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保护论文范文

儿童保护论文篇1

关键词：未成年人监护；弱势儿童；国家监护

一、留守儿童问题与委托监护

留守儿童群体近年来受到社会与学界的广泛关注。当父母双方均外出打工时， 通常将子女交与其他人进行监护， 留守儿童的委托监护由此发生，主包括隔代监护、上代监护以及儿童自己管理自己的无事实监护人。受到委托监护的孩子基本权利多难以保障，未成年人也常因缺乏关爱与正确引导而社会化出现问题。[1]孔东菊认为，由于对委托监护的规定过于简单、监护人资格规定不全面、以及监护人权利义务不对等影响监护效果、监护缺乏监督等原因，我国农村留守儿童监护存在的问题如临时监护人监护能力欠缺、不能全面履行监护职责、以及监护人缺位等。[2]

在对留守儿童的监护问题进行讨论时，学者们的视线集中在我国委托监护制度的问题与完善上。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虽然对流浪未成年人的委托监护做了原则性规定，但在实际操作中仍存在诸多问题。马瑞娟认为，现实生活中由于种种原因， 监护人不能时时处于监护的状态， 法律允许监护人将监护职责委托给第三人， 有利于监护目的的实现。但与委托监护相关的法律规范少且位阶低， 成为监护委托实现其功能的阻碍之一，应将监护委托上升为法律， 增强其规范性和约束力，规范监护人与监护受托人之间的委托合同法律关系，对委托监护中产生的民事责任权利义务关系以及委托的见更终止作出详细规定。[3]马玉龙认为，应在充分考虑儿童意愿的情况下，改进完善委托监护制度：明确监护人的消极资格如年老、疾病、不良嗜好等；赋予被委托人拒绝、辞任权及一定的报酬请求权、规范委托监护权的变更与终止，并规范监护委托合同内容（明确监护委托的事项、涉及被监护人人身性质的权利不得委托等）。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建议由乡镇司法部门介入，予以指导、监督。[4]

二、流浪儿童监护问题与监护权转移

在我国城市中，“流浪儿童”人数众多[5]，这个特殊群体的未成年人生活环境极其恶劣，且常常被不法分子胁迫利用沦为犯罪的工具，对社会治安构成严重的威胁的同时也严重影响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已经成为一个十分严重的社会问题。[6]法学研究人员和心理学研究人员以及其它相关领域的社会工作者都对“流浪儿童”问题进行了调查研究。肖秀娟[7]对此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造成儿童流浪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原因是家庭结构与功能的出现问题导致对儿童的监护缺失，而国家又没有及时给予有效的监护救济。在是否强制救助流浪未成年人的热论中，多数学者建议加强未成年人的监护，让他们获得健康的成长环境，从源头防止其流浪街头的观点得到广泛的支持。“基于社会连带责任思想之社会本位立法，监护事关社会公益，不容单纯以家务私事视之。监护事务要由亲属自治已非其时，继之以公权力干涉乃势所必然”[8]因此，在解决流浪未成年人问题的讨论中，适当情形下的监护权转移及国家监护得到大部分学者的认同。

我国相关法律较为强调法定监护人在履行监护职责以及是否转移监护权方面的意思自治，国家对法定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的干预则没有较多体现。[9]胡巍认为，对于流浪未成年人的原有监护人临时行为障碍而导致的无法履行其全部或部分监护保护职责的情形，如不能为被监护人设置法律上的监护承继关系，则会使对被监护人的监护实际上处于一个空白或无人监护的状态，此时监护权的转移

成为必然。但在我国，监护权转移制度的不完善阻碍了流浪儿童福利的实现。向辉指出，我国未明确区分亲权与监护权，现有法律中对法人[10]、组织行使监护权的内容规定不够具体，应加强立法，健全儿童福利法律法规，并基于法律的直接规定进行监护权的强制转移。[11]

三、父母离异、单亲家庭未成年人监护

针对父母离异后未成年人监护权判定问题，当前我国主要适用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不改变儿童的生活环境原则、照顾父母利益的原则、注重调解原则等，忽视了对儿童根本利益的保护。[12]将“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应用于离婚案件中确认子女监护权的归属，已成为大势所趋。我国应以立法的形式将“儿童利益最大原则”纳入我国未成年人监护制度体系。[13]但在实际操作中，仍然需要法院具体情况具体对待。张知悦认为，可以通过以下途径来实现更合理的评判：首先，建立社会评价机制，由各级群众基层组织如社区、街道等对离婚双方当事人的品行、与子女的相处模式等做出评价证明，作为法官判定的依据之一；第二，在离婚案件中，由保护儿童利益的有关机构人员出任或由该机构委托律师担任子女代表人，行使代表义务，在父母离婚时维护未成年子女的利益；第三，充分发挥法官的调查职能，弥补我国社会评价机制的缺失。

尚晓援等人在对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研究中发现，在我国，尤其是宗族观念较强、以父系家族为主要社会网络的广大农村地区，夫妻双方离异或父亲一方去世后，孩子（尤其是男孩）的事实监护、抚养绝大多数是由父亲或父系亲属执行。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农村女性独自养育孩子的能力不足，另一方面是由于母亲带孩子改嫁很难被前夫与现任丈夫家族接受。这一现象由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现实的影响，很难在短期内通过法律和行政命令强行改变，这就需要国家通过公权力介入对监护现实干涉规范，并通过儿童福利与救助的方式保障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和实际监护人的合法权益。[14]

四、国家监护制度研究

国家监护是近年来在讨论未成年人监护问题，尤其从社会保障角度出发的相关研究，以及讨论流浪儿童、留守儿童等弱势儿童群体保护问题时被广泛提及和讨论的热点议题。学者们将国家监护的概念划分为广义与狭义两种。钱小萍[15]认为广义的的国家监护是指： 国家以公权力对原属于私法领域的监护事务的全面介入。“从世界范围来看，国家公权力全面介入了监护人的资格及其选任、监护的开始、监护人履行职责情况、监护的设立、变更、终止等诸多方面。”[16]朱红梅将国家监护定义为狭义的国家强制监护，即有亲权监护人而监护不当的情况下，以国家干预的方式剥夺法定监护人的监护权，并将监护权强制转移给国家法定机关指定的个人或机构，以达到保护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目的。[17]

钱晓萍在对国家监护制度的探讨中指出，国家监护制度的实现主要通过三个层次： 一是国家监护监督的形式，即对所有未成年人的监护人予以指导、协助、监督，是国家间接监护的形式。二是监护补足或辅助义务，主要程序包括实行国家临时监护，查明流浪未成年人脱离监护人正常监护的原因，进行分类，实施救助，监督和巩固——跟踪回访、杜绝已回归的儿童再次流浪。三是直接代行监护权的方式。对于丧失亲权监护或亲权监护不利于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的情形，可由国家指定专门监护机构机构直接代行监护职能，是国家直接监护的形式，亦称为“国家代位监护”。[18]实行国家代位监护时，建议专门从事未成年人监护事务的组织机构及配套的单行法律法规，逐步规范各种儿童基金会、儿童福利院的操作运行模式，以期通过这类具有监护性质的组织加强对特殊未成年人群体的监护。[19]

五、评述

从研究视角与价值取向方面来看，现有的部分研究是从国家管理与立法的视角出发，自上而下讨论弱势儿童监护的相关政策与立法完善；另一部分研究虽是以弱势儿童群体权益保护为视角，但多从笼统的社会问题视角出发进行分析与讨论，真正以未成年人个体或群体的实际生活与需求为视角与出发点研究较少，对未成年人权益与需要的重视仍需加强，价值取向上亦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对未成年人意愿的尊重及最大利益的保护。

在现有研究的学科分立方面，我国对未成年人监护问题的现有研究主要分布在民法学、行政管理及儿童福利等领域，尤其以对未成年人监护制度定性及立法完善的讨论，以及用监护制度支持解决某一弱势儿童群体问题等方面的讨论为主。在中观层面上的社会保障与社会政策领域内，以弱势儿童的救助保护与福利实现为目，系统讨论监护制度主客体、资源及其运作方式的相关研究有所欠缺。

在研究方法的选取方面，现有研究普遍采用文献研究、比较研究的途径与手段，研究者多是参考对某些弱势儿童群体的相关研究，通过对现有法律条文的分析以及对国外相关制度的借鉴，试图找到解决弱势儿童群体监护问题的途径，大部分研究在实证调研资料的支持方面有欠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研究的可操作性和科学性。

[参考文献]

[1]葛磊 刘洋：《论农村留守儿童监护制度的完善》 载《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学报》 2011年8月刊 第64页.

[2]孔东菊：《农村留守儿童监护权缺失问题的民法研究——以未成年人监护制度为视角》载《广西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 第93页.

[3]王瑞娟：《试论“留守儿童”监护委托制度》 载《企业家天地 理论版》2008年7月刊 第229页.

[4]马玉龙：《论我国农村留守儿童监护体系的构建》中国政法大学硕士论文 2011年10月 13-14、21-28页.

[5]据民政部门统计，中国约有 15 万至 30 万名“流浪儿童”.

[6]王思斌：“流浪儿童救助保护的能力建设”载《青少年导刊》2006 年第 1 期.

[7]肖秀娟 《论我国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的缺失及立法完善》中国政法大学硕士论文 2006年3月 第16页.

[8]林秀雄： 《论未成年人之监护人及“民法”第 1094 条之修正》，载谢在全等 主编： 《物权·亲属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293 页.

[9]唐小乔：《流浪未成年人监护权的转移》 载《社会福利》 2007年第6期 第34页.

[10]胡巍：《试论监护权的转移》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3 年第5 期 第78页.

[11]向辉：《困境儿童的监护权转移》 载《社会福利》 2012年第二期 第45页.

[12]王丽萍著：《昏姻家庭法律制度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13]孙若军：《父母离婚后的子女监护问题研究》，载《民商法学》2006年4月期.

[14]尚晓援等：《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研究》 载《中国儿童福利前沿2012》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86-190页.

[15]崔澜、刘娟： 《我国监护制度立法： 现状评价、完善构想和公法保障》，载《理论探索》2006 年第 4 期，第 146 页.

[16]张步峰： 《公法视野下流浪儿童监护权的转移》，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 年第 6 期，第 77 页.

[17]朱红梅：《监护的公法化： 德国未成年人国家监护制度对我国的启示》，载《太原师范学院学报》2007 年第 6 期，第 47 页.

[18]钱晓萍：《国家对未成年人监护义务的实现——以解决未成年人流浪问题为目标》，载《法学杂志》2011年第一期，第115页.

[19]朱红梅 《监护的公法化： 德国未成年人国家监护制度对我国的启示》 载《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11月 第6卷 第6期 第48页.

