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博士论文范文

文学博士论文范文第1篇

研究缘起

任何学科发展到一定阶段，都会积累数量庞杂的学术成果。这些成果在研究主题、研究方法、研究结论等方面的价值都值得探究。为此，整理学术发展脉络，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既有学术史方面的价值，又可以对当前的研究提供借鉴。走过三十年历程的我国广告学正处于这一阶段。部分学者已经从新闻传播类、广告类期刊上的学术文章以及硕士论文入手，运用定量和定性分析方法，梳理了国内广告学术研究的发展轨迹。归纳起来，这些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两类：

（一）梳理广告学术发展轨迹以定量研究手法进行历时分析，描绘广告学术研究文章在数量与分布、研究主题、论文著者、原载刊物及其他方面所体现出的特点，并对中国广告学术研究发展的现状和面临的问题加以阐释，揭示出我国广告事业的阶段性发展历程。例如，何佳讯、王智颖分析了《中国广告学研究20年主题分布与阶段演进》[1]；姚曦、李名亮选取了1979-2002年《全国报刊索引》收录的共计2375篇广告学文献，统计了广告学论文的发表时间、著者、研究方法、研究取向、研究主题及刊载情况，对中国大陆广告学论文研究现状做了详细的评析[2]；于静对广告学期刊论文的数量及主题分布、著者及机构、期刊类别及核心期刊进行了定量分析[3]；郑欢在分类界定的基础上，分析了中国广告三大学术期刊在2008年所发表的学术研究文章的研究方法[4]。

（二）对广告学术研究的反思和规范李彪通过对1995-2007年我国四种主要新闻传播学术期刊的考察，发现大量的文章采用定性研究方法为主，尤其是思辨论证法，而定量方法很少运用[5]；丁俊杰等对1979-2008年我国五种主要新闻传播学术期刊的梳理，指出广告学术论文研究方法简单陈旧、论证深度不强、缺乏实质性理论突破等问题[6]；杨柳基于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新闻与传播》的统计和分析，认为我国广告业存在“重术轻学”、研究领域不平衡、广告专业学术期刊缺失等问题[7]。此外，彭子玄基于对1998到2006年九年间美国《广告杂志》杂志的内容分析，从研究主题的变化预测了西方广告理论研究的发展[8]；郑欢等基于传播类博士论文选题的实证研究，对传播学“5W”领域的研究进行了评述[9]。可是，目前关于广告学博士论文的研究仍是空白。在正常的学术环境下，博士论文的研究主题、方法和结论应代表本学科发展的前沿和最高水平。

研究思路

本研究试图以历年的广告学博士论文为对象，从研究主题分布、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参考文献的专业性、学科之间的交融性等方面进行分析。本文所提到的广告学博士论文，包括研究者所能搜集到的不同学科以广告为研究对象的论文。

（一）研究样本的收集与整理在CNKI网站的博士论文库和国家图书馆学位论文馆藏电子目录中，共发现题目或关键词中带有“广告”的博士论文（以下简称为广告学博士论文）共71篇，发表时间为1996年至2009年。研究者分别对论文的研究主题、学科、研究方法、参考文献、学校、专业、论文题目、年份进行编排和列表。

（二）研究内容广告学博士论文的数量变化及在不同学科的分布、研究主题的分布及不同学科的比较、研究方法的整体分布及不同学科的异同、参考文献的来源及构成等四个方面。

研究结果分析

（一）广告学博士论文的数量变化及学科分布

本研究共涉及71篇广告学博士论文，时间跨度为1995年至2009年。第一篇广告学博士于1995年，是复旦大学新闻学博士撰写的《中国报纸广告史论》。但1995年-2002年每年的广告学博士论文数量寥寥无几，一直在1篇到3篇间徘徊。从2003年开始论文数量开始攀升，虽然在2004年数据回落至3篇，但从2005年到2007年一直保持着比较稳健的增长势头，并在2007年到达了15篇的顶峰，论文数量在2008年又跌落到3篇。在2009年，广告学博士论文的数量重新上升至6篇（见图1）。表1各一级学科撰写的广告学博士论文数量表（单位：篇）一级学科数量一级学科数量一级学科数量一级学科数量新闻学与传播学17外国语言文学6控制科学与工程2地理学1管理科学与工程10心理学6艺术学2法学1中国语言文学8历史学3应用经济学2农业经济管理1工商管理6社会学3理论经济学2哲学1历史学、社会学、控制科学与工程、艺术学、应用经济学、理论经济学、地理学、法学、农业经济管理、哲学等（见表1）。从学科分布来说，这些论文来自16个国家一级学科，30个不同的专业。其中，来自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广告学博士论文数量最多，共计17篇。其他学科包括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心理学、历史学、社会学、控制科学与工程、艺术学、应用经济学、理论经济学、地理学、法学、农业经济管理、哲学等（见表1）。

（二）广告学博士论文的研究主题分析

1.广告学博士论文研究主题分布本研究将博士论文的研究主题共分为6大类，分别是广告理论（广告传播理论、广告经济理论、广告语言）、广告经营实践（新媒体广告、广告策略、广告效果、广告投放、广告投入策略、广告经营管理、受众研究）、广告社会影响（广告与社会、广告与文化、广告批评）、广告史、广告监管、广告总论（广告产业和广告市场）。分类统计发现，研究主题为经营实践类博士论文最多，为28篇；广告社会影响类论文次之，为22篇；广告理论类论文位列第三，共12篇。以下依次为广告总论、广告史和广告监管类（见图2）。进一步分析发现，2002年之前（包括2002年），广告学博士论文集中在广告理论和经营实践领域中有限的细分类别，每个类别中也仅有一两篇。2002年以后，广告学博士论文数量迅速增长，研究主题也更为宽泛。除去在“广告经济理论”、“广告投入策略”和“广告市场总论”，广告学博士论文对其余14个细分类别均有涉及。其中，“广告社会影响”中三个细分类别的论文增长数量都在4篇以上，一跃成为最受关注的研究主题。此外，研究新媒体广告经营实践的论文达到7篇，与广告策略研究的论文数量持平。广告总论、广告史和广告监管类博士论文数量较低，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我国广告业发展中重术轻学、重实践经验而轻理论研究的问题。

2.来自不同学科的博士论文研究主题比较新闻与传播学科的博士论文除了广告监管这一研究主题未涉猎之外，其他五类主题都有研究成果呈现。但选题主要集中在“广告的社会影响”（7篇），广告基础理论研究文章仅有3篇，广告传播客体（受众）的研究缺失。来自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控制科学与工程学科的博士论文主要集中于新媒体广告的投放及设计、广告策略中企业的广告决策问题和广告效果的影响因素三个方面；心理学科的博士论文注重广告受众的研究，通过研究广告受众的信息处理方式找到广告认知的规律、影响广告效果的因素；应用经济学和理论经济学科的博士论文主要对广告学总论进行了探讨，例如《广告市场研究》、《中国广告产业发展研究——一个关于广告的经济分析框架》；中国语言文学、历史学、社会学、艺术学、哲学等学科的博士论文主要运用文本分析法对报纸或电视广告进行分析，通过广告中的各种元素映射出社会变迁或居民的意识形态；外国语言文学的博士论文主要是利用语言学理论对广告语篇进行分析，以找出其中的特征；社会学的博士论文中，有两篇通过对广告的内容分析解读社会的变迁，另一篇则运用社会学理论阐释了青少年广告态度的影响因素；艺术学的博士论文中，一篇是《基于先进信息技术的数字交互广告设计理论研究》，从设计艺术学的角度探讨数字交互广告的设计准则，另一篇通过对广告视觉语言的研究，梳理西方价值理性视野中的广告文化批判观点并总结中国近20年来广告文化研究；法学的一篇博士论文对广告监管进行了研究。此外，地理学和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论文分别从这两个专业领域对户外广告投放和农产品广告市场的广告投放及受众研究做出了分析；哲学学科的论文则对广告道德进行了研究。#p#分页标题#e#

