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文学理论论文范文

儿童文学理论论文范文第1篇

从近现代学科建设的意义上来考察，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学科已经走过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学术跋涉和知识积累历程。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外来学术文化资源，尤其是西方学术文化资源的输入和传播，构成了近百年来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学科建设的基本知识背景和主要学术源头之一，影响着儿童文学理论批评作为一种知识活动的现实走向。

清末民初，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学术建设最早的参与者们，在西方哲学、人类学、教育学、心理学、文艺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学科知识的熏陶和装备之下，以“儿童本位”为核心观念，以令人惊诧的学科跨度，完成了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知识体系最初的言说和构建。20世纪50年代，苏联儿童文学理论体系的移植和影响，在满足了一个时代的儿童文学理论渴望和需求的同时，也把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改造成了相对单一的意识形态话语，并且随着历史的演进日益显露出其学理上的贫弱与尴尬来。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期以来的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进程中，人们继续延续着这种集体学习的激情和渴望。从某种意义上说，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理论批评和建设，就其基本的学术依托而言，是人们不断借鉴外来学术资源、不断集体学习的结果。

最近30年来的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理论建设，在借鉴外来理论资源方面，走过了一条特殊的学术路径。起初，在新时期文学发展和文艺思潮变革的大背景下，人们对西方文艺学乃至整个当代西方人文学科都产生了朴素的热情和学步的冲动。神话原型批评、接受美学、精神分析理论、英美新批评、现象学、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批评，还有发生认识论、格式塔理论、系统论等等周边学科的理论学说，都成了新时期儿童文学研究者、尤其是中青年儿童文学研究者们所热衷的学习内容和知识领域。尽管这些学习和吸收所带来的理论转化和建设成果十分有限，而且其后也遭到了某些保守人士的抨击，但这一吸收和借鉴，对于那一时期儿童文学研究者们的知识更新和拓展，对于那一时期儿童文学的理论转型和建构，无疑都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而若干年来，我们对国外儿童文学理论资源的直接关注、吸收和借鉴，也构成了一份虽然有限却也持续不断的出版清单。能够列入这份清单的译介著作主要有周忠和编译的《俄苏作家论儿童文学》（1983年，中译本年份，下同）、上笙一郎的《儿童文学引论》（1983年）、安徒生的《我的一生》（1983年）、布鲁诺?贝特尔海姆的《永恒的魅力――童话世界与童心世界》（1991年）、《长满书的大树》（1993年）、鸟越信的《世界名著中的小主人公》（1993年）、穆拉维约娃的《寻找神灯――安徒生传》（1993年）、麦克斯?吕蒂的《童话的魅力》（1995年）、约翰?迪米留斯等主编的《丹麦安徒生研究论文选》（1999年）、松居直的《我的图画书论》（1999年）、维蕾娜?卡斯特的《成功：解读童话》（2003年）、杰拉?莱普曼的《架起儿童图书的桥梁》（2005年）、奥兰斯汀的《百变小红帽：一则童话三百年的演变》（2006年）、松居直的《幸福的种子：亲子共读图画书》（2007年）、艾莉森?卢里的《永远的男孩女孩：从灰姑娘到哈利?波特》（2008年）、王逢振主编的《外国科幻论文精选》（2008年）等等。毋庸讳言，在最近20多年来的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建设进程中，这些著作都或多或少地参与、影响了（或将要影响）我们在儿童文学相关论域的理论思维和学术建设进程，同时，从学术文化交流的角度看，它们的出版也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借以了解世界的愿望和努力。

二

或许，今天我们对外国儿童文学的学术译介工作已经抵达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就是：根据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理论建设的现实需要和学术走向，对当代外国儿童文学理论研究成果进行更加自觉、更加系统，同时希望也是更加有效的译介和引进阶段。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几位研究者、译者和出版社共同努力，推出了“当代西方儿童文学和儿童文化理论译丛”第一辑（四册，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收入这套译丛的四部儿童文学理论著作，是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版的欧美儿童文学理论著作中精心挑选出来的。它们是加拿大学者佩里?诺德曼、梅维丝?雷默的《儿童文学的乐趣》（陈中美译）、英国学者彼得?亨特选编的《理解儿童文学》（郭建玲、周惠玲、代冬梅等译）、美国学者杰克?齐普斯的《作为神话的童话/作为童话的神话》（赵霞译）、美国学者蒂姆?莫里斯的《你只能年轻两回――儿童文学与电影》（张浩月译）。

《儿童文学的乐趣》是一部论题组合新颖、开放，论述方式严谨而又不失个性的概论性著作。该书涉及对儿童文学概念和范畴的理解、儿童文学教学活动、儿童文学阅读与接受、童年概念、儿童文学与市场、儿童文学与意识形态、儿童文学基本文类及其特征等内容，并提供了将各种当代文学理论应用于儿童文学研究的示例与可能。该书主要作者佩里?诺德曼是当代北美儿童文学理论界具有代表性的学者之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他的研究和批评文章频繁地出现在各种重要的英语儿童文学学术刊物上，并以其广泛深入的话题探讨和活泼诙谐的论述风格始终吸引着评论界的关注。《儿童文学的乐趣》一书是他最广为人知的一部著作，它较为综合地反映了诺德曼本人的儿童文学研究和批评理路。他在书中所提出的对于儿童文学文类特征的再认识，对于“儿童文学的乐趣”及其实现途径的思考，以及对于如何将当代文学批评的理论资源运用于儿童文学批评的尝试，对当代英语儿童文学教学和批评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儿童文学的乐趣》第一、二版分别出版于1992年和1996年，纳入本次译丛的系诺德曼与同事梅维丝?雷默合作修订的第三版，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以来儿童文学领域出现的一些学术话题也得到了新的探讨。该书已经成为目前北美地区高校儿童文学专业的主要教材。

《理解儿童文学》一书是编者彼得?亨特从《儿童文学国际指南百科》（International Companion Encyclopedia of Children's Literature）中精心选摘的14篇论文，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代西方儿童文学研究的基本面貌。这些论文主要涉及儿童文学传统概念（如儿童文学、童年等）的理解以及新历史主义批评、意识形态批评、语言学与文体学批评、读者反应批评、女性主义批评、互文性批评、精神分析批评、文献学批评、元小说理论等在儿童文学领域的应用等等。彼得?亨特是英国知名的儿童文学学者，也是《儿童文学国际指南百科》的主编。这一组从《儿童文学国际指南百科》第一部分“理论与批评方法”中摘取的学术论文，其作者都是英语儿童文学研究相关领域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学者，它们从多维的研究角度展示了当代儿童文学研究在理论上的拓展可能，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代西方儿童文学研究的最新进展。它们在运用、借鉴不同批评方法进行儿童文学理论阐发的同时，也显示了这种借鉴和运用所可能具有的理论上的创造性。

《作为神话的童话/作为童话的神话》是西方当代童话研究的代表著作之一。作者杰克?齐普斯以童话的古今发展与演变为基本背景，从五组个案出发，细致解读了童话中所蕴藏的“神话”因素。他指出，许多经典童话在今天已经成为代表着永恒真理的神话，但恰恰是在这些仿佛来自久远年代的“真理”中，积淀着特定时代的意识形态内容。当代童话阅读与创作不应仅仅成为对于这些古旧的意识形态内容的全盘接受，而应当致力于发现和揭示出那潜藏在真理假象之下的“神话”内涵。本书最后，齐普斯在测绘当代美国童话可能的发展方向的同时，也提出了在当代童话创作中打破童话“神话化”的樊笼，挣脱传统的、旧有的、神话式的意识形态束缚，以求发挥童话的社会批判功能的期望。本书作者齐普斯是当代西方童话研究界最重要的学者之一，他从文化批评的角度切入童话及其当代形式研究的一系列成果在西方儿童文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研究对象涉及文学、电影、电视等多种文本形式。有人甚至断言，自齐普斯以后，人们再也不能无动于衷地欣赏迪斯尼对于经典童话的各种改编了。这本《作为神话的童话/作为童话的神话》是齐普斯一个阶段的童话研究论文集，但个中许多论点基本上代表了作者本人童话研究的主要立场和观点。本书中，齐普斯的分析和论述同时结合了历史的厚重感与当下的现场感，他对于古典和现代童话的“神话”内涵的提取过程展示了理论分析本身的魅力。

《你只能年轻两回――儿童文学与电影》一书站在儿童文化的大背景上，从具体的儿童文学和儿童电影出发，论述了成人、儿童、风俗、社会力量之间的关系，并揭示了当前电影中的儿童成人化和成人儿童化倾向。此外，本书还用相当的篇幅论述了儿童图画书的相关品质等问题。作者的论述涉及从纸质图画书到电影屏幕、从传统的经典文本到当代流行文本的广阔论域，并结合自己的教学和养育经验，探讨了历史上和当下的儿童文化所传达出的矛盾讯息。他指出，童书与儿童电影同时也是特定的时代焦虑与成人欲望的写照；而许多儿童文学和文化经典在呈现种族主义、男权主义与暴力的同时，其自身也总是与权力的运行紧密相连。在本书中，作者所拷问的并非儿童应当得到什么的问题，而是成人给了儿童什么。通过揭示我们的文化是如何通过视觉媒介看待儿童并与之对话的，本书提出了儿童文学与儿童电影中呈现的世界观所存在的种种问题。莫里斯的论述很容易让我们联想起另一部曾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一度引起争论的《以彼得?潘为例，或论儿童小说的不可能性》（Jacqueline Rose. The Case of Peter Pan, or The Impossibility of Children’s Fiction, 1984）。如果说莫里斯的论述在一定程度上承接了罗丝在《以彼得?潘为例》一书中所揭示的儿童文学的成人话语权问题，那么通过将图画书、电影等儿童文化领域的新媒介纳入其论述范围，他的这部著作不但拓展了罗丝的理论，也大大加强了其当代意义。

三

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越来越多的西方儿童文学研究者将研究目光投向了与儿童文学相关的儿童文化领域，致力于寻求和探讨儿童文学与童年文化之间的复杂关联；而这种探求构成了对于传统儿童文学研究话题的重要丰富与拓展。这一研究视野的开拓在本辑丛书中得到了十分鲜明的反映。例如，《儿童文学的乐趣》一书除了探究儿童文学及其阅读活动的方方面面之外，还探讨了诸如玩具、电视和电影是如何影响体验和理解文学的方式等话题，其主要作者佩里?诺德曼本人也是对于儿童文化始终保持学术敏感的一位研究者。早在1982年，他就为美国《儿童文学学会季刊》（Children’s Literature Association Quarterly）编辑了题为“为儿童的商业文化：童书的一种语境”（Commercial Culture for Children: A Context for Children’s Books）的专栏，其中收入了包括大众市场与儿童玩具、当代少年电影趣味趋势、儿童电视观看等话题在内的九篇论文。其后，儿童文化、尤其是儿童通俗文化也一直是诺德曼关注的焦点之一。同样，《作为神话的童话/作为童话的神话》一书将传统童话和现代童话纳入到广阔的人类社会文明史和意识形态背景上加以分析；而作者齐普斯从来不把童话的呈现仅仅限定在纸本意义上，他的许多研究都是以当代童话电影、卡通等为对象展开的学术探讨。《作为神话的童话/作为童话的神话》一书就专辟一章，就迪斯尼动画的“神话”性进行了“祛魅”分析；而在其他各章的论述中，齐普斯的分析也时常跳出印刷文本的限制，将童话的现代呈现媒介也同时纳入论述范围。《你只能年轻两回――儿童文学与电影》一书则将儿童文学、儿童电影等的研究置于错综复杂的儿童与成人的“文化-权力”关系中加以探讨，同时也显示了鲜明的美国文化色彩和意识。

其次，这些著作反映了西方当代儿童文学研究方法不断更新、丰富的学术面貌。《儿童文学的乐趣》是一部教科书形式的理论作品，但正如作者自己所说的，在本书中，“我们运用了当代各种相关领域的研究和理论。比如，我们在艺术和感知理论的语境中检视图画书；在民俗学的语境中检视童话；在传播理论的语境中检视电视和电影；同时也在当前认知发展与教学法研究的语境中，探讨儿童的回应”。杰克?齐普斯拥有比较文学的研究背景，同时也曾在大学执教文化批评研究的课程，他的童话研究涉及哲学、神话学、文艺学、心理学、精神分析学、社会学、文化理论等多学科的背景知识和研究方法。而他在《作为神话的童话/作为童话的神话》一书中所展示的，已经远不仅仅是对于相关学科理论知识的一般借用，而是站在学术的高度，就相关理论进行批判性的检视和反思，继而做出具有创造性的运用与整合。《理解儿童文学》作为一部反映多种学科、多种方法研究儿童文学成果的学术文集，更是集中反映了当代西方儿童文学研究多元化的视角和丰富多彩的研究方法。

