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货币政策范文
时间：2023-02-22 09:16:06
央行货币政策范文第1篇
原因分析：1基于货币银行学分析——货币政策效果
美元泛滥下的公开市场操作是货币供应量循环增大
人民币升值预期无悬念
汇率政策不合适新环境
2基于宏观经济学的分析——经济环境
美国：次贷危机与美元的持续走软
中国与世界经济：国际热钱进来了
结论：央行政策要更神秘——格林斯潘的语言
参考书目及资料来源
余论：四川大地震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论文主题：央行货币政策失效的分析
一直以来，一连串的经济数据令人沮丧。（叶檀，2008）以加息、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等为首的紧缩性货币政策屡次集体亮剑搭桥也难抑经济高烧之火。中国经济非但没找到下行的梯子，相反，在那片增长速度足以登峰造极、“独孤求败”的高原上如《指环王》中人族法师甘道夫一样被囚禁在高塔，苦苦等待解救他下来的秃鹰……
中国经济怎么了？央行金融调控政策本身又怎么了？为什么两者作用下本应协同的效果从未得以实现？而我们看到的一连串的现实是：居高不下的CPI与GDP增幅，以及日益扩大的外汇储备和一步一个脚印稳稳下降的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为什么中央银行三令五申的——被西方世界认为是宏观调控的重型武器——银行准备金率政策在人民银行的实施下哑了火？“猛药”变了“纸老虎”吓不走蠢蠢欲动的汹涌“热钱”，个中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我们是否可以从央行货币政策本身开始反思？
从货币政策效果分析
近4年来，见诸报端谈论最多的重大举措包括5大方面：ⅰ6次加息，每次上调；利率0.27%（存款）——0.52%（贷款）；ⅱ13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每次上调0.25个百分点；ⅲ创造和恢复央行票据与特种存款等金融创新工具；ⅳ汇率体制改革，扩大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波幅；ⅴ多次召集商业银行主持“窗口指导会议”。
公开市场操作是利率和基础货币变动最重要的决定因素，而基础货币又是基础货币的重要来源，因此，在西方金融学中，公开市场操作是最重要的货币政策（米什金，198？）。所以，首先我们将要分析的货币工具是公开市场操作。
ⅰ、ⅱ两方面均属能动公开市场操作。仅以调高存款准备金率来说，当今西方成熟国家均鲜有使用，而我们却一而再再而三地使用，然而，从可看到的事实中可知相关政策并未收到良好的预期效果。（否则，央行也就不必三番五次地倒腾这项政策。）自98年以来，中国每月新增外汇约为300亿美元，以现行的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7计算，仅此因素下，2008年每月中国新增的外汇储备是2100亿元，这些外汇占款经央行购买再经银行体系倍数原理放大后，增加的存款数额将是惊人而巨大的。这种存款的激增并不是我国居民创造积累的财富，而是国际游资追逐人民币所带来货币的膨胀效果（于学军，2006）。那么，中国出口及外贸顺差剧增的原因又是什么呢？跨国外包、全球化（外电评论：经济的全球化就是全球的中国化）、独立经济生产链重组在IT革命的大力推动下处于加速阶段，并且，不能外包的生产服务也能实现，FID在中国的投资大幅增加随时也替代了中国进口（周小川，2006）。原来需要进口的可以不出国门即可得，进口放缓，于是进出口差额拉大。从这个角度也可得出与前文相同的观点：巨额贸易顺差并非是中国居民创造的真实财富，而是有相当水分。由此，我们可以质疑存款准备金率政策在现行中国经济条件下的有效性。
值得提一下的是商业银行在此政策下是受害者。无论是加息、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其目的都是收回商业银行剩余流动性。居民储蓄的存款被存款准备金率牢牢拴住，——只能回归无用不能创造应有价值，而此过程所造成的损失及成本都只能商业银行默默埋单。据在《金融时报》披露的各大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中不难发现商业银行净收益明显下滑，收益额最大的却是中国农业银行，而还有一部分原因是中国农业银行在年前购买了央行的巨量票据，使其坏帐资产比率不想其他商业银行那么触目惊心。尽管这结果一部分是由于大地震使银行坏帐呆帐迅速增加，但商业银行本身受不断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控制引发的久伤却是根本。
人民币升值。即使在货币约乘数为4.4的情况下，2008年每月央行要增加的货币供应为477亿元。央行增发的基础货币冲击这并不缺少流动性的流通货币市场。同样在货币乘数的作用下市场的货币供给增加，给人民币升值压力蒙上了一层难以再揭开的沉重黑幕。自2006年以来，人民币因与美元汇率有紧密联系而一直没能按照市场变化要求的那样及时升值。资金成本未能得到应有的提高，本可降温的经济没有实现。时机的错过使人民币升值压力空前。不得已，人民币到了必须升值的时候。从微小频繁调整变为近期升值幅度加大（尽管累计以达10%以上），总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为什么呢？因为人民币升值预期被认为是更加理性与准确的，国际热钱则纷纷如磁针一样紧紧依附人民币套利转出如蚊子饱足才狠狠拔出：那是人民币价值和国民财富在流血。
接下来要清算的大头是汇率政策。中国汇率体系“管进不管出”已成为心照不宣的惯例从汇率改革之初延续至今。这是外汇激增的时代了，我们却还没有把陈腐过时的理论当作金科玉律奉行不二。进来的资本很容易，却为热钱的兴风作浪打开道路。却也能进一步加大央行管理资金货币的难度。不明来路的热钱！它们浩浩荡荡地涌向高收益却没预期风险的股市、楼市抬高房价，引起股市泡沫。游资来去自如，加速脆弱不健全的中国金融体系。另一方面，两个市场的非理性繁荣扩大了交易货币的需求量(注：根据人民银行网站/diaochatongji/tongjishuju/公布数据绘制而成)，使居民储蓄从流动性较弱的M2转向流动性较强的企业活期存款M1，M1增长加快，超过了M2的速度。剪刀口式的增长差距加大也进一步反映货币的流动性过剩，反过来继续作用于两个市场。所以货币供应保持高增长，M1和M2又不断增强货币流动性，如此循环往复，流动性过剩将一直存在下去。可按照经济学理论，人民币对外升值提高出口商品在国外市场的价格，商品价格上涨将对进口产生抑制，从而导制国内总产出减少失业率增加，总需求减少，物价水平降低，流通市场的货币会自然降低。但事实物价在持续上涨，流动性过剩问题依旧突出，经济学理论错了吗，还是经济学理论给我们开了个玩笑？其背后有怎样的深层次原因？
美元持续走软
分析美国经济走向将有助于判断当下国内经济。
美国经济刚从次贷危机的哀鸿中苏醒过来，伯南克不顾一切的救市让美联储为这次危机所造成的巨额资金缺口埋单。可以想见，美联储大量基础货币将在未来陆续流通在市面上，这样做的最终后果将可能进一步导致不断走软的美元继续滑下并最终跌倒。这会给世界经济造成怎样的影响呢，当然，这样以来中国——这个不断庞大的世界制造中心——受到的影响尤为首当其冲。在美元对人民币贬值的同时，人民币对英镑亦贬值，美元自身对欧元、英镑也持续下挫。作为最广泛交易的支付货币就使得国际大宗货物价格开始上涨。于是，全球背景下，美元的泛滥，在世界遭受美元贬值之害的同时，中国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中国人民银行面临以美元结算的巨额外汇占款只能结而又收、收而又结一直忙碌下去，这是造成央行货币政策有效性大减的根本原因之一。
国际热钱进来了
国际油价已经突破130美元一桶。分析人士认为，由于中国大地震重建工作陆续展开国际原油价格上涨将远不止这个数目，甚至有可能涨至200美元一桶。而其他大宗货物如粮价也大幅度飙升。缅甸风灾造成作为亚洲乃至世界的优质粮食产区将在未来几年连续减产、近期则颗粒无收的局面，而缅甸本国呢，通过膨胀率将可能达到18.2%。这将使遭受重创的缅甸经济雪上加霜，循环影响，难以振兴。因此，同理粮食价格预期也将上涨。中国近二十年来的崛起与国际制造基地的再次搬迁密不可分。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外资的膨胀注入带动了中国经济的腾飞。如果外资一旦撤离呢，中国经济可能会严重受挫。但重振也并非不可，同样，再用优惠政策套来那些游走的外资。
终归，中国经济与世界越来越密切，中国经济对外依存度愈来愈大。原油及金属等初级产品的外依存度：2007年1季度，进口铁矿石依存度为54.84%，石油2008年前十月为49%（2020年预计近60%），硫资源已超过50%。粮油等原料的上涨使得中国输入型通货膨胀在所难免。粮油等价格上涨引起的输入型通货膨胀会使经济增长放缓吗？日本贸易振兴机构2007年的统计是：2006年，世界贸易比上一年增长15.4％，达到118,742亿美元。世界贸易已经连续四年以超过两位数的增长率在扩大，输入型通货膨胀将进一步刺激世界经济的发展。世界经济连续三年以5％左右的速度高速增长，是80年以来最快的增长，中国和印度的GDP实现了10％左右的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9.7％，约占四成。(2007年版JETRO贸易投资白皮书)在国际经济高速增长的趋势下，中国经济将何去何从呢？答案是肯定的。与世界脚步一起共鸣：中国经济将继续一路奔跑。
在经济持续过、热物价上涨的情况下，人民生活水平进一步受到考验。特别是作为贯彻十七大报告精神第一年，新领导集体关于控制经济增长与CPI的目标的实现显得格外重要。央行的政策调控如何在此背景下做好本职工作将是又一硬难题。央行会不会兼顾政府意志于不顾？强行为目标而作为，让央行本来就很小心的“上调”政策更加细碎畏葸，仅货币还是松货币，这是一个问题。从紧的货币政策是银行信贷减少，经济增长势头将会一定程度上得到遏制。可外资，确切的说国际游资却不这么想，他们只知道：预期不会下调的人民币一直在升，此时不入，更待何时？利率工具要求的神秘性变得毫无根据，它如何发挥有效性呢。
如此，中央银行源源不断地创造巨大流动性，紧缩预期的减少流动性还不足以弥补由此增加的流动性。中央银行一面加紧的货币政策却成为巨大热钱涌动的风向标指导着国际热钱滔滔涌入。货币来源的复杂性增大给管理带来困难，并大大地削弱调控政策的效果。央行在现行中国经济下政策形成矛盾严重制约了政策所能发挥效果的空间，这是央行金融调控政策失效的重要原因。
于是，尽管央行很明确地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很忙碌，结果却很直接很无情：调控政策收效就像远去的恋人的背影那样决绝，且走且远，最终杳不可见。
结论：央行政策要更神秘
格林斯潘的公文包里有掌管着美国经济细微的引擎，格林斯潘不仅知道一架雪弗莱轿车有多少根螺丝钉，还知道拔取其中3颗会给美国经济带来怎样的影响。被誉为中国的“格林斯潘”周小川可能也有，未必不知。但后面一个“格老”的特性周小川却还未使用，——格林斯潘可以使用英语语言中最细微委婉的语气语法，好使他说出来的每一句话确保只有上帝与他能够听懂。斯蒂格利茨也认为，信息，其实就是信息的博弈，就是信息经济学！
央行货币政策范文第2篇
理解当下中国的宏观经济调控，可以从这样的逻辑入手：在原有通过政府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不可持续之时，新政府形成了通过改革来刺激经济、进行结构调整的新思路。然而，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推动起来并不容易。因此，在改革激发的经济活力尚未充分显现之际，仍然需要通过一定的刺激政策以“时间换空间”。
在这种情况下，新政府一方面为避免给人留下重回刺激老路的印象，不愿意用大水漫灌的方式，采取了一些定向的结构性调整措施。另一方面又希望能够在短期内稳住经济，为经济托底，也为改革留出时间。
货币政策的新动向正逐渐清晰。9月末，央行联合银监会出台稳定房地产的金融政策；最近，央行又有意引导市场利率水平下行。2014年10月14日，央行发行200亿元14天正回购，将发行利率下调10个基点至3.4%，这是三年半以来的最低水平，体现了央行引导市场利率走低的意图。
一些市场人士认为，中国已经进入了降息周期。 以时间换空间
近期以“时间换空间”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房地产金融政策的变化。
2014年的“金九”，对于房地产企业来说并不好过。搜房监测数据显示41个城市的成交量同比继续下跌20%，房地产销售持续低迷。海通证券姜超认为，过去半年地产销量持续负增拖累工业经济，加之工业品价格重新下跌增加去库存压力，经济下行风险尚未消除。
9月30日，央行和银监会联合出台了稳定房地产金融市场的文件。监管机构鼓励商业银行提高对个人住房按揭贷款的首付比例、提高更大幅度的折扣优惠。与此同时，也鼓励金融机构支持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融资需求。瑞银证券汪涛认为，房贷政策的放松是本轮房价回调以来房地产政策最明确、最重要的放松。浦发银行金融市场部曹阳说，尽管地产扶持政策力度较大，但市场难现昔日繁荣，同时未来的政策取向也非单一刺激，而只在托底，为改革创造空间。
鉴于房地产市场和经济走势的密切联系，放松反映了决策层的担忧。在央行2014年三季度例会后公布的新闻稿中，官方一方面强调了“经济运行还处在合理区间”，另一方面则首次出现了“形势的错综复杂不可低估”的表述。
不仅房地产，中国的“汽车引擎”也正在开始失去速度，受经济疲软和库存上升双重打击，9月份汽车销量触及19个月低点。中国汽车工业协会10月13日公布的数据显示，9月份乘用车销量同比增长6.4%，达170万辆左右。包括乘用车和商用车的汽车总销量增幅由上年同期的20%降至2.5%。
汪涛预计，三季度GDP同比增速将滑至7.1%。她认为，即将公布的9月及三季度宏观数据将显示实体经济低位企稳、较8月略有改善，但不足以扭转三季度GDP同比增速下滑的局面。稳增长的压力将有增无减。在她看来，下一步政策选项包括：降低首套房贷首付比例、加快上马一批重大基建项目、加快推进有利于释放增长动能的改革等。
是否刺激取决于政府对经济增速下滑的容忍度，而这又与就业形势密切相关。国务院总理近期曾在多个场合表示，对于中国政府来说，最关注的还是中国的就业情况。其透露，截至8月份，中国的城镇新增就业已经接近1000万，接近全年目标。
就业目标达到意味着对经济增速下行更大的容忍度。10月11日，央行研究局首席经济学家马骏在华盛顿举行的国际金融协会（IIF）年会上表示，根据其团队最近所做的研究，中国的服务业占GDP比重提高1个百分点所创造的城镇就业岗位，可以抵消GDP增长减速0.4个百分点导致的就业岗位数的下降。因此，即使经济增长速度稍稍慢一些，就业情况也应该会保持稳定。
但也有央行内部人士指出，就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可能并非线性的对应，也不能排除经济增速下滑到一个临界点，就业情况出现大规模恶化的可能。 货币政策趋松
央行行长周小川出席第30届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IMFC）部长级会议时指出，当前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处于合理区间，就业情况好于预期，通货膨胀稳定在较低水平，结构调整和各项改革稳步推进，预计全年GDP增速7.5%左右。他强调，中国政府将继续执行稳健的货币政策，推进各项金融改革，并加强对风险的管理。“稳健”依然是主题词。
一位接近央行的人士称，理解货币政策最重要的是感知央行货币政策立场，在通胀比较高的时候，重点在防通胀，在经济增长出现问题时候，就要倾向于保增长。对于央行行长这样的技术官僚来说，其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对经济形势作出判断，并相应进行轻重权衡。