（三）广告学博士论文研究方法分析

1.广告学博士论文研究方法整体分布一篇论文的研究结果是否具有可信性，其关键指标就是研究方法是否科学。作者在郑欢等对传播类博士论文研究方法的分类基础上，进行了一些补充和修改，具体分为统计分析法、实验法、理论演绎法、理论建模法、案例研究法、比较研究法、规范分析法、内容分析法、二手资料法等类别。鉴于大部分广告博士论文使用了不止一种研究方法，研究者对论文中使用的研究方法都进行了统计，因此，论文篇数之和会大于总体论文数量。由图3可见，理论演绎方法在博士论文中运用较为普遍，其次是统计分析法，理论建模方法居第三位。内容分析法、实验法、案例研究法和二手资料法所占比例相近，都在17%左右。规范分析法运用较少，仅为4%。

2.不同学科的博士论文研究方法比较通过学科之间的比较发现，作为广告学所隶属的新闻学与传播学科的博士论文，运用的研究方法有理论演绎法、统计分析法、内容分析法、实验法、比较研究法、案例研究法等。但是，除了理论演绎法，其余研究方法很少被单独使用。在该学科的15篇广告学博士论文中，有7篇论文只运用了理论演绎法，即在某些理论或者研究范式的指导下，运用思辨的方法得出结论，如《广告伦理研究》、《广告文化批判研究》。另有6篇论文运用了统计分析和其他研究方法相结合的方式。还有2篇论文运用了简单的理论建模和内容分析方法。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对广告学的研究论文多使用理论建模的研究方法。例如，《最优广告投入策略的研究》运用了两类建模方法，《基于公众利益的广告监管模型及其策略研究》运用了文献研究、理论研究、数学建模研究、案例研究，并结合了定量与定性分析方法。心理学科的论文多使用实验法与统计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例如，《受众卷入的作用机制及其与广告诉求方式的匹配》是所收录的广告学博士论文中唯一将眼动技术引入到实验中的论文。但是，有的论文实验的被试量过少，如《网络旗帜广告的认知效果研究》有效被试量为30人，无法代表中国整体网民状况。中国语言文学与外国语言文学在对研究方法的选择上，多运用理论演绎法或理论演绎、内容分析与统计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即使运用了统计分析，也多为简单描述统计，基本不涉及回归分析、方差分析等统计研究方法。

3.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论文研究方法分析统计分析法、实验法和理论建模等方法已经应用到广告类博士论文中，表明广告学博士论文研究方法开始趋于多样化。完整的相关分析、回归分析、眼动技术、加工分离程序、节目分析器的运用，明显的提升了研究过程的规范性和科学性。与此同时，从整体上来说，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论文还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主要表现为：

（1）运用理论演绎的方法进行研究的论文数量较多（7篇），占该学科论文总量（15篇）的将近一半以上。仅仅应用理论演绎法，而不纳入统计调查分析对理论进行验证，会使研究成果的说服力明显降低。

（2）部分论文的研究方法过于简单，专业性不强。例如，某论文在比较两个国家大学生的电视广告心理效应时，仅选择155人样本进行实验，在分析时也仅用了方差分析一种统计方法。有的论文开篇介绍称其研究方法为“质化与量化相结合，运用文化研究中的文本分析和社会学研究中的统计分析和图片分析法，在内容分析基础上用文化学、社会学、传播学、符号学、美学理论深入剖析电视广告审美特性”，而实际上运用的统计分析只是简单描述性统计分析，所提到的“内容分析”既没有对抽样方法与步骤进行详细描述，也未对研究文本进行严格编码和统计分析。

（四）论文参考文献构成分析

参考文献是科研工作的起点，也是综合评价学术论文的规范性、创新性的一个重要指标途径。具体来说，来自权威学术期刊的论文在参考文献中所占的比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体现作者对本学科研究的历史和现状的把握程度。鉴于欧美等国的广告研究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外文参考文献的比例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者对国际学术前沿的关注程度。为了细致透彻的分析，笔者将总体参考文献划分为“外文学术文献”、“译著文献”、“非译著中文文献”和“其他文献”。外文学术文献包括SSCI期刊中的文章、其他专业期刊、硕博论文、会议论文、书籍等；译著文献包括国内学者翻译的外文书籍和论文；非译著中文学术文献包括CSSCI期刊中的文章、其他专业期刊的论文、硕博论文、会议论文、书籍等；其他文献包括报纸、网络文章等。本文共研究了71篇广告学博士论文，但只研究了其中68篇博士论文的参考文献。原因在于，《俄语电视广告语篇研究》和《蒙古国与中国大学生的电视广告的心理效应的比较》两篇博士论文的参考文献中包括俄语和蒙古语文献，我们无法判断这些文献是否来自于专业学术期刊。另外，《中国报纸广告史论》写于1995年，文中没有给出参由图4可以看出，广告学博士论文的参考文献主要以非译著中文文献为主，外文学术文献为辅，占第三位的是译著文献。

进一步分析发现，在广告学博士论文的参考文献中，排名前三位的分别是：中文书籍（26%）、外文学术论文（19%）和外文书籍（14%）。而中文学术论文和外文行业期刊所占的比例甚少，均未超过10%。这一分布比例显示，广告学博士论文的参考文献仍然以中文书籍（而非学术）论文为主，且其比重远远超过后两者。但其对外文论文和外文书籍的重视程度也值得肯定。笔者在对外文论文、外文期刊、中文期刊这三类文献研究时，进一步将其细分为广告类和其它类文献。从图5即可看出，尽管广告学博士论文中参考的外文论文和著作较多，但所借鉴的广告学专业论文和行业期刊文章中文献的比例均不到20%，同样情况也出现在对中文行业期刊的借鉴中。更值得关注的是，在71篇博士论文中，有11篇论文没有引用外国文献，分属于新闻学与传播学、中国语言文学、历史学、艺术学、哲学。这些论文都是2003年后撰写的，其中一篇是2009年完成的。此外，有19篇博士论文未参考外文学术期刊论文，11篇博士论文未参考外文书籍，20篇博士论文未参考中文学术论文，2篇论文未参考中文书籍。

结论

（一）撰写广告学博士论文的专业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共有30个专业的学生撰写了与广告相关的博士论文，充分体现了广告学跨学科的复杂特征。尤其是来自新闻传播学科之外的博士论文为广告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思路及方法。但是，部分跨学科的博士论文仍停留在运用本学科的理论对广告实践进行解释分析层面，鲜有探寻广告运作规律、创新广告研究方法、提出崭新框架的佳作。#p#分页标题#e#

（二）广告学博士论文的研究方法渐趋科学化在广告学博士论文中，除了理论演绎法之外，统计分析、理论建模、内容分析和实验法的使用也占很大的比例。相比于广告期刊、杂志上的论文，广告学博士论文研究方法的规范性较强。但是，来自不同学科的博士论文常常拘囿于本学科常用的方法，能同时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并且应用层次较精深的博士论文极少。同时，大部分广告学博士论文仍采用理论演绎法。部分论文虽然运用了统计分析法或内容分析法，仍存在科学性、严谨性不足等问题。

（三）广告学博士论文的研究基础尚不够扎实参考文献，反映了研究者对本研究领域的历史、现状、趋势的把握程度。对参考文献的搜集和整理力度不足，无疑会影响论文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指导性。本研究发现，广告学博士论文参考文献所涵盖的外文文献和专业学术论文所占比例还没有达到半数，部分博士论文甚至没有来自国际权威学术期刊的文献。这种情况在新闻学与传播学科的博士论文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四）来自新闻学与传播学科的博士论文对广告学基础理论关注不足传播学专业广告学方向的博士论文研究对象多以传播学为主，对广告学科应用实践和理论基础建设帮助不大；广告学专业的博士论文对广告学科的贡献明显强于前者，但其关注点多集中在广告学热点问题，如新媒体广告的经营以及对受众的影响上，而对广告学基础理论的研究缺失。张金海教授曾指出，“长期以来，广告学研究深陷‘学不精’、‘术不深’的尴尬之中”[10]。由此可见，三十年来，广告学博士论文从无到有、数量不断增加、质量不断提高，但在关注主题、研究方法、参考文献等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本研究不足之处