儿童保护论文篇2

《儿童权利公约》共有54项条款，在1990年1月26日开放签约的第一天，就有61个国家签字，在国际公约领域是空前的。《儿童权利公约》是儿童的权利法案，它所规定的儿童，系指18岁以下的任何人。

《儿童权利公约》以儿童的最大利益为指导精神，是许多年来各种条约和宣言所述儿童权利的最集中和最新的表述。它体现了一种全新的儿童观，这种儿童观是建构当代教育新理念的基础。它的基本内容有：

1.确立儿童的三项基本权利，即生存的权利、发展的权利和受保护的权利。《公约》指出，每个儿童均有固有的生命权，缔约国应最大限度地确保儿童的存活与发展。残疾儿童有接受特别照顾、教育和抚育的权利；受虐待、忽视和拘留的儿童应获得适当待遇或训练，使其康复和重返社会。

2.确立“儿童至上”的原则。即在分配资源时，儿童的基本需要应该得到高度优先重视。例如，儿童有权享有可达到的最高标准的健康。

3.确立“一切为了儿童”的新道德观。即儿童应该是人类一切成就的第一个受益者，也应该是人类失败的最后一个蒙难者。《公约》指出，对儿童的一切行为“不论是由公私社会福利结构、法院、行政当局或立法机构执行，均应以儿童的最大利益为一种首先考虑”。

4.重申儿童是天真、脆弱和需要依靠的。《公约》要求缔约国保护儿童不受经济剥削和性侵犯；确保不违背儿童父母意愿使儿童与父母分离；“他们的未来应在和谐与合作中形成，他们应在拓宽视野与获得新经验的过程中不断成熟”，特别强调“在和平、尊严、宽容、自由、平行和团结的精神下，抚育他们成长”。

5.新的儿童观要求“确保有主见能力的儿童有权对影响到其本人的一切事项发表自己的意见。对儿童的意见应按照其年龄和成熟程度给以适当看待”。儿童有自由发表言论的权利，同时，儿童享有思想、信仰和宗教自由的权利；“儿童的隐私、家庭、住宅或通信不受任意或非法干涉”。

6.新的儿童观强调每一个儿童平等的保护权利。不歧视是《公约》的重要原则。儿童应在不受任何歧视的情况下享有他们的一切权利，“不受基于父母、法定监护人或其他家庭成员的身份、活动、所表达的观点和信仰而加诸的一切形式的歧视和惩罚。”

7.新的儿童观认为教育的目的是“最充分地发展儿童的个性、才智和身心能力”，培养儿童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学校制定的纪律和执行纪律的方式不得有损于儿童的人格尊严；确保儿童有时间休息和游戏，并有从事文化和艺术活动的均等机会。

8.新的儿童观主张，“培养对儿童的父母，儿童自身的文化认同”，培养对多元文化的尊重精神和态度。

9.国家是儿童权利的最高监护人。国家用立法的手段维护儿童权利是一种世界潮流。儿童权的法学理论也表明，父母是儿童权利的当然监护人，国家则是儿童权利的最高监护人。每个国家应给儿童福利以“高度优先地位”。

儿童保护论文篇3

【关键词】： 农村儿童社会保障 现存问题 政府福利措施 “网络”模式

一、前言

近几年来，中国的社会保障事业不断发展，取得了良好的成效。通过建国以来几十年的社会保障事业探索发展与发展，已经逐步建立了比较完备的社会保障框架。特别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发生了巨大变革，人们的观念思想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坚持“引进来”对外战略，一方面引进西方先进制度与技术和资本发展本国经济与制度建设；另一方面西方落后的思想、价值观也传入中国，、、犯罪、艾滋病等在国内泛滥。本人认为这些落后的思想、价值观之所以会在改革开放以后传播、泛滥是与当代中国市井平民倡导性解放有重要的关系，这里不做论述。、、犯罪、艾滋病等在国内传播与扩散严重威胁了妇女与儿童的健康与安全，所以国家加大了对妇女儿童的权利保障与救助。妇联的发展使妇女儿童社会保障事业取得了重大成效。一般认为儿童和母亲是作为一个天然整体，所以把两者的保障划入妇女儿童社会保障方面中。本人认为这样划分限制了儿童社会保障的发展空间，至于妇女与儿童社会保障分不分开并不是本文所讨论范围。本文从保护儿童权利出发讨论农村儿童社会保障的若干问题。

二、我国儿童现状概述

儿童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高度重视对儿童权利保护是政府、社会和家庭的一项重要任务，做好对儿童权利保护首先必须清楚我国儿童现状问题。

据联合国的人类发展报告中儿童是指0¬—14周岁孩子【1】，中国人口调查中划分年龄阶段的第一档也是0—14周岁【2】。所以本文所指的儿童概念是指0—14周岁的我国大陆孩子（不包括港澳台地区）。

经国务院批准，我国于2005年底开展了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工作。这次调查以全国为总体，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为总体，采取分层、多阶段、整群概率比例的抽样方法。所以本次调查的人口数量比较新的也是比较准确的数据。全国人口中（未包括港澳台地区），0—14周岁的儿童人口为26478万人，占总人口的20.27%，与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0—14周岁儿童人口的比重下降了2.62个百分点【3】。

（一） 教育方面

我国近2.7亿儿童中未入学率约1%，也即大约有270万儿童失学，这其中大部分是农村儿童【4】。我国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由1990年的96.3%提高到2000年的99.1%；小学5年巩固率由1990年的71.4%提高到2000年的94.5%；小学净入学率中女生为92%，男生为90.2%；中学净入学率中女生为48%，男生为52.2%【5】。由于发展不平衡，我国贫困地区仍有适龄儿童无法入学。

（二）健康卫生方面

我国有许多贫困儿童由于家庭经济贫困而得不到良好的健康营养与卫生医疗保证。营养不良的儿童约占9%（占儿童总人数，1997—1999年数据），相对于年龄体重不足的儿童10%（占5岁以下儿童的比例，1995—2000年数据），相对于年龄身高不足的儿童17%（占5岁以下儿童的比例，1995—2000年数据）【6】。

儿童卫生保健方面投入不足，虽然在儿童计划免疫项目增加了乙肝疫苗、水痘疫苗等的接种保证了儿童的健康成长【7】，但农村中的医疗水平有限、经费投入不足，使得农村儿童保健方面出现了严重障碍。中国儿童现在有7.6万人感染艾滋病【8】，虽然相对于全国儿童总数比例不高，但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三）儿童福利院服务方面

1995年全国共有儿童福利院73所，收养孤儿、弃婴和残疾儿童7000多名【9】。全国有托儿所、幼儿园共18万家，在园儿童2711万人，教职工共116万人，其中教育者87万人【10】。对流浪儿童的服务由过去通常是纳入收容遣送范畴改为专项的儿童福利范畴，到1997年底，全国已投入资金8000万元，建成72个这样的场所，能为流浪儿童提供健康检查、医疗、衣食住、非正式教育、心里咨询和行为偏差矫治等多方面服务【11】。

（四）农村留守儿童现状

农村儿童有23200万人，农村留守儿童约有5800万，农村平均每四个儿童就有一个是留守儿童，结构如下：

从这图中可以得到农村留守儿童（0—14周岁）为4799.5万人【12】。

三、我国儿童福利政策与分析

为了保证儿童健康成长，国家通过社会福利、社会救济和享受抚养人的连带社会保险等几个渠道，推出一系列保障儿童健康、教育的措施【13】。

这些措施有成效也有不足，分析如下：

（一）儿童保健与儿童计划免疫

儿童保健与儿童计划免疫旨在保护儿童的身体健康和成长，从小就预防疾病做到了从源预防，成效非常大。

在计划免疫项目有一些项目是免费接种的，但也有一些是收取费用的，虽然近几年来扩大儿童计划免疫项目，但新增的大多需要收费，本文认为收费不可取。职工子女的接种劳务费可由家属医疗或子女筹医疗项下部分报销【14】，而且职工族收入高又稳定，可以支付得起这项开支。可农村子女的这项计划免疫费用是家庭生活开支，虽然金额不大，但也是不小数目，农村农民由于“近视”效应，认为花费金钱去做免疫不划算，更有令人费解的是打三针预防就打一针或二针，原因是“打了这个没用，没有看到孩子异常，挺健康的，少打一阵可以省些钱买包奶粉”。

农村儿童保健近几年来发展很快，乡村医生医疗水平和设备大大提高和改善，儿童的健康得到了很大的保障。由于农村经济发展落后，国家对农村医疗卫生方面投入不足，医生得不到良好的培训和生活保障，医疗设备也相对落后，这一点城市儿童保健做得比较好。所以农村儿童保健事业不容乐观，大多数医生不具有本科学历，许多医生只是跟其他医生做了一二年学徒，参加医生培训个把月就在当地开个诊所，其中有不少是庸医，值得政府和社会关注。农村中缺乏一支良好素质的技术医疗队伍和良好医疗设备是制约农村儿童保健事业发展的直接因素。

（二）儿童抚育津贴和儿童福利设施

凡领取独生子女证的职工独生可以享受儿童抚育津贴，而且可以享受托儿补助费【15】，而农村儿童则不能享受抚育津贴。在英国，国家为家庭内第一个子女（未满16岁，学生未满19岁）每周发放10.4英镑（约合15美元）的津贴，其余子女每人每周8.45英镑。此外许多国家的政府还为婴儿提供一定的食品和婴儿用品或者提供相应的现金补助，这些津贴都是给本国国民所有的儿童【16】。这一点我们还做得不够，有些观点认为给所有儿童提供津贴有两个障碍，国家经济实力和家庭为社会创造的财富。国家经济基础条件方面本文想指出“少儿强则国家强”，我们国家若想更强大必须让儿童“强大”，从本文第一栏中儿童健康、卫生现状可以发现许多儿童有营养不良、体重不足、身高不足等欠缺，用一部分财政预算给儿童津贴上从国家长远战略考虑非常值得，关于如何保证津贴费用真正到儿童身上，下文再做论述。无论哪个产业都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职业无贵贱，农民子女有权利享受社会发展的成果。用家庭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来限制儿童平等享受儿童抚育津贴是错误的观念，国家有责任保护每一个儿童的权利。

在儿童福利设施方面国家加大投入，目前已经建立起比较规模的托儿所、儿童福利院等，但是农村的儿童福利设施相对比较落后，从上文指出的农村留守约有5800万可以看出农村儿童福利设施有待于进一步改善。

（三）儿童免费教育

我国义务教育法规定，年满六岁的儿童都要接受教育，从2007年开始，全国开始实行免费的九年义务教育，学生只交书本费即可，从理论上保证了全国所有儿童都能完成九年义务教育。事实上，我国仍有许多儿童失学和辍学，如上文指出我国约有270万儿童失学，大部分是农村儿童，中学净入学率比小学经入学率低，儿童的教育不仅关系到儿童的一生也关系到祖国未来的兴衰。保证所以儿童能够真正完成九年义务教育是我国政府的义务和责任，儿童失学有重要的原因是家庭经济贫困所导致的。家庭经济贫困使有些父母支付不起孩子的书本费及相关费用，同时有些儿童因为家庭经济贫困引起了内心的自卑感不能与同学相处从而导致失学和辍学。

（四）农村留守儿童的社会福利问题

农村留守儿童是指因父母双方或一方流动到其他地区工作，留在农村所在地而不能和父母双方共同生活在一起的儿童，他们一般由祖父母、亲戚、邻居等照顾。

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基数十分大，平均每四个农村儿童就有一个是留守儿童。祖父母年龄大，知识水平低根本不能教育和监管孩子，他们只能督促不能教导，在亲朋好友家的那些留守儿童，因为不是自己生的小孩，往往不会尽心教导。许多家长也知道这一点，可是他们最无奈的事“要想出去赚钱，孩子不放在祖父母、亲朋好友家管放哪管”。可见农村的儿童设施水平比较低，政府对留守儿童问题不够重视，留守儿童的受教育权、人身权、受监护权、发展权得不到应有的保障。如何解决留守儿童的社会福利问题关系到千千万万儿童和农村的权益。

四、加强儿童社会保障的措施

国家对于保护儿童权利的许多措施取得很大的成效，儿童的整体平均素质和健康水平有很大提升，但由于政府把保护儿童利益放置于保护妇女权利一起，限制了儿童社会保障进一步发展。同时由于目前儿童社会保障覆盖面比较窄，农村有许多儿童没有得到相应的社会福利。特别是农村留守儿童及失依儿童的社会保障做得不够到位，究其深层原因是家庭经济困难导致许多儿童失依与留守农村。有些观点认为儿童的生活水平不能与国家挂钩，这是家庭家长原因怨不得人，国家没有太大责任在保护儿童权益身上，不能破坏游戏竞争规则。本文认为这种观点核心目的是倡导拉开距离，保证竞争的不对称性。中国人有一种弊病观念：自己富，则不希望别人富，喜欢别人都穷；自己穷，不希望别人变富，自己不能富则希望人人都穷，这里不做讨论。认为国家没有太大责任保护儿童权益的观点不可取，完全忽视了国家、政府的社会责任。每一个儿童的事都不是小事，不能因为个例而忽视，国家有义务保护每一个儿童的权益不受侵犯和损失，保证农村儿童和城市儿童在同一起跑线上发展。同时社会和家庭也有责任和义务保护儿童权益，本文从政府、社会、家庭三方面分析如何加强儿童社会保障。

