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法范文
时间：2023-03-01 10:16:44
高等教育法范文第1篇
《教育法》共九章八十四条，其中涉及高等教育的规定不是很多，主要原因有二:一是由于《教育法》是我国教育领域的基本法，它不可能也不必要对各级各类教育都作详细规定，所以大多条文只是对各类教育具有导向性的概括性规定;二是《教育法》对高等教育的规定本身确实存在缺陷或疏漏，许多应规定的内容而未作规定，或是规定不够明确、合理.笔者的建议主要是针对第二个原因而提出的。
一、总到部分
1.《教育法》第四条:“教育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础，国家保障教育事业优先发展。全社会应当关心和支持教育事业的发展。全社会应当尊重教师。”
笔者认为应增加有关倡导学术自由的内容。大学的发展一靠科学研究，二靠教育教学，而科研必须以一定的学术自由为保证。近年来国家贯彻“双百方针”，鼓励学术发展与交流，而现实中学术的发展与交流尚存在诸多观念因素的影响，无形中阻碍了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学术自由应当具有法律上的保障，所以只有在我国《教育法》中对学术白由加以保护，坚持实践标准，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促进我国高等教育的学术发展。
2.《教育法》第十条:“国家根据各少数民族的特点和需要.帮助各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教育事业。国家扶持边远贫困地区发展教育事业。国家扶持和发展残疾人教育事业.”本条是扶持特殊地区和特殊人群教育的原则，也是对平等受教育机会原则具体实施的保障.笔者认为，除了本条所规定的三项措施之外，还应有国家鼓励教师、高校毕业生到少数民族地区及边远贫困地区工作的内容，因为这不仅是推动少数民族地区及边远贫困地区教育事业发展的切实政策，同时也是解决高校毕业生就业的重要途径之一。《高等教育法》第59条对此也规定:“……国家鼓励高校毕业生到边远、艰苦地区工作。”所以建议《教育法》中也应对此加以规定。以此既适应了现实情况，又与《高等教育法》合理衔接，达到了法制统一与满足现实需要的双重口的。
3.建议在《教育法》总则部分增加关于民办教育的内容。近年来各类民办教育事业发展迅速，成为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而原法中对民办教育无相应规定，使其地位、权利、作用被某些地方主管部门所忽视，客观上阻碍了它的发展。事实证明，民办教育事业是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只有通过法律对其鼓励、引导和监督，才能促进其健康发展。只有在法律中对其权利、地位加以明确规定，才能确保其合法地位不被忽视、其合法权利不被侵犯。
4.《教育法》第十三条:“国家对发展教育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组织和个人，给予奖励。”奖励有突出贡献者是国家重视教育事业的表现。但什么是“突出贡献”，达到什么标准才能称为有“突出贡献”，本条对此规定不明确，从而给实际操作增加了难度，一旦就此发生纠纷，将难以找到法律上的依据，会给权利人的正当合法权益造成损害。因而，有加以明确规定之必要。
5.《教育法》第十四条:“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根据分级管理、分工负责的原则，领导和管理教育工作。‘1，等及中等以下教育在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人民政府管理。高等教育由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管理。”
《高等教育法》第十一条:“高等学校应当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第十三条:‘国务院统一领导和管理全国高等教育事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统筹协调本行政区域内的高等教育事业，管理主要为地方培养人才和国务院授权管理的高等学校。”
对比《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中关于高等教育管辖权的规定，显然《教育法》中的规定不明确，关于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对高等教育的管理权限分工不清和位阶不明，易产生或相互推诱的混乱局面。同时，高等院校的白治权应得到必要的原则性肯定。笔者认为应比照《高等教育法》中的相关规定进行界定，同时达到二者的合理衔接。建议作出如下修改:“高等教育山国务院和省、白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管理”改为“全国高等教育事业由国务院统一领导和管理。省、白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统筹协调本行政区域内的高等教育事业，管理主要为地方培养人才和国务院授权管理的高等学校。高等学校享有一定的白主白治权”。
6.《教育法》第十五条:“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主管全国教育工作，统筹规划、协调管理全国的教育事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教育工作。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在各白的职责范围内，负责有关的教育工作。”
《高等教育法》第十四条:“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主管全国高等教育工作，骨理由国务院确定的主要为全国培养人才的高等学校。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在国务院规定的职责范围内，负责有关的教育工作。”
《教育法》第十五条与《高等教育法》第十四条所存在的缺陷十分相似，即在管辖界定上不够全面。对比《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可以看出，应将“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在国务院规定的职责范围内，负责有关的教育工作”的规定补充到《教育法》中。这是因为，教育领域法律关系的复杂性决定了对该领域实施管理的行政部门具有广泛性，除了专门的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外，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也承担着大量的教育管理及与教育管理相关的职权。而且鉴于行政机关行使行政职权遵循“法无明文规定即无权”的原则，所以一旦法律出现空白，很可能成为一些主管部门逃避责任，推姿搪塞的借口，因而只有在《教育法》中对其职权与职责加以规定，才能为其实施管理职能提供法律依据。
二、教育基本制度部分
7.《教育法》第十八条:“国家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制度。各级人民政府采取各种措施保障适龄儿童、少年就学.适龄儿童、少年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以及有关社会组织和个人有义务使适龄儿童、少年接受并完成规定年限的义务教育。”
本条是对义务教育保障措施的规定.笔者认为应增加有关进城打工人员子女受教育权的相关规定，这是由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出现的实际情况决定的。目前我国城市大量涌人农村进城打工人员，对其子女的受教育问题经常发生纠纷，而《教育法》对此无明确规定，使之权利无法得到保障，这与我国宪法中规定的公民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和教育法中有关九年制义务教育制度的规定相违背，如不对此加以规定，势必影响全民文化素质的普遍提高。进城打工人员子女作为一个特殊群体也应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不能因其户口、经济、家庭等原因而遭受不公平待遇，国家对此应给予法律保障。
8.《教育法》第二十二条:“国家实行学位制度。学位授子单位依法对达到一定学术水平或者专业技术水平的人员授予相应的学位，颁发学位证书。”
《高等教育法》第二十二条:“国家实行学位制度。学位分为学士、硕士和博士。公民通过接受高等教育或者自学，其学业水平达到国家规定的学位标准，可以向学位授予单位申请授予相应的学位。”
学校向学生授予学位和学生向学校申请授予学位体现了教育的互动性，明确了学生具有申请授予学位的合法权利，有利于提高受教育者的积极性，而《教育法》只对学校向学生授予学位作出规定，并未赋予学生和应的权利。这是传统行政思维的体现，已不符合现今由管制行政向服务行政转变的总体趋势。笔者建议，在《教育法》中增加“受教育者达到国家规定的学位申请条件，可以向学位授予单位申请授予相应的学位”的规定，体现权利义务的一致性。
三、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部分
9.《教育法》第二十七条:“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的设立、变更和终止，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审核、批准、往册或者备案手续。”
口前某些教育机构在设立时确实严格遵循了《教育法》第二十七条的有关规定，然而设立后由于某些原因已不再符合办学资格却仍在继续办学，严重影响了我国教育机构的质量标准，不利于教育事业的普及、提高和发展。因此国家有关部门有必要对其进行定期评审，加强监督管理。笔者认为应补充下列内容:“国家有权对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定期评审，对不合格的取消其办学资格。”从而加大法律监督力度。
10.《教育法》第二十九条:“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当履行下列义务:……(六)依法接受监督。”第二十四条规定“国家实行教育督导制度和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教育评估制度。”《高等教育法》第四十四条:“高等学校的办学水平、教育质量，接受教育行政部门的监督和由其组织的评估。”
“教育督导”和“教育评估”是保障国家教育发展水平的两个重要制度，《教育法》第二十四条已作出明确规定。而《教育法》第二十九条第(六)项在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的义务时却忽视了教育评估制度，造成《教育法》内部内容互不统一，不相协调，同时与《高等教育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也不衔接。所以建议《教育法》第二十九条第(六)项改为“依法接受监督和评估”。
四、教师和其他教育工作者部分
11.将《教育法》第三十二条“教师享有法律规定的权利，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忠诚于人民的教育事业”，第三十三条“国家保护教师的合法权益，改善教师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教师的工资报酬、福利待遇，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中的“教师”均改为“教师及其他教育工作者”。这是因为，从立法技术上看，一部法律每一章节的标题与其相应的法律条文的用语应体现一致性。套教育法》第四部分的标题为“教师和其他教育工作者”，其下的内容却仅提到教师，忽视了对其他教育工作者的规定。从内容上看，作为非教师的其他教育工作者在教育事业的发展进程，1，也发挥着一定作用，拥有相应的权利，承担相应的义务，所以立法应给其以相应的法律规定。同时，这样的修改也与《高等教育法》第四十五、五十条的规定相衔接。
五、受教育者部分
12.《教育法》第三十七条:“国家、社会对符合人学条件、家庭经济困难的儿童、少年、青年，提供各种形式的资助。”
随着高考取消年龄限制政策的实施和国家一直实施鼓励各种社会力量办学，提倡继续教育和终身教育的方针，我国的受教育人群已不仅仅限定在儿童、少年、青年，还应包括成年人、老年人等更为广泛的主体，笔者认为应将‘儿童、少年、青年”改为“受教育者”，以此使所有公民享受平等的受教育机会，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此外，应对本条中的“经济困难”的标准给予具体化(理由同本文4)，便于法运行过程中的实际操作。
13.《教育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受教育者享有下列权利:“(一)参加教育教学计划安排的各种活动，使用教育教学设施、设备、图书资料;(二)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获得奖学金、贷学金、助学金;(三)在学业成绩和品行上获得公正评价，完成规定的学业后获得相应的学业证书、学位证书;(四)对学校给予的处分不服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对学校、教师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提出申诉或者依法提讼;(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笔者认为此条中有以下内容值得商榷:(二)中有关贷学金的规定应具体化。市场经济条件下，贷学金这一形式日益受到重视和普及，而贷学金制度已突破了以往单一的学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涉及的法律主体比较复杂，如果对贷学金的规定不详，就可能导致社会现实中有关金融机构推脱责任，使受教育者的此项权利实际上得不到实现。有必要将(四)中的“处分”加以明确，而且对“处分”的救济手段除“提出申诉”外，还应包括诉讼救济在内，并在(四)后新增一款学生的权利，即“国家和学校在一定限度内，允许学生白主选择和调整专业并适当延长学习期限”。这才能符合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
六、法律责任部分
14.笔者认为本法的法律责任部分，采取列举的方式列明责任条款，显然不能将其全部涵括，建议增加概括性法律责任条款，以使其更好地适应现实要求。
15.由于教育法律关系中教育行政法律关系居于主导地位，所以本法中的法律责任形式也多规定了行政主体对相对人实施行政处分的责任形式，但却没有一条规定当行政管理部门、拘私舞弊、违法处罚时所应承担的和应贵任。同时，“无救济即无权利”，责任与救济也应密切相关，当责任承担人认为受到的处罚不公时，应赋予其救济的权利。所以笔者建议该部分应增加“当事人对其受到的处罚不服时，有权通过行政申诉、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等方式予以救济”。