文学博士论文范文第2篇

（一）先唐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

先唐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主要有《庄子》、《楚辞》、《史记》和陶渊明等的接受研究。杨柳《汉晋文学中的〈庄子〉接受》（巴蜀书社2007年版）从庄子生命意识、理想人生境界和言说方式三个方面来探讨汉晋文学对庄子的接受，著者认为《庄子》强烈的生命精神及由此生发的诗性精神是汉晋士人和文学对其进行选择接受的一个主要兴奋点。白宪娟《明代〈庄子〉接受研究》（山东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从文学、注本和理性阐释三个方面来探讨明代《庄子》接受的纵向走向。《楚辞》的接受研究虽然还没有专著出版，但也有不少论述文章。如刘梦初《论贾谊对屈原精神的接受》（2004）、孟修祥《论初唐四杰对楚辞的接受与变异》（2002）、《论李商隐对楚辞的接受》（2002）、《试论刘禹锡接受屈骚的契机与必然》（2004）、姚圣良《初唐革新派诗人对〈楚辞〉的接受》（2005）、蒋方《唐代屈骚接受史简论》（2005）、张宗福《论李贺对〈楚辞〉的接受》（2008）、叶志衡《宋人对屈原的接受》（2007），等等。这些文章主要是探讨唐人对屈原《楚辞》的接受情况。

陈莹《唐前〈史记〉接受史论》（陕西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和俞樟华、虞黎明、应朝华《唐宋史记接受史》（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分别对唐前、唐代和宋代的《史记》接受情况进行了个案研究。李剑锋《元前陶渊明接受史》（齐鲁书社2002年版）把元代以前的陶渊明接受分为三个时期，即奠基期（东晋南北朝）、发展期（隋唐五代）和高潮期（两宋），并且力求从共时形态和历时形态两个层面上来进行陶渊明接受史的探讨。刘中文《唐代陶渊明接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按照唐诗的发展线索，全面而有重点地描述了唐人对陶渊明思想与艺术接受的历史特点，阐述了陶诗与唐诗之间复杂的、深层的关系。田晋芳《中外现代陶渊明接受之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10年）则探讨了现代的陶渊明接受情况，包括中国和外国的接受，视角较独特。此外，唐会霞《汉乐府接受史论（汉代—隋代）》（陕西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罗春兰《鲍照诗接受史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王芳《清前谢灵运诗歌接受史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分别对汉乐府、鲍照诗歌、谢灵运诗歌的接受情况进行了研究。

（二）唐五代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

唐代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主要有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李商隐、元稹、白居易、姚合、贾岛等人的诗歌接受研究。台湾杨文雄《李白诗歌接受史》（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版）是第一部古代文学接受个案研究的著作，对李白诗歌接受进行史的梳理和分析。后来，王红霞《宋代李白接受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则对宋代李白的接受作了较为具体详细的论述，按宋初、北宋中后期、南宋前期、南宋后期等四个阶段加以探讨。台湾蔡振念《杜诗唐宋接受史》（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2年版）对杜诗的唐宋接受进行了史的梳理和分析。黄桂凤《唐代杜诗接受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则专注于唐代杜诗的接受研究，把唐代杜诗接受分为盛唐、中唐、晚唐五代三个时期。杜晓勤《开天诗人对杜诗接受问题考论》（1991）、《论中唐诗人对杜诗的接受问题》（1995）等论文则专门论述了中唐诗人对杜诗的接受。谷曙光《韩愈诗歌宋元接受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一书通过大量的文献梳理系统地探讨了韩愈诗歌在宋元的接受情况，认为“以文为诗”是韩诗与宋、元诗人在艺术上息息相通的中心线索。

查金萍《宋代韩愈文学接受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则从韩愈的儒学思想、文学思想、诗歌与散文四个方面全面论述了宋人对韩愈的接受情况，指出宋代对韩愈文学的接受是在北宋时期，到南宋则渐趋衰弱。刘磊《韩孟诗派传播接受史研究》（武汉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对韩愈、孟郊等人的诗歌传播接受情况进行了探讨。杨再喜《唐宋柳宗元文学接受史》（苏州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探讨了唐宋时期柳宗元的接受情况，特别是宋代的接受研究尤为详细，先是总论，后是分古文和诗歌两方面来论述。刘学锴《李商隐诗歌接受史》（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一书分为“历代接受概况”、“阐释史”、“影响史”三个部分来探讨李商隐诗歌的接受史，重点是“历代接受概况”，以大量的文献梳理排比了一千多年来的接受历程。米彦青《清代李商隐诗歌接受史稿》（中华书局2007年版）认为李商隐诗歌在理学盛行的宋、元、明三代并没有被广泛地接受，清代才是李商隐诗歌接受的重要时期。全书从虞山派、娄东诗派、黄任和康雍诗坛、黄仲则及乾嘉诗坛、桐城派及曾氏家族、吴下西昆派、樊增祥、易顺鼎、清代女诗人等地域文学、家族文学和女性文学几方面来探讨清代对李商隐诗歌的接受。

李丹《元白诗派元前接受史研究》（武汉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对白居易、元稹、张籍、王建四人的诗歌在唐五代和两宋时期的接受情况进行了详细的研究。此外，尚永亮《论宋初诗人对白居易的追摹与接受》（2009）、赵艳喜《论北宋晁迥对白居易的接受》（2008）等论文对白居易的宋代接受进行了论述。陈文忠《〈长恨歌〉接受史研究》（1998）、陈友康《〈长恨歌〉的文接受史分析》（2000）等论文则对白居易的名篇《长恨歌》的接受情况进行了探讨。此外，白爱平《姚贾接受史》（陕西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对贾岛、姚合并称接受进行了史的梳理和研究；张朝丽《论宋末元初文人对李贺诗歌的接受》（2004）、陈友冰《李贺诗歌的唐宋接受》（2008）等论文对李贺诗歌接受进行了探讨；李春桃的博士论文《〈二十四诗品〉接受史》（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对司空图《二十四诗品》的接受进行了论述。五代时期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以《花间集》为典型。李冬红《〈花间集〉接受史论稿》（齐鲁书社2006年版）对《花间集》的接受进行了史的梳理。范松义《宋代〈花间集〉接受史论》（2010）、范松义、刘扬忠《明代〈花间集〉接受史论》（2004）等论文也对《花间集》接受进行了研究。

（三）宋金元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

宋代文学接受的个案研究主要有苏轼、柳永、周邦彦、辛弃疾等人的接受研究。张璟《苏词接受史研究》（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注重于“变”的立论点，从文体正变、词史流变、词风消长、时运盛衰、才性各异等各个方面，对苏词在宋金元明清的接受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仲冬梅《苏词接受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3年）对苏词接受情况也进行探讨。陈福升《柳永、周邦彦词接受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4年）梳理和研究了柳、周二人之词在历代的接受情况。程继红《辛弃疾接受史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探讨了辛词的接受情况，上编从南宋庆元以前到当代各大学通行的词选本中，选择最有代表性的18种选本作为抽样调查的对象，以总结归纳历代辛词接受与消费的规律；下编通过自南宋至近代王国维的评论，探讨批评史中的辛词接受情况。朱丽霞《清代辛稼轩接受史》（齐鲁书社2005年版）则对清代辛弃疾词的接受进行了研究；李春英《宋元时期稼轩词接受研究》（山东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对宋元时期辛弃疾词接受进行了探讨。陈伟文《清代前中期黄庭坚诗接受史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对清代前中期的黄庭坚接受情况进行较为详细地的研究。金元时期的文学接受个案研究以元好问和《西厢记》接受研究为代表。张静《元好问诗歌接受史》（中国社会出版社2010年版）一书把元好问诗歌接受史分为三个时期，即形成时期（金元）、曲折发展时期（明代）、高潮时期（清代）。全书主要是梳理各个时期诗评家对元好问诗歌的阐释、诗人创作受到元好问诗歌影响的情况，并辅以选本、集本的效果和传播研究。伏涤修《〈西厢记〉接受史研究》（黄山书社2008年版）从刊刻、选本与曲谱收录、演唱、本文批评、题评考订、改续之作、文学影响等各方面探讨了《西厢记》在明清时期的接受情况。

