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法博士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20 09:39:20
国际法博士论文范文第1篇
答辩委员会成员或委员会外的专家对硕士、博士论文作鉴定、写评语，有一个内容是就论文结构表态。一篇合格的学位论文，要求结构合理。肯定的评语是：本文结构合理、逻辑严谨、层次清晰。什么叫“结构合理”？结构合理就是指论文的“层次清晰”、“逻辑严密”。这就要求了解论文的一般结构，这里注重讲硕士论文、博士论文的结构。
学术论文的结构：
目录
序言
导论
本论
结论
参考文献目录
后记
上述结构中，导论、本论、结论三部分构成论文的本体；目录、序言、参考文献目录和后记，是附属部分。最重要的当然是本体。一篇完整的学位论文，其本体由导论、本论、结论三部分构成。有没有特殊的，有特殊的，所谓特殊，无非是在一般结构基础上省略了其中的某个部分，或者省略结论，或者省略导论，但无论如何不能省略本论。如果以重要性为标准进行划分，则导论和结论属于组成部分，本论属于本质部分。例如一个人，头和躯干是本质部分，四肢是组成部分。没有手臂，甚至手脚都没有，不影响人这个事物的存在，仍然是人；但没有头和躯干，光有四肢就不成其为人。同理，省略了导论、结论，不影响学术论文的本质，但学术论文的完整性大大受到损害，专家作鉴定会写上一句：结构不完整。当然，学术论文不可能没有本论，假设没有本论，就不成其为学术论文。
可见，本论部分特别重要，答辩委员会成员评价学位论文结构合理不合理，注重的是本论部分。
下面对各部分作简要说明：
（一）导论
导论起什么作用？导论的作用在于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读者拿到一篇学术论文，通常好多万字、二三十万字，是否值得花费宝贵的时间，光看题目还难以判断，总是首先读导论，希望从导论的内容判断本文是否有阅读价值，是否值得花费时间阅读。
导论的内容，通常是交待课题，本文究竟要研究一个什么课题，这个课题的产生背景，说明作者为什么要研究这个课题，它有什么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如果是博士论文，通常还要交待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交待论文的大体结构。
实例1：
博士论文：合同自由与公序良俗
第一章 导论
（一） 选题背景及意义
（二） 研究状况和文献综述
（三） 研究方法和主要内容
实例2：
博士论文：国际货物贸易中的补贴与反补贴法律问题研究
导论
（一） 本文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二） 本文研究范围
（三） 素材选取与研究方法
（四） 体例安排
（二） 结论
学术论文应当有结论，是学术研究的规律性决定的。学术研究是一个过程，有其始端和终端。导论是始端，结论是终端。结论表明一项科学研究的结束。同时，一项研究当有其研究结果。最终得到一个什么研究结果，应当在结论部分作出概括。如果还有遗留问题没有解决，也应在结论部分指出。
从学位论文答辩的角度讲，论文要经专家鉴定，写出评语。答辩委员会成员也要审读论文，写出评语。考虑到一篇博士学位论文通常二十多万字，甚至三十多万字，专家教授通常不可能一口气读完。总是读几页，放下了，又读几页，有什么事情又放下了。经过好多次才断续读完，读到末尾，前面的内容已经模糊、记不清了。不可否认，有的评定人因时间关系不可能读完全文，阅读了导论部分，翻阅、选读几个章节，然后就写评语。如果有一个结论，概括本文的研究结果、作者的基本学术见解、本研究结果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对于审定人作出总的评价有莫大的帮助。这对于论文最后能否通过答辩，有极重大的意义。切不可掉以轻心！
实例：
博士论文：合同自由与公序良俗
第六章 结论
（一） 总结
（二） 论文的基本观点
（三） 论文的主要创新点
（四） 论文的局限和不足
有的学位论文以立法建议代替结论，这大抵属于制度型选题，研究某一项法律制度，研究最后得到的基本学术见解或结论，表现为建议我国立法机关制定某一法律或对现行法作修改，并形成了立法或修改的基本设想甚至条文草案。另外，也有以结束语代替结论的。以立法建议代替结论，以结束语代替结论，不等于没有结论。省略结论，影响论文结构的完整性，完整性是合理性的一个方面，因此没有结论将影响论文结构的合理性。
（三） 本论
本论是一篇学位论文的本质部分，没有本论就不成其为一篇论文。就象没有头和躯干不能成其为人一样。本论的内容是研究过程的反映，应当写什么，自然不用我在这里说。这里只是介绍本论部分的结构安排。评价一篇论文的结构是否合理，主要是针对本论部分的结构是否合理。
1、本论部分的结构
大体上有五种：
总分结构
三分结构
四分结构
编章结构
章节结构
总分结构，实际是分为两个部分，称为总论与分论。实际上，是哲学上的“一般”与“特殊”、“共性”与“个性”的关系。有关本课题的一般理论、共同理论，在总论部分；然后分别研究本课题内部各特殊部分或特殊问题，叫做分论。实际是“二分结构”：总论、分论。然后总论再分为若干部分（章），分论再分若干部分（章）。如果将总论、分论作为两编，每编下分若干章，这就是“二分结构”加“编章结构”。有的博士论文，在总论、分论之前再设绪论，研究本课题的前提性的问题，作为另一个部分，称为绪论编，包括若干章。这样就变成“三分结构”加“编章结构”。可以说几乎所有的选题，都有总论与分论的划分，都可采用“二分结构”加“编章结构”。但是，如果属于一般理论、共同理论的内容太少，不足以再分为若干章，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总论编只有一章，分论编包括若干章，显得不协调、不成比例。因此可不设编，直接采用“章节结构”，第一章实际是总论，从第二章起实际是分论。下面举一些实例。
采“四分结构”的实例：
蒋新苗的博士论文：国际收养法律制度研究
第一编 导论，包括第一、二章；
第二编 国际收养中的国际私法问题，包括第三、四章；
第三编 国际收养法的统一化进程，包括第五、六章；
第四编 中国与国际收养法统一化进程，包括第七、八、九章。
须说明的是，第一编导论，内容实际是绪论。绪论是本论的一部，导论不是本论的一部。本文省略了结论。
采“三分结构”的实例1：
傅静坤的博士后论文：契约冲突法论
第一部分 契约冲突法的基本原则和规范，包括第一、二章；
第二部分 统一国际契约实体法与统一国际契约冲突法，包括第三、四章；
第三部分 区际契约冲突法，包括第五章。
（本文省略了结论）
采“三分结构”的实例2：
沈涓的博士论文：中国区际冲突法研究
第一编 中国区际冲突法的历史与现状，包括第一至三章；
第二编 中国区际冲突法的方法与规则，包括第四至五章；
第三编 中国区际法律关系冲突的调整，包括第六至十一章。
（本文省略结论）
2、总分结构
这种结构最为常见，通常先划分为总论与分论两大部分，然后各部分再分若干章；或设总论编、分论编，然后各编再分若干章；或不设编，总论作为第一章，分论分为若干章。实际是总分结构加编章结构。多数博士论文、硕士论文采用这样的结构。
实例：
肖厚国的博士论文：物权变动研究
（导论）
第一章 物权变动的基本理论
第二章 物权变动的立法主义（一）
第三章 物权变动的立法主义（二）
第四章 不动产物权变动的公示（一）
第五章 不动产物权变动的公示（二）
第六章 动产物权变动
第七章 善意取得
第八章 取得时效
（结束语）
本论实际上分为“总论”与“分论”两大部分，“总论”再分为“物权变动的基本理论”（第一章）与“物权变动的立法主义”（第二、三章）两部分：“分论” 分为“积极的物权变动”与“消极的物权变动”两部分，其中“积极的物权变动”，再分为“不动产物权变动”（第四、五章）与“动产物权变动”（第六章）两部分：“消极的物权变动”，再分为“善意取得”（第七章）与“取得时效”（第八章）两部分。属于典型的“总分结构＋章节结构”。
不合理的结构：
如果本论分为两大块，下面不再划分章节，或者本论仅有两章，属于单纯的二分结构，应当认为结构不合理。为什么这样的结构不合理？首先是不合习惯。其次是美学上的考虑。一篇论文，前面一个序言，后面一个结语，本论部分就两章，第一章、第二章。如果序言、结语都省略了，一篇论文就两块，第一部分，第二部分，或者第一章、第二章，这不好看。要进一步追问为什么？也难以回答。可能是太呆板。下面举实例。
实例1：
硕士论文题目：作者精神权利性质探讨
第一部分 概述
第二部分 作者精神权利性质探讨
论文前面没有导言，后面没有结论，本论就两部分，很不合理。
实例2：
一篇硕士论文
序言
第一章
第二章
结语
前有一个序言，后有一个简短的结语，中间本论部分就两章，属于结构不合理。
3、关于切题
关于本论的结构，无论采取哪一种结构模式，其共同的要求是：紧扣题目，亦即我们平常所谓“切题”。这主要从每部分的标题来体现。
从上引博士论文的结构，我们看到，每一个标题，都紧扣住题目。如物权变动研究一文，第一至第六章的标题都有“物权变动”一语，第七、八两章的标题虽然没有“物权变动”四个字，但“善意取得”和“取得时效”是物权变动的具体形式。可见，所谓切题，所谓紧扣题目，往往通过在本论各部分标题中“反复出现”论文题目中的“关键词语”来体现。反之，如果本论各标题与论文题目无关，找不到论文题目的关键词语，我们就会觉得不切题，没有紧扣题目。下面举例。
实例1：
博士论文题目：论私法对国际法的影响
第一章 万民法与国际法
第二章 人或主体
第三章 领土与所有权
第四章 条约与契约
评论：
在各部分标题中，没有出现论文题目中的关键词语“私法”和“国际法”。从各部分的标题，读者很难理解该部分内容与题目间是否有密切的关联。这就是没有紧扣题目，或者说不切题。
实例2：
博士论文题目：现代商人法研究
其本论分三章：
第二章 现代商人法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
第三章 现代商人法的适用及其法律效力
第四章 现代商人法与冲突法及国际仲裁法的完善和发展
评论：
题目中的关键词语是“现代商人法”，我们看到本论部分每一个标题都重复“现代商人法”一语，使读者觉得各部分内容与题目的关系非常紧密，扣得很紧，这就叫“切题”。
4、小结
从上述本论部分的结构安排，我们可以看到，博士论文采用总分结构加编章结构，或者采用章节结构的最常见，这类结构安排系以“章”为单位，硕士论文也以章节结构最常见，也有的用“部分”为单位，“部分”下面以一、二、三、四为序。是否可以作出这样一个判断：
无论以“章”或“部分”为单位，本论部分所划分的单位至少应在三个以上，例如不少于三章或三个部分。否则，就叫结构不合理。
5、逻辑关系
以上仅指对结构安排的形式要求。在此基础上，还有对逻辑性的要求。指本论部分的结构安排要具有一定的逻辑关系。大体有下面三种逻辑关系：
第一种 总分关系
第二种 并立关系
第三种 递进关系
第一种：总分关系
关于本课题的一般性问题、一般理论、基本理论、基本原则的内容，属于总论。特殊问题、特殊理论、具体制度、具体问题、构成条件、实际运用等内容，属于分论。总论与分论之间，是一般与个别、普遍与特殊的关系，通常总论部分应当在前，分论部分应当在后。无论采用总分结构或者编章结构、章节结构，都要求总论与分论有清晰的界限，不能混淆，总论内容写完再安排分论，分论部分不能插入总论的内容，不能颠倒顺序，一般不能先分论后总论，应当先总论后分论。
其规则是：先总、后分。
第二种：并列关系
如果采用总分结构，总论部分与分论部分，已具有并列的意义，总论下面的各章、分论下面的各章，也可以是并列的关系，即各章的内容应当处在同一层次。采用编章结构，各编的内容可以是并列的关系，例如绪论编、总论编、分论编，编下面的各章可以是并列关系。
其规则是：位阶同一
实例1：
肖厚国的博士论文：物权变动研究
第一章 物权变动的基本理论
第二章 物权变动的立法主义（一）
第三章 物权变动的立法主义（二）
第四章 不动产物权变动的公示（一）
第五章 不动产物权变动的公示（二）
第六章 动产物权变动
第七章 善意取得
第八章 取得时效
其结构属于典型的并列关系，而且是多层次的并列关系。第一个层次是总论（第1、2、3章）与分论（第4、5、6、7、8章）的并列；第二个层次是总论下面物权变动的基本理论（第1章）与物权变动的立法主义（第2、3章）的并列，分论下面积极的物权变动（第4、5、6章）与消极的物权变动（第7、8章）的并列；第三个层次是不动产物权变动（第4、5章）、动产物权变动（第6章）、善意取得（第7章）、取得时效（第8章）的并列。
实例2：
杨松的博士论文：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研究
本论分五章：
第四章 国际收支平衡的
法律制度研究
第五章 国际储备的法律制度研究
第六章 汇兑安排国际法律制度研究
第七章 外汇管制法律问题研究
第八章 基金协定的监督与磋商机制研究
其结构也属于典型的并列关系。
第三种：递进关系
采编章结构，在一编之下的各章可以是递进关系。采章节结构，各章之间也可以是递进关系。章下面的节，也可以是递进关系。就一篇博士论文而言，可能各编之间是并列关系，各编下面的章是递进关系，或者总论编下面的各章是并列关系，分论编下面各章是递进关系。或者采总分结构不设编，总论仅一章，从第二章开始是分论，分论各章是递进关系。至于章下面的各节之间的关系，当然可以某些章下面的各节之间是并列关系，某些章下面的各节之间是递进关系。
这里有一个要求，某编下面的各章，或者某章下面的各节，如果采递进关系，就一定是递进关系，不能混淆。不能出现这样的情况，一编有五章，其中一、二、三、五章显然是递进关系，中间第四章与各章不构成递进关系，或者一章下面若干节，其中几节似乎是递进关系，中间又有几节似乎是并列关系。
递进关系有三种不同形态：
时间上的递进关系
空间上的递进关系
纯粹逻辑上的递进关系
（1）时间上的递进关系
时间上的递进关系，是指在时间上由远到近，先从该制度的历史说起，从古罗马法说起，中世纪有什么变化，近代有何发展，直到现在的现状，实际是采历史研究方法。法制史研究论文，大体体现这样的递进关系。在部门法，例如民法硕士、博士论文中，也常常采用历史研究方法，因此在论文的某个部分会反映时间上的递进关系，通常在绪论或总论部分，或者某一章下面的节，不大可能一篇民法论文各章之间都反映时间上的递进关系。
这种递进关系，要求严格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如果出现时间先后顺序的错乱，就叫层次不清、逻辑混乱。
其规则是：时间愈早愈在前，时间愈近愈在后。
（2）空间上的递进关系