儿童文学理论论文范文第2篇

接着，黄海锋郎指出能让儿童陶铸天性的应该是“爱国的故事”与“为人的箴言”。黄海锋郎的儿童读物观虽然是只言片语，在当时却是一种极有冲击力的文学观点。作者明确将四书五经、《三字经》《千字文》等蒙学教育的惯常读物定位为让儿童“受害无穷，脑门受伤，便成废物”的罪魁祸首。从现有资料考察，这是近代明确反对传统儿童蒙学教材的最早文字记载。此外，黄海锋郎提出的儿童应读爱国故事与为人箴言的看法与同时代梁启超的观点如出一辙，都是从儿童文学的教育作用与社会功利作用来考察儿童与文学的关系的。同时期徐念慈的《请为儿童写作小说》也是近代儿童文学理论发展史上的重要论文。徐念慈，近代著名小说作家与理论家，热衷于小说创作与理论研究。他在1908年《小说林》第9和第10册上连续刊载了有关小说理论的专文《余之小说观》，其中第8节为《小说今后之改良》。20世纪初，“小说界革命”在文坛掀起，小说的社会作用遂为有识之士所悉知。阅读小说是国民之精神需要这一观点也同样适用于儿童读者。在梁启超首次将儿童与小158说联系起来之后，提倡小说革命的徐念慈提出，应该专门为儿童创作一种属于他们的小说，这无疑将梁启超的儿童小说观向前推进了一步。徐念慈撰写了专文《请为儿童写作小说》，详细陈述自己对儿童小说的认识:今之学生，鲜有能看小说者(指高等小学以下言)。而所出小说，实亦无一足供学生之观览。余谓今后著译家所当留意，宜专出一种小说，足备学生之观摩。其形式，则华而近朴，冠以木刻套印之花面，面积较寻常者稍小。其体裁，则若笔记，或短篇小说，或记一事，或兼数事。其文字，则用浅近之官话;倘有难字，则加音释;偶有艰语，则加意释;全体不逾万字，辅之以木刻之图画。其旨趣，则取积极的，毋取消极的，以足鼓舞儿童之兴趣，启发儿童之智识，培养儿童之德性为主。其价值，则极廉，数不逾角。如是则足辅教育之不及，而学校中购之，平时可为讲谈用，大考可为奖赏用。想明于教育原理，而执学校之教鞭者，必乐有此小说，而赞成其此举。试合数省学校折半计之，销行之数，必将倍于今也。

徐念慈的此番细论不同于之前黄海锋郎的泛论，他力求遵循儿童读者的接受特点，从形式、体裁、文字、描图甚至价钱上提出了“儿童的文学”的具体特点，这实际上是从接受主体的角度考量儿童文学作为文学消费应该具备的构成要素。这里的文学消费不仅有物质上的消费，如提出读物的定价应“极廉，数不逾角”;还有精神上的消费，儿童读后可以“鼓舞儿童之兴趣，启发儿童之智识，培养儿童之德性”。虽然徐念慈对儿童小说的精神价值的提倡有过于强调教化作用之嫌，但其从儿童特点出发的立足点无疑对当时的儿童文学创作与理论都有实在的参考价值。1909年11月刊行的《教育杂志》第12期发表了未署作者姓名的文章《儿童读书之心理》，这篇文章是近代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发展史上第一篇系统分析作为儿童文学的接受主体儿童的阅读心理的专文。文章首先指出儿童所读之书对于儿童意义重大，依据是:“儿童至能读书之时，其精神即渐渐飞跃”;在精神成长的同时，“道德上身体上精神上堕落之危机，亦即发生”，所以对成长期的儿童“万不可使其精神衰弱昏昧，且须留意其所读之书”。那么什么样的书适合儿童阅读呢?作者立马给出三条建议。第一条为“以言日常生活之事，又富有趣味者为佳”。

儿童书必须贴近儿童的生活，同时又富有趣味。这样的观点是只有蹲下来与儿童对话、用儿童的心思考过的有识之士才能体悟得出的结论!在此基础上，作者又进一步指出关于世上的苦与难、是与非，如果儿童不知道的也应该告诉儿童，不要为儿童关闭，应该让儿童知道、了解，这样才能辨别、认识社会。对于是否应该把社会真实的黑暗与悲哀之处展示给儿童，这一直都是儿童文学研究者争论的话题之一。这篇文章的作者不仅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而且还提出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明确态度，这在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理论还处于开荒状态的背景下，实属难能可贵。很显然，作者让儿童了解真实人生的态度具有现实主义的文学倾向，他希望儿童通过阅读图书了解社会中的善与恶、丑与美，知晓人生，洞悉现实世界的种种真实世象。文章对读书的建议之二为:儿童应读他们爱读的书。如果想让读书有益于儿童，那么必须重视儿童的意见。作者以统计数据为依据，指出学堂让儿童读的书其实儿童喜欢的并不多，并提出学校在配备图书时应充分尊重儿童的意见。作者对儿童自身的兴趣给予如此重要的地位，正体现出了他将儿童观与儿童读物观有机联系的理论体悟。他认为儿童的兴趣必须要予以重视，这样的儿童观推导出的结论正是儿童读物必须要满足儿童的兴趣，只有儿童爱看的书才能有益于儿童。将关注的目光放在儿童身上而建构起的儿童读物观不正是现代儿童文学时期“儿童本位”文学观的初始表达吗?新文化运动时，儿童文学理论的一项重大成果即为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观，其核心观点正是儿童文学在创作时要完全尊重儿童的独立人格，遵循儿童的心理需要，满足儿童的兴趣。从这点出发，笔者认为，儿童文学本位观的首倡者不是公认的周作人，而是此文的作者无名氏先生(抑或女士)，他的这声“儿童读其嗜读之书”在“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仍占主导意识形态的晚清可算是一声另类的呐喊与呼吁。只可惜这声音太微弱，直至五四时期才变得强劲有力。

阅读建议之三为:“史传中之大种族深化、叙事诗及其他古典等”皆可以成为儿童“精神的滋养物”。理由是，“少年时代恰与神话时代相当”，因此，神话故事比现代文明更能让少年理解。将少年时代与人类的神话时代相提并论，这不正是西方人类学有关原始心理理论的核心观点吗?西方人类学是19世纪中叶以后出现的一门新学科，认为人类的文化与社会都是由低级向高级分阶段进化发展，并提出了儿童的成长与人类进化的程序完全一致的“复演说”。从“复演说”可以推导出，儿童的思维与原始人的思维具有一致性，因此儿童必然喜欢并理解有关记录人类原始文明时期的神话与传说。西方进化人类学派的“复演说”对五四以后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理论影响极大，周作人、赵景深、张梓生等现代童话理论的建构者都是在其影响下进行有关童话起源和分类的酝酿的。无名氏先生的观点(“神话故事，与少年之关系，较现今之文明，尤为密切”)很显然有“复演说”的影子，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出西方人类学早在五四之前已经开始被中国的有识之士发现并运用于儿童文学的研究中了。这比中国较早运用人类学理论来研究儿童文学的专论———即周作人1913年8月发表在《教育部编纂处月刊》第1卷第7期的《童话研究》一文———还早近四年。

梁启超、黄海锋郎、徐念慈及《儿童读书的心理》的作者无名氏等屈指可数的几位研究者的成果构成了中国近代儿童文学理论发展的主体研究现实。窥一斑而见全貌。他们的研究成果凸显出近代儿童文学理论的历史特点。首先，中国近代儿童文学理论整体呈现研究材料零散，研究观点表述粗浅，研究成果形式简单的总体特点，与同时期的文论著家蜂起相比，近代儿童文学理论声音微弱，发展缓慢。其次，虽然中国近代儿童文学理论发展散、粗、浅、陋，但是却对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理论的自觉形成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铺垫与推进作用，尤其是梁启超关于儿童诗歌、戏剧、小说的文体思考对于现代儿童文学理论起到了重要的启蒙作用。此外，近代儿童文学理论家虽然观点陈述有限，但却在有限的表述中直击儿童文学理论研究的诸多核心问题，比如儿童与小说的关系、儿童的阅读接受心理、儿童文学的体裁特质、儿童文学的语言特点等。这说明，近代儿童文学理论研究虽然可研究的材料匮乏。当时并未产生真正的儿童文学作品，但这并不影响儿童文学理论家思考的理性深度。比如，梁启超有关儿童文学的教育功能理论涉及到儿童文学的文学性与教育性的价值探讨，从现代儿童文学延续到当代儿童文学这一直都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学术问题。可以说，近代儿童文学理论的诸多思考维度无疑为后代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的发展开拓了广阔的理论方向。对于中国近代儿童文学理论研究虽然一直甚少，但是其呈现的事实表明，这是一段不容忽视的儿童文学理论发展历史，我们在将更多的研究重点放在现代儿童文学理论、当代儿童文学理论的同时也应该对中国近代儿童文学理论予以足够的深究与挖掘，这是尊重历史、还原学术脉络发展的需要。

儿童文学理论论文范文第3篇

一、现有儿童文学翻译研究视角的综述

上述论文和论著运用的研究视角主要可以分为类:第一类是对翻译家的儿童文学翻译研究;第二类是对特定时期的儿童文学翻译的研究;第三类是对儿童文学翻译原则、策略、技巧的研究;第四类是结合文学、哲学、美学的理论而进行的儿童文学翻译研究;第五类是儿童文学译本的个案研究或比较研究;第六类是从外国儿童文学翻译对中国的儿童文学的影响角度进行的研究;第七类是从译者、读者的角度进行的儿童文学翻译的研究;第八类是从文化的角度对儿童文学翻译进行的研究。详细情况如下表所示:

二、儿童文学翻译研究新视角

近年来关于儿童文学翻译的研究，多数属于结合文学或哲学的理论对儿童文学翻译进行审视或诠释，其实，我们不妨从以下六大视角为儿童文学翻译的研究翻开新篇章。第一，按儿童年龄分段的儿童文学翻译的研究。蒋风认为:一般情况下，儿童心理发展是分阶段的。各个阶段的心理特征是不同的，而且年龄越小，特殊性越大。［1］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认为，儿童心理发展表现为感知运算、前运算、具体运算和形式运算四个阶段，其中处于感知运算阶段的儿童的语言还未形成，而从前运算阶段开始，儿童的语言开始出现并逐步发展，能用表象、语言以及符号来表征内心世界与外在世界。由此看来，不同阶段的儿童对儿童文学语言有着不同的要求。西方工业社会普遍接受的一种儿童年龄分段为:婴幼儿期(0－3岁)，儿童初期(3－6岁)，儿童中期(6－11岁)，青春期(11－20岁)。［2］我们把儿童文学翻译作品进行分类归纳，例如，把适合婴幼儿听或读的归为一类，然后根据这些儿童的语言认知能力，或对儿童文学语言的总体特点进行宏观的研究，或对儿童文学翻译的技巧与策略等方面进行微观的研究;把适合3－6岁儿童的译作归为一类，如把《灰姑娘》，《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青蛙王子》等归为这一类，并对它们的语言结构等微观层面以及在中国的接受情况等进行系统研究，以此类推。第二，按儿童文学体裁分类的儿童文学翻译研究。儿童文学被定义为为儿童创作的文学作品，体裁包括童话、儿童故事、儿歌、儿童诗、寓言、儿童小说、儿童散文、儿童戏剧和儿童影视等形式。我们可对某种体裁的儿童文学翻译进行系统的研究。如研究寓言翻译，以《农夫和蛇》，《狐狸请客》等作品为对象研究伊索寓言的翻译;如研究童话翻译，以《小红帽》、《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糖果屋》等为对象研究格林童话的翻译，以《皇帝的新装》、《丑小鸭》、《卖火柴的小女孩》、《海的女儿》等为对象研究安徒生童话的翻译;如研究儿童影视翻译，就是研究跨媒体的儿童文学翻译。儿童影视的流行，打破了传统的儿童文学翻译从文本到文本的局限。如外国儿童故事被拍成电影后，影屏字幕是改编后的文本，影屏字幕的翻译值得研究，例如，最近几年比较火的动画片《美食总动员》、《加菲猫1》、《哈利•波特》、《功夫熊猫1》、《功夫熊猫2》均可作为研究对象，尤其是《功夫熊猫2》的内容体现了中国的历史文化，译者更是受到了译语文化的深刻影响，所以字幕翻译中出现了很多体现中国文化语境的词汇，如China翻译为“中原”，soothsayer翻译为“羊仙姑”，Nice翻译为“给力”这个时尚流行语。另外，翻译配音和外语发音的口型是否大概吻合也是值得研究的方面。第三，按国别分类的儿童文学翻译研究。文军较早有这方面意识的萌芽，但他只对抗战时期我国对苏联等主要国家的儿童文学作品的翻译数量作了不完全统计。［3］至于每个国家被译介的作品中，包括哪些体裁、涉及到哪些作家和翻译者、对抗战时期的我国产生了何种影响等并未能论及。李丽按洲别(亚、非洲，欧洲，西欧，中、东西欧，中、北欧，美洲)和国别把我国1911－1949年期间翻译的外国儿童文学的数量进行了不完全统计。［4］26－33但笔者认为，她和文军一样，只做了初步的数量统计工作而已，并且只涉及到那段特定的历史时期，其他时期的儿童文学翻译怎样，我们也可按国别进行系统性的研究。第四，儿童文学理论翻译的研究。我国对外国儿童文学作品的翻译远远超过对他们的儿童文学理论的翻译，而对儿童文学理论翻译的研究则几乎空白。其实，对儿童文学理论翻译的研究反过来会很好地为我们的儿童文学翻译服务，也帮助我们了解儿童文学翻译的一些现象。如，我们不妨对李丽翻译的儿童文学理论著作《唤醒睡美人:儿童小说中的女性声音》进行研究，可能就有助于我们理解儿童文学翻译中的性别意识。第五，对儿童文学转译的研究。有些儿童文学作品不是直接从源语文本翻译而来的，而是从英语、日语等转译过来的。例如，1898－1919年期间，梁启超译的法国作家凡尔纳的《十五小豪杰》就是由日本森田思轩的日译本《十五少年》转译的;包天笑所译的《馨儿就学记》、《苦儿流浪记》等也都是由日文转译的。［4］246－314那么转译过程中所造成的文化语境等的缺失如何弥补等问题值得研究。第六，国内外对中国原创儿童文学的翻译及影响研究。域外儿童文学的大量引进，对中国的儿童文学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冲击，作家们针对中国儿童文学的未来进行了交流，多数认为堪忧。