高等教育法范文第2篇
即将于2016年6月1日实施的《高等教育法》（修订）草案，是我国教育立法建设的又一重大成果。这次修法，首次将《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等几种重要教育法律修订案采取“打包”方式，并为《教育法律一揽子修正案（草案）》，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程序获得批准实施，标志着我国依法治教迈出了重要步伐，也是教育立法和教育管理决策的一种创新。这使我们感到，改革携手法治、全力推进高教治理现代化的跫跫足音，越来越清晰有力。
一、法律跟上发展，法治为改革清障
诚如教育部长袁贵仁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上就《教育法律一揽子修正案（草案）》作说明时所言：“这次修改，重在解决教育改革发展中一些突出的制度问题。”我国教育改革存在的法律条文与改革现实不相适应的现象，已为各界有识之士所关注。比如，修法之前，在国家颁布的《教育发展规划纲要》中明确“鼓励专门机构和社会中介机构对高等学校学科、专业、课程等水平和质量进行评估”，但原《高等教育法》第四十四条却规定对高等教育的评估，由教育行政部门组织进行。这就使作为新生的，对高等教育进行专业评估的第三方，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使“规划纲要”推进的改革，在实施中遭遇到了法律滞后的问题，甚至有“违法行为”之嫌。这次修订，将相应条款改为“教育行政部门负责组织专家或者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对高等学校的办学水平、效益和教育质量进行评估。评估结果应当向社会公开。”这就为进一步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改革扫清了法律障碍。
修改后的《高等教育法》，将原《高等教育法》的第二十四条中删去了高等教育“不得以营利为目的”的规定，将第六十条第一款修改为“高等教育实行以举办者投入为主、受教育者合理分担培养成本、高等学校多种渠道筹措经费的机制”。这既反映了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中，民办教育在教育发展历程中将会承担越来越多任务的现实（有资料显示，2014年我国民办高校的学生数已占高校在校生总数的23%，且这一数字还在呈上升趋势），也体现了在坚持教育事业公益属性的前提下，还应提倡高等教育投入多元化的发展方向。在财政投入机制上，国家财政应加大对普及教育、义务教育投入，而在高等教育上应以社会作为教育投入的主体。
二、法律推动改革，法治规范改革
法治是改革的目标，也是改革的手段，还是改革的底线。一揽子教育法规的修订，是将教育决策改革聚焦于教育法治上，推动建立完善现代教育制度，系统、整体、协同推进各项工作在法治的轨道上不断深化。这次《高等教育法》修订，明确了高等学校和其他高等教育机构的设立、分立、合并、终止，变更名称、类别及其他重要事项。将第二十九条修改为：“设立实施本科及以上教育的高等学校，由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审批;设立实施专科教育的高等学校，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审批，报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备案;设立其他高等教育机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审批……”修改后的条文体现出顶层下放了部分权力，把过去由教育部统管的事下放到省级层面管理，有利于调动各省发展教育的积极性。
从长远来看，此次修法还有助于将改革从“先整起来再说”变成“先立规矩再行改革”，对我国进一步推进其他教育改革也有积极的启示作用。当前我国教育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各种矛盾和问题错综复杂，管理者要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改革，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在法治的框架内规范改革，用法治保障改革持续向前。
三、创新立法机制，推进高教治理现代化
高等教育法范文第3篇
【关键词】高校教师；高等教育；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明确提出“教师承担着教书育人，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接班人，提高民族素质的使命”。因此，要完成这一历史使命，需要建立一支结构合理，素质精良，优化精干，充满活力的高校教师队伍，这支队伍关系到高等教育的兴衰，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前途和命运。我作为青年教师队伍中的一员，为了能与广大的教师一道完成这个光荣而伟大的历史使命，必须学习和掌握高等教育法规，以为青年教师是学校的一支生力军，也是教师队伍中人数最多的一部分，青年教师思维敏捷，富有朝气，积极进取，勇于创新，是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未来和希望。所以，对于我们青年教师而言必须认真努力学习，使自己沿着正确的道路成长。
在教育管理法制化的必然趋势下，教育法制即成为现代国家对教育进行有效调控的基本形式和运行平台。国家针对教育行政管理组织的设立与权限的设置，教育基本制度，公民受教育权的保护及其救济，学校与教师合法权益的保障等诸多问题相继制定并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等行政规范性法律文件，以此为核心从而构筑了一套完整完备的教育法律体系。现在我国已进入了全面依法治教的新时期。作为高校教师，特别是我们青年教师，要想在实践中真正做到依法治教，首先必须认真学习贯彻，必须对教育法的相关原理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一般意义上的法，是由一定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它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行为规范的总称。
教育法属于法的一种，主要是国家对教育进行管理方面的法律规范的总合，它体现了国家对教育的干预和协调。在我国，国家对教育的管理，在通常情况下是通过教育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如：学校等）的行政行为来实现的。因此，教育法就其基本性质而言属公法范畴，是行政法的一个分支，它是规范教育活动，调整教育行政管理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也就是说：教育法师调整国家在行使教育行政权力和公民在行使受教育权力过程中所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它以国家教育行政机关所实施的教育管理活动，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所进行的教育活动，公民的学习活动以及社会组织和公民所从事的与教育有关的活动中发生的社会关系为主要的规范内容。
教育法作为国家法律体系中一个相对独立的法律部门，它的任务是规范教育活动中产生的教育内部关系以及与教育有关的外部关系。教育内部关系主要包括教育行政机关与学校，学校与学生，教师与学生，教师与学校之间的关系，而教育外部关系则是主要包括教育行政机关，学校，学生，教师与其他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公民在举办，管理，实施以及参与教育的各种活动中所产生的社会关系。在我们的学习过程中，学习理解教育法，我们应该把握以下几层意思。
1、教育法首先和主要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并最终决定于物质生活条件
从法的本质上讲，教育法所确定的行为规则首先和主要体现统治阶级意志，是统治阶级通过国家制定，认可并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它是由统治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并根据统治阶级的利益标准和价值观念来调整，相应的社会关系。
2、教育法是为人们提供在教育活动中应遵循的行为规则
人们在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和各种社会关系中都有许多规范需要遵循。这些规范都是为人们的行为提供标准和指明方向的，都在一定的范围内发生效力。教育法就是为所有参加教育教学活动的人们的行为提供标准和指明方向。
3、教育法是由国家制定认可，并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行为规则
从法的产生方面看，教育法是由有立法权或立法性职权的国家政权机关通过法定程序采取制定，认可，行政，补充和废止等方式确定其行为规则，说明了教育法与国家必然联系，而其它社会规范一般都没有这个特征。从法的实施方式上看，教育法是以国家政权的强制力为后盾来保证其实施的。这是教育法与教育政策，职业道德以及各种整治规范等社会规范的主要区别。虽然任何一种社会规范都有一定的强制力，但法的强制力与其他社会规范的强制力不同，它是以国家政权的名义所表现出来的强制，是以法院，监狱，警察以及军队为强制力的后盾。违反了教育法，损害了教育法所确定的学校，教师，学生等方面的权利，或是不履行自己的法定义务，就要受到政权的强制。例如，按照我国《教育法》的规定，结伙斗殴，寻衅滋事，扰乱学校及其教育机构教育教学持续或者破坏校舍场地及其它财产的，由公安机关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侵占学校及其其他教育机构的校舍，场地及其它财产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4、教育法是以教育方面权力和义务为主要内容
从教育法的内容构成看：主要由规范性内容和非规范性内容构成，而规范性内容中，权利和义务是主要内容。如规定了学校享有的九项权利及应履行的六项义务等。这种权利和义务是具有普遍性，明确性的行为标准。教育法的适用对象和适用范围是具有普遍性的。明确性，教育法都以具体的条文等形式，明确地为人们提供标准，而不是模糊的，伸缩性很大的社会规范。例如，《义务教育法》规定凡年满六周岁的儿童都应当入学，接受规定年限的义务教育。
高等教育法范文第4篇
第一条为了发展高等教育事业,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法,根据宪法和教育法，制定本法。
第二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高等教育活动，适用本法。
本法所称高等教育，是指在完成高级中等教育基础上实施的教育。
第三条国家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遵循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发展社会主义的高等教育事业。
第四条高等教育必须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使受教育者成为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第五条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第六条国家根据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制定高等教育发展规划，举办高等学校，并采取多种形式积极发展高等教育事业。
国家鼓励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及其他社会组织和公民等社会力量依法举办高等学校，参与和支持高等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
第七条国家按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根据不同类型、不同层次高等学校的实际，推进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和高等教育教学改革，优化高等教育结构和资源配置，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和效益。
第八条国家根据少数民族的特点和需要，帮助和支持少数民族地区发展高等教育事业，为少数民族培养高级专门人才。
第九条公民依法享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
国家采取措施，帮助少数民族学生和经济困难的学生接受高等教育。
高等学校必须招收符合国家规定的录取标准的残疾学生入学，不得因其残疾拒绝招收。
第十条国家依法保障高等学校中的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在高等学校中从事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自学成才当遵守法律。
第十一条高等学校应当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
第十二条国家鼓励高等学校之间、高等学校与科学研究机构以及企业事业组织之间开展协作，实行优势互补，提高教育资源的使用效益。
国家鼓励和支持高等教育事业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第十三条国务院统一领导和管理全国高等教育事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统筹协调本行政区域内的高等教育事业，管理主要为地方培养人才和国务院授权管理的高等学校。
第十四条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主管全国高等教育工作，管理由国务院确定的主要为全国培养人才的高等学校。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在国务院规定的职责范围内，负责有关的高等教育工作。
第二章高等教育基本制度
第十五条高等教育包括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
高等教育采用全日制和非全日制教育形式。
国家支持采用广播、电视、函授及其他远程教育方式实施高等教育。
第十六条高等学历教育分为专科教育、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
高等学历教育应当符合下列学业标准：
（一）专科教育应当使学生掌握本专业必备的基础理论、专门知识，具有从事本专业实际工作的基本技能和初步能力；