（四）小说接受个案研究

古代小说的接受研究成果很少，最早以接受来研究小说的专著是刘宏彬《〈红楼梦〉接受美学论》（1992），但该书更多的是美学意义上的探讨。高日晖、洪雁《水浒传接受史》（齐鲁书社2006年版）对《水浒传》的接受进行了研究，把《水浒传》接受史分为明代、清代、清末民初、现代和当代几个时期。郭冰《明清时期“水浒”接受研究》（浙江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则对明清时期的“水浒”接受进行了探讨，分统治者、文人和民众三个层面来论述。宋华伟的博士论文《接受视野中的〈聊斋志异〉》（山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8年）对《聊斋志异》的接受进行了论述，分古典接受阶段、建国前的现代接受、建国初期的接受阶段、新时期的接受阶段几个时期，并考察了《聊斋志异》的域外接受情况。

二、古代文学接受研究的反思

无庸置疑，古代文学的接受研究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特别是在借鉴外来的接受美学作为古代文学研究的理论指导方面，经过磨合、融通和拓新后，广泛地运用到古代文学研究当中，不仅使外来理论得到了本土化转换和运用，而且开拓了从读者接受视角研究文学的新视野，促进了古代文学研究新的学术生长点，其学术价值和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同时，古代文学接受研究十分注重经典作家作品的接受研究，这既充分体现了“经典”的艺术价值、艺术魅力和艺术影响力，也展示了研究者对于“经典”研究对象选择的学术锐敏性，有助于几千年的文学经典作家作品的艺术成就和艺术价值得到当代重估和转化，有助于传统文化在当代复兴和繁荣。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古代文学接受研究所存在的一些不足之处：

一是接受理论的进一步转化和深化问题

接受研究强调从读者视角来研究文学的传播问题，而读者接受往往是与文本传播相伴而生的，因此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如何区分文学接受与文学传播也就成了研究中的现实难题。如张静《元好问诗歌接受史》虽题为接受史，但一些章节内容涉及到传播的问题，如元好问诗文集编定、刊刻显然是属于传播范畴。而有些问题的讨论则很难区分是传播还是接受。像元好问诗歌的选录研究，从元好问诗歌本身来看，它是传播范畴；从诗歌选录者来看，它又是接受范畴。再如清代元好问诗歌的评点与笺注，从评点与笺注者来看，属于接受范畴；从元好问诗歌本身来看，又属于传播范畴。尽管有些学者已经对文学接受的理论作过一些探讨，并且有过文学接受研究的学术反思，但这些理论和反思所提供的答案尚未圆满解决研究中的难题。因此，从理论和实践上进一步理清接受与传播、接受与研究的本质区别，这样才能真正深化古代文学的接受研究，开拓研究新境界。要真正解决传播与接受的区分，突出文学接受，还是应该抓住“读者接受”这一核心观念。因为文学传播本质上是离不开读者接受的，没有读者接受就没有文学传播，在读者接受这一核心观念下，既可以厘清传播与接受的区分，也可以对传播材料作接受解读，从而深入探讨文学接受之于传播的价值和意义。

二是接受研究实践进一步拓展和创新问题

古代文学接受研究以经典文学作家作品的个案研究为主，同时也有一些宏观上的接受研究。其中，个案研究主要涉及到《庄子》、《楚辞》、《史记》、陶渊明、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李商隐、元稹、白居易、姚合、贾岛、苏轼、柳永、周邦彦、辛弃疾等。无疑这些个案研究突出了中国文学的经典性，特别是唐诗和宋词的经典性。但无论是时代的分布上，还是研究对象的数量上，个案研究中经典作家作品都不具有广泛性，采集面显得较为狭窄。因此，突破唐诗宋词的视阈局限，进一步拓展经典作家作品对象采集是个案接受研究努力的方向。宏观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正如前面综述所论，其研究也在存较大问题。宏观研究一方面要从时间视阈出发进行通代或断代接受梳理，探讨中国文学的通代或断代接受情况；另一方面也要从空间视阈出发进行某一地域文学的接受情况，探讨某一地域文学的接受或被接受情况。同时，宏观研究还可从作家群体接受、作家流派接受、文学家族接受等方面来创新。宏观研究需注意主流文学与次流文学、主要作家与次要作家之间关系处理，否则宏观的接受研究就容易变成为个案研究的拼盘，而显示不出宏观接受研究所具高屋建瓴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三是接受研究的文化视阈问题

文学的接受选择离不开时代的文化背景、地域的社会风气和作家的主体思想等文化导向问题，因此接受研究不只是简单梳理一下某一作家作品的接受史或地域分布，同时还要关注其接受的文化本质倾向，要从文化哲学的理性高度审视文学接受的内在规律和外在原因，这样才能真正透彻地对文学接受进行深入研究。如高日晖、洪雁《水浒传接受史》有些章节很注重文人接受《水浒传》的文化心态研究，如从遗民文化探讨了清初文人接受《水浒传》的时代情况。但这种文化哲学的探讨并未贯通全书，如对金圣叹的《水浒传》接受研究，尽管较为详细地分析了金氏的接受情况，却未揭示金氏“腰斩”《水浒》的文化成因和主观目的。任何文学接受都有其外在的文化背景和内在的主观目的，作为文学接受研究应该对此作深入挖掘，这样才能凸出读者接受的意义，而不仅仅关注于文本的传播。总而言之，古代文学接受研究既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也存在一些现实困难和问题，相信经过学界的总结、反思和创新，会有新的突破和质的飞跃。

文学博士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儿童信息行为；学位论文；美国；加拿大；PQDT

美国UMI公司出版的PQDT（ProQuest Dissertations & Theses） 博硕士论文数据库是世界著名的学位论文数据库，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大和最广泛使用的学位论文数据库，收录有欧美1 000余所大学文、理、工、农、医等领域的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是学术研究中十分重要的信息资源[1]。在PQDT数据库收录的学位论文中，以心理学与教育学作为儿童信息行为主题分析的学位论文占了较大比重，分别为50%与24%，其次是图书馆学、公共健康、语言学、网络研究与信息学。

以图书馆学与信息学为主题的儿童信息行为的研究从国外相关文献资源来看都不是太多，在PQDT数据库中以图书馆学与信息科学为研究主题的相关学位论文只有32篇（由于两个主题涉及到相同的论文有2篇，剔除后得到32篇），但是从图书馆角度为儿童提供信息环境与信息指导的研究意义却是十分重大的；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网络应用的不断丰富，信息行为方式的快速转变，信息学角度的儿童信息行为研究同样被赋予了时代意义。因此本文特将这32篇学位论文内容做深度的挖掘以探求其研究价值。

