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博士论文范文

文学博士论文范文第1篇

研究缘起

任何学科发展到一定阶段，都会积累数量庞杂的学术成果。这些成果在研究主题、研究方法、研究结论等方面的价值都值得探究。为此，整理学术发展脉络，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既有学术史方面的价值，又可以对当前的研究提供借鉴。走过三十年历程的我国广告学正处于这一阶段。部分学者已经从新闻传播类、广告类期刊上的学术文章以及硕士论文入手，运用定量和定性分析方法，梳理了国内广告学术研究的发展轨迹。归纳起来，这些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两类：

（一）梳理广告学术发展轨迹以定量研究手法进行历时分析，描绘广告学术研究文章在数量与分布、研究主题、论文著者、原载刊物及其他方面所体现出的特点，并对中国广告学术研究发展的现状和面临的问题加以阐释，揭示出我国广告事业的阶段性发展历程。例如，何佳讯、王智颖分析了《中国广告学研究20年主题分布与阶段演进》[1]；姚曦、李名亮选取了1979-2002年《全国报刊索引》收录的共计2375篇广告学文献，统计了广告学论文的发表时间、著者、研究方法、研究取向、研究主题及刊载情况，对中国大陆广告学论文研究现状做了详细的评析[2]；于静对广告学期刊论文的数量及主题分布、著者及机构、期刊类别及核心期刊进行了定量分析[3]；郑欢在分类界定的基础上，分析了中国广告三大学术期刊在2008年所发表的学术研究文章的研究方法[4]。

（二）对广告学术研究的反思和规范李彪通过对1995-2007年我国四种主要新闻传播学术期刊的考察，发现大量的文章采用定性研究方法为主，尤其是思辨论证法，而定量方法很少运用[5]；丁俊杰等对1979-2008年我国五种主要新闻传播学术期刊的梳理，指出广告学术论文研究方法简单陈旧、论证深度不强、缺乏实质性理论突破等问题[6]；杨柳基于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新闻与传播》的统计和分析，认为我国广告业存在“重术轻学”、研究领域不平衡、广告专业学术期刊缺失等问题[7]。此外，彭子玄基于对1998到2006年九年间美国《广告杂志》杂志的内容分析，从研究主题的变化预测了西方广告理论研究的发展[8]；郑欢等基于传播类博士论文选题的实证研究，对传播学“5W”领域的研究进行了评述[9]。可是，目前关于广告学博士论文的研究仍是空白。在正常的学术环境下，博士论文的研究主题、方法和结论应代表本学科发展的前沿和最高水平。

研究思路

本研究试图以历年的广告学博士论文为对象，从研究主题分布、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参考文献的专业性、学科之间的交融性等方面进行分析。本文所提到的广告学博士论文，包括研究者所能搜集到的不同学科以广告为研究对象的论文。

（一）研究样本的收集与整理在CNKI网站的博士论文库和国家图书馆学位论文馆藏电子目录中，共发现题目或关键词中带有“广告”的博士论文（以下简称为广告学博士论文）共71篇，发表时间为1996年至2009年。研究者分别对论文的研究主题、学科、研究方法、参考文献、学校、专业、论文题目、年份进行编排和列表。

（二）研究内容广告学博士论文的数量变化及在不同学科的分布、研究主题的分布及不同学科的比较、研究方法的整体分布及不同学科的异同、参考文献的来源及构成等四个方面。

研究结果分析

（一）广告学博士论文的数量变化及学科分布

本研究共涉及71篇广告学博士论文，时间跨度为1995年至2009年。第一篇广告学博士于1995年，是复旦大学新闻学博士撰写的《中国报纸广告史论》。但1995年-2002年每年的广告学博士论文数量寥寥无几，一直在1篇到3篇间徘徊。从2003年开始论文数量开始攀升，虽然在2004年数据回落至3篇，但从2005年到2007年一直保持着比较稳健的增长势头，并在2007年到达了15篇的顶峰，论文数量在2008年又跌落到3篇。在2009年，广告学博士论文的数量重新上升至6篇（见图1）。表1各一级学科撰写的广告学博士论文数量表（单位：篇）一级学科数量一级学科数量一级学科数量一级学科数量新闻学与传播学17外国语言文学6控制科学与工程2地理学1管理科学与工程10心理学6艺术学2法学1中国语言文学8历史学3应用经济学2农业经济管理1工商管理6社会学3理论经济学2哲学1历史学、社会学、控制科学与工程、艺术学、应用经济学、理论经济学、地理学、法学、农业经济管理、哲学等（见表1）。从学科分布来说，这些论文来自16个国家一级学科，30个不同的专业。其中，来自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广告学博士论文数量最多，共计17篇。其他学科包括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心理学、历史学、社会学、控制科学与工程、艺术学、应用经济学、理论经济学、地理学、法学、农业经济管理、哲学等（见表1）。

（二）广告学博士论文的研究主题分析

1.广告学博士论文研究主题分布本研究将博士论文的研究主题共分为6大类，分别是广告理论（广告传播理论、广告经济理论、广告语言）、广告经营实践（新媒体广告、广告策略、广告效果、广告投放、广告投入策略、广告经营管理、受众研究）、广告社会影响（广告与社会、广告与文化、广告批评）、广告史、广告监管、广告总论（广告产业和广告市场）。分类统计发现，研究主题为经营实践类博士论文最多，为28篇；广告社会影响类论文次之，为22篇；广告理论类论文位列第三，共12篇。以下依次为广告总论、广告史和广告监管类（见图2）。进一步分析发现，2002年之前（包括2002年），广告学博士论文集中在广告理论和经营实践领域中有限的细分类别，每个类别中也仅有一两篇。2002年以后，广告学博士论文数量迅速增长，研究主题也更为宽泛。除去在“广告经济理论”、“广告投入策略”和“广告市场总论”，广告学博士论文对其余14个细分类别均有涉及。其中，“广告社会影响”中三个细分类别的论文增长数量都在4篇以上，一跃成为最受关注的研究主题。此外，研究新媒体广告经营实践的论文达到7篇，与广告策略研究的论文数量持平。广告总论、广告史和广告监管类博士论文数量较低，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我国广告业发展中重术轻学、重实践经验而轻理论研究的问题。

2.来自不同学科的博士论文研究主题比较新闻与传播学科的博士论文除了广告监管这一研究主题未涉猎之外，其他五类主题都有研究成果呈现。但选题主要集中在“广告的社会影响”（7篇），广告基础理论研究文章仅有3篇，广告传播客体（受众）的研究缺失。来自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控制科学与工程学科的博士论文主要集中于新媒体广告的投放及设计、广告策略中企业的广告决策问题和广告效果的影响因素三个方面；心理学科的博士论文注重广告受众的研究，通过研究广告受众的信息处理方式找到广告认知的规律、影响广告效果的因素；应用经济学和理论经济学科的博士论文主要对广告学总论进行了探讨，例如《广告市场研究》、《中国广告产业发展研究——一个关于广告的经济分析框架》；中国语言文学、历史学、社会学、艺术学、哲学等学科的博士论文主要运用文本分析法对报纸或电视广告进行分析，通过广告中的各种元素映射出社会变迁或居民的意识形态；外国语言文学的博士论文主要是利用语言学理论对广告语篇进行分析，以找出其中的特征；社会学的博士论文中，有两篇通过对广告的内容分析解读社会的变迁，另一篇则运用社会学理论阐释了青少年广告态度的影响因素；艺术学的博士论文中，一篇是《基于先进信息技术的数字交互广告设计理论研究》，从设计艺术学的角度探讨数字交互广告的设计准则，另一篇通过对广告视觉语言的研究，梳理西方价值理性视野中的广告文化批判观点并总结中国近20年来广告文化研究；法学的一篇博士论文对广告监管进行了研究。此外，地理学和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论文分别从这两个专业领域对户外广告投放和农产品广告市场的广告投放及受众研究做出了分析；哲学学科的论文则对广告道德进行了研究。#p#分页标题#e#

（三）广告学博士论文研究方法分析

1.广告学博士论文研究方法整体分布一篇论文的研究结果是否具有可信性，其关键指标就是研究方法是否科学。作者在郑欢等对传播类博士论文研究方法的分类基础上，进行了一些补充和修改，具体分为统计分析法、实验法、理论演绎法、理论建模法、案例研究法、比较研究法、规范分析法、内容分析法、二手资料法等类别。鉴于大部分广告博士论文使用了不止一种研究方法，研究者对论文中使用的研究方法都进行了统计，因此，论文篇数之和会大于总体论文数量。由图3可见，理论演绎方法在博士论文中运用较为普遍，其次是统计分析法，理论建模方法居第三位。内容分析法、实验法、案例研究法和二手资料法所占比例相近，都在17%左右。规范分析法运用较少，仅为4%。

2.不同学科的博士论文研究方法比较通过学科之间的比较发现，作为广告学所隶属的新闻学与传播学科的博士论文，运用的研究方法有理论演绎法、统计分析法、内容分析法、实验法、比较研究法、案例研究法等。但是，除了理论演绎法，其余研究方法很少被单独使用。在该学科的15篇广告学博士论文中，有7篇论文只运用了理论演绎法，即在某些理论或者研究范式的指导下，运用思辨的方法得出结论，如《广告伦理研究》、《广告文化批判研究》。另有6篇论文运用了统计分析和其他研究方法相结合的方式。还有2篇论文运用了简单的理论建模和内容分析方法。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对广告学的研究论文多使用理论建模的研究方法。例如，《最优广告投入策略的研究》运用了两类建模方法，《基于公众利益的广告监管模型及其策略研究》运用了文献研究、理论研究、数学建模研究、案例研究，并结合了定量与定性分析方法。心理学科的论文多使用实验法与统计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例如，《受众卷入的作用机制及其与广告诉求方式的匹配》是所收录的广告学博士论文中唯一将眼动技术引入到实验中的论文。但是，有的论文实验的被试量过少，如《网络旗帜广告的认知效果研究》有效被试量为30人，无法代表中国整体网民状况。中国语言文学与外国语言文学在对研究方法的选择上，多运用理论演绎法或理论演绎、内容分析与统计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即使运用了统计分析，也多为简单描述统计，基本不涉及回归分析、方差分析等统计研究方法。

3.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论文研究方法分析统计分析法、实验法和理论建模等方法已经应用到广告类博士论文中，表明广告学博士论文研究方法开始趋于多样化。完整的相关分析、回归分析、眼动技术、加工分离程序、节目分析器的运用，明显的提升了研究过程的规范性和科学性。与此同时，从整体上来说，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论文还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主要表现为：

（1）运用理论演绎的方法进行研究的论文数量较多（7篇），占该学科论文总量（15篇）的将近一半以上。仅仅应用理论演绎法，而不纳入统计调查分析对理论进行验证，会使研究成果的说服力明显降低。

（2）部分论文的研究方法过于简单，专业性不强。例如，某论文在比较两个国家大学生的电视广告心理效应时，仅选择155人样本进行实验，在分析时也仅用了方差分析一种统计方法。有的论文开篇介绍称其研究方法为“质化与量化相结合，运用文化研究中的文本分析和社会学研究中的统计分析和图片分析法，在内容分析基础上用文化学、社会学、传播学、符号学、美学理论深入剖析电视广告审美特性”，而实际上运用的统计分析只是简单描述性统计分析，所提到的“内容分析”既没有对抽样方法与步骤进行详细描述，也未对研究文本进行严格编码和统计分析。

（四）论文参考文献构成分析

参考文献是科研工作的起点，也是综合评价学术论文的规范性、创新性的一个重要指标途径。具体来说，来自权威学术期刊的论文在参考文献中所占的比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体现作者对本学科研究的历史和现状的把握程度。鉴于欧美等国的广告研究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外文参考文献的比例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者对国际学术前沿的关注程度。为了细致透彻的分析，笔者将总体参考文献划分为“外文学术文献”、“译著文献”、“非译著中文文献”和“其他文献”。外文学术文献包括SSCI期刊中的文章、其他专业期刊、硕博论文、会议论文、书籍等；译著文献包括国内学者翻译的外文书籍和论文；非译著中文学术文献包括CSSCI期刊中的文章、其他专业期刊的论文、硕博论文、会议论文、书籍等；其他文献包括报纸、网络文章等。本文共研究了71篇广告学博士论文，但只研究了其中68篇博士论文的参考文献。原因在于，《俄语电视广告语篇研究》和《蒙古国与中国大学生的电视广告的心理效应的比较》两篇博士论文的参考文献中包括俄语和蒙古语文献，我们无法判断这些文献是否来自于专业学术期刊。另外，《中国报纸广告史论》写于1995年，文中没有给出参由图4可以看出，广告学博士论文的参考文献主要以非译著中文文献为主，外文学术文献为辅，占第三位的是译著文献。

进一步分析发现，在广告学博士论文的参考文献中，排名前三位的分别是：中文书籍（26%）、外文学术论文（19%）和外文书籍（14%）。而中文学术论文和外文行业期刊所占的比例甚少，均未超过10%。这一分布比例显示，广告学博士论文的参考文献仍然以中文书籍（而非学术）论文为主，且其比重远远超过后两者。但其对外文论文和外文书籍的重视程度也值得肯定。笔者在对外文论文、外文期刊、中文期刊这三类文献研究时，进一步将其细分为广告类和其它类文献。从图5即可看出，尽管广告学博士论文中参考的外文论文和著作较多，但所借鉴的广告学专业论文和行业期刊文章中文献的比例均不到20%，同样情况也出现在对中文行业期刊的借鉴中。更值得关注的是，在71篇博士论文中，有11篇论文没有引用外国文献，分属于新闻学与传播学、中国语言文学、历史学、艺术学、哲学。这些论文都是2003年后撰写的，其中一篇是2009年完成的。此外，有19篇博士论文未参考外文学术期刊论文，11篇博士论文未参考外文书籍，20篇博士论文未参考中文学术论文，2篇论文未参考中文书籍。

结论

（一）撰写广告学博士论文的专业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共有30个专业的学生撰写了与广告相关的博士论文，充分体现了广告学跨学科的复杂特征。尤其是来自新闻传播学科之外的博士论文为广告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思路及方法。但是，部分跨学科的博士论文仍停留在运用本学科的理论对广告实践进行解释分析层面，鲜有探寻广告运作规律、创新广告研究方法、提出崭新框架的佳作。#p#分页标题#e#

