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理论范文

传统文化理论范文第1篇

本文从我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发展的历史进程出发，探究分析党的文化理论创新发展路径与对策。

【关键词】

先进文化;文化理论;创新发展

1、前言

自2013年党的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不断前进，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正在全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伟大历史征程中奋力前进，与此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也在此实践过程中不断实现创新发展。党的文化理论在党的十以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不断得到创新发展，充分贯彻落实了的一系列新的思想观点和价值判断，是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文化建设中的新的发展，体现了理论创新的自身规律。

2、“十”以来党的文化理论创新发展的体现

“十”以来的党的文化理论的创新发展是在我们党深刻总结历史发展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现实情况而提出的一系列具有指导意义的新思想、新理论、新观点，这些党的新的文化理论创新集中体现在“十”以后党中央重要文献及领导人系列讲话中。

2．1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

“十”以来的党的文化理论创新从根本上强调了实现中国梦需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我们党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总结出来的符合国情党情民情的价值取向，其核心内容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中需要遵循“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基本要求。

2．2坚持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发展。

对传统文化的态度直接体现了一个国家和民族对于自身文化建设的自信程度。在西方价值观念和文化内涵日趋加深对我国的影响的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必须要更加坚定地坚持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党的十以来的文化理论创新更加重视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提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软实力”的观点，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新的发展方向。的“四个强调”正是对这一理论的具体阐释。

2．3坚持推进党的文化体制创新。

“十”以来，党的文化理论创新还特别提出了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需要更加深入地发挥强大的文化软实力的观点。这表明在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对于文化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有了更新的正确成果。党的十以来的文化理论创新发展还包括提出重点改革文化体制，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深入体制改革，实现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任务。

2．4坚持党对意识形态的主导。

根据的“8•19讲话”精神，意识形态工作是关系到我们党文化建设全局的极端重要的内容。一个民族意识形态的发展进程直接决定了这一民族的文化发展生命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必须要始终把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坚持党的建设工作与意识形态工作互为依存、和谐共生。

3、党的文化理论创新发展的启示

3．1坚持党的文化理论系统发展原则。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进程中需要始终全面系统地把握党的文化理论，这就要求在认识和应用党的文化理论创新发展成果时要特别重视系统性和全面性原则。始终正确把握党的文化理论创新对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发展及其地位，始终把握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原则，不断继承发展党的优秀理论成果，在实践中努力实现党的文化理论创新。特别是在“十”以来的党的文化理论创新发展研究中要充分认识“中国梦”这一极具创新性的文化理论的突出重要地位，以适应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需要。

3．2党的文化理论创新发展了社会主义理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一道成为我们党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开展一切工作取得所有成绩的根本保障，而在“十”以来的党的文化理论创新发展进程中可以明确地看到，党的文化理论创新发展非但没有否定社会主义理论，更是从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理论。

3．3始终把握党的文化理论创新的着力点。

党的一切文化理论创新最终都要落脚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历史进程中，因此深刻理解领会党在“十”以来的文化理论创新成果需要始终坚持唯物辩证法思想，找到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主要矛盾和主要问题，找准解决问题的着力点和切入点，从而真正系统全面地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整体布局中，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并不能完全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等完全适应，而文化建设的成果也远远没有能够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于精神文化的需求，因此必须要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发掘优秀传统文化的道德资源，不断引领人民开展更高层次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推动社会主义文化体制改革，努力实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

作者：于东平 单位：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

【参考文献】

［1］常欣欣．十以来党的理论创新科学方法［J］．人民论坛，2014(10)

［2］张锐．十以来党的文化理论创新发展及其启示［J］．科技视界，2012(12)

传统文化理论范文第2篇

【关键词】先进文化;文化理论;创新发展

1、前言

自2013年党的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不断前进，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正在全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伟大历史征程中奋力前进，与此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也在此实践过程中不断实现创新发展。党的文化理论在党的十以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不断得到创新发展，充分贯彻落实了的一系列新的思想观点和价值判断，是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文化建设中的新的发展，体现了理论创新的自身规律。

2、“十”以来党的文化理论创新发展的体现

“十”以来的党的文化理论的创新发展是在我们党深刻总结历史发展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现实情况而提出的一系列具有指导意义的新思想、新理论、新观点，这些党的新的文化理论创新集中体现在“十”以后党中央重要文献及领导人系列讲话中。

2．1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十”以来的党的文化理论创新从根本上强调了实现中国梦需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我们党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总结出来的符合国情党情民情的价值取向，其核心内容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中需要遵循“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基本要求。

2．2坚持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发展。对传统文化的态度直接体现了一个国家和民族对于自身文化建设的自信程度。在西方价值观念和文化内涵日趋加深对我国的影响的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必须要更加坚定地坚持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党的十以来的文化理论创新更加重视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提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软实力”的观点，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新的发展方向。的“四个强调”正是对这一理论的具体阐释。

2．3坚持推进党的文化体制创新。“十”以来，党的文化理论创新还特别提出了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需要更加深入地发挥强大的文化软实力的观点。这表明在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对于文化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有了更新的正确成果。党的十以来的文化理论创新发展还包括提出重点改革文化体制，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深入体制改革，实现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任务。

2．4坚持党对意识形态的主导。根据的“8•19讲话”精神，意识形态工作是关系到我们党文化建设全局的极端重要的内容。一个民族意识形态的发展进程直接决定了这一民族的文化发展生命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必须要始终把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坚持党的建设工作与意识形态工作互为依存、和谐共生。

3、党的文化理论创新发展的启示

3．1坚持党的文化理论系统发展原则。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进程中需要始终全面系统地把握党的文化理论，这就要求在认识和应用党的文化理论创新发展成果时要特别重视系统性和全面性原则。始终正确把握党的文化理论创新对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发展及其地位，始终把握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原则，不断继承发展党的优秀理论成果，在实践中努力实现党的文化理论创新。特别是在“十”以来的党的文化理论创新发展研究中要充分认识“中国梦”这一极具创新性的文化理论的突出重要地位，以适应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需要。

3．2党的文化理论创新发展了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一道成为我们党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开展一切工作取得所有成绩的根本保障，而在“十”以来的党的文化理论创新发展进程中可以明确地看到，党的文化理论创新发展非但没有否定社会主义理论，更是从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理论。

3．3始终把握党的文化理论创新的着力点。党的一切文化理论创新最终都要落脚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历史进程中，因此深刻理解领会党在“十”以来的文化理论创新成果需要始终坚持唯物辩证法思想，找到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主要矛盾和主要问题，找准解决问题的着力点和切入点，从而真正系统全面地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整体布局中，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并不能完全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等完全适应，而文化建设的成果也远远没有能够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于精神文化的需求，因此必须要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发掘优秀传统文化的道德资源，不断引领人民开展更高层次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推动社会主义文化体制改革，努力实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

【参考文献】

［1］常欣欣．十以来党的理论创新科学方法［J］．人民论坛，2014(10)

［2］张锐．十以来党的文化理论创新发展及其启示［J］．科技视界，2012(12)

［3］李国泉，周向军．十以来党的文化理论创新发展及其启示［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4(03)

传统文化理论范文第3篇

【关键词】法律文化理论；传统法律文化；文化多样性

一、法律文化理论概述

（一）法律文化理论的界定

法律文化理论是由梁治平先生所提出的，中国法学界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流行的一种法学理论。正如学者所分析的那样，梁治平的观点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其具体内容散见于梁治平的《法辩：中国法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以及《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第二阶段的主要观点见于梁治平的《清代习惯法》一书。这两个阶段在对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态度方面存在明显的不同，但是这两个阶段都是在对文化类型的分析比较这一共同的研究进路统领下的。

在这两个阶段之中，梁在第二阶段的研究没有第一阶段那么细致和深入，其整体内容没有第一阶段那么完整；同时，梁第二阶段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与第一阶段的研究相矛盾。综合以上两点，笔者认为：梁第一阶段的研究更能够成为一种独立的理论，即法律文化理论。所以笔者在介绍法律文化理论时，只介绍第一阶段的内容。

这一理论最为经典的表述来自于梁治平在为伯尔曼的《法律与宗教》的中文版作序时所提到的一句话：“用法律去阐明文化，用文化去阐明法律”。因此，法律文化理论实质上来说是一种比较法律文化研究。

（二）研究法律文化理论的意义

在当时的中国法学界，正是“权利本位论”和“法条主义”盛行之时，法律文化理论的出现为当时乃至现当代的中国法学界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角度和一种新的研究进路，对于整个中国法学研究的发展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是当时百家争鸣的良好的学术气氛的体现。笔者之所以要对这样的一个理论进行阐释，其原因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1、该理论中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刻的分析。

梁治平的法律文化理论最初发源于当时的一股“文化热”，人们对于“文化”这一观念十分的热衷。时至今日，对于文化的宣扬任然是国际上的一个重要话题，它不仅是一个民族民族个性的体现，更是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体现，其意义不仅仅局限于法学研究，对于社会、国家都具有重要的作用。

2、以文化阐释法律的研究进路和方法有可取之处。

在法学界，专家学者们往往都是从法律条文和法学理论入手，而梁治平的法律文化理论则从文化入手，着眼于文化之间的差异，使我们看到了权利本体、客体、以及权利义务等法学理论中的传统概念之后所隐含的更加基础性的一些文化内涵。

3、该理论的提出，使得人们更加客观和理性的看待法律现代化的问题。

本文在后面将会进一步提到：虽然法律文化理论在将中西文化进行比较的时候，梁治平更加倾向于宣扬西方文化而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但是这至少使得众多专家学者对于中西方法律背后所蕴藏的文化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这对于我国法学理论的进步和发展有着十分重大深远的意义。