（一）政府方面

1、儿童计划免费免疫与加强儿童保健投入

扩大儿童计划免疫项目，普及麻疹、风疹、腮腺炎联合疫苗等的接种，对计划免疫内的项目全部实行免费。由国家财政预算拨付，同时增加预付新疾病的财政预算，防止新增的疾病对儿童健康造成威胁，延长儿童免疫年龄，保证0—14周岁儿童均可获得免费免疫，切实从源头保证儿童健康成长。

增加对儿童保健投入，特别是加大对农村儿童保健投入。农村农民对卫生健康方面并不熟悉，从上文数据可以看出，农村由相当一部分儿童存在营养不良，体重不足，身高不足等健康问题，如何消除这些健康问题是政府的一大任务。加大投入，培养一支素质比较高的农村医疗队、巡回各个乡村，免费为农村儿童做健康咨询，推广营养配餐，保证儿童营养健康；培养农村当地医生，提高农村医生素质与技术水平，严厉打击农村的庸医与高收费情况；加大对农村医疗设施投入，更新医疗设备，特别加大对儿童常见病门诊的投入，降低医疗费用；为边远山区贫困地区配备1名或若干名专业医疗师，维护当地儿童的健康权。

2、扩大儿童抚育津贴范围和改善儿童福利设施

（1） 扩大抚育津贴范围，保证农村儿童也可以享受抚育津贴，给每一个0—14周岁儿童发放现金或购物券津贴，由于农村许多农民文化素质不高，可能会把儿童现金津贴转化为生活所用。为了保证儿童津贴真正服务于儿童可以发少许现金津贴，更多的发放购物券：0—3周岁发放奶粉购物券，由家长持购物券到指定的若干奶粉超市购买奶粉，边远山区的由超市运载到村委会，然后家长持券购买，这样可以减少家长变卖购物券；4—9周岁发放营养配餐购物券，由家长持购物券到指定地点购买；10—14周岁发放食品如鱼、肉等购物券，由家长持购物券到指定的地点购买。

这里须指出一点比较好的奶粉和营养配餐一般都只是超市有，所以家长也比较愿意上超市为孩子购买。但农民没有去超市购买肉、鱼等食品习惯，一般都认为集市比较便宜又方面。可以在乡镇集市设立一换券站点，持券者持食物到站点，站点服务员见物换券给予现金补贴，站点服务员由当地银行在每次市集时派出一名工作人员即可，这样就可以避免家长因缺乏购物的选择性而不去购物，也考虑到购物券不能在自由市场流通。在这里有人会问要是这家长到站点换券之后再把食物退回买主而把钱变为他用，那该如何？首先要明确农民并不是不想为孩子营养着想，而是怕麻烦，担心在指定地点购物吃反亏，所以才不去购物而想着变卖购物券。如果给予他们方面，自然会取得预期效果，如果真是人人都是那样换到钱而退货那就真没办法了，除非看到孩子吃到食物，否则什么措施都没用，购物券更多的考虑到家长是为孩子健康着想的。

对于担心给农村儿童发放抚育津贴而引起计划生育政策难以落实，只要把抚育津贴和母亲节育联系在一起即可，母亲在一年内节育后，她的孩子即可获得儿童津贴，这样既可以把计划生育真正落实到农村，也可以保护儿童健康成长（关于母亲节育年限可以视各地具体情况而定）。

（2） 增大对农村儿童福利设施的投入，缓解农村失依儿童和留守儿童的救助问题。从农村中每4个儿童中就有1个儿童是留守儿童可以看出我国农村儿童福利系统是非常脆弱的。本文认为我国的福利设施建设更多是从城市角度出发的，政府及多数人认为城市时非常必要建设儿童福利设施。因为城市人“不善良”，大多数城市人不愿意照顾他家孩子、收留街上浪儿，城市居民一般都有工作，也没有时间照顾儿童，所以必须给城市中的儿童提供福利帮助。而农村人民因为善良，看见流浪儿动了恻隐之心会收留，也会愿意照顾他家小孩，农民因为时间比较空闲所以本家孩子可以很好照顾，把整个农村看成是儿童收养站，所以农村中儿童福利设施比较少。其实应该加大对农村儿童福利设施的投入，给农村失依儿童和留守儿童提供直接的帮助。同时也可以减少农民的经济负担和外出工作农民的后顾之忧，如农民工的孩子有比较好的安置，他们就会安心在城里工作，农民农忙的时候也可以专心耕作。

3、儿童教育全免费与免费午餐

（1） 虽然我国实行免费九年教育，但还是有一部分儿童因为贫困而失学。对于九年义务教育不仅学杂费免除而且要免除书本、资料费，免费提供书本和相关资料（考虑到国家经济条件，小学不提供相关书籍，初中每门课程提供一本辅导书）。给贫困生提供生活补助、助学金、奖学金，而且要落实到每一所中小学（从笔者角度出发，当地县城乡村中小学暂无助学金、奖学金制度，生活补助也很少有，但并不代表学校没有贫困生，而是没有这项资金）。让每一位贫困生不会因为贫困产生自卑感和失去自信心而失学。

取消小学和初中生不能留级的规定，应该充分考虑每一位学生智力的差异性，切实提高基础教育质量。

鉴于目前我国的经济条件，实行全免费的九年义务教育和补助有很大的困难，但至少要保证小学要全免费和补助。因为小学生往往没有判断力，很高兴能不去学校上学，要是家长因为贫困而不关心孩子学习则会产生很大的失学率。如果国家不介入会使义务教育不能落实到每一个儿童身上，所以必须对小学生一定要“狠抓”。至于初中生已有一定的判断力，知道学习的重要性，更多的会主动争取。

落实教育公平的政策，改善外来民工子弟就学条件。政府要统筹管理，提高外来务工人员待遇，增加教育设施，降低收费标准。有条件的可利用已有资源开办寄宿制学校，假期学校等，逐步建立起社会监护体系，放宽按户籍入学的政策，让更多的农村留守儿童能在父母工作地入学。

（2） 在乡村中小学提供免费午餐，推广营养配餐，既可以节约农村家庭开支也可以保证儿童营养健康，促进儿童健康成长。

4、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与加强农村治安建设

留守儿童大量存在和不断增多的原因，儿童卫生健康和教育问题的产生，主要都是农民生活贫困。农民生活水平提高，家庭收入增多自然会给儿童提供良好的教育与健康饮食，同时也不会“丢妻弃子”离开农村到城里打工，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是从根本上解决留守儿童大量存在的措施。为此，各地党委和政府要想方设法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尽快提高农民的收入，改善他们的生活。

政法部门要加强执法力度，净化农村社会环境。当前农村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发生巨大变化，犯罪、吸毒、等不良现象在农村大量存在和扩散，这些丑恶现象的存在对留守儿童非常不利，他们缺乏判断力和控制力而容易陷入困境，所以执法部门必须对农村治安加强建设，严厉打击各种犯罪不良行为，保障农村儿童生活在良好的社会环境中。

（二）社会方面

目前，我国许多公共服务部门逐步开始市场化，官办机构竞争导致了分层日益明显，拥有众多资源的机构收取高费用，于是可以投更多的资金用于改进服务设施（从而再次提高收费标准），而资源较少的机构则因为缺乏资金而难以发展，服务水平低。公共服务的市场化已经为贫困者获得公共服务设置了经济障碍，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力量则是填补公共服务缺口的一种重要方式，政府必须支持社会力量的救助措施。

1、改善儿童福利机构管理

本文主张政府建设福利设施，然后由社会力量管理福利设施，但同时也鼓励社会资金进入儿童福利设施领域，这里不再赘述。在儿童福利机构中，改变政府“万能型”的儿童福利行政模式，寻求管理模式社会化、资金来源社会化、服务队伍社会化的新型福利模式【17】。由专业的管理人员和专业的服务队伍管理福利设施给儿童提供人性化、个性化服务。配备专业医疗师、心理专家解决儿童困惑和心理阴影。社会应该关注福利院中儿童的成长，减少对他们的歧视和不友善，帮助儿童走出心理困境。农村福利机构更多地关注为留守儿童提供服务，在管理儿童过程中实行“一对一”管理模式，并不是要求为每一位儿童配备一位服务人员，而是在管理过程中实行个性化管理而不是大众化管理，那样会陷入“万能型”政府行政模式。

实行资金来源社会化可以扩大资金来源，保证儿童福利机构正常运转。

2、保护失依儿童权益

失依儿童是指由于各种原因失去生身父母和其他具有亲情关系的成人照顾的儿童，他们或是由于父母亡故；或是由于法律原因不能与自己的父母共同生活；或是其他各种原因无法得到成年人的正式照顾（更多是流浪儿童），只能由社会中的他人或是福利机构帮助才能维持自己的生活【18】。对于失依儿童推行福利社会化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办法。让失依儿童有所“依”除了儿童福利院收养，更多的让社会家庭接纳，让失依儿童体会到“家”的温暖。对于家庭收养失依儿童办法在下文讨论。

3、加强农村社区建设，发挥社区对留守儿童的监护和教育作用

在社区内加强各户家长合作，把留守儿童组成几个队，并由当地服务机构或志愿者带领，家长参与监护。引导儿童积极参与思想道德的修养活动，使脱离学校和家庭的留守儿童能在社区继续接受思想道德教育。

4、发挥学校教育功能，培养儿童的合作精神

学校要增强孩子对学校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对留守儿童要给予特殊的关怀，应配备心理老师，以便于对留守儿童及时疏导教育，建立留守子女家长（监护人）与学校的定期联系制度。实行多向管理，真正形成家长、学校、临时监护人共同教育管理留守儿童的教育网络系统。

学校要多活动，培养孩子的合作精神。许多留守儿童因为缺乏母爱或父爱而变得沉默寡言，学校应该帮助他们走出消沉，培养以学校为家，以同学友情为关爱的制度，多开展一些班级、校级集体活动，提高儿童的合作、协调能力，从集体活动中体验生活的快乐【19】。

5、社会关注及预防艾滋病在儿童身上传播

目前中国大约有7.6万儿童被艾滋病感染，预防艾滋病传播不是一个家庭可以完成的事，需要政府、社会和家庭三方合作才能预防。社会应该加强让艾滋病源远离儿童，教导儿童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学校应该加强儿童思想道德建设，家庭应该关注孩子成长，不能把病源带入家庭，感染儿童。

社会对于艾滋病儿童应该给予温情关怀，而不是仅仅捐钱，这样会使儿童认为他们是被社会“抛弃”的“孤儿”。社会更多的要给予感情关怀，帮助他们树立积极的人生观，给予他们精神安慰，一个微笑、一次握手都是温馨的情感关怀。

大多人忽视儿童的恋爱，认为儿童无恋爱或没有可谈的，一般都不讨论它。但在儿童的恋爱方面，本文想指出人生的恋爱观是从儿童小时候不知觉与知觉中培养和树立的，培养良好的恋爱观（这恋爱观是人生恋爱的启蒙思想观）是儿童保持健康的一个重要方面。

（三）家庭方面

1、农村家庭要转变观念，重视孩子的全面健康发展

留守儿童出现的诸多问题，除了农村现实生活环境的制约外，也有做父母的自身认识和观念上的偏差，大多数父母认为，只要给孩子吃饱、穿暖、有书读就行了，很少有家长关注孩子的教育以及孩子真正需要的东西。对于孩子，他们真正需要的是家庭温暖，而家庭教育是孩子的启蒙教育，也是影响人一生至关重要的教育。良好的家庭教育气氛，有利于培养身心健康的下一代。如果父母真是无能力教育孩子，可以在社区组成一个团体（如上文所指），由服务机构或当地知识分子志愿者给予教育指导。家长除了让孩子衣食无忧，也需要同他们建立情感沟通，一个电话可以让孩子感受到父母的关心，感受到家的温暖。父母一年至少要回一次家看望自己的孩子，让孩子体会到父爱母爱。经常也要与学校联系，形成“家庭—孩子—学校”三边管理，重视孩子全面健康发展。