（二）广告学博士论文的研究方法渐趋科学化在广告学博士论文中，除了理论演绎法之外，统计分析、理论建模、内容分析和实验法的使用也占很大的比例。相比于广告期刊、杂志上的论文，广告学博士论文研究方法的规范性较强。但是，来自不同学科的博士论文常常拘囿于本学科常用的方法，能同时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并且应用层次较精深的博士论文极少。同时，大部分广告学博士论文仍采用理论演绎法。部分论文虽然运用了统计分析法或内容分析法，仍存在科学性、严谨性不足等问题。

（三）广告学博士论文的研究基础尚不够扎实参考文献，反映了研究者对本研究领域的历史、现状、趋势的把握程度。对参考文献的搜集和整理力度不足，无疑会影响论文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指导性。本研究发现，广告学博士论文参考文献所涵盖的外文文献和专业学术论文所占比例还没有达到半数，部分博士论文甚至没有来自国际权威学术期刊的文献。这种情况在新闻学与传播学科的博士论文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四）来自新闻学与传播学科的博士论文对广告学基础理论关注不足传播学专业广告学方向的博士论文研究对象多以传播学为主，对广告学科应用实践和理论基础建设帮助不大；广告学专业的博士论文对广告学科的贡献明显强于前者，但其关注点多集中在广告学热点问题，如新媒体广告的经营以及对受众的影响上，而对广告学基础理论的研究缺失。张金海教授曾指出，“长期以来，广告学研究深陷‘学不精’、‘术不深’的尴尬之中”[10]。由此可见，三十年来，广告学博士论文从无到有、数量不断增加、质量不断提高，但在关注主题、研究方法、参考文献等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本研究不足之处

文学博士论文范文第2篇

（一）先唐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

先唐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主要有《庄子》、《楚辞》、《史记》和陶渊明等的接受研究。杨柳《汉晋文学中的〈庄子〉接受》（巴蜀书社2007年版）从庄子生命意识、理想人生境界和言说方式三个方面来探讨汉晋文学对庄子的接受，著者认为《庄子》强烈的生命精神及由此生发的诗性精神是汉晋士人和文学对其进行选择接受的一个主要兴奋点。白宪娟《明代〈庄子〉接受研究》（山东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从文学、注本和理性阐释三个方面来探讨明代《庄子》接受的纵向走向。《楚辞》的接受研究虽然还没有专著出版，但也有不少论述文章。如刘梦初《论贾谊对屈原精神的接受》（2004）、孟修祥《论初唐四杰对楚辞的接受与变异》（2002）、《论李商隐对楚辞的接受》（2002）、《试论刘禹锡接受屈骚的契机与必然》（2004）、姚圣良《初唐革新派诗人对〈楚辞〉的接受》（2005）、蒋方《唐代屈骚接受史简论》（2005）、张宗福《论李贺对〈楚辞〉的接受》（2008）、叶志衡《宋人对屈原的接受》（2007），等等。这些文章主要是探讨唐人对屈原《楚辞》的接受情况。

陈莹《唐前〈史记〉接受史论》（陕西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和俞樟华、虞黎明、应朝华《唐宋史记接受史》（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分别对唐前、唐代和宋代的《史记》接受情况进行了个案研究。李剑锋《元前陶渊明接受史》（齐鲁书社2002年版）把元代以前的陶渊明接受分为三个时期，即奠基期（东晋南北朝）、发展期（隋唐五代）和高潮期（两宋），并且力求从共时形态和历时形态两个层面上来进行陶渊明接受史的探讨。刘中文《唐代陶渊明接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按照唐诗的发展线索，全面而有重点地描述了唐人对陶渊明思想与艺术接受的历史特点，阐述了陶诗与唐诗之间复杂的、深层的关系。田晋芳《中外现代陶渊明接受之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10年）则探讨了现代的陶渊明接受情况，包括中国和外国的接受，视角较独特。此外，唐会霞《汉乐府接受史论（汉代—隋代）》（陕西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罗春兰《鲍照诗接受史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王芳《清前谢灵运诗歌接受史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分别对汉乐府、鲍照诗歌、谢灵运诗歌的接受情况进行了研究。

（二）唐五代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

唐代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主要有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李商隐、元稹、白居易、姚合、贾岛等人的诗歌接受研究。台湾杨文雄《李白诗歌接受史》（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版）是第一部古代文学接受个案研究的著作，对李白诗歌接受进行史的梳理和分析。后来，王红霞《宋代李白接受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则对宋代李白的接受作了较为具体详细的论述，按宋初、北宋中后期、南宋前期、南宋后期等四个阶段加以探讨。台湾蔡振念《杜诗唐宋接受史》（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2年版）对杜诗的唐宋接受进行了史的梳理和分析。黄桂凤《唐代杜诗接受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则专注于唐代杜诗的接受研究，把唐代杜诗接受分为盛唐、中唐、晚唐五代三个时期。杜晓勤《开天诗人对杜诗接受问题考论》（1991）、《论中唐诗人对杜诗的接受问题》（1995）等论文则专门论述了中唐诗人对杜诗的接受。谷曙光《韩愈诗歌宋元接受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一书通过大量的文献梳理系统地探讨了韩愈诗歌在宋元的接受情况，认为“以文为诗”是韩诗与宋、元诗人在艺术上息息相通的中心线索。

查金萍《宋代韩愈文学接受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则从韩愈的儒学思想、文学思想、诗歌与散文四个方面全面论述了宋人对韩愈的接受情况，指出宋代对韩愈文学的接受是在北宋时期，到南宋则渐趋衰弱。刘磊《韩孟诗派传播接受史研究》（武汉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对韩愈、孟郊等人的诗歌传播接受情况进行了探讨。杨再喜《唐宋柳宗元文学接受史》（苏州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探讨了唐宋时期柳宗元的接受情况，特别是宋代的接受研究尤为详细，先是总论，后是分古文和诗歌两方面来论述。刘学锴《李商隐诗歌接受史》（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一书分为“历代接受概况”、“阐释史”、“影响史”三个部分来探讨李商隐诗歌的接受史，重点是“历代接受概况”，以大量的文献梳理排比了一千多年来的接受历程。米彦青《清代李商隐诗歌接受史稿》（中华书局2007年版）认为李商隐诗歌在理学盛行的宋、元、明三代并没有被广泛地接受，清代才是李商隐诗歌接受的重要时期。全书从虞山派、娄东诗派、黄任和康雍诗坛、黄仲则及乾嘉诗坛、桐城派及曾氏家族、吴下西昆派、樊增祥、易顺鼎、清代女诗人等地域文学、家族文学和女性文学几方面来探讨清代对李商隐诗歌的接受。

李丹《元白诗派元前接受史研究》（武汉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对白居易、元稹、张籍、王建四人的诗歌在唐五代和两宋时期的接受情况进行了详细的研究。此外，尚永亮《论宋初诗人对白居易的追摹与接受》（2009）、赵艳喜《论北宋晁迥对白居易的接受》（2008）等论文对白居易的宋代接受进行了论述。陈文忠《〈长恨歌〉接受史研究》（1998）、陈友康《〈长恨歌〉的文接受史分析》（2000）等论文则对白居易的名篇《长恨歌》的接受情况进行了探讨。此外，白爱平《姚贾接受史》（陕西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对贾岛、姚合并称接受进行了史的梳理和研究；张朝丽《论宋末元初文人对李贺诗歌的接受》（2004）、陈友冰《李贺诗歌的唐宋接受》（2008）等论文对李贺诗歌接受进行了探讨；李春桃的博士论文《〈二十四诗品〉接受史》（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对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的接受进行了论述。五代时期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以《花间集》为典型。李冬红《〈花间集〉接受史论稿》（齐鲁书社2006年版）对《花间集》的接受进行了史的梳理。范松义《宋代〈花间集〉接受史论》（2010）、范松义、刘扬忠《明代〈花间集〉接受史论》（2004）等论文也对《花间集》接受进行了研究。

（三）宋金元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

宋代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主要有苏轼、柳永、周邦彦、辛弃疾等人的接受研究。张璟《苏词接受史研究》（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注重于“变”的立论点，从文体正变、词史流变、词风消长、时运盛衰、才性各异等各个方面，对苏词在宋金元明清的接受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仲冬梅《苏词接受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3年）对苏词接受情况也进行探讨。陈福升《柳永、周邦彦词接受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4年）梳理和研究了柳、周二人之词在历代的接受情况。程继红《辛弃疾接受史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探讨了辛词的接受情况，上编从南宋庆元以前到当代各大学通行的词选本中，选择最有代表性的18种选本作为抽样调查的对象，以总结归纳历代辛词接受与消费的规律；下编通过自南宋至近代王国维的评论，探讨批评史中的辛词接受情况。朱丽霞《清代辛稼轩接受史》（齐鲁书社2005年版）则对清代辛弃疾词的接受进行了研究；李春英《宋元时期稼轩词接受研究》（山东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对宋元时期辛弃疾词接受进行了探讨。陈伟文《清代前中期黄庭坚诗接受史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对清代前中期的黄庭坚接受情况进行较为详细地的研究。金元时期的文学接受个案研究以元好问和《西厢记》接受研究为代表。张静《元好问诗歌接受史》（中国社会出版社2010年版）一书把元好问诗歌接受史分为三个时期，即形成时期（金元）、曲折发展时期（明代）、高潮时期（清代）。全书主要是梳理各个时期诗评家对元好问诗歌的阐释、诗人创作受到元好问诗歌影响的情况，并辅以选本、集本的效果和传播研究。伏涤修《〈西厢记〉接受史研究》（黄山书社2008年版）从刊刻、选本与曲谱收录、演唱、本文批评、题评考订、改续之作、文学影响等各方面探讨了《西厢记》在明清时期的接受情况。

（四）小说接受个案研究

古代小说的接受研究成果很少，最早以接受来研究小说的专著是刘宏彬《〈红楼梦〉接受美学论》（1992），但该书更多的是美学意义上的探讨。高日晖、洪雁《水浒传接受史》（齐鲁书社2006年版）对《水浒传》的接受进行了研究，把《水浒传》接受史分为明代、清代、清末民初、现代和当代几个时期。郭冰《明清时期“水浒”接受研究》（浙江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则对明清时期的“水浒”接受进行了探讨，分统治者、文人和民众三个层面来论述。宋华伟的博士论文《接受视野中的〈聊斋志异〉》（山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8年）对《聊斋志异》的接受进行了论述，分古典接受阶段、建国前的现代接受、建国初期的接受阶段、新时期的接受阶段几个时期，并考察了《聊斋志异》的域外接受情况。

二、古代文学接受研究的反思

无庸置疑，古代文学的接受研究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特别是在借鉴外来的接受美学作为古代文学研究的理论指导方面，经过磨合、融通和拓新后，广泛地运用到古代文学研究当中，不仅使外来理论得到了本土化转换和运用，而且开拓了从读者接受视角研究文学的新视野，促进了古代文学研究新的学术生长点，其学术价值和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同时，古代文学接受研究十分注重经典作家作品的接受研究，这既充分体现了“经典”的艺术价值、艺术魅力和艺术影响力，也展示了研究者对于“经典”研究对象选择的学术锐敏性，有助于几千年的文学经典作家作品的艺术成就和艺术价值得到当代重估和转化，有助于传统文化在当代复兴和繁荣。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古代文学接受研究所存在的一些不足之处：

一是接受理论的进一步转化和深化问题

接受研究强调从读者视角来研究文学的传播问题，而读者接受往往是与文本传播相伴而生的，因此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如何区分文学接受与文学传播也就成了研究中的现实难题。如张静《元好问诗歌接受史》虽题为接受史，但一些章节内容涉及到传播的问题，如元好问诗文集编定、刊刻显然是属于传播范畴。而有些问题的讨论则很难区分是传播还是接受。像元好问诗歌的选录研究，从元好问诗歌本身来看，它是传播范畴；从诗歌选录者来看，它又是接受范畴。再如清代元好问诗歌的评点与笺注，从评点与笺注者来看，属于接受范畴；从元好问诗歌本身来看，又属于传播范畴。尽管有些学者已经对文学接受的理论作过一些探讨，并且有过文学接受研究的学术反思，但这些理论和反思所提供的答案尚未圆满解决研究中的难题。因此，从理论和实践上进一步理清接受与传播、接受与研究的本质区别，这样才能真正深化古代文学的接受研究，开拓研究新境界。要真正解决传播与接受的区分，突出文学接受，还是应该抓住“读者接受”这一核心观念。因为文学传播本质上是离不开读者接受的，没有读者接受就没有文学传播，在读者接受这一核心观念下，既可以厘清传播与接受的区分，也可以对传播材料作接受解读，从而深入探讨文学接受之于传播的价值和意义。

二是接受研究实践进一步拓展和创新问题

古代文学接受研究以经典文学作家作品的个案研究为主，同时也有一些宏观上的接受研究。其中，个案研究主要涉及到《庄子》、《楚辞》、《史记》、陶渊明、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李商隐、元稹、白居易、姚合、贾岛、苏轼、柳永、周邦彦、辛弃疾等。无疑这些个案研究突出了中国文学的经典性，特别是唐诗和宋词的经典性。但无论是时代的分布上，还是研究对象的数量上，个案研究中经典作家作品都不具有广泛性，采集面显得较为狭窄。因此，突破唐诗宋词的视阈局限，进一步拓展经典作家作品对象采集是个案接受研究努力的方向。宏观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正如前面综述所论，其研究也在存较大问题。宏观研究一方面要从时间视阈出发进行通代或断代接受梳理，探讨中国文学的通代或断代接受情况；另一方面也要从空间视阈出发进行某一地域文学的接受情况，探讨某一地域文学的接受或被接受情况。同时，宏观研究还可从作家群体接受、作家流派接受、文学家族接受等方面来创新。宏观研究需注意主流文学与次流文学、主要作家与次要作家之间关系处理，否则宏观的接受研究就容易变成为个案研究的拼盘，而显示不出宏观接受研究所具高屋建瓴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三是接受研究的文化视阈问题

