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户籍范文
时间：2023-03-17 17:12:33
城镇户籍范文第1篇
要了解小城镇对周围农村发展的作用，了解小城镇的人口容量，就必须研究小城镇的人口问题。也只有对小城镇的人口问题有比较深入的了解，才可能对小城镇的户籍制度改革有清楚的认识。
一、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进程回顾
农村改革后大量的农民进城谋生。因此1984年国务院发出《国务院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允许农民自理口粮到县城以下的集镇入户居住，发给《自理口粮户口簿》。这是对50年代以来户口管理体制的一个重大突破。自理口粮对农民的吸引力不大，1990年全国自理口粮人口428万人，1993年只上升到470万人[1]，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小城镇的经济缺乏活力。以1993年为例，在自理口粮就业人口中，从事工业的占26.7%、商业的占23.2%、服务业的占17.7%、建筑业的占10.7%、交通运输业的占6.1%、其他的占15.6%，从这个结构可以看出为小城镇自身经济服务的就业人口占半数以上。让农民自理口粮到城镇，而小城镇给农民的机会有限，因此吸引力也有限。
1992年公安部出台的《关于实行当地有效城镇居民户口制度的通知》，决定实行当地有效城镇户口制度，范围是小城镇、经济特区、经济开发区等，对象是外商亲属、投资者、被征地的农民。在这一基础上，1992年山东省政府出台了“山东省地方城镇户口”政策，其他大部分地方采取的是“蓝印户口”这种更加机动的户籍政策。蓝印户口是一种介于正式户口与暂住户口之间的户籍，因使用的印章为蓝色而得名。拥有蓝印户口的人基本上可以享受正式户口的利益，但是要经过若干年后才能够转变为正式户口。最早采用蓝印户口的以中小城市居多，在一些地方的小城镇也实行蓝印户口。蓝印户口的条件和价值与城镇的地位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城镇地位越高，得到蓝印户口的条件也越高。
1997年在全国近400个小城镇进行户籍改革试点。从1998年开始，各地逐步开放小城镇户籍。在这方面，中西部地区开放的步伐迈得比较大。例如1998年贵州省在10个小城镇进行试点，在贵州省公安厅的《小城镇户籍改革试点方案》中规定，在小城镇中有合法稳定的非农职业或者稳定的生活来源，有合法的固定居所后居住满两年，就可以办理小城镇的常住户口，并且不允许收取城镇增容费。
2000年中央和国务院出台了《关于促进小城镇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规定对县级市市区及以下的城镇，只要有合法固定住所、稳定职业或生活来源的农民，均可根据本人意愿转为城镇户口。在这一政策的推动下，各地对小城镇户籍的开放速度也相应加速。2001年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推进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对小城镇的户籍改革进一步放宽，至此绝大多数小城镇的户籍基本上对农民开放了。
在开放小城镇户籍这场改革中，对开放户籍促进城镇化寄予了太多的希望。其实从1997年开始小城镇的户籍试点改革到现在，小城镇对农民的吸引力并没有明显的增强，没有出现大量农民迁入小城镇的情况。例如1999年在安徽涡阳县竟然要把城镇户籍以每个600元的价格摊派出售[2]。河南省小城镇的户籍开放后，对农民的吸引力不大，在一些改革试点小城镇竟然没有一个人申报[3]。为什么小城镇的户籍改革没有引起大的反响，这从小城镇人口状况可以得到有益的启示。
二、小城镇人口状况
关于小城镇的人口统计比较混乱，不同的资料来源有出入。资料不一致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统计口径问题，按照中国的户籍管理制度，一个镇人口的身份至少有两种类型，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在一些镇中则可能还有“自理口粮人口”、“蓝印户口”、“地方城镇户口”等等。按照户口所在地又可以划分成本地人和外来人口，而外来人口中又可以划分为办理了暂住手续与没有办理的两类。按行政区划来划分镇人口，时常会产生误导。因为大多数小城镇的管辖范围都比较大，包含了大量的农村，容易夸大小城镇的人口规模。目前小城镇的范围界定也有待完善，因为在一些地方，随着小城镇的发展、城镇人口规模的扩大、农村工业的发展，镇与周边农村在地理上已经连成一片，如果用原来的行政区域来计算小城镇的人口规模则容易缩小其实际的人口数量。鉴于上述情况，在本文中对小城镇人口的描述分析存在一定的局限，只能是一种概况性的介绍。
表1与表2是来自不同资料的全国性小城镇人口资料，表1是历史性的回顾，表2是时间剖面的状况。表2的资料并不完整，缺了接近2000个镇的数据，占当年全部城镇数量的10%。如果比较两张表的数据，可以看出两者之间在平均人口规模上有比较大的差异，而在平均非农业人口规模上的差异比较小，导致这种差异的原因是统计范围的不同，前者是用镇行政区划统计，因此规模偏大，后者用建成区，因此规模偏小。由于农业人口大部分居住在镇的建成区外，用行政区与建成区不同口径统计导致的差距比较大。又因为非农业人口主要集中在镇的建成区内，所以用行政区与建成区不同口径统计导致的差距相对比较小。上述的两个资料都有缺陷，但是相比之下用建成区统计的资料更加符合实际情况。
[2]《中国人口统计年鉴》（2000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年.
[3]《中国人口年鉴》(198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根据表2中的数据，从60年代初期开始到改革开放前的20年间，全国小城镇在数量和人口规模上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改革开放以后，小城镇的数量从1980年不足3000增长到1999年接近2万个，平均每年增长率为10.5%；人口规模从5693万增加到37637万，平均每年增长率也为10.5%。虽然近年来小城镇有较大的发展，但是分析一下却可以看出小城镇发展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作为小城镇主体的非农业人口，从1980年到1999年的平均年增长率只有2.8%，扣除了人口的自然增长因素，小城镇的非农业人口迁移增长率实际上是很低的。第二个是在1980年平均每个小城镇有1.5万的非农业人口，到1999年平均每个小城镇的非农业人口不到4000人。小城镇非农业人口规模的缩小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部分人口规模大的小城镇发展为小城市，二是新增加的小城镇的人口规模小，三是因为户籍制度的限制，大量在小城镇从事非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农业人口”没有被承认是非农业人口。
说明：①共17260个镇资料，根据这些镇的资料计算，下同。
②此表的人口指的是镇区的人口。
资料来源：《中国农村乡镇统计概要2000》，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年。
前几年大量的县城转变为城市，导致剩下的小城镇人口规模普遍不大，全国大约70%的小城镇的人口规模不到5000人，非农业人口规模不到2000人。小城镇人口规模超过2万，或非农业人口规模超过1万的小城镇，占全部城镇的比重在3%左右。从空间的角度看，小城镇的人口规模以东部地带为最大，中部次之，西部最低。例如东部地带小城镇平均人口规模比西部高76.4%，东部地带小城镇平均非农业人口规模比西部高65.4%。根据17260个镇的资料，在人口规模最小的2000个镇中，约50%在西部地区。
由于大部分小城镇人口规模小，只要增加几千人就可以让不少城镇人口倍增，由此带来生活环境恶化，就业机会减少等问题，因此短期内大多数小城镇人口增长的空间不大。
三、小城镇人口中实际非农业人口估算
在前面谈到小城镇发展过程中，大量从事非农业生产经营的“农业人口”得不到承认为合法的非农业身份，这部分人在目前的城镇人口中占相当大的一部分。同时在部分小城镇中存在大量的外来劳动力，在有资料的城镇中，有1226个镇的企业中的就业人数超过有当地户籍的劳动力人数，表明大量外来人口存在。这种情况以东部居多，数量最多的分别是广东、江苏和重庆。如果大量实际从事非农业工作者的身份得到确认，对城镇户籍管理有益，这些城镇将是户籍制度改革的最大受益者。
到底小城镇中有多少人口应该属于非农业人口，这是无法准确回答的问题，因为在小城镇中，有些家庭内部的成员可以分别从事农业与非农业工作，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同时兼职农业与非农业。不过还是可以对目前小城镇中实际非农业人口规模作一大略估计，下面是估计的公式：
期望城镇非农业人口＝1.8×（企业人员数＋劳动力人数×0.1）
这一公式的基本思路是：第一，按目前中国城镇的实际情况，每个非农业劳动力供养1.8人（包括劳动力本人在内）；第二，在一个镇内部的劳动力中至少有10%的人是从事行政管理、文教卫生、商业和服务业，应该说10%这一比重可能偏低。用这一公式计算出的城镇非农业人口规模，本文称为期望城镇非农业人口。表6是根据公式计算的结果，从中可知全国小城镇中，实际属于非农业的人口要比统计数多50%左右，其中东部地区大约多70%，中西部则在30%左右。要强调的是这些期望可在小城镇增加的非农业人口中，70%以上在东部地区。
从期望可增加的小城镇非农业人口数量上看，除了局部地区之外，小城镇非农业人口的增长并非是无限的，它受到小城镇就业条件的限制。除了少数以交通、旅游、集市贸易为主要产业的小城镇之外，大部分小城镇人口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其企业发展的制约，只要没有一定数量和规模的企业存在，让小城镇人口大发展是空中楼阁。根据表2中的数据，全国平均每个小城镇只有大约1000人的企业员工。东部地区多些，平均有1500人左右，西部平均只有500人上下。而从表7的数据中可知，全国接近40%的小城镇中，企业员工数量不足250人，在西部地区这一比重是接近60%。从企业情况看，目前大部分小城镇容纳大量人口就业的前景并不乐观。
从期望城镇非农业人口和小城镇企业规模的分析中可以得知，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可以让一些实际上已经在小城镇工作的人得到户籍，但是靠这类人口来增加小城镇人口的作法在东部地区可以比较有效，在中西部地区的效果不大
四、关于小城镇人口与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的几点讨论
在对小城镇人口状况有一定了解的基础上，可以从人口的角度对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作一点讨论。
首先，小城镇的人口规模普遍太小，对大多数服务行业来说，根本达不到许多服务业所能生存的“门槛人口”。在这些城镇中，要依靠企业中就业人口的大量增加，拉动服务业人口的增加才可能发展。其实从“自理口粮”人口对小城镇发展起的作用有限这一事实，也可以看到开放小城镇户籍对大部分小城镇的发展帮助有限。
其次，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人口的流动主要是受到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从目前小城镇的人口状况看，大多数小城镇的劳动力市场潜力有限。大部分企业规模小，容纳劳动力的能力极有限。根据《中国农村乡镇统计概要2000》中数据计算，在小城镇中平均每个企业的规模12人，其中东部地区平均16人，中部地区平均9人，西部地区平均7人，可以说相当部分企业是处于小作坊的水平。没有就业机会，白给农民一个小城镇户籍对农民没有实质意义。
第三，目前户籍制度改革并不限于小城镇，大多数小城市的户籍已经相当开放，甚至于石家庄这样大城市的户籍也基本上开放，与小城镇相比，城市的吸引力远大得多，而且对石家庄这样的城市来说，户籍开放后也没有出现大量人口涌入的局面。因此只要小城镇的就业机会无法超过城市，那么小城镇的户籍吸引力就有限。
第四，小城镇户籍改革的实质是什么，目的是什么。根据目前小城镇人口现状，小城镇户籍改革的实质是承认大批在小城镇工作、生活的人口，他们的身份已经不是农民，其目的应该是方便人口管理。如果把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的目的定位在促进农村城镇化上，从前面的分析看，很可能要失望的。
第五，小城镇户籍改革的效果存在地区差距。在东部地区小城镇的发展水平比较高，在珠江三角洲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特大城市的郊区，户籍改革对小城镇规模的发展会有相当大的促进作用。相反在广大的中西部地区，简单通过开放小城镇户籍，甚至是开放城市户籍，对城镇化的促进作用依然有限。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分县市人口统计资料（1990年度与1993年度）.北京：群众出版社，1991、1993.
