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理论范文

货币理论范文第1篇

关键词：区域货币合作最优货币区(OCA)理论区域货币一体化

在世界经济尤其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大背景下，区域货币合作已成为国际金融界的一个研究热点，并在部分国家和地区出现尝试性实践，其中欧盟的区域货币一体化进程最引人注目。与区域货币合作直接相关的理论是最优货币区理论(简称OCA理论)。本文介绍了区域货币合作的主要理论——最优货币区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历程，对迄今为止几个影响较大的区域货币合作案例进行剖析，通过对欧、美、非三种货币合作的比较后，认为区域货币合作是今后一段时间内亚洲货币金融合作的重点，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是区域货币合作稳步推进的保障。

一、区域货币合作理论的产生和发展

1.最优货币区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历程。根据《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定义，最优货币区(OCA)是这样一种区域，在此区域内，“一般的支付手段或是一种单一的共同货币，或是几种货币，这几种货币之间具有无限可兑换性，其汇率在进行经常交易和资本交易时互相钉住，保持不变;但是区域内国家与区域以外的国家之间的汇率保持浮动。”

1961年9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罗伯特·蒙代尔(RobertMundell)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他著名的《最优货币区理论》一文，以全新的视角看待固定汇率制和浮动汇率制问题，他从一个崭新的角度研究汇率和货币区，开创了观察汇率问题和货币区的全新视野，触发了有关“最优货币区(OCA)”理论的大量文献。蒙代尔提出用生产要素的流动性作为确定最优货币区的标准，所以有人将他的OCA理论称为要素流动论。

蒙代尔的最优货币区理论提出之后，引起了西方经济学界的密切关注，也引起了更多经济学家对有关最优货币区判断标准的讨论，促进了最优货币区理论的进一步发展。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中期，学者们对最优货币理论的讨论大多集中在最优货币区的构成条件上，这些讨论从不同的侧面发展了最优货币区理论。

1963年，罗纳德·麦金农(R.I.McKinnon)提出了把“经济开放度”作为衡量最优货币区的又一评价标准，即一国生产或消费中贸易品占社会总产品的比率。1969年，彼得·凯南(P.B.Kenen)在《最佳货币区：一个折衷的观念》提出，经济高度多样化的国家是货币区的更为理想的参与者。詹姆斯·英格拉姆(J·C·Ingram，1969)指出，为了达到货币区的最优化，有必要考察经济社会的金融特征，并提出以“国际金融高度一体化”作为最优货币区标准的观点。哈伯勒(C·Haberler，1970)和弗莱明(J·M·Fleming，1971)分别提出把“通货膨胀率的相似性”作为衡量最优货币区的标准，即通货膨胀率接近的国家更适于达成货币一体化。1976年，爱德华·托维尔(E·Tower)、托马斯·维利特(T·Willet)和弗莱明强调把“货币区成员国之间的政策相似性”作为衡量最优货币区的标准。

但是，以上这些研究也不可避免带有一些局限性。首先，这些标准都有一定的片面性。其次，有些标准难以量化，缺乏实际上的可操作性。第三，这些理论在强调组成货币区的正面效应时忽视了一国加入货币区的成本问题。加入货币区在给一国带来收益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定的成本;特别是，货币是一国经济的象征，加入某一货币区即意味着该国对其的放弃。因此，成本和收益的权衡对一个考虑加入货币联盟的国家而言，具有现实的重要意义。

2.最优货币区理论的进展。传统的对最优货币区的研究视角是短期的、静态的，侧重于现实约束对汇率制度选择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后，滨田宏一(Hamada，1985)研究了一些国家加入货币区的福利含义。而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新理论加入了私人部门的自由选择权和自由放任思潮。克鲁格曼和奥博斯菲尔德(Krugman&Obstfeld，1998)也对该理论的研究做了总结，并提出了通过GG一LL模型判断加入货币联盟的时机。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现实世界一体化和区域化发展趋势的增强，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逐步从相对孤立的宏观经济稳定转移到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共同发展上，汇率制度本身越来越成为促进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政策工具。新的研究不仅放宽了对于价格和市场竞争性的假设，综合了各种关于最优现实标准的探讨，而且提供了从动态视角阐释”最优”的研究思路。区域一体化发展和区域对称性的动态联系，成为主导最优货币区成本一收益判断的主要因素，对于区域货币合作前景的判断，从关注成本——收益的现实约束状态，放到关注区域货币一体化发展和实质经济一体化发展，以及同区域内部对称性增强之间的动态前景上，研究的视野更加宽广。

二、区域货币合作的主要实践

1.欧洲货币一体化。早在20世纪50年代起，欧洲联盟(欧洲共同体的前身)就开始了进行货币一体化的尝试，一直到2002年1月1日起欧元正式流通，成为欧元区各国惟一的法定货币。欧洲货币一体化的实现是世界货币史上的一个创举。正如欧洲中央银行前行长杜伊森贝赫所说，欧元是欧洲人民联合的象征。

随着欧元区资本市场不断一体化发展，欧元区国家投资者，尤其是政府部门更愿意在欧元区而非国内市场借债，单一货币欧元为在国际市场融资带来的优势，同时投资银行费率的降低和投资者倾向于通过国际市场进行投资组合分散风险也带动欧元区的债券发行的增长。以欧元发行的国际负债额已经远远超过以美元发行的国际负债额，成为全球最大的发行比重。伴随着欧元区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及巨大的具备较强流动性的金融市场的形成，欧元拥有了挑战美元作为最大储备货币的潜力。由于许多国家的中央银行，尤其是亚洲国家的中央银行在将外汇储备多元化时越来越青睐于欧元。2006年末，美元占全球官方外汇储备的比例降至约64.7%，而与此同时，欧元占全球官方外汇储备的比例从1999年17.9%升至2006年底的25.8%。随着近年来欧元兑美元的汇率水平屡创新高，欧元占全球官方外汇储备的比例也会不断提高。

2.拉美国家美元化。拉美国家货币美元化的内涵，从经济学角度来解释，就是通常所说的“货币替代”现象。“货币替代”是指一国居民因对本币的币值稳定失去信心，或本币资产收益率相对较低时发生的大规模货币兑换，从而外币在价值储藏、交易媒介和计价标准等货币职能方面全部或部分地替代本币。在经济易发生动荡的拉美国家，为寻求本国经济的稳定增长，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实施美元化政策，使美元具有和本国货币同等的法定货币资格，由此形成了特有的美元区域化现象。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的政策制定者早就提议在西半球建立美元集团，NAFTA的贸易伙伴们在许多贸易中已经大量使用了美元。根据统计，已经有包括阿根廷、秘鲁、乌拉圭、厄瓜多尔、墨西哥、多美尼加等多个国家已成为高度或中度美元化国家。

地区经济一体化是拉美经济“美元化”的重要动因。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拉美国家为适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不断加强区域内联系与合作,以增强抵御外来冲击的能力。南方共同市场、安第斯共同体、美洲自由贸易区等经济协作体的建立,就是这种合作的体现。地区经济一体化,特别是贸易一体化推动了货币一体化。当贸易关系加强时,同主要的经济伙伴分享一种共同货币自然会带来利益,因为利用汇率差别转移资本的成本会变得更高。2005年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加强了拉美同占统治地位的美国市场的贸易联系,并加速了这个地区的“美元化”。

3.非洲区域货币合作。非洲的货币合作最早起源于殖民地时期，法属殖民地和英属殖民地的各类国家群体联合进行了共同的货币制度安排。当时实行的货币制度安排主要采取两种方式:英属殖民地国家的货币钉住英镑，并由英镑支持，当地政府的作用是极其有限的，殖民行政当局凭借在英国政府储备投资的利息而获得领地特权收入;而法属殖民地的法郎也是钉住宗主国法国的法郎，且殖民地的货币发行最终是由法国财政部的可兑换性保证和对政府借贷融资幅度的限制来支持的。

非洲法郎区形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货币、经济和文化区域，是世界上惟一一个融合不同发展水平国家的真正的地区性货币体系。非洲法郎区货币合作的模式是在原法属殖民地的法郎联盟逐渐扩展基础上组成了非洲法郎货币联盟。该种模式的特征是：从技术层面上讲，法郎区是一个具有内外联系的货币体系。从政治(教学案例，试卷，课件，教案)层面上讲，法郎区则是各成员国政府所支持的合法组织(张延良、木泽姆，2002)，它以一种国家责任的方式实施对金融机构的监管，是不发达金融合作体系的典范。

三、区域货币合作给我们的启示

从区域货币合作理论和以上实践的历史(教学案例，试卷，课件，教案)回顾，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1.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是区域货币合作稳步推进的保障。欧洲、非洲单一货币的实践使区域货币合作由汇率合作上升到了统一货币管理的阶段。区域货币稳定的前提是经济趋同和政策协调，这是货币联盟取得成功的关键，也是欧元对国际货币制度改革的最大启示。从欧洲货币联盟的运行机制上看，它具有布雷顿森林体系所完全没有的强有力的、超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权(分别由欧洲央行和欧盟委员会承担)，这是以欧元为中心的统一汇率制度运行的基本保证。亚洲货币合作必须借鉴其经验，建立具有国际主义精神、能牺牲各个国家局部利益从而确保全局利益的超国家机构，制定、执行统一的货币政策和区域结构政策，协调、监督各国的宏观经济政策。

2.欧元的出现，纠正了布雷顿森林体系过分强调全球性货币合作而忽略了区域性货币安排的弊端，它启示我们，全球范围的货币合作可能从区域货币合作和货币一体化迈开实质性步伐，从而为全球货币的统一奠定基础。区域货币合作可以有效地抑制投机资金的冲击。欧元的产生突破了以往国际货币合作仅限于汇率合作的传统观念和做法，使创新后的货币体制更富有效率。而从欧洲货币一体化的实践看，法、德两大主要国家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必须有几个主要国家的支持，这对当前尚处于起步阶段的亚洲货币合作来说是一个有益的启示。亚洲在推进货币合作进程中，应该加强该地区两个经济强国——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合作，发挥主要国家的作用。

3.美元化所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首先，它预示着国际货币体系将成为以美元、欧元等少数货币的新格局，以致汇率风险主要集中在美元与欧元之间。其次，它导致了货币这一传统的国家要素从国家中分离出来。再次，它暗含着经济全球化的归宿终将为两极化或三极化而非多极化。

4.非洲区域货币汇率合作给我们的启示是:一项国际经济、金融制度安排，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同时也是个政治(教学案例，试卷，课件，教案)问题。一项制度协议即使在经济上合乎逻辑且能够带来共同利益，成员国的政治(教学案例，试卷，课件，教案)实力和意愿也会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它是否能够正常而有效地运行。换言之，如果缺乏政治(教学案例，试卷，课件，教案)意愿并相互协调与配合，在现实中就很可能会出现囚徒困境，即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博弈最终将导致非最优甚至是糟糕的结果。

参考文献：

[1]《蒙代尔经济学文集第五卷》第3页，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

[2]祝小兵:《东亚金融合作现状及制约因素分析》，《国际问题研究》，2006年第12期

货币理论范文第2篇

关键词：李嘉图货币数量论英格兰银行

Abstract:Atfirst，thispaperhasreviewedthehistoricalbackgroundofgoldbullioncontroversy---theeconomicstatusofEnglandinthenineteenthcentury；Inadditional,ithaspresentedthepointsofRicardiananalysismethod；Atlast，ithassetforthDavidRicardo’spolicysuggestionstocoinageandhisviewpointsofQuantityTheoryofMoney,wewillseetheshadowofsomemodelmoneytheoryproblems.

Keywords:RicardoQuantityTheoryofMoneyBankofEngland

一、引言

李嘉图作为一个活跃的经济学家的生涯仅仅持续了14年（1809-1823），最初便是以一个货币理论家的身份出现的。从1809年到1813年，他的经济学著作——出版物和通信——主要处理的是那个时代的货币论争，李嘉图的货币思想在这一段时间内基本形成。

由于拿破仑的战车不停地在欧洲大陆上驰骋，英国被迫于1793年向法国开战，为维持大陆上的盟国和自己部队的军事支出，政府大规模的向英格兰银行[1]透支，使该行的金银储备不断流出，成为私人财产。于是英格兰银行在1795-1796年间一再紧缩纸币发行，结果造成流通手段不足，迫使政府不得不发行国库券以减轻压力。由于波那巴势力的扩张，英国军费支出不断增加，终于在1797年二月间引起了对英格兰银行的挤兑，为防止整个银行系统陷入危机，英国于是年5月颁布“枢密院命令”暂时中止了英格兰银行用黄金赎回它所发行的银行券的义务，原打算6月即告终止，结果一直拖到1821年。英格兰银行在这一段时间内获得了大量发行不可兑换纸币的权力，流通中的纸币大大的超过了实际的货币需要量，导致纸币贬值，即英镑汇率下降和用纸币计算的金价上升。在限制兑换的最初两年黄金的价格还维持在法定平价，到1799年开始上涨，1804年又差不多回到了正常水平，一直持续稳定到1808年。但在1809年金价又开始急剧上升。第一次金价的上涨曾经引起了很多争论文章，其中包括桑顿的《纸币的信用》，同样地，从1809年开始的这次黄金涨价也引起了金价问题的论战。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金块主义”和“反金块主义”的论争，李嘉图是金块主义的代表人物，1809年8月29日他在晨报上匿名发表了他的第一篇论文《黄金的价格》，当时并没有引起什么人的注意，在这篇文章中，他指出，纸币贬值和价格上涨的原因在于英格兰银行发行的纸币（银行券）过多，金块的升水即证明了这一点，他竭力主张恢复原先的金本位，“我竭力希望我们能及时回头，恢复我国通货原来久已存在的健康状态，因为离开这种状态就会产生现有的危害和未来的破坏。”[2]接下去他又写了一本书《金块价格的高昂使银行券贬值的证明》，1810年1月初出版，立时洛阳纸贵，引起了轰动，到1811年四月已发行了4版。以后，他的关于货币问题的论著主要有：1811年他根据对《晨报》的三次投稿，1811年《答伯赞科特先生对金价委员会报告的观感》，1816年《一个既经济又安全的通货建议》以及《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第27章“论通货与银行”。但后来（自1813年后）他认为货币在经济中的作用有可能被夸大，在他看来，产品总是由产品和服务来购买，货币仅是实现交换的媒介，所以他后期的经济学研究将注意力从货币和银行问题转到了价值理论，偶尔涉猎货币理论也主要是对当时具体问题的论述，但是其货币思想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

二、货币数量论的概念

货币数量论这一概念并不像看上去那样简单明了，货币理论中的很多争论都因对这其含义的不同理解而产生，因而有必要首先给货币数量论下一个精确的定义。我们将坚持这一理论的经济学家分为广义的数量论者和狭义的数量论者。前者认为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货币数量和价格水平存在着正向的变化关系，但并不要求严格的比例关系，从这一意义上说，对这一理论持批判态度的经济学家并不多，比较突出的有桑顿、西尼尔和马克思[3]。后者则认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货币数量和价格水平遵从严格的比例关系，具体地，我们将这种严格意义上的数量论定义为：一、货币数量是一个自变数——外生于经济体系，特别是它通常不受价格和实际交易额的影响；二、流通速度是一种由制度决定的已知数，它变化很缓慢或根本不变，完全不受到价格和交易额的影响，而由信用制度的发展和公众的金融习惯所决定；三、交易——或者说产出——与货币的数量无关，只是由于巧合，两者才会一道变动；第四、货币数量的变化，除非由同一方向的产出变化所吸收，否则会机械的影响所有价格，而不问货币的种类（纸币和金属货币）及增加额的多少，也不问它首先冲击的是哪一个经济部门——货币数量的减少也是一样。持这种严格意义的货币数量论者也不多，李嘉图便是其中最有代表性者[4]。

在具体分析之前，有一点值得引起注意：数量论描述的是货币数量和一般价格水平的关系，现代经济学一般用价格指数的方法来描述一般价格水平的变化，但是李嘉图的时代还没有价格指数，他也不认为一般价格水平是一个有意义和可衡量的量[5]。所以他主要用金块的升水表示货币的贬值，即用金块相对于纸币价格的上升来描述价格水平的变化。