文学的接受选择离不开时代的文化背景、地域的社会风气和作家的主体思想等文化导向问题，因此接受研究不只是简单梳理一下某一作家作品的接受史或地域分布，同时还要关注其接受的文化本质倾向，要从文化哲学的理性高度审视文学接受的内在规律和外在原因，这样才能真正透彻地对文学接受进行深入研究。如高日晖、洪雁《水浒传接受史》有些章节很注重文人接受《水浒传》的文化心态研究，如从遗民文化探讨了清初文人接受《水浒传》的时代情况。但这种文化哲学的探讨并未贯通全书，如对金圣叹的《水浒传》接受研究，尽管较为详细地分析了金氏的接受情况，却未揭示金氏“腰斩”《水浒》的文化成因和主观目的。任何文学接受都有其外在的文化背景和内在的主观目的，作为文学接受研究应该对此作深入挖掘，这样才能凸出读者接受的意义，而不仅仅关注于文本的传播。总而言之，古代文学接受研究既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也存在一些现实困难和问题，相信经过学界的总结、反思和创新，会有新的突破和质的飞跃。

文学博士论文范文第3篇

关 键 词:法学博士生 创新能力 培养模式

《中国法治发展报告(2008年)》指出,“经过近30年的恢复、重建、改革和发展,一个以法学学士、硕士、博士教育为主体,法学专业教育与法律职业教育相结合的法学教育体系已经形成。”[1]从目前我国法学教育外观上看一片繁荣景象, 法学教育的层次、形式和机构繁多,入学标准、学制、学历和学位的“多元化”,以及招生人数的庞大,但其整体人才培养状况并不理想,面临着质量、信誉和生存的现实危机。值得关注的是高等教育金字塔的顶点博士研究生的培养,它代表了我国高等教育的最高水平,如果博士研究生培养不能保证质量,那么整个高等教育的质量就无法保证。因为,博士研究生的培养并非一般意义上的传授知识、技艺的“教育”,更重要的是创新能力的培养和塑造,即“人们在学习和继承前人知识、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新概念、新思想、新技术、新方法、新设计,提出独特的见解和完成创造发明的能力。”[2]随着我国社会法治的发展进步,对法学博士生的培养要求越来越高,希望他们成为“治国理政和从事法律职业的杰出人才;改善对正义的管理,营造社会的价值观;创新法学理论和思想,以指引法治实践;补漏社会付阙和改革完善制度,为国家、社会和公民提供优质的法律服务;营造和弘扬法治文化,推动社会成员把法治作为稳定的生活方式、如何使精英成长为引领社会发展进步的领袖。”[3]从目前法学博士生的培养现状来看,我们的培养方式、培养流程、制度设计等是值得反思的。

自古罗马起,“法学博士”便是法律学问与社会正义的双重代表,在公众心中享有崇高威望。世界上第一所大学波伦亚大学首开高等法学教育之先河,被誉为“法学百合的四博士”功不可没。近代以来,“法学博士”在西方有“法袍贵族”的美誉,随着法学教育及学位制度的不断发展,法学博士的培养开始日益程式化、理性化、多样化,形成了不同时代背景、历史传统与教育体制下的诸种模式。当下中国正值法治建设事业的关键时期,社会对高级法律人才需求旺盛,如何探索一条既符合国际标准又体现中国特色的法学博士生培养机制,成为众多有识之士关心的话题。如何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与创新型治国理政的人才培养紧密结合,是塑造创新型法学博士生培养模式的内在要求与核心精义。

一、创新本位:法学博士生培养的历史经验

(一)法学博士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必须建立在扎实的人文基础与专业训练之上。Doctor(博士)一词源自拉丁语,词头“doc-”是“教导、教学”之意,词尾“-tor”是表示人之身份的词根。作为一种学位,“博士”肇端于13世纪上半叶的巴黎大学,而该校即是当时仿照手工业行会组织成立的一个教师行会,所以,最早的博士生教育实质上是指向教师资格的行业内培训,当时对博士学位获得者的要求是先在文学(又称“艺术”)院修习4-6年,合格者方可进入医学、神学或法学院,分别再修习5-6年、8-14年和10-13年,期间须参加一系列的口试、演讲和辩论,最后由相关评议会或本学科全体教师的同意,方可获得博士学位。[4] 可见,最早的法学博士生培养,与法学教师的资格认证紧密关联,这充分说明没有扎实的人文知识素养及严格的学科专业训练,便不会有合格的法学博士与教授,也不可能企望由此推促法学教育的进一步发展。这种教学型博士培养模式为后来的英国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继承,其基本特征是:要求学生具有扎实的人文学科的基础知识,并要精通拉丁文;刻板的阅读要求与大量的辩论、演讲训练;获得学士后若干年的教学实践;与导师之间严格的师徒式关系;隆重而神圣的学位授予仪式等。[5] 对于法学博士的培养,英国传统的律师公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古典的“牛津——剑桥”模式同样居功甚伟,在一定程度上,二者是互相配合、彼此补充的:律师公会作为法律职业的行会组织需要大量的高素质法律人才,古典大学作为学术职业的领导机构自然不会漠视此等需要,所以,在培养方式上非常接近,共同遵循着历史传续下来的培养经验。这对我们当下法学博士生培养具有重要的启示,如何将法学博士生的培养目标准确定位?最佳答案既不是纯粹职业主义的,也不是纯粹学术主义的,而应是二者共循的基本底线要求,即宽广的知识背景、严格的专业训练、互补的理论与实践经历以及尊隆的地位与权威保障。这些都是高级创新型法律人才脱颖而出并生生不息的前提要求,应当从理念上予以重视。

(二)法学博士生创新素质的提升,集中体现在研究能力与应用能力的并重培养上。1809年德国柏林大学的创立标志着现代意义上大学的诞生。现代大学的博士生培养与传统(中世纪)大学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更加侧重对研究能力的强调。我们知道,“知识的传授”是传统大学的主要学术职能,而“知识的发现”则是现代大学新的理念要求。就法学博士生教育而言,现代大学体制将其纳入“ 哲学博士”(Ph.D)的范畴。这种改变不是取消了法学博士,而是对法学博士生的研究能力作了新的定位和规划,因为,与传统的博士培养模式不同,哲学博士的培养是以“科学接班人”为其目标,创新性科研成果的取得和完成创新性的学位论文是最终获得博士学位的基本前提。在德国的影响下,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美、法诸国先后引入研究型博士培养模式。英国将“科学博士”废除,代之以“哲学博士”学位。美国耶鲁大学在1860年即率先设立哲学博士学位。法国1896年还专门颁布新的《高等教育法》,要求大学开展科学研究,改变以往只在大学以外的机构进行科学研究的传统,并在医学、法学、理学、文学等方面的博士生培养中增加科研内容与学位论文的规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在德国模式的基础上,专门设立世界上最早的研究生院(而非研究所制),采取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并重的培养模式,将知识的发现、传播与应用有机结合,对于法学博士生培养采取了独具特色的“美国模式”:在同一个学科,既培养哲学博士,也培养专业法律博士,形成了研究型与专家型博士培养的新模式。这赋予法学博士创新素质新的时代要求,即研究能力的全面拓展,研究与应用并重。

(三)法学博士生创新品格的形成,需要多元化的培养方式和创新本位的培养模式共同支撑。“创新”不是一个时髦的口号,对于法学博士生培养而言,创新意味着多重意义:首先是培养理念的创新。现代大学理念已由“研究主义”时代转向“社会服务”与“科学研究”并重,法学博士生的使命也由传统的法律教师转向教育与实践并重。法治的拓展势必要求法律在社会各行各业的深度嵌入,法学博士的培养也不应固守传统的教学研究型模式,而应多种方式齐头并进,形成一个结构合理、运作顺畅的法学博士生培养体系。其次是培养机制的创新。根据系统论的观点,机制是指系统内各子系统、各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形式和运动原理以及内在的、本质的工作方式。经济学上的机制理论主要由信息理论和激励理论构成。对于法学博士生培养机制的创新,包括对既定的社会——法律结构分析,教育场域中各类主体的行为假定以及培养体制的目标甄别、选择等内在问题。最后是培养手段的创新,这是培养策略论的研究内容,也是最直观、实用的改革进路。对于法学博士生的培养一定要坚持理念、机制与手段的三重创新,并最终统一于法学博士生创新品格的形成这一归宿与落脚点。创新品格是创新能力与素质的人生内化,是制度强化的后果,也是机制创新的动力。

二、创新缺位:法学博士生培养的现实问题

(一)创新传统薄弱。“创新”在现代汉语中有两种含义:一是抛开旧的、创造新的;一是创造性或新意。[6]前一种创新可理解为“舍旧求新”,后一种创新可解读为“依旧生新”。不论是哪一种创新,对于法学博士生培养而言,都涉及到中国独特的法学教育传统与特殊的转型社会现实。特别是就中国古代的律学传统而言,律博士从设立之初便带有浓厚的“官方释法”色彩,与自由创新的法学传授、研究有很大区别,与近现代的法学博士学位制度更是存在天壤之别。[7]这种体制对于中国古典法系的发达起到了很大的积极作用,但对于研究型、创新型法学人才的培养也有消极的扼制弊病。法律的保守性、稳定性决定了法学创新人才不可能像艺术、文学、科技领域一样,可以天马行空、无中生有。但是,如若一味遵从“祖宗成法不可变”的政治信条,约束法学发挥自身独立的学术功能,法学教育的正常生态自然就会退化。特别是对于被作为正规法学高等教育之最终阶段的博士生培养而言,如何塑造其科学分析、理性批判、务实应用的学术与实践品格,意义重大。

(二)创新意识匮乏。法学博士生创新意识不强,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突出问题。面对法学学术研究,法学博士生的态度、认知、取向及处置模式不能与硕士生甚至本科生有效区别。造成此种情形的因素很多,笔者以为,以下几个问题必须引起重视:第一,读博动机的偏失造成博士生无心创新。法学在依法治国的今天,渐成“显学”,而法学博士又是此种显学的最高学位,造成许多无心学问者混迹其中,成为“假的真博士”(有学位,无学识)或“真的假博士”(伪造学位)。第二,学制的限制使法学博士生疲于奔命,难以安心创新。很多发达国家攻读博士学位的年限多数都超过3年,甚至远远超过3年。[8]西方一些大学法科的博士论文实际完成时间甚至超过自然科学学科。对于法学而言,创新研究并非易事,且有一定风险,必须考虑学制弹性。而当下我国的法学博士生教育在这一点上存在不足。第三,培养方式的一刀切使法学博士生无法真心创新。许多大学的法学博士生培养方案都大同小异,对于资格认定、中期考核、日常培育、论文答辩均不分良莠,这样的结果是无法让那些真正具有创新意念与创新能力的人才“冲出重围”,发挥示范与带动效应,造成法学博士生的脸谱同化,甚至“劣币追逐良币”、“优汰劣胜”。

(三)创新思维模糊。无论是“舍旧求新”还是“依旧生新”,法学博士生都必须学会创新性的思维方式。如果说一般的法学高等教育是以培养学生“像法律人一样思考”(Thinking Like a Lawyer),那么,法学博士生教育则是朝向“法律家创新式思维”(Thinking as a Creative Lawyer)。制约当前中国法学博士生创新思维的因素包括:(1)人文基础及自然科学知识的缺乏,造成“博士不博”,使得创新思维无法在宽广的视域中生成;(2)对于交叉性学科的研究不足,造成法学内部科系“画地为牢”、“自说自话”,难以形成面对重大现实问题的创新思维;(3)传统的师徒制使现代法学博导制度难以生根,影响了法学博士生自主创新思维的正常生长。

(四)创新能力欠缺。创新能力实质上是包括多种能力的一种集合能力,其中创造性知识结构是创新能力的基础,创造性思维方式是创新能力的主体,创造性品格风范是创新能力的灵魂。就法学博士生创新能力现状而言,当前中国的法学教育依然停留在创新能力基础培养阶段。法学博士候选人的成果创造性主要体现在知识层面的“引进”或“复原”,缺少思维方式与品格风范上的创造性法学成果。主要体现为法学博士生的外文水平及原典阅读、理解力的不足,学术积累薄弱;论文的选题和问题意识创新性不够,论证角度、研究方法普遍存有明显缺陷;整体研究能力、学术含量不理想。尤其是,有的学位论文违反学术伦理和学术规范,存在程度不同、形式不一的剽窃、抄袭他人成果的现象。法学博士生学术规范训练及素养的参差不齐中可以窥一斑而见全貌。耶鲁法学博士刘南平曾撰文批评国内法学博士论文缺失“骨髓”的病症,突出表现在没有“命题”。在他看来,一篇博士论文必须有命题,因为中心论点反应了该论文对学术的贡献,即原创性。[9]的确,当前诸多法学博士论文看上去更像无所不包的资料汇编,而不是真正有论点、有证据、有论证的“博士论文”,“徒有一副好皮囊”,背后隐藏的是法学博士生创新能力的严重缺乏。

(五)创新评价紊乱。我国《学位条例》对于博士学位的获得者明确要求:在本门学科上掌握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在科学和专门技术上做出创造性成果。当下,我们对于法学博士生创新能力的评价主要表现在博士论文评审与博士论文答辩前的资格论文要求上。由于对法学博士论文的创新性评价缺少明确的学术标准和专门的制度设计,一般是遵照“同行专家、异地评审”的做法,但由于送审时间短、情面关系、互相照顾等因素的干扰,这一做法的实际效果并不理想。[10] 资格论文的制度安排,在此种情况下,成为控制博士学位质量的主要手段,但这也仅仅是一种权宜之计,对于资格论文的焦虑和追逐,导致博士生无心真正创新,想方设法以解决“资格”问题,非常不利于创新品格的生成,对于创新型法学博士生的评价标准科学化反而形成了一个很大的障碍。

(六)创新转化脱轨 。法律事业是一项世俗而保守的社会工程,法学研究是对法律本质的科学探寻与认知,应当有不同于法律逻辑的独立学术品格。而法学博士生的创新成果要顺利转化为法制建设的应用性“产品”,则必须尊重甚至绝对服从法律实然的逻辑,这就造成了法学“应然”研究与法律“实然”运行的“两张皮”,成果的创新与转化难以接轨,造成了法学理论界与法律实务界的深层隔膜。目前,我国法学博士生培养方式的单一,来源渠道的狭窄,都极大地影响了法学创新成果的实践转化。而法学要真正成为一门科学,必须将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紧密结合,将基础理论型研究与实践应用型研究统一起来,共同服务于创新型法学博士生培养这个目标,增强法学的实践影响力,因为,这也是创新性的一个重要指标。