此所谓“空间”实际上包括两种情形：一是地域上的空间；一是抽象的空间。无论属于地域上的空间，或者抽象的空间，都要求“由外到内”，先讨论外部的问题，后讨论内部的问题。先研究外国的制度、发展、经验教训，再讨论本国的制度、发展、构成、适用、存在问题及对策等；或者先讨论该制度的外部关系，产生原因、背景、哲学思想、政策取向、功能等，然后进入该制度内部，讨论其构成要件、法律效果、解释适用等。
空间上的递进关系，要求区分内外，先外后内。如果外部问题未讨论完就进入内部问题的讨论，中途再反过来讨论外部问题，或者一开始讨论本国制度，中间突然插入外国制度的探讨，然后再回到本国制度的研究，就叫层次不清、逻辑混乱。
其规则是：先外、后内。
（3）纯粹逻辑上的递进关系
所谓纯粹逻辑上的递进关系，是指在逻辑上由抽象到具体。先从概念、定义说起，解释其含义，探讨其内涵、外延，确定其适用范围，分析适用条件、法律效果。通常采用法律解释学的研究方法，就反映这种递进关系。要求符合从抽象到具体的逻辑顺序，愈抽象的问题愈在前，愈具体的问题愈在后，否则就叫层次不清、逻辑混乱。
其规则是：愈抽象愈在前，愈具体愈在后。
实例：
硕士论文：最高额抵押权研究
第一部分 最高额抵押权的意义
第二部分 最高额抵押权的历史演进
第三部分 最高额抵押权的设定
第四部分 最高额抵押权的效力
第五部分 最高额抵押权的确定
第六部分 最高额抵押权的消灭
其第一、二部分属于总论；第三至第六部分属于分论。其分论的结构显然符合纯粹逻辑的递进关系。
须注意的是，在一篇论文中，尤其是长篇专题研究论文、硕士论文、博士论文，不是只反映一种递进关系形态，可能某一编、某一章内部是时间上的递进关系，另外的编、章内部是逻辑上的递进关系。
关于本论部分的逻辑关系，还有一个要求是要有重点，避免等分式、无重点、面面俱到和过分枝蔓。我上研究生的时候，研究生院院长温济泽教授作报告，讲到学术论文写作多次引用前人的诗句：“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前一句就是指，文章的结构，要避免过分枝蔓，要突出重点。
下面举不合逻辑的实例：
实例1：
硕士论文：著作权若干问题研究
一、著作权的成因、发展和不同制度比较；
二、我国著作权制度的历史、现状和立法构想；
三、著作权若干问题的具体探究。
评论：
问题在于逻辑关系混乱，第一部分的成因、发展、不同制度比较与第二部分的历史、现状是重复的；立法构想应该在整个研究完成之后提出，却安排在第二部分，全部研究未完成，尤其对著作权的若干基本问题还未研究清楚，就提出立法构想，也不合逻辑。
实例2：
硕士论文：论新闻侵权为题的硕士论文
第一章 新闻侵权概述
第二章 新闻侵害名誉权的民事责任
第三章 新闻侵害隐私权的民事责任
第四章 新闻侵害肖像权的民事责任
第五章 新闻侵权民事责任主体
第六章 新闻侵权损害的救济方式
评论：
问题在于总分颠倒，第二、三、四章属于分论，却安排在前面，第五章新闻侵权的责任主体和第六章救济方式应当属于总论，却安排在后面。
实例3：
硕士论文：论企业集团的法律地位
一、企业集团产生的客观必然性；
二、企业集团的概念；
三、企业集团的类型及其规范化；
四、企业集团的法律地位是由其内外关系决定的；
五、问题与对策。
评论：
问题是各部分逻辑关系混乱。连什么是企业集团都未介绍，一开头就讲客观必然性，不合思维习惯和逻辑。思维习惯和逻辑是，先讲“是什么”，再讲“为什么”。概念属于“是什么”，本应当在前面，却安排在第二部分。客观必然性属于“为什么”，本应当在后面。第四部分是一个完整的句子，与标题不合，标题不能是句子，再说也与其他部分不协调。
实例4：
硕士论文：论时效制度
一、对时效制度的历史考察
二、关于消灭时效效力的探讨
三、我国民法是否需要设立取得时效制度
四、对完善我国民法时效制度的设想
五、时效完成后义务人的履行
六、除斥期间
评论：
同样逻辑混乱，第三、四部分交叉、重复，层次不清，第六部分除斥期间属于课题之外的问题。
实例5：
硕士论文：论民法的缔约过失责任
一、缔约过失责任的由来
二、缔约过失责任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
三、英美法系的缔约过失责任――非合同义务
四、缔约过失责任的新发展与合同预备性文件的效力
五、我国缔约过失责任的理论与实践
评论：
存在的问题是逻辑混乱：“缔约过失责任”是否包括英美法系的缔约过失责任？如果回答是肯定的，则何以单独论及英美法系的缔约过失责任，而未专门论及大陆法系的缔约过失责任？如果回答是否定的，即缔约过失责任仅指大陆法系的制度，则何以在研究过程的中间，突然提出英美法系的缔约过失责任问题？
实例6：
硕士论文：保证责任研究
一、保证责任的成立；
二、保证责任的性质；
三、保证责任的范围；
四、保证责任的方式；
五、保证责任的期间；
六、保证责任的消灭。
评论：
相对而言，成立、范围、方式、期间、消灭都是具体的，唯性质是抽象的。而将性质安排在成立之后、范围等之前，违背了“愈抽象愈在前”的规则，造成逻辑混乱。如果在前面设一个部分：保证责任概述，在其中论及责任性质，就合乎逻辑了。
实例7：
硕士论文：融资性租赁合同研究
一、融资性租赁合同的概念及特征；
二、融资性租赁合同的订立及条款；
三、融资性租赁合同的担保；
四、融资性租赁合同责任。
评论：
按照思维的逻辑习惯，一提到合同的订立，马上会想到合同的生效、合同的履行，这也正是事物本身的逻辑。但本文在论及订立之后，却未论及合同的生效、合同的履行等问题，而仅研究合同的担保。其逻辑难谓合理、严密。
实例8：
硕士论文：论农地承包经营权
第一部分 农地承包经营权的基本特点和主要缺点
第二部分 农地承包经营权的革新（一）
第三部分 农地承包经营权的革新（二）
第四部分 他国（地区）农地使用制度与农业发展的经验介绍
第五部分 农地承包经营权规范化建构的制约因素及其发展态势分析
第六部分 农地承包经营权目标模式的建构
评论：
问题是，先讲中国，后讲外国，最后再来讲中国，违反先外国后本国的空间上的递进关系。逻辑关系是混乱的。
实例9：
硕士论文：加害给付研究
第一章 德国法中的积极侵害债权
第二章 中国法的加害给付
第三章 加害给付的构成要件及法律效果
第四章 民事责任竞合概述及责任比较
第五章 外国民事责任竞合处理
第六章 中国法的责任竞合
评论：
问题是题目确定的研究范围不能涵盖第四、五、六章的“民事责任竞合”，各章之间逻辑关系不清。
实例10：
硕士论文：我国合同解除制度立法研究：
第一章 关于合同解除的历史考察
第二章 我国现行合同法关于合同解除的规定及其问题
第三章 合同解除的概念和意义
第四章 解除权的性质、种类与发生原因
第五章 行使法定解除权的原因
第六章 行使解除权的方法
第七章 合同解除的效力
第八章 合同解除权的消灭
评论：
问题主要是第二章我国现行合同法关于我国合同解除的规定及其问题，本应当安排在本文最后予以分析并提出对策建议，却安排在第二章，不符合逻辑思维顺序和习惯，破坏了其他各章从远到近、从抽象到具体的递进关系。
6、对各部分标题的要求
第一项要求：标题应当是名词或名词性短语，不能是一个句子
第二项要求：标题只确定本部分的研究对象，不表达作者观点
第三项要求：标题应明确、简短而忌冗长
第四项要求：标题应当出现题目中的关键词
第五项要求：同一层次的各标题应相互协调
实例1：
博士论文：荷兰国际私法研究
第一章 荷兰国际私法概述
第二章 荷兰与国际私法统一化
第三章 荷兰国际私法法典化编纂
评论：
我们看到各章的标题，都是名词性短语，而不是句子，符合第一项要求；各标题只是确定本章研究对象或范围，而不表达作者观点，符合第二项要求；各标题符合明确、简短而不冗长的第三项要求；论文题目中的关键词，亦即“动宾结构”中的名词“国际私法”，在各章标题中重复出现，这也就是所谓“切题”，符合第四项要求；各标题结构、长短比较协调，符合第五项要求。
再看其中第一章下面的各节：
第一节 荷兰国际私法的概念
第二节 荷兰国际私法的渊源
第三节 荷兰国际私法的性质
第四节 荷兰国际私法的历史发展
同样符合关于标题的五项要求。
实例2：
博士论文为例：责任保险论
第一章 责任保险概述
第二章 责任保险的分类
第三章 责任保险合同
第四章 责任保险人的给付责任
第五章 责任保险的第三人
第六章 （责任保险的）抗辩与和解的控制
第七章 责任保险人的抗辩义务
第八章 责任保险与再保险
评论：
同样符合上述五项要求。须补充的是，在章节标题设计上，可能出现在一个标题中有两个名词性短语，亦即一个章、节可以有两个或三个研究对象。在节以下层次的标题，第三项要求，可以不象章、节（特别是章）那样严格。再就是，有的论文章标题似未重复论文题目中的关键词，而直接采用论文题目关键词的下位概念，以作为各章标题的宾语短语。
实例3：
博士论文为例：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研究
第四章 国际收支平衡的法律制度研究
第五章 国际储备的法律制度研究
第六章 汇兑安排国际法律制度研究
第七章 外汇管制法律问题研究
第八章 基金协定的监督与磋商机制研究
评论：
实际上可以认为，各章标题中省略了论文题目中的关键词“国际货币基金协定”：
第五章（国际货币基金协定中的）国际收支平衡的法律制度研究
第六章（国际货币基金协定中的）国际储备的法律制度研究
第七章（国际货币基金协定中的）汇兑安排国际法律制度研究
第八章（国际货币基金协定中的）外汇管制法律问题研究
第九章（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的监督与磋商机制研究
不适当的实例1：
博士论文：论私法对国际法的影响
第一章 万民法与国际法
第二章 人或主体
第三章 领土与所有权
第四章 条约与契约
评论：
问题是不符合关于标题的第三项要求：各章标题中没有出现论文题目中的关键词，因此给人的印象是不切题。如果对各章标题的文字作一些调整，效果就会不同：
第一章 万民法与国际法
第二章 私法主体与国际法主体
第三章 私法所有权与国际法领土
第四章 私法契约与国际法条约
不适当的实例2：
硕士论文：论物权立法
其第三部分 我国现实历史条件下物权立法之必要性研讨
第一节 建立我国完整统一的物权制度是马克思所有权理论的必然要求
第二节 建立完整统一的物权制度是我国现经济基础的客观要求
第三节 建立完整而统一的物权制度是我国现实司法实务更有利于保护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的客观要求
评论：
存在的问题是，标题不是一个名词性短语，而是一个完整的句子，违背第一项要求；不是确定各节研究对象、研究范围，而是直接表达作者观点，违背第二项要求；各标题十分冗长，第三节标题长达41个字，显然违背第四项要求；第一节标题“建立我国完整统一的”，第二节标题“建立完整统一的”，第三节标题“建立完整而统一的”，甚不协调，违背第五项要求。
如果作下述调整，效果将会改观：
第一节 从马克思所有权理论看我国物权立法
第二节 从现实经济基础看我国物权立法
第三节 从公民法人合法权益保护看我国物权立法
结语
硕士论文、博士论文的结构，除导论、本论、结论三部分外，前面必须有目录，还可以有序言。后面必须有参考著作目录，可以再写个后记。后记的内容没有一定之规，通常是致谢及发感慨。
国际法博士论文范文第2篇
邢广梅出生于青岛，因为家在海军军营旁边，她从小就对神秘的军营生活充满了向往。大学毕业时，面对到地方大学还是军校任教的选择，22岁的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军校。
从小学到大学，邢广梅一直都是家人、老师和同学眼中“刻苦”“优秀”的代名词。父亲的记忆中，邢广梅的学习从来没让他操过心，每次完成作业后，她都要给自己额外找几道题来做。大学里，“那个时候既没有暖气也没有空调，冬天冷得伸不出手的时候，邢广梅就自己一个人在教室里学习。”大学老师李艳英说，邢广梅是她的学生中，学习最刻苦、最耐得住寂寞的一个。
她的刻苦也延续到了工作中：本科毕业当上军校的老师后，她又在复旦大学进修法学硕士课程，随后攻读了中国人民大学的法学博士学位，完成了中国社科院法学博士后的工作。
她的论文分别获得中国人民大学优秀博士论文奖和全国博士后资助基金一等奖，而这两项荣誉在许多学者看来是很难获得的。邢广梅从人们最初误以为的“姿色”博士，变成了令大家敬佩的资深博士。如今的她任职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四室主任，并成为国内知名的海上兵力行动国际法专家。她以自己读博期间完成的论文《国际海上武装冲突法的历史演进》为蓝本出版的著述，在10年后的今天，仍是国际海上武装冲突法领域填补空白的、最全面系统的历史专著。虽然担任了海军新闻发言人，但发言人工作在她看来更像“兼职”，“希望安静下来，继续从事研究”。
虽然邢广梅非常优秀，但并没有给人刻板、严肃的感觉，相反她热爱生活，敢于尝试，勇于挑战。1993年，已是军官的她参加了首届青岛小姐选美大赛，还获得了亚军。之后她把大赛获得的6000元奖金全都捐给了希望工程。
今年4月15日，邢广梅回到母校青岛一中，给师生们做了一次“人生成功的密码”演讲。她用自己的成长经历鼓励师妹师弟们：一个非常普通家庭的孩子，没有任何可以利用的家庭背景，通过自己的努力完全可以取得事业上的成功。
■热议锐评：当一个人成功了，人们总爱绕过他自身，去到他周围寻找成功的元素，比如“拼爹”。但我们都忘了，除了这一切，人也是可以靠自身的努力登上人生巅峰的。特别是在今天这种复杂的社会背景下，邢广梅的成长经历，更能给普通家庭的孩子一种希望。就像她的老师李艳英在她作为发言人亮相当日给她发去的短信中所说：“你之所以能成为首位海军女发言人，与你的阅历与学识分不开，千锤百炼成就了今天的你。”（南亭）
■话题拓展：坚持不懈;信念;成功的密码;脚踏实地;立志高远;相信自己……
国际法博士论文范文第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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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博士论文范文第4篇
感谢祖国对我过去酸甜苦辣的求学生活的肯定，这是莫大的鼓励。
感谢祖国奖励的6000美元，这对于很多人只是一个小数字，但是对于许多需要帮助的人可能意味着很多。虽然我也需要钱，但我知道或许用在一些更需要帮助的人身上更能体现其价值。所以，我决定把该笔奖学金捐出。 ——庄伟
关于青春的故事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要捐款？”
要详细回答这个问题，或许需要从一个关于青春的故事开始。
