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音乐文化论文范文

大众音乐文化论文范文第1篇

大众音乐是指以流行音乐为主的，传播度广、传唱度高的一批音乐作品，它们的共同特点是易上口、视听冲击强，因而容易给人留下第一印象，更容易被人接受，相比古典音乐等一批经典音乐来说，缺少文化底蕴。正是由于大众音乐文化的这些特点，大众音乐文化很快就被大多数人接受，如今的音乐教育也不可能完全杜绝它的存在。最好的做法就是将大众音乐融入音乐教育中来，让学生感受不同的音乐之间的共同点，以此来提高他们对音乐的认识。比如，在2008年奥运会期间，一首《北京欢迎你》成为社会热点，广为传唱，这首歌虽然由众多明星合唱，属于流行音乐的范畴，但它所表达的内容却是积极向上的，包括对举办奥运会的自信和对祖国的热爱与自豪。而在初中音乐的课程中，同样有表现爱国情怀的歌曲，例如《歌唱祖国》《祖国颂》等，这些歌曲所抒发的爱国情怀更加炽烈。在寻找大众音乐和经典音乐的共同点时，教师还可以从音乐背后的故事以及作者背后的故事入手。比如，学生喜欢听周杰伦的歌，教师就可以给学生讲述他在成名前的艰辛故事，在得到学生共鸣之后，引出在这一点上，音乐家聂耳和田汉也经历了非凡的磨难，包括秘密参与革命活动，受到死亡的威胁，而他们所创造的作品是全中国每个人都会唱的《义勇军进行曲》。大众音乐文化有它流行的特点，不是无缘无故的，因此教师在音乐教学时就要摸清思路，不能一味地明令禁止，要顺应时势，找到正确的切入点，将它们联系起来。

二、文化的正面冲击与相互衬映

文化的融合需要进行正面的冲突，这样才能将两种文化同时展现出来，互补长短，获得一种相辅相成、互相衬映的完美融合状态。在初中音乐教育的过程中，教师要注意这两种文化在学生中引起的反应，寻找适当时机，让两种文化一同出现在学生面前。比如，在欣赏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时，教师可以选择一些以这个题材为主题的流行音乐作品与传统作品进行比较。为学生分析两种表现形式的不同点，并指出流行和传统间在表现音乐内涵方面的差异。例如，流行音乐旨在表现梁山伯与祝英台之间的爱情故事，而传统作品除了感叹两者之间的爱情以外，还包含了对当时社会背景的讽刺，在文化层面上远远高于流行音乐。又比如，教师仍然可以拿周杰伦举例，在他的很多流行作品中都会出现古典乐器，他的大部分作品都包含着“中国风”，这是对中国古典文化的致敬和尊敬，学生在听他的音乐作品时就会特别留意这些地方，从而对古典文化产生浓厚的兴趣。文化是可以相互继承、相互发扬的，在这种相互活动中，学生可以体会到两种不同文化带来的冲击和互补，对音乐文化会有一个全新的认识。教师要把控着音乐作品的走向，做好指挥工作，让学生看到两种文化并不是敌对的，而是可以融合在一起的，让学生体会到两种文化融合的魅力，从而达到审美上的平衡。

三、在文化融合领域的探索

文化融合的深浅程度，取决于大众接受这种融合的程度，显然，在现在的大环境下，流行音乐仍然处于压倒性的主导地位，这样的不均衡导致了音乐市场的糟粕泛滥和音乐文化领域的萎靡。教师在教导学生认识音乐文化和接受文化融合的过程中，还要教导学生对文化的融合和经典音乐文化的复兴做出努力。比如，在学习《重整河山待后生》这首歌曲时，教师可以借由这首歌曲所表达的后生可畏的情感，教导学生开展提倡高雅、抵制低俗音乐的活动，对于一些充斥着色情暴力、粗制滥造的音乐作品坚决抵制，以此教导学生要提高大众音乐质量，为音乐教育的开展找到一片净土。又比如，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在校园内开展对文化融合的传播会，组织学生举办音乐文化融合的表演，虽然学生的力量是渺小的，但可以让更多的学生了解到文化融合对音乐的巨大影响和非凡意义。

四、结语

初中是学生音乐素质发展的黄金时期，在如今的大众音乐文化的背景下，对学生的音乐教育刻不容缓。而在初中音乐教育的过程中，教师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大众音乐文化已经成了音乐文化的一部分，大众音乐文化有它的特点和优点，阻止大众音乐在学生中的传播并不能阻止大众音乐的传播，反而让学生脱离了整个环境。因此，只有正确认识大众音乐文化的作用，才能顺利开展音乐文化教育，将大众音乐融入音乐教育中来，让学生在接受大众音乐文化的过程中受到音乐教育潜移默化的影响，让他们感受到经典音乐的魅力，提高他们的音乐知识和音乐审美。

大众音乐文化论文范文第2篇

一、活动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中国音乐文学学会、中国大众音乐协会（原中国轻音乐学会）承办单位：北京文萃阁文化艺术中心 媒体支持 ：全国中小学音乐教师网

（）

二、组委会名单（部分、排名不分先后）：

顾问：乔羽中国大众音乐协会名誉主席

主任：张丕基 中国大众音乐协会主席

副主任：任志萍中国音乐文学学会副主席

王佑贵 中国大众音乐协会副主席

评委：郭成志中国大众音乐协会副主席

王玉民 中国音乐文学学会副主席

宋小明 中国音乐文学学会副主席

魏东明 中国大众音乐协会外联部主任

三、参赛对象：专业音乐工作者和业余音乐爱好者、全国中小学音乐教师均可报名参赛。

四、征稿时间：2007年3月1日―2007年5月31日（以邮戳为准）

五、作品要求：

中小学音乐论文、教案：

1.近几年新创作未经发表过的中小学音乐论文或教案一篇，2000字左右；

2.参赛的音乐论文需论点明确、论据充分、论证严谨；参赛的教案作品如使用课件，需一同提供。

校园歌曲：作品可从不同侧面反映全社会大力倡导社会主义荣辱观、构建和谐社会精神；反映学生爱祖国、爱人民、爱学习的精神风貌。注重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统一。具体要求如下：

1.体裁不限：抒情歌、颂歌、进行曲、民 歌、诙谐歌曲等均可；

2.作品的形式不限：独唱、重唱、表演唱、齐唱、合唱等均可；

3.具有丰富思想内涵和激情的健康向上的优秀校歌亦可。

六、奖项设置与评选：

组委会对所有参赛作品经过初评、复评，产生各300件候选（论文、教案、校园歌曲）作品，再评选出一等奖各20名，二等奖各40名、三等奖各60名，其余作品将获得“优秀作品奖”。获奖选手将颁发获奖证书和奖牌，并应邀参加主办单位举办的相关活动，以及优先出版参赛作品。

七、对参赛选手的回报：

1.获奖结果将在中小学音乐教师信息网、《音乐周报》等媒体公布并书面通知每一位获奖选手。

2. 部分获奖作者将被吸收为“文化部中国大众音乐协会”会员。

3.将编辑部分有代表性的优秀作品，由部级一类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

八、报名办法：

请将参赛作品、参评费（含工本费、邮寄费）60元/件寄（汇）至：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东里五区9-402陈庆来（收）

邮编：100085

九、颁奖时间及研讨会：

拟定于2007年下半年举办“全国中小学音乐教师创作专题研讨会暨颁奖仪式”（分音乐论文组、教案组、校园歌曲组），组委会将邀请获奖作者出席，参加交流、发言、研讨，参观有特色的艺术团体、学校等。届时将邀请国内著名词曲作家及音乐教育专家、教授作专题讲座。

十、参赛选手注意事项：

1.参赛作品概不奉退，请自留底稿； 2.每位作者投寄最优秀的参赛作品一件，需一式3份，请用A4纸打印，如用手写，请字迹清楚（参加作曲比赛的如有条件可附录音小样）；3.作品必须是作者独立创作，严禁抄袭；4.每件作品参评费60元（请从邮局汇出，勿在信封中夹寄）。

十一、联 系 人：张海波（老师）

联系电话：010-82780046

大众音乐文化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我是歌手》 流行音乐 大众文化 学术述评

《我是歌手》是由韩国引进的明星真人秀歌唱比赛节目，在湖南卫视2013年1月18日播出后便备受瞩目，众多高品质、高呼声的歌曲随着节目的热播红遍大江南北。典藏臻品的原唱歌曲得到再次升华，量体裁衣的改编歌曲演绎出独特味道，犹如古老编钟的演奏由婉转悠扬的抒情阶段转入高潮迭起的盛况阶段，让平稳的中国流行乐坛掀起了惊涛骇浪。2013-2015年，《我是歌手》已经播至第三季，中国内地、港台地区最大牌、最风格、最新锐的歌手都出乎意料地先后在这个台上对垒。羽泉、韩磊、韩红、孙楠等老牌唱将，彭佳慧、邓紫棋、黄丽玲、胡彦斌等实力麦霸，黄绮珊、陈洁如、李健、李荣浩等潜伏金嗓，皆在这个舞台大放异彩，爆红乐坛。

这股音乐飓风被湖南卫视《我是歌手》刮起至今，已经连续三年聚集了中国顶尖音乐人的目光。这场风暴让乐坛资深唱将、中流砥柱与新声代佼佼者同台竞演，牵动了中国流行乐坛的迅猛发展，更对电视传媒与传播、节目机制与规则、受众审美与需求、音乐品质与创新各个领域起到了不容忽视的启示作用。学术界对《我是歌手》的关注度也随着节目的爆红而越来越高，据不完全统计，2013-2015年权威期刊发表的关于电视音乐节目《我是歌手》的研究论文共有28篇，本文就以这28篇论文作为重点考察对象。

一、制胜之道 花开有音

“有车必有辙，花开自有因”，湖南卫视电视音乐节目《我是歌手》的空前成功并不是偶然，从节目制作到营销策略其实是下了很大一盘棋。这档节目的成功迅速引起各大电视台的跟风，不仅衍生了《蒙面歌王》《国色天香》《最美和声》等明星真人秀音乐电视节目，也使《中国好声音》《中国好歌曲》《中国梦之声》等同类节目的关注度得到提高。如此，便水到渠成地受到了传媒等各界的学者们的解剖探讨，本文着重论述的28篇论文中，从传媒角度研究的占据16篇，数量已然过半。

李彩霞发表在《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4年第2期的《〈我是歌手〉成功传播的内驱力和价值》一文认为，打造高品质的音乐、致力于节目创新与彰显品牌价值三个方面造就了《我是歌手》节目的成功，笔者认为第一、二部分解析时提到的实力派歌手、一流乐队、超级音响、悬念十足、制播精彩等，作者都有深入细致地分析，第三部分中提升大众音乐审美能力一点的分析稍显简单，但这篇文章显然对后人的研究是具参考价值。党君发表在《传媒》2014年第5期（下）的《〈我是歌手〉缘何如此火爆》一文，则从收视率、微博、微信平台宣传的时效性与广泛性方面进行了探讨，是一篇具代表性的传媒学研究论文，对电视节目机制、成名明星再包装甚至观众在现场的“表演”都给出了正面的评价，对好歌、舞美与音效也做了简明的分析，最后呼吁广大学者学习、关注这一成功典范。高菲发表于《新闻与写作》2014年第2期的《有车必有辙 花开自有因――浅析〈我是歌手〉的制胜之道》中提出了捆绑营销、粉丝营销、话题营销、饥饿营销、立体营销五个跨界营销手段，并对电影院直播《我是歌手》第一季总决赛，这一成功跨界营销案例进行了肯定。文中更以各类实例作为论据，从策划策略、制作策略、营销策略三个方面进行了充分证明。李永峻发表在《青年记者》2013年第29期的《明星竞技娱乐节目多赢营销理念分析――以〈我是歌手〉和〈星跳水立方〉为例》一文再以《星跳水立方》做对比，从娱乐节目多赢营销理念的的视角加以分析。石磊、郭思忱发表在《中国电视》2014年第9期的《电视娱乐节目与官方微博的融合传播――以〈我是歌手〉为例》一文则紧贴时代，从《我是歌手》官方微博和电视节目融合的现状剖析了新传媒的无限生机。