（二）本科教育应当使学生比较系统地掌握本学科、专业必需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掌握本专业必要的基本技能、方法和相关知识，具有从事本专业实际工作和研究工作的初步能力；
（三）硕士研究生教育应当使学生掌握本学科坚实的基础理论、系统的专业知识，掌握相应的技能、方法和相关知识，具有从事本专业实际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博士研究生教育应当使学生掌握本学科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系统深入的专业知识、相应的技能和方法，具有独立从事本学科创造性科学研究工作和实际工作的能力。
第十七条专科教育的基本修业年限为二至三年，本科教育的基本修业年限为四至五年，硕士研究生教育的基本修业年限为二至三年，博士研究生教育的基本修业年限为三至四年。非全日制高等学历教育的修业年限应当适当延长。高等学校根据实际需要，报主管的教育行政部门批准，可以对本学校的修业年限作出调整。
第十八条高等教育由高等学校和其他高等教育机构实施。
大学、独立设置的学院主要实施本科及本科以上教育。高等专科学校实施专科教育。经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批准，科学研究机构可以承担研究生教育的任务。
其他高等教育机构实施非学历高等教育。
第十九条高级中等教育毕业或者具有同等学历的，经考试合格，由实施相应学历教育的高等学校录取，取得专科生或者本科生入学资格。
本科毕业或者具有同等学力的，经考试合格，由实施相应学历教育的高等学校或者经批准承担研究生教育任务的科学研究机构录取，取得硕士研究生入学资格。
硕士研究生或者具有同等学历的，经考试合格，由实施相应学历教育的高等学校或者经批准承担研究生教育任务的科学研究机构录取，取得博士研究生入学资格。
允许特定学科和专业的本科毕业生直接取得博士研究生入学资格，具体办法由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规定。
第二十条接受高等学历教育的学生，由所在高等学校或者经批准承担研究生教育任务的科学研究机构根据其修业年限、学业成绩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发给相应的学历证书或者其他学业证书。
接受非学历高等教育的学生，由所在高等学校或者其他高等教育机构发给相应的结业证书。结业证书应当载明修业年限和学业内容。
第二十一条国家实行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制度，经考试合格的，发给相应的学历证书或者其他学业证书。
第二十二条国家实行学位制度。学位分为学士、硕士和博士。
公民通过接受高等教育或者自学，其学业水平达到国家规定的学位标准，可以向学位授予单位申请授予相应的学位。
第二十三条高等学校和其他高等教育机构应当根据社会需要和自身办学条件，承担实施继续教育的工作。
第三章高等学校的设立
第二十四条设立高等学校，应当符合国家高等教育发展规划，符合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不得以营利为目的。
第二十五条设立高等学校，应当具备教育法规定的基本条件。
大学或者独立设置的学院还应当具有较强的教学、科学研究力量，较高的教学、科学研究水平和相应规模，能够实施本科及本科以上教育。大学还必须设有三个以上国家规定的学科门类为主要学科。设立高等学校的具体标准由国务院制定。
设立其他高等教育机构的具体标准，由国务院授权的有关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国务院规定的原则制定。
第二十六条设立高等学校，应当根据其层次、类型、所设学科类别、规模、教学和科学研究水平，使用相应的名称。
第二十七条申请设立高等学校的，应当向审批机关提交下列材料：
（一）申办报告；
（二）可行性论证材料；
（三）章程；
（四）审批机关依照本法规定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
第二十八条高等学校的章程应当规定以下事项：
（一）学校名称、校址；
（二）办学宗旨；
（三）办学规模；
（四）学科门类的设置；
（五）教育形式；
（六）内部管理体制；
（七）经费来源、财产和财务制度；
（八）举办者与学校之间的权利、义务；
（九）章程修改程序；
（十）其他必须由章程规定的事项。
第二十九条设立高等学校由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审批，其中设立实施专科教育的高等学校，经国务院授权，也可以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审批。对不符合规定条件审批设立的高等学校和其他高等教育机构，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有权予以撤销。
审批高等学校的设立，应当聘请由专家组成的评议机构评议。
高等学校和其他高等教育机构分立、合并、终止，变更名称、类别和其他重要事项，由原审批机关审批；章程的修改，应当报原审批机关核准。
第四章高等学校的组织和活动
第三十条高等学校自批准设立之日起取得法人资格。高等学校的校长为高等学校的法定代表人。
高等学校在民事活动中依法享有民事权得，承担民事责任。
第三十一条高等学校应当以培养人才为中心，开展教学、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保证教育教学质量达到国家规定的标准。
第三十二条高等学校根据社会需求、办学条件和国家核定的办学规模，制定招生方案，自主调节系科招生比例。
第三十三条高等学校依法自主设置和调整学科、专业。
第三十四条高等学校根据教学需要，自主制定教学计划、选编教材、组织实施教学活动。
第三十五条高等学校根据自身条件，自主开展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社会服务。
国家鼓励高等学校同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及其他社会组织在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推广等方面进行多种形式的合作。
国家支持具备条件的高等学校成为国家科学研究基地。
第三十六条高等学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自主开展与境外高等学校之间的科学技术文化交流与合作。
第三十七条高等学校根据实际需要和精简、效能的原则，自主确定教学、科学研究、行政职能部门等内部组织机构的设置和人员配备；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评聘教师和其他专业技术人员的职务，调整津贴及工资分配。
第三十八条高等学校对举办者提供的财产、国家财政性资助、受捐赠财产依法自主管理和使用。高等学校不得将用于教学和科学研究活动的财产挪作它用。
第三十九条国家举办的高等学校实行中国共产党高等学校基层委员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中国共产党高等学校基层委员会按照中国共产程和有关规定，统一领导学校工作，支持校长独立负责地行使职权，其领导职责主要是：执行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领导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德育工作，讨论决定学校内部组织机构的设置和内部组织机构负责人的人选，讨论决定学校的改革、发展和基本管理制度等重大事项，保证以培养人才为中心的各项任务的完成。
社会力量举办的高等学校的内部管理体制按照国家有关社会力量办学的规定确定。
第四十条高等学校的校长，由符合教育法规定的任职条件的公民担任。
高等学校的校长、副校长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任免。
第四十一条高等学校的校长全面负责本学校的教学、科学研究和其他行政管理工作，行使下列职权：
（一）拟订发展规划，制定具体规章制度和年度工作计划并组织实施；
（二）组织教学活动、科学研究和思想品德教育；
（三）拟订内部组织机构的设置方案，推荐副校长人选，任免内部组织机构的负责人；
（四）聘任与解聘教师以及内部其他工作人员，对学生进行学籍管理并实施奖励或者处分；
（五）拟订和执行年度经费预算方案，保护和管理校产，维护学校的合法权益；
（六）章程规定的其他职权。
高等学校和校长办公会议或者校务会议，处理前款规定的有关事项。
第四十二条高等学校设立学术委员会，审议学科、专业的设置，教学、科学研究计划方案，评定教学、科学厂家成果等有关学术事项。
第四十三条高等学校通过以教师为主体的教职工代表大会等组织形式，依法保障教职工参与民主管理和监督，维护教职工合法权益。
第四十四条高等学校的办学水平、教育质量，接受教育行政部门的监督和由其组织的评估。
第五章高等学校教师和其他教育工作者
第四十五条高等学校的教师及其他教育工作者享有法律规定的权利，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忠诚于人民的教育事业。
第四十六条高等学校实行教师资格制度。中国公民凡遵守宪法和法律，热爱教育事业，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具备研究生或者大学本科毕业学历，有相应的教育教学能力，经认定合格，可以取得高等学校教师资格。不具备研究生或者大学本科毕业学历的公民，学有所长，通过国家教师资格考试，经认定合格，也可以取得高等学校教师资格。
第四十七条高等学校实行教师职务制度。高等学校教师职务根据学校所承担的教学、科学研究等任务的需要设置，教师职务设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
高等学校的教师取得前款规定的职务应当具备下列基本条件：
（一）取得高等学校教师资格；
（二）系统地掌握本学科的基础理论；
（三）具备相应职务的教育教学能力和科学研究能力；
（四）承担相应职务的课程和规定课时的教学任务。
教授、副教授除应当具备以上基本任职条件外，还应当对本学科具有系统而坚实的基础理论和比较丰富的教学、科学研究经验，教学成绩显著，论文或者著作达到较高水平或者有突出的教学、科学研究成果。
高等学校教师职务的具体任职条件由国务院规定。
第四十八条高等学校实行教师聘任制。教师以评定具备任职条件的，由高等学校按照教师职务的职责、条件和任期聘任。
高等学校的教师的聘任，应当遵循双方平等自愿的原则，由高等学校校长与受聘教师签订聘任合同。
第四十九条高等学校的管理人员，实行教育职员制度。高等学校的教学辅助人员及其他专业技术人员，实行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度。
第五十条国家保护高等学校教师及其他教育工作者的合法权益，采取措施改善高等学校教师及其他教育工作者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
第五十一条高等学校应当为教师参加培训、开展科学研究和进行学术交流提供便利条件。
高等学校应当对教师、管理人员和教学辅助人员及其他专业技术人员的思想政治表现、职业道德、业务水平和工作实绩进行考核，考核结果作为聘任或者解聘、晋升、奖励或者处分的依据。
第五十二条高等学校应当为教师、管理人员和教学辅助人员及其他专业技术人员，应当以教学和培养人才为中心做好本职工作。
第六章高等学校的学生
第五十三条高等学校的学生应当遵守法律、法规，遵守学生行为规范和学校的各项管理制度，尊敬师长，刻苦学习，增强体质，树立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掌握较高的科学文化知识和专业技能。
高等学校学生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第五十四条高等学校的学生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缴纳学费。
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可以申请补助或者减免学费。
第五十五条国家设立奖学金，并鼓励高等学校、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以及其他社会组织和个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设立各种形式的奖学金，对品学兼优的学生、国家规定的专业的学生以及到国家规定的地区工作的学生给予奖励。
国家设立高等学校学生勤工助学基金和贷学金，并鼓励高等学校、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以及其他社会组织和个人设立各种形式的助学金，对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提供帮助。
获得贷学金及助学金的学生，应当履行相应的义务。
第五十六条高等学校的学生在课余时间可以参加社会服务和勤工助学活动，但不得影响学业任务的完成。
高等学校应当对学生的社会服务和勤工助学活动给予鼓励和支持，并进行引导和管理。
第五十七条高等学校的学生，可以在校内组织学生团体。学生团体在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内活动，服从学校的领导和管理。
第五十八条高等学校的学生思想品德合格，在规定的修业年限内学完规定的课程，成绩合格或者修满相应的学分，准予毕业。
第五十九条高等学校应当为毕业生、毕业生提供就业指导和服务。
国家鼓励高等学校毕业生到边远、艰苦地区工作。
第七章高等教育投入和条件保障
第六十条国家建立以财政拔款为主、其他多种渠道筹措高等教育经费为辅的体制，使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同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相适应。
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依照教育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保证国家兴办的高等教育的经费逐步增长。
国家鼓励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及其他社会组织和个人向高等教育投入。
第六十一条高等学校的举办者应当保证稳定的办学经费来源，不得抽回其投入的办学资金。
第六十二条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会同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根据在校学生年人均教育成本，规定高等学校年经费开支标准和筹措的基本原则；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订本行政区域内高等学校年经费开支标准和筹措办法，作为举办者和高等学校筹措办学经费的基本依据。
第六十三条国家对高等学校进口图书资料、教学科研设备以及校办产业实行优惠政策。高等学校所办产业或者转让知识产权以及其他科学技术成果获得的收益，用于高等学校办学。
第六十四条高等学校收取的学费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管理和使用，其他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挪用。