对于儿童的营养问题，所有农村家庭必须高度重视，并不是让孩子吃饱饭就可以，更要注意营养搭配。这一点政府、福利机构与家庭必须建立信任模式，推广儿童营养配餐，保证儿童健康成长。

2、家庭收养

本文认为对于失依儿童更多的实行家庭收养，家庭收养可以给孩子一个“家”的概念，让孩子有所依，使他们体会到生活的精彩，同时也可以减少福利机构人员和资金投入。

对于家庭收养首先应鼓励城市居民收养，名额不限，以不影响收养儿童正常发展为前提。本文认为鼓励城市居民收养有三个原因：第一是城市居民素质高；第二是经济基础好；第二是户籍制度。家庭收养不是一时权宜之计，而是关系失依儿童长远发展和终身大事。良好的家庭环境可以提供良好的家庭教育；城市居民一般都有稳定的工作，稳定的经济收入，生活水平较高，可以给孩子提供良好的生活保障；在现行的户籍制度下，由收养关系登记到城市户口，对失依儿童将来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其次是鼓励乡镇经济基础较好的居民收养失依儿童，乡镇居民文化素质较高，经济基础较好，失依儿童进入乡镇家庭也是比较好的选择。

最后是让农村家庭无子女但确实希望收养一孩子的家庭收养。

基于这样的排序选择并不是本文观点利益化，而是基于孩子的长远考虑，若一家庭经济困难而给与他们收养，一方面增加家庭经济经济负担；另一方面也不利于儿童的长远发展，更有可能的是会被受到家庭虐待。

五、评估

本文从现行的儿童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的若干问题出发，讨论如何做好农村儿童社会保障，虽然分为三个大部分：政府，社会，家庭。但其中有些措施并非一方可以完成，它需要政府、社会、家庭三方的努力。

扩大儿童抚育津贴范围和加强儿童保健措施可以保证儿童健康成长。

儿童的基础教育关系到孩子的一生也关系到国家的未来。真正落实儿童免费教育和提供免费午餐，使每一位孩子同等享受教育权，保证儿童在同一起跑线上发展。

对于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解决涉及到众多农民的利益，改善儿童福利机构管理服务，加强农村社区建设和加强学校教育是一项非常有效的措施，通过这项措施可以解决农民的后顾之忧，也可以保护儿童的切实利益，培养儿童的合作精神，促进儿童全面发展。

家庭收养是一种有效解决失依儿童的措施，体现给失依儿童提供社会温情关怀，真正改变失依儿童的人生观、价值观，使他们能够获得良好的发展家庭环境。推广家庭收养可以减少福利机构投入。对于家庭收养还需要注意一点，应避免儿童受到家庭暴力和虐待，所以在收养前必须考核收养者家庭背景及家长文化素质，以免家庭收养产生负效应。

在儿童社会保障方面必须加强政府、社会、家庭三方合作与联系，净化家庭环境、社会环境，给无助儿童多一些关怀，给农村儿童多一些帮助。

六、总结

儿童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高度重视对农村儿童权利保护，是我国各方力量的责任和义务。只要政府重视儿童福利问题就会有解决问题的前提。社会力量加强服务范围，填补公共服务缺口就会有解决问题的可能。家庭关注儿童的全面发展是保障儿童健康成长的关键。

儿童社会保障是一项复杂而巨大的工作，它涉及到千千万万儿童权利和父母的利益，但我们不能因为工作困难而放弃对儿童权利的保护，我们要一步一步的推广儿童社会保障，使全国儿童都可以享受到社会保障发展的成果。儿童社会保障是一项“网络型”项目，许多措施需要政府、社会、家庭三方合作才能实行与落实，在儿童服务社会化过程可以提倡志愿者服务，让更多的人关心儿童的成长，构建和谐社会。本文提出的措施并不是万能的，需要在推行儿童保障过程中根据各地实际情况不断评估与完善。

七、后语

本文主要讨论农村儿童成长过程中的社会保障问题，更多偏向于讨论失依儿童，农村留守儿童的权利保护。很少涉及残疾儿童等社会福利问题，并不是指残疾儿童社会保障不属于儿童成长过程中的社会保障范围，而是限于相关数据与篇幅条件限制以及本文在构思中是把残疾儿童社会保障划入残疾人社会保障范畴，所以没有纳入讨论范围。未出生婴儿其实也是儿童范畴，许多儿童的健康成长是与他们在母亲怀孕时期健康发育分不开的，如果从儿童大范围内讲，儿童社会保障年龄应该从母亲怀孕开始计算，但由于数据和操作性问题本文最终没有把未出生婴儿纳入讨论范围。

文中许多数据是从《2002年世界人类发展报告》和相关文献获得，所以有不少数据是过时的，本文已在相关数据标出年限，其中只作本文写作参考。文中有不少观点是超越目前国家经济实力的，如国家向全社会儿童提供抚育津贴，暂时不符合国家经济现实条件，但这是我国儿童社会保障的发展方向，本文并不强调实行过激的儿童社会保障，而是从实情出发逐步实现。 参考文献：

1、[1]，[5]，[6]，资料来源，《2002年人类发展报告》。

2、[2]，[3] ，资料来源中国网，.cn，中国人口结构。

3、[4]，资料来源，百度知道，中国失学儿童数量。

4、[7]，[13]，[14]，[15]，孙光德，董克用主编：《社会保障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272页。

5、[8]，资料来源，央视国际，。艾滋病对儿童的影响。

6、[9]，白益华，吴忠泽主编：《社会福利》，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年，128页。

7、[10]，资料来源，1996年中国统计年鉴，658页。

8、[11]，时正新主编：《中国社会福利与社会进步报告199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181页。

9、[12]，资料来源中国芜湖新闻网，，中国农村留守儿童数量约有5800万。

10、[16]，美国社会保障署编：《全球社会保障．1995》中译本，华夏出版社，1996年，366页。

11、[17]，王彦斌，赵锦云主编：《儿童福利社会化重构—“昆明模式” 》，中国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8页。

12、[18]，王彦斌，赵锦云主编：《儿童福利社会化重构—“昆明模式” 》，中国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4页。

儿童保护论文篇4

救助保护体系建设姜微，薛在兴（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社会工作学院， 北京， 100089）摘要： 当前我国流浪儿童机构救助面临着许多困境，其根本原因在于机构救助模式不仅无法消除，反而是在强化社会对流浪儿童的社会排斥。为消除针对流浪儿童的社会排斥，本文提出建立社区为本的流浪儿童救助保护体系，并具体论述了社区为本流浪儿童救助保护体系的具体做法。该体系的特点是基于并融入社区、多主体参与并密切合作、发展与保护并重，以发展为取向。

关键词： 流浪儿童；救助保护；社会排斥；社区为本；机构救助

中图分类号：C 9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623X（2013）02002706

一、当前流浪儿童机构救助面临的困境

2003年国务院颁布了《城市生活无着落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我国对流浪乞讨人员的社会政策从强制遣返转变为社会救助。根据《管理办法》，我国对流浪乞讨人员采取短期、自愿的机构救助模式。救助的内容包括饮食、住宿、紧急医疗和联系家人、协助返家等五项内容。在一些流浪儿童比较集中的城市，会单独建立服务于流浪儿童的救助保护机构。十年来，我国流浪儿童救助保护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救助保护了成千上万的流浪儿童，但也始终面临着不少困难。

第一，设施、经费、人员问题。设施和场所有限、经费不足、专业人员不足是约束许多地方开展流浪儿童救助保护工作的重要因素。长沙大房子模式就因经费不足，现已无法继续运转。

第二，流浪儿童的重复流浪和预防问题。现有的模式大多注重流浪儿童回家的工作，而忽视了流浪儿童为何流浪的问题，导致流浪儿童被送回家后因安置不到位再次流浪的情况发生。鞠青指出，目前救助保护机构的工作重心在流浪儿童身上，对困难家庭的干预措施非常有限。[1]王水雄、李伟通过对流浪儿童“撒谎”问题的研究，[2]对我国现行的救助保护制度提出了质疑， 比如救助保护机构工作目标过于偏重“找家”， 而忽略了对流浪儿童与其家庭之间关系的深入了解，他进而得出对无家可归的儿童进行强制救助保护并不合理的结论，同时还提出现有机构在预防流浪儿童产生方面的工作做得不够，救助保护机构只是被动地为流浪儿童提供救助保护这一观点。

第三，社会尚未形成合力。杨钊、蒋山花认为救助保护机构缺乏合作，没有形成合力。[3]王久安、张世峰、张齐安认为，由于单纯依靠民政的力量，流浪儿童的家庭所存在的实际困难难以解决，安置工作不容易落实。[4]

第四，集体养护容易使流浪儿童产生“机构病”。有些流浪儿童因为一些原因（如不记得家庭住址）不能返家，只能长期滞留在救助保护中心，依靠集体养护。但鞠青指出，集体养护会造成儿童身心健康和社会适应性问题[1]。长期生活在机构中的流浪儿童，会产生依赖、自私的心理，不利于儿童的健康成长。

综观以上机构救助保护中存在的问题，不难发现，所有这些问题的根源都是机构集体养护。流浪儿童问题本质是社会排斥，现有救助保护机构不仅不能消除社会排斥，反而进一步加剧了他们的社会排斥[5]。机构集体养护确实有利于保障受助儿童的基本物质生活和安全，但是它无法建立起孩子和他的家庭及社会的有效连结。我国流浪儿童救助机构的定位是短期临时救助机构，对流浪儿童回归家庭承担的责任仅局限于联系家人和协助返家。但对于返家后的孩子如何帮助他们融入家庭则几乎无能为力。这一方面是因为救助机构没有这方面的职责，另外一个方面也是因为没有能力使在千里之外流浪儿童的流出地对他们的家庭进行干预。而且，受助儿童在封闭的机构内待的时间越长，他们的社会适应能力越差，对家庭的陌生感甚至仇恨会不断增长，他们回归家庭的难度就会越大。更重要的是，这样的救助方式还会加重社会对流浪儿童的标签效应，让社会确信这些孩子是“不正常的”，甚至是“坏孩子”。救助机构高高的围墙，在屏蔽了社会对流浪儿童的各种威胁的同时，也构建了一道社会排斥流浪儿童的厚厚的、无形的高墙。

机构集体养护模式是我国传统民政残补式福利模式的延续。在长期的计划经济时期，国民的家庭首先是由他们的家庭和单位来承担的。只有那些“三无人员”等“漏出”的人群才会由民政部门来负责照料。照料的方式就是兴建各种社会福利院，然后把这些人群集中在福利院中加以养护。而在适度普惠制福利模式下，社会福利机构追求的则是小型化和社区化。社会福利对象不应刻意把各种脆弱人群标签化出来，然后加以救助，而是承认所有的国民都是福利对象，不同的人群只是在需求方面有所不同、服务的内容也应该有所区别而已。社会福利机构不应该都建在远离城区的地方，而是要进入社区，并成为普通居民家庭的“好邻居”。并非只有救助对象可以得到来自福利机构的帮助，普通居民有需要的时候也可以从机构那里得到必要的支持。而且，即使传统的民政对象，也最好是保持居家的状态，福利机构则提供支持性的服务。在这种模式下，潜在的流浪儿童在外出流浪之前就可以得到来自社区福利机构的帮助和保护，他们即使外出流浪也可以在流入地的社区得到与当地儿童一样的无歧视性的福利照顾。这就是本文所主张的社区为本的流浪儿童救助保护模式。