笔者认为，好的东西我们应该“拿来”，但我们不能老“拿来”，老研究外国儿童文学在中国的翻译，其实中国的原创儿童文学实力挺强的，挺受儿童喜爱的，如郑渊洁的作品就是典型。我们为什么不能研究中国人自己或外国人对优秀的中国儿童文学作品的翻译呢?比如，也从诗学、赞助者、语言、译者主体性等角度着手研究，说不定会为中国原创儿童文学更大的“出口”之门找到秘笈，到时作家们不再为中国儿童文学的未来堪忧。

儿童文学理论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儿童文学；研究性教学；实施策略

[作者简介]何德珍，桂林工学院人文社科系讲师，广西桂林541004

[中图分类号]G42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6)09－0231－03

研究性学习既是一门课程，也是一种学习方法，还是一种教学策略。专门的研究性学习课程对于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有重要意义，但学科教学中也蕴藏着组织学生进行研究性学习的丰富素材，笔者认为把研究性学习引进课堂教学，引导学生进行研究性学习，是师范教育进行研究性学习的重要而有效的途径。在此，仅从儿童文学这门学科提出研究性教学的实施策略。

“研究性教学策略”是指“教师通过引发、促进、支持、指导学生的研究性学习活动，来完成学科教学任务的一种教学思想、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而实施研究性教学策略的教学就可称为“研究性教学”。笔者认为，进行儿童文学的研究性教学要做到如下方面：

一、建构灵活多样的研究性教学模式

儿童文学研究性课堂教学模式，也就是以学生进行研究性学习为模式载体，以学生独立研究、合作研究为实施方式，通过问题的引导，让学生自己动手，在查找、搜集、整理、研究的过程中获得并体验自己所需的信息材料，最终增进学生的思考能力、判断能力、分析能力和研究能力。在儿童文学课堂教学中，针对儿童文学自身的理论特点，不同的教学内容可采用不同的模式进行研究性教学：

1．归纳模式(阅读文本―分析研究―得出结论)。无论文科还是理科，我们的教材和教法都喜欢先给出结论，然后再去证明验证它，这用的是演绎法。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说：“演绎法是对付考试用的办法，归纳法是做学问的办法。”演绎法重结果，归纳法重过程。在儿童文学教学中，笔者对浅显知识，如各种文学体裁的特点和作家作品的艺术特色，就常采用归纳法进行教学，其目的就是想教给学生做学问的方法。

一般的步骤是：(1)让学生阅读作品。(2)让学生在阅读中感悟、自主探究、主动发现作品的特点或其他问题。(3)比较分析思考后，最后得出结论，自己归纳出作品的特点。如讲儿歌特点，先给学生听(读)几首儿歌，再出示一两首成人诗歌。让学生在阅读比较后，自己发现儿歌与成人诗歌的区别，然后归纳出儿歌的特点。这种“阅读文本一分析研究一得出结论”的教学是学生自主探究的过程，但是教师也并非只在一旁观看，当学生归纳不全面的时候，教师还需在一旁引导。如阅读完儿歌后，学生很容易得出儿歌篇幅短小、结构简单、主题单一、语言通俗、易唱易记的结论，但归纳得不够全面，这时，教师就需进一步引导分析，从而发现儿歌的另一特点：形象具体、想象丰富。归纳过程中，学生不是去证明观点，而是参与了观点形成的过程。课堂教学培养学生自己去研究、分析、归纳的习惯，这应该是研究性教学的一个重要理念。

2．问题探讨模式(发现问题一讨论问题一形成观点)。问题探讨模式是指在课堂上教师创设情境，引导学生发现问题，并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技巧，培养学生思维能力的一种教学模式。

爱因斯坦说：“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从某种意义讲，人类的“好奇心”是产生“问题意识”的心理根源，也是推动人类成长和前进的根本动力所在。研究性学习是以问题为依据展开的，教师给学生营造一个问题的情境，这是研究性教学的重要途径。

这种模式的误区是教师提出若干个问题，让学生热烈讨论。其实这种“课堂讨论法”依然是以教师为中心，教师是问题的提出者、引导者，这还不能算一种真正开放式的教学。故笔者认为这种模式的最佳形态不应只是教师创设问题，而应该是教师创设情境，引导学生自己去发现问题。如讲小说的题材特点，可以先让学生阅读儿童小说《独船》，然后让学生谈谈读后感，不少学生发现并提出了问题：“写人性的畸形变态对儿童是否适合?”“儿童文学能描写阴暗面吗?”随后我们设立正反两方，以辩论的形式展开了讨论。学生思维异常活跃，课后还查资料支持自己的观点，写成了小论文。让学生成为问题的发现者，这也应该是研究性教学的另一重要理念。

3．理论一实践模式。理论一实践模式是指师生在共同学习研究性学习理论的基础上，学生应用儿童文学理论研究解决实际问题，体验儿童文学理论和研究性学习理论的价值，培养其综合能力的一种教学模式。这种模式使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使学生把所学理论运用到实际生活和工作中，达到学以致用的境地。

用什么模式进行研究性教学取决于内容，像文学史之类的知识就不适合，但创作用这种模式却能收到很好的效果。在学生学习了儿童文学创作理论后，让他们创作儿歌、童话、寓言、故事等各种体裁的作品，是培养学生创造力和写作能力的有效途径。而改编、演出课本剧，只有在掌握了戏剧理论和写作的基础知识，感受、体验了原作品作者的情感，把握了作品中人物性格、文章主题及艺术表现形式，了解戏剧写作及舞台表演知识后才能完成，这就实现了研究性学习所追求的知识学习、能力培养、情感体验有机统一的目标。理论一实践模式让纯理论生活化，又让理论在生活中得到检验，获得发展。一位高中生的呐喊仍能震撼人们的心灵：“让我们接触大自然，接触社会。我们不需要口号，不需要看报纸上‘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的长篇大论，我们想要的是实践!是尝试!”笔者认为，帮助学生实现学科理论向实践转化，让教学生活化，也应是我们进行研究性教学的重要方向。

4．多媒体网络教学模式。多媒体网络教学是指在教学过程中，根据教学目标和教学对象的特点，通过教学设计，合理选择和运用多种现代教学媒体，并与传统教学手段有机组合，师生共同参与教学全过程，形成互动的教学过程结构，达到最优化的教学效果。如今的教学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学校已经不再是一个相对封闭的“世外桃源”，学生们可以通过教学网络接触到社会上许多东西，信息的开放性无疑对掌握知识权威的教师提出了挑战，但同时也为研究性教学提供了施展的平台。互联网作为新媒体已经成为学生接触信息进行自主学习最方便快捷的一种途径，教师可以充分利用网络，指导学生进入专题网站，如哈利波特网站、郑渊洁网站等查询资料，请专家指导；甚至也可以在课堂上网浏览资料，发现问题，大家一起讨论，再查资料支持自己的论点，这样的研究主动性、积极性、互动性都很强，效果就不言而喻了。课后，教师也可开辟论坛或博客，解答学生在课堂上的疑难，学生可用网名跟老师一起参与讨论，这样的互动形式更

平等自由，也深受学生喜爱。近两年，已有不少大学和中学建立了校园网络，这为研究性教学提供了先进的现代教育技术设备，为教学走进生活开辟了通路。

多媒体和网络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是对传统教学方式的挑战，但不会取代传统的教学模式。

二、充分开掘教材的研究性价值

儿童文学的研究性学习不同于自然科学和一般的社会科学研究，它除了从自身生活和社会生活中选择和确定研究课题以外，还应该注意从教材中寻找研究课题。相对于研究性学习的特点来说，儿童文学的理论相对较浅，要提高学生研究性学习的兴趣与热情，必须提升教材的可研究性。也就是说，教师要善于开拓教材的研究价值。

1．鼓励学生敢于质疑挑战教材的学术权威，用新的理论和观念从新的角度重新审视。儿童文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它的许多理论都还处在建设发展完善的阶段。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研究的深入，许多概念采用新视角、新观念都可重新界定和评价。如关于儿童文学的性质界定，教材是采用日本儿童文学理论家上笙一郎所下的定义：“所谓儿童文学，是以通过其作品的文学价值将儿童培育引导成为健全的社会一员为最终目的，是成年人适应儿童读者的发育阶段而创造的文学。”而教材下面举例却有少年作者郁秀的《花季雨季》，学生通过阅读教材就可发现问题：儿童文学只能是成年人适应儿童读者的发育阶段而创造的文学吗?同时，教师可介绍我国历年来的儿童文学定义，诸如“儿童文学是儿童本位的文学”、“儿童文学是教育儿童的文学”、“儿童文学是解放儿童的文学”等观点，并引导学生进行探讨，鼓励他们提出自己的观点。

2．引进与教材相关的内容。指导学生进行比较研究。比较是思维训练的一种方法，也是科学研究的常用手段。由于学生的学术水平有限，他们很难发现教材某些观念的不足，因此，教师更多的可采用引进与教材相关的内容或不同的学术观点，与教材形成对照。如我们学生用的小教大专儿童文学教材(光明出版社出版)对童话幻想的理解是：幻想是自由，无拘无束的。这个问题是儿童文学理论界争论较多的热点问题，其他的教材却有不同的理解，1993年李继学等著的《童话学写作通论》、1997年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幼儿文学》等认为幻想来源于生活，必然要受到生活逻辑的制约；蒋风主编的《儿童文学教程》却认为童话的幻想要受童话逻辑的限制，即要人性和物性的统一；而儿童文学理论家马力在《童话学通论》中说童话幻想必须符合儿童的思维和心理特点。众多观点的引入让学生通过比较，发现问题，激发学生研究的兴趣，也训练了学生的思维。

三、巧妙设计研究性作业

大专儿童文学研究可采用多种作业形式：小论文(长作业)、调查报告、毕业论文。

1．小论文。小论文也叫长作业，一般是根据课文内容引申的论题，可让学生自查资料独立完成。学生思考后可写成小论文。如“统计分析小学语文教材儿童诗的分配情况，你可得出怎样的结论?”“儿童小说一定要有生动的故事情节吗?”

2．调查报告。调查报告指学生带着问题到社会中调查，分析调查数据或现象，提出问题或得出结论。如《蜡笔小新》热播却因遭到一些家长反对而停演，学生可采用问卷形式分别对家长和小学生进行调查，通过家长与小学生不同的反映，一定可以发现一些问题。而最近几年，出现了一系列带有恐怖因素的畅销小说，如英国罗林的《哈利波特》、美国斯坦的“鸡皮疙瘩系列”、“幽灵街系列”，引起了儿童文学界及教育界的关注和讨论，恐怖的作品对于孩子而言是刺激还是惧怕?学生可就此设计问题调查，从而从接受心理的角度提出自己的观点。

3．毕业论文。毕业论文也可叫专题论文。论文涉及的内容很广，可以是学科理论，也可以是学术前沿问题、社会热点问题，还可以是应用问题。(1)学科理论：儿童文学的性质界定；当代科幻小说的新特点等。(2)热点问题：恐怖文学热现象研究；幽默文学和幻想文学的探讨等。(3)应用型论题：小学语文教材能否新增娱乐童话?如何应用儿童文学对小学生进行教育。(4)学科综合问题：《哈利波特》与全球经济；动漫产业和后现代人阅读心理等等，都是很有价值的选题。毕业论文和课题属于学术研究，选题自由广泛，但要讲究价值，要求观点出新，相对而言难度较大，教师需要认真指导学生，教给具体的操作步骤和方法。

儿童文学理论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 中西儿童教学 差异 比较研究

中西儿童文学有着迥异的历史演进历程。欧洲早在文艺复兴时期，就发现并确定了童年的地位，十八世纪法国卢梭的“自然主义”又对儿童文学及儿童教育产生了积极影响。所以在欧洲，产生了一大批享誉世界的儿童文学经典。中国的儿童文学起步较晚，但由于借鉴了西方的进步的儿童文学理论，其理论起点较高。然而，由于文化传统、社会历史等种种原因，中国儿童文学的创作成就并不是那么显著，作品的风貌也与西方儿童文学有着鲜明的差异。对此，诸多评论家撰文分析了中西儿童文学的差异，并深入探寻了个中原因。