[2]涡阳城镇户口大甩卖.北京青年报，1999-9-11.
城镇户籍范文第2篇
未来十年如何改革？有专家建议，、户籍改革等要素市场的改革，以及城镇化的改革都是重点。
10月21日，应邀在工会全国代表大会上作经济形势报告，对目前外界所提“52%的城镇化率”，指出，这实为加上（城市）半年及以上常住人口数字，实际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不到35%。“和发达国家比，和同水平的发展中国家比，我们还低了不少”。
城镇化是扩内需“最大潜力”，也是“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之一。新型城镇化被认为是新一轮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以新型城镇化为核心的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领域的配套性改革，虽已经陆续推行，但仍处于起步阶段。
农民工多面临“半城镇化”
推进城镇化要改变人的二元结构。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11月2日在“第22届中外管理官产学恳谈会”上指出，过去是“农民——市民”的二元结构，现在农民进入城市变成农民工，仍然是一种没有市民化的城镇化。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非常重要的是改变这样一种人的“半城镇化”现状。辜胜阻提到，过去30年，城市面积扩大了9.2倍，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增加了2.58倍，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增加了1.78%。
改变这一现状，需户籍制度的配套改革。
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始于五年前，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放宽中小城市落户条件的具体要求，被视作对户籍制度改革有推动作用。中共十再次提出加快改革户籍制度，促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但目前，关于中小城市放宽条件仍无时间表。
户籍制度改革这块“硬骨头”为何难啃？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此前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户籍制度改革遇到的难题之一是地域差异大，人口过度向大城市集中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比如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如果开放户籍，可能会增加城市负担。因此户籍改革不能“一刀切”，要根据城市规模和综合承受能力进行调整。此外，户籍改革并非只是简单落实城市户口问题，要考虑到就业等一系列相关问题。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认为，由于公共服务制度的安排，城乡二元户籍制度背后是社会福利的严重差异。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就要同时推动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大中小城市公共资源配置的均等化。
户籍改革期待时间表
今年以来，官方及研究机构多次对户籍与城镇化改革表态。
今年3月，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在“2013中国城镇化高层国际论坛上”提出，不应将农民工市民化的难度想得太大。其成本实际上是政府、企业和个人分摊的，且很多成本会在一二十年内逐渐摊薄，政府财力完全可以承受，“最重要的是赶快行动起来”。
今年5月6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被视作新一轮户籍制度改革的标志性事件。会议提出要推进人的城镇化、出台居住证管理办法、分类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完善相关公共服务及社会保障制度、保护农民合法权益。
各方专家期待，中央政府可能提出改革目标和实施时间表。
迟福林认为，此前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中小城市落户放宽，现在“已经到了要有时间表的时候”。他建议，而到2020年，要初步解决户籍制度并轨问题。“户籍不是警察对居民管理，而是对居民的服务，到时候全国实行统一的居住证制度，居民可按意愿选择在农村或者城市居住。”
海通证券在一份报告中指出，户籍制度改革将能扩大内需，如果每年农民工市民化（户籍城镇化率）多提高1%，意味着每年增加1300万农村人口转为城镇户籍人口。
期待农民成产权主体
推进城镇化的另外一点，无法绕开土地制度改革。
目前，我国的土地制度是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和城市土地国有两种制度并存。在这样的情况下，农民对承包土地只有农地农用下的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如果农村土地想要进入市场，必须由政府实行征收与转让，经此环节后，地方政府和用地企业成为农村土地出让的最大受益者，农民则被排除在外。
在参加论坛时，辜胜阻说，土地集约使用和中使农民利益最大化是城镇化过程中必须处理好的重大问题。保障农民在中的权利，要让他们用好抵押权，能够用土地换股权，实现使用权的有序流转。
迟福林在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央立法时就曾考虑过，从法律上明确农民对土地的使用权是一种产权，不是简单的承包权。迟福林认为，土地制度改革，如果真的使农民成为农村土地的产权主体，这将是中国最大的一个制度突破。“农民成为土地谈判的主体，农民才有财产，不管是用土地加入股份制，还是拿去抵押，或者进入流通，农民都有收入。”
11月4日至6日，在黑龙江同江、抚远、哈尔滨等地考察。考察中，说，农村改革又到了新的阶段，推进农业现代化还得靠改革。要着力创新农业生产经营体制，在坚持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在保护农民合法权益、尊重农民意愿的前提下，积极探索股份合作等多种方式的适度规模经营。以此为龙头，配套推进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并带动金融和保险更好地支持服务农业。
智囊建言
明确户籍制度改革的目标与时间表，建议1-2年内剥离户籍的福利分配功能，在中小城镇全面取消户籍制度，建立人口登记制度；3-5年内，除个别大城市外，其他大中城市户籍制度基本放开，全面实施人口登记制度；5-8年内，全面实行以身份证代码为唯一标识的人口登记制度。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
户籍制度改革分类推进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县和大部分地级市将加快放开户籍，让落户人员享受公共服务；二是在大城市推动公共服务由户籍人口向
常住人口拓展，如上海居住证制度。居住证制度会逐步在全国各大城市推行，以逐步过渡。——海通证券
实施“国民基础社会保障包”制度。可设计并实施主要由中央和省级政府承担责任的、低标准均等化的“国民基础社会保障包”制度。
起步阶段该保障包的内容可包括:用名义账户制统一各类人群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实行全国统筹；医保参保补贴实现费随人走，人口跨行政区流动时补贴由上级政府承担；中央政府对义务教育生均经费实行按在校生人数均一定额投入；对全国低保对象按人头实行均一定额补贴。
这些待遇都记录到统一的个人社会保障卡中，全体人民均可享受。社会保障卡具有补贴结算功能，并实现全国范围的可携带。
城镇户籍范文第3篇
要了解小城镇对周围农村发展的作用，了解小城镇的人口容量，就必须研究小城镇的人口问题。也只有对小城镇的人口问题有比较深入的了解，才可能对小城镇的户籍制度改革有清楚的认识。
一、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进程回顾
农村改革后大量的农民进城谋生。因此1984年国务院发出《国务院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允许农民自理口粮到县城以下的集镇入户居住，发给《自理口粮户口簿》。这是对50年代以来户口管理体制的一个重大突破。自理口粮对农民的吸引力不大，1990年全国自理口粮人口428万人，1993年只上升到470万人[1]，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小城镇的经济缺乏活力。以1993年为例，在自理口粮就业人口中，从事工业的占26.7%、商业的占23.2%、服务业的占17.7%、建筑业的占10.7%、交通运输业的占6.1%、其他的占15.6%，从这个结构可以看出为小城镇自身经济服务的就业人口占半数以上。让农民自理口粮到城镇，而小城镇给农民的机会有限，因此吸引力也有限。
1992年公安部出台的《关于实行当地有效城镇居民户口制度的通知》，决定实行当地有效城镇户口制度，范围是小城镇、经济特区、经济开发区等，对象是外商亲属、投资者、被征地的农民。在这一基础上，1992年山东省政府出台了“山东省地方城镇户口”政策，其他大部分地方采取的是“蓝印户口”这种更加机动的户籍政策。蓝印户口是一种介于正式户口与暂住户口之间的户籍，因使用的印章为蓝色而得名。拥有蓝印户口的人基本上可以享受正式户口的利益，但是要经过若干年后才能够转变为正式户口。最早采用蓝印户口的以中小城市居多，在一些地方的小城镇也实行蓝印户口。蓝印户口的条件和价值与城镇的地位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城镇地位越高，得到蓝印户口的条件也越高。
1997年在全国近400个小城镇进行户籍改革试点。从1998年开始，各地逐步开放小城镇户籍。在这方面，中西部地区开放的步伐迈得比较大。例如1998年贵州省在10个小城镇进行试点，在贵州省公安厅的《小城镇户籍改革试点方案》中规定，在小城镇中有合法稳定的非农职业或者稳定的生活来源，有合法的固定居所后居住满两年，就可以办理小城镇的常住户口，并且不允许收取城镇增容费。
2000年中央和国务院出台了《关于促进小城镇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规定对县级市市区及以下的城镇，只要有合法固定住所、稳定职业或生活来源的农民，均可根据本人意愿转为城镇户口。在这一政策的推动下，各地对小城镇户籍的开放速度也相应加速。2001年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推进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对小城镇的户籍改革进一步放宽，至此绝大多数小城镇的户籍基本上对农民开放了。
在开放小城镇户籍这场改革中，对开放户籍促进城镇化寄予了太多的希望。其实从1997年开始小城镇的户籍试点改革到现在，小城镇对农民的吸引力并没有明显的增强，没有出现大量农民迁入小城镇的情况。例如1999年在安徽涡阳县竟然要把城镇户籍以每个600元的价格摊派出售[2]。河南省小城镇的户籍开放后，对农民的吸引力不大，在一些改革试点小城镇竟然没有一个人申报[3]。为什么小城镇的户籍改革没有引起大的反响，这从小城镇人口状况可以得到有益的启示。
二、小城镇人口状况
关于小城镇的人口统计比较混乱，不同的资料来源有出入。资料不一致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统计口径问题，按照中国的户籍管理制度，一个镇人口的身份至少有两种类型，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在一些镇中则可能还有“自理口粮人口”、“蓝印户口”、“地方城镇户口”等等。按照户口所在地又可以划分成本地人和外来人口，而外来人口中又可以划分为办理了暂住手续与没有办理的两类。按行政区划来划分镇人口，时常会产生误导。因为大多数小城镇的管辖范围都比较大，包含了大量的农村，容易夸大小城镇的人口规模。目前小城镇的范围界定也有待完善，因为在一些地方，随着小城镇的发展、城镇人口规模的扩大、农村工业的发展，镇与周边农村在地理上已经连成一片，如果用原来的行政区域来计算小城镇的人口规模则容易缩小其实际的人口数量。鉴于上述情况，在本文中对小城镇人口的描述分析存在一定的局限，只能是一种概况性的介绍。
表1与表2是来自不同资料的全国性小城镇人口资料，表1是历史性的回顾，表2是时间剖面的状况。表2的资料并不完整，缺了接近2000个镇的数据，占当年全部城镇数量的10%。如果比较两张表的数据，可以看出两者之间在平均人口规模上有比较大的差异，而在平均非农业人口规模上的差异比较小，导致这种差异的原因是统计范围的不同，前者是用镇行政区划统计，因此规模偏大，后者用建成区，因此规模偏小。由于农业人口大部分居住在镇的建成区外，用行政区与建成区不同口径统计导致的差距比较大。又因为非农业人口主要集中在镇的建成区内，所以用行政区与建成区不同口径统计导致的差距相对比较小。上述的两个资料都有缺陷，但是相比之下用建成区统计的资料更加符合实际情况。
表1部分年份小城镇基本情况
附图
资料来源：[1]《中国统计年鉴》（相关年份），中国统计出版社.