二、法律文化理论的具体内容

（一）法律文化理论的思想基础

法律文化理论散见于梁治平的《法辩》与《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两书中。这一理论的提出，一方面是基于当时的 “文化热”：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之间的两次关于文化的大讨论激发了梁治平对于文化进路的兴趣，进而促使他开始用一种“文化类型学”的方法进行研究；另一方面，梁治平著作中的这种将东西方法律文化进行比较的方法，近的可以溯及到比较法的研究，远的就要溯及到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这一法学名著，同时，洛克的《政府论》、梅因的《古代法》均构成了法律文化理论的重要思想基础。

（二）法律文化理论的基本观点

法律文化理论主要是运用一种“文化”的角度，来审视中国的传统法律文化，同时与西方的法律文化进行对比并寻找其中的差异。也有学者称之为“以辨异为基础的文化类型决定论”，这样的一种理论的最为主要观点在于：“法律只能是特定社会的产物。中国古代法所反映的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

1、中国的传统法律文化

对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解读和批判是梁治平的法律文化理论的重要部分，在《法辩》和《寻求自然秩序的和谐》这两本著作中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笔者将其主要的观点归纳如下：

第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一种公法文化。我国古代有着高度发达的刑法典以及刑法体系，同时还有完善的吏制，其作用类似于今天的行政法与组织法。这一现象，验证了中国自古以来的公法文化。同时，现如今，刑法典的成熟、政府机构的庞大和臃肿，以及行政权力的扩大，无疑都是中国古代公法文化的高度发达的延续。

第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强调的是统治者所宣传的“礼”。“礼”是建立在自然血亲关系上的包罗万象的行为规则体系，即道德。这种道德和法律之间产生了一种模糊、暧昧的关系，那就是“法律的道德化”和“道德的法律化”。法律的道德化会导致法律的虚无，而道德的法律化则会造成道德的普遍虚伪。因为道德是一个抽象的、因人而异的概念，而将法律德化，会导致统治者或者既得利益者运用道德这一概念来排除异己，滥杀无辜，进而使法律彻底为统治者所操纵而成为一种摆设；同时，将道德法律化，将会导致道德成为了一种形式，进而导致了道德的沦丧。

第三，中西法律文化导致了中西方不同的社会文化。中国的法律文化强化了“熟人社会”，在这种社会文化下是没有公平正义的土壤的，因为每个人都希望不平等、都想要寻找获得不平等的机会。而西方的法律文化推动了西方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进而形成了以“陌生人社会”为主体的社会文化，这种文化有利于个人主义的发展和民众权利意识的提高，为法治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2、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我国法律现代化的矛盾和问题

中国的传统法律文化是根植于传统中国社会之中的，而我国现在进行的所谓的“法律现代化”，在很大层面上是对于西方法律制度的移植。而这种移植从颁布的大多数法律规范来看，只是对于西方法律制度的一种小修小补。这些来自于西方社会土壤的产物，移植到中国后，在很多方面都会产生水土不服。

西方的法律文化经历了从公法文化转变为私法文化的过程，而中国从古代一直流传下来的公法文化对于当今中国仍有不小的影响。按照梁治平的观点，当今中国法律现代化的主要任务在于，使中国的公法文化转变为私法文化。在这一过程中，会遇到很多的问题和矛盾，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当今中国的传统法律文化从总体上看，仍然笼罩着义务本位的阴影：一般民众更多地关注的是刑法方面的问题，如杨佳案，许霆案以及邓玉娇案。再就是“无讼”这种现象依然存在。这是一种古代官本位、义务本位思想的具体表现。还有那种为了国家利益强制性的牺牲个人利益的情况，这些都是义务本位观念的表现，是与那种正义第一、自由、平等、个人本位的私法精神是相违背的。

第二，当今中国的法律文化，仍然受到传统儒家文化中那种的关于“义利之辩”的影响，并且在很多情况下阻碍了法律现代化的进程。许多事件的发生、许多人物的言论都被扣上了道德的帽子，受到了道德的评判，这样一来就会放大人性的虚伪，使人阳奉阴违，进而导致道德的全面沦丧，甚至会导致整个道德体系的崩溃。同时，这种思想还严重阻碍了中国一般民众权利意识的觉醒。

第三，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从西方列强打开中国大门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开始衰退，而其所赖以存在的儒家文化在当今中国也已经开始式微，当今很多人甚至出现了批判儒家甚至是反儒家的思想，而西方法律思想还未被一般民众所接受，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一系列思想的碰撞甚至混乱也不得不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

三、法律文化理论的缺陷

（一）梁治平本人研究对象的转换，造成了其观点的前后矛盾

梁在提出了这一理论之后，在随后的研究之中却并没有对于这一理论一以贯之。在提出法律文化理论的时候，其研究对象是通过对比阐释中国的“大传统”——即那些可以统而论之的一系列文化传统，这种传统具有跨时代和跨地域的特点；而在梁治平的《清代习惯法》中，我们看到的是对于清代“习惯法”这一学者所谓的“小传统”的研究，而“小传统”——正如其名称所指代的那样，是一种范围和内容较小的、具有地域性和时代性的产物。更为重要的是，这两种研究之间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在《寻求自然秩序的和谐》中，虽然作者一再强调其研究的一致性，但我们从书中的内容可以知道，在该书中，梁治平的研究对象、研究角度以及对于“小传统”的结论性态度均发生了改变，并且这些改变甚至了其在提出法律文化理论时的观点，在对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态度上就是如此。这样的一种改变，削弱了法律文化理论本身的合理性，造成了其观点的前后矛盾。

（二）法律文化理论的思想基础不是十分完整，存在缺陷

法律文化理论是以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洛克的《政府论》、梅因的《古代法》等一系列古典的法学著作为依托的，但这种依托只是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的，换句话说，法律文化理论中的比较法的思想和对于法律背后文化因素的考量，其精神源头来源于上述的这些经典的法学著作。法律文化理论是对于法律文化进行阐释、解释的一种理论，这一理论理应涉及到法哲学解释、文化的定义和解释等一系列的专门知识，但是在梁的这一理论中诸如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论著、吉尔兹的人类学“文化阐释”论著则完全阙如，虽然梁在此后对哲学解释学和“文化人类学”的阐释理论所做的一般性、介绍性的研究，都可以看作是其对于法律文化理论思想基础的补充。因此，缺乏这些理论作为支撑的法律文化理论，其合理性和说服性大大降低，使得这一理论更多地体现为作者的一种十分主观的“观点”。

（三）由于理论基础的不完善，理论中许多基础性的概念模糊不清

在梁治平提出的法律文化理论中，由于其理论基础存在缺陷，导致了许多重要的概念，如文化、法律文化等基础性的概念，并不是界定的十分清楚。这一特定表现在这些概念的表述上：梁治平在其文中均是笼统的、十分宽泛的说明了一下，许多都是带有十分强烈的感彩的一种表达和论述，并没有给出十分规范和理性的定义。由于梁治平是在《法辩》中提出这些概念的，而《法辩》是一部法学文集，而不是一部系统的法学著作，因此，其提出的概念多半不是十分规范的。这样的一种不规范，使得我们在具体分析法律文化理论时，会出现歧义和含混不清的情况，从而无法抓住作者的真正的意思，降低了这一理论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四）法律文化理论对于“中国文化类型”持否定和批评的态度

法律文化理论虽然着重于东西方法律文化的对比，但是这种对比是以西方的文化或者说是法律文化为标准的，并且作者以这种标准逐条对比中国的传统文化，并分析其缺点和不足。在最后得出结论：中国应该将传统的、已经不合时宜的公法文化摒弃，而应当逐步学习西方的私法文化。法律文化理论的初衷是好的，它希望从东西方文化对比的角度来探寻中国法学的发展之路，但它最后产生了一种完全“西化”的倾向，开始批评并且十分排斥中国的传统法律文化。这一点被有的学者称之为法律文化理论对于“中国文化类型”的否定。

这样的一种观点虽然是从文化多样性的角度出发的，但在最后的结论之中却忽视了文化的多样性，而去谋求一种文化的同一性。中国从清末时的西学东渐，到现如今的向西方学习，不论是学习西方的法律制度还是学习西方的法律精神，其根本是要让我们自己的土壤上开出我们自己栽种的果实，而不是一味的、简单的将我们自己的土刨掉，然后换上西方的土壤和植物。因此这样一种观点是具有局限性的。

四、法律文化理论的启示

（一）法学研究需要开阔的视野和严谨的态度

我们在进行法学研究的时候，要开阔自己的视野，不能仅仅局限于法学这一门学科本身，还应该对于其他的学科进行广泛的了解。在这一点上，法律文化理论为我们做出了榜样：这一理论虽然存在诸多的瑕疵，但是其多学科、广视野的研究方式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同时，我们在进行学科之间的交叉研究时，还应该注意对于自己不甚熟悉的学科进行严谨细致的了解，这样在著述相关观点的时候才不至于导致不严谨和不规范的现象发生。

（二）重视法律背后的文化信息

法律文化理论向我们展示出了法律背后所隐藏的文化信息，这些文化信息，特别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一些信息，对于我们今后的法律移植，以及随之而来的立法和司法具有重要的意义。正如苏力教授所言，这些文化信息将是我们进行法律活动的重要的“本土资源”。

（三）尊重文化多样性

从法律文化理论的缺陷中我们了解到，对于文化以及文化多样性的尊重是十分重要的。我们应当理性、客观的对待我们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和法律文化，这其中尽管有许多已经不合时宜，但更多的还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一味的“西化”、“向西方看齐”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有着几千年传统的古老国家来说是十分困难、艰辛和得不偿失的，无数的事实证明了这样一种态度是不正确的，也是没有必要的。