三、李嘉图的货币数量分析

1、货币量和产出的关系

从一开始李嘉图便是一位严格的货币数量论的倡导者，并且是最坚定的货币数量论者之一。这种严格的数量论成立的一个必要条件是货币的需求弹性为无穷大，任何数量的货币都将被经济体系吸收而不会过剩，即“到了实行限制银行兑换硬币的条例时，对纸币发行过多的抑制就完全消失，······，银行愿意贷款时，总会有借款人存在”。[6]对此，李嘉图的推理如下：[7]货币数量的增加首先会降低利率[8]，而利润率是不会变的，因为它决定于实际的生产要素。[9]从而对货币数量的需求之大是难以限定的，因为：“对银行的货币需求，由使用这笔货币所取得的利润和贷款者愿意借出钱来的利率之间进行的比较来决定。如果他们收取的利率比市场利率为低[10]，不会有什么钱借不出去。如果高于市场利率，那么向银行借款的便只有奢靡浪费的纨绔子弟了。”[11]因而额外追加的货币就会为较高的价格水平的商品流通所必需。价格上涨到一定水平之后，由于货币不再过剩，利率会提高到原先的利润率的水平上来。货币数量的变动最终只影响了价格水平。在李嘉图看来，上述理由适用于（可兑换黄金的和不可兑换的）纸币和黄金，因而货币不会过剩的原理总是成立的。只是黄金的过剩和纸币的过剩所影响的范围不同，如果所流通的是黄金和白银，其数量的任何增加会散布到全世界去，如果所流通的是纸币，则他只会散布在发行这种纸币的国家内。

从上面数量说的第三条可以看出李嘉图实际上采用了充分就业的假说，从而否定了货币数量的增加与产量水平的任何联系。但是一件有趣的事是，他也承认工资变化粘性的存在，认为货币工资随着价格的变化所作的调整是缓慢的，因此，价格的上涨会引起实际工资的下降，使更多的劳动者就业，从而同意货币数量的变化会产生实际的影响，然而，李嘉图认为价格变动所产生的这种影响只是暂时的，而且是微不足道的，将为储蓄下降的影响所抵消。因为那些有着固定的工资和年金收入的阶级以及那些有着高储蓄倾向的阶级的实际收入将相应下降。因此，总的说来，李嘉图坚持货币是不会引出产品来的观点。

2、开放经济中的货币问题

李嘉图所坚持黄金在国际间的分配和货币自动调节原理是其持严格的货币数量论的最好证明，他认为全世界的贵金属是根据流通的需要按照一定比例分配于各个国家的，这种分配比例取决于各国的实业和财富，从而取决于各国的支付数目和频率。这样分配的贵金属在所有的国家都具有同样的价值，因而不存在贵金属的进口和出口。当在一国发现金矿或增发纸币时，货币价值会相应低落，这时，有一部分硬币将被出口，直到那个国家和其他国家的货币价值重新达到均等[12]。在这儿我们将发现一件极为有趣的事，一方面，由于存在上面所说的货币价值的“国际间的缠结”，一国货币量的变化将导致贵金属国际间的再分配，从而这种变化所造成的本国的价格的上涨依赖于他国的货币政策，即使其他国家的货币政策保持不变，增发货币对本国价格的影响也会使极其微小的。另一方面，李嘉图的严格数量论又认为银行可以通过控制货币发行量任意调节货币的交换价格和商品的价格，货币量和商品价格存在严格的比例关系。矛盾显而易见！在这儿要保证他的数量论成立必须假设各国发行银行所实行的政策完全一致，[13]或者在一个不存在那种“国际间的缠结”的孤立经济中讨论问题。其实李嘉图正是这么做的，在他给Bosanquet答复中的一段话可以证明这一点。“让我们假定有一种使货币不能有利地被出口的情况——让我们假定欧洲各国都用贵金属以进行它们的流通，每一个国家都根据英格兰银行相同的原理同时设立一家银行······”。[14]

3、保持货币价值稳定的方法

正是因为李嘉图持有这种严格的货币数量论，而且认为通货膨胀导致了不正常的财富分配，不公正地干扰了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关系，所以他极力反对限制法，认为“我们通货的所有祸害都是由于纸币的发行过多，由于给了银行一种危险的权力，让他可以随意减低每一有钱者的财产价值，并通过提高粮食和每种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使受领国家年金的人以及所有因收入固定而不能从自己的肩上转嫁其任何部分负担的人都受到损害。”[15]因此，李嘉图主张最好的货币制度应建立在价值变动最小的货币本位的基础之上，作为一种理想的货币本位，它必须符合以下条件：在任何时候包含同样数量的劳动；必须用与一切其他商品完全相同的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组合生产出来；它的生产所使用的固定资本的持久性和流动资本的报酬率必须与生产一切其他商品都相同。[16]由于这种理想的本位难以找到，故李嘉图只好采用了权宜的解决办法，如果能够假定黄金的生产总需要同量的劳动并且在黄金的生产中使用两类资本的比重接近于大多数其他商品的生产中所使用的平均水平，那么黄金就可以用作一种大致的价值不变的尺度，所以他主张恢复金本位制，最终成为金块论者的领袖。

另外，如货币数量论所表明的，货币只是一种纯粹的流通手段，为降低流通费用，1815年李嘉图在《关于一种既经济又安全的通货的建议》中还提出了一个著名的“金锭计划”，主张采用银行券兑换金锭而不是铸币的办法，使英格兰银行恢复现金支付。这将使英国回到金本位制，同时又以纸币来作为实际支付手段。这样“在外国的存款银行，金库里实际保持的金银与他们账册上银行货币的信贷有同样多的数额，因此就有同商业流通量的全部数额一样大的一笔闲置资本。而在我们的银行，则会有数额相等于商业的要求所需要的叫做银行纸币的一笔银行货币，同时银行库存的闲置资本却不会多于银行为了满足偶尔对他们所提出的要求而认为必须以金银保存的基金。”[17]以纸币代替黄金，就是用最廉价的媒介代替最昂贵的媒介[18]。国家便可以不使任何私人受到损失，而将原先用于这一目的的黄金，全部用来交换原料、用具和食物，使用这些东西，国家财富和享受品都可以得到增加。[19]从而这一制度将接近于他对完善的货币制度下的定义：“当一种通货完全由纸币构成，而这种纸币的价值，可与其所代表的黄金的价值相等时，这种通货就处于最完善的状态。”[20]

4、关于中央银行

李嘉图坚持货币特别是纸币应由政府发行而不应由私人发行，因为“纸币的全部费用都可以看作是铸币税”[21]，只有国家具有这种收税的权力。但是，自从有了英格兰银行以来，铸币或发行货币的权力就不再为国家所垄断，因为银行同样有权增加整个的通货数量，英格兰银行侵吞了大部分本应属于国家的铸币税。所以他主张剥夺英格兰银行的货币发行权，在他死前一年的夏天即1823年，他写出了最后一部著作《建立国家银行的计划》，这个计划是，设立一个国家银行，将英格兰发行货币的特权转让给该银行，由它代表政府来发行货币。但是李嘉图又担心政府会滥用这种货币发行权，他曾不无忧虑的说：纸币发行权操在政府手里比操在银行手里似乎有更容易被滥用的风险。而且，“经验证明，国家和银行在握有不受限制的纸币发行权以后是没有不滥用这种权力的。”如何防止纸币发行权的滥用问题一直困扰着李嘉图，但在他的著作中找不到关于这一问题的确切的解决方法，在《原理》中他也只是笼统地说：“对于这一目的来说，最适当的方法莫过于使纸币发行人担负以金币或生金块兑现的义务。”[22]他在《计划》中对这一问题进一步的论述认为，国家银行应被赋予完全独立于政府的自，扮演总银行家的角色，它不能把钱直接借给政府，只能在公开市场上购买政府债券，从而有效的限制政府滥发货币的权力[23]。

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李嘉图在货币理论领域所涉猎的问题是非常广泛的，在他的著作中几乎能找到我们能遇到的所有现代货币问题的有关论述。现代货币理论中的很多问题和李嘉图相比除了在研究工具上，以及表述方法上有一些进步之外，还看不出有什么大的突破。

参考文献：

大卫·李嘉图，1977年中文版：《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一至四卷，商务印书馆。

亚当·斯密，1972年中文版：《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

晏智杰，1998：《古典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魏克塞尔，1959年中文版：《利息与价格》，商务印书馆。

斯皮格尔，1999：《经济思想的成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约瑟夫·熊比特，1992年中文版：《经济分析史》，商务印书馆。

吴易风，1988：《英国古典经济理论》，商务印书馆。

刘洁敖，1983：《国外货币金融学说》，中国展望出版社。

MarkBlaug，1978，EconomicTheoryinRetrospect，CambridgeUniversityPress.

[1]英格兰银行是1674年创立的一家私营合股公司，旨在支持威廉三世对法国路易十四的战争为政府发行的公债创造了一个市场并管理公共债务。到十八世纪末，改行在伦敦地区独占发行钞票的权力，事实上成为英国的中央银行。

[2]《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21页。

[3]熊比特《经济分析史》第二卷，第489页。如若深究，桑顿是否属于此类亦值得怀疑，如下文所述，他是最早货币数量通过利率而影响价格水平的人，只不过他又强调了强迫储蓄的观点，从而大大削弱了货币数量对价格的影响（关于这一点可参阅斯皮格尔《经济思想的成长》第272页）。其实唯一完全否定数量说的只有马克思，他称数量原理为“乏味的假说”。

[4]另一位有代表性的人物是詹姆斯·穆勒。

[5]李嘉图甚至在讨论对外贸易的货币问题时，也只是比较本国和外国的个别商品的价格。

[6]转引自《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三卷，第198页。

[7]在这里李嘉图吸收了桑顿关于货币与价格通过利率发生间接联系的观点。

[8]李嘉图没有系统的利率理论，在运用利率这一术语时也比较混乱，经常长期利率和短期利率不分，在这里的“利率”显然是指短期利率，因为在长期中“我根本不认为利率为货币之丰富和稀少所制约，而认为利率为除货币以外的资本部分的丰富或稀少所制约。”他在运用价值这个词时也曾产生过同样的混乱，但是我认为这种混乱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那时的经济学还处于初始阶段，没有形成现在的具有确定含义的一整套术语，如果藉此而横加指责，这对一位开创者来说也似乎过于苛刻。

[9]在这里李嘉图实际上将利率视为企业的筹资成本，凯恩斯的关于利率与资本边际报酬率的关系的理论，可能便是源于此处。

[10]在这里李嘉图的市场利率指的是长期利率还是短期利率呢？看看下面一段话是有帮助的：“规定货币利息的不是银行贷款时的利率（不管是五厘、四厘还是三厘）而是与货币的数量或价值完全无关的、运用资金所能得到的利润率，无论银行贷出一百万，一千万还是一亿，都不能持久的改变货币利率，而只能改变这样发行出去的货币的价值。”（《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译本，1962年版，第311页）显然这里所说的市场利率是指短期利率（刘洁敖误将此处之利率视为长期利率。《国外货币金融学说》第467页。）

[11]《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311页。

[12]李嘉图认为货币价值的下降，使足额的金币成为最廉价的可出口商品，其大量输出，导致了贸易逆差，所以货币贬值不是贸易逆差的结果，而是原因。

[13]这是一个非常严格的假设，这里所说的一致是指各国均依照国际均衡时所确定的货币比例发行货币。

[14]《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64页。

[15]《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27页。

[16]其实李嘉图一直都在寻找这么一种不变的价值尺度而不可得，后来，斯拉法教授在这一问题上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17]《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121页。

[18]这里继承了斯密的看法，认为金银虽是必不可少的流通工具，但这种非生产性的流通费用代价高昂，“以纸币代替这项金银的大部分，使国家能把大部分这项死资财，变成活动的资财，变做有利于国的资财”。（《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295页，本文作者注。）

[19]《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308页。

[20]同上。

[21]同上，第一卷，302页

[22]转引自《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三卷，第200页。

货币理论范文第3篇

许多人预测或断言各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必然导致全球恶性通货膨胀。事实如何呢？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既没有像一些人乐观预期的那样，刺激经济快速复苏，也没有像另外一些人悲观预测的那样，导致全球出现恶性通货膨胀。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事实迫使我们必须修正甚至放弃经典货币理论，从新的角度来反思和改造货币理论。我以为，新的货币理论必须着力阐释三个基本课题。

其一，经济体系为何会陷入负利率的流动性陷阱。凯恩斯《通论》首次系统阐述流动性陷阱，但他强调的是低利率水平的流动性陷阱，并不认为名义利率会降低到零水平以下，成为名义负利率。过去数年里，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深陷负利率的流动性陷阱，确实是一个完全崭新的现象，我们至今没有满意的解释。名义负利率条件下，不仅常规货币政策失效，非常规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亦失效。

其二，名义负利率条件下，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与通常情形下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显然不同。一旦经济堕入名义负利率的流动性陷阱，货币传导机制究竟如何？有许多理论模型试图回答此问题，不过满意的答案还没有浮出水面。

有一点可以肯定，一旦经济体系堕入名义负利率的流动性陷阱，中央银行所创造的货币洪水，就无法流入到实体经济里，或者主要部分流不到实体经济体系。原则上，中央银行创造的流动性或基础货币，至少可以流到四个池子里：第一个池子是货币市场（包括债券市场和外汇市场）；第二个池子是股票和房地产等金融资产市场；第三个池子是银行体系，形成银行体系的超额储备；第四个池子才是实体经济。

一旦经济体系堕入名义负利率的流动性陷阱，银行、公司、家庭和个人都处于漫长而艰苦的去杠杆化过程，信贷供给和需求必然受到严重遏制。基础货币难以形成信用创造，货币就流不到第四个池子里，反而主要流到另外三个池子里去了。

多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之后，银行体系超额储备急剧增加，资产价格持续上涨，资产通货膨胀日益严峻，债券市场持续火爆，外汇交易与日俱增，衍生金融交易恢复天量，股票指数连创新高。这一切皆说明新的货币传导机制完全取代了传统的货币传导机制。

既然央行创造的货币洪水没有流到实体经济里，通常意义上的恶性通货膨胀就不会发生。当然，资产价格通胀，虚拟经济暴涨，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背离，亦是另外一种意义的通货膨胀，亦可能最终导致实体经济的恶性通胀。它们之间的传导机制亦是货币理论需要重点研究的课题。

其三，明确区分货币和信用，深入分析货币创造和信用创造机制之异同。货币和信用有本质区别。货币是一个时点概念，即任一时点上，现货商品相互交易之媒介（空间交易）；信用则是一个跨期概念，即跨期交易或实际交易之媒介（跨期交易）。决定真实经济与虚拟经济之分化和背离，决定经济之周期波动，决定通货膨胀之最重要变量，不是货币而是信用。通货膨胀是一个面向未来的预期概念，通货膨胀与信用总量具有更紧密的关系。货币数量论公式（MV=PY）亦是一个时点概念，不是跨期或预期概念，所以无法准确描述和量度通货膨胀过程。

货币理论范文第4篇

关键词：货币冲销；有效性；成本；可持续性

中图分类号：F820

当前，货币冲销是国内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热点议题。当然，这与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的规模前所未有的外汇冲销操作密切相关。外汇冲销与固定汇率制度或管理浮动制度有着天然的联系。在浮动汇率制度下，中央货币当局不干预外汇市场，境外资本流入或流出将直接导致本币升值或贬值。在固定汇率或管理浮动汇率制度下，中央货币当局负有维护本币稳定的职责，需要对外汇市场进行干预。当境外资本净流入时，本币升值压力上升，为维持本币稳定，中央银行通常在外汇市场上买入外币（美元），卖出本币，导致外汇储备规模上升；当国内资本净流出时，中央银行则要进行反方向操作，外汇储备规模相应下降。而外汇储备的变化，将导致基础货币进而总量货币发生变动，为抵消外汇市场干预对国内货币供给量的影响，中央货币当局通常采取公开市场操作、调整法定准备金率和信贷配额等一些对冲性措施。这些措施便称为货币冲销操作。本文将对货币冲销的有效性、成本和可持续性的理论假说与经验文献，作全面梳理和系统概括，从而为国内货币冲销的研究和实践提供理论支持与经验借鉴。

一、货币冲销的有效性

国内外学者关于货币冲销问题研究均以蒙代尔-弗莱明“不可能三角”定理为基础，即固定汇率、资本自由流动和独立货币政策不能兼容。经典观点认为，在完全资本流动和固定汇率的理想条件下，对资本流入进行冲销是不可能的，但在短期内，当资本处于不完全流动的状态时，可能会实现冲销的目标，特别是反通货膨胀作为一项重要货币政策目标的情形下，冲销达成预期目标的可能性更大（Frenkel，1997）。

