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经济学论文范文

福利经济学论文篇1

社会福利研究是中国社会科学、社会政策研究不可或缺与独具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社会福利泛指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为帮助其成员更为有效地发挥功能，改善他们的生活质量，进而使他们作为个人和社会成员正常参与社会生活的所有努力。一般来说，社会福利分为政治福利、经济福利和社会福利（狭义）三大层面。主要局限于狭义社会福利和经济福利两部分，研究范围覆盖劳动就业与社会生活所有领域。社会福利制度主要通过制度性利他主义安排解决社会问题，满足部分或全体社会成员的需要，进而实现社会平等和社会公平的福利政策目标。在这种意义上说，社会福利研究对象是"生活问题"，而不是由劳动等问题引发的单纯"社会问题".这意味着福利政策既是社会变迁的重要内容，又是认识社会变迁规律的重要角度。主要采取生活状况与需要满足的理论框架来回顾、评价中国社会福利研究。令人遗憾的是，长期以来，社会福利研究在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并没有获得应有和独立的地位。社会福利研究分散在社会学、历史学和经济学等学科中，福利研究课题主要集中在民政工作、劳动就业和婚姻家庭等领域。的文献回顾与研究综述主要局限于冠有"社会福利"的活动与研究工作。

一、社会福利理论与政策研究的历史回顾：阶段与特征

中国社会福利研究大体分为六个各具特色的主要阶段。其文献回顾与综合评述基本是按照历史发展阶段依次进行的，具体分析层面主要是社会福利基础理论、研究机构、公开出版书刊文章和全国性社会福利理论研讨会四个方面，并且有意识地将社会福利理论与政策议题放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特定社会环境中观察和分析，以期尽量给读者提供一个动态发展的社会福利概念和整体印象。中国社会福利理论与政策研究的文献回顾与综合评价主要局限大陆学者的中文著作与成果，港台和海外学者的中国社会福利研究状况与成果将另文论述，不在此赘述。实质上，在某种意义上说，又可以说是当代中国社会福利制度与政策模式演变的历史研究。

1.1949~1957年底，这是社会福利理论与政策研究的社会主义福利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中国进入了崭新的历史时期。政治经济上国家建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社会文化上政府确立生活资料配给制和工作单位就业保障体系，弘扬社会主义价值观念和集体主义文化。当时在破旧立新和百废待兴处境下，社会福利基础理论研究难以纳入国家社会经济政策议程。与此同时，政府面临若干重大现实和敏感政策问题：一是如何尽快建立与社会主义制度相适应的福利制度与政策模式。二是如何处理和对待欧美国家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和宗教团体。三是如何发挥福利制度与社会政策的社会稳定作用，为新生国家政权服务。为此，政府建立城市居民社会保险和社会救济制度。政府帮助欧美国家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实行完全自办，提出由政府接办改为国家事业，由私人团体继续经营改为中国人自办的方针，以后又通过取缔、团结、教育和改造方式逐渐演变为由国家独自兴办社会福利事业与机构。在救济工作中国家确立"生产自救、群众互助，辅之以政府必要救济"的方针。政府对无劳动能力的弱势社群给予社会救济和必要服务，对失业工人和其他有劳动能力劣势社群的生活困难问题采取介绍就业或予以转业训练、以工代赈、移民开垦和生产自救的办法解决，以确保社会稳定；这个时期几乎没有成立专门的研究机构和召开过理论研讨会，但是当时几个主要的全国性民间福利组织，例如中国人民救济总会（1950.4成立）、中国红十字会（1950.9改组）、中国福利会（1950.8改现名）、中国聋哑人福利会（1955.7成立），在重组和建立新的福利工作组织体系，巩固和扩大社会福利界的统一战线，改造旧的"慈善"组织，总结社会主义福利工作经验，组织救灾救济和提供直接福利服务，以及开展国际交流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除宣传报道之外，出版书籍和发表文章数量不多，主要是工作经验总结和翻译介绍苏联社会福利两类，前者如中华妇女联合会1952年出版的《妇女儿童福利工作经验》，后者如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劳联的福利事业》。简言之，1949~1957年间既是旧制度向新制度的过渡时期，又是社会主义福利制度奠基时期，福利理论与政策模式的多元化和新旧交替过渡是基本特征。"社会主义社会福利"是福利理论、政策模式和制度创新的中心主题与主要思想取向。

2.1958~1965年开始之前，这是福利理论与政策研究的集体化福利时期是在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取得决定性胜利，一五计划成功实施，社会主义制度已稳固确立和国家初步工业化背景下开始的。集体化浪潮由农村扩散到城市，成为全国性社会运动。这个时期的主旋律是政治运动、经济生产、文化生活和社会生活的集体化。如何推行和实施集体化福利，提高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国有化程度与比重，倡导集体化生活方式与提供集体福利，这既是福利理论关注的核心主题，又是国家政策议程的核心议题。1956年创造的"社会福利生产"概念及其特殊生产形式也逐渐得到社会和国家的认可，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更为重要的是，当时大力兴办脱离实际和严重超前的集体化福利事业既是全党工作的中心，又是普通百姓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集体化福利制度已成为社会结构与社会生活的基本特征和基本内容，例如1958年底内务部党组就民政部门机构设置问题在向中央的请示中，曾提出由内务部改为社会福利部的建议。这个时期在研究机构和全国利理论研讨会方面没有明显进展，但有关集体化福利的新闻报道和工作经验的出版空前繁荣。例如内务部办公厅1959年出版的《中国人民福利事业》，北京通俗杂志1959年发表的"怎样办福利事业"等。简言之，1958~1965年是公有制发展的黄金时期，也是集体化福利理论与实践迅猛发展的黄金日期。

3.1966~1976年结束，这是福利理论与政策研究中的批判福利主义时期意味着正常的生产与生活秩序被打乱，社会完全陷于无政策状况，阶段斗争和文攻武卫成为社会生活的主旋律。与此同时，反对经济主义和福利主义成为政治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主义是指利用经济收买手段达到晋级加薪和提高个人福利待遇的行为与思想倾向。福利主义是指资产阶级当权派为达到抵制革命群众对他们的批判，腐蚀革命群众的斗志，用大量金钱和优厚物质福利拉拢腐蚀革命群众的活动。这意味在和阶级斗争处境下，社会福利再度与资本主义制度联系在一起（欧美津贴福利机构首次使人们将福利与资本主义制度联系在一起），形成谁搞福利谁就是想拉拢腐蚀工人阶级的社会误解。社会福利改善人们生活状况和满足需要的功能完全被人为扭曲和政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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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批判福利主义的影响对以后的福利发展产生了不可低估的负面影响，直接结果是内务部和其它相关国家机关被撤销，福利事业长期停滞不前。由于极左思潮把举办福利事业和福利生产说成是福利主义和唯生产力论，因此许多福利事业和福利生产被合并或撤销，残疾人、孤残儿童、老年人和普通市民生活状况普遍恶化，许多基本生活需要无法满足。在此处境下，研究机构、公开出版书刊文章和全国利理论研讨会无从谈起。简言之，十年是中国社会大倒退时期，福利事业同样遭受严重挫折。更为重要的是，左倾思潮将社会福利与资本主义制度联系起来，将福利制度满足需要的功能曲解为腐蚀工人阶级。

4.1977~1985年六·五计划完成，这是社会福利理论与政策研究的社会学化福利时期这个时期党和国家拨乱反正，倡导思想解放和实事求是，全面推行经济体制改革和恢复生产，重建正常的社会经济生活秩序，诸多方面类似50年代早期状况。像其他工作一样，福利工作主旋律是重建各级工作组织体系，调整业务范围和明确工作任务，明确方针政策和提供福利服务，开创福利工作新局面等事务性工作。总体来说，福利决策者和专家学者根本无暇顾及基础福利理论研究。与此同时，1979年社会学和政治学等学科恢复重建，1980年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以及地方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和大学中社会学系的大量涌现与招生，这些都是社会福利研究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事件。全国各地社会学家开始从社会问题与"应用社会学"的角度研究社会福利问题，社会学所与社会学系也逐渐成为社会福利理论与政策问题的研究基地之一。社会学化福利研究范畴也经历了由"社会学化理论"逐渐转向"社会生活化"课题的过程。与此同时，社会学取向的社会福利研究机构开始出版发表有关社会问题和社会福利的理论研究成果、经验调查报告、书刊文章。但是以社会福利为题的全国性理论研讨会尚不多见。简言之，1977~1985年是社会福利制度、政策模式与理论研究的恢复重建时期。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在社会福利理论与政策研究中扮演着拓荒者和主导性角色，重新拉开了社会福利理论与政策研究的序幕。

5.1986~1999年，这是社会福利理论与政策研究的社会保障时期1986年公布实施的七·五计划（1986~1990）标志着社会福利理论与政策研究进入全新时期，其象征性标志有二，一是首次将"国民经济五年计划"改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五年计划"，社会发展概念与意识进入国家政策议程。经济增长不是最终目的，而是促进人的发展和实现社会发展的基本途径；国家应在发展生产和提高经济效益基础上，进一步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状况的观念获得普遍认同。这为福利事业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二是七五计划首次专章论述"人民生活和社会保障"，明确提出了由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济与优抚组成的社会福利制度框架。人民生活状况与社会保障成为国家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社会福利基础理论研究开始出现，并迅速成为社会科学界的热门话题和重要领域。但是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时社会福利基础理论研究的最大问题是，学者们对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概念的关系没有进行深入透彻的分析与澄清，导致社会保障涵盖了社会福利，社会保障是个大概念、社会福利是个小概念的社会误解形成并广为流传，严重影响了福利理论的发展与制度建设。总之，这期间有影响的社会福利基础理论研究成果不多，主要集中在社会保障理论与社会保险政策研究上，仍然缺乏系统性和整体性的社会福利基础理论研究。

这期间有关社会福利的专门研究机构不断增多，以社会保障为题的书刊文章大量涌现，全国性和国际性社会保障理论与政策研讨会日趋增多。出现的主要研究机构有：1986年9月，民政部社会福利与社会进步研究所成立；1988年国家计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成立；199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社会保障研究室成立；1997年华中师范大学社会福利研究中心成立。1998年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NGO研究所与社会政策研究所成立。1999年北京师范大学公共政策与社会发展研究所成立。这些机构均直接或间接以社会福利理论与政策研究为目标，并通过举办会议、发表研究成果和承担课题等形式开展福利研究，成为福利理论与政策研究的生力军。同时，福利理论与政策研究的报刊杂志和出版工作也欣欣向荣。1986年《社会学研究》创刊，迅速成为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权威刊物。同年民政部机关报以《社会保障报》之名发行。1989年《社会工作研究》创刊，迅速成为社会工作研究的权威刊物。这些专业刊物为福利理论与政策研究提供对话阵地和讨论场所，有力地推动了福利理论与政策的研究。这期间有关社会保障的书籍文章不计其数，难以统计，但是直接以社会福利为题的文章书籍寥寥无几，屈指可数，其中代表性著作有张萍翻译的《各国的社会福利》，陈良谨主编的《社会保障教程》，白益华、吴忠泽主编的《社会福利基础理论》，时正新主编的《中国社会福利与社会进步报告1998》等。这时以社会福利为题的全国性理论研究会几乎为零，但是以社会保障与相关题目为主题的全国和国际性研讨会数量众多，不胜枚举。简言之，1986~1999年是福利理论与政策研究的兴旺繁荣时期，贯穿研究活动的理论主题是社会保障与社会救济。