第六十五条高等学校应当依法建立、健全财务管理制度，合理使用、严格管理教育经费，提高教育投资效益。
高等学校的财务活动应当依法接受监督。
第八章附则
第六十六条对高等教育活动中违反教育法规定的，依照教育法的有关规定给予处罚。
第六十七条中国境外个人符合国家规定的条件并办理有关手续后，可以进入中国境内高等学校学习、研究、进行学术交流或者任教，其合法权益受国家保护。
第六十八条本法所称高等学校是指大学、独立设置的学院和高等专科学校，其中包括高等职业学校和成人高等学校。
本法所称其他高等教育机构是指除高等学校和经批准承担研究生教育任务的科学研究机构以外的从事高等教育活动的组织。
本法有关高等学校的规定适用于其他高等教育机构和经批准承担研究生教育任务的科学研究机构，但是对高等学位专门适用的规定除外。
高等教育法范文第5篇
高等教育立法的现实需求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大学教授孙兆奇
目前国内的高等教育法严重滞后于教育实践，立法体系结构不合理，政策性和原则性规定较多，立法空白点较多，程序性及配套法规缺乏，对高教机构的规定衍生了诸多问题。
我国现有的法律体系不能适应高速发展的社会需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迅猛，其成就可以通过这样一组数据来展示：1949年，我国普通高等学校共有205所，在校生约11.6万人，到1978年，普通高等学校发展到598所，在校生数约85.6万人。2010年，共有普通高等学校和成人高等学校2723所，在校生数超过3105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6.5%。近三年发展的势头更是有增无减。与此同时，我国高等教育立法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基本建立起了相对完善的法律体系，但仍存在许多问题或缺陷，尚不能完全适应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需要。
高等教育立法体系结构不合理
这与当前我国中央国家机关之间以及中央与地方之间，对高等教育管辖或管理权限划分不清有很大关系。有学者指出，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存在四种力量在发挥作用或影响力，分别为来自中央政府内部的改革力量、来自高校的力量、来自地方政府的力量和来自社会的力量。我国高等教育制度变迁和创新的最终目标是要理顺五层关系：中央与地方、政府与高校、高校与高校、高校与社会以及高校内部各权力主体之间。其中理顺中央与地方以及政府与高校这两层关系，既是理顺其他各层关系的核心，也是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难点和重点。而未能从法律或制度上有效地理顺这五种关系，可视为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法律体系形式结构和制度内容出现问题的根源所在。
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法律除了《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外，仅有《学位条例》《教师法》《职业教育法》和《民办教育促进法》，这四部法律法规是调整高等教育法律关系或者与之相关的；同时高等教育行政法规的数量也很少，调整的对象有限，这显然无法满足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需要。这样一来，对高等教育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进行法律调整的任务自然落到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等下位法上面。所以高等教育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委任性规则相对较多，从而导致不利后果：一是下位法效力偏低而作用有限；二是下位法之间以及下位法与上位法之间冲突或矛盾的情形时常出现。如《高等教育法》第二十五条规定：“设立高等学校的具体标准由国务院制定。设立其他高等教育机构的具体标准，由国务院授权的有关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国务院规定的原则制定。”由于规章等下位法的法律效力偏低，行政色彩较浓，因此在实践中往往作用力有限甚至存在负面作用。并且国务院不同部门以及不同的地方等，基于部门利益或地方利益考虑，通过制定地方性法规或规章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不正当利益，从而造成部门规章之间、地方性法规之间、地方政府规章之间以及相互之间，在对同一事项进行规定时出现相互冲突或矛盾的现象。更为甚者，现实中还存在着下位法同上位法相冲突或抵触的现象。如1997年出台的《社会力量办学条例》在2003年失效后，被《民办教育促进法》所取代，之后涉及社会力量办学的均以民办教育称呼之，而在政府规章中，如1988年制定《社会力量办学教学管理暂行规定》由于未得到及时的清理，下位法与上位法不仅在内容上、时效上存在着一定的不一致，就连名称也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差别。这显然是高等教育立法体系的结构缺陷。
我国高等教育立法结构不合理还体现在下位法未完全到位上，即下位法经常在法律时效、内容甚至形式等方面滞后，难以适应上位法的需要，以及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中暂行规定较多，而且许多至今已施行十几年甚至二十几年的行政法规和规章仍处于“暂行”的状态。如1986年制定的《普通高等学校设置暂行条例》、1988年制定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暂行条例》和1990年制定的《普通高等学校教育评估暂行规定》等。
高等教育法律法规中政策性和原则性规定较多
原因是立法理论的缺乏，特别是立法技术的落后。其中，立法技术是“研究立法工作的方法和技巧，法案表述的方法和技巧，立法研究报告写作的方法和技巧，立法评价的方法和技巧等”。立法理论的相对缺乏致使我国高等教育早期立法多是建立在政策、原则等基础之，缺少相应的法案起草、论证和修改等机制，并且理论缺乏也会带来立法技术的落后，所立之法在条文表述和逻辑结构等方面都存在许多问题或缺陷。如关于国家助学贷款的调整，当前基本法律的依据为《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但这两部法律关于国家助学贷款的规定只是原则性的。专门具体规范国家助学贷款制度的法律文件是效力层次较低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2000年中国人民银行、教育部、财政部出台了《关于助学贷款管理的若干意见》以及《关于助学贷款管理的补充意见》，才使得国家助学贷款制度具有显示可操作性。
高等教育立法空白点较多
这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过于迅猛有关，尤其与高等教育扩招以来出现的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有一定的联系。在高等教育发展和管理过程中，中央与地方、政府与高校以及高校内部之间主要的权力关系没有理顺，导致我国高等教育立法缺乏明确一致的指导方针、立法方向或目标。不同的高等教育机构在社会现实中的地位实质上是不平等的，这直接决定国家和社会在调配高等教育资源时有所偏重，其中也包括立法资源的配置，立法资源的不均衡分配必然导致在高等教育某些领域出现法律空白或制度漏洞。
从高等教育法律关系来看，其主要法律关系主体有高校、教师、职工、学生和教育行政部门。在高等教育立法所规范的所有法律主体中，调整教师的有《教师法》《教师资格条例》《教师职务条例》等法律法规，调整教育行政部门的有《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许可法》和《行政处罚法》等相关行政法律法规，但是对学生和高校这两种教育主体的法律调整却很不完善，更缺乏像《教师法》一样的专门身份法《学生法》或《高等学校法》。而且作为高等教育的受教育者的学生，目前既没有法律也没有行政法规来专门加以调整，只有低层次效力的教育部门规章，如《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学校学生行为准则》等。再如当前民办高等教育的法律保障问题，虽然我国先后颁布了《民办教育促进法》(2002年)和《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2004年)，而且个别省份也据此制定了相应的地方性法规、规章或保留了原来的社会力量办学管理法规、规章，但是现有的法律、法规和规章仍无法有效调整我国民办高等教育法律关系，即存在许多法律空白。
程序性规定较少，缺乏相应的配套性法律制度或措施
我国高等教育在管理和发展过程中存在多种力量，而且不同主体之间的关系尚未理顺或准确定位，高等教育机构的行政机构角色定位，导致至今其内部行政色彩浓厚等种种因素，使得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法律主体的权利与义务、权力与责任等更多地停留在实体规范层面，缺乏有效的实现程序或监督、救济机制。在我国高等教育立法中，不同的法律主体享有不同的权利，履行相应的义务，但是当主体的权利受到侵犯或不履行义务时，通常缺乏具体而可操作的程序救济或惩罚制度。不仅如此，对于行政机关在高等教育执法过程中出现的违法行为缺乏相应的监督制度，而且在相对人的权利救济方面也存在许多不完善之处，这样的后果往往造成高等教育法律主体的权利因缺少有效的救济机制而虚化，从而阻碍高等教育的健康有序发展。
高等教育立法内容中存在有关高等教育机构的诸多问题
这与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未充分实现产权多元化有很大关系。建立多元化的高等教育产权制度以适应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需要已成为政府和学界的共识，但是在改革实践中却暴露了诸如产权明晰、政府过多干预以及教育收费问题等，这些问题相应的也都反映到我国的高等教育立法之上，即缺乏有效的法律调整和规范，而带来了许多问题。现在仅就高等教育的职能定位而言，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立法中缺少对高等教育职能分工，即培养目标、人才结构及就业导向等问题的具体规定。这样往往导致高等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对社会的“有效供给”不足，同时又造成高等知识人才过剩、就业困难的尴尬局面出现。
自主办学需有法可依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廉政研究院院长、教授乔新生
复旦大学校长关于制定复旦大学章程的讲话，给人们留下了想象的空间。对此称道者不少，但是，也有一些评论者持悲观态度，他们认为高等院校的章程很难成为真正的“大”。坦率地说，我同意后一种看法。
在现代法治社会，凡是法律明确规定的，当事人不得约定，更不能制定章程自行其是。按照《高等教育法》的规定，高等教育机构的设立，必须经过教育主管部门批准；高等教育机构的学位、学历必须得到教育主管部门的承认；高等教育机构的学科建设，必须经教育主管部门审批；高等教育机构的招生，必须得到教育主管部门准许；高等教育机构的负责人，必须由教育主管部门任命。教育主管部门根据高等教育机构的行政级别、学科建设、学生人数下拨教育经费。高等教育机构名义上是法人，但是却没有任何自。
因此，《高等教育法》修改之前，根本不存在制定大学章程的空间。《高等教育法》规定，“国家举办的高等学校实行中国共产党高等学校基层委员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中国共产党高等学校基层委员会按照中国共产程和有关规定，统一领导学校工作，支持校长独立负责地行使职权。”高等学校基层委员会“讨论决定学校内部组织机构的设置和内部组织机构负责人的人选，讨论决定学校的改革、发展和基本管理制度等重大事项”。大学管理权力根本不在校长手中，而在高等学校基层委员会手中。
大学自治不是放弃共产党的领导，恰恰相反，大学自治就是要在充分尊重教师权利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核心作用，依靠党员模范带头作用，把党的各项主张贯彻落实到具体的工作中。换句话说，大学自治之后，党员干部再也不是高高在上的领导者，而是国家法律和大学章程的模范执行者。党员干部必须以自己的实际行动，重新赢得教师和学生的尊重。党员干部根据大学章程，维护教师和学生的正当利益，以个人的感召力发挥作用。
现在高等教育机构的核心问题，就在于领导者缺乏公信力。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不是从自身找原因，克服官僚习气，更好地分配教育资源，而是大权独揽，试图依靠各种各样的考试评估制度，迫使教师乖乖就范。在这样的教育体制下，教师的人格得不到尊重，教学的质量也很难得到保证。
彻底改革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是社会各界的普遍呼声。近些年来，我国教育主管部门实施的教育改革，要么形式主义严重，要么严重背离了改革的初衷。教学评估使得高等教育机构“民怨沸腾”，而学科点、重点实验室的申报审批制度，则使得许多高等院校的科研人员热衷于投机钻营。现在中国的高等教育机构已经形成了非常独特的评价体系，教师不是公开自己的学术观点，而是公开的刊物；学校不是公布教学质量，而是炫耀自己所得到的学科点。在这种近乎于荒唐的评价体系下，各个学校只能拼命地弄虚作假。
深圳市人民政府设立了南方科技大学，试图在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中另辟蹊径，但是，他们的改革碰上了软钉子，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始终不予审批。南方科技大学负责人遂决定自行颁发学位，彻底摆脱对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依赖。这项改革迎来了一片喝彩之声。不过，也有人感到忧心忡忡，他们担心南方科技大学的毕业生今后在社会上难以生存，因为高等教育主管部门创制的学历学位认证体系，会使得这个学校的毕业生寸步难行。所以，如果不尽快修改《高等教育法》，那么，即使满腔热情，也很难打破现有的制约瓶颈。
笔者呼吁尽快将《高等教育法》的修改提上议事日程，因为只有这样，高等教育改革才能有所突破，制定大学章程才有法可依。
关于《高等教育法》的修改建议
全国人大代表、阜阳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副院长卢凌
过去十年我国的高等教育规模、体制、管理模式、资金投入渠道均已发生了很多变化。为规范各类院校的办学行为，保障我国大学能够健康发展，应尽快修改《高等教育法》。为此建议：
