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范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范文第1篇

一再拖延的IMF份额与治理改革

广义上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包括：份额与治理改革，监督改革，增加融资能力，融资方式改革以及特别提款权改革等。其中份额与治理改革是关键，是增强其合法性、有效性和可信性的基础，也就最为重要。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问题由来已久，特别是在1997年以后显得非常突出，对IMF的批评之声日烈。本世纪以来，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增长和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对国际货币基金改革的呼声随之高涨，特别是有关IMF的治理改革成为主题。2008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提供了契机。2009年9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四次分配特别提款权修正案获得通过。2010年11月和12月，二十国集团（G20）峰会和随后的IMF理事会通过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和治理改革一揽子方案。

主要内容在两个方面：一是份额增加与调整。即（1）份额增加一倍；（2）份额调整，即从过度代表的国家向代表性不够的国家转移不低于6个百分点，向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转移不低于6个百分点；（3）保护最贫穷国家的投票权；（4）份额公式，份额公式评估应在2013年1月前完成；（5）在2014年1月前完成第15次份额公式评估。二是执行董事会规模和构成的调整。即（1）24席执行董事会席位全部选举产生；（2）两个欠发达的欧洲席位要拿出来给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根据改革方案，中国的份额和投票权将提高到第三位。巴西、俄罗斯、印度都将上升到前10位。

这次改革尽管还有诸多未尽如人意之处，如新兴经济体的地位还没有得到完全体现，美国仍然维持份额不变，仍具有一票否决权，但毕竟是一次力度较大的改革。然而，这一改革的执行却远非人们想象的那样简单。

IMF改革的落实涉及到两个方面，一是各国的国内立法机构的审批程序，董事会规模和构成的修改；二是14次份额公式评估和15次份额公式评估，这是由执行董事会来完成。前者要求在2012年10月召开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会召开时获得生效。在14次份额公式评估要求在2013年1月以前完成，而最后份额公式确定则与第15次份额公式评估到期时一并提出。

截至2013年10月1日，已经有占总投票权76.07%的141个成员国同意执行董事会修正案，根据规定，该修正案需要3/5以上成员同意，但需占投票权85%以上，尽管承认的成员数已经达到了要求，但投票权比例仍然无法满足要求。截至2013年10月18日，已经有占总份额78.47%的152个成员国同意份额增加的方案，根据规定，对同意的要求是占70%以上份额和3/5以上的成员国，从这两个要求来看都达到了，但是增资方案是以董事会调整生效为前提的，因此，这一增资方案仍然无法生效。让人高兴的是，我们能够看到欧洲那些份额会下降甚至执行董事会席位还会减少的欧洲国家也批准了这些方案。然而，美国却拥有17%的投票权，所以只要美国一国不同意，任何改革都将难以通过。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这也充分体现着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复杂性。显然，这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演变成了美国的国内政治问题。

2012年正是美国大选之年，国会当中的保守党势力过于强大，一些国会议员表态反对IMF改革方案，为了确保大选获胜，奥巴马政府不愿将提案提交给国会。虽然奥巴马在成功连任之后提交了，但国会在2013年3月初的会议上否决了这项提案。当时，100多位学者致信美国国会要求尽快批准IMF改革方案。曾任美国财政部部长助理的杜鲁门撰文要求国会尽快批准，向IMF增资是履行大国责任的应有之义，而且向IMF的增资还是可以获得利息收入，而不是无偿捐助或援助项目，这项改革符合美国的利益。然而，这些呼吁并未改变什么，国会议员们仍以党派之争，不愿让步。美国的国内政治在严重阻碍着IMF的改革进程。美国的拖延，将损害IMF的合法性和有效性，直接影响其功能的完全发挥，将极大损害全体成员国的利益，也影响着受危机国家和需要援助国家的利益，也损害美国的信用和长远利益。从美国国会来说，在削减预算的大背景下，还要向IMF增资630亿美元是不可行的。国会不批准这一方案，原因可能还与中国有关，美国仍然不愿意中国在IMF这样的国际机构话语权上升。

美国的拖延也充分暴露了美国历来只享受现行国际制度好处却不愿承担相应成本的利己主义倾向。就在五年前，当雷曼兄弟宣布倒闭、美国金融体系陷入危机之时，美国急忙召集全球二十个主要经济体的首脑齐集华盛顿，要求全球共同行动挽救危机，共同推出相应的经济刺激计划。当应对国内日益高涨的对华尔街为代表的金融界利益集团强烈不满的民意而推出金融监管改革方案之时，为了避免监管的国际套利和美国金融业竞争力的下降，美国推进全球监管一致行动，从而有以“巴塞尔Ⅲ”为代表的国际金融监管改革的陆续出台，并且得到很好地执行。为了调动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的积极性，美国在危机开始后最严重的那两年，对新兴经济体要求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特别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表示了明显的支持态度，甚至不惜牺牲个别欧洲传统盟友的利益。

为什么美国在国际基金组织改革的立场上向后转，甚至成为阻碍因素呢？表面上是美国国内政治竞争格局造成的。围绕着债务上限、医保改革和向富人征税等议题，和共和党势如水火，难以妥协，达成共识。但根本体现了美国作为全球金融霸主天然的傲慢。当美国需要世界其他国家之时，他可以要求各国帮忙，甚至放下身段，做些不伤及自身的让步，而当危机慢慢离去，美国经济重现良好发展态势之时，那些与自己没有好处，甚至还会削弱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力的国际决议就可以放置一边。这在美国并非没有先例。

美国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一直从自身利益出发，扮演着阻碍者的角色。在亚洲金融危机开始后的1997年9月，IMF就提出分配特别提款权，启动了第四次全面分配特别提款权的修正案，但这一方案直到2009年金融危机之后，在G20伦敦峰会时被再次提出，在2009年秋得到美国同意后才生效，也就是说，前后共用了12年时间。如果不是美国金融危机，需要全球共同行动，美国国会可能还不会通过国内程序。

充满分歧的份额公式评估

2010年份额与治理改革的落实是第15次份额评估的先决条件。它的拖延直接影响了下一步的份额评估及改革的持续推进。2013年1月底IMF执行董事会向IMF理事会提交的第14次份额公式评估报告是一份没有取得一致认识的报告，并认为公式确定应当和第15次评估结合起来才更为准确，也尽可能满足各方面的利益。之所以未能达成共识，原因可能更为复杂。这是因为份额公式直接影响着未来在IMF的份额多少和地位高低。因此，认为2014年IMF春季会议时出台一揽子的方案可能更加合适。然而，分歧仍然很大，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达成共识并非易事。

当前的份额公式是基于2008年的公式。加权计算的GDP占50%的权重，开放度占30%的权重，经济波动性占15%的权重，而国际储备占5%的权重。其中GDP的计算，60%是按市价计算的GDP，而40%是基于购买力平价。根据2013年1月IMF执行董事会向理事会提交的第14次份额公式评估报告和其他发言来看，分歧仍然不小。

第一，现有的指标体系是否要调整。一部分观点认为，现有的份额公式没有问题，不用调整。这些主要是欧洲发达国家的观点，欧盟经济部长在代表欧盟的声明中说，“根据最新数据计算出来的结果证实了现行的公式可以准确反映世界经济的发展现状。因为根据2010年的数据计算出来的结果，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份额比2005年提高了7.7个百分点。”然而，一些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则认为，当前的公式是基于2008年的数据推算的，而没有反映金融危机以来的世界经济的新格局，需要进行调整。非洲国家，则对当前的公式表示担忧，认为现有的份额公式会进一步损害非洲特别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利益。南非代表认为：“本着合作的精神，我们会继续支持新份额公式作为份额评估的基础。然而，全面的IMF治理改革不仅仅是一个公式的机械套用，特别地，当前公式的缺点就是明显地不利于小型新兴和发展中国家，其中大部分是我们这个区的。如果继续沿用现有的公式，那么就会继续侵蚀非洲在IMF的份额。”他们认为：“公式也不能解决撒哈拉以南非洲在执行董事会的代表空缺问题。撒哈拉以南非洲的43个国家在IMF的席位只有两席是不能被接受的。我们已经在国际货币金融会议中呼吁多次要求增加一个席位，我们恳求IMF开始认真地考虑这一事情。”

第二，在份额公式设计时有一个基本原则：简单透明，与份额的多种职能相一致，计算出来的结果要在成员中具有广泛的可接受性，要求数据便于及时统计、准确性高。这一原则，看上去简单，实际上很难同时满足。一方面希望新的份额公式简单明了，数据好找，但另一方面越简单就越可能有误差，不能反映成员的差异化需求，也就不能兼顾多方面的利益。

第三，对GDP仍然是主要的衡量指标似乎比较一致，但仍有争议。争议之一是，权重是不是要提高。新兴国家和发展中经济体主张提高GDP的比重，而降低波动性的比重。而欧洲国家显然不愿意这样，至少保持GDP与开放度的相对重要性不变。另一个争议是究竟是使用汇率法还是购买力平价法，以及每个指标的权重仍然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一种观点认为，购买力平价法存在诸多问题，不应增加购买力平价法的比重，而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更主张增加购买力平价法的比重，以更好地反映这些国家的实际情况，以提高份额特别是低收入国家的份额。

第四，开放度仍被认为是重要的指标。欧盟特别推崇这一指标，主张这一指标的权重不能降低，这实际上是欧洲的优势所在。欧盟GDP的份额是在下降的，如果开放度指标的权重也下降的话，欧盟的份额就会出现更大程度地下降，如果开放度这一指标重要性能得以提高，那么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份额的下降幅度甚至基本不变。在开放度指标的概念和计算上还存在不少争议，一些国家认为开放度过于依赖于总量而不是比重，有可能考虑与GDP的比重。当然，要求提高金融开放度比重的观点没有得到太多的响应。

第五，关于波动性指标。比较普遍的看法是这一指标的权重要下降。这一指标设计时是出于对融资需求的考虑，即基于一个基本的假定，波动性越高，说明金融风险越高，对资金的需求也就越多。但现有的研究表明，经济波动性与对IMF资金需求量没有明显的关系。当然，仍然还有一部分观点坚持不进行调整。

第六，关于储备指标。国际储备的权重本来就不高，因此比较普遍的看法是维持现状，因为储备表明一个国家的实力和对IMF的贡献能力。当然还有两种相反的观点，一种是增加储备的比重，这可以有助于全球金融安全网的建设，以鼓励各国自救；另一种是主张取消储备，因为有储备作为权重，会激励各国去人为地积累储备，加剧全球不平衡。

第七，其他考虑因素。显然还有一些国家从各自的优势和利益出发，提出了其他需要考虑的因素。如，日本副首相及IMF理事麻生太郎在IMF年会上发言时，就希望在份额公式中考虑对IMF的自愿捐款或放款记录，既尊重各国的历史贡献，也激励各国积极地支持IMF的融资安排。另外，大多数成员支持保持现有的压缩系数。但为了减少份额公式对规模的过度依赖，提升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份额，可以提升压缩水平。

对于份额公式调整的滞后，很多国家也表达了不满。阿根廷的理事说，如果继续进行份额和治理改革对于基金组织的合法性和有效性非常关键的话，那么第15次份额总评估的停滞不前就反映了这一机制的民主缺陷，提出了基金组织改革的深刻转型要求。当前的治理结构并不能代表和反映世界经济的格局。如果第15次份额总评估结果会带来充满活力的经济体份额的提升，那么就应先将充满活力的（dynamic）定义弄明白。

份额公式调整的阻力主要来自欧洲发达国家。它们的经济实力大大下降，欧洲经济占全球的比重不过20%，但拥有1/3的投票权。另外就是大经济体与小经济体的矛盾，大经济体希望以规模指标为主，但小经济体却希望能降低规模指标对份额的影响。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都不愿看到的一个事实是，部分新兴国家份额的提升是以其他新兴经济体份额下降为代价的。

IMF改革的前景

显然，随着金融危机的远去，美国经济的恢复，欧债危机的转机，西方发达国家对新兴国家的依赖正在减少，改革的动力将大大减弱。2010年份额与治理改革仍存在不少变数。新兴国家必须不断向美国施加压力，让份额与治理改革早日生效。同时，新兴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必须加强团结，形成对份额公式调整等改革的共识，从而使第15次份额总评估能及时推进。

份额与治理改革是实行G20机制以来的重大成果，是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长期努力的结果。美国的拖延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不满。IMF份额与治理改革的滞后，被称为“IMF悬崖”，会直接影响IMF的合法性和有效性，也影响其他一系列改革的推进，其代价不可不谓大。在2013年10月的年会上，IMF总裁拉加德终于点名要求美国尽快批准改革方案和同意增资。阿根廷所代表的南锥体国家在年会上表示：“2010年一揽子改革应当尽快实施，因为这次改革采用的是5年前即金融危机前的数据，反映的是当时的世界经济格局。”印度关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措辞就非常强硬：“IMF执行董事会2010年关于份额和治理改革议案要求各国尽最大努力在2012年年底以前通过国内立法机构审批程序，但是在东京年会上却没有实现，直到现在仍然不清楚能否完成。强烈敦促有关国家快点通过国内议程，我们重申立即完成2010年份额与治理改革的必要性。”就连欧洲的奥地利代表也表达了对IMF改革进展缓慢而“失望”的观点，坚持认为份额与治理改革在规定的时间内实施至少对于基金组织的合法性和可信性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对美国不满，再加上美国国内有识之士的压力，美国国会有可能通过这一方案。