1早期图书馆学、信息学有关儿童信息行为博士研究成果早期图书馆学、信息学有关儿童信息行为研究的学位论文注重从图书馆为儿童提供信息服务角度撰写。如从图书馆学角度有关儿童信息行为研究的第一篇学位论文是1951年由美国芝加哥大学的Vickers，Lucile所著的“伊阿华洲Sioux市儿童使用公共图书馆”（The use made of the public library by the children of Sioux City，Iowa），另外1973年美国鲍尔州立大学教育学硕士论文“指导四年级少儿使用图书馆卡片目录的编程方案”（TEACHING FOURTH-GRADE CHILDREN TO USE A LIBRARY CARD CATALOG：A PROGRAMMED APPROACH），1976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博士论文“儿童图书馆服务合作：15年后运用Delphi技术”（Cooperation in library services to children：a fifteen-year forecast of alternatives using the delphi technique）。这3篇学位论文研究的视角都是相近的。

2上世纪80年代至今图书馆学、信息学有关儿童信息行为博士研究成果21加拿大有关儿童信息行为涉及图书馆学与信息科学研究主题对于数据库收录的加拿大有关儿童信息行为涉及图书馆学与信息科学研究主题的3篇学位论文进行具体分析。1982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Amey，Lorne James所著的博士论文“加拿大城市中心不同社会经济阶层的儿童信息搜寻活动”（Information seeking activities of adolescents of different socio-economic classes in a canadian urban centre）是加拿大以图书馆学与信息科学为主题的第一篇博士论文，采用调查问卷与就地访问的方法选择哈利法克斯地区中学10年级学生作为调查对象，收回了292份有效的调查问卷，研究历时半年，以社会经济地位、性别、学术成就3个独立变量从分层随机样本41个主题中获得相关数据，用统计学方法进行定量研究分析，得出影响儿童信息搜寻行为的主要因素。1999年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的Stooke，Rosamund Kathryn的教育学硕士论文“儿童素质的伙伴关系：有关家长的信息需求与信息搜寻活动”（Partnerships for childrens literacy：The information needs and information-seeking activities of concerned parents）基于行为研究原理、女权主义者方法论、意义构建理论，运用半结构化采访方法进行数据收集，构建信息搜寻模型框架，进而强化父母应充当为父母为教师的双重角色的概念，对教师来说应该在一定程度上关注与儿童沟通方面的问题，对图书馆员来说要注重与儿童需求的交互而不仅仅是被动提供服务的方式，从多方面支持儿童素质的发展[2]。2008年麦吉尔大学Bowler，Leanne在其博士论文“信息搜寻过程中少儿元认知知识”（The metacognitive knowledge of adolescent students during the Information Search Process）中从元认知角度来探求信息素质的问题，基于自身知识类型的元认知有3个基本部分：自身知识、知识本质、知识。以蒙特利尔魁北克地区12个16～18岁青少年作为研究的主体，历时4个月，基于Kuhlthan的信息搜索过程模型，采用自然研究方法（电话采访法、访问法、面对面交谈法）调查青少年基于元认知知识进行信息搜寻、信息选择并使用学校信息，记录下信息行为过程中青少年的想法、感觉、动作，从而了解他们对于自身优势的认知、在构建的信息搜寻过程（ISP）框架中的理解力、好奇心、交流过程、时间、努力程度等影响信息行为的因素。2011年加拿大达尔豪西大学Van Andel，Ashley Kristina的文学硕士论文“夏季图书馆阅读项目和素养：一份儿童在参与了夏季图书馆阅读项目之后的阅读进展评估”（Summer library reading programs and literacy：An assessment of childrens reading progress after having participated in a summer library reading program）选取了69名二至五年级的7～11岁儿童分成参与夏季阅读项目的受训组与未参与项目的非受训组，接受阅读能力测试以期反映出夏季阅读项目对儿童阅读素养提升的影响[3]。

2.2美国有关儿童信息行为涉及图书馆学与信息科学研究主题对美国有关儿童信息行为的学位论文涉及图书馆学与信息科学的研究主题就内容、方法、理论依据3个方面进行说明。

（1）从内容来看，学位论文大多是以图书馆做为信息搜寻行为或信息素质研究的信息服务场所：前期的研究是图书馆为儿童提供的信息服务、图书馆员在为儿童提供服务时应承担的职责等方面，如1986年北德克萨斯大学Mosley，Mattie Jacks的博士论文“阅读指导项目与阅读态度：北路易斯安那学校五年级儿童的阅读成果与阅读行为的关系研究”（The relationships among a reading guidance program and the reading attitudes，reading achievement，and reading behavior of fifth grade children in a north louisiana school（library programs））正是以图书馆员提供信息服务为中心的阅读指导项目为出发点，调研小学生参与了此项目后是否有助于端正阅读态度、培养阅读习惯，并在一定程度上提升阅读成绩。随着网络技术与信息技术的发展，目前数字图书馆的发展、儿童依托图书馆的信息行为的转移成为了研究的重点[4]；如1996年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Hirsh，Sandra Goldstein的博士论文“知识领域影响小学生信息检索行为的自动化图书馆目录”（The effect of domain knowledge on elementary school childrens information retrieval behavior on an automated library catalog）作为科学图书馆的自动化目录为用户提供了浏览与关键词的两种检索途径，采用日志分析法或实地调查法对开展在线查询的儿童进行一对一采访，基于儿童科学理解层级的测试，探求儿童查询成功率与其掌握的知识领域水平、计算机使用的经验与查询信息的方法之间的关系[5]。另外，从信息科学与网络科学角度，研究者关注儿童利用网络开展的科研项目来探查儿童的认知发展与构建其信息行为的模型；如2008年北德克萨斯大学Peterson，Janet Walker在博士论文“网络时代的青年人的信息搜寻过程：有关认知、喜好、物理信息搜寻行为与问题解决技术的一项测试”（Networked generation youths information seeking process：An examination of cognitive，affective，and physical information seeking behaviors and problem solving techniques）为了构建网络环境下青年人进行信息搜寻、满足信息需求的模型。第一阶段，选取了125名七至十二年级的学生从理解力、网络环境运用、信息搜寻技巧、问题解决技术4个方面进行在线征询问题的实验，第二阶段以2个同一年级的学生为一组，采用实地观察法，观察12个学生，将他们置于信息搜寻的模拟情景中、并要求他们描述出其信息行为过程与在此过程中所运用的技巧，然后运用半结构化访问方法让参与者表述他们信息搜寻的经历，最终了解学生网络环境知识并构建使用关联信息过程的框架。结论指出知识与经验会影响信息搜寻过程，建议教育者在儿童的信息搜寻过程中给予更多的帮助[6]。2007年北德克萨斯大学Reynolds，Stephanie D的博士论文“阅读选择作为信息搜寻行为：女童案例研究”（Reading selection as information seeking behavior：A case study with adolescent girls），由13～15岁女童从她们近期阅读过的书目为研究切入点，结合日记、博客、个人访问、参与的重点会议提供的相关信息来完善女童的信息行为模型；从信息服务角度来说，应对每位信息用户根据其自身信息特点提供一份适合其信息描述文档的个性化推荐服务；同时，本研究也对治疗文学的一些术语进行了阐述。

（2）从研究方法来看，表现出多元化的特点。包含了内容分析法、文献综述法、结构化调查问卷法、实地研究法、小组讨论法、比较分析法等。研究者多是选取特定研究人群，通过一定时期的调研（采用调查问卷、定期采访、面对面访问、电话采访）获得基础数据后进行相关统计分析来验证提出的假设，完善构建的模型，得出合理客观的结论等。如2008年的博士论文“网络时代的青年人的信息搜寻过程：有关认知、喜好、物理信息搜寻行为与问题解决技术的一项测试”（Networked generation youths information seeking process：An examination of cognitive，affective，and physical information seeking behaviors and problem solving techniques）采用了电话采访法[6]；1991年印第安纳大学的博士论文“障碍儿童家长的信息推荐需求”（Information and referral needs of parents of children with disabilities）运用了实地研究法[7]；2007年“阅读选择为信息搜寻行为：女童案例研究”（Reading selection as information seeking behavior：A case study with adolescent girls）采用了内容分析法与实地研究法；1995年西雅图大学的教育学硕士论文“通过加强学习图书馆信息服务的K-12教育”（Enhancing learning through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 in K-12 education：A future search conference）运用了小组讨论法、定期采访法[8]。