一

中西儿童文学从形式到内容方面的差别都是非常明显的，很多评论者在他们的文章中罗列了诸多区别。

在宏观方面，王黎君在《从典型文本看中西童话差异》［1］中指出，西方童话重娱乐和游戏精神，而中国童话则传承了“文以载道”的传统，说教气较重。同样指出这一弊端的，还有田华的《中西方儿童文学的差异》［2］。但他在该文中补充道，即使是在新时期出现的一些作品，如郑渊洁的《皮皮鲁外传》，在天花乱坠的想象之外，也未能摆脱生硬的“思想品德教育”。同样针对中西儿童文学的差异，杜隽在《中西方童话的相异性》［3］中的总结则更加全面。除上述区别之外，他还认为，西方童话中的环境被虚化，更具幻想性，也更注重人文精神的宣扬。比较而言，汤锐的论述最为全面也更为深刻。他在《中西儿童文学的比较》［4］一文中提出了新的观点，即中国的儿童文学注重传统伦理的宣扬，而在西方儿童文学的精神空间中，道德评价与伦理启蒙往往并不重要，而侧重于鲜明的人本、哲学观念的表现；中国儿童文学注重群体意识及规范意识的灌输，而对于西方儿童文学来说，个体性的原则显然是占了上风的；在审美标准和美学风貌方面，中国儿童文学突出“和谐”与“平衡”的观念，而西方儿童文学则充满了个性解放的鲜明特色。

在微观方面，冯昀的《从狐狸形象到中西儿童文学的比较》［5］，从狐狸这一经典儿童文学形象着手，以小见大，得出了与王黎君类似的结论：西方的儿童文学标榜快乐原则，徜徉一种人文的精神；而中国的儿童文学则看重“载道”、“树人”的使命感和重视精神教化的功能。金莉莉的《一个童话叙事模式的中西比较――重读〈稻草人〉与〈快乐王子〉》［6］从叙述主体的叙述控制权的差异来表明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对童话教育功能的重视：《稻草人》的叙述主体显而易见，作者使用了全知视角，并且直接忽略了稻草人的叙述视角，控制力非常强；而《快乐王子》则不然。李红叶在《叶圣陶与安徒生――兼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对安徒生童话的接受》［7］中，通过中外两位儿童文学作家的比较，得出结论：安徒生对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影响更多地是属于文体层面的影响，而非童话精神的渗透。孙大公的《大千世界 童心未泯――中外儿童文学中不同的动物观念管窥》［8］，从中西不同的动物观出发，认为在西方童话中，动物与人始终保持着各自独立的个性，且两者的关系处于对等状态；在中国儿童文学作品中，动物往往充当纯粹的配角或陪衬式的角色，两者处在依从关系中。但随着时代的进步和观念的转变，一些富有民主思想的价值观念也影响了中国的儿童文学创作，出现了一些反映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作品。

二

在对中西儿童文学艺术面貌的差别进行原因探析时，评论者多数是从中西方不同的文化传统着手找出答案。而文化传统中，又侧重从宗教、神话、道德伦理等方面展开论述。

杜隽指出，早熟的中国文化，对血缘关系的重视，以家为本的传统，中国文化对功利性的强调，以及儒家“教重于乐”的观念影响了中国儿童文学的风貌，导致“五四”之前中国的童话作品寥寥无几。但同时他也认为，新时期以来，中国儿童文学与西方儿童文学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相似点，有的作品摆脱了一贯的说教风气，把教育与幻想结合在一起，还吸收进了西方的人道主义精神；在表现方法上，新时期童话中的幻想存在着放射型幻想和内倾情感体验型幻想两种类型。从这一角度进行探究的还有田华的《中西方儿童文学的差异》［9］，陈虹的《中西童话中成长母题表现差异及其原因探析》［10］，等等。

对于造成差异的原因，各个评论者的结论大同小异，其中王松鹤的《中西儿童文学不同的历史演进》［11］角度较新。在该文中，他从中西儿童文学各自的演进历程角度出发，解释了造成差异的原因：西方对儿童的发现很早，加上拥有诸多进步的儿童观，所以产生了大量的优秀作品；而中国儿童文学的兴起却较之西方晚得多，儿童的精神世界被长久冷落，所以即使产生了儿童文学，也因封建传统积习较深而陷入创作困境。此外，朱自强的《二十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理论走向――中西方儿童文学关系史视角》［12］清晰地梳理了中国儿童文学自发轫之始到新时期对西方（包括前苏联）儿童文学理论借鉴的历程及其创作的得失，并指出，中国内忧外患的沉重现实使得从西方引进的进步的儿童观得不到生长的土壤，“它（中国儿童文学）的悲剧命运起因于它的生不逢时的超前性”。这一观点突破了一味从传统文化积习中寻找根源的局限，指出了中国儿童文学理论与创作错位的另一原因，对中国儿童文学创作的不景气也持宽容和理解的态度。

多数作者只论述了中西儿童的差异及其原因，但对于解决问题的方法，很少有人能予以解答。朱自强的《二十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理论走向――中西方儿童文学关系史视角》［13］便是例外。在该文中，他为未来中国儿童文学的研究方法设计了“三驾马车”：以儿童哲学和儿童心理学为理论根基，以丰富的感性体验为先行，以切实的儿童读书状况为参照。这三点经验均是西方儿童文学理论得以发展的途径，且可行性较高。但在指出学习借鉴西方的同时，作者也清醒地告诫读者，中国儿童文学也要保持自身的主体性，否则，一味地照搬照抄西方理论，便是“东施效颦”，根本不能提升自身的水准。

但此种解决方案对西方童话采取的仍是仰视态度，仍侧重于学习和借鉴。王小浩的《中西童话的对话――评舒伟教授的〈中西童话研究〉》［14］提出，舒伟教授在《中西童话研究》中探寻了解决困境的另一出路：从传统文化中寻找精神源泉，以试图建立中西童话之间互相沟通与借鉴的平等对话关系。舒伟认为，许多中国的古代文学作品，如《山海经》和《西游记》等都含有鲜明的童话因素，这些童话因素足以和世界任何童话作品相媲美。于是，他为中国儿童文学作家指明了另一改革方向：“努力挖掘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同时善于吸收全世界的优秀营养。”以充分调动内因和外因的双向发展因素，创作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作品，实现中国儿童文学的根本进步。

尽管探寻原因的角度各有不同，但上述论文的研究对象仍只局限于叙事体裁的儿童文学作品，对儿童文学的其他体裁则关注很少。黄诗海、郑芷芳合著的《诗歌中的儿童世界――中西诗歌中儿童题材的对比研究》［15］就是例外。该文选取中西诗学的研究视角，作者认为，英诗以音为主，对词的磁性、结构、事态等都非常严谨，故描述的对象更加直观；而中诗主张天人合一，注重诗歌的“性灵”、“风骨”，注重表现其含蓄内敛的风格。此外，因作者所处社会背景和的不同，英诗中反映孩童苦难的作品往往以对宗教的信仰结尾，而中诗是现世的，因此慷慨悲歌与愤世嫉俗往往成为历代文人的常规心理及艺术理念。

三

对于中西儿童文学的差异，文学界多以叙事型体裁为依托进行比较研究，而忽视了对儿童诗歌、寓言、儿童小说等领域的关注。的确，叙事性儿童文学作品是儿童文学的一大重阵，也是为广大儿童读者喜爱的文体样式。但是，在诗歌、寓言、小说等方面，也存在着一些反映中西方文化差异的因子，值得深入挖掘。

参考文献：

［1］王黎君.从典型文本看中西童话差异.绍兴文理学院学报，1999，Vol 19，（2）.

［2］［9］田华.中西方儿童文学的差异.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2）.

［3］杜隽.中西方童话的相异性.湖州师范学院学报，1999，Vol 21，（4）.

［4］汤锐.中西儿童文学的比较.浙江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4）.

［5］冯昀.从狐狸形象到中西儿童文学比较.安徽文学，2009，（11）.

［6］金莉莉.一个童话叙事牧师的中西比较――重读《稻草人》与《快乐王子》.浙江学刊，2000，（3）.

［7］李红叶.叶圣陶与安徒生――兼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对安徒生童话的接受.中国文学研究，2002，（2）.

［8］孙大公.大千世界 童心未泯――中外儿童文学中不同的动物观念管窥.丽水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4）.

［10］陈虹.中西童话中成长母题表现差异及其原因探析.江淮论坛，2008，（6）.

［11］王松鹤.中西儿童文学不同的历史演进.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0，（2）.

［12］［13］朱自强.二十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理论走向――中西方儿童文学关系史视角.社会科学战线，1996，（1）.

［14］王小浩.中西童话的对话――评舒伟教授的《中西童话研究》.

儿童文学理论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 安徒生童话；周作人；童话学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4）04-0200-04

〔作者简介〕王蕾，首都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副教授，博士，北京 100048。

童话学研究是中国早期儿童文学理论建设者对中国儿童文学本体探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周作人作为儿童文学理论研究的先驱者就曾深入研究探讨过儿童文学的文体之一童话的起源、分类及创作，成就了一系列有关文学童话本体论的研究成果，而这些研究成果的出炉几乎都离不开对世界文学童话的经典之作安徒生童话的解读与言说。

一、童话的起源

有关童话的起源，是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理论建设者热衷讨论的话题之一，虽然参与论题的研究者较其他论题而言相对比较多，但是他们的论点却是惊人的一致，皆认为童话的起源与神话、传说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起源于人类远古时期，反映了原始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此观点的最早提出者为周作人。

周作人童话起源说理论吸收了西方人类学有关神话研究与原始心理的理论成果。西方人类学是19世纪中期以后兴起的一门新学科，其著作在20世纪初开始走入中国。该学派认为儿童的精神和思维与原始人相似，并认为儿童的进化历程与人类的进化历程一致：胚胎经历了生物进化的过程，而儿童时代又经过文明发展的程序，因此，儿童学与人类学从发展历程来看有诸多相似之处，人类学的一些观点可以用来解释儿童学的许多事项。学派的代表人物是安德鲁・朗。周作人接受人类学派有关理论就是从阅读安德鲁・朗的著作开始，也正是从人类学派的神话解释法中，周作人逐渐对民间故事、神话、童话开始产生浓烈的学术兴趣，他写的一组关于童话起源的文章《童话略论》、《童话研究》、《古童话释义》正是他接受人类学派思想后对中国童话思考的沉淀。周作人运用人类学派的进化论观点来进行童话的起源研究时，提出童话与神话一样源于远古，在《童话略论》中谈到童话的起源，他说：

童话（Mrchen）本质与神话（mythos）世说（saga）实为一体。上古之时，宗教初萌，民皆拜物，其教以为天下万物各有生气，故天神地祗，物魅人鬼，皆有定作，不异生人，本其时之信仰，演为故事，而神话兴焉。其次亦述神人之事，为众所信，但尊而不威，敬而不畏者，则为世说。童话者，与此同物，但意主传奇，其时代人地皆无定名，以供娱乐为主，是其区别。盖约言之，神话者原人之宗教，世说者其历史，而童话则其文学也。〔1〕

周作人从理论上提出，正是因为童话起源于远古，因此与原始人心理思维一样的儿童会喜欢童话。紧接着，周作人以安徒生童话为例，从具体的文学现象出发论证其童话起源的理论。在1913年12月发表在《社丛刊》的《丹麦诗人安兑尔然传》一文中，周作人指出安徒生的许多童话作品正是“通蛮荒之情”而得，也就是说，安徒生的作品之所以受到儿童的喜爱，正是因为他具有原始人般的思维特点，这样的思维特点与儿童的思维很大程度上是相通的。当代童话学研究证明了周作人的此番观点，童话最重要的创作思维之一正是原始人思维方式，即一种简单、直线、具象的思维，这样的思维也正是儿童思维的特点。

在《读安徒生的〈十之九〉》中，周作人再次用安徒生童话例证自己的童话起源说，他说：“原来童话（Mrchen）纯是原始社会的产物。宗教的神话，变为历史的世说，又转为艺术的童话：这是传说变迁的大略。所以要是‘作’真的童话，须得原始社会的人民，才能胜任。但这原始云云，并不限定时代，单是论知识程度，拜物思想的乡人和小儿，也就具这样资格。原人或乡人的著作，经学者编集，便是Grimm兄弟等的书；小儿自作的童话，却从来不曾有过，倘要说有，那便是Andersen一人作的一百五十五篇Historier了。他活了七十岁，仍是一个小孩子：他因此生了几多误解，却也成全了他，成就一个古今无双的童话作家。除中国以外，他的著作价值，几乎没有一国不是已经明白承认。”〔2〕

周作人的童话起源研究在当时影响很大，许多同代的研究者对童话起源的研究基本持与之相同的观点，比如张梓生《论童话》中指出：

人类从原始进化到半开，从半开进化到文明；和人的从孩提长成到童年，从童年长成到成人，其程序正是一样：这话人类学家这样说，心理学家也这样说。原始人类，知识浅短，思想简单；他所崇信的是神话。人在孩提的时候，在知识发达上讲起来，与原始人类同在一阶段；他所能了解，所最欢喜，就是类似神话的童话了。不但如此，在农民社会中，童话也很流行；这就是因为他们心理的单纯，和儿童同合于原始思想的缘故。