然而，我们也应当看到，一方面，美国国内的政治阻力仍然较大，议员们会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而不愿批准这项改革计划。另一方面，国际社会中传统的七国集团成员以及其他欧洲发达国家，更不愿意向美国施加压力，美国的拖延正好符合他们的利益，甚至不由得让人怀疑这是一个配合默契的“双簧”。因为2010年份额与治理改革正是损害了欧洲国家的利益。从IMF年会上的发言中就可以看出，美国传统的发达国家盟友比较委婉的措辞，如本身通过国内审批程序较慢的加拿大财长的措辞只是“鼓励那些还没有批准改革的国家加倍努力”。因此，2010份额与治理改革很有可能再被延误。中国应当团结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以及其他发达国家，通过双边、多边机制，持续向美国施加压力。

份额公式评估要达成共识难度并不比份额与治理改革要乐观。尽管份额公式评估，是各国代表在IMF执行董事会层面进行的，但无不体现出各国的利益。确定简单、数据易得、又能够体现份额的多重特征和不同国家的利益诉求，确实不太容易。第一，要想公式简单，那么指标就要少，指标少就难以反映不同国家的需求。第二，一国份额多少与该国的融资能力有关系，而事实是经济发展低的国家可能更需要融资，而份额则与实力有关，即越是实力强的国家可能越不太需要向IMF融资。第三，对最不发达国家权利的保护。IMF是以份额为基础的，经济成长快，经济规模较大的新兴经济体与最不发达国家的利益有冲突的地方，新兴经济体也需要顾及这些低收入国家的需求，这种平衡也并不容易找到。对此，我们需要有充分估计。因此，份额公式调整需要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更为精诚的团结。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主要应当加强合作，利用各种机制，在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积极寻求共识。

（本文获得中央高校基本科研项目ZY2011KA03“新时期中国经济外交重大问题研究”和ZY2012KA03“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金融格局变化及中国的战略”资助）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范文第2篇

而如今，二者不仅对发达国家的影响力日益减少，在亚洲和拉美的公信力也在降低。尤其是最该“救火”的IMF，在最近显得如此无力！

英国《经济学家》10月23日对被称为世界金融“救火队”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近来的表现评价说：“直到10月中旬，IMF一直尴尬地置身于金融危机之外。大部分职员不是在讨论拯救方案，而是在讨论总裁卡恩的风流韵事。”IMF直到10月中旬才出手援救濒临破产的国家，被媒体形容为像一个“迟暮的老妇人”。而准备接受援助的国家也对可能随之而来的附加条款心有余悸。此外，IMF的钱够不够用也遭到怀疑。在重重质疑下，欧洲把金融危机视为IMF实现“复兴”的机遇。即将召开的华盛顿峰会因此既被看做是IMF谋变的契机，也将是美欧路线之争的一次集中爆发。

曾经“失声”10年

位于华盛顿市中心的IMF总部与世界银行总部相邻，距白宫仅3个街区。如此布局彰显由美国主导建立起来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中几个关键角色的密切关系。在过去10年里，IMF很清闲，享受着免税高工资的雇员们也过得相当惬意。但最近这段时间，IMF总部再看不到往日的太平盛世，里面的人行色匆匆，在大楼外“喷云吐雾”的人也表情凝重。《经济学家》说，“随着一个又一个国家陷入危机，‘救火队员’终于被要求付诸行动了”。从10月20日开始，IMF先后宣布向冰岛、乌克兰提供10亿美元和165亿美元贷款，向匈牙利提供“规模可观的融资”，还将向巴基斯坦提供100亿美元救助。白俄罗斯、塞尔维亚也在等待救援的名单上，巴西、土耳其、南非也有可能求助IMF。这一系列举措是自亚洲金融风暴以来，IMF采取的最大行动。

然而，IMF的巨额救助计划并没有换来各国的太多赞誉。它被指责严重错判了次贷危机的影响，还被质疑对发达国家的金融体系监管不力。6月，IMF总裁卡恩曾表示，美国次贷危机最严重的时期已经过去。德国《商报》10月28日称，去年八国峰会上，德国总理默克尔就建议IMF加强对世界金融体系的监管，但美英断然拒绝。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指责说，“IMF现在试图扮演医生和救世主的角色，但正是它该对这场全球悲剧负责”。罗马尼亚总统伯塞斯库也直言，“人们一直没有勇气公开说，是腐败酿成了金融危机，而IMF、世行严重失职，根本没有发挥监督作用”。比起亚洲金融危机时IMF狠批亚洲国家市场、贸易不开放，这一次面对肇事的美国，IMF还没有说过一句批评的话。

被讽刺为“国际痛苦基金”

在向IMF求助前，巴基斯坦先向中国寻求帮助，冰岛则试图同俄罗斯达成救助协议。《经济学家》称，“巴基斯坦和冰岛的踌躇是IMF的耻辱，它们是在担心，被迫接受IMF援助的额外条件可能给国内政治带来破坏性后果”。《巴基斯坦新闻报》10月28日的一篇文章写道，“现在我们正处于设备不齐全的公立医院中，周围只有一个庸医，他今年64岁了，名字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看起来，现在IMF成为了唯一的选择。但是，有多少国家曾经接受过这个庸医的治疗，有多少国家因此而上瘾。我们心脏缺血，肺部缺氧，我们是否有时间检视一下这位庸医的历史记录和职业能力？在过去64年中，IMF一直开出3剂标准药方：削减政府开支、增税、货币贬值，令每个接受治疗的国家都成了受害者”。文章称，“IMF只是要向我们的伤口上再撒一把盐”。

事实上，IMF在上世纪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濒临破产边缘时拉了一把，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救助了泰国、印尼、韩国，影响力达到巅峰。然而，所有接受过援助的国家，都因此经历了一番彻骨的疼痛。1998年，时任印尼总统苏哈托在IMF的500亿美元救助方案上签名时，时任IMF总裁康德苏站在他后面，双手交叉俯视的情景，至今让印尼人感到屈辱。当年，印尼按照IMF的要求，削减公共开支、增税及撤销对生活必需品的财政补贴，致使低收入阶层的生活更加困难；勒令经营不善的国有企业私有化，关闭资金周转不灵的银行导致失业率骤升，并造成社会动荡；允许包括水利、电信及电力等行业实现私有化，让金融市场大门洞开，使印尼政府失去了对国家经济命脉的控制。“接受IMF的援助就等同于国家危机”，《韩国先驱经济报》10月28日报道称，亚洲金融危机中韩国接受IMF570亿美元救助，被迫答应了出让韩国国家银行控股权、取消外国产品进口禁令等条款，结果导致市场崩溃。韩国人甚至将达成协议的12月13日称为“国耻日”。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评论说，“亚洲回想起10年前从IMF受到的侮辱，因此对此次IMF对美英保持沉默的‘偏向行为’感到愤怒。”

阿根廷曾被IMF推崇为“模范国家”，但其2001年出现金融危机时，大多数分析人士认为，是IMF提议的紧缩财政预算和将重要资源开发项目私有化导致的。在非洲，受惠于IMF的高负债国家听从要求，实施经济自由化，放开咖啡等农产品的生产和贸易，结果导致咖啡产量上升，价格下跌近50％，政府收入也因进口关税降低而减少。以至于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在上世纪90年代初寻求IMF帮助后，曾感叹IMF是“国际痛苦基金”。

几大顽疾常遭质疑

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乌克兰为了获得贷款，与IMF达成了包括平衡本国财政收支、削减社会保障开支等一揽子计划。而对冰岛的救助，IMF却没有附加任何惩罚性条款和改革要求，甚至称赞冰岛政府提出“雄心勃勃的经济计划”。《国际先驱论坛报》说，西方媒体对韩国的报道集中在银行的灾难和亚洲金融危机重演的威胁上；对澳大利亚却都是溢美之词，尽管澳大利亚存在巨额财政赤字，外汇储备少得可怜，家庭债务居高不下。路透社说，发展中国家希望IMF能像对待新兴经济体那样，公正地指出富国存在的缺陷，但当富裕国家遭遇经济动荡时，IMF根本不敢站出来。

客观地说，IMF并非无意指出美国的问题，只是无力监管这个全球经济霸主。路透社说，去年IMF对美国住房市场发出警告时，根本没人理会；今年4月，IMF预测信贷危机带来的损失可能达1万亿美元，但富裕国家的官员却抱怨说IMF太悲观了。还有报道称，今年春天，IMF曾为美国准备了一份详细的金融救助计划，提出用美国国债交换次级债的设想，但这个计划还没送到美国财长保尔森手上，就被扔进了废纸篓。

在IMF里，美国几乎是“一言九鼎”。IMF实行“配额制”，成员国的发言权、投票权按配额多少分配。按理说，应该是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越强的成员国拥有的配额越多，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比如，荷兰拥有2.38%的配额，“金砖国家”之一的巴西却只有1.4%，中国、印度的配额这两年虽不断上升，但中印加起来的投票权还不如比利时加卢森堡。而美国的配额高达17.09%，这意味着日法德3个“次大户”联手也无法撼动美国的地位。份额和发言权分配不公一直是IMF的一大顽疾。尽管IMF已经为此付出了不少努力，比如增加了中国、韩国、墨西哥和土耳其的配额和非洲执行董事的发言权，但这些都还远远不够。

此外，与世行行长一贯由美国人出任一样，IMF总裁也由欧洲人“世袭”，这也被其他国家所诟病。不过，欧洲在内部挑选IMF总裁人选时也得考虑美国的想法。德国《明镜》周刊曾报道，2000年3月，被一致看好的德国财政部国务秘书韦泽退出了IMF总裁的角逐，他在写给德国时任总理施罗德的信中说，由于美国反对，他选择放弃。德国媒体认为，韦泽遭美国“封杀”是因为他在世行工作期间推行的金融干预政策损害了美国利益。

IMF救得了世界么？

加拿大《环球邮报》10月24日说，“IMF改革的话题谈了10年也毫无结果，以至于不久前已经有人为IMF准备讣告了。现在，IMF的生意似乎又来了。但问题是，IMF可能还没有做好准备”。IMF目前有2000亿美元可供调度，还有500亿美元的长期信贷安排可以动用，但很多媒体认为，这可能挽救不了全球银行业的损失。

IMF的本钱主要来自放款收息，但援助必辅以改革的原则令其吸引力大减。美联社说，“许多国家都从资本市场上寻找资金，并建立自己的外汇储备，不用再毕恭毕敬地去寻求IMF的帮助”。亚洲金融危机后，亚洲地区积聚了世界上最雄厚的外汇储备，获得贷款的发展中国家也千方百计尽快偿还欠款，以重新获取经济自。自从2002年巴西、俄罗斯等国提前偿还贷款后，IMF的作用就一落千丈。去年，IMF自建立以来首次出现亏损，贷款规模从1998年的320亿美元降至20亿美元左右。卡恩去年11月上任以来，IMF已出现4亿美元赤字，为此他裁员400人，出售了一些库存黄金并投资政府和公司债券。英国《金融时报》27日说，在向冰岛、乌克兰提供贷款后，IMF将很快发现自己已弹药不足。IMF前任首席经济学家西蒙・约翰逊说，如果IMF有2万亿美元也许能成为举足轻重的角色。英国《每日电讯报》甚至称，随着多国申请救援，“IMF可能需要印刷钞票来拯救危机”。

加拿大《环球邮报》还认为，一直在背后操控IMF的美国在危机中失去了光泽，暂时停止了自由市场体系，而这是IMF传统上不赞成的，“美国正做着以往它劝别人不要做的事。这种伪善极大地削弱了IMF的权威性”。《华尔街日报》称，欧洲想借美国的“过失”，实现IMF的“复兴”。11月15日召开的华盛顿峰会将引起美欧是否“修复美式资本主义”的争论。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表示，金融危机提供了检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机会；法国总统萨科齐称峰会的宗旨是要根本改造IMF和世界银行；英国首相布朗甚至以“第二次布雷顿森林会议”来形容这次峰会。显然，美国对此绝不会妥协。就像一位美国人在博客中所说：“保留IMF，最好把它纳入五角大楼。IMF是保卫我们国防安全的重要武器。如果我们对哪个国家不满意，我们可以派军队去。如果实在不满意，我们还可以派IMF去。”美国的分析人士认为，期望一次峰会解决旷日持久的IMF问题，过于天真。尽管世界经济不再是G8关起门来说了算，美国的实力也不如从前，但要将布雷顿森林体系推倒重建并非易事，不仅G8间难以达成一致，联合国也不会轻易放弃IMF。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范文第3篇

低调的IMF副总裁

现年五十九岁的朱民，是位有着丰富研究和实战经验的学者型银行家。他常常洋溢在脸上的温和的笑，以及流利的中英文表达、优雅谦恭的作风、机智幽默的谈吐，常会被人误认为是某个大学的教授，而忽略了他原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的身份。

然而有趣的是，美国《华尔街日报》刊登的一篇文章，却将这位在学界和政界游刃有余的智者身上的中西复合智慧一语点破。这些饱含敬意的褒奖与赞赏，得益于朱民在此次金融危机中的卓越表现：2007年1月，金融危机爆发前，他对全球经济的“过度金融化”提出了预警：“到处都是钱，每秒钟都可以从市场获得流动性。所以人们在投资时忘了自己所承担的风险。”2008年至2009年，金融危机肆虐全球时，他带领研究团队出版了一本名为《改变未来的金融危机》的著作，对此次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和阐述，并预言了后危机时代的世界格局。2010年，金融危机渐行渐远后，针对各国经济有所抬升的态势，他发表了言辞激烈的言论：“全球无法回到金融危机前的世界。”以至于2011年6月17日的英国《星期日电讯报》，竟也少有地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们多年前就该听朱民的――现在不要再置若罔闻了》的文章，称世界经济的“两大支柱”还在摇摇晃晃，应该听听朱民的见解，因为他说的是正确的。