(七)创新环境难得。实践证明,在一个良好的学术环境中,非一流人才也能出一流成果;反之,没有这样的集体和环境,即使一流人才也做不出一流成果。[11]对于创新型法学博士生培养而言,当前中国法学教育面临的一个很严峻的问题就是缺乏一流的法学创新团队与环境。虽然各个大学、研究机构都有这样那样的重点、优势学科队伍,国家也有各种各样的重点研究基地,但是这仅仅是一流的创新型法学博士生培养环境的“皮毛”。真正的创新环境,需要长期的学术积淀与流派形成,需要学科内部制度化沟通、交流、批评机制的出现,需要全球化、国际化、区域化学术对话平台的搭建。在加强法学博士生团体研究创新能力的培养上,我们做得还很不够。至于常态化的法学论坛也是各有一套,无法形成标准化、规范化的创新环境塑造机制。

三、创新复位:法学博士生培养的路径改革

(一)创新型多元培养方式。在传统的法学博士(Ph.D)基础上,尝试专业法律博士与交叉法学博士的培养模式。在澳大利亚,博士研究生项目分为哲学博士(The Doctor of Philosophy, PHD)和法律科学博士(The Doctor of Juridical Science, SJD)。此外,还有名誉博士、论文博士等方式。[12] 在美国,除了PHD和SJD,还有一种专业的法律博士(J.D)。日本法学教育改革中借鉴美国的法学院制度,学习J.D. (Jurist Doctor)的培养方式,设立“法务博士”,以区别于传统的法学博士。[13]实践证明,多元化的培养方式有利于法学博士生创新能力的多层次、多方位的培养与释放,从整体上有助于法学高级人才的素质提升。法学博士教育应走出“象牙塔”,尝试与社会合作,比如面向企业经营的公司法、商法博士教育即可联合培养,这种新的培养方式与传统法学博士生教育相比,“区别在于,为了成为一个哲学博士,你研究的是你心里期望的东西,而为了获得一个专业博士学位,人们则希望能进行存在于企业中的能使企业获利的相关问题的研究。”[14] 对于创新性的要求,二者都是同样如一的。

(二)创新型科学培养流程。首先,要规范并改革既有的法学博士生招生入学机制。目前我国的法学博士生入学考试制度存在一定的公平价值,但总体而言已与国际潮流不相符合。世界各国法学博士入学都在强调“素质”标准,而非简单的应试能力。其次,要特别强化法学博士生的中期考核机制。美国斯坦福大学在博士研究生课程学习结束时,有一个综合考试,由三名教授组成答辩委员会对学生进行面试,必须淘汰其中的1/3。[15] 我国现有法学博士生的中期考核分流制度基本流于形式,没有真正形成合理的淘汰机制,没有淘汰就没有竞争,没有竞争就没有压力和动力。淘汰机制本来应该是法学博士研究生培养制度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它对调动研究生的学习积极性,促进研究生自我提高,具有重要意义。国外大学在研究生培养中普遍实行“宽进严出”的体制,研究生不能及时获得或者不能获得学位是一种正常现象。然而,在我国法学博士研究生培养中,虽然在形式上规定了淘汰制度,但是由于各种原因,这一制度事实上形同虚设,并未发挥创新型人才培养的淘汰与保障功用,有必要通过细密的刚性制度措施加以复位和强化。最后,应当统一规范法学博士论文的评审、答辩与评判制度,培育富有创见、影响深远的优秀法学博士论文,而非观点重复、论证平庸的应景之作。

(三)创新型博士论文培育。关于什么是创新型的博士论文研究,不同学科专业有不同的看法。尽管大家一致同意,博士论文应当是原创的、实质性的、有重要性的、独立完成的。但当试图去定义这些术语时,学科差异就会出现。对法学而言,原创性的博士论文缺乏统一的标准,基于不同方向的法学博士生,原创性也会呈显不同的含义。对于原创性的一般要求而言,它指的是一项研究以前从来没有人做过,或者,一项研究创造了新知识。它意味着那儿有点什么新东西、新角度、新假设、新方法,使得某个博士论文研究对知识做出了突出的贡献。[16]创新型博士论文的培育应当着眼长远与根本。就长远言,应当鼓励连续性的研究,对于那些持之以恒的原创性、重要性、实质性、独立性法学研究应尽早立项、重点培育。就根本言,应当建立健全制度化的创新博士论文培育机制,譬如尝试“创新博士候选人”制度。对其培养重点倾斜,包括为其成立专门的导师组,送其赴国外相关前沿机构培训一年以上,提供公费生的待遇、额外的津贴,优先解决到各地调研与学术交流的科研费用,并在其学位学历证书上注明“创新博士候选人”。相应地,其学制要长于其他博士生,并至少保证四年以上期间的脱产在校学习,对论文的评审与通过也更为严格。[17]

(四)创新型导师制度改革。调查显示,27.9%的博士生认为自己的导师为人较差,42.9%的博士生认为导师的学术指导较差。[18] 对于法学博士生培养,导师的关键作用勿庸怀疑,问题在于如何将一支创新型的博导队伍建设好、运用好,这直接关系到创新型法学博士生的培养前景。在法学界,有些导师自身就缺少创新意识与能力,对前沿法学课题认识不够,探索不清,自然无力指导学生创造性才能的发挥与增进。导师的团队意识薄弱,法学博士生导师组形同虚设,很难发挥应有的作用。还有一些学术能力强、德才兼备的优秀中青年法学教师,因为资历、职称的限制,不能指导博士生,浪费了珍贵的学术资源。基于这些问题,我们有必要强化创新型的导师制度改革,完善法学博导的遴选、任职、考核制度,强化博导组的团体功能,鼓励法学博士生与导师的常态创新科研合作。在德国,“导师是指辅导博士生完成博士论文,并参与论文评价的本系人员。”[19] 博导并非专门资格,而是对博士生论文指导和评议人员的总称。

(五)创新型课程体系重构。法学博士生的课程体系应当以创新素质提升为重构基准,加重研讨性、实践性课程的比重。实行单一导师制的德国和英国,博士生在学期间的任务,主要是作为导师助手,从事相关课题研究,完成博士论文,两国对博士生均无统一的课程要求。博士生在从事研究期间,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需要选修若干课程,导师在认为必要时也会要求学生修习某些课程或为博士生组织研讨组,专门探讨某一课题。实行导师组制的法国和美国则对博士生有严格的课程规定。法国要求博士生必须修习规定的基础理论、研究方法及有关的讨论课,并完成一篇小论文。经过评审和答辩,成绩合格 ,方可继续学习进入博士论文撰写阶段。美国对博士生的课程要求更多,通常要学12-15门课程,同时还要参加研讨班、社会实践与教学实习。[20]反观我国法学博士生的课程设计,多以机械、虚软的外语、政治、专业课充数,缺少课程学习阶段应有的创新性要求。虽然在具体的教学方式与手段上,博士生课程有别于硕士生,但如果没有课程体系的整体变革,是不利于创新型法学博士生培养目标实现的。

(六)创新型学术环境优化。在目前我国社会转型期,社会各行业对法律人才的需求随着法治建设的深入愈益旺盛,对高级法律人才特别是创新型法学博士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这是有利的学术大环境与外环境。就创新型法学博士生培养而言,要优化的主要是“小环境”与“内环境”。其途径无非在于:首先,淡化学术门派观念,加强学科的整体、互动、合作研究,围绕重大现实问题,组织各二级学科的法学博士生联合攻关,形成特色的学术品牌。其次,加强学术规范建设,避免学术不正之风的侵蚀,让创新真正内化为法学博士生的人生品格,而非学术功利主义的漂亮藉口。此外,还应加强法学博士生的内外交流。要通过各种主题论坛、沙龙与国际学术交流,拓宽法学博士生的视野,为其日后创新性成果的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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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林主编:《中国法治发展报告(200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2008年,第20-32页。

[2] 谢旻荻:《法学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研究》,载《中国高教研究》2005年第4期。

[3] 徐显明:《中国法学教育的发展趋势与改革任务》,载《法律信息》2010 年第1期。

[4] 参见陈学飞:《传统与创新:法、英、德、美博士生培养模式演变趋势的探讨》,载《清华教育研究》2000年第4期。

[5] 参见陈学飞:《传统与创新:法、英、德、美博士生培养模式演变趋势的探讨》,载《清华教育研究》2000年第4期。

[6] 《现代汉语词典》(汉英双语),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年版,第306页。

[7] 关于中国古典的律学教育,可参阅王健:《中国近代的法律教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页至第51页。

[8] 参见陈学飞:《西方怎样培养博士》,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8页。

[9] 参见刘南平:《法学博士论文的“骨骼”与“皮囊”》,载《中外法学》2000年第1期。

[10] 参/:请记住我站域名/见徐渭、张文修:《博士学位论文评审制度探索》,载《中国高教研究》2004年第10期。

[11]参见罗英姿、钱德洲:《博士生培养质量与制度创新》,载《江苏高教》2007年第1期。

[12] 参见余敏友:《澳大利亚法学教育简论》,载《法学评论》1997年第1期。

[13] 从法学和非法学本科生中招录,但是招录考试统一为“无专业针对性的逻辑、表达能力测试”,以培养“法律职业人”为目标。更为重要的是,在司法考试报考资格方面,限制本科生报考名额,而法务博士在 取得学位的同时即取得司法考试的“特权”。

[14] The doctoral education experience: diversity and complexity [EB/OL], www.dest.gov.au/NR/rdonlyres

[15] 参见母国光:《营造创新人才成长的环境》,载《求是》2003年第11期。

[16] 参见赵炬明编译:《博士论文的作用与性质》,载《复旦教育论坛》2005年第1期。

[17] 参见吴爱华:《论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型博士的培养》,载《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3年第6期。

[18] 参见潘艺林等:《导师的指导对博士生培养质量的影响》,载《教育与现代化》2004年第2期。

[19] 杨继:《德国法学高等教育的特点及启示》,载《清华教育研究》2002年第2期。

[20] 参见陈学飞:《欧美四国博士生培养模式及启示》,载《中国高等教育研究》2000年第22期。

文学博士论文范文第4篇

这位57岁的女士，拥有博士学历，此前曾担任国家人口计生委主任。

2000年9月，她以吉林省政府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的身份，师从吉林大学教授张维达，在职攻读政治经济学专业博士学位，研究方向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在职获取博士学位，李斌的教育履历在中共高官中具有普遍性。检索官方的简历可发现，在中国共产党现任省委(含直辖市市委、自治区区委)397位常委中，博士学位获得者有86人，博士比例达21．7％，平均5个常委中就有一位博士。

博士常委最多的是山西省和天津市，如果13个常委坐成一桌，近一半是博士。在山西，包括省委书记袁纯清在内的6位常委分别拥有管理学、法学博士学位，省委常委、纪委书记李兆前，更是工学和管理学“双料博士”。

在天津，市委副书记、市长黄兴国拥有管理学博士学位，其他5位常委有3位经济学博士、1位管理学博士和1位法学博士。

河北省有5位博士常委。福建、山东、青海、江苏、海南、等省区的常委中分别有1位博士，其中江苏省委常委、省政法委书记李小敏仍在职读博。

另外，有少数常委在从政前就完成了博士学习。新近入疆的新疆自治区党委常委熊选国，是刑法学泰斗马克昌的开门弟子，博士毕业后即入最高法院工作，一路升至副院长。此外，辽宁省委书记王珉、副书记夏德仁，江西省委常委尚勇，甘肃省委常委蒋文兰，广东省委常委王荣等人曾在学界工作多年，其博士履历完成于从政前，博士专业都是其从事的本业。

只有北京、上海是例外，两地现任各13名常委里，最高学位只有硕士。

从数据上看，官员们读博士喜欢扎堆儿。他们既同地为官，也喜欢同校甚至同专业读博士。

吉林官员爱上吉林大学经济博士学位，河北官员则青睐天津大学管理学博士学位。河北省委常委聂辰席、景春华、田向利三人，拿的都是天津大学管理学博士学位，他们专业同样是管理科学与工程。聂辰席、景春华1999年9月同一年进校，景春华、田向利甚至师出同门，导师都是天津大学教授赵黎明。

在读博士期间，聂、景、田三人都获得了升职，其中晋升最显著的是聂辰席。入学之初，聂辰席任河北邯郸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2003年9月拿到博士学位时，他已经升任邯郸市委副书记、市长。此后不到一年，聂辰席就任邯郸市委书记。

景春华在河北承德市委副书记任上入读天津大学管理学院，5年后拿到博士学位时，已官至承德市长。不过，虽和聂辰席1999年同年入学，但景的博士学位迟到了两年。2005年，景春华获得管理学博士时，河北邯郸“一把手”聂辰席已经到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在职从事两年的民商法博士后研究。结束民商法博士后研究5个月后，2006年11月，聂辰席跻身河北省委班子。

就在聂辰席、景春华、田向利等博士生忙着从河北各地奔向天津大学校园时，天津本地官员则悠闲得多，他们有足够时间赶到和天大一墙之隔的南开校园。

天津的6位博士常委，3人毕业于南开。同门博士的情谊，出现在天津市委常委段春华、崔津渡身上。崔津渡初入南开校园，团市委书记段春华刚从世界经济专业获经济学博士学位。他们的导师都是冼国明教授。

翻阅博士常委们的履历，经济学和管理学两大学科，是他们青睐的双子星。在86位博士常委中，经济学博士28人，管理学博士26人，法学博士有14人。除上述三大学科，其他博士常委中，还有工学博士8人、农学博士3人，哲学、教育学博士各2人，文学、历史学、理学博士各1人。

在86位博士常委中，有45人是异地读博(其中4人因工作调动)。他们不得不重复一地工作、一地读书的双城记经历。

对于在职异地读博的地方大员来说，时间是他们最大的敌人。1990年代末，梁滨尚在山西沂州担任地委常务副书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读博。其导师郑友敬说，梁将假日时间全部利用起来，最后完成了质量较高的论文。

