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试点范文
时间：2023-03-09 16:25:36
新型城镇化试点范文第1篇
近日，在国家新型城镇化试点通知下发近半年之际，为了推动试点地区加快工作进程，国家发改委动作频频。
5月13日，全国发改系统深入实施《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重点工作电视电话会召开，全国各省（区、市）设立分会场组织收听收看。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强调，要把推进新型城镇化摆在更加突出位置，确保试点经验能“出得来、推得开”。
此前一天，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胡祖才召集了14个推进新型城镇化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召开了第二次部际联席会议，研究和部署了2015年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点工作。同一天，22个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地区负责人在福建省晋江市就试点工作进行了交流座谈。
正如徐绍史所言，新型城镇化既是消费需求的“倍增器”，也是投资需求的“加速器”，是促进创新创业、深化改革的综合平台。但如何用好新型城镇化这个重要抓手，试点地区当前还面临许多困难和问题，存在着诸多困惑，深感力不从心。
进展参差不齐
在5月13日的全国发改系统电视电话会上，徐绍史表示，在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出台后，各地区各部门积极稳妥、扎实有序地开展了一系列工作，为新型城镇化良好开局奠定了基础。
但是，《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中了解到，目前新型城镇化各试点地区工作进展参差不齐，部分地区尤其是城镇化起步较晚的地区，能动性仍然不足，有自身发展基础薄弱和对试点认识不深刻的因素，也有顶层设计不足的掣肘。
在5月12日20个县级城市和2个建制镇的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工作交流会上，处于经济发达地区的试点城市，比如晋江、义乌等，由于工业基础较好，大多表示能够积极对接上级政策，结合地方实际，主动破解土地、资金瓶颈，推进新型城镇化试点有实质性进展。
而大多数贫困和经济欠发达的试点地区，只有少数明确表示研究制定了自身的试点工作行动方案，明确了各项改革任务时间节点，大多数则仅仅成立了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和专项工作小组，试点推进还停留重申改革任务和“愿景”层面。
四大共性“问题点”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梳理各试点地区反映的问题，发现新型城镇化试点推进普遍存在着四大共性“问题点”：
一是缺钱。在各试点地区，尤其是县镇级城市，公共服务资源和人力配置与城镇化实际需要还存在较大差距，资金要素压力突出。
“近年来我市在流动人口教育、公共卫生、公共治安、就业培训、公交补贴等方面财政投入超过20亿元，尽管义乌财政条件尚可，但压力也不小。”浙江省义乌市新型城镇化试点工作负责人表示。
“在三年试点期间，初步统计我市将转移农业人口30万人，匡算存量人口和新增人口转移总成本为138.34亿元，仅靠我市自身财力和多元化融资模式，短期内难以有效解决资金问题。”河南省禹州市新型城镇化试点工作负责人表示。
推动城镇化投融资体制改革，拓宽融资渠道集聚发展资金，本是新型城镇化的试点任务之一。《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发现，各试点地区普遍提到希望借助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力推的PPP模式来吸引社会资本，但是市政道路、园林绿化、环保设施等公益性项目，因为缺乏有吸引力的回报点，吸引社会资本很难，财政刚性支出仍难以得到有效缓解。
“城镇化必须以物的城镇化为载体，加快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大力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推进公共服务设施向农村延伸都是无法回避的问题，需要大量的资金和项目做支撑。农业县市资金的吸纳能力、要素的聚集能力都十分有限，通过市场的方法包装有吸引力的项目，引进社会资本投入公益性项目难度很大。”湖北省宜城市新型城镇化试点工作负责人表示。
二是缺配套政策。“涉及中央十多个部委的相关配套政策大多尚未出台，比如建立人口转移成本分担机制，实行财政转移支付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如何挂钩尚未出台具体办法。”宜城市试点工作负责人表示，试点工作时间紧迫，不能坐等观望，配套政策滞后对试点地区如何统筹谋划增加了难度。
三是缺政策“许可”。“新型城镇化试点推进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与现行政策不适应的情况，甚至触及相关部门的利益。比如户籍制度改革与政府举债，推进过程中遇到许多与现行政策相抵触的问题，阻力重重。”湖南省资兴市新型城镇化试点工作负责人表示。
“很多问题点隐藏在国务院及各部委已并实施的各种法律法规中，如国土、规划、金融等，试点要突破体制和机制的束缚和阻碍，试点城市需要‘许可’，并形成制度，否则存在着不敢突破的问题。”海南省儋州市新型城镇化试点工作负责人表示。
但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城镇化处处长王群会表示，这次的试点不是搞政策洼地，如果地方提出的所有条件都给，就不是试点了。“试点地区要主动创新，要有攻克精神，当年安徽小岗村土地承包改革法律也没说可以去干，但现在看是成功的，地方要敢于去试。”
四是缺交流互动。“顶层不联动，地方不互动”是试点地区感受颇深的一个“问题点”。“比如，国土部的农村宅基地改革试点和新型城镇化试点不互通，公安部在全国推行的居住证制度和转移农业人口的市民化的着力点也不能互动。”儋州市试点工作负责人表示。
“与上级部门和同级试点城市之间的交流和共享通道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障碍，交流学习的力度与工作的推进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不和谐。”资兴市试点工作负责人表示。
试点推进建议
面临新型城镇化试点推进困难与问题，业内专家及部分试点地区负责人也给出了建议。
一是成立新型城镇化发展专项资金。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苏明建议，我国的财政赤字和地方债务问题处于安全范围内，解决城镇化发展资金问题，一应允许地方发债，不仅是省本级发债，还可以允许市县政府发债;二是地方要合理运用土地财政;三是中央可以考虑设立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专项资金。“财政部下边有个城市供排水管网工程专项资金，建议可以加点钱改成新型城镇化发展专项资金。”
另有多个试点地区呼吁，在试点期内，上级部门应该加大资金支持力度，以降低公益性项目的资金缺口。对此，北京大岳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金永祥认为，公益性项目采取PPP模式，需要政府购买服务或者做可行性缺口补助，地方政府不能有甩包袱的想法。“地方财力有限，中央财力也有限，中央可能会出一部分资金，但中央出资部分主要是对社会资本进行引导。”
二是尽快出台试点配套政策。“建议国家有关部委尽快出台试点配套政策，并督促省政府出台相应的具体配套支持措施，以支持试点城市通过先行先试开展好试点工作。”资兴市试点工作负责人建议。
三是赋予试点地区解决问题的权限。“随着户籍制度改革的深入推进，居民户籍和身份发生变化后，原来附着在户籍上的一些待遇如何接续，相关执行标准和年限、工龄等如何折算等实际问题，需要赋予试点地区制定解决问题的政策权限。”河南省禹州市试点工作负责人建议。
“推进农民工市民化，不应按照户籍人口配置资源，而要按照常驻人口配置资源，国家部委层面的确要深化改革松开大家的手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沈水生表示。
四是构建资源和信心共享平台。“建议国家有关部委牵头建立试点地区的纵向和横向信息交流机制，搭建资源共享平台，加强试点城市与国家部委之间、试点城市之间的相互交流学习，以便及时了解国家政策动态，共享试点地区成功经验。”资兴市试点工作负责人建议。
五是明确省市有关职能部门的责任。“省市要根据中央11部委文件涉及的试点工作要求，明确分管领导和责任处室，指导试点实践。”浙江省龙港镇试点工作负责人建议。
新型城镇化试点范文第2篇
陈亚军
根据《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 年）》等要求，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11 个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开展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工作的通知》，各省（区、市）、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组织开展了试点申报工作。发展改革委会同上述部门和有关专家对申报地区的试点工作方案进行了综合评审，将江苏、安徽两省和宁波等 62 个城市（镇）列为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地区。
一、试点的意义和目标
新型城镇化是关系现代化全局的大战略。在中国这样拥有十几亿人口、资源相对稀缺、生态环境比较脆弱、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发展中大国推进新型城镇化，在人类历史上没有先例可循，也少有经验可鉴，必然是一个长期的复杂过程。一方面，城镇化涉及面广、牵动全局，人口管理、土地制度、财税制度等重大改革触及深层次利益关系调整，一些重点难点问题尚未形成共识，体制机制改革需要深化探索。另一方面，城镇化在地域形态方面存在巨大差异，东中西部地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阶段不一，面临着不同的发展条件、发展任务，需要因地制宜探索选择不同的发展路径。因此，推进新型城镇化既要加强顶层设计，发挥制度的整体力量，又要善用“摸着石头过河”，激发基层的实践热情。《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出台后，新型城镇化的顶层设计不断完善，中央政府层面正在统筹总体规划、战略布局和制度安排，着力调整优化全国城镇化发展格局。同时，在全国一盘棋的总体部署下，还需要充分尊重基层首创精神，鼓励探索创新和试点先行，围绕城镇化发展共性与差异问题，选择不同领域、不同区域、不同城镇，开展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改革试点，走出各具特色的新型城镇化科学发展道路，带动全国城镇化持续健康发展。
为鼓励指导各地根据中央命题，围绕还未形成共识的重点难点问题开展探索实践，2014年12月，发展改革委、中央编办、公安部、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部、人民银行、银监会、国家标准委联合印发《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方案》，启动第一批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工作。主要目的是发挥改革试点的先遣队作用，寻求改革的“最大公约数”，探索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新体制新机制，为全国同类地区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模式，确保新型城镇化积极稳妥扎实推进。
二、试点的范围和任务