世界之门就此打开。2011年7月13日凌晨，接替因“”下台的卡恩而执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拉加德在选择副手时，毫不犹豫地向执董会提名了朱民，并指出“朱民在政府、国际政策制定和金融市场方面具备丰富的经验，拥有很强的管理和沟通技能，对基金组织的机构制度有着深度的见解，我期待着得到他的建议”。

不过，就在中国人首次跻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高管理层的“历史时刻”，当事人朱民却显得异常“低调”，既不公开抛头露面，也不回应采访申请，以至于搜尽媒体竟找不到他的“只言片语”。朱民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

扛大包的孩子成了世界银行的

经济学家

1952年，朱民出生于上海苏州河畔一个知识分子家庭。

孩提时代，朱民酷爱学习。那时，父亲太忙，早出晚归，顾不上教导孩子，就想出一个法子来――临出门时，从书架上取下一本书，先领读一个章节，然后嘱其好好诵读，晚上回来抽查。不想，小朱民不但能朗朗诵读，而且能一字不差地默写下来。末了，还不忘在父亲面前“显摆”一把，说白天顺带读了一份报纸，要不要讲些报纸上的事。书报读多了，朱民就有了思想和创作的灵气。因深刻地认识到计划供给的弊病，他写了杂评《有票也为蛋愁》，父亲阅后连连击掌叫好。从那以后，父亲就有意拿一些经济学读物让他读。

轰轰烈烈的“”爆发了，随之而来的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动荡中，朱民揣着刚刚拿到手的初中毕业证，匆匆奔向了生产与建设第一线。

1968年夏天，十六岁的朱民告别父母亲，来到远离闹市区的一家制糖厂。这家制糖厂规模较大，主要负责为上海及周边地区供给散装白糖。朱民被分配到仓库，当上了一名扛糖包的搬运工人。

扛糖包是个力气活儿。七八月间，仓库里闷热难耐，朱民咬紧牙关，扛起重达两百斤的糖包，一步一步地向停靠在门口的大卡车挪动，肩头很快就红肿起来。看朱民累得够戗，那些老熟手就招呼他别太卖力气，教他趁着进入仓库深处的机会坐下来多喘会儿气。为人忠厚老实的朱民谢绝了工友的好意，依旧执拗地扛起一袋又一袋糖包。因为在他看来，既然干了这个活儿，就要尽力去干好它。这样做的直接结果就是：每天仓库的发货员统计数字的时候，发现朱民总是会比别人多扛几十袋。但即便是已经累成了一摊泥巴，晚上朱民还是强迫自己小睡一会儿后再爬起来看书。于是，每当身边的工友进入梦乡的时候，他就开始了挑灯夜读。那时候，想找本书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朱民就在扛糖包的间隙四处打听、搜寻，只要知道谁手里有书，必想方设法借到手。而每每读至酣畅淋漓处，也就浑然忘记了全身上下的酸痛。父亲获悉儿子挑灯夜读的事，心里甚感欣慰，就借着看望儿子的机会时不时地送来一些书，有大部头的《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选集》，亦有数学、物理、化学等专业课本，从而解了朱民无书可读的困窘。一晃十年过去了，朱民从一个稚嫩少年磨砺成了一个有思想的风华青年。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朱民欣然报名，最终顺利考入复旦大学，修习政治经济学专业。

在复旦大学的校园里，朱民依然是最刻苦用功的一个学生。当时，中国的经济学还没有明显与国际接轨，但学术界已开始“解冻”。他从零星的新闻报道和学术交流中意识到，国内经济学理论已经严重滞后，于是开始留意和关注市场经济运行成熟的西方国家，慢慢地对最前沿的国际经济理论和课程有了一定的了解。有付出就会有收获。由于勤于攻读和钻研，朱民进步迅猛，常常在老师讲授之前就已早早地掌握了相关内容，而且还能总结和提炼出不少新颖的观点。这让他在班里崭露头角。四年后，当他以优异成绩毕业时，立刻被破格留校任教，不久又兼任了上海市体改委和上海市政府经济研究中心的特别顾问，甚至一度担任时任上海市市长、市委书记汪道涵的秘书。

在讲坛和政坛游弋了两三年后，为了学习更多的西方前沿经济学理论知识，朱民放弃已经获得的名誉和职位，出国留学。

1985年，朱民飞赴美国留学。由于英文不太好，坐下来刚听了一堂课，他就傻眼了――教授的讲课和演说他根本听不懂。后来在给国内的大学生演讲时，说起当时的处境，朱民颇为自豪地“透露”自己的秘诀：“英文不好怎么办？第一，我坐第一排，第二，上课之前跟老师说‘对不起，我英文不太好，能不能给你的课录音’？一般来说老师是不允许录音的，因为，对老师来说那是他的知识产权。但是你态度很诚恳的话，他也同意让你录音。”就这样，朱民不但熟稔了英语的听、说、读、写，而且还先后获得普林斯顿大学公共行政管理硕士学位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经济学硕士、博士学位。其间，他还师从极负盛名的经济学教授保罗・沃尔克（曾在卡特、里根总统任上担任美联储主席，赢得铁腕治理通胀的声誉，目前是奥巴马总统的经济顾问），在保罗・沃尔克那里继承了果断干练的作风。

几年的留学生涯，造就了朱民的全球视野和国际思维。1990年，朱民以优异的成绩和出众的能力敲开了国际顶级金融机构世界银行的大门，进入政策局任职经济学家。

从中国证券的舵手

到IMF总裁的特别顾问

转眼间几年过去了。在世界银行政策局的大舞台上，朱民展露出卓越的才能，在实践中不断拓宽国际视野，迅速成长为一名富有经验的国际金融专家。

然而，在华尔街同行的交口称赞中，朱民非但没有感到轻松和成就感，心里却有一丝担忧。何也？朱民一直坚持着最初的理想――学习经济学，为中国的发展贡献才智。但自己已经在外漂泊了这么久，还能回去吗？凑巧的是，就在他犹豫不决的时候，时任国家体改委宏观司司长的楼继伟和国家体改委国际司副司长曹远征来美国访问，期间，与包括朱民在内的众多留美人士频频会面。闲谈中，听到楼、曹两人说起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以及国家急需经济人才的现实，朱民当即表示愿意回国效力，并恳请两位给予帮助。很快，朱民就得到了回应，中国国际化程度最高的中国银行给他提供了一个行长经济顾问的职位。1996年年底，朱民收拾行囊搭上了回国的班机，此时距离朱民当初走出国门已十年有余，国内的资本市场正迈开步子准备加速奔跑。

朱民曾说，在国外，自己始终处在西方社会的边缘，而回到国内，可以为自己打开一片更广阔的天空。事实上，他在中国银行很快就获得了大展拳脚的机会。1999年12月16日，国务院正式批复“中银香港”上市计划，为此中国银行专门成立一二一六办公室，委任朱民为主任，全盘承担上市工作。

众所周知，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银行过去在香港各个机构的所有权结构错综复杂，如果不把这些错综复杂的股权关系全部理清，“中银香港”就无法发行上市；而要理清全部的股权关系，又不可避免地要同多个国家的法律法规打交道。这些细节，被抽调过来辅佐朱民的曹远征比作串联电路：“任何一个细节没过关，灯泡都亮不起来。”

面对复杂的形势，朱民表现出一个成熟银行家的风采、胆识、智慧和魄力。他认真研读法律条文、坦诚拜访各方股东、严谨编撰置换文书、虚心求教辅导机构，以至于常常彻夜不眠，最后终于把全部细节整理成一套文件――为保证不出现任何差错，他“每个字每个标点都要过目”。2002年7月25日，“中银香港”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一上市，立时引发港股狂潮。

有了“中银香港”上市的成功经验，2003年12月，朱民开始接手中国银行的重组。这一次，他显得游刃有余多了。虽然没有经验和模式可以参考和借鉴，但是，用他自己的话说，“谈笑之间”就做好了中国银行系统内不良资产剥离、重组的全部工作，兼带着做了诸如引进战略投资、加强内部管理、深化内部改革、转换经营机制等一系列为上市做铺垫的工作。于是乎，2006年6月1日，中国银行H股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挂牌上市；2006年7月5日，中国银行A股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中国银行一举成为国内首家H股和A股全流通发行上市的银行。可以说，这两次成功的操盘，使朱民对各个国家的金融法律法规熟稔于心，也使得朱民国际银行家的形象清晰展现，同时还让他在仕途上一路攀升，迅速由中国银行行长经济顾问提升为中国银行行长助理、中国银行副行长，从而以旋风一般的速度迅速融入国际顶尖金融人才圈。

与此同时，朱民也逐渐成为中国人民银行高层关注的焦点。

2009年9月，中共中央组织部派员到中国银行对朱民进行了认真细致的考察。一个月后，朱民调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当时，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的编制，副行长的位置已经满员，因而朱民的任职立时引得媒体一片热议。对此，有资深人士分析后指出，朱民拥有丰富的海外经验和国际视野，有国际组织工作的丰富经验，对宏观经济研究颇有造诣，同时熟悉美国政府的各个智囊团队，作为一名学者型金融官员，既可以代表中国政府主张，又对国际货币体系相当熟悉，因而不排除履新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只是中国人民银行高层的过渡性安排，其最终目的极有可能是作为中国注资IMF的交换条件而入主IMF。果不其然，仅仅隔了四个月的时间，即2010年2月，朱民就被IMF总裁卡恩任命为总裁特别顾问，从而一脚跨进了国际顶级金融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大门。

新官上任，“前路多艰”

对于朱民进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担任总裁卡恩的特别顾问，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新兴经济体国家纷纷给予了厚望，希望他能在合适的时候拿下核心高管职位，以便打破美欧国家长期垄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局面，从而“迫使”其重视一下来自新兴市场国家的声音。

事实上，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特别顾问的位置上，朱民做得着实不赖，他那既亲和又洋派的处事作风赢得了绝大多数来自西方国家的中、基层同事的好评，而他对世界经济的独到分析与看法又让包括卡恩在内的高层管理者刮目相看。自然而然，这一切也让大家对其出任实质性职务的信心增大了一些。

2011年6月，卡恩“案”发生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高层出现职位空缺，朱民立刻就由幕后被推到了台前――有人呼吁朱民站出来，自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人选；有人致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履行在2010年11月二十国集团峰会时承诺的增加新兴市场代表的改革方案，考虑吸收朱民进入管理层。最终，经过一个多月的“煎熬”，7月13日，法国女财长拉加德执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后，“作为对支持她获得总裁一职的中国的回报”，正式提名朱民出任副总裁。

2011年7月26日，在一片赞扬声中，朱民坐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的位置，开始为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国家鼓与呼。

新官上任三把火。朱民的“三把大火”还没来得及烧起来，就遇到了任期的第一个麻烦――人民币升值。众所周知，人民币汇率一直是中国与以美国为首的传统经济体国家关系间的“敏感字眼”，而在被欧美国家控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更是难免时有纷争。果不其然，朱民上任尚未“满月”，8月21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了一份报告，敦促人民币立刻升值，从而令中国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关系瞬时处于“绷紧”状态。朱民不愧是思纯道慧的智者，他铁腕与温和并使，一边发表了一份长达数页的声明表示强烈反对，一边有理有据地解释中国外汇储备增加的原因：主要在于美欧的央行将利率压得太低，致使资本大量涌入新兴市场。最终使得撰写此份报告的所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智囊团成员目瞪口呆，哀叹着：“朱民不好惹，朱民不好惹！”对此，有资深分析人士颇为解气地指出：“瞧，这就是上头有人的好处。以前，中国虽也是股东，但在管理层却没人，因而难以在‘第一时间’回应IMF的指责和诘难。现在，管理层里有了人，有什么风吹草动立刻就看得清清楚楚，也就可以有效应对了。”

话虽如此，但在主要权柄被欧美国家牢牢掌控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注定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依旧会有以欧美国家为首的传统经济体和以中国为首的新兴经济体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这也使得相当一部分人士对朱民能否从容平衡“世界公民”和“中国人”的关系而颇为担忧。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范文第4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7年10月最新发表的《世界经济展望》指出，中国正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最大推动力。在西方发达国家受到信贷危机冲击之时，世界经济越来越依赖中国、印度、俄罗斯等新兴市场的经济表现。《世界经济展望》预计，尽管出现金融市场动荡，2007年的全球经济增长还是几乎不会受到影响，仍将达到5.2%的增长率，而2008年的经济增长率将稍缓，为4.8%。报告认为，各国经济决策者的当务之急是使金融市场恢复到较正常的状况，并维护经济扩张。经济前景面临的风险还包括，潜在通货膨胀压力，波动的石油市场，以及外汇大量流入给新兴市场造成的影响。同时，人口老龄化、全球化面临更大阻力以及全球变暖等更长期的问题也令人担忧。