文学博士论文范文第5篇

“随着一个big bang，我回来了。”伦敦奥运会前的训练赛上，斯塔西·鲍威尔小姐一举拿下376.05分，刷新了英国纪录。接受BBc采访时，不知有心还是无意，她挑了这个原指“宇宙大爆炸”的词来形容跳水瞬间。‘大爆炸’证明了我的复出，证明我有资格参加奥运会。”

消失了一个赛季后，2012年，剑桥天体物理学女博士鲍威尔重返跳台。

就像大爆炸后，宇宙大尺度结构胚胎从极早期物质随机涨落，到跟随引力绕星系团中心高速运动经历了极其漫长的时间，保持惯性容易，而克服静止重新运动很难。这条普适自然规律也应验于鲍威尔的再次启动，她失败了。

“剑桥大学天体物理学家斯塔西·鲍威尔的这个星期三过得有点失望，她止步于奥运会首轮10米跳台预赛，失去了前往半决赛的机会。”

这是《剑桥学人报》关于斯塔西·鲍威尔奥运报道的第一句话。8月9目的女子10米跳台预赛中，鲍威尔五跳出现两跳失误，只得到了287.30分，位居第20名。

跳水是一项“瞬间运动”，接受媒体采访时，鲍威尔用“残酷”来形容这一特质。和她研究的有136亿岁高龄、老得近乎永恒的银河系比，跳水确实太残酷了。“毫秒之间，一切都被改变。”她说。

“如果我的第二跳起跳后踢腿晚十分之一秒，我就可以进半决赛。跳水就是这么不容喘息。”仅仅因为早了十分之一秒，她与家门口的半决赛失之交臂。代表16900名同学出征的鲍威尔懊恼不已。“训练中我的表现远比比赛时好得多，这是为什么?我快被自己气死了。”

尽管跳水运动员鲍威尔在周三运气不佳，天体物理学家鲍威尔却在当天中了头彩。跳水失败当天，她被通知自己的博士于《英国皇家天文学会月刊》。

“这意味着我的论文会为未来这个领域的研究者们提供参考，所以尽管跳水搞砸了，我至少还有个依傍。”她打趣道。

她没有因为跳水失败从而安心研究她的星星，这不是她的性格。天体物理学博士毕业后，她打算继续攻读哲学博士学位，另外，还想当飞行员。但不管专注于哪个奇异的领域，对鲍威尔来说，“没有什么比得上知道自己已经跳下10米跳台，三周半转体一路向下，没有任何水花飞溅的感觉!”

很容易从一群跳水队员中分辨中出鲍威尔。训练间隙，她常常在泳池旁看论文。由于阑尾炎和术后感染，她错过了2011赛季。她不得不比别人更刻苦，一个天体物理学博士论文高压在身的人，可以保持每周6天，每天两场的跳水训练强度——这多少可以解释她失败后的委屈。

“我知道我还会回到跳台，变得更强，我只需要保持专注。在我这里，同样的事情，不会发生第二次。”

文学博士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儿童信息行为；学位论文；美国；加拿大；PQDT

美国UMI公司出版的PQDT（ProQuest Dissertations & Theses） 博硕士论文数据库是世界著名的学位论文数据库，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大和最广泛使用的学位论文数据库，收录有欧美1 000余所大学文、理、工、农、医等领域的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是学术研究中十分重要的信息资源[1]。在PQDT数据库收录的学位论文中，以心理学与教育学作为儿童信息行为主题分析的学位论文占了较大比重，分别为50%与24%，其次是图书馆学、公共健康、语言学、网络研究与信息学。

以图书馆学与信息学为主题的儿童信息行为的研究从国外相关文献资源来看都不是太多，在PQDT数据库中以图书馆学与信息科学为研究主题的相关学位论文只有32篇（由于两个主题涉及到相同的论文有2篇，剔除后得到32篇），但是从图书馆角度为儿童提供信息环境与信息指导的研究意义却是十分重大的；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网络应用的不断丰富，信息行为方式的快速转变，信息学角度的儿童信息行为研究同样被赋予了时代意义。因此本文特将这32篇学位论文内容做深度的挖掘以探求其研究价值。

1早期图书馆学、信息学有关儿童信息行为博士研究成果早期图书馆学、信息学有关儿童信息行为研究的学位论文注重从图书馆为儿童提供信息服务角度撰写。如从图书馆学角度有关儿童信息行为研究的第一篇学位论文是1951年由美国芝加哥大学的Vickers，Lucile所著的“伊阿华洲Sioux市儿童使用公共图书馆”（The use made of the public library by the children of Sioux City，Iowa），另外1973年美国鲍尔州立大学教育学硕士论文“指导四年级少儿使用图书馆卡片目录的编程方案”（TEACHING FOURTH-GRADE CHILDREN TO USE A LIBRARY CARD CATALOG：A PROGRAMMED APPROACH），1976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博士论文“儿童图书馆服务合作：15年后运用Delphi技术”（Cooperation in library services to children：a fifteen-year forecast of alternatives using the delphi technique）。这3篇学位论文研究的视角都是相近的。

2上世纪80年代至今图书馆学、信息学有关儿童信息行为博士研究成果21加拿大有关儿童信息行为涉及图书馆学与信息科学研究主题对于数据库收录的加拿大有关儿童信息行为涉及图书馆学与信息科学研究主题的3篇学位论文进行具体分析。1982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Amey，Lorne James所著的博士论文“加拿大城市中心不同社会经济阶层的儿童信息搜寻活动”（Information seeking activities of adolescents of different socio-economic classes in a canadian urban centre）是加拿大以图书馆学与信息科学为主题的第一篇博士论文，采用调查问卷与就地访问的方法选择哈利法克斯地区中学10年级学生作为调查对象，收回了292份有效的调查问卷，研究历时半年，以社会经济地位、性别、学术成就3个独立变量从分层随机样本41个主题中获得相关数据，用统计学方法进行定量研究分析，得出影响儿童信息搜寻行为的主要因素。1999年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的Stooke，Rosamund Kathryn的教育学硕士论文“儿童素质的伙伴关系：有关家长的信息需求与信息搜寻活动”（Partnerships for childrens literacy：The information needs and information-seeking activities of concerned parents）基于行为研究原理、女权主义者方法论、意义构建理论，运用半结构化采访方法进行数据收集，构建信息搜寻模型框架，进而强化父母应充当为父母为教师的双重角色的概念，对教师来说应该在一定程度上关注与儿童沟通方面的问题，对图书馆员来说要注重与儿童需求的交互而不仅仅是被动提供服务的方式，从多方面支持儿童素质的发展[2]。2008年麦吉尔大学Bowler，Leanne在其博士论文“信息搜寻过程中少儿元认知知识”（The metacognitive knowledge of adolescent students during the Information Search Process）中从元认知角度来探求信息素质的问题，基于自身知识类型的元认知有3个基本部分：自身知识、知识本质、知识。以蒙特利尔魁北克地区12个16～18岁青少年作为研究的主体，历时4个月，基于Kuhlthan的信息搜索过程模型，采用自然研究方法（电话采访法、访问法、面对面交谈法）调查青少年基于元认知知识进行信息搜寻、信息选择并使用学校信息，记录下信息行为过程中青少年的想法、感觉、动作，从而了解他们对于自身优势的认知、在构建的信息搜寻过程（ISP）框架中的理解力、好奇心、交流过程、时间、努力程度等影响信息行为的因素。2011年加拿大达尔豪西大学Van Andel，Ashley Kristina的文学硕士论文“夏季图书馆阅读项目和素养：一份儿童在参与了夏季图书馆阅读项目之后的阅读进展评估”（Summer library reading programs and literacy：An assessment of childrens reading progress after having participated in a summer library reading program）选取了69名二至五年级的7～11岁儿童分成参与夏季阅读项目的受训组与未参与项目的非受训组，接受阅读能力测试以期反映出夏季阅读项目对儿童阅读素养提升的影响[3]。

2.2美国有关儿童信息行为涉及图书馆学与信息科学研究主题对美国有关儿童信息行为的学位论文涉及图书馆学与信息科学的研究主题就内容、方法、理论依据3个方面进行说明。

（1）从内容来看，学位论文大多是以图书馆做为信息搜寻行为或信息素质研究的信息服务场所：前期的研究是图书馆为儿童提供的信息服务、图书馆员在为儿童提供服务时应承担的职责等方面，如1986年北德克萨斯大学Mosley，Mattie Jacks的博士论文“阅读指导项目与阅读态度：北路易斯安那学校五年级儿童的阅读成果与阅读行为的关系研究”（The relationships among a reading guidance program and the reading attitudes，reading achievement，and reading behavior of fifth grade children in a north louisiana school（library programs））正是以图书馆员提供信息服务为中心的阅读指导项目为出发点，调研小学生参与了此项目后是否有助于端正阅读态度、培养阅读习惯，并在一定程度上提升阅读成绩。随着网络技术与信息技术的发展，目前数字图书馆的发展、儿童依托图书馆的信息行为的转移成为了研究的重点[4]；如1996年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Hirsh，Sandra Goldstein的博士论文“知识领域影响小学生信息检索行为的自动化图书馆目录”（The effect of domain knowledge on elementary school childrens information retrieval behavior on an automated library catalog）作为科学图书馆的自动化目录为用户提供了浏览与关键词的两种检索途径，采用日志分析法或实地调查法对开展在线查询的儿童进行一对一采访，基于儿童科学理解层级的测试，探求儿童查询成功率与其掌握的知识领域水平、计算机使用的经验与查询信息的方法之间的关系[5]。另外，从信息科学与网络科学角度，研究者关注儿童利用网络开展的科研项目来探查儿童的认知发展与构建其信息行为的模型；如2008年北德克萨斯大学Peterson，Janet Walker在博士论文“网络时代的青年人的信息搜寻过程：有关认知、喜好、物理信息搜寻行为与问题解决技术的一项测试”（Networked generation youths information seeking process：An examination of cognitive，affective，and physical information seeking behaviors and problem solving techniques）为了构建网络环境下青年人进行信息搜寻、满足信息需求的模型。第一阶段，选取了125名七至十二年级的学生从理解力、网络环境运用、信息搜寻技巧、问题解决技术4个方面进行在线征询问题的实验，第二阶段以2个同一年级的学生为一组，采用实地观察法，观察12个学生，将他们置于信息搜寻的模拟情景中、并要求他们描述出其信息行为过程与在此过程中所运用的技巧，然后运用半结构化访问方法让参与者表述他们信息搜寻的经历，最终了解学生网络环境知识并构建使用关联信息过程的框架。结论指出知识与经验会影响信息搜寻过程，建议教育者在儿童的信息搜寻过程中给予更多的帮助[6]。2007年北德克萨斯大学Reynolds，Stephanie D的博士论文“阅读选择作为信息搜寻行为：女童案例研究”（Reading selection as information seeking behavior：A case study with adolescent girls），由13～15岁女童从她们近期阅读过的书目为研究切入点，结合日记、博客、个人访问、参与的重点会议提供的相关信息来完善女童的信息行为模型；从信息服务角度来说，应对每位信息用户根据其自身信息特点提供一份适合其信息描述文档的个性化推荐服务；同时，本研究也对治疗文学的一些术语进行了阐述。

（2）从研究方法来看，表现出多元化的特点。包含了内容分析法、文献综述法、结构化调查问卷法、实地研究法、小组讨论法、比较分析法等。研究者多是选取特定研究人群，通过一定时期的调研（采用调查问卷、定期采访、面对面访问、电话采访）获得基础数据后进行相关统计分析来验证提出的假设，完善构建的模型，得出合理客观的结论等。如2008年的博士论文“网络时代的青年人的信息搜寻过程：有关认知、喜好、物理信息搜寻行为与问题解决技术的一项测试”（Networked generation youths information seeking process：An examination of cognitive，affective，and physical information seeking behaviors and problem solving techniques）采用了电话采访法[6]；1991年印第安纳大学的博士论文“障碍儿童家长的信息推荐需求”（Information and referral needs of parents of children with disabilities）运用了实地研究法[7]；2007年“阅读选择为信息搜寻行为：女童案例研究”（Reading selection as information seeking behavior：A case study with adolescent girls）采用了内容分析法与实地研究法；1995年西雅图大学的教育学硕士论文“通过加强学习图书馆信息服务的K-12教育”（Enhancing learning through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 in K-12 education：A future search conference）运用了小组讨论法、定期采访法[8]。

（3）从理论、模型依据来看，多集中在行为理论、信息理论、心理学理论及社会学相关理论方面。如：2009年恩波利亚州立大学博士论文“小学生本能寻求信息动机的经验探索”（Exploring the experiences of upper elementary school children who are intrinsically motivated to seek information）是以自我决策理论为理论框架的；2007年马里兰大学帕克分校博士论文“儿童在图书馆选择图书：娱乐背景下扩展信息行为模型”（“Children selecting books in a library”：Extending models of information behavior to a recreational setting）将图书馆与信息系统（LIS）模型进行扩展研究；1994年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博士论文“个人理解与信息智力模型：儿童信息搜寻与信息使用的相关因素的定量研究”（Personal understandings and mental models of information：A qualitative study of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the information-seeking and use of adolescents）中涉及了智力模型理论、社会历史心理学的研究理论[9]。

3结论

本文对加拿大、美国两国在图书馆学、信息科学、网络学方面的儿童信息行为研究从研究主题的内容、涉及的研究方法、研究的理论依据3个方面做了科学地归纳与详尽地分析。通过研究发现，儿童信息行为未来的研究还是有很大的上升与改进空间的。少儿信息行为的研究内容十分丰富，随着信息技术快速发展可以更加深入至研究对象的背景、可以为研究对象提供多种科学合理的研究情境、挖掘多种影响少儿信息行为的因素。研究方法方面可以借鉴信息行为研究出现的新方法，如日间跟踪法、视线跟踪法等。研究的理论依据及基础模型方面，可以融合多个学科的理论与模型，如哲学、心理学、社会学、认知学等，进一步的完善与扩展原始信息行为研究模型与基础信息系统。

参考文献

[1]美国ProQuest公司数据库[DB/OL].available at：http：∥/pqdweb？RQT=306&DBId=G647，2011-09-21.

[2]Stooke，Rosamund Kathryn.Partnerships for childrens literacy：The information needs and information-seeking activities of concerned parents[D].Canada：The University of Western Ontario，1999.