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下行的风险一直存在，但央行始终未有诸如降息、降准这样的全面宽松举措出台，反倒是再贷款、PSL和定向降准等所谓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相继浮出水面。这种结构性货币政策正在宏观调控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理解央行今年的货币政策操作，不妨考虑以下几个背景：
本届政府一直在提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构建中国经济“新常态”。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全面放松的举动都可能在日后授人以柄，被“教条”地认为是重走刺激经济的老路。在这种情况下，折中调和的结构性定向政策就应运而生。国信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钟正生指出，在本届政府急欲树立“定向发力”，而非“全面宽松”形象的背景下，诸如全面降准和降息的传统货币政策已在某种程度上“被绑架”。
在考虑结构性货币政策时，还有一个事实不容忽视。周小川一直认为，中国经济的问题在结构而不在总量。这种思想在他早年的论文中就已有体现，他多年来对此一以贯之。换句话说，对于中国这样的转型经济体来说，历史的经验是经济易热不易冷，刺激容易降温难。
关于是否降息，央行内部曾形成了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货币政策应保持定力、避免大水漫灌，在结构性调控措施已经能够发挥作用的时候，降息可能会给市场带来调控全面放松的迹象。但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利率政策随着经济减速而降低实际上是中性的。这派观点认为，在经济基础条件（包括CPI、GDP增速）发生改变的情况下，利率政策也要随之调整，如果此时利率政策还保持不变的话，会导致货币政策不是过紧就是过松。随着经济增速的下行，后一种意见开始逐渐被更多人认同。
通胀数据也正在支持更大规模的货币放松。国家统计局10月15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1.6%，CPI同比增幅回落至“1”时代。
从目前的市场形势看，降息的窗口正在形成。2014年10月14日，央行发行200亿元14天正回购，将发行利率下调10个基点至3.4%，以引导市场利率走低。此前，央行曾于9月18日将正回购利率下调20个基点至3.5%。中金固定收益研究团队认为，正回购利率下调的信号意义非常明确，由于达到年内GDP7.5%的增长目标仍有一定难度，一定的刺激政策仍有必要。 经济运行的政治逻辑
促进经济增长是货币政策的重要目标，央行货币政策操作取决于经济运行机制的客观规律。匈牙利经济史学家卡尔波兰尼曾说，经济制度都是由非经济的动机所推动。而在国内，人们则经常提及“政治经济学”这个名词。其实，要理解中国目前的经济形势，就必须分析政治对经济的影响。
过去十年中国经济增速很快，但这个过程中也出现了、国进民退、分配不均等问题。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曾将这种畸形的状况概括为“权贵资本主义”。
十以后，新政府的积极反腐行动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随着一只只“大老虎”的倒下，党中央严厉打击腐败的行动已深入人心。这极大震慑了此前愈演愈烈的“”等行为。因此，如果说以前赚钱靠关系的话，那么以后就要逐渐看真本事。
10月11日在中欧论坛汉堡峰会上说，面对经济下行压力，中国没有实行“大水漫灌”式的强刺激，没有放松银根和扩大赤字，而是强力推进改革。改革对经济也是一种刺激，能够再造微观基础，优化宏观环境，激发巨大的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
一种“靠改革刺激”而“不靠项目刺激”的思路已经跃然纸上。然而，改革的艰巨性却很少被提及。在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30多年的情况下，好改的地方早已经被改了，剩下的都是触及深层次利益的“硬骨头”，推进过程绝非一蹴而就。
退一步讲，即便改革顺利，从开始到见效也需要一段时间。因此，打击腐败、创造公平竞争环境的行为，在长期提振市场信心的同时，却有可能在特定时间导致官员不作为，从而削弱了经济短期增长动力。
要解释这个判断就要梳理中国经济过往的增长路径。改革开放以后，国内经济增长主要依靠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投资拉动，在这个情况下，“能吏”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相比“尸位素餐”的官员，“能吏”们更“爱折腾”，但这种积极作为的一个副产品是更多贪腐的机会，这种因贪腐而来的灰色收入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对官员的激励。
过去那种投资拉动的模式在目前政治反腐、经济三期叠加（增速换挡期、经济结构调整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时刻走到了尽头。最高决策层所担忧的是，在经济原有引擎已经注定失速的情况下，因结构调整所带来的新经济增长点尚无法马上继续。
央行货币政策范文第3篇
[关键词] 中国；韩国；央行货币政策；比较；启示
[中图分类号] F820.1 [文献标识码] B
一、货币政策及其体系
狭义的货币政策，是指中央银行为实现一定的经济目标，运用各种政策工具调节和控制货币数量和货币价格，进而影响宏观经济的各种方针和措施的总和，是由一国央行负责实施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而货币政策体系包含货币政策目标的确定、货币政策工具的选取和操作、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及货币政策操作规范等方面的内容。
货币政策体系图
注：表示货币政策意图的传导过程，表示最终政策目标向前的信息反馈过程。
二、韩国央行货币政策的演化及与中国的比较
尽管韩国在开放程度、经济规模和经济体制等方面与中国有着很大的差异，但其货币政策的演化过程同样伴随着金融市场的逐步开放和利率的自由化。同时，作为两国的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和韩国银行在实施各自的货币政策时，有一般央行在货币政策实施中的共同特点，也有因两国金融和经济发展现状以及央行本身发展阶段所决定的许多不同。
（一）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
货币政策最终目标是货币政策的制定者所期望达到的、货币政策的最终实施结果，是中央银行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的依据。根据《韩国银行法》规定，韩国银行的首要政策目标是保持物价稳定，这种单一的政策目标从韩国中央成立以来一直没变。根据《韩国银行法案》（Article1，Clause1）规定，“通过制定和执行有效的货币政策，追求价格稳定，使国民经济稳健发展”，韩国银行根据这一要求将价格稳定作为其货币政策的最重要目标。而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韩国新的中央银行法也明确规定中央银行的目标是价格稳定。“价格稳定”目标由韩国银行每年与政府协商确定。
相应地，《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三条规定，“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据此中国人民银行将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作为实施货币政策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在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选定方面，中韩两国央行有很大的相似性，都以本国货币价值稳定和经济增长作为货币政策最终目标，都在兼顾经济增长的前提下突出了物价稳定的首要性和重要性。
（二）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
韩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一定的变化，经历了从M1到M2再到MCT，最后停留在核心通货膨胀率的过程。目前，韩国实施的是核心通货膨胀率的中介目标。韩国政府于1957年实行了金融稳定计划，标志着韩国的货币政策的操作系统开始形成，政府对M1总量和各个经济部门的货币供应量做出供应上限（supply ceiling）的规定。从1979年开始，M2取代了M1作为主要的货币政策指标，并实行货币中介指标区域，并一直保持到90年代中期。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韩国银行法》得到修改，标志着通货膨胀目标的正式采用。由于在货币政策对价格产生影响之前存在相当长的时滞，所以韩国银行目前针对通胀水平设定的是中期目标，而非年度目标。
与韩国类似，我国的货币中介目标也走过从直接的信贷控制到间接的货币总量控制的路径，现在我国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是M2。中国人民银行1996年正式把货币供应量引入中介目标中，同时监测货币供应量和信贷规模两个金融变量。1998年中国人民银行取消贷款限额管理，信贷规模指标退出中介目标之列，进一步确立了货币供应量中介目标的地位。
就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而言，韩国的核心通货膨胀率更符合了其价格稳定的最终目标，对于有效控制国内通货膨胀也有着积极的意义。而中国以货币供应量为中介目标，却一直备受质疑。特别是随着金融的深化发展，国际资本流动特别是短期资本流动的加强，利率和汇率的套利投机等问题的出现，对以货币供给为中介目标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有效性提出很大的挑战。
（三）货币政策操作目标及传导机制
米什金（Frederic S. Mishkin，1996）根据货币与其他资产之间的不同替代性，将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分为两大类，即货币渠道（money channel）和信贷渠道（credit channel）。操作指标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中介目标的选择。在以货币总量作为中介目标时，韩国用的操作目标是准备金；当以核心通货膨胀作为其中介目标后，其操作目标逐渐过渡到隔夜回购利率。显然，以准备金作为操作目标影响货币总量是信贷观点的应用，以隔夜回购利率作为操作目标影响核心通货膨胀率是金融市场观的应用。与货币供给量作为中介指标相对应，目前我国货币政策的操作指标主要是基础货币。中国人民银行可通过公开市场业务、再贴现与再贷款政策对基础货币进行调控，依据基础货币与货币供给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对货币供给量进行相应调节，以实现政策目标。
因而，就货币政策操作指标和传导机制而言，中国与韩国有着很大的差别，韩国是以利率为主要指标，通过货币渠道传导；中国则是以基础货币为主要指标，通过信贷渠道传导，这也是与目前两国利率市场化阶段相一致的。
（四）货币政策的工具
韩国银行的货币政策工具主要有：借款政策（lending Policy）、准备金政策（reserve requirement policy）和公开市场操作（open market operations）等。它们在不同的时期发挥着不同的作用。直到20世纪70年代，韩国银行主要依靠存款准备金政策和其他直接控制手段来控制货币总量和国内信贷。从1982年起，银行直接信贷控制逐步为使用公开市场操作和存款准备金等传统工具的间接控制所取代。目前，韩国央行的货币政策更依赖于价格型工具，即主要通过“基础利率”（the Base Rate）的操作来确定经济稳健增长所需的价格稳定基础。韩国银行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冲击下积极通过多种政策操作进行应对，包括调整基础利率、提供信贷支持、稳定外汇市场等诸多方面。同时，韩国央行对货币政策的通胀目标有较明确的设定，例如2010年至2012年期间的通胀目标为消费者物价指数环比增长3.0+1%，为实现这一政策目标，韩国央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来调整金融机构之间的隔夜拆放利率，而公开市场操作也因此成为韩国央行货币政策实施的最主要工具。
相比较而言，中国货币政策则更偏重数量型工具。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规定，货币政策工具主要包括：公开市场业务、存款准备金、中央银行贷款及再贴现和利率政策等四个主要方面。而其中，存款准备金是使用最多的工具。但高启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和欠发达的债券和票据市场，已经使中国央行进一步灵活使用公开市场操作等常规货币政策工具面临困难。在金融市场信贷方面，在中国央行的指导下，中国的信贷规模扩展非常大。这固然有利于支持市场的投资活动从而支持产出，但这样做有可能影响信贷的质量，埋下不良贷款产生的种子。
相比较而言，中国货币政策则更偏重数量型工具，有一定的被动性，而韩国货币政策更倾向于价格型工具，主动性较强。从中国的货币政策调控措施可以看出，中国央行对经济的调控都是一种事后的补救措施，而不是一种事前的预防措施。
三、韩国货币政策经验对中国的启示
目前，韩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化程度高于中国，中国在政策开放中要学习和借鉴韩国的经验，根据国情有序地推进货币政策的改革和完善，为本国经济发展创造稳定的货币环境。
（一）提高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增强货币政策的透明度
提高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目标独立性和操作的透明度，主要可以通过三方面的保障来实现：一是法制保障，如韩央行对《韩国银行法》的修改；二是人事制度保障，如韩国将央行行长的职位升高；三是货币政策执行制度化和规律化的保障，使之成为一种规范化强和透明度高的实施过程。
（二）大力发展货币市场，加快利率市场化进程
推进国债市场发展，重点发展票据市场，加速金融创新，促进和扩大货币市场交易，增大对货币政策传导的效力。同时，央行要借鉴韩国及其他国家经验，建立起市场公认的中国的LIBOR（隔夜拆借利率），尽快培育和形成基准利率体系，进一步推进利率的市场化进程。
（三）加强金融监管，维护市场稳定
中央银行如果要确保或货币政策的效力，金融市场的稳定是一个关键因素。加强金融市场的稳健，不仅对抵御潜在的危机有重要意义，从货币政策的角度来说也同样重要。因此，应该强调和审慎金融监管和货币政策之间的关系，促进二者的协调发展。
四、结论