像大多数国人，孩提时代的我也有一个清华北大梦。优异的成绩和一帆风顺的经历，让我觉得或许这会是意料之中的事。可是，很快高考便极其残忍地让我从梦想中醒来去尽早体验现实的沧桑。
每每想起这份过往，就像是在伤口撒盐。岁月不曾疗好此伤，可我已不会再痛，或许是伤口已被风干。至今我都不明白为何会毫无迹象地栽在自己的强科上。
探求无果的绝望让我天真地放弃了自己擅长而钟爱的数理化，选择了法律。我以为法律中有救济，就会有希望。
就这样满怀期待地走向了我的大学，第一次坐火车，第一次走出齐鲁大地，来到位于成都的西南交通大学。
很快，我就注意到大学里平凡的大多数之外有那么两类人：
一类来自贫困山区，没进过幼儿园，小学教室雨天会进水，大学前没走出过大山，认不得几个名牌，英语成绩很好可口语很差，以学院第一的成绩进入某班。
另一类来自繁华大都市，上过好的幼儿园，参加过各式培训班，享受过优越的教学资源，会追星也有“品位”，考英语四级吃力可口语不错，比第一类人进入相同学院的成绩低一两百分。
于是，相形之下，前一类人就成了众口相传的“书呆子”、“高分低能”。而我恰恰属于这类人，从沂蒙山区初到大都市的我，面对环境瞬间的变幻，即便积极地去融入，勇敢地去挑战，也常有手足无措的时候。升入大学的满腔热情很快就被封存在冰窖里，曾经那个乐观爱笑的我已不复存在。
我茫然，因为不知如何安置那颗爱做梦的心；
我怀疑，因为努力很多时候只会白费；
我无奈，因为我可以选择法律却选择不了平等；
……
平等不会轻易呈现，可我不会轻易放弃对平等的追求。
我穿越不了时空去救助那个曾经处于弱势的我，但至少我可以帮助那些现在仍像曾经的我的孩子。
他们中的许多，有着旺盛的求知欲，却没有太多的课外读物；
他们或许是留守儿童，或许父母文化水平本身有限，没有人可以帮助他们规划未来；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考上大学或外出打工前，都没有走出过自己所在地的县市，或许直到现在，电脑之于他们仍像来自外星球的高科技；
他们的成长经历和生活环境决定了他们的视野高度，很多时候也就决定了他们的前途，他们中的很多人即使奋斗一生也没有机会和城里的同龄人一起喝咖啡。
他们就是需要我们关爱的人。
于是，4年后那个栀子花开的时节，我加入了“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的行列，远离了校园的浪漫和都市的喧嚣，来到川西小城——四川省沐川县，在县纪委案件审理室工作，并兼任该县大学生志愿者服务队（2005-2006届）团支书。
除了朝九晚五的法律工作，我积极下乡走访，从学校到农家果园，再到村民的家。在走访中，我遇到了家徒四壁的小成琳，并且尝试资助过她的生活费一段时间，但由于继续读书后自己的经济条件有限而停止。
春天永远不懂冬天的悲伤。
一部分人的幸福并不会让整个世界充满阳光。
社会资源的分配不尽完善，但是，我们都应有一颗正义之心。
我一直都希望自己能助弱势者一臂之力，可能力有限。现仅期望这份奖金能为那些沂蒙山区乡镇中学的学子们带去些许开拓视野、增长见识的机会。
在实践中探求法律的真谛
2007年，我有幸获得山东大学海外留学基金的资助，赴荷兰蒂尔堡大学法学院交流。期间，我收到了日内瓦高级国际关系及发展学院和日内瓦大学法学院联合培养国际争端解决硕士项目的录取通知，并获全额奖学金。在日内瓦攻读硕士时，由于成绩优秀和表现突出，我又被日内瓦大学录取为博士研究生。
法律的真谛是实践。成功的法学博士论文，也定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体。2009年8月，硕士论文一写完，我便开始在日内瓦一政府间国际组织——南方中心知识产权处实习。由于之前已获得国际海洋法法庭（ITLOS）的实习机会及其提供的资助金，所以，和这里实习合同只签到10月初。
在南方中心的实习时间虽然不长，但是学到了很多东西。在这里，我第一次全程参加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为期10天的成员国大会，并为南方中心做了会议纪要，这让我真切地感受到国际谈判的艺术。此外，我还为发展中国家政府代表的模拟谈判训练准备了背景资料，并参与了相关基础热点的研究，而我现在的博士论文课题就是从中选定的。
2009年10月，我匆匆告别南方中心，来到位于德国汉堡的国际海洋法法庭，开始了为期3个月的实习。
开始的时候，我参加了一些关于争端解决管辖权、渔业纠纷、海洋划界、北极资源保护等课题方面的培训。我们法律部3个实习生的主要任务包括：每周一跟踪上周各地区发生的与国际海洋法或海洋争端相关的热点问题，并整理摘要，发给整个ITLOS的法律工作者及大法官们；同时，要协助自己的指导老师（即法律部的法律官员）做研究，研究的主题通常是有关大法官指定的；另外，我们每个人都要选一个自己感兴趣的题目，写一篇论文。
实习期间，正好“智利VS欧盟箭鱼案”终结，我们有幸参加了庭审，也有机会和几位大法官约谈和交流。他们的智慧和独特见解，总让我觉得自己的问题很幼稚，也让我明白了实践中法律问题的复杂性。
2010年元旦过后，我回到日内瓦，开始阅读相关资料，和导师讨论，并修改论文提纲，同时，也向几个涉及我研究课题的国际组织发了自己的简历。
很快，我就接到了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知识产权处的面试通知，两三周后便开始在那里实习，之后由于表现出色，被留下来继续工作了几个月。
亲历政府间的讨论，同专家面对面地交流，参与主题报告的研究，这些都让我学到很多从论文和书本中学不到的东西，也为我的博士论文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此外，我也经常受邀参加国际会议并作学术报告，虚心倾听有关学者的见解，积极地同相关专家交流自己的观点，这对开阔学术视野和提升学术技巧有很大的帮助。
2011年8月，在德国马克斯·普朗克学会（MPI）奖学金的资助下，我开始在马普学会知识产权和竞争法研究所撰写博士论文。同年10月，我被国际可持续发展法律中心任命为项目副研究员（兼职）。2012年10月下旬，在剑桥大学劳特派特国际法研究中心的邀请下，我来到该中心，继续撰写我的博士论文。
博士生的学术生活是枯燥的，为按时提交任务，牺牲周末、假期或熬夜是常有的事，但我也会忙中偷闲，享受大好的青春年华，在外出旅行中净化心灵，在文化盛宴里陶冶情操，在派对聚会中狂欢宣泄。
我常常想，读博之于女生就像是一场，我们的筹码是青春。失落时我也怅然，用几年风华正茂的日子去读博士究竟值不值得？作为女博士生，我们错过了太多，或是一份诱人的工作，或是曾经所谓的海枯石烂的爱情。
但是，我不会后悔当初的选择。套用别人的一句话，“不管命运如何，我漂泊的夙愿终于实现。”
时光若白驹过隙，不经意间，出国已5年。过去的岁月，我在荷兰、瑞士、德国和英国间穿梭，如同一片云，不停地顺着机会的方向飘泊。但无论在何方，我都努力让自己活得精彩。
国际法博士论文范文第5篇
继突尼斯、埃及爆发动乱后，2月中旬开始，利比亚、巴林、也门和伊拉克等北非西亚国家掀起反政府示威浪潮，造成多人丧生。
在利比亚,18日,数千民众走上班加西街头进行示威，利比亚安全部队向示威人群开火，造成35人死亡。截止19日，近一周骚乱造成至少200名抗议者被杀。在也门，19日，千余名反政府示威者在首都萨那大学附近与约300名政府支持者发生冲突，四人受重伤。在萨那以南的城市塔伊兹，反政府游行示威者18日遭到政府支持者手榴弹袭击，造成一人死亡、20人受伤。在巴林，内政部下令禁止一切示威活动，防暴警察17日凌晨驱散了麦纳麦广场上的抗议群众，有五人被打死，200多人受伤。伊拉克的数千名库尔德人17日在多个城市举行示威活动，要求改善生活，惩治腐败，有两人在示威中丧生。在埃及，全国性罢工浪潮仍在持续。埃及前旅游部长贾拉纳等三名前政府高官以及一名商界要人17日被埃及当局逮捕，他们将被拘留15天，并接受检方调查。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17日说，中东国家的领导人和民众有责任从现在开始合作，共同致力于解决问题，而联合国愿为此提供援助。受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持续蔓延影响，全球油价17日大幅上升，纽约商品交易所3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37美元，收于每桶86.36美元；伦敦市场4月交货的北海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冲破每桶104美元。
中国GDP规模超过日本 正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日本内阁2月14上午公布了2010年日本名义GDP总值为54742亿美元，比中国少4044亿美元，这意味着中国正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数据显示，经季节性因素调整后，日本去年10～12月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折合成年率下降1.1%，总计为54742亿美元。日本政府当天的2010年四季度(10～12月)实际GDP比上季度减少了0.3%，五个季度以来再次出现负增长。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空中视察北方四岛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枝野幸男2月19日乘坐海上保安厅飞机从空中视察了北方四岛（俄罗斯称南千岛群岛）。
据报道，枝野当天下午在视察北方四岛的过程中，一边听取海上保安厅工作人员的介绍，一边了解国后岛、齿舞岛与北海道的地理位置。枝野视察后对日本记者说，北方四岛与北海道的距离比想象的近，如果日本人知道距离如此近，就会对北方四岛问题更加关注。枝野还表示，日本愿与俄罗斯在冷静的环境下就北方四岛问题进行实质性谈判。当天，俄罗斯外交部发表声明，枝野幸男关于愿与俄方就和平条约问题进行冷静与实质性对话的声明与其呼吁日本社会舆论更多关注所谓“北方领土”问题的说法显然是“自相矛盾”的。希望日方抛弃“两面做法”，做出“坚定和明确”的选择。
美国2012财年预算大砍财政赤字
美国总统奥巴马2月14日向国会提交了2012财政年度联邦政府预算案，计划开支连续第四年超过三万亿美元。奥巴马说，这份预算案能帮助他兑现在自己任期结束时把联邦财政赤字减半的承诺。
2012财年预算案计划开支3.73万亿美元，但预计能把联邦财政赤字大幅降低至1.1万亿美元。这一财年从今年10月1日开始，至明年9月30日结束。预算案预计，2011财年联邦财政赤字将升至1.645万亿美元，约占国内生产总值（GDP）11％，创历史最高纪录。联邦政府眼下累积负债14.1万亿美元。白宫打算今后十年削减总计1.1万亿美元财政赤字，主要途径是对200多个联邦项目开刀。尽管面临削减财政赤字压力，但国防基础预算仍达到5530亿美元，较先前反而有所增加。预算案还显示，美国用于伊拉克的开支显著减少，但阿富汗战争开支基本不变。
泰国红衫军拟总理阿披实 称其为“英国人”
泰国反独裁民主联盟支持者“红衫军”2月19日晚在曼谷举行大规模纪念活动时指认总理阿披实是“英国人”，号称要以“反人类罪”将他告上海牙国际法院。
去年3月～5月，“红衫军”在曼谷等地举行大规模示威集会活动，要求政府下台。集会活动在5月19日军警实施清场行动后结束。两个多月间，“红衫军”与军警共有90多人死亡，千余人受伤。先前，“红衫军”试图以“反人类罪”将阿披实告上国际法院，但由于泰国先前表示不承认国际法院司法管辖权和对泰国公民的司法裁决权，因此国际法院拒绝受理以泰国公民为被告的诉讼案。但“红衫军”的美国律师罗伯特・阿姆斯特丹说，由于阿披实出生于英国，理应具有英国公民权利，因此，国际法院应当受理以阿披实为被告的案件。
现年47岁的阿披实在英国出生，接受英国教育。不过，由于他的父母都是旅英工作的泰国人，因此，阿披实先前明确表示，自己出生后在泰国驻英国大使馆登记注册，加入泰国国籍。
比利时无政府状态创世界纪录
比利时2月18日创下世界无政府状态最久纪录，政治僵局达250天，民众发起各式各样的抗议行动，甚至号召脱衣，要求政界迅速组成新政府。
约有1700万人口的比利时长达250天的无政府状态，不仅早已打破荷兰1977年写下的208天无政府的欧洲纪录，还超越了伊拉克249天的纪录。为盼双方达成协议，比利时学生发起一连串讽刺行动挖苦政界。继“性罢工”和拒绝剃须后，在中部城市鲁汶，民众如果写信给争吵不休的政客，就能免费收到炸薯条，响应以比利时国民美食为名发动的“薯条革命”。北部城市根特也约有50名民众靠喝下几口荷兰杜松子酒保暖，脱到只剩内裤，站出“团结”字样，其中大部分是学生。
自从比利时2010年6月13日选举后，讲法语和讲荷语的政党就组建新政府发生分歧，使比利时陷入无政府状态。很多人认为，比利时很可能要举行新的大选以打破当前僵局。
印巴重启全面对话
印度和巴基斯坦2月10日发表联合声明，决定恢复两国2008年起中断的全面和平对话进程。
联合声明说，印度外交秘书尼鲁帕玛・拉奥和巴基斯坦外交国务秘书萨勒曼・巴希尔6日在不丹首都廷布举行的南亚区域合作联盟会议期间会面，同意重启两国全面对话。巴基斯坦外交部长沙阿・马哈茂德・库雷希将于今年7月访问印度。这之前，印巴双方将举行系列会谈，就反恐、孟买恐怖袭击事件、克什米尔争端等议题展开磋商。巴基斯坦总理吉拉尼当天对“双方作出重启全面对话的重要决定”表示欢迎，称这是他与印度总理辛格先前磋商取得的成果。
自印度金融重镇孟买2008年11月发生连环恐怖袭击事件后，印巴间持续多年的全面和平对话进程中断。一些政治分析师认为，尽管印巴双方重启全面对话，诸多政治障碍和双方间的不信任感可能阻挠对话迅速取得进展。
巴基斯坦法院下令逮捕穆沙拉夫
巴基斯坦一家法院12日针对前总统穆沙拉夫签发逮捕令，理由是涉嫌卷入前总理贝・布托遇刺案。
巴基斯坦公共检察官乔杜里・佐勒菲卡尔・阿里表示，一家为打击恐怖主义设立的法院下令逮捕穆沙拉夫，要求他2月19日出庭。依据巴基斯坦法律，如果穆沙拉夫选择不出庭，法院将再次签发逮捕令，不允许申请保释。这是该国司法机构第一次正式向前军队领导人签发逮捕令。2008年下台后，穆沙拉夫于2010年10月在英国伦敦正式组建新党“全巴基斯坦穆斯林联盟”。这一党派发言人福阿德・乔杜里在伦敦告诉法新社记者，穆沙拉夫不会遵从逮捕令。
巴基斯坦前总理贝・布托2007年12月27日在东北部城市拉瓦尔品第参加竞选集会时遭自杀炸弹袭击身亡。穆沙拉夫当时称是巴基斯坦策划刺杀贝・布托，政府没有卷入。
德国国防部长涉嫌论文抄袭危及“乌纱帽”