在确定第一批试点地区范围时，主要考虑是以地级市和县级市为主，兼顾不同区域、不同类型和不同层级城市（镇）。经评审，最终从160余个申报城市（镇）中，择优选取江苏、安徽2个省和62个城市（镇）作为试点地区。从试点地区城市层级和类型看，计划单列市3个，省会城市7个，地级市（区、县）25个，县级市（区、县）25个，建制镇2个（不含县级以上试点城市的建制镇）。从试点地区区域分布看。东部地区21个占34%；中部地区14个，占23%；西部地区18个，占29%，东北地区9个，占14%。同时，将启动第二批试点，试点地区将适当向京津冀地区、长江经济带地区、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倾斜，优先考虑改革意愿强、发展潜力大、改革措施实的中小城市、县、建制镇及符合条件的开发区和部级新区。
试点的核心任务是深化改革。对城镇化领域中一些必须取得突破但一时还不那么有把握的改革，如市民化成本分担、城镇化投融资、宅基地管理、设市模式等，优先开展针对性的试点探索，积小胜为大胜，为破除现行体制机制的束缚阻碍，凝聚共识、摸清规律、铺平道路。
主要完成以下任务：一是根据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类，明确成本承担主体和支出责任，建立健全由政府、企业、个人共同参与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二是通过加快投融资机制改革，创新金融服务，放开市场准入，逐步建立多元化可持续的城镇化投融资机制。三是在坚持农村宅基地集体所有性质不变的前提下，通过建立激励约束机制等，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四是通过优化行政层级和行政区划设置，调整优化政府纵向和横向职能分工，建立行政管理创新和行政成本降低的新型管理模式。五是鼓励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城乡规划编制和管理体制机制、农业现代化体制机制、城市“多规融合”制度、城市生态文明制度、城市社会治理体系、新型城市建设等方面，综合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创新。
三、试点的措施和政策
我们会同相关部门加强了对试点的工作指导，着力优化资源配置，将一些重大项目、重大工程和重大政策向试点地区倾斜。
今年以来，主要开展了以下工作：一是组织14个推进新型城镇化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召开第二次部际联席会议，对推进试点的相关工作进行了研究。二是对当前及下一步推进试点工作进行了重点部署。三是制定出台关于2015年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指导意见，在加快探索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加快探索多元化可持续的城镇化投融资机制、加快探索行政成本降低的新型设市模式、加快探索市县“多规合一”制度等4个方面提出支持试点的具体政策。四是联合开发银行、农发行、农业银行分别制定金融支持试点的具体意见，指导部分试点地区编制融资规划，在省级政府举债使用方向上向试点地区倾斜，允许试点县级市（区、县）所属企业发行企业债券。五是在其他各类相关试点优先考虑城镇化试点地区，在部分试点地区组织开展了农村土地三项制度改革试点、建制镇示范试点、县城深化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改革试点、低碳城（镇）低碳产业园区低碳社区试点。六是向符合条件的试点地区下放供水、供气等公用事业定价权，实施促进社会事业发展的价格政策，探索更加灵活的价格管理方式吸引社会投资。七是加强对试点督促指导，支持在浙江省嘉兴市、福建省晋江市开展试点地区经验交流，组织对试点地区进行一轮实地调研督导。
四、试点的进展和成效
各试点地区按照国家批复的试点工作方案，开展了一些基础性的具体工作，总体上试点正在有序推进。
一是建机制、定方案，齐抓共管促落实。东莞市为加强试点统筹协调，建立了组织领导、部门联席会议、简报专报和工作督导等四大机制；曲靖市根据试点任务设立了专项工作组，分头推进试点工作。广州市制定的试点三年实施方案提出24项具体举措、12项扶持政策；宁波市按照试点的六大领域任务安排了27项2015年度重点推进工作，并制定了工作任务分解表；龙港镇编制了“1 +7”；试点改革方案，制定了三年工作计划和2015年实施计划；株洲市将综合试点任务细化成28项指标，建立了可供考核的指标体系。
二是推户改、强服务，有序推进市民化。建立合理的成本分担机制是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核心保障，也是试点的首要任务。如，武汉市建立了市民化成本动态监测制度；沪州市设立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基金。每年安排资金20亿元以上；兰考县确定了成本动态调整方案，前三年以政府负担为主，后三年逐步增加企业和个人分担比重。在搞好成本分担的基础上，一些试点地区积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逐步提高农业转移人口公共服务水平，部分外来人口流入较多的地区也有积极进展。如，广州市将积分入户指标从11项减少到5项；深圳市光明新区非户籍人口与户籍人口享受同等待遇的公共服务已有40项；晋江市居住证持有人享有社会保险、义务教育等30项市民化待遇，办理人口达到110万人。
三是降门槛、拓渠道，多元化筹措资金。为应对土地财政难以为继、负债水平高企等问题，部分试点地区利用财政投入杠杆效应，放宽市场准入，积极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城镇化建设。如，广州市与中国人寿、新华人寿合作设立了规模各200亿元的城市发展产业投资基金。一些试点地区还大力推进PPP模式，如，广州市提出的首批40个合作试点项目总投资达到2200亿元；安顺市成立了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建设融资工作协调小组、推广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专项小组和PPP中心。
四是抓协调、促融合，积极推进“多规合一”。广州市建立了“三规合一”信息联动平台，编制了《“三规合一”技术规定》，核对处理了城规、土规近30万个差异图斑。盘活了128平方公里存量土地资源；莆田市编制了多规融合的城乡一体化总体规划，以“土规”定指标、“经规”定目标、“城规”定坐标、生态建设规划定底线，实现了“一个城市一个空间，一个空间一个规划”。
五是颁权证、促流转，深化农村产权改革。探索进城农民农村资产处置方式是推进人口市民化的一项基础工作，也是试点不可忽视的重要任务。一些试点地区积极推进农村土地、集体资产确权和流转工作，如嘉兴市到2014年宅基地发证率达到96.03%；柳州市已完成农村宅基地、集体建设用地确权登记发证基本全覆盖；沪州市结合农民财产性收入改革试点，建立了龙桥文化生态园农村产权交易中心；青岛市推行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和林权“四权”担保融资；高陵县建立了现代农业资产管理体系和农村产权交易大厅，2014年实现农村产权确权登记全覆盖。
新型城镇化试点范文第3篇
胡祖才指出，这次会议的目的是希望通过推动试点地区带动全国城镇化进程，更好地发挥城镇化作为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促改革的黄金结合点作用。今年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关键一年，必须树立使命意识和责任意识，加快工作节奏和步伐。
一是各试点地区要“闯”，锐意创新、率先突破，按照试点任务要求，明确时间表、路线图，集中力量、调配资源，尽快在市民化和投融资体制机制方面取得突破，形成示范带动效应。 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工作经验交流会现场
二是有关部门要“帮”，积极支持、形成合力，尽快出台已经明确的支持政策，进一步解放思想，协助推动解决试点工作中的问题，突破体制机制障碍，形成推动试点工作的合力。
三是媒体要“挖”，深入挖掘经验、积极宣传引导，多宣传试点中的新做法、好经验，多宣传敢闯敢试、愿为人先的试点精神，形成全民关注新型城镇化的氛围。
交流会上，10个试点地区负责人分别就户籍制度改革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城镇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土地制度改革、特大镇体制改革和特色镇建设、智慧城市等五个专题做了经验介绍。各部门有关负责人解读了相关政策，并与试点地区负责人和媒体代表进行了交流。
专题1：户籍制度改革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户籍制度改革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方面，安徽省合肥市通过大幅降低落户门槛、完善农业转移人口公共服务，让农民工安心“扎根”城镇;福建省晋江市不断丰富居住证制度市民化待遇内涵，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提高外来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让外来人口“进得来、融得入、留得住”。
近年来，合肥市紧紧围绕“新跨越、进十强”的总体要求和“大湖名城、创新高地”的战略定位，以新型工业化推动新型城镇化、带动农业现代化，翻开了全面深化改革先行先试“合肥版”，走上了创新转型升级的科学发展之路，成为全国发展最快的省会城市之一。“十二五”以来，合肥市建成区面积由320平方公里扩大到403平方公里，常住人口由335万人增加到395万人;全市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由2005年的55.7%，提高到2015年69.1%。
合肥市通过分类放开落户限制，着力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并出台了一系列的举措来降低迁移落户门槛、加大保障流动人口权益、创新户口管理制度、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
另外，通过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来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在推进随迁子女教育市民化这个问题上，合肥市采取了保障受教育机会公平、保障教育过程公平、加大财政奖补力度、扩大城镇教育容量等措施;在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合肥市则大力推进医疗卫生均等化、推进社保均等化和实施“安居工程”。
通过一系列的举措之后，合肥市取得了明显成效：一是落户更加开放。自2013年7月户籍制度改革施行后，到2015年6月合肥市已办理落户人员143908人，同比增长5.3%。二是教育更加公平。实现义务教育、高中阶段教育“零障碍”入学，全面享受同城待遇，做到“一样就读、一样升学、一样缴费”。三是消费进一步提升。2013年合肥市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比约为2.53：1，每落户一名农业转移人口，约增加消费支出12000元。四是投资进一步扩大。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也带动巨大的投资需求，合肥市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需要约8万元的固定资产投资，若只考虑10万人的增量部分，每年将新增80亿元的投资需求。
晋江市是制造业相对发达的县级市，有户籍人口109万，吸引集聚的外来人口也有100多万。这些外来建设者是晋江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建设的主力军，让他们融入晋江、扎根晋江，既是晋江新型城镇化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也是晋江一直以来努力探索突破的重点领域。近年来，晋江市始终坚持“同城同待遇、保障全覆盖”的基本理念，不断丰富居住证制度市民化待遇内涵，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提高外来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让外来人口“进得来、留得住、融得入”。
