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率范文

城镇化率范文第1篇

城镇化率的概念和计算方法

城镇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产物。城镇化是一个综合性概念，不仅是一个城镇数量与规模扩大的过程，同时也是一种城镇结构和功能转变的过程。具体表现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农业人口转化为非农业人口，即人口由农村向城镇转移；农村区域的不断减少，城镇区域的不断增加；劳动力、资金等生产要素由农村向城镇聚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份额的下降及第二、第三产业份额的上升；城镇自身发展和素质的提高，即“城镇的城市化”；城镇功能对农村的辐射影响等等。从某种意义上讲，城镇化水平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城镇化水平一般用城镇化率来表示。

城镇化率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城镇人口占其总人口的百分比。

其计算公式为：

城镇化率=国家（地区）城镇人口/国家（地区）总人口×100％

中国城镇化进入加速期

依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2010年11月1日零时，全国总人口1339724852人，其中乡村人口6.74亿人，城镇6.66亿人，城镇化率为49.7％，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009年世界城镇化率为50.3%），这主要是我国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所致。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步伐明显加快。同1978年相比（见下表），中国城镇化率提高了31.8个百分点，平均每年提高接近一个百分点。“十一五”期间提高了6.7个百分点。这表明中国城镇化已经进入加速期。

未来展望：“十二五”期间，中国将由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变

城镇化率范文第2篇

新型城镇化蓬勃发展

城镇化水平明显提高

广元市城镇人口从2008年的85.3万人增加到2013年的96.2万人，5年共增加城镇人口10.9万人，城镇化率从2008年的31.2%提高到2013年的37.8%，提高了6.6个百分点，年均提高1.4个百分点。城镇化率比2012年提升1.38个百分点，在四川省排14位。

新型城镇化健康发展格局初步形成

广元市城镇体系日趋合理，初步形成了中小城市协同发展，并与产业布局相协调的城镇格局。中心城区综合实力、发展后劲和辐射带动能力得到提升，中心城市功能明显增强，人居环境显著改善，城镇综合实力和竞争力不断提升。

宜居环境让城镇生活更美好

注重建设环境友好的生态城镇，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2013年，广元市森林覆盖率54.3%，同比增长0.3个百分点。城市污水处理率81.28%，同比增长7.44个百分点。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81.53%，同比增长4.42个百分点。人均公园绿地面积16.46平方米，同比增加0.62平方米。

统筹发展实现全域城镇化

推进城乡一体的全域城镇建设，明确了以中心城区、县城、小城镇、农村社区“四点对接”的战略思路。加大对小城镇建设规划和政策支持，着力打造县域次中心。坚持把城乡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全域规划，统筹构建城乡“四位一体”空间布局、统筹推进城乡产业融合发展、统筹建设城乡基础设施“六网”工程、统筹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衡发展、统筹推进城乡一体化体制机制创新，加快了城镇化进程。近五年，广元市完成6个乡镇改街道，城镇居民委员会由2008年的209个增加到2013年的295个，增长41.2%，9万余人由乡村户籍转为城镇居民，拉动城镇化率提高4个百分点以上，现辖3区、4县，9个街道办事处和295个城镇社区居民委员会，230个乡镇和2427个村民委员会，形成了梯次鲜明、布局合理、四位一体的“金字塔”式城镇村发展体系。

城镇化问题不可忽视

城镇化水平仍然较低

2013年，广元城镇化率（37.8%）低于全国（53.73%）15.93个百分点、四川省（44.9%）7.1个百分点，在四川省21个市州中列第14位，低于首位成都（69.4%）31.6个百分点，差距明显。从2012年全面小康社会统计监测情况看城镇化率36.42%，仅实现全面小康标准的60.7%，影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从工业化发展比较看，城镇化与工业化比值为1.1，远没有达到1.4～2.5合理比值的最低值。

区域发展不均衡

广元市区域城镇化的发展水平不平衡，县区城镇化水平差距较大。2013年，利州区77.1%、青川县27.5%，差距达2.8倍。

城镇综合承载能力不足

广元城镇基础配套不完善，多数小城镇管网建设仅仅围绕人口集中的政府驻地，水、电、气、交通、通讯等管网覆盖面需进一步提升。同时，能源资源和环境压力大。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尤其粗放型的发展模式和城镇用地蔓延式扩张，城镇区域生态环境退化加快，城镇建设与资源环境矛盾将进一步凸显。