[2]《中国人口统计年鉴》（2000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年.
[3]《中国人口年鉴》(198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根据表2中的数据，从60年代初期开始到改革开放前的20年间，全国小城镇在数量和人口规模上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改革开放以后，小城镇的数量从1980年不足3000增长到1999年接近2万个，平均每年增长率为10.5%；人口规模从5693万增加到37637万，平均每年增长率也为10.5%。虽然近年来小城镇有较大的发展，但是分析一下却可以看出小城镇发展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作为小城镇主体的非农业人口，从1980年到1999年的平均年增长率只有2.8%，扣除了人口的自然增长因素，小城镇的非农业人口迁移增长率实际上是很低的。第二个是在1980年平均每个小城镇有1.5万的非农业人口，到1999年平均每个小城镇的非农业人口不到4000人。小城镇非农业人口规模的缩小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部分人口规模大的小城镇发展为小城市，二是新增加的小城镇的人口规模小，三是因为户籍制度的限制，大量在小城镇从事非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农业人口”没有被承认是非农业人口。
表21999年各地带小城镇人口情况人／个
地带平均人口平均非农业人口平均劳动力人数平均企业人员数
东部5842241531551516
中部511923782489857
西部331214601676505
全国5009216926121077
说明：①共17260个镇资料，根据这些镇的资料计算，下同。
②此表的人口指的是镇区的人口。
资料来源：《中国农村乡镇统计概要2000》，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年。
前几年大量的县城转变为城市，导致剩下的小城镇人口规模普遍不大，全国大约70%的小城镇的人口规模不到5000人，非农业人口规模不到2000人。小城镇人口规模超过2万，或非农业人口规模超过1万的小城镇，占全部城镇的比重在3%左右。从空间的角度看，小城镇的人口规模以东部地带为最大，中部次之，西部最低。例如东部地带小城镇平均人口规模比西部高76.4%，东部地带小城镇平均非农业人口规模比西部高65.4%。根据17260个镇的资料，在人口规模最小的2000个镇中，约50%在西部地区。
表31999年各地带小城镇人口规模分布%
附图
资料来源：《中国农村乡镇统计概要2000》，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年。
表41999年各地带小城镇非农业人口规模分布%
附图
资料来源：《中国农村乡镇统计概要2000》，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年。
由于大部分小城镇人口规模小，只要增加几千人就可以让不少城镇人口倍增，由此带来生活环境恶化，就业机会减少等问题，因此短期内大多数小城镇人口增长的空间不大。
三、小城镇人口中实际非农业人口估算
在前面谈到小城镇发展过程中，大量从事非农业生产经营的“农业人口”得不到承认为合法的非农业身份，这部分人在目前的城镇人口中占相当大的一部分。同时在部分小城镇中存在大量的外来劳动力，在有资料的城镇中，有1226个镇的企业中的就业人数超过有当地户籍的劳动力人数，表明大量外来人口存在。这种情况以东部居多，数量最多的分别是广东、江苏和重庆。如果大量实际从事非农业工作者的身份得到确认，对城镇户籍管理有益，这些城镇将是户籍制度改革的最大受益者。
表5企业人数超过镇劳动力总数的城镇分布
地区数量（个）比重(%)
东部65053.0
其中：江苏14311.7
广东14812.1
中部27022.0
西部30625.0
其中：重庆13511.0
全国1226100.0
资料来源：《中国农村乡镇统计概要2000》，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年。
到底小城镇中有多少人口应该属于非农业人口，这是无法准确回答的问题，因为在小城镇中，有些家庭内部的成员可以分别从事农业与非农业工作，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同时兼职农业与非农业。不过还是可以对目前小城镇中实际非农业人口规模作一大略估计，下面是估计的公式：
期望城镇非农业人口＝1.8×（企业人员数＋劳动力人数×0.1）
这一公式的基本思路是：第一，按目前中国城镇的实际情况，每个非农业劳动力供养1.8人（包括劳动力本人在内）；第二，在一个镇内部的劳动力中至少有10%的人是从事行政管理、文教卫生、商业和服务业，应该说10%这一比重可能偏低。用这一公式计算出的城镇非农业人口规模，本文称为期望城镇非农业人口。表6是根据公式计算的结果，从中可知全国小城镇中，实际属于非农业的人口要比统计数多50%左右，其中东部地区大约多70%，中西部则在30%左右。要强调的是这些期望可在小城镇增加的非农业人口中，70%以上在东部地区。
从期望可增加的小城镇非农业人口数量上看，除了局部地区之外，小城镇非农业人口的增长并非是无限的，它受到小城镇就业条件的限制。除了少数以交通、旅游、集市贸易为主要产业的小城镇之外，大部分小城镇人口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其企业发展的制约，只要没有一定数量和规模的企业存在，让小城镇人口大发展是空中楼阁。根据表2中的数据，全国平均每个小城镇只有大约1000人的企业员工。东部地区多些，平均有1500人左右，西部平均只有500人上下。而从表7的数据中可知，全国接近40%的小城镇中，企业员工数量不足250人，在西部地区这一比重是接近60%。从企业情况看，目前大部分小城镇容纳大量人口就业的前景并不乐观。
表61999年各地带小城镇非农业人口增长潜力万人，%
地带实际非农业人口期望可增加期望可增加非
非农业人口①农业人口比重②
东部1935130967.6
中部118933428.9
西部62017728.5
全国3744182048.6
注：①期望可增加非农业人口＝A类城镇的期望非农业人口-A类城镇的实际非农业人口
A类城镇指的是：期望非农业人口＞实际非农业人口的小城镇
B类城镇指的是：期望非农业人口＜实际非农业人口的小城镇
②期望可增加非农业人口比重＝期望可增加非农业人口／实际非农业人口
资料来源：《中国农村乡镇统计概要2000》，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年。
表71999年各地带小城镇企业员工人数规模分布%
附图
资料来源：《中国农村乡镇统计概要2000》，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年。
从期望城镇非农业人口和小城镇企业规模的分析中可以得知，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可以让一些实际上已经在小城镇工作的人得到户籍，但是靠这类人口来增加小城镇人口的作法在东部地区可以比较有效，在中西
部地区的效果不大
四、关于小城镇人口与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的几点讨论
在对小城镇人口状况有一定了解的基础上，可以从人口的角度对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作一点讨论。
首先，小城镇的人口规模普遍太小，对大多数服务行业来说，根本达不到许多服务业所能生存的“门槛人口”。在这些城镇中，要依靠企业中就业人口的大量增加，拉动服务业人口的增加才可能发展。其实从“自理口粮”人口对小城镇发展起的作用有限这一事实，也可以看到开放小城镇户籍对大部分小城镇的发展帮助有限。
其次，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人口的流动主要是受到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从目前小城镇的人口状况看，大多数小城镇的劳动力市场潜力有限。大部分企业规模小，容纳劳动力的能力极有限。根据《中国农村乡镇统计概要2000》中数据计算，在小城镇中平均每个企业的规模12人，其中东部地区平均16人，中部地区平均9人，西部地区平均7人，可以说相当部分企业是处于小作坊的水平。没有就业机会，白给农民一个小城镇户籍对农民没有实质意义。
第三，目前户籍制度改革并不限于小城镇，大多数小城市的户籍已经相当开放，甚至于石家庄这样大城市的户籍也基本上开放，与小城镇相比，城市的吸引力远大得多，而且对石家庄这样的城市来说，户籍开放后也没有出现大量人口涌入的局面。因此只要小城镇的就业机会无法超过城市，那么小城镇的户籍吸引力就有限。
第四，小城镇户籍改革的实质是什么，目的是什么。根据目前小城镇人口现状，小城镇户籍改革的实质是承认大批在小城镇工作、生活的人口，他们的身份已经不是农民，其目的应该是方便人口管理。如果把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的目的定位在促进农村城镇化上，从前面的分析看，很可能要失望的。
第五，小城镇户籍改革的效果存在地区差距。在东部地区小城镇的发展水平比较高，在珠江三角洲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特大城市的郊区，户籍改革对小城镇规模的发展会有相当大的促进作用。相反在广大的中西部地区，简单通过开放小城镇户籍，甚至是开放城市户籍，对城镇化的促进作用依然有限。
收稿日期：2002-1-21；修订日期：2002-4-3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分县市人口统计资料（1990年度与1993年度）.北京：群众出版社，1991、1993.
[2]涡阳城镇户口大甩卖.北京青年报，1999-9-11.