德国媒体2月16日报道，德国国防部长古滕贝格的博士论文被发现有多处大段抄袭文字，而且没有标注来源。古滕贝格的博士学位有可能被取消，甚至会危及自己的“乌纱帽”。
今年2月，德国两位法学教授在《法学批评》杂志就古滕贝格的博士论文《宪法与宪法条约――美国和欧盟的立宪发展阶段》发表评论。评论认为，该论文不仅水平“一般”，而且有多处抄袭，德国一些媒体还将被抄段落公布了出来。面对指责，古腾贝格18日宣布，“暂时放弃”他的法学博士头衔，但同时表示不会辞去国防部长一职。
国际法博士论文范文第6篇
1946年生，沈阳市人。现为武汉大学法学院刑事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湖北省检察院咨询专家。
“如果说在做专业以后，写文章、出书，文字上还算过关，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十年的记者、编辑生涯。”
记者（以下简称“记”）：吴教授您好，能先请您谈一下起初是什么促使您报考法律系的呢？
吴振兴（以下简称“吴”）：我从小就对法律感兴趣，可能是受到小说和电影的影响，觉得法官、检察官、律师在法庭上侃侃而谈让人非常羡慕，想得很单纯。我报考大学的时候要填五个志愿，我的前四个志愿都是政法院系，第一志愿就是吉林大学法律系。
记：当时的法律系开过哪些课呢？
吴: 入学以后到以前，大约九个月吧，我学过两门专业课，上学期的专业课叫“国家与法的理论”，当时国家与法是合在一起的，相当于现在的政治学与法理学。“国家与法的理论”课程结束后，我就确定了毕业论文的题目，――“法律的工具性问题”，而且我还搜集了不少资料。当时，我对法律的工具性有些疑问，觉得法律的确有工具性，是政治统治的工具，但法律不完全是政治统治的工具，因此这个问题是可以探讨的。除了专业课以外，上学期还开设了外语和政治两门课。下学期的专业课叫“法律制度史”，同时继续学外语。在“法律制度史”和外语课还没结束的时候，开始了。开始后，我利用业余时间，看了一些哲学和经济学方面的书，积累了一些基础知识。1969年下半年，我开始实习。那个时候的公检法工作基本停滞，我就到市公安局的政法大队去实习。在政法大队，公安局、检察院和法院联合办案。研究案件主要凭经验，不谈什么构成要件，当然法律根据之类更是无从谈起。后来我又到长春市汽车厂派出所和桂林路派出所实习过。前前后后实习了一年时间。
记：当时学习的外语是俄语吗？
吴：是日语，当时我们班学习日语的同学并不多，有二十人左右。
记：1980年，您回到吉林大学读研究生，当时您已经在吉林人民广播电台待了十年，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回去读研究生的？
吴：就个人来讲，我还是有点名利思想的，认为在广播电台是为他人作嫁衣裳。不过，实事求是地讲，在省电台的十年中，我不仅在政治理论上有提高，而且通过组织法律讲座、编辑法律讲座稿件，在法学基础理论上也得到了一定的弥补。特别值得一提的事，这十年中我自采自编的稿件较多，凡有采访任务，我从来不用下面的通讯员，从调查、提纲到写作，均自力而为，从而使我的文字功夫受到很大的锻炼。如果说我搞专业以后，写文章、出书，文字上还算过关，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十年的记者、编辑生涯。
“那时候，我几乎每天都看到、写到半夜12点，无论冬夏，光读书笔记就做了几大本。这段硕士生期间的学习，对于我夯实自己的基础理论起了重要作用。”
记：您是吉林大学第一届刑法学硕士研究生吗？
吴：是的，吉林大学从1980年开始招收刑法学的硕士研究生，我是何鹏老师的开门弟子。当时之所以选择刑法学专业，主要是出于几方面的原因：其中一个是我的外语不太好，所以就没有考国际法专业。除了国际法以外，宪法学也开始招硕士研究生，但我对宪法学没兴趣，觉得宪法没有什么好研究的，但现在看来，这种看法还是很肤浅。但刑法作为实体法，与现实生活和法律事务联系比较紧密，这也是确实的。这也是我当时选择刑法学专业的粗浅想法。
记：当时您研究生毕业后就留校了吗？
吴：其实毕业的时候我很想到实务部门锻炼一下，但法学院坚决不同意，于是我只好留校任教。
研究生入学以后，我主要是跟何鹏老师学习外国刑法，吉林大学的刑法学是靠研究外国刑法起家的，准确地说，是靠研究大陆法系刑法起家的。何鹏老师外语好， 1981年（或1982年），吉林大学第一次组团去日本访问，随行的翻译人员的翻译水平还赶不上何老师，有时候还需要何老师充当翻译。由于何老师的日语好，看日本刑法方面的书就像看中文书一样，给我们讲起外国刑法来就非常方便。
那时候，我还帮助何老师整理过《外国刑法简论》，这是国内关于外国刑法的第一本书。上课除了我以外，还有一个老师叫赖宇，就我们两个人听课。听完课以后进一步加以整理，就形成了《外国刑法简论》。此外，我还帮助何老师整理过《外国刑事法选论》。再有，在何老师和甘雨沛老师合作撰写的《外国刑法学》中，我还协助何老师撰写了分则部分；还以副主编的身份参与编写了《现代日本刑法专题研究》。
记：能不能谈一谈你硕士生期间的学习情况？
吴:1980年入学后，当时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是百废待举、百业待兴。从客观上看，当时刑法方面的著述（包括译作）还不多。好在1979年刑法典颁布，我们有了高铭暄、马克昌等前辈一起编辑的刑法学教材，还有一些老一辈学者和少数年轻学者撰写的文章，他们为我国刑法学的繁荣拉开了序幕。虽然我是法律系毕业的本科生，但实际上在校期间并未系统地学过刑法理论。于是我开始不折不扣地勤奋刻苦学习，如饥似渴。我是住在校外――省电台分配的住宅，只一间房，不到20平方米。当时孩子小，我又抽烟，都是自己卷的烟，因为工资低，买不起烟卷。看书写作时烟抽得多，孩子挨呛，得了急性气管炎。为了孩子的健康，我只好弄了一张三条腿的桌子放在室外走廊上，然后再拉一条线，在室外支个灯（这种三条腿的桌子现在已经很少见了，就是有一条腿是活动的，拉出来可以将桌面支起来，放回去桌面也收回那种）。几乎每天都看到、写到半夜12点，无论冬夏，光读书笔记就做了几大本。这段硕士生期间的学习，对于我夯实自己的基础理论起了重要作用。
记：您的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是关于哪方面的？
吴：我的毕业论文题目叫《教唆犯的概念与特征研究》，这篇论文是从我的关于教唆犯的书稿中抽出来的，这本书稿在我提交毕业论文时就已经完成了，有十四五万字之多，并且在1986年正式出版。现在看，这本书在有些方面研究得还不够深入，但当时确属为数不多的刑法专著。
记：您的博士论文是关于哪方面的？
吴：我的博士论文题目叫《罪数形态论》，现在看来，书中的一些内容还需要补充，我也想在武汉大学期间进一步完善这本书。但当时对这本书的评价还是相当不错。我的博士论文答辩时的评委是高铭喧、王作富、曹子丹、何鹏、高格五位老师。在这次答辩会上，评委们的提问让我汗流浃背，而我在重要场合下一般不会流汗。这些评委都非常认真，问了我33个问题，使得答辩足足花了半天时间。同时，这次答辩对我博士论文的修改帮助很大。评委们对我这篇论文的评价还是很高的，至少有这么一句话：“为建立我国的罪数理论体系做出了贡献。”我这篇论文也被评为优秀博士论文。
“法律实践为我们的理论研究提供了很多课题。要研究这样的课题，不仅要有法律功底，没有法律功底就无法进行研究，而且还要有研究能力。”
记：能不能请您谈一下法学重建过程中您的主要贡献呢？
吴：我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个是1997年《刑法》修订过程中，我曾参与过发表修改意见，另一个是《论教唆犯》中的一些观点直到现在也能够站得住脚。比如在教唆犯的种类中，我提出了盖然性教唆和半盖然性教唆，国内学界基本上认同这种观点。在最近由我组织的“四方谈”（全称为“刑事疑案四方谈”，包括法院、检察院、律师、学界）中，我又将半盖然性教唆划分为单向半盖然性教唆和双向半盖然性教唆，将单向半盖然性教唆分为性质单向半盖然性教唆和对象半盖然性教唆，将半盖然性教唆予以细分。我觉得，将半盖然性教唆予以细分就便于把有些问题厘清。此外，我还提出了重合性过限和非重合性过限，这也得到了国内学界的认可。李光灿老师在《论共犯》一书中提到共犯过限问题，前苏联的刑法理论中也提到共犯过限问题，但都只是简单地提到而已。在这一基础上，我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认为共犯过限存在重合性过限和非重合性过限的问题。关于重合性过限，我还提出所谓的正重合性过限和逆重合性过限，国内学界对此并无反对意见，但也没有更多的赞同意见。
再一个就是关于罪数形态的理论。国内的一些教材对罪数类型的观点并不一致，当时大体上维持了高铭喧老师和罗平老师提出的“一行为在法律上为一罪，数行为在法律上为一罪，数行为在处理上为一罪”的分类方法。但是我提出了“三三分类法”，根据“三三分类法”，一罪的类型应该分为本来的一罪、法定的一罪和处断的一罪。我的“三三分类法”是第一步为基础步骤，即把典型的一罪、纯粹的一罪与典型的数罪、纯粹的数罪分开，将纯粹的数罪放在一边，并不去研究它。第二步叫中间步骤，即把一罪类型中属于一行为的类型和数行为的类型分开，将一行为的类型统称为本来的一罪。第三步叫完成步骤，即把本来的数罪划分为法定的一罪与处断的一罪。这样一来，根据“三三分类法”，我就把罪数形态的类型分为了本来的一罪、法定的一罪和处断的一罪三类。在很多的罪数个体形态上，我也提出一些自己的主张。比如说牵连犯和吸收犯的界定问题，这是很多年以来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我提出了同质吸收，我认为在牵连犯和吸收犯之间有很多地方都是重合的。比如说入室盗窃，我们可以说它是吸收犯，我们也可以说它是牵连犯。因为非法侵入他人住宅是一种手段行为，盗窃是一种目的行为，发生了目的行为和手段行为，二者互相牵连的手段牵连类型的牵连犯。在这种情况下，既符合吸收犯的特点，也符合牵连犯的特点。我认为，如果数行为属于异质性罪名，一律按照牵连犯处理。比方说非法侵入他人住宅，1810年《法国刑法典》在入室盗窃上就规定了单独的罪名，我国刑法将入室抢劫作为抢劫罪的加重犯处理。换句话说，入室与非入室相比要重一些，因此按照我的观点，异质性犯罪应该作为牵连犯处理。
在牵连犯和想象竞合犯的处理上，我还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即从一重重处断，就是按照一个重罪然后再从重处罚。为什么要按照一个重罪来从重处罚呢？因为按照我的想法，想象竞合犯至少是一个半罪，如果从一重处断，就等于按照一个重罪处罚，还有半个罪没有考虑，这是没有道理的，至少不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所以我认为应按照一个重罪然后再从重处罚。
此外，我的一个贡献是在国内引发了关于犯罪形态研究的热风，我正在组织编写“犯罪形态研究丛书”，该丛书由检察出版社出版。现在已经出版了八本书，但要实现出版五十本书的目标，恐怕很难。为组织编写该丛书，我们还专门在北京开了一个会，张明楷和陈兴良也都参加了，他们也是这个系列的副主编。
记：您到武汉大学后，在学术发展上有什么打算？
吴：我到武汉大学后，首先是协助马克昌老师组织撰写与其主编的《犯罪通论》、《刑罚通论》配套的《罪刑各论――百罪通论》。之所以叫做“百罪通论”，是考虑我国刑法规定的罪名400多个，而且已有多部系列性的分则著述。这部“百罪通论”只限于常见罪、多发罪和个别的新罪，共计108个，计划搞150万字。这样可以将这本书写得深入一点。
另外，就是参与了马克昌老师主编的《大陆法系刑法总论》的编撰，承担了违法性论一章的写作任务。自以为写得还不错。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马克昌老师的支持和鼓励下，与莫洪宪老师正在组织撰写《共同犯罪研究系列丛书》，计划搞24本，每本20万字左右。因为“共同犯罪”曾被有的刑法学者称为 “绝望的一章”，理论和实务中的疑难问题都很多。如果目标能够实现，共同犯罪的研究近500万字，应当会对刑法理论的发展有所贡献。
记：您既是著名的律师，又是著名的法学家，您在法律实践和法学研究两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那么您是如何将实践工作和理论研究结合起来的呢？法律实践对您从事法学研究有着什么样的影响？
国际法博士论文范文第7篇
我一直从两个线索来寻找和确定我的博士学位论文的题目，一是研究的方法，二是研究的对象，分析法学是我入学以来最卖力气和最感兴趣的一种法学方法论，而私权又是民法中最为重要和最具时代精神的的一个概念，所以，分析法学与私权这两条抛物线的交汇点就构成了我的博士论文选题：私权的分析与建构——民法的分析法学基础。
以往的中国政法大学民商法博士论文大多以具体制度为题，实际上，这不应成为博士论文的唯一的选题趣向，民法中有太多的基本概念需要博士论文去澄清，如“事实”的概念、“原则”的概念、“行为”的概念、“主体”的概念、“权利”的概念等等，当然，已有一些博士论文在这些方面作出了努力，如董安生的《民事法律行为》、徐国栋的《民法基本原则解释》，但是，我以为，在这个方向上，我们做的还是太少太少。
我也一度考虑过为博士学位论文选择一个现实性极强的题目，但是，我对具体的制度设计实在没有兴趣，或者说，我对驾御那样的题目没有信心，我预感如果那样写下去，肯定会陷入流行的“甲说、乙说、我说”的法学八股文的模子中去，最后不会比“一半教科书和一半最新成果综述”的那种东西好多少，而这是我所不愿意看到的。
我的导师江平教授说：“博士论文就是要在方法上和资料上开拓一个新的领域。”这使得我最终下定了决心，因为我一直认为，中国法学在几十年的发展之中，因急迫于种种繁复的实际立法问题，而无暇顾及法学内在的方法论问题，以前或许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结局，然而，时至今日，方法论问题该浮出水面了。
当然，这一选题也给我带来一些尴尬，在与一些朋友谈及这篇博士论文时，总遇到这样的疑询：“这不是一篇法理学的论文吗？”我常常无语以对，甚至有一丝惭愧，因为我竟然不能将博士论文写成一部纯正的民法学论文，纯正到丝丝缕缕都是民法学的，而不是法理学的。不过，确切地说，这种尴尬不是我的，而是中国民法学的尴尬，中国民法学被别人乃至自己看成是一种不能掺杂一丝“法理学”血统的纯种的德国狼狗，这并不是一件好事。
二、