此外，小城镇产业定位不明确，产业支撑人口集聚的能力不强。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广元市户籍人口中外出人口达到98万人，占户籍人口的31.68%，按居住地登记的外来人口广元市达到32.62万人，占户籍人口的10.55%。而向城镇流动纳入常住范围的仅21.6万人，占常住总人口的8.7%，人口净流出65.4万人。

城镇化进程注重速度而忽视质量

广元城镇人口增长过程中“半城镇化”现象显现，城镇化链条中的农民工有近1/3的人尚未取得市民待遇，人口城镇化的稳定性较差。农民离开乡村到城市就业与生活，但在劳动报酬、子女教育、社会保障、住房等方面并不能与城市居民享有同等待遇，未能真正融入城市社会。

城镇化率范文第3篇

论农村改革――第69次中国改革国际论坛

2010年8月7―8日，由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共同主办，以“城乡一体化：趋势与挑战一一中国‘十二五’时期的农村改革”为主题的第69次中国改革国际论坛于海口隆重举行，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彭森，中国农业经济学会会长、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段应碧，中圆经湃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昌元，来自中央有关部委、研究机构、高等院校，各大媒体和25个省(市、自治区)，以及来自德国、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巴西、印度、韩国等国家的学者和官员共计400多人出席本次论坛，

与会专家就新阶段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和实现农民工市民化，“十二五”农村改革的重点，难点和热点进行深入探讨，专家普遍认为，“十二五”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意义重大，是实现我国发展方式转型和社会和谐稳定的重大举措。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和现实需求出发，“十二五”将是我国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关键时期，需要加快推进农村改革，建立城乡一体化的体制机制，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公平与可持续发展奠定重要基础，

本刊摘取论坛发言，供决策参考。

“目前，从统计数据上看，中国城镇化率达到46，6％。但是，中国的城镇化率实际上被大大高估了。因为在目前统计的6亿城镇人口中，包括1.5亿农民工在内，至少有2亿人并没有享受市民的权利。”

陈锡文认为，目前，随着城镇化快速推进，中国每年有数百万亩的耕地转为建设用地。但是，与“土地的城市化”相比，“人口的城市化”却进展缓慢。主要的标志是数以亿计的农民工无法享有市民的权利。

据他介绍，2005年，公安部统计的农业户籍人口为9.49亿人。但是，此后由于有13个省宣布取消农业户口，城镇人口与农业人口难以准确区分，2006年后，公安部不再公布全国农村户籍人口总量。

在他看来，近年来，中国城镇化的成果到底有多大，应该有实事求是的评估。至少有一点，目前的城镇化模式，并未解决农民工市民化的问题。据他估计，2006年以来，中国新增的数千万城镇人口中，真正转为城市居民的农民工可谓凤毛麟角。

陈锡文警告，城镇化的本质是农村人口融入城市。但是，中国各地正在推进的城镇化，更多是农村土地的城市化，更多强调城市边界的扩张，更多是站在城市的角度去制定政策，而在“农民的城市化”上进展缓慢。

“在现有模式下，虽然中国城镇化率每年都在提高，但农民的数量并没有明显减少，城乡二元结构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突出的问题表现在，大量进城农民工根本没有享有市民的权利。”陈锡文指出。

近年来，一些地方强力推进村庄撤并，大量农民被迫集中上楼居住。从统计上看，农民人口减少了，但由于这些农民缺乏二三产业就业机会，集中居住不仅增加了农民的生活成本，改变了农民的生活方式，而且侵害农民的土地权利，加剧了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

陈锡文警告，在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必须保持对现有土地法规和政策的敬畏，不能以统筹城乡发展或新农村建设的名义，在农民的承包地和宅基地上打主意，意图通过村庄撤并、擅自扩大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的范围等，侵害农民的土地权利。