关于货币冲销的有效性问题，一般认为，货币冲销对国内货币只有短期效果，长期无效。Obstfeld（1982）发现，在管理浮动汇率制度下，资本流动对国内信贷变化较为敏感（抵消系数约为-0.6），因此，冲销干预政策不是一项有力的政策。Takagi and Esaka（1999）的研究显示，东亚新兴经济体在1987-1997年资本大量流入时期的冲销操作有效地限制了狭义货币和广义货币的增长。Cavoli and Rajan（2005）的分析性模型表明，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前，东亚国家出现的国内利率长期高于国际利率和大量资本持续流入的现象，是由货币冲销操作以及利率对国内货币失衡的反应缓慢所导致的。

Calvo（1991）深入分析了货币冲销政策的有效性问题。他指出，货币冲销的优势在于维持货币供给量处于可控的状态，但缺陷是导致中央银行的国内债务迅速增长。如果央行的国内债务是名义和非指数化的，国内债务的大量积累将增加货币当局实施通货膨胀政策的激励。在高通货膨胀预期的条件下，为维持货币供应量不变，冲销债券的名义发行利率必须维持在高位，进而导致通货膨胀加速。从而，中央银行的货币冲销便陷入了危险的境地。他建议，政府应发行与价格水平相挂钩的国内债务证券，以消除其利用通货膨胀来稀释国内债务的激励。Ho and McCauley（2007）指出，Calvo（1991）提出的货币冲销的通货膨胀风险并未在亚洲出现。他们在对亚洲国家的货币控制、金融稳定与中央银行的利润和资产负债表风险考察后发现，除印度出现一些冲销风险的典型症状外，其他主要积累外汇储备的经济体没有出现Calvo所预警的特征。

Calvo、Leiderman and Reinhart（1993）还对拉丁美洲的冲销经验作了具有影响力的研究。他们认为，货币冲销将导致国内利率水平上升，甚至可能导致国内外利差的永久化，产生了大量的准财政成本，从而，货币冲销比传统观点所想象的要困难得多。Reisen（1993）对Calvo等人的观点提出了挑战。他在对东亚国家冲销经验进行研究之后指出，冲销干预比传统观点所认为的要容易。他指出，东亚国家实现了被传统教科书理论认为是完全不兼容的三个目标，即金融市场化、固定汇率和独立的货币政策。原因在于，这些国家金融发展水平较低，利率在经济中的作用不显著，尽管资本流入对利率产生影响，但国内经济可以与外部经济相互隔离。

Spiegel（1995）基于Bernanke-Blinder的思路建立了一个开放经济模型，指出一国货币当局对冲银行部门的资本流入的冲销操作（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有效性，取决于金融市场在资金配置方面能否有效替代银行部门。若金融市场替代银行部门的能力越强，金融市场影响国内需求的能力越强，则东道国货币冲销的有效性越低。他在考察七个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冲销经验后发现，在这些新兴经济体中，韩国的金融市场发展水平最高，在国际资本流入高涨时期，尽管韩国货币当局采取公开市场操作和提高准备金率方式来对冲流入的资本，但其冲销的有效性程度较低。

在Roubini（1988）构建的货币当局的最优行为函数中，抵消系数和冲销系数方程决定于货币当局的最优决策。货币当局的外汇干预和冲销操作取决于其目标偏好和该国经济所遭受的冲击。如果货币当局关注利率稳定甚于外汇储备稳定目标，国内信贷将与外汇储备成负相关关系。相反，当外汇储备稳定目标占主导地位时，国内信贷规模和外汇储备之间便呈正相关关系。

货币理论范文第5篇

关键词：马克思；货币需求理论；古典货币需求理论；新货币数量学说；比较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08-0001-02

货币理论是经济学中最富争论的理论之一，从古至今有不少学者发表了不同的看法，形成了几种互不相同但彼此又有一定联系的学说，其中以马克思货币需求理论、费雪的交易方程式、剑桥方程式、凯恩斯学派货币需求理论和弗里德曼的新货币数量说尤为突出。

一、理论回顾

（一）马克思货币需求理论

马克思为方便分析流通中的货币量问题，完全以金币流通作为假设条件。其论证过程是：（1）商品价格由商品的价值和金的价值所决定，商品带着价格进入流通。（2）商品价格有多大，就需要多少黄金来实现它。（3）商品与货币交换后，商品退出流通领域，黄金留在流通中可以重复使用。

马克思货币需求理论或称货币必要量理论集中表现在其货币流通规律公式中，即：

执行流通手段职能的货币量=商品价格总额÷同名货币的流通次数

这一规律表明，流通手段取决于流通商品的价格总额和货币流通的平均速度。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这样提到：“任何一个期间内当做流通手段发生作用的货币的总量，都一方面由流通商品界的价格总额决定，另一方面由互相对立的流通过程继续进行的速度决定。同量货币能实现那个价格总额多大的部分，就是取决于这种速度。但商品价格总额又视商品的数量和价格而定。这三个因素：价格的变动，待要流通的商品的总量，货币的流通速度，能够按不同的方向不同的比率发生变动。”

（二）古典货币需求理论

古典货币需求理论认为，货币本身并不存在内在价值，其价值纯粹源于其交换价值，即货币的价值。它是对商品和劳务的实际购买力，货币只是遮掩“实质力量行动的面纱”，或披盖于“经济生活躯体上的外衣”。这种理论思想有着相当悠久的历史，在经济学说史上被称为“货币数量说”。相对于货币学派的新货币数量说，古典货币论的货币数量说被称为旧货币数量说。由旧货币数量说发展而来的古典货币数量说主要有以下两种成熟形态。

1.费雪的交易方程式。费雪分析的出发点是一个被称作“货币速度”的概念。货币速度就是货币周转率，即1美元货币每年用来购买经济中产出的最终产品和劳务总量的平均次数。货币速度（V）可以定义为总产量的名义价值（等于名义收入PT，P是价格水平，Y是总产量）除以货币总量（M）。即：

这里的货币是纯粹的交易工具，发挥流通媒介的功能。所谓货币数量不过是一定时期流通的用作交易媒介的货币量，因此交易方程式又称现金交易数量论。

2.剑桥方程式。剑桥学派的主要观点是，经济单位在通常情况下所持有的货币量与国民所得保持一个固定或稳定的关系。如果以Q表示实际生产总量，P代表平均物价水平，Md代表货币需求，K代表一个常数即国民所得中以货币形式持有的比例，则：

可见剑桥方程式着眼于货币储藏手段职能，认为货币是购买力的暂栖所，所以通常又被称为现金余额方程式。

（三）凯恩斯学派货币需求理论

凯恩斯对货币需求理论的突出贡献是关于货币需求动机的分析。他认为，人们的货币需求行为是由3种动机决定的：交易动机、预防动机和投机动机。前两个动机决定的货币需求取决于收入水平，基于投机动机的货币需求取决于利率水平，凯恩斯的货币需求函数如下：

（四）弗里德曼的新货币数量学说

弗里德曼给了货币数量说以新的解释，因此他的理论被称为新货币数量说。他将决定货币需求的主要因素归结为财富总额（Y）、债券的预期收益（rb）、股票的预期收益（re）、实物资产的预期收益（rm）和非人力财富对人力财富的比例（W）以及财富所有者对各种财富的嗜好与偏好（U）等。根据以上因素，弗里德曼的货币需求函数可以写成：

综合分析以上货币需求公式的形式以发现，古典货币数量论的货币需求公式与凯恩斯学派理论以及弗里德曼新货币理论的货币需求公式形式有着很大的差别，因此，在这里把它们归为两类，然后再与马克思货币需求理论分别进行比较。

二、马克思货币需求理论与古典货币数量论的比较

从理论基础来看，马克思货币需求理论与古典货币数量论有着本质区别。马克思货币需求理论以劳动价值论为理论基础，认为货币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是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其价值是在进入流通之前就已经决定了的。商品带着价格进入流通。货币的数量取决于交换中的商品数量和价格水平。商品流通是第一性的，货币流通是第二性的。古典货币数量论则持有不同的看法。古典货币数量论以货币名目论为其理论基础，认为在进入流通之前货币没有价值，商品不是带着价格进入流通的，其价格由进入流通的货币数量与商品数量的对比来决定。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货币数量的变化将引起价格水平的同比例变化。即货币流通是第一性的，商品流通是第二性的。

虽然二者在理论基础上有着本质区别，但是它们还是有共同之处的：马克思货币流通规律公式与古典货币数量论特别是费雪的交易方程式在揭示货币需求的决定因素方面是一致的，即货币需求量都是由一国商品的产出量、商品的价格以及货币流通速度决定的，二者的形式基本相同。

三、马克思货币需求理论与凯恩斯学派和货币学派货币需求理论的比较

马克思货币需求理论与凯恩斯学派和货币学派货币需求理论对货币需求的研究方法截然不同，因此，其公式的表现形式也截然不同。具体包括两个方面：首先，研究的角度不同。马克思把货币作为媒介商品交易的手段，从商品流通对货币需求的角度研究货币需求问题，因而马克思货币需求是货币的交易需求；凯恩斯学派和货币学派把货币视为资产或财富的持有形式，从货币需求的主体即社会公众持有货币的动机出发研究货币需求问题，因而货币需求不仅包括交易需求，还包括资产需求。其次，货币需求的决定因素不同。马克思认为货币需求量取决于商品数量、价格水平和货币流通速度3个因素的变动；凯恩斯学派的货币需求，理论中把货币需求范围扩大化，认为人们不仅对货币具有需求还对资产的持有具有需求，于是决定货币需求的因素不仅包括决定交易规模的收入水平，还包括影响人们资产选择行为的利率；在货币学派中对于资产的分类更细，不仅包括股票，还有债券等，因此对货币需求的影响还包括各种财富的收益率或报酬率。

它们的相同之处是：马克思的货币流通规律公式中，货币流通速度与商品数量及价格水平是3个决定货币需要量的因素；凯恩斯虽然没有把货币流通速度直接引入货币需求函数中，但他认为利率作用的最后结果还是反映在货币流通速度上；同凯恩斯一样，弗里德曼也没有把货币流通速度直接引入他的货币需求函数，但他在证明其货币需求函数稳定时指出货币流通速度是一个多变量的函数，对货币需求的影响是稳定的。

每一个理论都是在当时特定的环境下产生的，与当时的经济条件、知识条件相统一。马克思货币需求理论与西方货币需求理论产生于不同的环境，它们之间既有不同之处，又有相同之处。这些理论从不同的角度、运用不同的研究方法探讨了一国货币需求量的问题，每一个理论都值得我们去深入思考。

Comparison of Marx's monetary demand theory and the western monetary demand theory

DAI Yi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Beijing 100875，China）

Abstract：Monetary theory is one of the most controversial theory in economics. The basic monetary theory is the law of supply and demand. For the monetary demand theory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present，many scholars have expressed different views，the formation of several different but each other also have certain connection theory. Compare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these theories，for us to study the monetary theory and develop and has important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and practical value in practical monetary policy analysis.

货币理论范文第6篇

关键词：新古典凯恩斯马克思

Abstract：Itistherelationsofaggregatevariablesinthecapitalismmonetaryeconomicsthatisthesubjectofaggregatetheoryresearch.Thecharacteristicsoftherelationsarefollowing:itisinthehistorytime;theactivitiesofentrepreneurpursuingmonetaryprofitandtheiruncertainexpectationaboutfutureprofitaffectinvestment、outputandemployment；andthesemaketheaggregaterelationsinstable.Neoclassicaltheoristsfollowthedichotomybetweenmonetaryeconomyandrealeconomy,putthecapitalismdynamicaggregaterelationsintostaticandcomparativestaticwalrasiangeneralequilibrium,andignorethehistorycharacteristicsofsuchaggregaterelations.Abovemethodisthebasicreasonwhichleadsneoclassicalaggregatetheoryintoallkindoflogicalparadoxes.Inthepaper,theauthordiscussesthreeneoclassicalaggregatemodels,pointesouttheiressentiallogicalproblems,andfindstheaggregaterelationstheytrytoexplainarenotthecapitalismaggregaterelations.Intheend,theauthorreviewstheKeynesandMarx，aggregatetheory,andpointsoutKeynesandMarxopposedthedichotomy,theyuseddynamicswhenheanalyzedthecapitalismmonetaryeconomy，thedifferencebetweenthemisthatMarxbasedhismonetarytheoryonsolidlaborvaluetheory.

Keywords:Neo－classicKeynesMarx

货币理论的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货币经济中宏观总量的关系，因此又可以称之为总量理论。资本主义经济的根本特征是以资本雇用劳动而不是劳动雇用资本为基础，而且资本运动的目的是获得以货币衡量的利润，利润是资本主义货币经济存在的关键，也是资本雇用劳动这种经济关系得以存在并不停复制自己的关键。资本主义经济的全部总量关系的运动都以资本运动的目的为核心。

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这种特征提醒理论家在进行总量理论研究中不能忽视或割裂这种经济的两个方面：一是它的历史特征，即处于资本主义特定历史阶段的特征；二是这种关系是一套货币信用关系而不是实物技术关系。而在研究资本主义总量关系中，这两者是不可分的而且是相互作为条件的，这两个方面决定了经济变量是处于历史的时间中，而不是逻辑的时间中。

新古典总量理论的问题是要么抽象掉它在资本主义特定历史阶段的特征，要么抽象掉货币信用关系。原因是他们遵循货币经济和实物经济的两分法，并用研究不具有历史特征的实物经济的方法来分析资本主义货币信用经济。而凯恩斯和马克思则力图恢复资本主义货币经济的本来面目，只是后者比前者走得更远。

一、新古典的货币理论

新古典货币理论的典型特征是两分法，即对经济系统进行实物和货币的划分。两分法源于萨伊的“产品以产品来购买”的论断，意指“在以产品换钱、钱换产品的两道交换过程中，货币只一瞬间起作用。当交易最后结束时，我们发觉交易总是以一种货物交换另一种货物。”。在两分法的传统中，经济主体（企业家和工人）从事经济活动的目的是获得物质产品而不是货币或货币利润，即两分法抽象掉了资本主义货币关系，这是货币中性的根源。对两分法进行过系统论述的是帕廷金，他认为根据两分法，经济被分为两个部分，即实物部分和货币部分，它的出发点是纯粹外生的货币经济，由商品的超额需求函数说明实物部分而由货币超额需求函数来说明货币部分。前一函数被假设取决于相对价格，后一函数除决定于这些变量以外，还取决于绝对价格水平。

由于在新古典理论家的头脑中，存在货币经济与实物经济的两分，这样在理论上人为地创造了货币理论（总量理论）和价值理论（相对价格理论），以分别解释货币总量问题和商品交换的相对价格问题；前者以费雪的数量论和剑桥方程为基础，现代版本是弗里德曼的现代货币数量论，而后者以马歇尔局部均衡和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的价值理论为核心，现代版是阿罗－德布鲁模型。

在研究货币理论时，货币理论家不愿放弃对价值理论研究方法的信仰，或者说不愿意放弃对瓦尔拉斯一般均衡分析方法的信仰。而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的框架本质上是一个静态模型，它不能用来分析动态的资本主义货币总量关系，或者说在瓦尔拉斯框架中是容不下资本主义货币信用关系的。

瓦尔拉斯在展开他的理论框架时，首先阐述的是交换中的均衡问题，然后通过基本交换模型的扩展来研究生产和资本积累。在这一结构下，瓦尔拉斯令货币的供给与对货币的需求相等，将货币引入模型，以便使其与其他部分吻合起来。这一点是通过把自身无任何效用的货币存量，同进入居民户效用函数和厂商生产函数的货币存量“所能提供的服务”相区别而做到的。尽管在瓦尔拉模型中有货币的影子，但在它的一般均衡模型中货币只是可有可无的添加物，而不是必不可缺的部分。瓦尔拉斯均衡只是实物均衡，而不是货币交换的均衡。因为一般均衡的模型中没有货币交换的位置，在商品的供给给定的情况下，其需求决定于商品之间的相对价格而不是其本身的货币价格。

瓦尔拉斯模型中之所以不存在货币交换的位置是由它的等价分配定理决定的。等价分配定理是说当市场处于一般均衡的状态时，只要商品的种类和数量给定，并且每个交易者所持有的商品的价值总量不变，那么商品所有权的重新分配不会影响原来的均衡价格体系。根据等价分配原理，令、和分别代表价格、第个人的最终商品配置和第个人的初始商品分配，所有要素的向量空间均已给定。如果对于具有确定的偏好和初始商品分配（）的个人来说，【，（）】为均衡的最终配置，那么对于具有相同的偏好和任何其他初始分配（）的个人来说，【，（）】也是最终的均衡位置，就是说对于所有这样的人，＝和＝。可见，上述无交易的分配（＝）与前述有交易的分配处于等价的地位。这样有没有货币交换，对模型来说没有任何差别。

