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经济学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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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经济学论文

福利经济学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 经济学 引文索引 国外学术著作 学术影响

中图分类号:F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10)1-0160-13

引言

建国60周年,尤其是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长足发展。经济学著作 总结了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特点、方法及规律等等,从而更好地指导经济建设实践。经济学在 我们国家的发展较之发达国家相比要晚,学科体系的成熟程度、理论的前沿程度、研究方法 的先进程度都较之国外先进水平都要稍逊一筹,因此对于我们来说,如何更好地学习国外经 济学著作中的优秀成果,发展与完善我国的经济学理论,更好地指导我国的经济建设将变得 日益重要。

2007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影响力报告》指出,我国人文社 会科学论文的引用文献中,图书形式文献(包括著作、汇编、法规文献、标准)的比重接 近60%。在经济学研究领域,图书资源有着其他资源不可替代的学术参考价值。因此挖掘经 济学领域最有学术影响的图书,对经济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指导意义。

社会科学发展的跨学科性在经济学领域体现得尤为显著,经济学研究需要参考大量的非经济 学领域成果,因此本文根据经济学论文的引用文献统计选出的图书,包括一些非经济学著作 ,这些图书虽然不属于经济学领域,但它们在经济学研究中同样发挥了很大作用,故我们同 样把它们作为对经济学领域产生重要影响的著作。

经济学领域最有学术影响力的图书概况

为了更合理地讨论经济学领域的图书影响力,我们借助《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根据总 被引60次及以上或年均被引6次及以上的标准选择了330种在经济学领域影响较大的图书,[注:一本著作可能会被不同出版社出版,而且都有较高的被引数量,本书将这种情况下的 著作视为不同的图书加以选择,因此330本经济学入选图书会有同名出现;若一本著作被同 一家出版机构在不同年份出版,本书视为同一本书,并将每个版本的图书被引数相加。]这330种图书被引篇次共计52309次,占经济学论文引用的图书总被引次数的14.64% 。为了更 科学、客观地分析不同类型图书对经济学领域所产生的不同影响,我们将这些图书分为5类 :领袖著作、历史文献、工具书、国外学者著作(含译本)、国内学者著作。

通过对各类型入选图书数量、被引篇次、所占比例及篇均被引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①领袖著作在篇均被引方面独占鳌头,这说明马克思主 义、思想为代表的领袖著作等对经济学研究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②历史文献、 工具书的被引种数少,但篇均被引次数较高,这说明对经济学发展产生影响的历史文献、工 具书的数量较少,但是这些少数的历史文献、工具书带来的影响较深远;③国内学术著 作的被引种数高于国外学术著作,但篇均被引次数低于国外学术著作,这说明我们国内的经 济学著作数量不少,但整体学术水平和学术质量与国外学术著作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

国外学术著作对我国经济学研究的影响

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是在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在资本主义发展的 各个历史阶段,都有不少学者对当时的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发表见解,形成某种系统的经济 思想。作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表,欧美学者对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它们的著作也广为流传,被我国诸多的经济学学者参考、借鉴和引用。本章选出的对经济学 研究有较大影响的330种图书中,共有114本国外学术著作(见表1)。

为了更加详细讨论国外学术著作对我国经济学研究的影响,我们将入选的国外学术著作按著 作的内容特征大致分为微观经济学(17种)、制度经济学(17种)、经济理论及发展史(14 种)、产业经济学(12种)、宏观经济学(11种)、货币银行学(10种)、计量经济学(7 种)、比较经济学(5种)、西方经济学(4种)、发展经济学(4种) 、经济学其他类著作等主题类型进行讨论。由于篇幅所限,仅对各主题类型被引较多的图书 做具体分析。

1-微观经济学类著作

本次入选的微观经济学图书多达17种,在114种国外学术著作中的所占比重为14.9%,这足以 证明微观经济学在经济学中的重要地位。

《营销管理:分析、计划、执行和控制》(被引252次)是微观经济学领域被引用次数最多 的国外学术著作。该书广泛地应用于教学和实践,由营销管理的原理概念、分析营销机会、 制定营销战略、营销计划和组织执行、市场营销等五个部分组成。引用该书的经济学论文的 主题主要集中在:营销理念、营销策略、权变营销、营销转型研究、体验营销模型、无形资 产的营销、网络营销模式、政府营销与区域经济、新兴产业的理解和改革等方面。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Capitalism:Firms,Markets,Relational Contracting (被引182次)是入选的国外微观经济学著作中唯一一本原版学术著作。该书的作者Oliver

E.Williamson被誉为重新发现“科斯定理”的人,使科斯的交易费用学说成为经济学中异军 突起 的一派,并汇聚了包括组织理论、法学、经济学在内的大量学科交叉和学术创新。该书对于 产权制度结构、企业战略联盟和关系模式、创新供应链策略、国际货币制度、企业性质和制 度、网络化市场、股票期权的博弈分析,企业理论与组织创新等领域有着较高的学术参考和 借鉴价值。

《微观规制经济学》(被引157次)的作者植草益先生是日本著名的经济学家。他根据西方 微观经济学和日本的经济政策实践,对有关规制政策的理论和运作问题,特别是经济性规制 政策的目的、手段、结构、主体、价格规制、激励规制等问题阐述得十分透彻。研究日本企 业规制、竞争性产业的价格规制、规制与放松规制等方面的论文对该书引用较多。

《专业化与经济组织:一种新兴古典微观经济学框架》(被引145次)从经济对提高社会财 富生产能力的作用入手,认为小到一项工程的可行性研究,大到国家的经济政策,再大到国 际贸易的制定,都需要经济学的理论做指导,经济布局可以使市场运作的效率大大提高,同 时减少争论,从而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做出重大的贡献。该书对新兴古典经济学、企业制度的 专有性、企业集群演进、产业结构成长模式、数量经济、国外企业本质等主题领域的研究有 着较大的启示作用。

钱德勒(A.D.Chandler)的《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被引105次)通过食品 工业、烟草工业、化学工业、橡胶工业、石油工业、机器制造业和肉类加工业中的大量资料 ,论证了现代大型联合工商业的诞生乃是市场和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引用该书的经济学论 文主题主要涉及经济社会体制、企业理论制度、组织创新、家族企业控制权、企业生产力研 究和制度分析等领域。

《资本主义经济制:论企业签约与市场签约》(被引98次)是威廉姆森(Oliver E. Willia mson)撰写的专论交易成本的学术专著。该书通过对有限理性、资产专用性以及交易的研 究,分析了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基础的签约问题(合同、企业行为)。引用该书的经济学 论文主题主要涉及企业理论与公司职责、企业投资、沉淀资本与政权市场、企业制度分析 、企业并购等研究领域。

哈罗德•德姆塞茨(Harold Demsetz)的《所有权、控制与企业:论经济活动的组织》(被 引97次)认为一个节省交易成本的制度安排、制度框架和制度创新的空间是至关重要的,一 个国家的经济制度安排、制度结构、制度框架、制度环境和制度走向决定了它的经济绩效。 该书对经济学研究的学术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领域:企业制度与企业治理结构、企业产权和 所有权、企业组织资本、企业内收入分配等。

《微观经济学》(被引94次)是由美国经济学平狄克(Robert S.pindyck)和鲁宾费尔德( Daniel L.Rubinfeld)合著的经济学著作。该书在论述微观经济学理论时作了与众不同的处 理,即着重突出了这一理论对于管理和公共政策决策所具有的相关性和实用性,通过80多个 较详尽的案例来强调这一学科的实用性。该书对于调控理论模式、股份制企业改革、规模经 济与规模扩张、多元化经营、政府的微观经济职能、外贸理论等研究领域有较高的学习 、参考、借鉴价值。

2-制度经济学类著作

在入选的对经济学研究影响较大的114种国外学术著作中,属于制度经济学领域的图书16种 ,所占比重为14.0%,这充分说明了制度经济学研究在经济学领域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被引720次)精选了产权与新制 度学派名家的代表作13篇,集中反映了这两个学派的分析特征、重要假说和政策意义。对于 研究制度创新、新制度经济学派、经济转型方式、企业所有权安排、公司监管体系、家族企 业产权、产权激励、东亚货币合作等领域的学者来说,该书有很高的参考引用价值。

由柯武刚(Wolfgang Kasper)和史漫飞(Manfred E.Streit)所著的《制度经济学:社会 秩序与公共政策》(被引373次)是经济学论文引用最多的国外制度经济学著作。该书从有 关人类知识和动机的基本前提入手,展开了一系列具有政策导向的讨论,对制度本源与制度 演进进行了探索,分析了相关的比较制度。引用该书的经济学论文涉及主题有:经济补偿制 度、消费制度本质、制度系统的关联、制度创新分析、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分析等。

《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被引345次)是D.C•诺斯(D.C.North)的理论著作之一 。这本书的内容共分为三篇:第一篇“制度”主要探讨制度经济的方法基础,解释了制度的 基本概念;第二篇“制度变迁”阐述了制度变迁的一般理论;第三篇“经济绩效”着重分析 了制度对经济绩效的影响。我国经济学学者在研究经济发展的制度分析、银行改革的渐进、 区域制度创新、组织经济绩效、政府制度竞争等主题领域时,往往会引用该书。

Douglass Cecil North所著的Institutions,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c Perfo rmance(被引134次)是所入选的制度经济学领域著作中唯一一本原版著作,该书将内容 区分 为三大部分:制度、制度变迁、经济成就,认为制度在人类生活当中并非是恒久不变的假定 ,制度会随着人们交易成本的变化而修正,而且制度的变迁其实就是在帮助人们规避经济行 为的交易风险,在人类的历史发展中,制度的变迁也就不断地随着历史的发展而积累,从而 造成对历史的影响力。

《制度经济学》(被引128次)是美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约翰•R.康芒斯(John R. Commons )的主要著作之一。该书集中地反映了约翰•R.康芒斯公开地为垄断资本主义辩护的思想, 是制度学派的一部重要代表作。书中阐述了金融制度变迁、人学维度的制度研究、制度经济 学方法论、财产制度、产权理论、制度变迁范式、制度设计、制度安排伦理、信息制度分析 等方面的内容,涉及这些主题的论文很多都引用了该书。

《新制度经济学》(被引115次)是由冰岛经济学家埃格特森(Thrainn Eggertsson)所著 的一本关于新制度经济的著作。埃格特森教授对经济学各个分支中正在进行的制度研究进行 了调查,并提出建议,为这种建立在新古典模型上的强调共同依存的研究找到一种统一的方 法。在研究土地制度变迁、产权分析、制度演化、企业治理结构与经济制度、政府制度创新 及职能、信誉的制度性研究等主题领域时,该书被较多地引用和借鉴。

科斯(Ronald H.Coase)在《论生产的制度结构》(被引111次)中指出生产的制度结构是 经济系统的特征,这对价格理论或微观经济学可能产生根本的改观。科斯认为,现代经济学 很大程度上是对斯密思想的形式化,但又过于关注斯密世界的理论而忽视非斯密世界的其他 方面。科斯通过自己的研究弥补了这一缺陷,同时也开辟了“契约与组织理论”的先河。该 书在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企业性质、新制度经济学、企业技术创新、生产结构控制、企业联 盟与虚拟企业、企业资产结构、企业组织结构等研究领域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企业,市场与法律》(被引106次)是科斯(Ronald H.Coase)的另一部经济学著作,该 书收入了科斯的7篇论文,主要探讨了企业的性质、边际成本的论争、社会成本问题等领域 。该书在资产专用性、知识产权管理、公司治理结构、企业契约理论、新制度经济学革命、 经济自由决策权、企业体制成本等主题领域,具有较高的参考引用价值。

3-经济理论及发展史类著作

入选的国外学术著作中,关于经济理论及发展史的国外学术著作共有13种,占入选的国外学 术著作的11.4%。

诺斯(D.C.North)的《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被引683次)是经济发展及经济史领域被 引次数最多的国外学术著作。该书首先在方法论上恢复了理论与历史相结合的经济学优良传 统,其次形成了一个包括产权理论、国际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在内的制度变迁理论。在制度 变迁,金融制度、社会变迁、土地制度历史变迁、经济人制度、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市场 经济结构、知识经济与经济发展等诸多领域中的许多论文均引用了该书。

《经济发展理论:对于利润、资本、信贷、利息和经济周期的考察》(被引348次)由美国 当代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J.A.schumpeter)所著。该书以“对于利润、资本、信贷、利 息和经济周期的考察”作为副标题,涉猎范围可谓极其广泛,最具特色和最引人注目的 是熊彼特所提出的“创新理论”。引用该书的经济学论文主要涉及以下主题领域:创新理论 、经济增长理论、知识经济、企业网络化、企业家机制、信息时代区位论、动态比较优势和 竞争力提升、制度演化和企业成长、产业空间集聚等。

马歇尔(Affred Marshall)所著《经济学原理》(被引326次)继承了19世纪以来英国庸俗 经济学的传统,兼收并蓄,用折衷主义的方法把供求论、生产费用论和边际生产力等完美地 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以“完全竞争”为前提和以“均衡价格论”为核心的庸俗经济学体系。 该书对当代经济学研究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学的发展研究、企业与企业 家理论、西方福利经济学、不确定性经济决策等方面。

D.C.诺斯(D C.North)和托马斯(R.P.Thomas)所著的《西方世界的兴起》(被引249次) 是一本论述西欧上下近千年历史的著作。作者提出了一个用以考察和说明西方世界兴起的全 面的分析框架。对于研究西方社会私人财产权、中西方社会经济结构比较、新经济与经济发 展的制度选择、西方制度创新理论、制度创新与经济增长、中外金融制度变迁比较等领域的 学者来说,该书具有很高的参考和引用价值。

《经济学》是由保罗•萨缪尔森(Paul A.Samuelson)和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D.Nord haus)合作编著的,该书是经济学的经典之作,其思想影响源远流长,同时具有丰富的课后 辅导材料,重视核心分析与现实政策,并配有专门的中英文对照术语表。该书有两个译本入 选,高鸿业编译的版本(被引291次)和箫琛主译的版本(被引190次)。

由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著,梁小民等翻译的《经济学》(被引147 次)反映了20多年来经济思想革命,讨论了完全市场、不完全市场、政策问题、充分就业的 宏观经济学、失业的宏观经济学、动态与宏观经济政策、宏观经济政策等问题。因此在宏观 经济学、经济市场结构、经济全球化、所得税理论、西方产业组织理论、经济哲学等主题的 论文中,该书具有较大的参考引用价值。

肖(E.S.Shaw)所著的《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被引107次)将金融发展理论与货币金 融理论融合起来,不但探讨了经济发展与金融业的密切关系,而且针对发展中国家特定的经 济和金融环境,提出了以“金融深化”战略为核心的崭新发展理论。该书对于经济学领域的 影响主要体现在:金融深化实践、金融深化理论、金融深化与经济发展、金融管制与金融危 机、金融发展战略等方面。

4-产业经济学类著作

入选的产业经济学领域图书共有12种,在114种国外学术著作中的所占比重为10.5%,这证明 说明了国外产业经济学著作对我国经济学领域具有的一定影响力。参考借鉴价值,我们 主要对经济学论文引用较多的6本产业经济学著作进行介绍。

《国家竞争优势》(被引505次)是哈佛商学院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教授的代 表作,其原版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被引223次)也被入选。在该书中 ,波 特提出了国家竞争优势理论,该理论试图解释如何才能造就并保持可持续的相对优势。《国 家竞争优势》对于研究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制度竞争、国家的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城市竞 争力、跨越式发展模式、竞争优势分析、美国经济政策、资源的全球配置、产业国际竞争力 、知识产权战略、国家创新系统、全球贸易竞争等领域的学者来说,具有较高的学习和参考 价值。

《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被引275次)是作者钱纳里(H.Chenery)20世纪80年代 的研究新成果。该书分析了结构转变同经济增长的一般关系;剖析了影响工业化和经济增长 的各种因素,特别是贸易政策和生产率增长的作用,并概括出外向型、中间型、内向型三种 各具优劣的发展工业化形式。该书的价值主要体现在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经济增长模式及 特征、产业政策及实施机制、工业化与信息化、工业化战略、工业化过程中贸易政策、区域 产业机构、结构变动与产业运行、产业结构测评等领域。

法国著名经济学大师让•泰勒尔(Jean Tirole)的《产业组织理论》是研究企业行为的博 弈论专著,让•泰勒尔将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和分析框架引入产业组织理论的研 究领域,对产业组织理论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同时博弈论的引入意味着对由市场机制决定 的瓦尔拉均衡可行性的怀疑。引用借鉴该书的经济学论文主题主要涉及:产业组织结构、产 业经济学、组织创新、产业过度竞争、产业组织改善、产业集群、组织激励机制等领域。