接下来是对节目赛制、规则的讨论。欧阳逸雪发表在《当代电视》2013年第8期的《从〈我是歌手〉看版权引进节目的本土化改造》一文，对比其他国外引进节目失败的教训中看出《我是歌手》成功的策略，并提出了不能止步于引进，而是应该实施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人制宜的策略，创新改造才能成功的观点。雷盛廷发表于《当代电视》2013年第7期的《〈我是歌手〉的创新理念与实现路径》与尚立云发表于《当代电视》2013年第12期的《〈我是歌手〉的管理突破与创新》两篇文章主要着眼于节目引进后赛制规则、现场布置等诸多创新元素来评价。另一篇从创新角度出发的文章则添进了与《中国好声音》的对比来论述，这是胡鹏昊发表在《当代电视》2013年第7期的《〈我是歌手〉如何唱出新声音》。钱明发表于《新闻知识》2013年第8期的《真人秀节目纪实性与戏剧性融合策略研究――以〈我是歌手〉为例》一文以竞赛为考察对象进行了研究，分为赛前宣传、赛前准备、竞赛现场、赛后感言四部分对这档真人秀歌唱节目的成功进行了论述。

最后，研究内容开始上升到内在特色与内在文化的层面，毛凯、杨传红发表在《当代电视》2014年第8期的《解析〈我是歌手〉第二季的延续与突破》一文认为，“平民明星”当道的电视节目坏境中，《我是歌手》节目重塑了歌唱类真人秀节目的风尚标，不仅避免了为比赛而比赛的目的性选歌制度，而且让歌者自由唱出内心的感受，这让观众更多地感受接地气的明星的真情实感。每一期竞演规则的巧妙变动，使得节目的关注度与延续性又大大提高。这篇文章已经走出了节目机制、宣传规则取胜的范围，更多地上升到了歌者的歌唱素养层面来看《我是歌手》的成功，不失为一次不错的尝试。杨博发表在《当代电视》2013年第6期的《叙事思维下的电视文艺创新研究――以〈我是歌手〉为例谈导演构思创意》一文，从叙事思维这一全新的角度为切入点在理论介绍的基础上，深度剖析了叙事在《我是歌手》的具体应用。高慧艳发表在《新闻知识》2013年第9期的《音乐类真人秀节目〈我是歌手〉的规则创新与文化怀旧》一文中，提出了怀旧这一关键词，“《我是歌手》背后怀旧文化：老人家的逆袭”，在大众媒介塑造的怀旧风的背景下，参加《我是歌手》竞演的歌手出道时间都不短于7年（尚雯婕），更多的是十年以上甚至三十年以上（齐秦）。石谭轩发表在《当代电视》2013年第4期的《浅析音乐真人秀节目〈我是歌手〉的内在特色》与张增赋发表在《传媒》2014年第6期（下）的《〈我是歌手〉的内在特色研究》两篇文章都以内在特色为题，都提到了剧情悬念化、怀旧心理牌、叙事视听剧等方面，但石谭轩一文在此基础上对娱乐化带来的正负面影响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有效的解决路径。常阳发表在《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3年第9期的《〈我是歌手〉叙事节奏探析》一文将叙事节奏分为内部结构与外部结构，对《我是歌手》叙事节奏作出了细致的论述。

基于以上学者的研究，笔者认为，学者们从诸多角度对《我是歌手》成功的原因从节目赛制、规则、营销手段、内在特色与文化等角度，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分析，虽然有少数文章并不全面或者并不细致，但是从全局来看已经完成了较全面深入的分析。不难看出，大多数论文应属电视传媒与传播范畴研究成果，基于流行音乐与大众文化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研究成果也直接为中国流行音乐的发展起到了良好的导向作用。

二、审美价值 别具匠心

《我是歌手》作为一档娱乐节目，在音乐上，却是以其高品质、高要求、高水准在为流行乐坛输出精致的音乐作品，在模式上，改变了真人秀节目的固定模式，在受众上，其受众策略的选择与应用也是极其成功的。从搜集到的资料提供的理论依据与我个人对流行歌曲的学习和研究来看，在这些方面《我是歌手》还很大程度上引领了大众审美趋势甚至价值观导向，并映射出受众的心理需求。

吴振华、王亚蓓发表在《新闻战线》2015年第2期的《〈我是歌手〉的受众策略运用与启示》一文中，提出了《我是歌手》对受众情感需求、主体性需求、接近媒介的需求的满足，从而达到满足受众需求赢得关注度的目的。启示部分提倡好的节目应该传播正确的价值观，正确引领大众价值取向，直接肯定了《我是歌手》良好的导向作用。刘书慧发表在《青年记者》2013年第17期的《从受众心理视角解析〈我是歌手〉的成功》与曹陆军发表在《中国电视》2014年第4期的《电视真人秀节目的受众心理分析及发展对策――以〈我是歌手〉为例》两篇文章皆从受众心理出发，对《我是歌手》爆热反映出的受众心理进行分析，前者结合节目机制论述，后者则准确地指出真人秀受众心理诉求的“真”、追求戏剧化叙事的心理期待、情感共鸣、寻求情感本位的心理慰藉等五点心理需求。杨虹品⒈碓凇兜贝电视》2014年第1期的《从〈我是歌手〉看音乐综艺节目对人的价值观影响》一文中，用举例的方式深入地分析了电视节目正面价值的传播势必会赢取良好的口碑和收视率，同时也对受众特别是青少年起到正面引导作用。张明芳、王珍珍发表在《当代电视》2013年第7期的《有声与无声之间――综艺节目〈我是歌手〉文本分析》一文，也侧重审美角度，对《我是歌手》的文本进行了剖析，段卫红发表在《当代电视》2015年第6期的《〈我是歌手〉第三季歌手服饰赏析》一文，提到了《我是歌手》审美的另一个方面――服饰。尽管文中主要讨论服饰对歌手竞演的作用，毋庸置疑的是《我是歌手》舞台上体现的服装审美趋势也必然影响着受众的服装审美。

由此可见，学者们的讨论主要集中于《我是歌手》成功地顺应了受众需求这一观点，衍射出《我是歌手》审美趋势及价值观的正确导向，从而大获成功的事实。但是，单从最后一篇有关服装审美的文章来看，研究现状最明显的不足就在于发掘面不够广泛，大众文化涉及面除审美、价值观、服装外，还有许多从《我是歌手》节目能映射出的问题未被深入研究。

三、音乐臻品 唯美动听

《我是歌手》是一档成功的电视节目，更是一座中国流行音乐的风向标，从这个节目中爆红的歌手与备受瞩目的歌曲都在一夜之间升值。除了既成熟又创新的节目模式与符合受众审美又迎合受众需求的策略外，最核心的关注点，应该是音乐本身。遗憾的是，音乐界对《我是歌手》现象中的音乐研究成果反而较少，本文着重分析的28篇文章中，从音乐本身研究的论文仅占6篇。

周志强发表在《文艺研究》2013年第6期的《唯美主义的耳朵――〈中国好声音〉〈我是歌手〉与声音的政治》一文中，以学理性极强的语言，以《中国好声音》《我是歌手》为考察对象，从声音开始到音乐商品再上升到音乐功能，得出的政治化的方式及其磨平体验的机制，正是当前中国娱乐文化伪经验生产逻辑的典型方式这观点。这是一个全新的角度，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的参考方向，也体现出了《我是歌手》研究角度的多样性。丰欣欣发表在《当代电视》2013年第10期的《由〈我是歌手〉看音乐选秀的审美新趋势》一文，作者便从音乐本质元素、编曲的多样化及舞台内在表现，系统深入地从审美层面进行了分析，并指出在受众审美越来越趋于理性的的今天，对音乐态度已经开始转向专业化。这对大众重新审视对流行歌曲的审美起到了非同小可的作用。李燕发表在《音乐创作》2014年第3期的《评当代流行音乐的导向选择――以〈我是歌手〉为例》一文提出，从《我是歌手》对当代流行音乐的导向的回归性探索与选择的缺失及合理思考三方面进行了较深入的探析，力挺用音乐表达真诚的内心从而打动观众的音乐臻品。杨红光发表在《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4年第2期的《〈我是歌手〉的音乐演绎之美与原创缺失之憾》与冯颖发表在《四川戏剧》2015年第5期的《缺憾美？还是再创作？――〈我是歌手〉语境中的中国流行乐坛》两篇文章在肯定《我是歌手》对中国流行乐坛的推动作用之后，都以《我是歌手》缺乏原创作品为遗憾，展望中国流行乐坛的的发展，更指出音乐评论者作为受众群体的一部分，也应以包容的心态，积极的视野审视中国流行乐坛。张又丹、刘洋发表在《人民音乐》2013年8期的《〈我是歌手〉的音乐启示：怀旧之外的更多可能》一文最应该被重视，其中的内容依旧是关乎《我是歌手》成功的缘由，从回归音乐本质、老歌新唱、创新发展等方面进行了阐述。这两位作者作为《我是歌手》常驻乐评人，研究内容或许更贴近真相，他们的参考资料也都来自网络，第一篇参考文献便是《我是歌手》总导演洪涛的专访。

狭隘地看，学术界对《我是歌手》中的音乐的研究成果，与其他领域相比还较少，文章对音乐本质、歌手演绎、歌曲编曲等方面的研究还远少于对《我是歌手》这档音乐节目空前成功的传播与受众分析。纵观全局，流行音乐的研究也迫切地需要充实，相较其他领域的研究成果，更是急缺系统深入的研究。

大众音乐文化论文范文第4篇

主办单位：《音乐研究》、《人民音乐》、《中国音乐》、《音乐传播》

面向国家社会音乐文化建设和音乐传播学科及学术发展的现实，第三届“全国音乐传播论文征集”活动正式启动。本届活动以“音心相印，乐至道存”为宗旨，以激发更多的音乐传播学术思想和追求，呼吁音乐传播研究的价值理性，倡导音乐传播的积极社会效应和人文精神价值，顺应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律、文化自强的时代潮流。

一、征文对象：高等院校青年教师及在校学生（包括本科生和硕士、博士研究生等），科研院所的青年科研人员，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媒体等领域的音乐传播从业人士等。

二、参考选题：下列为本届征文的参考选题方向，投稿者也可以此为提示，围绕活动精神自拟论题方向。

音乐传播理论研究 理论建设与学科建设；学术史与学术群体；传统文化思想与音乐传播等。

社会音乐文化建设 大众（社区、社会群体等）音乐文化生活调查研究；音乐文化产品创作品格、品位的社会导向；音乐文化特色城市/乡镇/社区建设等。

传媒音乐教育 音乐传播相关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

传媒与音乐研究 各类音乐传播媒介（报纸、广播、影视、网络、演出等）的运作特点和规律；各类媒介音乐产品（如影视剧音乐、广播电视音乐节目）的生产、传播。

传统音乐文化传播研究 各民族民间音乐和传统音乐文化的传播；当代传媒音乐产品中的传统音乐元素等。

音乐文化产业研究 音乐文化产品创意；音乐文化产业链及各要素；音乐商品及市场的历史与现状等。

中国（高校）校园音乐文化建设 高校音乐类社团建设；特色音乐类公共选修课；校园歌手和音乐比赛；音乐演出进校园等文化活动与现象的调查与解读。

音乐期刊研究 音乐期刊编辑；音乐期刊的历史与现状、社会活动；期刊评估等。

流行音乐传播研究 流行音乐的生产、批评、接受（尤其是青少年）等方面的实证与文化研究等。

三、稿件要求：必须为首发原作，否则取消获奖资格。字数原则上不超过15000。来稿务必齐、清、定。

1.请使用Word文档标准格式（扩展名doc或docx，推荐存为doc格式），文件名须包含作者姓名和论文标题。

2.首页首行请写“第三届全国音乐传播论文征集”字样，论文标题写在第二行（黑体三号），第三行起写作者简介（宋体四号，包括姓名、性别、单位、专业、研究方向、电话、E-Mail、地址和邮编等，在职人员须写明职务或职称，在读人员须写明当前学习阶段和入学年份）。

3.论文摘要：100—300字，楷体五号；关键词：3—7个，楷体五号，用空格分开；正文：宋体五号；文内若有各级小标题，酌情使用其他字体和稍大字号以示区分。

4.文内注释：一律使用当页脚注，宋体小五号，每页另起编号（注释序号使用圆圈数字，如①②③等）。

5.参考文献著录：须包括主要责任者（作者、主编等）、文献题名及版本、出版项（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页码或刊期等（报纸文献须有版面号），外文文献和互联网文献著录可参考MLA规范。