（3）从理论、模型依据来看，多集中在行为理论、信息理论、心理学理论及社会学相关理论方面。如：2009年恩波利亚州立大学博士论文“小学生本能寻求信息动机的经验探索”（Exploring the experiences of upper elementary school children who are intrinsically motivated to seek information）是以自我决策理论为理论框架的；2007年马里兰大学帕克分校博士论文“儿童在图书馆选择图书：娱乐背景下扩展信息行为模型”（“Children selecting books in a library”：Extending models of information behavior to a recreational setting）将图书馆与信息系统（LIS）模型进行扩展研究；1994年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博士论文“个人理解与信息智力模型：儿童信息搜寻与信息使用的相关因素的定量研究”（Personal understandings and mental models of information：A qualitative study of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the information-seeking and use of adolescents）中涉及了智力模型理论、社会历史心理学的研究理论[9]。

3结论

本文对加拿大、美国两国在图书馆学、信息科学、网络学方面的儿童信息行为研究从研究主题的内容、涉及的研究方法、研究的理论依据3个方面做了科学地归纳与详尽地分析。通过研究发现，儿童信息行为未来的研究还是有很大的上升与改进空间的。少儿信息行为的研究内容十分丰富，随着信息技术快速发展可以更加深入至研究对象的背景、可以为研究对象提供多种科学合理的研究情境、挖掘多种影响少儿信息行为的因素。研究方法方面可以借鉴信息行为研究出现的新方法，如日间跟踪法、视线跟踪法等。研究的理论依据及基础模型方面，可以融合多个学科的理论与模型，如哲学、心理学、社会学、认知学等，进一步的完善与扩展原始信息行为研究模型与基础信息系统。

参考文献

[1]美国ProQuest公司数据库[DB/OL].available at：http：∥/pqdweb？RQT=306&DBId=G647，2011-09-21.

[2]Stooke，Rosamund Kathryn.Partnerships for childrens literacy：The information needs and information-seeking activities of concerned parents[D].Canada：The University of Western Ontario，1999.

[3]Van Andel，Ashley Kristina.Summer library reading programs and literacy：An assessment of childrens reading progress after having participated in a summer library reading program[D].Canada：Wilfrid Laurier University，2011.

[4]Mosley，Mattie Jacks.The relationships among a reading guidance program and the reading attitudes，reading achievement，and reading behavior of fifth grade children in a north louisiana school（library programs）[D].Texas：University of North Texas，1986.

[5]Hirsh，Sandra Goldstein.The effect of domain knowledge on elementary school childrens information retrieval behavior on an automated library catalog[D].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Los Angeles，1996.

[6]Peterson，Janet worked generation youths information seeking process：An examination of cognitive，affective，and physical information seeking behaviors and problem solving techniques[D].Texas：University of North Texas，2008.

[7]Irwin，Marilyn Money.Information and referral needs of parents of children with disabilities[D].Indiana：Indiana University，1991.

[8]Baldwin，Margaret Kearns.Enhancing learning through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 in K-12 education：A future search conference[D].Seattle：Seattle University，1995.

文学博士论文范文第4篇

聊起论文的方向，她淡淡地说，你肯定会选文学。我问她为什么，她微笑着说，你看起来就像学文学的人。

以文学为向导，走遍大半个中国

硕士毕业后，我去了杭州一所大学教书，然而天堂般的城市还是输给了我在工作中文学归属感的缺失。那时我主要教授非英语专业的大学英语课程，对文学的爱好充实了我的课堂，我的学生不仅学习了语言点，为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作准备，而且还知道了奥斯卡 ？王尔德在海关申报自己的天才的文学典故，了解到弗吉尼亚 ？伍尔芙对“一间自己的房子”论述时所援引的那些女作家，甚至还有几个同学课下找我开文学书单，他们中的几个把我的家当成了图书馆。

短短几年，我购买的文学作品已达数千册。我在工作之余尽情地阅读，将自己在文学课堂上所学到的人名化成了具体的作品与更丰富的想象。比如，我在莎士比亚的世界中或者捧腹或者黯然，我知道了大家常说的福斯塔夫是怎样的一个坏角色，了解到亨利五世这个大英雄的善恶交杂，在深感夏洛克可恶的同时，我也读到了他的可怜之处，不带任何功利目的地细读调整了我对莎翁的模糊认识。

我记得在硕士的莎士比亚课堂上，老师不停地强调他的伟大，但当时我在他的剧作里读到的多是粗鄙之词，我一直困惑这样的人怎能是伟大的呢。读完他所有的作品，除了哪些依然感觉有些粗鄙语言外，我看到更多的是他的神来之笔以及对人性复杂的真实刻画，即善与恶不是非黑

即白的简单定义与刻画。

我对书籍的购买从一开始的杂乱无章开始变得条理。我或是以作者为线索，购买我在书店或者网店所能买到的全部书籍，又或是以我所读到的书为据，根据某个作者所提到的书去买。比如，当时看王尔德在法庭为自己辩护时提到柏拉图所认为最崇高的爱是同性之间的爱，我于是奔向柏拉图，先去找他在哪本书中提到了这个观点，然后再慢慢购买他的书。我享受那种链条式的购书与阅读，新买的书香与阅读的喜悦盖过所有一人独居的无趣与寂寞，我骄傲地想，我的孤独如此富有诗意。

那时我发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不是有意为之。读完徐志摩所有的作品与传记，我便自然地奔向他在海宁的故居，去海宁的西山公园拜祭他的衣冠冢，在火车站感受他父亲曾经投资的铁路。读路遥便去陕西，读茅盾便去乌镇，读林语堂又跑向厦门的鼓浪屿以书中的世界为导向，在那几年我几乎走遍了大半个中国。

然而，大学英语的课堂毕竟不是英语专业的文学课堂，我的学生们的文学知识亦是非常有限，我的文学热情无法找到一个尽情抒发的出口，我与文学的关系大多只能体现在工作之余与文学作品的对话，那只是自留地上的小喜悦。

考博奥德赛

我大概是从执教的第三年开始强烈地希望自己能有一个文学课堂，能有一个畅谈文学的平台。然而，从大学外语教学部调进英语系并且上文学课实非易举。课程安排是学院多年的习惯，若非特殊情况不会轻易改变。于是，我从那个时候开始了考博奥德赛。“奥德赛”这个词也是我在终于取得文学博士学位之后回望时定义的我漫长的考博之旅。

报考文学博士之旅并没有我想象得那么简单，比如报考复旦大学的博士时，我 25岁，初生牛犊不怕虎。我在初试中取得第一名，复试后我才了解到，老师要看的不仅仅是分数，还有是否有在主持的课题和论文，初试只有部分比例。我满怀希望前去，忐忑失落而归。这之后，努力写论文与申请课题变成了教学与备考之外的主要事情。我从来没有想到这一路我竟然磕磕绊绊走了下来。三年的时间，每年三月飞来飞去考试，等待，希望、失望，再开启另外一年回顾整个过程，似是与一个人的恋爱，会在一起的直觉与信心能让人宿命般地坚持。终于有一年，科研、成绩都不是问题了，我回到了北京，开启了读博生涯。

年复一年的备考也不是没有所获。我记得北京大学的参考书之一是英美诺顿文学选读（The Norton Anthology of English Literature，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我在报考的那一年跑遍了杭州所有的书店寻求未果，最后花了半个月的薪水在网上买了当时最新版的英美文学

我终于有了自己想要的天地，也终于可以在我的课堂上释放文学热情，尽情地感染我的学生，带他们进入美妙的文学世界。我可以用我自己的例子告诉他们文学是如何让人体会到思考的幸福，并且幸福地思考着。