第二章第十六条“学业标准”，已不能概括当前出现的大众化的多种多样的学业标准，特别不适合高职的学业标准。应参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标准分类法》中有关第三级教育的要求予以修改。
《总则》中应增加一条，高等教育的举办者可以分为公办、民办。在法律上肯定民办高等教育的法律地位，并给以相应的界定。
第四章中有关高等学校自的规定，应增加民办院校的办学自。
第七章关于高等教育的投入和条件保障规定部分，应考虑到与民办高等教育相适应，对民办高等教育的投入予以规范。
关于设立学术委员会，应明确在教师中选举产生，各个部门的行政主管只能列席参加，不能作为当选委员。
第一章第五条“高等教育的任务”，应修改为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具有人文素养、科学素质、创新精神、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
根据“以生为本”的理念修改第六章《高等学校的学生》，应反映出学校为学生服务的观念，鼓励学生主动自觉地参与自我管理。
高等教育法范文第6篇
关键词：法治；高等教育法治化；法治化挑战
党的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的第九条提出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明确指出：“建设法治中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决定》的出台推动了法治建设的步伐。2015年，国务院《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年）》。2016年1月，教育部《依法治教实施纲要（2016-2020年）》。高等教育法治化是法治中国建设在高等教育中的体现，是法治中国建设有机整体的一部分。
如果说政策的导向是高等教育法治化的号角，那么，高等教育治理的失当与混乱（如越权行为、权责失范和程序不当等非法行径的大量存在）则是高等教育法治化的内在动力。与此同时，“就像战争的意义太重大，不能完全交给将军们决定一样，高等教育也相当重要，不能完全留给教授们决定”[1]。高等教育在国家社会生活中是如此重要，以致不能容许半点忽视。高等教育的重要性和面临问题的严重性都推动了高等教育法治化进程。
一、什么是法治
法治是被F代社会所普遍认同的，并已成为一条不证自明的社会公理。它体现了现代文明的基本精神，亦是现代文明区别于以往文明形态的一个重要标志。那么，什么是法治？它为何被如此推崇？19世纪的英国法学家戴雪（ A.V.Dicey）从已有的法治体制和经验出发，首次相对全面地阐述了法治概念的内涵。他在《宪法性法律研究导言》里写道：“构成宪法基本原则的所谓‘法治’有三层含义，或者说可以从三个角度来看。首先，法治意味着，与专横权力的影响相对，正规的法律至高无上或居于主导，并且排除政府方面的专擅、特权乃至宽泛的自由裁量权的存在。其次，法律意味着法律面前的平等，或者，意味着所有的阶层平等地服从由普通的法院执掌的国土上的普通的法律。此意义上的‘法治’排除这样的观念，即官员或另类人可以不承担服从管治其他公民的法律的义务，或者说可以不受普通审判机构的管辖。……作为其他一些国家所谓的‘行政法’之底蕴的观念是，涉及政府或其他雇员的事务或讼争是超越民事法院管辖范围的，并且必须由特殊的和或多或少官方的机构来处理。这样的观念确实与我们的传统和习惯根本相悖。最后，法治可以用作一种事实的语式。这种事实是，作为在外国自然地构成一部宪法典的规则，我们已有的宪法性法律不是个人权利的来源，而是其结果，并且由法院来界定和实施；要言之，通过法院和议会的行动，我们已有的私法原则得以延伸至决定王室及其官吏的地位。因此，宪法乃是国内普通法律之结果。”[2]归纳起来，这段话有三层意思：第一，人人皆受法律统治而不受人性统治；第二，人人皆须平等地服从普通法律和法院的管辖，无人可凌驾于法律之上；第三，宪法源于裁定特定案件里的私人权利的司法判决，故宪法为法治之体现或反映， 亦因此， 个人权利乃是法律之来源而非法律之结果①。
第一，法治是相对于人治的概念。法治不是人的任性统治，而是法律的统治。这种统治的实施者是法律的意志。法律的意志，可以表述为宪法，在历史上来源于人们处理纠纷的解决经验。[3]这种经验在一个较长的时间维度上不断地被反思和重构，慢慢成为传统和习惯，而具备不以个人情感和欲望而改变的权威，是人类理性的结果。早在古希腊时代，亚里士多德就说过：“若要求法律来统治，即是说要求神\和理智来统治；若要求由一个人来统治，便无异于引狼入室。因为人类的如野兽，虽至圣大贤也会让强烈的情感引入歧途，惟法律拥有理智而免除。”[4]
第二，法治意味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没有特权的个人，更没有特权的阶层与团体。在《政治学》中，亚里士多德说：“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本身又应该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5]亚里士多德所指出的法治，是对已成立的法律的普遍服从，即从人的态度上强调了法治需要人们的普遍认同，或者说法治是人们普遍认同的结果，这种认同的前提，要求法律应该是良好的法律。
第三，个人权利乃是法律之来源而非法律之结果。在戴雪的演绎中，法治是一个与“人治”相对立的概念， 法治本身就是为了通过法律遏制政府权力而被提出来的，出发点并不是为了通过法律管治普通民众。戴雪对法治的解释无疑具备英国的特色，也可以被认为是海洋法系的特征。法治的目的在于限制专横权力②，而限制专横权力则是为了保障个人的权利。这一点与欧洲大陆法系有异曲同工之处。西塞罗曾说过：“为了自由，我们才服从法律。”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认为法的理念是自由。而这一法治的核心价值又被哈贝马斯所延伸，在《自由的构造》一书中，哈贝马斯写道：“当我们服从既定的、不管对谁都适用的一般性抽象规则意义上的法律的时候，我们没有服从他人的意志，并因此是自由的。这是因为，立法者并不知道他的规则将适用的特定案件，同时，适用规则的法官在按照既定的规则体系和案件的特定事实得出结论时是无可选择的，这样，就可以说是法治而不是人治。”[6]现代法治的概念是西方的“舶来品”，其核心是人的自由与尊严，故而说个人之权利乃是法律之来源而非法律之结果。法治是为了保障人的自由与尊严的治理，它意味着法律的统治，它内在要求普遍的服从。人类的理性是有限的，法律的统治也不是万能的，但历史的经验表明：在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所有备选方案中，法治是最为实用的和最为廉价的，拒绝了法治，我们将会付出加倍的惨痛代价。[7]
・教育管理・论高等教育法治化的意蕴与挑战
二、高等教育法治化的意蕴
在我国的高等教育领域，以政府为主导的资源配置方式，一直以来都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长期的制度惯性不只导致大学知识生产的高度低效化，更使大学无法具备应有的适应性和竞争力。在这种情况下，法治化作为一种治理理念，应时应势地被引入到高等教育领域。高等教育法治化意在厘清高校在办学中所形成的各种社会关系，明确各种关系主体在法律上的权利义务，最终实现对权利主体的法律保障。[8]既防止无谓的社会干扰影响大学职能的实现，又要保障大学的运行体现公众的利益诉求。同时，高等教育法治化意在规范大学内部的管理行为，明确大学内部各主体之间关系的权责划分，保障高校运行的有序和高效。既要保持大学继承追求真理和形塑完满人格的传统，还要确保大学对时代的敏感性，回应时代的需求并引领时代的发展。对高等教育法治化的描述，指向高等教育法治化的主体关系、运行方式以及高等教育法治化的特性。
高等教育法治化要求高等教育主体之间的权利关系的确认。在通俗的意义上，就是制定高等教育的相关法律法规。权利关系的确认是一种契约关系的生成，类似于商业协议，它需要参与者的主动和自愿，更要求参与者对契约的遵守。现代大学是大规模的、复杂的和多维度的组织。当下提出的高等教育法治化需要面对的主要两对关系是：政府与大学的关系和大学内部的关系。聚焦我国大学的发展困境，在大学与政府的关系中，我们需要改变大学在管理权上受政府直接领导的局面，降低大学生活中直接政治的影响，增强大学的责任感和活力。在法律的制度层面，形成关于大学管理权中大学管理与政府监督的新型关系。在大学内部，为建设卓越的大学，我们的校长、党委书记、教授、学校的行政工作人员和其他在大学工作的成员同心协力、共同参与制定一个适应本校发展的权利关系的规范体系。也就是国内大部分高校已完成的或正在着手进行的大学章程的制定，需要明确学校内部各部门的职能和性质，增强学校行政系统工作人员的服务意识，确保教务系统教师的责任感和激发学术系统研究者的创造性之间达成有效的共识。在技术的规范上，高等教育法治化要求权利关系的内容明确、权责清晰、前后一致，杜绝权责模糊、前后矛盾的混乱现象发生。
高等教育法治化意味着高等教育中主体权利与主体之间权利关系的彰显。为了保障对已形成权利关系的遵守，它内在要求对任意的权利关系进行规范，即高等教育法律管理高等教育事务。在盎格鲁-撒克逊的传统中，法律是个人权利伸张后规范化的结果，法律后于主体权利意识而生成。所以，无论在逻辑上还是经验上，法治都是主体权利和意志伸张的结果，这种结果不是指任性的主宰，恰恰相反，它意味着普遍性的法律统治。法律统治的普遍性意味着法律规范的广泛适用。相对于个人权利的任性，高等教育法律作为一套稳定的、可预期的行为规范，它能有效地规避大学管理中管理人员个体行为的任意性，确保大学中主体规范内权利的行使。主体权利的行使首要取决于主体权利意识的觉醒，高等教育法治化不但致力于大学中主体权利的张扬，还要塑造大学中权利主体对自我权利的认知意识，即实现大学中的主体，校长、教授和学生的权利主体意识的觉醒。高等教育法治化在内在意义上是法律的规范化统治，需要大学内部主体的权责意识觉醒和主体权利行使的规范。
高等教育法治化是一个长期的、不间断和逐渐推进的过程。长期性、不间断和渐进化，是高等教育法治化推进的外在表现，其长期性是就法治化的时间表而言，任何理念的被接受并开始发挥作用，都是长期的过程，高等教育法治化同样如此；而法治化的不间断性则是法治化本身的要求，时而有效，时而无效式的推进只会破坏法治理念的权威性；强调渐进性则意味着，法治化不但是一个不断向前，深化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稳步推进的过程。而在内涵上，高等教育法治化是在理念上的不断被认同，更是一种理念不断向制度转变的过程。高等教育法治化只有作为一种制度化的进程才能存在，在这样的一个制度化的过程中，高等教育法治化变得具体而实在。在这个意义上，高等教育法治化是法治理念在高等教育领域制度化的过程。“大学在多大程度上将理念转化成具体实在的制度，这决定它的品质。倘若将它的理念剥离出来，大学就一文不值了。”[9]如若抛弃法治的核心理念而推进的法治化，最后收获的只有虚置的制度。潜在的更恶劣的影响在于制度的权威性丧失，当制度不再被认为是一种有效的规范时，制度改革也就无从谈起了。故而，高等教育法治化作为一种制度化过程，它既要求遵循法治理念的制度生成，更需要架构制度的生效。
高等教育法治化是我国社会治理法治化的一部分。在本质上，高等教育法治化是一个治理范畴，它目的是为达到一种良好和有序的治理水平，使大学切实地实现其职能。同时，要清晰地了解，通过高等教育法治化达到的治理应该是一种以法治为核心内涵的治理。无论就法治下的特殊性还是治理的主体性，高等教育法治化是聚焦于大学的发展的，即高等教育法治化的根本是推进高等教育治理的有效性。
三、高等教育法治化面临的挑战
法治化是我国法理学和法律学对法治推进的新阐释，此内涵更清晰和更广泛的法治概念经由政治影响而延伸到我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于是在高等教育领域也出现了高等教育法治化的概念。追根溯源，现代法治渊源于英德两国的法治思想。[10]法治化包含法治中国化的意味，即是说，法治化是一个移植命题。按照法治―法治化―高等教育法治化的逻辑谈论高等教育法治化，高等教育法治化很难避免被称为“双重”移植命题。以“移植”的思路来思考高等教育法治化面临的挑战，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考虑：一是法治中国化，二是法治高等教育化。从经验和逻辑论，我国高等教育法治化要面临法治中国化中传统社会伦理与近代法治思想的冲突和国内法治客观现实环境带来的挑战，也要着力应对法治高等教育化中法律规制与知识生产的逻辑冲突和大学特殊法律关系伴随的困扰。
（一）传统中国社会与现代法治社会的冲突
以自在自为的自由的意志为逻辑起点，黑格尔推论善的理念在自身反思着的意志和外部世界中得到实现，以至于作为实体的自由不仅作为主观意志而且也作为现实性和必然性而实存。绝对的普遍的实存的善的理念，也就是伦理，其实体同时是自然精神――家庭，在它的分裂或现象中――市民社会，国家――普遍而又客观的自由。黑格尔认为伦理是在它概念中的意志和单个人的意志即主观意志的统一。伦理的最初定义又是某种自然的东西，它采取爱和感觉的形式，也就是家庭。在这里个人把他冷酷无情的人格扬弃，他连同他的意识是处于一个整体之中。但在下一阶段，我们看到原来的伦理以及实体性的统一消失了，家庭崩溃了，它的成员都作为独立自主的人来互相对待，因为相需相求成为联系他们的唯一纽带，也就是市民社会。国家是第三个阶段，即个体独立性和普遍性实体在其中完成统一的那种伦理和精神。[11]
现代法治思想是独立自由个体为实现自身需要的产物，其诞生的土壤是工商业发展后的以城市为载体的市民社会。“市民社会是处在家庭和国家之间的差别的阶段，在现代世界中形成。在市民社会中，每个人都以自身为目的，其他一切在他看来都是虚无。但是，如果他不同别人发生关系，他就不能达到他的全部目的，因此，其他人便成为特殊的人达到目的的手段。由于特殊性必然以普通性为条件，所以，整个市民社会是中介的基地。”[12]简单一点说，市民社会是各个成员作为独立的单个人的联合。这种联合是通过成员的需要，通过保障人身和财产的法律制度，以及通过维护他们特殊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外部秩序而建立起来的。所以说，整个市民社会是中介的基地，所谓的中介也就是普遍性的法律。普遍性法律建立的前提是自然精神――家庭的崩溃。家庭崩溃特指构成社会内在精神伦理的转变，不是家庭作为社会基本单位的崩溃。
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中最重要和特殊的是家族制度。针对这一点，日本学者稻叶君山曾这样说：“保护中国民族的惟一屏障，是其家族制度。这制度支持力之坚固，恐怕万里长城也是比不上的。”[13]家族是中国社会的核心，它是一个“紧紧结合的团体”，整个社会的价值系统都经由家的“育化”与“社化”作用而传递给个人。“中国的社会结构是以家庭为基础，家庭中的成员关系是以父与子的关系为‘主轴’，其他种种关系也都以这一主轴为中心。父子的关系不但发生作用于家庭之中，而且扩及于宗族，乃至于国家。”[14]传统中国的社会关系以家族为核心进行构建。费孝通先生揭示中国乡土社会的基层结构是一种“差序格局”，是一个“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15]。在传统中国，家即是国，国亦是家，当由家族产生的“差序关系”社会化之后，以师徒、同窗、同乡为，家族为核心，整个传统中国的社会结构基本形成一个差序格局的社会。即社会以个人社会关系为网络互相进行辐射，个人的社会关系成为社会通行“货币”，也就是说中国传统社会是以家族伦理为合法性而构建的社会。