参考文献：

[1] 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商务印书馆，2006

[2] 梁治平.法辩：中国法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3] 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修订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4] 梁治平.法律的文化解释，三联书店，1994年

[5] 梁治平.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1996

[6] 苏力.法制及其本土资源（修订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7] 苏力.批评与自恋，法律出版社，2004

[8] 苏力.制度是怎样形成的（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传统文化理论范文第4篇

关键词：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经验

中图分类号：D6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117（2012）02-0083-01

文化在人类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十分重要。文化与经济、政治共同组成人类社会。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化是人类的精神活动及其产品，是经济和政治的反应，归根到底是人类物质活动的反应。[1]在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我国探索出了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道路。要建设成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我们需要深刻总结理论和实践经验，做到以下方面。

一、坚持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

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思想基础，大力推进了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与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实践有力地结合起来，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马克思在强调物质对意识的决定作用的同时也指出，意识形态对物质具有强大的反作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科学性决定了它必然成为我党领导人民群众斗争的思想武器。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以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和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思想为依据，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概念和任务。党在十二届六中全会上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指导方针、基本内容、根本要求作了充分阐述，标志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的基本形成，这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新探索，在改革开放初期，大力推进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以为代表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继续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主要成果体现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理论，提出了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和组成部分。党的十六大以来，以为代表的党中央站在建设和谐社会的战略高度，坚持社会主义荣辱观，树立新科学文化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最新发展。因此，要建设成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就要坚持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

二、坚持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

文化是不断进化的，不同类型文化的相互影响，文化的运动变化受内外因共同作用，而内因取着决定性的作用。马克思主义认为，“许多文化直接构成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2]任何一个国家，没有属于自己的传统文化，这个国家的政治之基和经济基础都将不稳，只有属于自己不屈的民族精神，这个民族才能创造出不朽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共产党人充分认识到了文化的民族性的重要性，强调了它不仅要同一切民族的优秀文化共同发展，还要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性。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和多次强调指出，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一定要继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做到古为今用，以我为主。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具有多元性。其多元性主要表现在多种来源、多民族性、以多种经济成分为基础，但是，主流文化是一元的。[3]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我们与各国的文化交流更加频繁。世界各国创造了诸多优秀的文化，先进科学技术，经营管理理念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但是，我们在获得更快发展的同时，中国的传统文化也面临着各种“文化殖民”的威胁。如何正确处理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成为现时代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问题。外来文化对我们传统文化的冲击涵盖服装，餐饮，电影，甚至是节假日等各个领域。由于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对于经济与文化发展的重心把握失衡，忽略了外来文化的迅速扩张，疏于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导致了一些文化遗产的流失与消亡。我们国家在惨痛的教训下逐渐意识到了对传统文化保护的重要性，由此出现了一些争议性事件，比如“星巴克进驻故宫事件”、“汇源果汁收购案”、“中韩端午节申遗之争”等等。虽然在保护我们悠久文化的过程中经历了坎坷与艰辛，但我们也有一些优秀文化走出国门，发扬光大，比如在国外声名远播的孔子学院，已经在很多国家的著名学府开设了分院，将中国的儒家思想，博大精深的历史，汉语言文学的魅力传播出去，让中国传统文化不再只是遮着神秘的面纱，还要以华丽的姿态在世界的舞台上大放异彩。只有保持了中国的独有特色，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才会有真正的大繁荣、大发展。

三、坚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进文化产业结构调整

改革开放以来，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方面，政府把文化建设工作重心放在解决两个重点问题上，一是将文化事业和文化企业正确区分管理，二是在文化配置方面积极发挥市场的作用。以公益性文化事业为例，政治宣传类文化事业改革的重点是在保障有效宣传的前提下，重新整合文化资源，减少政府对此类事业单位的宣传内容和方式的干预，加强文化事业的内部管理，建立起激励和约束机制。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图书馆、博物馆等文化事业，政府应加大资金和政策扶持力度。而对于农村文化发展水平相对薄弱的地区，则应加大基础文化设施建设和文化培训工作，合理分配社会文化资源，保障农民群众的文化娱乐活动，让各种艺术形式走进农村，建设真正的大众化的社会主义文化。在保证公有制占主体的前提下，国家鼓励经营性文化产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根据市场化要求，实现文化资源的优化组合。

四、坚持社会主义文化创新

创新是文化的本质特征。只有不断创新，才能更好适应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需要，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国家大力推进文化创新。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努力创新文化内容和形式，立足当代中国实践，借鉴世界文明成果，反映人民主体地位和现实生活，创作生产出更多思想深刻、艺术精湛、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艺术作品，扶持体现民族特色和国家水准的重大文化项目，不断提高文化产品质量，使精神文化产品和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在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网络时代，文化创新的关键是要充分发挥文化与科技的相互促进作用，实施科技带动文化发展的战略。努力做好社会主义网络文化建设，创造一个自由和谐的网络文化氛围，把握好网络这块阵地。新时期文化建设的另一个关键就是教育，教育是文化最直接的传播途径，也是最直接的培养文化创造者的方式。队伍是基础，人才是关键。在文化教育领域，我们要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为此，我们要不断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加快培养造就德才兼备、锐意创新的文化人才队伍，努力为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

传统文化理论范文第5篇

l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的基本精神

“所谓后殖民，可以在三重意义上把握:(l)用以指称曾经沦为殖民地而今已经获得独立的民族国家及其人民，如后殖民国家、后殖民知识分子;(2)用以指称对西方文化殖民的历史事实及其后果的反思、批评和研究，如后殖民理论、殖民批评;(3)用以指殖民主义时代结束以来的全球政治、经济和文化格局，如后殖民世界、后殖民时代。川’](本文仅从第二重含义上考察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为树立文化安全意识提供支撑。)后殖民主义，也叫后殖民主义理论、后殖民主义批评。后殖民主义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成为影响广泛的西方社会思潮。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是对殖民主义这一历史事实及其造成的后果从文化视角所作的反思，确切地说，是从文化视角对殖民主义的批判，这种批荆不仅是针对以英法为代表的旧殖民主义，而且是针对以美国为代表的新殖民主义。在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中，从黎巴嫩移居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赛义德(也有译作“萨义德”的)的理论最具意识形态色彩和政治批判情怀，直指西方对东方长期以来推行的文化舫权主义。反对西方文化精权、维护民族文化安全、摆脱西方文化控制是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的基本精神，这种精神对于我们树立文化安全意识有借鉴意义。

1.1批判西方文化舫权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意大利思想家葛兰西认为:“所谓文化霸权，就是指在资本主义统治中，文化领域的控制具有重要地位，而且，统治者对文化和思想观念的全面控制，不是通过外在强制而是通过被统治者的自觉认同来实现的。”[z]二战后，大批亚非拉殖民国家经过战争获得民族独立，建立了崭新民族国家，与政治独立相继而来的是经济上的“一穷二白”、文化上的“支离破碎”，经济富强的任务繁重，文化建设任务艰巨。

首先，批判帝国主义文化舫权，消除文化殖民影响。帝国主义国家在殖民过程中，为了实现自己的有效统治，往往通过学校、教堂等宣扬和传播自己的文化理念和价值观念，各种形式的文化殖民活动对殖民地国家文化安全构成威胁。

其次，克服殖民国家对殖民地国家民族文化的扭曲。殖民国家对殖民地国家的民族文化进行有利于维护殖民统治的扭曲性解释，部分解释甚至已经被认同，因此，重新确立民族文化的价值和地位就成为新独立国家文化建设的重要使命。

最后，正确认识和处理西方文化与民族文化的关系。客观地讲，西方文化中的合理性部分也可以成为民族文化建设的有用资源，因此，在克服西方文化消极影响的同时，要借鉴其积极成果，绝不能全盘否定(实践证明这是不可取的)，更不能有狭隘的文化保守主义。

二战后，新独立国家在文化建设方面的现实任务促进了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的产生。

1.2维护民族文化独立与发展

如果说文化猫权是殖民时代的特征，那么，在后殖民时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并没有放松对发展中国家的文化渗透和文化控制。经济全球化的过程既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开拓国际市场为其资本寻找出路的过程，也是发展中国家对外开放引进资金、技术、管理经验的过程，这两个过程是统一的。但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向发展中国家输出资本、技术、管理经验的同时，资本主义文化和价值观也随之而来。在一心致富思想笼罩下，西方文化和价值观的传播对民族文化安全的不利影响并没有引起发展中国家足够的重视，很快，许多国家在这方面付出了惨重代价，其中尤以资本主义自由化思潮危害最大，加上拜金主义、权钱交易、权力寻租、价值观错位等的影响，民族文化安全再一次被提到议事日程，如何维护民族文化安全、建设有民族特色的新文化等现实问题促进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的发展和完普，也客观要求这些国家在富国的道路上必须重视文化安全，树立民族文化安全意识，这样才能真正圆强国之梦。

1.3摆脱西方文化控制

随着时代主题的转变，“战争与革命”被“和平与发展”取代，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控制并没有消失，只不过更加隐蔽。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每一个国家的生存与发展都离不开世界，经济交往带动了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交流，如何使国际文化交往所生成的共同空间摆脱西方文化控制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进一步对外开放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在这种背景下，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摆脱西方文化控制，首先要树立民族文化安全意识。