二、社区为本流浪儿童救助保护体系的

参与主体及相关关系社区为本的流浪儿童救助保护体系的目标是为社区内儿童创造良好的生活条件，预防儿童问题的出现，从源头上减少流浪儿童的数量；为社区内流浪儿童提供生活救助服务、发展，帮助流浪儿童解决现实困难，使他们能够返回自己的家庭和社区中；通过社区支持减少社会排斥，保护儿童权利和促进儿童福利。建立这样一种救助保护体系的依据是儿童保护中必须遵循的儿童最大利益原则、预防优先原则和侧重社会支持与服务的原则。

流浪儿童救助保护体系的运行需要政府部门、社区、非政府组织以及社区内儿童的通力合作，需要社会各界的支援，更需要儿童的积极参与。流浪儿童救助保护体系的运行核心在社区，但离不开其他参与主体的支持，因此，只有明确这四个主体在社区为本的流浪儿童救助保护体系中的地位、职责、权利和相互关系才能使体系运行畅通。同时，流浪儿童救助保护体系要用法规或契约来规范不同的主体之间的关系。（一）参与主体及其权责第一，政府部门。国家在社会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政府一直是扶持救助保护流浪儿童群体的主要支持者。虽然改革开放后政府的职能有所转变，但是政府作为社区为本的流浪儿童救助保护体系的重要外力支撑，仍然有着重要的引导和支持作用。政府部门应该强化自我责任意识，承担起流浪儿童救助保护过程中应该承担的责任，从法律、政策上支持、重视保护流浪儿童的各种权益，并在舆论上对流浪儿童进行支持。另外，政府相关部门还要采取直接支持的方式，加大资金投放力度，加强人员培训，吸引优秀的专业社工人才充实流浪儿童救助保护工作人员队伍。

流浪儿童救助保护中心（或未成年人保护中心）是该体系政府部门这一参与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因为，在我国，流浪儿童救助保护中心是开展流浪儿童救助保护工作的主要部门，它有相当丰富的资源优势和经验优势。要想在现有资源基础上开展流浪儿童的救助保护工作，离不开流浪儿童救助保护中心的帮助。在本文构建的救助保护体系当中，流浪儿童救助保护中心的权责是在政府层面联合其他部门共同开展流浪儿童救助保护工作，同时对非政府组织进行支持和指导，并向上级有关部门倡导建立和完善流浪儿童救助保护的政策法规。

第二，社区居委会。社区是该救助保护体系的依托，是联系其他三个参与主体的重要纽带。因此，社区居委会和工作人员承担着多重责任。社区管理部门和其工作人员要转变管理观念，变管理为服务，积极主动地和其他参与主体沟通，把信息反馈给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为流浪儿童救助保护体系的有序运行奠定基础。

第三，非政府组织。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政府和企事业单位的部分社会职能剥离出来，一大批社会团体迅速发展，成为维护社会弱势群体的一支新的力量，人们将其称为“非政府组织”或“第三部门”。非政府组织的非营利性、公益性和志愿性等特征决定了它在流浪儿童救助保护中可以发挥政府部门不可比拟的作用。

非政府组织可以保护流浪儿童，为流浪儿童提供服务。非政府组织不仅给流浪儿童带来慈善性的福利，更重要的是可以帮助他们争取社会参与的机会。还可以增加流浪儿童群体和社会以及政府之间的联系，非政府组织通过与社区居委会的合作，可以弥补居委会在开展流浪儿童救助保护工作时经常出现的人力、物力、财力、经验的不足。

第四，社区内儿童。本文所谓的社区内儿童指的是社区内所有儿童，既包括社区内常住的儿童，也包括一般意义上的流动儿童，还包括在社区内生活的流浪儿童。社区为本的流浪儿童救助保护体系坚持的是“以人为本”的救助理念，它不仅从物质上对流浪儿童提供支持，还对社区内儿童提供精神上的支持。社区内儿童在该体系中有着双重的角色，他们既是参与主体，又是服务的对象。正因为如此，社区内儿童应以主人翁的态度融入到社区为本的流浪儿童救助保护体系的构建、运行和维护工作当中，通过多部门的协调改变自身现状，为自己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二）主体间的互动关系本文的流浪儿童救助保护体系是以社区为依托，对照国内其他流浪儿童救助保护模式的管理体制，笔者认为社区为本的流浪儿童救助保护体系的组织框架如图1所示。

图1社区为本的流浪儿童救助保护体系组织框架系统的本质属性是要求系统内部的各个组成部分、要素之间要协调运行。因此，要想成为一个有序的有机系统，明确各个主体间的相互关系至关重要。

第一，政府部门与社区。从政府来看，要明确政府与社区管理部门是指导与协助、服务和监督的关系，政府要适当放权给社区，通过政策上的引导，接受社区管理部门的意见和建议，为社区管理提供良好的环境；在社区层面，居委会要代表社区和政府开展互动，作为社区的发言人向政府表达社区的利益和需求，反映社区群众的意见或建议，并在一定程度上监督制约基层政府的行为，确立政府与社区组织互相监督、互相促进的和谐发展关系。

第二，政府部门与非政府组织。政府要通过制定法律法规、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支持非政府组织的活动。同时，非政府组织要接受政府的监督和管理，并争取政府部门的各种支持，积极参与政府的有关项目。和政府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为社区内儿童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第三，政府部门与社区内儿童。首先要明确政府部门和社区内儿童两者之间是一种间接的互动关系。即政府部门是通过社区和非政府组织为社区内儿童提供政策、实物和心理支持，社区内儿童则通过社区和非政府组织表达自己的问题和需求，寻求帮助。当社区和非政府组织无力解决社区内儿童的问题和需求时，可以直接向政府部门求助。

第四，非政府组织与社区。非政府组织要在政府的有关政策和制度的支持下与社区进行直接的互动，根据社区的信息，通过服务平台为社区内儿童提供多种支持和服务。非政府组织通过整合社区资源，促进社区发展。社区在获得支持和服务的同时，要调动社区居民和社区内儿童积极参与并配合非政府组织开展工作，形成实质意义的互动体系，而不是虚设机构。

第五，非政府组织和社区内儿童。非政府组织源于民间，在与被救助对象的沟通和联系上较政府更为容易，它可以通过服务平台为社区内儿童提供服务，同时，社区内儿童也可以直接或间接地提出需求或意见，经由非政府组织向政府或其他社会力量寻求支持和帮助。

第六，社区内儿童和社区。儿童生活在社区内，是社区的成员之一。社区在政府的支持下有义务对社区内儿童进行帮助和服务，社区内儿童在接受帮助和服务的同时，也要积极配合社区的各项工作，共建和谐家园。

三、社区为本流浪儿童救助保护

体系的服务内容本文将流浪儿童服务体系界定为：在流浪儿童保护中心领导下，以社区居委会为信息平台，以社区的NGO为服务平台，为社区内儿童（包括流浪儿童）提供多样化、专业化服务的有机系统，如图2所示。

图2社区为本的流浪儿童救助保护服务体系

（一）信息平台层面信息平台是整个体系运行的基础，是联系社区和政府、社区和非政府组织以及社区和社区内儿童的重要桥梁。信息平台主要包括人工信息平台和网络信息平台两个方面。人工信息平台上，主要是建立和完善社区内儿童信息的收集和反馈机制，信息主要包括社区内儿童的家庭信息、社区内儿童在学校的信息、社区内儿童自身的情况和特点等；网络信息平台主要指通过互联网对外相关的政策、法规以及救助服务内容等，保证相关信息能够快速通畅地传达给有需要的人。人工信息平台建设主要由居委会负责，而网络信息平台建设主要由社区内的非政府组织负责。

第一，居委会工作人员。居委会工作人员是信息平台建设的领导者，他们自身有一定的领导能力，又有一定的群众基础，熟悉社区情况的同时还了解相应的社会政策，对开展信息平台建设十分有利。在这里，居委会工作人员主要负责社区内资源的管理和调配工作。

第二，社区骨干。社区骨干是信息平台建设的中坚力量。社区骨干包括社区各个楼栋院长、社区积极分子等。社区骨干在信息平台的建设过程中充当信息传递员的角色，信息收集和反馈的工作主要由他们去做。

第三，志愿者队伍。志愿者队伍是信息平台的补充力量。社区内居民众多，事情庞杂，仅仅依靠居委会工作人员和社区骨干是不够的，志愿者队伍除了可以弥补人力上的不足，还可以补充社区骨干获得的信息，使得信息更加全面，有利于服务的开展。信息平台下的志愿者队伍主要是指社区内的居民志愿者。（二）服务平台层面服务平台是社区为本的流浪儿童救助保护体系的核心，主要承担面向社区内儿童提供各种服务的工作，完善服务平台的工作内容对流浪儿童救助保护工作的开展具有重要意义。流浪儿童救助保护工作需要专业的知识、方法和技巧，而社区工作人员大多不具备满足这样要求的条件，所以，由专门的非政府组织承担具体的服务工作可以解决这一问题。其开展服务的资金来源可有多种途径，可以是政府购买，也可以是社会捐赠等。

第一，预防服务。从源头上防止流浪儿童的形成是减少流浪儿童数量的有效方法，这就要求在预防工作上下功夫。笔者认为，流浪儿童的预防工作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开展：一是社区居民意识教育层面，二是儿童日常照顾服务层面，三是对高危儿童服务层面。提高社区居民儿童保护观念，可以通过社区内宣传栏、发放宣传单张、开展儿童保护教育培训、亲子讲座等居民乐于又易于接受的方式开展；儿童日常活动方面，首先要对社区内儿童建立常规数据档案，要包括儿童和家庭的基本信息，还可以借助志愿者的力量开展课外服务、计划性的主题活动等，如杨柳巷社区的“四点半乐园”（即对放学后的儿童在一个小时内进行托管）；对高危儿童的服务方面，首先根据儿童家庭的类型对儿童进行分类并登记，其次通过各种测评软件对这些家庭的儿童进行测评（如防止虐待儿童监测软件等），然后根据儿童家庭和儿童自身的情况开展服务，如对困难家庭进行政策帮扶或社区福利支持，对高危儿童进行心理疏导等。

第二， 救助服务。救助服务的对象是社区内的流浪儿童。对流浪儿童实施救助，可以减少流浪儿童治安案件的发生，降低流浪儿童犯罪率。从成都市流浪儿童救助中心工作人员的访谈中笔者了解到，在成都未成年人治安案件中，70%以上的未成年人是流浪儿童或有过流浪经历，其中，少管所的未成年人中流浪儿童或有过流浪经历的更是达到了80%以上。由此可见，流浪儿童的救助服务工作至关重要。借鉴已有的流浪儿童救助经验，笔者认为流浪儿童的救助服务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一是物质上的帮助与扶持，二是精神和心理上的安抚和劝导，三是有关流浪儿童发展方面的服务。救助服务的另一个重心是学业和就业辅导。这里要强调的是，辅导的重点不是课本知识的传授，而是学习动机和就业能力的培养，要在传授知识的同时进行法律法规的教育，让其知法懂法守法，并学会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第三，安置服务。流浪儿童流浪的原因多是因为家庭贫困、父母离异或家庭不合。安置服务对流浪儿童的生活至关重要。《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以及各界学者和实际工作者都认为家庭或类似家庭的环境最有利于大多数儿童成长和发展。正因如此，流浪儿童救助保护的最终目标是回归家庭、回归社区、回归主流社会。在流浪儿童的安置模式上，可以有以下几种方式：一是长期安置模式，即流浪儿童所生活的当地政府、社区或学校接收模式；二是流出地家庭寄养模式，即流浪儿童的原户籍地负责流浪儿童接收工作；三是流入地家庭寄养模式；四是工作安置模式，这是一种为年龄较大的流浪儿童进行安置的方式，即为符合条件的儿童提供岗前培训，培训合格后即可上岗，这一安置模式要求非政府组织要与外界建立起流浪儿童就业渠道；五是福利院安置模式；六是临时安置模式，即为前五种安置模式安置前的救助安置。

