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经济范文

古典经济范文第1篇

一、修正的经济人假设；

二、非零交易成本假设。从而确立了新制度经济学范式，即修正的新古典经济学范式。

[关键词]经济学范式新制度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交易费用经济人假定

一、经济学范式的界定

范式是哲学家库恩1968年提出的，指常规科学所赖以运作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它有两层意思:（1）科学共同体的共同承诺集合；（2）科学共同体共有的范例。它可以简化为一种约定或是范例。因此，范式可理解为从事某一科学的研究群体所共同遵从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

范式一般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共同的基本理论、方法；共同的信念；某种自然观。范式的基本原则可以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层次表现出来。这些理论和原则对特定的科学家共同体起规范作用，协调他们对世界的看法及其行为方式。

范式具有两个基本特征：（1）有一套独特的基本前提假设、概念体系、理论方法，有足够的容量，被信奉它的理论家用来解释各种理论问题。（2）能持久地吸引相当一批理论家在其基础上进行研究。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经济学范式就是经济学界对如何看待研究对象的方式和视角的选择和界定，它决定了经济学家们如何看待对象、把对象看成什么等。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学范式与经济学流派、经济学体系等价。它一般总是以经济效率为中心，以分工、交易和合作为内容，以供求均衡分析、成本收益分析和利益矛盾分析为方法，形成的一个有机的整体,它是从不同的经济学理论中抽象概括出来的。然而，不同的经济学理论却有不同的理论范式，这些具体的理论范式虽然没有超出和脱离经济学一般范式，但以上各个组成部分的地位、相互关系、侧重方面均不相同，因而使得不同经济学理论的理论体系也大相径庭。

二、新古典经济学范式及其不足

从19世纪70年代起，经济学经历了一场边际革命。受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边际革命的影响，马歇尔1890年出版了《经济学原理》，其中运用边际分析研究需求和供给，核心是均衡价格。由马歇尔奠定的这一流派逐渐成为主流经济学，被称为新古典经济。新古典经济学部分地继承了斯密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两者相比，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变窄了。首先，研究对象范围变小了，新古典经济学将研究对象局限为经济领域。另外，新古典经济学家们逐渐遗忘了斯密对社会分工的洞见。

新古典经济学范式可以概括为三个假设为前提的范式。这三个假设为:（1）完全理性假定；（2）完全信息假定；（3）最大化假定。按照这种假定，经济人“总是用敏锐的眼光，对面前的一切都深思熟虑。他不仅明白自己当时面临的选择范围，而且对未来的选择余地也了如指掌。”（刘世锦，1994）。但这种完全理性只能存在于理论抽象之中，实际生活中，完全理性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这三种假设均存在着不现实性：（1）完全理性不现实——现实中总存在“有限理性”；（2）完全信息不存在——现实中往往“信息不对称”；（3）现实中很难做到利润最大化。此外，新古典经济学也存在不足：（1）忽视了制度，将企业看作是一只“黑箱”；（2）对经济学的分析停留在一定的时点上，将时间看作是不变的；（3）交易成本为零。

三、新制度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修正

1.对新古典经济学前提理性假设的修正

任何理论体系都建立在某些前提之上，因而对理论前提的批判，往往最有可能出现根本性的理论创新。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家们曾嘲笑新古典经济学是“黑板经济学”，认为新古典体系的理论前提不符合实际。新制度经济学最大的创新，是对新古典理论前提的批判和修正。

新古典经济学以经济人这一基本假定为前提，认为经济人的活动，为经济运行及发展提供了长久动力，也构造起市场经济的坚实基础。但是它没有对经济人展开具体的分析，只是将其作为一个无处不在的隐含的前提而存在。在这一点上，科斯等人不同意新古典的看法。科斯指出：“当代制度经济学应该从人的实际出发来研究人，实际的人由现实制度所赋予的制约条件中活动”。诺思也认为：“制度经济学的目标是研究制度演进背景下人如何在现实世界中作出决定和这些决定又如何改变世界”。他们都强调制度经济学应该研究实际的人、制度与经济活动以及它们间的关系。也就是说：第一，制度经济学研究的不是抽象的经济人，而是现实中的具体的经济人；第二，经济人在理论体系中不能只是一个隐含的前提，而应该对其展开具体的分析。

在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中，人们开始研究面对的是“一个存在制度与正的交易费用的真实世界”，而不是新古典经济学上的抽象世界。在这个真实世界里，经济人是不可能具有完全理性的，而只能是西蒙所坚持的有限理性观点，即：人们只具备有限的获取和处理信息的能力。正如诺斯(2002)所说的那样，“我们实际上只能拥有不完全信息，而且处理信息的能力有限”。

在科斯、威廉姆森看来，首先，现实社会中的经济人只具有有限理性。人的有限理性包括两方面的含义：其一在非个人交换形式中，人们面临的是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交易越多，不确定性就越大，信息也就越不完全。其二人对环境的计算和认识能力是有限的。由此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制度通过设定一系列规则能减少环境的不确定性，提高人们认识环境的能力，有限理性是交易费用理论所依赖的认知假设。有限理性概念中的主观理性部分导出了最小化（交易费用）动机，而对认知能力有限的认识则鼓励了对制度的研究。其次，现实社会中的经济人既有利己的一面，也有利他的一面。利他性突出表现为非财富最大化动机，而非财富最大化动机往往具有集体行为偏好。人类行为动机是双重的，一方面人们追求财富最大化，另一方面又追求非财富最大化。人们往往要在财富与非财富价值之间进行权衡。这种权衡过程实质上就是在这两者之间寻找均衡点的过程。人类历史上制度创新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人类这种双重动机均衡的结果。总之，由于了完全理性和单纯追求自利的行为假定，也就从根本上修改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假定。同时，这也把经济人行为分析引入制度理论体系。

经济人的有限理假设引发了新制度经济学关于经济人的第二个假定，经济人的机会主义。机会主义是威廉姆森提出来的。他认为，“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时会采用非常微妙和隐蔽的手段，会耍弄狡黠的伎俩”(1987)。这主要包括两层含义：（1）由于现实世界中存在信息不对称，经济人就会根据个人目的筛选对己有利的信息，扭曲对己不利的信息，如撒谎等；（2）由于契约的不完备性，一旦经济人发现有机可乘，就会不遵守或违背契约。如果经济人是完全理性的，他可以洞察一切可能发生的他人的机会主义行为。但修正的经济人假设认为人是有限理性的，他不可能获得所有必要的信息，即使获得了这些信息也不可能做出正确的判断，所以机会上义行为在现实生活中时有发生。机会主义这个概念其实是对经济人假设的第二个原则自利原则的拓展。它把“用诡计寻求自利”这种情况包括进去了。经济人人性假设机会主义的说法在诺斯制度变迁理论当中，是处处可见的。诺斯在《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迁》中，利用修正了的人性假设，讨论了旨在减少相应交易成本或者降低生产成本的替代性契约安排的产生。

2.对新古典经济学中零交易成本假设的修正

在新占典经济学的理论里，由于是完全信息假设，经济人获取信息不需要付出任何费用，所以，非零交易成本的假设是不存在的。诺斯对零交易成本的现象曾讥讽：“从经济史学家的观点来看，这种新古典公式似乎可以解释一切有趣的问题，其中包括：世界是和谐的，制度不存在，所有变化都可以通过市场的完全运行来实现。简言之，信息费用、不确定性、交易费用都不存在”。

交易成本是科斯在《企业的性质》里提出来的。科斯认为：新古典经济学范式假设交易费用不存在是不符合现实的。在他看来，交易活动是稀缺的，发生交易活动需要成本。这就是交易费用的最初含义。这个概念修正了新占典经济学范式的零交易成本的假设，使经济学的假设更贴近现实了。这也是新制度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修正之一。

交易费用的概念一提出来，立即在新制度经济学各个理论分支，包括制度变迁理论中得到了广泛运用。然而，对交易成本概念的界定，不同经济学家有不同的看法。诺斯认为交易成本“取决于对复杂的价值尺度进行测度的成本、人绩效的估算成本以及执行合同的成本”（2002）。事实上，在制度变迁理论中，非零交易成本假定具有核心的地位。诺斯认为，制度通过约束和惩罚给经济中交往的人们以明确的预期，从而降低了由人类行为的机会主义倾向引起的不确定性的程度，而不确定性程度的降低则表明获取信息成本的减少，也即交易成本的降低。这样通过引入交易成本，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就为解释制度功能找到了理由。

四、对新古典经济学范式修正的意义及局限性

新制度经济学范式确立了制度在主流经济学中的重要地位。从以上分析我们了解到，新制度经济学范式也提出了三个基本假设:（1）有限理性假定；（2）机会主义假定；（3）交易成本非零假定。在该假定的基础上，新制度学派进行了一系列的理论创新。其中，最突出的是提出和确立了新的基本理论命题，即全方位地论证了制度是经济中的内生变量，探讨了制度变迁规律及其对经济发展和运行效率的影响，提出了许多富有启发性的观点。尽管人们对科斯定理的理解及其表述多种多样，但在新制度经济学基本命题的看法上却完全一致，即制度能够降低交易费用、制度的功能就在于降低交易费用、制度能够提供激励机制，制度还能减少机会主义和搭便车行为等。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甚至认为，制度所执行的功能具有经济价值，每一种制度都有其特定的功能和经济价值。总之，制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变量，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性因素。而人类社会之所以难以达到“帕累托最优境界”，根本原因在于制度稀缺。如果说新古典经济学解决的是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稀缺及其配置问题，那么新制度经济学就是要解决制度稀缺及其创新等问题。

但是新制度经济学是在新古典主义的分析框架内展开的，同样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理论局限性。例如从其理论逻辑看，在“经济人”基本假定方面和“制度节省交易费用”基本命题方面都存在悖论。在经济人基本假定上，新制度学派的确比新古典学派更接近现实，但他们说的具有有限理性和非财富最大化动机的经济人，仍然不是现实中的真正的人，与现实仍有很大的距离。根本原因在于，他们舍弃了很多人的社会特征，仍然从人的一般性来分析抽象的个体。简言之，新制度学派一方面希望突破新占典的局限，从人的实际来研究人，一方面又受新古典的局限，不可能正视人的社会性；一方面改良了经济人的非现实性特征，一方面又拘泥于超现实的经济人假定，这就是新制度经济学的第一大悖论。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命题也存在悖论：一方面，制度确实能够降低交易费用和提高经济效率；另一方面，制度又是一个成本高昂的经济变量，难以预料的制度成本甚至很可能抵消制度降低交易费用的作用。因此，对于制度降低交易费用，不可绝对化理解。对制度的成本或代价，应该有清醒的认识。

参考文献：

[1]左金隆:诺斯制度变迁理论方法论探析[J].经济经纬，2005年第6期

[2]龚唯平:新制度经济学究竟“新”在哪里[J].学术研究，2003年第1期

[3]道格拉斯·C·诺斯:新制度经济学及其发展[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2年第5期

[4]陆家骝:经济学与经济学范式转换[J].哲学研究，1999年第3期

古典经济范文第2篇

关键词：新古典经济学；新兴古典经济学；比较

前言：经济学研究是一门系统学问的研究，其源自于《国富论》中，且在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后形成了众多派别。纵观经济学发展历史，其新兴古典经济学的衍生与新古典经济学始终存在着某些不同之处，针对此现象，当代经济学专家开始对其展开了全面的研究与了解。以下就是对新古典经济学与新兴古典经济学间比较的详细阐述，望其能为相关专家学者的进一步研究提供有利的文字参考，并由此带动新兴古典经济学考察的不断深入。

一、新古典经济学与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差异

（一）二者研究核心不同

从大量的研究数据中可以看出，新古典经济学与新兴古典经济学之间存在的一定的差异，而研究核心的不同即为二者间差异的主要体现。经过经济学者的大量研究可以看出，在古典经济学向新古典经济学进行转化的过程中其研究核心就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即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将资源配置问题化为了自身研究重点。而导致研究核心发生转变的原因主要归咎于马歇尔专家在对新古典经济学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存在着数学工具较为匮乏等问题，最终导致其在开展实际研究的过程中将重点转移到了资源配置层面。然而新兴古典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重点的选择存在着异议，进而致使其在开展实际研究的过程中突破了新古典经济学研究中的限制，并借助现代化研究工具展开了对分工与专业化问题的重点研究[1]。