城镇化率范文第4篇

最近几年，中国的城镇化或者说城市化在加速，这是一个十分可喜的现象。目前，已经有超过半数的劳动力在城市中就业。但是和中国的整个经济发展一样，城镇化也存在着一个效率低下的问题：一方面，城市建设浪费的资源太多，城镇化的代价太高；另一方面，建成的城市结构不合理，运营效率低下，降低了城市工商业的竞争力和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

效率低的种种表现

从世纪之交开始，许多省级、副省级城市大量征用城市周边农民的土地，大拆大建，用“摊大饼”、平面扩张的方式推进城市化。

十几年来，国内外专家反复提出中国城市化中的效率问题，可惜这些意见似乎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而“造城运动”却从省级、副省级城市扩散到地级乃至县级城市，全国各地超豪华的酒店宾馆、办公楼、政府大厦如雨后春笋般耸立起来。这种比拼造大城的运动造成了种种消极的后果。

1、“摊大饼”式的“造城运动”极大地浪费土地资源。我国是一个土地短缺的国家，本来应该惜土如金；但是，由于政府可以以极低的代价从农村集体征用土地，土地价格的扭曲，形成了一种大量浪费土地的城市化模式。城市化的要点在于人口的城市化，土地城市化只是人口城市化必须付出的代价。但在我国，土地城市化的速度大大地超过了人口城市化的速度，土地资源的浪费十分惊人。城市居民的人均占地面积和工商业万元产值耗用的土地面积都超过发达国家许多倍。还远没有实现城市化，许多地方已经闹起了土地荒。

2、“双重二元结构”拉大了居民收入水平差距。用大量占用农民土地而不给予充分补偿的办法推进城市化，不但造成数量高达几千万的“失地农民”，使出现“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的奇怪景观，而且在城市内，也存在“伪城市化”的现象。这就是说，上亿的“农民工”虽然已经在城市中就业，但他们的身份、收入待遇和得到的公共服务都没有真正实现城市化。相当一部分城市居民并没有成为市民，只不过是暂住在城市中的农民。在这样的情况下，一方面很难提高城市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技术和效率，另一方面造成贫富分化。人们常说，我国贫富差距拉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城乡的二元结构。更深入地观察可以发现，我们这里存在的，是一种双重的二元结构：一方面是城乡之间的二元结构，另外一方面是在城市里面的二元结构。这种双重二元结构是当前贫富差距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造成社会矛盾的激化。

3、城市间缺乏专业分工，产业的空间结构恶化，城市的运营效率降低。现在许多城市用“摊大饼”的方式尽量扩大规模，把金融服务业和各种各样的制造业企业都堆放在城区里面，导致城市间的专业分工水平下降和城市本身的运营效率降低。因为专业混杂，就不能够很好地发挥同专业的集聚效应，这样就很难提高产业的运营效率。与此同时，这些大城市居民的生活半径都变得很长，有几十万、上百万的人每天都要从城外搬到城里，再从城里搬到城外，使交通拥堵成为常态。在高峰时段整个城市成了一个大停车场，汽车尾气造成的空气污染变得不能忍受的情况正在越来越多的城市发生。

城市化效率低下的原因

出现以上问题的原因，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

首先是土地产权制度的缺陷。在合作化以后，农民带着自己的土地“入社”，不能退出，土地所有权就转归集体所有，实际上掌握在基层政府的领导人手里。而城市土地根据我国现行法律则属于国家所有。在城市化的过程中，政府有权按农业产值计算的极低价格征用土地。巨大的差价由政府、开发商和其他拿到批租土地的人们分享。对于政府来说，这造成对所谓“土地财政”的依赖。对于开发商来说，价格的扭曲造成了土地使用上的极大浪费。与此同时，造成了庞大的寻租温床，使一些与土地批租和经营有关机构的官员“前腐后继”，大案要案频发。

第二是政府职能的错位。从历史源头上说，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城市都是从“市”，也就是市场交易中心发展而来的；而中国的大多数城市却是从“城”，也就是“都”（政治中心）发展而来的。

政府的职能本来应该是提供公共品并保证市场有效运作。在市场有效运作的条件下，城市的规模和产业结构会通过市场规律的作用而趋于合理化，政府只是因势利导地进行规划引导。而在政府主导“驾驭市场”的情况下，城市化不是“从下到上”地以市场发展为基础进行，而是“从上到下”地按照政府和领导的要求进行的。就像人们常说的，城市像公司，书记是它的董事长，市长是它的总经理。这样，许多官员就按照自己的意愿和自己对“城市化”的理解，运用行政权力来“经营城市”，决定城市的规模和产业结构。