《产业组织和政府管制》(被引192次)是根据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Joseph Stigler)的论文集《产业组织》和《市民与国家》两书选译的,其中汇集了作者关 于产业组织和政府管制的一些重要论文。该书对企业集群与政府作用、企业规模理论、政府 管制和产业竞争、政府规划体制、政府干预经济理论、政府的经济特性等主题领域的产生了 较大的学术影响。

《产权的经济分析》(被引175次)是约拉姆•巴泽尔(Yoram Barzel)对自己以及与他的 思想发展关系密切的几个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的介绍。该书分析了产权在经济学和法律上的 不同含义。引用该书的经济学论文主要涉及资本产权特征、企业产权结构、产权交易、区域 产权比较、产权与所有权、产权经济学分析、财务理论、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等研究领 域。

5-宏观经济学类著作

宏观经济学是以国民经济总过程的活动为研究对象,主要考察就业总水平、国民总收入等经 济学问题。宏观经济学领域入选图书10种。

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被引683次)是宏观经济 学领域中被引用次数最多的国外学术著作。该书总结了近代初期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经验, 并在批判和吸收了当时有关重要经济理论的基础上,就整个国民经济运动过程作了较系统、 较清晰的描述。该书在宏观经济政策、国家经济职能、混合经济模式、财富效应、国际贸易 理论、经济人伦理分析、发展经济学框架等领域影响较大。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被引286次)是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代表作之一 。凯 恩斯主张政府促进有效需求的办法是增加工资以增加消费,采用累进税增加穷人收入,实行 赤字预算与适度的通货膨胀政策。该书在西方经济学的很多研究领域都产生着影响,诸如实 际利率水平与经济增长、反通货紧缩与刺激内需、货币供求变化、消费与经济增长、投资的 乘数效应、公债与财政货币政策关系等。

《国际经济学》(被引247次)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的著 作。该书既重视传统理论,又包含许多国际经济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和国际经济领域实例。引 用该书的经济学论文的主题主要涉及:国际贸易政策、外向型经济、美元本位、出口竞争力 、复合比较优势等领域。

R.多恩布什(Rudiger Dornbusch)和S.费希尔(Stanley Fischer)所著《宏观经济学》( 被引143次)理论联系实际,反映了宏观经济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对 经济运行周期、通货膨胀与紧缩、经济增长机理、货币供给机制、宏观经济调控、宏观经济 政策、货币政策的经济效应等领域论文有较大的参考引用价值。

库兹涅茨(S.Kuznets)的《各国的经济增长:总产值和生产结构》(被引142次)主要涉 及到以下方面的研究:经济增长率的水平和变化、生产率增长与非常规费用、总产值的部门 份额及长期趋势。引用该书的经济学论文的主题主要集中在:工业化进程与积累方式、知识 经济与经济增长、经济制度与产业结构、经济增长中劳动力结构等方面。

《高级宏观经济学》(被引135次)是经济学家大卫•罗默(David Romer)的著作,该书的 英文原著Advanced Macroeconomics(被引68次)也同时入选。大卫•罗默在书中全面 阐述了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对经济增长的方式和源泉以及经济增长与其他经济现象的关系做 了深入的论述和总结。我国学者在研究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经济制度与产业结构、货币政 策、价格机制系统、政府经济调控职能、经济政策等课题时,较多地引用了这本书。

6-货币金融学类著作

货币金融学研究的核心内容是货币供给和需求、利率的决定以及由此产生的对金融经济现象 的解释和相应的政策建议。货币金融学领域入选的图书10种。

《货币金融学》(被引279次)由美国经济学家弗雷德里克•S-米什金(Frederic S.Mishk in)所著。该书以最新的货币金融理论为基础,提供了一个简洁、严密、首尾一贯的理论分 析框架,对近年来美国和国际经济社会中出现的重大金融事件作了细致的剖析。引用该书的 经济学论文主要体现如下主题:货币结构与政策、货币政策传导、货币收入政策、货币经 济学、金融工程、金融调控体制、金融创新等。

罗纳德•麦金农(Ronald I. McKinnon)所著的《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被引168次 )也是金融学领域引用较多的国外学术著作,其原版书Money and Capital in Economic

Development(被引98次)也得以入选。该书的最大贡献在于突出了“金融抑制论”。该理论的基本观点包括: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一般是割裂的;发展中国家市场不 完全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大量中小企业和住户被排斥在有组织的资金市场之外等。引用该书的经济学论文主题 主要包括:金融创新、金融发展理论、金融中介理论、金融自由化、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 金融体系、二元金融结构、利率市场化、金融失衡、金融理论、证券市场制度变迁等。

戈德史密斯(R.W.Golfsmith)的《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被引159次)对金融发展理论做 出了杰出的贡献,其原版书Financial Structure and Development(被引80次)也是 在经 济学领域产生较大学术影响的国外学术著作。该书指出金融理论的职责在于:找出一个国家 的金融结构、金融工具存量和金融交易流量的主要经济因素。创造性的提出金融发展就是金 融结构的变化。该书被金融制度变迁、金融组织空间结构、区域金融行为、金融结构与经济 结构、金融监管、金融结构分析等领域的论文参考引用较多。

7-计量经济学类著作

计量经济学的主要内容包括理论计量经济学和应用经济计量学。本次入选的计量经济学领域 图书有7种。

加里•S.贝克尔(Gary S.Becker)所著的《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被引124次) 运用经济分析的方法建立了时间经济学和新消费者行为理论,借助法律学、政治学、人口学 、社会学及社会生物学等学科知识考察的人类行为,并明确阐述了其中的研究方法。在研究 经济作用分析、道德行为经济学分析、意识形态经济学分析、竞争优势经济学分析、休闲消 费经济学分析、垄断的经济学分析等主题时,该书具有较高的参考和引用价值。

古亚拉堤(Damodar N. Gujarati)所著的《计量经济学》(被引101次)对微观计量经济学 的定性与限制应变量方法和宏观计量经济学的时间序列分析都占有相当篇幅,突出强调了计 量经济学对经济和金融数据的应用分析。在技术创新的非线性增长、股票收益率与交易量相 关性、货币市场关联性分析、货币乘数变动等领域,该书发挥的作用较大,被学者关注较多 。

Time Series Analysis(被引86次)是James D.Hamilton的经济学著作。作者就诸如 向量自 回归、广义矩方法的估计、单位根的经济和统计结果,随时间变化的方差分析以及非线性时 间序列模型等给出了详尽论述。该书对股票市场、国债收益分析、汇率可测性分析、财 政政策乘数效应、消费函数分析等研究领域具有一定参考借鉴价值。

《计量经济学导论:现代观点》(被引61次)由伍德里奇(Jeffrey M.Wooldridge)所著。 作者放弃了非随机的或在重复样本中加以固定的回归元假定,从而便于对计量经济学的理解 和运用,是对计量经济学研究和教学的一个突破。该书对我国经济学研究的影响主要体现在 :消费增长模型、竞争力聚类分析、Panel Data变系数模型、借贷行为计量分析等领域。

8-比较经济学类著作

在本章入选的114种对经济学产生较大影响的国外学术著作中,属于比较经济学领域的图书 共有5种。

《比较制度分析》(被引319次)、《经济体制的比较制度分析》(被引97次)、《政府在 东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比较制度分析》(被引92次)均是日本经济学家青木昌彦的著作或 参与撰写,其中对经济学产生影响最大的当属《比较制度分析》,该书的被引次数大大超过 比较经济学领域的其他图书。作者在该书中详细地叙述了比较制度理论的最新发展,运用比 较制度揭示了从日本德川时代的灌溉系统制度一直到硅谷崛起的多种制度的形式和结构。该 书在公司治理结构模式国际比较、经济增长路径比较、转型经济比较制度、社会资本与经济 分析、行为经济学、制度缺失分析等领域被相关论文较多地引用和参考。

《经济体制的比较制度分析》以现代日本经济体制作为比较制度分析的主要对象,从理论上 对这一体制的内部结构,以及构成这种结构的各种要素所具有的激励效果和相互依存关系加 以论述。该书在日本经济体制、日本竞争政策过程的制度特征、日本企业并购与重组、日本 经济史研究、融资模式效率比较等领域被参考引用较多。

《政府在东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比较制度分析》强调了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提供了 一个全新的、影响日益增强的政府观。该书对比较经济学的影响主要在:政府在金融发展 中的作用、发展中国家政府经济职能、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发展经济学视野下的政府角 色等领域。

9-现代经济学类著作

在入选的114种对经济学产生较大学术影响的国外学术著作中,现代经济学领域的著作共有4 种。

《论人力资本投资》(被引125次)是著名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 W.Schultz )的著作。该书分析了人力资本投资包括教育、培训和保健,指出人力资本在现代经济增长 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并且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率远远高于其他投资。该书被人力资本很多 领域的论文所引用,如:人力资本存量、人力资本贬值风险、人力资本形成特性、人力资本 优先投资战略、人力资本发展战略等。

在《以自由看待发展》(被引116次)一书中,作者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综合了他 在经济基础理论、经验研究以及道德-政治哲学领域多年来的成果,完成了一部里程碑式的 著作。在反贫困启示、经济学与伦理学的融合、文化精神与经济增长、自由观点解读、经济 社会关系网络核心、经济自由及代价、道德体系与市场经济、经济自由主义、经济民族主义 等方面,该书得到经济界学者的广泛关注。

10-西方经济学类著作

共有4种西方经济学的国外学术著作入选了对经济学产生较大学术影响的国外学术著作。

另一本入选的西方经济学领域的国外学术著作是《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被引 47次,2001年出版),在诚信伦理、企业信用、市场经济与政府诚信税收伦理等领域,该书 具有一定的学术影响。

9-发展经济学类著作

在发展经济学领域,共有4种著作入选对经济学产生较大影响的国外学术著作。

《改造传统农业》(被引188次)由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 W.Schultz)所著。作者就 农业能否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源泉、如何改造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农业等问题给出了独 树一帜的见解和观点,引用该书的经济学论文的主题主要集中在农业经济增长、农业现代化 、农业经济组织创新、农业产业体系、农业国际竞争力等方面。

《二元经济论》(被引166次)是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W.A.Lewis)的著作。作者的二元 经济模型是建立在劳动力和商品市场的完备和统一上的,独特之处在于他试图从劳动力供给 的变化来连接和调和古典主义与新古典主义。该书在二元经济演化与转换、双重二元经济结 构、二元劳动力市场资源配置、二元经济条件下财政政策有效性、劳动力就业市场、劳动转 移方法论等领域具有较高的参考和引用价值。

发展经济学领域入选的另两本分别是《发展的型式》(被引67次)和《发展经济学:从贫困 到富裕》(被引53次,2003年出版)。前者在经济学研究的学术影响主要体现在:劳动就业 结构和产业结构、农业制度变迁等方面;后者的学术影响主要体现在农业持续发展动力、反 贫困的逆向鼓励、社会资本收入分配研究等方面。

10-经济学其他类著作

在入选的对经济学产生较大影响的国外学术著作中,还包括:区域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生 态经济学、管理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哲学经济学等领域的国外学术著作,由 于篇幅所限,只对属于上述学科的入选图书的影响领域做简单的介绍。

区域经济学领域入选的图书有Geography and Trade(被引64次),该书的影响主要涉 及新 经济地理学、区域经济发展、地区比较优势等领域;引用《区域经济学导论》(被引60次) 的经济学论文主题主要为:区域经济动态协调发展、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区域经济特征等 研究领域;《城市经济学》(被引52次,2003年出版)在城市行业集中度、城市化水平、城 镇财政制度等领域具有较高的参考引用价值。

政治经济学领域入选的图书包括《集体行动的逻辑》(被引189次)、《公共选择理论》( 被引88次)、《从休克到治疗: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政治经济》(被引70次)等。生态经济学领域入选的图书有两种:《体验经济》(被引61次)和《生态经济:有利于地球 的经济构想》(被引43次,2002年出版)。

《集体行动的逻辑》是美国经济学家的曼瑟•奥尔森(Mancur Olson)的著作。该 书对国际环境制度分析、环境保护主体的行为、西方组织文化背景、企业行为道德边际、集 体协商谈判、贸易保护的新政治经济学、政治企业家、商业诚信、社会资本理论等研究领域 产生着较大影响,引用该书的论文主题也集中在上述领域;《公共选择理论》被研究中小银 行发展比较、政府财政活动、知识劳动价值论、公民选择与公民参与等领域的论文引用较多 ;《从休克到治疗: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政治经济》的学术影响主要涉及:经济转轨、转型期 经济、渐进式改革路径选择、经济全球化与转轨等领域。

前者被研究体验营销模型、体验观点构建、体验经济特征分析、体验消费体验媒介等领域的 论文引用较多;后者的影响领域主要在:生态环境问题的经济学分析、西部生态经济发展等 研究领域。

管理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哲学经济学领域分别各有一种国外学术著作入选, 分别是:《管制与市场》(被引161次),引用该书较多的经济学论文涉及领域主要有市 场竞争监督、政府规制体制、区域环境管制等;《财政学》(被引86次)对环境保护的财政 对策、税收改革、公共管理效益评价等领域有较大影响;《信息规则:网络经济的策略指导 》(被引129次),该书被研究信息商品、电子商务、网络经济发展、信息政策体系构建、 信息经济制度变迁、信息经济学等主题的论文引用较多;《正义论》(被引105次)的影响 集中在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政治哲学、财产权劳动学说、激励机制研究、收入差别研究等 领域。

结语

福利经济学论文范文第2篇

论文摘要:数学化成为经济学发展的主流趋势,实证化和专门化、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假定条件的多样化、证伪主义的普遍化、案例使用的经典化、学科发展的边缘化、古典的均衡分析和现实的非均衡分析相互补充、理性预期和不确定性问题等趋势强化,博弈论的应用范围扩大,以及政府作为经济学研究对象和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联系得到共同重视。

20世纪经济学之所以产生诸多“革命”和理论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研究方法和角度的巨大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讲,研究方法的演变体现经济学的发展脉络。举其要者,研究方法的变化可归纳为以下十大趋势。

一、数学化成为经济学发展的主流趋势

经济学应用数学研究的专门化、技术化、职业化甚至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使经济学更严密,表达更准确,思维更成熟。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

第一,宏观计量分析法是最大贡献之一。诺贝尔奖获得者克莱因从上世纪50年代最早提出宏观经济计量模型,为宏观经济研究开辟新的视野。此后,随着大型计算机的诞生和使用,经济结构的各种参数得以推算出来,为制定政策提供依据。第一代计量经济学家的数理贡献在经济学方法论体系的整体性、严密性和形式化等方面发挥的巨大作用主要体现在宏观经济研究方面。中国经济学深受其影响。经济学理论与计量方法、计量模型,以及国民收入的核算体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得宏观经济理论从未像现在这样更贴近现实、更具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对比中国《经济研究》和《美国经济评论》,可以看到,自2002年开始,《美国经济评论》上刊登的应用计量经济学论文比重下降,而自2003年开始,《经济研究》上刊登的应用计量经济学的论文比重上升,开始超过《美国经济评论》。①

第二,计量经济学长足发展并成为经济学中一个极富魅力的分支,首先得益于统计学在经济学中的广泛使用,并最终成为构建计量经济学体系的一个重要基础。《1867-1960年美国货币史》是弗里德曼成功运用统计分析的一部经典性著作②,通过一系列的数据统计分析,得出货币数量的长期变化和实际收入的长期变化之间具有一种密切的相关性的结论,从而构建弗氏货币数量说。统计分析的运用不但支持计量经济学的发展,还大大推动诸如发展经济学、国际经济学、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等新的理论分野和发展。

但是,许多经济学家都激烈抨击滥用数学的现象。里昂惕夫在分析1972-1981年间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各种文章的类型之后,指出“专业经济学杂志中数学公式连篇累牍,引导读者从一系列多少有点道理但却完全武断的假设走向陈述精确而却又不切实际的结论”。

二、越来越呈现出实证化和专门化趋势

实证化,是经济学研究和表述中,越来越注重对经济现象的因果联系进行客观的、不带有主观选择意味的研究。这是解决实际经济问题的迫切要求。这种趋势注重具体经济而非一般性经济问题的研究,注重经济政策而非经济理论研究。表现为经济学研究目的的实用性,也表现为现实经济问题对经济理论研究的实证要求。与这种趋势相关,整个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也发生两次转换,即先是由重视对经济波动、就业和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转换到重视对财政赤字、通货膨胀、汇率变动和国际收支逆差问题的研究之后,又转换到重视对经济周期、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