作为外来人口较多的城市，晋江市首先解决了外来人口的户籍落户、户籍福利问题。通过实行居住证制度、放开人口落户限制让外来人口“落户无门槛，转入无障碍”。截至目前，累计办理居住证200多万张（有效期内110万张），已办理外来人口落户19313人。为了让外地人口“留得住”，晋江市还全方位解决外来人口的就业、住房、社保和公共服务等问题，让外来人口愿意留在晋江安居乐业。在“融得入”的问题上，着重强调以人为本，从情感融入和文化融合入手，在工作、生活和政治待遇等方面，增强“新晋江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晋江市通过先行先试、持续创新，破除了体制机制的束缚，打开了新型城镇化的新局面。
专题2：城镇化投融资体制改革
城镇化投融资体制改革方面，重庆市推进基础设施领域PPP模式，解决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多方面的融资问题;湖南省株洲市通过设立新型城镇化建设基金，形成了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的多元投融资格局。
近年来，重庆市认真贯彻落实中央新型城镇化工作会议精神及《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要求，充分发挥新型城镇化在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中的重要引擎作用。2015年上半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增速11%，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7.5%，分别高出全国平均水平4个百分点和6.1个百分点。按照国家统一部署，扎实推进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工作，在改革创新城镇化投融资体制机制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
重庆市坚持规划引导，强化项目策划及资源整合力度。结合重庆市“十三五”规划编制，紧紧围绕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加强项目前期策划，研究提出“五通、八联、三保障”三大体系、共十六大专项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储备方案，规划项目总投资1.84万亿元。并且依据规划提出的重大项目，整合资源要素，提出项目建设投融资思路。
另外，以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作为突破，来推进投融资体制改革。当前，重庆市正着力推动政府主导的“投”运作模式逐步向创新运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转变，两年来，围绕增强主城区综合交通枢纽运营周转能力，加强重庆市各区域互联互通，提升城市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改善人民生产生活环境等重点领域，两次集中签约PPP项目39个，涉及总投资（资产总额）约2600亿元。
在基础设施领域积极推进PPP模式的同时，针对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资金需求，重庆市积极探索创新，通过采用设立股权投资引导基金、多渠道扩大和优化投资等措施建立了多元化的投融资渠道。
获批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城市以来，湖南省株洲市围绕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任务，积极探索建立多元化可持续的投融资机制，重点推进政府性投融资平台改革重组，设立新型城镇化建设基金，大力推行PPP模式，不断创新投融资方式和渠道，逐步实现了投融资方式从要素驱动为主向信用驱动为主转变，形成了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的多元投融资格局，有力推动了新型城镇化发展。
株洲市按照“资源资产化、资产资本化、资本证券化”的思路，对政府性投融资平台公司进行了改革重组，以做强主体，引导投资为目标大力推进公司业务重组和推行债务分类管理。与此同时，还加大了财政资金统筹和归集力度，设立了5.3亿元的专项发展基金和6亿元的偿债基金。在项目策划、拉动投资方面，株洲市围绕优势策划项目、立足整体开发策划项目、注重利益导向策划项目，破解了“项目找资金”的困局，走出了“资金找项目”的新路子。
株洲市通过加强政银合作、创新金融服务平台、探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农户财产权抵押试点等方式来不断创新投融资渠道，以此激活投资。在简政放权、吸引投资方面，株洲市按照“应放尽放，放管结合”的原则，着力抓好加大行政审批事项精简力度、推进建设投资项目审批改革、推行商事制度改革等工作，来激发民间投资积极性。
专题3：土地制度改革
土地制度改革方面，广东东莞推进“三旧改造”，在操作主体、改造业态、资金来源、利益分配、开发方式等五个方面探索多元化模式，有效促进城市更新;浙江嘉兴市姚庄镇以农村住房转换城镇房产、农村宅基地复垦增量为核心，有效激活城乡实体经济，拉动城市消费需求。
东莞市作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迅速发展起来的现代制造业城市，开发强度已达43%，仅次于深圳市，超过香港的两倍。与此同时，土地利用效率较为低下。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用地瓶颈制约突出，全市60%以上的镇街没有超过500亩的可集中建设地块。因此，从2009年开始，东莞市积极推动“三旧”（旧城镇、旧厂房、旧村庄）改造工作，动员社会各方介入其中，先后投资资金400多亿元，完成改造1万余亩，正在实施改造2.8万亩，保障了经济社会发展的用地需求，改善了城乡环境，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在“三旧”改造过程中，东莞市积极引导各类主体参与，减轻城市更新改造带来的政府财政压力，也通过多元化的操作主体平衡复杂的利益关系。其中，由于商住项目盈利大、收益快，前期启动的“三旧”项目超过八成为商住项目，东莞市积极引导改造业态多元化，从注重商住开发到注重产业升级;在资金来源问题上，东莞市则大力动员社会资本介入改造项目;不同的改造项目在收益分配上各不相同，东莞市采取利益分配多元化，即政府在土地价款和税费分配上大幅让利;在开发过程中，东莞市采用多元化融合的方式，将城市更新与地下空间开发及轨道交通有机地结合起来。
通过采用多元化发展的措施之后，东莞市取得了明显的成效：通过更新改造，大部分项目的容积率至少翻了一番，大大提高了土地利用效率。并且，在“三旧”改造中积极探索高层工业大厦产权分割转让，有助于降低改造成本、促进产业转型升级。通过改造而建设的现代化楼房和商业设施彻底地整治了周边环境，提升了物业价值。另外，拆迁安置与改造补偿也增加了村民与村集体的收入。
2008年以来，嘉兴市姚庄镇坚持统筹城乡一体发展战略，牢牢把握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契机，积极开展以农村住房置换城镇房产、农村宅基地复垦增量为主要内容的农房改造集聚工作，改善农户居住条件，盘活农村土地资源，推进土地节约集约，深受农户拥护参与。目前，姚庄镇先后编制农村土地整治项目5个，累计完成农村土地整治823.4亩，土地开发2081.9亩，姚庄主中心和丁栅、俞汇社区副中心等“1+2”新社区已集聚农户2200多户，全镇集聚率已达40%。
姚庄镇以农房改造集聚促进城乡统筹为工作主线，坚持自愿至上，合理把握“政府可承受度、农民可接受度、工作可推进”的原则，找到政策的“平衡点”，又推出了让各方都可接受的政策，让农民真正得到实惠，深受农民欢迎。在其他方面，姚庄镇坚持同步复垦，提高土地利用水平。按照“田成方、路成格、林成网、进出水沟渠配套”等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开展土地复垦，获得了周转指标、节约了土地资源，走出了一条平原高耕保地区节约集约利用土地的新路子。在推进过程中，坚持一体发展的原则，来建设城乡示范片区，姚庄镇把农房改造集聚工作作为浙江省省级小城市培育试点建设的主要内容，充分运用超250亿元的市场资本，不断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姚庄省级经济开发区建设，为进城居民创建优质的城市环境。
从姚庄镇农房改造集聚工作实践来看，取得了超出预期的效益，受到了各界的广泛关注，被外界总结为“姚庄模式”。经验和成效主要表现在：土地要素节约集约、村级集体经济有效壮大、公共资源配置更加优化、农民生活水平显著提升、城乡实体经济有效激活等方面。
专题4：特大镇体制改革和特色镇建设
特大镇体制改革和特色镇建设方面，浙江省苍南县龙港镇实行县级单列管理体制、科学赋予县级管理权限、推行“大部门”制改革等举措，探索行政管理创新和行政成本降低的新型设市模式;江苏睢宁县沙集镇以发展电商产业为突破口，提高农民创业技能，完善配套，打造“以城促产”特色小镇。
龙港镇地处浙江省东南部，位于浙江省水系之一的鳌江入海口南岸。1984年建镇初期，通过户籍改革、土地有偿出让、发展民营经济三大改革，建成了农民自费造城的样板，被誉为“中国第一座农民城”。经过31年的不断发展和三次行政区划调整，由5个小渔村逐步发展成为鳌江流域中心城市。现辖区面积172.05平方公里（其中建成区面积19平方公里），户籍人口37.1万、常住人口44.3万、外来人口10多万。2014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06.1亿元，同比增长11.1%。
龙港镇力争为全国探索行政管理创新和行政成本降低的可实行、可复制、可推广的新型设市模式，紧紧围绕中央11部门联合印发的《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方案》要求，把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作为头等大事，全力突破。实行县级单列管理体制，将龙港定位为县级单位，赋予县级职能，并相应赋予县级行政主体资格，实现县镇之间权责关系由不稳定向稳定转变。在部门之间的管理上，推行“大部门”制改革，优化横向管理，按照“党政机构合一”、职能相近部门合并和打破条条对口的原则，建立若干个“大部门”，实行属地管理。以此，形成了多网合一、并网运行的基层管理体制，创新“一张网”机制，进一步强化社会服务管理中心建设，将公共安全网格、综治网格等进行并网运行，切实加强基层基础和社会治理。
下一步，龙港镇在全力做好试点实施方案和子方案的制定、完善和报批工作的同时，还将分步抓好改革措施的推进落实、积极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争取在2017年6月前建立试点工作评估体系，梳理和总结经验，形成一套可实行、可复制、可推广的新型设市模式。
2006年以来，睢宁县沙集镇抢抓时代机遇，利用信息化的有利条件，发展农村电商产业，引领大众创业，激发内生动力，形成了全国有名的“沙集模式”。在强化产业支撑的基础上，沙集镇统筹经济发展和城镇建设，促进产城融合，新型城镇化取得突破性进展。在“产”的方面，不断壮大经济实力，建成省现代服务业集聚区，使电商产业规模达到28亿元，成为中国淘宝镇。2014年全镇地区生产总值实现16.3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实现14000元。在“城”的方面，完善城镇功能，创新成为徐州市重点中心镇，镇区建成区面积达5平方公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5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37%。
沙集镇以发展电商产业为突破口，夯实产业支撑，壮大全镇经济实力。用“产”为“城”打基础，实现“以产带城”，为此，沙集镇在激发农民创业热情、优化发展环境、健全行业协会组织三个方面精准发力。并且，不断完善各种配套，提升城镇功能，用“城”为“产”做支撑，实现“以城促产”，沙集镇按照“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近年来累计投入城镇建设资金15亿元，开工建设各类项目30项，以此来优化生产条件和完善百姓生活环境。