6.2000年12月，由民政部社会福利与社会事务司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多家单位联合举办的首届"全国社会福利理论与政策研讨会"，标志着福利理论与政策研究进入了社会福利时期以此为标志，拉开了以社会福利专家而非社会学家为主体、福利决策者和福利机构实际工作者积极参与、运用社会福利理论与方法、从福利角度（生活状况与需要满足）研究福利理论与政策问题的序幕。中国基础福利理论与政策研究主要是通过重新界定和"再认识"早已存在、并且是人们习以为常和司空见惯的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概念入手的。长期以来，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概念已有习以为常和约定俗成的内涵外延与相互关系。这两个核心概念的社会理解与社会建构直接反映在政策文件、学术话语和国家福利政策与制度安排上。但是令人遗憾的是，目前中国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概念的社会建构，某种程度上偏离了其原本的内涵外延和国际通则，非常不利于福利理论的研究与制度创新。2001年，第二届全国社会福利理论与政策研讨会以"弱势群体与社会福利"为主题，集中研讨弱势群体概念的内涵外延、弱势群体的构成与群体特征、弱势群体的生活状况与福利需要、社会福利理论与政策对弱势群体需要满足的回应，以及欧美国家福利理论与政策介绍。简言之，该次研讨会具有重要理论、政策和现实意义，标志着社会福利理论与政策研究的新时代。

二、社会福利理论与政策研究"欠发达"及其成因

中国福利理论与政策研究发展历程曲折，坎坷多难，福利实践与理论研究互动关系错综复杂。首先，福利理论与政策模式深受当时国内外社会环境、制度安排、国家政策、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经济发展水平与国家能力、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因素的影响。改革开放前以意识形态的影响为大，改革开放后以经济因素的影响最为明显。其次，福利政策与服务的不发达和边缘地位，导致福利理论研究在社会科学和公共政策话语中处于不发达和边缘地位。福利理论研究长期缺乏独立的学科地位与研究课题，常依附在行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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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社会学和社会保障研究之中。长期以来，福利政策研究是社会保障研究中微不足道的部分，是倍受决策者和学者忽视的领域，基本是个无人触及的空白点。第三，每当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将改善人民基本生活状况，满足其不断增长物质文化需要放在政策议程优先位置，福利制度、政策和服务就繁荣发达。国家就富强，社会就稳定，百姓就安居乐业。反之，就经济崩溃，社会问题丛生，人民基本生活需要难以满足，生活状况令人担忧。中国社会发展经验证明：社会福利与经济发展并不矛盾冲突，而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社会福利既是经济发展的剂，又是社会投资的主要形式。第四，福利制度安排、政策模式、服务实践与理论研究存在高度相互依赖的关系，相互影响。中国社会福利历史发展说明，饱受磨难的福利事业无法产生福利研究动因，福利理论与政策研究落后和滞后又无法为常新的福利事业提供理论指导，由此形成恶性循环，进而导致福利制度、政策、服务与理论研究均处于落后和边缘化地位。

中国社会福利理论研究经历了若干重要转变，它们既从不同角度说明了福利事业发展的基本规律，又从不同层面反映了福利理论研究发展过程的基本特征。50多年来，中国社会始终处于激烈和快速的变迁状态，总体趋势是由非常态的革命性变革，转向常态的结构性变迁；福利事业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由次要附属和无足轻重，转向十分重要和举足轻重；福利研究从可有可无到不可或缺，成为推动福利事业发展的基本途径之一；福利研究从无到有，从小规模到大规模研究；福利研究内容从工作经验和实践智慧总结为主，转变为以福利理论与政策研究为主；福利研究者由以决策者和实际工作者为主，转变到以专家学者为主，决策者和实际工作者相结合；福利研究方法从质性描述和简单分析转变为量化研究与质化研究相结合，历史研究与比较研究相结合，多方法与多学科相结合；福利研究的理论架构由单一理论模式转变为多种理论模式并存共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福利研究机构由政府机关和服务机构为主转变为独立的学术研究机构、大学、政府机关、服务机构、商业部门和国际组织多方参与；社会福利研究成果由书刊杂志文章数量稀少转变为图书杂志琳琅满目，专著文章大量涌现。简言之，50多年来，在社会经济环境转变，社会福利制度与政策不断调整的处境下，中国社会福利理论与政策研究模式也随之发生了诸多举足轻重的重要转变。

中国福利理论与政策研究长期处于落后与边缘化状态的原因错综复杂，多种多样。首先，国内外社会环境是影响福利理论与政策发展的重要外部因素。1949年时中国经济处于崩溃边缘，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国家缺乏进行大规模福利提供的经济基础。这意味社会福利落后性是以经济落后性为基础的。而且东西方对峙导致中国只能借鉴学习和照搬照抄前苏联的制度安排与政策模式，福利制度深受苏联模式的影响，福利提供和职业福利待遇主要局限于工作单位之内，致使公共福利事业落后；其次，没有真正掌握和吸收领会马克思主义的人类需要理论与人的最大化发展思想，特别是没有处理好"按劳分配"（社会主义社会）与"按需分配"（共产主义社会）的关系，长期忽视需要理论研究，导致需要理论长期处于无人问津的地位；第三，由于长期受左倾意识形态和阶级斗争思想的影响，否认社会主义有社会问题，将社会问题等同资本主义社会，特别是将福利制度等同资本主义制度，将社会福利与腐蚀瓦解工人阶级革命斗志联系起来，把福利制度置于社会主义的对立面，并且将之定性为反革命活动和资产阶级的情调，猛烈批判慈善和福利观念，使之成为无人涉足的禁地。1952年院系和学科调整中取消政治学、社会学和社会工作专业就是这种思想的典型反映。与此密切相关的是，党和国家长期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运动此起彼伏，思想领域的革命远比人情味十足的日常生活重要。

更为重要的是，受左倾意识形态和经济增长理论的影响，50年代中期以来，经济中"先生产，后生活"、"重生产，轻生活"的制度安排，生产的目的与手段完全颠倒，形成"为生产而生产"的不良局面，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和最大限度满足社会需要的根本目的被弃置一边。例如：（1）安排整个社会生产计划，不是从人民消费需要出发，而是从若干种主要产品增产指标出发。"以钢为纲"和重轻农生产次序必然挤掉轻工业和生产所需资金和物资，使生活资料增长困难，无法满足人民群众基本生活需要和消费需要；（2）在国民收入分配上，重视积累，轻视消费。一五时期积累占国民收入的24.2%，消费占75.8%，这种比例关系既促进了生产较快发展，又保证了人民生活水平较大提高。但是1959~1960年时积累率高达世界各国少有的40%，1970~1978年平均积累率为33%.过高的积累率势必影响人民生活状况的改善，购物到处排队，所有商品要票；（3）在积累资金分配上，重视生产积累，轻视非生产积累。国民收入支出结构中，资金用于生产建设过多，用于非生产建设过少。一五时期在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中，生产性建设占71.7%，非生产性建设占28.3%，其中住宅建设占9.1%.1966~1978年，生产性建设比重高达85%以上，居民住房和交通拥挤现象十分严重；（4）在生产性积累分配上，重视重工业，轻视轻工业和农业，加之城乡二元社会福利结构，农民生活状况和困苦程度普遍高于城市居民；（5）在重工业内部结构安排上，重视重工业自身需要，轻视为农业、轻工业服务。人民生活必需品购买使用困难重重，形成严重的短缺经济；（6）不顾市场需求，盲目生产，追求数量经济，往往置产品的品种、规格、质量、花色、款式和价格等于不顾。简言之，为生产而生产既无助于经济发展，又严重影响了人民生活状况的改善和需要满足程度的提高。

集体主义文化和社会流行价值观念中"物重人轻"的思想取向，对福利制度与福利理论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中国传统文化忽视个人需要。个人只有透过家庭、家族和社区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发现自身价值，满足自己的需要。过去政府主要通过政治运动和动员群众建立集体文化，时刻强调共同生活和集体主义价值，忽略多样化个人特点与个人需要。这种集体化文化导致东西方需要观念及其需要满足方式的巨大差异。而且中国社会流行的价值观念是物重人轻，人的价值轻于鸿毛，物的重要性常高于人的重要性，人并不是社会生活和国家政策议程中心的主角，长期缺乏"以人为本"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这种社会观念通过最细微和最普通的生活细节反映出来。值得庆贺的是，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生活质量提高和独生子女一代步入社会生活，个人文化和以人为本的观念逐渐成为社会共识，个人需要、个人责任和个人文化有了自己应有的空间。

计划经济体制和准军事化管理模式也妨碍了福利事业与理论研究的发展。长期以来，中国的社会共识是计划经济乃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于资本主义制度的重要标志。事实上，计划经济体制和管理模式窒息了福利事业的发展，使之无法及时回应多样和变迁的人类需要。国家承担完全和无限福利责任，形成国家包办福利事业的局面，没有形成国家、集体、市场、家庭、工作单位、社区和个人责任共同促进福利的多元主体格局，而且福利事业发展缺乏竞争活力与动力源泉；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受左倾意识形态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国家福利提供和企业职业福利待遇主要局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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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单位之内，从而导致公共福利事业处于落后与短缺状态：生活资料严重短缺和实施配额式的票证供应管理，以及整个社会生活准军事化管理模式压抑和限制人们的消费需要。普通市民的基本生活需要满足状况差强人意，吃饭难、穿衣难、住房难、出门难、理发难、洗澡难、乘车难、购物难和看病难成为日常生活的基本特征。不言而喻，这种生活状况和需要满足程度既说明和反映了福利事业的落后状态，又势必会影响中国社会福利理论与政策研究的发展状况。

三、简要讨论与基本结论本文出自:

福利经济学论文篇2

内容摘要：本文将庇古经济伦理思想的主要内容进行了梳理，探究了其建立在古典经济学和功利主义哲学基础上的福利学说的理论渊源和内涵，指出了庇古经济伦理思想的积极意义和时代进步性，同时也分析了其福利经济伦理思想的缺陷和不足，肯定了其理论对我国经济社会建设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庇古 经济伦理 福利经济 公平观

阿瑟•塞希尔•庇古（Arthur Cecil Pigou）是英国20世纪初继马歇尔之后新古典经济学最伟大的代表人物。他于1912年出版《财富与福利》一书，1920年，该书再版并更名为《福利经济学》，此著作第一次建立了福利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庇古由此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上被誉为“福利经济学之父”。庇古的经济学说以马歇尔的基数效用论和局部均衡论为理论基础，讨论经济福利方面的有关问题，从而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福利经济学体系。从庇古的代表作《福利经济学》一书的理论体系上看，他较之前辈经济学家如马歇尔，对经济公平和国民所得分配的合理性问题给予了更多的关注，他的学说“表达了对穷人的强烈的人道主义关怀，并且希望经济学能够引导社会进步”。庇古所阐述的福利经济学的理论思想以边沁的功利主义哲学作为思想基础，主要源于古典经济学的伦理传统和效用主义。由此可以清楚的看到，福利经济学同西方的伦理哲学有着直接的理论渊源。

庇古福利经济思想的伦理内涵

（一）收入分配的结果公平观

在庇古以前的古典经济学中，斯密的经济理论被称为“财富”经济学，因为他的《国富论》研究的是国民财富而不是国民福利；杰文斯创立了边际效用价值论，尝试着将经济学视作快乐与痛苦的微积分学。从经济伦理的角度看，庇古提出的“福利”一词较之杰文斯提出的“快乐”一词，其伦理意义更加深刻。庇古指出，福利是项范围非常广泛的事物，是一种意识状态。而在社会生活中，一项可用的测量工具是货币。在他看来，要增加经济福利，就要增加国民收入，增加国民产品的数量，消除国民收入分配的不均等。庇古在研究国民收入分配与经济福利变化的相互关系时，明确指出，把财富由富人向穷人转移，使富人不太迫切的需求受到损失，但是却满足了穷人们较为迫切的需求，这样社会的总满足会增加。也就是说，一个人收入愈多，货币收入的边际效用愈小；收入愈少，货币收入的边际效用就愈大。因此，如果将富人的收入向穷人转移，富人所失去的经济福利较之穷人得以增加的经济福利要小得多。由此庇古给出结论：任何能够增加穷人的实际收入而又不减少国民收入的措施都将增加经济福利。

综上所述，庇古的观点一方面说明机会均等以及竞争起点的公平和公正是他关注的核心问题，在这一点上他与前辈的古典经济学家，如亚当•斯密和约•穆勒一样，另一方面庇古把国民收入分配结果的公平放在了相当重要的位置加以重视和研究。由此，庇古将古典经济学的公平伦理观又向前推进了一步，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收入转移是国民收入公平分配的基本途径