全球经济环境

2007年上半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势头进一步加强，增长率达11.5%，印度和俄罗斯的增长也非常强劲。过去一年来，仅中、印、俄三国就已占据全球增长的一半。其他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包括非洲低收入国家）的经济也继续强劲扩张。而在发达经济体，欧元区和日本在今年经历两个季度的强劲增长后，于2007年第三季度放慢了增长速度。在美国，由于住房市场下滑继续产生相当大的阻力，2007年上半年的增长率平均为2.25%。

发达经济体的通货膨胀得到控制，但许多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通货膨胀上升，原因是能源和食品价格上涨。在美国，核心通货膨胀逐步下降到2%以下；在欧元区，2007年的通胀率基本保持在2%以下，但能源和食品价格上涨导致9月通货膨胀上升。日本物价基本保持平稳。与此相比，一些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增长强劲，并且食品价格上涨在其消费物价指数中占有较大权重，面临着更大的通胀压力。报告认为，食品价格上涨是由于生物燃料生产对玉米和其他食品的使用量增加，以及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新兴市场国家强劲的经济需求也使石油和其他初级产品的价格居高不下。

从贸易方面看，亚欧经济对美国经济的依赖程度继续降低，中国、日本、欧洲等主要经济体对外贸易进一步多元化。如日本在9月份贸易顺差比上年同期高出63%的情况下，对美出口急剧下降，对亚洲邻国的出口有所增加。另外，欧盟今年已超过美国，成为中国出口产品的最大目标地。

全球金融市场更加不稳定。由于美国次级抵押贷款的负面影响超过预期，信贷状况趋紧。加上由于对损失分布以及交易对手方风险的不确定性，金融市场的某些部分已出现流动性枯竭。但总体而言，全球金融市场尚未受到堪比过去金融危机或动荡的负面影响，按历史标准衡量，资产价格仍处于高水平。自金融市场动荡开始以来，英格兰银行、日本银行、欧洲中央银行和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的中央银行纷纷向市场提供流动性，以缓解银行间市场的压力，但对于多数经济体的中央银行而言，主要的挑战仍是解决通货膨胀方面的担忧。

主要货币基本上延续2006年初以来趋势：美元继续趋弱，尽管估计其实际有效汇率仍高于中期基本水平。欧元升值，但仍在与经济基本面大体相符的范围内交易。日元近几个月强有力地反弹，但相对于中期基本水平依然低估。人民币对美元继续逐步升值，其实际有效汇率也在升值，但中国的经常账户顺差进一步扩大，国际储备大幅增加。

前景和风险

预计2007年全球经济增长率将为5.2%，2008年增速将稍缓则为4.8%。增长率下调幅度最大的是美国（目前预计美国2008年增长1.9%）。但是，尽管支持增长的经济基本面仍然强健，尤其是日益重要的新兴市场经济体仍保持着强有力的增长势头，还是不能忽视全球经济仍面临许多下行风险，这主要包括：

1、金融市场动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于2008年经济增长率的预期是基于一个假设，即今后几个月金融市场流动性逐步恢复，银行间市场回到更为正常的状况。不过，显然仍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动荡的金融市场状况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那么信贷状况的持续紧张将显著阻碍经济增长，特别是对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住房市场的影响。如果资本流入减弱，新兴欧洲和独联体地区具有高额经常账户逆差和大量外部资金流入的国家也将受到不利影响。因此，这一风险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将取决于市场流动性能以多快的速度恢复以及信贷市场收缩的程度。

2、美国和西欧的国内需求下降的可能性。

3、其他一些风险也可能对全球前景产生影响，如通货膨胀、石油价格升至新高等问题。目前，初步预计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前景造成的下行风险基本上有所降低，但不能排除油价因剩余生产能力有限而进一步暴涨。

政策问题

摆在各国政策制定者面前的，依然是如何保持强劲的非通胀增长这一挑战。近期动荡的全球金融市场加剧了这种挑战。在美国，由于经济增长可能继续低于预期，因此美联储所采取的进一步降息举动是合理的，前提是要继续控制通货膨胀风险。在欧元区，鉴于金融市场动荡对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所造成的下行风险，其近期货币政策可以保持不变，但随着这些风险的消散，欧洲央行最终可能需要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如果出现更加持续的经济下滑，则需要考虑放松货币政策。在日本，应当等到出现清晰的迹象证明通货膨胀已明显上升、对近期金融市场动荡的担忧减退后，再提高利率，使利率回到正常水平。

各国央行都需要从目前的全球金融市场动荡中吸取教训：首先是要重视金融机构的透明度，确保充分披露信息；其次是要重新审视处理流动性风险的监管方法，明确金融机构风险合并的相关界限，并优化复杂金融产品的评级方法；此外还要改善现有激励机制，确保结构性产品供给链的各环节都能充分评估风险。

许多发达经济体在整顿财政状况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但仍需采取更多措施，确保财政状况在人口结构老龄化趋势下保持可持续性，预计发达国家在实行改革、缓解医疗保健和社会保障支出方面将面临日益增大的压力。对许多新兴市场经济体而言，他们依然面临经济过热压力和食品价格上涨的考验，可能需要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在某些情况下，提高汇率灵活性将为改善货币控制提供更大空间。特别对中国而言，进一步提高人民币汇率向上变动的灵活性，并采取措施改革汇率体制和刺激消费，还将有助于重新实现需求平衡，并将促进全球失衡的有序调整。

世贸组织多哈贸易回合最近进展缓慢令人非常失望，主要国家应带头重新推动多边贸易自由化进程。对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的担忧显然也要求采取多边方法，全球变暖可能是世界最大的集体行动问题，重要的是各国合作制定一个基于市场的框架，在碳排放的长期成本与减少排放的即期经济成本之间做出权衡，不应将能源政策的重点过多放在力图确保本国能源来源上，而应更多关注石油和其他能源市场的平稳运作，鼓励能源来源的多样化，例如通过降低生物燃料贸易壁垒，并更加重视采用基于价格的激励措施来控制能源消费的增长。

欧洲央行：高通胀率将滞缓世界经济增长

欧洲央行经济专家近日表示，欧洲央行报告和最近的统计资料显示，通货膨胀有可能给新一轮世界经济增长带来减速的压力。

欧洲央行报告称，欧元区10月份通胀率已经由9月份的2.1%，迅速窜升至2.6%（而欧元区前九个月的平均通胀率并未超过1.85%）。与此同时，美国、俄罗斯和一些经济增长较快的东南亚、拉美发展中国家也未能幸免，全球绝大多数区域都面临着通货膨胀的压力。

欧盟经济专家与智囊机构表示，消费物价大幅度上涨主要是由于基础原材料、能源和食品价格同步升高所致。而石油能源资源的紧张和结构性供给短缺；新兴发展中国家长期快速经济增长导致的原材料需求；期货与股市资本集团的炒作与投机行为；气候保护与生物能源工业的发展等等，多重因素相互作用，终于形成了国际能源和原材料市场价格的大幅度攀升，从而将价格推向新的高峰。虽然近期欧元一直保持坚挺，对抑制欧元区进口原材料价格的上涨有一定的缓解作用，但无法从根本上阻止通胀明显上升的势头。此外，尽管欧元区内部经贸往来保持稳定，但向欧元区以外的国家出口遇到了越来越大阻力。今年以来，欧元兑美元汇率已升值11%，降低了“欧洲制造”的海外竞争力，虽然亚洲市场的需求增长部分弥补了美国经济减速的影响，但欧洲出口仍然受到了打击。

通胀的内部影响与出口的外部压力，已经引起欧洲央行的高度警惕，尤其担忧全球性通胀指数的明显上升，将制约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

在欧盟国家，为了减轻物价上涨的压力，当驾车者尽量加满油箱，消费者装满购物推车时，人们只能感觉到商品价格更贵了，消费支出更多了，通胀的压力更大了。欧洲统计局的调查证实，欧元区10月份2.6%的通胀率已经越升到了两年来的最高水平。

欧洲央行认为，目前欧洲经济尚在全速运转，物价指数的攀升，会带来工资增幅的加大，从而进一步对通胀率产生重要影响。欧洲央行主席特里谢10月向欧洲议会作证时指出，他对最近欧元区通胀率的急剧上升“心情非常的不安”。他预计，欧洲央行将在今年第四季度进一步提高贷款标准，并将采取措施对抗通胀风险，维护物价的稳定。此后，欧洲央行于11月8日中旬作出了维持基准利率4%不变的决定。

英国最新一期《经济学人》杂志刊文警告称，美国经济正在走向衰退，在“房价将下跌10%，而且有可能再继续跌20%”的预期面前，建材、运输、相关制造与服务业市场已经出现疲软征兆，加之高油价及信贷紧缩的不利因素，将促使占美国经济66%以上的消费支出陷入低迷状态，美国有可能“出现近20年来首次由消费支出减少所引发的经济衰退”。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范文第5篇

“欧洲美元市场”的勃兴，标志着“国际资本市场”时代的到来。它的最大特征是不受任何国家政府的金融监管，没有存款准备金(reserverequirement)。例如，美国政府对国内银行的美元存款要求一定比例的准备金，但“欧洲美元”存款则不须交准备金给任何国家的中央银行。这当然是银行界的皆大欢喜之事，但却也加大了金融风险。“欧洲美元”的过度借贷（特别是当阿拉伯国家将不敢存入美国银行的石油收入投入“欧洲美元”市场之后），是80年代拉美债务危机的主要原因。

美国对于“欧洲美元”市场的态度是两重的。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前，美国认为该市场对于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维持美元储备有些吸引力，因为欧洲美元市场利率高于美国国库卷利率，这样可以减少其他国家要求将美元储备兑换成黄金的压力。例如，法国戴高乐总统用兑换黄金的手段，打击美国的霸主地位。但是，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之后，美国也日益感到完全不受各国政府调控的“欧洲美元”市场，是对美国国内货币政策自主性的干扰。例如，当美国中央银行实行从紧货币政策时，跨国银行和跨国公司却可以从“欧洲美元市场”上筹资来满足美国国内业务需求，从而使美国中央银行对货币供应的调控力下降。因此，美联储主席沃尔克(PaulVolcker)于1979年10月决定对美国银行的海外“欧洲美元”借款执行“存款准备金”制度，但遭到美国银行界的一致反对而未果。沃尔克的这一失败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它标志着“国际资本市场”终于在1970年代末获得了超乎国家政策自主性的地位。[15]

“欧洲美元市场”现已成为“国际资本市场”的象征，它现已不限于“欧洲”这一地理概念，也不限于“美元”：我们可以在香港，新加坡看到发达的“欧洲美元”，“欧洲日元”，“欧洲马克”市场。这些“欧洲货币”(Eurocurrency)市场又进一步成为“欧洲债卷”(Eurobond)和“欧洲股票”。在此次亚洲危机之前，泰国和韩国的公司进行了大量“欧洲货币”和“欧洲债卷”的业务。事实上，“欧洲债卷”是国际资本近年来流入亚洲新兴市场的主要形式。

四、“资本帐户自由化”与“经常帐户自由化”之差异

从上述两节分析可见，80年代以来“国际资本市场”的勃兴，已使IMF章程给予各国的“资本控制”权力下降。虽然国际资本流动对发达国家的国内经济政策自主性也有诸多不利影响，但相比之下，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风险更为巨大。这是因为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资本对于发达国家的利率变化极为敏感，而后者完全处于发展中国家的控制之外。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范文第6篇

关键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条件；货币政策；财政政策

一、IMF贷款方式

当某国出现国际收支失衡时，向IMF申请贷款，经过协商之后，由借款国签署一份贷款意向书并提交至IMF董事会，其中心内容就是借款国需要进行的政策调整，以及衡量政策调整效果的绩效评价标准。之后，经过IMF董事会批准，借款国即可提取款项。

对于不同类型的贷款，IMF所提出的贷款条件和贷款方式都有所不同。IMF目前使用的贷款工具有以下几种：

在这几种贷款中，最常用的是Stand-By Arrangements (SBA)，即备用安排贷款，在此项贷款中，贷款采用分阶段提款方式。借款国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如半年、一季度或者数个月内，达到规定的标准，并经IMF董事会核查批准，才能提取一阶段的贷款。如果未达标准，则提款程序将自动中止，但借款国仍可以和IMF进行协商以恢复贷款。

这样严格的贷款安排，使得借款国必须按照IMF的贷款条件进行一系列的政策调整和体制改革，这也是IMF贷款条件备受诟病的原因。

二、IMF贷款条件指导原则及具体条件

IMF贷款条件指导原则自2002年9月26日起实施，分为Principles(原则)、Modalities(形式)、Evaluation and review(估值和审核)三个部分。原则共列出了16条，其中重要的有如下几条：

1.贷款条件需要反映IMF的核心责任：宏观经济稳定；货币、财政和汇率政策，包括必须的制度安排和相关的结构安排；保持国内外金融市场正常运转。在核心责任之外的贷款条件需要详细的说明。

2.贷款条件绩效监控。借款国和IMF达成的合同意向书的执行情况应该得到监控。需要考察如下的项目:

1）先期行为：一些工作需要先期进行以保证重要贷款条件的实施。2）绩效标准：在意向书中已经规定的能够被客观观察的标准。3）审查程序：采取项目审查程序以跟踪项目实施情况；采取财务担保审查以确保贷款能够被有效使用。4）预期目标和结构性标准：预期目标是指在当期由于条件限制无法观察，但在将来随着经济环境改善而可以观察并审查的目标；结构性标准是指无法被客观观察的标准。