（二）二者分析框架不同

就当前的现状来看，新古典经济学与新兴古典经济学间的分析框架也存在着某些不同之处，即新兴古典经济学在开展实际研究的过程中认为新古典经济学研究框架由于其自身研究重点定位的不准确导致其分析框架的设置也存在着不足之处，因而新兴古典经济学在设定分析框架过程中强调了对于纯消费者和生产者的绝对两分限制了经济学的解释力，同时，新兴古典经济学在研究中利用了供求边际分析方法对资源配置等问题展开了详细阐述，而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却无法对经济发展问题进行剖析。其次，新古典经济学在实际研究过程中是利用生产函数来对厂商的生产情况进行描绘的，因而其对专业化经济概念来说无丝毫作用。在此背景下，新兴古典经济学在研究的过程中必然会摒弃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构建符合自身研究特征的新型经济分析框架，且通过经济化概念的形式体现厂商生产状况。

（三）二者的基本分析工具不同

分析工具的选择是新古典经济学与新兴古典经济学间差异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其主要体现在新古典经济学在研究的过程中采用的是将最优决策中的某个变量设定为最大值或最小值的边际分析。而新兴古典经济学扬弃了新古典经济学分析工具，采用了超边际分析形式，即通过对文定理的分析排除不可能的数据解释，然后对剩下的角点解展开局部最优值求解处理，最终达到分析目的。

二、新兴古典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的继承

（一）二者都是四层次分析法

新兴古典经济学在发展的过程中继承了新古典经济学中四层次分析法。四层次分析法中的第一层次即表示经济学家在对经济学进行研究时通常通过数学函数来描述决策前的经济环境，如用生产函数描述生产条件等。第二层次的决策结果取决于个人，此原因主要是由于经济环境存在着随时变动的特性，因而利用环境变化来描述人的自利行为必然会受到人为因素的限制。第三层次是由个人行为和人与人间相互作用两个部分构成的，这个层次的分析结果常常处于静态分析状态。此外，若在对新兴古典经济学与新经济学进行研究的过程中结合时间因素对研究的影响，那么在此基础上第二层次及第三层次均会呈现出动态决策结果。第四层析的分析是对前面分析结果的一种诠释。新兴古典经济学在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四层次分析法继承的同时，亦对其分析法中的不足之处进行了补充与说明[2]。

（二）分析工具是一脉相承的

新古典经济学与新兴古典经济学分析工具一脉相承的表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新兴古典经济学中应用的超边际分析工具脱胎于新古典经济学的边际分析，但是二者之间仍然存在着某些差异，即超边际分析工具分析的结果要更为集中且精确。此外，超边际分析应用了现代化的数理模型及工具，简化了分析过程，同时深化了经济学研究的深度；第二，超边际分析内容继承了新古典经济学边际分析工具中分析的核心与关键，并在此基础上解决了新兴古典经济学中重点研究问题，即对分工与专业化问题展开了有效解决。

三、新兴古典经济学的重要意义

就当前的现状来看，新兴古典经济学仍然处在发展中阶段，因而在此背景下对其展开细致的评价具有一定深远意义。即在新兴古典经济学兴起的背景下新古典经济学也由此迎来了新的挑战，并为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分析框架，拓宽了其分析范围，致使其在此基础上必须通过整合自身核心理论达到最佳的分析状态。此外，新兴古典经济学中对超边际分析工具的应用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当代经济学分析工具的发展，且强化了相关专家学者对分析工具的研究，最终由此提高了分析工具的应用水平。另外，新兴古典经济学也在我国经济改革中起到了引导作用，且调动了整体经济水平的提升[3]。

结论：综上可知，古典经济学在经历了不同发展阶段后实现了不同派别的分化，而新兴古典经济学作为发展中的经济思想，其在扬弃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核心与分析工具的基础上，也继承了其四层次分析法，且对其分析法中存在的不足之处进行了相应补充，最终达到了精准分析的目的。此外，新兴古典经济学也继承了古典经济学中分析工具的分析内容，且通过对分析工具的优化解决了分工与专业化等相关问题。（作者单位：中央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1]周海欧.经济增长、交易费用与制度变迁的一个形式化分析框架――新兴古典经济学的贡献[J].当代财经，2013，15（05）：5-14.

[2]蒋志勇.城市化、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的演进与发展关系研究――基于新兴古典经济学分工和城市化理论的分析[J].城市发展研究，2015，12（01）：1-3.

古典经济范文第3篇

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假设有三个：理性人假设、信息完全假设、市场出清假设；它们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其意义不在于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实际，而在于体现了新古典经济学家对理想市场环境的总体条件设计。我国的经济“新常态”与这些设计不谋而合，可概括为“理性人”重新发现的“新常态”，“信息完全”逐步实现的“新常态”，以“市场出清”为理想目标的“新常态”。把握新古典经济学的三大理论假设对理解和丰富我国经济“新常态”的基本内涵和政策取向，完善“新常态”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新古典经济学；理性人假设；信息完全假设；市场出清假设；经济“新常态”

一、引言

“新古典经济学”是和古典经济学相对的概念，在外延上是指西方经济史上，自19世纪70年代边际革命始，至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止的西方主流经济理论。新古典经济学最基本的理论假设有三个：理性人假设、信息完全假设、市场出清假设。国内外经济学界对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假设的研究较多，但是大部分集中于其非现实性批评。例如，论证“理性人假设”并不完全符合人性的现实，因为现代西方哲学认为理性只不过是人性显露在水平面之上的“冰山之一角”，在“理性”的水平面以下还有大量的非理性因素存在。在现实中，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都会在特定条件下出现“羊群效应”、“赢者赌咒”等现象，在这些现象中投资者的行为背离了“理性人假设”。现实中的信息也是不完全的：在各种摩擦和冲突之中，会丢失部分信息；由于传递机制不畅而造成信息传递受阻；由于信息的封锁和垄断造成信息的不对称等等。即使不存在上述情况，经济主体对信息的处理能力也是有限的，同样会造成信息不完全。因此，微观主体的大部分决策都是在部分信息状态下做出的。大量的经济现实也证明，市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是出清的，供给和需求的非均衡是经济的常态，而供求均衡则是非常态，等等。也有学者研究经济学家在发展中对基本假定的改进。例如，用“有限理性假定”代替原来的“理性人（完全理性）假定”，用“信息不完全假定”代替“信息完全假定”等等。但是，一种理论的价值并在不在于其假定是否符合实际，而在于其是否反应了客观事物（包括经济现实）的本质联系，与竞争理论相比是否具有更强的解释力和预测力。事实上一些建立在并非符合现实的假定之上的理论却是很成功的理论，正如牛顿第一定律是在“任何物体在不受任何外力作用”的假设条件下，做出“其总保持静止状态或匀速直线运动状态”的结论；虽然在现实中并不存在“不受任何外力作用”的物体（事实上，一个物体总会或多或少地受到外力作用），但是这一不符合现实的假定，不妨碍牛顿第一定律揭示了客观事物的本质联系——惯性定律。显然，这种“不符合现实”的理论假设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在经济领域同样如此，弗里德曼在1953年发表的《实证经济学方法论》一文中得出“经济学假设与现实的非相关性”的结论。[1]因此，以上对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假设的研究似乎有些误入歧途。其实，每种理论都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应运而生的，这个“运”主要是指当时的现实经济情况，也包括当时的人们对前期研究成果的继承和批评。据此，每种理论都有其适用的特定历史条件和逻辑前提。新古典经济学就是在边际学派对古典经济学革命的基础上，由马歇尔、瓦尔拉斯等经济学家对古典经济学派与边际学派综合而形成的西方经济学流派，它以微观主体的经济行为为研究对象，以最大化为最终目标，构成了西方微观经济学的主体内容。新古典经济学盛行的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正是西方国家以“自由竞争”为特征的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发展、上升的时期，代表了这一历史时期的主流经济理论。因此，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假设代表了新古典经济学家在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和上升时期对理想市场环境或有效状态的总体条件设计。市场经济体制作为资源配置的有效途径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正处于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经济体制改革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一些体制机制性问题凸显。十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以来，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新一届领导集体实行了“放管结合、简政放权”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在此背景下，研究处于西方社会相似阶段的主流经济理论，特别是代表了新古典经济学家对市场经济体制和理想市场环境设计的新古典经济学基本理论假设，对我们深刻理解“经济新常态”的基本内涵和政策取向，对我国在“新常态”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基础性作用，合理确定政府的权利边界，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新古典经济学的三大理论假设与我国的经济“新常态”

（一）理性人假设与我国“理性人”的经济“新常态”

1新古典经济学理性人假设的内涵及其逻辑地位

“理性人”假设也称经济人假设或最大化原则，是西方经济学家从经济学角度对人类总体本性的抽象概括，具体含义是经济主体总是在一定成本约束条件下追求私利的最大化。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最早概括了“理性人”的原始含义：“每个人都在力图应用他的资本，来使其生产产品能得到最大的价值。一般地说，他并不企图增进公共之福利，也不知道他所增进的公共福利为多少。他所追求的仅仅是他个人的安乐，仅仅是他个人的利益。”[2]后来，新古典经济学家对此加以论证和发展，认为“理性人”具有以下特征：第一，具有充分的计算能力和完全的记忆能力；第二，可通过有效途径获得决策的完全信息，对决策的结果具有完全的了解；第三，运用边际分析方法，通过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的对比进行决策；第四，其决策不受道德影响；第五，“理性人”是自私自利的，单方面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前四个特征是“理性人”所具备的条件，第五个特征概括了“理性人”的本质。因此，“理性人”假设就等于“最大化原则”，即经济主体出于利己的动机，力图以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理性人假设或最大化原则是市场中的所有经济主体的终极目标，它为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奠定第一个最根本的主体性条件。在新古典经济学家看来，理想市场环境中的经济主体应该是具有上述特征的理性人。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或最大化原则，还蕴含了一个前提条件，就是资源用途的多样性和资源的稀缺性这一矛盾，因此经济主体要想获得经济资源就必须付出成本和代价，这使他不得不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尽力保持“理性”和实现最大化目标，实现科学决策。试想，如果经济主体可以毫无代价地获取资源，或者其经济利益的获取毫无成本，那么他就没有必要遵循“理性”或最大化的原则，就没有必要进行投资决策的对比和选择，就没有经济学。可见，理性人假设或最大化原则是经济学大厦建立的第一块基石，也是经济学的第一条公理，自然就成为任何复杂经济分析和新古典经济学其他理论假设的逻辑起点。

2我国“理性人”的经济“新常态”

我国的经济“新常态”也应该以经济主体的“理性”或最大化原则的重新发现为起点，更加凸显个体价值。制度安排、政策设计都应该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按照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的要求”[3]（P23），鼓励人们通过合法经营、辛勤劳动追求个人利益，鼓励广大经济主体通过“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实现个人价值的最大化，追求个人幸福。经济“新常态”也应该使人们树立成本观念，通过成本核算、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的对比分析实现科学决策，特别是面对我国经济“新常态”之下的资源瓶颈约束、环境承载约束，更应该在全社会树立效率意识，营造以最小成本实现最大收益的“理性”氛围和“最大化”的价值取向。这就要改变过去那种以要素和资源大量投入为条件，甚至不计成本代价的外延经济发展模式，代之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依靠技术创新和效率提高为主的内涵经济发展模式，推动建立低成本、高效益的产业体系，实现“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共享”发展。所以，“理性人”的经济新常态要求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经济发展动力从资源要素投入驱动向技术效率驱动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从粗放式、外延式发展模式向集约式、内涵式发展模式转变，经济发展速度从高速增长向适当的中高速增长转变。

（二）信息完全假设与我国“信息完全”的经济“新常态”