[3]Van Andel，Ashley Kristina.Summer library reading programs and literacy：An assessment of childrens reading progress after having participated in a summer library reading program[D].Canada：Wilfrid Laurier University，2011.

[4]Mosley，Mattie Jacks.The relationships among a reading guidance program and the reading attitudes，reading achievement，and reading behavior of fifth grade children in a north louisiana school（library programs）[D].Texas：University of North Texas，1986.

[5]Hirsh，Sandra Goldstein.The effect of domain knowledge on elementary school childrens information retrieval behavior on an automated library catalog[D].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Los Angeles，1996.

[6]Peterson，Janet worked generation youths information seeking process：An examination of cognitive，affective，and physical information seeking behaviors and problem solving techniques[D].Texas：University of North Texas，2008.

[7]Irwin，Marilyn Money.Information and referral needs of parents of children with disabilities[D].Indiana：Indiana University，1991.

[8]Baldwin，Margaret Kearns.Enhancing learning through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 in K-12 education：A future search conference[D].Seattle：Seattle University，1995.

文学博士论文范文第7篇

聊起论文的方向，她淡淡地说，你肯定会选文学。我问她为什么，她微笑着说，你看起来就像学文学的人。

以文学为向导，走遍大半个中国

硕士毕业后，我去了杭州一所大学教书，然而天堂般的城市还是输给了我在工作中文学归属感的缺失。那时我主要教授非英语专业的大学英语课程，对文学的爱好充实了我的课堂，我的学生不仅学习了语言点，为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作准备，而且还知道了奥斯卡 ？王尔德在海关申报自己的天才的文学典故，了解到弗吉尼亚 ？伍尔芙对“一间自己的房子”论述时所援引的那些女作家，甚至还有几个同学课下找我开文学书单，他们中的几个把我的家当成了图书馆。

短短几年，我购买的文学作品已达数千册。我在工作之余尽情地阅读，将自己在文学课堂上所学到的人名化成了具体的作品与更丰富的想象。比如，我在莎士比亚的世界中或者捧腹或者黯然，我知道了大家常说的福斯塔夫是怎样的一个坏角色，了解到亨利五世这个大英雄的善恶交杂，在深感夏洛克可恶的同时，我也读到了他的可怜之处，不带任何功利目的地细读调整了我对莎翁的模糊认识。

我记得在硕士的莎士比亚课堂上，老师不停地强调他的伟大，但当时我在他的剧作里读到的多是粗鄙之词，我一直困惑这样的人怎能是伟大的呢。读完他所有的作品，除了哪些依然感觉有些粗鄙语言外，我看到更多的是他的神来之笔以及对人性复杂的真实刻画，即善与恶不是非黑

即白的简单定义与刻画。

我对书籍的购买从一开始的杂乱无章开始变得条理。我或是以作者为线索，购买我在书店或者网店所能买到的全部书籍，又或是以我所读到的书为据，根据某个作者所提到的书去买。比如，当时看王尔德在法庭为自己辩护时提到柏拉图所认为最崇高的爱是同性之间的爱，我于是奔向柏拉图，先去找他在哪本书中提到了这个观点，然后再慢慢购买他的书。我享受那种链条式的购书与阅读，新买的书香与阅读的喜悦盖过所有一人独居的无趣与寂寞，我骄傲地想，我的孤独如此富有诗意。

那时我发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不是有意为之。读完徐志摩所有的作品与传记，我便自然地奔向他在海宁的故居，去海宁的西山公园拜祭他的衣冠冢，在火车站感受他父亲曾经投资的铁路。读路遥便去陕西，读茅盾便去乌镇，读林语堂又跑向厦门的鼓浪屿以书中的世界为导向，在那几年我几乎走遍了大半个中国。

然而，大学英语的课堂毕竟不是英语专业的文学课堂，我的学生们的文学知识亦是非常有限，我的文学热情无法找到一个尽情抒发的出口，我与文学的关系大多只能体现在工作之余与文学作品的对话，那只是自留地上的小喜悦。

考博奥德赛

我大概是从执教的第三年开始强烈地希望自己能有一个文学课堂，能有一个畅谈文学的平台。然而，从大学外语教学部调进英语系并且上文学课实非易举。课程安排是学院多年的习惯，若非特殊情况不会轻易改变。于是，我从那个时候开始了考博奥德赛。“奥德赛”这个词也是我在终于取得文学博士学位之后回望时定义的我漫长的考博之旅。

报考文学博士之旅并没有我想象得那么简单，比如报考复旦大学的博士时，我 25岁，初生牛犊不怕虎。我在初试中取得第一名，复试后我才了解到，老师要看的不仅仅是分数，还有是否有在主持的课题和论文，初试只有部分比例。我满怀希望前去，忐忑失落而归。这之后，努力写论文与申请课题变成了教学与备考之外的主要事情。我从来没有想到这一路我竟然磕磕绊绊走了下来。三年的时间，每年三月飞来飞去考试，等待，希望、失望，再开启另外一年回顾整个过程，似是与一个人的恋爱，会在一起的直觉与信心能让人宿命般地坚持。终于有一年，科研、成绩都不是问题了，我回到了北京，开启了读博生涯。

年复一年的备考也不是没有所获。我记得北京大学的参考书之一是英美诺顿文学选读（The Norton Anthology of English Literature，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我在报考的那一年跑遍了杭州所有的书店寻求未果，最后花了半个月的薪水在网上买了当时最新版的英美文学

我终于有了自己想要的天地，也终于可以在我的课堂上释放文学热情，尽情地感染我的学生，带他们进入美妙的文学世界。我可以用我自己的例子告诉他们文学是如何让人体会到思考的幸福，并且幸福地思考着。

诺顿选集，英国文学6本，美国文学5本，共11本，近一万页。为备考而做的阅读的艰辛很快被阅读中的投入取代，我竟然不知不觉完成了选集的阅读，它们彻底打开了以前认识的零星散落的英美文学世界。

16万字博士论文，论华兹华斯

我在考博之前已经在爱尔兰作家奥斯卡？王尔德的作品中倾注很多精力，本打算在博士期间继续研究他，导师没有反对，但是他建议我能找一个一眼望不尽、可以做一辈子的研究对象。

我思考很久决定跟随导师做作家论，然而作家论是一个很大的主题，导师让我选择其中一个文学流派。我本能地说浪漫主义，然而还是很大，但好在在浪漫主义诗人中有作家（诗人）论的选择不是特别多，因为问过经典问题的“诗人是什么？”而闻名的威廉 ？华兹华斯成为首选。我一头扎进了对华兹华斯的阅读，最终确定了将华兹华斯在诗歌创作中所倾心的“孤独”作为论文选题。

我博士论文的书写开始于在英国的留学期间。兰卡斯特大学有世界著名的华兹华斯研究中心。对大量研究资料的搜集与阅读让我坚定“孤独”是可以写下去的。因为不少学者提到这一点，但是从来没有人去对它做纵深的研究。我在英国常常集中阅读一两个月便给导师打一个长长的越洋电话告诉他我的阅读感受，导师会认真倾听，给以首肯，同时也随时调整我的思考方向。

与此同时，我也开始了对华兹华斯故居与创作环境的游访。我去他在《序曲》中所描写的“灵魂播种的季节”所在的湖区的霍克斯海德镇，去感受他成长中的孤寂环境与他的孤独体验。我在他居住九年的“安 ？泰森的房舍”想象他在这所房舍中的孤独体验与思考：“这简陋的木床，我就是在此/倾听风的呼啸和雨的喧嚣；/在此度过不眠的夏夜，看着 /房子近旁那棵高大的.树：/它的茂叶宛如卧榻，托起/一轮皎洁的月亮；”（《序曲》，丁宏为，译）。我想象带着房东家那只狗作掩护独自在路上作诗的他，以及夏天狂欢之后独自回家路遇孤独的被遣散的老兵的他。

我去了他常去并且常得灵感的拉弗里戈山（Loughrigg），我爬上陡峭的山坡，看湖区的几大湖远远地安躺在周围。在山坡下有棵孤独的树，我独自一人坐在树下面看着平静的瑞德湖蓝，湖水上空飘过一朵孤云，看着真正的湖区的孤云，才明白华兹华斯《咏水仙》中的那句，“我独自漫游，如孤云一朵”。为了彻底感受诗人在自己的孤独漫游与水仙花的簇拥欢舞之间的张力，我特意去了这首诗的灵感之地――阿尔斯沃特湖畔（ Ullswater）。我在他的生活环境中、创作环境中读到了孤独，带我通往诗人的内心与诗歌的灵魂。

在国内外的四年时间内，导师的指导与我自己的摸索与思考化作我那 16万字的博士论文。虽然预答辩过程中，有教授反映我的文字过于感性，但导师私下告诉我那是我的特点。我想导师并非是护犊，他应该是在那些感性的文字中读到了我理性的思考，感到了那些本来容易轻飘飘的文字因此获得的重量。我知道没有毫无问题的博士论文，我的论文一定存在着不少需要修改的地方，但进入博士论文答辩现场时，我对我与文学的未来已经不再没有安全感。导师送我的毕业赠言是：幸亏有文学让我们相遇/幸运有诗意伴心灵远行我读着那些文字，眼泛泪

花，我与文学终于紧紧相拥。

你依然像学文学的人

从2004年7月大学毕业开始，我走了 12年的长路来追寻文学。2016年春天，林瑛去人大考博，我们在水穿石里喝咖啡，虽然我们依然如大学时候一样不那么熟悉，但文学神奇地让我们默契地感知彼此的友谊。我告诉了她 13年前她的话对我的影响，她说，我依然认为你像学文学的人。

2016年6月底，我拿到了文学博士的学位，收到重庆一所高校任教的录用函。我花了几千元将我750公斤的书寄往重庆。我与我的书可以尘埃落定，我的文学梦绚烂地成真。一切顺理成章，我进入了英语系，教授英语名作导读。

我终于有了自己想要的天地，也终于可以在我的课堂上释放文学热情，尽情地感染我的学生，带他们进入美妙的文学世界。我可以用我自己的例子告诉他们文学是如何让人体会到思考的幸福，并且幸福地思考着。文学的备课量很大，辛苦不输读博期间的阅读与写作，但无论是教授文学还是学习文学，这其中所有的辛苦都让位于文学带来的幸福感与辽阔的视野。我乐在其中，也欣慰地看到了我的学生们在文学课上的快乐、期待与满足。我要不辜负自己这一路的寻找，而且，说不定，那一双双望着我的明亮眼睛中，有一双，不，很多双闪着因为热爱文学而发出的莹亮。我有责任带他们看见更美的星空，更亮的世界。而我自己与文学，似是好事多磨的伴侣，终于可以心无旁骛地执手前行。

（作者系重庆工商大学外语学院讲师，中国人民大学英语语言文学博士）责任编辑：孙云帆

文学博士论文范文第8篇

河南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2013年度人物评选揭晓，王性玉等10名专家、教授榜上有名。

2013年，河南省高校广大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积极推进实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着眼于服务河南经济社会发展，潜心研究，奋力攻关，推出了一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全省涌现了一大批成果卓著、师德高尚、影响广泛的先进人物。为了进一步激发高校广大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投身科研的热情，表彰先进，中共河南省委高校工委、省教育厅举办了这次评选活动。评选活动通过严格初审、网络投票、专家评审，最后10位同志光荣当选。

中共河南省委高校工委、河南省教育厅号召全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要以这10名同志为榜样，瞄准高目标，迈开新步伐，扎实工作，着力攻坚，为河南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王性玉，1963年生，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河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院长。是河南省第二批博士服务团成员、河南省一级重点学科“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学术牵头人、河南省优秀教师、“新世纪普通高校工商管理类统编教材”编委会主任，其主要研究方向为风险管理和区域金融。他先后在《管理世界》《中国管理科学》《科研管理》《管理评论》等权威学术期刊发表系列论文50多篇，出版有《期权投资与做市商风险管理》《博弈论和衍生品视角下的供应链信用风险管理》等学术著作8部。王性玉主持完成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供应链信用风险管理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抵押品替代视角下我国农村金融抑制问题研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农户信号传递、金融抑制及农贷技术设计”等省部级以上科研课题15项，获省部级以上科研奖励5项。

李勇，1976年生，博士、教授，河南大学影视艺术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后，美国福特汉姆大学博士后访问学者，兼中国新媒介文论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河南省微影协会常务理事；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河南省高校科技创新人才（人文社科类），河南省高校青年骨干教师。近年，李勇致力于媒介文化、批判理论、传播哲学等研究，主持国家社科、教育部、博士后特别资助等省部级及以上项目9项。他在《文艺研究》《文学评论》《现代传播》等重要期刊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多篇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等转载；出版著作4种；获省社科优秀成果、省级教学成果、省优秀博士论文等奖励22项；《人民日报》《文学评论》等报刊就其研究成果刊发过评论文章。

李勇，1976年生，博士、教授，河南大学影视艺术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后，美国福特汉姆大学博士后访问学者，兼中国新媒介文论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河南省微影协会常务理事；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河南省高校科技创新人才（人文社科类），河南省高校青年骨干教师。近年，李勇致力于媒介文化、批判理论、传播哲学等研究，主持国家社科、教育部、博士后特别资助等省部级及以上项目9项。他在《文艺研究》《文学评论》《现代传播》等重要期刊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多篇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等转载；出版著作4种；获省社科优秀成果、省级教学成果、省优秀博士论文等奖励22项；《人民日报》《文学评论》等报刊就其研究成果刊发过评论文章。

张纪，1971年生，经济学博士、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现任河南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是洛阳市金融专家委员会委员、洛阳市经济与社会研究中心研究员、河南省教育厅学术技术带头人。2006年至今，张纪先后在《中国工业经济》《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国际金融研究》《世界经济研究》《上海金融》《国际贸易问题》《现代经济探讨》等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获得河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2项；独著学术专著1部，参与撰写学术专著6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1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1项、国家博士后科学基金1项，其他省部级课题6项。2012年，他的研究报告得到时任河南省委常委、洛阳市委书记毛万春的高度评价。