6.按A4幅面排版，页面下方居中插入页码。论文若含照片、图表、谱例、附录，请分别按类编号以便指称。

四、投稿方式与截止时间：应分别采取以下两种方式投稿，方为有效。打印稿请寄往：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东街1号中国传媒大学70号信箱（邮编100024）。另请在信封正面写明“第三届全国音乐传播论文征集”字样。此稿恕不退还。电子稿请发往本活动专用邮箱。邮件的“主题”中请注明作者姓名和文章标题。联系人：韦杰、魏晓凡；电话：（010）657837102.投稿截止日期：2013年10月31日

五、征文评奖与使用：1.本次活动设一等奖1名，二等奖5名，三等奖7名，优秀奖15—25名； 2.获奖者可获得主办单位等机构联合颁发的荣誉证书等奖励；3.主办单位享有所有参加征文作品的出版权、使用权，可将优秀作品汇编成册或公开出版；4.经专家组评审后，组委会将于2013年12月公布获奖名单，并以电话或电子邮件方式通知获奖者。

第三届“全国音乐传播论文征集”活动组委会

大众音乐文化论文范文第5篇

摘 要：本文论述将通过三个部分展开,分别从不同的论题和切入点着手,对现有文献所涉及的各方面内容进行划分和梳理;并对不同学科采用各种研究方法所取得的研究成果进行归纳和分析;最后,笔者尝试对目前学术研究所显现的优势及不足加以总结,不遗余力的提出几点浅知拙见,以供同仁们商榷指正。

尽管理论研究的步伐相对滞后,然而其日益多样的风貌和不断延展的视域,同样不容忽视。

80年代初期出现的一些涉及时代曲、通俗音乐、黄色歌曲等话题的文论,大多是针对当时社会出现的一些热点问题的看法及争论(例如瞿维、杨明望分别在1981年和1985年发表于《人民音乐》的文章：《关于流行音乐的对话》、《几点商榷评谭冰若同志《对流行音乐的几点看法》),亦或是一些非正式的散见于文化报刊和有关评论性的文集中的文章,仅有极少的文章关注到流行音乐的发展历史及构成要素解析,如梁茂春《对我国流行音乐历史的思考》和金兆钧《青年流行音乐创作群体的心理分析》等篇幅短小的文字,并不足以说明当时的论文达到了学术理论建设的高度。

90年代以后,流行音乐理论研究才正式进入创始和起步阶段,一些关于当代流行音乐发展历程的回顾与叙述,对于相关的人物、事件、作品和音乐现象等方面内容进行记录和思考的专著相继出版,当时的期刊论文也对流行音乐在特定阶段的发展史和有关现象产生的背景和成因做了初步总结和探索。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理论界开始涌现出大量的学术研究成果,音乐学界对于流行音乐的学术性研究显现出曙光,无论是对长期混淆不清的概念问题进行明确的界定,对其社会功能和文化内涵进行全面的分析,还是在树立流行音乐的学科意识等方面均取得了显著突破,理论研究脉络也日益明晰,经历了从微观到宏观,再从整体到局部,逐步深入和细化的发展过程,逐渐呈现出多元思维、多元视角的综合性跨学科研究态势。

特别是随着近几年新的传播媒介和载体、新的文化思潮、新的创作理念和受众审美取向的相继出现,一些涵盖新对象、新观念、新现象的论文命题应运而生,这些新的研究视野和方法的陆续跟进,为流行音乐的理论研究摄入了全新的氧份,潜移默化的将最前沿、最富挑战性的流行音乐研究推向了全新的临界点,促使我们在新的机遇下,理性的汲取、借鉴国内外先进学科的研究视角、综合性研究方法的同时,寻求真正适应本国国情和符合时展规律的研究方法,最终达到建立完善的流行音乐学科体系的理想目标。

本文中所提及的有关流行音乐研究的学术资料,均是本人通过中国知网、维普网、读秀学术搜素、万方数据库等文献搜索网站获取到的,自1979年至今已在国内正式发表的期刊论文及硕士、博士学位论文。

由于目前各学科各类型的学术文献中,将流行音乐纳为研究对象,并将其作为关 键 词进行论述的文章十分庞杂,所体现出的理论水平也是良莠不齐,同时受限于笔者知识结构之单薄,在资料的搜集过程中难以涉猎更广泛的领域并将相关研究进行更为全面的整理和归纳,本文仅对于少量具有典型意义和价值的期刊论文及学位论文进行扼要的梳理和总结。

期刊论文方面,此次仅筛选出已发表在学术质量较高,研究成果相对稳定、成熟且具有权威性的部级核心音乐类刊物,以及国内各大音乐学院学报的文章。

同时,鉴于其他学科对流行音乐的关注较早,占有文献的数量上、研究的维度及方法上略胜于音乐研究领域等因素,笔者尽可能广泛的浏览了迄今已发表的,涵盖跨学科、多领域的国内优秀硕士、博士学位论文,以及少量港台地区的学位论文。

咎于笔者资历尚浅,文中难避诸多疏漏,以期日后能够在学术修养和理论能力的提升基础上,加以修正和完善。

本文论述将通过三个部分展开,分别从不同的论题和切入点着手,对现有文献①所涉及的各方面内容进行划分和梳理;并对不同学科采用各种研究方法所取得的研究成果进行归纳和分析;最后,笔者尝试对目前学术研究所显示的优势及不足加以总结,不遗余力的提出几点浅知拙见,以供同仁们商榷指正。

1 相关名称、概念的认识和界定。

流行音乐这个概念在未被广泛使用之前,常常被一些带有时代烙印的并且相互混淆的名词所指代,人们对这种音乐类型的认识都处于模糊的阶段,关于它的界定和使用是理论界最早介入讨论的话题,这些文论的出现,为我们正确地认识流行音乐排除了的困难。

其中最有价值的一篇,即王思琦的《流行音乐的概念及其文化特征》,此文在提炼出流行音乐的9种文化特征的基础上,更为深入、全面、立体的完成了对其概念的界定,为日后我们解释和辨别流行音乐的真伪,确立了最接近完善的标杆。

其次,他于2006年连续发表在天津音乐学院学报的《当代语境中时代曲、抒情歌曲、轻音乐概念的使用与分析》和《当代语境中通俗音乐、流行音乐、通俗唱法概念的使用与分析》两篇文章,均在详实的史料基础上对流行音乐发展过程中被广泛使用的名词、概念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和界定,为我们清醒的把握相关概念的内涵,给予了重要的参照和理论支撑。

紧随其后发表的,如柳飞《通俗歌曲界定之管见》和李锦秀《流行歌曲界定之刍议》等文②,都在讲明了流行音乐的历史内涵,阐释了其不同时期出现的不同称谓的原因的同时,提出那些词语所指的正是同一类音乐,进一步的明确了为流行音乐正名的必要性。

2 关于流行音乐发展与大众文化的关系,及对其社会功能、文化属性的探讨。

涉及这方面的论题的文章,在目前研究成果中占有较大的比例。

例如,明言《新时期大众流行音乐的文化属性探析》、张莉莉《大众文化研究视野中的流行音乐》等文③,通过借鉴国内外不同文化理论学科的原则,把流行音乐视为体现世俗化的当代大众审美文化之一,将其文化属性、功能以及对社会存在的各个方面所产生的影响,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解读。

关于文化功能内在产生矛盾冲突而导致的一些消极影响,在王思琦《略论中国当代流行音乐的负面效应从文化功能分析的角度出发》、张浩《刍议流行音乐的教化功能及其异化》等文④中得以揭示和分析。

赵朴《从西北风到中国风社会文化环境对流行音乐影响刍议》、吴磊《流行音乐大众文化的现实表征》等文⑤,也从不同侧面对流行音乐在不同时期所展现出的文化景观、文化特征以及它们形成的原因,进行描述、提取和阐释。

3 中国近、当代流行音乐发展史及相关景象、事件和人物的记录、整理和思考。

树立正确的流行音乐史观,将其每个阶段的发展历程进行历时性描述,对于进一步展开相关事象的深入研究是十分必要的,应作为流行音乐理论研究的前提和基础任务。

徐元勇《中国流行音乐史导论》一文,就是从历史角度对自古就存在流行一词的说法,参照中国音乐发展史做了考证,指出流行音乐史应属于史学研究范畴,并可借鉴史学学科标准来进行史料的收集、史实的考察和史观的验证。

表述相同论点并由此展开具体研究的文章还有《对我国流行音乐历史的思考》、《文化传播中的中国当代流行音乐19781981》等⑥。

4 针对流行音乐学术热点问题的争议、理论学说的辨析、理论成果的回顾反思,论著的评论以及研讨会议的述评。

透过一些讨论流行音乐焦点问题的会议发言及相关文章⑦,我们不难发现,怎样正确理论手段达到对流行音乐更层面论题的清醒认识,怎样建设流行音乐的理论体系等问题一直是学术界需要长期关注和解决的问题。

早在90年代初,修海林通过《流行音乐问题与音乐美学研究》一文,简明探讨了运用美学的学术思维和方法来进行流行音乐研究的重要意义。

近年出现的《流行音乐文化的批评与反批评》(曾遂今)等文章⑧,向我们展示关于流行音乐的不同理论学说的由来,对那些观点进行了辨证的解析并重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关于对现有研究成果进行综述的文章⑨雷美琴《中国流行音乐30年音乐批评与理论研讨的回顾》,将国内与流行音乐实践相伴而行的理论研究划分成几个阶段进行巡视,并为未来学术研究的发展补充了建议。

书评性质的文章⑩有《评金兆钧光天化日下的流行亲历中国流行音乐》、《2004年流行音乐专家论坛综述》等文B11,对系列会议中值得关注的内容及有待进一步落实的命题,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总结和再思考。

5 特定类型、特定区域、特定风格的流行音乐及特定时期流行音乐现象的介绍和考察。

随着流行音乐各个面向发展的日益成熟与多元,听众的选择趋向细化,区域化、类型化的音乐类型逐渐被纳入理论界的研究视野,近些年出现了一批类如《新疆当代流行音乐发展历程及本土化元素研究》、《流行音乐(歌曲)现状调查报告》等B12,以考察区域流行音乐发展状况为专题的论文。

同样,韩钟恩《当代知识分子与摇滚乐及其文化转型》等文B13,关注到不同类型的流行音乐体现出不同文化族群的意识形态,及在二者相互作用和影响下出现的风格演进或转型。

另外,《中国风传统音乐与流行音乐的相遇》、《中国流行音乐在传统音乐中的多维嬗变》B14等文,通过对大量借鉴传统音乐元素创作产生的作品所体现出的本土化特征,进行实证性分析,为未来的作品创作提供借鉴、积累经验。

《全球化语境下的韩流音乐》、《大陆校园民谣的兴衰及其原因分析》等文B15,是针对当时出现的一些现象背后成因的的剖析,探讨它们所引发的社会效应带给我们的深刻启示。

6 新的学术观念、理论研究导向、方法论的探索和挖掘。

王思琦的《中国当代流行音乐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及研究方法》和《中国当代流行音乐研究资料三题》两篇文章对当时已有的研究资料做了概述和简明的梳理,对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总结,并指出了资料建设所面临的不够系统全面的现实问题,与我们交流了资料搜集工作的有关经验认识。

他已发表的一系列学术论文和理论专著B16,在历史梳理的基础上,开拓性的运用了文化学、社会学等跨学科的视角,为流行音乐理论研究填补了诸多空白,探索了新的路径。

王彬《流行音乐呼唤新的研究方法和阐释模式》,郝巍《流行音乐发展的视觉趋势及其探讨语境》等文B17,为我们日后运用更丰富的观点和方法进行较为系统的研究提供了更多的理论参考和更广的话语空间。

《流行的音乐,不流行的音乐学》,就目前音乐学领域方法论的不完善,忽视对流行音乐音响形态研究、没有形成真正独立系统的研究方法等现状进行了理性反思。

7 中国学者对异国流行音乐的研究,以及对他者研究中国流行音乐成果的关注

刘筱的《中国大陆对美国流行音乐的研究(19832003)》等B18文章,均从不同侧面对不同历史背景下的国外流行音乐进行了简要的介绍,并阐述了有关音乐类型发展脉络和成因。

此外,中国学者利用在国外深造的契机和自身的深厚语言功底,不辞辛苦的将国外学者对中国流行音乐研究的文论进行翻译、阅读和梳理,将全新的学术视角和学术方法介绍给国内的同仁们,并进一步对他者声音进行深层解剖,有助于我们更宏观、全面、清晰的理解和把握他者研究的目的和意义,摸索出适应我国未来流行音乐学术研究发展的可行性手段和深远路径。