第三是层级制城市结构。作为市场交易中心，所有的城市本来应该是地位平等的。城市之间只有辐射范围远近之别，而没有权力大小之分。但是我国城市的结构是层级制的。城市分成不同的行政等级，有省级城市、副省级城市、地级城市、县级城市等等。上级城市管辖下级城市，在行政主导城市化和城市等级结构的体制下，形成了一种正反馈的机制：城市规模越大，它的行政级别就越高；反过来说，行政级别越高，支配资源的权力越大。于是就出现了一种官员行为的常规，这就是尽量运用手中的权力把自己管辖城市的规模做大，然后他们就有可能晋升到更高的行政级别并拥有更大的支配资源的权力。如果说在上世纪80年代只有个别大城市存在“摊大饼”、“造大城”的问题，现在则成为一种普遍的做法。

最后是认识上的偏差。我们做研究工作的人都有责任弄清楚这些问题。比如，城市规模是不是越大越好？城市对于工商业的发展具有集聚效应，因此，城市需要有一定的规模。另一方面，城市聚集又有某些负面效应。所以，城市规模并不是越大越好。这里有一个利弊权衡的问题。由于这种权衡，在世界各国发展的过程中自然形成了城市空间结构布局的一种趋势，这就是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业，需要设立在较大的城市里。其原因是：金融业的分支繁多，包括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和一整套的支持性行业，如会计师行、律师行和金融咨询机构等等，而且这些分支行业间关系密切，有必要设在同一城市里。辐射范围越大的金融中心，从业人员的数量越多，就需要设在规模越大的城市之中。纽约、伦敦等人口上千万的巨型城市都是国际金融中心。而制造业的情况不是这样。制造业的各个行业之间是通过产品发生联系的，彼此间的联系不是那么密切。权衡利弊的结果，制造业企业设立在小城市里效率可能更高。而且制造业企业设立在小城市中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既能改善城市居民的居住环境和交通条件，又能带动周边乡村的发展。研发中心的情况也与此类似。把它们建立在小城市或大城市郊区山清水秀的地方更符合研发人员的要求。

前几年我们在苏州调研时，有人反映，苏州有个很头疼的问题，就是留不住人。好不容易从内地招来的专业人员，呆不了多久就转到上海去了。开始时，人们对发生这种情况的解释是：相比于上海，苏州城市太小，对于向往大城市文化社交生活的年轻人缺乏吸引力。我们对这种解释有些怀疑，便进行了更深入的调研。结果发现，苏州毗邻上海，只要在交通上做些改进，居民便利地享受大城市的文化社交生活是不难做到的。问题倒是发生在专业交流方面。由于苏州产业的专业化程度不足，产业分散，相同专业人员的数量就很难达到能够共同切磋技艺和通过碰撞产生新思想的临界点。在当今技术飞速进步的时代，一个人在这样的地方呆得长了，容易在学识和技术上变得落伍，所以他会寻求一个能够和同行交流的地方，使自己的学识技术能够不断求得长进。

应对措施

面对以上形势，为了提高我国城市化的效率，我认为应当采取以下措施：一是进行地产制度改革。落实农民的土地产权。二是改革财政体制，改变层级制的城市结构。三是重新界定政府的职能。政府应当集中力量办好它应该办、但现在还没有办或没有办好的事情。做好城市规划是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但是需要注意，政府在做规划的时候只能在市场趋势的指引下因势利导，而不能以长官意志取代市场或逆市场趋势而动。四是加强对世界各国城市化经验教训的研究，提高我们自己对城市化的科学认识水平。

城镇化率范文第5篇

[关键词] 新型城镇化；投资效率；资本配置；投融资平台

[中图分类号] F299.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1-0037（2015）04-27-5

Abstract：Henan province speeds up the urban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makes efforts to build a virtuous circle of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mechanism of urbanization. Under this social background， this paper measured the capital allocation efficiency in urbanization investment based on Jeffrey Wurgler’s capital allocation efficiency model from three aspects of provincial， regional， municipal level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in general， the capital allocation new urbanization in Henan Province is efficient， but the efficiency is not very high. At the regional level， although the Zhongyuan urban agglomeration is the center of Henan’s urbanization， its allocation efficiency is the lowest. The differences of the capital allocation efficiency of urbanization in different regions are also obvious. This paper’s results provide an important reference for the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of new urbanization in Henan Province.