1新古典经济学信息完全假设的内涵及其与理性人假设的逻辑关系

信息完全假设是指新古典经济学家假设市场上的经济主体对有关的经济信息具有完全的了解。对个体而言，生产者要对自己产品的成本与收益、供给和需求具有完全的信息，消费者要对自己的效用目标和预算约束具有完全的信息。对整个经济体系而言，完全的信息通过市场价格的灵活、自由变动体现出来；生产与消费、供给与需求、卖者和买者此消彼涨、彼此强弱的信息，都可以通过自由变化的相对价格反应出来。因此，这个假设包含了两个子命题：自由价格假设和完全竞争假设。自由价格假设是经济学家假定在理想的市场环境中，各种商品的价格应该是自由变动的，即自由灵活变动的价格是理想市场环境的必要条件。对于价格在市场中作用，西方经济学家认为主要有三：第一，传递供求信息：一般情况下，价格会由于需求的相对增加而上升，会由于供给的相对增加而下降；反之则反是。第二，刺激效应：传递供求信息的价格会刺激生产者按需求变动的信息进行生产，如果市场上对某类商品的需求量增加，在供给尚未改变的条件下，必然引起该商品价格的上升，生产该类商品更加有利可图，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生产者势必扩大该类商品的生产规模，进而引导生产资源流入该行业部门；否则生产者就会减产甚至转产，导致生产资源流出该行业部门。同样，价格也会刺激消费者按供给变动的信息进行消费，如果市场上某种商品的供给增加，在需求尚未改变的情况下，必然引起该商品价格下降；在一定收入水平下，以效应最大化为目标的消费者势必增加对该类商品的消费。反之则反是。第三，收入效应：对于市场中的经济主体而言，市场交易是其获得收入的主要来源，这就意味着如果交易对方愿意为其商品支付更高的价格，则其收入就会增加；反之，其收入就会减少。在价格的收入效应中，也有刺激效应存在，即理性的市场主体一定会进入社会需求更大、商品价格相对更高、进而能为其提供更高收入的行业就业，而退出那些同样条件下收入更低的行业部门。可见，灵活传递经济信息的价格，通过刺激效应和收入效应，可以实现经济资源和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上述分析表明，自由价格假设的成立，即价格通过传递经济信息、刺激效应、收入效应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功能与第一个前提假设密切相关，即只有市场中的经济主体遵循“理性人假设”原则，具有利益最大化的主观动机，他才会根据价格传递的信息采取行动，价格才具有刺激效应和收入效应，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才会有效发挥。可见，自由价格、完全信息假设的成立以理性人假设或最大化原则为基础。反之，是否可以认为只要理性人假设成立，自由价格和完全信息假设就会自动有效发挥作用呢？答案是否定的，理性人假设只是为自由价格、信息完全假设的成立和有效性提供了主体性的主观动机条件；除此之外，自由价格、信息完全假设的有效成立还需要其他客观条件的配合，如垄断的消除、国家价格管制的放开等。垄断或价格管制会阻碍价格自由灵活的变动，使之不能准确反应供求信息的变化，使自由价格假设本身遭到破坏，进而使完全信息假设不复成立。可见，理性人假设或最大化原则虽然是经济学的第一基本假设，是经济分析的逻辑起点，但它只是自由价格假设成立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为了保证自由价格假设或完全信息假设的成立，新古典经济学家又构造了体现其理想市场环境的另一重要假设——完全竞争假设。完全竞争市场是新古典经济学家心目中最理想的市场类型，在这一市场中没有垄断、没有价格管制、没有工会力量等阻碍价格准确反映市场信息的因素，完全竞争假设保证了信息完全假设的成立。完全竞争市场具有以下三个特征：第一，市场上的供给者和需求者无限多。由于市场上有无数的商品需求者和供给者，因此每个交易者的交易数量占整个市场交易量的比例极低，他们每一个人是否交易、交易多少都不会对整个市场的价格水平产生影响，单个的交易者无力控制市场价格，都是市场价格的接受者，这意味着不存在价格垄断。第二，市场上的商品高度同质化，如果在同一商品市场上出现了不同的价格，则交易者可迅速通过低买高卖进行套利，使价格差别消失，实现商品的无套利定价。这意味着商品消费者和生产者都对商品具有同样完全的信息。第三，市场主体可以自由进入和退出一个行业，即不存在行业垄断和进入门槛，这意味着所有资源都可以在各行业部门之间自由流动。随着资源进入或退出一个行业，该行业可以自动由某一均衡水平过度到另一均衡水平，均衡价格随之自由调整。可见，完全竞争假设的主要目的就是保证“信息完全”假设的成立，使价格能够自由灵活变动，准确反映经济信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

2我国“信息完全”的经济“新常态”

我国经济“新常态”也应以具有“信息完全”的特征为理想目标，保证价格可以自由灵活调整，准确反映经济信息，这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应有之意。实现“信息完全”的理想目标的目的就是使经济信息的传递畅通无阻，使价格能够灵活准确地反映经济信息，这离不开信息与网络技术的高度发达及其与各产业的深度融合。在经济“新常态”下，充分发挥现代通信和互联网技术在传递经济信息中的作用势在必行。我国政策当局因势利导，推出网络强国战略、“互联网+”行动计划、大数据战略、云计算战略等，为实现我国“信息完全”的经济新常态提供了理论基础、技术支持和实现途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提出：“拓展网络经济空间。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支持基于互联网的各类创新”。[3]（P10）这是我国执政党站在全局角度，高瞻远瞩，第一次对充分发挥信息网络技术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做出战略部署和建议。“互联网+物联网”、线上线下联动模式将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传统农业、现代服务业等国民经济各产业深度融合，使市场供求信息的传递更加及时、高效、通畅，也使各类产业向精细化、智能化、高效化的方向发展，为形成统一、有效、透明的大市场扫除信息壁垒、打通联通渠道。借助“互联网+”战略和现代信息技术可以使生产与消费、供给与需求的信息密切融合，使各类消费者的需求偏好、各类生产者的供给成本等经济信息通过互联网、大数据等途径及时、迅速的反映和传播。“‘互联网+’行动计划将推动企业为更好适应市场而运用云计算、大数据等来完成产品设计，使得市场需求变化能够通过互联网实时传递到企业生产制造过程中，同时以最快速度完成制造并经过现代物流在第一时间送达消费者，满足需求。”[3]（P34）“互联网+价格”会使市场价格的变动更加灵活、准确的反映市场供求变化，推动经济新常态向“信息完全”、市场有效的理想目标迈进。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来，党和政府实行“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的改革措施，并取得重要进展，到2015年10月“减少行政审批1/3的目标提前完成，非行政许可全部取消”，特别是推进商事制度改革，降低行业出入门槛，使新增市场主体呈现井喷式增长。[3]（P30）以上措施既促使生产要素更加自由地在各种行业之间流通，又激发了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使市场竞争更加充分。另外，我国政府实施国有垄断性行业和价格管制逐步放开，使全国大市场更加统一透明、充分竞争。“一路一带”战略、自由贸易区战略、利率和汇率机制改革、国际收支资本项目可自由兑换的推进、人民币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等举措，使我国形成了更加开放的经济格局，使我国经济主体更加深入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增强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互联互通，为资源在国内与国际市场之间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创造条件。总之，我国的经济“新常态”越来越向“信息完全”、“自由价格”、“完全竞争市场”的理想目标趋近。

（三）市场出清假设与我国“市场出清”的经济“新常态”

1新古典经济学市场出清假设的内涵及其与理性人假设、信息完全假设的逻辑关系

对于在理性人假设和信息完全假设同时有效的情况下，经济会出现什么样状态，新古典经济学家证明，在满足信息完全、价格自由等限制条件下，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最大化行为，将导致供求相等的市场均衡状态，其结果就是市场出清。因此，“市场出清假设”成为新古典经济学的第三大理论假设。马歇尔首先论证了局部均衡（即市场的局部出清）的存在。假设在某个商品市场上，由于某种原因导致需求大于供给，在信息完全假设下，价格的自由变动表现为上升，对消费者而言，其目标是效用最大化，因此在收入一定的条件下，他势必减少对该商品的购买，于是价格上升导致该商品的市场需求减少；对生产者而言，其目标是利润最大化，价格的上升是该商品的利润率增加，他势必会增加对该商品的生产，于是价格上升导致该商品市场供给上升；直至当供求相等，双方都不在有改变自己行为的趋势，这就是市场均衡状态。在均衡状态下，卖者将商品全部售出，实现了最大化的利润；买者也购入了符合心意的商品，实现了效应最大化，在供给和需求对比所确定的市场价格下达到了供求相等，即市场出清了。后来瓦尔拉斯进一步论证了一般均衡的存在，证明在上述条件下市场均衡不仅可以存在于单个市场，而且可以同时存在于所有市场，基本道理与上述思想类似。可见，理性人假设和信息完全假设共同构成市场出清假设的充分条件，市场出清假设则是理性人假设和信息完全假设的自然推论。如果市场不能实现出清，则势必会危及到经济整体。

2我国“市场出清”的经济“新常态”

我国的经济“新常态”也应是以“市场出清”为理想目标的“新常态”，这意味着经济“新常态”必然是从原来的非均衡状态逐步过渡到供求相等、市场均衡的状态。经过多年的改革和发展，我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仍然处于产业或局部的非均衡状态，特别是市场低端供给与不断发展的市场需求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新的消费需求、新的装备需求、新的服务需求、新的安全保障需求，对产业结构升级、产品供给更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甚至出现我国居民去日本去购买马桶盖、电饭煲等现象，因此我国经济的问题更重要的不是在需求侧，而是在供给侧。“虽然我国已初步形成了完整的产业体系，但产业结构和空间布局不合理、产能过剩严重、区域发展同质化等问题未得到根本解决”[3]（P76）这就要求我国政府必须推动经济结构性调整，对高投入、高耗能、高污染、低效益的传统行业、过剩产业、低端供给转产关停；按照市场需求和国民经济发展需要，大力发展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进行技术创新，促进产品更新换代，补足“高端供给”的短板。对于我国具有一定优势而又出现国内市场过剩的传统产业要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通过“一路一带”、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战略渠道化解或转移过剩产能。对于“区域发展同质化”问题，必须推动各地区依据主体功能定位发展，突出区域特色和优势主业，防止区域发展由于低水平重复建设而造成产能过剩。总之，新形势下我国必须推进经济结构性调整和供给侧改革，让供给和需求更好对接、良性互动，向“供求均衡、市场出清”的经济“新常态”趋近。

三、结论与启示

（一）理性人假设、信息完全假设、市场出清假设是新古典经济学的三大理论假设，它们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理性人假设或最大化原则是市场经济主体的终极目标，是经济分析的逻辑起点，也是信息完全假设的必要非充分条件；理性人假设和信息完全假设共同构成市场出清假设的充分条件，市场出清假设则是理性人假设和信息完全假设的自然推论。虽然新古典经济学的三大理论假设在某种程度上不符合实际，但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但其意义不在于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实际，而在于作为“理论假设”的某种合理性，即体现了新古典经济学家对理想市场环境的总体条件设计。

（二）我国经济“新常态”的实质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经济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推进，是为建立更加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清障搭台、创造条件。新古典经济学是兴盛于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这一时期正是西方国家以“自由竞争”为特征的市场经济不断发展、上升的时期。新古典经济学代表了这一历史时期的主流经济理论，其理论假设代表了新古典经济学家在对市场环境理想或有效状态的总体条件设计，对我国经济“新常态”下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借鉴意义。

（三）党的十以来，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新一届党和政府在“新常态”下的发展战略和经济政策与新古典经济学的三大理论假设不谋而合，据此从理论上可将我国经济“新常态”的基本内涵概括为“理性人”重新发现的“新常态”，“信息完全”逐步实现的“新常态”，以“市场出清”为理想目标的“新常态”。这是我国党和政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重大发展，是新形势下我国经济改革实践与西方经济学合理成分的呼应和结合，体现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国际视野和战略思维。

作者：李纲要 单位：济宁学院经济与管理系

参考文献：

[1]弗里德曼.实证经济学方法论、弗里德曼文萃[C].北京：首都经贸大学出版社，2001.

[2]亚当•斯密.国富论(下册)[M].伦敦：伦敦丹特公司，1955.