大众音乐文化论文范文第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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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摘要：本文主要论述了大众文化视域下的青少年音乐欣赏，首先分析了青少年所喜爱的音乐类型，并进一步对其爱好和影响进行了分析说明。 关键词：大众文化 青少年音乐 种类 爱好及其影响 教育

就目前来看，大众文化是人们共性的认知，与人们的实际生活息息相关，音乐作为其中一项重要组成成分，扮演着重要角色，从类型上来看，音乐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包括古典音乐、流行音乐、美声、通俗等等，由于不同个体的知识层面不同、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不同，对音乐的喜好也不同，在大众文化的影响下，青少年是最终受到感染的一个群体，他们追求个性、追求标新立异，正是主流的发展人群。

一、大众文化下青少年音乐的种类

基于大众文化的青少年音乐，可以分为很多种类，例如：摇滚、爵士、说唱等等，在此我们为了便于阐述简称为流行音乐，它属于通俗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之相反的称之为古典音乐;随着经济的突飞猛进，人们逐渐过渡到快节奏生活，促使很多高品质、内涵丰富的古典音乐没有人欣赏，反而通俗流行音乐，越来越占据人们的学习、娱乐，音乐作为一种传递感情的媒介，具有较强的感染力，再加上流行歌星代表着时尚潮流，是流行风的前沿，深受青少年的喜爱，渐而成为一种主流音乐形式;我们认为社会发展过程中，青少年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音乐导向，相反，音乐也反映了不同年龄阶段的欣赏水平，在丰富多彩的文化背景下，青少年音乐不断变化、发展，逐渐引入来自台湾、美国、韩国等地区的音乐作品，对内地音乐构成产生的重要影响。就目前来看，音乐的类型在不断开拓，音乐的表达形式也越来越广，然而对于当前的青少年音乐来讲，更加重视“随性”的表达，通过合适的旋律和歌词以表达内心的真实情感，在聆听或者演唱中获得共鸣;例如：《小苹果》风靡大街小巷，部分学校甚至将其舞蹈作为课间操以活跃气氛，充满激情的年纪加上城市喧闹的配合，使青少年的生活带来积极向上的动力。

二、青少年的音乐爱好及其影响

1.大众文化下青少年的音乐爱好

流行音乐是目前青少年主要选择的音乐类型，因为其具有十分鲜明的音乐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青少年音乐观的树立，正是由于流行音乐受到热捧，也大大推动了流行音乐的市场发展，在大众文化引领下，流行音乐文化凭借着自身独特的韵律感，在经过科学处理之后，使其与青少年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状态不谋而合，不仅符合消费者的音乐需求，还符合商业发展规律。曾经关于一项针对青少年音乐爱好的调查显示，大约百分之七十的青少年钟爱流行音乐，而喜欢民间音乐、西方古典音乐以及传统音乐的青少年数量仅占总人数的百分之三十左右，虽然流行音乐经常以多样化、简单化、生活化的方式呈现，但是，通过这些数据资料，我们能够清楚的看到流行音乐对青少年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

2.青少年音乐爱好产生的影响

当代的青少年群体作为社会发展的主干力量，正在不断自我完善中，其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都尚未定型，处在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培养特长的时期;同时这阶段的青少年，在日常学习过程中，也会面临着来自社会的多种诱惑和压力，很容易导致心理发展问题，然而繁重的学习任务过后，轻松明快的流行音乐，可以帮助青少年重新燃起生活的激情以及努力学习的渴望，流行音乐中也不乏一些积极向上、斗志昂扬的创作，青少年很容易受到感染，保持积极向上的学习状态和生活态度。这种正向的精神娱乐，成为青少年文化建设中的重要构成。

再加上流行音乐的旋律广为流传，以一种大众化的方式向音乐主体提供了阳春白雪式的娱乐内容。由于其旋律简单很容易记住，使很多青少年在上、下学路上都能够时不时地能跟着节奏哼唱两句，使青少年获得精神上的消遣，这种帮助不管是教师、家长还是专业性强的心理辅导教师，都无法完全代替，虽然缺失了一些高雅的艺术气息和艺术水准，但是由于青少年在这个年龄阶段，并未对音乐有较深层面的认知，仅供娱乐身心从中获得心灵和身体上的放松是非常重要的。青少年喜欢的流行音乐以轻松、明快的音乐风格为主，这样在音乐欣赏中，将注意力集中到情感体验上就相对比较简单，这也是促进大众文化背景下流行、感性音乐出现的重要原因。在实际发展过程中，由于流行音乐汇集的感性元素，不单单为广大青少年提供了较合理的情感宣泄途径，还有效增加了人们的感望，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青少年对理性价值的追求，这种现状对于当前价值观尚未成熟的青少年来说，是一大挑战，他们能否在感性影响下，依旧保持内心的理性认识，并作出科学权衡，用辩证统一的理念思考人生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在发展流行音乐这一爱好的同时，青少年要适当减少利用自我感性来满足实践活动的想法，避免出现一些消极影响，为自己以后的生活和学习创造一个良好的心理状态。

三、大众文化下青少年的音乐教育

单从音乐教育的方面来说，目前广为应用的教育模式为西式发音和古典民乐，而通俗流行音乐的教学理论和实践在不断完善，现阶段我国音乐教育形式较为简单，致使很多音乐观的偏失，频繁出现音乐跟风的现象，而对青少年展开音乐教育工作的重点就是要培养学生的音乐欣赏能力，使其逐渐发现音乐中蕴含的丰富情感和美感，从而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音乐观，但是这是我国音乐教学模式很难实现的，流行音乐占据主导位置，而正是由于其大众文化的特点，而无法将音乐的旋律和情感表达上升到古典经典音乐的高度，这就要求未来音乐教育要将目光放长放远，不能仅仅局限于流行音乐，以实现均衡发展。

结束语：就目前的社会发展状态来看，大众文化已经成为构成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丰富人们日常生活内容的同时，也不可避免促使人们追逐、迎合大多数人。而这种特点对于身心健康正处在不断发展、成熟中的青少年来讲，是非常不利的。但是我们不能由此否认大众文化下的流行音乐，对于青少年的成长是非常有利的;因此，大众文化视野下，选择流行音乐的优势，引导青少年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应该做到感性与理性的融合，学会在选择面前科学、理性地权衡。

参考文献：

[1]白树亮，和曼.大众文化与青年音乐欣赏 [J].作家，2008，（16）.

[2]杨秀敏，张福永.技术、媒介、流行音乐――大众文化下我国流行音乐新特点 [J].安徽文学（下半月），2008，（10）.

大众音乐文化论文范文第7篇

在中国近现代音乐批评的历史长河中，中国音乐理论批评也许并不像同时代的某些理论批评（诸如文学批评）那样成果丰硕，但是在百余年的音乐文化建设中，对于音乐创作和音乐建设的努力从未停止过，即使在中国民族危亡时刻，音乐的理论建设也同样在积极地进行着。发生在抗日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时期的延安音乐理论建设，是中国音乐理论建设中不可获缺，甚至是十分重要的一环，它继承了五四以来中国新音乐理论的重要思想和左翼音乐运动中的音乐理论批评的传统，成为中国新音乐理论建设的新阶段。本文试图将延安时期音乐理论建设作为考察对象，对这一阶段的音乐理论的求索过程和主要理论成就进行初步的梳理。延安时期的音乐理论并非无源之水，而是有着久远的历史文化渊源。它的形成和发展深受中国近代革命思潮和五四新音乐的影响，是在党的文艺方针的指导下，总结中央苏区的音乐实践和左翼音乐运动理论成果基础上所进行新的理论创造和新的音乐建设。这一时期，民族化、大众化是音乐理论持续关注和努力解决的关键问题，是延安时期音乐运动的指导思想，同时也是这一时期音乐理论建设的核心。

音乐大众化思想并非肇始于延安时期。其萌芽最早可追溯到五四新音乐理论，当时的音乐界就提出了“以‘平民文学’为鉴，主张通过艺术、音乐来发展个性自由，培养高尚情操，以达到改善人生，改善社会的功效，以‘启蒙’为中心，以美育为形式，强调艺术与生活之关系，重视艺术的社会功能。”（刘曲雁.“五四”与“新音乐”理论[J].齐鲁艺苑，1995，（1）.）此时的“平民文学”也就是大众文学，以“‘平民文学’为鉴”的新音乐也就是民众全体的音乐，而且也初步强调了艺术的社会功能。在1927年至1934年中央苏区领导的革命文艺发展中，音乐大众化虽然并没有形成相应的音乐理论，但事实上这个时期的大众化是作为一种音乐实践而存在的。因为苏区文艺还处在革命文艺的萌发期，而革命音乐活动是为了在音乐上寻求与群众沟通的语言，团结群众、教育群众，从而为革命斗争服务。苏区的音乐大众化主要是从民间文艺中吸取营养，对当地流行的歌曲进行重新填词改造以便于传唱。这种方法为后来延安时期的民间音乐采集研究所继承和采用。

大众化概念的明确提出首先发生在文学领域。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为了更大范围地争取广大群众投入到民族解放斗争中去，左联成立后十分重视文艺大众化问题，不仅成立了文艺大众化研究会，而且还专门开展过三次关于文艺大众化的讨论，讨论涉及大众化的必要性、目的、方法和途径等问题。1931年11月的“左联”执行委员会的决议，即《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中还特别强调了大众化问题的意见：“为完成当前迫切的任务，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必须确定新的路线。首先第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文学的大众化。……今后的文学必须以‘属于大众，为大众理解，所爱好’为原则。”（文学导报，第一卷，1931年11月15日）这里的“大众”已经从民众全体的“大众”，衍变为无产阶级工农大众的代名词。“左翼文艺运动提出的‘大众化’的主张，意味着文艺家要走向农工大众，发展大众文艺，使文艺成为无产阶级进行革命的有力武器。”（姜昕.延安解放区音乐大众化思潮研究[D].四川大学硕士论文，2007）从文学界开始的大众化要求继而影响到了包括音乐在内的整个艺术界。1932年至1934年间，一些进步音乐工作者如聂耳、王旦东、李元庆、田汉、任光、张署、安娥、吕骥等人先后组织成立了“北平左翼音乐家联盟”（1932年）、“中苏音乐学会”(1933年)、“左翼戏剧家联盟音乐小组”，“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1934年)等左翼音乐组织，开展了革命音乐活动。从1936年初起，为了与当时政治上的抗日统一战线相呼应，左翼音乐界提出了音乐大众化的问题，并在各种刊物上发表大量有关大众音乐的批评文章。其中周巍峙的《国防音乐大众化》、吕骥的《论国防音乐》、刘良模的《高唱吧!中国》、陶行知的《从大众歌曲讲到民众歌咏》、周钢鸣的《论聂耳和新音乐运动》、麦新、孟波的《大众歌声》第一集前记等文，从理论上阐述了左翼音乐运动的根本任务和性质。他们认为，应该“把国防音乐迅速建立起来”，以唤醒民众，同时指出“建设国防音乐的第一个条件就是大众化”。为实现大众化，“国防音乐应当以歌曲为中心”，因为歌曲较容易为群众所接受，“要用唱歌的方法来唤醒民众，训练民众，组织民众，使他们有参加集团生活的习惯和纪律，成为一个强有力的集团”。这些音乐思想为延安时期的音乐大众化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左翼时期的音乐大众化追求在当时有限的条件下并没有很好的得到落实，但在延安时期这种理论诉求却得到了最好的实现。延安时期的音乐理论建设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政治性。

它对于中国音乐发展最大的贡献在于：在抗日救亡和民族解放热潮的激励下，确立了中国音乐民族化、大众化的发展方向。音乐大众化在这一时期最终得以确立，主要依赖于当时的音乐创作实践和丰富多彩的音乐活动，同时又离不开文艺方针政策的指导。自1936年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会师陕北后，延安便成为中共中央的所在地，中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本营。此时，大批左翼文化人士奔赴延安，使延安成为中国革命以及新文艺运动的中心。当时延安汇集了大量的进步音乐家，其中有许多人如吕骥、向隅、唐荣枚、张贞黻等都是具备相当专业音乐水平的音乐家，他们在救亡图存精神的号召下，走上前线和走进敌后宣传抗战，在体验现实生活与深入群众的过程中转变了自身的世界观和创作观念。他们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音乐事业中，掀起了群众歌曲创作的艺术高潮，并将创作经验提炼升华为创作心得和音乐理论。此外，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的音乐教育理论以及对于民间音乐的采集和研究工作，在培养延安解放区的音乐人才以及推动音乐民族化大众化起到了重要作用。音乐大众化成为这一时期文艺界的普遍的追求，音乐大众化在延安解放区最终确立。