市民社会中，独立个体经由法律的中介作用而实现自己需要。在传统中国，人通过家族辐射的社会关系来解决问题。事实上，中国传统的农村家族在五十年代的中遭受严重破坏，整个社会亦在改革开放后发生巨大改变，经济的市场化、人口的频繁流动、对经济行为中契约精神的遵守等等皆从不同方面形塑现代中国的社会运行方式。现代中国社会已不是单纯地以家族伦理为根基的社会，但传统伦理依然深深地影响着中国现代社会。关系是人们处理事情的重要选择，或者说首选。正如亨廷顿的观察：“在中国，信任和承诺取决于私交，而不是契约或法律和其他法律文件。”[16]现代中国社会处在转型期，社会中充斥着不同的价值观，其中，由家族伦理辐射的“差序关系”与现代法治社会的背道而驰凸显了传统中国社会与现代法治社会的冲突。
（二）法的客观现实性
法的统一性指法的内在规定性和客观现实性统一的同时，两者是内在相关的。法的客观现实性不同于法的内在规定性，法律的内在规定性主要在于它不仅对普遍存在物是适用的，对特殊物乃至个别事物依然直接适用。法的客观现实性，一方面对意识而存在，总之是被知道的，另一方面具有现实性所拥有的力量，从而也是被知道为普遍有效的东西。[17]法的内在规定性，即法的普遍适用性建立在法的客观现实性之上。也就是法的普遍适用性需要法的普遍存在，这种普遍存在意味着法律存在于每个个体的自我意识之中。法的客观现实性的一方面，即法律必须普遍地为人知晓，然后才有约束力。另一方面则在于法律的普遍有效。现代法学家认为，法的震慑力（亦可认为法的有效性），源于承担犯罪后果的必然性，而非承担犯罪后果的严重性。严刑酷法并不能有效解决法治的客观现实性，法治必须建立于违法的惩罚必然性。法律只有普遍有效，法治才具备现实性。
法的普遍存在可以认为是法律知识的完全普及。但完全普及是一种逻辑想象状态，在现实中考虑法的普遍存在一般调查法律知识的普及性。法律知识的普及，看似简单，但实施起来极其困难。没有什么问题比观念和习惯的转变来得更缓慢、更困难。大学生和农民法律意识的相关研究成果表明，我国大学生整体法律知识存在明显欠缺，中国农民法律意识现状是以淡漠为其表象特征的，法律对农民而言是“天高皇帝远”。在大学生中，对法律知识完全不了解、基本不了解和比较生疏的比例达到60%-70%。依据上述研究成果可知，国内的相关法律未能普遍为人所知，更准确地讲是普遍不为人知。
法律的普遍有效性植根于违法惩罚的必然性。法律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来自法律的权威性，而权威性在现实层面取决于违法惩罚的必然性。也就是在我国的法治建设中被经常谈到的“违法必究”。如若犯罪现象得不到及r和公正惩罚，法律的权威性就会丧失；而当法律丧失其权威性之时，民众对法律的遵守和求助意识会自然下降。此时也就进入低权威导致低意识，低意识持续弱化权威的恶性循环。此种恶性循环在国内明面上党政规则和私下个人承诺的社会法则运行下更趋普遍。法律的普遍为人所知是法的客观现实性实现的前提，而法的普遍有效则是保障法的客观现实性的内在机制。
（三）法律规制介入知识生产的困扰
大学自诞生起，由于教皇和王室的“特许状”，大学是自治的，这种自治权利是广泛的。直到16世纪中期，校长还是大学中的最高司法官员，他主要负责维持秩序和避免暴力行为，此后，他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道德和处理投诉上。[18]由此可知，近代早期大学（1500-1800年）的自治权利是包括司法权的（只有极少数大学、学院及其相关成员受到普通公共法庭的控制）。然而，大学当局拥有司法权会引起一定的问题，如果校长接到的是投诉问题，是学生与市镇民众的纠纷问题，甚至是学生投诉学校的问题，很难不怀疑学校法庭会一如既往坚持公正的立场，这自然导致了市镇和大学司法间的紧张关系。[19]所以进入20世o后，各国政府首先做的就是强化立法，他们往往废止大学成立之时特许状的内容，以及自中世纪以来的形成的高等教育传统。[20]在这个意义上，欧洲大学的司法权从此不被认可，司法权利统一收归政府司法系统。
不同于欧洲大学，我国大学与政府从未存在司法权的纠纷问题。在我国，司法权一律属于政府的司法系统，但我国大学确实有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无讼时期（即大学及其管理者没有成为被告），也就是事实上的大学内部处理自己的法务问题。自从1998 年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田永胜诉开始，高等学校不断地被推上被告席。“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我国高等教育领域中的“无讼”状态， 由此成为历史。[21]在美国高等教育法治化的过程中，判例法发挥重要作用。美国大学建立初期，一些学院曾与当地政府、社区、宗教团体因不同纠纷诉诸法庭，当地法庭在审理中形成了不同的“判例”。[22]后来，从1964年到1993年，美国最高法院涉及“学院与董事、行政管理人员和教职工”等内容的就达 92件，在处理这些案件的过程中，法官往往援引相关判例。因为判例法的传统，美国大学的司法权一直属于国家司法系统。至20世纪末，世界上主要国家的大学都不具备司法权，换句话说，法律规制介入知识生产在20世纪末已经普遍成为事实。
法律规制介入知识生产引起了巨大的波澜，美国三十年内的近百件案例是明证。那么，是哪些问题成为法律规制介入知识生产的雷区？又是什么原因导致法律规制介入知识生产成为众多案件的触发点？熟悉相关历史的人知道学术自由事件和学生与大学管理者冲突是广泛发生的。前者涉及思想自由与法治内涵的冲突，后者受制于大学在法律关系中的弱势境地。
大学是具备传统的组织，近千年的历史是最好的备注，这也是为什么各国政府在取消大学司法权的同时，基本都明确而又坚定地宣布：尊重无形但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思想自由，尤其是要尊重高等教育应享有的自由。法律是个人自由权利的结果，其源于独立个体的相互需要。法治作为一种有约束的权威，意味着一种消极的自由。它的意义在于个人自由权利的行使要以不损害他人的自由为前提。思想自由，或者说学术自由是一种特殊的自由，也应该是一种绝对的自由，不允许附加任何前提条件。思想是有后果的，而且只有这些后果在校园以外的经验验证下，思想才能被充分理解。[23]思想需要自由讨论、传播乃至实验，在这种逻辑下，思想必然进入法律领域，人们需要执行消极的自由，而这无疑破坏了学术自由。更现实的问题是，关于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问题的案件在我国大学司法历史中并没有先例。虽然我国的司法体系不支持判例法而实行成文法，但没有任何诉讼史的司法揭示问题存在的多种可能。其一，关于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问题的司法权限不在司法部门；其二，大学和教授没有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的权利意识，从未维权。无论哪种可能是真实的，对我们来讲都是失败的。学术自由与法治限制的内在冲突是法律规制介入知识生产的最大挑战。
大学是一所学校，但也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学校。在法律体系中，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也是特殊的。高校与学生间是一种复杂结构的法律关系，其中既包括隶属型法律关系，又包括平权型法律关系。[24]隶属型法律关系既意味着高校对学生负有责任，又表明大学是隶属于政府的限定法人。平权型法律关系则保证学生、教授或者大学其他利益相关者在法律事件中获得与高校同等的法人地位。大学特殊的法律关系致使大学身处不利地位。在法律体系中，大学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却只拥有有限的权利；与之相对比，大学的关系客体却是享受更多的权利而只承担很少的义务。高等教育是公民受教育权行使的高级阶段，关乎公民重要政治权利的实现。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社会组织，在知识社会中，大学是社会的动力站。无论对于公民个体，或是对于社会中的企业，还是整个社会，大学在现代社会是不可或缺的。大学处于极端重要的地位，是社会的焦点，如同干燥的森林，风吹草动即是轩然大波。重要的地位和不对称的权责关系不可避免地导致高校案件频发。
四、小结
综上所述，高等教育法治化是法治理念应用于高等教育领域的实践。我国高等教育在法治化过程中，会面临社会形态与法治理念的适应性困难，法治的客观现实性以及法律难以介入知识生产的挑战。但这不意味着我国高等教育无法成就法治化，恰恰相反，挑战的出现也示明了前进的方向！
注释：
①莱兹（Joseph Raz）解释法治的价值时，第一点就直言法治能够抑制专横的权力。
②在此处谈及的传统社会是在社会学和文化学的概念上论述的，故而，所言传统社会形态，乃在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层面，这也考虑法治作为社会治理命题的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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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法范文第7篇
关键词：当代中国 社会调控 公民塑造 高等教育法规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28-0311-02
当代中国高等教育法规的发展，体现了国家教育的“价值理性”的变迁。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将理性分为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所谓价值理性，是指“通过有意识地对一个特定的行为――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作任何其他阐释的――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的纯粹信仰，不管是否取得成就”；所谓工具理性，是指“通过对外界事物的情况和其他人的举止的期待，并利用这种期待作为‘条件’或者作为‘手段’，以期实现自己合乎理性所争取和考虑的作为成果的目的”[1]。工具理性，主要包括“制度理性”和“程序理性”。任何工具理性的背后都有价值理性的存在，而任何价值理性的实现都必须由工具理性来完成。作为制度理性的当代中国高等教育法规，其背后的“价值理性”经历了从最初的“社会控制”到后来的“公民塑造”的演变。
一、社会调控：1978年前高等教育法规的理念
从1949年新中国建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前，中国的高等学校和其他单位一样，都是作为社会控制的手段而存在的。因此，主导高等教育发展的法规，也是围绕着“社会调控”的理念而发展的。社会控制理论的创始人罗斯认为，“社会控制在其真实意义上说，它是历史传统和社会团体的保障；它不仅是现在的人所从事的工作的保护者，而且是过去的人为后代所从事的工作的保护者；它不仅是无数人最珍贵财产的保护者，而且是人类精神财富的保护者――即是人类自己自由从事和享受的各种发明和创造、艺术和科学、令人愉快的工作和探索医治疾病的奥秘等等的保护者。”[2]社会调控实质上是，对人类的需求和供给的调节，其存在的前提是社会资源总量的不足。
1949年新中国产生之后，中国的高等教育资源非常有限，无法满足全社会的需求。因此，为了调节这种供需的不平衡，社会控制的理念就应运而生。1949年之后国家颁布的高等教育法规或文件，都是围绕着如何实现教育资源的供需平衡而产生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在1958年9月的《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以及围绕该指示所颁布的《关于高等学校和中等技术学校下放的意见》、《关于教育事业管理权力下方问题的规定》、《关于在高等学校中指定一批重点学校的规定》、《关于高等学校师资的补充、培养和调配的规定》、《关于高等学校毕业生分配暂行办法（草案）》、《关于高等学校教师职务名称及其确定于提升办法的暂行规定》和《关于全国高等学校暂行管理办法》等教育法规和规章，很好地体现了1978年前中国高等教育法规的理念。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中国高等教育法规很好地解决了高等教育资源的供需矛盾。阶级斗争和建基于此的革命观，主导了新中国各领域的发展。作为人民民主的主体――无产阶级，成为高等教育资源的主要“消费者”，而作为人民的对象――“地、富、反、右”，则成为被抑制的消费者。正是通过社会控制理念而产生的高等教育法规，解决了高等教育资源与对高等教育需求之间的严重不平衡。
二、公民塑造：改革开放后高等教育法规的理念
从1978年之后，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开始逐渐摆脱传统的社会控制理念，而是开始转向公民塑造的发展模式。这种转变主要是基于高等教育资源的快速增加的现实，尤其是1999年的《高等教育法》和《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规定》的出台引发了中国高等院校的扩招；在此之后颁布了《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学位条例》、《民办教育促进法》、《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等相继出台。这促使了中国高等院校的数量、招生人数、在校生人数、毕业生人数以及学校的规模大幅度增长。招生人数的迅速增加，表明了中国高等教育资源的快速增长。
公民塑造的理念，注重公民自身素质的提高，着眼于对公民自身的权利意识的培育。这种教育理念的转变，集中体现在1998年通过的《高等教育法》。高等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再是以“阶级身份”为基础，而是以个人的能力为基础，即凡通过国家高等学校入学考试的学生都可以进入高等学校学习。公民塑造的理念，体现在以下规定中：一是高等教育的目的，即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使受教育者成为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富人建设者和接班人；二是国家教育资源的分配将按照市场的原则进行，即国家按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根据不同类型、不同层次高等学校的实际，推进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和高等教育教学改革，优化高等教育结构和资源配置，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和效益；三是规定了高等学校学生的权利，即高等学校的学生在课余时间可以参加社会服务和勤工助学活动，可以在校内组织学生团体。价值理性的转变并不代表着制度理性的转变，但是，价值理性的转变却是制度理性转变的基础。当代中国高等教育的理念已经转变，但是高等教育法规还没有完全实现从社会控制到公民塑造的转变。这种未完成的转变，体现在当代中国高等教育法规还存在着的种种不足。
三、理念与制度的脱节：当代中国高等教育法规的困境