傅修海，1976年生，中共党员，2009年获中山大学文艺学博士学位，现任郑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硕士生导师，兼郑州大学教育部公民教育中心研究员。他主要从事中国文艺思想史、20世纪中国文学与文化批评等研究，已出版专著1本，编著3部；先后在《文学评论》《文艺评论》《鲁迅研究月刊》《南方文坛》《甘肃社会科学》等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曾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传播语境下的中国左翼文学现场研究》、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瞿秋白与左翼文学的中国化进程》等10余项科研课题；先后被评为河南省教育厅青年骨干教师、郑州大学“三育人”先进代表。

樊红敏，1968年生，政治学博士，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政治学与公共事业管理系副主任，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基层民主建设与农村治理、县域治理与政权建设、廉政建设与腐败治理。在科研上，她注重实地调查，通过扎实的田野工作，在县域治理、农村发展等领域取得了较为显著的学术影响力。近年，共40多篇，其中核心期刊20多篇，有5篇论文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其中1项结项鉴定优秀；主持省部级课题3项，主持和参与地方合作课题8项；出版专著2本，合译专著1部；获得省部级奖励2项。在社会服务上，她积极参与基层实践创新，接受了《检察日报》等多家媒体采访，为推动社会发展发挥了一个学者应有的作用。

樊红敏，1968年生，政治学博士，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政治学与公共事业管理系副主任，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基层民主建设与农村治理、县域治理与政权建设、廉政建设与腐败治理。在科研上，她注重实地调查，通过扎实的田野工作，在县域治理、农村发展等领域取得了较为显著的学术影响力。近年，共40多篇，其中核心期刊20多篇，有5篇论文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其中1项结项鉴定优秀；主持省部级课题3项，主持和参与地方合作课题8项；出版专著2本，合译专著1部；获得省部级奖励2项。在社会服务上，她积极参与基层实践创新，接受了《检察日报》等多家媒体采访，为推动社会发展发挥了一个学者应有的作用。

魏鸿雁，1966年生，安阳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汉语国际教育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化。先后在《文学遗产》《中州学刊》等专业学术刊物上20余篇。他主持并完成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汉代小说文献与汉代文化研究”，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资助项目――“许文忠公集注评”、省社科联课题――“郑卫之风与中原文化源流探究”等，还参与“蒋捷《竹山词》校注”等科研课题4项。出版《汉代小说文献与汉代文化研究》《佛玄哲理诗艺术研究》等2部学术专著。其中，国家社科成果对汉代小说的系统研究，弥补了小说史研究上的不足，对完善早期中国小说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王士祥，1974年生，文学博士，现任郑州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是河南省教学标兵、省青年骨干教师、教育部国家视频公开课主讲教师。他曾主持国家社科项目1项、博士后教育部特别资助项目1项、博士后面上资助项目1项、省社科项目1项；出版著作7部。在《文学遗产》等学术刊物发表文章36篇，代表著作有《唐代诗赋研究》《考场风云》。获省社科一等奖1次、三等奖1次，省教育厅社科特等奖1次、二等奖3次。王士祥任央视“百家讲坛”主讲嘉宾、河南电视台《传承》栏目嘉宾、河南电视台《经典少年》栏目专家评委、省干部自主选学国学专题主讲教师。河南电视台、《大河报》、《东方今报》等媒体多次对其进行过专题报道。

文学博士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梅鼎祚；《八代诗乘》；研究综述

关于梅鼎祚先生，笔者在综合各方面资料之后，总结出大概的研究状况：有三部著作特地设专门章节来论述梅鼎祚，其中的一部是《安徽文学史》；[1]单篇论文近二十篇，硕士论文两篇，博士论文一篇，其他讨论梅鼎祚的论文也不少。单就《八代诗乘》来说，把《八代诗乘》单独成章节来讨论的，只有一篇，即复旦大学博士生杨[的论文《明人编选汉魏六朝诗歌总集概说》。复旦大学博士生陈晨在其博士论文《梅鼎祚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研究》中，分批次地分别介绍了《汉魏诗乘》和《六朝诗乘》（合称《八代诗乘》）。南昌大学人文学院的副教授陈晨和江西财经大学外语学院的赵娟，两人在《与明代六朝诗学之深化》中也着重介绍了《六朝诗乘》及其意义。下面笔者将从三个方面来进行综述：

1 作者生平及著作研究

1.1 生平

徐朔方先生的《梅鼎祚年谱》[2]是迄今为止对梅氏生平研究最为详细的文献资料，[3]它使我们对梅鼎祚先生的生平有了更为鲜活的、立体的认识，为我们研究梅鼎祚及其作品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李慈瑶在硕士论文《梅鼎祚研究四题》中，对梅鼎祚年谱进行了细致的补正。除此之外，复旦大学博士生陈晨在《20世纪以来梅鼎祚研究综述》的“梅鼎祚生平研究”中，又对学术界对梅鼎祚生平的研究进行了更为全面深刻详细的梳理，其中至少提到了七位学者以及著作来罗列有关梅氏的生平，这里不再重复介绍；王辉斌，湖北文理学院教授在其论文《梅鼎祚与的乐府题解批评》中也对梅鼎祚的生平作了简要介绍；信阳师范学院学报上，田璞、查洪德在《梅鼎柞和他纂辑的》中，更是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来深入解剖了梅鼎祚先生；苏州大学中文系的陈桂生在其论文《论梅鼎祚及其》中，也详细陈述了梅鼎祚及其父亲，梅鼎祚少年时期以其以后的仕途等，这些都对我们了解梅鼎祚进而了解其诗文选集的编选思想极有帮助。

1.2 著述

有关梅鼎祚先生的著述，山东大学教授何朝晖，在《晚明落第士人的著述出版活动――以梅鼎柞为例》一文中，根据史籍著录和目前存世情况两方面对梅鼎祚先生的著述进行了总结，并从梅鼎祚的著述活动中洞悉晚明藏书流通情况；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李慈瑶在硕士论文《梅鼎祚研究四题》中的“研究缘起”里，也较为广泛地介绍了梅鼎祚先生的著作，并罗列的梅氏这些著作所背负的争议和批评。其中虽然不甚全面，但是也为笔者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其他可以考证梅鼎祚著作的零散论文也有不少，不再一一罗列。

2 《八代诗乘》成书研究

有关《八代诗乘》的成书，笔者综合其他资料，做了如下梳理：

万历年间刊行的《八代诗乘》，共四十五卷，为宁国府推官史元熙所刊。该书并非一次辑录完成的，梅鼎祚首先着手纂辑的是《汉魏诗乘》二十卷（附《吴诗》一卷），初步编选是在万历十一年，正文部分题“宣城梅鼎祚禹金编校”（卷首有《汉魏诗乘总录》，题“宣城梅鼎祚辑”）；后期他又编纂了《六朝诗乘》二十五卷（附《六朝诗乘末卷》一卷），于万历三十四年刊行，正文部分题“四明史起钦[3]裁正，宣城梅鼎祚选辑”。两书合称为《八代诗乘》，合刊本中卷首有《八代诗乘总目》，题有“明四明史起钦[4]德明裁正，宣城梅鼎祚禹金纂辑”。

3 《八代诗乘》影响研究

笔者对四库馆臣于《八代诗乘》“仅汉魏全录，晋宋以下皆从删节，已非完备之观”的说法，尤其是对《汉魏诗乘》“意欲补冯氏阙失，然真伪杂糅，失于考证”的价值评价委实不敢苟同。梅鼎祚编纂此诗集的初衷本来就不是为读者提供详尽的文献资料，而是让我们学会裁断、批评和鉴赏。“乘”，是史传别称，是通过文学艺术的手段，借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描述来表达一定的历史观。正如《汉魏诗乘序》中所言：“其名曰乘者，以其评骘论世而名之也。”[5]《八代诗乘》除汇集了历代评论之外，还有自己的评论，体现了他的编纂思想，给后世学者考察类似选集带来不少帮助。《八代诗乘》还收录了其他诗文选集未收录的诗集，这对后世学者考证诗歌渊源极具说服力，更有利于读者拓宽眼界、活跃思维。

4 开拓空间

近年来，学界对梅鼎祚及其著作研究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学者们也从不同的维度来对梅氏展开研究，但是对于《八代诗乘》的研究仍是凤毛麟角，尚未完全进入学者们的研究视野。目前对《八代诗乘》的研究已经从单纯的成书研究逐渐转向艺术特征研究以及价值研究。例如，陈晨从“文献”方面来比较了《汉魏诗乘》和《汉魏诗纪》，还有学者从诗史分期、时代特质和诗体演变方面[6]来揭示六朝诗歌的发展。然而，梅鼎祚的大多数诗文集都因过于庞大而无人问津，《八代诗乘》虽得以为人所知，但是至今尚无学者去整理、点校，因此若想深入研究《八代诗乘》，尚且存在一定的困难。但是，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学者们的不懈努力，研究方法的不断更新，梅鼎祚及其《八代诗乘》的研究必将取得更丰厚的成果。

参考文献：

[1] 陈友冰，刘良政.安徽文学史（第二卷）[M].安徽文艺出版社，2013.

[2] 徐朔方.晚明曲家年谱（皖赣卷）[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

[3] 李慈瑶.梅鼎祚研究四题[D].浙江：浙江大学人文学院，2011.

[4] 黄虞翟.千顷堂书目（地理类中）[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5] 梅鼎柞.四库存目丛书补编影（汉魏诗乘）[M].万历十一年刻本.

[6] 陈晨，赵娟.《六朝诗乘》与明代六朝诗学之深化[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12.

文学博士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张岂之；教育人文观；研究生培养；教育思想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一、“教育人文观”与文化自觉

张岂之先生①是学术界公认的思想史家、史学家、哲学家，著述等身。在进行学术研究的同时，张岂之先生还对如何提升民族素质、如何达到社会文化自觉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思考，并认为，加强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是实现文化自觉的重要手段。[1]张先生认为，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途径主要有两种，其一，对在校大学生进行传统文化的教育。张先生主编的《中国传统文化》一书即为大学通识教材，此外，张先生还发表了《传统文化与素质教育》、《对立耶？―体耶？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历史考察》、《论我国大学文化素质教育的特色》、《西方近现代大学理念评析》、《高校文化素质教育与理论教育》、《关于教育人文观的思索》等文章，系统探讨了大学生的传统文化教育问题，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教育人文观”。②谢阳举教授认为，张岂之先生的“教育人文观”不仅包含了大学理念的纬度、文化的纬度、素质的纬度，其还将三者高度浓缩成了一个三位一体的概念，集中展示了张岂之先生对大学素质教育、大学文化素质教育的独特运思。[2]98

其二，对社会进行传统文化的普及工作。1992年张岂之先生创办并主编了《华夏文化》杂志，该刊物刊登了大量来自于社会的稿件，文章的作者或是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工作者、或是退休乡村教师、或是普通的农民，有的文章对某地的名胜古迹进行了介绍，如：刘书通所写的《关于涂山位置的确认――全国五处涂山稽考》一文，③有的文章对传统的民俗进行了考订，如：姜吉林所写的《我国古代的媒妁及其称谓》一文，④有的文章则对古代文物进行了考释，如：黄林纳所写的《牛角形三彩孔雀杯》一文，⑤有的文章还对古文字进行了考证，如：邢千里所写的《从甲骨文“册”字说起》一文，⑥经过20余年的发展，《华夏文化》逐渐成为了在社会上宣传、普及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阵地。

如果说，在大学中倡扬中国传统文化彰显了张岂之先生的“教育人文观”，那么，在社会中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则是将这种“教育人文观”的受众由大学生扩展到了普通民众，张岂之先生认为“传统文化是民族和国家、历史和文化的结晶。”[3]3而“人文精神”⑦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其主要由天人之学、有对之学、为人之学、会通之学、经世致用之学等构成。⑧张岂之先生进而指出，人文精神是文化的核心，标志着文化的发展方向。[4]所以，张先生认为，只有以大学生为中心，将以“人文精神”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在全社会范围内进行传播、发酵，才能达到“学术自觉”、“道德自觉”、“理性自觉”的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1]

可见，张岂之先生所倡导的“教育人文观”是倡扬中国传统文化最为重要的手段，因为“教育人文观”是一种使人成为文明人的教育，[2]103它关注的焦点只有一个，那就是“人”，所以，只有通过“教育人文观”才能使全社会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不同职业、不同文化水平的人对中国传统文化达成“人文”层面的共识，进而去接纳它、学习它、吸收它，张先生的“教育人文观”将“教育”与“人文”合二为一，通过教育来传播人文知识，利用人文知识来深化教育，使得中国传统文化植根于心，其是实现文化自觉不可或缺的教育方法与理念。

二、兼和、守正、日新

除了学术研究之外，张岂之先生还非常执着于教育研究，特别是对人文学科研究生的教育研究，“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1978年被批准为专门史（中国思想史）硕士学位点，1984年被批准为博士学位点，1995年被批准为国家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5]221在三十多年的研究生培养工作中，张岂之先生逐渐形成了诸多独具特色的教育思想。

在2007年7月举行的“中国思想史学科建设研讨会”上，张岂之先生做了题为《兼和B守正B日新》的主题发言，“兼和”、“守正”、“日新”既是张先生数十年学术研究的心得体会，又是其进行研究生教育的研究经验总结。⑨

“兼和”指应努力做到融会中西，贯通古今，虚心吸收其他学科、其他学人的长处，形成自得之见。[6]张岂之先生在北大和清华求学期间，先后聆听过胡适、熊十力、朱光潜、石峻等著名学者的课程，诸先生的学识对张先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先生曾感慨道：“这些老师身上有共同的一点：中西融合，古今会通。他们力求将中华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精华融合起来，创造适合于时代需要的中国新文化。”[7]439张岂之先生同样将这种“兼和”的教育方法运用到实际的研究生培养工作中，无论是课程的设置，还是论文的选题与写作，张先生都力图将“中西融会”、“会通古今”的原则贯穿其间。此外，在张岂之先生所开的硕、博研究生必读的书目中，就中国的典籍而言，既有《论语》、《孟子》这样的儒家经典，又有《老子》、《庄子》这样的道家经典，还有《坛经》、《肇论》这样的佛教经典；就西方的典籍而言，则有《西方哲学史》（罗素）、《小逻辑》、《论法的精神》、《德意志意识形态》、《正义论》等不同时期、不同流派的著作。[5]171可见，张岂之先生将“兼和”原则运用到了研究生培养的各个环节。