这一时期的音乐大众化既有前期音乐大众化的一些共性，同时又有其自身的特性，即党对于文艺发展的干预指导性前所未有的加强了。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进一步确立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强调文艺的改造与服务，不仅要改造某些左翼艺术家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从而使其向工农兵方向转变；同时还强调要用中国传统的民族民间艺术形式风格来影响和改变他们原来的西化风格，从而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讲话”指明了文艺工作者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提出并解决了文艺与生活的关系，摆正了普及和提高的关系，比较彻底地解决了音乐大众化的路线、方针问题，成为延安音乐理论建设的重要一面。延安时期的音乐理论建设与音乐实践紧密结合，大多数革命音乐家身兼创作、教学、战地宣传等多重工作，他们在实践基础上对音乐评论、音乐理论研究进行了新的探索，提出、讨论了许多问题，如音乐与现实生活的关系、音乐的继承发展，中西文化关系，民族化、大众化等问题都得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和成就。其中音乐的民族形式问题、民间音乐研究、民族音乐理论期刊的建设等成为我国音乐理论建设中极其光辉的一页，是社会主义时期音乐理论建设的雏形，为现代音乐建设谱写了令人骄傲的篇章。

延安时期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是这一时期音乐理论探索最重要的内容之一。这一问题的提出和讨论，既有现实的也有历史原因，其出发点在于使文艺能够争取更多的群众，从而使文艺能够更好更有效地为民族解放战争服务。这些讨论的中心议题，主要是如何理解和对待西方音乐对中国音乐的影响，如何使音乐创作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所乐于接受，与此相联，就不可避免涉及到音乐上的中西关系、传统继承等问题。

事实上，音乐“民族形式”的探讨早在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化运动展开时就已提出。当时仅仅认为文艺内容应尽力反映群众的现实生活，在形式和语言上要尽可能考虑到群众的理解能力和接受能力。后来，音乐工作者为迎合群众对于民间音乐的喜爱，提出了采用“利用旧形式、反映新内容”的看法。尽管这样的观点在理论深度上还比较单薄，但这些看法对当时抗战音乐创作起到了重要指导作用。40年代初，“民间研究会”的成立之后，音乐家们在经历了对民间音乐的采集、整理、研究之后，才达到了“文艺工作者应该重视对民族传统的继承”和“文艺工作者应该深入群众，先当群众的学生，后当群众的老师”这样的认识高度。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冼星海和贺绿汀的文章较有代表性。冼星海《论中国音乐的民族形式》一文中指出，音乐民族形式问题讨论的立足点应该是现实生活，创作新的民族形式，关键还是要向人民大众的生活学习。对于如何更好地解决音乐的民族形式问题，冼星海指出，应该“广泛地收集民间小调、歌谣，深刻地研究中国的音乐史。另外还要注意呼吸西洋音乐高深的技术与理论修养。”这也就是他说的：“以民间音乐做基础，参考西洋音乐进步成果，创造一个新的中国音乐形式”(在《生产大合唱》座谈会上的发言)。贺绿汀在《抗战音乐的历程及音乐的民族形式》一文中指出：“在抗战时期，我们要用音乐来动员民众，当然我们更需要民间歌谣形式。利用民歌，创造为民众所喜爱的新民歌，我们的目的是在动员民众、教育民众、提高民众的音乐水平。不过这不能算是新中国音乐的全部，至多也只能是中国新音乐的一部分。在这伟大的时代，我们更可以创作出比较高深些的大型作品，如交响曲、管弦乐曲、歌剧等等，以反映我们的伟大的时代。”

此外，延安时期的音乐理论建设还围绕音乐与政治的关系、民间音乐研究以及音乐理论期刊建设等进行了探索。音乐家除了通过言论阐明理论观点之外，还论述了音乐批评标准问题。冼星海就认为音乐的标准就是社会功利价值标准，在这一标准下，力求艺术性与党性的统一，他说，“音乐不独是一种斗争的武器，他还能给人们一种高尚娱乐，不单是鼓励冲锋杀敌，还能慰藉许多在长年抗战中的英勇战士”《(民歌研究》)。他认为首先要把音乐当作艺术看，作为“反映大众生活思想、情感的一种手段”，然后才是音乐与社会的关系问题。

20世纪40年代，延安的民族音乐研究工作是第一次系统的、有目的的中国现代民族音乐研究，开展了民族音乐的收集、整理、研究工作并取得很大成绩。其中冼星海的《民歌研究》和吕骥的《中国民间音乐研究提纲》成就最高。冼星海认为：中国民歌“有它自己活泼的规律，我们应该辩证地去了解它，我们不能拿别人的尺死板地来判断。”关于研究民歌的方法，冼星海则主张到民间去向民间艺术家学习。吕骥于1946年完成的《中国民间音乐研究提纲》一文则从民族音乐学的理论高度系统性提出了民间音乐研究的理论框架，他首先指出研究的目的：“应该是了解现在中国各民族、各地区流行的各种民间音乐的状况，进而研究其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演变过程的历史，从而获得中国民间音乐的一些规律性的知识，作为接受中国民间音乐优秀遗产，建设现代中国新音乐的参考。”进而又提出了研究的原则和方法等问题，即“首先了解中国各民族音乐形式的社会条件，即中国各民族人民的社会生活（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生活）的实际情况，甚至于还要研究各民族的发展史，……仅仅着眼于民间音乐的形式（如音阶、调式、节奏式样、乐曲组织等）与技术性的研究，并不能深刻了解民间音乐，只有从民间音乐的内容（即人民的生活、思想、感情以及表现这些内容的音乐语言）出发，才能真正了解民间音乐这些形式与技术在他们生活中具有什么意义”。吕骥的《中国民间音乐研究提纲》既是对延安当时展开中国民间音乐的学习、运用和研究的理论总结，又为后来人们研究中国民间音乐指出了正确的原则和方法。（汪毓和.中国近现代音乐史[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9：341.）音乐期刊建设是延安时期音乐理论建设的开拓性举措。

音乐刊物是开展音乐理论建设、推动音乐创作向前发展的重要平台。1942年4月，由延安边区音协和边区作曲者协会编写的《民族音乐》创刊。刊物主要刊载论文、创作歌曲、介绍苏联音乐和西方音乐家，到同年12月共刊行8期。其中，李焕之的《歌曲中国化底实践》、麦新的《略论聂耳的群众歌曲》、民歌联唱《七月里在边区》、张鲁执笔的《怎样采集民间音乐》、吕骥的《民歌的节拍形式•民间音乐研究笔记之一》等论文，都是民间音乐研究的丰硕成果。1942年11月，由中国民间研究会编印的《民间音乐研究》虽然只刊出一期，但《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第五次全体大会告全体会友书》（刊词）、吕骥的《三年来的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如何研究民间音乐》，陈冲的《评剧敲击乐器演奏法》等文都表现出了较高的理论境界和水平。1947年6月，吕骥在东北佳木斯创办了以刊载创作歌曲和评论性短文为主的综合性音乐刊物《人民音乐》，除刊发音乐新作之外，还发表歌曲创作及群众音乐活动的指导性文章，同时还开设了音乐基本知识讲座和民间音乐研究专栏，有利推动了东北群众音乐的发展。解放后吕骥领导中国音协时期，最先创办的音乐刊物也定名为《人民音乐》，由此可见《人民音乐》在东北解放战争时期创刊的开拓性意义。

大众音乐文化论文范文第8篇

流行音乐已成为当今论文联盟社会音乐生活中的重要音乐现象。对于流行音乐的研究，音乐美学关注的是它的审美价值，音乐史学关注的是它的历史发展和流变，对于它的流行（传播）的研究则是音乐社会学所关注的问题。曾遂今先生所著《中国大众音乐——大众音乐文化的社会历史连接与传播》（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7）即是用音乐社会学的方法对流行音乐（包括广义和狭义）进行系统研究的一部著作。也可以将该作视为曾先生1997年版的《音乐社会学概论》（2004年“增删修改”版为《音乐社会学》）的“姊妹篇”、“系列篇”。如果说，被称为“中国第一部音乐社会学专著”（于润洋语）的《音乐社会学概论》对于我国的音乐社会学学科建设方面具有着开创性的意义，那末《中国大众音乐》（以下简称《大众》）一书的重要意义和价值则在于其对大众音乐及其流行与传播的社会学、传播学等跨学科的、系统的研究方面学术上的先导性、开拓性和奠基性。

一、视角的独特性

涉及“流行音乐”（或曰通俗音乐）一词，一般特指源于欧美的、现代社会城市中诞生的通俗化、时尚化、商业化的音乐。具体说来，即是以其时间上的现代性、空间上的城市性、审美上的通俗性、制作上的现代科技性、流行上的商业性等为特点的大众化音乐。《大众》中对于流行音乐的考察，则并未囿于这种狭义的流行音乐观，而是表现出其独特的视角。其一，是大文化的视角。即从“中国音乐文化体系中的大众音乐”（第二章）的角度来审视中国的流行音乐（包括中国现代社会中的流行音乐）。流行音乐，是大众音乐，更是音乐文化体系中的大众音乐，此可视为《大众》之流行音乐研究的逻辑起点。其二是历史的视角。如对中国流行音乐所作的历史学、社会学分类上将其定位为与宫廷音乐、文人音乐（现代则为政府音乐、专业音乐）相对的“大众音乐文化”（导引，第二章）。从而提出了“广义而宏观的通俗音乐（流行音乐）”（导引）的概念，并通过历史上的大众音乐所具有的“自然的”“面向社会，面向最广大群众”（导引）的共性的描述，深刻揭示出广义的流行音乐的本质特点。其三是现代传播学理论的视角。流行性，可谓流行音乐最显著的特性。对于作为大众音乐的流行音乐的流行（传播）特性的研究，应该说是《大众》理论展开的逻辑重心，从而也形成对以往多见的关于流行音乐单纯的或形态学、或审美学、或历史学研究的一种新开拓。基于对大众音乐的历史、宏观意义上的审视，《大众》进而深入分析讨论了大众音乐的传播形态（自然传播和技术传播）及其商品性（第七章）、流行性（第八章）等。特别是其中关于技术传播的五大类型（乐谱、唱片、无线电、电视和数字化网络）（第六章）、依技术传播媒体分类的大众音乐传播的五种形式（a.原始、b.乐谱、c.表演、d.唱片、e.无线电-电视）（第六章）、音乐流行模式“三环”（a.激发环节；b.社会心理倾向；c.作品本体）制约图式等的解析方面所体现出的从社会学、传播学以及历史学、审美学、心理学角度对大众音乐进行综合考察的全新眼光，尤见其学术视角的“前沿”和独到。

二、视域的开阔性

《大众》全书的结构总八章，可分为两大部分。一为前四章，可概括为中国音乐“文化体系”、“历史长河”中的“大众音乐”；二为后四章，可概括为“大众音乐”的“传播”和“流行”。在第一部分中，《大众》对于中国大众音乐从时、空两维度作了宏阔的“鸟瞰性”、“概览性”陈述和深入地探索性

转贴于论文联盟

研究。如纵向上的时间跨度方面，囊括了远论文联盟古乐舞，先秦民歌，秦汉乐府、相和歌，魏晋南北朝清商乐、吴歌西曲，隋唐曲子，五代两宋唱赚、鼓子词、诸宫调，元代杂剧、散曲，明清小曲、戏剧等等（第三章）；横向的空间维度上则包含了民间音乐、宗教音乐、军旅音乐、儿童音乐、革命音乐、当代流行音乐（第四章）等等，从而在时空交错、经纬纵横的大视野上为我们展示了中国大众音乐文化的历史发展及文化构成方面的宏伟图景。另如在全书第二大部分后四章中论述大众音乐作为 “音乐商品的历史进化与发展”（第七章）时，对音乐商品价值从 “零时期”、到“萌芽、发展时期”、再到“膨胀时期”所作的历时性分析，也表现出其广阔的学术视野。

