术革新和农村社会改良，对华南社会乃至中国的农业近代化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