在南京大学读硕士学位时，我对分析法学知之甚少，但是，在研读民法的过程中我形成了一个信念，就是深信民法背后有一个统一的明澈的方法，任何貌似深奥的专业问题在这个方法面前都会现出原形。记得1995年7月24日曾经写过一篇札记，记下了这个埋在心中的信念：“一口气看了100多页物权案例与法理分析，甚感民法方法论研究之重要，读博时，我要以方法论为线索写一篇学位论文。现今民法理论庞杂芜乱，许多精微玄奥尚未明了，许多地方没有打通，人们只是在面上争论一些所谓‘专业化’的问题。我想应该先对民法理论的一般抽象概念进行总结、分类和归纳，一个系统的方法论体系就会潜在于这些概念之中。”
后来，读到沈宗灵先生的《对霍菲尔德法律概念学说的比较研究》一文，我才知道应该到哪里去寻找答案，那就是霍菲尔德的分析法学。有一次，与一位师兄聊天，谈及法学史上美国的法学家，他说：“庞德算狗屁！霍菲尔德才是真正的法学家。应该感谢沈宗灵先生将他介绍给中国人。”此话虽然偏激粗俗，但也不失真谛。于是，我对霍菲尔德这位“不是狗屁”的法学家的兴趣又增了几分。
应该说，分析法学是西方法学丛林中的一株奇物，根脉繁杂，枝叶茂盛，彻底的搞清它确实是一件不易的事情，其实，在我的三年博士生的学习生活中，真正精读的分析法学的文献，也只是经典中的几部，如凯尔森的《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霍菲尔德的《司法推理中应用的基本概念》、拉仑兹的《法学方法论》等等，其他的大多只是走马观花。但是，有限的阅读却使我驱散了以往研习民法时所生的许多困惑，特别是它对我关于各种类型的民事权利背后是否有一个统一的理念结构的猜想给予了一个确实的答案，我正是在这种激励下，心中产生一种强烈的愿望，这就是，将分析法学嵌入中国的民法学研究之中去。来后在舒国滢先生的鼓励下发表于《比较法研究》的《分析法学与中国民法的发展》、《寻找法律概念的最小公分母——霍菲尔德法律概念分析思想研究》，以及受强世功先生之约发表于《北大法律评论》的《法律关系的元形式——分析法学方法论之基础》等文章就是一步步的尝试，而这些尝试正构成了今天这部博士论文的基本构架。
两年多来，我甚感阅读西方法律经典文献，并不是枯读几部外文书那么简单，进入西方法学某一流派的语境之中是一件非常折磨人的事情。但是，唯一的办法只能是耐心。我读霍菲尔德的《司法推理中应用的基本法律概念》的论文化去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先是粗读几遍，难知其义，之后开始逐字逐句地做翻译工作，许多概念的含义在我的脑中才渐渐明晰，但是，前年11月应葛云松先生之邀在给北京大学法律系本科生讲课时提及霍菲尔德的八个概念，其中privilege仍是令我感到混沌不清，不过，到去年春天，写完《寻找法律概念的最小公分母——霍菲尔德法律概念分析思想研究》这篇两万余字的论文时，霍菲尔德的概念在我的脑海中已经象天上的星星一样明朗了。去年5月，我壮着胆子去昌平给中国政法大学的本科生做了一个题为《民事权利与民法方法论》的讲座，那天，在权利的形式分析这个问题上，我有了一种较为纯熟的感觉。我对学生说：“我从内心里感到霍菲尔德的理念是那般的美丽和清澄。这种美丽和清澄的理念才是一门学科真正的基础和起点。”
在写完《寻找法律概念的最小公分母》
后，有同学给我开玩笑说：“你是在用数学的方法研究法律。”虽是一句戏言，然而，却被他不幸言中。因为分析法学的哲学之母就是分析哲学，而分析哲学与数学又是渊源极深，分析哲学的几位创始人如弗雷格、罗素等也都是地地道道的数学大师。所以，许多法学家称分析法学是“法学中的数学”。我十分钦佩分析法学家对法学中概念之清晰与逻辑之严密的孜孜不倦的追求，所以，如果被人评价为“在用数学方法研究法律”，我认为，这是一种荣耀和自豪，即使这是一句戏言。
不过，说来惭愧，我系统学习民法学的时间不长，所以，始终觉得自己只是一个在民法殿堂外踮脚向里探望的小学童，从来就没有过一种民法学博士生应有“胸有成竹”的感觉。在南京大学攻读经济法硕士学位时，精力基本耗在《公司法》上，最后写的硕士论文也是《一人公司的法律性质与责任制度研究》。在博士论文选题时，我也曾考虑仍然选择《公司法》方面的题目，但是，心中总是脱不去对民法基础理论的热爱，总是抑制不住将自己所喜欢的分析法学与民法学嫁接起来的欲望，于是，便搞出了眼前这个东西。
这是一条“旁门左道”的产物，我自己也已经嗅到这篇文章所散发出来的那种不成熟的乳臭，所以，其中的种种毛病还望各位老师与同学海涵与斧正。不过，这也丝毫不会影响我对分析法学在中国民法学中的未来前景的信心，因为我相信分析法学是法学之所以成为法学的一种自身的方法，如果说法学家可以不懂分析法学，那么，这就如同说音乐家可以不懂五线谱一样荒谬。所以，我也更希望分析法学对于今后的中国民法学不再是旁门左道，而能够登堂入室。
三、
我在读分析法学的经典名著时，最为强烈的感受就是他们的质朴和透明的文风，读其中的文字，我仿佛能看见法学家的胡子、唾沫和皱纹以及他们面对仇人时的愤怒和语无伦次。所以，在这篇论文中，我尝试着一种质朴和透明的文风，我希望读者能通过我的文字无遮拦地看到我心智的面容。尽管此般尝试，但是，我知道，文中仍脱不去流行的法学八股文之迂酸气。
实际上，文风显示着作者对某一个问题的理解路径，这个路径应当是独到的。如果，在一篇文章中，看不到“我”的影子，那只能说，“我”在学术研究的过程中被异化了。所以，透明的文风，我想，这对于一个刚刚开始干学术这一行当的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文风的明澈对于一篇博士论文来说，重要的则在于对资料的驾御和语言可触摸性，资料之多是一件好事情，但是，千万不能因为它而淹没窒息自己的思维力，更不能将它当作晚礼服披在“博士论文”的身上，因为对于一个真正的学者来说，最重要的是他所处的这个“生活世界”，应当是这个生活世界决定他的研究方向、研究问题和研究方法，所以，这个生活世界中的真正问题的与真实的问题决不能被资料吞噬、淹没和扭曲，然而，这种悲剧总是在学术生涯中上演。
至于语言，那实在是一个奇妙的魔术，有时，它会将苍白的思想修饰得高贵华丽，有时它却无力承载一丝深刻。对于许多真谛，并不是我们的头脑不能发现它，而是我们的语言不能表述它。语言总是牵制着理论的发展，所以，语言哲学家维特根斯坦说：“能说清的，我们总能说清，对于说不清的，我们只能保持沉默。”然而，在这篇论文中，我的感觉却没有这般洒脱，有许多问题我总是说不清，但是，我又没有权利保持沉默。所以，文中充斥了太多的混乱与可笑的“自以为是”，还望老师们海涵。
有时，同学们也在一起调侃说：“做学问就是将大家原本都懂的问题，说得大家都不懂。”我也常常感到很心虚，因为我总觉得自己正在干的就是这种吃力不讨好的活。可是，我也常常问自己：“对于那些‘原本都懂的问题’，我们真的很懂吗？”其实许多问题不过是存在于语言的迷瘴之中但却自信已经一目了然而已罢了。
不过，尽管语言制约着理论，但是，我相信，理论的发展也会拖着语言前进，在欧美国家，有一个庞大的法学共同体在诚挚地讨论着一些超越具体制度之上却又与具体制度息息相关的问题。其实，许多在我们看来虚无飘渺甚至接近“梦呓”的问题，在西方法学共同体的交流和讨论之中，已逐步变得清晰而确实，对于这些问题的表述也变得有章可寻、循序渐进，相信中国的法学以后也会这样。
四、
本文也力图从公法的视阈中观察私法，以前有一位大牌法学家杨兆龙先生曾经批评到：“近来，一般法学家有只懂公法而不懂私法者，有只懂私法而不懂公法者，这些法学家对于法学的认识真当得起‘管窥蠡测’四个字。”这种批评是中肯的，事实上，在现代社会，公法对于私法的影响剧深，许多私法上的问题已不是纯粹的私法问题，它往往与公法扭缠在一起，所以，本文的许多章节都涉及公法，当然，这也不过是“假公济私”，因为它的落脚点还是在于说清私权的问题。当然，因为我对公法知之不深，其中讹误许多，还待老师们斧正。
至于创见，说实话，本文并无多少真正的创见，唯一的创见就是，它认为中国民法学的研究应当发展一种系统和科学的方法，除此之外，它的整个工作就是以一个中国学生的理解将纷繁杂乱的分析法学诸流派的思想整合为一个具有逻辑联系的体系，并尝试着以此分析与解释一些当前或以前中国民法学界所曾关注并争论过的一些重要问题。如果说这篇文章有什么野心，那么，它的野心就是通过这种方法论的引介，鼓吹并推动中国民法学乃至整个法学迈入一种纯正的科学方向。
应该说，现在的民法学研究还远远没有超越民国时期民法学者的研究水准，现在研究的许多问题实际上在民国时期民法学家的那些泛黄的繁体字的著述中都可以找到答案。现在的问题仍然是以前的问题，这说明，民法学作为一种学识，在中国近四十余年的历程中实质上没有根本的进步。实际上，现实中国社会需要民法学解决的问题很多很多，但是，民法学尚无内在能力将这些实际问题消化，提升为一种理论的结构，使之能够进入民法学的话语之中，所以，还用着一些粗糙的概念生吞活剥着博大精深的现实问题。这种疾症的根源就在方法论，方法迟钝了我们的感觉，方法局限了我们视野，方法混沌了我们的判断。所以，中国民法学不能再不谈方法了。
至于以后，我想，21世纪中国的法学在方法上的走向必然是实证主义，一方面是分析实证，另一方面是社会实证。孔德说过人类的精神发展曾经经历三个发展时期，一是神学的，二是形而上学的，三是实证的。我看这恐怕也是中国法学发展的轨迹，80年代之前受政治意识形态控制的中国法学是神学的法学，80年代鼓吹文化启蒙主义的中国法学是形而上学的法学，而这些年实证的萌芽在中国法学的田地中日益见多，所以，有理由相信，21世纪的中国法学是实证主义法学的天下。
但是，中国法学的现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实证得还远远不够，与哲学界相比，倒令人有颇多的感触。哲学是一个最容忍“天马行空”的学术领域，但是，在这一个领域，新一代的青年学者中的佼佼者大多集中在分析哲学上，对诸多哲学命题做着踏踏实实的逻辑实证工作。而法学这个最需要“脚踏实地”的学科，诸多有才华的青年学者特别是法理学者，却倾心于“天马行空”，对于中国法学来说，这是才智配置的一个很大的浪费。
现今的中国正处于法律精神成长的时代，也是种种法学思想纷纷登场的时代，种种的法学思想尽管看上去班驳陆离，但是，粗略地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以批判为生命的法学，它所有的工作就是寻找自己的敌人并将其掐死，一旦，有一日敌人全被掐死了，或者，敌人没死，但是，唠唠叨叨的批判已显得无聊了，那么，这个学派也就行将就木了；另一类是以建设为生命的法学，他象一个好孩子，默默地做着自己的梦想，踏实地干着自己的事情，非到万不得以，才和别人红着脸吵一次。我想，本文所引介的分析法学不应是前者。
五、
从去年的初秋到今年的阳春，大约半年时间，我在电脑键盘上敲的最多的两个字就是“分析”，正是在这“分析”的日子，方觉得这才是一个真正学习的过程，因为学习就是理解，而理解就是系统化、结构化。当私权的问题成为“压倒一切”的问题时，出现在我的感觉与知觉的世界里的所有的法条、案例、观点、资料都频频进入我的脑袋和“私权的概念”握手，手拉手，于是，就逐步成了一个网。我象一只蜘蛛忙碌了半年，终于织就了一张关于私权的网，还不知是否能经得起“答辩狂风”的考验，所以，“大风起兮”时蜘蛛才有的那种惶恐我现在也算是实实在在地体会着。
可幸的是，写作的时候，我的脑袋基本还是好使的，感觉到它好象是一只奶牛，过些日子就会溢出些许灵感的奶汁，有些灵感竟是以完整的语句形式呈现在脑海之中，使我感到做学问的畅快；不过，在论文写作最为艰辛的时候，我的身体则象我的电脑一样，时时出一些小毛病，也令我深切体会到学术之路的不易。
感谢我的导师江平教授，导师博大精深的学术情怀和宽宏仁厚的人格魅力凝聚着真正的民法精神，他深深地影响着我的精神世界。感谢杨振山教授，他对民法上的哲学理念的诚挚关怀时时感染着我、激励着我。感谢答辩委员会另外三位老师：谢怀拭研究员、沈宗灵教授和方流芳教授，他们的批评与鼓励将是我的一笔重要财富。
感谢王文杰先生从台湾惠寄珍贵资料，其中拉仑兹的《法学方法论》令我爱不释手，还有王泽鉴教授亲笔题写赠言“为法律而奋斗”的他的一套专著令我获益非浅。感谢我的朋友刘俏先生，他在美国UCLA撰写他的经济学博士论文的繁忙时刻，还为我查找、复印并邮寄科克洛克的《法律关系》（Jural Relation）等珍贵的英文文献。感谢我的朋友成向阳先生从香港大学给我带来有关霍菲尔德的全套复印资料。
这里，我还要感谢英国法学家杰克逊（Bernard S. Jackson），当然，对他说感谢，多少有一点巴结的味道。杰克逊是当代符号学法学的一流大师，在国际法学界有不小的影响。在一次网上冲浪时，我无意发现了他的网页，并给他发了一份E-mail，索要他的一篇论文《结构主义与法学理论》，不到一个月我就在政法大学收发室里取到了来自曼彻斯特的他的亲笔回函以及资料。
毕业将至，以往那种“心迷五色，性无定数”的感觉渐渐远了，一种澄澈的“为学”的念头油然而生，但愿这不是一时的幻觉。
国际法博士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 法学论文 数据库 电子资源 中国
Abstract: As the meat-and-potatoes means by which scholars do researches, academic papers help to size up the status quo ante and to keep abreast with the latest developments in a special field of study. This thesis, a somewhat overall survey of the electronic versions of dissertations on jurisprudence by Chinese scholars which actually abounds in resources, focuses on the databases of papers on jurisprudence to give a detailed account of the Chinese databanks of papers on jurisprudence, to balance the shortcomings against their achievements as to pass equitable judgment on them, to make a comparison of these Chinese databases with those sponsored by data-warehouses abroad or in foreign languages, primarily English of course, and to point out the way forward as well as to indicate the general orientation in jurisprudential database buildings.