Key words：new urbanization； investment efficiency； capital allocation；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platform

1 引言

中原经济区上升为国家战略，为河南省推动城镇化提供了重要战略机遇，然而河南省的城镇化水平还相对较低，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城镇化率为53.73%，而河南省城镇化率只有43.8%，远低于国家的平均水平，与沿海发达地区的差距更大。河南省新型城镇化建设任重道远，当前，河南省城镇化和基础设施建设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缺乏资金，建设新型城镇化，加快形成统筹城乡发展的一体化格局，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

城镇化建设涵盖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提供等，包括城市供水、排水系统、城市交通设施、河道河堤等等，这些建设项目可以分为经营性、准经营性和非经营性项目三类。对于那些经营性、准经营性项目，政府通过采取多种措施，吸引民间资本参与，形成了政府投资与民间资本良性发展的局面；非经营性项目，社会资本不愿参与，同时也面临着制度障碍，这就要求地方政府成为投融资的主体，事实上，过去几年来，河南省已经建立起省、市、县三级投融资平台体系，政府投融资平台的主要职能是从事相关领域的基础设施和相关产业的投融资。

事实上，近年来伴随着我国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升，有关城镇化的研究成为学界关注焦点，尤其是城镇化投融资的效率方面，通过梳理文献，我们可以看出，现有文献大致分为如下三类。一是从资本产出的角度来衡量投资效率。如康梅和冯英俊（2007）[1]、孙慧和王媛（2008）[2]；二是利用增量资本产出率、投资弹性系数等来衡量投资效率。如莉（2011）、俞天贵（2011）[3]等人。二是从资本配置的角度来衡量投资效率，该视角是以Jeffrey Wurgler（2000）[4]的资本配置效率测度模型为基础，通过研究资本是否流入（流出）以及有多少流入（流出）高成长性（低成长性）行业，以此来衡量资本配置效率的高低。国内文献有潘文卿和张伟（2003）[5]、许开国（2009）[6]、许可等人（2011）。三是依据具体研究对象，构建综合指标来衡量投资效率。这类文献有李嘉荣（2007）[7]、冯艳彬（2010）、张晓瑞和王振波（2012）[8]等。上述文献为本文研究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文献参考，本文以河南省为例，基于Jeffrey Wurgler模型，从省份、区域及地市等三个视角来深入探讨城镇化投资效率，得出了十分重要的现实结论，丰富了城镇化投资效率的研究。

在上述背景下，河南省在城镇化投融资领域形成了以政府为主，民间资本参与的格局，然而，由于机制体制不健全，城镇化某一些领域的投融资渠道不健全，资金使用效率不高，这些都是需要加以解决的。因此，本文基于投资效率的视角来研究城镇化投资，考察城镇化过程中的投融资问题，这对于加速城镇化进程，更好实现“三化”协调发展，同时为建立高效的河南省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提供政策参考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 研究方法及数据选取

2.1 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研究目的是河南省当前的城镇化资本配置效率，主要是指区域之间的资本配置。借鉴既有多数文献的处理方法，在城镇化资本的配置效率研究中，本文参照Jeffrey Wurgler的资本配置模型，按照该理论，较高资本配置效率往往表现为资本流出低成长的产业，流入高成长的产业；同样地，在区域层面上，资本配置效率的高低也可以通过资本在不同地区间的流动来考察，资本的区际间流动，也应表现为流出低成长地区，流入高成长地区。

需要说明的是，资本配置效率的研究仅限于研究层面内部各地区间资本的流动，并不涉及资本如何流入研究层面，每个研究层面的资本总量都是外生的。例如在河南省级层面资本配置效率的测度中，仅仅考虑资本在河南省内各县区之间的流动，并没有考虑有多少资本从外界流入河南省。