中韩两国货币政策既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也存在着很多的差异。就总体而言，韩国货币政策的实践经验以及发展方向，对中国还是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的。货币政策需要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断调整完善，中国要围绕稳定币值、经济增长这一基本目标，不断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参 考 文 献]
[1]杨凤丽，孙吉亭.韩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研究及对中国的启示[J].中国海洋大学学报，2008（4）：91-93
[2]李丕东.韩国货币政策体系的演化及其借鉴[J].国际金融，2005（2）：56-61
央行货币政策范文第4篇
[论文摘要]近期，央行通过对存款准备金率、利率等连续多次调整，明显加大了运用货币政策工具进行宏观调控的力度，对经济的调整作用将逐渐显现出来，同时对商业银行的经营战略和盈利能力也将产生一定的影响。商业银行应积极响应央行的货币政策，进一步转变经营理念，优化盈利模式，加快金融创新步伐。
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2007年5月19日起，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同时决定，从2007年6月5日起提高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这是央行年内第五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第二次上调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近几个月来，央行明显加大了运用货币政策工具进行宏观调控的力度，其背景是什么，对商业银行会产生那些方面的影响?商业银行应如何响应央行的货币政策措施?这是本文所要阐述的问题。
一、关于央行货币政策工具的相关理论
货币政策是指中央银行管理一国货币供给的条件下，为了指导、影响经济活动，保证国家宏观经济目标得以实现，而由国家制定、通过中央银行付诸实施的有关控制货币发行和信贷规模的方针、政策与措施的总称。中央银行为实现货币政策目标，必须通过一系列与中央银行业务相联系的措施和手段来完成，这些措施或手段称为货币政策工具。货币政策工具分为一般性货币政策工具、选择性货币政策工具和其他货币政策工具。一般性货币政策工具是最主要的政策工具，包括存款准备金政策、再贴现政策和公开市场业务。
存款准备金制度作为一般性货币政策工具，对货币的调控和影响是非常大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提高或降低，将带来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资产业务规模的变化，从而对货币供给有重大影响。也就是说，中央银行通过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可以影响金融机构的信贷扩张能力，从而间接调控货币供应量。一般来说，在其他条件不变时，中央银行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则金融机构缴存中央银行的法定准备金增加，可供自主运用的资金减少，其放款和投资能力削弱，全社会货币供给随之减少；相反，中央银行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金融机构向中央银行缴存的法定准备金存款减少，可用资金增加，其放款和投资能力增强，货币供给随之扩张。
存贷款基准利率的调整，也是货币政策考虑的范畴。通过加息，可调控资产价格，令过热的股市和房屋市场降温。自2006年7月5日以来，央行出台了包括加息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等在内的多种调控措施。特别是2007年5月18日，央行同时推出三项政策措施，即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升息、扩大汇率波幅。政策组合的推出，有利于增强政策的综合效应，加大调控的力度，综合治理经济偏快。上调准备金率旨在降低货币乘数与银行可贷资金规模，抑制货币信贷增速；贷款利率上调以及降低银行存贷利差意在抑制信贷需求和银行的放贷冲动，同时从供给和需求两端为信贷减速；存款利率上调有助于修正过低的实际利率，长期存款利率上调幅度超过短期以及活期存款利率不变有助于减缓存款活期化和储蓄分流的趋势；扩大汇率波幅有助于提高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程度，增强汇率弹性，为扭转人民币单边升值预期、平衡人民币有效汇率创造条件。
二、当前货币政策工具运用的背景及其对商业银行的影响
2007年在经济出现局部地区和部分行业过热、通胀上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央行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治理银行体系流动性过剩问题。近期，促使中央银行多次上调法定存款准备率的主要原因是货币信贷增长偏快。中央银行所担心的是，贷款的过快增长会助长经济的低水平扩张，影响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高准备金率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加强银行体系流动性管理，引导货币信贷合理增长，防止经济过热，并由此导致通货膨胀。在当前房地产投资偏快、证券市场持续升温、国际资本大量流入的情况下，既凸现了央行加大运用货币政策工具进行宏观调控的必要性，同时也增加了其政策工具运用的难度。
当前央行对存款准备金率、利率等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对资金市场、证券市场及商业银行经营都将产生一定的影响。从对商业银行的影响看：
一是抑制商业银行货币信贷过快增长。根据货币乘数理论，货币供应量为基础货币与货币乘数之积，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是决定乘数大小从而决定派生存款倍增能力的重要因素之一。对商业银行而言，存款准备金率的上调意味着信贷扩张能力的削弱。
2007年1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42万亿元，同比多增1678亿元。央行通过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收回流动性，每次调整50个基点，每次收回货币1500亿元，虽然相对于银行十几万亿元的流动性，不能造成实质性的影响。但是如果运用存款准备金率、利率工具进行流动性和资产价格管理，连续调整累积到一定的时候，对经济的调整作用就将逐渐显现出来。成熟的市场经济一般都会出现利率调整的周期性。近5个月来央行对存款准备金率、利率等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就显示出我国已经进入了一个调整的周期。5个月内的第5次准备金率调整，以及两次存贷款利率的调整，除了在银行信贷发放与市场利率基准上将产生实质影响外，更表达了央行在流动性治理上从紧把握的强烈决心，也彻底打消了部分商业银行对央行货币政策严肃性所抱有的侥幸心理。
二是商业银行的资产结构将作出一定程度的调整，并对盈利能力产生一定的影响。从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的经营方式以及获利能力来看，存贷款利差收入仍然是经营利润的主要来源。存款准备金率上调则意味着增加存放在央行的准备金金额，这将直接导致其可以用于发放贷款的资金减少。由于商业银行具有创造信用的功能，因此，商业银行实际减少的可以用来创造利润的资金将比增加的准备金数额成倍放大。
目前，商业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利率1.89%，存款的综合筹资成本大约在2.55%左右，贷款一年期利率6.39%，存贷款与准备金利率的利差分别为0.66%和3.84%。那么在现有存贷款规模上，经过测算：假设调高存款准备金0.5个百分点，冻结商业银行可用资金1500亿元，按此连续调整四次则减少由于发放贷款而获得的利差收入为3.84%*1500*4=230.4亿元。同时，由于商业银行存款的综合筹资成本大于存款准备金利率，商业银行缴存存款准备金还需要倒贴部分利息支出，补贴息差支出达0.66%*1500*4=39.6亿元。因此，据此估算，法定存款准备金利率的调整，将影响商业银行利润达270亿元。
三、商业银行响应央行货币政策应采取的措施
为积极响应央行的货币政策，商业银行应进一步转变经营理念，优化盈利模式，加快金融创新步伐。
一是要管住信贷总量，优化新增贷款投向。当前，在资产价格呈现不断上涨的趋势下，商业银行有必要控制过度的信贷行为，合理把握信贷投放节奏。同时，要着力优化信贷结构，严格信贷市场准入门槛，特别是要严格控制产能过剩和高耗能、高污染行业的信贷投放，注重提高信贷资金营运效益。据分析，各行业对升息的反应程度由机械制造业到农业依次递减，其中资金较为密集行业的影响度要高于劳动密集型行业。而作为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重点行业，如建材水泥、房地产、纺织等行业的影响度极其自然地排在了前列。农业、交通运输、水电生产供应行业受影响甚微，这些也恰恰是国家目前产业倾斜及扶持的行业。顺应国家的产业政策，根据各行业受升息影响程度的不同，商业银行在贷款投向上应有所侧重，尤其是对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重点行业的中长期贷款应该有所抑制，切实提高全面风险控制水平。
二是要完善风险定价机制，提高贷款综合收益水平。在贷款粗放经营受到遏制的情况下，商业银行应当积极完善风险定价机制，提高贷款综合收益水平。目前各商业银行对贷款风险定价日趋重视，致力于开发科学、适用的定价模型，但由于受历史数据积累不够和实际经验不足等因素的影响，目前国内多数商业银行风险定价能力仍然较低。对此，应参照《巴赛尔新资本协议》的技术要求，吸收国外先进经验，加快建立一套符合实际、切实可行的内部信用评级体系，准确地对风险进行定价，进而实现对贷款的风险差别定价，以降低信用风险，提高银行盈利水平。
三是增强主动负债能力，合理匹配资产负债结构。存款基准利率的上调，有利于增强商业银行的吸储能力，但付息负债利率的提高，也加大了商业银行的筹资成本。同时，存款准备金率上调意味着银行增加存放在央行的准备金金额，商业银行的新增存款之中可用资金比例降低，资金来源制约资金运用的自我约束管理体制下，促使商业银行更重视存款工作，以便进一步增强资金实力。因此，商业银行一方面要增强主动负债能力，认真落实差异化服务措施，加快网点功能转型，真正实现客户分层、功能分区、业务分流，在增加存款总量的同时，优化负债结构；另一方面，要根据负债的期限、利率结构，合理安排资产的期限、利率结构，将资产与负债在资金种类和数量上的联系有机地结合起来，在保持资金合理流动性的条件下，根据利率变化的预测和资产负债对利率的敏感性分析，及时调整各种不同利率资产和负债的敏感性缺口，扩大利差，达到净利差收入最大化的目标。
四是要加快业务创新，优化经营收入结构。今年5月份的这次加息与之前几次加息的重要区别是央行缩减了银行的存贷利差，特别是中长期存贷利差，压缩了银行贷款利润的空间。多年来，出于扶持国有金融体系的政策需要，中国银行业长期享受远高于国外同行的存贷利差，尽管这一过高的利差水平一直受到质疑和批评，但央行长期保持了银行业偏高的存贷利差水平。此次央行打破多年政策壁垒缩减存贷利差，显示央行抑制信贷增长的坚定决心。对此，商业银行必须顺应银行业务发展趋势，在业务增长方式上从外延粗放型增长向内涵集约型增长转变，在经营结构上由传统的存贷业务结构向资本节约型的综合金融服务转变，在竞争手段上由同质化竞争向差异化竞争转变。
今后，尤其要重视科技创新和业务创新，拓宽金融服务领域，努力增加中间业务收入等非利息收入占比。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金融市场利率波动愈益频繁，西方商业银行加快了金融服务创新步伐，通过开拓中间业务市场，降低净利息收入占经营总收入的比重，以规避利率风险。如目前发达国家银行中间业务收入占全部收入的比重高的甚至已经超过了60%，而国有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收入占全部收入比重一般还不到10%，大力拓展中间业务是国有商业银行规避利率风险的有效途径之一。因此，国内商业银行要借鉴西方商业银行的经验，通过增大技术投资，加快引进电子技术，提供电子银行服务；通过整合业务流程、调整组织结构，增加基金、保险、代客理财等中间业务品种，来适应和满足客户个性化、多样化的需求。通过服务的全能化，实现客户的多样化和收益来源的多样化，从而有效地分散经营风险。
四、央行货币政策工具运用应关注的问题
2007年5月央行三项调控政策的同步推出，既反映央行货币调控思路的重要转变，也显示央行驾驭货币手段更趋熟练和灵活应变，相信对市场和经济的调控效应也将逐步显现。但是，?在存款准备金率成为央行常规性工具的同时，也有一些问题值得我们关注：
一是合理掌握货币政策运用的频率和调整区间。准备金率的提高，在意味央行将冻结金融机构更多资金的同时，也必须为此承担更多的利息支出。就商业银行来讲，准备金率的提高，限制了信用扩张，而存款利率的提高，又增加了筹资成本。因此，存款准备金率的运用有必要设定一个合理区间，抑制央行利息支出的增加，同时兼顾商业银行的利益；如果继续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或存贷款利率，希望也能够相应提高存款准备金的利率，适度弥补对商业银行净利润的影响。
二是进一步加强多种政策工具的综合运用。在当前中国流动性过剩、人民币升值压力日益增大、信贷扩张过快、货币投资反弹压力巨大、物价上行风险加剧的严峻形势下，单项政策的效力日趋弱化。因此，应在加强各种货币政策工具的组合运用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货币政策与财政、产业、外贸、金融监管等政策的协调配合，多管齐下实现多目标调控，并借助政策组合集中推出的力量增强政策的综合效应。
三是应注意调控政策的协同效应问题。我国宏观调控关注多个经济目标，这使得央行在政策的协同和配套上需要更多的艺术性。比如提高准备金率和利率均是紧缩性政策，为了巩固我国宏观调控的成果，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是央行的政策导向，但升息又将提高人民币在国际市场的比价吸引力，加速国际资金的涌入，加剧国内市场的流动性过剩问题。资本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对流动性的关联影响预计还将显现和强化，这将对准备金率等数量型政策工具的运用产生更多的影响。因此，研究货币政策的协同和配套，谋划取得同向的效应，在我国宏观控制更加注重内在和结构的趋势之下显得更为重要。
四是应实行差异化的货币政策。针对目前农村资金存在着一定的“离农”倾向，为鼓励商业银行更好地服务于新农村建设，加大对“三农”的有效信贷投入，县域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应低于城市行金融机构。比如，目前农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高于其他三家国有商业银行0.5个百分点，高于信用社法定准备金率3个百分点。建议今后应区别各商业银行服务对象的不同，实行差异化的货币政策，合理确定县域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以鼓励进一步加大县域有效信贷投入，更好地服务于新农村建设。
参考文献：
[1]左晓蕾.加息智斗资产价格泡沫[J].资本市场，2007，(6).