在庇古看来，增加国民收入可以促进经济福利的增加，而国民收入的增加需要改变穷人与富人间的收入分配不均。因此，要促进收入分配结果的公平，必须在富人与穷人间进行收入分配的转移。

首先，庇古分析了由富人向穷人转移的预期对国民收益的影响。他将从富人那里转移收入的方式分为两种：“自愿转移”和“强制转移”。他认为：“富人们拥有的公共理想常使他们将财富捐出来救济穷人”，对于富人自愿转移的预期，很可能使国民收益的数量有所增加。但是，不幸的是，可以肯定，自愿转移的数量比社会一般感觉所需要的由富人转移的总额远来得少。因此，相当数量的强制性转移是必要的。所谓强制转移，就是租税，并且是主要针对高收入所得及财产所有者累进的直接税。它在实际上最可能凭借的是课于所得的税以及在死亡时课于遗产的税。庇古认为对于那些富有的资本家来说，“强制转移”只要不妨碍资本积累，他们的收入应是有保证的，因此，只要符合均等牺牲的原则，“强制转移”并不会对国民收益造成损害。

其次，庇古还分析了向穷人转移国民收入的预期对国民收入可能产生的影响。庇古否认了任何收入转移的预期都将使穷人变得懒惰和浪费的观点，认为实际上不同形式的转移对穷人会产生不同方式的影响：

第一类是指接受者能实事求是地充分发挥其个人能力之后的转移，即穷人为了够资格获得这种转移收入，必须已经工作并有储蓄足够他在60岁之前不需要此项资助。一旦达到此项条件，一个比较穷的人将比一个不太穷的人获得较多的资助。以这种方法所带来的对穷人转移的预期，将刺激而不是减少接受者对提高国民收入所作的贡献。第二类庇古称其为中性转移，是指受益者只要符合某些条件，其受益并不因经济上的自愿性活动而改变。中性转移若是以货币形态进行，可能引起接受者对劳动的厌恶，由此减少接受者对增加国民收益的贡献。但当中性转移以实物形式完成时，如由政府提供公共卫生设施、向贫民子女提供免费的教育服务等，由于某些人是如此之穷，他们不可能将收入中的任何部分用于修建上述设施或购买此种服务，因此他们追求货币收入的欲望并不会受到影响或降低，当然他们的劳动也不会因此而减少。在这种情况下，对中性转移的预期将使国民收入的数量保持不变。第三种转移是指规定某一最低收入标准，任何低于此标准的穷人将获得一定的援助。在此标准之下，凡接受者自己所获得的收入愈少，则给他的援助愈多。庇古认为，只是无条件的普遍补贴制度，才可能造成贫民的懒散与浪费。

（三）国家干预是消除市场负效应的重要手段

庇古在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批判了自由放任的理论观点，是凯恩斯革命之前最为坚定的政府干预理论的鼓吹者。

首先，在缓和经济不平等方面，庇古提出了以政府干预来缓解失业问题的主张。1927年，庇古针对英国失业率居高不下的现状指出：“如果说战后政策对失业增加5％负有责任，那么，我国经济学界就面临着一个战前经济学从未去研究的问题。失业增加5％，―当然，我并未强调准确数字―是一个极为严重的问题”。他并不认为工人阶级的收入下降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可取的，他同意用公共工程来减少失业。庇古曾与凯恩斯一同撰文，对古典经济学崇尚的节俭的美德进行了间接地批判，同时也批驳了个人行为在促进社会公共利益方面比政府行为更有效地观点。庇古的观点和政策建议，实际上与凯恩斯以后所提出的国家干预主义具有广泛的一致性。为此，英国经济学家哈奇森甚至提出要“破除凯恩斯革命的神话”。他说道，“人们可以大胆地指出，如果英国的‘凯恩斯主义’或‘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坚持庇古在1930年提出的成熟并赢得广泛赞同的建议―并且采纳了这个建议―那么，英国经济政策就会取得比实际取得的更为可观的成功”。

其次，庇古主张依靠国家干预来矫正外部经济效应。庇古将厂商每增加一个单位生产要素所增加的产量定义为“边际私人纯产品”；将社会每增加一个单位生产要素所增加的产品定义为“边际社会纯产品”。庇古认为，由于自利心的作用，一般来说，厂商只关心其自身私人边际纯产品，并不关心社会边际纯产品。他们并不会致力于消除外部经济效应以致私人边际纯产品与社会边际纯产品相等。故而为使国民收入得以增加须避免私人边际纯产品与社会边际纯产品的相互背离，这也就需要国家对经济行为进行必要的干预。庇古给出了国家干预的具体措施：首先应健全相关立法，如制定保障专利发明人的专利法等；其次，对边际私人纯产品大于边际社会纯产品的生产领域进行征税，在边际私人纯产品小于边际社会纯产品的生产领域给予补贴。

第三，庇古指出国家应在维护产业和平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产业和平（Industrial Peace）是庇古最早关心的问题之一。1905年庇古获得亚当•斯密经济学奖的论文题目就是《论产业和平原理与方法》。在《福利经济学》中，庇古又用大量篇幅探讨了这一问题。庇古所说的“产业和平”意指不发生罢工或工厂关闭停产的冲突事件，劳资双方之间是和谐共处的。他认为罢工或工厂关闭停产会使劳动力和生产设备处于闲置状态，这将直接影响国民收入进而使经济福利受损。随着劳资纠纷在各产业间的蔓延，造成的福利损失还会不断加剧。故此，产业和平对增加国民收入及福利是有重要促进作用的。

第四，庇古提出国家要致力于消除劳资间的不平等，保障工人工资的公平。庇古认为，相当多的产业纠纷都是围绕着工资问题展开的。因此，解决工资是否公平的问题与维护产业和平有着重要的联系。他认为公平意味着对利益与损失进行必要的调整，使得工资与效率成比例，而效率则以边际纯产品乘以该产品的价格来计算。庇古发现，工资的不平等有着许多表现，他着重指出的一种表现是某些地区和职业的工人，所得工资少于他们给予企业净边际产品的价值，因为他们受到了剥削，如要用外部干预的手段消除剥削，会使得国民收入得到增长进而使福利增加。庇古还特别强调，妇女由于社会地位低下，面临被剥削的危险更大，因而更应当通过国家干预来保障她们与男子获得同等的工资率。

经济伦理视角下的庇古福利经济思想评价

在继承了效用主义伦理传统的基础上，庇古坚定认为福利经济学是解决物质福利问题的，他指出社会应该使整体福利总和达到最大，但是由于收入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所以有利于穷人的收入分配可以提高整个社会的福利。20世纪30年代以后，庇古的福利学说受到了严峻的挑战，一些学者指责他将价值判断引入经济学，从而使经济学从实证科学变成了伦理科学。随着西方经济学界“序数主义革命”的到来，以勒讷、卡尔多、萨缪尔森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以序数效用论和帕累托最优为理论基础，建立了有别于庇古福利理论的新福利经济学。然而，连西方经济学家们自己也承认：“不能说这样精心雕琢的福利经济学是全然令人满意的，显然还有许多困难”。从经济伦理思想的角度来看，庇古的福利思想并非像新福利经济学所认为的那样一无是处，在某些方面，庇古的思想比某些新福利经济学家的思想更积极可取。

首先，庇古提出了“福利”的概念，主张经济学研究的中心问题不是“财富”而是“福利”，是经济伦理的一个巨大进步。李特尔在其著作《福利经济学评述》中曾写道：“福利经济学和伦理学是无法分开的。它们是分不开的，因为福利的术语是价值的术语”。在该书的注释中，李特尔还指出：庇古之前大多数经济学家经常使用的是“满足”一词，是庇古将“福利”一词完整的引入了经济学研究的范畴当中并取而代之，“福利”这个术语要比“快乐”这个术语更具伦理意义，“社会福利”、“社会快乐”和“国民财富”三个词语的涵义大不相同。笔者认为这三个词语的最本质不同在于福利应该由谁负责。在欧洲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占主导地位的是个人应对其福利负责的观点，也就是说，雇主和政府都无须对工人的福利负责。近代社会福利与以往的不同之处在于：政府而不是私人是提供各种社会福利的主体；社会福利愈来愈多地按应享之权利，而不是按需要来提供的。这样就不仅解决了人民的福利实际上无人负责的问题，而且将人民有权享受必要的社会福利和安全保障视为基本的人权之一。与由其主人来承担和由个人负责的福利观相比，后者显然是人类社会一项重要的道德进步。而庇古所关注并倡导的，正是后一种福利观。庇古的福利经济理论不仅顺应了人类道德和文明进步的客观要求，同时又为推进这种进步作出了自己重要的贡献。

其次，庇古修正了古典经济学的只要机会均等就是公平的观点，提出了机会均等还要兼顾结果公平的经济公平观，这显然是更具伦理价值的一个重要思想。最早在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概念中，就隐含着这样的命题：只要参与市场竞争的机会均等，每个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会自然的促进社会利益的增长。同样，这种机会均等的经济伦理观在穆勒的学说中也有很明确的体现―“我们必须假定，每个成年男子或妇女都能自由使用和发挥其体力和脑力；生产手段―土地和工具在他们之间公平地分配，这样，就外界条件而言，任何人都处于同一起跑线上”。上述观点明显是一种机会平等的经济伦理观，这种观点突破了那些封建特权思想，保障参与市场竞争的个人拥有平等的权利，为整个社会以及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但是，它并不能保证天赋欠佳、缺少机会和运气的人可以摆脱贫困，也不会缩小富裕和贫穷的差距。“早期的古典经济学者们认为通过政府的干预来解决贫穷现象的任何努力都是愚蠢的”。不顾结果公平的后果是贫富悬殊愈演愈烈，由此引发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也日益尖锐。社会财富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以以往从未有过的速度不断增长，巨大的社会财富与绝对贫困的现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社会对贫困的容忍将是对道德的亵渎，而且贫困成为了生产发展的巨大障碍。庇古在其《福利经济学》中提出了“国民收入分配愈平均，社会福利亦愈大”的观点，给出了使国民收入均等化的具体措施，即国家应采取必要的手段将社会财富由富人向穷人转移。这说明庇古一方面继承了古典经济学家们的机会和起点公平的传统观点，另一方面较前人更多的关注了分配结果的公平。这种对古典经济公平观的修正具有重大的道德进步意义。不管新福利经济学家对庇古的理论依据进行了多么大的批判，现代福利国家的政策大体上还是源自于庇古的思想。而且，“我们必须认识到，福利国家的实际不平等已经缩小。”因为“政府的收入转移方案使赤贫者摆脱了最困难的处境”。近年来，动荡不安的国际局势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关注分配结果公平的社会边际效益是不能完全用经济指标来衡量的，它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庇古的福利政策主张对于中等收入国家解决分配结果贫富悬殊的社会弊病仍具有现实的价值。

第三，庇古的福利经济伦理思想的缺陷和不足。首先，庇古的福利概念是从边沁的功利主义原则引伸出来的。边沁曾提出：追求快乐、追求个人利益的功利原则，符合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庇古正是把这种资产阶级的道德与政治原则作为自己的福利理论的前提的。因此，功利主义伦理学表现出的所有缺陷被庇古完全继承下来并体现在其经济伦理思想之中。其次，庇古的经济伦理思想深受马歇尔的影响，认为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里是不存在不自愿失业现象的，工人失业完全是自己造成的，是自愿的选择。这种“失业有理”的论调，显然是裸地为工商业主阶级的利益说话。第三，庇古虽然主张通过转移国民收入来消弥贫富悬殊的差距，但并不像穆勒那样对社会主义抱有热情。1937年，庇古专门写了一本小书《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比较》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各有利弊，不能简单地下结论谁优谁劣。庇古曾劝导人们，如果他们有权指导国家的命运，“那么，暂时来说，他将接受资本主义的总结构，但是他要逐步加以修改”。对资本主义制度只能“进行改造，而不是连根拔除”，这就是庇古经济伦理观的最本质特性。