Keywords: dissertations on jurisprudence database electronic resources China
学术论文是了解某一专业领域学术研究最新动态、掌握本学科未来发展方向以及进行学术研究之最基本工具，其蕴涵的信息量之广、之新是学术专著所无法比拟的，故而为学者进行学术研究所不可或缺。就法学论文而言，其涵盖范围较广[1]，本文则专指那些涉及法学研究的学术性文章，包括刊登在各种法学类或综合类学术期刊和报纸上的论文、法学学术会议论文集以及法学学位论文[2]。过去，法学论文的查询途径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直接从期刊、报纸中查找；二是借助于诸如全国报刊索引、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以及社科文摘和新华文摘等辅工具；三是各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图书馆（资料室）所做的专题剪报（刊）资料。专题剪报（刊）资料一般都由专业图书馆人员从所订报刊中精选剪裁而得，并按照各学科体系详细分类归档，简单直观，使用起来极为方便，是研究人员查询学术论文的主要途径。[3]但对于不具备以上便利条件的研究者来说，查找资料就是一件费时、费力的事，有时甚至不得不为了找一篇文章或寻一期刊物而走万里路、查万卷书。而近年来蓬勃兴起的互联网技术和法学论文（索引或全文）数据库与光盘制作则为人们带来了快速、便捷、科学的检索方式。科研手段的革命性变革将学者从浩渺无际的信息海洋中解放出来，几乎可以说足不出户就能饱览天下，从而使其能将主要精力放在问题的研究而不是资料的查找上面。传统的纸制索引、目录在保持原貌的前提下，也顺应时展，大多制作了数据库和光盘。而各单位内部所做的专题剪报资料今天的情况则各不相同，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图书馆已于2001年停止做剪报（刊）资料，而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图书馆仍保留剪报（刊）资料的制作，再如华东政法学院图书馆、西南政法学院图书馆等则将其制作成数据库[4]或纸制形式的目录索引[5]。另外，随着各种官方、半官方或个人学术网站的建立而发展起来的网络学术资源亦日渐丰富，这些网站荟萃了众多法学界知名学者的真知灼见，其信息更新速度之快、对热点问题反映之迅捷、专业性程度之深广确实为光盘数据库所不及。目前，我国学术电子资源中的论文数据库基本为几大数据公司所垄断：社会科学领域为清华同方属下的中国期刊网[6]和人大书报资料中心的《复印报刊资料》数据库[7]，自然科学领域则是重庆维普公司的天元数据网[8]和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与万方数据公司合作制作的万方数据资源系统[9]。而其他机构制作的光盘数据库则无论信息容量、还是产品种类、抑或社会影响力都远不能与之并论。另外，某些法律网站中设立了专门的法律论文库，如法律帝国、法律图书馆、正义网等。本文首先对我国法学电子资源做出综合概观，并在衡得量失的基础上，为今后法学论文数据库的制作、发展探索性地提供对策，以便使这些宝贵的文献资源更好地为科研服务。作为一种新兴资源形式，电子资源按资料类型分有以下几种：一是电子出版物，这是电子资源的主要组成部分，包括全文/索引数据库、电子期刊、电子图书、电子报纸以及地图等，大多以光盘数据库形式发行，有些则以付费网站形式存在；二是因特网信息资源，包括WWW站、电子讨论组、电子邮件、新闻组、公告栏等；三是自建数据库，[10]目前来说，法学论文数据库是法学研究参考文献的主要来源，本文拟对此做重点介绍。
一、法学论文数据库概况
（一）综合性学术论文数据库[11]
1 CNKI工程
CNKI工程即“中国知识基础设施工程”（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的简称。CNKI工程是以实现全社会知识信息资源共享为目标的国家信息化重点工程，被国家科技部等五部委确定为“部级重点新产品重中之重”项目。CNKI工程于1995年正式立项，由清华大学光盘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清华同方光盘股份有限公司、清华同方教育技术研究院等单位承担该工程的实施。主要从事中国期刊、报纸、博硕士论文、重要会议文件等论文的部级大规模全文文献资源的数字化、网络化建设，面向全社会服务。CNKI包含的数据库有：
（1）《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是CNKI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最早的产品，分光盘版、网络版两种形式，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连续动态更新的中文期刊全文数据库。毫不夸张地说，无论从公司的背景、实力，还是从所搜集的资源的规模、范围以及数据库的规范性、科学性的角度看，中国期刊网是国内众多法学论文电子出版物中的“国家队”、“航空母舰”， 被誉为“部级重点新产品重中之重项目”， 是中国最权威的、同时包含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期刊的唯一全文数据库。全文数据库收录了自1994年以来全国公开出版发行的核心期刊与专业特色期刊5300种，累积全文文献800万篇，题录1500余万条，分为理工、农业、医药卫生、文史哲、经济政治、法律、教育、社会科学综合、电子技术与信息科学等九大专辑，126个专题数据库，网上数据每日更新。
（2）《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全文收录了自2000年6月以来中央级及地方级以上重要报纸500多种，每年精选 80 万篇文献，累计文献量220多万篇，包括政治、军事、法律、经济等六大专辑，36个专题数据库。网上数据每日更新，光盘每月更新。
（3）《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在后面介绍）
（4）《中国重要学术会议论文》数据库。是国内唯一的学术会议文献全文数据库，收录自1998年起我国各级政府职能部门、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学术机构等单位的会议论文集。现已收录1000本论文集、近10万篇论文及相关资料，每年增加1500本论文集、约10万篇论文及相关资料。 内容覆盖理工、农业、医药卫生、文史哲、经济政治、法律、教育与社会科学综合等各方面，已经上网文章60000篇，2003年9月份累计文献量可达10万篇。网上数据每日更新，光盘数据每季度更新。
2 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数据库（光盘形式）[12]
该数据库是《复印报刊资料》的电子版，由人大书报资料中心与北京博利群电子信息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开发制作。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成立于1965年，是国内最早从事搜集、整理、存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信息资料的学术机构。其包含的有关法学内容的综合性或专题性数据库主要有以下四种：
（1）《复印报刊资料全文》数据库。精选全国公开出版的3500余种报刊上发表的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论文全文，该光盘收录自95年至今100多个专题全文复印资料，分为五大类，法律与马列、政治、哲学、社科总论分为一类。法律类又细分为法理学和法史学、宪法学和行政法学、民商法学、经济法学和劳动法学、刑事法学、诉讼法学和司法制度以及国际法学等七个部分。2003年，《复印报刊资料》全部102个专题转载的全文总量为21847篇，涉及的报刊数量为3292种，其中全文转载的报刊数量为2588种。其中，法律类7个专题转载的全文总量为1003篇，涉及报刊数量为1235种，其中全文转载的报刊数量为213种[13]。数据每季度更新。
（2）题录型数据库。包括两种数据库：第一，《复印报刊资料专题目录索引》数据库汇集了1978年至今的《复印报刊资料》各刊的全部目录，按专题和学科体系分类编排，累计数据80多万条；第二，《复印报刊资料索引》（总汇）数据库汇集了1978年至今的百余个专题刊物上的全部题录（包括每年未选登的目录），总计365 万多条，比《复印报刊资料专题目录索引》数据库数据量更大、信息覆盖面更广。
（3）回溯性全文数据库。其中法学部分包括：第一，《法学》数据库，数据年限为1979—1995年，包括法理学、法史学、宪法学、行政法学、民商法学、经济法学、劳动法学、刑事法学、诉讼法学、司法制度和国际法学等方面的研究资料，从1996年起，《法学》的各部分内容分别设立了专题；第二，《经济法学、劳动法学》数据库。数据年限为1986—2001年，包括宏观调控法、企业组织管理法、市场管理法及各项劳动法律制度等方面的研究资料。
（4）《中文报刊资料摘要》数据库。收录了1994年至今包括法学在内的18种人文社科文献的专题文摘，文摘内容都是经过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的专业人员提炼和浓缩的学术资料，记录科研成果，反映学术动态，便于掌握某一问题的研究历史、现状和动向。累积数据近5万条，每年更新数据。
3《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14]
《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是《全国报刊索引》电子版，由上海图书馆制作。2000年起分哲社版和科技版两个单列库发行。其收录的数量与收录报刊品种上都多于报刊索引，是目前国内唯一收录数据总量最大、报道时间最早、时间跨度最长的特大型文献数据库之一。其总数据量已达到560万条，社科版年更新数据23万条，月报道量在1.8万条以上。社科版的数据已回溯至1857年。该数据库具有文献信息量大、检索点多、查询速度快等特点，分为光盘版和网络版两种形式。其社科版收录了全国自然科学类期刊6，000多种，报纸200余种，基本上覆盖了全国邮发和非邮发的报刊。内容主要涉及马列主义、思想、哲学、社会科学、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科学等各个学科。条目收录采取核心期刊全收、非核心期刊选收的原则。2000年开始数据分类标引采用《中国图书馆分类法》。
4《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15]
英文全称为Chinese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缩写为CSSCI。它是由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1998年开发研制的数据库，主要包括来源文献检索和被引文献检索两大部类。来源文献检索主要用来查询检索到包括普通论文、综述、评论、传记资料、报告等类型的文章，被引文献检索主要用来查询论文(含学位论文)、专著、报纸等文献被他人引用的情况。CSSCI涵盖了法学、政治学、哲学、宗教学、语言学、文学、艺术学、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新闻与传播学、教育学等社科领域主要中文期刊上发表的论文， 1998年收录期刊496种，99年506种，2000年和2001年419种，台港澳地区及海外华文期刊16种，2003年418种。
5《人民日报》索引/全文数据库
《人民日报》索引光盘包括1946-1995年刊载于人民日报上的全部文献的标题及其出处（含年、月、日、版）。《人民日报》1996年全文光盘包含1996年人民日报的图文信息。
（二）法学专业性学术论文数据库
目前，法学类专业数据库主要由各高校（信息提供者）与北京博利群电子信息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开发研制而成。主要有以下几种：
1《诉讼法文献索引及全文》数据库
由司法部立项，西南政法大学常怡教授主持的课题组编选、集合而成。数据库共分六个组成部分：行政诉讼、民事诉讼、刑事诉讼、仲载、公证、律师，收录有1949－2001年有关上述六个部分的代表性、权威性专著、教材、文献资料，共2，7000多条。
2《民事程序、实体法学参考资料》数据库
由西南政法大学常怡教授等整理编选，分民事程序法学参考资料和民事实体法学参考资料两大部分。收录著作133册，近3700万字量。其中包含一些从未发表过或绝版的珍贵资料，涉及国内外的历史资料、司法部门文件、专著、教材、论文、国际学术会议、专业文献资料、法典和案例分析等，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较高。供内部参考教学使用。
3《中国法学文献题录索引汇编》数据库
汇集了华东政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人大书报资料中心自1978-2002年以来编选的25多万条法学题录。具有库容量大、覆盖面广、分类法细、信息量多等特点。
（1）《华东政法学院法学索引》数据库。根据华东政法学院图书馆从全国700多种报纸、杂志中挑选的法学论文索引研制而成，时间跨度为1983年至1999年，是目前国内唯一收录各大主要报纸上刊登的法学论文的索引数据库。从法的发展、国内不同法系以及国际法几大类中进行了细致、准确的分类，使查询更方便、更准确。具体内容分类为： 宪法、行政法、经济法、民法、刑法、诉讼法、科技和文教卫生管理法、海商法、国际法、国际经济法、国际私法、司法制度、法的理论、法学史、法律思想史、法律制度史、世界各国法律17大类，数百个子类。
（2）《中国政法大学法学索引》数据库。根据中国政法大学图书馆搜集的全国近千种法学期刊上刊登的法学论文索引制作而成。包括法学基础理论、宪法、行政法、经济法、民法、劳动法、刑法、犯罪学、监狱学、诉讼法、司法制度、中国法律制度史、外国法律制度史、中国法律思想史、西方法律思想史、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司法技术学、法学边缘科学等20多个专题领域文献题录索引。
4《检察日报全文》数据光盘版[16]
本数据光盘检索系统收录了自1991年7月4日创刊到2001年5月31日的十年里《检察日报》所有的图文信息，浓缩汉字1亿4000万余字，各类文章50余万篇，图片7万余幅。
（三）网络学术论文资源
除上述由纸制资料转化为电子版形式的数据库外（CNKI是个例外），还有一类依附于网站存在的数据库。这种以互联网为媒介的数据库，我们姑且称之为网络数据库。这类数据库类型较多，但规模一般不大，质量高低各异，并没有形成如CNKI 那样“一统江湖”的局面。一般而言，网上刊发的文章因缺少纸制载体严格的编审制度，故学术水准无法保证，因此也就不为人所看好。但最近情况似乎有所改观。某些依托于政法机构、新闻媒体、科研机构、大专院校设立的网站，如中国法院网（最高人民法院主管）[17]、中国法官网[18]、正义网（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检察日报》主办）[19]、《法制日报》[20]、中国法学网（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主办）[21]、北大法律信息网（北大法学院）[22]、中国民商法律网（人民大学民商法研究中心主办）[23]、中国刑事法律网（人大刑事法研究中心）[24]、中国诉讼法网（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研究中心主办）[25]、中国理论法学研究信息网（吉林大学理论法研究中心主办）[26]、中国环境法网（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中心主办）[27]等，或以权威性著称，或以其学术性见长。此外，一些个人网站也做得相当不错，如法律思想网[28]、公法评论[29]等。其共同特点在于，学术色彩比较浓，大都刊有知名学者的文章以及学者文集之类的数据库，有的如正义网还提供搜集自报刊的法学论文资料大全之类的数据库，学术价值比较高，只是都为收费网站。还有一些法律网站，如法律帝国中的论文帝国[30]、法律图书馆的法律论文资料库[31]，其商业色彩较浓，对作者及作品的审查不那么严格，因而学术质量难有保证。
（四）法学学位论文数据库
国家法定的学位论文收集机构有：国家图书馆收藏包括全国自然科学领域和社会科学领域的全部博士论文、博士后研究报告和海外留学生学位论文（近年来也开始收藏硕士论文）；中国科学院收藏自然科学领域的硕士学位论文，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收藏社会科学领域的硕士学位论文。国家图书馆、社科院都建立了各自的学位论文数据库，只是论文收录范围不再局限于原规定，都有不同程度的突破。此外，还有一些机构和商业性数据公司也建立了学位论文库，如CALIS的高校学位论文库、CNKI的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库。目前，还没有专业性学位论文数据库，所以笔者只能就这几较大的综合性学位论文数据库作一简单介绍：
1国家图书馆《博士论文资源》数据库[32]。迄今为止，该库已收藏1981年我国实施学位制以来的博士论文（包括所有博士授予单位及其专业）8万余种，收藏率高达98%；收藏硕士论文和博士后研究报告万余种。此外，还收藏有1992年以来自海外征集到的中国留学生的博士论文千余种。
2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中心《学位论文》数据库[33]。1984年国务院学位办公室发文指定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为收集全国各学位授予单位通过的社会科学硕士学位论文，并建立全国社会科学硕士学位论文库。后来又收藏了部分博士学位论文。现在已收藏博士、硕士论文书目8万种，通过分类号检索方式查询到法学类学位论文9052条。
3《中国学位论文文摘》数据库[34]。始建于1995年，由万方数据公司和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联合制作。收录了我国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各领域的硕士、博士及博士后研究论文的文摘信息，至 2004年4月3日，总计437，324条数据，每月更新。
4《CALIS高校学位论文》数据库[35]。收藏了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全国著名大学在内的83个CALIS成员馆的硕士、博士学位论文文摘，到目前为止收录加工数据7万条。