2.2 数据及变量说明

本文采用的数据主要来自《河南省统计年鉴》和《河南省城市年鉴》，时间跨度为2004-2013年，考虑到模型的经济意义以及数据来源的有限性和统计口径变化等因素，本文选取城镇固定资产投资额作为城镇化投资额。省级和市级数据可以直接或通过计算从《河南省统计年鉴》中获得。

在县级数据中，由于没有明确的城镇固定投资数据，只有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固定资产投资两个指标，借鉴既有文献的处理方式，在县级层面选取固定资产投资额近似代替城镇固定资产投资。

文章所需要的变量符号及其定义如下：I：城镇化投资额，本文采用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作为近似值；GDP：国内生产总值，本文采用名义GDP来度量该指标。

3 河南省新型城镇化投资效率实证分析

3.1 河南省新型城镇化及城镇化投资现状

3.1.1 城镇化水平较低且地区差异较大

河南省的城镇化水平远远低于国家平均水平，城镇化建设任务繁重，当前河南省城镇化进程中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发展不平衡。目前河南省的城镇化水平呈现出西北高，东南低的态势，并且以郑州为中心，距离郑州较远的地区城镇化水平较低。

3.1.2 城镇化投资总量增长较快，但不平稳

据《河南省统计年鉴》的公开数据显示，河南省城镇化投资规模不断上升，2000年至2013的年平均增长率为28.2%。而每年的年增长率则很不稳定，从2000年一直加速增长到2005年，并达到历年最高44.9%，而后开始下降，近年来基本稳定在20%到25%之间[9]。但河南省城镇化投资总量呈增长趋势却是毋庸置疑的。

3.1.3 各市人均城镇化投资额差别显著

利用2004年至2013年各地级市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额以及各地级市的城镇人口进行计算，可以看出，河南省各地级市的人均城镇化投资额差别是比较明显的，最高的三门峡市（48 142.1元）是最低的周口市（17 717.9元）的2.7倍。

结合各市的城镇化率可以发现，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高的市普遍比人均投资额低的市城镇化率高，城镇化率较高的市（郑州、济源、鹤壁、焦作）的人均投资额远远高于城镇化率较低的市（驻马店、周口、商丘、信阳），这说明城镇化资本投资的总量对城镇化发展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3.2 河南省新型城镇化投资效率分析

Jeffrey Wurg1er利用模型测算了65个国家的资本配置效率，该模型的主要思路是在投资效率最优的情况下，必然是那些效益良好、发展前景好的国家或区域获得投资，而投资会从那些效益较差、处于衰退的国家或区域中及时撤出，即以有限的资本是否能够被配置到得到最高收益的地区作为评价投资效率的标准。

Jeffrey Wurgler构建的模型为：

根据本文的研究目的，这里将上述模型中的指标进行调整：在分析城镇化资本配置效率中，如果不考虑折旧，固定资产总形成额用固定资产投资额代替，而一个地区一段时间内的价值增加额就是该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参照（1）式以及潘文卿和张伟（2003）的衡量资本地区间资本配置效率的模型，本文的模型构建如下

（2）式为截面数据模型，用来研究近年来河南省省级层面的投资效率，其中I为固定资产投资额，GDP为国内生产总值，小标i代表河南省下辖的所有县区，t代表年份。ηt即为河南省在t年的城镇化资本配置效率，数值越大表示投资效率越高。（3）式为面板数据模型，用来考察河南省省级层面、区域层面以及市级层面在一定时期内的投资效率，I为固定资产投资额，GDP为国内生产总值，小标i是各层面下辖的所有县区，t代表年份。ηc即为不同层面的城镇化资本配置效率，数值越大表示投资效率越高。按照上述实证模型，通过对河南省的相关数据检验，得出了如下两个方面的实证内容。

3.3 省级层面的截面数据研究及总体效率评价

从资本配置角度分析省级层面投资效率是建立在资本自由流动的基础之上，为了更好地分析省级层面投资效率，这里采用河南省省内所有县市的数据。由于《河南省统计年鉴》中地级市市辖区的数据并不完善，本文选用了《河南省城市年鉴》中市辖区的数据，由于每个地级市的市辖区数据作为一个整体，例如郑州市的市辖区包括了中原区、二七区、管城区、金水区、上街区、惠济区，所以式（2）中的i共126个对象（17个地级市的市辖区、1个省直管市、20个县级市、88个县），式（2）中的t的范围为2005-2013。