庇古福利经济理论对我国经济建设的启示

建设和谐社会，必须将增加国民收入作为提高国民经济福利的首要手段。国民收入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综合实力最重要的指标之一。庇古认为，一国的国民收入决定着该国的经济福利水平。在我国，人口多、人均国民收入较少依然是制约我国建设福利国家，实现社会和谐的最主要原因。改革开放30年的宝贵经验告诉我们，要想不断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就必须使群众的收入有实实在在的增加，这才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因此，我国必须清醒认识到收入问题即民生问题，必须继续围绕着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毫不动摇，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使城乡居民收入能够实现普遍较快增长。这才是实现民富国强，增加国民经济福利的最根本途径。

调整国民收入分配不均，实现社会财富分配的公平公正是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经济福利增长的有效途径。庇古早就指出，要使经济福利增加，就必须消除国民收入的不均，他认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经济福利的是：第一，国民收入的大小，第二，国民收入在社会成员中的分配情况”。改革开放前，中国的人均GDP只有381美元，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达到了4000美元左右，从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进入了中等偏低收入国家的行列。但与此同时，中国也成为了世界上收入分配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目前，我国的国民收入分配过程中，政府地位过于强势，导致分配向政府倾斜，政府财政收入连创新高，而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却在下降。加之行业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垄断企业收入分配不透明等等问题的出现，警示必须重温庇古提出的收入转移和收入均等化学说，努力构建公平合理的国民收入分配体系，建立健全社会福利制度。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充足的消费需求，促进消费结构的合理调整，拉动经济发展，更加夯实我国今后发展的社会基础。

正确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是促进经济增长、保持社会活力的重要保障。庇古对于国民收入分配不公给出的解决办法是收入的转移，即将财富由富人向穷人转移。但是庇古强调了收入转移的非施舍性，更强调了收入转移要以不影响国民收入的总体增长为前提。财富转移与收入增长其实质就是公平与效率在经济生活中的具体体现。正确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一直是经济伦理的核心问题，也是我国经济理论界关注的焦点。发展只看效率，那么市场机制的固有缺陷会导致经济的盲目扩张、收入差距的不断加大和腐败的加剧，这也有悖于人类的道德伦理；只重公平，那么社会发展的动力将随着市场竞争力的降低而减弱，市场经济离开了竞争就失去了动力和活力，生活水平也将难以提高。如何处理二者的关系？科学发展观提供了依据。效率与公平是相互统一、协调一致的，二者不可偏废一方。单纯的强调任何一方都是违背科学发展观的，都会阻碍经济社会的发展。要兼顾公平与效率，必须促进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要科学合理的使国民收入保持一定差距，在坚持公平的前提下提倡竞争和勤奋劳动，这样社会发展才会充满活力。

参考文献：

1.[美]斯坦利•L•布鲁，兰迪•R•格兰特.经济思想史（第7版）[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2.[英]A.C Pigou.The Economics of Welfare [M]. London：Macminian,1932

3.[英]T.W.哈奇森.经济学的革命与发展[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4.[英]埃德蒙•惠特克.经济思想流派[M].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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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英]约•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上卷）[M].商务印书馆，1991

7.[美]保罗•萨缪尔森.经济学（第12版下）[M].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

福利经济学论文篇3

关键词：幸福；快乐适应性；参照效应

中图分类号：F062.6 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小议经济学视角下的“幸福”

收录日期：2013年1月2日

一、幸福在经济学中的演变

幸福是人类追求的终极价值，也是经济学探讨的重要主题。休谟说：“一切人类勤勉劳动的唯一目的是为了获得幸福。”亚当・斯密借鉴了这一思想，他在《国富论》中提出“经济人”这一概念，认为市场中的个体通过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形成了“看不见的手”，最终促成社会福利的提高。

边沁将效用作为主观幸福的测度，运用数学逻辑演绎人类的“快乐或满意程度”，效用被看作是个人快乐、满意度的衡量指标，幸福成为经济学显化的主题。杰文斯认为经济学的目的是求以最小痛苦的代价购买快乐，人的幸福水平就是痛苦与快乐的综合结果。显然，经济学中早期的效用概念带有很强的个人主观心理色彩，它是幸福、快乐、满意度的同义词。后来的经济学多主张用可以补偿的客观对象来间接测度效用，建立主观效用和客观对象之间的映射关系，即效用函数。随后，幸福、快乐、满意度这些概念在经济学中出现的频率越来越少了。

无论是个体福利还是社会福利的衡量，人们都选择了一种间接度量的方式，以带来主观福利的客观的手段，如财富、收入、资产、决策行为等衡量。以效用替代幸福，不仅会造成经济学研究与人类根本福祉目标的偏离，而且会导致人们对幸福规律的认识偏差。比如，经济学通常假设效用是随着消费水平的增加而增加，而消费水平又通常与收入、资产正相关，因此把效用等同于幸福，就会得出收入或资产越多就会越幸福的结论。这在理论上妨碍了经济学对幸福问题的深入研究，在实践中则导致人类对财富、资产、物质享受的过度追求。

20世纪中后期，心理学、行为理论的发展，古典的幸福理论有复兴的趋势，幸福、快乐、满意度又重新进入经济学家的研究视线，甚至形成以幸福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分支――幸福经济学。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卡尼曼教授将心理学的前沿研究成果引入了经济学，他研究注意到一个“幸福-收入”悖论，即只要超出某个限度，绝对收入对个体的幸福就几乎没有影响。卡尼曼突破了理性人完全精确计算和理性决策的假设，将个体行为的利益驱使和主观偏好、信念、价值观等心理因素并列起来研究，从而拓展了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和解释能力。苏黎士大学的弗雷教授认为收入提高不一定必然影响个体的幸福感，幸福不是纯粹的个人问题，制度、文化等社会因素强烈影响个体的幸福水平。

二、幸福经济学的主要发现

现阶段幸福经济学主要有以下研究发现，证明在经济因素之外的其他因素能影响个体的幸福水平。

第一，快乐适应性对幸福感的影响。个体对事物的接受过程往往分为三个阶段：注意、反应、适应。人们对生活中那些带来幸福感的事物的突然出现，在情感的第一反应――喜悦、满足、自豪之后，会进行快速而且无意识的合理性过程，从而使个体幸福感下降到原来的水平。研究表明，如果个体一直过着优越的生活而没有变化，会习惯优越的生活，不比一般人感到幸福。也就是说，舒适并不是幸福的重要因素。

第二，参照效应对幸福感的影响。参照效应是个体通常会根据一个参照点去评估一个结果，判断该结果对自己来说究竟是得还是失。参照点可以是个体的过去、现状或期望，也可以是与自己相似的人所获得的结果的状况。如果评估的结果为正，那么会获得积极的情绪体验，如果评估的结果为负，那么会获得消极的情绪体验。参照效应对著名的“幸福-收入”悖论作出了解释：虽然个体的收入水平提高了，但相对于别人，个体的收入并没有显著提高，同时收入水平的提高带来的幸福感不能补偿闲暇时间减少、工作压力大、生活节奏快等方面的损失，从而使个体的幸福感会下降。参照效应还可以用来解释攀比心理的形成。当个体的收入、社会地位等状况相较于周围人更好时会获得优越感，从而具有较高的幸福水平；反之，则会感觉不幸福。

第三，非经济因素对幸福感的影响。个体幸福感测度的是多维总体的生活质量评价，这种多维度量生活满意度的方法可以看作是一个认知评价的过程。不同的个体对比如健康、婚姻、家庭、闲暇、人际交往状况等各种情感状态赋予不同的判断比重，综合作出幸福水平的度量。非经济因素给个体的影响多为纯粹的情感体验，较少掺杂社会比较的因素，对个体的幸福感有更直接显著的影响。非经济因素往往不会受到边际效用递减性质的影响，相反，它带给人的精神享乐的无限性，往往具有边际效用递增的特点。

三、对个体提高幸福感的看法与建议

第一，由于快乐适应性和参照效应的原因，收入的边际效应是递减的。当收入很低时，增加收入带来的幸福感较大；当达到一定水平后，增加收入带来的幸福感就会减少。从较高收入到更高收入带来的幸福感的增加，如果不能补偿挤出的其他因素所带来的幸福损失，则个体的幸福感可能反而会下降。特别个体能够很快适应奢侈的生活，“由俭入奢易”，存在着“踏水车”现象。即当个体为追求经济收入的增长付出更多努力时，对物质生活的适应性使人们的需求也越来越高，而人们的幸福感仍停留在原地。因此，个体应该正视期望水平的提高和经济参照点的移动，可以通过设立一个固定经济参照点，以削弱参照点移动带来的幸福损失。

第二，个体幸福来源于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比如闲暇、健康、家庭、朋友、社会的认可等）的综合。收入对幸福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一种满足生活需要的工具，当收入水平达到或者超越了基本生活需要，个体就应该认识收入对幸福的边际效用水平会降低，有必要在非经济因素上投入以提高幸福水平。个体决策时应避免单纯追求经济收入造成的非经济因素的“挤出效应”而导致总幸福水平的降低。随着经济收入的增加，个体应注意到追求经济目标不是幸福的全部，应加大对影响幸福水平的非经济要素的投入，必要时放弃部分收入增长，以保障稳定的非经济要素投入，保持较高的幸福水平。

第三，培养积极的人格特性。积极的人格有助于个体采取更为有效的应对策略，从而更好地面对生活中的各种压力情景。现代人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应的压力和风险感受也愈加强烈。经济收入因经济衰退或工作调整等因素突然降低后，个体会有一个适应的过程。面对不确定性的未来时，适当降低经济参照点有助于减少恐惧风险所吞噬的幸福。对于压力情景中的心态较正，应预先作好降低部分生活水平的准备，消除压力并坦然处之。主动认识和自我调整压力情景下的期望，是个体保持心态平和进而提高幸福感的一个重要途径。

主要参考文献：

[1]田国强，杨立岩.对“幸福――收入”之谜的一个解答[J].经济研究，2006.11.

[2]王芳，陈福国.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J].中国行为医学科学，2005.6.

[3]黄有光.经济与快乐[M].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

[4]邢占军.测量幸福――主观幸福感测量研究[M].人民出版社，2005.

福利经济学论文篇4

    福利经济学作为一个经济学的分支体系,最早出现于 二十世纪初期的英国。1920年,庇古的《福利经济学》一书的出版是福利经济学产生的标志。

    福利经济学的出现,是英国阶级矛盾和社会经济矛盾尖锐化的结果。西方经济学家承认,英国十分严重的贫富悬殊的社会问题,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变得更为尖锐,因而出现以建立社会福利为目标的研究趋向, 这导致了福利经济学的产生。

    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以后,英美等国的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福利经济学进行了许多修改和补充。庇古的福利经济学被称做旧福利经济学,庇古以后的福利经济学则被称为新福利经济学。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福利经济学又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正在经历着新的发展和变化。

    边沁的功利主义原则是福利经济学的哲学基础。边沁认为人生的目的都是为了使自己获得最大幸福,增加幸福总量。幸福总量可以计算,伦理就是对幸福总量的计算。边沁把资产阶级利益说成是社会的普遍利益,把资产阶级趋利避害的伦理原则说成是所有人的功利原则,把“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标榜为功利主义的最高目标。

    帕累托的“最优状态”概念和马歇尔的“消费者剩余”概念是福利经济学的重要分析工具。帕累托最优状态是指这样一种状态,任何改变都不可能使任何一个人的境况变得更好而不使别人的境况变坏。按照这一规定,一项改变如果使每个人的福利都增进了,或者一些人福利增进而其他的人福利不减少,这种改变就有利;如果使每个人的福利都减少了,或者一些人福利增加而另一些人福利减少,这种改变就不利。

    马歇尔从消费者剩余概念推导出政策结论:政府对收益递减的商品征税,得到的税额将大于失去的消费者剩余,用其中部分税额补贴收益递增的商品,得到的消费者剩余将大于所支付的补贴。马歇尔的消费者剩余概念和政策结论对福利经济学也起了重要作用。