即使在完善的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模型中，货币的命运也没有好到那里去：

（1）在该模型中没有股票市场，因为股票不是阿罗－德布鲁商品。所谓阿罗－德布鲁商品是指这种商品必须能够进行物质上的准确描述，“当描述精细到如此程度，以致于进一步的加工难以产生可以想象的出的、能够提高经济行为者满足程度的配置时，那么这样的商品就被称作阿罗－德布鲁商品”。阿罗－德布鲁模型研究的是能在某一时点通过商品交换所能得到的那些配置。股票不能纳入阿罗－德布鲁模型，因为拥有它不用通过商品的交换就能获得额外的商品。

（2）阿罗－德布鲁模型不存在企业破产的问题。因为所有的经济主体的生产和消费行为都必须符合预算约束，一旦超过预算，就对其实施无限破产处罚。这显然不能分析现代资本主义信用经济，在信用经济中企业或个人抵押贷款进行生产和消费是很普遍的，因此由于偿还能力的变化而破产的现象比比皆是。

（3）在该模型中货币不具有实际作用。虽然，所有在现实中存在货币的理由：交易需求、预防需求、价值贮藏、记价单位等，在阿罗－德布鲁模型中都已经顾及，但是货币对资源配置没有实质的影响。我们可以想象一个模型来说明货币在阿罗－德布鲁模型中的角色：在零日，每一个经济主体都可以向中央银行借货币，在以后的每一天中，他会被允许融通超过其货币存量的购买支付，并要求他把出售商品的所得加到原货币存量上，最后一天，他被要求向银行归还所借的货币量。如果无法偿还，则施以无限破产处罚。在这个模型中，货币对资源的配置没有实际影响。所以哈恩说“在阿罗－德布鲁模型中，不可能提出关于货币方面的问题，因为根据那个结构，货币是没有任何作用的，因此是不必存在的”。

在一般均衡模型中之所以不能处理资本主义货币信用关系，原因是它容不下历史时间和不确定性。瓦尔拉斯模型实际上是一组线性方程组，为保证模型的收敛性和具有唯一稳定的均衡解，该模型必须要求具有完全信息，排除信息不完全带来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会破坏模型的稳定均衡。同时，在该模型中各种经济变量相互作用、相互依存，它们之间的关系具有同等程度的可逆性，不存在明确的因果关系。用琼.罗宾逊的话说就是：“一切决定于其他一切”，反过来，一切也决定着其他一切。

戴维森对一般均衡模型的评价是，认为该模型“最关键的局限性是它没有能力去处理时间过程，因为所有一般均衡体系本质上是静态的或没有时间性的―――一般均衡之所以没有时间性是从这样的意义上讲的，即均衡位置被设想为唯一地取决于一套在初始时刻任意规定的既定的条件、偏好和政策。任何发生在初始时刻以后的并且没有被预料到的活动在逻辑上是不可能存在的。”因此一般均衡分析的逻辑本身意味着，它不能处理历史时间和未来的不确定性。而在资本主义货币信用关系中，经济主体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是不能完全预知的，个体之间各种经济契约的存在虽然减少了彼此交易的不确定性风险，但是个体无法完全预知也不能完全规避经济系统的整体的不确定性。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的特点使它不能用来解释资本主义货币信用关系。但是遗憾的是现代货币理论家总试图在瓦尔拉斯的框架中解释资本主义的货币总量问题。我们把用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框架分析总量关系的理论称谓新古典总量理论。

新古典货币理论家用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框架分析货币关系总结起来有三种模式：第一种是新古典综合的方法，即以总量生产函数作为其货币理论的逻辑基础，以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的模型作为理论框架。尽管该模型表面上是包括商品市场、货币市场、债券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一般均衡的总量模型，但是该模型实际上既不能解释总量的波动也不能说明相对价格。为使生产函数表述的投入产出关系成立，该模型必须是一个反映实物关系的模型，而为避免异制品加总问题，以及保证资本与劳动的简单替代关系成立，该模型必须是单一产品模型。当新古典理论家试图以之说明总量和相对价格问题时遇到了一系列逻辑难题。

关键的问题是如何一方面坚持两分法，既得出货币长期中性的结论，又逻辑一致地说明总量和相对价格的关系。在传统两分法模型中，瓦尔拉斯法则和数量论存在逻辑矛盾。根据瓦尔拉斯法则货币过度需求函数是价格水平的一阶齐次函数，而数量方程中货币的过度需求是价格水平的非齐次函数。帕挺金(1965)的实际余额模型通过放弃齐次性假设解决了两分法模型的矛盾，但是当模型处于充分就业时不能保证是货币经济的均衡，即货币在此模型只是一种商品，无法与其他商品区分。在帕挺金的实际余额模型中，货币以实际余额的形式直接进入效用函数。帕挺金认为该方法解决了瓦尔拉斯定律和货币数量论的逻辑矛盾。但是随后引发的“哈恩难题”使帕挺金模型受到怀疑。

在1965年的一篇名为《证明货币经济中均衡的存在性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哈恩质问：为什么没有内在价值的纸币在与商品和劳务的交换时会有正的价格。问题的要害是既然纸币没有内在的价值，理论上货币的价格就可能是零。当然在这种情况下，模型处于均衡状态，但是模型加入货币等于没有加入。如果不能确定货币具有正的价格，就不能保证模型的均衡是货币均衡而不是实物均衡。在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模型中，引进了政府债券等非货币的金融资产，以接近现实的货币经济世界，但是引起的流动偏好陷阱使充分就业成为不可能。不存在稳定的充分就业均衡解。引进财富效应或屁古效应解决了模型的充分就业问题，但是货币在长期是非中性的，而且不存在唯一的充分就业均衡解。这说明货币中性和充分就业存在逻辑矛盾。要保证货币中性，考虑外生货币供给的变化，在充分就业时要使实际变量的价值是唯一的，逻辑的结果是充分就业不能达到。如果要达到充分就业，实际变量的价值就不是唯一的。这说明第一种模式不能逻辑一致地解释总量和相对价格问题，更不能说明在资本主义货币信用体系中，由于有效需求不足产生的失业和总量波动。

第二种模式是分离货币的职能，用价值理论的分析方法分析货币，这种方法的根据是希克斯1935年《简化货币理论的建议》一文。在该文中他建议简化货币理论，用边际效用理论来改造货币理论，使货币理论服从（非货币的）价值理论。引发的逻辑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如何保证模型的均衡是货币经济均衡而不是实物经济均衡；二是存量－流量的关系问题。

关于第一个逻辑问题在帕挺金的实际余额模型、萨缪尔森（1958）的迭代模型和新货币经济学的理论中表现的尤为明显。关于实际余额模型的问题在前面已经论述，不在赘述。在萨缪尔森的迭代模型中，不考虑货币的交易媒介职能，货币是一种价值储藏手段，它的存在能够优化跨时资源配置。

该模型的问题与帕挺金模型是相同的。有三种情形表明它未必是货币经济均衡。首先，如果年轻人的最优消费点超过资源禀赋，那么老年人不愿意把巧克力卖年轻人，因为不能增加他们的效用。这时两代人交易不会发生，货币没用，均衡是实物均衡；其次，如果人们认为货币在将来是无用的，那么年轻人不会卖给老人巧克力，交易仍然不会发生；最后，如果存在资本品，人们不会持有货币，因为前者提供的效用更大。该模型说明不从资本主义货币信用关系的角度研究货币只能导致很荒唐的逻辑结论。

“新货币经济学”是罗伯特.霍尔(RobertHall)首次提出的一个术语,用来描述一种经济分析方法,这种方法试图对长期没有解决的货币理论与价值理论的结合问题提供答案,它的特点是放弃传统的货币理论，而主张回到瓦尔拉斯物物交换的一般均衡世界。代表人物主要有法马（Fama，1980,1984）、华莱士（Wallace，1988）、布莱克（Black，1970）等人。新货币经济学的主要观点是：现有的货币、金融体系并非自然演进的结果，而是靠法律限制或政府管制支撑的。在自由放任的竞争性市场环境中，不会存在集记帐单位和交换手段两种职能于一身的“货币”。货币现有的两大职能将由不同的东西分别承担，货币交换将为精密的物物交换所取代。由于货币不是自然演进的产物,而是法律制度的结果,一般均衡框架中不能引入货币不是这个理论的缺点,货币理论家的任务是取消货币这种“人为的扰动”,而维护一般均衡.

法马（Fama,1980）设想了一种不用货币的竞争性支付体系，称为“纯粹的记帐交易系统”（pureaccountingsystemofexchange），在这种系统中，银行的作用是运作一套可以“通过会计科目之间的转帐来实现财富转移的帐簿系统”，交易可以完全避免现金的媒介，任何实质的交易媒介或购买力暂栖所的概念均告消失。最后法马的分析得出结论：任何经济中的相对价格，包括金融资产所提供的实际服务的相对价格，都独立于金融资产的数量和组成部分，这叫分离定理。它的另一种表述是，如果经济中具有实际物品（商品或不兑换纸币），并被用于交易中，那么绝对价格只是以这种物品表示的相对价格，从而绝对价格本身是独立于包括银行存款在内的金融资产的。法马理论的荒谬之处在于设计了一个不存在货币的金融系统，他忽视了在资本主义货币金融关系及其债务－债权的链条中，货币作为最终支付手段及其清算工具对金融体系稳定性的重要作用；同时由于分离定理遵循莫迪利安尼-米勒定理，因此如果金融系统的资产选择行为影响金融企业的现值，那么分离定理就会不成立。

胡佛(Hoover,1988)对新货币经济学评论到:新货币经济学力求“将货币理论也建立在作为经济学其他领域标准的价值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它试图遵循希克斯(Hicks,1935)的传统将货币理论与价值理论结合起来,而且这种努力是彻底的全面的,因为这等于对传统货币理论的摒弃.

分离货币的职能来认识货币一定是在抽象掉资本主义货币信用关系的情况下进行的，在信用经济中货币的职能是不可分的，每一种职能都是以信用关系作为基础和条件的，同时它也担负信用关系的维系功能。分离货币职能认识货币，一定是抽象掉货币的历史特征，而强调它的超越历史的一般性。而这种理论的最好的框架是瓦尔拉斯一般均衡。关于存量和流量关系问题是指当强调货币作为价值储藏手段的职能，把货币作为一种资产或商品，让边际分析法和瓦尔拉斯一般均衡分析法大显伸手时所引发的逻辑问题，希克斯、帕廷金、托宾和弗里德曼等就是如此处理的，这种处理货币的方法使货币主义和新古典综合具有一样的理论基础。如此处理货币问题，使货币理论退化为一般均衡的相对价格理论，与传统相对价格理论不同的是，商品或资产的范围扩大了，不仅有实物的，而且有货币金融的，价格体系不仅包括各种商品的相对价格而且包括各种货币金融资产的相对报酬率。这种相对价格理论的现代名称叫资产选择理论。把货币理论退化为相对价格理论，引起的逻辑问题是存量均衡与流量波动的关系。

存量是指某一经济量在某一时间点上的值，只能在某个时点上衡量，即它的定量没有时间范围，如资本存量。流量是指在一定时期内某种经济变量变动的数值，它只能在一定时期内衡量，定量要有时间范围，如国民收入、投资、消费等。两者的关系是存量的变动是流量，流量来自于存量，又归入存量之中。如何在理论上逻辑一致地处理两者的关系仍然是个难题。难点在于如何合乎逻辑地把流量涉及的时间－—时期归入存量，同时又合乎逻辑地把存量涉及的时点归入流量。由于在资产选择的存量分析中使用时点均衡分析法，强调经济系统的瞬间均衡，如果承认存量是瞬间均衡的，就不能揭示流量的波动；而如果承认流量的波动，存量均衡就受到破坏。存量和流量的关系问题，说明货币总量关系不能用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的分析方法来处理。正如琼.罗滨逊（1972）所说瓦尔拉斯一般均衡适用于存量分析，“任何人试图把生产流量引入瓦尔拉斯体系会立即限于矛盾”

存量－流量问题在弗里德曼、布伦纳－梅尔泽和托宾的存量－流量模型中表现的非常明显。在弗里德曼的存量－流量模型中，进行名义量值和实际量值的区分，弗里德曼说“所有形式的货币数量理论都是以货币的名义数量与实际数量的区分为理论基础的。货币的名义数量就是以任何一种被用来代表货币的单位所表示的货币数量。货币的实际数量就是以货币所能购买到的产品和劳务的数量来表示的货币数量。”货币的名义数量与价格指数相除即得到实际数量。把经济变量区分为名义量值和实际量值面临两个问题：第一，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是什么，这要回答货币部门与实际部门的相互关系；第二，名义量和实际量的各自的决定机制是什么，这两种机制能否在理论上逻辑一致的统一。

在弗里德曼看来长期均衡时经济是遵循两分法的，即“长期均衡是由早期的货币数量理论模型与瓦尔拉斯的总均衡方程体系共同决定的.其涵义是长期均衡时所有的名义量值都决定于货币关系，而所有的实际量值都决定于相对价格反映的技术关系。“从长期来看，货币数量的变化对实际国民收入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对于过去几十年中实际国民收入的变化来说，非货币因素的作用是唯一重要的，而货币却无关紧要”。在短期理论中，弗里德曼认为实际部分可以看成是一种稳定的状态，而货币部分则是不稳定的，正是这种差异产生了短期的波动。

但是弗里德曼又试图突破传统两分法的局限性，而希望在理论中说明实际部分与货币部分的相互关系。他说“在分析长期增长和短期的经济波动中，把实物部门与货币部门的相互作用介绍进去，比把相互作用省略掉是更为有用得多”。这一探索一方面是理论自身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是为了应对批评者的挑战。有些经济学家说，货币主义依靠一个黑箱来连接货币供应量和产量，投入从黑箱的一边进去，产出从另一边出来，而其中的传播机制没有说明，卡尔多（1970）认为弗里德曼在描绘货币增加如何导致价格和收入增加时，货币仿佛是在空中从直升飞机上散发给民众的。

那么，弗里德曼是如何来应对挑战，如何来说明两部门的相互作用呢？在他的名义国民收入决定模型中他用预期值与实际值的偏差来解释短期的经济波动，以及货币对实际收入的影响。但是在该理论中，由于他侧重于建立一个共同的模型而对此未予详细分析。在《美国与英国的货币趋势》一书中，他运用资产选择理论来说明货币的传播机制。弗里德曼认为，传播机制应包括：（1）均衡点的转移，即货币供给量的变化导致价格和产量变化，通过这些变化，使整个经济从一个短期均衡转移到一个新的短期均衡;(2)两个均衡点之间的动态调整过程。关于动态调整过程，弗里德曼的解释是不成熟的，而且使用了一些不合乎实际的假设，这里不作介绍。下面主要介绍均衡点的转移。

弗里德曼在他的货币需求理论的基础上，使用托宾的资产选择的理论来说明均衡点的转移。所谓的资产组合就是指个人或企业在某一时间的资产总值由各种各样的不同的资产项目来组合。弗里德曼使用的资产概念是广义的，包括金融资产和非金融资产，如个人和企业持有的证券、货币、消费品、厂房设备、运输工具等等都是资产，而托宾的资产概念是狭义的，仅指金融资产；同时弗里德曼的资产概念是个存量概念而不同于凯恩斯所使用的国民收入、消费、投资等流量概念。

资产选择理论使用新古典的边际分析法。人们在所持有的各种资产可以有不同的组合，而人们如何在不同的组合中选择呢？边际分析法会告诉我们，人们进行资产选择是遵循等边际原则的，即经过一定资产组合的调整，直到所有资产的边际收益率相等时，资产持有人才实现最优组合和得到最大效用。

弗里德曼认为，人们在某一时间所持有的资产组合是一定的，包括人们愿意持有的实际货币量也是一定的；如果货币供给量增加，使人们感到他们持有的实际货币量超过了意愿的数量，他们便调整资产组合，把多余的货币用来购买其他资产，如证券、各种商品、劳务等；假定各种资产原有的数量不变，则各种资产的价格会上涨，直到价格上涨的程度抵消了新增的货币量，整个社会的实际货币数量恢复到人们意愿持有的数额位置。假定产量增加，则随着实际收入的增加，人们愿意持有的实际货币量也增加，以此吸收新增的货币量。这样通过价格和产量的变动或两者同时变动，经过人们资产选择的调整，整个经济从原有的均衡点转移到一个新的均衡点。