城镇户籍范文第4篇
要了解小城镇对周围农村发展的作用，了解小城镇的人口容量，就必须研究小城镇的人口问题。也只有对小城镇的人口问题有比较深入的了解，才可能对小城镇的户籍制度改革有清楚的认识。
一、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进程回顾
农村改革后大量的农民进城谋生。因此1984年国务院发出《国务院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允许农民自理口粮到县城以下的集镇入户居住，发给《自理口粮户口簿》。这是对50年代以来户口管理体制的一个重大突破。自理口粮对农民的吸引力不大，1990年全国自理口粮人口428万人，1993年只上升到470万人[1]，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小城镇的经济缺乏活力。以1993年为例，在自理口粮就业人口中，从事工业的占26.7%、商业的占23.2%、服务业的占17.7%、建筑业的占10.7%、交通运输业的占6.1%、其他的占15.6%，从这个结构可以看出为小城镇自身经济服务的就业人口占半数以上。让农民自理口粮到城镇，而小城镇给农民的机会有限，因此吸引力也有限。
1992年公安部出台的《关于实行当地有效城镇居民户口制度的通知》，决定实行当地有效城镇户口制度，范围是小城镇、经济特区、经济开发区等，对象是外商亲属、投资者、被征地的农民。在这一基础上，1992年山东省政府出台了“山东省地方城镇户口”政策，其他大部分地方采取的是“蓝印户口”这种更加机动的户籍政策。蓝印户口是一种介于正式户口与暂住户口之间的户籍，因使用的印章为蓝色而得名。拥有蓝印户口的人基本上可以享受正式户口的利益，但是要经过若干年后才能够转变为正式户口。最早采用蓝印户口的以中小城市居多，在一些地方的小城镇也实行蓝印户口。蓝印户口的条件和价值与城镇的地位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城镇地位越高，得到蓝印户口的条件也越高。
1997年在全国近400个小城镇进行户籍改革试点。从1998年开始，各地逐步开放小城镇户籍。在这方面，中西部地区开放的步伐迈得比较大。例如1998年贵州省在10个小城镇进行试点，在贵州省公安厅的《小城镇户籍改革试点方案》中规定，在小城镇中有合法稳定的非农职业或者稳定的生活来源，有合法的固定居所后居住满两年，就可以办理小城镇的常住户口，并且不允许收取城镇增容费。
2000年中央和国务院出台了《关于促进小城镇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规定对县级市市区及以下的城镇，只要有合法固定住所、稳定职业或生活来源的农民，均可根据本人意愿转为城镇户口。在这一政策的推动下，各地对小城镇户籍的开放速度也相应加速。2001年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推进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对小城镇的户籍改革进一步放宽，至此绝大多数小城镇的户籍基本上对农民开放了。
在开放小城镇户籍这场改革中，对开放户籍促进城镇化寄予了太多的希望。其实从1997年开始小城镇的户籍试点改革到现在，小城镇对农民的吸引力并没有明显的增强，没有出现大量农民迁入小城镇的情况。例如1999年在安徽涡阳县竟然要把城镇户籍以每个600元的价格摊派出售[2]。河南省小城镇的户籍开放后，对农民的吸引力不大，在一些改革试点小城镇竟然没有一个人申报[3]。为什么小城镇的户籍改革没有引起大的反响，这从小城镇人口状况可以得到有益的启示。
二、小城镇人口状况
关于小城镇的人口统计比较混乱，不同的资料来源有出入。资料不一致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统计口径问题，按照中国的户籍管理制度，一个镇人口的身份至少有两种类型，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在一些镇中则可能还有“自理口粮人口”、“蓝印户口”、“地方城镇户口”等等。按照户口所在地又可以划分成本地人和外来人口，而外来人口中又可以划分为办理了暂住手续与没有办理的两类。按行政区划来划分镇人口，时常会产生误导。因为大多数小城镇的管辖范围都比较大，包含了大量的农村，容易夸大小城镇的人口规模。目前小城镇的范围界定也有待完善，因为在一些地方，随着小城镇的发展、城镇人口规模的扩大、农村工业的发展，镇与周边农村在地理上已经连成一片，如果用原来的行政区域来计算小城镇的人口规模则容易缩小其实际的人口数量。鉴于上述情况，在本文中对小城镇人口的描述分析存在一定的局限，只能是一种概况性的介绍。
表1与表2是来自不同资料的全国性小城镇人口资料，表1是历史性的回顾，表2是时间剖面的状况。表2的资料并不完整，缺了接近2000个镇的数据，占当年全部城镇数量的10%。如果比较两张表的数据，可以看出两者之间在平均人口规模上有比较大的差异，而在平均非农业人口规模上的差异比较小，导致这种差异的原因是统计范围的不同，前者是用镇行政区划统计，因此规模偏大，后者用建成区，因此规模偏小。由于农业人口大部分居住在镇的建成区外，用行政区与建成区不同口径统计导致的差距比较大。又因为非农业人口主要集中在镇的建成区内，所以用行政区与建成区不同口径统计导致的差距相对比较小。上述的两个资料都有缺陷，但是相比之下用建成区统计的资料更加符合实际情况。
表1 部分年份小城镇基本情况
附图
资料来源：[1]《中国统计年鉴》（相关年份），中国统计出版社.
[2]《中国人口统计年鉴》（2000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年.
[3]《中国人口年鉴》(198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根据表2中的数据，从60年代初期开始到改革开放前的20年间，全国小城镇在数量和人口规模上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改革开放以后，小城镇的数量从1980年不足3000增长到1999年接近2万个，平均每年增长率为10.5%；人口规模从5693万增加到37637万，平均每年增长率也为10.5%。虽然近年来小城镇有较大的发展，但是分析一下却可以看出小城镇发展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作为小城镇主体的非农业人口，从1980年到1999年的平均年增长率只有2.8%，扣除了人口的自然增长因素，小城镇的非农业人口迁移增长率实际上是很低的。第二个是在1980年平均每个小城镇有1.5万的非农业人口，到1999年平均每个小城镇的非农业人口不到4000人。小城镇非农业人口规模的缩小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部分人口规模大的小城镇发展为小城市，二是新增加的小城镇的人口规模小，三是因为户籍制度的限制，大量在小城镇从事非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农业人口”没有被承认是非农业人口。
表2 1999年各地带小城镇人口情况
人／个
地带 平均人口 平均非农业人口 平均劳动力人数 平均企业人员数
东部
5842
2415
3155
1516
中部
5119
2378
2489
857
西部
3312
1460
1676
505
全国
5009
2169
2612
1077
说明：①共17260个镇资料，根据这些镇的资料计算，下同。
②此表的人口指的是镇区的人口。
资料来源：《中国农村乡镇统计概要2000》，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年。
城镇户籍范文第5篇
27.6%的城镇化率，相对于官方之前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公布的接近53%左右的城镇化率，差距甚大，关键是统计的口径究竟是以户籍人口还是常住人口。当然，从全球统计指标看，统计一个国家的城镇化率基本都是以常住人口统计，但由于中国的独特户籍制度，使得按照常住人口统计的城镇化率显然有虚高的成分。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中国城镇化进展迟缓，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不能破除城乡二元的不平等观念，不能打破户籍坚冰，不能给予进入城市的农民以城市居民的平等待遇。
在城镇化问题上，一个基本的共识是存在户籍界限，并且在户籍下面又衍生出各种五花八门不平等福利待遇的城镇化，不是真正的城镇化。
因此，中国新型城镇化本质上不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改革问题，通过推动包括户籍在内的一系列配套改革，实现农民的真正市民化。城镇化要解决的，不仅仅是农民进入城市，成为市民，更是打破这种身份的严格界限，废除身份等级，使中国社会从一个传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
从中国城镇化的实践看，由于资源聚集效应，大中城市一般成为农民工进城的首选，但在户籍门槛上，大中城市的门槛也最高，这就形成了一个尴尬的困局：农民工最理想的迁入地是大中城市，但在户籍管理上，真正鼓励农民工进入的却是小城市。这也就是农民工权衡各种利弊之后，宁可守住自己的农民身份也不愿意进入小城市的主要原因。
不管如何，中国的城镇化最终要真正成功，关键并不是建多少高楼大厦和房子，而是看在包括户籍制度在内的重大公共政策层面有何突破。城镇化的本质绝非经济结构的变迁，而是观念和制度的变迁，是通过改革和废除包括户籍在内的把人分为三六九等的不合理的制度，在社会的生态中嵌入平等元素，建立真正的契约和市民社会。日本和韩国的城镇化，在人类城镇化的历史上是比较成功的案例，既没有出现大的社会动荡，又没有出现拉美等国的贫民窟，其成功的原因之一，就是在城镇化的过程中，通过法律，甚至宪法确保进入城市的农民完全享受和市民一样的待遇，将农民的平等权提升至宪法的角度。
城镇户籍范文第6篇
当前户籍制度已不适应统筹城镇发展的需要，促进户籍制度革新势在必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有利于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惠及民生。户籍差异影响了社会公平。推进户籍制度革新，赋予有条件的农民工城镇居民身份，有利于实现同工同权，使农民工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待遇。
（二）有利于促进城市人口集聚，加快城镇化进程。推进户籍制度革新，有利于集聚城市人口，形成城镇一体的经济社会发展格局。
（三）有利于扩大内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进城农民工难以获得城市户籍，影响在城市的消费积极性。推进户籍制度革新，使农村居民进城后真正成为城市居民，有利于拉动消费，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四）有利于促进城镇要素流动，盘活城镇资源。长期的城镇二元户籍制度，使城镇资源要素流动渠道不畅，成为城镇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推进户籍制度革新，打破城镇交流障碍，有利于加快农村承包地、宅基地和林地等资源流动，提升城镇资源要素价值。
（五）有利于促进农村生产力提升，繁荣农村经济。农村人多地少，生产方式粗放，资源利用效率低，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推进户籍制度革新，引导有条件的农民工转户进城，有利于扩大农村人均耕地面积，提高农业生产集约化水平，推动农业产业化，促进农民收入增长。
二、户籍制度革新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一）指导思想
按照科学发展观的总体要求，以推动符合条件的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转户进城为突破口，引导农村居民向城镇有序转移，逐步缩小附着在户籍上的城镇差异，消除农民向城镇转移的体制，促进城镇资源要素合理流动，最终形成科学有序的人口城镇化机制，全面助推城市和农村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探索统筹城镇革新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有效途径。
（二）基本原则