古典经济范文第4篇

该文关于当代激进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观点的比较分析，尤为引人注目。本文拟对其分析略做评介。

一、关于当代激进经济学的先驱

谢尔曼首先指出，虽然某些美国激进经济学家曾经受到了索尔斯坦?凡勃仑（ThorstEinVenlen）以及美国其他持不同意见的经济学家的影响，但大多数激进经济学家无可争议地受到了卡尔?马克思的鼓舞，他们所提出的问题，以及他们所引用的方法，都受到了马克思的影响。

谢尔曼揭示了作为激进经济学理论基础的马克思的哲学。他认为，马克思有四个主要的同科学哲学相联系的信条。第一，马克思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他认为，没有超自然的世界，以至于人们必须使其分析立足于这个世界的事实的基础之上。第二，马克思相信科学决定论，认为，任何给定的事件，包括我们自己的行为，都可能根据先前的事件来解释。第三，马克思相信一种辩证法，这种辩证法表明，人们必然总是提出这样的问题：这种现象同其他现象是相互联系的吗？任何过程的两个明显对立的方面是实际相关的吗？这种关系是矛盾的关系还是合作的关系？我们观察的某些缓慢的变化将导致某种相关的变化吗？如果存在质的飞跃，那么，是何种缓慢的变化导致这种质的飞跃？第四，马克思是一个讲究道德原则的人文主义者。既然没有比人性更高的东西，那么，改善人的生活便是最高的道德标准。但是，马克思在对于阶级利益的分歧和矛盾的认识上却不同于功利主义者，例如，合乎道德的最好政策从奴隶和奴隶主的各自的观点上看是不同的。马克思也认识到没有脱离道德价值的社会科学，社会科学的每个有价值的论断都是事实和价值的结合。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应当反映被压迫、被剥削团体的道德价值。

由对马克思哲学的讨论，谢尔曼进而探讨了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他指出，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把历史看作是由两个因素构成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经济基础（或生产方式）和社会－政治上层建筑。经济基础不仅仅是土地、劳动、资本和技术等的技术成分（马克思称之为生产力）,而且还是人们的生产关系——特别地说，是经济过程中的阶级关系。社会上层建筑包含（a）制度，例如政府、教育制度和家庭；（b）思想观念，从个人的心理观念到科学思想。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作为一个统一体相互作用，各自都决定其他方面。马克思既反对思想观念（它们自身不能得到解释）决定经济基础的狭隘理论，也反对经济基础（它们自身也不能得到解释）决定思想观念和制度的狭隘的理论。

当人的和阶级的生产关系以一种保护统治阶级利益的方式硬化为法律而阻碍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时候，历史的变革就将来临了。进步的阶级关系和僵化的阶级关系之间的紧张引起阶级冲突，从而导致革命。阶级冲突表现于经济、政府和其他制度中，也表现于意识形态领域。马克思主义者把这个理论应用于结束封建制度的1648年的英国革命；应用于1789年的法国革命；应用于结束资本主义制度的1917年俄国革命；应用于结束中国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1949年中国革命。

关于马克思的经济理论，谢尔曼正确指出了劳动价值论在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全部分析中重要作用。按照劳动价值论，一切商品的价值都决定于进入其生产的社会必要劳动量。资本家雇用工人一定长度的时间并支付给他们一定数量的工资。工人在该时间长度所生产的价值唯一地决定于劳动的花费。工人的工资是按照对工人的评价在劳动市场上决定的，这也是在我们现今的社会中为保持工人的机能所必需的。马克思把工人想象为首先生产他或她自己工资的价值，然后生产更多的价值，直到劳动日结束。这个额外的价值就是剩余价值或利润。一切工人，不管他们的工资高低，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必须生产利润，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剥削。

谢尔曼认为，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周期性萧条或衰退是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扩张过程本身引起下降，并非是任何外部原因引起的。马克思作为萨伊定律的早期批评家，曾经指出，萨伊实际假定了一个孤立的、非市场的、物物交换的经济。当我们注意到资本主义仅仅为了市场交换而生产，是通过货币媒介为利润而生产的时候，失业和萧条的可能性就变得显而易见了。在每个扩张期间，资本主义的阶级结构导致有限的需求和成本的提高。需求之所以是有限的，是因为工人的工资因剥削而被压低了。成本之所以提高，是因为原料和固定资本的短缺（例如，利息率随机器价格的提高而提高）。由于工资是需求的最大的成分，成本也是需求的最大的成分，便不能仅仅通过提高或降低工资来解决危机。当利润率在周期的顶峰被锁定的时候，资本便不能通过新的投资来寻求出路，所以储蓄被窖藏起来。减少的投资意味着减少就业职位，减少收入，减少消费需求。同样的相反的过程也导致经济的复苏。

二、当代激进经济学的社会根源

谢尔曼关于当代激进经济学的产生的社会根源，可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在上世纪50年代，谢尔曼认为，美国是一个较为稳定的社会，黑人安于拥有支付最低报酬的主要职位及教育很少的“地位”。妇女也安于从事炊事、清扫和照料孩子而获取低工资的工作的“地位”。但到了20世纪60年代，情况慢慢地发生了变化。“揭露”贫困、种族歧视、性别歧视、核战争的危险和环境的破坏，是这个时期的最畅销的书。要求黑人平等权利的民权运动变得越来越重要了——部分地是因为黑人离开了南方农业区域进入南方和北方的城市。

另外，谢尔曼指出，约翰逊政府使美国卷入越南的一场不寻常的战争。结果，便出现了巨大的觉醒和强有力的日益增长的反对越南战争的运动。而黑人运动则变成了更具战斗性的、要求黑人权利的运动。同时，要求妇女解放的妇女运动也开始活跃起来——部分地是基于日益增多的妇女跻身于雇佣劳动者的行列，现在，有50%以上的妇女变成雇佣劳动者。

谢尔曼概括地说，由于反战运动集中在大学校园，像黑人运动和妇女运动作为运动的一部分一样，大学受到了所有这些运动的影响。从20世纪60年代的大学生和某些青年教师中，在人类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和经济学领域形成了一些激进的观点，但很难把这些观点归于个人的名下。在经济学中，激进经济学家形成了一个被称作激进政治经济学协会（UnionofRadicalPoliticalEconomics）的组织——当时它包含——现在仍然如此——整个激进政治的和理论的观点。

三、激进经济学家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评

谢尔曼强调激进经济学家和新古典经济学家在经济理论观点上的对立，他赞成激进经济学家对居于正统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家理论所做的批评。他把激进经济学家对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的批评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激进经济学家坚持认为，新古典经济学是不相干的，因为它没有提出主要的公共问题。新古典经济学之所以没有做到这一点，可能部分地是由于新古典的科学哲学，这种新古典科学哲学趋向于狭窄的经验，把经济现象看作是孤立于社会—政治结构的，并忽视变革。结果，新古典主义没有论及诸如战争与和平、种族主义、性别主义和帝国主义等问题。新古典经济学家们对这种批评做出了反应。认为某些主流新古典经济学家已经把新古典的分析应用于家庭、环境和种族问题（例如加里?贝克尔和托马斯?索维尔的理论）。但是，从激进经济学家的观点上看，这些分析是不够的，因为这些分析产生了一些保守的（即市场趋向的）答案，这些答案常常表现为绕开对这些问题的解释，而不是解释这些问题。然而，现在，新古典经济学家提出了这些问题——部分地是由于激进经济学家批评的结果。

第二，激进经济学家坚持认为，新古典经济学是不充足的，因为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些假设是不现实的，并且忽略了结构的存在。新古典经济学忽略了权力和阶级矛盾的事实，同时假定经济是完全竞争的。

第三，激进经济学家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偏向于资本主义的地位。它集中于边际的变化，并隐含地假定重大的变化是不可能的。新古典经济学关注经济体系的效率标准，但却忽略其他的重要标准，或者使其他重要标准最小化，例如，关于平等和收入分配，环境破坏，失业问题。整个边际生产力理论维护现存的收入分配，因为，其结论是各种要素都获得等于其边际产品的收入。这不仅拒绝考虑对工人的剥削，而且还导致了认为妇女和少数民族必然是低劣的看法，因为支付给妇女和少数民族的收入少于白人男性的收入。

四、激进经济学的方法

谢尔曼分析了当代激进经济学分析方法的特点，指出，激进经济学方法是涉及跨学科的，历史－变革的，制度的分析。它集中于矛盾而不是调和，集中于权力而不是平等的假设，集中于阶级而不是个人行为，集中于动态学而不是边际的变化。

谢尔曼把激进经济学家经常在非经济学杂志上发表文章，而激进经济学杂志也经常登载非经济学家的文章的事实，作为激进经济学的跨学科的性质的一个证明。他指出，激进经济学家把社会看作是一个变革中的统一体，把所有的社会问题看作是相关的。因此，对于激进经济学家来说，从单一学科的观点上来考察问题是毫无意义的。在激进经济学家看来，除非我们理解了使之成为现状的历史变革，否则，我们便不能理解一个给定的社会。因此，历史是激进经济学范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激进经济学家还反对任何纯粹经济学，赞成按照给定的历史线索来认真考察现存的制度。因此，只有在现实的基础上构建理论结构，才是适当的方法。

谢尔曼在其文章中揭示了激进经济学家的这样一个基本观点：现今的资本主义是各种阶级利益之间的一个矛盾的社会，而不是简单的个人的、相当和谐的利益加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之所以存在阶级矛盾，是因为大多数人为生活而劳作，他们是因其劳动而获得工资或薪金的人；但是，资本家阶级却拥有公司及其产品。由于资本家阶级从工人的劳动中获取利润，便存在一个固有的矛盾，这个矛盾只能通过改变产生矛盾的基础来解决。因此，激进经济学家坚持认为，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交换并非是一个简单的交换，而是资本家雇主拥有远比个别工人多得多的权力，这个权力不仅在工资谈判中看得到，而且也在对政府的影响中看得到。最后，激进经济学家认为，重要的是要对比较制度研究做出贡献。他们认为仅仅在我们的资本主义制度内考察边际改革是不够的，还必须考察不同的社会经济选择。在没有看到不同的选择的情况下，人们便不能理解他们所处的制度。激进经济学家和其他激进主义者认为，必须思考选择不同经济制度的激进变革的可能性。

五、激进经济学的特殊应用

马克思对经济学的最著名的贡献是他的劳动价值论。按照马克思的分析，交换过程中的一切价值都是花费社会必要（在一给定的技术水平上）劳动时间的结果。他认为，由资本所生产的价值全部归因于劳动，因为资本品本身是由先前的劳动生产的。工人，由于他们没有获得他们加之于业已存在的资本品和原材料上的全部价值量——因为资本家获取了作为利润的价值的差额——受到了“剥削”。

谢尔曼指出，激进经济学家所坚持的基本理论正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

同时，谢尔曼又指出，在当今激进经济学家中间存在大量的关于马克思理论细节的困难的、抽象的、难解的和雅致的理论化。许多争论集中在马克思的从价值层次向生产价格层次的“转形”分析上。这个课题引发了大量的数学论点，也引发了从重申马克思的理论，到显著改变马克思的理论，到反对他的理论的各种结论。许多激进经济学家接受了新李嘉图主义理论，他们认为新李嘉图主义理论达到了同马克思主义理论相同的结论，但应用了非常不同的分析方法。

但是，谢尔曼指出，激进经济学具有其独立特色的理论，是如下一些内容：

（1）劳动分割理论

激进经济学家在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理论上做了大量工作，这些工作，反映了他们在反对歧视运动上的参与。他们所考察的一个领域是对第一级劳动市场和第二级劳动市场之间的劳动市场划分的实际的考察。第一级劳动市场的工资（或薪金）较高，且是在大公司就职的永久性的职位；第二级劳动市场的工资较低，基本是在小企业就业的临时职位，或者是大企业中的缺少吸引力的职位。这种制度上的理解有助于认清歧视，因为大多数妇女和黑人都在第二级劳动市场就业。

（2）商业周期

激进经济学家对商业周期理论的显著的复兴做出了贡献。商业周期论在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资本主义经济繁荣时期已经销声匿迹了。激进经济学家正式把这个领域称作经济危机理论，因为他们把经济衰退看作是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激进经济学家强调，现今类型的商业周期仅仅出现于资本主义，并且只能通过结束资本主义来消除它。有三种主要的激进经济危机理论。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类型的消费不足理论，这种理论认为，由于对被剥削的工人支付有限的工资而产生的有限的消费需求，使得资本主义制度在每个扩张都达到有限的一点，在这一点上不能再通过销售增加的产品而实现利润；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类型的过度投资理论，这种理论强调，资本主义的每个扩张都导致失业工人后备军的枯竭，随之而来，劳动者方面的增加的集体工资谈判力量便导致一个减少剥削和利润的不断提高的工资份额，从而引起经济衰退；一种是通常仅应用于长期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观点，这种观点强调技术进步使加之于生产过程的资本品多于劳动，所以，同样的剥削程度将导致资本利润率的下降。许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试图把这些理论综合成为一个统一的理论。

（3）帝国主义和发展

也许绝大多数的激进经济学家都在发展领域做了大量研究工作，在发展领域，他们强调资本主义国家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支配。激进经济学家之间也存在一种划分，一些人强调外国帝国主义在引起不发展上的作用，另一些人则强调阻碍发展的落后国家内部的阶级力量。虽然所有的激进学者都承认阻碍发展的外部障碍和内部障碍，但在这两部分激进学者中却存在非常不同的观点，一部分激进学者强调“依附性”（dependency）是发展的障碍，一部分激进学者强调反动地主阶级及其政府的作用。

（4）比较制度

最后，许多激进经济学家分析了世界上的不同的制度，并比较了资本主义制度和在许多国家存在过的所谓“社会主义”制度。激进经济学家们不同意称前苏联的经济为“社会主义”经济，虽然生产资料为政府所有，但政府基本上没有进行民主管理。激进经济学家对中国、古巴、前苏联以及东欧进行了细致的具体的研究，他们在关于中央计划和市场社会主义的是非曲直上存在着争论，在关于新的文献的论断也有争论。这个论断说，资本主义是一个统一的世界体系，结果，任何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必须实际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一部分。方法的激进经济学家不同意这种观点。