三、视线的深刻性

《大众》在为我们描绘中国大众音乐及其传播、流行的发展史实时，均是与“论”密切相关、相连的。由上所述，其叙“史”述 “实”可见宏阔的视野；而其立“论”上，则不乏学术上的诸多真知灼见。如作者在对“中国音乐文化体系中的大众音乐”进行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评述之后，所得出的“大众音乐是整体音乐文化发展的动力源泉”（第二章），是“历史的晴雨表，社会发展的指南针，社会感觉的心电图，历史长河的录像带”（第四章）的结论；将中国当代音乐文化作政府音乐(governmental)、大众音乐(popular)、学院派音乐(academic) “三相划分”及其交相互成、互动(如20世纪50—60年代gpa/gp/ga型；60—70年代gpa/地下p型；80年代p/gp/a型；90年代g/p/a型) 理论（第二章）的提出，从而超越了关于音乐文化分类认识上惯行的“雅与俗”、“主流与非主流”、“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等二元对立思维模式；讨论大众音乐的传播流行问题中所作“人类社会的音乐实践，本质上是音乐传播的实践”（第五章）、“正向传播与反馈（传播）的长期双向交流形成”对“某文化风格的”“认同”及“民族精神气质的标志”（第二章，第五章）、“音乐史就是音乐的流行史”（第八章）等理论概括；在论述大众音乐的商品属性时所提出的“在我们现实的音乐商品中，对音乐商品的二重性的认识，其意识形态性应当摆放在头等重要的位置”（第七章）的观点等等，都表现出作者深刻的学术见地。

四、视触的敏锐性

《大众》对大众音乐进行历史的和传播学、社会学的透视中还可见其现实针对性方面敏锐的视触。如对当前流行歌坛“走穴”、“营业性演唱”（第四章）、“假唱”（第六章）等的社会学分析；对 “当代中国流行音乐两个极端”（“俗不可耐和晦涩离奇”）（第七章），对电视晚会“三多”（声乐多，声乐中独唱多，独唱中流行歌曲多）现象和“电视晚会的艺术带头性和传媒权威性逐步消失”（第六章）的倾向等的批评；对中国流行音乐“起码较长时期内”像80年代“音乐商品生产的‘大瀑布’（状况）再也不会出现”（第七章）的预测。再如，面对“今天音乐商品价值膨胀期，占社会传播支配地位的e式传播（无线电-电视）致使传播透明度趋近于零”的情形而敏锐地指出音乐商品的“艺术、商品追求上价值选择”已到了临界点，从而发出警惕“音乐商品成了商品价值规律的奴隶”（第七章）的呼吁，等等。对“大众音乐文化的社会历史连接与传播”的研究，其首要的目的和意义，无非在于发现其中某些规律性的东西，以更好地进行我们今天的“音乐文化建设”。由上可见，这也正是《大众》为我们所呈现的著述宗旨。

大众音乐文化论文范文第9篇

摘要：本文论述将通过三个部分展开，分别从不同的论题和切入点着手，对现有文献所涉及的各方面内容进行划分和梳理；并对不同学科采用各种研究方法所取得的研究成果进行归纳和分析；最后，笔者尝试对目前学术研究所显现的优势及不足加以总结，不遗余力的提出几点浅知拙见，以供同仁们商榷指正。

关键词：中国当代流行音乐；研究现状

中国当代流行音乐，自1978年重返大陆地区且正式拉开发展帷幕至今，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迁，极速跃升为当下最为瞩目的文化景观。尽管理论研究的步伐相对滞后，然而其日益多样的风貌和不断延展的视域，同样不容忽视。80年代初期出现的一些涉及“时代曲”、“通俗音乐”、“黄色歌曲”等话题的文论，大多是针对当时社会出现的一些热点问题的看法及争论（例如瞿维、杨明望分别在1981年和1985年发表于《人民音乐》的文章：《关于“流行音乐”的对话》、《几点商榷——评谭冰若同志《对流行音乐的几点看法》），亦或是一些非正式的散见于文化报刊和有关评论性的文集中的文章，仅有极少的文章关注到流行音乐的发展历史及构成要素解析，如梁茂春《对我国流行音乐历史的思考》和金兆钧《青年流行音乐创作群体的心理分析》等篇幅短小的文字，并不足以说明当时的论文达到了学术理论建设的高度。90年代以后，流行音乐理论研究才正式进入创始和起步阶段，一些关于当代流行音乐发展历程的回顾与叙述，对于相关的人物、事件、作品和音乐现象等方面内容进行记录和思考的专著相继出版，当时的期刊论文也对流行音乐在特定阶段的发展史和有关现象产生的背景和成因做了初步总结和探索。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理论界开始涌现出大量的学术研究成果，音乐学界对于流行音乐的学术性研究显现出曙光，无论是对长期混淆不清的概念问题进行明确的界定，对其社会功能和文化内涵进行全面的分析，还是在树立流行音乐的学科意识等方面均取得了显著突破，理论研究脉络也日益明晰，经历了从微观到宏观，再从整体到局部，逐步深入和细化的发展过程，逐渐呈现出多元思维、多元视角的综合性跨学科研究态势。特别是随着近几年新的传播媒介和载体、新的文化思潮、新的创作理念和受众审美取向的相继出现，一些涵盖新对象、新观念、新现象的论文命题应运而生，这些新的研究视野和方法的陆续跟进，为流行音乐的理论研究摄入了全新的氧份，潜移默化的将最前沿、最富挑战性的流行音乐研究推向了全新的临界点，促使我们在新的机遇下，理性的汲取、借鉴国内外先进学科的研究视角、综合性研究方法的同时，寻求真正适应本国国情和符合时展规律的研究方法，最终达到建立完善的流行音乐学科体系的理想目标。

本文中所提及的有关流行音乐研究的学术资料，均是本人通过中国知网、维普网、读秀学术搜素、万方数据库等文献搜索网站获取到的，自1979年至今已在国内正式发表的期刊论文及硕士、博士学位论文。由于目前各学科各类型的学术文献中，将流行音乐纳为研究对象，并将其作为关键词进行论述的文章十分庞杂，所体现出的理论水平也是良莠不齐，同时受限于笔者知识结构之单薄，在资料的搜集过程中难以涉猎更广泛的领域并将相关研究进行更为全面的整理和归纳，本文仅对于少量具有典型意义和价值的期刊论文及学位论文进行扼要的梳理和总结。期刊论文方面，此次仅筛选出已发表在学术质量较高，研究成果相对稳定、成熟且具有权威性的部级核心音乐类刊物，以及国内各大音乐学院学报的文章。同时，鉴于其他学科对流行音乐的关注较早，占有文献的数量上、研究的维度及方法上略胜于音乐研究领域等因素，笔者尽可能广泛的浏览了迄今已发表的，涵盖跨学科、多领域的国内优秀硕士、博士学位论文，以及少量港台地区的学位论文。咎于笔者资历尚浅，文中难避诸多疏漏，以期日后能够在学术修养和理论能力的提升基础上，加以修正和完善。

本文论述将通过三个部分展开，分别从不同的论题和切入点着手，对现有文献①所涉及的各方面内容进行划分和梳理；并对不同学科采用各种研究方法所取得的研究成果进行归纳和分析；最后，笔者尝试对目前学术研究所显示的优势及不足加以总结，不遗余力的提出几点浅知拙见，以供同仁们商榷指正。

一、 通过不同论题对流行音乐的研究

1.相关名称、概念的认识和界定。

“流行音乐”这个概念在未被广泛使用之前，常常被一些带有时代烙印的并且相互混淆的名词所指代，人们对这种音乐类型的认识都处于模糊的阶段，关于它的界定和使用是理论界最早介入讨论的话题，这些文论的出现，为我们正确地认识“流行音乐”排除了的困难。其中最有价值的一篇，即王思琦的《“流行音乐”的概念及其文化特征》，此文在提炼出流行音乐的9种文化特征的基础上，更为深入、全面、立体的完成了对其概念的界定，为日后我们解释和辨别“流行音乐”的真伪，确立了最接近完善的标杆。其次，他于2006年连续发表在天津音乐学院学报的《当代语境中“时代曲”、“抒情歌曲”、“轻音乐”概念的使用与分析》和《当代语境中“通俗音乐”、“流行音乐”、“通俗唱法”概念的使用与分析》两篇文章，均在详实的史料基础上对流行音乐发展过程中被广泛使用的名词、概念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和界定，为我们清醒的把握相关概念的内涵，给予了重要的参照和理论支撑。紧随其后发表的，如柳飞《通俗歌曲界定之管见》和李锦秀《“流行歌曲”界定之刍议》等文②，都在讲明了流行音乐的历史内涵，阐释了其不同时期出现的不同称谓的原因的同时，提出那些词语所指的正是同一类音乐，进一步的明确了为“流行音乐”正名的必要性。

2.关于流行音乐发展与大众文化的关系，及对其社会功能、文化属性的探讨。

涉及这方面的论题的文章，在目前研究成果中占有较大的比例。例如，明言《新时期大众流行音乐的文化属性探析》、张莉莉《大众文化研究视野中的流行音乐》等文③，通过借鉴国内外不同文化理论学科的原则，把流行音乐视为体现世俗化的当代大众审美文化之一，将其文化属性、功能以及对社会存在的各个方面所产生的影响，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解读。关于文化功能内在产生矛盾冲突而导致的一些消极影响，在王思琦《略论中国当代流行音乐的负面效应——从文化功能分析的角度出发》、张浩《刍议流行音乐的教化功能及其异化》等文④中得以揭示和分析。赵朴《从“西北风”到“中国风”社会文化环境对流行音乐影响刍议》、吴磊《流行音乐——大众文化的现实表征》等文⑤，也从不同侧面对流行音乐在不同时期所展现出的文化景观、文化特征以及它们形成的原因，进行描述、提取和阐释。

3.中国近、当代流行音乐发展史及相关景象、事件和人物的记录、整理和思考。

树立正确的流行音乐史观，将其每个阶段的发展历程进行历时性描述，对于进一步展开相关事象的深入研究是十分必要的，应作为流行音乐理论研究的前提和基础任务。徐元勇《中国流行音乐史导论》一文，就是从历史角度对自古就存在“流行”一词的说法，参照中国音乐发展史做了考证，指出流行音乐史应属于史学研究范畴，并可借鉴史学学科标准来进行史料的收集、史实的考察和史观的验证。表述相同论点并由此展开具体研究的文章还有《对我国流行音乐历史的思考》、《文化传播中的中国当代流行音乐——1978—1981》等⑥。

4.针对流行音乐学术热点问题的争议、理论学说的辨析、理论成果的回顾反思，论著的评论以及研讨会议的述评。

透过一些讨论流行音乐焦点问题的会议发言及相关文章⑦，我们不难发现，怎样正确理论手段达到对流行音乐更层面论题的清醒认识，怎样建设流行音乐的理论体系等问题一直是学术界需要长期关注和解决的问题。早在90年代初，修海林通过《流行音乐问题与音乐美学研究》一文，简明探讨了运用美学的学术思维和方法来进行流行音乐研究的重要意义。近年出现的《流行音乐文化的批评与反批评》（曾遂今）等文章⑧，向我们展示关于流行音乐的不同理论学说的由来，对那些观点进行了辨证的解析并重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关于对现有研究成果进行综述的文章⑨——雷美琴《中国流行音乐30年音乐批评与理论研讨的回顾》，将国内与流行音乐实践相伴而行的理论研究划分成几个阶段进行巡视，并为未来学术研究的发展补充了建议。书评性质的文章⑩有《评金兆钧“光天化日下的流行——亲历中国流行音乐”》、《“2004年流行音乐专家论坛”综述》等文B11，对系列会议中值得关注的内容及有待进一步落实的命题，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总结和再思考。

5.特定类型、特定区域、特定风格的流行音乐及特定时期流行音乐现象的介绍和考察。

随着流行音乐各个面向发展的日益成熟与多元，听众的选择趋向细化，区域化、类型化的音乐类型逐渐被纳入理论界的研究视野，近些年出现了一批类如《新疆当代流行音乐发展历程及本土化元素研究》、《流行音乐（歌曲）现状调查报告》等B12，以考察区域流行音乐发展状况为专题的论文。同样，韩钟恩《当代知识分子与摇滚乐及其文化转型》等文B13，关注到不同类型的流行音乐体现出不同文化族群的意识形态，及在二者相互作用和影响下出现的风格演进或转型。另外，《“中国风”传统音乐与流行音乐的相遇》、《中国流行音乐在传统音乐中的多维嬗变》B14等文，通过对大量借鉴传统音乐元素创作产生的作品所体现出的“本土化”特征，进行实证性分析，为未来的作品创作提供借鉴、积累经验。《全球化语境下的“韩流”音乐》、《大陆校园民谣的兴衰及其原因分析》等文B15，是针对当时出现的一些现象背后成因的的剖析，探讨它们所引发的社会效应带给我们的深刻启示。