3.放弃：如果计划将成功实施，并没有明显的迹象显示达不到绩效标准，基金组织将放弃运用绩效标准。

4.浮动部分：贷款条件通常应在特定时间内实施或满足。但当IMF认为借款国在计划期间――不一定是特定日期――需要执行特定结构措施或满足特定的绩效目标，或者当灵活的时间安排能促进国家的控制能力，那么只要措施得到执行或目标达到就可以提取款项。浮动部分主要采用结构性绩效标准。

尽管指导原则并没有列出具体的贷款条件，但其指出贷款条件需要反映IMF的核心责任，而在核心责任包含的这些领域内，根据IMF历次贷款提出的条件来看，大体上分为以下几点：

1. 实行双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包括提高利率和紧缩政府开支，提高税率，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削减政府对经济领域的直接投资，有力地紧缩货币供应量。

2. 加强私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实行私有化，减少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尤其要增加政府经济政策的透明度，防止政府腐败。

3. 建立稳健的金融体系，对银行实行严格的资本充足规定，对金融机构实行严格的市场准入和有效监管。

4. 加快实现对外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进程，开放本国商品和金融市场。

今年以来，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使许多国家面临严重的困难，数个国家已经向IMF申请了援助贷款，如冰岛、匈牙利、巴基斯坦。从这三个国家的合同意向书中，可以看出IMF一些具体的贷款条件。三个国家意向书中的贷款条件如下：

冰岛：

1）金融机构：进行银行部门的拆分重组，拆分三家银行并重新估值，将资本充足率提高到至少10%；修改银行破产法。

2）财政政策：2009年政府赤字增加到CDP的13.5%，政府债务增加到CDP的109%。

3）货币与汇率政策：短期内提高利率至18%，央行加强货币流动性管制，动用外汇储备以维持冰岛克朗稳定，资本项目管制。

匈牙利：

1）财政政策：2009年政府基本支出与2008年相比减少GDP的2%，支出内的投资项目将给予中小企业优先权。国会将立法确定财政赤字水平和公共债务水平。削减政府部门规模。

2）金融机构：建立基金以提高银行资本充足率（14%）和为债券担保，提高银行的信用风险控制能力，加强金融机构的监管，包引入新的信用审核系统。

3）货币和汇率政策：在浮动汇率制度下，专注于利率政策以降低通货膨胀率至目标值3%。

巴基斯坦：

1）财政政策：2008-2009财年计划降低财政赤字至GDP的4.2%，并在未来进一步减少，采取措施为降低政府支出和加税。12个月通货膨胀率降至20%。取消石油补贴和电力课税，调整能源价格与国际接轨（即放松能源价格管制），计划新的税收立法，加大对于贫困群体的支出。

2）货币与汇率政策：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至2010年底，计划将取消所有的进口用外汇交易管制。贷款期间，汇率政策根据贷款条件预定实现的政策目标进行调整。避免政府干预股票市场。

3）金融机构：制订新的银行业法规。制订处理问题银行的计划。

同时，三个国家的意向书中列出了需要考察的绩效标准，大致包括以下几项：央行的国外净资产下限、央行国内净资产上限、政府短期债务和长期债务的上限、财政赤字的上限。这些标准都是具体的数额，自贷款计划开始，将按季度制订不同的标准并据此审查。

从这些条件可以看出，IMF的贷款条件基本上以财政、货币政策双紧为主。这样的政策将对借款国产生怎样的影响，是值得我们研究的问题。

三、IMF贷款条件实施效果分析

本文中，基于开放宏观经济的IS-LM-BP模型进行理论分析。

考虑浮动汇率情况下的开放经济模型，在A点，出现了国际收支逆差，并且A点的产出低于均衡产出。在IMF的解决思路中，采用从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LM和IS曲线由于从紧的政策同时向左移动至LM1、LM2，但是由于逆差，导致了本币贬值，BP曲线下移至BP'，而IS2曲线右移至IS3，LM2进一步左移至IS3，最后，LM3、IS3、BP'相交于B点，消除了国际收支逆差，实现了内外均衡，如下图所示。

显然，上述情况是理想模型，实际上，由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搭配难度，使得调整后的模型很难在B点实现均衡，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国际收支逆差仍然存在，对应的国内情况则是较高的利率和更低的生产水平，如下图。

实际上，即使达到了较为理想的国际收支均衡，由于生产水平的下降，将带来大量的失业，势必对国家的社会稳定产生影响。较为典型的1997-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时的情况，在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国家接收了IMF的贷款条件并实施了相应的政策后，GDP大幅下降，同时通货膨胀率不降反升，在失业率大幅提高的情况下，引起的大量的社会骚乱。有着这样的后果，IMF的贷款条件遭受批评也就不足为奇了。

四、评论与建议

IMF的贷款条件目的是为了实现借款国的国际收支均衡和经济稳定。但是，从其实际效果上看，侧重点是实现外部均衡，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国家的经济水平。同时，由于政策实施时的实际效果有好有坏，使得外部均衡的目标也不一定实现。鉴于此，众多研究者都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以下几点：

1）改革IMF的投票机制，目前仅美国一国就拥有15%以上的投票权，而按照IMF的投票规定，决议需要85%以上的同意才能通过，实际上即美国可以否决任何不符合其利益的决议，投票实际效用近乎没有。

2）放松贷款条件，IMF的贷款条件相当严格，借款国必须按照IMF的要求实施相应的财政、货币、汇率政策，同时IMF还将按季度检查一些具体的数据指标，这样借款国的政府权利实际上受到了损害。IMF凭借贷款条件实行经济体制甚至政治体制改革的做法需要改变，否则将会面临更多的批评。

3）贷款条件的适用性，IMF需要考虑不同国家的情况，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体系脆弱，政策实施引起的经济下滑可能超出国家的承受能力。

IMF作为一个国际性组织，在过去的60多年内为国际金融稳定做出了诸多贡献，目前IMF需要进一步的改革以应对经济一体化下更加复杂的国际金融问题，保证国际金融稳定。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范文第7篇

关键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政策;改革;分析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于2009年3月24日宣布了一系列贷款政策改革方案,扩大贷款项目的灵活性,并减少不必要的附加条件。之后,分别于4月17日和5月6日通过了墨西哥和波兰对IMF新贷款工具“灵活信贷额度”的总额达675.8亿美元的申请。本文通过评价其贷款政策的新变化及对我国的影响,提出我国应对策略。

一、IMF贷款政策改革的背景和内容

(一)背景

随着起源于发达国家的全球金融危机向实体经济蔓延,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正面临全球经济下滑带来的日益增加的压力。很多国家发现,它们的政策回旋余地受到更大限制。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这些国家能够及时获得融资,而且融资的数额和形式得当,可以缓冲外部冲击引起的经济和社会代价。

在这个背景下,IMF于2009年3月24日宣布通过下列措施对IMF的贷款框架进行一次重大改革:对IMF的贷款条件进行现代化改革;推出一种新的灵活信贷额度;提高IMF常规备用贷款安排的灵活性;将贷款限额提高1倍;调整和简化贷款的成本和期限结构;取消某些很少使用的贷款机制。此外,IMF还寻求大幅度增加其非优惠和优惠贷款资金,同时还准备改革面向低收入国家的优惠贷款工具。

(二)具体内容

第一,贷款条件现代化。IMF通过两个主要办法实现这一现代化。一是更多地依靠事先确定的资格标准(事先条件),而不是传统的(事后)条件,作为向各国提供IMF资金的基础。这项原则体现在新的灵活信贷额度(Flexible Credit Line,简称FCL)当中。二是在所有的贷款安排(包括在与低收入国家达成的安排)当中停止使用结构性业绩标准。

第二,设立灵活信贷额度(FCL)。这是IMF对经济基本面、政策及政策实施记录十分强劲的国家实行的一项新的信贷额度。成员国可以出于危机防范目的而使用FCL。FCL的批准要求有关国家达到事先确定的资格标准,并在个案基础上决定贷款限额。与传统的IMF支持的规划不同,FCL的拨款不是分阶段的,也不以政策谅解为条件。

第三,加强备用安排(SBA)。改革SBA(IMF使用最多的解决危机的贷款工具)的目的是提高其灵活性,并确保没有资格利用FCL的成员国能够将SBA用作危机防范工具。新的SBA框架允许前倾式借款,并且在该国的政策实力和所面临的国际收支问题的性质允许的情况下,降低检查和购买的频率。

第四,将贷款限额提高1倍。将对成员国的非优惠性贷款限额提高1倍,新的使用IMF资金的年度和累计限额分别为成员国在IMF份额的200%和600%。

第五,调整和简化成本与期限结构。有效延长IMF贷款的宽限期并简化还款表。新的承诺费费率表(随预防性贷款规模增大而增加)将有助于降低IMF面临的流动性风险,同时不阻碍使用IMF资金。

第六,简化贷款工具。取消近期未被使用的一些贷款机制(补充储备贷款和补偿融资贷款)。

二、对IMF贷款政策改革的分析及评价

(一)改革措施体现了IMF面对日益恶化的危机表现出来的与时俱进的态度,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本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纷纷指责IMF长期以来忽略对主要发达国家和金融市场实施有效监督。2008年11月华盛顿峰会后,二十国集团(G20)成立了旨在改革IMF的工作组,体现了其对各成员国(尤其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呼吁的积极回应。

以“灵活信贷额度(FCL)”的设立为例,FCL的条件代表了对早先的“短期流动性工具(SLF)”的增强,SLF将因此终止。为了帮助成员国抵御危机,IMF于2008年10月设立了SLF贷款项目,但由于贷款期短、金额有限等原因,迄今没有发放出一笔贷款。尽管SLF也只针对表现非常强的成员国,但它的几项设计特征(包括贷款数额有上限,偿还期短,以及无法用于预防目的)限制了其对潜在借款国的有用性。FCL既可用于防范危机也可用于解决危机,专门针对表现非常强的国家,各项特征非常灵活。FCL的灵活性体现为:确保有资格的国家能够在没有持续实施的(事后)贷款条件的情况下先期获得大量IMF资金;可续信贷额度(有关国家可自行决定最初期限是6个月,或12个月);较长的偿还期(3.25-5年,而SLF的滚动期最长为9个月);对使用IMF资金的数额没有硬性规定的上限,在个案基础上确定限额(SLF的上限是份额的500%);具有在任何时候提取信贷额度或将其视为预防性工具的灵活性(SLF不能被用作预防性工具)。

(二)停止使用结构性实绩标准,有利于增强借款国对改革计划的所有权

长期以来,IMF所实施的宏观经济业绩计划中通常附加结构性条件。亚洲金融危机时期IMF对有关国家所实施的贷款计划以及1996年对俄罗斯的贷款就是如此。一国在制订调整与改革计划时,这些计划必须更多地是由本国政府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而制订的,即国家对这些计划应拥有更多的所有权;与此同时,IMF在提供贷款时,须附加贷款条件。国际社会所面临的最大的挑战之一,就是要将这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国际社会普遍认为,结构性条件实绩标准给借款国国内政策的余地太小,因而会削弱国家对改革计划的所有权,从而会降低计划成功的可能性;同时,如果结构改革对于实现宏观经济稳定并非十分重要,那么在实施这些结构改革上的失误会削弱社会对总体改革计划的信心,从而会在国内外资本市场上引发负面反应。本次贷款政策改革后,IMF停止使用结构性实绩标准有利于今后借款国增强对改革计划的所有权。

(三)更多依靠事先条件提供资金的方式,有利于具有良好政策记录的国家在发生国际收支困难时迅速获得资金,但操作非常困难

依靠事先条件的方式基于这样一种思路:在减少贷款条件后,必须有更严格的预选程序来选择那些符合条件的国家,以确保IMF的贷款得以偿还。它符合这样一条原则,即一方面要保证IMF资金的安全,另一方面要鼓励相关国家在向IMF申请贷款之前,能够通过市场手段获得资金,从而使IMF成为最后的贷款人。显然,选择具有良好政策记录的国家,就可以减少那些明确的贷款条件。

这种方法的最大缺点是:会降低IMF资金的安全性。此外,事先选择国家的条件较高,可能会使得许多无法进入国际资本市场的国家无法获得IMF的贷款。当一国政策恶化时,这也是IMF所应关注的一个严重问题。一国不符合IMF贷款所设定的条件,这本身就会加剧危机。

(四)贷款政策改革并未改变美国和欧盟试图通过其实际控制的IMF为其自身利益服务的事实

从表面上看,FCL有助于危机影响国得到资金缓解国际收支困难,但是,符合FCL严格的“事前条件”的国家并不多,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不可能获得FCL。事先确定的资格标准是FCL的核心,旨在表示IMF对合格成员国的政策及在必要时采取纠正措施的能力具有信心。根据IMF的说明,确定资格过程的核心是就以下方面对成员国做出评估:一是拥有十分强健的经济基本面和体制政策框架;二是正在实施非常强劲的政策,并且过去具有持续的实施记录;三是仍然承诺在今后继续实施这种政策。

评估FCL安排的资格时使用的相对标准包括:可持续的外部头寸;以私人资本流动为主的资本账户头寸;具有国家以有利条件稳定利用国际资本市场的记录;在预防性基础上申请FCL时具有相对充裕的储备头寸;健全的公共财政,包括可持续的公共债务头寸;在稳健的货币和汇率政策框架下,具有较低且稳定的通货膨胀;银行清偿能力不存在问题,不会立即造成系统性银行危机的威胁;有效的金融部门监管;具有数据透明度和完整性。不难看出,以上标准对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都是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的。