央行货币政策范文第5篇
在这种情况下，市场自发出现了强烈的货币政策“微调”预期；而央行由于担心对“微调”可能被市场过分解读，并未明确支持这一说法，而是创造性地提出“动态微调”概念。那么，所谓的“动态微调”与“微调”是一回事吗?“动态”二字的涵义如何体现出来呢?……上述问题已引起了广泛的猜测和争论，笔者拟对此进行粗浅的解读。
货币政策“微调”势在必行
随着中国经济回暖态势日渐明朗，人们开始关注资产价格泡沫和通胀预期等话题。这其中既有6月份国际原油价格回升导致国内成品油价格上涨的因素，也有最近数月京沪等地楼市“小阳春”的推波助澜。
但更直接的源头，恐怕还是上半年流动性过度充裕带来的普遍心理冲击。央行二季度货币政策报告显示，6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56.89万亿元，同比增长28.46％；狭义货币供应量(M1)同比增长24.79％；上半年人民币各项贷款增加7.37万亿元，同比多增4.92万亿元。
此时，即便是一个不懂经济学的中国人，也完全可以理解货币主义大师米尔顿・弗里德曼的那句名言：所谓通胀，无非是“过多的货币在追逐过少的商品”。
对此，央行无疑需要考虑对前期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作出适当调整，哪怕仅仅只是“微调”。原因在于，一方面，货币政策效果具有一定的时滞性，如果等到经济重新进入繁荣阶段以后再进行货币政策转向，则为时已晚；另一方面，当前中国经济复苏的基础并不稳固，与“宽松货币政策”分道扬镳至少在今年年内并不合适。因此，对货币政策进行“微调”，就成为了一个大多数人能够接受的折中办法。
而从全球范围内来看，其他一些主要经济体也先后步入或即将步入经济复苏通道。例如，日本最新的数据显示，二季度经济增长了0.9％，这是日本经济两年来出现的最强劲增长，也是日本5个季度以来最积极的数据。同样，作为欧元区双引擎的德法两国在第二季度也双双实现了0.3％的意外反弹，这给了其他仍处于衰退泥潭中的欧元区国家以极大激励。
在经过2008年第四季度环比负增长5.4％(经季节性因素调整并折成年率)、2009年一季度环比负增长6.4％的惨淡之后，美国经济终于在二季度实现环比负增长1.0％，降幅大大收窄，并超出市场预期。据此可认为，美国经济触底回升的基调已大致成型，很可能在今年第三季度或第四季度实现环比正增长，换言之，如果一切顺利的话，美国经济最早将在今年第四季度，最迟将在2010年第一季度走出衰退。
因此，本轮货币政策的微调，并非仅仅是中国央行所要面对的抉择，世界各国央行也都不得不开始认真思考这一问题。
以美联储为例，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多次表示，未来两年内美国通胀率仍将保持在一个较低水平――这样，很可能到2010年年中，美联储才有可能调升联邦基金利率；但在此之前，美联储还将着手引入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机制，具体路径包括：第一，提高存款机构在美联储的超额准备金利率；第二，与具有超额储备的金融机构之间进行逆回购，以暂时吸收金融机构的多余储备；第三，由财政部发行短期票据，将金融机构超额储备变成财政部存款存入其在美联储的账户；第四，将一部分超额储备转换成无法进入资金市场的定期存款，美联储支付定期存款利息；第五，必要时美联储可以在公开市场上出售所持有的长期债券。
当然，由于全球经济复苏并不完全同步，其中既有中国这样率先复苏的，也有一些暂时还无法跟上的国家。因此，货币政策微调的节奏也相应有快有慢，最慢者如英国央行还在进一步推动定量宽松货币。但总体说来，在接下来的一年内，全球主要经济体都必须进行货币政策微调，这是一个谁都无法回避的过程。
为何舍“微调”取“动态微调”
然而，有趣的是，央行并不情愿接受“微调”的说法。
例如，在7月中旬的人大财经委员会议上和8月5日的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央行两次提出要对货币政策进行“动态微调”。中国的货币政策从来都是相机抉择的，并不像实行通胀目标制的国家那样坚守单一规则，因此，原本并没有什么静态微调、动态微调之分。
在8月7日国新办举行的新闻会上，面对国外媒体的质疑，央行负责人给出的解释是，“动态微调”不是“货币政策微调”，而是根据国内外经济走势和价格变化，注重运用市场化手段进行动态微调，对货币政策的操作、货币政策的重点、力度、节奏进行微调。央行负责人同时还强调，这种“动态微调”实际上一直在进行，而不是下半年才开始微调，“事实上央行月月、周周、天天都在根据市场的情况进行微调”。
看到这里，笔者不禁有几点疑问。其一，“对货币政策的操作、货币政策的重点、力度、节奏进行微调”不正是货币政策微调么?如果此说成立的话，欧美等发达市场经济岂非根本就不存在货币政策微调?其二，若果真如央行负责人所言，过去每天都在动态微调，那最近为何又要宣扬之?
显然，央行这样大费周章也有不得已的苦衷。一方面，目前中国经济正处于回升的关键时期，基础还不稳固，特别是企业的整体经营环境并没有明显改善，客观上需要宽松货币环境再保驾护航一阵子，而一些缺乏竞争力的国有企业更需维持“人工输血”。此时若提“货币政策微调”，哪怕只是战术层面的轻微调整，也很有可能被市场过分解读，引发恐慌。另一方面，恐怕也是最根本的原因，是由于决策层已定调在先，“下一步要继续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坚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因此，笔者对央行的良苦用心深表理解。事实上，在危机寒流的裹挟之下，世界各国央行大都陷入类似境地。笔者倾向于将这种现象概括为“全球央行独立性的整体下降”。仍以美联储为例。在格林斯潘时代，美联储保持了较高的独立性，人们甚至戏言，“谁当总统都无所谓，只要让艾伦-格林斯潘继续当美联储主席就行。”但今年7月15日，在弗里德里克・米什金、罗伯特・霍尔等著名货币经济学权威的牵头下，300多位美国经济学者集体“公车上书”，在一份提交给美国国会和白宫的联名请愿书中大声疾呼，“美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正面临风险”。这种风险既来自国会方面要求将美联储纳入国会下属的政府问责局(GAO)审计范围的现实威胁，也来自白宫方面要求控制失业率的无形压力。
在这种双重压力下，美联储对于通
胀预期的专业判断将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影响――笔者对伯南克“两年低通胀”判断的担心是，就目前全球和美国的经济复苏节奏来看，高通胀似乎比人们预想中来得要快。
“微调”不等于货币政策转向
众所周知，与一些发达国家央行相比，中国央行的独立性相对较低。于是，不得不创造出货币政策“动态微调”这类名词与“微调”相区别，以确保与“坚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精神保持一致。
根据笔者的理解，央行是将存款准备金率、正回购、央行票据等一些比较“软”的、也就是市场化的政策工具算作“动态微调”；而将存贷款利率、信贷规模控制等“硬”的工具归为货币政策“微调”。两者之间存在一道不可轻易逾越的红线。
不过，按照货币银行学一般理论，既然是“微调”，本来就不意味着短期内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发生根本转向；而提高存贷款利率、收紧信贷规模，其力度和效果都已远远超出“微调”的边界，应当看作货币政策的彻底转向。
因此，央行没有必要在这个话题上兜圈子，这样做最终只能是扭曲了微调的本来含义，造成更大的概念混淆和市场信心混乱。最明显的一个证据就是，作为中国股市风向标的上证指数在8月4日盘中创下3478点新高后，便掉头向下，在其后两周时间里暴跌了20％。
事实上，无论是从央行自身的暗示、还是市场的预期来看，没有人会相信下半年信贷规模还会像上半年一样泛滥成灾。多数观点都认为，2009年全年信贷投放规模不会超过10万亿元，也就是说，今年下半年信贷规模大概不到3万亿元。既然如此，为何还会引发市场如此不安的情绪呢?很明显，央行提出的“动态微调”并没能解答人们关于2009年以后货币政策如何有序退出的疑问。市场并不担心货币政策的转向，因为这是迟早都要面对的；问题是，人们不希望转向来得太突然，特别是在完全没有心理准备的情况下。
笔者建议，央行不妨向美联储学习，不管是“微调”还是“动态微调”，叫什么名字并不要紧，关键是要将未来若干阶段可能采用的主要政策工具选项逐一列明，由此形成一个逻辑清晰的路线图。如此便不会引发市场对于信贷规模突然收缩的不必要担心。从一个更长远的视角来看，如何建立货币政策的信誉，也是央行应认真考虑的问题。
央行货币政策范文第6篇
关键词：外汇占款 利率传导 中期政策利率 PSL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5）07-139-02
我国自本世纪初加入WTO以来，国际收支双顺差成为经济运行的一个显著特征。外汇占款取代再贷款和再贴现成为我国基础货币发行的主渠道，2003―2011年我国国际收支总顺差年均流入大约3440亿元，2007―2011年则年均高达4550亿元，由于央行不断被动地购入外汇，也就相应地吐出了巨量的基础货币，从而形成了流动性过剩的压力。
从2012年开始，我国的外贸结构发生了变化，表现为2012和2013年出口增速都降到了10%以下，约为7.9%的水平，国际收支经常项目的顺差占GDP的比重逐渐回到了3%的水平。进入到2014年，外贸表现下行压力依然很大，从央行口径的外汇占款来看，2014年已经出现三次环比下降。
由于外汇占款的增加主要来自于经常项目顺差，而随着中国自加入WTO以来，制度红利、环境红利、人口红利逐步释放完毕，外汇占款有持续下降的趋势，无形中降低了以外汇占款为主渠道的的货币创造机制的作用。基于此，央行的货币发行机制有必要从被动向主动转变。
另一方面，近几年来中国在货币政策传导效果方面并不顺畅，在2014年央行的《第三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9月末M2增长12.9%，M2存量高达120万亿元，在流动性并不缺少的情况下却出现了小微企业、涉农企业贷款难，贷款利率高企的情况。究其原因还在于利率传导机制是失灵。利率是资金的价格，为扭转资金信号失灵以及政策传导机制失灵状况，央行也需要从以前的数量型调控手段转向价格型调控手段。
基于货币供给机制的变化和利率传导机制失灵两方面的考虑，央行有意建立一个新的货币框架，即“打造短期利率走廊与中期利率指引”的新框架。短期利率方面是SLF、SLO，中期利率方面是PSL（抵押补充贷款）。央行这一构想，最早可见于央行行长周小川在清华五道口金融论坛的讲话，“此次金融危机后经验，短期利率可能有时候不够有效，由此可以考虑增加一个中期利率。”
金融危机前，全球主要央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使得短期利率处于目标区间之内的利率走廊机制，短期利率能够保持比较稳定。金融危机发生后，为刺激本国经济，各央行在短期利率方面采取了零利率甚至负利率，货币政策调整空间非常有限，长期中长期利率却与之存在脱节，并有上行压力，从而对经济复苏形成掣肘。
从中国来看，2014年下半年以来货币市场利率在逐渐走低，但金融机构贷款加权利率却在走高，这显示出中国货币市场与信贷市场价格传递并非高效。央行推出PSL可以看作是对发达国家央行经验的一个借鉴。
据媒体报道，央行在2014年二季度向国开行投放了1万亿的PSL，资金用于棚户区改造等保障性安居工程的贷款发放。国开行二季度工作会议显示，截至6月末该行资产总额9.9万亿元，比一季度猛增1.56万亿元。
一、PSL（抵押补充贷款）的由来与作用
对于PSL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1.首先，PSL从英国的FLS（融资换贷款计划）借鉴而来的，英国央行设定抵押品框架更多的是解决流动性危机的工具。例如，英国央行的旨在推动银行借贷的FSL面向几乎英国所有的银行和房屋贷款协会，只要有新增贷款作为抵押，就可以从FLS中获得想要的融资额度，即定规则而从未定机构，且如何操作，申请都公开透明。中国则不同，在信用总量的背景上，中国并未达到流动性危机的程度，中国货币政策更多的问题在于资金配置效率低。在资金的流向方面，英国央行和中国央行都难以监控资金的最终流向。从FLS的经验来看，其中大部分资金借道住房贷款协会流向了房地产。从PSL来看，资金从央行转到国开行，被指定用于棚户区改造，这确实做到了定向，但是棚户区改造的居民、企业可以将获得的资金用于消费、投资或存到普通商业银行，后续的效应就超出了国开行和棚户区改造的范围。