当代中国的高等教育理念已经发生了转变，但这种转变并没有体现在高等教育法规的转变上，理念与制度的脱节，导致了当代中国高等教育法规的种种缺陷。主要表现在：
1.从具体内容来看，高等教育法规的可行性、合理性、合法性存在着相当的不足。具体体现在：“高等教育立法的实体性内容的公正性、平等性、科学性与宪法、行政法和民法的基本原则有不适应之处；高等教育立法的程序性内容的数量大大少于实体性内容；程序性法律规范的可行性和合理性存在着相当的不足。”[3]
2.从整体结构来看，高等教育法规的结构并不完善。具体表现在：“在纵向结构上，高等教育立法中存在上位法与下位法之间的衔接不足，影响教育法制有序与协调；在横向结构上，高等教育立法所调整的教育法律关系存在立法真空现象，有损法制的完整与统一。”[3]这也就是学者们经常提到的“配套立法严重滞后”[4]，例如，《高教法》在一些条款中留有授权性的规定如“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依法”等等，但在实施中这些“国家有关的规定”，行为所依之“法”的制定并没有及时跟上，导致实践中行为主体因没有统一明确、具体的实体性和程序性规范而各行其是。
3.从法规的执行来看，高等教育法规的贯彻并不理想。当代中国高等教育法规体系的不完善，导致了中国高等教育的混乱。而颁布的法规得不到贯彻，更加剧了这种混乱。教育管理者很少从法律的角度来思考学校和学生的关系，较少依照法律来管理学生。比如，2003年7月教育部颁布的《关于加强依法治校工作的若干意见》后，各个学校均开始加大对依法治校理念的宣传，但由于缺乏统一的模式和具体的标准，各级学校依法治校的工作进程不一。有些学校甚至走向了误区，将依法治校片面理解为“以罚治校”，扭曲了高等教育法规的本意。
四、制度理性的完善：当代中国高等教育法规的发展
要走出当代中国高等教育法规的困境，就必须从完善教育法规来入手，使当代中国高等教育的理念与制度实现统一。要完善教育法规体系，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高度重视高等教育法学的研究，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理论指导。高等教育立法的完善，除了要不断总结教育经验之外，还应该加强对高等教育法学的研究，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要加强对现有高等教育法规的研究，并积极吸收其研究的最新成果；另一方面要大力加强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为立法提供理论指导和依据。这意味着，高等教育法学的研究，需要进一步加强教育界与法学界之间的沟通与合作，积极培养精通法学和高等教育的人才，为当代中国高等教育法规的发展奠定基础。
2.确立“公民塑造”的教育理念，加快对现有高等教育法规的整合，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思想指导。当代中国的高等教育理念正处于一个由“社会调控”转向“公民塑造”的过程，现存的高等教育法规依然存在着一些以传统教育理念为指导的法条，这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因此，要加快当今中国高等教育的步伐，就必须对已经不适用的高等教育法规进行清理：一方面，行政部门要在内部进行自我清理；另一方面，国家应根据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在2005年12月16日修订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经济特区法规备案审查工作程序》，加强对高等教育法规的违宪审查。
3.加快高等教育法规体系的发展与完善，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制度保障。立法是法制建设的首要环节，良法是实现法治的前提，这意味着：法律在内容上要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反映人民的意志和法治精神；在形式上符合立法的技术规范要求并有完备的实体性规范和程序性规范，既要保障立法的数量，更要保证立法的质量。鉴于中国高等教育立法尚未建立一个完备的法律体系，中国高等教育法规的建设，应当遵循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连续性与前瞻性相结合，科学性与稳定性相结合的基本原则，所建立的法规体系应当符合协调性、衔接性、不抵触性的基本要求。
收稿日期：2011-06-15
作者简介：张（1982-），男，河南南阳人，讲师，博士研究生，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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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法范文第8篇
关键词：高等教育法；教育法；依法办学
2015年12月2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以下简称《教育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以下简称《高等教育法》）的决定，对教育法、高等教育法作出部分修改，实现制度性突破，对深化我国高等教育领域的依法行政，落实高校办学自，推动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具有重要的制度保障意义。
深化教育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落实简政放权
修改后的《高等教育法》规定，“设立实施本科及以上教育的高等学校，由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审批”，设立实施专科以下高校的权力下放到省级人民政府，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仅保留备案权，这是在教育领域里面推行的简政放权，下放审批许可权，体现了进一步加强省级政府统筹权的导向。
深化教育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教育系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的具体举措，既是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教育行政部门转变政府职能、推动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途径。深化教育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规范教育行政审批行为，落实和扩大省级政府教育统筹权，对于促进高等教育均衡发展，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建设至关重要。此次修法将专科以下高校的设立权下放给省级人民政府，有利于充分调动各地省政府的积极性。为避免权力滥用和地方突击建校的冲动，在放权的过程中要强调动态平衡，建立质量监管机制，保障高等教育质量。
区分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学校，实行分类管理
在探索营利性和非营利性民办学校分类管理试点的基础上，修改后的《教育法》取消原《教育法》中第二十五条第三款“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举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的限制性规定；同时，修改后的《教育法》规定，“以财政性经费、捐赠资产举办或者参与举办的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不得设立为营利性组织”。修改后的《高等教育法》在设立高校的目的一款也已经删除了“不得以营利为目的”的表述。这些修改意味着公益性质的教育事业发展与办学机构的营利性并不冲突，未来我国的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将分为营利性和非营利性两大类，民办院校既可以是营利性的，也可以是非营利性的，这体现了国家进一步引导市场和社会力量参与办学的导向。
为了保障民办学校教育改革的顺利推进，吸引民间资本进一步提供多样化的教育服务，保护民办学校及其举办者的合法权益，对于非营利性、营利性民办学校进行分类管理。两类民办学校执行不同的会计制度、收费政策。对非营利性民办学校和营利性民办学校实行差异化财政扶持和税收优惠制度。对于两类不同性质的学校，政府应实行不同的监管方式。通过设立准入制度，加强信息公开，强化事中和事后监管，保证各类民办教育健康有序发展。
建立多元筹措教育经费机制，落实学校法人财产权
修改后的《高等教育法》在第六十条规定了高等教育的投入机制，进一步明确：“高等教育实行以举办者投入为主、受教育者合理分担培养成本、高等学校多种渠道筹措经费的机制。”这一规定强调受教育者应当合理分担培养成本，或为多年滞涨的高等教育学费拓展空间。落实学校法人财产权，依法依规对财政拨款、政府补助资金等所形成的资产、受赠资产、举办者投入、受教育者合理分担的培养成本以及办学积累形成的资产等进行分类记入相应资产账户、定期进行清产核资，实行分类会计核算。
改革高等教育质量评估机制，加大处罚力度
关于高等教育质量评估，一方面，修改后的《高等教育法》明确“高等学校应当建立本学校办学水平、教育质量的评价制度，及时公开相关信息，接受社会监督”。这一规定承认了全国教育水平的差异性，主张以不同的标准来公正、科学地评价高校教育质量。这要求各高校构建符合本校办学特点的内部质量评价体系，也是教育评估制度的一大进步；另一方面，此次修法还对教育行政部门提出了要求，即教育行政部门负责组织专家或者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对高校的办学水平、效益和教育质量进行评估，评估结果应当向社会公开，体现出内部质量保障和外部质量保障相结合的原则。
学位授权点专项评估是高校教育质量评估的重要内容，也是对高等教育质量监督的重要手段，对于保证学位授权点和高等教育质量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改革教育评估机制，加强教育事业事中监管，并且内部质量评估与外部质量评估并重，对于高等教育事业的健康、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2016年3月25日，教育部下发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下达2014年学位授权点专项评估结果及处理意见的通知》，通知规定：评估结果为“限期整改”的学位授权点，自发文之日起进行为期两年的整改，2016年招生工作结束后暂停招生，整改结束后接受复评，复评结果为“合格”的恢复招生，复评结果达不到“合格”的撤销学位授权；评估结果为“不合格”的学位授权点，自发文之日起撤销学位授权，5年之内不得重新申请，2016年招生工作结束后不得招生，在学研究生按原渠道培养、授予学位。
本次修法，加大对于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教育法》中明确规定，对考生作弊的可以取消考试成绩、情节严重的停止参加考试1 年至3 年；对组织、帮助作弊者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1 倍以上5 倍以下罚款、治安管理处罚；对疏于管理的教育行政部门、考试机构人员给予处分，直至追究刑事责任。对违法颁发学位证书、学历证书等的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可以责令停止招生资格1 年至3 年，直至撤销招生资格、颁发证书资格；以不正当手段获得学位证书、学历证书等情况，由颁发机构撤销相关证书。
扩大学术委员会权限，优化大学内部治理结构
《高等教育法》第四十二条规定：高等学校设立学术委员会，履行下列职责：一是审议学科建设、专业设置，教学、科学研究计划方案； 二是评定教学、科学研究成果；三是调查、处理学术纠纷；四是调查、认定学术不端行为；五是按照章程审议、决定有关学术发展、学术评价、学术规范的其他事项。学术权力的行使关系到学校发展，明确学术委员会作为学术权力行使的机构，有助于优化学校内部治理结构，厘定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边界和行使的规则。
依法办学、依法监管，既是教育改革的必由之路，也是当前教育改革的核心。政府及高校需要进一步落实《高等教育法》，理顺政府与学校的关系，落实学校办学自，完善学校各项民主管理制度，实现学校管理与运行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依法保障学校、举办者、教师和学生的合法权益，形成教育行政部门依法行政，学校依法自主办学、依法接受监督的格局。
高等教育法范文第9篇
【关键词】高等 教育法规 学习心得
通过对《高等教育法规概论》的学习，我知道了掌握高校教育政策和法规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我国高校教育政策的特点以及高校教育方面具体的法规政策，并了解目前的现状和热点问题，并且通过一个个生动的真实案例分析，也使我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思路有了清晰的概念。这些法规知识，对于青年教师做好高校教育教学工作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一、教育法基础知识
此部分阐述了教育法的相关概念，及其发生发展的过程，从而为政策、法律的正确制定和实施提供理论上的支持。高等教育法的研究是依法管理高等教育事业的必要手段，同时，教育法也是我国法律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认真学习研究、掌握及运用教育法规，是推进我国教育制度发展的重要前提之一。我国教育法的基本原则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 保证教育社会主义方向的原则；2. 受教育机会平等的原则；3. 坚持教育公益性的原则；4. 权利和义务一致的原则；5. 教育与终身学习相适应的原则。
二、高等学校、高校教师和高校学生的相关法律问题
（一）高等学校的法律地位
高等学校的法律地位具有办学自主性、财产独立性、机构公益性等特征，通常是由法律规定的权利和义务而确定。高等学校的法律地位依据在不同关系中的不同特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权利服从为基本准则，以领导与被领导为内容的教育行政关系；另一类是以平等有偿为原则，以财产所有和流传为主要的教育民事关系。