虽然，张岂之先生提倡中西会通的研究方法，但是，张先生立足研究生培养的客观实际，并不主张研究生进行中西比较的研究，而是认为，研究生阶段的学习要为后续的中西比较研究打好基础。此外，张岂之先生还指出，在中西互通的过程中要坚持“自我”：“自我，即我们自己的某些基本思路、推论方法和名词术语；有这个‘主体’，才能有效地吸收域外的某些成果，使它们为我们所用。如果没有‘自我’，一味跟着别人跑，就有可能迷失‘自我’。自己有了‘主体’，将域外的见解经过消化而吸收，使得‘主体’更加丰满，这也许是最值得提倡的。”[8]2

“守正” 指做正派人，有正义感，追求实现社会公正，在学术上走正道，讲学术道德，自觉地树立优良学风。[6]张岂之先生将“守正”原则运用于研究生的培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做人，张先生指出：“所谓做人的教育，是指要做一个有高尚品德的人，要教育研究生正确处理个人与国家、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社会、个人与他人、个人与家庭、个人与教师等等方面的关系。只有在‘做人’这一点上具有高尚的品德，才能有优良的政治素质，才能真正地建立共产主义世界观，才能真正地搞好学术研究。”[9]张先生进而认为：“在文章里，在著作里应体现人品，有人品才有文品。”[5]31所以，“做人的教育”要贯穿研究生培养的各个环节，并且张先生将其放在了研究生培养工作的首位。[9]

其二、做学问，如果说，“做人的教育”是学术研究的基础，那么，“做学问的教育”则是学术研究的生命线。张岂之先生认为，要做好学问，首先，必须打好基础，其中既包括相关的学术基础和理论基础；还包括外语基础、文字基础、文献基础、逻辑基础；甚至包括一定的人生阅历。[10]74

其次，注重学术规范，张岂之先生认为，一种新的学术观点的提出，要看它所依据的史料是否是新发现的史料，对于已经普遍使用的史料是否从新角度去做比较切合历史实际的说明和解释；与前人在某一个问题研究上所达到的高度相比，是否有所进展；对已将发表过的研究成果是否有全面的审查。新的学术观点不能模仿，更不能抄袭他人的学术成果。[2]142

最后，高度重视毕业论文质量，张岂之先生视毕业论文质量为研究生培养工作中的重中之重。特别是博士论文，张岂之先生要求博士在撰写毕业论文时，要尽可能完整地、系统地阅读研究课题的原始资料，而且要编出资料长编。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分类归纳，进而得出切合实际的学术观点。[9]在博士论文的审核和答辩环节，张岂之先生往往会邀请国内最一流的学者来进行博士论文的评审工作，如：邀请张立文教授来评审理学方面的论文；林家有教授来评审近代思想史方面的论文；龚书铎教授来评审史学理论方面的论文。[5]148而在论文答辩环节，张岂之先生不要求答辩委员做“集体讨论”，而是要求答辩委员根据博士生实际答辩情况来判定其是否通过，并指出，博士论文答辩全票通过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

“日新”指要有不断创新、与时俱进的理念。[6]张岂之先生一再强调研究生要及时更新自己的知识储备，要对最前沿的学术动态拥有敏锐的洞察力。[5]154

张先生同样将“日新”原则运用于研究生的培养工作中。如：在指导关于先秦楚文化的博士论文时，张先生要求这位博士生关注最新出土的楚地文物。[5]103在指导关于近代学术史的博士论文时，张先生则要求博士生吸纳港、澳、台最新的研究成果。[5]42在指导关于明清海防的博士论文时，张先生更是要求博士生要借鉴以日本为主的最新海外研究成果。[5]85

不仅如此，虽然张岂之先生年近九旬，但先生扔坚持进行学术研究，除了论文与书籍的写作之外，张先生还利用课余时间，到全国各地的高校进行学术讲座，并将自己最新的研究成果与学术界分享。如：2013年10月张岂之先生在南京大学讲授了其对中国历史的相关研究成果；2014年4月张岂之先生在东南大学讲授了中国传统文化所具有的亲和力。可见，张岂之先生真正将“日新”践行到了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与教学中。

三、经世致用、教学相长

“经世致用”一直以来都是古代文人士大夫所恪守的人生信条，士人们希望通过自身的道德修养来完成先由内圣再到外王的终极目标。[11]427而张岂之先生对于中国古代的“经世致用”之学也有着精深的研究，张先生认为：中华人文精神充满“以天下为己任”的历史使命感，无论是教育、学术、文化以至个人修身，最后都归结到“经世致用”上来。明清之际的诸多思想家都具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经世致用思想。[12]95

张岂之先生同样将“经世致用”原则运用到研究生的培养工作中，张岂之先生不止一次地强调：“在时间允许的条件下，研究生要多多关注现实社会问题。我国古来学术为的是经世致用，当然不必那么实用，但一个学者如果不为民说真话，说实话，不了解现实情况那是不好的。因此，还是要看点报纸，重要的文件，要做些研究。胸中有全局，有自己的心得体会，这样做学问才会有时代感。”[5]31

张先生认为，农民的增收问题、城市居民的社保问题、[5]31环境保护问题、[13]等都是学者或研究生急需关注的现实问题，并指出，虽然研究生所选择的学术课题不同，但社会的普遍性问题还是要关心的，这既是搞好学术研究的必要条件，又是对研究者社会良心、良知的考量。[5]31

“思想史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属于专门史的范畴，其是人类社会意识的发展史；确切的说，思想史是理论化的人类社会思想意识的发展史。”[14]3可见，思想史的研究范围极为宽泛，“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哲学思想、科学思想、法律思想、军事思想等等”[14]3都是其研究的领域。所以，张岂之先生在培养研究生的过程中同样要对一些之前没有旁及的学术问题进行研习，做到“教学相长”。

“教学相长”一直以来都是侯外庐学派传承的学术传统。⑩张岂之先生曾回忆道：“我们师生间的文稿可以相互修改，侯外庐先生鼓励我们这么做。我至今怀念我们和侯先生一起写书时的美好时刻。那时，侯先生自己执笔写成的稿子送来，杨超、李学勤和我在他的稿子上有时也作文字修订，甚至是观点的修改。”[7]418作为侯外庐学派的领军人物，张岂之先生在培养研究生时，也秉承着“教学相长”的原则。如：在指导一篇关于中国古代本体论的博士论文时，张先生同样对中国古代本体论的相关理论进行了研究，并归纳出了符合思想史发展原貌的学术观点：1、儒家是以《中庸》为代表的道德本体论；2、道家是以玄学为代表的自然本体论；3、佛教是以法性宗为代表的心性本体论；4、法相宗是融汇了道德本体说、自然本体说与心性本体说的融合本体论。[5]33可见，师生通过对相同学术问题的探究，真正做到了“教学相长”。

除了师生共同进步之外，张岂之先生还视“教学相长”为引导学生步入学术领域的重要手段。“侯先生平时很少给我们讲如何搞科学研究，然而，他通过和我们讨论问题，以及帮我们修改文稿，亲切而又实际地带领着我们走上科学研究的道路。”[7]419张岂之先生也通过讨论论文、学术问题等方式，潜移默化地将学生引领到学术研究的领域。如：在博士论文开题之前，张先生会让博士生准备三个题目，通过与他们之间的讨论，来最终确定博士论文的题目。[5]172如：通过对一位博士所写的关于春秋战国时期明辨思潮论文的注释、行文以及内在逻辑进行指导，使得这位博士对于学术论文的写作，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5]112可见，在张岂之先生看来，“教学相长”不仅可以提升师生的学术水平，其还是指导研究生进行学术研究的重要手段。

四、循序渐进、因材施教

张岂之先生对于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研究生的要求极为严格，不仅要求他们多读书，还要求他们做好读书笔记，并且要在读书的过程中发表见解，形成自己独立的学术观点。[5]152所以，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的博士生大多需要学习4到5年才能毕业，有的甚至需要6年。[15]

虽然身为严师，但张岂之先生并不主张博士研究生承担过重的学术负担，极为反对博士生需在“核心期刊”、“权威期刊”上才能毕业的硬性规定。[16]不仅如此，张岂之先生在实际的研究生培养工作中还恪守着“循序渐进”的教育规律。在研究生的学习阶段，首先，张先生会让学生研习《论语》、《孟子》、《老子》、《庄子》、《易传》，因为这5本典籍在思想上明快直截，不仅可以使学生对中国思想史产生兴趣，还可以为《诗》、《书》、《礼》、《春秋》等典籍的继续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2]150

其次，张先生会给研究生列出一大堆书目，先生不会再继续指定书目，而是要求学生根据自身的兴趣进行重点阅读。这样以来，研究生就能以某部典籍为基础，进行延伸性的阅读，如：有的研究生对《老子》一书感兴趣，那么，他就可以以《老子》为基础对道家的典籍进行扩展性的阅读，这就为日后毕业论文的写作，确定了研究方向。[2]151

最后，张先生会让学生把读书的心得体会写成文字，交他审阅，先生则会对读书笔记进行评判和指正，而先生的意见往往都是一针见血，直截了当的。研究生则会在读书心得的基础上开始撰写毕业论文。如：有的研究生写了关于中国科技史的读书心得，他在读书心得的基础之上，最终将毕业论文的题目确定在了“李约瑟”难题上。[2]152

可见，张岂之先生将“循序渐进”的原则贯穿于研究生培养的始末，入门、读书、心得体会、观点酝酿、论文写作，各个环节环环相扣，一气呵成。

由于研究生在学术基础、文字功底、逻辑思维能力、外语水平等方面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所以，张岂之先生在指导研究生的过程中，还采取了“因材施教”的原则。对于基础好的研究生，张先生会让他们选择学术难点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并认为，唯其有难度，才有做头，也才有趣味，才能培养科研的能力。如：让一位文史基础较好的研究生进行诗经学术史的研究。[5]114对于基础相对薄弱的研究生，张岂之先生会根据他们的学源、学术背景来确定毕业论文的题目。如：让一位本、硕均为音乐专业的研究生，将博士论文的撰写与两汉的“乐律学”相结合。可见，张岂之先生会根据研究生的实际情况来对他们采用不同的培养方法，制定不同的培养目标，真正做到了“因材施教”。

作为学术界知名的思想史家、哲学家、历史学家，张岂之先生在进行学术研究的同时，还将研究生的培养工作视为自身学术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教育研究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兼和”、“守正”、“日新”为核心的教育思想，虽已年近90，但张先生仍然在研究生培养工作的岗位上默默地坚守着、奉献着，为无数学子传道、授业、解惑，使得中国思想史研究薪火相传。

注释：

①张岂之先生生于1927年，江苏南通如皋人，抗战期间，南通濒临沦陷，先生

被家人辗转送至陕西城固，并在西迁至此的北平师范大学附中继续求学，而后，

考入重庆南开中学，并于1946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1950年开始在清华

大学文科研究所攻读研究生，在北大和清华求学期间，先生聆听了侯外庐、胡

适、朱光潜、熊十力、汤用彤、贺麟、石峻、容肇祖等著名学者的课程，诸先

生的学识与师德对张岂之先生日后的学术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952年张

先生任教于西北大学，开始了他长达60余年的学术研究与教学生涯。张先生

先后协助侯外庐先生整理出版了《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至第四卷），并参与

主编了《宋明理学史》，自著和主编的主要著作有《中国哲学史略》、《中国思

想史》、《儒学・理学・实学・新学》、《中国儒学思想史》、《中华人文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近代伦理思想的变迁》、《中国历史》（六卷本）、《中国历

史十五讲》、《中国思想文化史》、《中国学术思想编年》（六卷本）、《中国思想

学说史》（六卷本）等，张岂之先生在思想史、史学、哲学、中国传统文化等

方面的学术造诣极深，研究硕果累累，是公认的学术权威。

②详见谢阳举所写《为了人文的春天―张岂之先生教育人文观述要》一文，载《人

文学人―张岂之教授纪事》，西安出版社，2008年，第91-121页。

③⑤详见《华夏文化》，2009年第3期。

④详见《华夏文化》，2009年第4期。

⑥详见《华夏文化》，2008年第4期。

⑦张岂之先生认为：“以人为本，在社会生活中对人的尊重，对人的价值的正确

认识，以及实现现实生活的平等和公正原则，就成为伦理观、法律观需要继续

努力解决的核心问题。这些被视为社会生活的根本，即人文精神。”详见《关

于教育人文观的思考》，载《高等教育研究》2000年第6期。

⑧详见张岂之先生所著的《中华人文精神》一书，人民出版社，2011年。

⑨详见张岂之先生所写的《兼和B守正B日新》一文，载《华夏文化》2007年

第4期。

⑩“侯外庐”学派是影响最大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别。自上个世纪40年代

后期起，这一学派在中国思想史领域辛勤耕耘、奋力开拓，撰写出一系列具有

重要学术价值的著作，如：《中国思想通史》、《宋明理学史》等。详见陈寒鸣

所写的《侯外庐与侯外庐学派》一文，载《历史教学》，2004年第4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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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方光华，陈战峰.人文学人――张岂之教授纪事[M].西安：西安出版社，2008.

[3]张岂之.中国传统文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4]张岂之.对立耶？―体耶？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历史考察[J].科学中国

人，2002（5）.

[5]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张岂之教授与研究生论学书信选[M].西安：陕西

人民出版社，2007.

[6]张茂泽、孙学功.人文学科的治学与育人――张岂之教授谈人文学科研究生的

培养[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09（3）.

[7]张岂之.儒学・理学・实学・新学[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

[8]张岂之.中国思想文化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9]张岂之.博士生培养的三个方面[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19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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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蒙培元.心灵超越与境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12]张岂之.中华人文精神[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13]张岂之.关于环境哲学的几点思考[J].西北大学学报，2007（5）.

[14]张岂之.中国思想史[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

[15]张岂之.兼和B守正B日新 [J].华夏文化，2007（4）.

[16]张岂之.人文学科博士研究生的学术负担不宜过重 [J].中国高等教育，2000（20）.

作者简介：藏明（1982-），男，山东烟台人，历史学博士，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哲学博士后流动站博士后，邢台学院法政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国思想史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