流浪儿童安置服务要注意的一点是防止流浪儿童的重复流浪，如何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难题呢？这就需要工作人员在安置前和安置后做好相应的工作。安置前，要充分了解流浪儿童的成因，根据流浪儿童的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安置方式；安置后，要定期回访，了解流浪儿童在回归家庭后的生活、学习和心理情况，以确定是否需要做后续的介入工作，进而巩固救助保护的成果。

第四，转介服务。当社区非政府组织解决不了社区内儿童的问题时，就要进行相应的转介服务。例如，对社区内有盗窃、抢劫行为的流浪儿童的救助就需要转介到公安部门。

第五，志愿者。服务平台下的志愿者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指志愿者管理，二是指志愿者提供的服务。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意识的提高，社会上呈现出越来越多的志愿者。然而，这些志愿者大多缺乏有效的管理，形成资源的浪费。NGO组织一方面要加强对志愿者的管理，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另一方面要增加志愿者服务技能培训，通过志愿服务，弥补自身人力、财力等方面的不足。

四、结语

从强制遣返到救助保护，代表了我国流浪儿童社会政策的巨大进步。但现行的机构救助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对流浪儿童社会排斥的进一步恶化。从残补式社会福利模式向适度普惠社会福利模式的转变，要求以社区为本的流浪儿童救助保护模式取代封闭式的机构救助模式。即从大机构转变为小机构，从远离城区到进入社区，从区隔流浪儿童和社区儿童到平等对待，从片面强调补救到预防、救助和跟进并重，从政府一家作为到政府、社区、非政府组织和流浪儿童齐心合力。

社区为本的流浪儿童救助保护体系的实现需要很多条件，比如完善的社区儿童服务体系，社区儿童福利机构的能力建设，遍布全国社区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对儿童保护和发展责任的认识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调整，等等。所有这些又都离不开政府救助政策的进步。只有在政府开放儿童救助领域、支持社会组织介入流浪儿童救助、购买社会组织的救助服务后，社区为本的流浪儿童救助保护体系才能得以建立和运转。

[1]鞠青.启动制约流浪儿童救助瓶颈[J].社会福利，2004（2）：32―35.

[2]王水雄，李伟.从“撒谎”看流浪儿童的机构救助[J].青年研究，2005（12）：16―22.

[3]杨钊，蒋山花.我国城市流浪儿童救助方式转换研究[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2006（2）：19―21.

[4]王久安，张世峰，张齐安.关于流浪儿童救助保护情况的调查报告[J].民政论坛，1999（4）：7―10.

儿童保护论文篇5

关键词：乞讨儿童；发展权；生存权

引言

未成年人是国家的未来，但同时也是社会的弱势群体。随着1991年《未成年人保护法》的颁布，我国未成年人保护的状况发生了很大的改善，但是由于部分地区监护人文化程度较低、家庭经济状况较差以及历史原因造成的落后观念，就有许多沿街乞讨流浪的儿童。该论文就是针对乞讨儿童这一特殊人群，提出对未成年人保护的方法及设想。从法律角度对未成年乞讨儿童的合法权益进行保护，从而保护乞讨儿童的成长和身心健康，就长远来看同样对维护社会稳定，促进法治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一、乞讨儿童的现状

（一）乞讨儿童的基本情况

根据笔者调研获知，就地域分布而言，乞讨儿童主要集中于繁华地带，是游客和市民旅游、购物的最佳场所。在乞讨地点上主要分为沿街乞讨和进入街边饭店乞讨两种。

在季节分布上，乞讨高峰期一般在每年的3月到5月较多，11月到次年一月次之，6到10月为最少。

就乞讨儿童年龄分布而言，多为8岁以下，其中4―8岁儿童最多，也就是说，在乞讨儿童当中，学龄前儿童的人数最多，且这一年龄段的乞讨儿童多为单独或结伴乞讨，但一般都和父母分离。与此相反0―3岁的儿童跟随父母乞讨者占多数，单独或结伴者为少。

就乞讨儿童乞讨方式而言，一般采用跟随方式较多，有一部分儿童采用进入饭店挨桌乞讨的方式，另外也有极个别儿童采用卖唱方式乞讨。而乞讨的物品多以金钱为主，如果被乞讨者明确表示没有零钱，那么也会索要随身所带的食品。

（二）乞讨儿童进行乞讨的原因分析

根据笔者对乞讨儿童的询问、调研得知，乞讨儿童进行乞讨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

第一，经济原因。经济的贫困，一部分家庭生活潦倒的儿童被迫走上街头进行乞讨，满足基本的温饱需求。

第二，宗教因素。在佛教中，讲究福慧双修，转经是获得“福”的主要途径，而“慧”则需要通过布施来得到。如此观之，乞讨则是给了众生一个布施的机会，因此乞讨并不是一种可耻的行为，相反同样是一种修功德的方式。由此观之这亦是乞讨的一个原因之一。

第三，教育观念因素。根据调研得知，乞讨儿童主要来源于一些偏远地区，而在这些区域大多以农业种植或放牧业为主，虽然政府已经制定了一些列优惠政策来鼓励学龄前儿童入学进行教育，但由于这些地区仍然以主要人力劳动为主，因此劳动力对于一些家庭而言相当重要，片面重视劳动力的使用忽视教育，也成为儿童乞讨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乞讨儿童被侵犯的权益分析

乞讨儿童大多为4-12岁儿童，本该在父母怀中撒娇、在校园接受教育的他们却走上街头，成了乞讨大军中的一员，这背后让人反思的不仅仅是社会现象，更是他们缺失的权益。长期的乞讨生活让他们过早的接触到了社会，不但影响他们的童年记忆，对习惯的养成同样危害甚大，大大提高了其犯罪的可能性。

在民法当中把人的基本权利分为生存权和发展权。所谓生存权，就是人的生存得到保障，能够满足最基本的生活要求，显然乞讨儿童的生存权部分被侵犯。而再说发展权，发展权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受教育权，适龄儿童无法上学，致使其教育权无法实现。

二、针对乞讨儿童法律保护的对比研究

在本部分我们主要与该对比的对象是澳大利亚，之所以与澳大利亚作对比是由于澳大利亚在儿童权益保护尚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故其许多方法与措施值得借鉴。

澳大利亚对儿童的治理措施及法律保护。澳大利亚于1990年12月加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之后分别于1995年、1996年、2001年颁布、修改了《家庭法改革法》和《澳大利亚儿童法》。特别是在1995年颁布的《家庭法改革法》中明文规定“子女最大利益是父母和法院的首要考虑因素”，从而确立了“子女最大利益原则”。2001年《儿童法》重申了“子女最大利益原则”，并新增相关规定。此外，还颁布了以《儿童抚养（登记和收取）法》为首的一系列配套法律，方便儿童权益保护的切实履行。而早在1901年澳大利亚就建立了儿童法院，来处理涉及儿童的纠纷，更好地保护儿童权益。

与澳大利亚相对比，我国关于儿童权益的特殊保护则显得很薄弱，目前为止，就该自治区而言涉及保护儿童权益的法律法规仅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和改进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的意见》《该城市生活无着落人员救助管理办法》以上几部规范性文件，而对于乞讨儿童的救助也仅限于救助站、儿童福利站等方式，截至目前为止，以L市为例，全市有救助站1所，儿童福利站4所。

三、关于乞讨儿童合法权益保护的建议

（一）完善儿童权益保护的立法

目前，现行关于儿童的立法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而关于乞讨儿童的规范性文件只有《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和改进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的意见》，此外还有一些关于流浪乞讨人员的管理办法和通知，通过阅读这些文件可知，这些文件只是规定了大的方针和原则，而具体操作性内容则规定得很少，无法真正有针对性、指向性的法律。因此想要解决乞讨儿童的问题，首先要从立法上有保障，颁布专门的，针对想乞讨儿童的权益保护的法律规范，做到有法可依，才可以执法必严。

（二）深入偏远地区进行普法教育双语宣传

“如果法律不被信仰，那么他将如同虚设”，信仰的前提则法治深入人心。只有让人民具有法律意识才能更好的遵守法律，也才能更好地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保护儿童的合法权益。建立长期的、固定的普法点，让人民真正明白法律的涵义及要求。

（三）改进对侵犯乞讨儿童权益的对象的执法方式

最后一个保障性环节则是执法，过去对于乞讨儿童监护人的执法措施只是进行批评教育，而不能从根本上使其监护人意识到乞讨行为对儿童带来的危害。只有加大执法力度，对其进行罚款或其他强制性措施，使之明白法律的强制性，从而减少儿童乞讨的数量。

少年强则国家强，切莫让烂漫儿童背负乞讨之殇。（作者单位：大学政法学院）

该论文由大学研究生创新人才培养科研基金资助 项目编号2013240

参考文献：

[1] 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石家庄市保护流浪儿童研究中心课题组：《流浪儿童保护机制和对策研究》，《中国妇运》2005年第6期

[2] 邢芝凡：未成年人保护的宪法人权价值初探《延边党校学报》2014年10月第5期

[3] 王志强：未成年人保护的实证分析《中国青年政治学报》2008年第4期

[4] 张钦文：德国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研究与启示，《唯实》2010年第7期

[5] 关颖：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家庭保护的缺陷，《中国青年研究》2006年第5期

[6] 罗炜、邰丽萍：论对未成年人权益的法律保护，《江西教育学院学报》2011年12月第6期

[7] 王树新等：该拉萨市流动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人口与经济》1998年6月

[8] 杨晓慧：基于“全人”社会化需求视角探究未成年人保护体系的建构，中国社科院硕士论文

[9] 王明学、舒弘毅、刘闵：我国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发展和思考

[10] 该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办法 该日报2009年10月19日第007版

[11] 周晶：自由飞鸟的生活―20世纪初拉萨乞丐群体的生存方式研究，《该民族学院学报》2004年第25卷第6期

儿童保护论文篇6

关键词：留守儿童；法律权益；监护；人身安全

根据我国2006年的第五次人口普查，我国有超过1.5亿农民工外出务工，离开家乡前往城市，并且这个数字成像持续上升情况。与此同时，有部分人并非是前往一些大城市打工，或是出国劳务。基于此种情况，造成全国留守儿童数量持续增加，2006年超过2300万人，有85.9%的留守儿童年龄在14周岁以下，在义务教育阶段，有超过1/2的学生为留守儿童，留守儿童自身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从法律角度进行探究，对于后续理论研究以及实践工作开展提供参考依据。

一、留守儿童法律权益保护存在的问题

（一）监护问题。

留守儿童的法定监护人为孩子父母，父母对未成年人提供抚养义务，是一项非常神圣的职责，其中包括未成年人自身财产和人身合法权益的监护。但是由于种种因素限制，未成年人父母外出务工，将子女留在家中老人或朋友共同生活，长期同父母分离，监护职责擅自变迁，可能出现留守儿童缺少监护人的现象。就留守儿童监护问题来看，主要包括单亲监护、祖辈监护、亲友监护、同辈监护以及混合监护等等，不同的监护方式确定不同的监护主体，混合监护则是未成男人独立照顾自己的生活起居，时而由父母或者其他亲戚朋友监护，其中存在明显的问题[1]。具体表现为：

（1）监护力度不足。

由于监护人自身监护能力存在局限，致使留守儿童监护质量偏低，难以对留守儿童健康成长起到正确引导作用。

（2）监护职责不明。

留守儿童多为农村地区儿童，由于农村地区人民自身文化修养不高，法律意识淡薄，对于留守儿童的监护理解为简单的照顾和看管，保证其日常生活起居，所以存在着亲友监护、祖辈监护以及其他监护形式，监护职责不明，一旦留守儿童法律权利受到侵害，则很难找到直接相关责任人。

（3）监护方式不定。

留守儿童的监护方式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十分不稳定，种种原因导致留守儿童自身缺乏安全感，心理负担加剧，不仅影响学习成绩，还对留守儿童身心健康成长产生深远影响。