此外，激进经济学对经济集中问题、政府与企业的关系等问题都有较深入的阐述。

六、几点评论

谢尔曼关于当代激进经济学家基本理论观点和倾向的分析，已如上述。对此，本文可以做以下几点评论：

（1）从本质上说，激进经济学家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也可以将他们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或者径直称之为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如前文所述，激进经济学，是指在上世纪70年代在美国形成的具有马克思主义色彩的经济学流派），因为他们坚持了马克思的基本理论，并站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上，站在无产阶级和世界被压迫人民和民族的立场上，探讨了作为剥削制度的资本主义的本质，探讨了资本的国际扩张对落后国家的剥削及其带给落后国家的不发展。

（2）激进经济学家是同居于正统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家完全相左的经济学家。这不但表现于其基本的理论观点和分析方法同新古典经济学完全不同，而且还表现于其对资本主义的基本认识上同新古典经济学完全不同。在新古典经济学看来，资本主义是有史以来最好的经济制度，它可以通过市场创造经济效率和经济的最优化，通过市场机制的运作，个人和社会都可以实现福利的最优化或最大化。而在激进经济学家看来，资本主义作为剥削制度，把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发挥到了极致。资本主义通过市场实现其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生产（在这一点上，他们坚持了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基本观点），而且通过国际不平等交换对第三世界落后国家进行残酷的国际剥削。

（3）激进经济学家同新古典经济学家根本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强调历史的、制度的和跨学科的分析。虽然也有些新古典经济学家从历史和制度角度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或制度变迁，但这种分析充其量只是新古典经济学成本－收益分析等方法的引申，贯穿着“市场万能论”。激进经济学家的视角则要宽广得多，强调除了经济以外的各种因素对于经济制度变迁所发挥的不可替代的作用，经济制度的变迁或历史变革是包括经济、意识形态、法律等各种因素综合起作用的结果。一些新古典经济学家也谈论跨学科的分析，例如，有一种被称为“经济学帝国主义”的观点，强调由于经济学的固有的性质而使它逐渐走进了其他学科，实现了经济学向其他学科的扩张。但这种所谓跨学科分析除了宣扬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的霸权主义之外，没有表明其他学科对经济学的影响。而在这一点上，激进经济学家的看法恰好相反，他们强调其他学科对于经济学的影响，主张广泛吸收其他学科的成果以丰富和完善经济学的分析。

（4）激进经济学家强调，在资本主义下面所发生的各种不良的现象，例如周期性的经济衰退或经济萧条，是不可能按照资本主义的方式得到根本解决的，认为资本主义的矛盾是和资本主义制度相始终的，矛盾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要消除这些矛盾，最根本的是消灭资本主义制度。这和试图以改良的方法来救治资本主义制度的包括新古典经济学家的形形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是完全不同的。

（5）全世界都在谈论经济全球化，居于主流地位的观点是包括社会主义国家、非资本主义世界国家要逐渐融入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所谓全球化就是全球资本主义化。这显然也是新古典经济学的观点。在世界一片“全球化”的声浪中，激进经济学家敢于说“不”，像前文已经指出的，激进经济学家根本上反对所谓资本主义是一个统一的世界体系，任何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必须实际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一部分的说法。这种旗帜鲜明地反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立场，显示了其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品格。

古典经济范文第5篇

【关键词】离散主义 后古典经济学 新经济理论

古典经济学旨在利用生产三要素理论、三位一体的分配公式以及资本节欲理论等去证明自由竞争市场经济背景下的社会分配是合理与平等的，然而，古典经济学理论存在一定的弊端，使其经济学理论不能与社会发展实践相适应。文章对离散主义与后古典经济学进行了相关论述。

一、离散主义的提出

离散概念的提出主要源于数学，而离散顾名思义就是不连续。离散数学是一种传统的逻辑学，更是一门具有综合性质的学科。随着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离散数学的重要性更加彰显，各个行业在大数据时代下需要对信息数据进行有效管理，也需要对离散化的信息资源进行有效整合、分析和提取价值。

离散主义方法论具有多方面的内容，具体表现在：首先，在离散的视角下，进行客观世界的表达和解释，是对经济社会的一种解构。其次，经济社会解构之后的信息需要实现有效的获取与传递，包括利用高科技手段更好的反映客观世界。再次，将经济社会与价值相关联的要素进行解读和重组，以有效提取更加有效的价值，如：数字化处理、大数据重构等。最后，离散主义的研究对象、研究手段、研究方法都具有一定的离散性，在相关人员进行研究过程中，需要与连续性的思维模式或函数建模方式相结合，进而能够提高研究的有效性。

二、新经济的增长理论及其建构

（一）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建构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现代经济已经不再是传统的注重物质阶段，而是注重精神的阶段。此外，社会资源的稀缺性重心也发生了较大的转变，由传统物质资料稀缺转变为生命时间的稀缺。在经济方式发生转变之际，产生了许多交织的矛盾，然而在矛盾双方的相互作用下，更加要求人们对经济增长理论有重新的认识和分析。不可否认，传统经济学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因而进行新经济增长理论的建构具有重要的意义。不管是人类的社会生产，还是人类的高级需要，都是经历由自然需求向精神需求、由低级向高级转变的过程，也就是说，人类的高级需求可以进行离散化表达、离散化重组与满足，从而也为现代经济的增长理论提出了新发展模式、供求关系、现象。

（二）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世界经济理论经历了由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向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过渡，然而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尽管引入较多的因素以促进世界各国经济增长的现实需要，但是始终不能有力解释经济长期增长的现实问题，也无法解释穷者越穷，富者越富的两极严重分化问题。通过对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存在缺陷问题的分析可知，之所以致使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不能更好的解决更多现实问题，那是因为人们没有对制度进行充分的肯定，也没有重视社会的有机化程度对经济的影响问题。首先，先进的制度对资本的性质和质量有较大的影响，而社会的有机化程度对劳动力和科技水平有较大的影响。其次，各国经济的快速发展，需要依靠进步的制度，也就是有机化程度的提高，进而可以为国家发展增加竞争力量。

三、经济的解构与重构

现代经济的经济要素既需要通过数字信息等技术进行离散化解构和表达，又需要通过利益关联进行全息化重构，这是人类提出后古典经济学的最为重要的现实基础。第一，表达离散化，经济社会的表达模式发生着变化，由实体转变为离散化表达模式以及虚拟化表达模式。第二，重组全息化，对经济信息进行有效的整合，充分挖掘关联价值，并以此而重组。第三，行为概率化，数字技术的离散化表达和广泛传播，必然会提供更多可能性的交流，因此在宽泛的、不确定的大多数之间会产生概率化。第四，发展两极化，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呈现两极化趋势，例如：企业如果信息不对称被打破，则会导致所获利润下降，反之，企业信息不对称的设立，则会促进行业的利润上升。第五，扩张无界化，现代经济触及世界的各个角落，实现了跨界化。第六，公权私有化，社会经济经过离散化之后，私人企业可以获取更为广泛的数据信息，而企业交易成本的离散和数据成本得以被平台所控制，进而可以使企业更好调节交易成本。

四、基于离散主义的经济学

（一）网络经济学

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网络技术逐渐成为现代经济发展的基础，这种新的经济形态被称之为网络经济。网络经济学的出现，为现代经济的离散化解构提供了重要的前提条件，既是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前提，又是后古典经济学的一个重要部分。

（二）数据经济学

数据经济学是将社会离散化之后的数据进行有效表达和分析研究，进而形成的一门学科理论。对与价值相关联的数据信息进行有效处理，可以较好的控制企业成本，也可以对企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调节功能，更可以促进现代经济的快速发展。

（三）平台经济学

社会经济经过离散化解构之后进行重构，并且通过平台对数据信息进行有效处理，进而促进社会经济的更好发展。平台是一个虚拟的空间，而将相关联的、有价值的数据信息与平台相联结可以较好的促进多方通过平台进行交易。随着现代经济的不断发展，平台竞争日益激烈，而发展平台经济学有利于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进步。

总而言之，离散主义不仅是后古典经济学方法论的基础，而且也是具体的技术手段。目前，世界的经济发展格局在不断转变，由区域化和模块化向离散化和虚拟化转变，而社会生产也更加注重由物质向精神生产的转变。离散主义与后古典经济学的发展转变，促进了世界经济的更好更快发展，同时也为经济的迅速平稳增长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参考文献：

[1]杨建飞.科学哲学与西方经济学思想发展演化的关系――西方经济学方法论认知基础和思想背景的一种分析框架[D].西北大学，2012.

[2]崔绍忠.新古典经济学的价值论、本体论和认识论研究――女性主义经济学的批判和超越[J].思想战线，2011，（10）.

古典经济范文第6篇

不过，欧美市场经济经过了上百年的发展，到19世纪中叶，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已经多次出现，供给不能自动被消费的矛盾开始凸显。

“它的核心和阿克琉斯之踵是李嘉图发展的劳动价值论，认为价值是劳动创造的，但却无法解释土地、资本等为什么参与分配，于是得出地租是不道德的。”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方钦教授告诉《英才》记者。

既无法解释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更无法有效解决它们，古典经济学开始受到各方的质疑，新的经济学派正在酝酿。

边际革命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杜丽群教授对《英才》记者介绍，当时经济学如何继续存在都成了问题，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拉斯（被称为边际三杰）对这种状况深感不安和不满，他们企图从结构、内容到方法全面改造和重建经济学。

1871年，杰文斯和门格尔各自独立提出全新的理论与方法，拉开了边际革命的序幕；稍后的1874年，瓦尔拉斯也发表了自己的独立研究。没有证据显示三者有过任何交流。

事实上，边际主义运动包括四个分支：一个是杰文斯；一个是门格尔领衔的奥地利学派，后来有维塞尔、庞巴维克、哈耶克、熊彼特等人；瓦尔拉斯领衔的洛桑学派，后来有里昂惕夫、帕累托等人；马歇尔领衔的剑桥学派，后来有庇古、斯拉法、张伯伦、罗宾逊等人。

据杜丽群介绍，边际革命包含着两项重要内容，即边际效用价值论和边际分析方法的广泛运用。

此时的经济学较少关注增长这类宏观问题，而是使用微积分即边际分析方法，研究总量的微小变化带来的影响，关注微观个体的收益最大化和稀缺资源的最优配置。从原来关注生产、供给和成本，转向消费、需求和效用。

“边际三杰中，门格尔的主观价值论最深刻，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影响最广。但就现代经济学体系来说，杰文斯才是先驱。”方钦对《英才》记者说。

真正的先驱

1835年，杰文斯出生于利物浦。13岁时，父亲的企业破产，他开始自己谋生。去澳大利亚造币厂工作五年后，杰文斯回到伦敦大学继续完成中断的学业。1863年，他来到曼彻斯特大学教授逻辑学、道德哲学和政治经济学。1882年，47岁的杰文斯在一次意外落水事故中死去。

杰文斯短暂的一生充满了成就，因为他拥有多才多艺的头脑和狂热的献身精神。

杰文斯的逻辑学著作曾是好几代人的教材，他还是英国历史上著名的气象学者。但是他的最大贡献是经济学。23岁时，他向妹妹透露，他认为投身经济学是他的使命，他比其他学者的观察都深刻得多。不到25岁，杰文斯发现了“真正的经济理论”――效用理论，但起初并没有引起多少关注。当得知一位叫詹金的工程师可能威胁到他的优先发现权，1871年，杰文斯出版了代表作《政治经济学理论》。

杰文斯理论的核心是效用理论，并由此推衍出交换理论，进而是劳动、地租和资本等理论。

效用就是人们的需求通过某种事物得到满足的程度。“杰文斯强调，判断事物效用大小的唯一标准，是当事人本身的主观意志。”杜丽群解释说，在一定数量之前，面包是绝对需要的；更多的面包带来效用的减少；超过一定数量，吃面包的效用就降低为零，甚至是负的。

杰文斯接着提出交换理论，认为两个人交换面包和牛奶的比例是交换后得到的满足程度的反数。

“只要进一步交换使得两人的满足感（边际效用）都增加，交换就会继续下去，直到继续交换不能使满足感继续增长。”杜丽群说。

除了纯理论研究，杰文斯也继承了英国经验研究的传统，对经济学的其他部分也做出了重要贡献，如创造性地将经济周期与太阳黑子11年周期相联系，因为他也是气象学家。他的同胞凯恩斯说，杰文斯标志着经济学新阶段的开始。