一是统筹规划。总体设计，明确阶段性革新目标，分级设置准入标准，建立完善各类群体转户进城的制度通道，最终实现城镇户籍制度一体化。
二是自愿有偿。充分尊重农民转户意愿，依法办理，有偿退地，完善社会保障，确保农村居民进城后，生活得到保障，实际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三是积极稳妥。充分兼顾政府的承受力和城镇资源承载力，分类分阶段有序推进，防止损害农民利益，防止农民流离失所，防止出现城市贫民窟现象。
四是综合配套。强化制度设计，通过革新创造资源增量，以市场手段将资源增量变为财富，以财富增量推动实现革新目标。
五是促进发展。着力消除人口自由流动障碍，激活城镇各类要素，促进城镇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三、户籍制度革新的总体目标结合
全区主体功能区规划、城镇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综合考虑经济发展、自然环境、资源承载等因素，分阶段推动人口向小城镇、城区内聚集，实现区域内户籍合理转移，逐步建立城镇人口和资源要素自由流动的制度体系。
重点推进有条件的农民工及新生代转为城镇居民，解决户籍历史遗留问题，力争新增城镇居民17.47万人，非农户籍人口比重由目前的83.9%上升到85.3%。
通过系统的制度设计，建立完善土地、住房、社保、就业、教育、卫生支撑保障机制，进一步放宽城镇入户条件，形成合理流动、权益公平、城镇一体的户籍制度体系。
四、集中解决有条件的农村居民转户
结合我区实际，坚持重点突破与面上推进相结合，建立畅通的户籍转移通道，重点引导有条件的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自愿进入城镇定居，两年内集中推动17.47万人率先转户。
（一）推动有条件的农民工及新生代户籍转移
12.69万名符合准入条件的农民工转为我区城镇居民，由我区解决其社会保障问题，由原户籍所在地处理好其承包地、宅基地、林地权属问题。
4.4万名在市内就读的本区农村籍大中专学生，入学时户口迁入学校集体户或就地转为城镇居民的，保留其个人征地补偿收益权，符合资助条件的继续享受学费、生活费补助，毕业后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
0.01万名新增退役的农村籍义务兵和服役期未满10周年的士官自愿转为城镇居民的，享受城镇义务兵的安置政策。
（二）妥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历年已用地未转非人员，按市政府确定的有关原则办理农村居民转为城镇居民的相关手续，参照被征地农转非人员养老保险办法建立养老保险。
0.01万名未转非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中的失地农村移民转为城镇居民，参照被征地农转非人员养老保险办法建立养老保险，不再享受移民后期扶持政策。
0.31万名城中村农村居民转为城镇居民后，按征地、拆迁相关政策予以安置补偿。
0.05万名集中供养的农村五保对象自愿转为城镇居民的，享受城镇集中供养的“三无人员”待遇。
五、科学设置户籍准入和转出条件
按照宽严有度、分级承接原则，适度放宽主城区、全面放开乡镇落户条件，积极引导本市籍农村居民向城镇转移落户，鼓励有条件的农村居民整户转为城镇居民。
（一）户籍准入条件
1．就近就地原则准入本区籍农村居民按照户籍就近就地原则，转为城镇居民。
2．跨区域准入（1）本市籍农村居民在我区务工经商5年以上，本人及其共同居住生活的配偶、子女、父母可申请在合法稳定住所迁移入户。
（2）本市籍农村居民在我区购买商品住房，本人及其共同居住生活的配偶、子女、父母可迁移入户。
（3）本市籍农村居民在我区投资兴办实业，3年累计纳税10万元或1年纳税5万元以上的，本人及其共同居住生活的配偶、子女、父母可在合法稳定住所迁移入户。
3．其他规定
（1）本市籍农村居民未成年子女投靠父母、夫妻投靠、年老父母投靠子女自愿转为我区城镇居民的，可迁移入户。
（2）我区城镇年老父母身边无子女，其本市籍农村子女可投靠迁移入户。
（3）本市籍优秀农民工及其共同居住生活的配偶、子女自愿转为我区城镇居民的，不受居住时间限制。
（二）户籍转出条件
我区籍农村居民申请转为其他区县城镇居民，按照市级和转入区县相关规定执行。
六、建立完善户籍制度革新相关配套机制
结合户籍转移，系统建立土地、住房、社保、就业、教育、卫生支撑保障机制，逐步消除城镇户籍待遇差距，促进城镇户籍制度融合，推进城镇化加速发展。
（一）建立完善农村土地处置机制
1．对农村居民整户转为城镇居民的，允许自转户之日起3年内继续保留承包地、宅基地及农房的收益权或使用权。在承包期内允许保留林权。鼓励转户居民退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及农房。对自愿退出宅基地使用权及农房的，参照同时期我区征地政策对农村住房及其构附着物给予一次性补偿，并参照地票价款政策一次性给予宅基地使用权补偿及购房补助，今后征地时不再享有补偿权利。对自愿退出承包地的，按本轮土地承包期内剩余年限和同类土地的平均流转收益给予补偿。
2．家庭部分成员转为城镇居民的，保留其在以后整户转移中获得宅基地及农房、承包地的相应补偿或收益的权利，不再享有分配宅基地的权利。待家庭成员整户转为城镇居民时，退出宅基地及农房、承包地并享受相应补偿。
3．区土地整治储备中心负责对农户退出的承包地、宅基地和农房进行补偿和处置。其中，退出的宅基地、承包地位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城镇建设用地扩展边界范围内的，由国有土地储备机构承担补偿费用。建立农村土地补偿周转金，用于农户退出的承包地、宅基地和农房所需资金的周转。
4．区土地整治储备中心应积极盘活利用转户退出的土地。按照规划及用途管制、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不变的要求，对退出的承包地加大国土整治力度，促进承包地向经营大户、龙头企业流转，实现规模经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土地产出水平。退出的宅基地，在优先保障农村发展建设用地需求的前提下，通过增减挂钩、地票交易等方式，显化其资产价值。产生的地票及大宗的承包地、林地使用权可在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交易。
（二）建立住房保障机制
1．将符合条件的转户农村居民纳入我区公共租赁房、廉租房等保障范围，改善稳定就业农民工、新毕业农村籍大中专生、新退役农村籍士兵等无房或住房困难人员居住条件，鼓励有条件的转户居民购置普通商品房。
2．我区城镇规划区域内农村居民，具备条件的可转户进入我区统一规划建设的集中居住小区。加大我区城镇规划区内转户集中居住小区、农民工公寓投入和建设力度。集中居住小区、农民工公寓建设用地采取行政划拨方式供应，并比照廉租房、棚户区（危旧房）改造、公共租赁房等保障性住房，享受免交各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及政府性基金等相关优惠政策。
（三）完善养老保险制度
1．本市籍农村居民整户转为我区城镇居民，自愿退出宅基地，其年满16周岁以上的人员，可参照被征地农转非人员养老保险办法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参保所需资金由国土部门核准的退出宅基地的补偿费代缴。退出宅基地的补偿费不足以缴纳的，差额部分由个人自筹资金缴纳。若代缴后有剩余的，剩余部分退还给转户居民。
2．本市籍农村居民家庭部分成员转为我区城镇居民，在劳动年龄段的，可按规定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有用人单位的，由用人单位统一参保并按规定缴费；没有用人单位的，可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保缴费。达到规定条件的，享受与城镇企业职工同等的养老保险待遇。
3．依法被征收土地落户我区的转户居民按照被征地农转非人员养老保险办法参加养老保险。我区过去已征（占）用地未转非人员、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淹没失地人员，在完善征地审批及农转非手续后，参照被征地农转非人员养老保险办法参加养老保险。
4．本市农村籍大中专学生在校期间转为我区城镇居民，并随家庭一起退地的，可参照被征地农转非人员养老保险办法参加养老保险，建立养老保险关系，工作后接续参保。
5．本市籍农村居民转为我区城镇居民，没有条件参加被征地农转非人员养老保险、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可自愿参加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
（四）健全医疗保险制度
1．本市籍农村居民转为我区城镇居民，在劳动年龄段的，可按规定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有用人单位的，由用人单位统一参保并按规定缴费；没有用人单位的，可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保缴费。达到规定条件的，享受与城镇职工同等的医疗保险待遇。
2．本市籍农村居民转为我区城镇居民，没有条件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可自愿参加城镇居民合作医疗保险。
（五）健全完善社会救助和福利服务保障机制
建立健全低收入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体系，及时将符合条件的转户居民纳入城镇低保范围；建立社会福利服务体系，实现镇敬老院和社会福利中心全覆盖；加强城镇社会救助和社区公益设施建设，切实满足城区扩容后社区服务管理和救助保障等公共服务的需要。那一世
（六）建立完善就业保障机制
1．将落户我区的转户居民纳入本区城镇就业服务和政策扶持范围，促进其在城镇稳定就业。对有一技之长的，通过开展职业指导和职业介绍，提供有针对性的就业信息，帮助其通过市场竞争实现就业。对就业困难人员，作为就业援助对象，开展“一对一”的帮扶，开发公益性岗位予以托底安置。
2．对大中专毕业生提供就业服务和政策扶持，强化职业指导，搭建大中专毕业生与用人单位的对接平台，引导农村籍和农转非的大中专毕业生到基层、工业园区、中小企业等实现稳定就业。
3．本市农村籍和农转非的初高中毕业生就读我区中等职业学校的，可给予定额生活补贴，生活困难的给予定额学费补贴。
4．鼓励大中专毕业生、农民工和其他转户居民自主创业。提供政策咨询、创业培训、项目推荐、开业指导、小额担保贷款、跟踪服务等创业扶持，帮助其通过创业实现就业。凡办理农转非的纳入城镇创业扶持政策范围。
（七）建立完善培训机制
1．分类开展转户居民教育培训。以提升综合素质为目标，对所有转户居民开展新市民教育培训；以提高学历为目标，对16—30周岁的转户居民进行中等职业学历教育；以提高就业能力为目标，对劳动年龄段的转户居民进行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促进转户居民由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由农民向市民转变。
2．组织农村劳动力参加转移培训，提高其转移就业能力，促使其在城镇稳定就业。对企业新招用的农民工，根据企业岗位需求，开展针对性强的岗前培训，使农民工尽快上岗和稳定就业。对农村劳动力参加转移培训和农民工参加岗前培训，按规定享受培训补贴，并对初次参加职业技能鉴定和专项职业能力考核的费用给予全额补助。
3．建立完善转户居民教育培训管理体系。推行弹性学制，帮助转户居民开展工学交替、半工半读，分阶段、分时段以“累计学分”的形式完成学业。结合实际，开展送职业教育进镇街、进社区、进企业活动。
4．提升教育培训基础能力。新建一批农民工培训基地。办好中等职业学校骨干专业，打造适宜转户居民学习、方便转户居民就业的特色专业。推行“特岗、特聘和特邀”计划，建设一支适应转户居民教育的“双师型”教师队伍。
（八）建立完善城镇教育保障机制
1．科学规划城镇学校布局，按照户籍制度革新转移人口目标和重点接受农民工转户的区域，准确把握各街镇适龄人口及中小学在校生规模变化状况，要留足教育用地，按照我区城镇规划，加快新建一批幼儿园、中小学、中职学校。
2．加大教师队伍建设力度，做好新增学校师资配备、师资专项培训等工作，满足新增学校教师需求。
3．完善各级各类学生就读政策和资助体系，保障转户居民子女接受公平的教育。改善转户居民子女接受义务教育条件，按照就近入学的原则就读，享受与现有城镇学生的同等待遇；按照“指标到校”的原则，解决转户居民子女就读普通高中；完善各级各类学生资助政策，确保转户居民子女享受国家政策优惠。