2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为研究中国文化安全提供新视角

“所谓国家文化安全，就是指一个国家能够独立自主地选择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抵制其他国家试图以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指导下的政治、经济、民主模式强加于本国的做法，以保护本国人民的价值观、行为方式、社会制度不涉，保护文化的民族性，维护民族的自尊心和凝聚力，并利用必要的手段扩大本国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31后殖民主义的文化理论蕴含的基本精神为应对中国文化安全、提高民族文化安全意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2.1中国也是西方文化姗权的受容者

近代以来，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殖民侵略，中国沦为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在建立经济统治、军事统治的同时，利用宗教、学校等大搞文化殖民活动，甚至有些资产阶级学者鼓吹说是西方人给原始、落后、愚昧的东方带来了文明，其实质是掩盖资本主义侵略扩张的本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推行曳化殖民活动对中国影响深远，香港、澳门等地至今仍受其害。因此，在强调国家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的同时，必须通过加强文化建设，树立民族文化安全意识，保障国家文化安全。

2.2中国也面临粉维护民族文化独立的任务

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用枪炮打开了近代中国封闭的大门，在输出商品的同时传播西方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对中国传统文化冲击很大，这从中国近代思想家的著作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同时我们也越来越真切地意识到传统文化确实需要一个现代化过程—挖掘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事实上，也只有不断提高传统文化的适应力，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才能更好地维持民族文化的独立、发展和繁荣。

2.3中国也同样面对摆脱西方文化控制的压力

20世纪末，影响世界政治格局最大的事件莫过于剧变。苏联解体的原因有体制上的，也有指导思想上的，但谁也不能否认西化与和平演变发挥的作用。1989年从一定程度上讲是西化、和平演变使然，西方文化控制的压力不再仅仅是理论上的，民族文化安全已经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一个现实问题。如英语对汉语的影响，这种影响自改革开放以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明显，特别是在香港、澳门等地，而语言是民族文化的载体;再如，相当部分的青年更热衷于过圣诞节、情人节等西方节日，而对中国传统节日缺乏热情。同时我们看到西方工业产品、文化制品等正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们(特别是青少年)的生活习惯、思维习惯和生活方式。

2.4当前我国在维护民族文化安全方面存在诸多挑战

当前我国在维护民族文化安全方面的挑战是对民族文化安全认识不够，普遍缺乏民族文化安全意识，突出地表现为文化建设中的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文化建设中的保守主义主要是指在中西文化碰撞过程中为保存民族文化而抵制西方文化的消极文化建设态度，文化建设中的激进主义则主要表现为全盘西化等思潮。文化建设的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倾向等也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3树立民族文化安全意识，应对中国当代文化安全

冲突与重构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常态，特别是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及其在全球范围内的殖民扩张，这种冲突与重构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激烈而有影响。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在对欧洲殖民活动及其后果反思和批判的墓础上提出了文化安全问题。应对当代中国文化安全，从国内讲就是要发挥中国文化的软实力作用，从国际讲就是要提升中国文化的竞争力和影响力。树立和培养文化安全意识要从如下方面着手。

3.1克服西方文化殖民对中国文化的消极影响

文化殖民是伴随着西方近代以来的海外殖民扩张出现的一种文化人侵现象，在当今文化全球化背景下，文化殖民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文化交流和国家文化建设中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所谓‘’文化的殖民化主要是指某些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在当代国际社会中的经济、政治主导地位，自觉或不自觉地强行推销自己的文化制品和价值观念，以便在文化和思想上影响、同化他国的文化现象”l’1。随着国际交往空间的不断拓展，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与整合不可避免，这要求我们要正确认识中国文化面临的这种现实，一方面，克服西方文化殖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和消极影响，虚心学习世界其他民族文化的长处;另一方面，更要自觉维护民族文化尊严，充分认识民族文化的价值所在，不断增强对民族文化的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促进优秀民族文化健康发展。

3.2提离传统文化的传承力

提高传统文化传承力的实质就是促进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使传统文化在体现民族性的同时，反映时代特色，使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与当代社会相适应，通过提高传统文化的适应力、竞争力和传承力，增强优秀传统文化的感召力、凝聚力和影响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不能割断历史。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是将海内外华人联结起来的精神纽带。由儒家文化发育起来的对家庭、国家、民族伦理共同体的义务感、责任感的伦理自觉是中华民族凝聚力最为深刻的精神根源。当前，增强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在激烈的文化竟争中确立并发挥自己的文化优势是我国文化建设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是提高传统文化传承力的关键所在。

3.3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大众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革命和建设发生和发展的“中国特色”是中国传统文化使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最新理论成果。党的十七大提出了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大众化问题，这为新时期文化建设提出了明确的目标和任务。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大众化.就是要通过宣传教育等手段使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得到广大人民的认同，真正在全社会形成团结向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使科学的理论成为指导人们实践的思想武器。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逻辑的一致性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永远的需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不能失去民族传统文化的支持，否则，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不能从文化上得到确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大众化不能脱离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否则，也难以得到大众的认同。

3.4发挥中华文化的软实力作用

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文化是一种更持久、更核心的竞争力量。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在其著作《软实力:世界政坛成功之道》的前言中将“软实力”定义为是“通过吸引，而非强迫或收买的方式来达到自己目的的能力。它源自一个国家的文化、政治观念和政策的吸引力”。这一文化软实力概念越来越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发挥中华文化软实力作用就必须激发民族文化活力、创新力，保障人民的基本文化权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中外实践一再证明，忽视文化建设，特别是忽视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建设，最终要付出惨重的社会代价。提高国家文化的软实力就要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促进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在此基础上构建能够得到广大人民群众认同的价值体系。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维护民族团结、促进国家完全统一方面也将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3.5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文化是塑造国家良好形象和提升国际竞争力、影响力的重要支撑。提升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最佳途径就是要执行“走出去”的文化建设和发展战略。“担心全球化会粉碎传统文化是有道理的，但是我们若忽视了它对于提高个人能力、丰富文化内容的意义，将会忽视其潜在的对人类自由与多样化的积极作用。”[s]随着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也不断扩大，但我们同时也看到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还比较弱，剧变所造成的社会主义阴影短期内也不能完全消除，“中国”及对中国的妖魔化宜传等对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产生负作用，可见，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是21世纪我国文化建设的艰巨任务。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要以营造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为出发点和立足点。

3.6促进文化创新

传统文化理论范文第6篇

一文化意识的觉醒

20世纪8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文化意识开始觉醒,知识分子开始反思自己的文化身份,随之而来的“文化热”则强化了文化自觉的意识。提倡文学寻根的一批作家,例如阿城非常强调文化的身份塑型功能,①他们重新估量传统文化的价值,催生了学术界对于传统文化精神的探讨。虽然寻根作家关于民族文化传统断裂的观点存在着学理缺陷,但此种反思行为无疑是想从文化上寻找中国现代化的道路。这种对文化传统的批判性反思,推动了80年代文化理论的研究。诸如文学界的“原型批评”、思想界的“中国封建社会的超固态结构”、“忧患意识”、“乐感文化”、“伦理学本体论”、“启蒙与救亡二重奏”等论题,都从不同角度介入了文化理论研究;此外还出现了系统地从文化史的角度来反思传统文化的著作,比如冯天瑜主编的《中华文化史》等。

80年代的文化自觉推动了文化理论研究,承担了探询文化身份的历史根源的责任。到了90年代,面对西方文化研究的深远影响和国内大众文化的汹汹来势,中国学术界适时调整研究视域、更新方法,深化了理论探讨。

当中国学术界在80年代大量引进西方的学科化知识时,西方人文学术正发生着“文化论转向”。这场转向带来新的学术思维,致使关于当代文化表象的理论反思逐渐成为主流型的学术话语内涵,推动了文化研究的热潮。进入90年代后,中国学术界受到文化研究的冲击,突破了学科化知识的译介模式,开始引进文化学之类的跨学科知识,尤其是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西马”的批判理论以及后现代大众文化理论等,这使得中国知识分子逐渐破解了追求学科知识自律性的“主体性”解放神话,而建构了以文化阐释为内涵的学科知识互涉的学术格局。90年代的文化理论研究从西方当论中获取的思想资源和知识依据更多,因而它更加注重对当代社会处境下的文化生态予以观察和探讨,而不仅仅局限于考察文化身份的历史根源。90年代末,随着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伯明翰学派等理论在中国的影响日益广泛,一些中青年学者,诸如陶东风、王岳川等人开始运用文化研究的方法来考察中国的大众文化,铸就了文化理论的新视野。

90年代以来,中国的大众文化悄然兴起,这也是推动文化理论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90年代是一个精英主义消褪、世俗理性普及、商业伦理建构、文化产业登场的时代,大众文化在这诸多因素的作用下成长壮大。尽管曾有精英主义者提倡“人文精神”以对抗大众文化,但是大众文化的影响力和文化功能令人无法回避。大众文化将文化观念从经典典籍中释放出来,凸显了现实生活的文化意义,这是文化自觉的进一步表现。①人文学术界对大众文化加以考察,必然促使文化理论走向关注当代文化生态。

进入21世纪后,中国社会文化又出现了许多新的现象。全球化、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知识分子转型、技术化社会、媒体文化、大众文化、新左派和新自由主义、新传统主义、日常生活审美化、身份危机、生态主义等等,令人眼花缭乱的诸种文化现象犹如一张症候谱系表,期待学者们去剖析、判断。新颖的西方当代文化理论带来学术方法和文化观念的革命性变化,新型的文化现象和文化形态构建出我们生活世界的新元素、新结构,这二者造就了21世纪初中国学术界的文化理论创新的局面。