2.若要成为货币市场的中期政策利率，那必须是针对所有的参与者而言的，如果只是针对国开行一家对手，只能形成一对一的利率，这样的利率锚是有价无市的锚，意义不大。国开行在获得PSL的过程中并未经过公开的招投标程序，国开行PSL的利率当时尚未公开。既然要打造中期政策利率，就应该是透明的，不然如何引导市场利率？从招标程序的不公开和利率的对外不公布，很难达到目的。从期限上来看，PSL的期限是三年，但利率对应的是一年期利率，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是一年调整一次的，又怎能成为中长期的政策利率？更适宜的尝试是，可以率先确定一个额度，让各家银行以新增棚户区贷款作为抵押，招标决定利率。即像FLS那样，只定规则，不定机构，申请和操作都公开透明。
3.PSL作为一个货币工具，具有结构性的特征。从货币政策的终极目标来看，一般有四个，即充分就业、稳定物价、促进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但这四者都不是结构性货币政策实施的终极目的。此外，衡量和观测PSL效果的标准是什么，理论界也没有形成统一的说法。货币工具解决的是总量问题，结构性的问题解决本不应该由货币政策来完成。实际上，央行早在《2014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也表达了对定向工具使用的担忧，如其中提到“货币政策主要还是总量政策，其结构引导作用是辅的，定向降准等结构性措施若长期实施也会存在一些问题。”
4.投放基础货币量的方面，效果应该没有降准这种数量型的工具来得快。国开行虽然获得了1万亿的PSL，但不可能立即在货币市场直接拆借出去，需要通过一段时间才能转化为商业银行的存款，从而转化为贷款，为货币市场带来流动性。毕竟降准是没有时间限制的，也没任何限制条件，资金是不需要收回的，而PSL一是有抵押物，二是有时间限制，三是有一定的利率，对银行来讲是负债。从宏观流动性的角度看，截至2014年9月30日，16家上市银行的银行存款总额较2014年中报时减少了1.5万亿元，降幅达1.97%，流动性并未增加。
二、结构性的货币工具只能作为非常态的工具
以上几个方面可以看出，作为央行货币工具的创新，主动性并没有带来效果的提升，因此，结构性的货币工具只适宜是非常态的工具，而不适宜作为货币框架的长期内容。
在建立货币新框架之前，中国央行首先应该完善市场基准利率才是。基准利率都不完善，货币传导难免会出现失灵现象。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主要以银行间拆借为市场基准利率比如英国的Libor，欧元区的Euribor，日本的Tibor。就中国而言，上海银行间拆借利率（SHIBOR）虽运行多年，但一直存在报价质量不高的问题，具体表现为交易价包含了一些超出市场安排的因素，包括与对手方的其他利率安排、利益调整等，所以未能成为基准利率。
从一般国际经验看，只有结构合理、信誉高、流动性强的金融产品的利率，才能作为基准利率。在我国已经市场化的几种利率中，国债利率（具体地讲是国债二级市场的收益率）最适合充当基准利率。由于中国的国债规模过小，未能担当此任。
其次，若想从短端利率来引导中场端利率，得解决中期利率工具的公开性、透明性问题。在央行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之前，关于PSL的传言很多，报告有一定的滞后性，这会给市场预期带来混乱，不利于发挥中期政策利率的引导作用。
再次，在引导中长期利率方面，美联储、欧洲央行都有比较成熟的经验，比如前瞻性指引、窗口指导，中国央行也可以完全借鉴。中国央行通过加强沟通、表达明确态度，就可以消除一些不确定性，引导市场风险预期下行。
参考文献：
[1] 钟正生.PSL的“此岸”与“彼岸”.金融博览，2014（8）
[2] 姜汝楠，程逸飞.价格理论与实践，2014（8）
[3] 邓海清，胡玉峰，蒋钰炜.资产证券化：变革中国金融模式.金融市场研究，2014（9）
（作者单位：内江师范学院图书馆 四川内江 641100）
央行货币政策范文第7篇
美联储
6月18日，连续两天的议息会议后，美联储决定再削减100亿美元的每月资产购买规模。美联储之所以暂时维持零利率政策不变，相信与量化宽松的边际效应递减、潜在副作用递增有关。在史无前例的三轮量化宽松政策（简称QE）执行期间，对美国经济首先是能够维持复苏态势，并没有陷入二次衰退之中。其次，经济增长步伐时快时慢，没能恢复到持续的约3.0%的趋势性增长水平，这就是说QE有助美国经济摆脱危机、走出衰退，却难以显著提升其复苏步伐。再次，美国的劳工市场能持续改善，失业率从高峰时的10%降至目前复苏以来的新低6.3%，而且非农业职位增长数目完全收复危机期间的失地。最大限度就业作为货币政策两大目标之一，现状确有改善，QE这一极端手段的必要性就相应降低。
每一次议息，美联储都公布其关于美国宏观经济指标和官方利率水平的预测。根据以往经验，有关预测会在每一次议息会议上不断进行修订，而且修订的幅度有时还不小，与最后的实际情况不时有较大出入。但这些预测的可参考性在于如果美国宏观经济的运行能够实现这些预测，那么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就会趋向采取相应的货币政策决策。宏观预测的偏差会影响加息的决定。至于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要收缩，被动的方式是债券到期后不再投资，主动的方式则是美联储主动出售债券，但这两步迄今不在美联储的考虑范围之内。
欧洲央行
相比之下，欧洲央行在今年6月5日议息时罕有地做出多项货币政策决策，针对超额储备实行负利率是欧元区首次，在全球金融历史上也极为罕见，而最后两项措施更显示欧洲央行有意步日本央行和美联储后尘走印钞买债的量化宽松之路。
欧洲央行选择在这时做出这样的决定，尤其是准备购买资产支持证券（简称ABS）资产的决定显得十分突出，因为一向给人予保守印象的欧洲央行，其货币政策目标是单一的物价稳定，以欧元区通胀指标调和消费者物价指数（简称HICP）达2%为其目标。在金融海啸期间，欧元区HCIP曾经连续5个月出现下跌，最大跌幅为2009年7月的0.6%，而且欧元区经济陷入衰退当中，但当时欧洲央行在通缩还未出现时把主要再融资利率减至1%后，将其维持不变达两年之久，而且也没有购买资产进行量宽的打算和行动。
但与此同时，从欧洲央行资产负债表收缩的情况来看，欧元区货币政策处于被动式的收紧当中，那么欧洲央行采取新的措施来加以抗衡也无可厚非。另外，由于欧债危机逐渐远离，欧猪国家国债收益率降至接近其历史新低水平，购买资产弃国债而选择ABS似乎就更有针对性，尤其是对欧元区银行信贷仍未能止跌回升的问题而言。但QE大门一开，欧洲央行以往保守的取态将无以为继。
日本央行
日本央行的货币政策今年并没有增加新的内容，但其运作的环境却发生了很大变化，令日本央行在下半年检讨并调整其货币政策的空间和机会很大。日本央行目前的货币政策是2013年初的产物，通过每月购买约750亿美元等值的日本国债等资产，在两年时间实现CPI达到2%、货币基础翻一番的目标。由于购买资产是按部就班的，因此其日本政府债券（JGB）持有量、货币基础等达标不成问题，倒是其经济发展和通胀出现了新的发展。
今年第一季度，日本经济按季取得6.7%的年增长率，而在4月份，日本CPI和核心CPI分别取得3.4%和2.3%的按年增长，日本央行的量宽似乎提前达标。然而，这主要是日本在今年4月1日加销售税所带来的影响，税率从5%加至8%，而且还进一步计划在2015年10月将销售税率调升至10%，以缓解政府财赤。销售税率17年来首次调升引发的提前消费令日本首季GDP取得不俗增长，而CPI在3月份时还只是1.6%，但4月份就飙升至3.4%，日本央行自身的评估是加销售税会推高CPI约1.7%至2%。如此推算，日本央行的通胀目标应该还未达标，因此下半年其量宽计划应该不变。
展望未来，由于加销售税的影响，日本GDP在首季异常增长后或会在第二季度收缩，之后表现可能不如之前，加销售税会令日本CPI整体虚高达一年之久，但撇除其影响后日本央行的通胀目标在年底前还是可以达标的。从整体来看，由于日本央行是日本经济唯一的刺激来源，其货币政策仍然有进一步加码的空间。
中国人民银行
美、欧、日三国央行都是先把官方利率降低至减无可减的水平，当价格型工具被用尽以后，转而采用数量型的量化宽松措施，除释出流动性以外，还间接压低长期市场利率。与之不同，中国人民银行并没有首先使用利率的价格型工具。人民银行主要通过公开市场操作来调节市场的流动性，另外在今年4月和6月两次动用数量型的定向降准。定向降准依然符合人民银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和适时适度预调微调的政策基调。
存款准备金率是人民银行重要的数量型政策工具，以往的运用往往较利率的价格型工具更为频繁，但其运用与中国的国际收支、资金流向及其对流动性供求的影响相关。
此外，尽管利率绝对水平偏高，但今年以来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总体平稳，非金融企业及其他部门贷款加权平均利率、货币市场利率、债券收益率、信托产品收益率、民间融资利率等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据此，尽管通胀压力不大，但基准存、贷款利率的调降在目前情况下其机会也偏低。
对汇率的影响
四大央行当中唯一开始减少货币宽松程度的是美联储，其他三大央行均维持或增加宽松程度，那么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未来美元兑欧元、日元和人民币应该是呈升值趋势的。不过，实际情况是过去半年，美元兑欧元在美联储持续削减QE规模期间只在较小的区间内徘徊，美元兑欧元难以显著升值。两者的官方利率相差无几，尽管美国的经济增长率比欧元区为好，但后者正在改善，另外欧元区通胀偏低，其经常账户盈余较美国赤字为优胜，利好、利淡因素互为抵消。目前欧债危机逐渐远去，外流资金重返欧元区，也给欧元汇率较大支持。那么未来欧洲央行购买ABS进行量宽，才是欧元兑美元转弱的一个可能触发点。当然，这要视其QE的进取程度。如果只是以较美联储小得多的规模购买ABS，完全不碰国债，就未必能缓解市场对欧元的需求。
相比之下，日本央行在美联储削减并最终结束QE的情况下至少到今年底，期间还将维持每月购买约750亿美元等值资产的量宽，那么日元兑美元汇率经过2012年至2013年这一轮快速贬值后横行至今的格局或会被打破，日元还有一定的贬值空间。
展望下半年，从基本因素来看，中国经济维持与美国一定的增长差，中国通胀水平高于美国，中国经常账户仍然呈盈余，中美息差依旧等都不会有太大变化。而且中国经济在5月份开始出现好转迹象，出口也在5月份开始回升，从外汇占款情况来看，资金流入中国的格局未变，那么一个重要变量就是人民币中间价的定盘，如果它能持续扭转弱势，那么市场是会跟进并且反超的，下半年人民币兑美元应该会反弹，至于能否全部收复上半年贬值的全部失地则仍是未知之数。如果不能，那就是自汇率改革和波幅扩大以来人民币兑美元的贬值，打破了以往单边升值的格局。
央行货币政策范文第8篇
[关键词] CPI指数 货币政策
一、CPI指数趋势
在众多宏观经济数据中，一个尤为重要的指标是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指数）的变化，CPI指数反映城乡居民购买并用于消费的消费品及服务价格水平的变动情况,以此反映通货膨胀程度。我国的CPI数据构成基本可以划分为两大类：非食品类与食品类。其中，食品类要素占据CPI的比重大约为33.2%，而非食品类要素占据CPI的比重大约为66.8%。
国家统计局日前今年5月份相关经济数据，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CPI同比上涨3.4%，创下了年内月度新高，并创下27个月高点。其中城市上涨3.1%，农村上涨3.9%;食品价格上涨8.3%，非食品价格上涨1.0%;消费品价格上涨3.9%，服务项目价格上涨1.7%。从月环比看，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上月上涨0.3%。1月至3月份，CPI同比涨幅依次为2.2%、2.7%和3.3%，从3月到5月，CPI同比涨幅连续三个月超过了3%的警戒线。而1～5月份累计，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2.9%（见表）