弗里德曼的回答并没有使批评结束，只是这种批评来自货币学派的内部。以布伦纳和梅尔泽为代表的货币主义的另一支则认为“弗里德曼的货币理论阐述不是货币理论一个非常适当的基础，对实际研究来说也不是一个非常有用的依据”。原因是弗里德曼“接受IS－LM共同模型作为一种短期理论，然而，为了解释观测到的价格和产量的短期变动，他提出了一种意在消除任何相对价格变动、利率变动、政府支出变动、税收变动或债券存量变动的影响的理论”。

弗里德曼的货币理论之所以缺少一个相对价格理论，其根源是他遵循两分法，为解释货币存量和名义收入与价格的关系，他在稳定的货币需求函数的基础上又加上了一个外生货币供给的假定。因此，他要说明的是从货币的变化如何到价格和收入的变化而不是相反。这样标榜“货币重要”的弗里德曼实际上不是在揭示资本主义货币金融关系，而只是提醒人们不要只注意两分法世界的实物一面，也要注意它的货币方面。重新回到两分法，使弗里德曼没能提供货币作用于实际经济的详细机制。于是布伦纳和梅尔泽批评他缺少相对价格理论，并提出财富调整理论来弥补弗里德曼理论的缺陷。财富调整理论探讨了货币、债券等存量变动对消费、投资、国民收入等流量的影响，但是流量对存量的影响仍然未予说明，原因是本质上该模型仍然是资产选择理论。在说明存量调整对流量的影响时，布伦纳和梅尔泽主要使用的是比较静态的分析方法，在短期假定所有的存量都是给定的，而后探讨货币或政府债券存量的变动，引起的存量相对价格的变动及最后对流量的影响，其特征是“经济系统长期达到的状态决定于存量，特别是货币存量，而不是流量”。

不能理清流量波动与存量调整的相互关系是存量分析法的困境。如果用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框架来处理资产存量，时点均衡不能容下流量的波动，也无法处理流量对存量的影响。对这个问题托宾（1961，1969）早期的存量模型是把收入帐户和资本帐户分开，然后探讨资本帐户的存量均衡问题，托宾把收入帐户的变量视为外生的变量，即在假定产出、收入和其他流量的价值的基础上寻找资产存量市场的均衡。由此托宾提出关键性的行为假设，即支出决策和资产组合决策是相互独立的，或财富积累决策和财富分配决策是相互分离的。这一假定叫“分离假定。”

后来托宾（1982）认识到了自己模型的局限性，他说：“在1969年，描述多重资产结构的货币分析文章中，我使用了现在放弃的、不合理的分离假定。我试图将资产价格和数量的存量均衡扩展到更大的资产组合中，同时，画出单一的LM轨迹与IS轨迹。我现在意识到，这种浓缩一般是达不到的。”托宾认为他的新模型创新之处是连接了储蓄和资产选择的决策，把动态的流量调整与存量均衡结合起来。这样，该模型描绘了一种积累的动态学，对存量与流量之间的动态关系及其背后发生作用的市场供求因素做了全面的分析。

托宾在建立上述动态模型中使用了特殊的时间假定。他认为，宏观经济活动的短期决定模型是针对时间片断（asliceoftime），它是连续的动态过程中的一步，而不是把经济固定于其中的重复的均衡。他认为凯恩斯的短期宏观经济模型由于未能明确区分时点上和时期内的变量，而使其结论含糊不清。托宾认为他的模型是以等长的间断时期（即时间片断）来考虑时间的。在任何时期内每个变量假定有且只有一个价值。特别是在每个时期资产市场出清只决定一套资产价格体系。从一个时期到下个时期，资产存量只变动有限的量。因此，分析的时间越长，关于存量变动的需求和供给在一定期间对资产价格和其他变量的影响越大。当然，它们也会对随后的时期产生影响。即通过修改时间假定，托宾突破了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框架的束缚。

第三种模式是非瓦尔拉斯均衡。非瓦尔拉斯均衡学派是在解读“凯恩斯革命”的过程产生的。非瓦尔拉斯均衡理论的创始人是克劳尔(R.W.Clower)，他在1960和1965年分别发表了《凯恩斯与古典学派：一种动态见解》和《凯恩斯主义者的反革命：一种理论评价》两篇论文，着重考察了凯恩斯理论体系与瓦尔拉斯学派体系之间的分歧，并得出结论凯恩斯的理论本质上要说明经济非均衡的调整过程，新古典综合的解释是对凯恩斯理论的歪曲，从而了开创了非瓦尔拉斯均衡经济学的研究。后来，在莱荣霍夫德（AxelLeijonhufvud）、罗伯特.巴罗（RobertJ.Barro）、赫谢尔.格罗斯曼（HerschelI.Grossman）、贝纳西（Jean－PascalBenassy）等人的推动下，非均衡理论逐渐得到发展壮大，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英国经济学家波兹等还将非均衡的方法应用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研究。

这一派对凯恩斯理论的解释另辟蹊径，认为凯恩斯理论所要揭示的是市场非均衡行为和动态调整过程，只不过是在传统的比较静态模型中加以讨论的。如克洛尔（1960）在评价凯恩斯理论时认为：古典理论主要关心的是均衡状态，但它并没有特别否定存在其他可能性；同样，凯恩斯理论主要关心的是非均衡状态，但它也允许充分就业的可能性。新古典综合把凯恩斯理论理解为均衡理论的一个特例是错误的。这样，在解读凯恩斯的理论过程中，非瓦尔拉均衡学派从强调非均衡到走向均衡，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均衡观，”即建立比新古典更一般的一般均衡理论，它在本质上并不反瓦尔拉斯均衡，而是发展瓦尔拉斯均衡。这一学派的代表贝纳西（1990）说：“这种逐步发展起来的非瓦尔拉斯分析方法，通过考察更一般的价格机制、通过在短期引入数量信号和价格－数量混合调整，以及通过研究除价格预期之外的数量预期，创造出了一系列在几个方面概括了传统微观经济学概念的非瓦尔拉斯均衡概念。最后，我们应注意，非瓦尔拉斯方法并不是‘反瓦尔拉斯，’相反，它只是在更为一般的假设下应用那些在瓦尔拉斯理论中一直很成功的方法。”25

具体说，非瓦尔拉斯均衡有如下特征：

（1)非瓦尔拉斯均衡是相对于瓦尔拉斯均衡而言的，又叫非均衡。含义是：瓦尔拉斯均衡所要求的假设在现实中并不存在，价格机制并不能发挥出清市场的作用，市场均衡常常是非瓦尔拉斯式的，即供求未必相等，但却出现相对稳定的趋势。很显然，与供求相等的狭义均衡概念相比，非瓦尔拉斯均衡是一种广义的均衡概念，即指系统中的各个变量经过调整以后不再具有变动的趋势；

（2)经济体系的常态是存在一定的失业率或通货膨胀率，即非瓦尔拉斯均衡，零失业率和零通货膨胀率的瓦尔拉斯均衡只是在严格假定下一种特例；

（3)在非瓦尔拉斯均衡的分析中，主要强调数量调节，而非价格调节。价格调节是指在价格具有充分灵活性的条件下，交易者完全根据市场的价格方面的信息而进行的调整需求量和供给量的活动。这是瓦尔拉斯均衡中情况。在价格调节时，交易不受供求数量的限制。在瓦尔拉均衡价格体系中，成交量等于需求量，需求量等于供给量。数量调节与价格调节不同，数量调节是指在价格存在粘性的情况下，交易者除了要根据市场的价格信息来调整需求量和供给量而外，还要从市场的供给数量和需求数量方面取得信息，以调整自己的经济活动。也就是说，交易者和交易行为都受到供求数量的限制。

（4)非瓦尔拉斯均衡分析把价格调节失灵的原因归因于货币交易的复杂性，以及在这种复杂的交易中，信息的不完全和获取信息成本的昂贵代价。

（5）在供求失衡时，市场交易量遵循短边原则，即在自愿交易的条件下，当供给大于需求时，需求是短边，市场的交易量等于需求量；反之，供给小于需求时，供给是短边，交易量等于供给量。

在非瓦尔拉斯均衡理论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凯恩斯竭力否定的萨伊定律被恢复了。根据克劳尔（1965）的双重决策假说，经济过程中的有效需求决定于商品和要素销售实现的收入，如果需求不足，不是企业预期变化产生的，而是计划的供给没能实现，于是供给决定需求。只所以供给计划没能实现，是因为信息不充分。这样加上一些假定萨伊定律不仅适用于实物经济而且适用于货币经济，有效需求不足以及非自愿失业的产生不是萨伊定律失效了，而恰恰是萨伊定律作用的结果。由于萨伊定律和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模型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揭示物物交换经济，因此要接受萨伊定律的话，在理论的逻辑上一定是趋向接受瓦尔拉斯模型，这在非均衡学派的理论中体现的很明显，所以莱荣霍夫德（1968）认为凯恩斯的非自愿失业能够从瓦尔拉斯模型中推导出来，只要加进非完全信息下的价格机制失灵进而出现非均衡即可；同时整个非均衡学派几乎一致同意非瓦尔拉斯均衡不是反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的，而是发展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使之适应并能够解释更多现实的问题。但是他们忽视了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模型由于容不下历史时间而无法解释资本主义货币经济，如果一定要解释的话，一定是只剩下货币经济而没有资本主义。琼.罗宾逊（1972）对非均衡学派的批评是：瓦尔拉斯的微观一般均衡模式不可能同失业有什么联系，而马歇尔的均衡体系正是凯恩斯力求摆脱的，莱荣霍夫德的解释把凯恩斯的理论弄得更乱了。他引进资源配置来弥补凯恩斯宏观理论的不足，并不比新古典综合采用生产因素供给分析的方法更为有效，因为两者都要依赖市场机制的作用。如果莱荣霍夫德的办法有效，那么新古典综合的办法也会有效。

总之，非瓦尔拉斯均衡分析只是强调经济系统的非瓦尔拉斯均衡的性质，而并未真正揭示资本主义货币经济关系的本质特征。虽然试图突出货币经济的动态性，但是把这种动态归因于不完全信息下瓦尔拉斯市场的失灵，新古典的资源配置理论又被改头换面纳入了货币经济的动态分析；企业家和工人在经济中处于同等的地位，企业家的货币收益核算对经济的决定作用消失了。一句话，非瓦尔拉斯均衡理论在本质上不是反新古典的，而是反凯恩斯的。原因是在新古典的基础上修改假定可以得出非瓦尔拉斯均衡的结论，但是却得不出凯恩斯的结论。二凯恩斯的货币理论

凯恩斯的货币理论与新古典货币理论在分析方法和逻辑结构上是截然不同的。凯恩斯的货币理论的研究对象是在资本主义货币金融关系中，价格、产出和就业的决定机制。“凯恩斯的经济现实是些符号：货币和信用，而不是商品、劳务和劳动－物质世界的现实与‘事物’.------在凯恩斯经济学中，商品、生产和劳动只是‘现实的面纱。’或者，更确切地说，这些事物取决于货币的活动：货币供给、信用、利率和政府盈余或赤字。商品、劳务、生产、生产率、需求、就业、最后还有价格，这一切全都是货币的、符号的经济中宏观经济事件的因变量。”在凯恩斯看来，新古典经济学只在价值理论的范围内描绘了经济处于充分就业的情形，并没有给出总量关系中就业和产出的决定机制。在凯恩斯的总量理论中，资本主义的货币金融关系而不是技术关系是产出和就业的决定因素。企业家就是在这套货币金融关系中预期未来，作出眼前的投资决策，并因此确定了整个社会的产出和就业水平。在资本主义货币金融关系中，过去的投资不能改变，而未来充满不确定性，企业预期利润的变化进而引起的投资波动决定了总量关系的不稳定性。在凯恩斯的总量理论中，历史时间、货币和不确定性是他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病症的逻辑起点。

凯恩斯首先否定的是萨伊定律，认为萨伊定律只适用于物物交换的经济，而不适合于资本主义货币经济。凯恩斯认为萨伊定律所揭示的经济关系实际上是货币经济的一个特例。在《通论》的早期草稿中，凯恩斯明确说明了萨伊定律适用的环境以及货币与就业的关系。在他的早期模型中一个社会有两个阶级：拥有生产手段（资本资产）的企业家（他用货币购买原材料和雇用工人支付工资）和寻找就业机会的工人。工人就业的程度依赖于企业家的货币计算，企业家要估计他生产物质商品并从事销售的货币收入是否超过原料、工资成本以及机器设备的使用成本。在这里企业经营中彻头彻尾用的是货币标准，用凯恩斯的话说：“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在最后比开始赚取更多的货币，企业没有别的目标。这是企业（货币）经济的本质特征”。在凯恩斯的早期模型中，是企业家而不是消费者支配着货币经济的决策。

在凯恩斯的早期模型中，他要解决为什么在货币经济中存在非自愿失业，而在非货币经济中却没有呢？在他的模型中存在非自愿失业的货币经济是打着货币、企业家和货币工资（money－wage）标签的经济；而没有非自愿失业的经济则是物物交换（即货币只是交易媒介）、合作生产（co－operative）和实际工资（real－wage）的经济。他认为物物交换或合作生产的非货币经济类似一种集体经济（collectiveeconomy），在这种经济中，分配给生产要素的总产出的份额是预先决定的.这种经济中使用货币作为分配产出的工具，但是经济目标不是最大化货币收益。在这种经济环境中，所有的工人将会被雇用，只要他们产出的效用超过他们劳动的边际负效用。换句话说，萨伊定律在合作经济中是成立的。但是不能把它应用于货币经济中，因为“货币经济并不单单是一种复杂化的合作经济，它是以不同的准则为基础，适合于不同目标的另一种经济”，在这种经济中，企业货币利润最大化的决策未必导致充分就业，或者说充分就业的产出对于企业来说未必带来最大的货币利润。因此这种经济内在地缺少足够的动力推动企业雇用工人以实现充分就业的目标。凯恩斯认为要理解这种经济，需要采用全新的研究方法。仅仅对传统经济学加以修正，那么无论进行多大的修正都无济于事。

凯恩斯把合作经济称为企业家中性或货币中性的经济，他认为以萨伊定律为基础的古典模型是货币经济或企业家经济的一种特例。在这种情形中，虽然工人受雇于企业并获得货币收入，但是是在特定的安排下进行的，即：在这种安排下，要素收入的货币交换价值总是在总量上等于合作经济（co－operativeeconomy）中当前产出应该属于要素份额的比例。

这样，货币在古典模型中只是要素所有者从企业家那里购买全部当前产出的方便的手段，货币是中性的，它不影响产出和就业。凯恩斯认为新古典模型所描述的经济与现实是不符的。在现实中并不是只要产出的边际效用超过就业的边际负效用，工人就被雇用。在现实的货币经济中，存在一种组织（或协调）上的失败阻止工人去从事生产活动,这种失败源于企业要求工人所生产的商品的销售收益要超过用于工人的工资成本。而新古典模型遵循萨伊定律，排除了非自愿失业的可能。

有效需求的波动解释了为什么在合作经济中的产出在货币经济中可能是无利润的。除了有小的骚动以外，在合作经济中有效需求是不存在波动的，产出总会达到充分就业的水平。“而在企业家经济中，有效需求的周期波动是决定就业的根本因素，”因此凯恩斯认为他主要应关注有效需求波动的原因和影响。这样有效需求理论成为凯恩斯理论模型的基石。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揭示了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其货币关系如何导致粘性的利息率和较低的资产价格，从而投资需求不足和经济萧条。

在展开他的理论中，凯恩斯使用的是移动均衡的分析方法，而不是新古典的静态和比较静态的分析方法。凯恩斯是在反对新古典两分法的基础上提出移动均衡的分析方法的。他说：“我以为把经济学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另一部分是货币理论，实在是错误的分法。我以为正确的分法应当是：一面关于一厂或一业之理论，研究如何把一特定量资源分配于各种用途，其报酬为如何等；另一面是适用于社会全体的产量论及就业论”，他认为前一种理论可以不考虑货币的特性，但是后一种理论就需要货币经济的全盘的理论。接着他区分了两种分析方法，静态均衡和移动均衡。凯恩斯认为后一种分析方法才适合现实世界的真实情况，“在现实世界中，以往的预期不一定实现，而今日对于未来之预期又可以影响今日之行为”。为什么对未来的预期会影响现在呢，原因是货币是现在与未来的联系。“货币之最主要的属性，既在巧妙地联系现在与未来，则我们除非利用货币，否则简直无法讨论：当预期改变时，当前活动所受之影响如何？”