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发展成为中国淘宝镇，纵观来看，沙集镇把电子商务作为农村经济发展的突破口这种经验在全国来说可谓是首屈一指。在发展的过程中，沙集镇牢牢把握以实现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完善产业体系，始终坚持“以人为核心”的基本原则，把大众创业和公共服务作为经济发展的双引擎，以产带城、以城促产，促进产城融合发展，新型城镇化呈现良好的发展势头。
专题5：智慧城市
智慧城市方面，湖北武汉通过推进智慧城市建设，拉动大量电子信息产业投资，创造大量高质量就业;广州市番禺区则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构建精准、高效的新型城市管理服务体系，形成对公众记录一生、服务一生、管理一生的常态化城市管理方式。
作为国内首个也是世界目前唯一向全球公开招标并制定智慧城市顶层设计的城市，武汉市采取“顶层设计、应用落地、需求导向、示范推进”的方法，认真探索智慧城市建设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大力推进智慧城市的基础设施、应用体系建设和支撑性产业建设，积极引导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转化应用，组织实施了一批涉及智慧政务、智慧医疗、智慧交通、智慧居家养老等领域的试点示范项目建设。
武汉的智慧城市建设采用顶层设计、规划引领的方式，结合武汉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提出了“113”总体架构。即：确立一个发展目标，建设一套信息基础设施，构建“应用、产业和运行”三大核心体系。经过近几年来的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建设，武汉具备了较好的网络基础设施、感知基础设施、云计算基础和地理空间信息基础设施，资源共享程度明显提高。与此同时，武汉市抓住“能为老百姓办事”和“为老百姓办成事”这两个关键环节，把运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帮助市民解决现实中遇到的具体问题有机结合起来，是武汉智慧城市建设的一个特点。在建设过程中除了注重亮点、特点之外，武汉市还坚持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并重，不仅要认真研究新一代信息技术能解决什么问题，还要努力降低成本，实现城市信息化建设项目效益最大化。
通过建设智慧城市，武汉市立足产业，拓展应用，实现以应用促产业，带动本地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壮大。并且，还大力推动重点领域尤其是政务领域数据资源开放，采取“逻辑集中、物理分散”的方式，健全政府部门和其他相关单位间的信息协调共享机制，实现全市信息资源互联互通。面对当前良好的发展契机，武汉市抢抓互联网经济蓬勃发展的重要机遇，大力推进实施了“互联网+”行动计划。
番禺区作为广州的都会区，位于广州南部，区内有华南地区最大的高铁枢纽广州南站、全球最快超级计算机天河二号等名片。拥有实际管理服务人口超过300万人。其中，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和人口流动的日益频繁，使得居民诉求趋于多元化，人们行为趋于短期化，社会矛盾渐渐凸显。如何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构建精准、高效的新型城市管理服务体系，以智慧管理和服务番禺成为应尽之义。2013年以来，番禺积极探索智慧城市建设，编制了《番禺区智慧城市整体规划（2015―2017年）》，以数字化为突破口，初步形成了智慧城市建设思路：通过信息基础建设，构建一个记录和分析政府、企业、个人、社会组织行为信息的大数据平台，形成对公众记录一生、服务一生、管理一生的常态化城市管理方式。
在精准、高效地管理服务好城市的同时，番禺区意识到必须构建一套记录和约束人们行为的机制，机制的核心是建立一个便于查询和分析区域内不同组织和个人行为信息的记录系统，具体包括：搭建信息收集处理平台、标准化整合处理信息、以优质服务收集信息、基于数字化信息基础的具体应用。特别是在数字化信息的具体应用方面，番禺区打造了“数字大城管”，开展了智慧健康服务、智慧教育服务和智慧社区试点。
新型城镇化试点范文第4篇
对此，业内人士表示，当前城镇化问题单靠城市改革难以解决，迫切需要寻找新突破口，要改变以往以单纯促进发展为目标的做法，集中优势资源设置试验区。尤其针对人口10万以上的建制镇，开展新型设市模式试点，这也将成为近中期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点。
据介绍，此次试点对象将重点放在镇改市工作。选择镇区人口10万以上的建制镇，开展新型设市模式试点工作。建立行政管理创新和行政成本降低的设市模式。按照城市设置和简化行政机构联动原则，探索新设市城市的行政管理模式，合理增设城市建制，优化行政层级和行政区划设置，提高行政效能，降低行政成本。
对此，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相关人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从现阶段人口流动方向来看，人口向大城市和小城市两端聚集。
“从数据来看，我国57座人口百万以上的特大城市集中了1.66亿人，占全国城镇人口的27%。20万人以下的小城市与小城镇，集聚了全部城镇人口的51%。其中县级单元聚集了全国新增城镇人口的54.3%，是城镇化的重要层级。”上述人士表示。
他认为，县、镇、新城新区历史上一直是我国最基本最稳定的行政治理单元，其包含政治、社会、经济与文化的最小完整系统。其优势在于可降低城镇化成本、降低社会改革风险。因此，从全国选取不同地区的基层单位进行综合型社会试验，可为推动顶层体制机制改革和基层社会经济全面发展提供有益探索。
而在试点内容方面，将重点探索建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多元化可持续的城镇化投融资机制、创新行政管理和降低行政成本设市模式、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等方面。
具体来看，试点重要内容，是探索建立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成本分担包括，建立健全由政府、企业、个人共同参与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根据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类，明确成本承担主体和支出责任。
据了解，政府将承担义务教育、劳动就业、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卫生、保障性住房以及市政设施等公共成本。企业则应落实农民工与城镇职工同工同酬制度。与此同时，试点地区需制定实施农业转移人口具体落户标准和城镇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与居住年限挂钩的具体办法，主动承担人口市民化公共成本。
在农村宅基地方面，试点地区需加快推进农村地籍调查，全面推进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登记颁证，将农民房屋纳入确权登记颁证范围。将宅基地和农房纳入全国统一的不动产登记体系，并率先建立和实施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
新型城镇化试点范文第5篇
关键词 舆情应对 新型城镇化 龙港舆情应对
一、龙港舆情应对的定义、特点及形成条件
目前，龙港已经跨入“传媒聚光灯”和“大众麦克风”时代。信息网络的高速发展，站在潮头的龙港人，也与时俱进、与时代同步。40多万的龙港人里，有将近一半以上的人每天通过各种媒介和网络、手机获取信息，有将近8万多的网民在关注着微博、微信和其他自媒体。龙港的受众成了龙港舆论导向的主要推动者。当爆发危机事件或产生社会热点、敏感话题时，新型城镇化试点下的龙港政府必须与时俱进、转变观念，充分发挥“主场优势”，解决好舆情所产生的矛盾，让舆情引导龙港创造新的动力和活力。
（一）舆情的含义
舆论是民众对于公共事务公开表达的具有影响力的意见，舆情则是民众关于现实社会中各种现象、问题所表达的政治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的总和；而网络舆论是民众对于公共事务通过信息网络公开表达的具有影响力的意见，网络舆情就是民众通过互联网对政府管理以及现实社会中各种现象、问题所表达的政治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的总和。[1]大众媒体舆情是指官方媒体，政府管理下的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站、官方微博、微信、新闻APP等传播工具，他们是专业化的媒介组织运用先进的传播技术和产业化手段，以社会上一般大众为对象而进行的大规模的信息生产和传播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他们替党和政府发声，以宣传好党和政府中心工作为主要任务。同时，他们也在政府和百姓中发挥了桥梁纽带作用，为更好地保证政府和百姓间互动做出了积极贡献。
（二）龙港舆情的特点
当前，社会进入高度信息化发展状态，各类信息传播具有范围广、速度快、影响大的特点。龙港当前舆情主要呈无限性、区域性较为明显，公共事件一旦发生，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网友就会很快将自己所看到的记录下来，然后通过手机短信、手机上网、论坛发帖，网络聊天等形式传播出去。而在这一传播过程中，者水平不一、观点不一，而且许多人员的身份也无从考究，在传播人群里，大家都不具备考证信息来源和事实的能力，如果加上官方信息跟不上，也会增加舆情监控的不确定性和导向的难以把握性。在当下社会发展危机公关中，舆情作为公共产品，有着两面性，既有促进作用又有社会危害性，具有很大的易变性和非稳定性。面对时下五花八门的网络舆情，政府更应该掌握舆论的“主动权”，起到引领舆情的“掌控人”作用。
根据近年来的信息记载，龙港近年来较为普遍的舆情案件形成的方式有以下几种：第一种，公共事件发生，随后公众在网络、微博、微信、论坛、博客等公共平台上对该事件进行描述、议论、揣测、分析。例如，“u艚m河事件”、“白沙输变电进场事件”。第二种，针对政府提出的具有争议性的政策进行讨论。例如，“出租车油补补给谁？”、“五水共治，请环保局长下河游泳”。第三种，由政府官员的言行引起的。例如，“省长下河游泳”等事件。
舆情的发展与演变。某个公共事件发展为舆情，离不开以下几种因素：首先，事件本身往往具有突发性与公共性的特点。例如，德雅小区绑架敲诈案，该事件已经超出了社会新闻；又如龙港6英雄跳河救人事件等，这一正能量力量的引导，让龙港这座全国文明镇顿时热血沸腾，激发了龙港人积极向上的新风尚、新风貌。其次，舆论传播具有匿名性、不求证事实性、隐蔽性等特点。尤其在网络时代，手机用户之间的“互动和分享”更加方便和频繁，这些传播本身的特点造成了热门话题的高跟帖率、高转载率，从而导致了议题迅速扩展为网络舆情。第三，官方的处理不当、不积极，会为舆情留下造谣空间、激化舆情矛盾，甚至发展成舆情危机。最典型的是龙港周边的灵溪镇“城管打人事件”。由于事发当时没有很好地控制网络舆情的传播，官方包括公安部门在处理事件的时候，没有保持信息的畅通和及时公布事件处理过程，官方媒体和舆论工具没有很好地及时发声，更谈不上类似新闻会等通气的渠道，导致了民间微博、微信一再刷屏，激怒了不明真相的群众，从而引爆网络，最后舆情扩大到。
（三）当前龙港舆情发展面临的变化
当前，龙港正在全力推进国家新型城镇化试点工作，各项预案和计划正在有序推进中。但是龙港在发展过程中，突发事情时有发生，各类利益冲突十分明显，居民素质不高，也导致了社会文明等问题突出。为此，这些问题的发展与演变，也成为舆情滋生的“热土”，这时候的舆情引导得当与否，都将影响龙港的城镇化试点工作。所以，今后龙港的舆情变化将着重向着城镇化试点和“镇改市”这一焦点展开，许多围绕这一问题的言论和观点将成为舆情把控的难点和重点。这就要求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应对机制，既要调动各级官方媒体发挥主战场作用，又要团结社会草根力量；既要从正面应对，又要从发声，确保每场舆情“战役”都在可控氛围。这就需要管理者具有专业水平和博大的知识面，更需要有系统的一整套舆情应对机制和管理方式来积极应对多变的民情与社情，更好地引导社会舆论，有效推动龙港城镇化试点工作。
二、当前龙港传统舆情应对的方式和做法