    福利经济学的主要特点是:以一定的价值判断为出发点,也就是根据已确定的社会目标,建立理论体系;以边际效用基数论或边际效用序数论为基础,建立福利概念;以社会目标和福利理论为依据,制定经济政策方案。

    庇古是资产阶级福利经济学体系的创立者。他把福利经济学的对象规定为对增进世界或一个国家经济福利的研究。庇古认为福利是对享受或满足的心理反应,福利有社会福利和经济福利之分,社会福利中只有能够用货币衡量的部分才是经济福利。

    庇古根据边际效用基数论提出两个基本的福利命题:国民收入总量愈大,社会经济福利就愈大;国民收入分配愈是均等化,社会经济福利就愈大。他认为,经济福利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国民收入的数量和国民收入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情况。因此,要增加经济福利,在生产方面必须增大国民收入总量,在分配方面必须消除国民收入分配的不均等。

    20世纪30年代,庇古的福利经济学受到罗宾斯等人的批判。罗宾斯认为,经济理论应当将价值判断排除在外,效用可衡量性和个人间效用可比较性不能成立,福利经济学的主张和要求没有科学根据。继罗宾斯之后,卡尔多、希克斯、勒纳等人从帕累托的理论出发也对庇古的福利经济学进行了批判。同罗宾斯不同的是,他们认为福利经济学仍然是有用的。

    1939年,卡尔多提出了福利标准或补偿原则的问题。此后,希克斯、西托夫斯基等人对福利标准或补偿原则继续进行讨论。他们主张把价值判断从福利经济学中排除出去,代之以实证研究;主张把福利经济学建立在边际效用序数论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边际效用基数论的基础之上;主张把交换和生产的员优条件作为福利经济学研究的中心问题,反对研究收入分配问题。卡尔多希克斯、勒纳、西托夫斯基等人建立在帕累托理论基础上的福利经济学被称作新福利经济学。

    新福利经济学主张效用序数论,认为边际效用不能衡量,个人间效用无法比较,不能用基数数词表示效用数值的大小,只能用序数数词表示效用水平的高低。新福利经济学根据效用序数论反对旧福利经济学的福利命题,特别是第二个命题,反对将高收入阶层的货币收入转移一部分给穷人的主张。

    新福利经济学根据帕累托最优状态和效用序数论提出了自己的福利命题:个人是他本人的福利的最好判断者;社会福利取决于组成社会的所有个人的福利;如果至少有一个人的境况好起来,而没有一个人的境况坏下去,那么整个社会的境况就算好了起来。前两个命题是为了回避效用的计算和个人间福利的比较,从而回避收入分配问题,后一个命题则公然把垄断资产阶级福利的增进说成是社会福利的增进。

    新福利经济学家认为福利经济学应当研究效率而不是研究水平,只有经济效率问题才是最大福利的内容。勒纳、霍特林等人对经济效率问题作了论述。经济效率指社会经济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所需具备的条件,包括交换的最优条件和生产的最优条件。

    补偿原则是新福利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之一。新福利经济学认为,帕累托的最优状态“具有高度限制性”,不利于用来为资本主义辩解,为了扩大帕累托最优条件的适用性,一些新福利经济学家致力于研究福利标准和补偿原则。

    卡尔多、希克斯等人的福利经济理论,受到伯格森、萨缪尔森等人的批判。伯格森于1938年发表《福利经济学某些方面的重新论述》一文,提出研究社会福利函数的“新方向”,认为卡尔多、希克斯等人的新福利经济学把实证问题和规范问题分开、把效率问题和公平等问题分开的企图完全失败。继伯格森之后,萨缪尔森等人对社会福利函数作了进一步论述,形成了福利经济学的社会福利函数论派。

    社会福利函数论者认为,社会福利是社会所有个人购买的商品和提供的要素以及其他有关变量的函数,这些变量包括所有家庭或个人消费的所有商品的数量,所有个人从事的每一种劳动的数量,所有资本投入的数量等等。社会福利函数论者通常用多元函数来表示。

    社会福利函数论者认为,帕累托最优状态不是一个而是有许多个。帕累托未能指出在哪一种状态下社会福利是最大的。他们认为,要达到唯一最优状态,除了交换和生产的最优条件,还必须具备一个条件,这就是福利应当在个人间进行合理分配。

    经济效率是最大的福利的必要条件,合理分配是最大福利的充分条件。社会福利函数论者根据假定存在的社会福利函数作出一组表示社会偏好的社会无差异曲线,并根据契约曲线作出一条效用可能性曲线。社会无差异曲线和效用可能性曲线相切的切点,代表受到限制的社会福利的最大值。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阿罗继续研究伯格森。萨缪尔森等人提出的社会福利函数。在1951年出版的《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中,阿罗认为,社会福利函数必须在已知社会所有成员的个人偏好次序的情况下,通过一定程序把各种各样的个人偏好次序归纳成为单一的社会偏好次序,才能从社会偏好次序中确定最优社会位置。

    阿罗定理在福利经济学中被称作“不可能定理”。阿罗本想通过大量的论证对伯格森、萨缪尔森等人的社会福利函数修残补缺,但客观上却证明了不可能从个人偏好次序达到社会偏好次序,也就是不可能得出包括社会经济所有方面的社会福利函数。

福利经济学论文篇5

摘 要 社会福利概念的定义在学界一直存在诸多争议。本文首先从状态和制度两个角度对国内外关于社会福利的界定进行了梳理,再着重剖析了国内对于社会福利的界定,并进一步从社会资源分配角度将社会福利模式划分为消费型和投资型,最后提出了中国社会福利模式的选择。

关键词 社会福利概念 社会福利模式

社会福利作为社会政策和社会科学中的一个核心和基础概念,其学术界定和公众理解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和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传统文化价值理念、政治制度、社会结构等不同,对社会福利的性质、功能的理解也就存在差异性。

一、社会福利的界定

国内外许多学者都对社会福利的范畴和内涵进行过界定,然而普遍认同社会福利具有社会状态和福利制度两方面的含义。

(一)国际对社会福利的界定

1.作为状态的社会福利

国际上,对“作为状态的社会福利”概念界定有代表性的是美国学者J.米基利的观点:社会福利是“当社会问题得到控制时,当人类需要得到满足时,当社会机会最大化时,人类正常存在的一种情况或状态”((Midgle,1997)。作为状态的社会福利不存在狭义和广义之分。

2.作为制度的社会福利

可能是基于从制度的含义来理解社会福利更赋予这一概念以操作性。因此,学界主要是从制度的角度来探讨社会福利这一概念。国际上,对作为制度的社会福利界定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1)广义的社会福利。广义的社会福利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社会福利与中国的“社会保障”外延基本相同,指国家和社会为保障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而采取的措施及服务,包括会救济、社会保险、社会服务等子系统;一种认为社会福利的外延大于中国“社会保障”的外延,指国家和社会为社会成员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水平而采取各种措施。

(2)狭义的社会福利。狭义的社会福利也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是“弱势群体的福利”――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的特殊福利;一种是“最高层次福利”――社会福利居于社会保障最高层次。该观点以联合国社会开发研究所提出的为代表。指人类在基本的身体需求和文化需求获得满足的基础上,迈向更高层次需求的过程。

总体而言,尽管国际社会对于社会福利定义存在狭义与广义之分,但占主导地位的是从广义角度来界定社会福利的观点。

(二)国内对社会福利的界定

1.作为状态的社会福利

国内学者钱宁认为社会福利是假设不虞匮乏、充分就业、安全、健康、快乐、受教育、社会平等及有序地生活等有关人类幸福的事项的实现,是社会的正常状态(钱宁,2003)。在界定作为状态的社会福利时,尽管国内外学者的具体描述存在差异,但都突出了社会福利是一种客观需求和主观感受都得到满足的一种正常和幸福的状态。

2.作为制度的社会福利

国内尽管也有部分学者赞成和主张“大福利”概念,但长期在理论界和实务界占主导地位的仍是“小福利”概念,即从狭义角度来界定社会福利。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理论界占有重要地位的“小福利”概念是指前文所提及的第二种狭义社会福利观――“最高层次福利”。然而实践中,社会福利却做的是救助孤老残幼,服务于社会边缘弱势群体的最低层次的工作,处于一种边缘性的位置,与其最高层次的初衷相背离。因此,在中国被百姓谈起的社会福利经常指的是狭义社会福利定义中的第一种概念――“弱势群体的福利”(主要包括老年人、儿童和残疾人福利)。由于这种福利的提供主体为民政部门,所以又被称为“民政福利”。社会福利的定义与实务的背离,使得社会各群体对其概念存在着认知上的分离。

(三)本文对社会福利的界定

国际社会多认为社会福利大于或者至少与社会保障属于同一层次的概念。然而根据国内对社会福利的狭义定义,社会福利则是社会保障的一个子系统,与居于社会保障核心位置的社会保险相比处于边缘位置,反映了国家以社会保险为中心的社会发展理念。在社会政策中,与社会贡献、经济生产联系最为紧密的社会保险在某种程度上更适应工业社会的发展需求。因此,这种界定更深层面揭示的是:国家在长期的发展中,经济发展压倒一切的政策取向,也是社会政策以促进经济发展为目标,隶属于经济政策这种发展理念,最终在社会政策制定中的表现。因此,中国社会福利的狭义界定既是受制于经济实力的一种现实选择,更大程度上反映的是一种“高经济增长、低社会福利”的生产型社会政策价值理念。

与社会福利理念上的生产型导向相对应,中国社会中,公民社会福利的权力意识严重缺乏。很大程度上,社会福利被看作是国家权威的象征和恩赐,而非作为一个公民所应享有的权利。反映在现实中,就是福利施与者的高高在上与受助者的感恩戴德。公民权利意识的缺乏使得中国社会福利的发展缺乏坚实的价值基础和社会权利要素①。社会福利的狭义界定一定程度上是公民社会权利意识缺乏的深层次体现。

社会福利的这种狭义界定具有局限性:第一,它将社会福利的提供主体限定为政府,这与当今社会强调“社会福利多元化”、“社会福利社会化”的发展方向相背离;第二,它将福利的客体局限于社会的弱势群体,与社会福利逐渐扩大覆盖面的发展趋势不相符;第三,由于中西方学者分别从狭义和广义角度来理解社会福利,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这种中国式的理解可能影响到中国西方社会科学界与社会政策学界的理论对话和专业交流。

综上,从广义上来理解社会福利似乎更合乎社会福利的发展轨迹。“福利”一词本身就具有客观上好的生活状态和主观上幸福、满足的感受两层含义。而作为社会福利,这种福利必然具有社会性,包括参与主体与客体的社会性。社会福利应该既是一种状态的描述,又是为达到这种状态所作的客观上的制度安排。因此,社会福利应该是国家和社会通过提供福利性的物质帮助、福利设施和社会服务,用以保障全体国民的基本生活并提高国民的生活质量,实现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状态与制度的福利统一体。

二、社会福利模式的划分

从不同角度对社会福利的模式进行分类,对于社会福利理论的发展和社会福利制度的实施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国内外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比较丰富,包括从范围和内容角度将社会福利划分为广义的社会福利和狭义的社会福利;从实施目的角度将社会福利划分为制度型社会福利和补缺型社会福利;从实施手段角度将社会福利划分为剩余模式、工业成就-表现模式和制度再分配模式。本文基于社会资源分配的角度,将社会福利模式划分为基于消费、收入理念的消费型社会福利模式和基于投资、资本理念的投资型社会福利模式两大类。

(一)消费型社会福利模式

基于消费、收入理念的消费型社会福利模式反映的是一种传统的社会政策理念:它认为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福利的实现是两个不同领域的独立范畴,代表公平的社会福利与代表效率的经济发展被理解为存在二元对立的关系。社会福利很大程度上被定位为财政负担。这种理念指导下的社会福利模式主要有以下两种表现形式:

第一种是补缺型社会福利(residual welfare)。该模式以自由主义哲学为理论基础,认为市场经济是实现社会福利的有效途径。只有当家庭和市场的作用失灵难以提供个人所需的福利待遇时,国家和政府才会提供暂时性和救济性的救助。