IMF在4月17日和5月6日先后通过墨西哥和波兰的FCL申请。这两个国家都在以往的金融危机中接受过IMF的附带严格条件的贷款,其国内经济金融结构和资本开放早已向着美欧希望的方向改革,美国和墨西哥、欧盟和波兰之间的经济关联度相当高。FCL一旦使用,将有利于美国和欧盟在墨西哥和波兰受困的资金安全撤离,因此,FCL的实际最大受益者是美国和欧盟。难怪IMF管理层在不同场合高调宣传FCL,并对FCL的使用设置极其宽松的条件(高额度、发放迅速)。

三、中国对IMF贷款政策改革的应有态度

第一,FCL的灵活性可能危及我国对IMF的出资安全。我国可对此工具持谨慎态度,在讨论其未来的制度框架时兼顾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和我国利益。FCL对使用IMF资金的数额没有硬性规定的上限且具有在任何时候提取信贷额度的灵活性,这对IMF的资金安全构成了威胁。近日,甲型H1N1流感在墨西哥的蔓延必将对其经济造成严重影响,从而增加其使用FCL的可能性。由于对墨西哥和波兰使用FCL的讨论将决定该工具未来的制度框架,中国作为出资国,应高度关注IMF对墨西哥和波兰申请使用FCL的处理情况,并在对贷款使用的后续讨论中提出上述关切,督促IMF尽快对FCL的关键细节和程序进行评估和说明。同时可联合“金砖国家”呼吁IMF将救援重点放在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兼顾发展中国家需求的同时维护我方利益。

第二,停止使用结构性实绩标准有利于增强借款国对改革计划的所有权,符合我国一贯立场。停止使用结构性实绩标准给予借款国政府在选择适当的宏观经济政策和结构性政策时更大的决策权和灵活性,是包括我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长期争取的结果,符合发展中国家的根本利益。

第三,加强备用安排、提高贷款限额、简化贷款结构等对发展中国家(包括低收入国家)有利,我国可敦促IMF尽快明确这些改革措施的操作细则改革备用安排(SBA)可以使没有资格利用FCL的成员国能够将SBA用作危机防范工具;提高贷款限额使成员国确信它们能够获得充足的资金满足融资需要;调整和简化成本与期限结构有助于建立从IMF借款的正确激励机制;改革优惠贷款机制可以增强IMF向低收入国家提供短期和紧急融资的贷款工具。这些措施对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包括低收入国家)有利,但是IMF并未明确这些措施的实施细则,增大了发展中国家申请使用新的贷款工具的难度,不利于这些国家及时利用IMF资源抵御危机。我国可联合其他发展中国家共同呼吁IMF尽快出台便于操作的细则。

第四,对于欧美等国要求我国出资的呼吁,我国可强调“权利和义务对等、各国按份额共同承担责任、多种方式融资和自愿参加”的原则。份额增资是IMF解决资金不足问题的根本途径,应尽快推动,在显著充实IMF的可用资源的同时,有计划、有步骤地更大幅度提升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使份额分配更能体现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应加快启动并完成IMF第14次份额总检查,尽早设计和通过新的份额改革方案,并为改革制定有时限、有约束力的路线图,明确各阶段的目标,争取早日实现份额增资。在份额改革的基础上各国可按份额比例通过多种方式(包括购买IMF债券)做出贡献,这将迫使欧美等国等比例出资,从而减轻我国因储备规模较大而承受的外部压力。在上述增资方式仍然不能解决IMF资金不足的情况下,各国可按照自愿原则决定出资数量,从而为我国今后开展工作留出空间。IMF应以创新、务实的态度积极探讨各种融资方式,充分考虑出资国对资金安全、合理回报的要求,并贯彻出资贡献与权利对等的原则。

参考文献:

1、IMF,IMF implements major lending policy improvements[EB/OL].www.省略/external/np/pdr/fac/2009/032409.htm.

2、IMF,IMF Approves $47 Billion Credit Line for Mexico[EB/OL].www.省略/external/pubs/ft/survey/so/2009/CAR041709A.htm.

3、IMF,IMF Executive Board Approves US$20.58 Billion Arrangement for Poland Under the Flexible Credit Line[EB/OL].www.省略/external/np/sec/pr/2009/pr09153.htm.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范文第8篇

[关键词]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国际货币基金协定》 法律问题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立是为了促进市场经济、自由贸易和竞争机制的建立，实现国际货币合作和多边贸易，提供一个便利国际商品、劳务和资本的交流并保持经济健康增长和充分就业的体制，避免采取会损害各国利益和国际繁荣的贸易限制和支付限制，进而促进公平的世界自由贸易，促进全球的经济增长[1]。

基于以上目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很严格的一系列规章、法条，来制约和管理组织的内部流程和各项工作行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遵从的法律规章是《国际货币基金协定》，以法律法规的形式确立了基本宗旨，从根本上规定了组织的职能和业务，使其工作有了明确的目的性。此外，《国际货币基金协定》还规定了会员及其基金份额、基金的业务范围、组织的管理等。虽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在既定的规章制度之下开展活动，所有的工作都是有章可循、科学和严谨的，但是在舆论上所遭受的批评声仍然不断，在有了各种法律法规的情况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各项活动仍然暴露出种种不足。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法律制度存在的缺陷

1.1 援助制度方面

许多国家对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苛刻的援助条件怨声载道[2]。有些经济专家就认为，由于IMF提出的条件和改革政策偏离实际，造成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IMF要求的政策包括：削减公共开支、增税及撤消对生活必需品的财政补贴等，使低收入阶层的生活更加困难；勒令经营不善的国营企业私有化，关闭资金周转不灵的银行或金融机构则会导致失业率上升，造成社会动荡。2005年，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声明：没有必要成立一个单独的援助基金来补偿贫穷国家为贸易自由化所付出的代价。这引起了各界的担心。如果没有了经济援助，发展中国家可能不愿在多哈谈判中同意削减关税。这么一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根本没有达到促进市场经济、自由贸易的目的。

正是因为IMF导致的恶果，使得人们怀疑起国际组织的立场性、公正性和法律性。

1.2 收支调节制度方面

由于一国的力量有限，因而在收支失衡时，国内政府常处于被动无力的状态，需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帮助。然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国际收支失衡缺乏有效的调节机制。

IMF提供资金支持时常要求成员国采取对国内经济的调整，主要有紧缩的货币政策、紧缩的财政政策以及货币贬值，但这样又会使刚刚起步的经济陷于停滞，不得已又要举借外债，从而难逃重债国的厄运[3]。

1.3 参与和决策权方面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缺乏平等的参与和决策权。国际货币基金使用的是加权表决制，每个成员国都有250票基本投票权，此外，每缴纳10万美元份额就增加一票投票权。

而根据1997年12月的IMF《国际金融统计》显示，IMF的总份额中，美国占18.25%，德国占 5.67%，日本占5.67%，法国占5.10%,而中国只占2.3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重大问题须经总投票权的85%通过才能生效。而实际操作中，投票权约半数控制发达国家手中，美国就约占18%[4]。因此，美国在基金组织内拥有绝对的否决权。

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中的影响不断增强，这种投票权的分配已经不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要求，无法体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也无法发挥发展中国家的作用。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法律上的改进

IMF的一些规章在有效性和公平性上还值得商榷，需要改进和完善其各项协定和规章，修改与当前社会不相符的规章和法规，使之真正与社会发展趋势相迎合，这样才能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

2.1 国际收支平衡的调节

国际收支平衡的调节需要考虑发展中国家存在的结构性问题以及在调整能力上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各国经济的不一定十分了解，就必须向需要援助的国家增派金融专家，进而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具体问题，帮助其制定相关的调节方案。国际收支逆差的外部根源在调整规划中往往被忽视，而造成收支失衡的根源主要在于外部。因此基金不能只要求发展中国家调整，而让发达国家袖手旁观。实际上全球性国际收支不平衡很大程度上是由发展中国家不能支配的力量引起的，但贷款国却被迫承担调整的绝大部分责任。

2.2 改善决策机制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需要调整各个国家在基金组织中的决策能力，使这一套表决机制更加公平。加大发展中国家在基金中的份额，重视发展中国家的呼声。对于工作中遇到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问题，需要站在一个实实在在的国际组织的地位上，不偏袒任何一方，给双方同等的话语权，做出最公正的决策[5]。实现这一步对于现在的IMF来说还是有一定的困难，毕竟发达国家的基金份额很大，但是还需要做出努力以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基金组织中的地位。

2.3 贷款

向会员国提供贷款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主要职能之一。基金组织需要在一个国家急需资金的时候，及时地把资金注入该国的账户当中，这就要求最终决策的迅速有效。同时，怎样做才能够使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贷款给某个国家时，既不增设苛刻的条件，又能让资金安全的收回[6]。这是基金组织在制定法律的时候需要考虑的另一方面。

2.4 其他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法律法规需要改进的地方还有很多，如会员国的确定条款、汇率的稳定机制、外汇的管制问题等等。基金组织在不断地发现缺陷的过程当中，需要不断地对《国际货币基金协定》进行修订，使得该协定顺应社会的发展进步。

3 结语

随着全球一体化和金融产业不断发展，国际法律在金融界的作用也需要进一步发展，各种法律法规还需要逐步完善。经济上的竞争已是不可避免，然而只有在法律的基础和保证下，国与国之间的较量才能够成为一种良性的竞争，世界的经济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发展和繁荣。

参考文献：

[1] Joseph Stiglitz. The Insider: What I Learned at the World Economic Crisis, The New Republic, April , 2000.

[2] 宋鸿兵. 货币战争[M]. 北京: 中信出版社，2007.

[3] 李任真. 国际金融法[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

[4]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金融统计年鉴，1997.

[5] 徐冬根. 国际金融法律与事务研究[M]. 上海: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范文第9篇

关键词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监督职能

中图分类号：13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4812(2010)03-0063-69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下简称基金组织)通过履行三项主要职能来促进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稳定：监督、贷款、技术援助…。其中，对国际货币体系和成员国的经济和金融政策的监督，是基金组织的一项基本责任与核心职能。本文旨在考察基金组织的监督职能如何随着时间而演变，分析基金组织的监督政策与实践针对世界经济的变化和国际社会的压力而做出的调整，以及在此过程中所体现出的一些基本特点和趋势。

一、基金组织的监督职能

基金组织的监督(Surveillance)涉及对各国、各地区和全球经济的监控，以评估有关政策是否既符合各国自身利益，又符合国际社会的利益。在监督过程中，基金组织指出经济稳定可能面临的风险，并就所需政策调整提供咨询，从而帮助国际货币体系履行其促进货币合作和金融稳定的根本功能，促进贸易的扩张和平衡增长，以此促进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心]。基金组织通过双边监督、多边监督和地区监督履行监督职能。

1　双边监督

双边监督也叫国别监督。当一国加入基金组织时，按照《基金组织协定》第四条，该成员国须承诺奉行促进经济有序增长和物价稳定的经济和金融政策，避免通过操纵汇率取得不公平的竞争优势。该成员国还须承诺向基金组织提供准确及时的本国经济数据。《基金组织协定》第四条授权基金组织监督各成员国履行这些义务的情况，为此需对各成员国的经济政策进行持续监督。除位于华盛顿的基金组织总部与成员国当局保持联系外，基金组织还委派工作人员代表团访问各成员国，通常是每年一次，这被称作第四条磋商(Article IVConsultations)。基金组织工作人员代表团收集成员国的经济和金融数据，并与成员国政府和中央银行官员讨论自上次磋商以来的各项经济发展，该国实行的汇率、货币、财政、金融和结构性政策。代表团还经常与其他团体，例如立法机构、商界代表、劳工联盟和学术界举行会谈。回到总部后，工作人员小组向执董会提交一份关于其调查结果和政策建议的报告供审议和讨论，随后执董会的观点将被转达给该国当局。经该成员国同意，根据基金组织的透明度政策，基金组织将在其网站上公布第四条磋商报告全文和概述执董会讨论情况的“公共信息通告”(PINs)。

2　多边监督

多边监督也叫全球监督。鉴于成员国的经济和金融体系与世界经济和金融市场之间的联系，基金组织对世界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各种发展及前景进行监测，识别那些可能有损其稳定的脆弱性，以帮助确保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的平稳运作。多边监督的主要工具是每半年发表一期经过执董会审查的出版物：《世界经济展望》(WEO)和《全球金融稳定报告》(GFSR)。《世界经济展望》展示工作人员对全球经济前景的分析及不同国家应采取的适当政策的建议，而《全球金融稳定报告》则侧重国际金融市场的各种发展及面临的风险。

3　地区监督

除双边监督和多边监督外，基金组织还检查那些根据地区安排实行的政策，例如欧元区、东加勒比货币联盟、中非货币与经济联盟和西非经济与货币联盟实行的政策。另外，基金组织目前还关注某些地区的国家(如中美洲、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或太平洋岛国)共同关心的问题。通过讨论工作人员就这些专题编写的报告，不仅能审议在地区层面上制定的政策，而且能对地区内各国的情况和政策进行比较分析，并对金融冲击在地区内的传播进行分析。在过去几年里，基金组织还开始在一年两期的《地区经济展望》报告中公布其地区监督的主要结果。

二、基金组织监督职能的历史发展

基金组织的监督职能不是一成不变的，其范围、程序、方式、重点都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和国际形势的变化而进行不断的调整。