专门化倾向,是实证化研究深入发展的结果,也是借助日益丰富的分析工具而产生的结果。专门化倾向,是指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和表述方法方面,越来越多地使用一些特有的、非经济学家一般不使用的方法、分析工具和专业术语,以至于出现只有受过专门训练的人才能进行经济学研究和分析、才能够看懂经济学论文。于是,由实证化倾向而来的专门化倾向,通过分析手段的发展和丰富,在加强实证研究技术化倾向的同时,又逐渐脱离实证化。这一特征从凯恩斯主义宏观计量模型到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的动态模型,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从长期来看,实证化和专门化的倾向仍然在加强,但二者之间的距离却有加大的迹象。如非线性分析这类跨学科分析方法的引进,也许会引起经济学的较大变化。

三、均衡分析方法与非均衡分析方法并存的趋势

“新古典综合派”在召回凯恩斯以前传统的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同时,也在宏观分析方面大胆地恢复均衡分析方法。因为“凯恩斯革命”打破的主要是自由放任经济政策下市场自动均衡的实现和保持机制,而不是均衡分析方法本身。因此,新自由主义各派的经济理论,始终坚持均衡分析的方法。在宏观非均衡分析方面,成就最突出的是法国经济学家让-帕斯卡尔贝纳西、马林沃德,美国的霍瓦德和英国的波茨、温特等人,他们不仅提出一套和凯恩斯理论体系完全相容的宏观非均衡学说,而且运用这套理论对中央集权决策经济的非均衡问题进行分析。正是这些人的努力,使得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尽管宏观非均衡分析方法不如均衡分析方法的影响普遍,但它无疑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其影响也在逐步扩大。

从广义上看,均衡分析方法和非均衡分析方法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其不同点仅在于各自所涉及的均衡条件和水平的差异。值得注意的是,非均衡分析的研究对象更为现实一些,也更强调动态性。客观上,均衡分析和非均衡分析都是对经济现象某些方面的适当反映,二者虽有差别,但不是根本性的相互排斥,而是相互统一、相互补充的关系。

四、假定条件的多样化趋势

经济学家们不得不或放宽假设,或修改前提,或一反传统逆向假定,以构建和拓宽其研究领域,为重建和发展他们的理论,以反对和解释来自对方的理论。例如,经济人假定是微观经济学的核心,也是经济学的基石之一。在20世纪中,经济人假定的条件被不断地修改、拓展,甚至批评和攻击。凯恩斯经济学的诞生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对经济人个体研究方法的最大“克服”,因为凯恩斯主义的基础和归宿都是围绕总供给与总需求等一系列“总量”关系而展开的。贝克尔拓展经济人假设,认为个人效用函数中具有利他主义的因素,这才是人类行为的一般性。鲍莫尔主张用“最大销售收益来代替最大利润的目标函数”,因为实证经验表明经理层的薪金与销售收益的关系大于它与利润的相关程度。公共选择学派提出的挑战是,经济人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时,并不能得出集体利益最大化的结论,“阿罗定理”即可说明个人福利的简单加总不一定与社会福利一致。新制度主义认为经济人假定过于“简单化”,因为除物质经济利益以外,人还有追求安全、自尊、情感、地位等社会性的需要。

五、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趋势

经济学研究领域与范围开始逐渐超出传统经济学的范畴,分析的对象扩张到小至生育、婚姻、家庭、犯罪等,大至国家政治、投票选举、制度分析等。研究领域的这种“侵略”与扩张,被称之为“经济学帝国主义”。这取决于时代主题和研究角度的变化、个人兴趣和专业特长的不同。

六、强调理性、预期和不确定性问题的趋势

理性预期学派从通货膨胀问题入手,强调理性和预期的问题,并由此否定政府干预的有效性,这对凯恩斯主义形成较大冲击,也引起凯恩斯主义各派对理性和预期问题的重视。尽管在理性问题上各派未能取得共识,但关于预期的思想和方法的确渗入宏观经济学各流派之中。

七、学科交叉的边缘化趋势

经济学的大家族中又派生出许多交叉学科和边缘学派,例如,混沌经济学、不确定经济学、行为经济学、法律经济学、实验经济学等,百家争鸣,相得益彰。这取决于经济学家认识领域的拓宽和方法论的多元化,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交流和相互渗透得以大大加深,大量非经济学概念的引入使得当今的经济学与百年前相比已面目全非。

八、证伪主义的普遍化趋势

证伪主义经济学方法论是实证主义方法论的一种逻辑延续。据统计,20世纪70-80年代的20年间,经济学界出版50多本经济学方法论的著作,其中几乎都和证伪主义有一定的联系,在1991年总结的当代经济学家达成的13点共识中,有7个和证伪主义有直接联系。布劳格在《经济学方法论》中将20世纪经济学方法演变史归纳为一句话:“证伪主义者,整个20世纪的故事”。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新制度经济学方法论既是证实的又是证伪的,在某种程度上还兼有历史主义方法论的特点。

九、案例使用的经典化趋势

经济学中的“举例”,不仅已经发展到“经典化”的地步,而且在有些定理中不举例已不足以说明问题,甚至所举的案例已具有不可替代性。这种案例的惟一性,既简单明了、通俗易懂,又几十年上百年一贯制,代代相传。用案例阐明一个定理、寓意一个规律已经司空见惯,如“看不见的手”。

十、博弈论的应用范围扩大趋势

博弈论已延伸至政治、军事、外交、国际关系和犯罪学等学科,但其在经济学中的应用最为成功。博弈论研究的内容主要是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的决策以及该决策的均衡问题。借助于博弈论这一强有力的分析工具,“机制设计”、“委托—”、“契约理论”等已被推向当代经济学的前沿。20世纪经济学及其研究方法的深化,还表现在:

1、第一次把政府作为经济活动的一个部门来对待。不仅将政府的经济活动纳入到宏观经济活动中,而且将政府的经济行为和经济政策作为能动的经济力量加以运用,使之成为影响和调节宏观经济活动与状况的重要机制之一。政府支出不断膨胀、效率低下是的恶果,其原因是存在“政府失灵”,因此,市场是解决问题的惟一选择。③

2、宏观和微观的联系得到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共同重视。

注释:

① 成九雁、秦建华.计量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轨迹[j].经济研究,2005(04):113-124.

② mary s.morgan,the history of econometric idea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③ 参见〔法〕亨利·勒帕日.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118-150.

参考文献:

[1] 〔英〕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2] 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

福利经济学论文范文第3篇

论文摘要:数学化成为经济学发展的主流趋势,实证化和专门化、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假定条件的多样化、证伪主义的普遍化、案例使用的经典化、学科发展的边缘化、古典的均衡分析和现实的非均衡分析相互补充、理性预期和不确定性问题等趋势强化,博弈论的应用范围扩大,以及政府作为经济学研究对象和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联系得到共同重视。

20世纪经济学之所以产生诸多“革命”和理论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研究方法和角度的巨大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讲,研究方法的演变体现经济学的发展脉络。举其要者,研究方法的变化可归纳为以下十大趋势。

一、数学化成为经济学发展的主流趋势

经济学应用数学研究的专门化、技术化、职业化甚至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使经济学更严密,表达更准确,思维更成熟。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

第一,宏观计量分析法是最大贡献之一。诺贝尔奖获得者克莱因从上世纪50年代最早提出宏观经济计量模型,为宏观经济研究开辟新的视野。此后,随着大型计算机的诞生和使用,经济结构的各种参数得以推算出来,为制定政策提供依据。第一代计量经济学家的数理贡献在经济学方法论体系的整体性、严密性和形式化等方面发挥的巨大作用主要体现在宏观经济研究方面。中国经济学深受其影响。经济学理论与计量方法、计量模型,以及国民收入的核算体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得宏观经济理论从未像现在这样更贴近现实、更具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对比中国《经济研究》和《美国经济评论》,可以看到,自2002年开始,《美国经济评论》上刊登的应用计量经济学论文比重下降,而自2003年开始,《经济研究》上刊登的应用计量经济学的论文比重上升,开始超过《美国经济评论》。①

第二,计量经济学长足发展并成为经济学中一个极富魅力的分支,首先得益于统计学在经济学中的广泛使用,并最终成为构建计量经济学体系的一个重要基础。《1867-1960年美国货币史》是弗里德曼成功运用统计分析的一部经典性著作②,通过一系列的数据统计分析,得出货币数量的长期变化和实际收入的长期变化之间具有一种密切的相关性的结论,从而构建弗氏货币数量说。统计分析的运用不但支持计量经济学的发展,还大大推动诸如发展经济学、国际经济学、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等新的理论分野和发展。

但是,许多经济学家都激烈抨击滥用数学的现象。里昂惕夫在分析1972-1981年间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各种文章的类型之后,指出“专业经济学杂志中数学公式连篇累牍,引导读者从一系列多少有点道理但却完全武断的假设走向陈述精确而却又不切实际的结论”。

二、越来越呈现出实证化和专门化趋势

实证化,是经济学研究和表述中,越来越注重对经济现象的因果联系进行客观的、不带有主观选择意味的研究。这是解决实际经济问题的迫切要求。这种趋势注重具体经济而非一般性经济问题的研究,注重经济政策而非经济理论研究。表现为经济学研究目的的实用性,也表现为现实经济问题对经济理论研究的实证要求。与这种趋势相关,整个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也发生两次转换,即先是由重视对经济波动、就业和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转换到重视对财政赤字、通货膨胀、汇率变动和国际收支逆差问题的研究之后,又转换到重视对经济周期、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

专门化倾向,是实证化研究深入发展的结果,也是借助日益丰富的分析工具而产生的结果。专门化倾向,是指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和表述方法方面,越来越多地使用一些特有的、非经济学家一般不使用的方法、分析工具和专业术语,以至于出现只有受过专门训练的人才能进行经济学研究和分析、才能够看懂经济学论文。于是,由实证化倾向而来的专门化倾向,通过分析手段的发展和丰富,在加强实证研究技术化倾向的同时,又逐渐脱离实证化。这一特征从凯恩斯主义宏观计量模型到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的动态模型,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从长期来看,实证化和专门化的倾向仍然在加强,但二者之间的距离却有加大的迹象。如非线性分析这类跨学科分析方法的引进,也许会引起经济学的较大变化。

三、均衡分析方法与非均衡分析方法并存的趋势

“新古典综合派”在召回凯恩斯以前传统的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同时,也在宏观分析方面大胆地恢复均衡分析方法。因为“凯恩斯革命”打破的主要是自由放任经济政策下市场自动均衡的实现和保持机制,而不是均衡分析方法本身。因此,新自由主义各派的经济理论,始终坚持均衡分析的方法。在宏观非均衡分析方面,成就最突出的是法国经济学家让-帕斯卡尔贝纳西、马林沃德,美国的霍瓦德和英国的波茨、温特等人,他们不仅提出一套和凯恩斯理论体系完全相容的宏观非均衡学说,而且运用这套理论对中央集权决策经济的非均衡问题进行分析。正是这些人的努力,使得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尽管宏观非均衡分析方法不如均衡分析方法的影响普遍,但它无疑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其影响也在逐步扩大。

从广义上看,均衡分析方法和非均衡分析方法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其不同点仅在于各自所涉及的均衡条件和水平的差异。值得注意的是,非均衡分析的研究对象更为现实一些,也更强调动态性。客观上,均衡分析和非均衡分析都是对经济现象某些方面的适当反映,二者虽有差别,但不是根本性的相互排斥,而是相互统一、相互补充的关系。

四、假定条件的多样化趋势

经济学家们不得不或放宽假设,或修改前提,或一反传统逆向假定,以构建和拓宽其研究领域,为重建和发展他们的理论,以反对和解释来自对方的理论。例如,经济人假定是微观经济学的核心,也是经济学的基石之一。在20世纪中,经济人假定的条件被不断地修改、拓展,甚至批评和攻击。凯恩斯经济学的诞生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对经济人个体研究方法的最大“克服”,因为凯恩斯主义的基础和归宿都是围绕总供给与总需求等一系列“总量”关系而展开的。贝克尔拓展经济人假设,认为个人效用函数中具有利他主义的因素,这才是人类行为的一般性。鲍莫尔主张用“最大销售收益来代替最大利润的目标函数”,因为实证经验表明经理层的薪金与销售收益的关系大于它与利润的相关程度。公共选择学派提出的挑战是,经济人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时,并不能得出集体利益最大化的结论,“阿罗定理”即可说明个人福利的简单加总不一定与社会福利一致。新制度主义认为经济人假定过于“简单化”,因为除物质经济利益以外,人还有追求安全、自尊、情感、地位等社会性的需要。

五、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趋势

经济学研究领域与范围开始逐渐超出传统经济学的范畴,分析的对象扩张到小至生育、婚姻、家庭、犯罪等,大至国家政治、投票选举、制度分析等。研究领域的这种“侵略”与扩张,被称之为“经济学帝国主义”。这取决于时代主题和研究角度的变化、个人兴趣和专业特长的不同。

六、强调理性、预期和不确定性问题的趋势

理性预期学派从通货膨胀问题入手,强调理性和预期的问题,并由此否定政府干预的有效性,这对凯恩斯主义形成较大冲击,也引起凯恩斯主义各派对理性和预期问题的重视。尽管在理性问题上各派未能取得共识,但关于预期的思想和方法的确渗入宏观经济学各流派之中。

七、学科交叉的边缘化趋势

经济学的大家族中又派生出许多交叉学科和边缘学派,例如,混沌经济学、不确定经济学、行为经济学、法律经济学、实验经济学等,百家争鸣,相得益彰。这取决于经济学家认识领域的拓宽和方法论的多元化,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交流和相互渗透得以大大加深,大量非经济学概念的引入使得当今的经济学与百年前相比已面目全非。八、证伪主义的普遍化趋势

证伪主义经济学方法论是实证主义方法论的一种逻辑延续。据统计,20世纪70-80年代的20年间,经济学界出版50多本经济学方法论的著作,其中几乎都和证伪主义有一定的联系,在1991年总结的当代经济学家达成的13点共识中,有7个和证伪主义有直接联系。布劳格在《经济学方法论》中将20世纪经济学方法演变史归纳为一句话:“证伪主义者,整个20世纪的故事”。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新制度经济学方法论既是证实的又是证伪的,在某种程度上还兼有历史主义方法论的特点。

九、案例使用的经典化趋势

经济学中的“举例”,不仅已经发展到“经典化”的地步,而且在有些定理中不举例已不足以说明问题,甚至所举的案例已具有不可替代性。这种案例的惟一性,既简单明了、通俗易懂,又几十年上百年一贯制,代代相传。用案例阐明一个定理、寓意一个规律已经司空见惯,如“看不见的手”。

十、博弈论的应用范围扩大趋势

博弈论已延伸至政治、军事、外交、国际关系和犯罪学等学科,但其在经济学中的应用最为成功。博弈论研究的内容主要是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的决策以及该决策的均衡问题。借助于博弈论这一强有力的分析工具,“机制设计”、“委托—”、“契约理论”等已被推向当代经济学的前沿。20世纪经济学及其研究方法的深化,还表现在:

1、第一次把政府作为经济活动的一个部门来对待。不仅将政府的经济活动纳入到宏观经济活动中,而且将政府的经济行为和经济政策作为能动的经济力量加以运用,使之成为影响和调节宏观经济活动与状况的重要机制之一。政府支出不断膨胀、效率低下是的恶果,其原因是存在“政府失灵”,因此,市场是解决问题的惟一选择。③

2、宏观和微观的联系得到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共同重视。

注释:

①成九雁、秦建华.计量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轨迹[J].经济研究,2005(04):113-124.

②MaryS.Morgan,TheHistoryofEconometricIdeas,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0.

③参见〔法〕亨利·勒帕日.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118-150.