第二种是制度型社会福利(institutional welfare)。该模式以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理论为指导,认为贫困源于社会而非个人原因,享受全面的高水平的福利保障,是全体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

无论是“补缺型”还是“制度型”社会福利模式,社会福利始终被看作是社会产品的消耗者和一种消极的事后补偿,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相分离。这也正是社会福利广受批驳的重要原因。

(二)投资型社会福利模式

基于投资、资本理念的投资型社会福利模式在整个社会重新定位了社会福利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它认为可以通过以社会投资为导向,投资到具有促进人力资本、就业、社会资本、劳动技能以及低成本高效益的社会项目上,从而提高人们参与经济活动的能力,最终达到实现社会福利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双重目的。究其根本,投资型社会福利是在社会发展、经济发展两个发展领域之间找到了一个结合点――人的发展,从而二者通过人的发展紧密连接起来,达到发展动力传递、协调共进的目的。

美国学者J.米基利提出的发展型社会福利模式、泰勒一古柏提出的新福利主义、吉登斯提出的社会投资型国家,都可以归类为投资型的社会福利模式。

三、中国社会福利模式的选择

长期以来,我国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社会福利呈现出一种二元状态:城市居民以单位为依托,享受全面的“制度型”社会福利,农村部分老弱病残人员享受“补缺型”社会福利。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确立,我国社会福利体制也面临着转型问题。

一些学者提出:鉴于国内财力有限,应实行“补缺型”的社会福利模式。但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补缺型”的社会福利已难以适应社会发展、国民社会福利需要不断增加这一客观现实。中国目前面临的不是“福利过度”的问题,更多是一种福利不足、福利不均衡的问题。同时,鉴于社会福利需求者的规模庞大以及“福利国家”目前发展所陷入的困境,我们也难以耗费巨资来简单复制西方社会的“制度型”社会福利。传统的基于消费理念的两种社会福利模式似乎都难以解决中国目前社会福利的发展模式问题。

这种情况下,“发展型社会福利”、“社会投资型国家”、“资产社会政策”这些投资型的社会福利理念的引入给国内学界带来了社会福利研究的一个新的视角,并得到了广泛的赞许与热议。但这种投资型的社会福利模式也具有自身的局限性:它强调通过投资来促进人力资本建设,进而提高人们参与经济活动的能力来实现社会福利。但这种福利的实现一方面受制于外界环境,在外界环境没有改变的条件下,被投资者难以仅通过提升自身的实力就能实现福利;另一方面也受制于被投资者的内在条件,尤其是对于社会中的弱势群体(老弱病残以及极端贫困者),投资型社会政策难以有效发挥作用,需要借助于消费型(重点表现为补缺型)的社会福利模式。

因此,中国社会福利模式应是投资型社会福利模式和消费型社会福利模式的“混合体”:一方面,对于投资型福利政策能起作用的群体,应该主要通过社会投资来改善社会环境和提高公民参与经济社会活动的能力,最终达到福利的实现;另一方面,对于投资型社会政策难以发挥作用或短时间不能影响到的弱势群体(老弱病残以及极端贫困者),国家始终负有不可推卸责任,需要采用补缺型的社会福利政策予以特别保护。只有这样,才能在推动社会与经济融合发展的同时解决好弱势群体的利益问题,从而推动中国社会福利事业全面、健康、可持续性发展,实现社会的良性运行与协调。

参考文献:

[1]周沛.社会福利体系研究.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7.

[2]詹姆斯.米奇利.社会发展:社会福利视角下的发展观.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3]范斌.福利社会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福利经济学论文篇6

关键词：社会福利制度;公平;效率

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是十分复杂的，二者也不是非我即他的关系，我认为通常情况下有三种关系：以公平为主，以效率为主，兼顾公平与效率。

一、西方社会福利思想中的公平与效率

西方社会福利思想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许多不同的理论学派，本文主要对其中一些有代表性的理论进行分析，了解其中所坚持的公平与效率。

（一）自由主义社会福利思想，以18世纪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思想为代表，他认为自由竞争是实现社会福利最有效的方法，政府为最小政府以及守夜人，该理论虽然关心劳动者福利，但其认为市场第一，福利第二，所以其坚持的思想是以效率为主的价值理念。

（二）德国历史学派的社会福利思想是一种既反对古典经济学的自由放任主义，有反对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国家干预主义经济学，主张通过社会政策推进社会福利，以国家立法和行政手段缓解工人阶级的贫困，在混合所有制基础上，以科学的财政税收缩小贫富差距，总的说来，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利用社会政策推进社会公正，体现的是一种公平与效率的价值理念。

（三）凯恩斯主义的社会福利思想，该理论有充分就业理论，有效需求理论和政府干预理论，认为必须摒弃经济自由主义和传统的自由放任政策，才去政府干预和调节经济的一系列措施，扩大政府职能。我认为该理论是以公平为主的价值理念。

（四）福利经济学是研究福利最大化的理论。庇古的福利经济学主张坚持正义原则。强调收入均等化，最适度的配置资源，以使国民收入最大化;新福利经济学把帕累托理论作为出发点，使用序数效用论和无差异曲线等方法，发展了最适度原理和补偿原则，提出了相对福利函数理论，突出福利的主观和相对色彩，认为个人收入与福利并无直接联系，否定收入均等化等措施。

二、社会福利制度中公平与效率的选择，以各个项目为分析对象

（一）在社会保险领域，也就是与劳动者收入相关联的保险领域，应公平与效率兼顾，主张缴费与收入挂钩本身就是一种促进效率的手段和制度设计，但是社会保险是为了分担社会成员的共同风险，并由国家、企业、个人三方负担，这个前提是以公平为价值基础的，社会保险既考虑到分担共同风险保障基本生活，又考虑社会保障的制度的可持续性，所以不能简单地说是以公平还是以效率作为其价值主张，应兼顾公平与效率。

（二）在社会救助和国民福利等这些政府承担主要责任的领域中，应坚持以公平为主的价值导向。社会救助是为了保障无法达到最低生活标准的公民依据家庭资产调查为主的方式确保公民在陷入贫困，受到灾害等方面平等地接受救助，不应该出现例如达到救助标准却由于种种原因无法享受到救助或者救助资格给了标准之上的家庭或个人。

（三）住房保障制度中可分为与收入相关联的住房公积金制度和为保障中低收入人群住房困难的住房保障制度。前者强调多缴多得，并在领取时有严格的限制，我认为其体现的是公平与效率的兼顾，例如新加坡和中国，后者强调严格的资格审查，必须在审查古城中坚持公平、公正原则，不应出现例如保障房与保障群体不符合的现象，应坚持公平的价值导向，例如德国的公共住宅。

三、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三种模式下公平与效率的选择

主要是对艾斯平-安德森所著的《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中以去商品化为标准划分的三种模式：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主义体制，以德国为代表的保守主义体制，以瑞典为代表的社会民主主义体制。

在自由主义体制，强调的是一种补余式体系，是资产调查式的救助以及有限的普遍性转移和有限的社会保险规划，在就业方面，私人部门养育了社会服务和生产者服务中巨大河高质量的就业增长，社会服务可以在没有公共部门的情况下得到扩张，这种“市场模式”其实在救助和就业方面达到了高效率，体现的是一种基于效率的公平，也就是以效率为主的价值理念。

社会福利制度不能笼统地说坚持公平或坚持效率，在该制度下不同模式不同项目都有着不同的价值选择，应结合具体的政策导向以及具体的项目判断其公平和效率的选择。

参考文献：

[1]杜飞进，张怡恬.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公平与效率问题研究[J].学习与探索，2008.1.

[2]信长.关于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中公平与效率问题的思考[J].中国人口科学，2008.1.

福利经济学论文篇7

【关键词】经济增长；收入差距；福利成本

经济增长往往意味着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因而受到经济学家们的极大关注和家庭的普遍欢迎；而对于收入差距拉大，不同的家庭有不同的看法，一般认为，家庭是风险厌恶者，他们喜欢持续稳定的消费增长，对于收入差距拉大，富人持欢迎态度，穷人则持厌恶态度，总体来说，收入差距的拉大有损于社会整体福利水平的提高。因而，作为社会福利的坚决捍卫者，政府在促进经济较快增长的同时，应该关注并尽可能减小收入差距。但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对于这两者的关系问题，却存在很大的争议.

从理论上来讲，早期研究中一种较为流行的看法是，收入差距有利于激励生产者，从而有利于经济增长。与此相反，一些发展经济学家提出了与上述看法不同的观点，例如，托达罗在其名著《经济发展》一书中提出了平等实际上是发展中国家实现自我持续增长的一个条件的思想。近十多年来，收入差距和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再次受到了增长经济学家们的热切关注.

但研究结论同样具有很大的分歧，一方面，经济学家们观察到的实际情况是，在一些增长较快的东亚国家和地区，经济持续增长伴随着相对较小的收入差距，而在一些南美国家，收入差距巨大却与经济增长停滞并存，由此，部分经济学家认为收入差距可能对经济增长有负面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有一部分研究文献认为，得出上述结论的实证研究往往犯有数据不准确和遗漏变量的错误，因而研究结论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实际上，一国收入差距的拉大与随后的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同向关系（forbes，2000）。总之，现有研究结论的不一致对收入差距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提出了很多有待回答的问题.

就实践来看，近二十年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奉行的分配原则，然而，在经济实现高速增长的同时，我国的收入差距却在急剧拉大。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保持了年均两位数的高速增长，与此同时，居民收入差距也经历了急剧扩大的过程。据世界银行和其他中外研究者的计算，中国的基尼系数在1980年为0.320，到1984年一度下降到0.257，到1990年上升到0.355，2001年进一步达到了0.447（世界银行，2004；wider，2000），开始越过0.4的国际警戒线，并连续几年直线上升，2006年达到了0.46，贫富差距不断恶化.

根据世界银行2005年发展报告，按由低到高的顺序排列，中国的基尼系数在120个国家和地区中名列第85位，已经接近一些社会分化严重、经济增长停滞的拉美和非洲国家水平。近几年来，理论界关于公平和效率的讨论更是不绝于耳，因而，一个自然而然的问题是，当前我国的收入差距和经济增长对社会福利水平到底具有怎样的影响.

对于上述问题的回答，目前的研究大都停留在定性的层面上，而收入差距和经济增长各自对社会福利的影响恰恰是一个定量研究才能回答的问题，这是现有研究的一个不足。另外，政府在制定相应的经济政策时，仅仅考虑经济增长速度是不够的，因为政府的目标应该是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因而需要在理论上对收入差距和经济增长的福利效应进行分析。但是，目前关于收入差距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绝大部分研究都是在增长理论的框架下进行的，因而很难对经济增长和收入差距对家庭的福利水平的影响进行定量分析研究（陆铭等，2005）.

本文认为，对收入差距问题的正确认识应该建立在福利分析的基础之上，在这方面，卢卡斯（1987）对商业周期福利成本和经济增长福利收益的估算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可供借鉴的范例.

福利分析方法考虑单个消费者的偏好特征，尤其是时间贴现、风险规避以及收入差距等因素，而这些因素可能会显著地增强再分配对社会福利的重要性，从而弱化增长对社会福利水平的影响力。因而这种分析方法才更有可能定量地对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做出新的解释.

二、模型

（一）社会福利的定义

本文关于经济的假定与卢卡斯（1987）关于经济的假定基本相同，假设时间是离散的，人口总数固定不变并正规化为1.