诺顿选集，英国文学6本，美国文学5本，共11本，近一万页。为备考而做的阅读的艰辛很快被阅读中的投入取代，我竟然不知不觉完成了选集的阅读，它们彻底打开了以前认识的零星散落的英美文学世界。

16万字博士论文，论华兹华斯

我在考博之前已经在爱尔兰作家奥斯卡？王尔德的作品中倾注很多精力，本打算在博士期间继续研究他，导师没有反对，但是他建议我能找一个一眼望不尽、可以做一辈子的研究对象。

我思考很久决定跟随导师做作家论，然而作家论是一个很大的主题，导师让我选择其中一个文学流派。我本能地说浪漫主义，然而还是很大，但好在在浪漫主义诗人中有作家（诗人）论的选择不是特别多，因为问过经典问题的“诗人是什么？”而闻名的威廉 ？华兹华斯成为首选。我一头扎进了对华兹华斯的阅读，最终确定了将华兹华斯在诗歌创作中所倾心的“孤独”作为论文选题。

我博士论文的书写开始于在英国的留学期间。兰卡斯特大学有世界著名的华兹华斯研究中心。对大量研究资料的搜集与阅读让我坚定“孤独”是可以写下去的。因为不少学者提到这一点，但是从来没有人去对它做纵深的研究。我在英国常常集中阅读一两个月便给导师打一个长长的越洋电话告诉他我的阅读感受，导师会认真倾听，给以首肯，同时也随时调整我的思考方向。

与此同时，我也开始了对华兹华斯故居与创作环境的游访。我去他在《序曲》中所描写的“灵魂播种的季节”所在的湖区的霍克斯海德镇，去感受他成长中的孤寂环境与他的孤独体验。我在他居住九年的“安 ？泰森的房舍”想象他在这所房舍中的孤独体验与思考：“这简陋的木床，我就是在此/倾听风的呼啸和雨的喧嚣；/在此度过不眠的夏夜，看着 /房子近旁那棵高大的.树：/它的茂叶宛如卧榻，托起/一轮皎洁的月亮；”（《序曲》，丁宏为，译）。我想象带着房东家那只狗作掩护独自在路上作诗的他，以及夏天狂欢之后独自回家路遇孤独的被遣散的老兵的他。

我去了他常去并且常得灵感的拉弗里戈山（Loughrigg），我爬上陡峭的山坡，看湖区的几大湖远远地安躺在周围。在山坡下有棵孤独的树，我独自一人坐在树下面看着平静的瑞德湖蓝，湖水上空飘过一朵孤云，看着真正的湖区的孤云，才明白华兹华斯《咏水仙》中的那句，“我独自漫游，如孤云一朵”。为了彻底感受诗人在自己的孤独漫游与水仙花的簇拥欢舞之间的张力，我特意去了这首诗的灵感之地――阿尔斯沃特湖畔（ Ullswater）。我在他的生活环境中、创作环境中读到了孤独，带我通往诗人的内心与诗歌的灵魂。

在国内外的四年时间内，导师的指导与我自己的摸索与思考化作我那 16万字的博士论文。虽然预答辩过程中，有教授反映我的文字过于感性，但导师私下告诉我那是我的特点。我想导师并非是护犊，他应该是在那些感性的文字中读到了我理性的思考，感到了那些本来容易轻飘飘的文字因此获得的重量。我知道没有毫无问题的博士论文，我的论文一定存在着不少需要修改的地方，但进入博士论文答辩现场时，我对我与文学的未来已经不再没有安全感。导师送我的毕业赠言是：幸亏有文学让我们相遇/幸运有诗意伴心灵远行我读着那些文字，眼泛泪

花，我与文学终于紧紧相拥。

你依然像学文学的人

从2004年7月大学毕业开始，我走了 12年的长路来追寻文学。2016年春天，林瑛去人大考博，我们在水穿石里喝咖啡，虽然我们依然如大学时候一样不那么熟悉，但文学神奇地让我们默契地感知彼此的友谊。我告诉了她 13年前她的话对我的影响，她说，我依然认为你像学文学的人。

2016年6月底，我拿到了文学博士的学位，收到重庆一所高校任教的录用函。我花了几千元将我750公斤的书寄往重庆。我与我的书可以尘埃落定，我的文学梦绚烂地成真。一切顺理成章，我进入了英语系，教授英语名作导读。

我终于有了自己想要的天地，也终于可以在我的课堂上释放文学热情，尽情地感染我的学生，带他们进入美妙的文学世界。我可以用我自己的例子告诉他们文学是如何让人体会到思考的幸福，并且幸福地思考着。文学的备课量很大，辛苦不输读博期间的阅读与写作，但无论是教授文学还是学习文学，这其中所有的辛苦都让位于文学带来的幸福感与辽阔的视野。我乐在其中，也欣慰地看到了我的学生们在文学课上的快乐、期待与满足。我要不辜负自己这一路的寻找，而且，说不定，那一双双望着我的明亮眼睛中，有一双，不，很多双闪着因为热爱文学而发出的莹亮。我有责任带他们看见更美的星空，更亮的世界。而我自己与文学，似是好事多磨的伴侣，终于可以心无旁骛地执手前行。

（作者系重庆工商大学外语学院讲师，中国人民大学英语语言文学博士）责任编辑：孙云帆

文学博士论文范文第5篇

在希腊神话的人神奇境里，建有一套隐喻性的世界观，“金羊毛”像是某种“信物”，象征着通过无数艰险和努力后最终取得的成功和胜利。一代国学大师钟敬文老先生就曾经“决心要去寻找学术上的‘金羊毛’”。可以说，“寻找金羊毛”已经成为一种探索真理、执着敬业的生动的文学表达。而在我国的民俗学界、也有着这样一位寻找“金羊毛”的著名民俗学家，他就是本文的主人公――东南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陶思炎。

陶思炎出生于江苏省南京市，受古都文化和秦淮市井风俗的熏染，他自幼对中国民俗文化情有独钟。他曾先后在中国的三所著名大学分别攻读建筑学、中国语言文学、民俗学。在上大学之前，陶思炎还在苏北农村“插队”当过农民，后来又到工厂做过工人，较为丰富的人生阅历和多学科的知识积累为他的民俗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82年，神话学尚未在中国学界成为“显学”之时，一篇题为《比较神话研究法刍议》的论文引起了广泛注意，该文还被日本西南学院大学选为教材，其作者是一位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后来的几年，又见到该作者的《神话文体辨正》、《是神话和童话的交融吗》、《五代丛葬品神话考》、《试论神话的语言》、《鱼考》、《论水难英雄》等十数篇论文接连刊出。由此，学术界知道了这样一位专注，执着的青年学者――他就是陶思炎。1987年，陶思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开始攻读民俗学博士学位，师从张紫晨教授。3年后，陶思炎完成了洋洋12万字的《中国鱼文化》的博士论文，该论文也是中国较早一篇民俗学博士论文。

博士毕业以后，陶思炎到东南大学任教，继续着自己的民俗学研究。多年以来，陶思炎一直活跃在国内、外的民俗学研究领域，先后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曾多次赴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讲学访问、出席会议、合作研究和田野考察。

1996年陶思炎获日本学术振兴会长期项目，于1997年赴日本进行将近一年访问研究，与日本东北大学文学部和宗教学研究室铃木岩弓教授合作，完成了题为“中日民间信仰的比较研究”项目。他在日本东北地区的宫城县、山形县、青森县、岩手县、福岛县等地开展了有关宗教民俗学的田野调查，并在东北大学、驹泽大学、仙台市民俗资料馆做了学术报告，还参加了日本民俗学会的年会、日本印度学宗教学年会等高层次的学术会议，在印度学宗教学大会上做了题为“中国江南的民间信仰”的学术报告。在日期间，他还和留学生、访问学者一道，受仙台市日中友协的邀请和安排，到乡村农家住宿和参加农村文化活动，积极推进中日民间的友好关系。