二、CPI指数走高因素分析
1.大幅上涨的食品价格是CPI上升的主要动力
6月8日，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公布的数字显示，5月份涉及肉、蛋、食用油等食品价格，相对4月大幅上扬，增幅最高的达到10%以上。而根据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的环比数据看，5月份比4月份价格上涨更加明显：比如鲜猪肉(肋条肉)上涨10%，精瘦肉上涨9%，每市斤分别达到8.13元、9.54元；新鲜鸡蛋价格上涨7.2%，每市斤为3.69元；同时花生油一级桶装5升为89.65元，上涨5%，受其影响，牛羊肉,以及其他食用油等也有不同幅度上涨。
从统计数字中可以看到，5月份食品类价格上涨幅度最大，同比上涨8.3%，由于食品价格的传导效应，粮价首先会带动饲料价格，进而带动肉禽鸡蛋等价格的上涨，其中肉禽和鸡蛋又是涨价的主力，涨幅分别达到26.5%和37.1%，使得5月CPI环比高于历史均值。由于6月份翘尾因素达到了3.1，6月份CPI将在4%左右，通胀压力不容小视。
2.国际粮价的上涨是影响CPI上升的重要背景因素
CPI走高的最大背景是去年年末国际粮价上涨这一“翘尾巴因素”引发的长期惯性影响。由于国际粮食产量去年减产，造成去年国际粮价提高，继而影响到中国的粮食价格在去年后两个月出现上涨，从而带动CPI在去年年末两个月连续跳跃增长（见表），这对今年全年CPI同比走势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三、CPI走高对两市的影响
1.CPI指数走高引发股市跌宕起伏
猪肉、鸡蛋等食品价格大涨，无疑是推动CPI指数继续上升的主要动力。证券市场非常关注CPI指数数字，因为CPI指数就相当于一个衡量宏观经济的体温表，如果温度过高，就意味着中国经济的健康出了问题，也会直接影响股市的走势。5月份CPI指数的走高K可能引发央行加息,加息是利空，必然导致股市跌宕起伏。
2.CPI指数上涨导致楼市前景扑朔
和CPI指数关系密切的，除了股市还有楼市。因为CPI指数上涨显示出经济过热，如果央行采取加息等调控手段的话，就会增加购房者的负担。在5月18日央行最近一轮加息中，贷款利率就上升了0.18%，在过去不到三年的时间，政府已经七次加息。加息无疑给选择贷款买房的人增加了较大的利息成本。如果一个人按揭款假设是50万元，那么在2004年10月第一次加息之前加息前，他要支付的总利息是29.465万,而加息后，他要支付的总利息高达44.48万。相比之下,他要多支付15元(个人住房20年商业贷款利息本金比已经从58.93%悄然上升到88.96%)，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会暂缓购房；但另一方面，CPI走高会影响人们对未来的消费预期，人们考虑到物价还会进一步上涨，房价也会继续攀升，而货币则会贬值，因此又会刺激其购房行为。
四、央行应对CPI走高的货币政策预期
5月份CPI增速创下27个月高点，且使得中国连续第六个月处于实际负利率之中，显示物价上涨压力巨大，目前主要是食品价格的上涨，如果演变为全面的价格上涨，那就是变成通货膨胀了，这意味着政府推出进一步紧缩措施已经箭在弦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曾表示央行将观察5月份全面数据，密切关注猪肉等食品价格的上涨，再决定下一步宏观调控举措。而央行日前公布的金融运行数据显示，5月份贷款投放依然维持了较高的同比增幅，但储蓄存款的降幅却创出了新高，这些数字应该已经表明央行将继续采取紧缩性措施，以扭转过低的实际利率、应对通胀的趋势性上升,以及防止潜在的投资和信贷反弹的需要。
从5月份CPI数据及对未来CPI的预期，央行近期可能采取的调控措施有：
1.加息政策预期继续升温
5月份CPI创下了27个月来的新高，这意味着现在3.09％的名义利率，其实际利率为-0.3％。国家统计局6月12日公布5月CPI数字的晚间，央行也了5月份的金融运行数据，2007年5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36.97万亿元，同比增长16.74％，增幅比上年末减缓0.20个百分点，比上月末减缓0.39个百分点；狭义货币供应量（M1）余额为13.03万亿元，同比增长19.28％，增幅比上年末高1.80个百分点，比上月末低0.73个百分点；5月份居民户存款减少2784亿元，同比多减2959亿元，财政存款增加2099亿元，同比多增825亿元。CPI数字一出，市场的一个普遍反应是央行肯定要加息，所剩的问题是加多少，什么时候加。
从常规经济学理论来看，中国央行确实有进一步加息的必要。但是，考虑到中国经济的特殊情况，再次加息不见得就是央行的必然选择，事实上如果考虑到人民币升值、房市虚热等因素的影响，央行再次加息至少面临着以下五个方面的难题：
(1)再次加息可能使央行陷入两难困境：加息将导致投资减少进而导致进口需求减少，引起贸易顺差激增，这难免会增加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加息是抑制投资过热的有效手段，这将减少中国企业对进口钢铁和水泥的需求。但是，加息对减少中国商品出口却无能为力，因为中国目前具有出口刚性特征，人民币小幅升值不可能扭转中国贸易顺差增长的势头。因此，对于因贸易顺差激增而引起的流动性过剩问题，再次加息恐怕也无能为力。
(2)继续加息要考虑房地产市场的承受能力。虽然目前中国实际利率为负，但名义利率并不低，现在商业房贷的利率已经接近6%，再次加息能否成为压垮中国房价虚高的最后一根稻草？虽然政府和民众都不希望房价继续疯涨，但是政府也不愿看到房地产泡沫轰然破裂，毕竟主要的风险都集中在银行，尤其是国有大型银行，如果央行大幅度加息，对房地产造成过度压力，一旦泡沫破灭，其结果绝对不是政府所希望看到的。
(3)中国再次加息的外部环境已经变化，继续加息的空间十分有限。美联储已经暂停加息，而且从短期看美联储回复加息的可能性也不大，考虑到人民币汇率仍然以美元作为主要参考，因此汇率联动的内在机制使中国继续加息的空间十分有限。目前，中国几个主要贸易伙伴国的利率都维持在相对较低的水平上，中国再次加息难免会恶化中国的外贸环境。
(4)目前央行的难题其实已经不是单纯通过加息能够解决的。与股市目前动辄百分之几十的回报率来比较，银行加息27个或者54个基点实在微不足道。目前中国外汇储备已经超过1.2亿美元，这么多外汇储备造成的流动性过剩显然不是通过简单加息就能解决的。此外，提高准备金率，虽然可以回笼过多的外汇占款，但过高的准备金率会降低银行的盈利能力，对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可能产生不利影响。
(5)加息的实际效果能否达到预期目标值得怀疑。从多次加息的实际效果看，加息对抑制中国经济过热和物价上涨的作用仍十分有限，因此，再次加息是否真的必要非常值得怀疑，在利率水平的问题上中国应该考虑自己的特殊国情。
2.取消利息税成为备选工具
当初开征利息税，主要的目的是：扩大内需，把居民的钱从银行赶出来；重新分配个人所得，以便调节个人收入的公正性；增加政府税收。但实际上，利息税的征收并没有起到预想的目的：一方面，老百姓由于担心“朝不保夕”，又缺乏合理的投资渠道，不敢拿钱出来消费，大批的居民储蓄躺在银行“睡大觉”；另一方面，真正“先富起来的人”将钱要么放在实业里或股市打滚，要么购买国债、基金、理财产品，而这些都不需要缴纳利息税，利息税反而变成了针对普通老百姓的险种；至于政府增收，其比重在整个国家税收中那是微不足道。
目前越来越多的储蓄存款正在流向股市，从中长期来看，会有更多的居民把一部分储蓄用来投资理财，因此人民币存款在未来一段时间的增速仍会放缓。由于储蓄资金大量分流，下一步取消利息税要比单纯加息更重要，也更有的放矢，取消利息税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目前负利率的情况，增加银行存款吸引力，稳住储蓄资金，同时又不像加息那样牵一发而动全身。
3.再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成为可能
央行曾表示将继续执行稳健的货币政策，综合运用多种工具加强银行体系流动性管理，保持流动性水平基本适度，防止货币信贷过快增长，引导金融机构优化信贷结构，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央行今年以来四次、去年以来七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目前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已经达到11%，频频动用存款准备金率工具，说明央行对银行流动性过剩、通货膨胀压力保持高度警惕。5月份CPI走高也可能迫使央行再次动用这一货币政策。
4.进行公开市场操作也可调控
为抑制贷款激增、基础货币由于外汇占款而投放过多、投资增长过快等问题，一季度央行已从四个方面加大了公开市场的操作力度：其一，增加票据发行量，一季度央行累计发放票据达4352亿元，截至3月末，央行票据余额已经超过了6000亿元；其二，严控再贷款和再贴现，一季度再贷款和再贴现分别下降了13亿元和500亿元；其三，继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制度出台之后，继续提高存款准备金率0.5％；其四，加强宏观调控措施，实行再贷款浮息制度。通过央行的宏观调控，在抑制信贷增长方面已经初见成效。同时，央行通过频繁回购和发行票据，并适当拉长了一年期票据的比例，在一季度基本实现了与外汇占款的对冲。
不过，央行的公开市场操作也逐渐暴露出一些难点，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公开市场工具的短期性、灵活性难以对冲外汇占款的刚性增加；公开市场操作难以达到数量（即货币供应量）与价格（即市场利率）的双重目标的统一；不正确的市场预期的扰动影响了公开市场操作的效果。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投资增长过快的势头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据央行统计，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3％，与此同时，通货膨胀的压力依然在加大。从生产投资方面来看，截至3月末，央行公布的企业商品价格已经连续11个月增长，价格水平同比上涨了8.3％；居民消费价格今年前3个月分别上涨3.2％、2.1％和3％。
5.“组合出拳”或将重拳出击
之前央行就曾打出“组合拳”： 一招是存贷款加息，加息前，一年期存款利率仅为2.79％，低于3％的物价水平，表现为“负利率”，加息后上调至3.06％，基本接近物价水平，有利于稳定通胀预期，保持物价水平的基本稳定，而贷款加息会增加贷款需求方的资金使用成本，有利于抑制信贷需求和投资过热，引导货币信贷和投资的合理增长；另一招是提高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此举能适当减弱商业银行的信贷扩张能力，加强银行体系流动性管理；而将人民币兑美元浮动幅度从千分之三扩大到千分之五，旨在增强人民币汇率的弹性，培养企业的抗风险能力和竞争力，培育金融机构自主定价和风险管理的能力，是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一项制度性建设措施。
鉴于此，央行这一次极有可能再次“组合出拳”。
总之，在目前转轨时期，央行货币政策的操作难度和复杂性已经大大超过了许多国家，其政策的出台也越来越难，越来越为人们所期待。
央行货币政策范文第9篇
日前，曾在2004年7月至2006年7月担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的余永定先生，就广受关注的汇改和中国经济问题，接受了本刊的专访。
时机的遗憾
《南风窗》从1980年以来，中国经历了多次汇率制度的改革，如今回过头来，您如何评价历次汇改的成果?2005年7月汇改的时机选取得如何，这是否当时最好的策略选择?