纵观近30年来中国文化理论研究的历史可以发现,这就是一部知识分子文化自觉的历史。在我们日益觉醒的文化意识的推动下,中国学人最应当思考的问题是:当我们追随启蒙主义、现代性、全球化而走向经济繁荣、社会进步、国力强盛时,我们遭遇了本土文化资源的合法化危机、民族文化身份的迷失以及技术霸权对人的异化,那么,我们怎样能够做到经济强大与文化自立的并举?就此而言,晚清以来的“体”、“用”之论,至今仍有思考的必要。

二文化研究:新观念与新方法的传入

促使国内文化理论研究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乃是文化研究的译介及影响。由R.威廉斯、R.霍加特等学者开启的文化研究思潮,改变了传统的精英主义文化观念,以一种民粹主义的态度研究当代大众文化。伯明翰学派崛起后,文化研究又与后结构主义的诸种理论结合,形成了以当代大众文化为对象、以现代社会学为元理论的一种“后学”思潮。

文化研究将文化理解为“整体的人类生活方式”,因此该派学者强调对文化进行历史主义的或“文化唯物主义”的观察,将一种普遍联系的概念赋予文化和社会。这种学理倾向契合了9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试图重新介入社会、链接历史和拆除学科边界的要求。90年代中期文化研究被译介进入中国学界时,很快得到学者们的响应,出现了十余年的译介、接受并运用文化研究理论观念和方法的热潮。

文化研究给予中国文化理论界的影响是巨大的,它带来了文化理论在思想资源、知识依据、学术视域、阐释技术等方面的革命性变化。

首先,文化研究以其对当代大众文化的理论跟踪引导中国文化理论与评论界走出“文献学”视域,形成当代关照。上世纪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身份反思,其视野集中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因而后来的文化学研究也主要以文化人类学或文献学为理论支撑,它的研究视域是指向历史而聚焦于文字典籍所传承的传统文化。文化研究的学术视域指向当代大众文化,因而该学术潮流必然引导中国文化理论的学术视域转向当下的文化现象,尤其是大众文化。近十年来,中国学术界对诸如影视、广告、服饰、传媒、城市建筑、流行音乐、体育等大众文化现象表现出极高的关注度,甚至将其列为文化理论与评论的主要对象。

其次,文化研究所运用的方法,即“批判性话语分析”,①系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弗洛伊德主义、阐释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等现代思潮的方法论综合的产物。它强调对文化现象进行“症候式”分析,通过细读揭示其中隐含的意识形态或权力关系的内涵。经历了有关后现代问题的讨论之后,我们逐步放弃了那种基于历史理性的宏大叙事,转而从对日常生活的种种症候的凝视中辨析出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的表现。这种方法的运用使文化研究的日常生活关照获得了一种微观政治学的解码技术。

第三,文化研究提倡学科互涉的研究方法,它破坏了现代性的学科知识分工体制。上世纪80年代,中国人文学术的主流是自主性或主体性诉求,知识分子借此可以逃离政治意识形态的规训,而形成于质疑现代性的“后学”语境中的文化研究转向一种跨学科的知识视界,它的出场必然导致学科边界的破裂。当中国知识分子们因知识学科化的学术体制而渐失反思和批判功能的时候,文化研究对他们有着重振“介入”精神的意义。近年来国内学者对大众文化文本所作的解读,常表现为社会学的视野、语言分析的解码技术和意识形态化的意义论的综合,显现了超学科的知识学倾向。

文化研究从西方来到中国,全面改造了中国的文化理论研究方法与观念。尽管当前中国的文化研究仍未跳出“译介模式”,但异域思想文化的冲击还是为我们的文化理论创新提供了新的学术增长机制。

三文化理论视域的扩展

文化研究进入中国之前,我们的文化史研究主要采用了文化人类学的文化观念和文献学方法。当我们将文化学视域转向纷纭复杂的当代文化现象时,人文知识界便展现出一种学术创新的激情和路径。日常生活中的新型文化实践和西学新观念新方法的运用促使文化理论和文化评论界将理论视域从历史典籍或器物转向当代文本,以多重视角、多元理论进行当代文化符号的解码,不断地考察新现象、阐释新文本。由此便形成了一道新的视域扩展的学术景观———新型文化论题的涌现。

其一,对新型文化生活的研究形成了大众文化、流行文化、消费文化、城市文化、身体等论题。其中,大众文化是当前文化研究的热点问题,国内学者主要是关注大众文化文本的隐喻意义以及大众文化的生产机制。例如,陶东风关于广告的意识形态内涵的解读、②戴锦华从微观政治学角度对大众文化的隐喻性意义的诠释、③金元浦等人关于大众文化产业的意义革命的阐述。①对于与通俗文化、时尚等亚文化形态相关联的流行文化,国内学者主要是对各文化领域里的时尚现象进行评述。消费文化和城市文化是随着现代都市生活方式的形成而出现的,国内学术界对此多有争论,否定消费文化的观点不在少数,对城市文化的研究也尚欠深入。在身体问题上,有学者探索欲望化的身体隐含着的某种微观政治学意义上的抵抗功能,如李银河对“酷儿”(queer)理论的诠释、②汪民安从国家权力的宰制入手对SARS危机中的身体政治的评论。③

其二,对物质实体的文化内涵的分析,产生了日常生活和物质文化论题。近年来文化学界对服饰、器物、消费等日常生活实践的历史意义给予了越来越多的重视。关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讨论,显示出精英主义与大众文化的观念差异。物质文化论题主要是从礼仪、巫术、炫财、消费、象征等角度探讨器物的文化意义,但国内对此研究主要是介绍西方理论,较少自己的论述。

其三,对文化传播的探讨,形成了媒介文化、视觉文化、图像等论题。国内对媒介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四个问题上:一是新技术引发的媒介革命与公共空间、言论自由的关系;二是网络时代的文化转型及特征;三是传媒的技术性编码与隐含的意识形态的联系;四是媒介的文化霸权问题。对于视觉文化的研究,多集中在影视艺术范围,尤其是关于电视节目的视觉化编码方式和关于“凝视”(gaze)的文化内涵。图像理论也多指向影视文化,但对于图像文化的属性和价值的探讨少有创新之作。

其四,对文化产品的经济价值的研究,形成了文化产业、文化资本论题。自2001年起,文化部等机构每年推出《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对国内文化产业的运作状况进行总结。孙民安的《文化产业理论与实践》(北京出版社2005)较为完整地阐述和评价了国内外各种文化产业理论。对于文化资本的创新性理论,还极为少见。

其五,对全球化带来的文化危机的讨论,形成了全球化、文化霸权、文化身份、性别、知识分子等论题。全球化激发中国学者对于西方文化的霸权化、地方文化的生存、文化认同的危机等问题的思考,引起中国学者对文化同质化的警惕。程光泉主编的《全球化理论谱系》(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的基本倾向是肯定全球化,而陈定家主编的《全球化与文化身份》(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的主导倾向是质疑全球化。全球化还引起了新自由主义的普世价值论和新传统主义的民族精神论之间的对抗。对于文化霸权问题,中国学界通过展开关于中国文化在全球化浪潮中被“他者化”的历史反思,意识到全球化是一部西方文化“化全球”的历史、西方理性主义文明借这部历史完成了文化霸权。对于身份研究,国内较突出的研究成果是女性主义关于性别的自我认同的思考,也有许多学者从民族文化传统在转型期社会中消失导致中国人身份迷失问题入手思考当代中国的文化认同。对于性别理论,中国学者认识到各种文化文本中都隐含着男权中心、女性的他者化、性别对抗等意识形态编码,也着手运用“性政治”概念对文化实践进行考察。比如2007年关于电影《色·戒》的评论,就充满了性政治的术语。

其六,关于中国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问题的讨论。1986年F.杰姆逊将后现代论题带进中国。90年代出现了关于中国有否后现代文化的争论,继而转向用后现代主义来解释大众文化。大多数学者怀疑中国文化存在着所谓后现代取代现代性的问题。近年来有关后现代的讨论逐渐谈出了学界,而关于现代性的讨论却有增无减。90年代之后,中国学人开始深刻反思中国的现代性工程,如:中国当代文化的后发现代性语境、①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即国家意志的总体化与地域文化差异性的对立②等。相关论题的研究正在逐步深入,可以期待出现重大成果。

文化论题的扩展突破了过去那种集中关注历史典籍、梳理民族文化精神传统的研究模式,转向一种以开阔的视域关注当下纷繁复杂的文化实践的新型理论范式,文化学界呈现出学术新气象,各种新的术语概念、评价准则和理论视域扑面而来。但是,这并非我们在文化的本体属性和价值功能等问题上的一种元理论创新,而是文化论题扩展的结果,即过去的了无情趣的生活现象进入了文化阐释和评价的范围。事实上我们关于这些论题的阐释、评价的理论依据大都来自于西方现代人文学术,极少有我们自己的创新。

文化论题的扩展也说明当代文化理论的思想资源和知识依据趋向于多元化,这种多元化突破了学科知识专业化的限制,也导致我们难以找到统一的元理论和通用的方法。

四探索新的文化观念

文化理论的核心是文化观念,即关于文化的属性、功能、形态、存在方式等的基本认识,它最终决定着文化研究者的理论视域、阐释方法和价值准则。文化观念建立在特定的思想资源和知识依据之上,它构成了关于文化现象的元叙事,也造就了文化学的理论话语。比如文化研究,其文化观念建立在文化是“人类整体的生活方式”的定义之上,所以现代社会学成为文化研究的思想资源,而其知识依据则是大众文化理论,由此文化研究形成了它特有的那种理论话语。