参考文献:

[1]〔英〕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2]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

福利经济学论文范文第4篇

论文摘要:数学化成为经济学发展的主流趋势,实证化和专门化、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假定条件的多样化、证伪主义的普遍化、案例使用的经典化、学科发展的边缘化、古典的均衡分析和现实的非均衡分析相互补充、理性预期和不确定性问题等趋势强化,博弈论的应用范围扩大,以及政府作为经济学研究对象和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联系得到共同重视。

20世纪经济学之所以产生诸多“革命”和理论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研究方法和角度的巨大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讲,研究方法的演变体现经济学的发展脉络。举其要者,研究方法的变化可归纳为以下十大趋势。

一、数学化成为经济学发展的主流趋势

经济学应用数学研究的专门化、技术化、职业化甚至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使经济学更严密,表达更准确,思维更成熟。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

第一,宏观计量分析法是最大贡献之一。诺贝尔奖获得者克莱因从上世纪50年代最早提出宏观经济计量模型,为宏观经济研究开辟新的视野。此后,随着大型计算机的诞生和使用,经济结构的各种参数得以推算出来,为制定政策提供依据。第一代计量经济学家的数理贡献在经济学方法论体系的整体性、严密性和形式化等方面发挥的巨大作用主要体现在宏观经济研究方面。中国经济学深受其影响。经济学理论与计量方法、计量模型,以及国民收入的核算体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得宏观经济理论从未像现在这样更贴近现实、更具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对比中国《经济研究》和《美国经济评论》,可以看到,自2002年开始,《美国经济评论》上刊登的应用计量经济学论文比重下降,而自2003年开始,《经济研究》上刊登的应用计量经济学的论文比重上升,开始超过《美国经济评论》。①

第二,计量经济学长足发展并成为经济学中一个极富魅力的分支,首先得益于统计学在经济学中的广泛使用,并最终成为构建计量经济学体系的一个重要基础。《1867-1960年美国货币史》是弗里德曼成功运用统计分析的一部经典性著作②,通过一系列的数据统计分析,得出货币数量的长期变化和实际收入的长期变化之间具有一种密切的相关性的结论,从而构建弗氏货币数量说。统计分析的运用不但支持计量经济学的发展,还大大推动诸如发展经济学、国际经济学、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等新的理论分野和发展。

但是,许多经济学家都激烈抨击滥用数学的现象。里昂惕夫在分析1972-1981年间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各种文章的类型之后,指出“专业经济学杂志中数学公式连篇累牍,引导读者从一系列多少有点道理但却完全武断的假设走向陈述精确而却又不切实际的结论”。

二、越来越呈现出实证化和专门化趋势

实证化,是经济学研究和表述中,越来越注重对经济现象的因果联系进行客观的、不带有主观选择意味的研究。这是解决实际经济问题的迫切要求。这种趋势注重具体经济而非一般性经济问题的研究,注重经济政策而非经济理论研究。表现为经济学研究目的的实用性,也表现为现实经济问题对经济理论研究的实证要求。与这种趋势相关,整个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也发生两次转换,即先是由重视对经济波动、就业和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转换到重视对财政赤字、通货膨胀、汇率变动和国际收支逆差问题的研究之后,又转换到重视对经济周期、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

专门化倾向,是实证化研究深入发展的结果,也是借助日益丰富的分析工具而产生的结果。专门化倾向,是指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和表述方法方面,越来越多地使用一些特有的、非经济学家一般不使用的方法、分析工具和专业术语,以至于出现只有受过专门训练的人才能进行经济学研究和分析、才能够看懂经济学论文。于是,由实证化倾向而来的专门化倾向,通过分析手段的发展和丰富,在加强实证研究技术化倾向的同时,又逐渐脱离实证化。这一特征从凯恩斯主义宏观计量模型到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的动态模型,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从长期来看,实证化和专门化的倾向仍然在加强,但二者之间的距离却有加大的迹象。如非线性分析这类跨学科分析方法的引进,也许会引起经济学的较大变化。

三、均衡分析方法与非均衡分析方法并存的趋势

“新古典综合派”在召回凯恩斯以前传统的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同时,也在宏观分析方面大胆地恢复均衡分析方法。因为“凯恩斯革命”打破的主要是自由放任经济政策下市场自动均衡的实现和保持机制,而不是均衡分析方法本身。因此,新自由主义各派的经济理论,始终坚持均衡分析的方法。在宏观非均衡分析方面,成就最突出的是法国经济学家让-帕斯卡尔贝纳西、马林沃德,美国的霍瓦德和英国的波茨、温特等人,他们不仅提出一套和凯恩斯理论体系完全相容的宏观非均衡学说,而且运用这套理论对中央集权决策经济的非均衡问题进行分析。正是这些人的努力,使得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尽管宏观非均衡分析方法不如均衡分析方法的影响普遍,但它无疑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其影响也在逐步扩大。

从广义上看,均衡分析方法和非均衡分析方法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其不同点仅在于各自所涉及的均衡条件和水平的差异。值得注意的是,非均衡分析的研究对象更为现实一些,也更强调动态性。客观上,均衡分析和非均衡分析都是对经济现象某些方面的适当反映,二者虽有差别,但不是根本性的相互排斥,而是相互统一、相互补充的关系。

四、假定条件的多样化趋势

经济学家们不得不或放宽假设,或修改前提,或一反传统逆向假定,以构建和拓宽其研究领域,为重建和发展他们的理论,以反对和解释来自对方的理论。例如,经济人假定是微观经济学的核心,也是经济学的基石之一。在20世纪中,经济人假定的条件被不断地修改、拓展,甚至批评和攻击。凯恩斯经济学的诞生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对经济人个体研究方法的最大“克服”,因为凯恩斯主义的基础和归宿都是围绕总供给与总需求等一系列“总量”关系而展开的。贝克尔拓展经济人假设,认为个人效用函数中具有利他主义的因素,这才是人类行为的一般性。鲍莫尔主张用“最大销售收益来代替最大利润的目标函数”,因为实证经验表明经理层的薪金与销售收益的关系大于它与利润的相关程度。公共选择学派提出的挑战是,经济人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时,并不能得出集体利益最大化的结论,“阿罗定理”即可说明个人福利的简单加总不一定与社会福利一致。新制度主义认为经济人假定过于“简单化”,因为除物质经济利益以外,人还有追求安全、自尊、情感、地位等社会性的需要。

五、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趋势

经济学研究领域与范围开始逐渐超出传统经济学的范畴,分析的对象扩张到小至生育、婚姻、家庭、犯罪等,大至国家政治、投票选举、制度分析等。研究领域的这种“侵略”与扩张,被称之为“经济学帝国主义”。这取决于时代主题和研究角度的变化、个人兴趣和专业特长的不同。

六、强调理性、预期和不确定性问题的趋势

理性预期学派从通货膨胀问题入手,强调理性和预期的问题,并由此否定政府干预的有效性,这对凯恩斯主义形成较大冲击,也引起凯恩斯主义各派对理性和预期问题的重视。尽管在理性问题上各派未能取得共识,但关于预期的思想和方法的确渗入宏观经济学各流派之中。

七、学科交叉的边缘化趋势

经济学的大家族中又派生出许多交叉学科和边缘学派,例如,混沌经济学、不确定经济学、行为经济学、法律经济学、实验经济学等,百家争鸣,相得益彰。这取决于经济学家认识领域的拓宽和方法论的多元化,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交流和相互渗透得以大大加深,大量非经济学概念的引入使得当今的经济学与百年前相比已面目全非。八、证伪主义的普遍化趋势

证伪主义经济学方法论是实证主义方法论的一种逻辑延续。据统计,20世纪70-80年代的20年间,经济学界出版50多本经济学方法论的著作,其中几乎都和证伪主义有一定的联系,在1991年总结的当代经济学家达成的13点共识中,有7个和证伪主义有直接联系。布劳格在《经济学方法论》中将20世纪经济学方法演变史归纳为一句话:“证伪主义者,整个20世纪的故事”。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新制度经济学方法论既是证实的又是证伪的,在某种程度上还兼有历史主义方法论的特点。

九、案例使用的经典化趋势

经济学中的“举例”,不仅已经发展到“经典化”的地步,而且在有些定理中不举例已不足以说明问题,甚至所举的案例已具有不可替代性。这种案例的惟一性,既简单明了、通俗易懂,又几十年上百年一贯制,代代相传。用案例阐明一个定理、寓意一个规律已经司空见惯,如“看不见的手”。

十、博弈论的应用范围扩大趋势

博弈论已延伸至政治、军事、外交、国际关系和犯罪学等学科,但其在经济学中的应用最为成功。博弈论研究的内容主要是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的决策以及该决策的均衡问题。借助于博弈论这一强有力的分析工具,“机制设计”、“委托—”、“契约理论”等已被推向当代经济学的前沿。20世纪经济学及其研究方法的深化,还表现在:

1、第一次把政府作为经济活动的一个部门来对待。不仅将政府的经济活动纳入到宏观经济活动中,而且将政府的经济行为和经济政策作为能动的经济力量加以运用,使之成为影响和调节宏观经济活动与状况的重要机制之一。政府支出不断膨胀、效率低下是的恶果,其原因是存在“政府失灵”,因此,市场是解决问题的惟一选择。③

2、宏观和微观的联系得到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共同重视。

注释:

①成九雁、秦建华.计量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轨迹[J].经济研究,2005(04):113-124.

②MaryS.Morgan,TheHistoryofEconometricIdeas,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0.

③参见〔法〕亨利·勒帕日.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118-150.

参考文献:

[1]〔英〕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2]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

福利经济学论文范文第5篇

摘要:数学化成为经济学发展的主流趋势,实证化和专门化、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假定条件的多样化、证伪主义的普遍化、案例使用的经典化、学科发展的边缘化、古典的均衡分析和现实的非均衡分析相互补充、理性预期和不确定性问题等趋势强化,博弈论的应用范围扩大,以及政府作为经济学研究对象和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联系得到共同重视。

关键词:经济学;数学化;实证化

作者简介:周志太(1956-),男,淮北煤炭师范学院经管学院教授,研究生导师。

中图分类号:F0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309(2008)10-0008-03

20世纪经济学之所以产生诸多“革命”和理论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研究方法和角度的巨大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讲,研究方法的演变体现经济学的发展脉络。举其要者,研究方法的变化可归纳为以下十大趋势。

一、数学化成为经济学发展的主流趋势

经济学应用数学研究的专门化、技术化、职业化甚至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使经济学更严密,表达更准确,思维更成熟。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

第一,宏观计量分析法是最大贡献之一。诺贝尔奖获得者克莱因从上世纪50年代最早提出宏观经济计量模型,为宏观经济研究开辟新的视野。此后,随着大型计算机的诞生和使用,经济结构的各种参数得以推算出来,为制定政策提供依据。第一代计量经济学家的数理贡献在经济学方法论体系的整体性、严密性和形式化等方面发挥的巨大作用主要体现在宏观经济研究方面。中国经济学深受其影响。经济学理论与计量方法、计量模型,以及国民收入的核算体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得宏观经济理论从未像现在这样更贴近现实、更具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对比中国《经济研究》和《美国经济评论》,可以看到,自2002年开始,《美国经济评论》上刊登的应用计量经济学论文比重下降,而自2003年开始,《经济研究》上刊登的应用计量经济学的论文比重上升,开始超过《美国经济评论》。①

第二,计量经济学长足发展并成为经济学中一个极富魅力的分支,首先得益于统计学在经济学中的广泛使用,并最终成为构建计量经济学体系的一个重要基础。《1867-1960年美国货币史》是弗里德曼成功运用统计分析的一部经典性著作②,通过一系列的数据统计分析,得出货币数量的长期变化和实际收入的长期变化之间具有一种密切的相关性的结论,从而构建弗氏货币数量说。统计分析的运用不但支持计量经济学的发展,还大大推动诸如发展经济学、国际经济学、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等新的理论分野和发展。

但是,许多经济学家都激烈抨击滥用数学的现象。里昂惕夫在分析1972-1981年间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各种文章的类型之后,指出“专业经济学杂志中数学公式连篇累牍,引导读者从一系列多少有点道理但却完全武断的假设走向陈述精确而却又不切实际的结论”。

二、越来越呈现出实证化和专门化趋势

实证化,是经济学研究和表述中,越来越注重对经济现象的因果联系进行客观的、不带有主观选择意味的研究。这是解决实际经济问题的迫切要求。这种趋势注重具体经济而非一般性经济问题的研究,注重经济政策而非经济理论研究。表现为经济学研究目的的实用性,也表现为现实经济问题对经济理论研究的实证要求。与这种趋势相关,整个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也发生两次转换,即先是由重视对经济波动、就业和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转换到重视对财政赤字、通货膨胀、汇率变动和国际收支逆差问题的研究之后,又转换到重视对经济周期、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

专门化倾向,是实证化研究深入发展的结果,也是借助日益丰富的分析工具而产生的结果。专门化倾向,是指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和表述方法方面,越来越多地使用一些特有的、非经济学家一般不使用的方法、分析工具和专业术语,以至于出现只有受过专门训练的人才能进行经济学研究和分析、才能够看懂经济学论文。于是,由实证化倾向而来的专门化倾向,通过分析手段的发展和丰富,在加强实证研究技术化倾向的同时,又逐渐脱离实证化。这一特征从凯恩斯主义宏观计量模型到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的动态模型,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从长期来看,实证化和专门化的倾向仍然在加强,但二者之间的距离却有加大的迹象。如非线性分析这类跨学科分析方法的引进,也许会引起经济学的较大变化。

三、均衡分析方法与非均衡分析方法并存的趋势

“新古典综合派”在召回凯恩斯以前传统的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的同时,也在宏观分析方面大胆地恢复均衡分析方法。因为“凯恩斯革命”打破的主要是自由放任经济政策下市场自动均衡的实现和保持机制,而不是均衡分析方法本身。因此,新自由主义各派的经济理论,始终坚持均衡分析的方法。在宏观非均衡分析方面,成就最突出的是法国经济学家让-帕斯卡尔贝纳西、马林沃德,美国的霍瓦德和英国的波茨、温特等人,他们不仅提出一套和凯恩斯理论体系完全相容的宏观非均衡学说,而且运用这套理论对中央集权决策经济的非均衡问题进行分析。正是这些人的努力,使得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尽管宏观非均衡分析方法不如均衡分析方法的影响普遍,但它无疑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其影响也在逐步扩大。

从广义上看,均衡分析方法和非均衡分析方法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其不同点仅在于各自所涉及的均衡条件和水平的差异。值得注意的是,非均衡分析的研究对象更为现实一些,也更强调动态性。客观上,均衡分析和非均衡分析都是对经济现象某些方面的适当反映,二者虽有差别,但不是根本性的相互排斥,而是相互统一、相互补充的关系。

四、假定条件的多样化趋势

经济学家们不得不或放宽假设,或修改前提,或一反传统逆向假定,以构建和拓宽其研究领域,为重建和发展他们的理论,以反对和解释来自对方的理论。例如,经济人假定是微观经济学的核心,也是经济学的基石之一。在20世纪中,经济人假定的条件被不断地修改、拓展,甚至批评和攻击。凯恩斯经济学的诞生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对经济人个体研究方法的最大“克服”,因为凯恩斯主义的基础和归宿都是围绕总供给与总需求等一系列“总量”关系而展开的。贝克尔拓展经济人假设,认为个人效用函数中具有利他主义的因素,这才是人类行为的一般性。鲍莫尔主张用“最大销售收益来代替最大利润的目标函数”,因为实证经验表明经理层的薪金与销售收益的关系大于它与利润的相关程度。公共选择学派提出的挑战是,经济人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时,并不能得出集体利益最大化的结论,“阿罗定理”即可说明个人福利的简单加总不一定与社会福利一致。新制度主义认为经济人假定过于“简单化”,因为除物质经济利益以外,人还有追求安全、自尊、情感、地位等社会性的需要。

五、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趋势

经济学研究领域与范围开始逐渐超出传统经济学的范畴,分析的对象扩张到小至生育、婚姻、家庭、犯罪等,大至国家政治、投票选举、制度分析等。研究领域的这种“侵略”与扩张,被称之为“经济学帝国主义”。这取决于时代主题和研究角度的变化、个人兴趣和专业特长的不同。

六、强调理性、预期和不确定性问题的趋势

理性预期学派从通货膨胀问题入手,强调理性和预期的问题,并由此否定政府干预的有效性,这对凯恩斯主义形成较大冲击,也引起凯恩斯主义各派对理性和预期问题的重视。尽管在理性问题上各派未能取得共识,但关于预期的思想和方法的确渗入宏观经济学各流派之中。

七、学科交叉的边缘化趋势

经济学的大家族中又派生出许多交叉学科和边缘学派,例如,混沌经济学、不确定经济学、行为经济学、法律经济学、实验经济学等,百家争鸣,相得益彰。这取决于经济学家认识领域的拓宽和方法论的多元化,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交流和相互渗透得以大大加深,大量非经济学概念的引入使得当今的经济学与百年前相比已面目全非。

八、证伪主义的普遍化趋势

证伪主义经济学方法论是实证主义方法论的一种逻辑延续。据统计,20世纪70-80年代的20年间,经济学界出版50多本经济学方法论的著作,其中几乎都和证伪主义有一定的联系,在1991年总结的当代经济学家达成的13点共识中,有7个和证伪主义有直接联系。布劳格在《经济学方法论》中将20世纪经济学方法演变史归纳为一句话:“证伪主义者,整个20世纪的故事”。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新制度经济学方法论既是证实的又是证伪的,在某种程度上还兼有历史主义方法论的特点。

九、案例使用的经典化趋势

经济学中的“举例”,不仅已经发展到“经典化”的地步,而且在有些定理中不举例已不足以说明问题,甚至所举的案例已具有不可替代性。这种案例的惟一性,既简单明了、通俗易懂,又几十年上百年一贯制,代代相传。用案例阐明一个定理、寓意一个规律已经司空见惯,如“看不见的手”。

十、博弈论的应用范围扩大趋势

博弈论已延伸至政治、军事、外交、国际关系和犯罪学等学科,但其在经济学中的应用最为成功。博弈论研究的内容主要是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的决策以及该决策的均衡问题。借助于博弈论这一强有力的分析工具,“机制设计”、“委托―”、“契约理论”等已被推向当代经济学的前沿。20世纪经济学及其研究方法的深化,还表现在:

1、第一次把政府作为经济活动的一个部门来对待。不仅将政府的经济活动纳入到宏观经济活动中,而且将政府的经济行为和经济政策作为能动的经济力量加以运用,使之成为影响和调节宏观经济活动与状况的重要机制之一。政府支出不断膨胀、效率低下是的恶果,其原因是存在“政府失灵”,因此,市场是解决问题的惟一选择。③

2、宏观和微观的联系得到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共同重视。

注释:

① 成九雁、秦建华.计量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轨迹[J].经济研究,2005(04):113-124.