近年来，龙港镇通过自身努力，已初步构建了网络舆情的应对机制和应急响应、舆情处置等机制，并且在工作中收到了显著的效果。无论从政府响应、信息透明度、政府公信力三项常规指标和恢复秩序、动态反应、官员问责等方面都有了些成功经验，尤其在舆情应对处置能力方面，比一般乡镇要强得多。笔者认为，龙港镇在舆情发展过程中有这样诸多特点存在，值得我们去总结和发现。
（一）龙港现状舆情应对方式
龙港镇当前在舆情应对过程中，还是比较被动，作为最基层政府机构，没有支配媒体资源的能力，发生突发事件后，主要靠协调机制，争取上级媒体的理解与支持，然后由县级外宣部门给予把关和协调，才能化解一些危机。如果沟通过程中没能形成默契，很难形成一致的舆情应对方法，很难取得舆情处置的成功。
一是“突发”情况尤为突出和明显。龙港虽为一个镇级体制，但又具有特大镇的庞大体量，各项指标都超出了城镇的范围，尤其在日常城市管理过程中，突发事情一般在暴发之前具有“无征兆、无准备”的特点。一条普通新闻或者一些基础声音没能畅通上达，群众还是会以比较简单的方式来无理取闹。一些局部现象、个别言论，一旦被散发、传播，可在极短的时间内传遍、发酵、蔓延，极有可能在短时间内发展成为“焦点”事件，甚至演变为全国都有影响性的事件。
二是龙港受“关注度”高。作为改革的先行者，龙港一直是改革的产物，改革的声音不断，龙港知名度也不断升温。龙港凭借着“中国第一农民城”这一金字招牌，深受国内外媒体记者的关注和竞相报道，再加上作为当前全国两个“镇改市”试点镇之一，龙港更是新闻中的主角，焦点中的焦点。备受关注的龙港，每一步发展，都会是媒体聚光对象。
三是负面事件可控难度大。“u艚泮河聚集事件”、“白沙变电项目进场”等重大负面舆情，无论起因如何，由于没有及时有效控制和应对舆情，最终均是形成对龙港镇政府指责与批评的舆论。由于网络的虚拟性和隐匿性等特点，无序性的网络舆论纷纷传播，给一些不正当观点有机可乘，歪曲事实，不实、缺乏证据的一些消息满天飞，以至各大媒体纷至沓来，驻扎龙港采访，给事态增加了被动，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也给一些老百姓造成误解，给龙港的各项工作带来极大影响。
分析龙港当前舆情，重点还是三年的“镇改市”试点，这是龙港人民茶余饭后谈论的热点，也是龙港当地网络媒体最为热门的话题，从未间断。为此，龙港镇也对此做出积极响应，尤其在去年刚争取到试点名额后，群众对试点积极性高，反应强烈，急需获取最新消息，尤其缺乏信息渠道。没有保持试点信息的畅通与及时，让许多老百姓产生了误会，认为龙港的试点受到阻挠，无法进行。最终在县、镇两级政府的积极应对下，才化解大家的不理解，平复大家激扬的心理。这也揭露了龙港当前舆情应对方式的粗放和心有余而力不足。作为一个镇级体制，龙港在应对舆情变化上还是有所欠缺，值得继续培养和助力引导发展。
（二）龙港当前舆情应对的主要做法
当前，龙港一旦发生舆情应急，由有关领导下达舆情应对指令。宣传办接到指令后，立即组织人员赶赴现场，了解具体情况，并且形成具体应对文案和报道方式。由县、镇两级媒体和网络大V进行传播和信息互动，尽快赢得舆情传播渠道的速度和时间，争取把政府的声音传出去，把虚假消息、夸大不实信息给予有效控制。
（三）龙港现状舆情应对场域惯习的确立
近年来，龙港镇也做了大量的实践探索，尤其在舆情应对方式上，加以创新，逐步形成了独具龙港特色的舆情应对方式，从理论上形成了龙港舆情应对的场域惯习特点，也确立了龙港舆情新的工作方式、方法，走出了一套与众不同的上下联动、官方与草根共互动的舆情应对新举措，吻合龙港发展实际要求，更贴近龙港当前舆情工作的主动性。
惯习、场域和资本是布尔迪尔实践理论的三个核心观念，其中场域是其社会学中对空间的关键喻。场域是指商品、服务、知识或社会地位以及竞争性位置的生产、流通与挪用的领域，场域被视为一个围绕特定的资本类型或资本组合而组织的结构化空间。[2]场域的主要特征是一个充满斗争的领域，竞争的目的是占有资源和相对优势的地位；场域是由处统治地位与被统治地位的主体组成的结构性空间，这种结构的形成建立在资本的基础上；无论是处统治地位还是被统治地位的主体，在场域都要遵循特定的规则进行斗争；场域的构建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自身的内在发展机制实现的。
在舆情演变过程中，一些大V或策划者，无非是从利益角度出发，通过舆情塑造来达到自己或一部分人的利益，以大家喜欢的视角来吸引消费者，从而实现自己对信息资源场内资源的占有。该场域中，竞争的目的是对用户资源最大程度的占有，进而将用户资源转化为经济利益。竞争是以信息竞争为核心的，信息的可读性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在信息场域所处地位的优劣，龙港镇就要凭借其雄厚的资源掌控力量在该场域中处于控制地位。随着网络舆情的迅猛发展，龙港镇的管控能力面临挑战，进而引发了管控不力危机。为此，要想赢得场域信息战的胜利，龙港镇要在财力、人力方面加大投入，努力实现与龙港社会发展同步的舆情管控新举措。
三、龙港舆情应对管理当前碰到的困境
（一）舆情应对这一新事物、新常态使转型中的镇级政府在应对方面措手不及
龙港镇当前在处置舆情过程中，主要依靠宣传办3名干部的力量，平时他们还要处理大量宣传思想工作、文明创建、官方媒体、信息组织、文化礼堂建设等各类重要工作。在严重人手不足的情况下，他们基本无暇顾及日常的舆情监控。当前，龙港镇把这一任务落实到龙港网站，与龙港应急领导小组下的信息安全实现并网管理，如果遇到突发事件，龙港宣传办就只能借助龙港镇级媒体人员的资源共享，协助做好舆情应对。虽然龙港形成了一套管理体制，但是在碰到重大事情时，舆情管控还是非常困难的，尤其在信息速度、资源整合等方面，都存在欠缺。这与体制、舆情应急快速反应等都有十分重要的关联。处理好这些困境，要发扬龙港锐利改革的探索精神，积极研究和实践，这样才能发挥好城镇化带来的龙港舆情应对的创新发展新路子。
（二）龙港镇在舆情应对方面面临缺乏组织保证、人员紧缺、经费不足等困境
没有专职的舆情应对处置人员和信息监控人员是龙港当前城镇化试点下舆情管控的最大难点，而且龙港没有相应的舆情应对机构，宣传办顶多充当“救火队员”的角色，没能形成合力。工作中缺乏相关经费也是最为头痛的事情，在处置过程中，很难争取安排相关经费，给龙港的舆情应对增加了难度系数，也成为了困扰舆情发展的“绊脚石”。
四、龙港舆情应对的价值分析
随着龙港新型城镇化试点的全面铺开，大部分龙港人会把关注的焦点放在试点的核心――工作推进程度上，老百姓的求知欲望尤显更加迫切。民众需要了解试点工作的透明度，需要信息的快速传递，更希望通过当前微平台快速了解龙港试点的方方面面。一旦信息机制不完善，跟不上民众的需求，就会有不和谐声音发出。一些不满情绪不断积累、任其发展，将促使矛盾升级，甚至引发群体聚焦等危机，直到舆论发酵的顶峰，难以控制。
当前，龙港镇已经高度重视舆情应对工作，充分发挥舆论引导力度，保持言论畅通，积极互动，把舆情应对工作抓在前、引导在前、沟通在前，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化解了一批事关龙港发展的热点问题，赢得了民众的支持声。同时，龙港各主要领导十分重视舆情工作，多次与网络达人座谈，邀请他们监督政府的环境整治、消防安全、精神文明建设等工作，保持渠道畅通，让网络等渠道成为政府倾听民声、了解民意的重要渠道，甚至成为决策参考。经过分析，笔者认为积极做好龙港舆情应对工作，有以下几点重要价值值得总结：
（一）舆情应对管理是龙港新型城镇化试点工作成功与否的首要条件，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价值
在当前的研究中，我们发现舆情应对是龙港新型城镇化试点工作中急需解决的改革问题，是龙港各项改革工作的“排头兵”，这一工作的提前介入研究，有助于龙港在国家新型城镇化试点下，率先夺得“话语权”，也为龙港在今后的试点工作中，赢得宣传主动权。舆情应对管理从龙港发展的过去到现在，乃至今后未来将持续存在，也将一直对中国的城镇化改革工作发挥自己的影响。对于它的研究是中国城镇化发展研究的题中之义，特别在当前理论界对新型城镇化下舆情应对管理研究尚比较薄弱的情况下，尤其显得可贵。
（二）新型城镇化试点下，加快龙港舆情应对管理研究是一个非常好的创新价值
首先，这是一个全新的尝试。其次，在城镇化背景下舆情应对管理的价值分析中，可以很清晰地观察国家战略下舆情应对所发生的内在逻辑变化。很好地解释各种舆情管理出现的问题，有助于我们找到解决问题的对策。如果这一研究成果运用到龙港试点工作中来，将是龙港新型城镇化试点工作中的又一亮点，也是龙港试点工作中最具有创新的价值所在。
（三）对龙港舆情应对模式的观察较有实践意义，将更具有改革实践价值
随着龙港国家新型城镇化试点工作全面推进和深化，龙港舆情管理工作在龙港改革与发展过程中，也从早期单纯、盲目、被动的局面逐渐转型，目前正处于改革和发展进步当中。对其进行深入的观察，得出对国家战略下未来重构的判断，对于其他地方是一个有益的启示。尤其龙港作为一个全国新型城镇化试点镇，在许多方面都具有典型意义。
所以综上所述，加快龙港国家新型城镇化试点工作下舆情应对的管理，是改革所需，更是龙港发展所需。它不仅具有可操作性的实际价值，更有远期的推广、复制价值；不但有超强的创新价值，更具有时代背景的区域改革典范的实践价值。浙江省委常委、温州市委书记陈一新在调研龙港国家新型城镇化试点工作时就指出：“要重视试点工作的舆情管控工作。在全国关注龙港的同时，要发出一种的官方声音，这样有利于龙港的试点开展，才能确保龙港试点工作成功的首要条件。”
五、国家新型城镇化试点下龙港舆情应对策略及对策
（一）高度重视舆情工作，让舆情管理成为龙港试点工作的新亮点
龙港全镇上下都要充分认识舆情应对城镇化试点工作的重要性。要把舆情管理作为政府与民沟通和交流的重要渠道，加以引导，加以规范，让舆情应对在构建和谐社会、推进龙港新型城镇化试点建设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龙港各部门、社区要立足当前形势，从国家新型城镇化试点的高度，更高视野、更大范围来分析和研究肩负的使命和责任，[3]要充分认识到舆情应对是龙港推动城镇化试点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龙港“镇改市”建设与发展的重要载体，是促进透明政府，加快信息公开，密切党和政府与老百姓间的关系，扩大交流，争取相互理解、相互支持的重要平台依托。舆情应对工作得力与否，不仅关系到龙港各项工作能否取得预期成果，而且关系到人民群众对整个政府工作的满意度，更关系到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因此，各部门、社区要充分把握舆情应对工作的特殊性，主动将舆情应对工作纳入到各时期核心工作中，精心组织，周密部署，切实抓好、抓实、抓出成效。同时，要建立健全舆情应对的考核制度，严格责任追究，切实把舆情应对工作任务落到实处。
（二）不断完善健全机制，让舆情管理成为常态化下龙港发展的平衡器
一是要做好政府信息制度。根据以往案例来看，社会上的突发事件一旦发生，一般在1小时后就可在网上出现，而且微博、微信速度更快，跟帖和留言讨论就很多人，不到半小时内可以成为热帖。在这过程中，政府及时相关信息很重要，它可以截住各种谣言的蔓延。只有保持信息的畅通，及时事件的进展和真相，快速化解公众的好奇心，才能让谣言不会有机可乘。同时，政府及时利用自己管控的主流媒体、主流网络平台公布有效的信息，就会赢得舆论主导的先机，赢得整场舆论引导行动的主动权。因此，要建立公开透明、及时有效的政府信息制度，第一时间权威信息，及时发出正面声音，做到关键时候不“失语”，使“谣言止于事实”。[4]二是网络舆情管理队伍培训机制要跟上发展步伐。龙港镇当前要建立健全舆情应对人员的媒体应对技能培训机制。实践中，部分工作人员对媒体采访存在着无知、紧张、恐惧等心理，缺乏与新闻媒体记者的沟通技巧，而部分舆情的发生又恰恰是由于一线工作人员应对媒体方式不当、言论不妥，经各类媒体反复转载与概念性放大而产生不良影响。因此，对一线工作人员，特别是窗口服务人员的媒体公关培训尤为迫切与亟须。龙港镇要定期组织一线工作人员开展媒体公关培训，聘请相关专家传授实战技巧，针对社会舆情的新趋势、新特点进行针对性的培训，不断提高工作人员的媒体应对能力。三是要形成横向、上下联动的信息资源共享机制。要加强与温州市及周边地区的信息互动沟通联系，努力形成纵向到底、横向到边、覆盖广泛、渠道畅通的舆情信息网络。通过相互通报，共享网络信息资源，提高不良网络舆情发现效率。通过相互交流，学习先进的网络舆情处置工作经验，提高网络舆情处置工作水平。四是与各级主流媒体、草根力量保持互动机制。要进一步加强与各大主流媒体的沟通联系与合作，形成良好的互动机制。通过加强“信息互通、活动共推、问题共解”的原则，及时让主流媒体充当舆情应对的“主力军”，让媒体与草根力量帮助政府发声，帮助政府及时传播正面消息，通过强大的信息互助网络击退一些谣言。[5]
（三）强化推进文明建设，重点把网民道德教育摆在首要任务