童话和神话、传说，都有相连的关系。原来原始人类，不懂物理，他看一切物类和所谓天神、地祗、鬼魅等等，都有动作生气，和人类一样，这便是拜物教的起因，从此所演成的故事，便是神话。进了一步，传讲这类事实，使人虽信而不畏，便变成传说。再进一步，把这些事实，弄成文学化，就是童话了。所以童话的界说是：根据原始思想和礼俗所在的文学。〔3〕

二、童话的分类

周作人有关中国早期童话分类的探讨也与安徒生童话有关。安徒生童话被誉为在世界童话发展史上与法国贝洛童话、德国格林童话相并立的三大里程碑之一，安徒生以其独具一格的童话创作成就了世界文学童话的开山之作与经典之作。在安徒生童话之前，童话多为民间集体创作而成，具有集体性、口头性、传袭性等民间文学的共同特征，人物、故事情节、场景设置多是类型化与模式化，所以称之为民间童话，世界民间童话的杰出代表即为格林童话。安徒生以其神来之笔，创造了文学童话（亦称艺术童话），开拓了民间童话的内容与手法，取材不仅囿于民间故事，也从现实生活中取材用于创作，在作品中融入进作家自己独特的审美意识。因此，童话从此分为了民间童话与文学童话两大类。

童话的分类与其他文体一样，可以按照作者、内容、手法、地域等划分标准分为不同的种类，民间童话与文学童话的分类基本上是按创作者的角度加以区分，前者为民间集体创作，后者为作家自己创作。对于此分类，周作人在1913年发表的两篇童话专论中都以安徒生童话为例予以研究与阐释。

首先在《童话研究》中，周作人有言为：

又童话于人地时三者皆无限制，且不著撰述名字，凡所论述，悉本客观，于童蒙之心正相遥应，逮知虚渐周，能于文字之中领略著者特性，则有人为童话（与自然童话对）承其乏，如丹麦安兑尔然所著，或葺补旧闻，或抽发新绪，凡经陶冶，皆各浑成，而个性自在，见于行间，盖以童话而接于醇诗。〔4〕

周作人此处所称“人为童话”，即后来他自己在其他文章中明确标名的“文学童话”。但有关童话的分类，周作人的划分思路当时还是不太明确，在另一篇文章《童话略论》中，周作人谈及童话的分类时以内容作为划分标准将童话分为纯正童话与游戏童话两大类，并将前者又分为甲乙两种，甲种为“代表思想者。多以天然物为主，出诸想象，务极灵怪，如变形复活等式皆是。又物源童话，说明事物原始，如猿何以无尾亦属之”；乙种为“代表习俗者。多以人事为主，亦极怪幻，在今日视若荒唐，而根于原人之礼俗。如食人掠女诸式童话属之”。又将“非出于世说，但以娱悦为用者”的游戏童话中分三类：第一类是“动物谈。模写动物习性动作，如狐之狡，狼之贪，各因其本色以成故事”；第二类是“笑话。多写人之愚钝刺缪，以供哄笑，如后世谐曲，越中有呆女婿故事，其说甚多”；第三类是“复迭故事。历述各事，或反复重说，渐益引长，初无义旨，而儿童甚好之，如英国That is the House jack built最有名，是盖介于儿歌与童话之间者，顾在乡村农民亦或乐此，同固未能谓纯属于儿童也”。〔5〕然后在这篇文章的结论处，周作人特辟出“人为童话”一段，专以讨论天然童话与人为童话的区别。他认为，“天然童话亦称民族童话，其对则有人为童话，亦言艺术童话也。天然童话者，自然而成，具种人之特色，人为童话则由文人著作，具其个人之特色，适于年长之儿童，故各国多有之。但著作童话，其事甚难，非熟通儿童心理者不能试，非自具儿童心理者不能善也。今欧土人为童话唯丹麦安兑尔然（Andersen）为最工，即因其天性自然，行年七十，不改童心，故能如此，自郐以下皆无讥矣。故今用人为童话者，亦多以安氏为限，他若美之诃森（Hawthorne）等，其所著作大抵复述古代神话，加以润色而已。”〔6〕

从《童话略论》中有关童话的划分可以看出，周作人对于童话的分类标准不十分明确，而且对民间童话的标名一会儿称为自然童话，一会儿又称为天然童话或民族童话，但是他已意识到与其相对的人为童话的存在，并对两者加以简单的区别，这是中国童话研究中最早的童话分类学说。

此后，周作人从对安徒生童话的研究出发，继续对文学童话予以研究，并依然沿袭从安徒生童话的解读与分析中提炼自己有关童话的理论学说，确定了中国早期文学童话研究论。在《童话评论》一书中周作人有文章明确主张，中国民间故事《促织》应作为文学的童话，只是儿童听这个故事时更多会去关注情节性，如那个生病的孩子如何变成了蟋蟀，儿童对这则童话本身所反映的道理或反射的社会现实其实不会去在意。周作人认为文学童话多有作者的寄托或者对社会现实的讽喻，但儿童似乎对这些所谓的深刻含义并没有兴趣。

三、童话创作论

除了对童话的起源与分类探讨外，周作人还对童话的创作论进行了探讨，而在这一探讨中，安徒生童话也起到了重要的言说资源作用。

儿童文学创作与的创作一样，是一种特殊的精神创造活动，儿童文学作品是如何被创作出来，创作过程中创作主体与创作客体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作家的天赋在创作中有什么样的作用等等，这些都属于儿童文学创作论的思考范畴，解读与评析安徒生的作品，对周作人关于童话创作论成果的出炉发挥了重要的言说作用。

文学创作是一种特殊的精神创造活动，在三百六十行里，文学属于不会“梅花香自苦寒来”的行业，就是说，刻苦训练并不能保证就能在文学创作上达到很高的造诣，换句话说，就是并非人人都能通过刻苦训练而成为作家，“艺术天赋”是作家成才的必要前提性条件。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曾说：“只有天赋很好的人能够认识并热心追求美的事物。”〔7〕作家天赋对创作的作用也适用于儿童文学创作中，对此，周作人是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家中较早发现并提出来的学者。

在1913年12月，周作人发表在《社丛刊》创刊号上的《丹麦诗人安兑尔然传》中就曾在开篇处提及安徒生异于常人的艺术禀赋，现援引如下：

安兑尔然幼时，亦不就学，惟时听父诵诃尔贝格作传奇，及《一千零一夜》（俗称《天方夜谭》）故事，又或自为傀儡戏，其人物情景，皆自创作，盖其神思富美，处于天禀，有异凡儿。〔8〕

周作人在此处将安徒生的“神思富美”归于他的“天禀”，认为虽然安徒生小时候没有进行过太多的专业训练，但这并不影响安徒生后来创作出杰出的文学作品，而这其中的原因还要归于他先天异于凡人的天赋。天赋对作家创作的重要性被中国现代很多儿童文学研究者进行过严密深入的分析，周作人是较早提出天赋论的儿童文学理论家。

结论

周作人以安徒生童话作为自己童话理论兴发的作品来源，在当时的现代中国时期，并不是一个特例。与他同时期的另一位颇具影响的研究者赵景深的很多文学理论也是源于对安徒生童话的解读，比如赵景深对于文学创作主客体关系的研究就是以安徒生童话的杰作之一《丑小鸭》为讨论主体，赵景深在《安徒生评论》这篇文章中指出，“丑小鸭受了若干波折，方才得着最后的快乐。再看安徒生的一生，为剧不成，为本人戏不成，为诗又不成，也是受了若干波折，最后他的童话，才能受世界的欢迎。可知道一篇《丑小鸭》实是他的自述。有感而发，无怪乎这一篇成了他的杰作之一了。”很显然，在文学创作主客体关系问题上，赵景深倾向于表现说，他认为安徒生的作品正是他自己情感与心灵的折射。

没有文学就没有文学理论存在的可能与必要，这是文学理论发生发展的基本规律。在现代文学的初创时期我们可以看到外国儿童文学作品成为了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理论发生、发展的重要言说资源，而其中堪称外国儿童文学作品经典中之经典的安徒生童话，更成为了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理论研究先驱周作人的有关童话研究的最重要言说资源。从论文上述的详细分析来看，可以得出结论，安徒生童话对周作人童话理论在童话起源、童话分类与童话创作论三方面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文本言说作用。

〔参考文献〕

〔1〕〔5〕〔6〕周作人.童话略论〔A〕.儿童文学小论〔M〕.上海：儿童书局，1932.

〔2〕周作人.读安徒生的《十之九》〔A〕.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文论选〔C〕.王泉根评选.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872.

〔3〕张梓生.论童话〔J〕.妇女杂志，1921，（7）.

〔4〕周作人.童话研究〔A〕.周作人.儿童文学小论〔M〕.上海：儿童书局，1932.

〔7〕德谟克利特.著作残篇〔A〕.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上〔C〕.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儿童文学理论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幼儿教师 儿童文学素养 语言教材

一、引言

幼儿园教育对象是3―6岁的幼儿，因年龄和自身知识经验的不足，大部分不具备阅读能力。 幼儿只有通过第三者转化成声音等形式来接受文学作品，阅读儿童文学作品很大程度上依附于成人，幼儿教师则是向幼儿传递教材中的儿童文学作品的重要人物，其的儿童文学素养的水平直接关系到对文本的解读方式和方法，进而影响着幼儿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和欣赏。方卫平教授认为，印在书上的文学文本，如果没有成人的辅助和转达，对于婴幼儿来说也许毫无真正的文学意味。 所以在幼儿文学教育活动中，教师是主导因素，调控与规范着整个文学欣赏过程，教师的儿童文学认识水平影响着幼儿文学素养的培养。那么幼儿教师对语言教材中儿童文学认识的调查就十分必要。因为只有在了解幼儿教师的儿童文学素养现状的基础上，才能为幼儿教师更好地理解文学作品、顺利开展文学教育活动提供针对性的建议。

二、问卷基本信息

本次调查问卷分为两个部分，教师的基本信息和幼儿教师对语言教材中儿童文学认识调查。问卷共30个题目，29个客观选择题，1个主观题。问卷回收之后根据作答情况，剔除3个客观题。题目选择的来源是儿童文学自学考试题，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避免随意性和主观性的回答。问卷共发放了130份，回收问卷100份，回收率是76.9%，有效问卷85份，有效率是85%，采取SPSS16.0软件进行了数据分析。

三、问卷调查结果分析

通过对调查问卷进行统计分析，得出以下结果：

1.幼儿教师对语言教材中儿童文学地位的认识

调查中97.6%的幼儿教师认为儿童文学在幼儿园的语言教育中的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并且认为儿童文学和语言课程资源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这与目前幼儿园语言课程资源都来自儿童文学作品的现实是一致的。

2.幼儿教师对语言教材中儿童文学理论的认识

虽然大部分教师在观念上能够认识到儿童文学在幼儿园语言教育中的重要性，但很多教师对于儿童文学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问卷分析表明：虽然大部分教师认同儿童文学在幼儿园语言教育中的价值。但是问卷调查显示：只有49.4%的教师系统学习过儿童文学这门课程，24.7%的教师自学过儿童文学课程，没有学过的占25.9%。在职的教师参加过儿童文学知识培训的也只占了32.9%。教师在文学阅读量方面也令人担忧，我们常说教师要给幼儿一碗水，自己要有一桶水。问卷调查表明：只有1.2%的人看过很多儿童文学方面的书籍，69%的幼儿教师只看过一点。从数据来看幼儿教师对儿童文学的认识还很浅薄，儿童文学理论知识和素养有待提高的空间还很大。

幼儿对语言教材中儿童文学作品的感悟和理解来自于幼儿教师的引导，文学作品的价值传递也是通过教师对作品的解读和引导来实现的。对儿童文学作品的准确理解和把握首先需要教师具备基本的关于儿童文学知识素养。但是调查中发现：了解儿童文学发展史的只有7.1%，了解很少的占了40.5%。同时对儿童文学文体知识、人物形象和表现手法的认识需要提升的空间也很大。

3.幼儿教师对语言教材中儿童文学价值的认识

儿童文学的个体价值，即儿童文学对儿童个体需要的满足和对增强儿童个体本质力量的作用和意义。教材中儿童文学的个体价值包括：提供阅读乐趣、提供间接经验、补偿儿童心理、培养自我意识、增强儿童自我效能感、增长文化知识和拓展想象空间等。 调查发现：幼儿教师认为儿童文学的个体价值中，居第一位的是发展想象力，其次是提供乐趣和强化叙事能力。儿童文学的教育价值中，居第一位的是发展语言价值，其次是促进阅读价值，审美价值和情感价值。

4.幼儿教师对语言教材中儿童文学作品质量的认识

在问卷调查中85.9%的幼儿教师对语言教材中的儿童文学作品是满意的，说明语言教材中的选文是得到幼儿园教师的认可的。但是有42.4%的幼儿教师对教材中的儿童文学作品不太熟悉，幼儿教师作为教材的诠释者，如果连自己都不太熟悉教材中作品，那么在开展文学教育时也一定是一知半解的。

调查显示：90.6%的教师认为语言教材中儿童文学作品是切合幼儿的兴趣的，而在儿童文学作品的教学中，有57.6%的幼儿对文学教育兴趣一般，这个问题出现的原因在于幼儿教师在解读作品时没有调动幼儿的学习兴趣。

四、提升幼儿教师儿童文学素养的建议

1.改革学前教育专业课程设置

针对准幼儿教师的职前培养，在高等院校开设儿童文学相关课程是十分必要的。如儿童文学基本理论、中外儿童文学史、中外儿童文学作品赏析、儿童文学文体学等， 扩充其儿童文学理论知识，以此从源头上培养高素质的准幼儿教师，提升准幼儿教师的幼儿文学素养。

2.幼儿园开展多元化的儿童文学学习活动

幼儿园管理者要开展丰富多样的文学活动，加强教师间、园所间的沟通交流和资源共享，形成多元化的学习共同体。并定期邀请儿童文学专家和学前教育专家对幼儿教师进行培训，提升其儿童文学作品的感悟能力和审美鉴赏能力以及儿童文学教学的具体操作能力。

3.幼儿教师提高自主学习能力

幼儿教师应该充分利用自身接近儿童的职业优势，保持一颗童心，挖掘教学中的素材，突破教育者的身份，抓住儿童的天性和情感需要，自己去创造符合儿童心理，富有想象力、感染力和独特审美趣味的儿童文学作品。

要想成为一位“有文学味”的幼儿园教师，老师们要保证阅读质量，博览群书，多读书、读好书，只有教师自己成为文学世界的“美食家”，才能帮助幼儿品评美味的精神食粮。

参考文献：

[1]教育部基础教育司组织编写.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解读[M].江苏：江苏教育出版.