② Mary S.Morgan,The History of Econometric Idea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③ 参见〔法〕亨利・勒帕日.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118-150.

参考文献:

[1] 〔英〕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2] 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

福利经济学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生态园区

一、循环经济的含义

循环经济是运用生态学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基本特征,通过清洁生产、市场机制、调控等方式,组织成为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物质在生产生活中反复循环流动的过程,旨在最终实现环境、资源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经济运行模式。循环经济的内涵和目标可以从技术和经济两个层次界定。技术层次,发展循环经济就是要在生产实践中,通过生产技术与资源节约技术相融合,减少单位产出的资源消耗,最高效率地节约使用资源;在经济层面上,发展循环经济需要一种新的制度安排和经济运行机制。需要把资源和生态环境看成稀缺的、社会大众共有的自然福利资本,因而要求将生态环境纳入经济循环过程中参与定价和利益分配。

二、循环经济的特征

循环经济作为一种的发展观其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新的系统观。循环经济的系统是由人、自然资源和科学技术等要素构成的大系统。循环经济观要求人在考虑生产和消费时不再置身于这一大系统之外,而是将自己作为这个大系统的一部分来研究符合客观规律的经济原则。

二是新的经济观。循环经济观要求运用生态学规律,不仅要考虑工程承载能力还要考虑生态承载能力。在生态系统中只有在资源承载能力之内的良性循环,才能使生态系统平衡地发展。

三是新的价值观。循环经济观将自然作为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是需要维持良性循环的生态系统;在考虑科学技术时不仅考虑其对自然的开发能力,且要充分考虑到它对生态系统的修复能力;在考虑人自身的发展时,不仅考虑人对自然的征服能力,而且更重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能力。

四是新的生产观。循环经济的生产观念是要充分考虑自然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在生产过程中要求遵循“3R”原则:资源利用的减量化(Reduce)原则、产品的再使用(Reuse)原则、废弃物的再循环(Recycle)原则。

五是新的消费观。循环经济观提倡物质适度消费、层次消费,在消费的同时要考虑到废弃物的资源化,建立循环生产和消费的观念。

三、各国循环经济发展趋势

(一)日本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循环经济理念在日本深入人心,21世纪初,提出“环境立国”战略,即创建循环型社会的国家目标。消费者报废电器时应支付废旧家电收集、再商品化等有关费用,废旧电器经过商家回收又重新回到生产。资源循环利用率如空调为78%,电视为73%,冰箱为59%,洗衣机为56%。日本力争资源回收率达100%。从家电中回收的玻璃、铜、铝等材料制作成玻璃杯、易拉罐等再生产品。

(二)德国

在发展循环经济方面德国始终走在世界前列。早在1972年德国就制定和颁布了《废弃物处理法》,1996年又颁布《循环经济和废物管理法》,确立产生废弃物最小法、污染者承担治理义务以及政府与公民合作三原则。家庭废弃物利用率从1996年的35%上升到2003年的60%。2003年在冶金行业,95%的矿渣、75%以上的粉尘和矿泥,以及至少有2000万顿废旧钢材被重新利用。,废弃物处理成为德国经济支柱产业,年均营业额约410亿欧元,并创造20多万个就业机会。

(三)美国

美国1976年就制定和颁布《固体废弃物处置法》。2003年,美国城镇产生的废弃物为5.5亿t,回收利用率达到40%。在各种废弃物回收利用率中,纸张为42%,软饮料塑料瓶为40%,铁制包装为57%。

(四)欧盟

欧盟实施的家用电器回收办法,规定商业界必须回收90%的废弃电冰箱及洗衣机,并将此类大型电器用品的60%用于再生产利用。在个人电脑方面其回收比例则按产品重量由原定的60%提高到70%,再生率也由50%提高至60%。此外法国政府要求应有85%的包装废弃物循环利用;奥地利法规要求80%回收包装材料必须进行再循环处理或再利用;丹麦政府规定所有废弃物要有50%进行再循环处理。

四、目前循环经济的几种发展模式

(一)杜邦模式——企业内部的循环经济

通过组织厂内各工艺之间的物料循环延长生产链条,减少生产过程中物料和能源的使用量,尽量减少废弃物和有毒物质的排放,最大限度利用可再生资源,提高产品耐用性等。发明这种模式的杜邦公司到1994年生产废弃物减少了25%,空气污染物排放量减少了70%。

(二)园区模式——又称为卡伦堡工业园区模式

按照工业生态学的原理,通过企业间的物质集成、能量集成和信息集成,形成产业间的代谢和共生耦合关系,使一家工厂的废弃物或副产品成为另一家工厂的原料和能源,建立工业生态园区。丹麦卡伦堡工业园区内各企业通过贸易方式利用对方生产过程中的废弃物或副产品作为自己的原料,不仅减少了废物生产量,还产生了很好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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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德国DSD——回收再利用体系

德国的包装物双元回收体系(DSD)是专门组织回收包装废弃物的非营利性中介组织,最初由95家产品生产厂家、商业以及垃圾回收部门联合组成,已有1.6万家企业加入。在需要回收的包装物上做标记然后由DSD委托回收企业进行清理、分拣再进行循环利用。

(四)日本的循环型社会模式

日本在循环型社会建设方面主要体现三个层次上。一是政府推动构筑多层次体系;二是要求企业开发高新技术;三是要求国民从根本上改变观念,不要鄙视垃圾,要把它视为有用资源。堆在一起是垃圾,分类存放就是资源。

五、国外循环优秀案例及经验借鉴

下面以日本北九州生态园为例介绍。

(一)园区简介

为解决大量消耗能源、资源而产生的垃圾排放等越来越多的环境,北九州市以建设亚洲的“国家资源及环保产业基地”为目标,以振兴再生资源利用产业为主,制定了生态工业园基本规划。工业园建于2001年,是再利用型生态园的代表。园区分为实证区和循环工业园两个区域。

(二)循环经济实施措施

北九州市的环保产业拥有合理的环境管理体制及安全的高新技术,由企业、大学及政府部门组成的“北九州环境产业推进会议”制定了基本工作方向并采用了环境政策与产业振兴政策相结合的独具特色的地方政策。重点实施措施有四个方面:(1)建设循环使用及旧零部件再次使用产业园区;(2)充分利用现有的产业基础设施,新产业;(3)创办新能源技术产业、超微纳米等新一代环保产业项目;(4)加强人才培训。

此外北九州通过规划合理的功能区布局来更好的贯彻实施循环经济的理念,具体功能区布局如下:(1)2001年6月设立北九州市生态工业园区中心:是开展环境的基地,举办以市民为主的环保知识讲座,举办环保技术相关研修、讲座,推广环保技术。(2)环保企业聚集区:通过各企业的相互合作,把环保相关企业发展成为废物排放为零的资源循环基地。(3)响滩再生使用区:市政府场地租给企业,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环保项目,地方中小企业充分利用自己独创的先进技术和先进工艺,开展各种再生使用产业活动。(4)环保研发中心:企业、政府、大学联合起来将进行最尖端的废物处理技术、再生使用技术的研发。本九州生态产业园利用作为工业城市积累起来的技术和人才、工业设施及企业、研究机构、政府、市民建立的,将振兴产业与环境保护两大政策有机结合成功实现了建立独具特色的地区政策的工业园区,其成功经验对我们建立循环经济示范区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六、国内发展循环经济建议

发展循环经济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最重要和最现实的选择。结合我国国情发展生态园区循环经济可从以下几点试做努力:

1.创新机构,保证循环经济深入发展。成立循环经济建设领导小组结合区域实际状况,从引导和促进的角度出发全面推进区域循环经济工作。

2.绿色招商,促进第二产业生态工业发展。通过产业链、产品链和废物链的构建与完善,资源和废物的减量化等措施,大力发展生态工业,改善投资环境。根据生态工业系统建设需求和市场机制有选择地进行主题招商和绿色招商,重点发展补链企业,形成多产品多链条的生态工业网状结构。

3.集约使用,提高资源使用率。注重资源的集约化使用,无论在土地资源、水资源、还是能源使用效率方面均努力达到较高水平。

4.重视,引领静脉产业生态工业发展。可利用高新技术发展海水淡化以解决淡水资源缺乏的问题;投资兴建垃圾发电厂,利用先进的技术进行烟气净化处理发电的同时保护居住环境;完善区域水循环系统,建立以污水处理厂为主体的中水回用系统,节约用水的同时满足企业对中水的需求。

5.加强信息建设,构建生态工业信息平台。建立固废资源信息网,便于企业之间进行固废资源交换与再利用的信息沟通,为生态工业园和循环经济建设搭建信息平台。

6.注重生态教育,建设绿色学校。生态文化建设从孩子抓起,各级学校开展环境教育,在相应课程中增加环境保护知识,把生态教育纳入学生的素质教育内容,从小培养学生保护环境的自觉性。

[1]林慧岳.基于循环经济区域创新活动[J].辩证法研究,2006,(2).

[2]于萍.发展循环经济促进可持续发展[J].天津科技,2004,(6).

[3]许江萍.循环经济:从理念到实践[J].科技投资,2006,(8).

[4]江翔.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循环经济[J].华东经济管理,2005,(3).

[5]王晶日.实现循环的探讨[J].环境保护,2004,(1).

福利经济学论文范文第7篇

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框架由三个主要部分组成:视角(perspective)、参照系(reference)和分析工具(analyticaltools)。第一,现代经济学提供了从实际出发看问题的视角。这些视角指导我们避开细枝末节,把注意力引向关键的、核心的问题。经济学家看问题的出发点通常基于三项基本假设:经济人的偏好、生产技术和制度约束下可供使用的资源禀赋。用经济学的视角看问题,消费者想买到物美价廉的商品,企业家想赚取利润,都是很自然的。经济学就是要探讨在个人自利动机的驱动下,人们如何在给定的机制下互相作用,达到某种均衡状态,并且评估在此状态下是否有可能在没有参与者受损的前提下让一部分人有所改善(即是否可以提高效率)。以此为出发点,经济学的分析往往集中在各种间接机制(比如价格、市场供求因素等)对经济人行为的影响,并以“均衡”、“效率”作为分析的着眼点。以这种视角分析问题不仅具有方法的一致性,且常常会得出出人意料,却合乎情理逻辑的结论。第二,经济学提供了多个参照系。参照系对任何学科的建立和发展都极为重要,经济学也不例外。这些参照系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它们是否准确无误地描述了现实,而在于建立了一些让人们更好地理解现实的标尺。经济学家的头脑中总有几个参照系,这样,分析经济问题时就有可比性。比如讨论资源配置和价格问题时,充分竞争下的一般均衡理论就是一个参照系;讨论产权和法的作用时,科斯定理就是一个参照系。参照系的建立对经济学的发展起到了有效的推动作用。第三,经济学采用了一系列强有力的“分析工具”,它们多是各种图象模型和数学模型。比如:供需曲线图象模型,它以数量和价格分别为横、纵轴,提供了一个非常方便和多样化的分析工具。经济学家用这一工具来分析局部均衡下的市场资源配置、市场扭曲、市场失灵等问题和政府干预市场的政策效果。这种工具的力量在于,用较为简明的图象和数学结构帮助我们深入分析纷繁复杂的经济行为和现象。

二、数学工具对经济学发展的影响

现代经济学的一个明显特点是越来越多地使用数学(包括统计学)作为分析工具,绝大多数的经济学前沿论文都包含数学或计量模型。从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来看,这并不难理解,因为参照系的建立和分析工具的发展通常都要借助数学。但是,在部分经济学家的理论研究中,逐渐形成了一个基于唯数主义的数学化倾向,这种倾向偏离了经济学研究的基本视角,不仅不能为非西方世界的经济学家所接受,而且在西方经济学家内部也颇存异议。因此,我们必须一分为二地看待数学工具对经济学发展的影响。(一)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从理论研究角度,借助数学模型有三个优势:第一,数学语言可以清楚地描述前提假定,这使得经济学的推理与分析过程呈现出数理逻辑的严谨性。例如,边际效应价值实际上是在对效用函数进行测定的基础上,运用一系列联立方程组推导的结果。社会资源最优配置的帕累托最优理论,也是运用联立方程组对生产和交换均达到最优配置下社会福利最大化的阐述。第二,数学方法使经济学拥有了一个统一的语话体系,并进而使经济学的发展具有了一个共同的基础,让后人较容易在已有的研究工作上继续开拓,也使得在深层次上发现似乎不相关的结构之间的关联变成可能。西方经济学就是在这一共同的话语体系下获得长足的发展。第三,数学表述具有文字性表述所不具备的确定性与精确性。数学推导具有数理上的逻辑性,运用数学模型讨论经济问题,学术争议便可以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或不同意对方前提假设;或找出对方论证错误;或是发现修改原模型假设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这样就可以有效地避免经济学理解上的歧义,避免基于不同理解而发生的毫无意义的争论,因此,从整体上有利与提高经济学家工作的效率。从实证研究角度看,使用数学和统计方法的优势也比较明显:其一是以经济理论的数学模型为基础可以发展出用于定性和定量分析的计量经济模型;其二是证据的数量化使得实证研究具有系统性;其三是使用精致复杂的统计方法可以让研究者从已有的数据中最大程度地汲取有用的信息。因此,运用数学和统计方法进行经济学研究可以把实证分析建立在理论基础上,并从系统的数据中定量地检验理论假说和估计参数的数值。这就可以减少经验性分析中的表面化和偶然性,并分别确定它在经济意义下的显著程度。(二)经济学数学化的误区在肯定数学在经济学中的重要作用的同时,更需要指出的是:经济学不是数学。首先,经济学并不是一些数学模型和概念的简单汇集,经济学家的工作也不是开拓数学理论前沿,而是运用这些理论所代表的分析框架来解释和理解经济行为和现象。经济学发展的关键绝不在于其对数学的运用是否精通,而是取决于经济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的深度。比如经济学家应用统计回归方法,不仅关心变量的估计值和变量间的相关性,更关心变量间的因果关系、模型假定对预测的影响以及计量结果背后的经济含义,这是计量经济学不同于数学或统计学的最重要方面。其次,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必须从经济学独有的研究视角出发,数学和计量方法只是体现和执行经济想法的一种工具,而不是唯一的工具。目前,英美许多经济学杂志取舍稿件的重要标准之一就是是否建立了数学模型,是否采用计量分析,如果论文不是有意的使用一组代数符号的话,那么,该论文便会自动被视为毫无价值而遭拒绝。这种作法排除了其他解决问题的思路,使运用其他研究方法解决经济问题的个人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这种过分数学化的趋势,标志着经济学在逐渐失去其作为社会科学应有的特征(如对现存的社会经济结构的批判性,对人和人之间生产关系的揭示,对社会经济制度的揭示,对社会经济生活的直觉性感悟等),标志着经济学在唯科学主义道路上走过了头,以至于逐渐丧失了对活生生的人的关注与分析,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标志着经济学分析工具的贫乏与单一。因此,我们不能以数学水平的高低来衡量一名经济学家的水平,我们也不能以运用数学的多少和它的难易程度来作为评判经济学论文质量的标准。同时,经济学中的过度数学化倾向还表现在,一些经济学家把数学当作经济分析的唯一手段,不顾条件地加以运用。这种运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形式主义的运用,导致了经济研究的资源误置。经济学研究人类的生产、消费和分配的社会经济活动,而人类活动受道德、历史和社会的诸多因素影响,许多环节之间都有或明或暗的联系,这使得经济活动变得相当复杂,如果用数学变量来表示,那么必将形成一个极端庞大而又难以处理的数理模型,这就给使用带来了困难。而心理学的研究结果表明,在一些情况下人的决策与模型中的严峻假定有系统性偏差,修改某些有关数理模型条件下市场中人的经济行为,将得出很多与已有的理论不同的结论。要想使严峻假定下建立的模型具有可行性,就必须要