当前，公众只要一个手机，可以接受来自全球的信息内容，大数据时代，信息在快速地传播和被接受。龙港作为经济发展最前沿、信息高度文明但又年轻的城市，许多从农村聚集而来的人们，无论从文明意识和文化素质，都离城市居民有一定的差距，特别是大多数人喜欢看热闹，对一些小道消息尤为关注，而且喜欢传播和谈论，这也让一些不实信息有了可乘之机，经过人们的一再传播和夸大，很容易歪曲事实。为此，龙港镇在大力推进文明进程的过程中，要把网民的素质和道德教育作为重要任务来抓，必须加强网民的网络伦理道德教育，培养成熟、有责任心的网民，营造良好的网络道德氛围。要充分发挥社会各界力量，利用政府网站、电视台、报纸等各种媒体大力宣传互联网络荣辱观。积极开展文明上网道德规范教育活动，全力推进文明上网工程建设，促进网民特别是青少年文明上网，绿色上网，实现网民自律。要引导网民正确使用互联网，正确分析、理性对待网上信息，树立积极向上、求知好学的上网风尚，形成独立自觉的判断、选择能力，使网络文化市场真正成为传播先进文化、塑造美好心灵、弘扬社会正气、普及科技知识、倡导科学精神的文化阵地。
（四）加快官方媒体“阵地”建设，关键时刻要有冲得上去的队伍帮助化解危机
作为现有的镇级体制，龙港的媒体发展还是走在前头，拥有镇级的电视台、网站、报纸、官方微博、微信等平台，而且在为龙港的宣传工作中，充当了重要力量，无论在业务素质和选题报道等方面都能根据政府的部署有序开展，一直受到大家的好评，成了政府与百姓间的重要桥梁。当前，这三家媒体平台是龙港本地老百姓最关注的平台，也是最为信赖的信息主渠道。因为龙港的信息有区域特点，所以本土媒体力量不可小觑。化解区域舆论危机，身边的信息平台有优势和先导能力，成为政府舆论管理中，不可或缺的主要帮手。但是随着龙港“镇改市”的实施，龙港镇要按照市级的标准和体量来设计、整合龙港媒体力量，不能各自为战，要在宣传和舆论氛围打造上赢得主动，就需要对本地的媒体进行全面改革，整合资源力量，组建一支既精简又精干的新闻队伍，最大力度地把电视、网站、报纸等资源整合在一起，在关键的舆情应对中，成为冲锋在前的“先头部队”；在“舆论战”中，能有力地打出第一拳。
六、结论
当前，龙港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试点工作已经全面铺开，龙港“镇改市”的步伐正在加速。未来的龙港，将以更大的改革力度和勇气，走在全国新型城镇化试点的队伍前列。用活试点政策，全面活跃舆情氛围，为龙港改革试点增添“正气”和“正能量”是试点工作要求所需，是龙港改革所需，是龙港老百姓凝聚精气神所需。加快对龙港当下舆情改革和扶持力度，十分有必要。这是龙港赢得试点成功的先决条件，也争取到了最关键的发声权。我们有理由相信，舆情应对的成功与否将积极影响龙港试点的进程，要做好龙港新型城镇化试点下的舆情应对工作，为龙港试点摇旗呐喊，为龙港的改革发展吹响“集结号”。
（作者单位为龙港镇人民政府）
参考文献
[1] 刘毅.网络舆情研究概论[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
[2] 戴维・斯沃茨（美）.文化与权力：布尔迪尔的社会学[M].陶东风，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2：136.
[3] 蒲红果.说什么 怎么说――网络舆论引导与舆情应对[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3.
[4] 颜如春.现代政府形象管理[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4.
新型城镇化试点范文第6篇
近年来，陇南市积极推动电子商务发展，势头良好、成效初显。刘伟平实地察看了“淘宝中国-陇南馆”线上线下筹备和建设情况，并到成县索池乡大草湾村详细了解了网店运行和经营情况。他说，电子商务作为新兴业态，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各级政府要不断开阔思路，积极主动探索研究电子商务的运行模式，科学有序推进电子商务发展，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要通过发展电子商务，带动种植业、加工业和包装、仓储、物流等相关产业的发展，真正把当地的资源优势变成产业优势，促进就业增加、农民增收，扩大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培植更多税源。
在成县、康县和徽县，刘伟平围绕精准扶贫、新型城镇化建设试点和惠民政策的落实进行了深入调研。他走进田间地头、农家小院、村卫生室、老人日间照料中心，与群众和基层干部进行面对面交流，听取大家对进一步加快发展、扶贫攻坚、改善民生的意见建议。
刘伟平指出，扶贫攻坚是硬任务，必须抓紧抓好抓出成效，为甘肃省实现与全国一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坚实基础。当前，要吃透中央精神，消化国家政策，深入实施“1236”扶贫攻坚行动，科学推进精准扶贫，定点消除贫困。一要精准识别，做好摸底调查工作，准确掌握贫困人口分布及致贫原因，并建档立卡。二要精准帮扶，针对贫困户的实际，制定帮扶计划，做到因户施策，项目到户。对已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纳入低保范围，充分发挥低保政策的兜底保障作用。三要精准管理，加快建设扶贫信息平台，建立有进有退的动态管理机制，有序消除贫困人口。四要精准考核，建立科学的考核办法，促进精准扶贫取得实效。同时，要坚定不移地加快农村公路、人饮工程项目建设，做好产业扶贫和科技扶贫，改善农村环境，为精准扶贫提供有力保障。
在成县小川镇调研新型城镇化建设试点时，刘伟平强调，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用足用好政策，突出规划引领、产业支撑和辐射功能，立足本地资源优势，制定好总体规划和交通、产业、社会服务网络等专项规划，谋划好特色优势产业发展，拓宽资金筹措渠道，为后续建设提供资金保障。要调动群众参与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努力探索具有地方特色的新型城镇化路子，为全省新型城镇化建设作出示范。
新型城镇化试点范文第7篇
新型城镇化是综合性系统工程
国家发改委、中央编办等11个部门最近联合印发了《关于开展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工作的通知》，首次提到“新型城镇化是综合性的系统工程”，并明确了五项试点任务。
其中，首要任务是建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要求在明确成本承担主体和支出责任的基础上，将“实施差别化的落户政策”细化为“城镇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与居住年限挂钩”。同时将“财政转移支付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并明确“建设用地指标”与“落户数量”挂钩。
此外，《通知》还明确了“建立多元化可持续的城镇化投融资机制”、“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在前期“强镇扩权”试点的基础上建立行政管理创新和行政成本降低的设市模式，以及“综合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等四项任务。
《通知》是对3月份出台的《国家新型城镇化发展规划（2014-2020年）》的细化和落实，以求进一步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深化和规范前期地方探索，推动经验的复制和推广。
国务院通过企业信息公示条例
推动构建公平竞争市场环境
7月23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草案）》，推动构建公平竞争市场环境。
《条例》要求建立反映企业基本经营状况的年度报告公示制度，即时公布股东出资、股权变更等信用信息，有关部门要对公示信息进行抽查。根据《条例》，将设立经营异常企业名录和严重违法企业名单制度，对不按时公示或隐瞒情况、弄虚作假的企业采取信用约束措施，在政府采购、工程招投标、国有土地出让等工作中依法予以限制或禁入。
《条例》还要求建立部门间互联共享信息平台，运用大数据等手段提升监管水平。对不守法、不诚信行为“广而告之”，让违法企业一处违规、处处受限。
《条例》是为配合工商登记制度改革、废除企业年检制度、大力取消事前审批而推出的配套措施，是改变行政审批，通过建立透明诚信市场秩序规范市场行为的法律保障。
央行拟借鉴台湾地区农村金融模式
试点范围可能以县或村为基本单位
望智库获悉，在央行副行长刘士余的带领下，近日多位央行人士前往台湾考察农村金融发展现状，与岛内金融监管机构和相关农会人士进行了座谈。目前，央行正在探讨局部借鉴台湾地区农会模式，在大陆逐步试点推广。
据悉，台湾农会模式的可借鉴之处包括：一方面台湾金融监管机构能够实现对银行、证券、保险三者高效率的协调监管；另一方面农会会员的会员费、存款等资金都由“农业金库”保存和支配，且“农业金库”还同时具备商业银行职能，能将存量资金进行资金运作，提高农民资产收益。
据了解，央行拟推行的试点范围可能以县或村为基本单位。拟试点成立的类农会组织，将从集合与管理大中型农户开始，借鉴台湾地区农会只对本会会员存贷款的特点，避免风险向正规金融机构蔓延。此外，其涉农金融机构的监管，将由央行与银监会协商界定。
相关模式的试点将进一步改善农村金融服务环境，加大对“三农”的金融支持力度，推动现代农村金融制度的建立。
新版盐改方案有望年内出台
列出了落实盐改计划的时间表
望智库获悉，国家发改委会同工信部对盐业体制改革进行了相关调研，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新版《盐业体制改革方案（征求意见稿）》。目前有关部委正在对《方案》进行论证、商讨，有望在征求各方意见后，于年内正式颁布。
有关食盐专营改革的时间表，《方案》提出，第一阶段自下发之日起到2015年底，抓紧研究制定食盐准入条件、食盐储备、财政补贴、市场监管等政策措施，完善修改有关法规；第二阶段从2016年起，废止盐业专营有关规定，取消食盐生产调拨计划管理，允许现有食盐定点企业进入流通市场，允许食盐生产经营企业跨区域经营，放开所有盐产品价格，放开小工业盐等其他用盐的经营；第三阶段从2017年开始，获得许可的企业开始从事相应的生产经营活动，盐业全面按照新的生产流通体制运行。
这是十多年来针对食盐专营体制改革的第七轮方案，此前改革因各方利益相争，始终未能毕其功于一役。
浙拟投资上千亿建设16个铁路项目
正在制订新的铁路建设计划
望智库近日获悉，浙江省正在制订新的铁路建设计划，名为“八八计划”，争取在2020年前建成16个铁路项目。
这16个铁路项目在浙江省内总里程约1500公里，其中改造既有线路144公里，8条为中国铁路总公司主导建设，由中铁总和浙江省共同投资，另外8条由浙江省主导建设。由浙江省主导建设的铁路，主要由省市共同投资，省投资平台浙江省铁路投资集团公司相对控股，项目总投资约1350亿元。
“八八计划”项目遍及浙江省除舟山以外的大部分县市区，预计年均需投资200亿元。为吸引社会资本投资铁路建设，浙江省正在研究铁路发展基金方案，近期即将出台。
地方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如何既能吸引民间资金，又能控制风险，需要认真考虑。
金融租赁公司管理新规出台
鼓励在特定领域做专做强
银监会根据《金融租赁公司管理办法》，结合国内金融租赁公司实际，近日制定了《金融租赁公司专业子公司管理暂行规定》，允许专业子公司在境外设立项目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
《规定》有三大特点，一是突出机构专业化，鼓励在特定领域做专做强，允许金融租赁公司在飞机、船舶等特定业务领域设立专业化租赁子公司，进一步推动相关租赁业务的专业化经营管理水平，引导金融租赁公司专业化发展；二是促进业务运营市场化，增强竞争力，借鉴国际通用的飞机、船舶租赁业务模式，允许专业子公司在境外设立项目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提升金融租赁公司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三是强调并表监管，明确金融租赁公司专业子公司为持牌的金融机构，具有独立法人性质，通过并表监管，强化对境内专业子公司自身资本充足率的监管，防控风险。
新型城镇化试点范文第8篇
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正式启动。据国家发改委等11部委在系统内部联合印发《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方案》（下称《试点方案》），江苏、安徽两省和宁波等62个城市（镇）已确定列为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地区。
根据《试点方案》，各试点要在2014年底前开始试点，并根据情况不断完善方案，到2017年各试点取得阶段性成果，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2018～2020年，逐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试点地区的成功经验。