从康德的自然、人文二分到马修·阿诺德的“对美好与光明的追求”,从文化人类学家的功能论到法兰克福学派的否定与超越理论,从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到伯明翰学派的文化主义,各种文化观念都提出了他们各自对文化属性的定义和独特的阐释技术。但中国学术界一直缺乏这种建立在独特的文化观念之上的创新型文化理论。20世纪晚期以来,人文学术界的现代性西学东渐运动给我们的理论创新构建了一种“译介模式”。这一模式使我们不断地从翻译西方当代学术中寻找思想资源和知识依据,建立新的理论话语体系,然后以之作为元叙事去阐释和评价中国文化现象。出于现代性诉求,中国学界自然把西方当论当做学术创新的动力和源泉。但是,西方理论话语的普遍影响力有可能使我们在学术活动中失去文化身份自我确证的依据。1996年,曹顺庆先生不无忧虑地提出了中国文论的“失语症”问题。③“失语症”点明了整个理论话语系统,包括阐释方式和价值准则的认同危机。

近几年来,人文学术知识分子开始尝试在各自的专业里提出超越西方思想的原创性理论,在文化观念上提出了一些颇富创意的观点。这是中国人文学术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起点。

其一,出于对“译介模式”的不满,部分中国学者发出了有关文化理论创新的呼吁。例如,谭好哲主张把先进文化当做文化理论创新的原动力,①张光芒提出从对当代问题的研究入手建构原创性的文化理论。②

其二,文化史上的各种文化观念得到了梳理与评价。2006年,刘象愚先生发表《文化观念的演化》,③对中西思想史上代表性的文化观念进行了梳理和评价。该文关于现代西方文化理论的介绍非常完整,不仅涉及文化进化论、文化传播论、文化历史学、功能学派、心理文化分析理论,而且将这些理论与文化研究联系起来进行历史的阐述。刘象愚先生并未在既有的理论之外提出新的文化观念,但其清晰系统的思想史梳理却为新型文化观念的提出奠定了理论基础。2007年,林坚也做了与此相类似的梳理工作。④

其三,对文化的本质属性的探讨日益增多。

例如,姚文放认为,文化“是指人类通过自己的活动使事物的性质和状态发生合乎规律、合乎需要的变化,这一变化过程及其历史成果即为文化”;文化由三个层次构成,即“人化”、“教化”和“美化”。⑤姚文放的解释与泰勒、克鲁伯和克拉克、R.威廉斯等人关于文化的定义有很大的不同,姚的定义具有强烈的启蒙主义和精英文化的色彩,而且强调文化作为精神活动的超越性。

再如,霍桂桓指出,传统文化观念具有一种唯智主义的理论局限,即以抽象的、形式化的共时性原理去界定一个变化性的对象。他提出用“社会个体生成论”的观点来界定文化,所谓“文化”就是社会个体为追求和享受自由而以“‘文’来‘化’‘物’的过程和结果。”⑥这个定义也强调了文化的超越功能,跟威廉斯的文化定义有很大差异。

再如,刘建军用“动态性”、“创造性”、“阶段性”和“差异性”来描述具体的文化现象,应该说把握了当代文化的特点,但他认为文化的本质是“人精神上、意识上和情感上的建构与联系———思维本身的建构与联系”,⑦这又消解了文化的“动态性”或者“创造性”,没有形成有效的理论话语。

上述对文化本质属性的思考,暗含了人类中心主义和精英主义的文化观念,并未突破既有的文化定义。后结构主义诞生以来,西方人文学术出现了种种“后学”话语,现代性话语受到质疑,实证主义、总体化、主体性等思想已经饱受非议。然而,在中国知识界,实证方法、人道主义、本质论仍维系着基本的学术信念。例如,郭提出:“文化是人为的程序”、“文化取向是为人的”,①这一文化界定就体现出强烈的人类主体论特色,它很难被生态主义者接受。再如,崔平强调纯粹文化的存在须由逻辑确证来给予规定性,②这也异于“文化主义”的观念;在文化主义看来,文化是人类生活的整体内容,它是无需确证的,而是需要对其进行描述和阐释。

其四,文化研究的“元理论”问题也得到思考。文化研究本身的反决定论态度———反对经济对文化的决定论———必然地导致文化研究放弃对文化的总体属性的定义。所以我们在这个问题上面临着一种二难处境:新的文化观念要对文化进行总体属性的定义,而当代文化现象———以大众文化为主流的文化———又以一种后现代的姿态抵抗定义。青年学者张大为对这一“元理论”层面上的悖论现象作过较深入的阐述。③

近年来,表面上看文化理论界不断涌现出新论题新概念,似乎一片繁荣景象,但实际上在元理论层面上我们用的都是泊来之物,并无自创的专利技术。我们不能将中国的思想文化仅仅当做被处理的对象,而是应当发掘最能表征中国文化特性、对现代社会问题最有补养调治功能的思想资源,比如“和谐”概念,这样我们才可能提出关于文化本质属性的创新观念。中国传统哲学关于“和谐”的论述体现了人与自然平等、亲和的观念,这对于受困于现代性造成的人与世界分裂的现代人来说,具有复归“大地”的意义。“和谐”有可能成为文化理论创新的新起点。

传统文化理论范文第7篇

20世纪8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文化意识开始觉醒,知识分子开始反思自己的文化身份,随之而来的“文化热”则强化了文化自觉的意识。提倡文学寻根的一批作家,例如阿城非常强调文化的身份塑型功能,①他们重新估量传统文化的价值,催生了学术界对于传统文化精神的探讨。虽然寻根作家关于民族文化传统断裂的观点存在着学理缺陷,但此种反思行为无疑是想从文化上寻找中国现代化的道路。这种对文化传统的批判性反思,推动了80年代文化理论的研究。诸如文学界的“原型批评”、思想界的“中国封建社会的超固态结构”、“忧患意识”、“乐感文化”、“伦理学本体论”、“启蒙与救亡二重奏”等论题,都从不同角度介入了文化理论研究;此外还出现了系统地从文化史的角度来反思传统文化的著作,比如冯天瑜主编的《中华文化史》等。

80年代的文化自觉推动了文化理论研究,承担了探询文化身份的历史根源的责任。到了90年代,面对西方文化研究的深远影响和国内大众文化的汹汹来势,中国学术界适时调整研究视域、更新方法,深化了理论探讨。当中国学术界在80年代大量引进西方的学科化知识时,西方人文学术正发生着“文化论转向”。这场转向带来新的学术思维,致使关于当代文化表象的理论反思逐渐成为主流型的学术话语内涵,推动了文化研究的热潮。进入90年代后,中国学术界受到文化研究的冲击,突破了学科化知识的译介模式,开始引进文化学之类的跨学科知识,尤其是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西马”的批判理论以及后现代大众文化理论等,这使得中国知识分子逐渐破解了追求学科知识自律性的“主体性”解放神话,而建构了以文化阐释为内涵的学科知识互涉的学术格局。90年代的文化理论研究从西方当论中获取的思想资源和知识依据更多,因而它更加注重对当代社会处境下的文化生态予以观察和探讨,而不仅仅局限于考察文化身份的历史根源。90年代末,随着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伯明翰学派等理论在中国的影响日益广泛,一些中青年学者,诸如陶东风、王岳川等人开始运用文化研究的方法来考察中国的大众文化,铸就了文化理论的新视野。90年代以来,中国的大众文化悄然兴起,这也是推动文化理论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90年代是一个精英主义消褪、世俗理性普及、商业伦理建构、文化产业登场的时代,大众文化在这诸多因素的作用下成长壮大。尽管曾有精英主义者提倡“人文精神”以对抗大众文化,但是大众文化的影响力和文化功能令人无法回避。大众文化将文化观念从经典典籍中释放出来,凸显了现实生活的文化意义,这是文化自觉的进一步表现。①人文学术界对大众文化加以考察,必然促使文化理论走向关注当代文化生态。

进入21世纪后,中国社会文化又出现了许多新的现象。全球化、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知识分子转型、技术化社会、媒体文化、大众文化、新左派和新自由主义、新传统主义、日常生活审美化、身份危机、生态主义等等,令人眼花缭乱的诸种文化现象犹如一张症候谱系表,期待学者们去剖析、判断。新颖的西方当代文化理论带来学术方法和文化观念的革命性变化,新型的文化现象和文化形态构建出我们生活世界的新元素、新结构,这二者造就了21世纪初中国学术界的文化理论创新的局面。纵观近30年来中国文化理论研究的历史可以发现,这就是一部知识分子文化自觉的历史。在我们日益觉醒的文化意识的推动下,中国学人最应当思考的问题是:当我们追随启蒙主义、现代性、全球化而走向经济繁荣、社会进步、国力强盛时,我们遭遇了本土文化资源的合法化危机、民族文化身份的迷失以及技术霸权对人的异化,那么,我们怎样能够做到经济强大与文化自立的并举?就此而言,晚清以来的“体”、“用”之论,至今仍有思考的必要。

二　文化研究:新观念与新方法的传入

促使国内文化理论研究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乃是文化研究的译介及影响。由R.威廉斯、R.霍加特等学者开启的文化研究思潮,改变了传统的精英主义文化观念,以一种民粹主义的态度研究当代大众文化。伯明翰学派崛起后,文化研究又与后结构主义的诸种理论结合,形成了以当代大众文化为对象、以现代社会学为元理论的一种“后学”思潮。文化研究将文化理解为“整体的人类生活方式”,因此该派学者强调对文化进行历史主义的或“文化唯物主义”的观察,将一种普遍联系的概念赋予文化和社会。这种学理倾向契合了9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试图重新介入社会、链接历史和拆除学科边界的要求。90年代中期文化研究被译介进入中国学界时,很快得到学者们的响应,出现了十余年的译介、接受并运用文化研究理论观念和方法的热潮。文化研究给予中国文化理论界的影响是巨大的,它带来了文化理论在思想资源、知识依据、学术视域、阐释技术等方面的革命性变化。