在陶思炎看来，作为一个文化学者，最好的社会服务方式就是向民众普及渐渐被淡忘的民族文化知识，并为民俗文化的开发利用把握方向和献计献策。

陶思炎教授给政府的提案大都旨在留住中国传统文化记忆，推动对民间文化遗产的保护，促进当代的文化建设。除此之外他还经常借助电视、报纸、广播、互联网等媒体，发表有关民俗知识、文化保护、文化开发的意见，并对社会上歪曲、伪造、附会有关民俗文化方面的说法和做法提出批评，在一次他主讲的公益性文化讲座上，前来听讲的南京市民竟多达1300余人。他曾在中央电视台4频道主讲“元夕民俗”，受到普遍关注，还在江苏电视台12集的《漫话春节》节目中主讲传统民俗，该片荣获国家级的专题片奖。最近，陶思炎还担任了100集专题片《南京民俗》的总顾问，并任文稿的终审。

近年来，陶思炎教授从书斋中走出来，关注民俗文化的应用。他曾经向南京江心洲乡等地区提出了发展民俗旅游的建议，并为该洲策划了一系列小型民俗博物馆，该景区建成后仅一年即被评定为国家AA级景点。此外，陶思炎还为南京高淳老街、天目湖风景区、江南水乡周庄等地提出民俗开发的意见，为当地发掘本地资源、打造文化品牌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文学博士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梅鼎祚；《八代诗乘》；研究综述

关于梅鼎祚先生，笔者在综合各方面资料之后，总结出大概的研究状况：有三部著作特地设专门章节来论述梅鼎祚，其中的一部是《安徽文学史》；[1]单篇论文近二十篇，硕士论文两篇，博士论文一篇，其他讨论梅鼎祚的论文也不少。单就《八代诗乘》来说，把《八代诗乘》单独成章节来讨论的，只有一篇，即复旦大学博士生杨[的论文《明人编选汉魏六朝诗歌总集概说》。复旦大学博士生陈晨在其博士论文《梅鼎祚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研究》中，分批次地分别介绍了《汉魏诗乘》和《六朝诗乘》（合称《八代诗乘》）。南昌大学人文学院的副教授陈晨和江西财经大学外语学院的赵娟，两人在《与明代六朝诗学之深化》中也着重介绍了《六朝诗乘》及其意义。下面笔者将从三个方面来进行综述：

1 作者生平及著作研究

1.1 生平

徐朔方先生的《梅鼎祚年谱》[2]是迄今为止对梅氏生平研究最为详细的文献资料，[3]它使我们对梅鼎祚先生的生平有了更为鲜活的、立体的认识，为我们研究梅鼎祚及其作品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李慈瑶在硕士论文《梅鼎祚研究四题》中，对梅鼎祚年谱进行了细致的补正。除此之外，复旦大学博士生陈晨在《20世纪以来梅鼎祚研究综述》的“梅鼎祚生平研究”中，又对学术界对梅鼎祚生平的研究进行了更为全面深刻详细的梳理，其中至少提到了七位学者以及著作来罗列有关梅氏的生平，这里不再重复介绍；王辉斌，湖北文理学院教授在其论文《梅鼎祚与的乐府题解批评》中也对梅鼎祚的生平作了简要介绍；信阳师范学院学报上，田璞、查洪德在《梅鼎柞和他纂辑的》中，更是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来深入解剖了梅鼎祚先生；苏州大学中文系的陈桂生在其论文《论梅鼎祚及其》中，也详细陈述了梅鼎祚及其父亲，梅鼎祚少年时期以其以后的仕途等，这些都对我们了解梅鼎祚进而了解其诗文选集的编选思想极有帮助。

1.2 著述

有关梅鼎祚先生的著述，山东大学教授何朝晖，在《晚明落第士人的著述出版活动――以梅鼎柞为例》一文中，根据史籍著录和目前存世情况两方面对梅鼎祚先生的著述进行了总结，并从梅鼎祚的著述活动中洞悉晚明藏书流通情况；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李慈瑶在硕士论文《梅鼎祚研究四题》中的“研究缘起”里，也较为广泛地介绍了梅鼎祚先生的著作，并罗列的梅氏这些著作所背负的争议和批评。其中虽然不甚全面，但是也为笔者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其他可以考证梅鼎祚著作的零散论文也有不少，不再一一罗列。

2 《八代诗乘》成书研究

有关《八代诗乘》的成书，笔者综合其他资料，做了如下梳理：

万历年间刊行的《八代诗乘》，共四十五卷，为宁国府推官史元熙所刊。该书并非一次辑录完成的，梅鼎祚首先着手纂辑的是《汉魏诗乘》二十卷（附《吴诗》一卷），初步编选是在万历十一年，正文部分题“宣城梅鼎祚禹金编校”（卷首有《汉魏诗乘总录》，题“宣城梅鼎祚辑”）；后期他又编纂了《六朝诗乘》二十五卷（附《六朝诗乘末卷》一卷），于万历三十四年刊行，正文部分题“四明史起钦[3]裁正，宣城梅鼎祚选辑”。两书合称为《八代诗乘》，合刊本中卷首有《八代诗乘总目》，题有“明四明史起钦[4]德明裁正，宣城梅鼎祚禹金纂辑”。

3 《八代诗乘》影响研究

笔者对四库馆臣于《八代诗乘》“仅汉魏全录，晋宋以下皆从删节，已非完备之观”的说法，尤其是对《汉魏诗乘》“意欲补冯氏阙失，然真伪杂糅，失于考证”的价值评价委实不敢苟同。梅鼎祚编纂此诗集的初衷本来就不是为读者提供详尽的文献资料，而是让我们学会裁断、批评和鉴赏。“乘”，是史传别称，是通过文学艺术的手段，借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描述来表达一定的历史观。正如《汉魏诗乘序》中所言：“其名曰乘者，以其评骘论世而名之也。”[5]《八代诗乘》除汇集了历代评论之外，还有自己的评论，体现了他的编纂思想，给后世学者考察类似选集带来不少帮助。《八代诗乘》还收录了其他诗文选集未收录的诗集，这对后世学者考证诗歌渊源极具说服力，更有利于读者拓宽眼界、活跃思维。

4 开拓空间

近年来，学界对梅鼎祚及其著作研究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学者们也从不同的维度来对梅氏展开研究，但是对于《八代诗乘》的研究仍是凤毛麟角，尚未完全进入学者们的研究视野。目前对《八代诗乘》的研究已经从单纯的成书研究逐渐转向艺术特征研究以及价值研究。例如，陈晨从“文献”方面来比较了《汉魏诗乘》和《汉魏诗纪》，还有学者从诗史分期、时代特质和诗体演变方面[6]来揭示六朝诗歌的发展。然而，梅鼎祚的大多数诗文集都因过于庞大而无人问津，《八代诗乘》虽得以为人所知，但是至今尚无学者去整理、点校，因此若想深入研究《八代诗乘》，尚且存在一定的困难。但是，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学者们的不懈努力，研究方法的不断更新，梅鼎祚及其《八代诗乘》的研究必将取得更丰厚的成果。

参考文献：

[1] 陈友冰，刘良政.安徽文学史（第二卷）[M].安徽文艺出版社，2013.

[2] 徐朔方.晚明曲家年谱（皖赣卷）[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

[3] 李慈瑶.梅鼎祚研究四题[D].浙江：浙江大学人文学院，2011.

[4] 黄虞翟.千顷堂书目（地理类中）[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5] 梅鼎柞.四库存目丛书补编影（汉魏诗乘）[M].万历十一年刻本.

[6] 陈晨，赵娟.《六朝诗乘》与明代六朝诗学之深化[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