5《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是目前国内相关资源最完备、收录质量最高、连续动态更新的全文数据库，迄今已完成2000-2003年8万本论文的数据加工与入库。该库每年收录全国300家博士培养单位的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约28000篇 ，分为包括经济、政治及法律在内的九大专辑。网上数据每日更新，专辑光盘每季更新。
二、上述数据库简评
我国纸质期刊的电子化起步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且进展较快。经过十余年发展，已基本上改变了手工作坊式的资源制作方法及纸制媒介的单一检索方式，提供了更为便利、快捷、准确的检索手段，使得研究人员足不出户就可浏览全国乃至全球的学术论文，这当然极大地便利了学术思想的广泛传播，从而进一步推动了我国的学术繁荣。而西方发达国家纸质资源电子化进程则起步比我们要早。早在1973年，Lexis公司就进入米德（Mead）数据中心，提供俄亥俄州的法典、案例、美国法典以及部分联邦判例法的全文。1975年，该数据开始在大学法学院图书馆启用。同年，Westlaw公司开发了首家在线检索数据库——WESTLAW数据库[36]。LexisNexis公司与Westlaw公司是英美法系国家中规模最大、数据最权威的两大商业巨擘。其涵盖范围不仅包括法律（法规）、判例等原始资源（既有美国各州、联邦的判例和法规，也有英国、加拿大、法国、欧盟等二十五个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法律资源），还有期刊、报纸上的学术论文以及法律新闻等二次资源。基本上形成了一个完整、多层次、多侧面的法律资源体系，能同时检索多种不同数据库，可谓相当便利。不仅如此，两大数据库在功能上也各具特色，难分轩轾。如，Westlaw数据库有关键引用（keyCite）、主题摘要（West Topical Highlights）、在线服务、PDF格式文档等特色功能；LexisNexis数据库中依个体需求特设的Shepard报告、案例摘要和核心概念、电子剪贴服务（Eclipse）、实务领域页面等功能也独具特色[37]。相形之下，我们国内的光盘数据库就要逊色许多，总的来说就是缺乏特色、功能单一、大同小异、较少独创性。如法律（规）、判例光盘数据库与学术论文光盘数据库总是单独分开做，而未能将理论与实务相链接，同时满足使用者的不种需求。当然，要想将两者合二为一，就国内现有条件而言确实难以为之；而且，规模的过分庞大必然给质量的把关和内容的精致提出更高要求，做得不好效果将大打折扣，人力和物力自然有付诸流水之虞。再者，内容雷同，缺少特色。纵观我国各个光盘数据库，除个别的在制作技术或信息含量大小方面有所不同外，几乎可以说是千人一面，大同小异，缺乏创新。这种重复在网络学术论文资源中尤为严重，法学界知名学者的学术文章在各大网站几乎都能看到。所以，缺少原创性是网络学术论文的致命硬伤。与成熟的外国同行相比较，我国国内网络数据库无论在种类和内容上、还是在制作技巧上都有不少差距。下面笔者将从宏观上就目前我国网上学术资源存在的主要问题谈几点看法：
1 数据库品种比较单调。从文献类型上看，我国现有的法学数据库主要集中在期刊/报纸论文、学位论文、会议论文等一次文献上，二次文献数据库也就是目录索引，文摘类似乎只有《中文报刊资料摘要》。从文献来源看，又多集中于学术期刊，专门的或包含报纸论文的数据库则较少[38]；数据多为各个报刊的集合体，单独某个专业期刊/报纸的数据库很少。从数据库类型看，涉及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各领域的横向综合性数据库较多，专门针对某一领域的纵向专业性数据库不多，且规模也较小。
2 从所包含的信息量看，数据库的权威性值得考虑。目前已有的光盘数据库除CNKI外，大多是原有纸质资源的电子版，所以规模都不大；由此，数据的权威性也就值得考虑。那些据以为基础的印刷型资源是否收全？质量如何？保存是否完整？有无缺失？我们知道，囿于经费、人员、场地等客观条件的限制，即使是公开发行的专业性报刊，各单位一般也不能订全；更何况还有许多因种种原因而无法订阅的报刊（如有些发行量较小或受地域限制很难订阅的报刊以及不公开发行的内刊），这些刊物中有的还是有一定学术价值的。这些缺失的资料如何弥补？特别是时间较早的资料是否都一一予以查找、补齐？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那些以纸质资源为基础制作的光盘数据库的权威性、准确性及可信性就得不到保证。即使是口碑比较好的大数据库，也不尽如人意。CNKI存在的问题，早就有学者撰文指出[39]，并且全文只回溯到1994年；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的专业水平要高一些则，主要是文献题录，提供全文的比较少，因此还得再次查找原文，故使用起来不甚方便。
3 制作普遍比较粗糙，技术有待进一步完善。首先，不注重细节。国外数据库如Lexis（/），分类很细，制作较专业，为用户考虑得比较周到。每个数据库旁边通常都有对该数据库情况的介绍（Sources Description），如在Law Review and Journey数据库中，就有该数据库内容的简要概括（Content-Summary）、收录范围（Coverage）、更新情况(Update-Schedule)以及期刊名录(Complete File)等内容。而在我们的数据库中，这种提示性的介绍一般比较少或几乎没有。如博利群公司制作的《法学文献题录索引数据库》中包含中国政法大学、华东政法大学和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三个数据库，但在互联网使用界面上并没有关于这三个数据库的各自介绍材料（在纸制广告材料中有），想了解该数据库基本情况的用户还得参照纸制简介。这类事情虽然并不影响数据库的使用，但是如果处理不好，用户使用起来就会觉得不便。其次，在检索标准的设置上，全国没有统一的规范可循。这方面，问题集中反映在分类检索上。在法学领域，对各部门法的分类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基本上是各行其是，分类较粗；又没有一个详尽的说明，给用户带来不少困难。如CNKI的分类检索中，法学类被分为法史、法理及国际法，宪法、行政法及地方法制，民法和商法学，刑法、诉讼法学及司法制度等几大块。包括土地法、农业经济管理法、劳动法、自然资源与环境保护法在内的几个部门法都被分到宪法、行政法和地方法制中。比照法学理论中关于各部门法的概念、抑或中图法中对法学的分类，上述分类方式都不太科学。《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数据库》中有分类号检索，但依据的也显然不是中图法。博利群数据库中的《法学文献索引库》中的分类号检索，因为没有说明，笔者想当然按照中图法分类号进行检索，但不得要领。后来才发现，中国政法大学、华东政法学院的数据库中分类号、分类名称检索是同一的。另外，有些资源本身涉及多个部门法，甚至跨越了学科，放在哪儿似乎都行，这种情形如何把握？分类标准的不统一自然将导致分类的混乱，从而直接影响检索结果的准确性，进而影响对某一问题、某一学术领域研究状况的宏观把握。
三、法学数据库发展方向
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不断发展完善以及法学领域研究的逐渐深入，对法学学术论文电子资源的需求也必然越来越大。受制于资金的短缺，现在还有许多纸制文献未转化成电子版。而现有法学学术论文电子资源无论从其所覆盖的信息的数量和质量、还是其制作技术上，目前尚不能尽如人意，故仍有很大发展余地和提高空间。这里，关键是如何制作出高水平的专业性学术数据库。笔者以为，从资金投入和技术支持两方面看，今后短时期内很难建设起一个堪与CNKI或《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相等量的光盘数据库，而实际上也根本无此必要。其实，数据库种类的多样化，内容和功能的特色化与个性化，制作技术的规范化与科学化，是我们未来发展电子学术资源最应关注的问题，而不必一味追求规模有多大。因此，笔者以为：
1 今后我们应建立品种上更为丰富多彩的数据库。当前的法学论文数据库大多为众多期刊、报纸所载论文的数据库，某一期刊或报纸的专门数据库还少。一些比较重要的期刊、报纸，尤其如《中国法学》、《法学研究》、《法制日报》等学术地位较高的专业刊物、报纸，目前还未能做成数据库[40]，这确实殊为可惜。实际上，这类期刊、报纸的数据库，尤其是回溯性数据库，其学术价值是不言而喻的。文摘，作为二次文献的一种重要形式，其对研究的指南作用较单纯的目录索引显然更胜一筹，特别是相对于受版权制约的全文数据库，它更是自有其优势。目前，这方面的数据库还不多，以后无疑应该多做一些法学论文或法学学位论文文摘数据库，以便给研究者提供更为丰富的电子文献资源。
2 有特色、有深度并经过编辑加工的专业或专题数据库应成为今后建立学术数据库的主要方向。众所周知，评价一个数据库，关键要看其内在的学术品质而非外在的数量规模。那些规模庞大的光盘数据库，其所包含的学科领域太多，收集的期刊每每多达数千种，虽可谓大而全，但其中真正高水平的学术期刊并不很多，可高水平的学术文章却大都集中于这类核心期刊。法学类核心期刊说来只有20 种[41]，南京大学制作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2003年收录的法学类期刊亦不过16种[42]，CNKI收集的期刊包括法学类、综合类的期刊种类则远远不止于此，因而检索结果数额庞大，其中良莠不齐、鱼龙混杂，使用者不得不花费宝贵的时间、精力来去芜取精，因此反倒不如经过一定编辑加工的人大《报刊复印资料》[43]更为学者所乐于检阅。而只涉及某个学科领域的那些专业或专题数据库，如西南政法学院制作的《诉讼法文献索引及全文》数据库，则因其细致的专业分类和丰富的资料来源而为专家所称道。例如，它将诉讼法总论的三级目录又分为诉讼制度、诉讼参与人、证据、期间、送达、诉讼时效、费用等12个部分，这种详细的分类使得检索者既能准确、快速地找到所需资料，又不致发生任何遗漏，故使用起来极为方便。目前，国内此类就某一专业领域或某一专门问题而建立的资料齐全、有一定深度、分类又较细的法学类专业或专题数据库并不多；而法学各学科的发展则可谓日新月异，新的部门法层出不穷，法学研究所涉及的问题因此也越来越深、越来越细，相应地对法学文献资源的要求也就自然是越来越深、越来越细，因而法学专业或专题数据库的发展应该说是大有前途。目前，制约专业或专题数据库发展前景的关键是版权问题，这也是任何数据库、网站都无法回避的现实。有些图书馆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片六个所属图书馆都根据本学科内容制作了相关数据库，但受版权限制而无法对外公开。其使用范围相对狭小，无法形成资源合理利用的良性循环，造成资源的闲置和浪费，从而反过来影响资源的利用和开发。如何合理、有效地解决好版权问题，也是我们今后发展法学学术电子资源必须面对的问题。
3 数据库的制作应更加规范统一，功能应更加强大。首先，在分类上应有一个统一标准。印刷型书籍通常是按照中图法（第四版）分类。光盘数据库也应有一统一分类标准，即便不依中图法分类，至少也应出台一个公认的业内标准，从而使检索更加方便、快捷，以此来从根本上避免目前各自为政、自成体系所带来的问题。其次，数据库的设计应以人为本，时时刻刻考虑到使用者的便利。数据库不过是储存信息的媒介，操作越简单越好，制作愈细致愈佳。应根据法学各部门的特点与文献的类型来设计数据库，使数据库在结构与功能上更具特色，服务更加智能化、个性化。再则，在数据库的内容上，应集论文（索引、全文）、图书、法规（国内外）、判例、动态新闻等内容于一体，更加开放、扩展、动态性，使用户最终通过一个平台就可检索、获取各种不同的信息资源[44]。
[1] 有广义、狭义说。狭义指有一定学术价值之法学论文，广义则指所有涉及法学研究领域之文章。至于因特网上刊载的法学文章，因学术价值高低各异，故只做简要介绍。
[2] 法学学位论文包括法学硕士和法学博士论文，篇幅长于一般学术论文，又不同于正式出版的法学专著，故包含在本文范围内。
[3] 惜其一般没有装订，极易丢失；又没有目录，不易检索。
[4] 华东政法学院与博利群公司联合制作的《华东政法学院法学索引》数据库。
[5] 邹育理主编：《中国法律期刊文献索引》（2001、2002），法律出版社2002年6月、2003年8月第1版。
[6] .cn/。
[7] .net。
[8] /index.asp。
[9] .cn/。
[10] 赵哨军：《电子资源及其对图书馆工作的影响》，《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1年第3期；赵光林：《试论电子资源的馆藏发展与维护》，《情报资料工作》2002年第6期；林葵：《图书馆电子资源的宣传、培训与服务》，《图书馆界》2003年第2期。
[11] 为叙述便利，本文将法学数据库以外的其他专业数据库均视为综合性数据库。
[12] 因其包含的数据库品种比较多，故放在综合性数据库中做介绍，各数据库情况介绍来源于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征订宣传手册》。
[13] .net/pm2003.asp。
[14] /chinese/jszx/，/chinese/fwzn/zyly/gpsjk.htm。
[15] .cn/default.htm。
[16] /zyw/sjgp/index.htm。
[17] /‘
[18] /。
[19] /zyw/。
[20] .cn/
[21] .cn/
[22] /。
[23] .cn/。
[24] .cn/。
[25] .cn/。
[26] .cn/。
[27] 。
[28] .cn/。
[29] 。
[30] ，收费。
[31] /lw/，免费的。
[32] 202.96.31.42:9080/doctor/index.htm。
[33] 10.4.131.199/ecolas-c/search/search.php?class=simple_all。
[34] .cn/src/zyzn/wf_zyjs_index.asp?db_id=1
[35]/chinese/CALIS高校学位论文库.htm。
[36] 刘丽君、于丽英主编：《漫游虚拟法律图书馆——在线法律资源研究指南》，第98页、72页，法律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
[37] 同36，第79-80页、第99-100页。
[38] 目前比较有影响力的只有两家： CNKI的《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和人大的《中文报刊资料摘要》。
[39] 叶新明：《对期刊论文全文数据库光盘的理性思考》，《中国图书馆学报》2000年第3期；王效锋：《CNKI报纸数据库收录范围的质疑》，《四川图书馆学学报》2002年第4期；朱兰芳：《使用CNKI的实践和思考》，《现代情报》2002年第7期等。
[40]《法制日报》之回溯性数据库正在制作中，现已回溯到2003年，预计今年下半年发行。
[41] 社科类核心期刊的认定，目前权威性的有两家：即北京大学图书馆与北京高校图书馆期刊工作研究会联合编辑出版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和社科文献计量评价中心共同编制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本文根据的是后者，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2月第1版。
[42] /cssci_lyqk2003.htm。
[43] 《复印资料》收录的法律类期刊、报纸有30种，见.net/pm2003.asp。
国际法博士论文范文第9篇
完成了博士论文，又出版了专著，在一般人的眼里，一个学术问题的研究也该告一段落了。但是，追求严谨的臧运祜老是不放心，在他的心里，总有这样的疑问：该用的资料是不是都用上了?是不是还有许多资料没有被发现?带着这样的疑问，他查遍了中国的档案和文献机构，然后又东渡日本，要在日本查找更多的档案和资料。
在中国保存的中日关系的档案资料不多，到了日本，在对外务省外交史料馆、防卫厅防卫研究所图书馆、国立公文书馆的档案进行研究之后，他发现日本保存的资料也极其有限。因为对于中日关系中许多重大事件的记录都被彻底地销毁了。他把在近些年里的发现写成了一篇论文，发表在近期出版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上。
根据臧运祜先生的研究，日本的外交档案本来应该是比较丰富的。明治维新以来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有关外交关系的重要档案一直都在外务省的书库里得到了很好的保护。但是，在日本宣布投降前后，外务省的外交档案却遭到了一次最大的人为毁坏。
8月7日，在距离日本投降还有一周的时间，外务省做出了“烧毁记录”的重大决定。同日，外务省召开了以外务次官松本俊一为首的干部会议，制定了《关于外务省文书的处理方针及设置临时外务省文书委员会的文件》；同日，外相东乡茂德对于该文件予以认可。这份文件特别提出：“外务省记录文书；不管其内容如何，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委诸第三者利用。……为了不要委诸第三者，可以采取下列方法：1、充分、尽快地全部烧毁；2、埋藏于现地附近的土地中；3、面临紧急事态时，迅速烧毁。”臧先生解释说，日本外务省烧毁档案、毁灭战争罪证的目的性极强。根据上述文件，日本外务省的文书，不管内容如何，都不允许以后被第三者利用，因而也都列入被销毁之列。
8月14日，在日本天皇御前会议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向盟国投降的同一天，日本外务省又决定烧毁重要机密文书。8月17日，外务省文书课长专门拟订了《关于文书处理的文件》，规定：属于机密内容的外务省记录，大部分原则上予以烧毁。
为了销毁档案，日本外务省成立了专门机构，了两道命令，因而，说有计划地、大规模地销毁档案是日本投降前后的“国策”一点也不为过。
日本销毁档案的另一个重点是日本军部的档案。臧先生介绍，日本的军部主要是陆军和海军。军部对档案的销毁几乎与外务省同步进行。1945年7月26日，日本还没有投降，日本海军就发出了烧毁档案的命令。臧先生引述服部卓四郎战史著作中的话说：“在天皇的停战决定颁发以后，马上由参谋本部总务科长和陆军省高级副官向全体陆军部队发下了奉谕焚烧机密文件的通知”。日本的有关专家也认为，日本政府8月14日在决定投降的同时也决定烧毁重要机密文书。据此，陆海军分别向各自的部队、机关、学校等发出了烧毁机密文书的命令。8月14―16日，日本大本营陆军部、陆军省等陆军中枢机关所在的东京市谷台上，焚烧机密文书的浓烟不断。与此同时，在大本营海军部、海军省等海军机关所在的东京霞关地区，也同样烧毁了机密文书。