从中国近现代来看高等教育的法律地位。高等学校在办学过程中与政府、社会、教师、学生之间都会发生法律关系。所以高等学校的法律地位包括高等学校在民事法律关系中的地位和在行政法律关系中的地位。高等教育的学校是依法成立的有必要财产、经费、名称、组织机构和场所，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机构。高等学校的法人以学校名义，作为独立的主体参与民事活动，享有权利，承担义务，能够作为主体参与诉讼或仲裁。高等学校属于公益法人，从事以“培养人才、科技开发和服务社会”为目的的公益性事业，不以盈利为目的。高等学校在其与教师、学生的关系中，可以成为法律法规授权组织，具备行政主体资格。高校依法享有并行使国家行政权利，履行行政职责，并能独立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的行政机关或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也就是说，高等学校的法律地位包括高等学校在民事法律关系中的地位和在行政法律关系中的地位。
（二）高等学校在民事法律关系中的地位
高等学校既然属于事业单位法人并具有典型的公益性，那么就是说高等学校是不以盈利为目的，任何超越法律规定权力的行为都是不合法的。《教育法》明确规定在中国境内举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当坚持公益性，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举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教育必须面向全体公民，对国家、人民和社会公共利益负责；教育活动应当依法接受国家、社会的监督，任何人从事教育活动，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不得违背或损害国家利益、人民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否则，必将受到法律的制裁。
我想，身为公办高等学校的一名老师，牢记高校教师的相关权利和义务，杜绝滥用权力，确保认真履行义务，这才是教学之根本，教师立足岗位之根本。
（三）高等学校在行政法律关系中的地位
近年来，诸多与大学有关的案件都与高等学校在行政关系中的地位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对高等学校在行政法律关系中地位的确定，对于高等学校管理有着重要作用。
1.高等学校法律主体的性质
从本书中了解到，高等学校在社会生活中具有多重身份。它既可作为行政主体，亦可作为行政相对方。
高等学校作为社会活动的参与者，有义务接受行政管理机关的监督和管理。高等学校是经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审批或登记合格后才批准成立的。由此可见，高等学校在教育行政部门的关系中处于被管理者地位，是行政相对人。
2.高等学校的权利与义务
前面提到过，高等学校具有办学自主性、财产独立性、机构公益性等特征，通常是由法律规定的权利和义务而确定。
三、我国教育基本制度：学历制度和学位制度
此部分主要对我国教育的基本制度进行了详细的界定和划分，同时也对当前多种多样的教育形式均有相关的描述，严明了证书的管理和发放，督导等各个环节的细节问题。这些政策与法规的制定，使关于学历和学位证书的严谨和公平合理性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四、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制度
作为高等职业教育院校的教师，对我国职业教育制度和相关法律应有一定的了解。这也是拓展业务知识，提升自身教学知识水平的前提条件。
另外，成人教育也是学校教育的继续、补充和延伸，是终身教育的组成部分。其具有多方面的职能，能够使没受过教育的人们接受基础教育；使受过不完全教育的人们补受初等、中等文化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使已经受过相当教育的人们充实新的知识；使任何人根据自己的兴趣和需要，进行学习，发展个性，增长知识才能和道德修养。
五、针对高校领域常见的法律纠纷，以及相应的权利救济问题
此部分，通过一个个常见的热点问题和法律争议的真实案例，生动的展现了当前凸显的主要问题以及高校教育与相关法律法规之间的不足之处，对于这些问题的处理，也有了较为清晰的思路。
高等教育法范文第10篇
变迁“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演变，从根本上说是其背后法律价值博弈和变迁的结果。
(一)人权观念的复兴最初
奥托•迈耶在将“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引入行政法时，主要是基于两个基础:一是在特别权力关系中，行政主体与相对人存在依赖性非常强的相互关系，如行政机关与公务员、军队与军人、学校与学生、监狱与罪犯等关系都有这种属性;二是公共管理的目的优先于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即“相关人在一定程度上必须依照公共管理目的的需要而行事，而这总是意味着对现有自由的限制。”显然，其背后的法律价值首先考虑的是行政机关所谓的“公共管理目的”，在此种情形下，人只是行政机关的附属，是维持秩序的工具，毫无人性的尊严可言。二战后，浴火重生的人们通过反省二战期间种种涂炭生灵、践踏人权的行径，逐渐达成了法律要对人的基本权利给予充分的尊重与保护的共识，人权观念的复兴成为战后最为瞩目的政治思潮。传统的“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因其严重忽视“特别权力关系”内部行政相对人的基本人权，受到各界的激烈批判。基于人的主体性认识以及人权的普遍保障原理，任何人都享有作为人的尊严和基本权利，即使是罪犯、军人、公务员、学生等这些“特别权力关系”内部的相对人，也不应当受到法律的区别对待，对他们基本权利的剥夺和侵害，同样须受法律保留原则支配。“人”并非维持秩序的工具，亦非基于一般性的道德谴责即可剥夺其重大权益的对象，而是一种享有不受任意剥夺的权利与自由的主体，权利与人之主体性密切相关，任何涉及重要权利的高权行为均需接受公法规则约束和司法审查。应当说，二战后的法律价值观逐渐强调对人的基本权利和尊严给予尊重和保护。乌勒的“基础关系与管理关系”二分理论以及“重要性理论”均是对这种法律价值变迁的积极回应。
(二)“司法国”理念的兴起
传统的“特别权力关系”理论从其诞生至成熟，与极权思想、极权体制如影随行。二战后，随着民主法治思想的勃兴，民主政体的建立，在法制上建立“司法国”的浪潮席卷了德国法学界。所谓司法国的理论，是指一切行政权都必须臣服于司法权之下，法院对行政机关全部的行政行为都具有司法审查权，即便是传统的“特别权力关系”领域下的行政行为也概莫能外。然而，要司法权对所有行政行为进行审查和监督，非但在客观上不现实，法院也有越俎代庖之嫌。以教育行政关系为例，法院及法官根本没有精力对高等学校所有的管理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从专业及学术自由的角度来讲，他们也不具备审查高校教学事务及对学生的学术评价行为的资质和能力，反而会被世人诟病为，对“大学自治”“学术自由”精神的蛮横干涉和亵渎，是典型的吃力不讨好行为。基于此，乌勒的“基础关系与管理关系”二分理论及随后的“重要性理论”根据性质、重要程度将纷繁复杂的行政行为加以区分，将涉及当事人身份或基本权利的行政决定或行政处理，纳入法律保留原则支配以及司法审查的范畴，从一定意义上说，正是对建立“司法国”的理论浪潮的一种现实的、无奈的回应。
二、对我国高等教育行政法制建设的启示
就中国大陆而言，法律上及司法实务上没有明确确立“特别权力关系”理论，但其对我国行政法学理论和司法实践的影响却是有目共睹的。例如，在行政法理论上，通说认为行政行为可以划分为外部行政行为和内部行政行为，相应地将行政法律关系分为外部行政关系和内部行政关系;而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一直以来都被视为内部行政关系，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及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均把学校给予学生的纪律处分和学校对学生人身权、财产权的侵犯加以区分，对前者只赋予申诉权，排除司法救济。在实践中，《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明确规定只有外部行政行为才具有可诉性(法律、法规规定的除外)，当高校与学生产生管理纠纷时，法院通常以其属于高校的内部管理行为而不予受理。此外，由于“办学自”“学术自由”等观念长期而深远的影响，高校实务界对法院介入高校学生事务管理也几乎是本能地抗拒。因此，在我国，支配高校与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理论虽无“特别权力关系”之名，却有“特别权力关系”之实。回顾“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演进之路，虽然，对其改造和修正未能如各界所期望的那么彻底，那么完满，但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一部“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变迁史，本质上是作为个体的人与强大的国家机器(行政机关)博弈的历史，是权利与权力博弈的历史，也是司法权与行政权博弈的历史。深究“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演变及其背后所彰显的法律价值的变迁，对处于不成熟状态下的中国高等教育行政法制建设同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一)彰显维护人性尊严及保障基本权利之法律价值
人性尊严不可侵犯，乃人类固有之基本人权。基本权利系以人性尊严为基础，作为一个人生活所不可或缺的权利;而基本权利之保障可说是宪法制定的最终目的，不仅为宪法秩序中最重要构成部分，也被公认为实现公平正义的重要指标，基本权之存在要求国家各种权力乃至人民的社会行为皆须对基本权给予最大的尊重。高等教育的最根本的目的在于为国家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这一本质属性决定了在高等教育行政法制建设中，更应该彰显维护人性尊严及保障人的基本权利之法律价值，真正树立“以学生为本”的管理及育人理念。而不应仅仅是将学生看作被管理的对象，以维护教学、生活秩序之名，轻易侵害甚至剥夺学生的基本权益，也应避免年轻学生因某一两次过失而被秩序维护者剥夺终生的前途。
(二)科学合理界定高校自主管理权
在我国现行的高等教育法制中，高校的自主管理权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所规定的教学自，如高等学校可以依法自主设置和调整学科、专业，组织实施相关教学活动(如制定教学计划、人才培养方案、指派教师、组织考试、选编教材等)，开展对外交流与合作，作为事业单位法人享有财产上的处置权等，其共同特点是主要涉及教学和学术范畴，且未对行政相对人(教师或学生)的权利作出直接处置;二是虽无法律明文规定，但属于不直接影响行政相对人的权利，是高校基于“大学自治”及“学术自由”的理念，纯粹对内部事务进行安排所衍生的权力。在传统认识下，除法律、法规在程序和救济上作出特别规定的重要事务(如学位授予)以外，其余行政管理的事务由高校自主决定。然而，在人性尊严之维护及基本权利之保障日益彰显，以及学生权利意识日益高涨之情势下，高校以“大学自治”“学术自由”为名而实施的上述诸多事务并不能截然归于排除司法审查的领域，而应根据事务的重要程度及其对学生合法权益的影响程度来确定是否应当给予充分的外部救济。在此，“重要性理论”不失为科学界定我国高校自主管理权可资借鉴的一种法律思维形态。
(三)厘清大学生享有的权利类型
在科学界定高校自主管理权的基础上，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对大学生的合法权益进行科学的划分，厘清大学生权利的类型，以便依据不同类型的法律关系及诉讼规则对大学生的合法权益给予切实的保护。按照我国现行的法律规定，大学生的合法权益从理论上可以分为受教育权、人身权、财产权以及政治权利。其中，受教育权主要包括获得学生资格权、学籍权、考试权、获得公正评价权、学历及学位获取权等;人身权主要包括名誉权、隐私权、婚育权;财产权包括债权、物权以及知识产权;政治权利主要包括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结社权、集会、游行、示威权等。上述权利，有些是作为大学生这一特殊身份所特有的权利，如受教育权;有些是作为公民所具有的基本权利，如人身权、财产权及政治权利。依据上述对大学生权利类型的划分，大学生权利损害无外乎受教育权受到侵害、人身权与财产权受到侵害、政治权利受到限制和剥夺三种类型。不同类型的侵权行为，其权利救济的方式、途径及法律适用不同，应当明确加以区分。在上述权利受到侵害的情形中，根据“特别权力关系”中的“重要性理论”，关系到大学生身份的权利及基本权利，如学生资格权、学历及学位获取权、学籍权、人身权以及政治权利等受到侵害，学生理应有权提起行政诉讼，寻求司法救济。而若财产权受到侵害，主要应通过民事救济途径解决。除上述侵害大学生基本权利的行为外，法律应当允许高校为维持正常的教学、生活及公共秩序，对学生权利和自由施加合理的限制。
(四)构建完善的高等教育行政救济制度
有权利即有救济，无救济便无权利实现之可能。尊重和维护学生人性之尊严，保障学生之基本权利，必须依赖完善的行政救济制度提供无死角的、完整的保护。1998年的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拉开了我国法院司法审查高校自主管理行为的序幕。然而，十多年过去，我国在高等教育行政司法救济制度的建设上仍无根本意义上的进步，高校擅用自主管理权侵害学生尊严，损及学生基本权利的事件仍屡见不鲜，类似2014年底河南商丘学院“学生表白被开除事件”的现象屡屡见诸媒体。究其根源，高校行政主体地位之争议性，法院受案范围之不确定性，高校校内规章制度合法性审查的缺失，教育行政复议如同虚设等，是导致我国当前高等教育行政司法救济制度停滞不前的主要原因。为此，我们应吸收“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合理内核，构建完善的高等教育行政救济制度。一是在立法上更加明确高校的行政主体地位;二是科学合理地界定高校自主管理权，确立法律保留原则，对涉及学生基本权益的事项纳入法律保留范畴;三是清理高校违宪、违法的校内规章制度，建立受教育权违宪审查制度;四是重构教育行政救济机制，遵循有权利必有救济、充分救济及权利救济途径渐进的原则，构建和完善渐进式、无缝式的学生合法权益保障行政救济机制，即教育申诉教育行政复议教育行政诉讼。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使学生的合法权益得到保护。
三、总结
综上所述，高校的办学自与法院的司法审查权、高校的自主管理权与学生的合法权益保护是一直困扰各国高等教育法制的难题。虽然各国法律界、教育界提出了种种理论用以解决这一难题，但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司法实践中，“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影响都是深远的，巨大的。虽然“特别权力关系”理论也存在诸多争议，但深入研究其演变的路径，汲取其合理内核，对尚处于起步阶段的我国高等教育行政法治建设有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