余永定：从改革开放初期―直到汇率并轨前，人民币汇率总的趋势是贬值。1994年汇率并且官方汇率一次性大幅度贬值。这是一个勇敢的决定，为中国后来的经济、贸易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此后，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略有升值。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时，中国面临人民币贬值压力。中国政府选择了人民币汇率保持不变。这也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决定。当时如果人民币也贬值，中国的金融稳定可能会遭到严重冲击，同时还可能会在东南亚引发新一轮货币贬值。
必须指出，2005年7月21日的汇改决定完全正确。但是，令人略感遗憾的是，汇改启动偏晚、启动后幅度偏小、速度偏慢。过于谨慎可能已经使我们错过了让升值到位的最好时机，把更多、更大的问题，例如，国内经济日趋过热、国际收支不平衡进一步加重、更多的外汇储备找不到出路、贸易摩擦加剧等等，留给了现在和未来。
如今回过头来设想一下如果从2003年起，中国每年让人民币升值5％～6％，4年下来，升值幅度早已达到20％～25％。现在的经济过热或许不会发生，因为升值具有抑制过热的功效。而中国的国际收支状况会更加平衡，外汇储备的增长会少得多，中国资产被外国投资者贱买的情况也要比现在少得多，全球范围内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也不会像今天这样甚嚣尘上。
更重要的是，若中国企业在那时调整产品结构和出口结构，将不至于陷入现在的被动地位。如果我们在升值问题上果断一些、动作大一些，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的实质性进展会比现在大得多。
“廉价”的代价
《南风窗》：有些人对于人民币升值问题的理解似乎有一个矛盾区，认为升值对中国没好处。但是，如果说有好处，那么它对于中国的好处到底是什么?另外，具体到中国的国际贸易和国际收支情况，人民币升不升值的问题又在哪里?
余永定：如果把人民币理解为商品，美元理解为外国人为了得到人民币而支付的钱，那么为什么非要把人民币卖得便宜些呢?换言之，为什么为了得到1美元付出827元人民币，而不是7.5元，才符合中国的利益呢?
对于一个中国出口企业来说，出口收入是美元，但美元收入一般会卖给外汇管理局换成人民币。其收入(以及与此相关的利润、工资、原材料等)最终是以人民币计的。如果该企业销售了1亿美元的商品，当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是1・10时，该出口企业的人民币收入就是10亿人民币。当人民币升值到1.5时，该出口企业的人民币收入就减少了一半。从出口企业利益出发，在其他情况给定的条件下，当然是人民币越便宜、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越低越好。
与此同时，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越低，就会有越多的企业被吸引来从事出口生产和贸易。问题是，出口企业的利益是否就是国家的利益?从事出口的企业越多、国民经济的发展就越好?当然不是。例如，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越高，进口企业所要支付的人民币就越多，出国经商、求学、旅游者所要支付的人民币费用就越高。显然，对出口企业有利的，不一定对其它企业和社会阶层有利。
因而，从国家的角度来看，应该存在使国家的净福利最大化的最优汇率，还有最优出口／GDP比。中国的出口对GDP比例超过35％，大大超过美国和现在的日本。当然，理想的最优汇率和最优出口对GDP比，在现实中从技术上是无法确定的，但我们至少应该知道：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不是越低越好，中国的出口／GDP比也不是越高越好。
从长期来看，人民币升值有助于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和发展战略的调整。出口导向是中国阶段性发展战略的主要特点之一，虽然取得了很大成功，但我们也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其中，相当部分代价要由我们的后代子孙支付。中国的出口导向和引资政策必然会导致经常项目顺差和资本项目顺差以及外汇储备的持续增加。中国目前的外汇储备已经超过14万亿美元。持续、大量的双顺差充分反映了中国资源配置的不合理。
第一，以人均GDP(是人均占有资本的参考)来算，中国在世界上排名第100位之后。但是，从2005年开始，中国就是世界第三大资本输出国(只要是经常项目顺差国，就是资本净输出国)。
第二，中国又是世界第三大外国直接投资投入国，但中国并没有把这些外资投资变成经常项目逆差。既然不把钱花掉，用以购买外国产品与技术，我们为什么要借钱呢？
第三，自从2002年以来，美元按照实际购买力计算，已经贬值20％以上，以后还会贬值，而且可能会大幅贬值。
雪上加霜的是，美国的次贷危机充分显示，美国金融资产还存在严重信用风险。换言之，不管美元贬值不贬值，相当多的美国证券可能会变成废纸一张。
其实，中国当前国际收支状况的实质是：穷人(中国人)把钱廉价(收取极低的利息)借给富人(美国人)，然后再用非常高的代价把钱从富人手中借回来(对华投资的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利润率高达22％)。借回来的钱还是用不掉，于是再次将其借出。每次循环，中国就要遭受一次损失。夸张地说，牛奶将被一次次脱脂，直到只剩下水为止。
但是，日本人和德国人都把本币升值最后转化为企业提高生产效率的动力，而且取得成功。他们的经验，值得学习。
汇率使利率“无能”
《南风窗》：中国越来越庞大的外汇储备、汇率、利率等各项目之间的利害关系是怎样的?
余永定：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中国的巨额外汇储备是对美国的巨大补贴。一方面，美国取得了中国的廉价商品。另一方面，中国又把好不容易赚来的外汇用于购买美国债券，为美国财政赤字和房地产泡沫融资。美国是人民币汇率低估的最大受益者。我们的一些同胞认为，让人民币升值是屈服于美国压力，因而拒绝升值，其实这正中美国代表大资本势力的政客的下怀。
从短期来看，在存在大量经常项目顺差(和资本项目顺差)的情况下拒绝升值，就会出现通货膨胀和(或)资产泡沫。目前中国经济过热的趋势日益严重。为了抑制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央行必须提高利息率，
而利息率的提高将导致跨境资金的流入。
而在汇率不变的情况下，跨境资金的流入将造成流动性过剩，从而使升息的紧缩作用失效。当然，央行短期可以对冲过剩的流动性。但对银行经营造成不利影响，因而难以长期进行。各国的经验证明，为了使中央银行能够执行独立的货币政策，必须允许本国汇率有较大的灵活性。只有这样，提高利息率的政策效果才不会被资本的跨境流入所冲销。这就是所谓“蒙代尔不可能三角”问题。
总之，如果要把利息率政策作为主要的政策手段，逻辑的结论必然是：加强资本管制或更多地让市场通过供求关系决定人民币汇率。就中国目前的情况来说，加强资本流动管理和加快人民币升值都是必要的。
由于目前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是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注意力的中心应放在如何抑制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上，汇率政策应服从抑制通货膨胀这个中心目标。为了抑制通货膨胀可以在一程度上牺牲汇率稳定。
解开货币政策的“手铐”
《南风窗》：既然人民币升值有上进种种好处，为什么许多人不希望人民币升值，他们的看法是否也有道理?
余永定：这里我不谈既得利益问题，而只谈认识问题，并且用2003年的例子。
自2003年初到2005年7月21日这一段时间里，反对升值的理由主要有三：其一，升值之后，中国出口顺差将会减少、甚至会出现逆差。经济增长速度将因此而下降，并对就业增长造成相应不利影响。其二，一旦升值就会形成升值预期，升值预期将导致投机资本的流入，从而对金融稳定造成冲击(如形成资产泡沫等)。其三，人民币升值将导致通货收缩的恶化。
4年后的今天，对此该有何新认识呢?首先，在人民币同美元脱钩、升值之后，中国的贸易顺差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出现迅猛增长势头。其次，由于升值预期，确实有相当数量的投机资本流入中国，对中国的资产泡沫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最后，升值造成的通货收缩压力恰恰是我们现在所需要的。
2005年7月21日前有三种选择：第一，坚持不升值，并使世界相信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人民币不会升值；第二，让人民币一次性升值到位，并使世界相信人民币已经升值到位。第三，小幅升值并加强资本管制，尽量遏制升值预期导致的投机资本流入。
不难想象，如果当时坚持不升值，中国会受到国际社会的何种压力。更重要的是，中国外向型经济的调整恐怕更无进展，中国国际收支不平衡状态将更为严重。让人民币一次性大幅度升值，不是一种不可想象的选择。但是这种选择在当时看有相当大的风险。小幅升值下投机资本的流入，确实给我们造成了问题。但当时难道有更好的选择吗?
危险并不“隐约”
《南风窗》：人民币升值的幅度．从本次汇改以来，累计达到了7.22％以上(截至2007年8月底)，那么未来还会如何走，何时会达到相对稳定?
余永定：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着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的威胁，同时，2008年美国经济减速的可能性很大。我们可以假设：届时人民币汇率存在小幅升值(5％以下)和自由浮动两种可能性。在小幅升值(甚至不升值)的情况下，中国贸易顺差的变化存在两种可能性：
第一种可能性，由于国内经济过热(吸收作用)、外部条件恶化(收入作用)，实际汇率升值(物价上涨)，贸易顺差仍将明显减少。由于经济过热，央行必然会提高利息率。如果中美利差由负转正(这是非常可能的)，资本跨境流入可能会大量增加。
此时，政府如果维持小幅升值(甚至不升值)政策，流动性过剩就会变得相当严重，央行就必须对冲，商业银行就会在存款利息率提高、低收益资产和高风险资产进一步增加的重重重压下陷入困境。高利息率、然后流动性过剩、然后继续高利息率的恶性循环最终可能导致经济的急剧下滑、资产泡沫崩溃、资本流动方向急剧改变。
最终，它将演绎出货币危机(人民币大幅度贬值)、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
第二种可能性，由于结构性原因(如加工贸易在出口中的支配地位)，贸易顺差并未减少。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汇率政策不变，双顺差将造成更大的流动性过剩。在这种情况下，危机的发生可能被推迟，但严重性可能更大。
在国内经济过热、世界经济转冷的情况下，如果政府决定在大幅度升息的同时让人民币大幅度升值，流动性应该不会增加。此时，中国经济或可实现降温、软着陆，但也可能陷入困需求不足(升值幅度过大，贸易逆差过大)导致的硬着陆。而如果资产泡沫突然崩溃，资本流动方向急剧改变。仍有可能造成货币危机、金融危机并进一步加重由升息和升值引发的经济危机。
但是，如果各种政策能够做到恰到好处，且资本的跨境流动能得到较好控制，中国经济仍能实现平稳运行。
正因为上述种种可能性，我认为我们可能已错过了通过升值推动中国增长战略调整、促进国际收支平衡的最佳时机。
最基本的经济理论告诉我们，当一国出现国际收支顺差时，应及时调整名义汇率，否则物价和资产价格上涨将导致实际汇率上升，导致汇率的被动调整。这种被动调整难于控制且具有极大破坏性。
中国政府应重新安排货币政策、汇率政策的轻重缓急。汇率政策不应占据中心位置，应随货币政策的需要而定。应该相信企业对汇率升值的消化吸收能力是很大的。
当年我倾向于小幅升值(每年3％～5％)，同时寄希望于加强资本管制和盯住一揽子货币汇率制度中人民币汇率对美元双向波动的可能性。在最近几年，我倾向于让人民币有更大的升值幅度和更快的升值速度。现在我比较赞成考虑“分级跳”的办法(先是较大幅度升值，然后稳住不动)，通过试错尽快找到均衡汇率水平并遏制套汇资本的流入。
由于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2008年汇率的变动方向难于确定。升值、大幅度升值和贬值的可能性都存在。我对未来人民币汇率走势的研究还非常不够，无法回答何时达到稳定的问题。
最后的安全屏障
《南风窗》：如今管理层启动QDⅡ(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投资，以及允许居民直接投资香港市场，你认为其深入影响和背后的意义在哪里?是为了减轻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吗?