《试点方案》提出了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的五大主要任务，包括，建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建立多元化可持续的城镇化投融资机制，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探索建立行政管理创新和行政成本降低的新型管理模式，综合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创新。
近日，国家发改委等11部委在系统内部联合印发《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方案》（下称《试点方案》），圈定安徽、江苏两个省级试点，宁波、大连和青岛三个计划单列市试点，石家庄、长春、哈尔滨、武汉、长沙、广州和重庆主城九区七个省会城市试点。
2014年9月16日，国务院总理主持召开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试点工作座谈会，会议确定新型城镇化建设从省、市、县、镇不同层级、东中西不同区域共62个地方开展试点，并以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为重点。
根据《试点方案》，各试点要在2014年底前开始试点，并根据情况不断完善方案，到2017年各试点取得阶段性成果，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2018～2020年，逐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试点地区的成功经验。
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在2015年全国发展和改革工作会议上透露，在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之外，国家还将推进中小城市综合改革试点。“在发改委内部，城镇化综合试点由发展规划司牵头，中小城市综合改革试点由体改司牵头。”发改委的一位官员对记者介绍。
据悉，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和中小城市综合改革试点只是落实《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下称《城镇化规划》）的诸多举措之一。目前，国家已经制定并实施《关于落实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的分工方案》，并正在落实《推进“三个1亿人”城镇化实施方案》。
62+2试点名单
2014年6月，国家发改委等11部委联合印发了《关于开展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工作的通知》（下称《通知》）。
根据《通知》，国家希望各地提出符合条件的计划单列市、省会城市、地级市、县级市、建制镇等，从不同层面选择试点地区，每个省（区、市）的报送数量原则上控制在4个以内，应包含不同层级城市（镇）。对此，各地申报热情高涨，包括湖北、甘肃等地的申报数量突破了《通知》要求的上限。
国家发改委共收到169个市、县、镇的申报方案。《试点方案》提出，综合考虑申报地区的工作基础和试点工作方案，兼顾不同区域、不同类型和不同层级城市（镇），最终确定了64个试点地区名单。
具体包括：两个省，即江苏和安徽;3个计划单列市，即宁波、大连和青岛;7个省会城市，即石家庄、长春、哈尔滨、武汉、长沙、广州和重庆主城九区;25个地级市（区、县），即北京通州区、天津蓟县、吉林省吉林市、黑龙江齐齐哈尔市、黑龙江牡丹江市、上海金山区、浙江嘉兴市、福建莆田市、江西鹰潭市、山东威海市、山东德州市、河南洛阳市、湖北孝感市、湖南株洲市、广东东莞市、广东惠州市、深圳市光明新区、广西柳州市、广西来宾市、四川泸州市、贵州安顺市、云南曲靖市、甘肃金昌市、青海海东市、宁夏固原市。
同时，试点地区还包括25个县级市（区、县），即河北定州市、河北张北县、山西介休市、内蒙古扎兰屯市、辽宁海城市、吉林延吉市、浙江义乌市、福建晋江市、江西樟树市、山东郓城县、河南禹州市、河南新郑市、河南兰考县、湖北仙桃市、湖北宜城市、湖南资兴市、海南儋州市、四川阆中县、贵州都匀市、云南大理市、日喀则市桑珠孜区、陕西高陵县、青海格尔木市、新疆伊宁市、新疆阿拉尔市;2个建制镇，即浙江苍南县龙港镇和吉林安图县二道白河镇。
“入选的两个省级试点，主要是因为它们工作基础相对较好，积极性比较高，试点愿望比较强。其中，安徽是国家开发银行在全国第一个金融支持城镇化试点省份，双方正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开发园区产城一体化、现代农业、保障性住房、土地整治和土地储备等领域开展合作。”发改委的前述官员对记者解释，同时镇级试点也只有两个，这是因为镇级试点涉及到“镇改市”的内容，而“镇改市”意味着行政区划改革和行政编制改革，需要稳妥推进。
《试点方案》提出，国家将实行改革试点进展情况年度评估报告制度，并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逐步扩大试点范围。“我们初步考虑，在对第一批64个试点进行首次进展情况年度评估之前，不会扩大试点范围。”国家发改委的一位官员对记者介绍。
试点的五大主要任务
《试点方案》提出，上述试点地区既要统筹兼顾重点试点任务，又应从本地实际出发，选择本地区亟需突破的发展和改革瓶颈，通过综合和分类改革的结合，率先实验，强力推进。
为此，《试点方案》提出了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的五大主要任务。首先，建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按照户籍制度改革要求，调整户口迁移政策，出台具体可操作的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落户标准，并向社会公布。建立居住证制度，以居住证为载体建立健全与居住年限等条件相挂钩的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机制。
11部委要求试点，建立健全由政府、企业和个人共同参与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根据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类，明确成本承担主体和支出责任。按照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原则，合理确定各级政府在教育、基本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方面的事权，建立健全城镇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分担机制。
其次，《试点方案》要求建立多元化可持续的城镇化投融资机制。把地方政府债务纳入全口径预算管理，编制公开透明的城市政府资产负债表，建立健全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制度，允许地方政府通过发债等多种方式拓宽城市建设融资渠道。依据城市规划编制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规划和融资规划，针对不同项目性质设计差别化融资模式与偿债机制。理顺市政公用产品和服务价格形成机制，放宽准入，完善监管，制定企业通过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等模式进入特许经营领域的办法，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城市公用设施投资运行。
《试点方案》提出的第三项试点内容为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具体试点工作按照中央批准的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方案实施。
2014年12月2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七次会议审议了《关于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但该意见至今尚未对外公布。
探索建立行政管理创新和行政成本降低的新型管理模式。按照城市设置与简化行政机构联动原则，在符合行政区划合理调整的前提下，选择部分有条件的地方进行撤镇设市设区试点，优化行政层级和行政区划设置，积极借鉴经济发达镇行政体制改革试点的经验，探索更加精干和高效的组织架构和行政体制。推进扩权强镇改革，促进这些镇更好地吸纳人口、增强经济实力，实现经济社会更快更好发展，充分发挥其在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示范带动作用。
对此，发改委规划司城镇化处官员邬曦曾撰文指出，把符合条件的县和建制镇设为市的过程中，探索大部门制、开发区管理模式等的横向整合，控制行政机构和人员编制，优化行政层级和区划的纵向设置，提高行政效能。赋予吸纳人口多、经济实力强的镇同人口和经济规模相适应的管理权。
最后，11部委要求试点地区综合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具体来说，鼓励试点地区从推进新型城镇化实际出发，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城乡规划编制和管理体制机制、农业现代化体制机制、城市“多规融合”制度、城市生态文明制度、城市社会治理体系以及新型城镇化标准体系建设和创新城市、智慧城市、低碳城市、人文城市建设等方面开展多种改革探索。
试点配套政策待出
“为了推动试点的开展，国家也将出台相关的配套政策，目前已经明确的主要有两项，一是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方案，二是财政转移支付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的具体办法。”发改委前述官员对记者介绍。
《试点方案》提出，要完善转移支付办法，建立财政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中央和省级财政安排转移支付时要考虑常住人口。省级政府举债使用方向要向试点地区倾斜。国家开发银行要发挥金融支持作用，运用信贷等多种手段支持城市基础设施、棚户区改造等工程建设。鼓励公共基金、保险资金等参与具有稳定收益的城市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和运营。
此外，国家发改委将对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工作进行跟踪监督，开展年度评估考核，建立试点动态淘汰机制。
新型城镇化试点范文第9篇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 融资模式 PPP 政府购买
2014年6月，国家发改委等11部委联合下发《关于开展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工作的通知》，要求选择符合条件的不同层级市、镇作为试点。12月29日，国家发改委等11个部委正式发文将XX市纳入国家新型城镇化试点，该市成为25个全国地级市试点之一，同时也是贵州省唯一的国家新型城镇化地级市试点。依托国家试点战略部署和自身特色与优势，XX市积极探索新型城镇化道路，确定了其开展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的总体目标，即以破解投融资机制难题为突破口，建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有序启动城乡一体化、行政区划、多规融合等领域改革，着力消除制约城镇化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构建有利于新型城镇化健康发展的政策和制度体系。
一、城镇化融资存在的问题
长期以来，XX市政府一直依赖政府性融资平台作为城镇化建设的融资主体，缺乏通过市场化方式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城镇化建设的有效手段。绝大多数公共服务设施和产品是由政府信用为担保的融资平台来筹集资金建设，并由政府主导资金的投入方向。因此，该市城镇化融资存在以下几点问题：