主观价值论

杰文斯的效用理论对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古典经济学的核心）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古典经济学认为，价值是由劳动创造的，劳动是衡量价值的标准；因为人们对某种东西付出了劳动，所以它才有价值；价值受劳动供给的影响，是客观的。

杰文斯则提出，人们先认为某种东西有价值，才愿意付出劳动生产它；而不是因为先付出了劳动，所以产生了价值。劳动、土地、资本、企业家精神等都创造价值。价值受人们的欲求影响，是主观的，效用和稀缺决定了价值。

当然，杰文斯的理论也有缺陷，他提出一个逻辑链条，生产成本决定供给，供给决定边际效用，边际效用决定价值。方钦指出：“这个链条是错的，因为生产成本是客观的。他本来要提出主观价值论，结果又绕回去了。马歇尔后来对此做了纠正。”

方钦进一步解释，价值其实就是休谟定义的人与外在世界的一种关系。这种关系是客观的，外在的事物也是客观的；但是如果没有人，钻石、黄金等等有什么价值呢？所以价值是一种主客观的结合。

在李嘉图之前，洛克更早提及劳动价值论。但洛克其实是在谈劳动财产论，是为保护私有财产。200多年后的维多利亚时代，政府已经被驯服，但又出现资产阶级与工人的两极分化。劳动价值论于是又成了反对私有财产的工具，背后还是阶层分配问题。

“大家谈的其实是分配问题，对于靠垄断与特权获得不合理收入不满，所以拿出相关工具来证明，但这个工具本身可能是不成立的。要避免弄巧成拙。”方钦指出了要害。

就这样，杰文斯提出了一个与现实更接近的主观价值理论，虽然有些粗糙，但毕竟是最早的。经过马歇尔改造，这个理论被接受下来，标志着从古典经济学向当代经济学的转型。但马歇尔不承认他的理论是来源于杰文斯，而且对杰文斯给予粗暴的批评。

古典经济范文第7篇

关键词:古典时期;雅典;经济特征

中图分类号:K09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0)12-0032-03

对古希腊社会的研究,经常会触及到得一个问题就是希腊城邦的经济特征问题,到底是商业特征还是农业特征。这个问题也是国内外史学界讨论热烈和存在争议的问题。长期以来国内的学者习惯于把古希腊的社会看成是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这主要是依据雅典的史实。这种看法是有失公允的,用雅典的史料来证明整个希腊社会,这显然是不可令人信服的,但是也有可取之处,就是古典时期雅典经济的商业特征还是很明显的。最近有一些学者提出了古代希腊社会如同中国古代社会一样是农业社会而非商业社会。这种被称为“最新研究成果”的农业特征论,引起了广泛关注。这种论断主要依据是斯巴达的史料和柏拉图的《理想国》。笔者是不赞成这种观点的。就古代希腊各个城邦的社会特征而言,每个城邦的情况都是不同的,不能笼统地说古代希腊的经济特征是商业特征还是农业特征。笔者认为应该严格划分空间和时间范围来研究古代希腊的经济特征。

本文旨在通过探讨古典时期雅典的地域环境、从商人口状况和内外贸易,来说明古典时期雅典的商业特征。不同的城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经济特征和具体的经济活动各具特色。某些地区由于得益于自然条件,适宜于耕种多种农作物,而另一些城邦由于土地贫瘠,几乎完全需要依靠工业。古典时期,以雅典城市为支点的商业经济的发展相对突出,是城邦的主导经济部门。

一、古代希腊的地域环境

古希腊是个地域称谓,有许多城邦组成,因地理环境因素的不同,每个城邦的具体情况都不同。比如斯巴达,该城邦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东南的拉哥尼亚平原上,土地肥沃,适宜农耕,希腊历史上除了斯巴达之外没有一个公认的真正的农业地区;斯巴达的国土面积达到3200平方英里,是雅典国土的三倍,是希腊城邦里的巨无霸。它之所以成为庄园式城邦,有其特殊的自然和社会条件;斯巴达有希腊地区最为优越的生态环境,和一批附属于他们的专事工商业、农业的“庇里阿西人”,使他们不必亲自从事工商业,还有奴隶“黑劳士”为他们耕种土地及其他的事物。而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半岛约2650平方,平原狭小,土地贫瘠,发展谷物种植业相当困难。但是雅典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优良的港口,有利于雅典发展对外贸易。

众所周知,群山分割的希腊本土异常贫瘠,“谷物的种植面积大概从来没有超过乡村土地面积的五分之一。”① “任何一个国家农业的发展都要受地理环境的制约和影响, 古代雅典国家也不例外。无论古代文献记载, 还是阿提卡半岛的历史实际, 都证明了雅典国家不具备发展农业的有利条件。”②整个希腊, 山多地少,“大部分是贫瘠无用之地”③,至今, 希腊仍“干旱少雨”。这种自然状况根本不适应农作物的大规模耕种。大片的山区和丘陵地带,只适宜种植葡萄和橄榄。相反,阿提卡半岛的优质陶土、大理石、丰富的银矿和天然的优质港口,则是发展工商业的有利条件。

二、时期雅典从商人口状况

古典时期雅典的人口分布主要为雅典公民、异邦人和奴隶。雅典公民按照产业的多寡分为四个等级,第一、二等级的公民是贵族阶级,战时是骑兵队,占有大量土地,放高利贷和进行海外贸易,并且拥有大量奴隶。第三等级是小农阶级,重要的兵源。种植葡萄和橄榄,兼营畜牧业,有时需要奴隶帮忙。第四级是最贫苦的平民,战时充当轻装步兵和水手,原先是小土地所有者、牧羊者、小手工业者和日工劳动者。异邦人是来雅典从事工商业活动的外族人,这些异邦人大多数是奴隶主,也有的异邦人是获得自由的奴隶,这些奴隶购买其他奴隶成为奴隶主。雅典的奴隶大多是来自于战争的俘虏,社会地位低下,处于被剥削的地位。奴隶大多数在矿场和凿石场工作,还有一些从事农业、手工业、家务和商业。下面是古典时期雅典城邦的人口分布情况:

“公元前431年,雅典总人口是310000,其中18~59岁的公民是172000人,步兵和骑兵25000人,佣工18000人,异邦人28500,奴隶是110000,佣工、异邦人和奴隶约占总人口的50.48%,佣工占总人口的10.47%”。公元前425年,总人口是217000,其中18~59岁的公民是116000人,步兵和骑兵16500人,佣工12500人,异邦人21000,奴隶是80000,佣工、异邦人和奴隶约占总人口的52.30%,佣工占总人口的10.76%.公元前323年,总人口是260000,其中18~59岁的公民是112000人,步兵和骑兵14500人,佣工13500人,异邦人42000,奴隶是106000,佣工、异邦人和奴隶约占总人口的62.12%,佣工占总人口的12.05%。”④在这些人口没有18岁以下的雅典公民,这其中肯定是有从事农业和手工业、商业的人,所以所占的比例会更大一些。

以上的雅典人口分布分别采用了古典时期三个时期的数据资料,从中可以看出来,佣工、异邦人和奴隶所占的比重达到一半以上,骑兵阶级属于贵族阶级,有大量的该阶级的公民从事海外贸易和高利贷,步兵阶级也有从事商业和手工业的人口。虽然不能详细计算出从事非农业人口的比重,但是从比例佣工、异邦人和奴隶所占得比重,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来,在古典时期雅典的从事手工业和商业的人口的比重是相当大的。

三、古典时期雅典商业发展

商业包括对外贸易和国内贸易。下面主要讨论雅典的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的情况。

(一)雅典的对外贸易

雅典的海岸线曲折多良港,发达的海路交通、众多的岛屿、丰富的矿藏、优质的陶土、特产的橄榄和葡萄等经济作物,为雅典的对外贸易提供了天然的基础。受特定的地理条件的影响,希腊的商业经济主要体现为海外贸易。

雅典的外港庇里尤斯港,一直是对外贸易的中心。联结雅典和庇里尤斯港的“长城”,则是其对外贸易最突出的表现。雅典出产橄榄和葡萄,却不丰产谷物;富藏银等贵金属,稀缺铁和锡等基本金属。建筑、祭祀,以及私人或官方向希腊诸神献祭的青铜制品、石刻雕像等宗教礼仪所需物品的很多原料,也是雅典本土所没有或不足的。这就决定了雅典城邦所需要的粮食、工业原料及其他物资必须大量来自海外。对于这些原料的大量需求便成为激发希腊对外贸易的一个重大契机。

古典经济范文第8篇

论文摘 要：当代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在理论和实践中存在难以克服的理论困境，本文通过对新兴古典和新古典在研究方法、理论框架和结论等方面的差异的对比研究，对经济学发展的方向性和基础性问题进行初步的探索。

作为当今的主流经济学理论流派，为了使理论与不断发展的经济事实相符，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经历了多次的修补和完善，但是，直到今天，它仍有一些内在的、先天的理论缺陷，对于这些缺陷，目前没有看到新古典经济学通过自我完善加以解决的可能。而以研究分工为切入点的新兴古典理论，则以颠覆性的视角为我们对经济学理论框架和原则的思考提供了新的途径。

1新古典经济学的困境

20世纪以后，西方经济学历经了“张伯伦革命”、“凯恩斯革命“和“预期革命”等所谓三次大的革命，形成了包括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框架，这个框架被称为新古典经济学，以区别于先前的古典经济学。而上述 “革命”的实质，是后者对前者的批判、修正、补充和发展。尽管如此，历经多次“革命”和“整合”的新古典经济学，仍然无法摆脱其固有的理论思想和理论体系上的致命缺陷和实际运用中的困境。这些缺陷和困境主要表现在：

第一，对分工和专业化问题的漠视或做外生假设。新古典经济学假定分工与专业化的问题已经解决，并把给定的消费者与厂商作为最基本的既定前提，把二者的对立交换关系作为最基础的分析模型，在此基础上仅作产品之间的边际选择分析。

第二，对企业成因的回避。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模型中，企业只是一个“黑箱”，企业和企业制度都被预先假定为外生给定，他们不能解释或回避了对企业和企业制度的解释,对现代商业社会中企业规模变小、生产外包、特许连锁经营、贴牌生产、电子商务等等,则更是无从解释。

第三,交易成本在他们的模型中没有实质性的含义,企业规模扩大等现象皆不存在交易成本。而我们知道，现实中，交易成本在企业和个人决策中起着至关重要的决定作用。

第四，经济增长模型存在严重缺陷。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及其模型，始终不能解释经济的长期增长与发展，不能从理论上阐明穷国越穷、富国越富的原因，未能找到经济增长的微观机制，从而无法建立起经济增长的微观模型。

新古典经济学在理论框架、分析范式和分析工具等方面存在的缺陷，既限制了经济学的发展，同时又成为催生新的理论的温床。而借助超边际分析方法，将古典经济学的核心思想--分工与专业化变为决策和均衡模型,而从中发展出来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则能有效解释以上难题，从理论上向新古典提出了质疑和挑战。

2 新兴古典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扬弃

2.1对经济学研究核心的重定位

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新古典经济学使经济学的研究从专业化和分工问题转向了给定组织下的资源分配问题，使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总是与外生给定的最高总产量可能性边界相联系。这种偏离是导致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致命缺陷的根本原因。因此，新兴古典经济学重新定义了研究对象和研究方向，重新强调了“分工”和“专业化”的概念，改变了新古典经济学关于消费者与生产者对立的基本假定，建立起“消费-生产者”的概念，将分析框架建立在以个人自利决策交互作用的基础之上，同时在模型中引入交易成本，又内生出企业制度、经济增长、递增报酬、厂商规模等现象。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增长模型将企业制度在分工中内生在企业理论中直接注入了经济增长的含义，从而克服了新古典增长理论中的缺陷。

2.2研究方法上的超越

新古典经济学惯用的分析方法是边际分析方法，而新兴古典经济学运用超边际分析方法，实现了研究方法上的创新。在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基础模型中，杨小凯提出了最优决策模型的角点解和内点解的概念， 而后文玫将这一方法推广到一般准凹效用函数和非常一般的生产条件，形成的方法被称为“文氏定理”。以文氏定理为基础，超边际分析分为三个步骤：利用文氏定理排除那些不可能成为最优的角点解；对剩下的每一个组合（角点解）用“边际分析“方法求解，求出每一个局部最优值；比较各组合之间的局部最大目标函数值，整体最优解就是一般均衡最优解。由于新兴古典经济学假定人们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所以根据超边际分析，他们不但在消费各种产品之间做边际选择，更要在专业生产何种产品上做超边际选择。