通过利用Eviews6.0对数据进行处理，得出ηt如下表1所示：

由表1可以看出：对于河南省而言，2005年至2013年城镇化资本配置效率的平均值为0.737，然而河南省新型城镇化投资的资本配置效率呈下降趋势。资本配置效率不断下降使得河南省尽管城镇化投资每年都在增加，然而城镇化率的增长却基本稳定在每年1.7%左右，并没有出现随着投入的大幅增加而增加的现象。

利用公式3对全省126个县市2004-2013年的面板数据进行检验，测算出河南省整体的城镇化资本配置效率为0.8（t=8.435）。由此可见，河南省整体的城镇化资本配置是有效率的，但是效率程度较低，有着很大的提高空间。

3.4 区域层面的城镇化资本配置效率分析

《河南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规划纲要》将河南省划分为中原城市群、豫北地区、豫西豫西南地区和黄淮地区等四个经济区。中原城市群以郑州为中心，包括洛阳、开封、新乡、焦作、许昌、平顶山、漯河、济源等市，该经济区位于河南省中部，工业门类较为齐全，交通网络发达，发展基础较好，是河南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豫北经济区包括安阳、鹤壁、濮阳3市，位于河南省北部，工农业基础较好，有着丰富的油气、煤炭资源。豫西豫西南经济区包括三门峡和南阳2市，位于河南省西南部，有一定工业基础，有色金属资源比较丰富。黄淮经济区包括驻马店、商丘、周口和信阳4市，位于河南省东南部，以平原为主，水资源较为丰富，具有优越的农业发展条件。

本文按照该区域划分方式对河南省新型城镇化资本配置效率进行区域层面的分析。利用各区域所包括的县区2004-2013年的面板数据，得出各区域的城镇化资本配置效率如表2所示。

由表2可以看出，在河南省的四个区域中，豫北地区的资本配置效率是最高的，而中原城市群的配置效率是最低的。这个结论表明，在中原城市群内部，城镇化资金并没有流入到最能带来经济效益的县区。

中原城市群作为中原经济区发展的主力，依靠其政治、经济、区位等优势能够吸引大量的外界投资，从近年来河南省新型城镇化投资的投资总额来看，中原城市群的投资额占到了全省的60%以上，然而它内部的资本配置效率却是全省最低的，城镇化资本较为集中地配置在郑州市和洛阳市，这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河南省整体的城镇化进程。

3.5 市级层面的城镇化资本配置效率分析

河南省整体的城镇化资本配置效率较低说明成长性较好的县市并没有吸引来更多的投资，而具体各个地级市的资本配置效率如何，我们将利用（3）式模型进行测度。由于济源市属于省直管市，没有下辖县市，数据较少，不能很好地进行回归，故没有纳入研究范围。与前面的研究思路一致，每个地级市的市辖区作为一个整体。通过Eviews6.0对各地级市2004年至2013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得出表3。

分析表3，可以得出在2004年至2013年期间，除了平顶山的配置效率显示为负值，其他各地级市的都为正值，其中安阳和开封的配置效率最高。但统计检验并没有拒绝许昌市配置效率为零的假设。

进一步地，通过将各地市的配置效率与城镇化率进行对比，我们发现二者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城镇化水平高的地级市的资本配置效率并不一定高。但将上表中的各市的城镇化资本配置效率与2004年至2013年各地级市人均城镇固定资产投资额相结合，形成如下的散点分布图（见图1）。

图1是以河南省各地级市的平均配置效率和全省人均城镇固定资产投资额为中心将坐标图分为四个部分，右上方第Ⅰ象限表示资本配置效率高的地区同时人均城镇固定资产投资额也高，表示这些地区得到了较多的外部资金的支持；左上方第Ⅱ象限表示虽然城镇化资本配置效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但这些地区并没有得到较多的外部资金支持；右下方第Ⅳ象限表示虽然得到了较多的外部资金支持，但是其资本配置效率并不高；左下方第Ⅲ象限则是既没有得到较多的资金支持而且其配置效率也低。综上，可以发现位于第Ⅰ象限的地级市城镇化水平往往比较高，而位于其他象限的地级市城镇化水平往往比较低，2013年城镇化率低于45%的10个地级市中除了濮阳和不显著的许昌外，余下的8个地级市全都位于第Ⅱ象限和第Ⅲ象限。尤其是对于位于第Ⅱ象限的五个地级市而言，在城镇化的进程中努力争取到更多的城镇化资金支持是很必要的。但散点图并不能很好的解释平顶山、鹤壁这两个市。