移动均衡方法的特征是在短期假定资本存量不变，探讨投资和收入流量的变动以及均衡的决定机制。之所以叫移动均衡是因为在历史时间中，新均衡状态是以原有或前一期均衡状态为起点并在新的条件影响下形成的。这种均衡分析法，不同于新古典的地方在于它探讨在历史时间中变量变化的动态机制，即随着条件的不断变化变量的变动机制，这些变动的条件是内生于凯恩斯所设计的货币经济系统的，而不是来于外生的冲击。奇克（chick,V.1983）对此的评价是“凯恩斯的方法类似一部影片，一个移动的画面，由一组快照镜头组成，每个镜头系统地与以前已经发生的故事联系在一起。”同样，保罗.戴维森认为：“凯恩斯的分析结构在逻辑上同所有的一般均衡体系是不一致的，起码一点是它是建立在更广泛的均衡定义的基础上的，而不仅限于使市场供求均衡。因此凯恩斯更广泛的定义一定会提供一个更为一般的理论。”

在该方法上，凯恩斯提出了货币经济动态的均衡观。这种均衡观的特征是它认为货币经济本身存在周期的波动，但是这种波动是有规则的，它既不会无限地繁荣，以致超过充分就业的限制，也不会无限地衰退，以致使经济崩溃。在无限的繁荣和经济崩溃之间存在一种稳定的状态，这种稳定状态未必与充分就业对应，常态是小于充分就业。为了纠正我们长期以来对凯恩斯理论的偏见，我们引用凯恩斯自己的话，他用很长的篇幅说:“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经济制度的一个显著特点为，虽然它在产量和就业量上有大幅度的波动，但是，它并不是非常不稳定的。----它似乎可以在相当长的时期中停留于在正常状态以下的经济活动水平，而又不显示出任何趋于复苏或趋于完全崩溃的倾向。此外，实际例证表明，充分或大致充分的就业量是少有的和短时存在的现象。波动能够以相当明确的姿态开始，但在它已经达到极端的幅度以前，似乎逐渐地把自己消耗净尽。既非绝望，又非满意的中庸情况是我们的正常状态。正是由于波动在到达极端以前把自己消耗净尽，而最终又使自己回过头来，所以才能建立起我们的经济周期理论的有规律的阶段。同样的事实也存在于价格。”

凯恩斯认为之所以经济波动存在规律性，原因是存在以下稳定条件：

（1）边际消费倾向的特征使投资乘数大于1，但是又不是非常之大。这解释了为什么微小的投资增加不会促使有效需求一直增加进而达到充分就业；以及投资的加少促使有效需求一直减少以致使所有人都失业。

（2）资本的边际效率曲线处于如此状态，以致当资本的预期收益或利率变动时，投资的变动不会与前两个因素的变动过于不成比例。这一方面是产量递增伴随成本的增加；另一方面是生产资本资产的资源是有限的；这两个条件决定了经济波动的上限；

（3）当就业量改变时，货币工资趋于作出同方向的改变，但货币工资的改变不会和就业量的改变过分不成比例；或者说就业量的温和改变不会造成非常巨大的货币工资的变化。这实际上说明了价格稳定的条件。

（4）投资持续大于（或小于）过去，它就会有助于减少（或增加）资本边际效率，而且，在以年为单位的时期中，减少或增加都不会具有很大的幅度。

凯恩斯认为以上四个条件决定了“我们的制度会上下波动，但又在上下两个方面避免就业和价格处于严重的极端状态，而只是围绕着一个中间性位置来进行。”这一中间性位置经常处于充分就业的水平以下。后凯恩斯经济学家把凯恩斯所说的经济波动称为有限波动（limitcycle），“即不管初始的条件怎样，（经济系统）的运动是一种重复的波动，处于最大限度和最小限度之间”，把凯恩斯的稳定状态称为中间性均衡（neutralequilibrium）。凯恩斯这种稳定均衡的概念与新古典静态均衡的概念不同，可以用于动态分析，因为这种中间性均衡可以转化为移动均衡（shiftequilibriu），进而分析动态过程。

从静态分析转向动态分析，这种移动均衡的方法是必要的，而且不会出现逻辑问题。凯恩斯认为分析货币经济制度只能用移动均衡的分析方法，而这种分析方法也必须以货币经济制度作为研究的依据。凯恩斯采用了马歇尔的方法，把长期划分为一系列连续的短期，它主要分析的是短期均衡。凯恩斯主要不是分析经济趋向短期均衡的路径，即不是分析非均衡过程，而是分析哪些因素影响短期均衡的状态。因为短期均衡点就是总需求曲线和总供给曲线的交点，该点代表一定的有效需求水平，以及相应的均衡产出和就业量，因此他的理论主要分析影响有效需求，进而产出和就业的因素。

凯恩斯依据以上移动均衡的方法，分析了货币、资产价格、利息率、价格水平、产出和就业的动态关系，建立了关于货币经济的新的一般均衡理论，在这一理论中，凯恩斯尤其强调资本边际效率的变动在经济周期波动中所起的关键性作用，以及企业家对未来利润的不确定性预期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总之凯恩斯认为决定资本主义产出和就业的不是一套实物关系，而是一套货币关系，分析这种关系的工具不应是分析实物关系的传统的静态一般均衡理论，而应是动态的一般均衡理论。正如柳欣教授所说：“凯恩斯的均衡分析是一种新的理论，它是基于完全不同于新古典理论的假设。-----凯恩斯的均衡概念类似于马歇尔，只是把‘产出和就业作为一个整体，’并通过移动均衡分析来讨论经济周期。关键是在每一个短期，均衡并不是由新古典的原理所决定的，其价值、分配理论和波动的中心完全不同于瓦尔拉斯和非瓦尔拉斯均衡。”如果说凯恩斯体系中有一些逻辑问题，一定是他没有把这种分析方法贯彻到底。三马克思的货币理论

马克思经济学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系统的运行规律，马克思和凯恩斯的区别是他不是要描述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的货币的表面的现象，而是要说明在这些表面背后的东西。与新古典理论家不同的是他认为决定这些表面现象的东西不是实物的技术关系，而是一种价值体系，仿佛在马克思那里也存在“两分法”，只是不是实物系统和货币系统的两分法，而是价值系统和货币系统的两分法，不过在马克思看来商品的价格最终是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只要它实现商品到货币的惊险一跳。

不论是马克思还是凯恩斯都认为决定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不是一种反映资源最优配置的相对价格体系，而是一套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不过马克思比凯恩斯做得彻底，为了彻底了解资本主义的来龙去脉，他从资本主义经济的源头－商品交换的研究开始，从而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的本质。之所以人们能够进行商品的交换，是因为商品中凝结着人类的抽象劳动－这种共同的东西，而它是商品价值的源泉。但是推动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的发动机不是在生产中如何合理的分配这种劳动资源而使社会产出价值最大化的动机，而是资本家对货币利润的追求，这种货币利润的来源是活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过程分为生产和流通，生产是价值的创造和转移过程，而流通是价值的实现过程。价值的创造是经由劳动力的买卖来实现的。所有的资本家和所有的工人的经济关系就是后者创造利润而前者进行瓜分。所以马克思认为简单商品经济的运行特征可以用W-G-W，的公式来表示，即商品交换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商品本身（这是新古典货币理论的基础），在此货币只是交换媒介；而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特征是G-W-G，（此即为资本运动的总公式），即用货币购买商品是为了获得更多的货币，而其实现的途径是雇佣的工人以其活劳动创造了新的价值，在此货币是作为资本的货币。

与凯恩斯相比，马克思更深刻地批判了萨伊定律。在马克思看来，萨伊“简单地抽去商品流通和直接的产品交换之间的区别，把两者等同起来”。马克思认为在萨伊的理论中，由于货币仅仅是交易媒介，那么W-G-W的过程相当于W-W的过程,即使存在商品流通，也不存在经济危机的可能性。而在马克思看来，货币的使用把W-G-W的过程分为两个部分：即W-G和G-W。这样，卖者用W交换到G以后不一定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用其所得货币购买其他商品。这就存在着经济危机的可能。马克思认为，萨伊不仅把W-W和W-G-W等同起来，而且还把W-G-W和G-W-G，等同起来。马克思说：萨伊定律“企图把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归结为商品流通所产生的简单关系，从而否认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矛盾。”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居于决定性的是资本和劳动的关系，而不是独立的生产者相互交换产品的关系。萨伊定律否定了资本经济关系的本质特征。

马克思的这种看法得到了凯恩斯的部分认同，在《通论》的草稿中，他对此进行论述并以此反对萨伊定律。他说“合伙经济和企业家经济之间的区别，同马克思所作的大量观察有某种关系――――他指出，在现实世界中，生产的本质并不象经济学家所通常认为的那样，即如W-G-W，的情形，把商品（或劳务）换成货币是为了获得另外的商品（或劳务）。这也许是私人消费者的观点，但不是商家的看法，后者认为是G-W-G,的情形，即抛出货币换取商品（或劳务）是为了获得更多的货币。”

在马克思的眼里资本主义经济不稳定的根源是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这导致了总量价值关系的脆弱性。因为生产的社会化内在要求合理地计划社会必要劳动的分配，从而均衡投资和消费的总量比例，维持再生产体系的运行；但是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及其基础上的逐利动机使这种状态成为不可能。前者是个技术关系问题，而这个问题要服从资本的运动目的。为了在竞争中提高生产效率，获得更多的利润，资本家必须加快资本积累的速度，但是这反过来造成利润率的下降和工人购买力的相对贫乏。这样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最终是消费需求不足成为资本主义经济陷于困境的直接原因，并使经济危机从可能性变为必然性。

不过上述结论是从再生产理论中得出的。马克思在再生产理论中都把资本家的持续投资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能够维持的重要因素。马克思认为要使资本运动实现增值的目的，资本家不能把剩余价值完全用于个人消费，而必须拿出一部分货币去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资本家个人如何在消费和投资上分配表现为剩余价值的货币总量，直接影响再生产的运行。如果资本家从社会生产合理进行的目的而不是纯粹自身牟利的目的，似乎存在使再生产持续进行的可能，只要合理安排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比例关系。但是马克思要说明的恰恰是它的反面。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矛盾使资本家的持续投资成为不可能，因为资本的运动最终会为自己制造相应的约束――消费能力的限制。于是资本主义总是在矛盾中运动，一方面它需要市场，一方面又在破坏市场。马克思的这个思想在凯恩斯那里变成了有效需求理论。不过凯恩斯不愿意把有效需求不足归于马克思所揭示出的资本主义经济基本矛盾，而是把它归于资本主义货币经济关系中人们的各种心理动机，由于有效需求决定产出和就业，因此在凯恩斯的理论中似乎不存在商品过剩和失业并存的局面，而马克思认为两者是互为条件的。

马克思的再生产思想被波兰的学者－卡莱斯基表述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决定于资本家的消费和投资支出，于是有卡莱斯基名言“资本家赚得它所消费的，工人消费它所赚得的”。后凯恩斯主义者也强调资本家的投资在利润增长中的作用，不过他们都认为资本主义分配关系最终成为制约资本家持续投资的因素。他们比凯恩斯向前多走了一步，但是仍然落在马克思的后面。

马克思的货币理论是以其价值理论为基础的，并服从其价值理论。在马克思看来货币的运动是商品价值运动的一种形式。它一方面推动着价值运动，另一方面制约着价值运动。马克思认为货币本身就是一种充当一般等价物特殊商品。它本身是有价值的，因为金属货币含有人类的劳动，当时的纸币是可兑换的纸币。它的价值由金属货币的价值决定。在马克思的理论中，货币金融系统是一个反映收商品价值关系的体系。流通中的货币量取决于流通中商品的价值总额，货币量不是独立的。在这一点上，它反对李嘉图的观点。因为李嘉图认为货币流通量决定商品价格。据此，有人说马克思的货币理论是内生货币供给理论。而凯恩斯在探讨货币量问题时，持有外生的货币供给假定，而没有谈论其价值基础。在凯恩斯看来，在一定时点上，货币量是个固定的量，它在各种用途上的比例关系会影响投资和产出。

不过马克思不是要单独说明货币的运动规律，在马克思看来货币在资本主义特定的生产关系中获得了和一般商品交换不同的职能，即在参与再生产过程中实现价值总量的增加。货币运动要实现上述目的必须不停地复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身，通过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继续产生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两者分离并同时存在的市场。货币自身是无目的的，是资本家赋予了它运动的目的。资本家和工人都在数手中的钞票，但是其目的却不同。当工人总是盘算买多少柴米油盐的时候，资本家的目的就实现了。

与马克思相比，凯恩斯逊色多了。他也试图为其货币理论寻找基础，于是尽管他后来极尽攻击马克思之能事，但是却偷偷借用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在谈到资本时，他说“我们最好说，资本在其寿命中，会产生一个收益，超过其原来的成本；而不说资本是生产的。――故我同情经典学派以前的学说：其说以为一切皆由劳力产生，―――我们最好把劳力――看作是惟一的生产元素，―――这可以部分解释除了货币单位及时间单位以外，我们可以劳力单位，作为经济体系之惟一物质单位。”

不论是凯恩斯还是马克思都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不稳定性最终表现为货币总量比例的不和谐。凯恩斯把其主要归于投资的不足，而马克思则归于资本积累产生的商品总量和消费能力日益拉大的距离。尽管前者认为货币本身就是扰动的根源，而后者则认为货币仅仅是参与者，它背后还有更深藏的原因。马克思和凯恩斯从总量比例关系探讨经济过程的传统为后来的学者研究宏观问题时提供了思路，比如新剑桥学派就从工资、利润、投资和消费等关系入手探讨资本主义经济增长以及波动的内在机理。

不论从表面货币分析入手，还是从经济系统内在的价值关系入手，凯恩斯和马克思都认为经济运行是可以计算的并人为加以控制的，这一点区别于新古典。新古典认为经济自身是内在趋向均衡和稳定的，不稳定只是暂时的，同时它认为经济过程的信息量不是人为可以计算的，是个人理性所不及的，因此经济过程难以人为调控，如果试图为之，则会把事情办的更糟。凯恩斯认为通过投资的社会化可以消除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而马克思则认为应该改变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消除私有制，进而消除资本和劳动的矛盾及其产生的经济不稳定。

货币理论范文第7篇

货币供给与货币总量

1.货币供给是指在现代信用体系下，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货币供给由其银行体系的负债所构成的。具体来说，在同时满足资金来源主要是存款和资金运用主要是贷款的金融机构就是银行，当代的银行主要是指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中央银行的现金发行是它的负债，商业银行的存款是它的负债，即是由中央银行发行的现金货币和商业银行的存款货币构成。货币总量涉及两个概念，一个叫货币存量，一个叫货币流量。存量是指在一个时点上的货币供给量，货币流量是指在一定时期内货币流通总量，货币存量和货币流量之间的关系是流量=存量*货币流通速度，一般来说流量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情况来定的，经济发展越好则流量越多，是较为稳定的。而存量在一定的情况下的货币流通速度会加快，如果货币的流通速度加快了，整个社会会对货币的存量下降，存量是一个相对变动的概念。在通货膨胀的情况系啊，物价上涨飞快，会导致整个社会所需要的货币单位增加。、2.商业银行通过推出新的金融工具，能够吸收更多的资金存入银行，给商业银行带来了更多的存款货币。原来的活期存款是没有利息的，通过金融创新新型存款款如Nows——可转让支付命令账户，新型活期存款是用支付命令取代了原来的支票，同时银行要为它支付利息，这样厂商及个人就愿意到银行开这种账户使银行的存款货币总量扩大。但与此同时，也会带来一些问题，如狭义货币原来主要是为了满易支付的需要，本身是不增值的，但现在这种新型的活期存款推出来后，导致狭义货币的定义不再像以前那么纯粹。金融创新使得货币的定义或货币的层次遭到混乱，也对货币的总量发生影响。在现代这样一个金融创新时代，货币的研究变得更加复杂，货币政策的制定面临的难度也就更大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货币层次划分是M0=流动于银行体系之外的现金，如我们口袋里的硬币、纸币，家里面、企业中存放的现金.等等；M1=M0+活期存款（活期存款只有商业银行可以接收）；M2=M1+储蓄存款+定期存款+其他存款。