不断的放松假定,加进新的变量,这样做会使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直到超出数学能力所限,使得数学方法的运用陷入死循环。必须承认,经济运行中存在着许多无法量化的因素,如果一味地追求对经济现象的数量分析而忽视数学分析方法本身的局限性,将必然会陷入“数字游戏”的怪圈。事实证明,单纯使用数学工具解决经济问题具有明显的局限性。

三、运用经济学分析工具的几点建议

应该说,在经济学中系统地运用数学方法是不应受到过多指责的,但是,任何方法的运用都需要遵循适度的原则,过度化只能造成相反的效果。第一,经济学是一门以现实中的经济行为和现象作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科学,对理论的现实性非常关注。一方面,所有的经济学理论最终都要接受现实的检验;另一方面,新理论的创立和旧理论的发展也要受现实的启发。包括数学在内的任何分析工具都不能脱离这一范畴而孤立存在。经济学过度数学化使经济学家在研究问题时不自觉地接受了数学家的价值取向,把经济学变为基于一系列超现实抽象假定的科学,实际上忽视了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特征。因此,解决经济问题必须考虑到经济学研究不同于自然科学研究的基本困难,是可控实验的不可行性和用经验数据直接检验结论的有限性,必须摒弃以主观局限的数学推导进行客观经济规律探索的方法论。第二,经济理论是描述一个理性的人如何在给定的条件下做出选择,以达到其目标最大化的过程,而选择结果便是理论所要解释的现象。因此,一个经济理论能否解释现实的关键就在于模型中限制当事人选择的给定假设条件是否合适。所谓合适,是指模型中的限制条件要尽可能地具有“普适性”(Robustness),也就是要具有一般性。例如,要素禀赋决定了一个经济中的各种要素的相对价格,是社会中任何经济决策都必须考虑到的条件,因此,要素禀赋是一个非常“一般”的条件,以发展目标和要素禀赋的矛盾来解释计划体制的产生,也就有了较强的“普适性”。运用要素禀赋理论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不同社会性质的国家采用了类似的计划体制以及为什么我国的社会性质未变,而改革后却从计划体制转型到市场体制的现象。所以,我们要将经济理论的探讨建立在经济运行各个环节之间普遍联系的基础上。第三,从经济学引入数学以后100多年的历史来看,作为一种分析工具,数学的确显示出诸多值得充分肯定的优越性,我们应该不断加强经济学数学分析方法自身的完善,拓展其应用领域,进一步发挥其在经济理论研究和实践中的作用。在继承和发扬传统数学分析方法的基础上,学习和应用最新的数学分析方法,如博奕论方法、对策论方法、模糊数学方法、非线性系统方法等,使数量分析由单变量向多变量发展,由单目标向多目标发展,并且大力拓展计算机等相关技术领域,提高数学解决经济问题的能力。第四,经济现象本质上一种社会现象,其发展受到许多无法量化的因素制约,这要求我们进行经济研究的时候必然要经过一个定性到定量的分析过程。如果舍弃那些不可定量却对经济行为产生重要影响的因素,生硬地把经济现象抽象到数学模型当中,就会歪曲经济事物的本来面目,影响结论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因此,在加强数学工具运用的同时,我们绝不能局限于数学的分析方法,更不能局限于形式上的数学化,简单否定和排斥定性分析的作用。行为经济学之所以逐渐被主流经济学接受,正是因为它合理运用定性分析的方法,并且将通常的理性假设的情况包涵在其中,而不是单纯的依靠严峻假设下的数学模型来解决问题。

主要参考文献:

[1]程祖瑞.数学化,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必由之路[J].经济经纬,2001(6).

[2]赵凌云.经济学数学化的是与非[J].经济学家,1999(1).

[3]曾康霖.略论经济学研究的几次革命[J].经济学家,2001(5).

[4]钱颖一.理解现代经济学.

福利经济学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 经济学数学化 经济英语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的深入,我们已步入一个经济化的时代。其实,埃德蒙・伯克早就说过,骑士制度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随之而来的是诡辩者、经济学家和计算机的时代。在这个经济化的时代,每个人都应具备一定的经济学知识。正如保罗・A・萨缪尔森所言,“在一个人的一生中,从摇篮到坟墓,都会遇到经济学的真理……,经济学不会使你成为一个天才,但是,没有经济学,你简直非吃亏不可。”现在,大量的英文经济学原版著作引入到中国,进入到大学课堂;英文报刊、广播、电视英语节目,大量涉及国际、国内财经报道,广大的英语学习者和英语爱好者不可避免地会接触到大量的经济英语文献。经济英语是英语语言知识技能和经贸知识的结合。由于经济领域的浩瀚,以及经济学的不断发展,使经济学和数学结下不解之缘,出现经济学的数学化倾向。“特别是西方经济学家惯常运用晦涩费解的语言和复杂难懂的数学公式,其结果往往使读者难于理解他们所要表达的内容。”

一、经济学和数学

经济学是研究客观的经济现象及其规律的科学。被称为社会科学之王-是最古老的艺术、最新颖的科学。经济学研究的经济现象,虽然不可以象自然现象那样进行精确地计量,但还是可以部分计量的。事实上,可以用数学方法来考察经济现象的数量关系,用数学语言来表述经济模型和经济理论,也可以用经验的统计资料对经济理论进行验证。科学的分析方法,必须在定性研究的同时,运用数学方法进行量的分析,才能完善地揭示事物的内在规律。正如马克思所言,“一种科学只有在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真正达到了完善的地步。”

数学方法正是对客观事物进行量的分析。在经济分析中,运用数学方法的优点在于:(1)所应用的语言是更严密和更准确的;(2)有大量的数学定理为经济分析服务;(3)由于它使我们明确地表达一些假定条件,可以使我们避免采用一些不理想的含义模糊的假定;(4)它使我们能够处理有几个变量的情形。所以,数学方法被广泛地用于经济分析。

1.经济数学化

7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学加强了数学分析,甚至出现了经济学的“数学化倾向”。在西方经济学著作中,除了对经济理论进行必要的文字说明外,还广泛地运用几何、矩阵代数、微积分、概率论、差分方程和序列论等对经济现象进行数量分析。

2.数理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

数理经济学(mathematical economics)是一种经济分析的方法。在这种分析中,经济学家使用数学符号以表述经济问题,凭借自己已知的数学定理来帮助其推理。数理经济学和所谓“文字经济学”的主要区别在于:在数理经济学中,假设和结论是以数学符号表述的。另外,代替文字逻辑的是应用数学定理来进行推理过程,使表述更为严密和准确。

计量经济学(econometrics)则是在本世纪西方经济学“数学化”的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具有把数理经济学和数理统计学兼容并蓄的特点。简言之,计量经济学是对已形成的经济理论所进行的实证统计考核数理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是数学分析方法在经济分析中应用的集中代表,充分体现了数学与经济学的关系。

二、经济英语与数学

经济英语主要指与经济有关,或涉及到经济的英语。经济英文语篇涵盖范围非常广泛。包括:英语经济学文献,即英文版经济学原著和英文经济学论文等。应用经济英语文体,如商务沟通(business communication)等;报刊英语经贸文章、报道(财经报道financial report)。国际经济组织文献。由于数学方法在经济分析中的广泛运用,使得在经济学文献中,随处可见大量的数学词汇。如curve曲线,variable变量,coefficient系数,index指数,function函数,multiplier乘数等等,以及与之相应的经济学术语,如endogenous/exogenous variable 内/外生变量;coefficient of price/income cross elasticity of demand需求价格/收入/交叉弹性系数,Gini coefficient 基尼系数;Consumer’s price index,CPI消费品价格指数,Lerner index 勒拿指数;social welfare function社会福利函数,consumption function消费函数;deposit multiplier储蓄乘数,foreign trade multiplier对外贸易乘数等等,以及其他数学内容如:

1.图表

图形是说明两组或两组以上的资料或变量如何相互联系的图示。它的优点在于,在很小的空间里汇集了大量的资料并易于理解。图形对于经济学者如同榔头对于工匠一样必不可少。你必须具备足够的图形的知识才能够掌握经济学。(保罗・A・萨缪尔森,1991:25)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中,附录1 就是“如何阅读图形?”。 所以,在西方经济学英文文献、英文财经报道中,我们经常会遇到大量的图表,如graph图表、图解,diagram简图,示图,curve曲线图,pie chart扇形图,bar chart条线图,block chart直方图等。其中,曲线图使用最多,如supply curve供给曲线,demand curve 需求曲线等。

2.数字

英文经济文献,特别是财经报道,总会涉及大量的数字(figure)。用数字来反映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的情况,以数字说话。经济英文中的数字包括阿拉伯数字和其他英文数字。英文数字有表示准确数的,如dozen十二,double二、二倍,decade十年,century百年,hundred百,thousand千,million百万,billion十亿, couple两个、一对,duplicate二份、二倍,triplicate三份、三倍,quintuplicate五份、五倍,sextuplicate六份、六倍(多用于文件、合同中);也有一些表示模糊数的,如few,a few;little,a little,many,much等。

3.模型

这里的模型当然是经济模型(economic model),即经济实际的一个简化的解释,它可能是一个图形、统计表或方程组。总之,经济模型是各种经济变量间的数量关系的反映(杨玉生,1995:449)。经济学家在经济研究中,特别注意建立各种经济模型。雷诺滋就认为,“理论研究,简单说来,就是形成模型,并从中得出逻辑预测。”(牢埃得・雷诺滋,1983:11)。在经济英文文献中,常见的经济模型有work-leisure model工作-闲暇模型,income-expenditure model收入-支出模型, growth model增长模型等等。

综上所述,经济学数学化使经济英语与数学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其明显的标志就是众多数学词汇的使用,大量的数字、图表,以及各种各样的模型等。要真正完整、准确地理解经济英文语篇,除了要具备基本的英语语言知识、技能外,还应结合具体的语境、语篇,特别是注意经济学和数学等背景理论知识的理解,才能准确地把握经济学理论,了解国际国内经济信息,成功地进行商务沟通,使英语语言学习更好地为经济建设服务。

参考文献:

[1]保罗・A・萨缪尔森威廉・D・诺德豪斯:经济学(第12版)[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1

福利经济学论文范文第9篇

本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行为经济学奠基者丹尼尔·卡尼曼和“实验经济学之父”弗农·史密斯。这个结果出乎意料之外,落入情理之中。

卡尼曼将心理学成果引入经济学分析,对经济人“完全理性假设”提出修正;史密斯将自然科学的实验方法引入经济学研究,提出实验设计的规范并取得重要成果。这些工作都具有革命性的意义:不但颠覆了现有理论大厦的基石,而且指出了经济学新的发展路标。

自8月12日起,本版用五期篇幅(含介绍拉丰的专题)介绍当代主流经济学各个重要领域的大师及其理论成就;本期我们又用三个版的篇幅,历数34年来的诺奖价值,阐释本次诺奖的意义,为的是开拓读者的学术视野。

本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丹尼尔·卡尼曼(danielkahneman)和乔治-梅森大学弗农·史密斯(vernon..smith)。

结果出人意料,因为对一些经济学家而言,这两个名字甚至有些陌生。毕竟,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尚未完全融入主流经济学。但在我们回顾这两个领域的发展历程与两位经济学家的主要成就后,我们发现,这是一个重要信号:经济学的未来可能因此大为改观。

主流经济学的难题

现代经济学以其严密的逻辑和数学推理而有别于其他社会科学,被称为社会科学的皇冠。1950年代冯·纽曼和摩根斯坦(vonneumannandmorgenstern)从个体的一系列严格的公理化理性偏好假定出发,运用逻辑和数学工具,发展了期望效用函数理论。阿罗和德布鲁(arrowanddebreu)将其吸收进瓦尔拉斯均衡的框架中,成为处理不确定性决策问题的分析范式,进而构筑起现代微观经济学并由此展开的包括宏观、金融、计量等在内的宏伟而又优美的理论大厦。

在这个公理体系之上,经济学家们运用日益先进的数学工具建立了无数精致的经济学模型,分析个体和组织行为及经济金融问题,甚至四面出击,用经济学方法分析方方面面的人类行为,加里·贝克(garys.becker)就是因为运用经济理论解释政治、法律、犯罪、婚姻甚至爱情各方面的问题、显示出经济学强大的威力而获得1992诺贝尔经济学奖,因此有“经济学帝国主义”说法。

然而,一些非主流的经济学家却发现,期望效用理论存在严重缺陷,现实别是金融市场里人类的很多决策行为,无法用期望效用函数来解释。行为经济学家和实验经济学家提出了许多著名的“悖论”,向主流经济学发难,像“阿莱斯悖论”、“股权风险溢价难题”、“羊群效应”、“偏好颠倒”等。

经济学家开始修补经典理论,修改效用函数、禀赋、技术和市场信息结构等,但迄今没有满意的答案。期望效用理论开始受到怀疑,经济学家们越来越认识到人类行为本身的重要性,认知心理学的概念和分析方法被引入经济分析,同时实验数据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从2001年素有小诺贝尔奖之称的美国clark奖被授予行为经济学家拉宾(rabin),到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卡恩曼和史密斯,这反映了主流经济学对这些分析方法的反应和认可。

丹尼尔·卡尼曼:认知心理学大师

丹尼尔·卡尼曼现任普林斯顿大学尤今·希金森心理学教授和伍德罗·威尔逊学院公共事务教授,l934年生于以色列,1961年获美国加州大学心理学博士学位。深厚的心理学和经济学的功底使卡尼曼完成了行为经济学的奠基性工作。

1979年,卡尼曼与特维斯基(amostversky)在《计量经济学》期刊上发表开创性论文《预期理论:风险下的决策分析》,标志着行为经济学的兴起。(特维斯基1996离世,他对行为经济学的贡献可与卡尼曼比肩,但因诺奖只授予健在经济学家,他无法获奖)。此前,个体的决策过程被看成“黑箱”,经济学家们把决策过程抽象为理性的个体追求主观预期效用的最大化。在不确定性条件下,理性投资者的信念和主观概率是无偏的,他们追求均值/方差的有效性。正如行为金融学的奠基人理查德·塞勒(richardthaler)所言———主流经济学理论关于认知偏差不会对经济产生影响的论断是制约经济学发展的极大障碍。

“预期理论”第一次成功地将认知心理学成果和实验方法引入经济学分析,不仅使大家真正意识到心理认知偏差的存在和重要性,而且为认知心理学在经济分析中的应用树立了典范。经济学既然研究人类决策行为,就必须引入认知心理学,因为它反映出人类认知事物的基本规律。卡尼曼通过对比实验发现,大多数个体并不总是理性的和风险规避的。

在金融理论中,典型的投资者应被称为“行为投资者”———而非“理性投资者”:理性投资者的效用依赖于财富或消费的绝对水平;行为投资者的“效用”则反映在预期理论的价值函数中,是一条中间有一拐点的s形曲线(横轴的正半轴表示盈利,负半轴表示损失)———在盈利范围内通常是凹的、在损失范围内通常是凸的,且曲线的斜度在损失范围内比在盈利范围内要陡。

核心概念则来自认知心理学的“损失厌恶”,它刻画人们对于自身福利水平的减少比增加更加敏感的倾向。卡尼曼在1990~1991年进一步阐述这一思想,他利用损失函数与盈利函数在原点的斜率之比,来度量“损失厌恶”的程度,给出了经验的估计值2.0,这意味着:放弃某样东西损失的效用是获得它增加的效用的两倍。

卡尼曼与特维斯基还描述出在不确定条件下,人们的判断如何偏离标准模型。他们与保罗·斯洛维克(paulslovic)的名著《不确定下的判断:直观推断与偏差》被誉为该领域的圣经,其代表性试探法、可获得性试探法和定位与调整试探法,把估计概率和预测价值这些复杂的任务大大简化,具有极大的理论和应用价值。

1980年代,卡尼曼与塞勒一起研究公平交换的判断、补偿政策等领域。他们在此期间的大量论文彻底解决了关于人们如何判断不同经济类型中的交换是否公平的问题,提出了“参考点”的概念———消费者经常在对他们支付的价格和他们自认为公平的一个价格(即参考点)的比较中衍生出“正的”交易效用或者“负的”交易效用。

1992年,卡尼曼与特维斯基在《风险和不确定性》杂志上发表《预期理论的进展:对不确定性积累的陈述》,标志着预期理论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并日臻成熟和完善。在随后的论文中,他不断尝试对传统经济学假设提出新的挑战,并努力将行为科学和认知心理学的思想方法引入公共政策和事务分析等领域,他的一系列成果立刻引起了相关领域权威的关注,被认为是近年来公共政策和事务领域最具启发性的工作。

卡尼曼的一系列开创性工作为行为经济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使行为经济学的规范研究成为可能。通过预期理论,不仅“阿莱斯悖论”、“期权微笑”等许多异常的经济现象得到了合理的解释,更催生了以行为金融学为代表的一批蓬勃发展的新兴领域。卡尼曼是行为经济学的奠基人之一,更是推动经济学发展的无畏开拓者。

弗农·史密斯:实验经济学之父

如今,世界上最懊恼的人恐怕莫过于美国亚纳桑那大学经济系系主任了,因为他放走了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1975~2001年间,史密斯在亚大教书育人25年。一年前他被“挖”到乔治·梅森大学任“跨学科实验科学中心”主任,不到一年时间他就获得了诺奖,乔大的校长该是乐得合不拢嘴了吧?