1　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监督实践：对外汇管制的双边监督

二战刚结束时，基金组织的主要任务除了维护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汇率安排平价制外，还鼓励成员国实现经常账户可兑换性。《基金组织协定》第八条要求成员国最终取消不利于世界贸易发展的外汇管制，实现经常账户的可兑换性。对于尚不能接受第八条义务的成员，则采用第十四条的过渡办法。第十四条授权成员国维持一定程度的外汇管制，条件是他们必须定期与基金组织就继续保留这种管制而进行磋商。因此，基金组织可根据《协定》第十四条检查各成员国的经济状况。这是基金组织最早的监督实践。

1958年至1961年间，大多数欧洲工业化国家实现了货币可兑换性，也就是说接受了《基金组织协定》第八条的义务，因而不再需要与基金组织举行定期磋商。然而，美国不希望基金组织就此失去提供欧洲经济信息和分析的能力。而欧洲也希望基金组织继续检查美国和加拿大的经济状况。于是它们在一致同意基金组织对所有成员引入自愿磋商，并于1961年首先开始了与英国的磋商。自愿磋商涉及各国的总体经济状况，磋商的范围比外汇管制所牵涉的问题要广泛得多。但自愿磋商并没有正式的法律地位，它在布雷顿森林平价体系下的意义也有限。因为在可调整的固定汇率制度下，成员国真正重要的问题在于是否需要调整汇率。对于固定汇率的维持以及在不得不对汇率进行调整时与基金组织进行的磋商，都属于强制性义务，不会在自愿磋商中讨论。

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基金组织也存在多边监督实践，因为当某个成员国发生“根本性国际收支不平衡”时，基金组织需要决定由哪个国家进行双边汇率调整。不过，除了对国际流动性需要的评估以外，基金组织在1960年代的工作几乎完全是基于国别分析”j。

2　固定汇率制崩溃后监督职能的正式引入：对汇率政策的监督

1971年8月美国停止了美元与黄金的兑换，从而瓦解了布雷顿森林平价体系。然而新的国际货币体系框架直到1976年才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筹建的“临时委员会”在牙买加建立。新的体系接受了浮动汇率，并赋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防止汇率过度波动”的重要作用。于1976年4月经理事会表决通过并于1978年4月生效的《基金组织协定》第二次修正案中的第四条规定：“基金组织内组织应当对成员国的汇率政策实施严格的监督，并采用特定的原则来指导所有成员的汇率政策。”1977年4月，基金组织执行董事会通过了《汇率政策监督决定》，要求成员国避免出于特定目的(特别是为了取得对其他成员国不公平的竞争优势)而操纵汇率。

可见，将监督作为基金组织受权范围的明确组成部分，是基金组织职能适应后布雷顿森林货币秩序而进行调整的产物。由于固定汇率制崩溃，成员国汇率水平的决定进入了国内政

策的领域，国际货币体系由规则转向自主，基金组织的责任从汇率规则的守护者角色转变为成员国汇率政策的监督者。监督的引入是在缺少强制性规则的货币体系中确保国际社会继续遵守汇率纪律的一种尝试，旨在提供一个政策对话、劝说、施加压力的工具，促使各国的经济政策既符合自身利益，又有助于国际稳定和繁荣。

3　墨西哥金融危机后：提高透明度的努力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基金组织的监督工作没有能够对欧洲(1992)和墨西哥(1994―95)发生的危机或者危机对系统的潜在影响做出预先警告。特别是墨西哥遭受的严重金融困境，暴露出基金组织监督工作的重大缺陷。G7于1995年6月在哈利法克斯举行峰会后公报，强调有效监督的基础是获得及时和广泛的信息，要求基金组织制订具体的程序来改善成员的透明度标准，并要求基金组织自身在评估过程和政策建议方面更加开放和透明。

1996年4月，执董会正式建立了“数据公布特殊标准”(SDDS)，适用于那些已经进入或正在寻求进入国际资本市场的国家(包括多数工业化国家和一些新兴市场国家)，接受国承诺在数据范围、频率和及时性方面达到国际普遍接受的标准，并就数据编制和数据诠释提供信息，在基金组织的数据公布标准布告栏(DSBB)上公布。1997年12月，执董会又建立了“数据公布通用系统”(GDDS)，适用于那些尚不能达到SDDS要求、需要进一步发展数据系统的成员国，以协助这些成员国改进统计体系。这些数据公布标准的制定和实施，将向公众提供关于成员国的可靠、及时、全面的统计数据，协助市场参与者在充分了解情况后作出投资决定，减少出现可能会引发危机的冲击。

此外，执董会还在1997年初决定每次结束与成员国的第四条磋商之后信息通告，以提高基金组织工作的透明度。

4　亚洲金融危机后：各项标准和准则的制定与评估

1998年初，执董会考察了正在发展的亚洲金融危机，以理解它的根源和后果以及基金组织为何未能预测到它们。基金组织工作人员提供了一份关于基金组织在监督方面缺陷的分析报告，并提供了据此调整监督职能的建议。该报告认为，墨西哥金融危机显示，缺乏透明度是最关键的因素，而亚洲金融危机则着重表明了需要在国家层次上追求关于健全政策和良好经济行为的国际标准。报告建议在多个领域制定标准以协助监督的实施，基金组织应在促进和监督这些标准的实施方面起领导作用，作为其监督职责的延伸。

1999年，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联合发起了标准与准则倡议，呼吁制定和实施国际公认的最佳做法标准和准则，以增强国家宏观经济稳定性和国际金融稳定性。基金组织和世行决定按照三大领域(即政府透明开展业务和进行决策、金融部门标准以及公司内外诚信标准)的国际良好做法标准，评估成员国的政策，并发表《标准与准则遵守情况报告》(ROSCs)。报告将评估该国在12个领域中的任一领域遵守标准与准则的情况，这12个领域是：会计；审计；反洗钱和打击为恐怖主义融资；银行监管；公司治理；数据公布；财政透明度；破产和债权人权利；保险监管；货币和金融政策透明度；支付体系；证券监管。基金组织执董会认为，健全政策的标准和良好经济行为的准则将在成员国中培育更好的经济表现(尤其在那些经济制度不健全而具有系统性影响的经济体中)，帮助它们防御危机，从而有助于全球金融稳定。各国对标准和准则的采用将是自愿的，但却将受到国际社会的舆论压力、公众监督、可能还有市场纪律产生的激励。

1998年4月，基金组织执董会制定了《财政透明度良好做法准则》，1999年制定了《货币和金融政策透明度方面的良好行为准则》。基金组织还与世界银行在1999年联合发起了金融部门评估项目，在成员国自愿参加的基础上，全面评估成员国的金融体系。鉴于经济环境不断演变和对经济分析需求的不断变化，基金组织还通过与各成员国以及相关国际组织的密切合作，修订某些国际标准，为评估工作提供支持。

不过，尽管在标准的制定和评估方面取得了不少进展，但在执董会会议上时常发生的激烈辩论反映了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警觉和不满。来自发展中国家选区的董事们认为发展中国家在标准和准则的制定中的参与度太有限，担心这些规范将被非对称地执行且包含着损害发展中国家利益的新义务。他们还认为标准和准则所覆盖的领域太广泛，不应当延伸到基金组织责任的核心领域之外，并且不应当被过早地整合到第四条款下的磋商过程中，同时对标准和准则的遵守也不应当被纳入到贷款项目的条件性中。

5　应对全球经济失衡：引入多边磋商程序和外部稳定原则

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经济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全球经济失衡，它指的是美国国际收支经常账户赤字日益庞大，而日本、产油国和包括中国在内亚洲新兴经济体对美国持有大量贸易盈余。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认为亚洲诸国货币汇率低估甚至汇率操纵是造成全球经济失衡的重要原因，因此在不同场合要求亚洲诸国调整汇率政策，并致力于推动基金组织在汇率监督方面的改革。

2005年9月，基金组织总裁罗德里戈-拉托提出了《关于基金组织中期战略的报告》，将基金组织监督的现代化改革作为中期战略的核心内容。拉托2006年4月提交的《关于实施基金组织中期战略的报告》中，建议引入多边磋商程序以提高监督的效率，并要求审议《1977年关于汇率政策监督的决议》，把关于监督最佳实践的共同看法具体化，为基金组织提供更可操作的、更实用的和更透明的方法来满足成员的需要。

2006年6月5日，基金组织启动首次多边磋商，为五个参与方(中国、欧元区、日本、沙特阿拉伯和美国)提供了一个论坛，供其探讨如何在维持全球强劲增长的同时减少全球经济失衡现象。2007年4月，首次多边磋商的参与者向IMFC提交了一份联合文件，一致认为减少全球经济失衡是一项多边挑战和共同的责任，并拟定了与该目标相一致的政策计划。执董会认为，多边磋商是加强和深化基金组织多边监督的有用工具，使基金组织能够与具有系统重要性的成员国共同处理有关问题。多边磋商将为分析和寻求共识提供重要手段，使基金组织及其成员国能够采取有效行动，克服那些影响成员国和全球金融体系的脆弱性问题。

2007年6月15日，执董会在经过为期一年的对《1977年关于汇率政策监督的决议》的审议之后，通过了一个新的更为全面的双边监督框架，即《2007年关于对成员国政策进行双边监督的决定》，以之取代了1977年的决议。新决定最突出的部分，是引入了外部稳定的概念，作为双边监督最重要的组织原则。“外部稳定”指不会或不太可能导致破坏性汇率变动的国际收支状况。新决定认为，最有效地实现系统性稳定的途径是，每个成员国实施能够促进本国“外部稳定”的政策。因此，基金组织在双边监督中的重点将是成员国采取的那些对目前或未来的外部稳定可能产生显著影响的政策。基于此项原则，新决定建议成员国避免采取导致外部不稳定的汇率政策，无论这些政策的目的如何。

需要指出，新决定是在多数发展中国家持保留或反对态度的情况下通过的。在讨论管理

层提供的草案时，执董会内部的分歧很严重。一些工业化国家成员支持改善汇率政策监督的努力，其理由是基金组织的监督工作没有实现对其成员汇率政策的有力监督这一职责。来自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执董会成员则担心该计划将给予基金组织对他们所在国的经济政策的独立性产生新的限制，同时却没有触及事情的真正核心，即基金组织没有能力对那些不需要基金组织资源和建议的发达经济体发挥影响力。在新决定正式面世之前，尽管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已经对其中的许多内容安排提出了十分明确的异议，但由于基金组织投票权结构的特性，新决定仍在执董会上得以顺利通过。

6　面临新的全球金融危机：首次发表《监督重点声明》

2007年8月以来的金融市场危机的严重性、爆发的速度及其蔓延和影响的普遍性使人们再次对基金组织监督的有效性产生担忧。2008年10月，执董会在结束了三年一度的对监督工作的检查后，首次发表了一份《监督重点声明》，确定了2008至2011年基金组织监督的四项经济重点和业务重点，用以促进多边协作并指导基金组织管理层和工作人员开展监督工作。四项经济重点分别为：解决金融市场危机，加强全球金融体系，根据初级商品价格的急剧变化进行调整，促使有序地减少全球经济失衡。四项业务重点分别为：风险评估，金融部门监督与实体经济和金融部门之间的联系，多边视角，分析汇率风险和外部稳定性风险。这些重点事项的确定将指导基金组织在《基金组织协定》和《2007年关于对成员国政策进行双边监督的决定》所规定的监督框架内进行工作，有助于突出监督重点，为与成员国对话奠定基础并加强问责制。

三、基金组织监督职能发展的基本特点

通过考察基金组织成立以来监督政策与实践的发展，特别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固定汇率制解体后基金组织正式引入监督职能以后在监督工作方面的调整和变化，可以发现基金组织监督职能的发展呈现以下几个基本特点。

1　监督的范围不断扩大

鉴于一国汇率政策的决定及其可持续性受到国内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1977年关于汇率政策监督的决议》规定基金组织“应当在对成员的总体经济形势和经济政策战略进行综合分析的框架内评估汇率政策”。然而，任何国内政策都可以被认为以某种方式影响外部状况，所以监督职能面临的一个挑战是如何划定监督的界限，即确认哪些国内政策领域会对外部状况产生主要影响，从而将这些领域置于监督的范围之中。根据《基金组织协定》第四条规定而进行的磋商通常集中于货币和财政政策。即便如此，仍然存在一种差别，即仅仅为了确定它们是否与汇率政策相一致而检查一国的宏观经济政策，还是更综合地报告这些政策的绩效。在实践中，基金组织通常采取后一种方式。随着时间的推移，监督的范围逐步扩展到结构性政策、金融部门和其它领域，范围早已远远超出对汇率的监督。《2007年关于对成员国政策进行双边监督的决定》正式引入了外部稳定原则，明确规定双边监督应当集中在评估国家政策是否促进外部稳定，这意味着需要基金组织深入考察并与成员国展开讨论的情况既包括汇率政策，也包括导致经常项目不均衡的其它各项国内政策。新决定实质上降低了基金组织发起与成员国磋商的门槛，从制度上确认了基金组织监督范围的扩大。

推动基金组织监督范围扩大的因素主要有：1)过渡型经济体进行的结构性改革(例如国有企业改革和私有化)对这些国家的宏观经济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对这种效应的评估遂被纳入到基金组织的监督；2)经济学界日益形成这样一个共识，即包括失业率和经济增长率在内的一系列重要经济变量能在短期内受到需求管理政策的影响，但在长期内主要受供给因素的决定，这对基金组织监督的范围也产生了重要影响；3)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国际债务危机和九十年代以来的几次金融危机，使基金组织的注意力开始兼顾成员国宏观经济政策的缺陷和金融部门中的结构性弱点。