除了外务省和军部之外，日本还有一个保管重要档案的地点，就是天皇的侍从武官府。这里保存着日本军部首脑人物(陆、海军大臣，参谋总长、军令部长)上奏天皇后留在天皇身边的文书。臧先生说，这类文书，也在战败之时，根据侍从武官长莲沼蕃大将的指示，经由侍从武官之手，在坂下门附近的皇宫之内，进行了烧毁。
根据臧运祜先生的研究，日本军部对档案的销毁比外务省对档案的销毁还要彻底。不但档案被销毁了，就连销毁档案的命令也被销毁了。因此，今天谁也没有看到过军部销毁档案命令的原件。不过，日本学者找到了驻扎在九州的一个部队根据大本营的命令而的销毁档案的命令。根据这个命令，对于各部队的档案，只要保管者认为需要销毁，就可以销毁，不需要向上级长官请示和报告。这样销毁档案比较迅速，也比较彻底，大量的档案不但被销毁了，而且销毁档案之后，连纸灰都被处理一遍，以至于日本军部究竟销毁了什么，销毁了多少，谁也说不清，连日本人最后也只能用“几乎丧失殆尽”来形容。
和德国比较起来，日本销毁档案有一个特点，就是时间比较充分。德国是在其本土上被盟军打败的。在战争进行当中，纳粹自顾不暇，根本就来不及销毁档案。而日本则不然。日本是在8月15日宣布投降的，在此之前很长一段时间，日本失败的迹象已经非常明显。日本政府中的一些人在这个时候就已经开始销毁档案。日本宣布投降后，直到9月2日才签署投降书，9月中旬，美国军队才开始占领日本，并且这个时候的主要任务是抓战犯。只在11月29日之后才开始注意到档案的问题。从8月15日到11月29日共有3个半月的时间，在这3个半月的时间里，日本人可以有充分的时间去销毁对自己不利的档案。
由于日本人有充分的时间，使得美军到来之前日本重要档案就已经“几乎丧失殆尽”。因此，美国接收的档案只是日本销毁之余的档案。其重要性已经大打折扣。
臧先生介绍，美国对日本档案的接收目的性极强。他们只着重接收了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日本军部的档案，在军部的档案中，尤其让美国人感兴趣的是有关细菌战研究的档案。美国不但把在中国搞细菌战的专家搞到了美国，而且也把有关细菌战研究的档案搞到了美国。据介绍，美国在日本接收档案4个月，接收军部图书资料25万册，档案3万卷。美国接收的另一个重点是外务省的档案。由于外务省的档案销毁严重，美国接收的档案并不多。日本学者认为，美国接收的档案有476卷。美国把接收的日本档案运回到华盛顿，存放在华盛顿文献中心图书馆。1948年2月，军部档案被送往美国国家档案馆，外务省的档案和军部图书资料被送给国会图书馆。后来美国对日本外务省的档案进行了复制，用了28个月的时间，拍摄了2116个胶卷，原件则还给了日本。
到日本查找档案以前，臧先生在国内的相关机构中做了大量的档案查访工作。虽有收获，但不很充分。因为在中国的档案也和在日本本土的档案一样，有许多已经被人为地销毁了，剩下的部分有许多也失散了。
对于在中国产生的档案遭受破坏的情况，目前还没有人做过系统的研究。小过，叫以肯定的足，有大重的档案被日本和汉奸们销毁了。臧先生做出这样的推论有他自己的理由。
第一，日本政府和大本营发出了销毁档案的命令。日本投降时，日本在中国的军队还有100多万，他们直接受命于设在日本的战争大本营。东京轰炸对日本造成很大破坏，但大本营的命令仍然可以迅速传达到中国。
第二，日本军队在中国同样有销毁档案的充分时间。日本宣布投降的时候，的军队都在大西南，受降工作迟迟未能展开，9月9日何应钦才和冈村宁次在南京签署日本投降的协议，日本军队向中国投降的工作也还刚刚展开。可以说，日本军队至少要有几个月的时间从容地销毁对他们不利的历史证据。
第三，日本投降后，发生了不少重大事件，例如，毒气弹的掩埋等，这样重大的事件是不可能没有档案记载的。但是最近一些年经常有侵华日军遗留的毒气弹被发现的报道，但是从来也没有有关毒气弹掩埋的档案被发现。理由只有一个，就是那个时候形成的有关档案全部被销毁了。
一些重要的档案在中国不能被发现，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些档案被运回了日本，之后又从日本被转移到其他国家。例如，有关“七三一部队”和细菌战的档案有一部分侥幸躲过了有计划的焚毁，但却全部被转移到了美国。
日本投降前后对档案的系统性的破坏，使得抗日战争期间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失去了档案的记载。由于档案的缺乏，同时也由于战后对于日本军国主义罪行清算的不彻底，严重地影响了日本史的研究和日本人的史观教育。近些年来，日本右翼分子就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大放厥词，谁都知道，他们是在胡说八道，胡搅蛮缠，但是从学术上来说，由于没有当时的记录，你也没有无可辩驳的根据去反驳。由于档案的缺失，抗日战争时期的不少事件将永远是一个迷。
日本对档案的系统破坏造成了东京审判书证的不足。东京国际法庭在审判日本战犯时，由于原始的记录已经不存在了，不得不经常地使用的是人证，很少使用物证。这种情况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东京审判的不彻底，以致直到今天日本仍然经常有人翻案。这一点与纽伦堡审判完全不同。
国际法博士论文范文第10篇
《中国档案》：学过历史的人多少知道一点“一战华工”，但是具体是怎么回事却不太清楚，参加这次会议能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徐教授，您是怎么来关注这个问题的？
徐国琦：这个话说来就长了。我90年代在哈佛大学念博士学位时，博士论文的选题是“中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当时想做中国如何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跟国际接轨,在做这个题目的时候必然涉及华工，尤其是你做得很深的时候。但那时候侧重点主要是从国际史的角度研究中国与一战的关系，华工只是我关注的一小部分而已。后来博士论文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于2005年出版，华工在其中所占分量仍旧很小，只有一章。该书中文版在2008年夏以《中国与大战》书名由上海三联书店收入其著名的“三联人文经典文库”出版。
三年以前，中国国务院新闻办下属机构五洲传播出版社将“一战华工”列入其重要选题。凑巧的是，2000年我应香港中文大学属下的《21世纪》杂志主编之约，在该刊发表一战华工重要性的长篇论文。大概因为此篇论文的关系，五洲传播出版社的编辑找到我并邀请我承担此书的撰写工作。我当时因急需完成为哈佛大学出版社撰写的《奥林匹克之梦：中国与体育，1895-2008》一书，五洲传播出版社的华工一书的书稿一直拖到2007年才完成。该书虽为学术著作，但实际上是国务院新闻办的对外宣传资料。2007年11月五洲传播出版社以《文明的交融》为书名分别出版该书的中法文版。我在撰写此书时，即打算进一步研究“一战华工”问题。2007年夏在造访威海市档案馆时，威海市档案局的张建国局长在听了我的解释后，对这一题目很感兴趣，我们打算在威海合作筹办一次关于“一战华工”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当时合庆饭店的总经理杨机臣也参与讨论，他对这个提议非常支持，表示合庆饭店愿意提供方便、优惠。所以从那个时候我们就酝酿筹备这个会议。当我把开会的这个消息通过网络发出去后，有好多重量级的学者、有识之士都非常感兴趣，他们希望我们开完会之后把相关的东西到网上，一旦上网了，就向全球公布了。
举办此次会议的目的就是要世人关注“一战华工”的重要地位。我的那本《中国与大战》一书里第一次向西方人介绍中国对一战的贡献，我在《21世纪》的那篇文章中向读者强调一战华工课题的特殊意义，介绍一战华工这个所谓的弱势群体，如何帮中国跟国际接轨，如何参与拯救西方文明。我给五洲传播出版社写的那本书的书名就是《文明的交融》，把华工的重要性提得很高。国内的学者普遍认为北洋时期积贫积弱，是卖国政府，一战是狗咬狗的战争，几乎无人意识到华工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令人高兴的是，“一战华工”的重要性通过本次会议得到学术界认可，并得到媒体及威海当地政府的广泛关注。我目前正在撰写的华工英文专著能得到西方学术出版重镇哈佛大学出版社的青睐，这本身也就意味着此课题已经得到西方主流学术机构的承认。哈佛大学的极有影响且全球声誉很高的赖德克利夫高级研究院特聘我为2008-2009年度的驻院研究员，提供一切必要的研究和写作条件，让我得以集中时间完成这一专著。我的目的就是要通过此次会议和自己的学术专著全方位、大力度地把“一战华工”的重要性介绍给中外学术界，让全世界都来研究这一被遗忘很久的题目，关注“一战华工”这一特殊团体。
《中国档案》：这个课题以前为什么一直没有人深入研究呢？
徐国琦：这个实际上很简单，因为过去国内的学者都认为弱国无外交，北洋政府是一个军阀政府，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他们很少研究“中国与一战”的关系，你到北京国家图书馆，基本上找不到一本中国人自己写的有分量的“中国与一战”书籍，连这个大题目都没人关注，更何况研究“一战华工”呢。
另外一个原因，“中国与一战”或“一战华工”是一个跨学科的题目，不仅要求研究者对中国历史要熟悉，对中国政府的“以工代兵”策略熟悉，还要对西方的社会、西方的历史比较了解。 至少五个国家与华工有关联。中国当然是其中一个主要国家，法国和英国是当时在中国招募华工的两个主要国家。加拿大是第四个与华工有密切关系的国家，因为绝大多数华工是通过加拿大并由加拿大政府安排到达法国的。这一事实至今包括加拿大人在内的好多人仍不知道。美国是第五个与华工有直接关联的国家，因为美国在参战后向法国政府借用了大约一万华工为美国大兵做与战争有关的辅助工作。要对这一很有国际背景的课题有相当研究的话，挑战性是很明显的。所以做这个题目对国内外学者都有一定的难度。东西方学者都同样面临语言的问题和学术视野的问题。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的北京政府对“以工代兵”一事只能做不能说，并极尽掩盖之能事。因为中国作为一个中立国，害怕德国的报复，更不愿意把外交底牌都露出去。同时英法等国对此事也是能保密则保密，能误导则误导。一是属军事机密，二是堂堂大国居然求助中国帮忙，它们显然不愿声张。所以如果我们不跨国精心阅读多国档案，学者们是很难说出个所以然来。我做“一战华工”这个题目，已历经十余年，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寻找资料上了。我的档案资料绝大部分是从法国、英国、加拿大、美国找来的。从资料和观点上来说，撰写一部国际水平的华工著作的条件终于成熟。
我觉得现在也是把该题目做大的时候了，中国政府立项出书，就说明重视这个题目。哈佛大学出版社愿意提前跟我签关于“一战华工”一书的出版合同，说明西方主流学术媒体也在关注这个题目，威海市档案局在张局长的领导下，全力筹办这次国际会议，更是功不可没。可谓天时地利人和具备。
《中国档案》：现在在全球范围内有多少人在关注华工这个学术问题？
徐国琦：这个问题不太好回答，有些人关注，但他没法做，关注的人现在有一些，包括参加这次开会的代表，但是在学术上能有深入研究的，可以说微乎其微。主要是掌握资料有限，视野不够开阔，缺乏高屋建瓴的气魄。这是国际范畴的学术大问题，从一个角度，从一个国家，用一国资料来做，都不能深入，无法解释“一战华工”课题的全面意义。英国有一个学者十几年前就想写一本华工的书，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具体成果出来。所以我的感觉，到目前从各种角度关注的人应该是不少，法国有人想拍华工电影，住在法国的两个资深美国媒体人老早就跟我联系，要写华工小说，新西兰有个诗人要写华工组诗。我做这个题目有一定反响以后，许多对华工感兴趣的人一般都跟我联系，或提供资料，或希望我提供信息。但目前我尚未发现有关此一课题的一本比较理想的学术专著。希望通过这次会议，利用群策群力，大家合力把此一课题往下做。乐观的是时间成熟了，悲观的是这个题目要做大做深难度很大，国内有关档案微乎其微，缺失太多。
《中国档案》：有关一战华工的史料多不多，充不充分？
徐国琦：这就看你怎么说，有关像法国招的华工、英国招的华工，还有美国从法国借了一万多华工的档案在外国很多，但是极其分散难找，为什么呢，因为它没有这个专门分类，学者需要在各种档案里费力搜寻。我费尽心力在加拿大国家档案馆，法国外交部、国防部还有劳工部档案馆，美国国家档案馆，及英国国家档案馆找到上万页资料。惟一缺的是中国，中国的档案不全。例如华工回国之后发生了什么，这方面的档案如有的话，应在青岛档案馆，但我2007年到该馆后，发现毫无线索，没有找到任何有价值的资料。
《中国档案》：你去国内其他档案馆或者图书馆查到相关的资料了吗？
徐国琦：辅助资料还是有些，我在北京、上海、香港及其他各地的图书馆，以及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找到一些资料，但有价值的不多。关于华工的整批档案不在大陆，撤退的时候把大部分外交档案其中包括华工的档案带到台湾，所以我的中文档案资料主要来自台湾。
即使管理较好的国外档案馆，也有资料散失的问题。几年前我在英国国家档案馆查阅资料时，即发现有些资料不全，在同馆方交涉后，答复说5箱子关于华工的档案找不着了。解释是1939年英国为了应对二战，把有些档案送到香港来了，战后把这些档案接回去了，但这5箱子资料可能没拿回去或失散。2004、2005、2006年夏我都在香港追查这批失踪档案，但迄今仍未发现任何线索。
我目前正在撰写的这本华工专著的好处是不仅第一个向全世界展示中国在一战期间对拯救西方文明的贡献，同时对关注这个题目的人提供一个扎实的研究基础及进一步线索，以便大家把一战华工这个题目进一步做下去。
《中国档案》：研究“一战华工”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徐国琦：这是非常好的问题。第一个就是有学术意义，填补了空白，这是过去发生的事，涉及许多国家及事件，但大家基本上都不知道是如何发生的，不清楚它的来龙去脉，这是几十年的历史误区了，中国人，外国人都不知道。一个国家如果不知道自己的历史，就不会找到一个光明的未来。
第二个我觉得“一战华工”这个题目特别重要，因为一战期间，是中国政府第一次有组织地、高瞻远瞩地直接参与国际社会一个非常集中的时期。明清两朝实际上是禁止中国人出国的，尽管鸦片战争之后华工被列强“合法”(列强与中国政府签署的外交文件)或非法带到国外，这些到美国、古巴的华工成为苦力，受尽了苦难，都是弱势群体，中国政府是无法保护的，外国政府更谈不上保护了。“一战华工”不一样，北洋政府第一次“以工代兵”，把华工出国作为积极参与国际社会非常重要的部分。1914年欧战刚刚爆发，袁世凯即向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提议中国派兵加入英国攻打青岛的德军，中国政府的考虑是与其将来被动被拖入战争，不如主动出击。袁世凯政府中一批先进的中国人打算利用西方的国际秩序正在崩溃，新的秩序还没有建立的时候，寻找参与国际社会一个新的突破机会，因为现存的国际体系对中国是不公正的。这批人很有世界眼光，他们就想直接参与国际社会，但是当时要参与也不容易，因为中国没有实力。袁世凯政府第一次向英国提议要参战，即被英国拒绝，因为当时英国人没想到一战会旷日持久，会这么血淋淋，他们根本不需要中国帮忙。1915年梁士怡提出“以工代兵”，因为中国当时没有参战，从法律上是中立国，“以工代兵”公开地说是民间组织的，实际上中央政府直接介入。惠民公司是帮法国招募华工的公司，这个公司的招工条款是要法国外交部背书的，如果你违背了这个条文或者其他事故发生，法方是要负责任的，中国政府可以索赔，这就是为什么1917年2月份那艘法国商船死了543名中国人，中国政府有非常详细的名单，要索赔。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说“一战华工”彻底地颠覆了过去不准中国人出国不保护华人的做法。
1917年2月法国商船被德国击沉死了543个中国人，梁启超说无论从国际法从人道主义我们都应该卷进去，我们没有理由不参战，华工失去了生命，德国人地践踏了国际法。美国人后来参战实际上也是因为德国人把美国的一艘船击沉，死了几百个美国人。中国最终参战，是华工用生命换来的，然后到1917年8月正式参战之后，中国最终没有派兵，尽管段祺瑞政府公开向协约国说可以派50万的部队，前提是他们能够提供运输和财政支持，只有法国对这个提议非常积极，英国、美国、日本反对。结果是中国虽然宣战，但是实际上按照西方说的所谓标准没有作出贡献，中国最终能挤进战胜国，还是因为华工。这就回答了你的问题，华工直接为中国进入国际社会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
更重要的是，最起码从晚清以来，西方主流国家第一次在自己的文明、自己的国家利益受到生死挑战的时候第一次求助于中国，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高瞻远瞩地利用华工作为自己手中的一张王牌，才开始收回过去失去的国家，比方说中国参战以后，立即取消德国、奥匈帝国在中国的治外法权，拒付他们的庚子赔款，这就是收回国家，因为德国已经成为我们的敌人了。
中国14万名华工实际上通过他们跟西方人每天的直接接触，把东方的文化带给西方，同时也让西方看到一个新的中国人，他们能吃苦耐劳、憨厚、朴实，好多法国女人要嫁给华工，在法国衍生很多浪漫故事。14万名华工等于14万名士兵，华工取代了法国人、英国人做后方工作，他们的人才得以上战场。换句话说，华工直接参与拯救了西方文明。
还有一个层面就是华工直接影响了国家认同的方向，因为多少年来，儒家文明都瞧不起劳工，“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劳工是社会下层，中国是精英社会。但是一战华工影响了一代先进的中国人，1918年蔡元培公开提出“劳工神圣”，这些人充分评价华工的贡献，中国参战是一个了不起的事。晏阳初说华工的贡献是为我们在巴黎和会上争得了一些。过去这些精英们对中国社会不了解对平民不了解，通过蔡元培、晏阳初这些人直接跟华工接触，使他们认识到，华工虽是苦力，但是因为他们的苦，也因为他们的力，我们中国才有希望。晏阳初因为在法国为华工服务的经历，改变了他的人生，从此以后他决定献身于平民教育，1949年后形成世界的平民教育。中国不仅因为华工影响了这一代先进人士的人生观，寻找拯救国家命运的一个方向，从另外一个角度上，也是国际化的一部分，晏阳初把他为华工服务的经验变成“平民教育”的理论带到国际上，带到第三世界。可以说，华工影响了精英，同时精英也希望通过教育华工把他们的国家理念、国家认同和国际地位灌输给华工，所以这一批14万名华工也是精英们的实验室，华工回来以后，他们的个人认同和国家认同连在一起了。你想华工从一个山东小村庄跨江过海到西方文明的中心法国，这些人不管将来发生了什么，他们回来之后，他们的人生观、他们的世界观就不一样了。、邓小平、等一大批后来成为中国重要领导人的人们，沿着一战华工的足迹，参加勤工俭学运动来到法国，寻找救国救民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