存款货币的多倍扩张与多倍收缩

1.原始存款是指以现金和支票方式存入银行的活期存款，现金是流通中的现金，存入银行表明银行存款的净增长，支票是每个企业它所得到的买方所支付的支票方式，代表着一定的货币数量，活期存款是为了满足购买、支付、交易的需要。派生存款是由于银行提供贷款或银行参与投资所衍生出来的存款。银行的派生存款的产生是需要些前提条件的，它不仅仅是因为有投资、贷款这些因素，还受到银行存款准备金和存款准备金比率的限制。银行存款准备金是指为了防止银行在紧急关头流通性不足导致不发应对客户的提存，使银行被挤提的问题。中央银行规定各家商业银行吸收存款后都要缴，一部分的存款准备金，使得在出现上述问题时，中央银行能来向商业银行提供贷款，帮助商业银行通过难关。存款准备金通常它只是吸收存款当中的一部分，当存款准备金占存款比例较高时，这个经济体中银行的可用资金相对比较少了，当存款准备金占存款比例较低时，这个经济体中银行的可用资金相对比较多了，这个存款准备金的高低就成为中央银行调节商业银行可以运用资金多少的手段。当中央银行觉得经济过热，通货膨胀的压力比较大的时候，中央银行就会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当中央银行觉得经济疲软，通货紧缩的压力比较大的时候，中央银行就会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2.存款货币的多倍扩张，需要假设整个银行体系由一个中央银行和至少两个商业银行构成，中央银行规定的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为10%，商业银行只有活期存款，没有定期存款，商业银行并不持有超额准备金，银行的客户得到贷款后没有提取现金。在这些假设条件后，假设存入甲银行活期存款一万元，缴纳存款准备金1000元，剩余的资金甲银行全部用于贷款，也就是负债一万元，资产一万元。甲银行提供贷款9000元给客户，客户将所取得的贷款又存入另一家银行乙，乙银行的9000元是从甲银行的贷款转化而来，这9000元就是派生存款。但无论是原始存款还是派生存款都需要交纳存款准备金，乙银行交纳准备金900元，剩下的8100元又用于贷款。这样就商业银行一方面吸收人们的原始存款，另一方面通过它自身的业务，它能创造出更多的派生存款。原始存款加上派生存款就构成了银行可以运用的资金，也是银行可以向社会提供的货币资金。所以，商业银行是货币供给最重要的一个机构。而存款货币的多倍收缩与存款货币的多倍扩张的演变情况刚好相反。金融理论的研究范式随着相关科学的发展而不断革新。系统科学能够全面有效解决非线性、复杂性、动态性问题，20世纪80年代系统科学理论逐步应用于金融研究中。为发展金融理论、指导金融实践，有必要构建完善的系统科学范式下的金融理论体系。系统金融理论采用非线性、复杂性和系统动力学的方法，能够更加准确地揭示金融系统的演化规律，因而较现代金融理论和行为金融理论更加接近于实际情况，是金融理论研究范式未来的发展方向。

本文作者：兰琳工作单位：江西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货币理论范文第8篇

关键词：汇率制度；货币政策；三元悖论

一、问题的提出

2007年1月，我国外汇储备突破万亿美元大关，成为全球第一外汇储备大国。伴随我国外汇储备的增长，基础货币投放量的快速增加，广义货币供应量M2同比增长18.4%，经济中出现了明显的流动性过剩问题。如何认识外汇储备、基础货币与流动性过剩的内在联系，以及从汇率制度角度寻找缓解流动性过剩和提高货币政策效应的策略，是本文探索的重点。

二、基于三元悖论的理论分析

克鲁格曼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了“三元悖论”（trilemma），他在《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一文中指出：一般来说，宏观经济管理有三个目标，需要货币政策以应付经济衰退和通货膨胀的威胁；需要稳定的汇率使商业活动不至于面对太多的不确定性；还需要让国际商业活动自由进行，特别是让人们自由买卖外汇，以维持私有经济的精髓。但是，各国不可能同时兼得三个目标，最多可达到两个目标。可以放弃汇率稳定，这意味着像美国和澳大利亚那样实行浮动汇率制；可以放弃灵活的货币政策，这意味着像阿根廷那样实行固定汇率，甚至像欧洲国家那样取消本国货币；或者，可以放弃完全的自由市场原则，实行资本管制，这是大多数国家在40年代至60年代的做法，也是中国和马来西亚现在的做法。“三元悖论”表明，一个国家在经济金融开放中面临着三种选择。

其一，在固定汇率制度下，如果选择资本自由流动，必须放弃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当中央银行采取扩张的货币政策，增加货币供应量，将引起国内利率下降，低于国际金融市场的平均水平，从而导致资金外流，国际收支出现赤字本币贬值。为了维持固定汇率，中央银行必须在外汇市场上卖出外汇买进本币。对外汇市场的干预将使本币供给减少，抵消了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效用；反之，若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也会由于利率上升导致资本流入，本币存在升值压力，中央银行为维持汇率稳定要买入外汇，从而增加货币量，抵消了货币紧缩的效果。这一政策组合虽然能很好地保持汇率稳定，但是货币当局失去了运用货币政策调控国内总需求以及取得宏观经济稳定的能力，容易受到对汇率投机的冲击进而引发货币危机。

其二，如果选择资本自由流动和货币政策独立性，必须放弃汇率的稳定。当扩张性货币政策导致国内利率低于国际水平时，本国货币将随套利活动引起的资本外流而贬值。贬值的结果是出口需求增加，从而扩大总收入，总收入的增加又使货币需求相应增加，直至达到货币政策创造的货币供给量，利率恢复，经济重新达到均衡。可见，在开放条件下，货币政策只有在浮动汇率制下才能发挥作用。这种组合会使本币因套利活动而贬值或升值，虽然可以缓解货币投机的冲击，是该国必须承受由汇率波动引起的不确定性及相对高昂的交易成本。

其三，要保持稳定的汇率和独立的货币政策，必须对资本流动进行严格的限制。当资本流动被限制时，可以避免资本套利而流入或流出，消除了国际资本对本国货币的冲击，有效保持汇率的稳定，实现独立运用货币政策调节国内经济的目标。但是资本管制也有代价，并随着金融开放程度的加深，管制成本越来越高。

三元悖论揭示了开放条件下经济体系内部制度选择之间的矛盾，阐明了宏观调控当局面临多重相互交织相互矛盾的目标时必须有所取舍，这种选择需要针对本国的现实状况。西方发达国家在1973年以后纷纷选择货币政策独立和资本自由流动目标，放弃了汇率稳定目标，是因为这些国家对汇率变化的承受力较强，国际资本市场对发达国家信心充分。而发展中国家对汇率波动的承受力弱，货币贬值容易导致资本大量外逃，所以普遍选择了货币政策独立和汇率稳定，实行资本管制政策。

三、我国现行汇率制度下的货币政策效应

（一）我国政府在政策组合中的选择

1994年我国实行了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实际上是盯住美元），因此，汇率变动极小（基本固定），始终保持在1美元兑换8.26人民币左右。2005年7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但事实上，还是在努力维持汇率的稳定。同时，我国一直强调中央银行对宏观经济调控和货币政策的调整。可以说，在理论上选择了汇率稳定和货币政策独立，限制资本自由流动。在现实中，结售汇制度使资本流动呈现单向自由化，即人民银行外汇储备增长以人民币等值投放为代价。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国际收支的“双顺差”扩大，实施这一政策组合的成本越来越大，外汇储备增长成为本币投放的主要闸门，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严重削弱。也就是说，当前事实上被迫实行了汇率稳定和资本单向自由流动（流入）的政策组合。

（二）我国当前汇率制度下基础货币供给的内生性

随着经济和金融的全球化深化，特别是加入WTO之后，我国开放步伐加快，为了维持汇率稳定，无论经常项目还是资本项目外汇流入时，中央银行必须投放人民币买入，这意味着基础货币的投放量不能由中央银行主动控制，不得不放弃对货币政策的完全控制权，货币政策独立性几乎丧失。

固定汇率制度下的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简）

资产负债

国内信贷基础货币

外汇储备

上表揭示，基础货币构成中央银行的主要负债，国内信贷和外汇储备构成中央银行的主要资产。中央银行基础货币投放通过三种渠道投放：一是再贷款；二是财政透支与借款；三是外汇占款。前两项统称为中央银行信贷，外汇占款是增加外汇储备对应的货币投放。所以，中央银行国内信贷和外汇储备的变化直接影响基础货币的投放量，三者在数量上的关系：

ΔMB=ΔD+ΔR

其中：ΔMB表示基础货币的变化；

ΔD表示国内信贷的变化；

ΔR表示外汇储备的变化。

在国内信贷不变的情况下，国际收支不平衡时就会通过外汇储备渠道迫使货币供应变化。外汇占款数量由汇率和外汇储备量的乘积决定，外汇储备对货币供应的影响程度取决于外汇占款占基础货币的投放比例。在目前汇率形成机制及外汇管理模式下，人民银行只能被动接受国际收支顺差的变动，外汇占基础货币投放的比重越来越大。

可以看出，在长期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下，外汇占款上升成为基础货币投放关键内生性因素。

（三）外汇储备增长与货币投放量的增加

1994年确立结售汇制，当年实现经常项目顺差76.58亿美元,资本项目顺差326.44亿美元,外汇储备增加了304.21亿美元,同期，中央银行被动发放基础货币2800多亿，年末货币总量增幅达35%,新增4024亿元基础货币中70%以上是外汇收购。次年，商业银行开始由长期贷差转为存差。

我国的国际收支已多年出现“双顺差”，从经常项目上看，在国内商品市场相对过剩的情况下只能通过出口寻找外销，出口增加的外汇收入因结汇制度挤出了基础货币。从资本项目上看，我国已经成为吸引FDI最多的国家，在吸引了大量国外直接投资的同时也迫使央行增加基础货币。此外，美国长期贸易赤字和外债增加，使美元资产相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吸引力明显减弱，导致全球资金逐步从美元资产转移到未来投资回报率更高、汇率风险更小的亚洲国家以及其他新兴地区，推动了这些国家汇率升值。这种情况下，人民币引起了投机者的兴趣。从2002年下半年起，人民币升值压力不断加大，加剧了国际资本的流入。韩剑等对非FDI资本流入（即对外借款与流入国内的热钱之和）进行测算的结果显示，在人民币升值预期不断增强的情况下，非FDI资本流入表现出很强的波动性，其规模大小与升值预期明显正相关。境外热钱在人民币升值利益的驱动下不断涌入，进一步加剧了外汇储备增长。外汇储备从2000年底的1656亿美元增加到2004年底的6099亿美元，通过外汇占款投放的基础货币相应地由1.4万亿上升到5.2万亿。截至2006年9月底，外汇储备过万亿美元，位居全球第一，由此投放的人民币总量超过7万亿元。

尽管2005年7月宣布人民币升值2%，但并未缓解外汇储备增加，贸易顺差依然居高不下（表1）。原因之一，是由于“J曲线效应”“J曲线效应”是指货币升值或贬值对一国贸易的时滞效应。当货币贬值时，短期内贬值使贸易余额先恶化，一段时间后待出口供给和进口需求作了相应调整后，贸易余额才开始改善。整个过程用曲线描述出来，成字母J形，称为J曲线效应；货币升值时形成反向J曲线效应。，汇率变动对贸易余额的影响存在时滞；原因之二，是升值幅度较小，对国际收支变化的影响有限。更深层次的原因主要是由我国内部经济结构以及全球经济失衡所致，内需总量不足始终困扰，国内产品对国际市场有很强的依赖性。即使人民币升值，企业也难以通过提价将升值的影响转移给国外进口商，只能牺牲利润换取市场份额。立足于国际角度，全球经济失衡已延续多年，中国作为逐渐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国家，越来越真切地感受到影响。由于美国经常账户赤字庞大，债务增长迅速，日本、中国和亚洲其他主要新兴市场国家对美国持有大量贸易盈余。由于亚洲国家出口主要是劳动密集型行业产品，这类产品的可替代性较强，国家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因此，需要一个长期的经济结构调整过程，通过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和多方妥协才能扭转。

表12005年人民币升值前后我国贸易变动情况单位：亿美元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出口

620.8

584.2

659.3

655.3

683.7

701.5

680.3

722

754.1

进口

576.6

494.2

562.3

549.1

577.8

626.2

560.5

616.7

644

顺差

44.3

90.1

97

106.3

105.9

75.3

119.8

105.3

110.1

资料来源：中国商务部官方网站

根据数据显示，外商直接投资数量没有因为人民币升值出现减少趋势（表2）。主要是因为我国劳动力、土地等资源价格低廉，经济政策稳定和税收优惠，对国外资本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与人民币小幅度升值相比，低廉的资源、广阔的市场和优惠的政策收益远大于人民币升值的成本。

表22005年人民币升值前后我国FDI的变化情况单位：亿美元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FDI合同额

149.3

148.2

212.2

124.5

140.7

176.2

147.5

221.3

218.5

实际FDI额

40.8

48.9

62

45.3

49

52.5

51.6

47.2

71.98

资料来源：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可以看出，国际收支顺差在短期内难以改变，巨额国外资本进入不可避免。由于外贸顺差和外汇流入规模均非人民银行所控，所以，基础货币投放陷入“配角”。根据朱孟楠和黄晓东（2005）所做的实证分析，外汇储备变化一个百分点，货币供应量从0.792个百分点同方向变动。

为减轻基础货币投放过多产生的压力，人民银行不得不采取对冲干预进行协调，除了回收对商业银行的债权外,更多的是扩大发行中央银行票据。从2001年开始发行央行票据到2004年末，央行票据余额增加到11708亿元人民币。2005年一年的发行量就达27882亿元，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净回笼基础货币13848亿元，相当于2004年的2倍多。由于央行票据要支付利息,意味着货币发行成本不断上升。随着商业银行流动性的不断增加，对冲成本逐渐加大，边际效用开始递减，过多的发行中央银行票据收回市场流动性的能力也只能对冲约60%（巴曙松，2006）。流动性过剩的问题已迫使人民银行动用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猛药”，从2004年至2006年8月三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目前已经达到8.5%。上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负面影响也开显苗头，货币市场利率将上升给人民币带来更大的升值压力，这种激烈的紧缩方式也可能导致某些企业资金链的断裂（吴晓灵，2006）引自吴晓灵2006年3月18日在中国金融网举办的金融论坛上的讲话。

四、货币供给内生性对经济的影响

当前汇率制度下的货币政策独立性缺失，跟随外汇储备增加基础货币投放被动扩张，货币超量供给导致了经济中的流动性过剩，给整个国家经济运行都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1.对商业银行的影响。在资本市场不够发达的金融体制下，商业银行成为吸收基础货币的主体，通过派生存款功能的倍数效应导致商业银行流动性明显过剩，“存差”逐年扩大，2006年6月底全国金融机构存差已突破10万亿。尽管人民银行将超额准备金利率下调到0.99%，存款准备金率多次上调，但商业银行超额准备金率始终在3%以上。流动性过剩意味着商业银行存款不能有效地利用，必须为大量的负债支付利息成本。为了寻找资金出路，商业银行把目光投向了货币市场购买国债和政策性金融债券，这类资产收益率低，大量资金涌入导致货币市场利率一路走低，甚至一度形成货币市场利率与存款利率倒挂的情况。也就是说，银行进行国债和央行票据投资，都是在做赔本买卖（刘煜辉，2006）。另一方面，中央银行为了冲销过多的基础货币，向商业银行发行强制性票据，影响了商业银行的盈利性。

流动性过剩不仅使商业银行的收益下降，也增加了银行的潜在风险。目前贷款仍然是我国商业银行盈利的主要渠道，过多的流动性可能会使银行增加信贷量，尤其是今年央行两次加息之后，利差的扩大可能加剧了银行的放贷博弈冲动（莫凡，2006）。由于利率上调，企业融资成本上升，可能会更刺激一些风险投资者的信贷需求。同时由于银行贷款风险定价能力欠缺，会导致银行面临更大的风险。