2.3 探索出“宏”、“微”观有机联系的全面均衡分析框架

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局限在全面均衡框架内的静态或动态竞争均衡，并且由于存在规模收益递减难以达到帕累托最优，因此其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被大大削弱了。新兴古典经济学则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基于多个两难冲突的均衡分析，突破了原有框架，使全面均衡得以建立；并且，这种全面均衡是建立在微观的角点均衡和资源的帕累托最优配置的基础上的，这种整体帕累托最优既涵盖了最优资源配置，又涵盖了最优分工结构，所以它可以更好地解释宏观经济增长。这样，新兴古典经济学就将微观基础与宏观增长有机联系起来，从而为回归经济学“大一统”的框架做出了具有重要意义的探索。

2.4 找到了解释企业产生的原因和条件的依据

对企业成因做出了全新的解释。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新古典经济学无法解释企业产生的原因，只好把它作为建立基本经济模型的既定前提，由此分析推演出的理论学说，对现实经济现象和经济过程的解释力遭到很大削弱。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创新在于，用劳动的交易效率来解释企业的产生。他们认为，劳动的交易效率与中间产品交易效率的比较是关键。若劳动的交易效率大于中间产品的交易效率，则分工会通过劳动市场和厂商来组织，从而促使企业产生，以体现分工的要求和效率。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作为一种巧妙的间接定价方式，企业家享有的剩余权促进了分工，催生了企业，因而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

2.5 建立起新的经济增长动态模型

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对专业化和分工的忽视回避，是导致新古典经济学经济增长模型缺乏微观基础、缺乏解释力的根源。新兴古典经济学重点研究了经济增长的微观动态模型，并取得了理论创新的突破。他们认为，作为经济增长内在原动力的专业化和分工水平，应当是内生的而不是外生的，也就是说，即使外界技术、环境、制度等因素均保持恒定，在社会生产的条件下，分工水平也会自发的提高，从而推动经济持续增长。

3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重要意义与启示

新兴古典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挑战是相当严峻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的重要意义在于提供了一个完全新颖的分析框架，从而大大地扩展了经济学的解释能力和范围，而且重新将互相孤立的经济学各分支用一个内在一致的核心理论统一起来。新兴古典经济学所运用的超边际分析工具对于经济学分析工具的发展也具有创建性的意义，其是建立在边际分析基础上的“双重决策”，比边际分析更全面、更有说服力。新兴古典经济学对我国当前正在进行的经济改革也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它提醒我们关注“经济组织”问题，不能把微观经济的组织与结构当成是外生给定的，而仅仅限于对资源配置的考察。事实上，正是微观经济的组织性缺陷为我国的改革带来了重重阻碍。另外，不能把市场机制的问题放入“黑箱”之内，市场机制的培育与发挥应是政府工作的重点，只有市场机制得以完善有效地建立，改革才可能进一步深入，才可能取得真正的成效。

参考文献

[1]杨小凯，张永生.新兴古典经济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2]李悦，李平.产业经济学．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

[3]杰弗里·萨克斯.全球视角的宏观经济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4]托马斯·萨金特.宏观经济理论.北京：中国经济学出版社，1998

古典经济范文第9篇

关键词：新古典经济学；新兴古典经济学；超边际分析

作为当今的主流经济学理论流派，为了使理论与不断发展的经济事实相符，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经历了多次的修补和完善，但是，直到今天，它仍有一些内在的、先天的理论缺陷，对于这些缺陷，目前没有看到新古典经济学通过自我完善加以解决的可能。而以研究分工为切入点的新兴古典理论，则以颠覆性的视角为我们对经济学理论框架和原则的思考提供了新的途径。

1新古典经济学的困境

20世纪以后，西方经济学历经了“张伯伦革命”、“凯恩斯革命“和“预期革命”等所谓三次大的革命，形成了包括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框架，这个框架被称为新古典经济学，以区别于先前的古典经济学。而上述 “革命”的实质，是后者对前者的批判、修正、补充和发展。尽管如此，历经多次“革命”和“整合”的新古典经济学，仍然无法摆脱其固有的理论思想和理论体系上的致命缺陷和实际运用中的困境。这些缺陷和困境主要表现在：

第一，对分工和专业化问题的漠视或做外生假设。新古典经济学假定分工与专业化的问题已经解决，并把给定的消费者与厂商作为最基本的既定前提，把二者的对立交换关系作为最基础的分析模型，在此基础上仅作产品之间的边际选择分析。

第二，对企业成因的回避。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模型中，企业只是一个“黑箱”，企业和企业制度都被预先假定为外生给定，他们不能解释或回避了对企业和企业制度的解释,对现代商业社会中企业规模变小、生产外包、特许连锁经营、贴牌生产、电子商务等等,则更是无从解释。

第三,交易成本在他们的模型中没有实质性的含义,企业规模扩大等现象皆不存在交易成本。而我们知道，现实中，交易成本在企业和个人决策中起着至关重要的决定作用。

第四，经济增长模型存在严重缺陷。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及其模型，始终不能解释经济的长期增长与发展，不能从理论上阐明穷国越穷、富国越富的原因，未能找到经济增长的微观机制，从而无法建立起经济增长的微观模型。

新古典经济学在理论框架、分析范式和分析工具等方面存在的缺陷，既限制了经济学的发展，同时又成为催生新的理论的温床。而借助超边际分析方法，将古典经济学的核心思想--分工与专业化变为决策和均衡模型,而从中发展出来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则能有效解释以上难题，从理论上向新古典提出了质疑和挑战。

2 新兴古典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扬弃

2.1对经济学研究核心的重定位

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新古典经济学使经济学的研究从专业化和分工问题转向了给定组织下的资源分配问题，使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总是与外生给定的最高总产量可能性边界相联系。这种偏离是导致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致命缺陷的根本原因。因此，新兴古典经济学重新定义了研究对象和研究方向，重新强调了“分工”和“专业化”的概念，改变了新古典经济学关于消费者与生产者对立的基本假定，建立起“消费-生产者”的概念，将分析框架建立在以个人自利决策交互作用的基础之上，同时在模型中引入交易成本，又内生出企业制度、经济增长、递增报酬、厂商规模等现象。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增长模型将企业制度在分工中内生在企业理论中直接注入了经济增长的含义，从而克服了新古典增长理论中的缺陷。

2.2研究方法上的超越

新古典经济学惯用的分析方法是边际分析方法，而新兴古典经济学运用超边际分析方法，实现了研究方法上的创新。在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基础模型中，杨小凯提出了最优决策模型的角点解和内点解的概念， 而后文玫将这一方法推广到一般准凹效用函数和非常一般的生产条件，形成的方法被称为“文氏定理”。以文氏定理为基础，超边际分析分为三个步骤：利用文氏定理排除那些不可能成为最优的角点解；对剩下的每一个组合（角点解）用“边际分析“方法求解，求出每一个局部最优值；比较各组合之间的局部最大目标函数值，整体最优解就是一般均衡最优解。由于新兴古典经济学假定人们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所以根据超边际分析，他们不但在消费各种产品之间做边际选择，更要在专业生产何种产品上做超边际选择。

2.3 探索出“宏”、“微”观有机联系的全面均衡分析框架

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局限在全面均衡框架内的静态或动态竞争均衡，并且由于存在规模收益递减难以达到帕累托最优，因此其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被大大削弱了。新兴古典经济学则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基于多个两难冲突的均衡分析

，突破了原有框架，使全面均衡得以建立；并且，这种全面均衡是建立在微观的角点均衡和资源的帕累托最优配置的基础上的，这种整体帕累托最优既涵盖了最优资源配置，又涵盖了最优分工结构，所以它可以更好地解释宏观经济增长。这样，新兴古典经济学就将微观基础与宏观增长有机联系起来，从而为回归经济学“大一统”的框架做出了具有重要意义的探索。

2.4 找到了解释企业产生的原因和条件的依据

对企业成因做出了全新的解释。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新古典经济学无法解释企业产生的原因，只好把它作为建立基本经济模型的既定前提，由此分析推演出的理论学说，对现实经济现象和经济过程的解释力遭到很大削弱。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创新在于，用劳动的交易效率来解释企业的产生。他们认为，劳动的交易效率与中间产品交易效率的比较是关键。若劳动的交易效率大于中间产品的交易效率，则分工会通过劳动市场和厂商来组织，从而促使企业产生，以体现分工的要求和效率。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作为一种巧妙的间接定价方式，企业家享有的剩余权促进了分工，催生了企业，因而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

2.5 建立起新的经济增长动态模型

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对专业化和分工的忽视回避，是导致新古典经济学经济增长模型缺乏微观基础、缺乏解释力的根源。新兴古典经济学重点研究了经济增长的微观动态模型，并取得了理论创新的突破。他们认为，作为经济增长内在原动力的专业化和分工水平，应当是内生的而不是外生的，也就是说，即使外界技术、环境、制度等因素均保持恒定，在社会生产的条件下，分工水平也会自发的提高，从而推动经济持续增长。

3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重要意义与启示

新兴古典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挑战是相当严峻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的重要意义在于提供了一个完全新颖的分析框架，从而大大地扩展了经济学的解释能力和范围，而且重新将互相孤立的经济学各分支用一个内在一致的核心理论统一起来。新兴古典经济学所运用的超边际分析工具对于经济学分析工具的发展也具有创建性的意义，其是建立在边际分析基础上的“双重决策”，比边际分析更全面、更有说服力。新兴古典经济学对我国当前正在进行的经济改革也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它提醒我们关注“经济组织”问题，不能把微观经济的组织与结构当成是外生给定的，而仅仅限于对资源配置的考察。事实上，正是微观经济的组织性缺陷为我国的改革带来了重重阻碍。另外，不能把市场机制的问题放入“黑箱”之内，市场机制的培育与发挥应是政府工作的重点，只有市场机制得以完善有效地建立，改革才可能进一步深入，才可能取得真正的成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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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经济范文第10篇

关键词:新兴古典经济学;古典经济学;研究范式

以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和亚当•斯密(adam• smith)为代表的古典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核心,是关于分工和专业化对经济发展的意义。此后,随着经济学新古典框架的构建,以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部分内容共同组织起了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关注的重心是价格制度对于资源分配的决定作用而非价格制度协调专业化和分工的功能,这使得经济研究的重点由经济组织问题转到了对资源配置问题的研究上。由于新古典微观经济学不能解释诸如经济发展、贸易和经济增长等现象,也无法阐释交易成本和产权的经济含义,因此,在它之后,人们又分别发展了发展经济学、贸易理论、增长理论以及产权经济学、交易成本经济学和新企业理论等多个经济学学科的分支理论,以填补以上空白。这使得建立起来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各分支学科,存在理论核心的内在不一致。

致力于解决这些经济理论内在矛盾和冲突的经济学家们经过努力,在20世纪80年代,通过采用非线性规划(超边际分析)工具,将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思想变成了决策和均衡模型,建立起了一套独立的、相对完备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分析焦点集中在人们的专业化水平决定的社会分工水平对生产效率和经济发展的意义上。通过对分工与专业化的研究,新古典经济学中所有互相独立的分支理论都能很自然地解释为新兴古典框架中分工发展的不同侧面,分工和专业化的思想自然而然成为理论的内在核心,并成功复兴了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

一、新古典经济学主流地位的确定

综观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以威廉•配第和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主流经济学的核心,是关于分工对经济发展的意义。斯密提出了著名的斯密定理:即“分工受限于市场的大小”。杨格(allyn•young)又将其发展为杨格定理,即不仅分工依赖于市场的大小,而且市场的大小也同样依赖分工的水平。这种因果循环揭示了分工的网络效应,分工网络效应是基于个体网络决策的,而对个体网络决策的研究则需要采用所谓的“超边际分析方法”。当马歇尔在19世纪末试图用数学框架将古典经济学形式化时,受到当时数学发展水平的限制,他做了一个纯消费者决策和纯厂商决策截然两分的假定,以避免涉及角点解?①和相关的超边际分析。马歇尔对需求与供给的边际分析,使他在取得对资源分配问题形式化的成功时,同时也遗憾地导致了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精彩思想在新古典经济学这一主流学派中地位的逐渐丧失。通过历史,可以看出这一过程。

1890年,马歇尔出版了《经济学原理》一书,这标志着新古典经济学的成形。这本著名教科书的内容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就是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洞见,即古典的经济组织问题;另一部分则是关于资源配置问题的价格理论。由于当时还缺少处理角点解的数学工具,马歇尔不能用一个数学框架将他对分工与专业化问题的洞见数学化;而以边际分析为基础的供求分析,在对资源配置问题进行数学处理时则非常得心应手,这使得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一书的第二部分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这部分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对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数学化,这在形式上更接近一种科学,更接近一代代经济学家所追求的目标,因而关于资源配置问题的研究也就成了此后经济学的主流。而作为古典经济学理论之核心的专业化和分工这一深刻的经济思想却被淡忘了。