（二）教育问题。

父母作为儿童的第一个老师，在幼儿成长初期受教育情况好坏，直接影响到孩子未来成长。部分留守儿童在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已经离开家中前往城市务工，将子女留给家中老辈或者其他亲戚朋友，缺少父母的关怀和教育。据相关报道显示，湖北咸宁一个儿童3个月就被留在家里，直到子女上小学后，父母仍然在外打工未回家，这种父母同子女长时间分离现象，很容易造成留守儿童心理障碍问题，对成长十分不利。

（三）人身安全问题。

留守儿童由于长期得不到父母双方的监护，自身法律权益十分容易受到侵害，危及人身安全。据权威数据调查显示，长期得不到父母的关怀和监护，留守儿童是犯罪侵害行为的主要对象。

二、留守儿童法律权益保护对策

（一）强化法律宣传力度。

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是社会以及其他公民的共同责任，对于一些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都应该予以严厉惩处，任何人都有权利组织，并加以举报。应提高对留守儿童法律权益保护的认知，明晰其必要性，进一步规避留守儿童成长中可能存在的不良影响。

（二）强化监护主体责任。

对于未成年人的监护，应明确监护主体责任，父母对于未成年人的抚养义务责无旁贷，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依法履行监护责任，不得虐待或者抛弃未成年人，不得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学校应按照《义务教育法》严格履行自身教育职责，全面落实国家最新制定的教育方针，以培养学生综合素质为主要目标，尊重学生、关怀学生，对于有困难的学生给予帮助。

（三）完善法律制度。

完善法律制度对于留守儿童法律权益保护是至关重要的，对于现行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以及《义务教育法》等多部法律进行完善，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对于具体处罚措施予以明确规定，增强操作性。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联合当地政府以及教育部门，针对留守儿童的保护提供帮助，将留守儿童法律权益保护落实到实处。

结论：

综上所述，留守儿童由于长期缺少监护，自身法律权益很容易受到侵犯，严重影响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针对其中存在的问题，完善相关法律保障制度，强化父母以及其他监护主体责任，不断强化人们留守儿童监护的责任意识，更加合理有效的改善留守儿童问题。

参考文献：

[1]安徽省法学会青少年法律研究会课题组.留守儿童的权益保护及其法律对策研究[J].青少年犯罪问题,2012(3):32-35,10.

儿童保护论文篇7

关键词：美国；儿童网络保护；政策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网络信息化的普及，儿童网民数量也在不断增加中，互联网已成为少年儿童除学校外最重要的学习娱乐和社会交往场所。互联网在给儿童带来大量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某些有碍他们健康成长的危险因素。2011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言人马里克希·梅尔卡多在记者会上说，据该组织估计，全球涉嫌传播儿童、视频的网站高达1.67万个，这些网站上传了数百万张儿童，图片中的儿童年龄低于10周岁的占73%。本文主要分析了美国儿童网络安全保护政策的内容和特点，希望借此能给我国的儿童保护予以一定的启发。

一、美国儿童网络保护政策的内容和特点

美国一直走在全球信息化的前前沿，美国的儿童网络保护政策也相对比较完善。总的说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儿童享有通过互联网获得信息的自由

1994年《美国孩童和信息高速公路》[1]的报告中明确提出，信息技术必须成为所有美国孩童基本的素质和技能，美国政府在处理儿童发展和网络之间关系的基本信念就是集聚学校、家庭和社区等全社会力量共同为美国儿童创造一个自由、平等、开放的信息社会环境。1996年通过的《电信法案》规定：让美国的所有学校，不论贫富都可以连上互联网，由政府补贴促使电信服务商为学校图书馆提供优惠价格。学校图书馆和家庭都连上网，互联网开始成为儿童重要的学习资源。

（二）完善的儿童网络法规保护体系的建立

随着越来越多的儿童接触网络，网络对儿童的伤害也随之显现。针对此问题，克林顿政府于1996年通过了《通风化法案》，监管互联网色情内容。1998年国会通过了《儿童在线保护法案》，禁止网站向未成年人提供有害的内容，对违法网站予以明确的处罚。同年10月，美国又通过了《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案》[2]，对网站收集儿童信息的行为进行约束，同时也确定了家长在维护儿童隐私方面的权利。2000年12月，美《儿童互联网保护法案》通过。这项法律规定要求学校或图书馆的电脑必须安装可以过滤或者阻止不利儿童健康的内容的软件。以上三个法案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法规体系，给美国儿童网络保护提供了较为全面的法律保障。

（三）政府机关提供一些可操作性强的建议

除需要明确的法案外，一些政府机关还根据实际生活的需要提出一些可操作性的建议。这些指导性的文件为家长和孩子提供了详细而且实用的网络安全保护措施。例如联邦调查局的《A Parent’s Guide to Internet Safety》，教家长如何教育孩子防范网络上的骗局，如何根据孩子的表现判断其处于网络的危险中，及当孩子遭遇网络危险时应该如何处理等。指导性文件虽没有强制性效果，但是影响力非常大，往往成为各类学校、社会团体和家长做宣传的好材料。为儿童网络保护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

总的来说，美国的儿童网络保护政策是比较系统和全面的，它从保障儿童公平地接受互联网信息教育的权利，到对给儿童提供上网的各类机构予以相应的法律约束，再到具体可行的操作性建议。可以说美国在儿童网络保护方面做得很成功，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二、我国儿童网络政策保护方面存在的不足及建议

我国在儿童网络保护方面还存在很多的不足，主要包括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儿童接受网络信息教育权的不公平

由于我国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了教育资源和网络资源的不均衡，直接影响了儿童在网络信息享有方面的公平权。由于地区发展的差异，我国儿（下转第124页）（上接第122页）童网络的渗透率，上海北京等一线城市儿童上网率最高，中西部偏低。

因此，保护儿童的网络安全，首先要保障儿童公平地享有接受网络信息教育的权利。政府应加大对农村及偏远地区的财政支持力度，为一些贫困中小学校配备相应的网络设备，并出资支付相关的网络信息费用。

（二）儿童网络安全保护处于无法可依的局面

在我国，与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有关的法律法规散见于《未成年人保护法》、《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等。其中，2006年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所涉及到的未成年人网络安全较多一些。但从总体上看，我国的网络立法不完善，对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不到位。以致出现无法可依的局面。此问题也愈发引起人们的关注。诸如2009年8月，我国著名儿童研究专家孙云晓研究员就提出了中国急需制定《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法》。

（三）儿童保护意识不强，儿童保护课程缺失

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各种针对儿童的犯罪层出不穷，我们在感叹世风日下的同时，也应进行深刻的自我反思。在学术界，针对儿童安全保护的讨论不少，但大多实践性不强。可供儿童学习的安全教育知识少之又少。其次政府、学校、家庭及社会在儿童安全知识的教育方面都存在一定的缺位。对此，我们应该借鉴美国的做法，研究制定出详实可行，实践性强的指导方案，在对儿童进行网上安全知识的培训同时，家长和教师，与孩子有关的各类社会人士都应该提高网络安全意识，大家一道树起儿童网络安全保护的防护墙。

参考文献：

[1]A Briefing book and national action agenda.（1996年该组织了同内容的更新报告：america’s children & the information superhighway： an pdate）.http：//[DB/OL].

儿童保护论文篇8

关键词:留守儿童;刑事司法;权益保护;必要性

一、引言

“留守儿童”，特指那些不能随外出务工、经商或从事其他活动的父母一起生活而留在家乡由监护人教养或自我照顾的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①留守儿童的产生的根本原因是改革开放过程中我国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大规模的向城市转移。全国妇联在2014年的《我国农村留守儿童状况研究报告》中，指出根据中国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样本数据，推算出全国有农村留守儿童6102．55万，占农村儿童37．7%，占全国儿童21．88%。②留守儿童不论是在犯罪还是在被害方面都处于弱势地位。在留守儿童的犯罪方面，由于留守儿童的父母一方或双方长期在外打工，留守儿童缺少有效的监护和教育，因此比其他儿童更容易产生犯罪的倾向，也正因为缺少父母的监护和教育，留守儿童也更容易成为犯罪的侵害对象。虽然我国现阶段在刑事司法中有对留守儿童进行保护，但对其的保护仍然停留在对未成年人的层面上进行的。留守儿童虽然受到《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这两部法律的保护，但是留守儿童刑事司法保护缺乏法律保障，集中表现为现行保护儿童权益的法律比较多，然而直接针对留守儿童的却寥寥无几，司法部门只能适用一般的少年儿童法规对留守儿童进行刑事司法保护，这些少年儿童法规普遍存在着不够具体、不够全面、不成体系、缺乏操作性等问题。③在对留守儿童进行保护的过程中存在着许多障碍。首先，从留守儿童自身现状来看，留守儿童缺乏有效的监护和家庭教育。父母是留守儿童天然的保护伞，父母长期外出必然导致监护和家庭教育的弱化甚至缺失，缺乏父母的教导和保护这使对留守儿童的保护陷入了先天不利的境地。其次，从学校层面来看，留守儿童的受教育权得不到有效保障。学校教育只有与家庭教育密切配合，才能产生应有的效果。但是，由于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缺失，学校和留守儿童的家长难以进行良性有效的双向沟通，导致学校对留守儿童缺乏有效管理，这就使对留守儿童的保护陷入了后天不利的境地。再次，从社会层面来看，缺少对留守儿童进行救助帮扶的机制。留守儿童是弱势群体，由于留守儿童家庭和学校教育的不足和缺位，极易产生犯罪倾向，也十分容易受到侵害，应该成为社会帮助的对象，虽然社会对留守儿童进行一定的扶助活动，但是却没有形成一个体系化模式化的组织机构统一管理运行。我国现阶段对留守儿童刑事司法保护的主要障碍有这几个方面:首先，刑事诉讼中缺乏对留守儿童专门针对性的法律保护。我国在审理留守儿童刑事司法案件中，大多将其作为未成年人来进行保护和审判，受《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这两部法律的调整，但这两部法律普遍存在着条文笼统化、原则化、缺乏可操作性的问题，难以将对留守儿童的保护落到实处。其次，我国监护制度难以对留守儿童进行有效保护。我国法律规定父母是子女的法定监护人，父母长期外出打工势必导致留守儿童法定监护的缺失。虽然也会请亲人朋友委托监护，但是我国未成年人的监护人的监护责任存在问题，主要有监护人资格规定的不明确和不合理、过分强调监护人的职责、监护人的法律责任规定的不明确以及监护监督机制不完善等。由于委托监护人多为父母朋友亲人而非留守儿童亲生父母，监护上有所疏漏在所难免，同时缺少有效的监护机制，一旦留守儿童在刑事司法上的权力受到了侵害，委托监护人也不一定能做出及时有效的处理，使对留守儿童刑事司法保护陷入不利的境地。最后，刑事诉讼中缺乏社会对留守儿童帮扶机制的配合协调的机制。当留守儿童在刑事司法中的权利得到保护之后，社会层面对留守儿童进行保护帮扶的补位必不可少。法律制度和社会制度对留守儿童权利的保护各有其侧重方面，两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缺一不可。然而现阶段即使留守儿童在刑事司法中权利得到了保护，社会层面也没有相应的配合机制来配套运作，使刑事司法方面对留守儿童权利的保护陷入了孤掌难鸣、孤立无援的境地。