史密斯1927年生于美国,1949年获加州理工学院工程学士,1955年获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

在普度大学(purdue)任教期间,史密斯萌发了用实验科学研究经济学的想法。他做第一次经济学实验的对象是他的学生。他原本想通过实验来证明市场机制是非有效的,但结果出乎意料,他发现,即使拥有很少信息,只要参与者达到一定数量,市场就会很快收敛到一般竞争性均衡,而经典理论的结论却是,市场的有效性需要大量具有信息的参与者。

1962年,史密斯发表第一篇实验经济学论文《竞争市场行为的实验研究》,这是一个开创性工作,其重要性在于,如何具体设计实验并改进以前的实验方法,而且他是阐述实验经济学重要性并明确其研究对象的第一人,他因此被称为“实验经济学之父”。

史密斯认为,一项未经实验检验过的理论只是假设;而大部分的经济理论被接受或被拒绝的标准仅仅是权威、习惯的看法,没有经过一个可重复的严格证明或证伪的过程,因此只能被称为“教士的理论”。除现实经济生活中的计量数据外,实验经济学能够把可控制的实验过程作为生成科学数据的重要来源,为检验现有的经济理论提供科学的证据。

在史密斯奠基性工作基础上,实验经济学在1970~1980年代逐渐为一些经济学者重视,并获得了发展。作为先驱者,史密斯除发表大量论文外,还设计和主持了许多经济学实验,取得许多新发现。这包括对市场运行机制的研究,对公共财富的分配过程的实验检验,对个体理性假设的实验检验,对拍卖机制、博弈论和产业组织理论等领域的实验检验。

实验的最大障碍在于,经济学研究的是复杂的人类行为和市场运行机制,其中掺杂着太多的人为因素,而可重复性条件也很难保证。

但史密斯认为,任何自然科学实验都必须通过人为的设计来再现自然条件,经济学实验也一样。且实验须对外部环境进行适当精简,以突出事物的内在联系,找到本质原理。这不仅不会影响其主要客观规律,反而更便于寻找客观规律。

对于可重复性,经济学家应有自己的标准。更重要的是,史密斯提出了有效的经济学实验的若干规则,以确保实验的科学性和规范性。在史密斯的带领下,实验经济学不断完善,越来越多的经济理论受到日益先进的实验方法的检验,并不断创造出新的经济思想和方法。

展望下一次融合

无疑,诺贝尔奖的力量是伟大的,推动着经济学不断发展。1994年纳什、泽尔滕和海萨尼由于对博弈伦的贡献而获得诺奖,此后近10年来,博弈论的思想和范式开始大规模与主流经济学的框架发生交流、碰撞、冲突与融合。对话的结果令人振奋,博弈论取得了胜利,征服了主流经济学的每一个领域,经济学也由于拥有新的理论武器而变得更严密、更强大和更有解释力。

此次诺奖对行为经济学与实验经济学的认可,给经济学界带来的冲击和挑战,可能更为激烈,新的融合进程远未完成。实际上,放弃传统的期望效用假设,就意味着动摇了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大厦的基础,新的替代模型能否承担起基石的重任尚待检验,迄今为止,经济学家还未找到一个能够解释各种“悖论”的统一框架。

实验经济学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实验方法的运用对传统理论的验证上,更重要的是方法论上的意义,它将进一步加强经济学在行为研究层面上的发展与深化,赋予经济学“科学性”

新的含义:经济学自把人类决策行为作为研究对象的那一天始,就已命定,经济学永远都不可能仅仅是经济学、数学,它还是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哲学和美学,它是对人类心灵和行为永无止境的求索。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

见证经济学开放与融合的胜利

钟鸿钧

在牛津的纳菲尔德学院,吃饭和下午茶的时间是学者们闲聊的好时光,纯粹的闲聊也有可能孕育出思想的火花。9日中午,同学问我今年谁会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我说有可能是行为经济学或实验经济学。原因是我当天上午注意到今年《经济文献季刊》夏季号的刊首文章是关于行为经济学的;至于实验经济学,我去年就听说有可能。

既然去年没拿到,今年应有几分希望吧?

没有料到,我的随口回答转瞬间成了事实。9日下午,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给丹尼尔·卡尼曼(danielkahneman)和弗农·史密斯(vernonsmith),以表彰他们对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的发展所作的贡献。

对于那些执着于传统经济学的人来说,这可能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但如果我们真的愿意直面传统经济理论所面临的困境,并承认实验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的研究对于帮助我们理解现实世界贡献良多,那么我们就应当为此次授奖感到高兴。它标志着实验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已经获得大多数主流经济学家的接受。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也标志着研究人类行为的不同学科间的融合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并将以此为平台,进一步向前发展。

在传统经济学中,基本的假设是经济人是完全理性和自利的。但很多经验观察表明,人既不是完全理性的,也不是完全自利的。完全理性意味着人会合理利用手头的所有信息来作出合理决策;同时,人还将对未来有一个主观估计,将各种可能性都考虑到。准确地说,传统经济学认为,理性的经济人会估计将来不同结果的各种可能性,然后最大化其期望效用。但卡尼曼和特维斯基等人的很多实验和调查结果都表明,理性假设值得怀疑。

现实世界中人很少按概率法则作决策。

概率统计中有一个著名的“大数定律”,即在大样本中,参数的样本估计将无限接近母体参数的真实值;但在现实生活中,人更多用的是“小数定律”,即人通常会根据自己已知的少数例子来作推测。像我到北京出差,恰巧碰到一个出租车司机宰了我,那么我就倾向于认为北京的司机都这么黑,虽然事实并不如此。“小数定律”对于人们的决策起着很大作用,对于解释金融市场中的一些反常现象非常有用。

更重要的是,卡尼曼和特维斯基对“预期理论”(prospecttheory)的发展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长期以来,经济学家,如阿莱斯(allais),就注意到人在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系统偏离期望效用理论。美国clark奖2001年得主拉宾(rabin)在一篇文章中也用一个简单的例子,说明期望效用理论可能导致非常极端的偏好,而这在现实中几乎是不可能的。

卡尼曼等发现,人在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似乎取决于结果与设想的差距而不是结果本身。换言之,人们在决策中,通常会在心里有个参考标准,然后看结果与这个参考标准的差别是多少。像一个人工资涨了100元,他可能觉得没什么;但如果减薪100元,那他肯定要问个明白,且感觉不舒服。常言道: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也是这个道理。

为了解释这些现象,卡尼曼和特维斯基发展了“预期理论”,认为它与期望效用理论是互补的。效用理论可用于刻划理;“预期理论”则用于描述实际行为。目前,这一理论已被广泛应用于对金融市场的研究。

你若想研读行为经济学,卡尼曼和特维斯基主编的《选择、价值和心情》就是你的圣经,该书包括了几乎所有这个领域的经典文献。阿罗(arrow)称赞卡尼曼和特维斯基一系列实验和经验研究成果改造了传统经济学。在此领域中较有影响者还有芝加哥大学的塞勒(thaler)和加州贝克莱分校的拉宾(rabin)等人。

客观世界的特征是,物质存在于相对稳定的环境中,可通过受控的实验方法来研究;但经济环境却是经常变化的,因此无法通过受控的实验方法来研究经济问题。像货币政策,金融市场如此变化莫测,根本不可能通过实验模拟或检验出最优的货币政策,然后再实施该政策。因为实验结果一出来,即便仅是几个小时,市场环境已完全不同了。

然而几十年前就已有执着的经济学家用实验的方法寻找经济理论的真谛,且极为成功。做学问的秘诀是客观和执着,对任何理论和方法都客观看待,不带任何偏见,遭遇挫折不灰心,既要听取别人的看法,又要坚信自己的东西。

史密斯可说是这方面的典范。他特别强调用证据来验证理论。他通过设计科学的实验来验证或否证已有的经济理论。他特别强调科学的实验设计,这体现在他对实验经济学的方法论的开创性贡献上。他发展的“导出价值方法”(induced-valuemethod)已成为实验经济学的标准工具。他还特别强调,在做实验时要向实验对象提供充分的物质激励,以减少决策成本所带来的扭曲。他意识到,如果实验环境能尽可能和真实的市场环境相匹配,并进行重复性的实验,结果就会更令人信服。

几十年来,史密斯一直进行市场机制的实验研究,尤其是对拍卖机制的实验研究。这亦是他获奖的主要原因之一。他对拍卖机制的实验研究为很多国家的拍卖和招标有非常好的借鉴作用。

实验经济学的基本的道理是,如果实验环境能尽可能地与现实经济环境相符,且重复实验的结果非常稳定,则这一结果就很有可能在现实经济环境中再现。实验经济学在方法和理论上的进展,为现实世界的公共决策提供了强大的支持。有史以来最大最成功的拍卖,2000年英国政府拍卖3g执照,就在拍卖前请著名的博弈论大师宾莫尔(binmore)对拍卖方案进行了模拟试验,以测

验拍卖方案的效果及可能存在的问题。试验结果表明拍卖方案非常好,拍卖结果则证明了试验的作用。

作为社会科学的皇冠,经济学对社会的影响愈加深远。但经济学也有其局限性,我们需要跨学科的研究,而不是故步自封。幸运的是,经济学永远保持着开放的姿态,乐意接受其他领域的挑战,并由此衍生出新的理论。

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实际上是心理学、物理学和经济学的一种融合,虽然还不完善,还需要进一步发展。令人高兴的是,经济学在政治学研究中的进展非常顺利,并已取得了很多重要成果,像西北大学的梅耶森(myerson)对投票理论的研究即是一例。经济

福利经济学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古典体系;新古典经济学;芝加哥学派

本世纪就要在我们面前走完它的最后时刻,人类将从此跨入又一个千年。世纪回眸,千年阅读和阅读千年,与其说是对我还不如说是对经济学的挑战。80年代初,研修中国古代经济及经济思想史的书,我确实知道经济和经济思想那悠久和源源流长的历史,但我并不真正知道今天我所理解的经济学到底有多古老。后来在西方,人们常说经济是古老的,但经济学却是年轻的科学。这显然是因为他们并不把比如思想大师亚里士多德视为经济学家的缘故。这自然是有道理的。我再补充一句希望能够破题的话:经济学虽然无法因过去的千年而显示其辉煌,但却因其辉煌而渲染着一个千年的结束。

一、古典体系

在19世纪末之前,西欧无疑是近代经济学成型和迅速成长的摇篮。从英国的配第到法国的魁奈,从斯密到萨伊,从李嘉图到瓦尔拉,从屠能到西尼尔,从格森到古诺等等。而在1750-1870年这段时期,也就是从重农主义到瓦尔拉的一般均衡理论的产生这段时间,英国的“古典经济学”实际上又成了近代的“经典”经济学,在经济思想史上占据着重要的位置。熊彼特好象说过,在这一段时期,英国形成了一个所谓的“斯密—李嘉图—穆勒的古典体系”。当然,从更宽泛的意义上说,属于这个“古典体系”的除了斯密、李嘉图、穆勒之外,还应该包括象马尔萨斯、马克思等这样伟大的经济学家。作为古典的经济学,后人对于什么是古典经济学的中心论题以及什么又是古典的体系这样的问题在经济思想史上一直是存有争论的。争论的主要焦点是,如何评价斯密和李嘉图的经济学在“古典体系”中的相对地位?李嘉图的经济学是否继承了斯密的“体系”?

首先,我们必须重视“政治经济学”一词在古典经济学家那里的重要意义。在古典的意义上,“政治经济学”涵盖了今天我们称之为经济学和经济政策的全部内容。我所看到的许多文献在涉及古典的政治经济学的含义时都提到斯密在《国富论》第4卷的导言中所写的一段话:“作为为政治家或立法者服务的科学分支,政治经济学有两个明确的目标:首先,它要为人们提供,或者更恰当地说,使人们能够为自己提供丰厚的收入或生活资料;其次,向国家或全体国民提供足以维持公用事业的财源。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目的,是要使国富民强”。这段话后来也成为伦敦经济学院的领袖人物莱昂·罗宾斯(L·Robbins)教授在《过去和现在的政治经济学》(1976)一书中所倡导的研究传统的基础。

那么,古典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到底是什么呢?在斯密52岁完成的5卷本巨著《国富论》中,经济学论述的问题的确是包罗万象的,但斯密提出并论证的“自然的自由制度”(特别是自由贸易学说)经济理论则在120年后的马歇尔那里转换成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实质性架构。可是,现在几乎所有的古典经济学说史家都认为,李嘉图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1817)的出版使斯密的经济学体系发生了从概念、范式到重点的变化。例如,有的当代学者认为,斯密学派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在1817年以后的确要由“李嘉图式的古典经济学”来限定了,甚至还有“李嘉图革命”之说。不过,正如熊彼特的观点那样,从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发展阶段来说,李嘉图的经济学体系可能的确是从斯密到穆勒体系这条发展主线的一个小小的弯路。这一点在丹尼斯·奥布莱恩(D·O’Brien)1975年出版的著作《古典经济学家》和1981年发表的论文“李嘉图式的经济学和李嘉图的经济学”中得到了发挥。在《新包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古典经济学”条目下,著名的经济思想史学家布劳格(M·Blaug)认真地比较了李嘉图的经济学体系和斯密体系的区别。他认为,好在李嘉图的“弯路”很快就被纠正了,因为在1823年李嘉图死后的10年内就基本上被他的“信徒们”抛弃了。因此,包括布劳格在内的不少人还是认为,古典经济学的整体体系仍然是一致的。

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论述的问题比斯密的《国富论》要少得多。不仅如此,李嘉图还没有继承斯密的关于价值(价格)决定的理论体系,而将注意力转到了“分配问题”。没有正确地把生产(价格)和分配问题统一起来的所谓“李嘉图谬误”,后来也成为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1954)中和芝加哥大学的富兰克·奈特(F·Knight)在《李嘉图的生产和分配理论》(1956)中对李嘉图式的古典经济学进行批评的根本原因。可是,李嘉图的这个“弯路”在英国古典经济学说史上插入了一个所谓的“作为剩余理论的古典经济学”的话题。当然,也可以这么说,没有李嘉图的这个“弯路”,就没有后来的马克思的经济学。如果我们把“剩余产品”的生产和分配视为李嘉图式的古典经济学的主线的话,那么,正如布劳格所说的那样,把马克思列为最后一批“剩余”的古典经济学家也是恰当的。