[2]方卫平.文本与接受[J].浙江师大学报，1994，6.

[3]王泉根，赵静.儿童文学与中小学语文教学[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6.196.

儿童文学理论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儿童文学；上海出版业；西法印刷；商务中华

中图分类号：G23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60（2012）03—0068-07

学界在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史的研究中一致认为上海是中国儿童文学的摇篮。可是，有几个问题一直困扰着笔者：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端为什么“选择”在上海而不是其他城市？这种选择又说明了什么？从二十世纪初儿童文学的发生，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蓬勃发展的动因是什么？为什么之后持续了十几年，儿童文学这一独立的文学样式又逐渐淡出中国文学的舞台？从“发现”儿童、“忽视”儿童到“童年的消逝”，儿童文学为什么如此迅速地消逝在中国文学的进程中？中国现代文学史为什么对儿童文学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兴盛视而不见？以至于九成学文学、研究文学的人不知儿童文学。本文将从上海近现代出版业发生发展的角度，通过考察早期著名儿童刊物的创刊、早期重要儿童文学论著的出版，尝试探究以上问题。

一、西法印刷与江南移民

中国四大发明向西方世界的传人，加速了欧洲从封建社会向资本社会的过渡，成为欧洲近代科技发展的必要前提。培根在《新工具》中曾这样断言：“印刷、火药和磁石。这三种发明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况都改变了。第一种是在学术方面，第二种是在战事方面，第三种是在航行方面；并由此又引起难以数计的变化来，竟至任何帝国、任何教派、任何星辰对人类事务的力量和影响都仿佛无过于这些机械性的发现了。”马克思也认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当西方人对人类的四大发明（此时早已不仅仅只是中国的四大发明）有如此清醒的认识和期待的时候，我们却沉睡在昔日辉煌的美梦之中。

翻开《中华印刷通史》的近代篇，随着西方基督教徒的传教活动和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殖民掠夺，西方近代印刷术以“洋外孙”的姿态又回到了它的故乡。而这种带有浓厚政治、传教色彩的输入，虽说动机不良、别有用心，但远比中国古代印刷术传人西方来得迅速。也正因西方印刷技术的传人，引发了中国印刷技术真正意义上的大变革，“西法印刷”好似助推器将中国推入到现代化的进程之中。

早在1807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将西方铅活字和铜模引入中国的澳门，试图用它来印中文版的《新约》。十九世纪中叶，西方列强为了加快入侵中国的步伐，加强宗教宣传教化的力度，加紧殖民资本的掠夺，把先进的印刷术带到了中国，强势的科学技术和资本文化也随之被带了进来。1843年11月17日依中英《南京条约》规定上海被迫开埠，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进行殖民掠夺和不等价交换的中心。从此，中外贸易中心逐渐从广州移至上海。外国商品和外资纷纷涌进长江门户，开设行栈，设立码头，划定租界，开办银行、书局。开埠的上海以西方疯狂的殖民为代价，换来它空前的繁荣，并逐步形成了前卫时尚、兼容并包的海派文化。

问题是，广州远比上海早开埠，大环境条件相当，为什么上海一开埠，资本、贸易就陆续从广州移至上海？上海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鸦片战争和五口通商似乎并不能解释持久而复杂的“西学东渐”的历史进程。

近年来有学者提出，“近代上海的社会和文化是在太平天国冲击下崩溃下来的南方社会文化在半殖民地环境中的重构。”“太平天国运动造成了江南地区中心城市的历史性位移，条约口岸上海取代了苏州、杭州，成为江南新的中心城市。实质上是近代商业城市对封建古典城市的取代，最显著的趋势莫过于苏州的衰落和上海的崛起。”“苏州在太平天国失败后无可挽回地衰落了，它的衰落又代表着封建传统时代的结束。与此同时，地处长江人海口的上海却迅速崛起，成为太平天国运动的直接受益者。”“作为江南地区的唯一安全区域，上海租界成了一座巨大的避难所。饱受战乱之苦的江浙两省绅商士庶、富贵贫贱，‘相率皆来’、‘丛集沪城’。每一次战事都会引发相应的难民流，来沪难民高峰之际，上海华洋两界总人口超过100万，而在此之前，上海仅是拥有2万人口的小县城。难民蜂拥上海租界，最重要的结果则是为租界的功能开发与上海经济的近代化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上海的开埠，导致贸易中心逐渐北移至上海，上海至此成为了“西学东渐”重镇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晚清的儿童刊物

1 晚清传教士办报与“儿童”的发现

“在人类思想史上，对儿童概念的发现是人类认识自己的最伟大的进步之一。儿童的发现只能在人类进入现代社会才能完成，这也从一个方面证明了人类的现代化文明是一种进化的文明。人类在现代化进程中发现了儿童，而儿童的发现又反过来促进了人类对自身认识的现代化进程。”朱自强在《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化进程》中论证现代化进程与儿童的发现之间的联系时，得出了以上结论。与“西方列强用洋枪洋炮敲开了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的提法相比，笔者认为，是西方的“印刷机打开了一扇欧洲文化多年来一直焦急叩响的门。当这扇门终于打开时，整个欧洲文化便蜂拥而入，致使儿童文学在中国的萌生与发展成为了可能。

“西法印刷”的引进，“一个没有儿童的时代”的终结才有可能在中国发生。正如波兹曼所描述的那样，现代意义上的“童年”和“儿童”概念都是在近代印刷术和社会识字文化出现的前提下形成的，“印刷创造了一个新的成年定义，即成年人是指有阅读能力的人；相对地便有了一个新的童年定义，即儿童是指没有阅读能力的人。在新的传播环境到来之前，婴孩期在7岁结束，成年就跟着开始了。”据上海出版志记载：1843年上海开埠，同年12月23日，英国传教士麦都思来上海创办墨海书馆。1860年美华书馆迁来上海；1864年土山湾印书馆创立；1876年英国人美查的点石斋石印局开业；接着，日本商人也来上海创办了修文书局和乐善堂书局。这批外国人办的出版机构带来了新的印刷设备、新的技术和新的生产方式，出版各种图书期刊，也带来了西方文化。它们开创了中国出版现代化的历史，刺激了上海出版业的发展。凭借着西方印刷机的帮助，中国近代出版产业的兴起，“童年”的概念从西方引入，国人开始把目光投向儿童，发现童年阅读的必要性，进而使得儿童文学这一文类在中国的独立存在成为了可能，虽然这一发现晚于西方两百多年，但意义重大。

2 晚清以来儿童刊物的涌现

1875年，清心书馆出版的《小孩月报》在上海创刊，这是我国近代历史上最早的儿童报刊，由美国长老会传教士范约翰主编。1878年12月17日的《申报》为此还刊登了一篇名为《阅小孩月报记事》的文章，这篇记事也许是中国近代文化史上最早有关儿童报刊的评论。1880年5月，传教士范约翰和清心书院又创办了《花图新报》，自翌年起改为《画图新报》，注重传教和宣传新知新事。

种种迹象表明，当时的上海已悄然成为了西法印刷的中心。上海逐渐具备引进外来技术并利用它来出版新型报纸书刊的条件。因此，在传教士创办的儿童刊物的引导、示范下，加之思想启蒙潮流的推动，中国人开始尝试创办自己的儿童报刊。

1897年11月24日《蒙学报》创刊于上海，由蒙学公会编印。《蒙学报》以启蒙为主，分上下两编，上编供5～7岁儿童阅读，下编供8～13岁少年阅读，内容大多译自西方通俗儿童作品。《蒙学报》是维新变法时期重要的儿童启蒙刊物，它的出现标志着国人意识到儿童教育对救亡图存的重要意义以及报刊在塑造“新儿童”的过程中起到的积极作用。

如果说西法印刷、晚清传教士办报唤醒了国人对儿童教育的重视，太平天国运动引发的江南移民潮为上海源源不断地注入了大量资本与人才，那么上海近代出版业的兴起则为儿童文学在中国的诞生提供了孕育的温床。这其中尤以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贡献最大。

三、商务印书馆与儿童文学的渊源

1897年2月11日在上海的教会学校已熟练掌握西方印刷技术的夏瑞芳、鲍威恩、鲍威昌、高凤池合伙集资3750元，创办了商务印书馆（The Commercial Press，以下简称“商务”），意思是为商界提供印刷服务。这四位商务的主要创办者中，夏和高来自青浦，鲍氏兄弟来自宁波。他们当时的平均年龄三十二岁，是太平天国运动后从江南到上海求业谋生并定居下来的江南移民。商务最初只是拥有着两部手摇小印机、三台脚踏圆盘机和三部手扳压印机的小小印刷店。他们把早期的盈利大部分用来扩大企业基础，更新设备，扩大资金和厂房。建馆第四年，日本修文印刷所拍卖设备，商务毫不犹豫地全盘收购了修文印刷所留下的所有设备，成为当时拥有上海最先进印刷设备的国人印刷所，展现了他们作为技术型企业经营者的魄力和远见。

随着西方译作的相继出版，儿童教育越来越受到有识之士的关注。1902年，夏瑞芳凭着对出版市场的敏感，邀请张元济（浙江海盐人）加入商务。报着“以扶助教育为己任”进入商务的张元济在商务设立了印刷所、编译所和发行所，并聘请蔡元培为首任编译所所长，陆续与一批江南文人学者形成了合作关系。他们通常身兼多职，既做翻译、编辑又当作者。1904年2月张元济与高梦旦、蒋维乔、庄俞共同编写出版了我国第一部真正意义的小学教科书——《最新国文教科书》，此后，高凤谦、伍光建、蔡元培、杜亚泉、吴研因、唐钺、朱经农、王云五、任鸿隽、骆师曾、丁文江、程瀚章、顾颉刚、周予同、胡适、郑贞文、刘海粟、陈望道等都参与过商务教科书的编校工作，使教科书的品位非同一般。进而确立了商务以普及教育、推广新式教育为己任的国文教科书（包括教参）的垄断地位。至此，商务从印刷企业成功转型为中国最早建立编辑部的出版企业。

1908年，徐念慈在上海创刊的海派文学杂志《小说林》第九期、第十期连载了《余之小说观》，号召专门编译适合儿童特点的作品，以“鼓励儿童之兴趣，启发儿童之智慧，培养儿童之德性”。早期海派作家包天笑对此非常赞同，并积极筹划。他将意大利作家亚米契斯的儿童小说《爱的教育》的日译本中国化，转译为《馨儿就学记》。自1909年2月起在《教育杂志》连载12期，社会反响甚大。翌年8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将《馨儿就学记》出版成书。

1909年，商务人“敏锐地觉察到社会上由于新学的开办，少年儿童中识字人数猛增而导致对儿童读物的迫切需要，决定创编一种文学性的课外读物丛书，以补教科书之不足”。孙毓修（江苏无锡人）编译的《童话》丛书陆续出版。这套丛书专为儿童编译，历时15年出版作品102种，其中编译外国儿童文学64种。《童话》丛书的第一篇作品，是孙毓修编写的《无猫国》，取材于英文《泰西五十轶事》中的《威丁敦和他的猫》。曾参加编译数十期《童话》的茅盾（浙江桐乡乌镇人）评价此书的出版标志着“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儿童文学”，第一次有了童话。因为虽然早在1903年5月上海清华书局就曾出版过周桂笙翻译的《新庵谐译初编》二卷，卷一收《一千零一夜》、《渔者》两篇，卷二收《猫鼠成亲》等十五篇，而其中的《虾蟆太子》，即为《格林童话》中的《青蛙王子》，可以说周桂笙是把格林童话译人中国的第一人。然而从译者的《自序》中，不难发现周桂笙当时只是把这些故事当“小说”翻译过来，为儿童而翻译、引进的意图不明确，只是无意中把西方的部分童话经典介绍给了中国的读者。而“童话”一词真正进入中国，始自孙毓修主编的《童话》，在《序》中孙毓修详细地陈述了编辑方针以及对儿童文学的理解。