2，监督工作重点的变化

过去二十多年来，跨国资本流动剧增。国家要想充分利用跨国资本流动的好处，其金融部门必须稳固且监管职能。随着世界各地的金融市场日趋一体化，加上从90年代以来的金融危机中吸取的教训，基金组织的监督工作日益重视对金融部门的监督。目前的金融危机更是表明了需要深入分析金融部门和实体经济之间的联系。

1999年基金组织与世行联合启动的金融部门评估项目，是为监督工作提供的一项重要投入，目的是对成员国的金融体系进行全面评估，旨在提醒各国当局其金融部门可能存在的脆弱性，并帮助它们设计能够减轻这种脆弱性的措施。该项目建立后，金融部门的监督问题受到更高重视。截至2009年4月，已有140多个国家参加了金融部门评估项目，完成了487项金融部门评估及其更新。

近年来，不管在双边、多边层次，还是在地区层次上，基金组织都采取措施加强了金融部门监督，例如在第四条磋商中更加重视金融部门分析和强调纳入金融部门评估项目，在《世界经济展望》的跨领域章节中更为强调宏观经济与金融之间的联系，在货币联盟下实施地区性金融部门评估项目，以及致力于开发将金融部门和资本市场分析整合到宏观经济评估中的分析工具等等。

3　监督的有效性受到基金组织治理模式弱点的制约

自墨西哥金融危机以来，国际社会对系统风险、国际政策溢出效应、经济和金融震荡的跨国传染的担忧在增加。一个受一体化市场支配、由许多处于不同的经济和制度发展水平的国家组成的世界经济，需要一个全球性的、非强制性的行为规则体系在国际层面上公布并在国家层面上得到履行。基金组织已经成为在全球传播新的规范和法则、推动它们被采用并监督各国遵守状况的主要机构，基金组织的监督职能已被看作在成员国中传播新规则并促进其实施的工具。

然而，90年代中期以来基金组织监督职能的发展趋势中存在一个明显的悖论：一方面各国被劝说需要接受国际合作的新规则，另一方面主要工业化国家仍掌握着基金组织的决策权，这挫伤了有效实施新规则所需要的国际合作，这导致了发展中国家的不满和担忧，即发展中国家在新规则的制定过程中的参与度太有限，同时这些规范可能会被非对称地执行且包含着损害发展中国家利益的新义务。从基金组织监督职能的发展路径来看，国际社会迄今难以就一个有效的监督体系达成一致意见，这与基金组织治理模式的缺陷有着密切的关系。最主要的问题在于，基金组织的决策机制未能体现国际政治和经济环境的快速变化，特别是未能反映成员国在全球经济中的相对分量与作用的变化。作为一个重要的全球治理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说服其成员国采纳明智政策的能力不仅取决于该组织对经济政策的分析质量，还取决于该组织在国际社会中的合法性。如果经济重要性日益增长的国家不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中得到适当的体现，该组织的合法性就会受到损害，并直接影响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监督程序下提供政策建议的有效性。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金融危机；困境

一、全球金融危机折射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的迫切性

2007年，随着房地产行业经济泡沫的破灭，美国次贷危机爆发。2008年9月，先后经历了雷曼兄弟倒闭，华盛顿互助银行告急，美国国际集团（AIG）国有化，危机急剧恶化，并进一步演变为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为严重的金融危机。然而在全球性的金融危机面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作为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监管机构发挥的作用却显得不尽如人意。一方面IMF未对以美国为首的发达成员国的国内金融体系进行严格有效的监管，致使欧美等发达国家过度发展金融衍生产品、过度使用杠杆，以谋求资本利润的最大化，这最终导致了金融市场的道德失控。另一方面，IMF在救助危机国家方面也少有作为，这主要源于IMF贷款资源的匮乏、贷款条件的僵硬以及对国家经济的入侵，都阻碍了成员国向其寻求救助。此外，由于IMF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权利结构的失衡从而导致的IMF治理结构的失衡,也制约了其防范危机发生、遏制危机蔓延的能力。IMF在全球危机下的无能为力更多地折射出IMF改革的迫切性。要彻底改革IMF，必须在重新审视各国基金份额的配比、废止少数发达国家事实上的一票否决权、提升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个反应迅速、卓有成效的国际金融救援机制，担负起危机救助及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重任，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不公平的份额制及投票表决制

IMF的决策采用加权表决方式，每一成员国的投票权都是由250票的基本投票权与各国按照出资比例及份额计算公式得到的加权投票权所构成的。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建立的承担战后经济重建重任的IMF，采用加权表决方式能够真实地反映出各个成员国在经济实力、贡献大小等方面的差异，因此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随着牙买加体系的更替，新兴市场国家对于全球经济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由于早期发达国家出资较多，拥有了超半数的投票权，进而对IMF实施了绝对的控制，这种发达国家主导下的份额计算公式的不合理导致新兴市场国家及发展中国家无法获得与之经济实力相匹配的份额。IMF决策机制的不公平还体现在投票表决方式上。目前IMF的表决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多数表决方式，另一种是特别表决权表决方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后简称《协定》)规定：“IMF的重大政策决定（如份额的调整、特别提款权的分配、章程的修改等）必须有85%以上的投票权通过方可实施”。然而根据IMF2009年的资料显示，欧美这些发达国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投票表决权比重超过60%，这就意味着无论是采用哪一种表决方式，发达国家能够实质性地决定IMF的重大决策。而美国则更为特殊，其对于特别投票表决事项享有一票否决权。这种决策机制导致了新兴市场国家及发展中国家对IMF各事项的态度表达变得无足轻重，一项决议的命运实质上掌控在少数发达国家手中。

（二）危机救助机制存在缺陷

在当前金融危机的背景下，IMF的职能之一就是通过贷款方式的资金援助帮助受灾成员国控制危机。然而随着其运用贷款条件次数的增加，该危机救助机制越来越受到成员国的诟病。首先，贷款条件僵化。IMF在对成员国进行救助时缺乏对成员国国内经济状况与经济结构的具体分析，也未依据客观情况的变化审视其援助方案的客观性与合理性。在以往的救助中，IMF为了达到国际收支好转以及维持对外偿付的目的，都倾向于迫使受援国接受实施经济紧缩政策、减少财政赤字、抑制需求增长。这些措施将会带来短期内的经济萧条、失业上升甚至社会动荡。同时，IMF在经济危机中的政策指令也未能充分考虑各国金融危机的新特点。其次，贷款条件干预成员国经济。《协定》对使用基金普通资金的条件做出了规定，政府必须承诺在政策上做出某些改变以换取IMF的财政援助。但在实践中，发生危机的成员国往往只能被迫地接受IMF附加的一系列结构性政策条件。近年来，贷款条件不仅涉及一国宏观经济的改革与调整，甚至还涉及到一国的社会及文化政治领域。最后，贷款额度有限，不能有效发挥救助功能。随着金融危机的进一步深化，陷入危机的国家越来越多，IMF的资金短缺问题日益凸显。IMF的救济贷款主要来源于成员国缴纳的配额，而该配额与一国在国际贸易中的权重成正比，与资本流动量却远远不配比。

（三）监管机制不足

IMF在监管方面的问题主要表现在，首先是危机预警能力较差，目前IMF的援助主要在危机发生以后，只是尽可能的减少损失，并不能做到事前避免损失。其次是在政策监督职能上的两难，《协定》中赋予了IMF政策监督的职能，但协定并未对监督的程序及法律效力进行明确的规定，因此，在实践中政策监督职能往往是通过IMF与成员国之间进行协商完成的。这样的“软机制”也就导致了IMF的监督通常是以贷款条件的方式进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IMF也只有通过对成员国提供救助资金，才能实现其监督职能，因而对于非救助国则不具有强制力。

（四）监管机制、调节国际收支平衡能力不足

美国国际收支巨额逆差，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国际收支巨额顺差，全球国际收支的严重失衡。而IMF不但对逆差国国际收支的调节没有任何约束力，还将全球国际收支失衡归咎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指出造成全球国际收支失衡的主要原因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采取本币低估等政策。

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的法律建议

（一）改革治理结构，完善决策机制

如前所述，IMF在决策机制上的改革应从份额分配和表决方式两方面入手。在份额分配方面，IMF应当按照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增加其份额与投票权。美国当前的份额与其经济比重基本相当，大幅让渡份额的可能性不大。而欧洲一些中小国家所持有的份额与其经济实力并不相当。但当前改革IMF决策机制的一个悖论是：改革决策机制也必须由现行的决策机制来决定。要让利益既得体出让其既得利益，可能性并不大。所以针对这种状况，可以通过让欧洲国家将自己分散的份额合并成欧元区国家与非欧元区欧洲国家两个大的份额，这样欧元区国家就可以获得与美国同样的一票否决权。合并之后欧洲国家还可以适度的让渡多余的份额。在表决方式方面，降低特别多数投票的门槛。可以通过采取双重多数的表决方式，即在某些重大决议的表决上，采用两种方式结合的共同表决。一种是传统的投票表决，另一种是每个国家只用基本投票权进行表决，然后将两种表决结果赋予一定的权重，加权平均后决定是否通过决议。这种改革方案可以兼顾基本投票权和各国认缴基金组织份额比例两方面的因素，从而有效地把决策权从持有大额投票权成员国手中转移到持有较少投票权成员国手中。2010年11月12日，二十国集团通过了首尔峰会宣言，确认了IMF的份额改革方案。该方案在数值上有三个大的变化：一是发达国家向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转移超过6%的基金份额；二是新兴市场化国家中的金砖四国全部进入前十名；三是中国持有的份额从3.72%升至6.39%，投票权也将从3.65%升至6.07%。至此，中国的基金拥有份额跃居全球第三，将揭开中国在国际金融舞台上的新篇章。

（二）改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条件

IMF的贷款条件虽然受到了很多批评，但仍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应当进行改革。相比较言，事后的贷款条件比事前贷款条件更合理。尽管某些受援国面临的危机具有一定的共性，但其初始条件及经济结构千差万别，因此经济调整政策也要根据受援国国内状况量身制定，不能一成不变。另外，在一些涉及到国家范畴的调整政策方面，IMF应当充分尊重受援国的国家，加强沟通与协调，不能贸然强制执行。此外，在考察贷款发放的依据时，要多方面考量受援国的经济条件，制定出切实可行的阶段性目标。还有一些学者提出贷款条件不应该由IMF和成员国的非正式协商来决定，而应该由受援国自己设定贷款条件，IMF执行董事会则履行审查这些条件的特定权力。除其他一些程序上的要求，条件应符合合理性的标准。若受援国提出的贷款条件达到合理性标准，IMF执行董事会则可以按照其条件对其发放贷款。但这仅仅是单方面的陈述，IMF要想做出全面、公平的判断，必须建立在更加客观、公证、科学的分析基础之上。因此，给各成员国建立详细的经济金融档案非常有必要的，这使得基金组织可以亲自掌握第一手详尽的资料，更加有利于IMF考察借款国的真实状况、评估调整计划，也更加有助于该贷款条件的有效执行。针对贷款额度有限的问题，首先，可以向新兴市场国家增发特别提款权，这种方式不但可以将新兴市场国家闲置的外汇储备聚集起来，而且可以增加新的经济增长体在IMF中的份额和投票权，这既符合现有的国际经济状况，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IMF现有结构的缺陷。其次，作为一个超国家的机构，IMF的融资能力不应仅局限于对于动员和催化官方机构，还需要催化其他私人资本参与到危机的救援中来。私人资本参与危机救援可能有双重效应，这就要求IMF一方面发挥国际金融市场中介和人的功能，尽可能地将债权人与债务人聚集到一起，对受援国原有债务进行重组；另一方面，提供更加合理可行的经济改革方案，进而让私人投资者重拾信心。2009年3月，IMF批准了对基金组织的贷款框架进行一系列重大改革，其中一项内容就是使基金组织针对所有借款人的贷款条件现代化，通过推出一个新的灵活信贷额度，实现既能保证拨付贷款的条件有所侧重，又能增强向低收入成员国提供短期融资和紧急融资的需要，从而保证救助效率，帮助发展中成员国更迅速地走出危机。

（三）强化监督机制，提高透明度

为保证基金组织与各成员国的有效合作，IMF有权对国际货币制度进行监督，主要是对成员国汇兑安排和储备资产政策合作义务的监督。与此同时，IMF的监督职能不能仅限于成员国的汇率政策与货币政策。当前形势下，加强金融监管是防范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环节，国际社会需要一套权威、高效的国际金融监管准则。因此IMF在对全球金融市场进行监测时，应加强与相关国际机构的合作，制定一套有约束力的最低要求的金融监管规则。IMF在发表监测结果方面也应当保持更大的独立性，使得监测结果对发达国家具有更强的约束力。同时，在《协定》中专设一条详细地列举出IMF的职能，并增加兜底条款，以适应发展国际金融活动对IMF的职能的需求。此外，IMF应当建立一个宏观审慎的监督框架，将其宏观监督职能扩展到对成员国货币政策及其他宏观经济政策的监督，使得衡量金融风险的范围涵盖系统性金融风险，并进一步加强了对全球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多边监督。

作者:李昱臻 单位:山西财经大学法学院

参考文献：

[1]王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探析．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

[2]蔺捷．金融危机背景下IMF贷款条件性改革．国际商务研究．2011（5）．

[3]岳华、赵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治理机制改革的新设计．经济问题探索．20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