6.新的学术观念、理论研究导向、方法论的探索和挖掘。

王思琦的《中国当代流行音乐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及研究方法》和《中国当代流行音乐研究资料三题》两篇文章对当时已有的研究资料做了概述和简明的梳理，对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总结，并指出了资料建设所面临的不够系统全面的现实问题，与我们交流了资料搜集工作的有关经验认识。他已发表的一系列学术论文和理论专著B16，在历史梳理的基础上，开拓性的运用了文化学、社会学等跨学科的视角，为流行音乐理论研究填补了诸多空白，探索了新的路径。王彬《流行音乐呼唤新的研究方法和阐释模式》，郝巍《流行音乐发展的视觉趋势及其探讨语境》等文B17，为我们日后运用更丰富的观点和方法进行较为系统的研究提供了更多的理论参考和更广的话语空间。《流行的音乐，不流行的音乐学》，就目前音乐学领域方法论的不完善，忽视对流行音乐音响形态研究、没有形成真正独立系统的研究方法等现状进行了理性反思。

7.中国学者对异国流行音乐的研究，以及对“他者”研究中国流行音乐成果的关注

刘筱的《中国大陆对美国流行音乐的研究（1983—2003）》等B18文章，均从不同侧面对不同历史背景下的国外流行音乐进行了简要的介绍，并阐述了有关音乐类型发展脉络和成因。此外，中国学者利用在国外深造的契机和自身的深厚语言功底，不辞辛苦的将国外学者对中国流行音乐研究的文论进行翻译、阅读和梳理，将全新的学术视角和学术方法介绍给国内的同仁们，并进一步对他者声音进行深层解剖，有助于我们更宏观、全面、清晰的理解和把握他者研究的目的和意义，摸索出适应我国未来流行音乐学术研究发展的可行性手段和深远路径。这方面的文章有王思琦的《中国当代流行音乐研究领域中来之于实地考察的“他者”声音——评Nimrod Baranov itch的》B19，钱丽娟的《身份、政治和疼痛—英文文献中的中国流行音乐研究》B20一文对英文文献及华语圈内对于流行音乐研究文献的内容、论点和方法进行了大致的梳理和分析，提出将中国学术研究融入国际学术理论视野，从局内人的视角深入政治及“身份研究”议题的可能性。

8.对于流行音乐内部构成（教学、创作、表演、后期等实践行为，作品形态）诸多方面问题的研讨：

首先，国内新兴的流行音乐专业教学的现状进行介绍，对于目前流行演唱及演奏教学中遇到的一些问题进行说明并提供解决方案的文章，如曹洋的《目前我国流行音乐教育现状之思考》，徐元勇的《论高等艺术院校通俗歌曲演唱的专业教育 》等文B21对流行演唱专业的教学目的、方法、内容、模式、考核的实行等方面内容进行了探讨，并提供了教学经验和指导意见。其次，是对于流行音乐创作、唱奏技巧及后期制作等技术操作问题的探讨，比如刘小山的《精确重现与创造性重现——录音室创作的两种标准》等B22。再次，是通过对作品的创作主题、体裁形式、曲式结构分析，来概括流行音乐形态特征的文章。比如周天星的《创新与模仿之间的徘徊——流行歌曲创作中共用同一和声布局之分析》等等B23。

9.如何确立流行音乐的审美观念及各群体审美心理分析，及其如何在素质教育中定位和如何处理它与青少年的关系等问题的讨论。

关注在不同历史时期、特殊的社会背景下流行音乐所体现出的人的心理和情感状态，对于如何协调好创作主体与审美客体之间的关系，将流行音乐的审美和教化等功能发挥到最大化，进而促进创作和欣赏者自身艺术水平的提升，音乐及社会发展的良性循环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这方面的文章，如郑玉香《从心理意象角度解读流行歌曲中的情感归依》，连萍的《从流行音乐看社会转型期青年文化偶像观的蜕变》等B24，通过部分作品的欣赏和探析，来概括其中反映出的不同群体的情感体验和审美观念及价值观的变迁，《青年流行音乐创作群体的心理分析》等文B25则分析了体现情感的作品背后，支配人们音乐行为的审美意识和心理因素。关于流行音乐教化功能的使用，王思琦的《音乐专业大学生流行音乐审美倾向的个案研究》等B26，通过对教育群体认知态度和审美趣味的调查来分析流行音乐对于他们审美价值取向的确立所发挥的作用，思考流行音乐在教学实施中应注意的问题。

10.流行音乐演出场所、表演形式、运作机制、传播媒介、评奖活动等环节的讨论。

较早的一篇关于流行音乐传播行为的研究，是1990年发表在中国音乐学《中国流行音乐传播预测的理论与实践》，作者杨晓勋通过听众问卷调查的方式，对文中所附的大量统计表格进行数据定量分析，验证了传播媒介对于推广流行音乐和引导个人音乐行为的重要作用，为日后这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必要的准备。另外，曹林、蒲亨建的《广州酒吧音乐及其文化背景调查研究（上）、（下）》，冯玲的《流行音乐表演传播场域之探讨》等B27，皆为谈论近年来随科技革新应运而生的，新的流行音乐传播手段、交流形式、演出场所、产业运营模式，关注传播媒介和载体生存状况、发展对策，评奖机制等内容的文章。

二、 运用多学科研究方法对流行音乐的研究

现有将流行音乐纳入理论研究范畴的硕士、博士学位论文，尝试多学科之间研究方法、论点、论域的交叉与融合，从研究对象微观方面进行较为深入的探索，在数量和质量上已形成一定的规模。不难得出，其以大众文化为根基而突显出的鲜明特色和特殊内涵，无论作为任何人文学科的研究对象，都具有重要的价值。笔者着眼于不同研究方法，归纳了音乐学研究领域尝试本学科固有研究模式与其他学科相互吸收和借鉴的优秀论文；以及优先于、丰富于我们音乐学科领域的跨学科研究成果；还关注到一些鲜有研究涉及的颇有见地之观点，于此进行简略的介绍。为我们拓宽研究视野， 把握新的学术动向，提供更多的理论参考。

1、音乐学领域尝试综合方法的研究：

（1）.音乐社会学研究

采用社会学与传播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结合流行音乐自身的特征、新的社会背景下显示出的发展态势，具体的展开相关事象的个案调研，抽象的挖掘其与媒体、受众及社会构成各层面之间的深层联系。如《高校流行音乐文化传播初探》（刘雅丛），即是一篇利用实证分析的方法对大学生于部分高中生的音乐欣赏行为进行问卷调查的基础上，结合美学、心理学的理论观点，透视流行音乐在高校传播的实际意义，并对如何提升流行音乐的理性认识提供策略的硕士论文。此类文章还有《21世纪中国网络流行音乐发展及案例研究》（李剑）《中国“音乐粉丝”现象研究》（杨光）等B28。

（2）.音乐史学研究

利用史学与形态学、社会学、文化学等研究相结合，在历时与共识的坐标下，以史实为依据对特定时空流行音乐的形态、类型、人物及事件的演变过程，阶段性特征，与社会人文环境的关系等方面论题，进行纵横交错的宏观概括和微观探索。以此为基的研究有：张燚《中国当代流行歌曲演唱风格发展脉络及其相关问题研究》、郭星星《大陆校园民谣与台湾校园民歌比较研究》等B29。值得一提的是，彭勇《他山之石，可否攻玉》一文，还联系人们的雅俗取向对比流行音乐与严肃和传统音乐的差异，来探究其发展前景。

（3）.音乐人类学研究

近年，尽管民族音乐学早已将当下的流行音乐纳入其研究范畴且将其视为热点论题，已有《音乐人类学的视界——全球文化视野的音乐研究》（管建华）、《街头音乐：美国社会和文化的一个缩影》（洛秦）等专著问世，但对国内流行音乐进行考察的文献，特别在学位论文方面并不多见其踪迹，目前可以参阅的尚少B30。其中，付菠益《宣泄的仪式——中国大陆摇滚乐的音乐人类学研究》，以他对崔健的访谈，摇滚音乐现场的实地考察和真实记录等实践为基础，展开对于不同历史背景下摇滚乐的文化诠释。

（4）. 音乐教育学（美育）研究

这类实践与理论相结合的应证性研究，如《流行音乐进中学音乐课堂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流行音乐对高校“90后”大学生的影晌》等B31，多使用美学、心理学的研究内容与教育学进行综合，从教学的实际出发，利用“田野”调查法，深入学校亲历课堂观察流行音乐的施教过程并试图挖掘专业教学的新方案，或通过调查问卷方式对普通院校的师生进行访问，思考流行音乐对非音乐专业教师、不同年龄段的学生产生的影响。同时，还从历史演变、文化特征、受教育者的审美心理等视角分析其实施教学的可行性及现实意义B32。

（5）.音乐美学研究

使用美学的有关概念和研究视角及逻辑思维，结合多学科的方法来进行流行音乐研究，有助于对相关文化现象、作品及乐评、理论研究所产生的观点赋予理性的认识和客观的评价。比如，刘润——《商业文化中的流行音乐》等文B33，都是将流行音乐纳入音乐美学研究领域的创新之举。以及，《“女子十二乐坊”的发展及存在方式研究》运用文献调查法对其研究对象的发展脉络展开较为细致的叙述，针对理论界已有的评论进行了深层的考究；并利用比较分析法及社会学原理，对其美学三要素进行辩证的分析，将这一现象的文化属性做了较为充分的界定。

2.跨学科领域运用多元视角的研究：

（1）.艺术学与文化学角度

作为流行音乐构成中不可或缺的视觉因素，唱片封面、演出舞美、服饰、影视等承载着流行文化、商业元素的外部包装，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影射出流行音乐发展的走向，以及与之相关的台前、幕后等诸多环节的运行状态。类如《暄嚣的表层》B34等文，通过设计学、美术学的研究视域，对照着流行音乐的娱乐性、时尚型、商业性等文化表征，来洞悉这些视觉符号传达出的社会意识形态、思想观念对流行音乐品质的影响，探索唱片业发展改良新路径等方面问题。流行音乐与大众文化之间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相关文献也是不胜枚举。类如，《大众文化的复杂面向》等B35，皆从文化流变与价值取向、社会政治、科技革新等方面的关系展开探讨，结合流行音乐所体现的具体意识形态，针对已有文化批评、思潮定义、身份认同等相关学说进行新的反思和辩证。诸多成果前文论述亦有所涉及，于此不再赘述。

（2）.社会学和经济学角度

秦然然完成于2011年的《从唱片经济到娱乐经济“近三十年来中国大陆流行音乐产业走向”》一文，通过史料梳理的方法将大陆流行音乐产业的形成和转变过程分为传统音乐产业和新世纪数字音乐产业两大阶段，利用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理论基础和研究视角来展现对此新、旧发展模式的整体认知，明确其兴衰的根源并探寻未来提升的途径。另外来自台湾学者的博士论文——《華文流行音樂區域與都市形構及其治理》B36，此篇通过对区域化产业结构的多层次剖析，提出在全球性音乐经济的发展前景下，必须将华语流行音乐产业视为一个新的领域，形成产业系统和区域性的转向与整合。

（3）.文学和语言学角度

大多是专门针对歌词文本所进行的研究，分析歌词与乐曲、人的情绪之间的作用及关系，洞悉其折射出的不同时代及社会背景下人们的生活、情感状态、性别、身份认同及不同人群价值观的转变。找寻非主流意识形态下的文字从韵律、修辞手法、句法、中西语汇的使用等方面显示出的语言特点，渗透出的文化内涵。它们是：吴映娴（台湾）的博士论文《歌词情感分析与流行音乐情绪判断之研究》、许剑如《当代流行乐歌词中的女性意涵探微》等。B37