同年，商务还创办了面向低幼小读者的《儿童教育画》，由郑振铎任主编，首次在儿童刊物上标明“儿童”一词。辛亥革命前后，上海商务印书馆又先后创办了《少年杂志》（1911年）、《学生杂志》（1914年）。1917年商务出版了茅盾的《中国寓言初编》，署“编纂者桐乡沈德鸿，校订者无锡孙毓修”。

此外，中国一些早期颇具影响的儿童期刊相继在上海创刊，如《寓言报》（1901年）、《童子世界》（1903年）、《蒙学画报》（1908年）等。1909年，升任商务出版部部长兼《教育杂志》主编的陆费逵（浙江桐乡人）在《教育杂志》创刊号上《普通教育应当采用俗体字》，历史上第一次公开提倡使用简体字。这一提倡不仅对文字的普及、阅读的推广起到了推动作用，而且为儿童启蒙教育、亲近文学打开了方便之门。

1921年7月郑振铎在自己兼编的《时事新报》“学灯”副刊开辟“儿童文学”专栏，为筹备《儿童世界》打基础。到9月间，他正式着手准备出刊，并起草了《（儿童世界>宣言》，相继登载在《妇女杂志》、《时事新报》上。

1922年1月16日中国第一本以发表儿童文学作品为主的期刊《儿童世界》在商务创刊，郑振铎既是编者又是作者。叶圣陶、沈雁冰、赵景深、胡愈之、王统照、周建人等陆续成为主要撰稿人。该刊主要面向十岁左右的孩子，以儿童文学作品为主，童话是最重要的文体，同时发表儿童诗、儿童剧本、儿童小说、寓言，也有漫画、儿童歌曲，并提供音乐、美术、科学等方面的知识。1923年叶圣陶的《稻草人》在《儿童世界》上发表，在这之后短短半年间，《儿童世界》陆续发表了其创作的23篇童话。1923年11月，中国儿童文学史上的第一部创作童话集——叶圣陶的《稻草人》在商务印书馆集结出版。

整理《商务印书馆图书目录（1897—1949）》，我们得到了以下几个信息：

（1）早年的商务非常注重儿童读物的出版，目录中专设“372.61儿童文学；儿童读物”大类，数量不仅繁多且质量上乘。

（2）出版的儿童文学门类丰富，尤其偏爱童话，兼及儿童剧本、儿童诗、儿童小说、寓言等。

（3）出现儿童文学理论研究专著，如魏寿镛、周侯予编写的《儿童文学概论》。

（4）我们现在所熟知的，载入儿童文学史册的西方儿童文学经典，最早的中文译本大都出自商务。可见面对这样一个崭新、陌生的文学样式，商务编者的眼光独到且高远。

（5）商务编辑选材范围宽广，涉及欧洲、亚洲、非洲、美洲等近20个国家和地区的童话、寓言、神话故事。

（6）从提法上可以看出，已初步形成“儿童文学”、“儿童读物”的概念，但对“儿童文学”与“儿童读物”范畴的具体界定，仍有些含混。因而出现了童话、寓言、民间故事、剧本、儿歌、谚语、谜语、笑话、短篇小说、长篇小说混列的局面。

（7）总体的阅读对象非常明确——直指儿童，而且是不同年龄不同年级阶段的儿童。

（8）出版书目数量由多至少依次是译作、编译、仿作、儿童文学理论研究、原创作品。印证了“中国儿童文学所以不具备西方儿童文学先有创作后有理论这一文学发生、发展的常规性，而是呈现出先有西方儿童文学的翻译、介绍，次有受西方影响的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再次才有中国自己的儿童文学创作这一特异的文学史面貌”①，这种潜伏着的创作与理论的错位危机，也预示了中国儿童文学坎坷的发展道路。

（9）商务出版的这些书目，成为“五四”文学干将们共同的童年阅读记忆。为“五四”儿童文学理论、儿童文学创作黄金期的到来培育了新生力量。

值得一提的是，藏龙卧虎的商务还曾拍过中国最早的动画广告片。1919年，商务制造了中国第一台中文打字机，为了推销产品，商务请美术编辑万籁鸣兄弟制作了一部短小的动画广告片《舒振东华文打字机》，此片的成功制作在中国动画电影史和广告史上都是开创性的。之后，万氏兄弟编导了我国首部动画电影长片《铁扇公主》（1941年）、经典动画电影《渔童》（1959年）、《大闹天宫》（1961—1964年）、《金色的海螺》（1963年）等，被世人誉为“中国动画之父”。

四、中华书局与儿童文学的渊源

在商务的成功示范下，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宣布成立的同一天，原商务印书馆的骨干陆费逵、陈寅、戴克敦、沈颐、沈继方五位江南移民集资25000元在上海创办中华书局。陆费逵任局长，设编辑所、营业所、发行所。陆费逵提出了“用教科书革命”和“完全华商自办”两个口号。中华书局抓住千载难逢的良机，为中华民国新政权服务，编印销售革新版的全套中小学教材——《中华教科书》。民国初年，《中华教科书》几乎独占市场，创造了“日间摆出，未晚即售完，架上无隔宿之书”的神话，并由此产生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与日俱增，使中华书局异军突起，迅速取得了跟商务印书馆相抗衡的重要地位。@中华书局（以下简称“中华”）陆续创办了一批面向少年儿童读者群且颇具影响的刊物：《中华童子界》（1914年）、《中华儿童画报》（1914年）、《中华学生界》（1915年）。1922年，小学《国语读本》开始推行国语注音字母。

1922年4月6日，黎锦晖主编的《小朋友》创刊，是我国少儿读物中出版时间最长、出版期数最多的刊物。从此，中华的《小朋友》与商务的《儿童世界》成为中国儿童文学史上两大重要期刊。之后中华还创办了《少年中国》、《儿童文学丛书》、《儿童文学》（1924年）、《小朋友画报》（1926年）、《小朋友文库》、《初中学生文库》、《少年周报》等“品牌”。

在分别对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七月、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四月、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一月编印的《中华书局图书目录（附文明书局图书目录）》①进行疏理后，笔者发现早期的中华书局经营策略明确且具有开创性：

（1）与商务相比，中华更加务实。在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四月的目录封面标明“遵照部令，减低定价”，即“按规定各书均售实价，以本目录所刊价目发售；响应教育部普及教育号召，自本年四月十五日起普通图书一律减低定价”。

（2）开篇即做“开学用品”广告。学习用品齐全，从个人到学校所需应有尽有。

（3）目录编列根据杜定友先生编的《杜氏图书分类法》分类。

（4）建议图书馆购备本局图书，可参照本目录分类编号。

（5）图书分类索引、开本、定价（以法币为单位）等信息一目了然。

从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七月编印的图书目录来看，中华书局采用杜氏图书分类法，在“文学”类图书中将“880儿童文学”独立出来，这份长长的图书目录为我们提供了许多信息：

（1）虽比商务晚开发儿童读物市场，但从出版的数量品种上看中华大有后来居上之势。

（2）避免与商务重复出版。首次出现儿童自己创作集结而成的创作集。

（3）出版的儿童读物门类较商务分得更细。儿童文学方面仍然偏重童话，除兼有神话、寓言、儿童小说、儿童诗、儿童剧之外，还有大量诸子童话、古典文学故事、中华成语故事、民间故事、笑话、谜语、儿童画等供儿童阅读的儿童读物。

（4）出现更多的儿童文学研究专著、儿童读物研究专著。

（5）在版本方面中华另辟蹊径，引进经典的方式多样化，有最早的中译本、英文本、英汉对照本，还有中国童话英文本。

（6）中华编者的选材范围宽广，主要涉及欧洲、亚洲等近20个国家和地区的童话、寓言、神话、民间故事。

（7）从具体书目上看，儿童文学文体分类仍有些含混。

如在附录出现“800文学”大类下《英汉对照文学丛书》中的《水孩子》、《悲惨世界》、《董吉诃德》明确标注为小说；《格列佛游记》标注为童话；《木偶奇遇记》标注为寓言。其中只有《木偶奇遇记》出现在“884寓言、笑话、谜语”子目录下。如果说编者把《悲惨世界》、《董吉诃德》视为不出现在“880儿童文学”后情有可原的话，《水孩子》、《格列佛游记》被排除在“882童话”外就有些让人不解。这样编排，说明编者不认为《水孩子》是儿童文学作品。《格列佛游记》编者虽标注为童话，在“880儿童文学”目录中没有收录，而且是不是儿童读物也拿捏不准，就只能笼统地放在“800文学”大目录下了。

《学生文学丛书》五册，即《依里亚特》、《奥特赛》、《鲁滨孙漂流记》、《天方夜谈》、《日本童话集》，也出现同样尴尬的情况。如果说《英汉对照文学丛书》每部作品还尝试标注文体的话，《学生文学丛书》干脆就不作任何文体标注。除《日本童话集》出现在“882.9各国童话集”子目录下，《天方夜谈》最起码也应出现在“890民间文学”子目录下。这表明当时的编者还没有认识到《董吉诃德》、《鲁滨孙漂流记》是可以列入到儿童阅读的书单中，成为儿童读物的。

（8）相较而言，中华比商务更偏重普及中华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如同它们的商号一样，前者偏中，而后者偏西。

（9）与商务相同，出版书目比重依次是译作、编译、仿作、儿童文学理论研究、原创作品。同样潜伏着的创作与理论的错位危机，预示着中国儿童文学无法避免的坎坷未来。

五、“五四”儿童文学理论的创建

晚清的儿童文学活动主要是以儿童报刊的创办、西方儿童读物的译介为主。其中翻译外国儿童读物品种最多的当首推商务印书馆，尤以林纾（林琴南）译作最多。从1875年《小孩月报》创刊到1915年《新青年》在上海创刊，经过40年出版人对西方儿童文学的努力推广、翻译与介绍，受西方影响而产生的儿童文学理论在“五四”文学干将兴致勃勃的讨论中应运而生。出现了以周作人为代表的“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理论。1932年3月中国儿童文学研究第一重要专著——周作人的《儿童文学小论》由上海儿童书局出版。在这本薄薄的却分量十足的《儿童文学小论》序中，周作人说：“从这时候（1922年）起注意儿童文学的人多起来了，专门研究的人也渐出现。”

的确，十多年间20多本研究儿童文学和儿童读物的理论书籍相继在上海出版。其中，以商务印书馆出书最早，世界书局出书最多@。正如魏寿镛、周侯予在《儿童文学概论》所描述的：“儿童文学”成为当时的教育界、文学界、出版界“最时髦、最新鲜，兴高采烈，提倡鼓吹”的新生事物——“教师教，教儿童文学；儿童读，读儿童文学。研究儿童文学，讲演儿童文学，编辑儿童文学，这种蓬蓬勃勃、勇敢直前的精神，令人可惊可喜”，而上海正是这场儿童文学理论的创建基地。

六、结语

综上所述，中国儿童文学发端于上海，是历史的必然选择。上海因优越的地理条件，通商口岸开放较早，太平天国运动所造成的江南地区中心城市的历史性位移；西法印刷的引进，贸易中心的北移，江南移民的涌入；新技术的传播，新资本的注入，新观念的转型，致使上海迅速成为海纳百川的新经济新文化中心，并带动整个中国进入现代化的进程，儿童文学选择在上海登场则是这个现代化进程的一个了不起的成果。

中国近现代出版产业在上海兴起，在“商务中华”的领航下诞生了大量优秀的儿童启蒙书刊、儿童文学理论。然而正如前文所述，因战乱、先天不足等复杂因素，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蓬勃发展的儿童文学以非常规的进程发展着，即翻译介绍在先，模仿在后，次有理论，再有创作，导致活跃十几年后，就淡出中国文学的舞台。所以，“五四”时期儿童文学的繁荣，更确切地说不是文学创作上的繁荣，而是文学理论上的热闹。