到1948年,萨缪尔森出版了他的《经济学》教科书,这是经济学发展的又一个分界点。他的这本教科书内容分为两个部分,微观经济学部分就是马歇尔对供求的边际分析,宏观经济学部分则是凯恩斯经济学。在这本被无数大学用做标准教科书的教材里,只有一小段对分工和专业化问题表示象征性重视的文字了。这样,在萨缪尔森之后,关于个人选择专业化模式的决策及其对分工网络决定作用的分析,以及对市场协调分工职能的研究,在主流经济学里失去了它的核心位置。

由于新古典经济学存在针对不同的经济问题和经济现象,需要不同的经济学分支理论来给予解释。例如,发展经济学、贸易理论、比较经济学、增长理论以及产权与交易成本经济学、新企业理论等的产生,正是对新古典经济学学科分支之间,理论核心彼此不一致的反映。没有一个内在统一的理论内核成为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下不可调和的矛盾。

二、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兴起

一些经济学家质疑并致力于解决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框架下的内在矛盾和冲突。新兴古典经济学正是这样一支最新发展起来的经济学流派,它从传统经济学的困境入手,采用超边际分析方法,深入展开了对古典经济学分工演进的研究,并成功地克服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内在缺陷,取得了很多有意义的成果。

分析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它有三个特点:(1)采用边际分析方法来研究需求和供给,并以纯消费者和厂商的绝对分离为基础。因此,社会的分工结构是外生给定的,市场的存在及市场的大小也是外生给定的;(2)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中,厂商的生产条件主要由厂商的生产函数代表,而生产函数是产出和投入的关系,生产力与厂商规模有关,而与个人的专业化水平及全社会的分工水平无关;(3)新古典经济学中的边际分析方法是假定最优决策不可能是角点解,而进行的一种对内点解?②的分析。这些研究前提和内容与我们的现实经济生活存在较大差异而遭到质疑。细想这些研究特点的产生,在分工与市场互为前提的条件下,个体网络决策决定分工的网络效应,因此,对个体网络决策的研究就显得特别重要。但由于受当时个体网络决策研究手段的局限,以纯消费者和厂商的绝对分离为前提的理论假定,导致了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存在着内在的缺陷,这也导致了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对分工研究的淡弃。

1962年,buchanan和stubblebine提出了超边际分析的概念,超边际分析方法为个体网络决策提供了分析工具。具体说来,超边际分析方法的运用,首先是对个人选择专业化模式的决策所产生的角点解进行边际分析,然后在不同角点之间进行总效用——成本分析,并最终决定市场的均衡结构。由此产生的所有关于超边际决策(或任意一对参与者是否相联通)的信息称为“组织的拓扑性质”,而所有关于资源分配边际决策的信息只同商品流量大小有关,它被称为“组织的非拓扑性质”。20世纪50年代以来,经济学家开始将超边际分析应用于各种决策问题。但是,很多经济学家仍然遵循马歇尔关于纯消费者和厂商截然两分的假定。在这个假定下,角点解是一个例外,而内点解则是一个通例;并且,经济组织的均衡拓扑性质不能严格定义。

直到20世纪末,由张五常和文玫完成了文定理的证明,才极大地推动了对分工网络效应的研究。张五常和文玫等人证明:如果采用一个斯密框架,则内点解就决不可能是最优均衡,而角点解则成为一个通例,其结果正好与外生给定的纯消费者与厂商截然两分前提条件下的结果相反。由此可以看出,对于揭示分工网络效应的含义,边际分析就不够了,超边际分析成为必需。到20世纪80年代,在此基础上,以罗森(rosen)、贝克尔(becker)、杨小凯、博兰(borland)和黄有光(ng)等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遵循以上思路,从内生个人选择专业化水平的决策入手,采用超边际分析方法来分析市场和价格制度如何决定全社会的分工水平,并成功地将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思想变成决策和均衡模型。这些前沿经济学家以超边际分析方法对古典经济学分工演进所展开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形成了一套独立的、相对完备的理论体系,被称为新兴古典经济学。这一理论学派所解决的问题是:资源稀缺程度本生不是固定的,市场和价格制度将在不同个体决策之间的交互作用下发展全社会分工水平,从而不断改进资源的稀缺程度。而随着分工的演进,生产集中程度、贸易多样化程度、个人的专业化水平、每人的生产率、每人的贸易依存度、社会结构的多样化程度、社会的商品化程度、市场个数都将随着分工的演进而演进。此后,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框架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和完善。这一理论对分工与专业化的深入研究,使古典经济学的灵魂得以在具有新数学模型的现代躯体中复活。

三、新兴古典经济学对古典经济学的复兴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特定的研究范式。所谓范式,按照科学哲学家库恩(kuhn,1962)的理解,就是一种“科学共同体”的“共同信念”。这种共同信念规定了该科学共同体共有的基本观点、基本理论、基本方法,为共同体成员提供了共有的理论模型和解决问题的基本框架,并成为规定相应学科发展方向的共同传统。库恩给出了范式的一般内涵,在此基础上,拉卡托斯(lakatos,1978)提出了科学研究纲领,用于范式内部的基本结构的分析。按照拉卡托斯的理解,研究纲领或范式是一个多层次的结构体系,包括内核和保护带两部分。对某种特定的范式而言,保护带是,由种种辅假说构成,是不稳定的、可变的;内核是核心,由基本理论构成,是稳定的,不容改变的。

深入领会古典范式的精髓,不难发现,分工和专业化思想是古典经济学的灵魂。古典范式的内核是:分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按照亚当•斯密的阐释,其内容是:(1)国民财富增长,源于劳动分工;(2)劳动分工成百倍地提高劳动生产率;(3)分工虽能提高劳动生产率,但分工的水平受制于市场范围。但不幸的是,古典经济学的系统理论没有一个好的数学框架来组织,随后的一场致力于将经济学发展成为精密科学的边际革命,则将这一核心问题逐渐挤出了主流经济学的视野。经济学关注的核心问题,也就由经济组织问题逐渐转向资源配置问题。

分析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其带来的结果是:(1)经济研究的重点从专业化和经济组织问题,转向给定组织结构下的资源分配问题。经济组织为什么会从自给自足变得越来越专业化,企业和市场为什么会出现并变得越来越复杂等现象,新古典经济学无从解释;(2)由于纯消费者与企业的绝对分离假定,使得专业化经济概念变得没有意义。因此,专业化经济概念被规模经济概念所替代。事实上,专业化和企业规模是相关但不尽相同的两个概念:专业化的增加与活动范围的缩减有关,而并不一定意味着企业规模的增加。专业化与小而全、大而全的不经济相对应,而不同于规模经济;(3)在以边际分析为基础的理论框架中,资源的帕累托最优配置和均衡总是同外生给定的最高总产量边界联系在一起,因此均衡的总合生产力不再有增加的余地。这个框架不能用来解释古典的经济发展问题:为什么在生产函数和资源禀赋不变的情况下,分工水平的提高却能提高总合生产力?看不见的手是如何协调分工从而促进经济进步的?还有很多经济现象也都无法用新古典微观经济学来解释,比如:城市的出现、货币的出现、市场的扩大、生产力的提高、比较优势和贸易依存度的变化等等。

其实,马歇尔也曾注意到供给和需求边际分析的弱点,他因此提出用外部规模经济的概念来解释社会分工的经济效果。但是,美国经济学家杨格(1928)指出,递增报酬并不是由工厂或产业部门的规模产生,而是由专业化和分工产生的。杨格的学生弗兰克•奈特(frank•knight,1925)也指出,外部规模经济的概念犯了一个逻辑的错误,因为对所有企业都是外部性的规模经济,不过是一个毫无内容的空壳而已。但是,杨格也无法将他的思想数学化,因而他的思想也一直不能通过主流经济学教科书流传下来。

直到20世纪50年代,数学家发展了线性规划和非线性规划等方法,为处理分工和专业化问题涉及的角点解提供了有力的解决武器。一批经济学家采用超边际分析的方法,才重新复兴了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新兴古典经济学用内生个人选择专业化水平的决策及个人决策如何交互作用决定全社会分工水平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经济的发展历程。遵循这一思想,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资源的稀缺程度本生不是固定的,市场和价格制度将通过不同个人决策之间的交互作用来促进全社会分工水平的发展,从而不断地改进资源的稀缺程度。对于一个给定的分工水平,均衡的资源配置是有效率的,但这种给定分工水平下的帕累托最优只是一种局部均衡,而整体帕累托最优包括了最优资源配置和最优分工结构两部分内容,它被称为全部均衡。全部均衡是所有局部均衡中效用最大的一个。新古典经济学的帕累托最优是与生产可能性边界相吻合的,效用最大化同时意味着生产力最大化。但在新兴古典的框架中,由于存在着分工好处与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在交易效率不高时,帕累托最优不会是最高分工水平。只有当交易效率改进时,帕累托最优和市场均衡才会越来越接近生产可能性边界。这意味着,交易效率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一种推动力量,流通效率决定着生产力水平。当交易效率改进时,它通过提高生产力,减少资源的稀缺性从而促进经济的增长和经济发展。市场决定最优分工水平和结构的功能更主要表现在通过不同个人决策之间的交互作用最终决定的参与市场行为的组织效率上,所谓组织效率,是指给定产品的相对生产和消费量的情况下,分工水平和结构达到最优。而资源配置效率则只是在给定分工结构下(生产力水平或稀缺性一定时)对相对生产量和消费量的最优折衷。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模型,归纳起来有以下三个特征:(1)每个决策者都是一个消费者——生产者,他们用边际分析对每个贸易模式计算资源分配,然后用总成本——收益分析法来从众多的角点解中选择最优的贸易模式和专业化水平。这两步决策程序,就被称为超边际分析。最优决策总是一个角点解而非内点解;(2)生产函数是对每个消费者——生产者设定的,且代表每个人对所有可能的生产活动边干边学的能力。企业制度是随着在当个体决定去选择一个高的分工水平,并且用劳动市场来协调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之间的分工时才会出现。同时,作为个体生产函数组合的企业生产函数也在事后出现。整个行业呈现为一个相互关联的分工网络,使得一般递增报酬和分工的网络效果同一个竞争性的市场是相容的。由于分工经济和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帕累托最优效用边界可能不同于生产可能性边界。同样,在竞争性均衡中,边际成本定价法不再成立。这一特征使它区别于所有有规模经济的模型;(3)交易费用对均衡的分工网络大小有着重要的含义。随着交易费用系数下降,均衡的分工网络规模扩大,总合生产力和社会福利会提高,而总交易费用也会提高。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内生了市场结构和分工水平,从而推动微观经济学的研究从关注资源配置问题向经济组织问题的研究转换。在新兴古典分析框架内,它逐步解释了分工的发展是如何引起市场的出现、企业和货币的产生以及失业和景气循环交替的原因,它解释了新产品、新行业如何由于分工在迂回生产部门的加深而出现,保险业如何为解决分工加深后交易可靠性下降的问题而产生,分层金字塔交易组织如何由于分工加深而为提高交易效率而产生和不断演进……这些不但扩展经济学的解释能力和范围,而且重新将在新古典经济学中互相孤立的经济学分支,包括交易费用经济学、产权经济学、新贸易理论、新内生增长理论、演化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对策论等,用一个内在一致的核心理论统一起来,所有互相独立的个别理论都能很自然地解释为新兴古典经济学中分工发展的不同侧面。一旦用超边际分析方法内生个人选择专业化水平的决策,然后来分析市场和价格制度如何决定全社会的分工水平,则马歇尔新古典经济学的缺点就可以被彻底克服。

四、对新兴古典经济学研究框架的总结

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框架以专业化经济范畴取代规模经济范畴,以内生交易费用取代外生交易费用,以超边际分析方法取代了传统的边际分析方法,以角点均衡基础上的全部均衡取代传统经济学的全部均衡,将经济研究的核心从新古典经济学关注的资源配置问题重新转回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焦点——经济组织问题上来。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恢复了专业化和分工问题在主流经济学核心中的应有地位,同时,它以“分工和专业化对经济发展的意义”为其理论内核,形成了一个各学派都可以共享的统一的经济学分析框架,从而实现了对古典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复兴。

注释:

① 角点解是指当一个决策变量的最优值取其最大值或最小值(为0)时的点解。

② 内点解是指当决策变量最优值的取值均在其最大值和最小值(不为0)之间时的点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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