（4）.新闻学和传播学角度

此类文献B38，有些是对流行音乐传播的发展历程、传播途径与政治、文化、经济等社会因素相互影响，及对传播业前景规划等方面进行的综合论述，有些是鉴于传播现象中的媒体文化事件的探讨，受众行为文化传播带来的启示。如有：肖婷《青少年对流行音乐“中国风”的文化解读》B39等文，通过传媒的视域把流行音乐作为推行文化的重要介质和载体，利用语言学、文化学和社会学等人文学科的研究方法，借助文本的分析和解读来观测受众社会心理的变革轨迹。另外，笔者注意到《中国摇滚杂志生存状况研究》和《解构与重塑》B40两文，前者从摇滚文化视角对摇滚杂志的内容和生存状况进行了史的梳理和综述，特以《滚石》停刊事件背后原因的试探性解密为例，透过国内刊物生存艰难内外原因的深度分析来影射摇滚乐边缘性的状态，就摇滚乐及杂志未来的发展空间提出改良建议。后者通过对亚文化音乐演进过程、新媒介的产生状况及亚文化群体的生活方式的梳理，从意识形态角度分析这些新兴事物形成的根源。二者是拓展当下边缘文化研究的努力尝试，值得我们从更微观的角度，展开新的思考。

（5）.文艺学和美学角度

在目前流行音乐的理论研究中，这两种学科各自独立或相互交叉产生的学术成果B41日益凸显出较为成熟且具前瞻性的面向，关于流行音乐内在隐含的艺术性和美学价值的思考成为此学科当下炙手可热的议题。于此，仅就美学视角的两篇文章做简要介绍——《接受美学视野下的中国摇滚乐》（胡聪）运用接受美学的理论来分析亚文化音乐，如何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下，在特殊受众审美的影响下得以生根，且形成中国特色的必然与偶然。《接受美学视野中的大学生音乐审美趣味研究》（刘雁飞）通过调查问卷的方式，利用统计学的方法来印证接受美学理论与流行音乐研究的相结合的可行性。由此可见，他们将接受美学的全新视角融合到音乐本体及受众接受行为等问题的分析中来，是对已有研究方式的必要补充。

（6）.教育学和心理学角度

这方面的学位论文，多为从心理学角度剖析流行音乐与亚文化群体之间的关系，讨论类型各异的作品显示出的不同人群价值取向差异，社会文化心理在音乐作品中的体现及其产生的因素，文化反哺功能在教育领域获得积极与消极两方面效应等一系列问题的理论成果B42。

三、 已有研究成果的实践意义及相关问题述评

总体来讲，从流行音乐的基础理论建设到实践应用，这两方面的学术研究各自呈现出日渐丰盈的发展状态，而将二者相互结合、兼收并蓄的研究成果则略显单薄。由此，笔者对当下愈来愈热的创新尝试，日益可观的学术发展前景和不容忽视的理论缺陷总结如下：

1.拓展了研究的范畴，开发了新的研究课题，重视新动向的把握及学科定义的再认识，对西方学者论著的翻译、新的学术视野和研究方法的介绍，与海外及 港台地区的学术交流逐渐密切，关注到相对边缘的文化群体、新生事物、不同地域的音乐作品的特殊性，还在他文化与本土文化的比较研究方面取得一定程度的进展。

2.基础理论建设还有待加强，许多基本的理论问题仍需要进行深入的研讨。一些重要的理论选题尚未展开，研究视野广度和学术深度尚显不足，对于流行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动向和新问题的评论较为随意和主观，对于学术研究的疑难话题往往欲言又止。

3.史学研究方面，面临当代史研究的困难及挑战，有价值的史料挖掘，资料的收集整理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海外、港台华语地区的学者对于内地流行音乐的研究和相关发展史的补充，实现了拓展视野上的突破。对于摇滚乐的研究可谓方兴未艾，无论从质量和数量上均显示出了闪亮的光芒，但对于特定人群的心理、小众群体与时代的关系、非主流音乐意识倾向等方面的研究，仍存在一定的局限和通病。

4. 研究方法的使用上，缺乏应有的学术规范。对于揭示论点需掌握的实证材料的收集不够充实，材料的筛选缺乏有力的思辨。所选依据认识不清，使用不当，出现了许多模糊，甚至无效的论述。对于作品风格或是歌手类型的分类标准未达到明确和完善，相关名词的界定不够成熟和全面，导致出现了许多未经考究名称的随意性使用，想当然的判断，出现诸多概念使用上的重叠和混淆。

5.研究现状的把握和选题方面，对所选课题的相关研究现状掌握不够全面，重复性的研究占了大量的篇幅，仍有部分专题未纳入学术研究范围，学术眼光不够敏锐，造成了的大量相同论据、论点的堆砌，实质性、前瞻性见解的缺失。

6.尽管当代流行音乐的研究早已纳入我们音乐学的理论研究范畴，但对于该学科建设的深化推进尚不足够，忽视“正在进行时”音乐事象的理论研究价值，以及学界长期存在的“厚古薄今”的学术观念，仍旧是当前流行音乐理论成果“泥沙俱下”的重要原因之一。

7.一手资料的稀缺。缺少“亲历者”、“当事人”真实声音的关注和记录。仅从他人间接的文字、含糊的只言片语做主观臆断、揣测，若不能尊重被调查者的想法且抱着寻根究底探究真相的态度，是很难达到接近本质的目的，以致为我们的研究得出有力的结论制造了障碍。当然，以上问题的解决需要更多业内人士的倾力配合与协助。

介于流行音乐自身鲜活的时代性，瞬息万变的无序性。除了的热情之外，更需要学术眼光的适时调整，建立起强有力的学术标杆作为支撑。特此，恳请更多的专家、学者给予关注和支持，诚邀广大热爱流行音乐的同仁融入到理论建设的行列，相互支持和共同努力。

结语：当代流行音乐的研究存在的诸多的困难、机遇和挑战，尽管在宽松的文化氛围下，研究成果逐渐丰富和多元，但是欲求达到崭新高度，即把流行音乐研究建立成为独立、完善的学科，必将有漫长的路途要探索。既不可主观盲目迷信当下炙热的学术观点和研究方法，又不可急功近利招致态度、立场上的迷失；即要扎实基础理论知识的储备，还要另辟蹊径、竭泽而渔。为日益茁壮的流行音乐之树增添生命力，愿它根深叶茂，累世常青。（作者单位：河南大学艺术学院）

注解

①说明：由于本文所涉及的文献资料数目较大。考虑篇幅限制，无法如一类举，笔者另作详细附录，于此欠奉，望谅解。

②王思琦.《当代语境中“通俗音乐”、“流行音乐”、“通俗唱法”概念的使用与分析》[J].天津音乐学院学报，2006（03）；柳飞.《通俗歌曲界定之管见》[J].人民音乐，2007.04； 李锦秀.《“流行歌曲”界定之刍议》[J].人民音乐，2007.10

③明言《新时期大众流行音乐的文化属性探析》[J].中国音乐学，1995.03 ；张莉莉《大众文化研究视野中的流行音乐》[J].人民音乐，2005.5

④王思琦.《略论中国当代流行音乐的负面效应——从文化功能分析的角度出发》[J].人民音乐，2010.04； 张浩《刍议流行音乐的教化功能及其异化》[J].中国音乐学，2006.03；李宝秀《中国大陆流行音乐市场与产业初步研究》[D].福建师范大学，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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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音乐文化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失真；机械复制；本雅明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4）05-0274-01

法兰克福学派，是二战期间流亡美国的著名学者群体，其中包括哲学家、社会学家、精神分析学家以及文学理论家。他们反对视大众文化为对社会经济基础的简单反映，指出美国文化是一个通过流水线作业批量生产虚假意识的工业。在法兰克福学派中，几乎所有成员都将高雅艺术的真实性与大众文化的政治欺骗性对立起来，但瓦尔特.本雅明却另辟蹊径，指出机械复制破坏了“原本”的“灵韵”。比如，随着艺术作品的大量复制与发行，卢浮宫“圣地”般的地位荡然无存，“本身处于中心位置的事物如今被边缘化”。于是在1936年，本雅明发表了论文《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具有重大历史意义。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是欧洲和北美经济、政治、文化领域发生重大变迁的时期。随着一系列全新休闲消费品的诞生和大众市场的确立，我们如今所谓的“消费资本主义”已具雏形。与之密切相关的是前所未有的电子传播方式（电话、广播）和大众娱乐产品（电影、唱片）向社会生活地疯狂渗透。当时，大部分知识分子对大众文化充满敌意。关于“大众文化有哪些潜在作用”的讨论层出不穷，其中心问题在于：大众娱乐究竟是对“乌合之众”的另一种剥削，还是解放大众的工具？艺术该不该、能不能直接卷入现代生活和社会事务当中？

对此，本雅明在《机械复制》中提出，现代条件下，艺术的“灵韵”已然被机械复制与大众生产所破坏。艺术之所以成为艺术，是因为它的独一无二性，且与日常生活保持了一定距离。比如，世上只有一副《蒙娜丽莎》画，其作为艺术品的重要性就被确定了，因为独一无二；再如博物馆、画廊、音乐厅等装载艺术的场所也是远离日常生活的。然而，大众文化的出现破坏了艺术的独特性和距离感，从而导致了“灵韵”的消失。摄影、电脑绘图技术的出现使图像可以被无限度复制。或许人间只有一副《蒙娜丽莎》，但它的复制品却可遍布世界各处。由于独一无二的“原本”被复制、传播，随手易得，人们自然不必前往各类博物馆、音乐厅去欣赏艺术作品，这样一来，艺术的距离感就遭到破坏。人们对艺术灵韵的敬畏感也渐渐消解。试想，我们若是置身于悉尼歌剧院或卢浮宫中，必定是聚精会神地虔诚欣赏；但在大众文化领域，人们对待艺术的态度就轻松自如得多。我们再不用衣着隆重、神情肃穆地去感受艺术的灵韵，而只需动动手指头，点开音频、视频，或坐或卧地听歌看图。

此后，西奥多・阿多诺为其做了补充。他认为，音乐工业化是对音乐生活的冲击。诞生于19世纪末的录音与广播技术，在20世纪早期，对当时的音乐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在那以前，音乐是一种“活的艺术”，如上文所述，人们如果想听音乐就必须亲临现场，这“表演”本身就是及其重要的审美体验。其实在当时的社会情况下，听音乐是一种重要的社交活动，无论是生产音乐还是体验音乐，都要求表演者和听众的共同参与。然而，录音和广播技术的出现使音乐的表演环节遭到破坏，音乐生活与社会之间的直接关联被切断了。如阿多诺所言，“录音和广播这两项新生的‘社会性声音技术’将音乐物化了”。表演“物化”表现为人们对“天籁之音”的崇拜，对伟大作曲家、指挥家的着魔，对高保真音乐的追求，等等。表演拜物教①同时存在于流行音乐和古典音乐领域。人们对音乐本真性的追求和崇拜，是“机械复制”时代下工业标准化生产与工业复制品同一性导致的必然结果，其主要特征是拒绝接受音乐品的任何瑕疵。而通过流水化作业生产出来的音乐则将音乐变成一个“可以轻松收听的东西”②。从此，听音乐成了一种随时随地、毫不费力的消费行为。

如今，年轻人对流行音乐的痴迷，对“听音乐”这一行为的崇拜也证实了本雅明和阿多诺的理论。例如，粉丝对偶像歌手的个人崇拜，他们对偶像的一切都了如指掌，还会写信要求电视台、电台多多播放偶像的音乐，在演唱会上疯狂尖叫、呐喊，等等。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导致“粉丝”沉溺于“明星”这一客体不能自拔的“拜物教”现象。在阿多诺看来，真正的音乐爱好者已经不复存在。在当下的日常生活中，音乐似乎是无处不在的，只要想听就能通过广播、电视、手机、MP3等各种电子产品听到。但事实上，音乐确实是铺天盖地，而真正懂得音乐的人却越来越少。

在媒体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复制技术已达到令人瞠目结舌的程度，人们在享受互联网和移动媒体为我们带来的触手可得的视听饕餮之余，也开始试图重新回归到追随艺术本身的道路上。我们删除MP3里的低音质音乐，转而走进唱片行或者音乐会现场；我们从电脑屏幕前离身，转而落座于影院大银幕前。这说明，人们正在有意无意地驱使自己置身于离艺术本身更近的地方。在机械复制时代，艺术品被大众化、普及化，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们曾为经典文化的丧失和庸俗文化的泛滥而痛心疾首，然而，他们依然期待着科技发展能带给这个社会不一样的精彩。

注释：

①阿多诺针对“机械复制”理论于1978年发表了名为《论音乐的拜物教特性与听觉的退化》的论文，进一步论述了大众文化的问题，其中提到了“音乐拜物教”这一概念。

②出自阿多诺《论音乐的拜物教特性与听觉的退化》。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