代表性个体最大化如下效用函数的期望终生总效用：u（c0）=e0∞t=0σβtu（ctσσ）（1）其中，c0是消费者的初始消费水平，ct表示第t期的消费水平，e0为期望算子，β是主观贴现因子。为了简化分析，我们假定消费者的效用函数为crra（常相对风险规避）形式，即有：u（c）=c1-γ-11-γ，这里为跨期替代弹性（ies），γ为相对风险规避系数。进一步地，假定消费的对数在确定性趋势附近稳定波动，可以用如下的随机过程来描述：lnct=ρlnct-1+（1-ρ）（a+bt）σηt（2）其中，ρ∈[0，1]表示消费的持久性。a和b是常数。ηt表示消费受到的冲击，且服从标准正态分布，在这些假定之下，消费的无条件分布满足：lnct：n（a+bt，σ2x），其中，σ2xσ21-ρ2。显然，σ2x度量了模型所描述的经济的不平等程度。参数a和b的选择要使得第t期的总消费ect等于（1+λ）（1+μ）t，在该设定下，μ为消费的增长率，而λ为时刻0的消费水平，后面我们用它来度量不同的实验中的福利收益或福利成本，在基准情形下，令其等于零。本文关于社会福利的定义与juancarloscor-dobaandgenevieveverdie（r2005）是一样的：w∫u（c）f（c）dc（3）其中，f（c）表示在时刻0消费水平低于或者等于c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按照作者的解释，这样定义的社会福利函数具有如下两个方面的优点：第一，该福利函数平等地衡量每一个个体的福利水平；第二，个体之间的福利差异并非由他们的偏好不同所导致，而是由个体不同的资源禀赋所引致。这样，结合上述（1）、（2）、（3）式和效用函数的具体形式，可以得到福利的计算公式：w=eu=ee0∞t=0σβtu（ctσσ）=∞t=0σβtec1-γ-11-γ=11-γ∞t=0σβte（1-γ）（a+bt）+12（1-γ）2σ2x-σ1σ将常数a和b代入上式，化简后可得：w=w（λ，μ，σ2x，γ，β）（1＋λ）（1+γ）e-γ（1-γ）σ2x/2（1-γ）（1-β（1+μ）1-γ）-11-γ11-β（4）为了便于福利比较，我们需要计算基准福利水平，基准福利水平满足：w0=w（0，μ0，σ20），各参数均取其基准值.

（二）福利成本的定义下面，我们遵循卢卡斯（1987）和juancarloscordobaandgenevieveverdie（r2005）的做法来定义几种福利成本（收益）的度量。我们首先将福利成本定义为：为了使社会计划者在基准水平和另外一种情形下无差异的消费水平的改变比例。这意味着收入差距的福利成本就是社会计划者为了消除收入差距而放弃的增长数量.

1.消除收入差距带来的增长成本。

我们定义如下的福利成本：w0=w（0，μ0＋μx，0），按照这个定义，μx表示社会计划者为了消除收入差距而放弃的经济增长率。显然，μx<0，利用上述公式（4）和基准福利水平的定义式，可以求出：μx=1β1-eγ（1-γ）σ2x/21-β（1+μ0）（1-γ）σσσσσσ11-γ-（1+μ0）（5）另外，也可以考虑补偿社会计划者的另外一种途径，即社会计划者牺牲增长来换取收入差距的降低。由此，我们可以定义如下：w0=w（0，0，σ20-θxσ2x），按照这样的定义，θx×100即为社会计划者愿意接受的以零增长所换取的收入差距的减少比例。同样地，我们可以解得：θx＝2ln（1-β）－ln1-β（1+μ0）（1-γ）σσσσγ（1-γ）σ2x（6）鉴于文献中常常认为收入差距是由于向个人提供激励所造成的部分结果，一个自然的想法是，同时消除收入差距和经济增长的结果会是什么。由此我们可以定义如下的福利度量公式：w0=w（λx，0，σ20-σ2x0），这里，λx是当前收入差距-增长组合的净福利收益（如果为负，则为成本），同样地，我们可以求出：λx=e-γσ/21-β1-β（1+μ0）（1-γ）σσ11-γ-1（7）三、参数校准及数值计算结果（一）校准为了计算上节中定义的各种福利度量的具体数值，我们首先需要校准相应的参数数值μ0，σ2x，β和γ.

首先，对于人均消费的增长率来说，目前还没有可供直接参考的数据，研究者主要是通过估算来间接获得数据。陈彦斌和周业安（2005）依据《中国统计年鉴》中的“全国居民消费水平”构建了1985年~2003年中国对数实际人均年度消费数据.

在时间作为唯一的解释变量的情况下，其回归系数是消费的平均增长率。他们测算的结果为：μ=0.06。考虑到这类数据的缺乏和上述作者计算的合理性，本文采用了上述数据.

其次，对于一国国内消费分布的数据也无法直接得到，kruegerandperr（i2002）就美国的个人消费的对数的标准差进行了估计，在控制年龄和种族的情况下，该数值在长达25年的时间里大致固定在0.48左右。考虑到中国经济具有较大波动性的特点，在本文中这一数值取0.5.

再次，对于相对风险规避系数γ，已经有很多文献进行了估计，但对于其合意值却存在很大的争议。hal（l1988）以及campellandmankiw（1989）发现跨期替代弹性接近于零，这意味着相对风险规避系数γ趋于无穷大。而在另外一个极端上，beaudryandvanwincoop（1996）发现γ近似等于1。为了便于比较，我们遵循卢卡斯（1987）的做法，我们使用γ的不同数值来计算福利成本，我们取γ∈[2，5，10，20].

最后，对于主观贴现因子β，现有的关于福利分析的文献中，往往取值为0.95或0.90，例如，lucas（1987）就是这样。本文遵循这类文献的做法，在计算中取其值为0.95.

（二）数值计算结果及比较分析

在对各个参数校准的基础之上，表1计算并报告了我们在第二节中定义的福利度量。μx度量的是社会计划者为了消除收入差距而导致的经济增长率的下降比例。比如，当γ=10时，μx=-6.57%，这意味着社会计划者愿意接受消费增长率下降6.57%的代价来消除收入差距。由于基准增长率为6%，新增长率就是-0.57%，这意味着收入差距的社会成本是不可忽视的.

计划者为了减小收入差距，就要降低经济增长速度，θx度量的是能够补偿计划者降低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福利损失的收入差距的减少，举个例子，当γ=10时，θx=19.3%，这意味着计划者仅仅需要收入差距降低19.3%来补偿增长的缺失。从表1中可以看出，收入差距的相对较小的降低就可（下转第102页）2x輴輬各个指标的权重值确定如下：a1=（0.4170.0980.0620.2630.160）a2=（0.4580.2520.0560.1450.089）a3=（0.0540.4670.0870.2490.143）a4=（0.4290.0360.1220.0620.229）陕西移动公司营销渠道的初级评价如下：b1=a1*r1=（0.05770.18350.70990.27540.7896）b2=a2*r2=（0.05420.31630.33690.20890.0837）b3=a3*r3=（0.11010.20540.33260.23030.1282）b4=a4*r4=（0.20530.25000.33060.18610.028）陕西移动公司营销渠道的综合评价如下：r=0.05770.18350.70990.27540.78960.05420.31630.33690.20890.08370.11010.20540.33260.23030.12820.20530.25000.33060.18610.02!\"\"\"\"\"\"\"\"\"#$%%%%%%%%%&8b=a*r=（0.08700.27440.36350.21480.1388）计算综合评估值，根据评语系数矩阵v=（54321）t，可以计算出综合评价结果（见表3）.

三、结论

通过上述计算方法，可以量化、了解各个移动通信公司营销渠道经营管理的基本情况，不但可以从整体上进行比较，还可以就单个指标进行衡量和对比；也还可以将不同地区的同一企业在当地的营销渠道的管理情况进行横向比较，或将相同地区不同移动通信公司营销渠道的管理情况进行纵向比较，从而为企业有针对性的提高营销渠道的绩效以及指定相应的优化管理方案提供量化基础和依据.

表3陕西移动公司营销渠道综合评价情况

【参考文献】[1]周成国.中国移动，3g运营策略前景分析[j].移动通信，2005，（1）.

[2]邓刚，陈武.营销渠道绩效体系的构建[j].创业科技月刊，2005，（6）.

[3]张传忠，雷鸣.分销管理[m].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03.

[4]王文丽.企业营销渠道的新变革及其策略[j].科技信息（科学教研），2007，（11）.

福利经济学论文篇8

【关键词】教育福利政策功能价值分析

在我国，很少有学者或官方文件使用“教育福利政策”概念，与此相近的概念主要有教育资助政策、教育救助政策，等等。笔者以为，采用资助或救助的概念表述，强调的往往是经济援助或某一方面的扶持措施，其背后逻辑更多体现为一种救济施舍而非公共教育服务的责任担当，这远远不足以涵盖教育福利的核心要义。

福利经济学派的开创者英国经济学家庇古认为，福利由效用构成，效用就是满足，人性的本质就是追求最大的满足即最大的效用，也可以说是追求最大的福利。从经济学视角看，教育本身具备正外部性效用的典型特征，因而与福利密切相关。所谓教育福利，是指以促进和保障教育权利公平为目标，通过各种途径为扶持和发展教育事业所做出的努力，从而达到提高国民素质、推动个人和社会全面发展的整体效用。

从功能主义观点出发，有学者将社会福利分为“补救型”的社会福利和“制度型”的社会福利两种类型[①]，前者的服务目标主要是针对“弱者”，后者则强调为全体社会成员服务。据此，作为社会福利重要组成的教育福利亦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普惠型”教育福利，强调所有社会成员都有权享有一定年限或某种类型的教育，并通过一定的制度设计维护其受教育权利或机会，如向适龄儿童提供“免费义务教育”；二是“选择型”教育福利，基于事实上的教育不公平状态和促进教育的整体效用考虑，倾斜性地为弱势群体提供福利服务，保障其受教育权利落到实处。社会学理论一般认为，所谓弱势群体是由于某些自身障碍或缺乏经济、政治、社会机会而在社会上处于不利地位的人群，多指社会中需要给予特殊关爱和照顾的人群共同体[②]。

与社会政策旨在“解决社会问题以实现公正、福利等特定的社会目标”[③]的根本观点相契合，所谓教育福利政策是指国家和社会针对具有普遍意义的教育公平问题，为调节和满足社会或特定群体的教育需求，提升其教育福祉，通过一定的决策程序，制定并颁布实施的系列法律、条例、措施和办法的总称。从动态分析，教育福利政策涵盖政策决策、执行、监督和评价的全部过程；从静态分析，教育福利政策特指相关法律、条例和措施等具体表现形式。如前所述，基于政策指向的目标社会群体，教育福利政策可以分为“普惠型”教育福利政策和“选择型”教育福利政策。采用何种教育福利政策，往往与一定的国家政治体制、经济发展水平、社会特定结构以及社会文化背景等因素密切相关。

一、教育福利政策的功能

教育福利政策的宗旨在于维护和保障公民的受教育权利，促进教育公平进而深刻影响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推动社会协调全面发展。总理在2007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曾强调指出：“教育是国家发展的基石，教育公平是重要的社会公平。”

（一）政治功能：保障受教育权利，促进教育公平

教育公平是教育福利政策的合法性基础，教育福利政策是促进教育公平的重要手段。教育公平包括入学机会公平、受教育过程公平和教育结果公平三个层面。与此相呼应需确立三项基本原则：机会均等原则，即不论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它观点、民族或社会出身、经济条件或家庭背景，所有人均有相同的机会升入教育系统某个特定学习阶段；过程公正原则，即学习者在大致相当的环境和条件下接受教育，并且基于公正的规则要求开展竞争；结果补偿原则，即对处于相对弱势的受教育群体予以必要支持，保障其平等参与学习和竞争，共享教育发展成果。诚如罗尔斯主张：“为了平等对待所有人，提供真正同等机会，社会必须更多注意那些天赋较低和出生于较不利的社会地位的人们”[④]。

“在现代社会，受教育已经是一个人生存、发展的必要条件。没有受过教育的公民难以融入现代社会，其个性、尊严和基本需求也得不到充分的发展和实现”。[⑤]通过制定和落实教育福利政策，尤其是借助各种途径对教育资源进行调节和再分配，为贫困学生、残疾学生、流动人口、女性群体等常常处于教育困境的人们提供必要补偿，可以有效地维系和保障公民的受教育权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教育公平问题变得更加复杂，比如随着教育主体多元化，公立、私立学校以及不同等级学校之间在法律地位上存在微妙差异，在不同教育机构接受教育，往往会导致教育福利的待遇迥然，民办学校学生助学贷款难即是一例。从更深层次分析，社会资本进入教育领域后，如何均衡资本逐利本性与教育公益属性二者之间的摩擦和冲突，需要不断完善教育福利政策来加以和统筹发展。