（九）建立完善卫生服务保障机制
按照我区城市功能区布局规划，科学合理布局综合医院、专科医院和社区卫生服务医疗机构，加快区级医院、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医疗机构建设，加快覆盖城镇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逐步完善医疗服务基础设施、设备建设，保障转户居民及其子女和低收入群体在区内居住地享有国家规定的公共卫生服务。
（十）完善计划生育相关政策
1．未享受城镇社会保障待遇的转户居民，继续执行原户籍所在地农村居民的生育政策及农村计划生育奖励优惠政策。
2．已享受城镇社会保障待遇的转户居民，自享受城镇社会保障待遇当年起，给予5年的政策过渡期。在政策过渡期内，转户居民继续执行原户籍所在地农村的生育政策及农村计划生育奖励优惠政策。
七、户籍制度革新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形成工作合力
全区户籍制度革新工作在区政府统一领导下进行，成立区户籍制度革新领导小组，由区政府区长任组长，区政府副区长，区政府办主任任副组长，区政府办、区委宣传部、区委政法委、区人武部、区发改委、区公安分局、区教委、区经信委、区民政局、区财政局、区人力社保局、区城镇建委（区移民局）、区市政园林局、区房管局、区农林水利局、区商委、区卫生局、区计生委、区统计局、区档案局、区金融办、区国土分局、区规划分局、区工商分局、区总工会等部门为成员单位。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区公安分局，办公室主任由区政府办主任兼任，办公室副主任由区发改委主任、区政府办副主任、区公安分局副局长兼任。办公室负责户籍制度革新日常工作的组织与协调。
（二）认真学习领会，深入调查研究
有关单位要认真学习市、区相关文件，领会精神实质，学懂学透政策，明确关键节点；要结合本地区、本系统的实际，采取多种方式深入调查研究，摸清各项基数，掌握基本情况。在此基础上，认真研究户籍制度革新的思路、措施、步骤，制作宣传资料，制定工作流程，积极推进各项工作，并加强沟通衔接，跟踪工作进程，把握工作动态，及时掌握和解决户籍制度革新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三）明确责任分工，积极稳妥推进
有关单位要充分认识推进户籍制度革新的重要意义，按照区委、区政府的统一部署，将户籍制度革新作为当前后今后一段时期的一项重点工作，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合理安排，实行一把手负责制，明确分管领导和专职工作人员。根据自身工作职责，积极开展工作，确保革新平稳进行。
（四）加强督查考核，严明工作纪律
城镇户籍范文第7篇
关键词：城镇化 户籍制度 一元制改革
一、 我国户籍制度的变迁及特征
（一） 建国后我国户籍管理制度的变迁
当今中国的户籍制度，有狭义、广义之分。狭义的户籍制度是指以195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为核心的限制农村人口流入城市的规定以及配套的具体措施。广义的户籍制度还要加上定量商品粮油供给制度、劳动就业制度、医疗保健制度等辅措施，以及在接受教育、转业安置、通婚子女落户等方面又衍生出的许多具体规定。这个条例以法律形式严格限制农民进入城市，限制城市间人口流动，在城市与农村之间构筑了一道高墙，城乡分离的“二元经济模式”因此而生成。
经过演变的户籍制度，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有其特定的内容和具体的社会功能，但其基本的社会功能概括起来主要有四项：证明公民身份；维护社会治安；控制城镇人口的机械增长；户籍部门掌握着准确的户口资料。
（二）现行户籍制度的特征
户籍制度理论上的基本职能只有两项，一是证明公民身份；二是为政府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配置劳动力资源等行政管理提供人口数据及相关的基础性资料。由于我国现行的户籍制度产生于特殊历史时期，户籍制度应有的功能逐步被异化，使户籍制度带有明显的等级身份印记。其特征表现为：一是城乡“二元”结构；二是户口成了终身身份和世袭身份；三是户口与经济和福利挂钩。
二、 户籍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对当前城镇化的影响
随着社会结构变迁与社会经济发展，尤其是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户籍制度在实施中所引发的问题与弊端逐渐显现出来。
（一）现行户籍制度制约了大城市扩张和小城镇发展
在我国城市化道路上，基本的改革方向是推进小城镇建设。但是，随着一系列改革政策的实施，其实际结果却没有取得人们所期盼的成效。一方面，农民进城门槛多，受城镇中二、三产业发展环境压力的影响过大。另一方面，二、三产业收费项目越来越多，导致进城从事个体经营的农民难以承受各种费用而放弃在城镇的机会。
（二）现行户籍制度导致农村人口无法享受平等的待遇
由于户籍制度的影响，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却享受不了城市的待遇。
第一，就业机会。由于歧视性的就业政策及主观条件的限制，农村流动人口在就业机会的竞争中处于劣势。
第二，社会保障。各个地区由地方财政支持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一些流动人口进城后因无法获得合法身份，被排斥在城市保障体系之外。
第三，进程农民子女受教育的权利。中国的农村劳动力持续流动到现在，第二代移民（即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越显突出。
（三） 户籍制度导致大量劳动力滞留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受阻
第一，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受阻。通过严格的户籍制度来干预劳动力的迁移和流动是这项政策的基本初衷。在户籍制度的约束下，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长期得不到有效的转移，而被束缚在土地上，形成隐形失业者。
第二，制约了农民生活方式的现代化。由于农村教育资源相对匮乏，基础不扎实，农民的科学文化知识水平低，农产品商品化程度不高、社会信息反应灵敏度不高，导致农产品价格下跌、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潜在的消费需求不能转化为现实的有收入支撑的消费需求。
三、我国户籍制度改革方略
在各种改革方案中，从理性分类的角度看，主要有两种：一元制和二元制。所谓一元制是指取消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两种户口类型，实行全国城乡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切断社会待遇与户籍之间的联系。所谓二元制，是指保留两类户口，放宽户口迁移的限制，通过设置高低不等的门槛条件（经济、人口素质等）来控制农村人口的流向、流量和流速。
（一）一元制改革和二元制方案比较分析
第一，从公民权益的维度来看，一元制优于二元制。
1、迁徙自由是现代国家公民权利的重要内容。一元制实行统一的户籍制度，其特点之一就是实行迁徙自由。相对于传统的户籍制度而言，二元制在自由迁徙方面有一定的进步，但它只能使一小部分有经济基础、素质基础的优势群体获益。
2、社会主义社会追求人们权利与义务的平等，但二元制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传统户籍制度造成的事实上的不平等。
第二，从经济发展的维度来看，一元制优于二元制。
1、一切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在于人，最重要的资源是人力资源。而如果在户籍改革中奉行二元制方略则非常不利于人才的培养和流动。
2、二元制一方面阻碍了城镇化的进程，另一方面也制约了农业和农村的发展。
3、二元制设置的户口迁移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状态。
第三，从社会稳定的维度来看，二元制则优于一元制。
1、 二元制有利于抑制不稳定因素的产生。传统户籍制的长期实行，已经形成了一种心理定势。一元制完全取消了利益分配的差距，既得利益群体――市民必然一时无法理解，从而产生不稳定因素。
2、 二元制尤其有利于维护城市的稳定。按照一元制，不对人口流动进行有序化引导，势必造成大量人口涌入城市，使城市中出现就业困难、环境污染、住房紧张、交通拥挤、公用基础设施不足等现象。
当然，二元制的稳定作用也不是绝对的。在一定条件下二元制也存在不利于社会稳定的因素。
经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到，在不同的价值取向上，一元制和二元制各有利弊。户籍制度的改革，必须走一条稳定、渐进的道路。当二元制改革方略施行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势必需要突破其本身的局限，向一元户籍制过渡。
（二） 关于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几点建议
1、创造条件，把握时机，循序渐进推进户籍制度最终走向一元化。首先，在坚持传统的二元户籍的前提下，采取“严格控制大城市，适当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的迁移政策。一方面，逐步降低人口迁移的门槛条件，促进人才的适量、合理的流动，把户籍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制约减到最小。另一方面，加强小城镇改革，让小城镇向农民打开门户，积极发展小城镇，再逐步开放中等、大城市，呈阶梯状向前逐步推进。
2、大城市的发展必须更加自由。大城市具有特殊的规模效益和聚集功能，在发展水平、层次及其所具有的科技、文化、信息化程度以及提供的就业岗位数量上具有很强的吸纳和辐射能力。但是在转移的过程中大城市的户籍门槛只能逐步放开，不能一蹴而就。
3、提高小城镇建设的速度和质量。小城镇是实现城市化的重要路径。我国多数小城镇现有人口规模小、经济发展空间较大、吸纳就业能力较强、农民进城成本低，可以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提供现实基础。其次，小城镇具有与农村联系紧密的区位优势，便于直接发挥辐射和带动功能，促进水利、道路、环保、农电和通讯等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4、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剥离附加在户口上的利益。统筹城乡户籍不应把他简单理解成农民变市民，关键是要抹去农民和市民之间的收入和各种福利差距。进行户籍制度改革，消除人为的城乡分割的行政藩篱，关键在于取消城市户口背后的各种复杂的附加利益，逐步使户籍与社会保障脱钩，让农民有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国民待遇，逐步清除城乡之间利益分配的差距，实现城乡融合。为此，必须不断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城镇户籍范文第8篇
我国的户籍制度是以户口登记与管理为基础，逐步建立起来的一套社会管理制度，包括人口登记和上报制度、居民户口或身份登记管理制度以及与户口相关的就业、教育、保障和迁徙等方面的社会经济管理制度。我国户籍制度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将中国国内公民划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同时根据户口管辖地管理，对异地间户口迁移实行严格的行政控制，并成为了农村与城市人口流动的主要障碍因素。中国的户籍制度严格地把中国的人口分成了“城里人”和“乡下人”，并分别为两个群体贴上了对应其身份的标签，界定十分明显。“乡下人”的身份决定了他们与城市居民存在着严格的差别：第一，在身份的社会认同方面，表现为“农民”与“市民”的区别；第二，在社会关系整合方面，引发了“本地人”与“外地人”的地缘区分；第三，在社会分配体系中，又被延伸为“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差别。