（一）城镇化建设投融资主体单一
政府承担着该市城镇化建设投资的主要责任和义务，没有形成投资多元化局面，基础设施建设过度依赖政府的支持，在管理和运营方面，受到政府的影响大，约束机制弱。
（二）政府财力有限，投入资金严重不足
政府可用财力无法满足需要巨额资金的城镇化建设，当前推进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主要依托以地方政府信用担保成立的投融资平台公司，在当前中央政府出台政策规范政府债务管理的背景下，平台公司融资能力将进一步弱化。
（三）城镇化建设资金渠道狭窄
该市城镇化固定资产投资资金的来源主要是政府和银行，市场机制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其它市场主体的资金难以进入城镇基础设施建设领域。
（四）城镇化融资过度依赖土地财政
2013年政府性基金收入占全市地方综合财力的比重为36.83%、占市本级地方综合财力的比重为63.84%，土地出让金已经超过市本级公共财政收入的一半，形成了政府预算外收入的主要来源。土地出让收入作为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具有不可持续性。
二、项目分类及相应的融资模式分析
对XX市新型城镇化建设项目进行分类梳理，将主要由政府引导的项目分为“城市重大基础设施、城乡统筹、公共服务”三大板块。其中，城市重大基础设施板块包括棚改、城市道路、保障房（非棚改）、污垃水等市政工程投资，城乡统筹板块主要为旅游类投资，公共服务板块包括文化设施、体育场馆投资。针对上面提出的城镇化融资存在的问题，本文将分别对各类项目的融资模式进行分析，研究探索可复制、可推广、可持续的融资新模式。
（一）城市重大基础设施
1.棚户区改造。XX市棚户区改造可以通过“三统一”或政府采购模式开展。
采用“三统一”模式支持棚户区改造，可由某省级投融资主体统筹融资，政府财政资金作为项目资本金，以差额补助协议项下权益质押，还款来源为该市在财政预算中统筹安排的棚户区改造工程还款资金。（具体操作模式见图1）
图1 棚户区改造项目融资模式
采用政府采购模式支持棚户区改造，融资主体可为承接政府采购项目的供应商、市场化主体或市场化主体与政府共同出资组建PPP项目公司，其中由市场化主体出资比例高于50%。公司自有资金作为项目资本金，依托借款人自有资产和权益以及项目自身资源质押或抵押。还款来源依靠《政府采购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资金及借款人综合收益。（具体操作模式见图2）
图2 政府采购融资模式
2.城市道路。由于城市道路项目本身无收益，宜采用政府采购模式建设，具体操作模式见图2。融资主体由市场化主体负责建设，项目资本金来源主要为公司自有资金，依托借款人自有资产和权益以及项目自身资源质押、抵押或第三方提供担保（筹资方式和信用结构）。还款来源依靠《政府采购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资金及借款人综合收益。可考虑将无收益的道路建设与有收益的周边土地综合开发相结合，减少财政资金出资压力。
3.污垃水等市政工程。污垃水等市政工程项目是国家推进PPP模式的重点领域之一，由于项目本身有收益，可采用PPP模式建设。融资主体可由市场化主体或市场化主体与政府共同出资组建PPP项目公司，其中由市场化主体出资比例高于50%。项目资本金由项目公司筹集，依托项目项下收费权质押或者母公司担保等方式构建信用结构，并可通过加强与省再担保公司合作，由省再担保公司全额或部分担保的方式构建信用结构（筹资方式和信用结构），还款来源为水费、排污费等收费和列入财政预算的政府付费及财政补贴。可将该市污垃水项目分类打包，引进社会资本成立对应PPP公司，统一规划和分步实施。（具体操作模式见图3）
图3 水务及污水处理项目PPP融资模式
（二）城乡统筹
重点支持以旅游为重点的城乡统筹建设，由于项目本身有收益，可采用PPP模式建设。融资主体由市场化主体与社会资本共同出资组建PPP项目公司。项目资本金来源为项目公司自有资金;信用结构为商业性开发景区的门票收费权质押、政府批准的其他收费项目的收费权质押及借款人合法享有的其他权益和收益质押等（筹资方式和信用结构）。还款来源一是景区门票收入及景区内住宿、餐饮、交通、娱乐项目等其他经营性收入;二是旅游企业综合收益;三是各种政府返还或补贴的资金等。（具体操作模式见图4）
图4 旅游项目PPP融资模式
（三）公共服务
重点支持以体育、文化和社区服务为重点的城乡统筹项目建设，由于项目本身有一定收益，可采用PPP模式建设。融资主体可由市场化主体或市场化主体与政府共同出资组建PPP项目公司，其中由市场化主体出资比例高于50%。项目资本金来源为项目公司自有资金，信用结构为项目项下经营性收费权质押、借款人合法享有的其他权益和收益质押以及资产抵押（筹资方式和信用结构）。还款来源一是学费收入、体育场馆运营收入、门票收入以及相关其他经营性收入;二是各种政府返还或补贴的资金等。（具体操作模式见图5）
图5 公共服务PPP融资模式
三、其他金融工具运用
（一）资产证券化
可探索该市著名景区收益权、资产作为基础资产，发行资产证券化产品，通过盘活存量资产积极吸引外部资金，用于偿还存量债务、新增项目资本金出资等方面。（具体操作模式见图6）
图6 资产证券化融资模式
（二）设立新型城镇化建设基金
设立新型城镇化发展基金，既可为社会资金发掘新的投资渠道，也可放大地方政府财政性资金有效缓城镇化建设资金解紧缺的压力。基金定位于市场化引导基金，重点投向新型城镇化建设相关领域土地一级和二级开发、重点基础设施、棚户区改造以及以旅游项目为支撑的产城融合重点项目。基金可由政府、有关金融机构和社会资本共同成立，与社会资本共同通过PPP方式支持该市新型城镇化建设。
（三）融资租赁
售后回租类融资租赁是盘活存量固定资产的一种重要方式，通过将水务、收费公路、经营物业等资产所有权转让给租赁公司，取得相应资金用于新增新型城镇化建设项目建设。可与有关租赁公司合作，将XX市存量固定资产通过售后回租的方式盘活，获取资金用于城市道路建设等公益性项目建设或融资平台转型。（具体操作模式见图7）
图7 售后回租融资模式
（四）债券
国家发改委、银行业协会和证监会相继出台有关政策，债券发行逐步由审核制转变为注册制或备案制。XX市可抓住机遇，一是与有关证券公司合作，根据自身情况灵活设计方案，探索支持旅游、排水污水处理以及公共服务等领域的PPP项目公司通过发行项目收益债券、企业债和中期票据等市场化方式融资;二是运用国外市场和资源，探索在国外发行债券，运用国外资金解决公共服务融资渠道不足的问题。
（五）信托
借鉴信托公司参与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成功经验，探索与信托公司合作，充分利用信托公司的资金优势和专业优势，积极探索政府与有实力的信托公司组建PPP公司的方式，拓展新型城镇化融资渠道。
四、对XX市投融资政策建议
（一）加紧组织机构建设
例如在新型城镇化试点工作协调领导小组下设融资工作协调小组，统筹协调发改、财政、住建等部门推进新型城镇化试点项目融资相关事宜。同时抓紧组建XX市PPP中心，负责对接省PPP中心，加强研究国家和省级关于PPP模式的有关政策;加快制定和完善配套体制机制建设，协调推进新型城镇化试点项目PPP项目融资工作;建立PPP项目储备机制和项目库，制定PPP项目年度和中期开发计划。
（二）探索新型融资模式，丰富资金来源渠道
一是做好试点项目策划及在建项目资金保障。在建项目做好梳理和分类，统筹各类资金优先保障项目续建和收尾。已签融资合同项目，抓紧争取资金到位，确保重大项目开工建设和发挥效益。二是加快推进融资平台转型。研究编制融资平台转型发展战略规划和实施计划，加快推进完善融资平台公司转型发展为PPP项目实施主体或城市发展运营商，对供水供气、污水处理等公益性项目作为PPP项目出资方，推进PPP项目融资。三是积极争取通过省政府代为发行一般债券和专项债券。充分发挥试点优势，尽可能多争取通过省政府一般债券和专项债券的规模，并将债券资金用于存量债务置换。
（三）以存量债务甄别为契机，完善财政风险管理体系
根据《贵州省政府存量债务清理甄别方案》，做好存量债务甄别工作，为下一步存量资产化解和新增项目建设做好基础工作;采用投资补助、贴息等方式支持新型城镇化试点重点项目，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率;研究编制XX市中期财政规划、分级政府资产负债表，建立偿债率、债务率、政府投资项目债务依存度等风险指标，构建债务风险预警、应急处置机制和综合财务报告制度;建立政府债务应急处置机制和还款资金池，弥补政府负债流动性风险管理资金缺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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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胡海峰，陈世金.创新融资模式 化解新型城镇化融资困境[J].经济学动态，2014（07）：5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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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刘薇.PPP模式理论阐释及其现实例证[J].改革，2015（01）：78-89.
新型城镇化试点范文第10篇
全国政协委员、成都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副局长多央娜姆建议支持成都等城市开展新型城镇化建设试点。
多央娜姆委员认为作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成都以破解“三农”问题为突破口，以统筹城乡的思路推进城镇化建设，率先在全国将城市和农村作为整体进行一元规划、实施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和全域成都的统一户籍制度改革。在全国率先实现农民在市域范围自由迁徙，打破城乡二元体制壁垒；推动交通、通信、能源、环保等基础设施整体提升并向农村延伸，补齐城乡基础设施短板；推动城乡教育、医疗卫生、就业社保均衡发展，缩小城乡公共服务差距，成都近年来大力实施“五大兴市战略”，构建了由1个特大中心城市、7个卫星城、6个区域中心城、10个小城市、169个特色镇、约2800个农村新型社区组成的市域城镇体系。城镇化率由2000年的53.7%提升至2012年的68.4%。成都的城镇化建设是在城乡一体化发展大背景下推进的，具体做法和发展目标与新型城镇是基本一致的。这些对成都下一步推进新型城镇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多央娜姆委员说，成都区域是典型的大城市带大郊区，在中西部大城市中具有代表性。全市常住人口1417.9万人，户籍人口1173.4万人，其中中心城区建成区常住人口约670万，正由城镇化加速期向成熟期过渡。中心城市首位额度过高，缺乏大城市，中小城市发育不足。城市各区域的城镇化水平差异明显，明显是三个层次，中心城区类似沿海地区，城镇化率达96.7%；近郊区类似中部，城镇化率为49.8%；远郊区是典型西部，城镇化率只有34.3%。土地城镇化明显快于人口城镇化，在城市建成区快速扩张的同时，城市拓展区居民入住率低。人口分布不合理，中心城区聚集了超过50%的人口，近远郊城镇人口吸纳能力明显不足。资源环境约束日益明显，土地资源日益稀缺，水、电、气等供给紧张，水、大气等环境质量不容乐观等。此外，市外转移人口融入和市民化成本分摊问题、城镇化建设资金来源问题、城市管理体制改革等都具有代表性。
作为西部特大中心城市，成都近年来吸纳了大量市外和省外人口，目前常住人口中外来人口达245万人左右。开展试点，可以为建立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土地指标与人口流入流出挂钩的利益及成本分摊机制提供借鉴和经验。成都在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将大力培育和发展大城市、中等城市和小城市，以疏解中心城市人口，吸纳人口转移，而且正在开展中小城市管理体制改革试点，可以为改革创新城市管理体制提供借鉴和经验。
此外，还可以在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分摊机制、“城市病”治理、完善市域城镇体系、建立可持续的城镇化投融资体制等方面积极探索实践，为全国全面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借鉴和经验。 责编/郝祥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