首先,文化研究以其对当代大众文化的理论跟踪引导中国文化理论与评论界走出“文献学”视域,形成当代关照。上世纪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身份反思,其视野集中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因而后来的文化学研究也主要以文化人类学或文献学为理论支撑,它的研究视域是指向历史而聚焦于文字典籍所传承的传统文化。文化研究的学术视域指向当代大众文化,因而该学术潮流必然引导中国文化理论的学术视域转向当下的文化现象,尤其是大众文化。近十年来,中国学术界对诸如影视、广告、服饰、传媒、城市建筑、流行音乐、体育等大众文化现象表现出极高的关注度,甚至将其列为文化理论与评论的主要对象。

其次,文化研究所运用的方法,即“批判性话语分析”,①系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弗洛伊德主义、阐释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等现代思潮的方法论综合的产物。它强调对文化现象进行“症候式”分析,通过细读揭示其中隐含的意识形态或权力关系的内涵。经历了有关后现代问题的讨论之后,我们逐步放弃了那种基于历史理性的宏大叙事,转而从对日常生活的种种症候的凝视中辨析出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的表现。这种方法的运用使文化研究的日常生活关照获得了一种微观政治学的解码技术。

第三,文化研究提倡学科互涉的研究方法,它破坏了现代性的学科知识分工体制。上世纪80年代,中国人文学术的主流是自主性或主体性诉求,知识分子借此可以逃离政治意识形态的规训,而形成于质疑现代性的“后学”语境中的文化研究转向一种跨学科的知识视界,它的出场必然导致学科边界的破裂。当中国知识分子们因知识学科化的学术体制而渐失反思和批判功能的时候,文化研究对他们有着重振“介入”精神的意义。近年来国内学者对大众文化文本所作的解读,常表现为社会学的视野、语言分析的解码技术和意识形态化的意义论的综合,显现了超学科的知识学倾向。文化研究从西方来到中国,全面改造了中国的文化理论研究方法与观念。尽管当前中国的文化研究仍未跳出“译介模式”,但异域思想文化的冲击还是为我们的文化理论创新提供了新的学术增长机制。

三　文化理论视域的扩展

文化研究进入中国之前,我们的文化史研究主要采用了文化人类学的文化观念和文献学方法。当我们将文化学视域转向纷纭复杂的当代文化现象时,人文知识界便展现出一种学术创新的激情和路径。日常生活中的新型文化实践和西学新观念新方法的运用促使文化理论和文化评论界将理论视域从历史典籍或器物转向当代文本,以多重视角、多元理论进行当代文化符号的解码,不断地考察新现象、阐释新文本。由此便形成了一道新的视域扩展的学术景观———新型文化论题的涌现。

其一,对新型文化生活的研究形成了大众文化、流行文化、消费文化、城市文化、身体等论题。其中,大众文化是当前文化研究的热点问题,国内学者主要是关注大众文化文本的隐喻意义以及大众文化的生产机制。例如,陶东风关于广告的意识形态内涵的解读、②戴锦华从微观政治学角度对大众文化的隐喻性意义的诠释、③金元浦等人关于大众文化产业的意义革命的阐述。①对于与通俗文化、时尚等亚文化形态相关联的流行文化,国内学者主要是对各文化领域里的时尚现象进行评述。消费文化和城市文化是随着现代都市生活方式的形成而出现的,国内学术界对此多有争论,否定消费文化的观点不在少数,对城市文化的研究也尚欠深入。在身体问题上,有学者探索欲望化的身体隐含着的某种微观政治学意义上的抵抗功能,如李银河对“酷儿”(queer)理论的诠释、②汪民安从国家权力的宰制入手对SARS危机中的身体政治的评论。③

其二,对物质实体的文化内涵的分析,产生了日常生活和物质文化论题。近年来文化学界对服饰、器物、消费等日常生活实践的历史意义给予了越来越多的重视。关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讨论,显示出精英主义与大众文化的观念差异。物质文化论题主要是从礼仪、巫术、炫财、消费、象征等角度探讨器物的文化意义,但国内对此研究主要是介绍西方理论,较少自己的论述。

其三,对文化传播的探讨,形成了媒介文化、视觉文化、图像等论题。国内对媒介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四个问题上:一是新技术引发的媒介革命与公共空间、言论自由的关系;二是网络时代的文化转型及特征;三是传媒的技术性编码与隐含的意识形态的联系;四是媒介的文化霸权问题。对于视觉文化的研究,多集中在影视艺术范围,尤其是关于电视节目的视觉化编码方式和关于“凝视”(gaze)的文化内涵。图像理论也多指向影视文化,但对于图像文化的属性和价值的探讨少有创新之作。

其四,对文化产品的经济价值的研究,形成了文化产业、文化资本论题。自2001年起,文化部等机构每年推出《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对国内文化产业的运作状况进行总结。孙民安的《文化产业理论与实践》(北京出版社2005)较为完整地阐述和评价了国内外各种文化产业理论。对于文化资本的创新性理论,还极为少见。

其五,对全球化带来的文化危机的讨论,形成了全球化、文化霸权、文化身份、性别、知识分子等论题。全球化激发中国学者对于西方文化的霸权化、地方文化的生存、文化认同的危机等问题的思考,引起中国学者对文化同质化的警惕。程光泉主编的《全球化理论谱系》(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的基本倾向是肯定全球化,而陈定家主编的《全球化与文化身份》(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的主导倾向是质疑全球化。全球化还引起了新自由主义的普世价值论和新传统主义的民族精神论之间的对抗。对于文化霸权问题,中国学界通过展开关于中国文化在全球化浪潮中被“他者化”的历史反思,意识到全球化是一部西方文化“化全球”的历史、西方理性主义文明借这部历史完成了文化霸权。对于身份研究,国内较突出的研究成果是女性主义关于性别的自我认同的思考,也有许多学者从民族文化传统在转型期社会中消失导致中国人身份迷失问题入手思考当代中国的文化认同。对于性别理论,中国学者认识到各种文化文本中都隐含着男权中心、女性的他者化、性别对抗等意识形态编码,也着手运用“性政治”概念对文化实践进行考察。比如2007年关于电影《色•戒》的评论,就充满了性政治的术语。

其六,关于中国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问题的讨论。1986年F.杰姆逊将后现代论题带进中国。90年代出现了关于中国有否后现代文化的争论,继而转向用后现代主义来解释大众文化。大多数学者怀疑中国文化存在着所谓后现代取代现代性的问题。近年来有关后现代的讨论逐渐谈出了学界,而关于现代性的讨论却有增无减。90年代之后,中国学人开始深刻反思中国的现代性工程,如:中国当代文化的后发现代性语境、①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即国家意志的总体化与地域文化差异性的对立②等。相关论题的研究正在逐步深入,可以期待出现重大成果。

文化论题的扩展突破了过去那种集中关注历史典籍、梳理民族文化精神传统的研究模式,转向一种以开阔的视域关注当下纷繁复杂的文化实践的新型理论范式,文化学界呈现出学术新气象,各种新的术语概念、评价准则和理论视域扑面而来。但是,这并非我们在文化的本体属性和价值功能等问题上的一种元理论创新,而是文化论题扩展的结果,即过去的了无情趣的生活现象进入了文化阐释和评价的范围。事实上我们关于这些论题的阐释、评价的理论依据大都来自于西方现代人文学术,极少有我们自己的创新。文化论题的扩展也说明当代文化理论的思想资源和知识依据趋向于多元化,这种多元化突破了学科知识专业化的限制,也导致我们难以找到统一的元理论和通用的方法。

四　探索新的文化观念

文化理论的核心是文化观念,即关于文化的属性、功能、形态、存在方式等的基本认识,它最终决定着文化研究者的理论视域、阐释方法和价值准则。文化观念建立在特定的思想资源和知识依据之上,它构成了关于文化现象的元叙事,也造就了文化学的理论话语。比如文化研究,其文化观念建立在文化是“人类整体的生活方式”的定义之上,所以现代社会学成为文化研究的思想资源,而其知识依据则是大众文化理论,由此文化研究形成了它特有的那种理论话语。从康德的自然、人文二分到马修•阿诺德的“对美好与光明的追求”,从文化人类学家的功能论到法兰克福学派的否定与超越理论,从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到伯明翰学派的文化主义,各种文化观念都提出了他们各自对文化属性的定义和独特的阐释技术。但中国学术界一直缺乏这种建立在独特的文化观念之上的创新型文化理论。20世纪晚期以来,人文学术界的现代性西学东渐运动给我们的理论创新构建了一种“译介模式”。这一模式使我们不断地从翻译西方当代学术中寻找思想资源和知识依据,建立新的理论话语体系,然后以之作为元叙事去阐释和评价中国文化现象。出于现代性诉求,中国学界自然把西方当论当做学术创新的动力和源泉。但是,西方理论话语的普遍影响力有可能使我们在学术活动中失去文化身份自我确证的依据。1996年,曹顺庆先生不无忧虑地提出了中国文论的“失语症”问题。③“失语症”点明了整个理论话语系统,包括阐释方式和价值准则的认同危机。

近几年来,人文学术知识分子开始尝试在各自的专业里提出超越西方思想的原创性理论,在文化观念上提出了一些颇富创意的观点。这是中国人文学术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起点。

其一,出于对“译介模式”的不满,部分中国学者发出了有关文化理论创新的呼吁。例如,谭好哲主张把先进文化当做文化理论创新的原动力,①张光芒提出从对当代问题的研究入手建构原创性的文化理论。②