儿童文学理论论文范文第9篇

(一)文学教育演化历程及问题归因研究文学教育目前出现的问题与困惑，站在历史的平台上，可以洞察到其本质与真相，凭着主观臆断乱下结论对文学教育发展是很不利的。“基于历史的言说才是有根有本的言说。”黄耀红的《百年中小学文学教育史论》填补了全面研究中小学文学教育百年演变史的空白，结合不同历史时期社会、思想、文化背景，解析了目前中小学文学教育困境形成的深层原因。通过对语文独立设科以来中小学文学教育演变过程的梳理，把中小学文学教育分了三个阶段九个时期，一是近代独立:近代独立前的“范文学教育”(先秦～1904)、清末学制的颁行与中小学文学教育的近代独立(1904～1912)、民初新学制与中小学文学教育的初步发展(1912～1919);二是现代转型:中小学文学教育现代转型的激进期(1919～1927)、现代转型的沉思期(1927～1936)、现代转型的深化期(1936～1949);三是当展:汉语、文学分科教学与中小学文学教育的短暂繁荣(1949～1963)、“工具论”的产生与中小学文学教育的长期低迷(1963～1990)、“人文论”的倡导与中小学文学教育的复兴(1990至今)。黄耀红认为对当前文学教育比较有影响力的主要是“范文学教育”、“工具论”和“人文论”。他论证了文学教育中伴随着的争论与困惑:文学教育的转型困惑与“文白之争”、文学教育的目标游离与“文道之争”、“语言”与“文学”之争同中小学文学教育的关系。每一次的论争都呈现出语文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偏颇与弊端，是对历史的检视、对现实的关照，是一次理论的建构与实践的变革。鲁定元《文学教育论》把近现代语言文学教育分为了六个时期:文学设科期(1904～1919)、“国语”“国文”期(1919～1949)、语文定名期(1949～1956)、“汉语”“文学”分科期(1956～1958)、语文波折期(1958～1978)、语新期(1978至今)。他以文学教育与语文教育的关系为研究视角，梳理每次语言与文学教育相融合的语境下文学教育的演变历程。黄耀红的文学教育演变历程定位更着眼于文学教育。他在梳理演变历程时，都把时代背景、文学教育历史事件做了系统梳理与特征归纳，便于我们了解文学教育的历史进程，进而对目前的一些文学教育现象与困惑有了历史依据与解释。

(二)关于文学教育的功能与目标定位的研究对于文学教育的功能，学者们虽然试图从不同的角度进行阐释，但基本上都是从文学的功能与作用角度进行演绎推论。面对文学教育目标的盲目与困惑，有必要对其进行梳理归纳，进一步明确其功能和目标，更好地引导其发展方向。鲁定元在《文学教育论》中把文学教育的功能分为两大类:审美功能与非审美功能。“文学教育是一种审美教育，但同时又包含着知识教育、道德教育等多种非审美教育。”鲁定元认为文学教育有审美和求善的功能，审美功能来自文学的审美特性。文学教育有助于学生审美能力的培养和审美境界的塑造，语言能力的提高和文化知识的积累，思维能力的健全与自由意志的培养，身心体魄的养护与人文精神的强化充实和思想品德的提高。其最终目的是实现人生境界的提升和人格结构的完善，使之自由和谐、全面发展。文学教育的审美功能和非审美功能在具体教育中融合统一，包括过程和目的方面的融合统一。陈弦章在《语文教育文化论》中，从六个方面论述文学教育的作用:进行语言教育、继承文化遗产、感受历史生活、陶冶品德情操、培养审美情趣、发展创新思维。文学作品本身具有含蓄性、隐喻性、模糊性、多义性、多层次、概括性和开放性，而阅读主体又可对内涵进行常读常新的无穷尽阐释。关于文学作品的教学，钱理群教授在访谈录《重新确立教育的终极目标》中，提出培养学生“精神底子”的说法:读文学作品的唯一目的(如果有目的的话)，是陶冶我们的性情，开拓我们的精神空间，另一重点是对作品语言的感悟。胡根林在《中小学文学课程导论》中，通过对文学本质的分析推演出的文学教育目标与此很相近:处于教育情境下的文学，其“目的价值”自然就蕴涵在“文学”之中，因此文学教育首先不是获得知识，而在于情感的陶冶、思维和智慧的激活、心灵的沟通与交流、精神世界的拓展以及生命质量的提升。文学教育的本体是文学，审美性目标是文学教育的根本目标。另外一些语文课程与教学论的著书也都大同小异地提到文学教育的功能与目标。学者们对文学教育功能与目标的价值取向并不完全相同，主要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共同要素:一是知识要素，如文学史常识，作家作品与文学理论的知识等。二是能力要素，如能够分辨不同文体，提升文学鉴赏力，通过文学作品发展想象力、创造力以及批判性思维等。三是情感和价值观要素，如使学生对文学产生兴趣，通过阅读文学作品对价值观、人生观产生影响，丰富人生经验，培养对美的情感与对母语文化的认同等。情感和价值观的要素在文学教育对学生的影响中尤其重要，是重要的目标落脚点。

(三)文学教育的落实方法研究关于文学教育方法的论文相对较多，大部分教学论著中也都或多或少的有所论述。《文艺学与语文教育》是上海出版社“语文教师必读”丛书中的一本。王纪人针对目前教师理论修养偏低，系统阐释了文学教育的解读方法、策略及其理论依据。他论述了文学概念的更新与语文教育的关联，以此更新教师的文学观念与理论。另外还论述了语文教学中文学作品的意义分析、形式分析(叙述者、叙述技巧、文学语言、结构)，人物形象分析，对文学风格、体裁和创造方法的把握，文学鉴赏和批评活动等方面的方法与策略。胡根林、孙芙蓉《2007年中小学文学教育研究反思》综述了王荣生、王尚文、赵志伟、刘真福等人论文中的文学教育方法。如王荣生《文学作品的“分析”和“朗读”———朱自清语文教育论著重读》提出，“分析”的方法是朱自清鉴赏文学作品的根本方法，通过对语汇、字句、篇章、声调等的“阐释”获取“意义”;与夏丏尊、叶圣陶等人所主张的“阅”“读”分离、“美读“不同，朱自清所主张的“吟诵”是以反对音乐化为前提的，目的是通过声音得到文本中的“意义”。王尚文《体验:文学教育的必由之路》从学生主体出发，提出文学教育的优势在于更新、拓展学生的生活体验。没有体验，也就没有真正的文学教育，文学教育应引导学生对文本中蕴含的体验与自我生活经验进行关联。郝国荣《语文教育与文学教育的四个有效对接》从课标中对欣赏文学作品的教学要求出发，对于语文教育和文学教育的有效衔接提出了四点建议:第一，通过独特的语言现象来实现语文教育与文学教育的有效对接。应注重结合具体的语言环境和现象，使学生广泛地接触语言，从而提高文学素养。第二，通过情感体验来实现语文教育与文学教育的有效对接。文学可以突破狭窄的现实生活的范围，可以使学生在更广阔的时间、空间里感受和体验生活。第三，通过读写训练实现语文教育与文学教育的有效对接。阅读教学就是要让学生通过理解、品味重点字词和句子，体会文中所蕴涵的“情”和“理”。在阅读的基础上使学生养成思考的习惯，能够培养学生想象和思维的能力，有利于提高学生的语文基本功及文学写作能力。第四，通过语文实践活动实现语文教育与文学教育的有效对接。只有在语文学习和实践的广阔天地中，才能使学生的语言感受能力和运用能力得到全面的提高。岳乃红《主题阅读和儿童的文学教育》针对目前教材编写的特点以及存在的问题，提出“主题阅读的课程建构”主张，并提出相应的具体策略:一是以儿童的精神发展为“经”。从儿童的精神发展和生命体验出发，按照“人与自我”、“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三大主题选择适宜的文本。二是以文学体裁的阅读为“纬”，将儿童可以阅读的各种文学体裁进行展现，同时力求科学体现文学体裁与儿童阅读能力之间的关系。对于教学主题的实施提出要把握几个主要特征:主题阅读是深层次的略读指导;主题阅读的教学策略是整体性、对比性、探究性的;主题阅读的学习方式提倡学生的自主与合作。

(四)对文学教育中存在问题的研究1997年，薛毅《文学教育的悲哀———一次演讲》与王丽《女儿的作业》、邹静之《中学语文教学手记》同期发表于《北京文学》，引起中小学语文教育的大讨论。薛毅着力分析了文学教育存在的问题与误区:因为意识形态可以通过文学来达成，所以文学教育就不再是文学的教育，成了意识形态教育的手段，所谓“寓教于乐”;着力于其“思想性”，文学性是外在的与附加的，教师分析完思想主题之后，才会附加地分析一下艺术特征，并且只是些语言流畅、结构严谨等脱离文本的套话。这种刻板、教条、贫乏单一的强大阐释体系取代了真正的文学作品解读。文学作品要选择一些所谓的“健康”“向上”的，不然会引起思想混乱，担心读一点爱情的，会不会整天想着男男女女的事;读一点“悲观”的东西会不会跳楼自杀。所选与所讲作品几乎都可以用反封建主义、批评资产阶级、同情人民大众等词汇，人的生活、人的色彩、人的气息被这种阐释体系挤压得踪影全无。文学教育话语的政治主题分析模式让师生说着套话、空话、胡话。作者极力推荐王国维与蔡元培的文学教育观:重精神情感的慰藉。王泉根、赵静的《儿童文学与中小学语文教学》认为，当前的文学教育中存在的误区主要表现在:在小学阶段，文学作品只是作为识字、阅读的工具;只看到儿童文学作品能激发儿童兴趣，但“集体无意识”忽视对学生文学能力的发展的价值;把学习文学作品等同于学习名家名篇，儿童文学被认为“小儿科”，其文学价值不被承认;低估儿童文学能力的发展，认为只有中学阶段才能正式学习文学。从1956年汉语、文学分科，而文学教育从初中阶段才开始就可以看出。黄耀红的《百年中小学文学教育史论》认为“文学之重”即“生命之重”，在关于文学功能的言说中，“生命”常常是缺席的。文学总是作为教化工具存在。周庆元在为黄耀红《百年中小学文学教育史论》写的序中说，“人文教育的危机也就是文学教育的危机，我们以为，现代中小学生之所以在整体上出现思想浮躁、情感粗糙乃至语言粗俗的问题，与他们缺乏必要的文学滋养、特别是经典文学滋养不无关系。语文教育中的许多问题都可以追问到文学教育的头上。”这是从文学教育的片面工具化、人文性缺失的角度分析目前文学教育存在的问题。胡根林梳理推演了各个阶段文学教育所出现的不同的问题及其原因:首先，在语文独立设科之初，因受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影响，文学本身的形象美、情感美、语言美，以及其中丰富的人性内涵被忽视，文学教育成为政治教育、思想教育和道德教育的工具和载体，导致文学教育的目标发生了严重错位。其次，新中国成立后，政治形势风起云涌，革命建设波澜壮阔，对中学文学教育来说，不管是工具论提出后文学教育的低迷时期，抑或文学教育的复兴期，凌驾于文学教育之上的总是培养社会主义新人的重大历史使命。文学的本体性迷失于泛化的教育性之中，文学理解的意识形态化直接导致了人文精神的陨落。

二、文学教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一)文学理论依据不足，“我以为”式随意性大虽然文学教育一直是语文教育讨论中的一个热点，但语文教学范畴中文学教育的文学理论基础依然很薄弱。现在文学理论大部分从国外生搬硬套地引进，同时又忽视本土古代流传下来的文论知识，不能使二者很好地互补与融合。中小学教师本身对文学理论不够重视，文本解读知识陈旧，一成不变的文学解读方式使文学教育发展缓慢。学者与一线教师对文学教育的文学理论认识普遍存着“我以为”的断章取义式诠释，缺乏严谨性和适切性。

(二)缺乏系统、完整的学科论视角研究学者们的研究大多从局部出发，缺乏系统性与完整性。对文学教育存在的问题缺乏以历史为平台的寻根研究，存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封闭式思维现象。各种文学教育观念、功能、目标、方法的争议，有时是思考角度不同，有时是价值观取向的差异。这些争议有些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角度，整合起来就使文学教育逐渐完善，有些争议是同一问题的不同说法，没有必要为求标新立异使文学教育混沌，有些争论并不是二元对立的，究其实质其实是辩证统一的。对于文学教育的研究应该立足其整体，取消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使其更加系统与完善。

(三)可操作性与可使用性的建议缺乏对文学教育的研究，以空洞的理论说教居多，缺乏一线教师能运用于教学的操作性建议。空话套话连篇，实际意义相对不大。受传统思维模式的影响，学者的研究视角很少定位于实证研究。另外急功近利的心理、科研成果考评体制和研究经费的束缚更使实证研究举步维艰。对于文学理论要立足本土，放眼世界;立足当下，回顾历史;立足实践，提升理论;立足生本，培训教师，让文学理论自身与中小学的文学教育同步发展，尤应避免理论与实践两张皮。

(四)存在低层次或同一层次简单重复从文学教育研究演变史可以看出，对于文学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始终是新的问题已出现，然后旧问题依然存在。有的即使解决了却还会出现在学者对现状问题的研究中，为论而论。对文学教育方法的研究更是有很多低层次或同一层次的简单重复，翻来覆去也只是那几种方法。有的想“高明”些，换个说法或名称，依然是换汤不换药，没有随着时代的发展而相应的创新，对文学教育的研究呈表面化、边缘化、陈旧化、一刀切。另外由于片面地看问题，时常将目的、任务、功能混为一谈，上升不到本体论的研究。

三、结语

文学教育在中小学教育中占有重要位置，对学生的一生影响深远。中小学阶段，应该明确目标与定位，把文学教育落在实处。文学教育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重要，学者应该加强文学理论的研究，逐步推进文学教育的发展。加大对文学教育历史的系统研究与分析，以史为鉴，紧密结合新课标与时代特征，研究可操作性的方法与策略，树立逐步推进文学教育发展的理念，要在充分研究历史的基础上作出新的研究，避免原地踏步。文学教育的很多问题只是视角的不同，不能用二元对立的判断标准，应把文学教育的研究逐步推向本体论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