二、户籍制度改革的必要性
（一）有利于加快城镇化的进程
在原先的二元社会结构下，农村大部分的劳动力被束缚在土地上从事农业活动。城市地区凭借政治功能和经济优势可以轻易的转移农村资源和财富，这道城乡二元户籍藩篱困扰着农村乡野接触新思想、新门路，是阻碍广大乡村地区向城镇化发展的制度性“瓶颈”。随着户籍制度改革进程的加快，乡村与城市之间无形藩篱渐渐被拆除，有利于乡村与城市获取公平的发展权利，有利于农民与市民在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方面得到相同的待遇，有利于广大农民在农村这片广阔的天地中迸发出更大的创造力。拆除了户籍藩篱，有利于激发农民的创富智慧,农业的发展潜能、农村的建造热情必定加快“新型城镇化”的进程。
（二）有利于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型
“十二五”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转型期，世界经济也逐渐摆脱金融危机影响、进入一个自我调整的状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调整经济结构”等已经成为党的“十”报告和国家经济政令中重要关键词，也是指引我国经济战略转型的重要关键词。现存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对流动劳动力的牢牢控制，使我国经济发展的活力大打折扣，抹杀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观能动性。农村与城市之间人为树立的户籍藩篱，本身就是有失公平的制度。尤其在特殊的经济转型期，户籍藩篱对属于农村户口的众多劳动力权利的无形剥夺，使劳动者个体在市场经济中没有公正的竞争地位，导致从生产环节到消费环节、从产业结构调整到企业创新突破都留下了阴影。只有拆除户籍藩篱，才能实现劳动力的有序流动，才能实现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完美转型。
（三）有利于人口的流动
流动人口为城市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他们在城市中的就业、子女上学、社会保障和医疗服务等都与户籍挂钩，户籍的藩篱阻碍了他们融入城市的进程，使他们在城市中觉得孤独无助，没有任何安全感和幸福感，甚至影响社会和谐和稳定。他们中的大多数由于不能融入城市社会，在丧失劳动力优势后只能选择返回家乡，孤独终老。因此，打破户籍制度的藩篱，可以使他们在城市中享受到应有的权利和福利，增加对城市的认同感、责任感，促其更好地融入城市社会，尽快转变为一名“新市民”。
三、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基本过程
（一）第一阶段：1978年—1990年
1975年我国第二部宪法直接取消了公民迁徙自由的规定之后，中国严格的户籍制度形成并得以强化。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对原来制定的户籍制度带来了一定的冲击，原户籍制度开始松动。1984年10月，《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表明“农转非”的政策开始发生变化，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政府逐步放开小城镇的户籍管理。
（二）第二阶段：1991年—2000年
1997年6月，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试点方案》，规定已经在小城镇就业、居住、并符合一定条件的农村人口可以在小城镇办理城镇常住户口。1998年8月，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当前户籍管理中几个突出问题的意见》，表明户籍制度进一步松动。
（三）第三阶段：2001年—至今
2001年3月30日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推进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指出经批准在小城镇落户的人员，在入学、就业等方面与当地原有城镇居民享有同等权利，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全面推开。2004年国务院办公厅颁发《关于进一步做好改善农民进城就业环境工作的通知》，要求推进大中城市户籍制度改革，放宽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由此，中国户籍制度改革逐步深入，一定程度上适应了经济发展的需要，促进了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2012年2月23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通知》，指出“在设区的市(不含直辖市、副省级市和其他大城市)有合法稳定职业满三年并有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同时按照国家规定参加社会保险达到一定年限的人员，本人及其共同居住生活的配偶、未婚子女、父母，可以在当地申请登记常住户口”。中小城市的户籍限制进一步放开。但是户籍制度的改革关键就是如何下大力量解决户籍性质与就业、社会保障、子女入学等一系列与制度相挂钩的问题。2014年7月30日，国务院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提出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在创新流动人口管理方面，国务院提出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建立居住证制度、健全人口信息管理制度等政策，从而为流动人口服务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四、我国人口城镇化存在的问题
（一）人口城镇化速度低于土地城镇化，失地农民数量迅速增加
自1990年至2011年的二十一年中，城市建设用地面积以及城市建成面积都迅速增长，而相应的人口城镇化水平却并未有所提高。全国城市建成区的面积增长达到239%，城市建设用地面积扩大261%，而人口城镇化率仅仅增加了94%，空间扩张速度与人口城镇化增长速度的比值达到了惊人的2.54倍。根据国际标准，城市用地增长率与城市人口增长率的合理比值约为1～1.12，而我国数据显然已远远超标。部分地方政府打着“响应城镇化进程”的旗号，盲目扩大城市框架，滥占耕地，失地农民不断增多而地方政府的后续保障措施未能跟进，为社会稳定造成隐患。农民在城镇（特别是大城市）落户制度迟迟难以推进，失地农民游离于城市与农村之间，难以安定下来，这也不符合城镇化的根本目标。
(二)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聚集，但是难以融入城市
户籍制度在我国特殊的历史时期发挥了积极作用，它不仅有力地保证了国家利用城乡价格剪刀差积累了资本，迅速建立起较为完备的社会主义工业体系，而且为我国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劳动力合理配置等提供了基础数据和资料，在维护社会治安、打击犯罪方面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户籍制度在限制人口流动的同时也限制了经济的发展。户籍制度不利于中国农业人口非农化、农村人口城市化的顺利进行，不利于形成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反而进一步加剧了城乡差别，阻碍了外来务工人员的城市进入与社会融合。城市外来人口进入城市谋生求发展必须带齐和办理名目繁多的证件，又几乎不可能获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社会地位与发展机会，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投身于城市建设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三）流动人口在城市中的社会保障有待完善
随着经济体制的转轨，城乡分割的二元就业体制受到冲击。传统劳动用工制度和人事制度正在逐渐转向企事业单位自主用工、个人自主择业的制度。但在大中城市（特别是在大城市）中，流动人口在城市中务工，无论是永久性地居住，还是暂时性地流动，都涉及社会保障的问题。在二元户籍和二元就业的体制下，城市社会保障基本上只限于城镇就业人员。流动人口参保的意愿不足、退保现象频繁，出现城市与城市之间、城市与农村之间，外来人口社会保障无法对接的局面。
（四）政府对于人口城镇化投入的资金不足
从政府来讲，与户籍相关的教育、医疗、社保、住房等公共服务，是以行政区划为单位提供的。由于大规模外来人口在城镇落户，会大幅度增加公共服务的投入。《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预测：未来十年累计转移农村人口1亿人，平均每年转移一千万农村人口。一个农民转变为城镇的新市民，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布的人均福利成本8万元计算，每年需投入8000亿元。这么巨大的投入资金从哪来？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无法负担。对于流入城市务工的农村人口来说，他们更希望政府和社会给予他们更多的关怀，能够解决诸如就业、医疗、社保、子女上学等一系列实际问题，而当他们面对城市中的高学费、高房价、高物价的现实时，又感到失望与无助，政府的财政扶持是必要的。
五、我国未来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的对策探析
（一）淡化户籍意识，强化居民意识
在社会户籍制度改革工作中，要在城镇逐步淡化户籍意识，强化居民意识，逐步让城市流动人口享有户籍人口享有的房屋租赁、劳动社保、计划生育、教育、公共交通等政府公共服务的内容。流动人口的管理和组织方式是在“综合型”管理模式的框架下，根据工作内容的变化给予适当的调整。这种管理模式的特点是弱化“户籍”概念，适当加入社会福利的元素，强调体现户籍人员和非户籍人员共同居住、同为城市居民的理念，把长期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的城市流动人口纳入到城市公共管理服务的体制中，提升对城市流动人口的服务与管理。
（二）探索建立一套城市流动人口户籍管理的新机制
应该按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统筹城乡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总体要求，探索建立一套城市流动人口户籍管理的新机制。一是试行居住证制度，逐步消除城乡二元户籍。对于具有稳定职业和住所的进城务工人员，特别是“80后”的新生代城市流动人口可以按规定自愿申领居住证。建立居住证与常住户籍之间的转换制度。二是在居住证有效期内，享受部分市民待遇。领取居住证后，城市外来人口可按照城市有关规定参加综合保险或者社会保险；在居住证有效期内，按规定申请廉价租住房，为子女申请接受义务教育，享受同城市民同等待遇。三是对优秀流动人口及其子女，直接给予城市户籍。按照城市综合配套能力，每年允许部分在城市生活时间较长，有稳定就业和稳定收入，按时参加社会保险缴费，信誉良好且没有违法记录，或为城市经济建设做出特殊贡献，以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人物可办理城市常住户籍。
（三）增加居住证的功能
今后要大力推广居住证制度。居住证可以分为“长期证”和“短期证”两种。居住证作为一种身份证件，持有者可以在城市进行正常的生产生活。此外，要适度增加居住证的功能。“长期证”的持有者则可享受部分“市民待遇”，申请办理车辆入户和机动车驾驶执照，同等条件下优先办理城市户籍迁入手续，办理长期房屋租赁手续甚至是租住政府保障性住房中的“公共租赁住房”，其子女还可按规定享受免费义务教育、免交学杂费和课本费，与具有城市户籍的学生基本上是同等待遇。
（四）促进与户籍制度配套的基本公共服务