余永定：我在资本管制问题上始终是一个保守派。东南亚金融危机时期，国际投机资本在没有资本管制的国家和地区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
资本项目自由化的目的是改善资源配置，消除各种寻租机会，提高资金分别效率，应该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部分来考虑，而不应该将其作为解决短期宏观经济不平衡的一种手段，特别是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的手段。
资本管制是中国维护自身金融安全的最后屏障，在中国金融体系依然脆弱、所有制改革尚未完成的情况下，资本管制是不能放松的。
现在应该加速的是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而不是放松资本管制。关于资本的跨境流动，中央银行自2003年以来的政策是“严进宽出”。问题是，在人民币升值预期和加息预期强烈的情况下(这是完全理性的预期)，这种政策是难于奏效的。而且，“宽出”并不利于“严进”。
在开放个人境外直接证券投资之后，不能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当我们希望资金流出而洞开大门的时候，资金偏偏不流出。当我们需要金融稳定的时候，资金大举流出。我认为，中国当前应该先在QDⅡ的范围内把事情做好，证券投资的进一步自由化应该缓行。
央行货币政策范文第10篇
关键词：货币政策；基层央行；传导机制
近年来，随着央行主要职责和机构的调整，中央银行作为国家的一个宏观调控部门，在国务院的领导下，主要履行着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维护金融稳定以及提供金融服务三大职能。在这一形势下，基层央行的职能更多地体现为“执行政策”和“提供服务”两个方面。因此，在当前如何结合科学发展观有效地贯彻执行货币政策，促进地方经济健康稳定发展，就成为基层央行必须关注思考和研究解决的重大课题。
一、阻碍基层央行有效执行货币政策的因素分析
（一）传导主体方面的因素分析
1、基层央行缺乏有效的调控手段，“一刀切”的货币政策束缚了其职能的发挥。由于体制原因，我国多年来一贯实行大集中和大统一的货币政策。这种高度集权的货币政策虽然能增强央总行的调控力度，但却忽视了我国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客观实际，使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大打折扣。对基层央行来说，作为货币政策的具体执行者，由于缺乏有效的调控手段，“一刀切”的货币政策使其在引导金融机构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举措上显得苍白无力，有时是束手无策，“望洋兴叹”，从而制约了基层央行职能的有效发挥。
2、商业银行原信贷管理体制和考核机制不利于货币政策的传导。信贷政策是货币政策的载体，是具体化的货币政策贯彻落实好信贷政策，也间接地贯彻落实了货币政策，但我国商业银行的信贷管理体制较为严格，大大削弱了货币政策的传导效能。一是贷款营销机制不健全、缺乏激励机制。目前商业银行上级行对基层行的考核主要集中在存款、利润等指标上，这使得基层行经营意识上“重存款、轻贷款”的倾向比较明显，贷款营销激励机制偏少于存款激励机制；而风险防范机制和责任追究制度却比较系统、完善，责任和利益明显不对称，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信贷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二是“大城市、大企业”的信贷策略严重背离了央行的货币政策意图。商业银行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信贷投放逐渐向大城市、大企业、大项目转移，对“三农”和众多中小企业的支持明显不足，甚至出现“马太效应”，使央行鼓励支持中小企业的信贷政策得不到有力贯彻。
3、农村信用社由于内控机制不完善，难以发挥货币政策传导的主要作用。虽然农村信用社有比较灵活的信贷管理体制，但由于其内控制度不健全，资金来源有限，导致资产质量较差，使货币政策的传导效果受到弱化；加之社会意识薄弱，货币政策知识的宣传、普及力度不够，使农村广大的贷款需求方对货币政策知识的掌握极为有限，造成农村整体货币政策素质偏低，这又大大降低了农村信用社通过有效传导货币政策来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作用。
（二）传导工具方面的因素分析
由于基层央行可使用的货币政策工具种类少、权限小，且操作的灵活性不高，滞阻了货币政策功能的发挥。近年来，中央银行通过法定存款准备金、公开市场操作、再贷款、再贴现、利率、窗口指导等政策工具来实施货币政策。但相关政策工具的运用权限及效果具体落实到基层央行，却受到层层削弱。再贷款的操作主要限于支农再贷款，并且要经过严格的审批，现实可操作空间比较小，并不能对农村经济发展起到很好的扶持与引导作用。再加上业务地区发展不平衡，特别是由于利率的倒挂，在部分欠发达地区还呈现出萎缩的状态，因而也发挥不了应有的效应。利率政策对经济的震荡作用，也因为县城经济发展不完善，严重缺乏货币市场、证券市场、票据市场而大打折扣，远远低于政策出台时的预期。至于窗口指导这一政策工具，中央银行下发的窗口指导性意见受时间和层级的阻滞，实施难、见效慢；而基层央行近年来虽然也尝试运用这一工具对地方金融机构进行引导，但由于所颁布的指导意见缺乏系统性、前瞻性和相应的配套措施，使得窗口指导的作用更显乏力，因而弱化了货币政策功能的发挥。
（三）传导环境方面的因素分析
现阶段社会的整体经济、信用环境存在不利于货币政策传导之处。主要表现在：一是国有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尚未完全确立，整体资产负债偏高；中小企业规模较小，缺乏有效的抵押担保，银行支持的信心不足。二是由于信息不对称造成的信用障碍较大，企业逃、废银行债务现象严重，社会信用观念淡薄，加剧了银行信贷的风险预期。三是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下岗和失业因素的增加使超前消费受到抑制，消费信贷难以达到有效规模，促进消费一时难以实现。四是政府部门相关配套政策的缺乏导致货币孤立和有效供给不足；居民缺乏现代金融意识，对货币政策反应迟钝。五是商业银行内部对中央银行的窗口指导政策贯彻力度不够，削弱了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
二、强化基层央行货币政策功能发挥的对策建议
（一）解放思想，树立货币政策观念
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是稳定币值，促进经济发展。基层央行作为货币政策体系中的“神经末梢”，对货币政策的有效传导及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实现起着重要作用。为此，基层央行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解放思想。全面理解监管体制改革，正确看待职责调整，尽快树立货币政策观念；要坚决转变由总行直接调控和管理的观念，严格抛弃那种依靠监管权力保证货币政策实施的依赖心理；要重新审视和定位自身的基本职能，加强对货币政策执行情况的监督和研究，把“执行货币政策”与“提供金融服务”有机统一起来，为货币政策功能的有效发挥创造先决条件。
（二）完善引导机制，构筑执行货币政策的协调联系体系
一是要建立对货币政策传导的监督约束机制和考核评比机制。为保证货币信贷政策及窗口指导意见落实到实处，要切实加强对金融机构执行货币政策情况的督导和考核，制定相关的奖惩办法，通过定期通报来防止窗口指导意见成为“一纸空文”，并督促金融机构不断优化信贷结构，加大有效信贷投入，支持地方经济发展。二是要建立良好的外部合作和协调机制。基层央行要围绕货币政策的贯彻执行，通过召开金融联席会、银企座谈会等形式，构建一个政府、企业与银行三者之间全方位的信息交流平台，及时向政府和企业传达总行的货币政策意图，通报经济金融的运行状况，以实现信贷供求信息的“双向对流”，从而使货币政策的执行更具权威性和实效性。同时还要加强与银监会各分支机构的沟通、协调，实现监管资源共享，但必须注意避免演变成为指令性的干预机制。
（三）深入调查研究，为上级行科学制定货币政策提供信息支持
基层央行要紧密结合当地实际，把调查研究作为本行的首要任务，密切关注地方经济的发展和金融运行情况，建立全面有效的信息悼念反馈机制，为上级行科学制定货币政策提供有力的信息支持。基层央行只有广泛地进行调查研究，才能从错综复杂和不断变化的地方经济发展中捕捉线索，从信贷投身的变化、产业结构的调整、区域资金的变动等环节中发现问题，据以提出自己的货币政策执行意见，并对金融机构在执行货币政策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窗口指导”，从而进一步提高货币政策的实施效能。同时基层央行要及时把收集到的信息反馈给上级行，提高上级行制定货币政策的前瞻性、系统性和连续性，并为上级行制定有利于增强实效性和地区差别性的区域性货币政策提供有力的事实依据。
（四）深化商行改革，疏通货币政策传导轨道
一是深化国有商业银行体制改革，尽快建立现代金融企业制度，推动商业银行的股权多元化，完善商业银行法人治理结构，并促之加强成本管理和利润考核，提高商业对中央银行货币政策间接调控的敏锐性。二是强化金融服务意识，进一步完善商业银行的经营机制。商业银行应积极进行服务意识和经营理念的创新，加强内部控制和管理，为企业提供全方位的“一条龙”服务；正确处理贷款营销与风险防范的关系，改变目前贷款集中“垒大户”的局面，建立以市场为导向，上下联动的金融创新机制，根据地方经济发展的特点，实行差别对待的信贷政策；建立适合中小企业特色的信贷评估体系，加强与抵押担保部门的协作，采取切实措施支持中小企业发展。三是引导商业银行建立科学的信贷约束激励机制，提高与业绩挂钩工资的占比，充分调动信贷人员的工作积极性。
（五）灵活运用工具，充分发挥金融市场在货币政策传导中的作用
由于我国地区性经济基础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大，这就需要国家在金融扶持方面实行区别对待，适当赋予基层央行在货币政策的实施上有一定的自和灵活性，如给予经济欠发达地区基层央行一定限额内向辖内商业银行发放再贷款的审批权限，给予经济发达地区基层央行一定的典型示范贴现业务办理权限等，以增强货币政策在基层的实施效果。同时，要尽快建立一个多元化、高效率的货币市场体系，大力发展票据市场，不断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以一个功能完善、发展全面的金融市场来支撑货币政策的高效传导，提高货币政策的动作效率。
（六）推进诚信建设，营造良好的货币政策实施环境
加强征信体系建设，营造良好的诚信环境是中央银行的重要职责之一，同时也是从根本上消除逃废银行债务、防范金融案件、强化货币政策实施效应的有效举措。为此，基层央行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与当地政府一道，加强信用宣传，推动辖内金融安全区创建工作不断向纵深发展，大力开展企业信用评级工作，不断更新银行信贷登记系统，逐步建立完善的社会信用采集管理和披露机制，为各种服务对象搭建信用平台。同时要加强金融机构的合作，建立失信惩戒机制和守信增益机制，对失信者进行联手金融制裁，对守信者给予信贷和金融服务上的支持，从而不断推进全社会信用文化建设，为货币政策的有效传导提供通畅的外部渠道。
（七）提升员工素质，为有效实施货币政策创造条件
多年来，由于各方面原因，基层央行难以引进高素质、高学历专业人才，基层员工普遍存在低学历、老龄化现象，整体素质不高；加之业务培训跟不上，使得精通货币政策、擅长宏观分析研究、熟练掌握中央银行业务的复合型人才匮缺。因此，如何提升现有员工整体素质、工作水平和专业化技能已是当务之急。一要进一步加快人事制度改革步伐，建立人才培养、选拔和使用的竞争激励机制，对特别优秀的人才应给予破格提拔。二要加大人才培训力度，鼓励员工自觉“充电”，通过集中培训、个人自学、外出深造等形式的学习，来提高自身的业务水平和实际工作能力。三要鼓励员工充分发挥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及时调整心态，积极应对经济环境变化对实施货币政策带来的新的挑战和要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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