作为剩余理论的继承人,马克思无疑从李嘉图那里学到了后者的分析范式。然而,马克思创造性地发展了“剩余价值理论”,这是他对李嘉图式的古典经济学的超越。为《新包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撰写“马克思”条目的欧内斯特·曼德尔称,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是他对(古典)经济学最具革命性的贡献,他发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长期运动规律毫无疑问成了他最杰出的成就,19世纪没有第2位作者能象马克思那样始终清醒地预见到资本主义怎样运行、发展和改变世界。的确,马克思首先是一位预言家和社会学家,他的经济学始终在充实他的社会学框架。在这个意义上,我更欣赏熊彼特在著名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1942)中对“作为经济学家的马克思”所作的这样的高度评价:“作为经济学家,马克思首先是一个博学的人。马克思作为一个作家,我一直称他为天才和预言家,而我认为有必要突出上面这一点,这似乎有点奇怪。然而,意识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天才和预言家通常不是在某一专门的方面很杰出,正是因为他们不是某主面的专家,因而具有独创性。但是,马克思的经济学中没有什么能说明他缺少作为学者的素质,或缺少理论分析技术方面的训练。他是一位贪婪的读者、一位不知疲倦的工作者。他很少遗漏重要文献。他消化他读过的所有东西,深入思考每一个事实,怀着热情争论不寻常的问题的细节,他习惯于透视包含整个人类的文明和延续发展的历史。或批评,或反对,或采纳,或综合,他对每一个问题总是要探索透彻。最突出的证明就是他的剩余价值理论,这是理论方面的里程碑”。

不过,提起“作为剩余理论的古典经济学”,特别是李嘉图式的经济学,我们也不得不提及本世纪年轻的剑桥大学的斯拉法(P·Sraffa)所作的卓越贡献。在剑桥,他是和数学家兼经济学家的年轻的拉姆齐(F·Ramsey)和冯·诺伊曼(J·VonNeumann)一样仅靠3篇论著而成为名声大噪的伟大经济学家的天才。特别是,他于1960年出版的仅99页的小册子《用商品生产商品》可谓开创了一个把斯密、李嘉图和马克思结合为一体的“古典结构”。这种结构复兴了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剩余产品”的分析范式,以至于人们今天干脆把古典经济学称为“斯拉法体系”。

二、剑桥遗风

“斯拉法体系”也许可以为英国古典经济学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但斯拉法的出现则勾起我对美丽剑桥的回忆。150年来,这里曾活跃着马歇尔、庇古、凯恩斯、斯拉法、拉姆奇、米德、罗宾逊夫人、哈罗德等一代代杰出的经济学家,这使剑桥堪称现代经济学的摇篮。

1929年5月,经济学家庇古在一次演讲中说到,我们最近先后失去了剑桥的马歇尔和牛津的埃奇沃斯(F·Edgeworth),他们俩毫无疑问是近30年来英国乃至世界

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的确,在《新包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有关马歇尔和埃奇沃斯的条目都多达20页以上。马歇尔作为所谓“剑桥学派”的创始人,他的《经济学原理》(1890)和《工业与贸易》(1919)完成了经济学从古典的“斯密—李嘉图—穆勒”模式向现代模式的转换,成为现代西方正统经济学的基础之作。在马歇尔之前,欧洲的经济学特别由于法国的瓦尔拉(M·Walras)、古诺(A·Cournot),德国的屠能(J·Thunen)和英国的杰文思(W·Jevons)等经济学家在转换穆勒的结构和研究范式方面肯定对花去马歇尔20年心血的集大成之作《经济学原理》影响不浅,但马歇尔仍然代表一个时代的开端。马歇尔的“原理”建立了一个较为成熟的经济学的“静态学”分析范式(这就是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局部均衡分析法)。熊彼特在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出版50周年的纪念文章中说,从根本上说,与其说马歇尔创造了还不如说他熟练地掌握了一种分析的工具,它不是一个具体的真理,而是一个去发现真理的“机械”。另外一点值得一提的是,马歇尔也应该是现代计量经济学的引路人。尽管我们都注意到,在他的《经济学原理》中并没有使用大量的数学和统计学,但正如许多经济学家后来指出的那样,他的“原理”是以数学为基础的,他把数学这个伟大的工具隐藏起来了。

马歇尔对经济学的另一大贡献可能就体现在他手下造就出来的一大批弟子了。从真正的意义上来说,这是马歇尔最重要的贡献。庇古自然是马歇尔最得意门徒和“剑桥学派”的继承人,他还是现代福利经济学的开创者之一。事实上,马歇尔的经济学是由庇古在剑桥为学生讲授并大力传播的。凯恩斯是马歇尔和庇古的学生中不算最突出的一个,但毫无疑问,凯恩斯是当代最具影响的马歇尔的弟子。

凯恩斯对经济学的贡献起源于他长期形成的货币思想的一系列发展。他在13年的时间里完成了代表他思想发展三个阶段的重要著作:《货币改革论》(1923)、《货币论》(1930)和《通论》(1936)。《通论》是一部把货币理论过渡到“宏观经济学”的革命性的著作。对于《通论》在经济学说史上的意义的评价,我想再也没有帕廷金的下面这段话更合适的了:“在《通论》中,我们又重新找到了真正的凯恩斯。这里(正如凯恩斯许多的著作和文章一样)是这样一个先知的鼓舞人心的声音,他发现了一个新的真理,并且确信只有这个真理能挽救一个深深陷入各种危机与痛苦之中的世界。这是直接为了劝说全世界的经济学家皈依新的教规和向错误的先知们作斗争而发出的一种清晰而又雄辩的声音,因为后者们刚愎自用地坚持早已被凯恩斯否定了的古典神话中的种种错误的教诲。这就是凯恩斯的著作和文章不但因其重大的科学成就,而且也因为其成为每个经济学家所继承的一部分文献遗产而闻名于世的情况。还有谁不知道‘在长期,我们都死了’(《货币改革论》,第56页)这句话?还有谁不知道,‘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思想,不管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其力量之大,往往超出常人意料。事实上,统治这个世界的就只是这些思想。许多实践家自以为绝不受任何知识的影响,却往往当上了一些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执政的狂人,自称听到了上帝的指示,实际上却是从若干年前一些学术界劣等作者那儿拾取了一些怪诞的想法……比起思想的逐渐侵蚀力来,既得利益的势力被过分夸大了。’”②

可是,凯恩斯的《通论》的写作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在一个被称为“剑桥园地”的具有传奇色彩的氛围中完成的。在20年代,埃奇沃斯去世后,凯恩斯担任了英国著名的《经济学杂志》的主编,并倾心于《货币论》的写作。就是在这个时候,凯恩斯诚心地把曾向马歇尔发难的意大利青年经济学家斯拉法请到了剑桥。事实上,已经50岁的凯恩斯和一批25岁左右的剑桥同事和青年新秀组成了剑桥学术俱乐部的重要成员。在这个俱乐部里,除斯拉法之外,还包括拉姆齐这位年轻卓越的数学家和经济学家,还有凯恩斯的得意门生卡恩(R·Kahn)和卡恩的大学同学罗宾逊夫人(J·Robinson)、以及后来大名鼎鼎的哈罗德(R·Harrod)和曾荣膺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米德(J·Meade)。

提起拉姆齐,他杰出的才华和英年早逝(26岁)给这位剑桥的数学家的后代蒙上了神秘的色彩。拉姆齐与著名的数学家和博弈论专家冯·诺伊曼同生于1903年,每个人都只写了一生中最有价值的3篇论文。拉姆齐的这3篇论文分别是讨论主观概率与效用的“真理与概率”(1926)、讨论最优税收的“对税收理论的一个贡献”(1927)和讨论单一部门最优增长的“储蓄的数学理论”(1928)。他的后两篇论文均发表在由凯恩斯任主编的《经济学杂志》上。“对税收理论的一个贡献”实际上开创并奠定了现代税收理论的基础,但一直到1970年,拉姆齐的这一论文才得以普遍的重视,这主要归功于鲍莫尔(W·Baumol)教授等一批学者在70年代对规模经济显著行业的定价问题的集中研究。鲍莫尔还以“拉姆齐定价”为条目在《新包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中介绍了拉姆齐的这一重要贡献。另外,在拉姆齐的这篇70年以后,从牛津刚转入剑桥任教的米尔利斯(J·Mirrlees)教授因为发展了这一最优税收理论而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拉姆齐的第3篇讨论储蓄的论文被凯恩斯在为拉姆齐撰写的逝世讣告中称为“对数理经济学所作过的最卓越的贡献之一”。

在“剑桥园地”,还有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罗宾逊夫人。她1922年入剑桥念经济学,当时马歇尔还健在,但主要是庇古给学生讲授马歇尔的经济学。可以说她是马歇尔、庇古和凯恩斯的学生。但同时也还是斯拉法、卡尔多(N·Kaldor)和卡莱斯基(M·Kalecki)的挚友,他们对马克思的《资本论》有很深的研究。1928年她开始在剑桥工作,研究经济学。她是“剑桥园地”的积极参与者。这个“园地”的定期讨论会在30年代实际上正在孕育着凯恩斯的《通论》的初稿。罗宾逊夫人1933年出版的《不完全竞争经济学》使年轻的她一下子走在了经济学的最前沿。随后她致力于对凯恩斯《通论》的阐释和辩护工作。然而在30年代末,她与卡莱斯基的相遇改变了她后来对经济研究的重点,也改变了她对马克思经济学的态度。她发现卡莱斯基已早于凯恩斯得出了后者的结论,而且卡莱斯基使用的是马克思经济学的语言。马克思的整体社会观深深吸引了她。1942年她出版了《论马克思经济学》,并于1956年出版了她开创性的、同时也可能使她最具影响力的作品《资本积累》。

人们今天为她没有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而惋惜。曾经有人说,诺贝尔经济学奖有两大错失良机的遗憾,而且都与罗宾逊夫人有关。一是它至今尚未授予一位女性经济学家;二是它没有授予罗宾逊夫人。然而,无论如何,作为“剑桥学派”的重要一员,她的个性正好验证了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哲学家的一句话:如果真正追求真理,最好做一个持异见的学者。

三、古典主义的新世界

观瞻数百年来经济学思想史之演进和成长,我们会始终感受到一种强大的科学力量。是它的存在诱导并推动了一代代经济学家恒久不懈的努力。没有这种追求科学的精神,就没有我们今天的经济学面貌。80年代初,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和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将我带入经济学的。当然,那时我们念的《经济学》是高鸿业先生依照1976年的英文第10版翻译过来的,而今天出版的已是英文第16版的中文版了。

萨缪尔森在为他的《经济学》1948年第1版的纪念本所写的前言中风趣地说:“看到中世纪的三个正在劳动的人,乔瑟问他们在干什么。第一个人说:‘我在挣钱,钱还不少’。第二个人说:‘我在把石头和玻璃雕刻成美妙的形状’。第三个人则声称:‘我在建一座教堂’。当我撰写《经济学》的第一版时,我实际上在同时做这三件事,尽管我当时并不知道”。的确,萨缪尔森的《经济学》的成功是数百年来发展起来的经济学的成功!作为在美国摘取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第一人(1970),萨缪尔森对经济学的贡献代表了过去的50年一代经济学家在将马歇尔经济学体系的分析语言和图式转变成数理的推理方式方面所做的里程碑式的工作。萨缪尔森对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充满信心和热情。他25岁完成的博士论文于1947年出版,题为《经济分析的基础》,成为现代经济学分析的经典。1966-1986年连续出版的5卷本《萨缪尔森科学论文集》(收入388篇论文)堪称现代经济学范式之非凡作品。

在萨缪尔森成长的30年代,正是英国的“凯恩斯革命”和垄断竞争理论的创新时期。萨缪尔森因之从芝加哥大学转入了“合适的地方”——哈佛大学。在哈佛的5年学习以及后来在MIT的终身教职使萨缪尔森最终在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和美国的正统经济学之间找到了一种“综合”。然而,在萨缪尔森离开芝加哥时,弗里德曼、施蒂格勒这两位后来先后于1976年和1982年荣膺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年轻人正在芝加哥念研究生,而且在30年代后期,芝加哥大学的经济系正在形成以奈特和维恩那(J·Viner)为首的反对英国30年代的凯恩斯《通论》和垄断竞争理论创新的“风格”。就是说,他们始终希望坚持凯恩斯之前的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学”(据说是芝加哥大学的凡勃伦在1900年最先发明这个词来描述马歇尔的“剑桥学派”的),信奉自由市场制度和价格原理,后经西蒙斯(H·Simons)和德累克特(A·Director)等一代经济学家的努力逐步形成了所谓的现代经济学的“芝加哥学派”。

至少在40-50年前,甄别“芝加哥学派”的最好方式是看看它的教授们对培养经济学博士的苛刻要求。这种要求博士的候选人必须通过关于价格理论的淘汰率很高的考试。掌握应用价格理论的能力是每个念经济学的学生必须树立的明确目标。芝加哥学派的这个所谓的“教义帝国主义”传统一直延续到现在。不过,尽管如此,在30年代的芝加哥经济系,奈特捍卫新古典经济学的方式还是与维恩那保持着迥然不同的风格。奈特比较反对经济学中的数理分析,而维恩那却更欣赏经验(计量)式的研究。有意思的是,在50-60年代出名的一批芝加哥的学生,特别是弗里德曼、斯蒂格勒和瓦里斯(W·Wallis)等,虽然更忠实于奈特,但他们却是十足的经验实证主义者,对在经济研究中采用计量经济方法十分推崇和偏爱。

在西蒙斯1946年去逝后,芝加哥大学请来了年轻的奥斯卡·兰格(O·Lange)来主讲凯恩斯的经济学(据说这样做的原因是,校方试图让芝加哥在“宏观经济学”方面也有一些声音)。但兰格是一位杰出数理经济学家,与芝加哥的亨利舒尔茨教授成为芝加哥的数理经济学家。另一位舒尔茨这时候也调入了芝大并担任了校长。他就是西奥多·舒尔茨,农业和发展经济学家,他于1979年因为创造性地发展了“人力资本和教育”的经济学分析而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

50年代,实证经济学的这一作风使芝加哥的确维持了30年代形成的传统的连续性。但属于“芝加哥学派”的经济研究在方法上并不始终囿于统计和技术的分析。弗里德曼在1953年出版的《实证经济学论文集》中对一套实证主义的方法作了最有性的表述(确实,后来曾引起萨缪而森的挑战)。他认为,重要的不是假设的可靠性,而是理论的可检验性决定着对理论的选择。但是,在芝加哥的少数经济学家并不完全坚持这一“原则”,对他们来说,逻辑的一致性是理论的更重要的原则。

50年代以后,芝加哥在经济学的理论创新方面有了更辉煌的成就。我在《新包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里查到的“芝加哥学派”的条目对此作了介绍。本条目的撰稿人里德写道:“在50年代的中期和后期,芝加哥经济学的研究范围扩展到了传统的教义之外。H·G·刘易斯(H·G·Lewis)应用价格理论解决‘供需结合’问题(刘易斯,1959)和加里·贝克尔(G·Becker)关于种族歧视的论述(贝克尔,1957)是早期的两个例子”。贝克尔由于在将价格理论成功地应用于家庭、教育、犯罪和婚姻等社会问题的分析而获得了1992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根据里德的概括,教义扩展的另一个领域是公司财务学。也许财务学与经济学是相互独立的学科,但在芝加哥那里,把两者革命性地联系起来的是价格理论。莫迪里安尼(F·Modigliani)和米勒(M·Miller)1958年关于股票价格和股息的创造性论文引发了后来的“资本资产定价理论”的诞生。接下来的创新是“理性预期”。这本不是芝加哥的经济学家提出来的,但在以米勒为首的芝加哥商学院和以卢卡斯(R·Lucas)所领导的经济系里得到了“发扬光大”。事实上,公司财务学的发展引出的“有效市场”思想与理性预期的思想一脉相承。米勒和卢卡斯分别于1990年和1997年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

50年代芝加哥学派的最后一个创新是“法和经济学”。“法和经济学”的早期思想来源于对公共政策的经济分析的尝试。1939年芝大聘请西蒙斯来执教,西蒙斯开设了“经济分析和公共政策”的课程。现在看起来,这是芝大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事件。从西蒙斯倡导的政策分析中后来逐步发展出了由弗里德曼掌舵的“货币主义”和对法律的经济学分析。对于后者,我们前面提到的德雷克特也立下了汗马功劳。他1958年在芝加哥大学创办了《法和经济学杂志》。不过,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的科斯(R·Coase)为法律经济学开创了一个崭新的世界:新制度经济学。他1960年发表在《法和经济学杂志》上的著名的论文“社会成本的问题”被施蒂格勒称之为“科斯定理”。科斯是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虽然人们对科斯的学说和“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正在加速度地进行着,但我始终欣赏这样一句话:在科斯那里,真实世界总是趋于走向帕累托改善。在我看来,这不仅是对“科斯定理”的最好概括,而且也是对芝加哥学派的最好定义。新晨

毫无疑问,“芝加哥学派”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信仰和捍卫为经济学在当代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芝加哥的经济学思潮及其延伸以其与众不同的特征和风格成了当代主流经济学的主要基础。

注释:

①熊彼特:《从马克思到凯恩斯》,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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