其二,文化史上的各种文化观念得到了梳理与评价。2006年,刘象愚先生发表《文化观念的演化》,③对中西思想史上代表性的文化观念进行了梳理和评价。该文关于现代西方文化理论的介绍非常完整,不仅涉及文化进化论、文化传播论、文化历史学、功能学派、心理文化分析理论,而且将这些理论与文化研究联系起来进行历史的阐述。刘象愚先生并未在既有的理论之外提出新的文化观念,但其清晰系统的思想史梳理却为新型文化观念的提出奠定了理论基础。2007年,林坚也做了与此相类似的梳理工作。④

其三,对文化的本质属性的探讨日益增多。例如,姚文放认为,文化“是指人类通过自己的活动使事物的性质和状态发生合乎规律、合乎需要的变化,这一变化过程及其历史成果即为文化”;文化由三个层次构成,即“人化”、“教化”和“美化”。⑤姚文放的解释与泰勒、克鲁伯和克拉克、R.威廉斯等人关于文化的定义有很大的不同,姚的定义具有强烈的启蒙主义和精英文化的色彩,而且强调文化作为精神活动的超越性。再如,霍桂桓指出,传统文化观念具有一种唯智主义的理论局限,即以抽象的、形式化的共时性原理去界定一个变化性的对象。他提出用“社会个体生成论”的观点来界定文化,所谓“文化”就是社会个体为追求和享受自由而以“‘文’来‘化’‘物’的过程和结果。”⑥这个定义也强调了文化的超越功能,跟威廉斯的文化定义有很大差异。再如,刘建军用“动态性”、“创造性”、“阶段性”和“差异性”来描述具体的文化现象,应该说把握了当代文化的特点,但他认为文化的本质是“人精神上、意识上和情感上的建构与联系———思维本身的建构与联系”,⑦这又消解了文化的“动态性”或者“创造性”,没有形成有效的理论话语。上述对文化本质属性的思考,暗含了人类中心主义和精英主义的文化观念,并未突破既有的文化定义。后结构主义诞生以来,西方人文学术出现了种种“后学”话语,现代性话语受到质疑,实证主义、总体化、主体性等思想已经饱受非议。然而,在中国知识界,实证方法、人道主义、本质论仍维系着基本的学术信念。例如,郭提出:“文化是人为的程序”、“文化取向是为人的”,①这一文化界定就体现出强烈的人类主体论特色,它很难被生态主义者接受。再如,崔平强调纯粹文化的存在须由逻辑确证来给予规定性,②这也异于“文化主义”的观念;在文化主义看来,文化是人类生活的整体内容,它是无需确证的,而是需要对其进行描述和阐释。

传统文化理论范文第8篇

[关键词]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比较研究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5）03 ― 0005 ― 02

一、引言

先进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驱动力和凝聚力，是人类社会不断进化发展、实现自身力量的重要手段，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是否拥有先进文化，是否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决定着个政党、国家和民族的兴衰存亡。只有努力发展先进文化，才能更好地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更好地实现和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积极开展先进文化建设，创新文化理论，最终形成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二者虽然形成时期不同，却保持了党文化建设的先进性与连贯性。同时基于不同的实践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针对文化建设的目标、内容、内涵有了新的突破和提升，达到了新的境界和高度。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与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一致性

（一）二者都坚持文化指导思想的一元性

文化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性。不论是在新民主主义时期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文化建设中都始终坚持指导思想的一元性，即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党的文化建设。作为一种科学的世界观，马克思主义是意识形态中最重要的部分，它不仅决定着文化建设的性质和方向，而且还影响着文化建设的全部内容和整个过程。〔1〕

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证明，在文化建设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是正确的，只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才能真正地掌握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正确预见文化发展的未来趋势，明确文化发展的先进方向，才能制定出文化建设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使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建设永远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二）二者都强调党的领导是文化建设的关键

坚持党对文化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是文化建设先进性的根本保证。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团结起来，最终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因此，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坚持党的领导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关键，而新民主主义文化革命的胜利也关键在于党的领导。

新时期，要继续保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必须继续坚持党在文化建设中的领导地位，提高党在文化创新上的能力和水平，不断加强理论创新，加强对中国先进文化的领导和传播。可以看出，新民主主义文化革命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都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视为先进文化建设顺利进行的根本保证和关键因素。

（三）二者都指出文化统一战线是文化建设的法宝

统一战线作为我们党的三大法宝之一，在新民主主义文化革命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同志指出：“在中国，文化革命，和政治革命同样，有一个统一战线。”〔2〕文化统一战线的创立，不仅在新民主主义文化革命取得胜利的过程中发挥了显著作用，同时也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了经验和借鉴。

文化革命的统一战线在新时期先进文化建设中不但没有放松，而且得到了充分肯定和大力加强。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我国经济、政治、文化事业和对外关系的发展，我们在文化建设过程中发现了不少问题：一些领域出现道德滑坡现象，封建文化和腐朽文化侵蚀着人们的思想，甚至出现信仰危机的警报;农村教育现状令人担忧，城市社区文化尚不完善，文化事业受到诸多消极因素的严重影响。同时，国外与国内敌对分子相互勾结，分裂祖国，阻挠统一，在意识形态领域发起了强势进攻。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并继续取得文化建设的成功，广大文化工作者不仅联合内部各条战线，而且联合其它各条战线的工作者，不断加强思想宣传，提高思想境界，坚定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共同加强文化建设的堡垒，巩固和加强了文化统一战线，使社会主义文化继续沿着先进的方向发展。

（四）二者都遵循文化继承、发展和文化借鉴的正确方针

任何文化要发展不仅要继承传统文化，也要学习借鉴外来文化，即要处理好文化上的“古今中外”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同志强调要注重古为今用、推陈出新，要求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对外国文化的学习借鉴必须结合起来，既要汲取积极合理成分，也要摒弃和抵制消极落后的因素。同志关于文化继承、发展和文化借鉴的思想为新时期文化建设中处理古今中外文化的关系提供了科学的解答和正确的指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应该是开放的，能够吸收全人类的优秀文明成果，既要继承优秀的传统文化，也要借鉴外来文化，做到继承传统、推陈出新、面向世界、博采众长。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先进文化建设的过程中继续坚持文化继承、发展与文化借鉴相结合的方针，汲取民族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营养，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创新，从而创造出符合时展的先进文化。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一）提升了文化建设的目标

新民主主义革命需要的是一大批信仰共产主义理想，愿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英勇奋斗的斗争者、革命者。新民主主义文化是为新民主主义政治斗争服务的，因此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目标是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和爱国热忱，激发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自信心，为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而斗争。

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不仅是大批怀有共产主义理想的接班人，更需要广大有知识有能力的社会主义建设者。为了满足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党确定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目标，即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公民。“四有”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对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都提出了比较全面的要求。作为社会主义新人的素质要求和标准，这一目标更为具体、更为完整、更为科学。

（二）拓展了文化建设的内容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同志从“文化是对经济和政治的反映，并为经济和政治服务”的思想出发，强调新民主主义文化要服从于革命斗争的需要，这一要求符合当时的客观形势，也确实对推动革命斗争的胜利起到了相当大的效用。然而，在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具体实践中，文化的作用和功能更多的被强调为意识形态性质和思想政治功能，人们更加看重的是新民主主义文化在思想道德建设中的功效，能够更好的激发和号召广大群众的爱国热情和民族信心，而其科学文化教育的功能和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了。正是由于当时党在文化建设上的这种功利性态度，使得当时的文化建设成为单一的思想建设，除了革命文化之外，其他的文化形式都被忽视和排斥，从长远看，这种做法和模式是违背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的。

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为了适应经济、政治发展的新形势，党立足于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内容包括思想道德建设和教育科学文化建设两个方面，思想道德建设的主要任务是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教育科学文化建设是文化建设的基础工程，主要任务是培养高素质的劳动者和专门人才，普及科学知识，树立科学精神，发展科学技术，提高整个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可以看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内容更加丰富、全面，更有利于推动社会的协调发展。

（三）丰富了文化建设的内涵

新民主主义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都具有民族性、科学性和大众性的特点，但其民族性、科学性和大众性的内涵却存在差别。

从民族性角度看，二者都主张民族文化的平等和独立，要求文化的民族形式和内容，对民族文化采取扬弃的态度和方针。但新民主主义文化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3〕 可见新民主主义文化反对帝国主义文化对本民族文化的奴役和压迫，主张建立的是实现民族解放、国家独立的民族文化，强调的是文化的斗争性、革命性，突出的是文化的民族精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则反对帝国主义在文化上的霸权主义，主张实现民族繁荣、国家富强的民族文化，强调的是文化的独特性、发展性，不仅凸显文化的民族精神，同时也坚持文化的民族特色，展现出更高的层次和内涵。

从科学性角度看，新民主主义文化“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对文化内容的科学性提出了严格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除了要求文化内容的科学性，还强调指导思想的科学性、提倡文化建设的科学精神。

从大众性角度看，新民主主义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都强调人民大众是文化建设的源泉、主体和服务对象。新民主主义文化强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4〕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指的人民大众则是社会主义的劳动者、建设者以及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它以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实现人民大众的发展为目的，可以看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大众性涵盖的范围更广，服务目标更高。

结语

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作为中国共产党革命和建设时期的两大文化理论创新成果，其文化建设的政治基础、经济基础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如果把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看作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的第一次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则是在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基础上实现了第二次飞跃，二者继续坚持了党先进文化建设的前进方向。

〔参 考 文 献〕

〔1〕列宁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48.

〔2〕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99.

〔3〕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