二、留守儿童刑事司法保护的困境

(一)留守儿童在刑事司法程序中权利保护的制度缺陷

笔者试从侦查、、审判、执行等方面对留守儿童权益保护存在的制度缺陷做进一步的论述。首先，在刑事司法中的追诉阶段，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56条规定“讯问、审判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询问未成年证人、被害人，应当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通知其法定人或者其他人员到场。”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70条同样规定“对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在讯问和审判的时候，应当通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人到场。”但是作为留守儿童加害人，其父母不在场的情况已成为常态，此时该如何维护留守儿童在审讯过程中的合法权益?当留守儿童成为被害人时又有谁来担任诉讼人?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2条虽然规定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的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经教育不改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有关人员或者有关单位的申请，撤销其监护人的资格。但是具体由谁来申请?按照何种程序申请?法律对此并没有给予明确的说明。其次，在留守儿童刑事司法的审判阶段，《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和最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别提到了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这一制度旨在通过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家庭背景、生活环境、教育经历、个人性格、心理特征等与犯罪和案件处理有关的信息作全面、细致的调查并根据调查的结果选择最恰当的处理方式来保护其合法权益④。留守儿童作为未成年人中的特殊群体，其在经历、家庭环境、成长环境如此不利的情况下出现犯罪行为时，如何遵循刑罚个别化原则量刑?如何采取适宜的预防性来防范再犯罪?如何采取有利于其身心健康发展的审理措施?法律没有专门的立法规范。再次，留守儿童刑事司法的审判阶段，我国刑法第十七条规定“已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因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其家长或者其他监护人加以管教;必要时，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其他监护人的范围是什么?什么时候、什么条件由政府收容教养?法律对此也没有做出正面的立法回应。此外，实践中“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仍然存在着封存主体不明确、适用范围狭窄、缺乏针对性的问题，⑤迫切需要专门的详细的立法加以明确规定。

(二)留守儿童刑事司法保护配套制度不完善

首先，我国现阶段的监护制度不完善。我国监护立法，目前只在《民法通则》和《婚姻法》中有涉及。监护的类型也只有法定监护和指定监护，没有委托监护、遗嘱监护，而监护的内容只有未成年人的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没有涉及监护事务、监护责任和监护报酬问题，也没有规定监护的监督制度。这个缺陷在当遇到未成年人的法定监护人怠于行使监护权或丧失监护能力就会出现问题，从而损害未成年人因《未成年人保护法》而赋予的法定权利。其次，对监护行为没有有效的监督与责任追究机制。对监护行为缺少监督及惩戒是当前许多监护人疏于监护、监护不力或监护侵权的一个重要原因。未成年人因无完全行为能力，无法独自保护其合法权益，对监护人的失职行为与侵权行为更是难以反抗，因此来自外部的对监护行为的监督机制就成为必要，即监护需要监督。但我国法律对此规定却极不完善，只有《民法通则》第18条对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规定了原则性的要求和侵权责任，既没有规定明确的监督主体，也没有具体的监督标准，侵权责任也仅仅限于赔偿损失，而没有规定具体的惩戒措施。⑥再次，我国留守儿童登记制度亟待完善，留守儿童信息台账不够详实。我国现阶段一直缺少权威的数字来摸清留守儿童的底数，此前使用的都是估计的数字，加之人口的流动性较大，目前的登记制度难以精确地反映留守儿童的数量和情况，这也加大了精准帮扶的难度。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审判理论研究会副秘书长牛凯在研讨会上表示“大数据一定要准确，如果底数不清，情况不明，所有的对策都不能对症下药”。

(三)刑事司法机关与其它社会机构的协调合作薄弱

就目前来看，我国刑事司法部门普遍注重司法机构(公检法)之间的协作，而轻司法机构与非司法机构之间协调配合⑦，导致留守儿童权利保护过程中，司法机关的工作与非司法机构的工作难以对接，由此会加大留守儿童保护的难度。例如，《法律援助条例》第12条规定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时，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该条例规定了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刑事指定辩护而对于未成年人人身受到损害等案件却没有明确规定可以申请法律援助。现实生活中，由于父母虐待、遗弃、教师体罚等原因造成的未成年人人身受到伤害的案件不在少数，还有未成年人受教育权、继承权、隐私权等合法权利受到侵害的案件也不少，但是对于这些案件，国家法律援助却没有明确规定，未成年人也往往因为没有独立的经济来源，没有完全的诉讼能力，合法权利很难得到有效保障。⑧再如，司法机构与福利机构的协调配合力度不够，也影响着留守儿童刑事司法权利的救济。乡镇政府很少主动了解留守儿童的生活情况并给予相应的福利关怀，只是在接到留守儿童的临时监护人申请后才给予福利救济，一般不主动进行保护。诸如为儿童学前教育服务的公立幼儿园、以及针对留守儿童的独特的成长环境需要的儿童活动中心、寄宿学校、心理辅导机构等福利设施已被忽略与遗忘。⑨这就进一步加大了留守儿童维权的难度。

三、加强留守儿童权利保护的必要性

(一)加强留守儿童的权利保护是保障留守儿童自身合法权益的需要

联合国《2005年世界青年报告》第80条指出，“贫穷、破碎家庭、药物滥用和家庭成员死亡等，是导致未成年人犯罪的危险因素。”儿童本属弱势群体，如果缺少父母的关爱、教育、管理，他们的弱势地位无疑将雪上加霜⑩，留守儿童便是其中最大的受害者，其生存权、发展权、受教育权等一系列合法权益面临着严重阻碍。首先，父母监护的缺失导致留守儿童的人身保护不力，加之留守儿童心智，身体均不成熟，辨别能力有限，自我防卫意识较差，导致侵犯留守儿童合法权益的违法犯罪行为频频出现。而此时，“不告不理”的自诉方式，忽略了留守儿童法定人、监护人不在身边现实，导致留守儿童受到侵害时无处求援，进入司法程序也困难重重。从而进一步加剧了留守儿童艰难处境，对留守儿童的发展极为不利。

(二)加强留守儿童权利保护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

由于缺少父母必要的教育和正确价值观的引导，加之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留守儿童心理极易发生扭曲，产生诸如极端、偏激等不良情绪，行为失范和越轨，甚至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其次，我们要关注的是，留守儿童犯罪后的矫正和回归问题。由于留守儿童犯罪与一般的未成年人犯罪在身心发育、自制能力、犯罪历史、可塑性等诸多方面存在着不同特点，而且留守儿童尚处于少年成长阶段，他们所犯罪行大多较轻，相应的刑期也较短。刑期过后，他们要重新回归社会，面临着被选择的局面。如果处理不当，他们仍有可能重新犯罪，并且还可能重新纠集其他的留守儿童，形成新一轮的团伙犯罪趋势，从而扰乱社会秩序。因此，加强留守儿童权利保护和对其行为的有效规制，遏制留守儿童犯罪高发的态势，是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发展的必然要求。

(三)加强留守儿童权利保护是建设法治国家的需要

19世纪末以来，世界各国均致力于建立一套不同于成人的独立法律制度，以专门保护和挽救那些与法律发生冲突或遭受非法侵害的未成年人。今天在国际社会，少年司法制度建设水平己经被视为衡量一个国家的法治文明程度和人权保障程度的重要标志。而作为未成年人中的弱势群体———留守儿童，对其保护的程度也体现了一个国家法治文明程度。因此，加强留守儿童刑事司法保护，保护少年儿童的各项诉讼权利，在司法程序中树立少年儿童中心地位，切实维护好留守儿童生存权、发展权和受教育权等各项权益，完善留守儿童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制度，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加强留守儿童权利保护，维护留守儿童的生存权、发展权和受教育权等各项权益，使留守儿童作为被害人时做到“有权利，就有救济”，使留守儿童作为犯罪者的时候又能够做到“人不应当因自己的不义而获益”做到罪责刑相适应，同时又能结合特殊情况予以区别对待，让留守儿童取得与一般的未成年人同等的发展权利是贯彻《宪法》“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原则的重要体现，是建设法治国家的必经之路，也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必然要求。

四、加强留守儿童刑事司法保护的若干建议

(一)在刑事司法体系中加强留守儿童的权利保护

留守儿童群体有明显的内外在特征，在刑事司法体系的建构过程中，我们应该从农村的社会经济条件出发，站在留守儿童的角度，针对留守儿童特殊的心理、特殊的成长经历、特殊的生活环境，设计更高效更合理的制度。《刑事诉讼法》是调整刑事诉讼法律关系最主要的法律规范，该法为已经进入司法程序的留守儿童提供了充分的保障，但是对于那些受到侵害却因为缺少监护人协助而无法进入司法程序的留守儿童来说，刑诉法的规定依然有待完善。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进行制度创新，更好的发挥侦查机关和公诉机关的作用。《刑事诉讼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对进入司法程序的留守儿童做了充分的制度安排，从侦查到庭审再到执行都有相应的制度设计，但是有些制度在农村、在留守儿童分布密集的地区缺少落实的条件，有些制度在实施主体、诉讼地位、法律效力方面没有明确的规定，为了发挥这些制度在保护留守儿童权利方面的作用，我们应该对这些制度中的不明确因素进行调整，扫清制度落实中的障碍。最新刑诉法的特别程序中规定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社会调查制度，该制度对于保护留守儿童的权力可以起到重要的作用，但是现行刑诉法和对应的实施条例并没有对这一制度的实施主体、调查报告的法律效力进行明确的规定，为了推动这一制度的司法实践，我们应该确定对作为犯罪嫌疑人的未成年人展开社会调查的主体，我们有必要明确调查报告作为证据的法律效力。

(二)完善留守儿童刑事司法保护制度的配套措施

刑事司法体系在法律和司法程序方面为保护留守儿童提供了制度保障，监护保障制度、留守儿童台账制度等配套制度能够为刑事司法力量的下沉和刑事司法效力的持续创造条件。监护保障制度指在现行的留守儿童监护模式下设立监护监督机构，辅助并督促监护主体履行义务，以提高监护质量，为留守儿童提供一个安全健康的成长环境，确保进入司法程序的留守儿童有监护人的陪伴和协助。留守儿童台账制度就是统一管理留守儿童信息，做到一个留守儿童一份台账，做到不忽视任何一个留守儿童，做到不轻视可能使留守儿童受到伤害的任何一种危险。这一制度可以为定点帮扶留守儿童创造条件，为司法机关的背景调查提供资料，助力留守儿童刑事司法保护工作。

(三)发挥社会组织在留守儿童刑事司法保护中的作用

将社会力量引入留守儿童的刑事司法程序中，既能替代缺位的留守儿童监护人，直接增强留守儿童维护自身权益的力量，又能对各部门的职能缺陷进行补充，在保护犯罪的留守儿童和受害的留守儿童方面都能起到很好的效果。留守儿童由于自身的性格特点和特殊的外部环境经常成为被侵害的对象，部分留守儿童在被侵害后不知道如何寻求帮助，也找不到救助的机构，结果就是容忍侵害反复发生或者让侵害人逍遥法外，如果我们引入恰当的社会力量到留守儿童的刑事司法保护中，比如为学校提供普法教育的法律服务志愿者，就可以协助受害的留守儿童进入法律救济渠道，进而帮助公诉机关惩治犯罪，达到防止类似事件发生的目的。社会组织在保护犯罪的留守儿童方面也能起到很重要的作用，比如心理志愿服务团队可以在刑事司法的全过程中帮助、引导犯罪的留守儿童，提高刑事诉讼效率，辅助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让误入迷途的留守儿童知错悔改，为他们再次融入社会打下基础，降低此类留守儿童的重新犯罪率。

［注释］

①．留守儿童的定义检讨与规模估算［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3)．

②李亦菲．拨开留守的“迷雾”［EB/OL］．

③甘杰升．留守儿童刑事司法保护研究［J］．青年科学(教师版)，2014(7)．

④王东明．未成年人犯罪审前社会调查制度研究［J］．前沿，2011(24)．

⑤张进．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研究［C］．浙江工商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⑥李静．从农村留守儿童权益保护看我国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的完善［C］．四川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

⑦甘杰升．留守儿童刑事司法保护研究［J］．青年科学(教师版)，2014(7)．

⑧荣蕾．浅析我国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制度［EB/OL］．

⑨张鸿巍．儿童福利视野下的少年司法路径选择［J］．河北法学，2011(11)．

⑩甘杰升．留守儿童刑事司法保护研究［J］．青年科学(教师版)，201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