（二）经济功能：提高个人收入水平，促进国民经济增长

现代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推动经济长期增长最主要的动力来自知识（人力资本），这些知识一方面可以转化为新技术和新产品，直接推动经济增长；一方面会通过溢出效应增加社会的知识总量，长期推动经济增长。随着我国劳动力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教育与人们的收入水平、生活水平之间的共变关系越来越密切。个人的受教育程度，将直接决定其工作机会的选择和工作报酬的水平。

明瑟收益率是衡量教育与经济收入相关度的重要指标，表示社会成员每多接受一年教育，在经济收入上提高的百分比。北京大学岳昌军教授基于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数据研究表明：简单明瑟教育收益率从1991年的2.76%上升至2000年的8.21%。而且，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年均教育收益率呈现出明显的递进规律。相对接受小学教育者而言，初中、高中、中专、大学专科、大学本科的年均教育收益率依次为3.74%、5.24%、5.40%、6.24%和8.84%[⑥]。通过完善和落实教育福利政策，为人们更多更好的受教育机会，有助于缩小社会教育差别，进而弥合日益拉大的社会收入差距。事实上，也惟有均衡发展教育，才能将我国庞大的人口资源转换为人力资源，从而为国民经济的永续发展注入不竭动力。“作为一种特殊的公共支出，教育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大大高于诸如资本品的其他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尤其是在知识经济的形态下，这种趋势更加明显。”[⑦]

（三）社会功能：促进社会流动，建设和谐社会

社会阶层结构是社会结构体系的核心内容。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呈现出典型的“金字塔”特征：极少数位于塔尖的群体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并占据大部分社会资源；大部分群体居于塔基，他们缺乏必要的社会话语权，生活状况常常处于贫困线和温饱水平之间；介于二者之间的中间阶层群体只占社会的少数。有研究表明，受教育水平与职业选择高度相关。从事较高层次职业的人，往往具有较高的受教育水平；从事较低层次职业的人，往往受教育水平也较低；不同的职业选择本身往往意味着不同的社会声誉、社会地位和资源拥有程度。

社会流动是社会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源泉，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社会分层理论认为，形成合理的社会阶层结构的前提是有开放的社会空间、合理的社会流动，尤其底层成员能够有机会向上层流动。结构功能主义理论认为，学校教育的社会功能有二:一是社会化，二是社会选拔。柯林斯曾尖锐地指出：教育是限制经济领域中具有优厚报酬职位的竞争者数量的筛选工具，帮助那些接受过较高层次教育的人占据这些职位。[⑧]在现代社会，教育对于社会分层的影响更加深远和广泛。在社会差别不可避免的前提下，如果能赋予处于社会底层而往往成为弱势群体的人们以更多的教育机会和必要的救济支持，他们就有可能通过自身的努力和奋斗，顺利流动到经济、政治、社会地位更高的阶层，从而改善不合理的社会结构现状。反之，若缺乏必要的教育福利，贫困家庭“缺乏知识和技能”的素质缺陷就会如同疾病基因一样代际相传，世代沉沦于社会的底层。（四）文化功能：消除“贫困文化”，促进社会融合

美国社会学家与人类学家奥斯卡·刘易斯提出的“贫困文化”观念认为，长期生活于贫困之中的穷人，会逐渐脱离社会主流文化、不受主流文化的影响而形成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即特定的生活方式、行为规范、价值观念等。这一“贫困文化”的形成和存续，会对周围的人，特别是穷人的后代产生深远影响并且代际相传。处于“贫困文化”体系保护下的穷人群体，彼此之间维系着简单的人际关系，以血缘、亲缘、地缘为半径而建立的社会关系网络规模小，社会资本质量低。而且，由于“贫困文化”的阻隔，穷人与主流社会的接触机会很少，无法通过社会关系网络获取更多的稀缺资源。“贫困文化”现象割裂了社会群体之间的融合，并极有可能造成彼此间的对立和冲突，与建设和谐文化的努力方向背道而驰。

哈夫曼和沃尔夫认为，教育具有积极的外溢作用[⑨]：教育可以改善穷人的知识贫困状态，改变观念、行为、意识与精神面貌，增加与主流文化接触的意愿和机会，增强社会参与能力，扩大其人际交往的范围，从而提高穷人的社会资本存量，切断贫困代际传递的纽带；教育可以增加医疗卫生知识，改善配偶和家庭成员的健康状况，降低因病致贫的风险；教育可以降低生育率，减轻家庭抚养子女的负担，等等。诚如郑杭生教授所主张：“要消灭贫困，首先必须改造贫困文化……而要摆脱贫困文化的束缚，就应当增加他们及其后代与主流文化接触的机会及其被主流文化接纳的技能。而要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教育，即促进教育机会的均等”。[⑩]

二、教育

福利政策的价值取向

任何时期的教育福利政策都具有一定的价值取向。上世纪70年代，西方许多国家经济发展下滑，一些所谓的“福利国家”开始更弦易辙，大力削减包括教育在内的庞大公共开支，一些学者也开始鼓吹“高福利的负面效应”和“市场机制的高效率”。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在《政府在教育中的作用》一文中提出，公共教育制度是一种政府的垄断，缺乏必要的市场竞争将导致效率低下、资源浪费，无论从经济从社会还是从教育上看都是失败的，唯一的出路是走市场化的条件。哈耶克则认为片面强调社会正义会促使人们对市场秩序产生各种不切实际的期望，市场和竞争原则才是教育活动的基础和依据，并主张国家对教育的投资规模完全应由教育投资的回报率来决定，而一个社会如果要从有限的教育投资中得到最大限度的回报，就应该将投资集中于少数尖子的高等教育。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实行“免费加助学金”的福利教育模式，与西方许多所谓“福利国家”在表面上具有某些共同性，由此在理论界和政策制定者当中产生深刻影响，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要避免福利化的观点成为共识。基于这一逻辑假设，在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我国政府一方面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另一方面则在包括教育福利在内的社会福利领域逐步退隐。“教育不是免费午餐”成为改革时代的流行语。直至上世纪末期，随着社会公平引发的社会矛盾日益暴露，政府渐次认识到公共服务对于社会良性发展的重大意义，“责任政府”、“服务型政府”、“关注民生”等概念为越来越多的人们所认同，并引领政府职能转变的努力方向。随着政府角色转型趋势的日益显著、迅捷，教育福利政策坚持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和演变趋势更加清晰。

（一）从消极走向积极

传统社会福利是以公民的各种权利为理论基础，如社会权或公民权等，福利政策常常被看作是消极的再分配功能，是障碍经济发展效率的因素。近年来，各国政府和社会政策研究者开始重新检视社会福利和社会政策的作用。新福利主义理论认为，经济全球化、劳动力的流动性、家庭生活的复杂化以及社会结构的变化迫切要求改变旧有的社会福利制度，增加教育福利的支出，因为只有用于人力资本的投资，才能增加个人参与经济机会的可行性。

教育福利具有人力资本投资功能，通过提高受教育者的知识和技能，增强其社会生存和发展能力，从而减弱对一般性社会福利的依赖。教育福利政策不是简单的社会再分配方案，而是变被动恩惠式福利为主动进取式福利，变事后补偿利为事前预防利，是“授人以渔”而非“授人以鱼”，这也有助于增强整体社会福利政策的可持续性，并推动教育福利政策的关注重点从扶助弱势群体的“选择型”福利逐步拓展到提供公共教育服务的“普惠型”福利。我国实施免费义务教育政策的渐进路程很好地阐释了这一趋势：由少数贫困地区到中西部农村地区，再到全国农村地区，直至2008年秋季在城市全面铺开，最终实现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同在一片蓝天下”。

（二）从济贫走向发展

传统的教育福利政策，关注的往往只是少数贫困特殊群体，以致人们似乎形成这样一种思维定势：教育福利是社会的善义之举，仅与救济经济贫困学生相关。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人们逐步认识到贫困不只是物质和经济的匮乏，更是一种“能力的剥夺”，“社会排斥”的概念由此开始纳入对贫困的阐释当中，教育福利政策更多地关注通过教育路径促进社会的整合与可持续发展。教育福利的供给对象开始逐渐覆盖贫困群体之外的其他社会群体，如女性群体、有残障者、流动人口及其子女、少数民族群体，以及其他在接受教育方面处于劣势的群体。就此而言，教育服务的性质已经具备更多的公共特征，即从基于救济的目标向发展的目标逐步延伸。

教育福利本身即是社会公益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促进教育公平进而推动社会公平的实现是教育福利政策的题中应有之义。不论其身份、地位、家庭出身、财产背景如何，尽量满足所有社会成员在接受教育方面的现实要求，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为此，一方面要营造积极的公平教育环境，实现教育权利面前人人平等；同时要采取必要的优惠政策和特别保护措施，以弥合现实中存在不同群体间的教育不平等鸿沟。事实上，通过必要的帮扶措施，帮助教育弱势群体及个人走出困境，并使其有效地参与社会公共生活，共享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成果，正是暗合了“社会利益最大化”的全面发展的价值选择。

（三）从单一走向多元

早期的西方国家，教育福利政策的决策主体和行为主体都是政府，尤其在“福利国家”流行时期，政府的角色得到空前强化。国家高度介入教育福利领域，以公共权力干预市场分配不公，使社会成员特别是弱势群体成员的受教育权利得到充分保障。与此同时，教育服务质量欠佳、效率低下、严重、政府负担过重等问题也沉疴日深，“教育市场化”呼声鹊起，且愈演愈烈，“福利多元主义”日渐占据主流观点：强调教育福利服务可由公共部门、营利组织、非营利组织、家庭与社区共同来负担，政府角色逐渐转变为福利服务的规范者、福利服务的购买者、物品管理与仲裁者，以及促使其他部门从事服务供给的角色。

我国在计划经济时期，采用“国家─单位制”的模式，基本由政府包揽了所有的教育福利内容。伴随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国退民进”的角色变迁过程在教育福利领域同步上演。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是，我国政府在教育福利多元化的过程中存在严重的角色缺位，一是忽视了政府的主导作用，“一退了之”；二是忽视了对教育福利的社会组织体系的培育；三是教育收费制度和准入制度政出多门，缺乏科学统一的规范；四是个人及其家庭负担教育成本比例普遍超出其承受能力范围。但无论如何，我国政府推进教育福利多元化的大方向是清晰的，由“福利国家”逐步演变成“福利社会”是促进教育福利事业发展的有效路径。在新的制度框架下，政府的教育福利角色从过去的直接提供者变成主导者，但政府依然是教育福利政策中最重要的角色，包括政策的主导决策者、教育福利资金的提供者、教育服务质量的监控和评估者、教育福利社会组织的扶持者，等等。

参考文献：

[①]陆士桢，常晶晶．简论儿童福利和儿童福利政策［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3年（1）：1－2．

[②]李永生，高洪源．美国解决弱势群体教育问题的政策与实践［J］．基础教育参考，2007年（3）：43．

[③]郑杭生，李迎生．社会分化、弱势群体与政策选择［M］//郑杭生．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发展研究报告（2002）——走向更加公正的社会．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15．

[④]罗尔斯．正义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96．

[⑤]张维平．维护教育的公益性［J］．求实，2005（14）：34．

[⑥]岳昌君．教育对个人收入差异的影响［J］．经济学（季刊），2004年10月（第三卷增刊）：142－144．

[⑦]王超，罗然然．我国教育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J］．统计与信息论坛，2004（4）：77．

[⑧]Collins，Randall．FunctionalandConflictTheoriesofEducationalStratification.AmericanSociologicalReview［J］，1971（36）：1002－1019．

[⑨]徐延辉，谢芳．“教育救助”在构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中的作用——基于福建省漳州市军溪村的个案调查．学习与实践［J］，2006（10）：103．

[⑩]郑杭生，李迎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弱势群体的社会救助［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