对于新型城镇化的目标，中央提出三个“1个亿”。也就是解决1个亿已经在城市打工的农村务工人员分享城市的公共服务，改造约1个亿人居住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引导约1个亿的农业转移人口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完成这个目标的时间是2020年，其中需要落户城市的人口有1个亿。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政府要创新基本公共服务的提供方式：一是政府不能大包大揽，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比如允许自建廉租房，解决城市流动人口住房问题。二是政府从有限的财政收入中拿出一部分作为财政支持。三是农村转移人口流入地所在的地方政府要承担一部分。四是大力发展社会组织，通过基金会、社会捐赠等筹资方式为解决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的难题筹措资金。
城镇户籍范文第9篇
毫无疑问，在户籍制度改革倡导多年未果、且2011年初国务院即《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亦无实质进展之下，此番借力“城镇化”破解户籍制度改革之困，确实是一个务实可行的选择。众所周之，我国户籍制度改革历年难以推进的根源在于，一是经济发展水平尚难完全吸附众多农业人口，二是财经状况尚难完全满足户改所需福利支出。而城镇化似可破解户籍制度改革之两难—城镇化通过经济要素资源的集聚，可以更多地吸纳农业人口，城镇化通过巨额的土地价差（由集体土地转为国有土地）以及地方本级财政收入的相对增加，可以更多地满足户改后的福利支出。
但是，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下一步，究竟是以城镇化为主，户籍制度改革仅是配合推进城镇化？还是以户籍制度改革为主，城镇化配合户籍制度改革而存在？抑或两者之间不分主次，平行发展？
如果厘不清两者之间的主次关系，那么，本轮以城镇化为背景的户籍制度改革，不仅难以真正落实，其在实施过程中，更可能会引发诸多负作用。
假如，本轮即将启动的户籍制度改革，仅是为了配合推进城镇化。那么，可想而知，在这种逻辑主导下的户籍制度改革，不仅很难全面、亦很难彻底，而且，仅为配合城镇化而启动的户籍制度改革，其结果极可能会导致，过多地考虑城镇化所需的土地征用，而较少地考虑户改后长线的福利安排。
这种担心并非多虑，在过去10年大规模城市化的进程中，城郊农民“被市民化”的现象已经屡见不鲜：在给予城郊农民城市户口以及少量的征地补偿费之后，其养老、医疗、教育等福利并未同步推出或短期推出后又戛然而止。而因当地产业结构以及就业培训的缺失，更普遍造成城郊农民“被市民化”后，为谋生计不得不再度切换为“农民工”外出打工。
必须明确，本轮以城镇化为背景的户籍制度改革，应以户籍制度改革为主，城镇化仅是系统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有利条件而已。
户籍制度改革作为事关公平正义的改革，不仅体现新一轮深化改革的合理性，更是城镇化有效推进的必要前提。在度过以“包产到户”为特征的改革开放早期之后，其后的经济改革，很大程度上已经形成农村居民“补贴”城市居民的改革惯性—对工业品价格的相对放开、对农产品价格的相对限制、农地征用后巨大的价差空间，这些都构成了对农村居民显见的不公。
更何况，在涉及养老、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农村居民所能享受到的福利，更是不可与城市居民同日而语。而追究其公平缺失的根源，根本就在于户籍管理制度为基础所导致的城乡二元结构。
城镇户籍范文第10篇
【关键词】户籍制度 转移就业 城镇化
随着农业现代化进程加快，农村人口退出土地转移就业不断扩大，为农村居民转为城镇居民提供了民意基础和现实要求。但是，我国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二元结构，造成城乡居民在身份乃至利益分配上的不平等，事实上抑制了农村人口城镇化的步伐。因此，从法律上肯定迁徙自由和城乡平等，既是农地改革的突破口，也是农民城镇化的制度前提。
我国户籍制度的形成和发展
户籍制度的基本功能在于证明公民身份、提供人口信息以方便社会治安，为公民参与社会活动和行使法律赋予的各项权利提供保障。但是，我国计划经济下形成的户籍制度却不仅仅是一种人口管理制度，更被赋予调控社会资源分配功能，形成与户口性质、登记地相挂钩的权利和利益差异，使得外来人员无法享受与当地居民平等的待遇，从而成为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的制度性羁绊。
新中国的户籍制度大体经历了形成、发展、初步改革三个阶段：建国初至1957年为初创阶段。公安部1950年颁发《关于特种人口管理的暂行办法（草案）》、1951年颁行《城市户口管理暂行规定》，确立了以户籍控制人口的管理办法，客观上催生了城乡分治的雏形。1954年开始实行粮油统购统销政策和城市户口人员计划（票证）供应制度，使流动人口失去了在城市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1958年至1978年为发展阶段。1957年国务院《关于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严格禁止企业单位从农村招工，并且在城市设立收容所，把进城的农民遣返回乡。195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户口登记条例》，正式确立户口迁移审批制度，农村居民只能以招工、上大学、当兵等有限且概率极低的途径进城落户，标志着法律意义上的二元户籍制度建立；1963年公安部将户口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建立了商品粮户口制度；1975年《宪法》取消“公民居住和迁徙的自由”，以户籍控制人口流动的二元户籍制更为合法化；之后，公安部多次出台关于户口迁移的规定，进一步严格控制“农转非”，农村人口迁往城镇的大门逐渐关闭，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1978年至今为逐步改革阶段。1978年以后国家制定了一系列城市发展方针，限制城乡人口迁移的户籍制度由此开始松动。1984年国务院《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允许农村人口自理口粮进城镇务工经商；1993年户籍制度改革总体方案出台，提出“取消农业、非农业二元户口性质，统一城乡户口登记制度；实行居住地登记户口原则，以具有合法固定住所、稳定职业或生活来源等主要生活基础为基本落户条件，调整户口迁移政策”；1997年后开始允许在小城镇就业、居住，并“引导农村人口向小城镇有序转移”。2008年进一步提出“统筹城乡社会管理，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放宽中小城市落户条件，使在城镇稳定就业和居住的农民有序转变为城镇居民”。
我国户籍制度改革践行现状
我国户籍制度改革始自20世纪80年代，正在走出一条“国家宏观政策引导—地方尝试改革践行”的路线。从地方实践层面看呈现出以下特点：
户籍改革沿两条主线进行，总体方向正确。一是逐步减少与户籍挂钩的权利和福利内容，同时支持农村、农业发展，增加农民的社会福利，以缩小农业和非农业人口之间的收入差距，朝着城乡一体化利益格局迈进；二是放宽城镇户口的准入条件，淡化非农业和农业户口的区别，以加快农村居民向城镇转移，为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奠定基础。
小城镇率先全面展开，大中城市推进缓慢。受“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指导思想的影响以及对城市规模扩张的担忧，我国大中城市户籍改革较为缓慢和谨慎，大多由地方自发零星推进且多有反复。而小城镇既有国家宏观政策支持，又有乡镇企业发展的推动，加上小城镇户籍含金量低，放宽准入冲击不大，因此以放宽户口准入为内容的改革在小城镇率先全面展开并取得实质进展。
改革措施和程度不一，实验大于实践。在户籍制度改革过程中，户口迁移从“审批制”转变为有条件的“准入制”。更多的地方政府则把户籍当作吸引投资的手段来看待。近年来，在国家宏观政策的引导下，各地的户籍改革重新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改革形式意义重于实质，距离目标诉求尚远。户籍改革的关键并不在于取消户籍二元的形式，而在于解决附着于户籍之上的利益分配不公。虽然各地都相继出台户籍改革举措，但大多局限于取消形式上的户籍歧视，绝大部分未能触及户籍本身负载的权利与福利本质，因此无法满足公众对户籍改革的诉求。
综上，我国户籍制度虽有改变和松动，但仍明显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建议
2012年2月23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对户籍制度改革寄于了期盼、指明了方向。随着户籍改革地方实践的深入，经验积累日益丰富，上升为全国性立法以就改革的关键事项予以统一规范成为自然。户籍制度是城乡二元最直接的表现形式，但城乡二元问题由劳动就业、社会保障、住房教育等共同构成。纯粹的户籍立法虽不能够毕其功于一役，但如果户籍立法实现了某种意义上的“领先”，则户籍制度便不再是附加于户籍之上的他项制度改革迟缓的理由，它们将直接面对民意质询和公共评价。另外，户籍立法当能带来观念层面的更新，为实践层面的推进积蓄力量，扩大相关领域改革的社会基础。针对户籍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建议未来的户籍立法考量以下内容：
明确户籍立法的定位和目标。在社会生活领域，每个社会成员都有选择的自主性和秩序的自治性。我国户籍制度的问题就是公权力对社会生活过度介入，导致权利结构不均衡和社会自治能力萎缩。鉴于此，户籍立法应定位于为建构社会生活领域的秩序提供公共规则，在此基础上确保公民身份平等及社会生活领域的自，减少和遏制公权力对私权利的限制。就目前最为突出的劳动力转移问题，可以通过改革农村土地制度，在保障农村转移人口土地权益的基础上，实现城乡劳动力的双向自由流动。
户籍立法和配套制度协同渐进。户籍立法应致力于消除户口背后利益配置的不公平，既要逐步剥离附加在户口背后的各种利益，促使利益分配与户口脱钩，又要构建相应的平台以承载剥离下来的利益，同时“分进合击”地改革作为不公平源头的各项制度，确保城乡居民的既得利益并逐步缩小直至消灭城乡差距。这样，随着城乡在权利和利益分配上日趋平等，户籍制度因附加的额外功能自然丧失而恢复本位功能，实现全国统一户籍立法则水到渠成。否则，在不同城市间和城乡间落差明显的当下，用一个户籍立法来平衡和规范与迁移相关的所有领域的利益关系，可能会形成新的不公平。
地方立法先行，国家立法跟进。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户籍改革承载了太多的利益期盼，而当前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为地方立法提供了广阔的作为空间。地方应积极进行有益的立法探索，将地方户籍改革的成功经验和行之有效的措施，以立法的形式固定下来，并检验立法的适应性和可行性，从而为国家立法提供好的模本，降低统一立法的成本和风险。毫无疑问，这需要一个过程，故户籍立法应为城乡福利待遇接轨留出时间和政策空间。①
立法主体和立法程序应彰显民意。附加在户籍制度之上的社会经济政策及由此形成的社会利益格局是错综复杂的，其中的土地制度、生存发展等是事关国家根本、公民权利的大政，不能局限于一地一域的零星探索，也不能囿于部门的权力争执和利害较量，而应该在民意机关主导下统一制定法律和政策的高度上展开。只有这样，户籍改革才能跳出利益之争的漩涡，避免利益争执造成的迟滞，相关立法和改革方案才可能在公平正义性上取得突破。
法律制度是社会变革的有效保障，必须把制度建设放在首要位置。在此基础上，加强执法与司法领域的互动与协调，保证法律制度的高效运行，势必有助于农村人口向城镇规范有序的转移。
（作者分别为河北科技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河北科技大学文法学院教授；本文系2011年度河北省社科基金项目“农地入股法律制度创新研究：以马克思制度变迁理论为视角”，2011年度河北科技大学校立基金项目“土地股份合作社的机制完善路径研究”研究成果，项目编号分别为：HB11FX020，XL201158）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