收益的下降和风险的增加，必然影响我国商业银行的竞争力，面对2006年底对外资银行的全面开放，我国商业银行将面临着与外资银行竞争的巨大压力。国际大银行规范的管理和经营方式以及多样化的服务，使我国商业银行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2.对企业的影响。在流动性过剩的宏观经济条件下，经济运行中的一个突出矛盾就是投资过热，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2006年上半年规模以上企业实现工业利润增长了28%，比去年有大幅度提高，私营企业同期利润的增幅高达52.9%。更为值得关注的是，由于流动性过剩，市场利率（如银行间拆借市场的利率）在十年的低位徘徊，市场票据贴现利率远低于央行规定的3.24%再贴现利率水平。较低的融资成本激励了企业投资的快速增长。企业固定资产投资过快，使得原来的一些过剩行业进一步增加投资，造成进一步的产能过剩；固定投资增长很快，增加了对能源、原材料、燃料的需求，拉动上游产品的价格上涨，2006年上半年虽然消费者价格指数上涨仅1.3%，但实际上，工业品出厂价格和燃料动力的购进价格、涨幅都分别达到4.7%和6%多，潜在压力很大引自毕吉耀2006年8月21日在央视国际频道“今日关注”中的发言。来源：中央电视台网站；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导致能源紧张，推动煤炭等能源价格上涨，是整个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障碍。虽然2006年8月人民银行继4月升息后，又宣布存贷款基准利率提高0.27个百分点，旨在抑制投资过热的势头。但是目前的现实情况是，众多生产企业因贷款成本增加减少了一部分资金需求，但房地产企业在高利润刺激下对资金的需求不减，所以，贷款总量很可能不降反升。

3.对国家经济的影响。只有投资、消费和出口“三驾马车”并驾齐驱的经济增长才是健康的，而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模式一直过度依赖投资，内需不足已成为制约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近十年来，我国最终消费率平均为59.5%，比世界平均消费率水平低近20个百分点。2005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5.7%，出口增长28.8%，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仅增长12%。到2005年6月底，投资占GDP比重达到了46.3%的高位，出口占GDP的比重上升到了37.5%。由此可知，我国的经济结构存在明显的不平衡，对外贸依存度较高的情况很难在短时期内改变，也是导致我国流动性过剩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投资渠道不畅等，人们出于预防动机等原因把钱存入银行，形成商业银行流动性的来源。过多的流动性引发银行放贷冲动，加剧投资过热，更加剧了经济结构的不平衡。

外汇储备充裕，无疑有利于增强国际清偿能力，防范金融风险维护国家安全，但过多的外汇储备会形成资源浪费。我国外汇储备很大部分用于购买美国国债，可以说中美贸易顺差反映了中国商品进入美国，同时外汇储备又以购买美国国债大量回流美国。这对中国来说，以较低的利率借钱给国外政府使用从总体经济效率上是一种损失。由外汇占款投放的大量基础货币经过商业银行信贷扩张，又有相当部分以国民储蓄形式沉淀在了实体经济之外。而由于历史痼疾造成的诸多方巨额资金缺口，如“三农”资金、中小企业发展资金紧张、巨大的社保资金缺口问题等，都需要资金弥补。这种资金供求结构的矛盾充分暴露出资金资源配置的不合理，对于我国经济造成了巨大的效率损失。

五、政策建议

我国当前的汇率制度安排使得“双顺差”短时期内无法改变，虽然中央银行采取了票据对冲、抑制投资等手段进行调节，效用都是短期的。因此，提高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解决流动性过剩问题的釜底抽薪之策在于改革汇率制度。

1.进一步完善汇率形成的市场机制，培育相对均衡汇率。完善汇率形成机制是协调国际收支的根本措施，是缓解“双顺差”的市场解决途径，也是解决商业银行流动性过剩问题的基础。对于我国来说，短时期内汇率完全浮动不现实，但汇率浮动幅度能够更为灵活完全可以做到。通过汇率浮动区间的逐步扩大，利用市场机制调节外汇市场供求，人民银行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为了维持汇率稳定而被动增发大量基础货币，从而收缩市场货币总量，有效解决商业银行（包括金融体系）流动性过剩的问题。同时，根据当前国际经济发展的多极化趋势，人民币汇率参考的一篮子货币中，美元成份可以适当减少，增加欧元、英镑、日圆等货币比重，避免美元波动牵连我国货币大幅度波动风险，将未来以市场为基础的均衡汇率与世界多元化经济体联系在一起。

2.深化外汇管理体制改革，有序开放培育资本市场。现有外汇管理体制主要基于外汇紧缺时期，结售汇外汇管理体制对于外汇储备增加有积极作用，确保国家有效掌握外汇资源。随着贸易顺差企业出口创汇越来越多，国际资本大量流入使投放的人民币大量增加。因此，积极推进外汇管理体制改革，放宽企业和个人用汇自由度，由强制结售汇制向自愿结售汇制转变，由国家集中储备外汇向民间分散外汇转变，由吸引外资进入国内向有条件的对外投资转变，是我国金融国际化发展的途径，才能实现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彻底解决流动性过剩问题。2006年4月，人民银行推出了调整外汇管理的六项政策（放宽企业开立外汇账户和账户余额的限制、放宽个人经常项目购汇的限额、放宽对企业境外投资用汇的限制和资本项目的用汇限制等），表明了外汇管理正在向市场化和资本账户的有序开放循序渐进地迈进。

3.汇率制度改革要与其他政策配合协调。汇率制度改革需要有一个良好的环境，与其他政策的协调配合尤为重要。首先应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为人民币远期交易、期货交易及企业回避汇率风险创造良好的金融市场基础，使人民币汇率与利率形成机制逐步融为一体。同时，调整贸易政策和引进外资政策。国际收支“双顺差”与对出口和引进外资的优惠政策密切联系，在当前出口贸易激增和外商投资数量扩大的背景下，内外资一视同仁“两税合一”成为大势所趋。通过政策调整和引导逐步扩大内需，实现国内经济的稳定发展，避免国际经济特别是经济大国的政策突变造成的冲击，在实现国际收支相对平衡的基础上解决流动性过剩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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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谭雅玲，应对流动性相对过剩势在必行\[J\]，现代商业银行，2006.（2）：21-24

货币理论范文第9篇

一、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

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的代表人物是鲍尔·克鲁格曼(PaulKrugman)，罗伯特·弗勒德(RobertP.Flood)和彼得·M.加伯(PeterM.Garber)。Krugman在其1979年发表的AmodelofBalance-of-PaymentsCrises一文中所构造的模型是关于货币危机的最早的理论模型，贝Flood和Garber则在1984年发表CollapsingExchange-RateRegimes，SomeLinearExamples一文，对Krugman提出的模型加以扩展与简化。这两篇文献是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的代表作品。

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假定政府为解决赤字问题会不顾外汇储备无限制地发行纸币，央行为维持固定汇率制会无限制抛出外汇直至消耗殆尽。该理论的基础在于当经济的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发生冲突时，政府为维持内部均衡而采取的特定政策必然会导致外部均衡丧失，这一丧失的累积将持续消耗政府外汇，在临界点时，投机者的冲击将导致货币危机。

该理论认为一国的经济基本面(economicfundamentals)决定了货币对外价值稳定与否，决定了货币危机是否会爆发、何时爆发。当一国的外汇储备不足以支撑其固定汇率长期稳定时，该国储备是可耗尽的，政府在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发生冲突时，政府为维持内部均衡而干预外汇市场的必然结果是外汇影子汇率与目标汇率发生持续的偏差，而这为外汇投机者提供了牟取暴利的机会。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认为一国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的矛盾，即一国固定汇率制面临的问题源于为弥补政府不断扩大的财政赤字而过度扩张的国内信贷。公共部门的赤字持续“货币化”，利息平价条件会诱使资本流出，导致本国外汇储备不断减少。在储备减少到某一个临界点，投资者出于规避资本损失(或是获得资本收益)的考虑，会向该国货币发起投机冲击。由于一国的外汇储备是可耗尽的，政府所剩余的外汇储备在极短的一段时间内将被投机者全部购入，政府被迫放弃固定汇率制，货币危机就此爆发。事实上，由于投机者的冲击，政府被迫放弃固定汇率制的时间将早于政府主动放弃的时间，因此，社会成本会更大。字串6

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表明，投机冲击和汇率崩溃是微观投资者在经济基本面和汇率制度间存在矛盾下的理性选择的结果，并非所谓的非道德行为，因而这类模型也被称为理性冲击模型(rationattackmodel)。

从该理论的模型分析中可以得出一些政策主张。例如，通过监测一国宏观经济的运行状况可以对货币危机进行预测，并在此基础上及时调整经济运行，避免货币危机的爆发或减轻其冲击强度。避免货币危机的有效方法是实施恰当的财政、货币政策，保持经济基本面健康运行，从而维持民众对固定汇率制的信心。否则，投机活动将迫使政府放弃固定汇率制，调整政策，市场借此起到“惩罚”先前错误决策的作用。从这个角度看，资本管制将扭曲市场信号，应该予以放弃。

二、第二代货币危机理论

第二代货币危机理论的主流代表人物是MauriceObstfeld、GerardoEsquivel和Felipelarrain。

第一代货币危机的缺陷在于其理论假定与实际偏离太大，对政府在内、外均衡的取舍与政策制定问题论述上存在着很大的不足。而且经济基本面的稳定可能并不是维持汇率稳定的充分条件，单纯依靠基本经济变量来预测与解释危机，显得单薄。80年代中后期，经济学家开始从经济基本面没有出现持续恶化这一角度解释危机，并探讨货币危机爆发的可能性，这就是第二代货币危机理论。这一论有两个重要的假定：

1.在该捻论中，政府是主动的行为主体，最大化其目标函数，汇率制度的放弃是央行在“维持”和“放弃”之间权衡之后作出的选择，不一定是储备耗尽之后的结果。政府出于一定的原因需要保卫固定汇率制，也会因某种原因弃守固定汇率制。当公众预期或怀疑政府将弃守固定汇率制时，保卫固定汇率制的成本将会大大增加。

2.引入博弈。在动态博奔过程中，央行和市场投资者的收益函数相互包合，双方均根据对方的行为或有关对方的信息不断修正自己的行为选择，而自身的这种修正又将影响对方的行为，因此经济字串4

可能存在一个循环过程，出现“多重均衡”。其特点在于自我实现(self-fulfilling)的危机存在的可能性，即一国经济基本面可能比较好，但是其中某些经济变量并不是很理想，由于种种原因，公众发生观点、理念、信心上的偏差，公众信心不足通过市场机制扩散，导致市场共振，危机自动实现。所以，这类理论模型也被称为“自我实现式”危机模型。这个典型代表是Obstfeld。在其ModelsofCurrrencyCriseswithSelf-FulfillingFeatures一文中设计了一个博弈模型，以简洁明了的形式展示了动态博奔下自我实现危机模型的特点，并表现出其“多重均衡”性质。

以0bstfeld为首的一些学者在模型中仍然注重经济基本面，在其理论论述中勾勒出基本经济变量的中间地带。他们认为，在经济未进入该地带时，经济基本面决定了危机爆发的可能性，此时，危机完全不可能发生或必然发生；而当经济处于这一中间地带时，主导因素就变成投资者的主观预期，危机是否爆发就不是经济基本面的变化所能解释的。该理论认为问题主要仍然在于内外均衡的矛盾，政府维持固定汇率制是有可能的，但是成本可能会很高，政府的愿望与公众的预期偏离越大，维持固定汇率制的成本越高。因此，当公众产生不利于政府的预期时，投机者的行为将导致公众丧失信心从而使政府对固定汇率制的保卫失败，危机将提前到来。该理论认为，从这一角度而言，投机者的行为是不公正的，特别是对东道国的公众来说，是不公正的、不道德的。字串8

除了这类主流理论外，另有少数学者认为货币危机可能根本不受经济基本面的影响，受冲击国家所出现的宏观经济的种种问题是投机行为带来的结果而非投机行为的原因。总的说来，这类文献对危机的解释一般从两个角度出发，这就是通常所说的羊群行为和传染效应。

货币理论范文第10篇

[关键词] 最优货币区域经济货币联盟

最优货币区域,根据《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定义,为“一般的支付手段或是一种单一的共同货币, 或是几种货币, 这几种货币之间具有无限可兑换性, 其汇率在进行交易时互相钉住, 保持不变。但是区域内国家与区域以外的国家间的汇率保持浮动”

一、最优货币区域理论的主要内容及发展

1.20世纪60年代。1961年, 蒙代尔第一次提出了“最优货币区”的概念和组成货币区的一个经济标准, 即要素的充分流动性标准。他认为, 当要素在某几个地区内能够自由流动, 而与其他地区之间不能流动时, 具有要素流动性的几个地区就可以构成一个“最佳货币区”。

其后该理论得到进一步发展。如麦金农(Mckinnon,1963)认为应以经济开放度作为最优货币区的标准; 肯南(Kenen,1969)认为应以生产的多样化程度为标准; 英格拉姆( Ingram ) 则提出以国际金融高度一体化作为最适度货币区的标准; 而托尔和威利特(Tower and Willett,1976)、哈伯勒(Harberler) 和弗莱明(Flemming) 则把注意力从微观的供求变动转移到宏观经济现象上, 提出通货膨胀和政策一体化的标准。

2.20世纪70年代。因为前人的努力多集中在最优货币区的形成条件上,最大的问题就在于突出该理论的正面效用同时忽略了成本的产生。该理论在70 年代的进一步发展,开始转向对货币联盟的成本-收益分析。

加入货币区的好处有:(1)降低交易成本;(2)不变的固定汇率减少了不确定性, 并能排除伙伴国之间的投机性的资本流动;(3)节省成员国的外汇储备, 降低储备成本;(4)货币一体化能促进经济政策的一体化。而加入货币区的成本则包括:(1)单个国家失去了货币和汇率政策的自;(2)国家财政政策的决策权受共同货币政策的影响和限制;(3)有可能加剧失业;(4)有可能恶化本已存在的地区失衡。

3.20世纪70年代后理论的新发展。进入80 年代, 经济学家通过大量运用历史经济数据对最优货币区的相关问题进行了翔实的实证分析,得出了许多有意义的结论。

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对联盟内政策的协调以及其有效性的分析。格鲁夫认为,在理性预期及政府政策随意性存在的前提下,一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可以借助同另一个货币政策声誉比本国更好的国家结成货币联盟部分或全部实现。格鲁夫的这一分析既为近年来拉美趋势加强的美元化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 也为东亚国家危机后重建其汇率机制提供了一种参考依据。

二、对最优货币区理论的批判

对该理论的批判很多,但不能顺应时展和理论发展变化是一个主要的批判点,而另一个方面则集中于批判建立最优货币区的标准。具体来说:

第一,世界经济运行环境的新变化和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的兴起,重新界定了被OCA理论强调的货币同盟的宏观成本。致使成本-收益分析得出的结论值得进一步商榷。

第二,无论是早期的最优货币区理论还是后来新的理论, 都只强调了实际经济因素对组成和加入货币区的影响却忽视了金融市场的作用。

第三,OCA理论某些标准自身有理论弱点,且标准间存在常被人们忽视的替代、交叉、因果和矛盾等种种关系。OCA标准有内生性,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其政策的适用性。

总的说来,仍然有许多声音认为该理论的体系和框架依然不够成熟, 线索过于庞杂, 难于梳理。

三,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实践—欧元区

最优货币理论区理论的实践就是欧洲货币一体化的实现。

欧元区的建立,是为了实现一个没有内部边界的统一市场, 实现人员、商品、服务和资本的自由流动; 同时,有效地协调各成员国之间的财政及货币政策。

欧元的流通促进着欧洲统一金融市场的形成。其成功运作更对世界区域货币合作具有重要的启示, 即建立在区域经济合作基础上的货币合作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四,最优货币区理论对中国的启示

1.亚元:东亚货币一体化。理论的发展和欧盟相对成功的示范效应,加之亚洲经济的日益发展与经济合作的不断深入, 亚洲一些国家和学术界也提出了加强本地区货币合作的想法和建议, 而且很多已经开始付储实施, 这无疑具有积极而深远的意义。但是, 货币合作有着十分严格的基础性条件, 就目前亚洲的经济和金融发展状况来看, 仍存在很多的难点。归纳而言主要有:

首先, 目前东亚各国对生产要素流动的限制颇多,尤其是对资本项目都有不同程度的严格限制,这与蒙代尔提出的要素流动性标准相去甚远。其次, 经济开放度。东亚一般对美国市场依赖比较大,对美贸易额较大。区内贸易占各国与地区贸易额的比例总得说来不是很高,而且不同国家差别较大。再次,产品多样化。除中国、日本等建有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外,东亚其他国家与地区的产品分散程度较低。

基于最优货币区特性指标的分析, 再加上东亚政治经济发展的现实状况,在东亚建立通货区的条件尚不成熟。但学者们普遍认为, 东亚经济发展的前景是美好的, 东亚货币合作的前途也是乐观的。

2.对我国国内单一货币政策的质疑—从最优货币区理论视角检验货币区域效应。换一个思考视角,“最优货币区”可以大于国界范围,也可以在一国国界之内。对每一个国家,尤其是民族众多、地域广阔的大国而言,其自身作为一个单一货币区是否达到最优货币区标准,对其货币政策实施效果将有很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