4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以河南省2004-2013年的相关数据为分析对象，采用Jeffrey Wurgler的资本配置效率模型，从省级、区域、市级三个层面对城镇化投资中的资本配置效率进行了测度，得出了如下重要结论。

首先，2000年以来，河南省的城镇化投资总量增长较快，但是增幅波动较大。河南省整体的城镇化资本配置是有效率的，但效率并不高，而且2005年至2013年河南省新型城镇化资本配置效率呈现下降趋势，资本配置会影响产出，导致河南省新型城镇化的发展速度并没有随着投资总量的快速增长而增长。

其次，河南省四个区域中，中原城市群包含的城市最多，经济实力最强，是河南省发展的主力，同时也占用了大量的城镇化资金，但其城镇资本配置效率却是最低的，这将影响河南省新型城镇化的快速发展。

第三，河南省各地级市的城镇化资本配置效率之间的差异还是比较明显的，但是，城镇化资本配置效率并不是决定该地级市城镇化率的唯一因素，因此，城镇化率较高的地区资本配置效率不一定高，城镇化率低的地区资本配置效率也并不低。

第四，通过各地级市人均城镇固定投资额和城镇资本配置效率散点图，我们可以发现地级市的城镇化率往往受到人均城镇固定资产投资额以及城镇资本配置效率的共同影响，只是影响的程度各有差异，但由于观测点较少，无法进行更为准确的回归分析。

根据以上结论，为更好地推进河南省新型城镇化建设以及投融资机制的完善，我们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城镇化率范文第6篇

[关键词]城镇化；地方政府；经济效益

[中图分类号]D6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3）20-0080-02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发展，我国政府适时提出要走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和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这也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战略方针。在城镇化的过程中，人口和产业活动不断向城市聚集，经济效益不断提高，但同时也给地方政府的公共政策带来了大量的问题和挑战。

1我国城镇化发展的三个阶段

城镇化是指农村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的过程。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城镇化水平的重要指标为城镇化率，即一个地区常住于城镇的人口占该地区总人口的比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户籍等制度性约束的存在，要素流动机制的不同，就造成了城镇化发展程度的不同，并且演化成了不同的空间格局，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城镇化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在这一阶段，我国实行的是严格的计划经济，城镇化水平低且发展缓慢，1949年我国城镇化水平只有10%，到1978年改革开放前，城镇化率尚不足18%。

第二阶段是改革开放后的30年，特点是城镇化快速发展，到2008年，城镇化率提高到45%以上。随着改革开放成为我国的基本国策，户籍制度的相对放松，我国的城镇化机制产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最大的变化在于全球化，中国经济成为世界市场的重要一环，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经济成为全球产业链的重要环节，人口不断向东南沿海地区集中，出现了“孔雀东南飞”的现象，形成了若干人口密集的城市群。从这一时期开始，市场开始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

第三阶段，从2008年到现在。2008年出现了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在金融危机中，凸显出我国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因此我国政府提出了要从制造大国向创造大国转变，提升自己的创新能力。与此同时，地处东南沿海的广东等省市也提出了“腾笼换鸟”的政策，一些制造业开始向内地转移，这也加速了内地城镇化的进程。到2011年，我国的城镇化率首次突破50%，达到51.27%，这表明中国已经结束了以乡村型社会为主体的时代，开始进入到以城镇型社会为主体的新的城镇时代。到2012年，我国城镇化率提升为52.57%。

2城镇化目的——经济效益

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意味着经济体可以发挥城镇在促进人口变迁、产业结构升级和人力资本积累等各方面的作用，实现经济发展。经济学理论认为城镇的好处在于其能提供不同类型的资本、劳动和技术，能够提供相当完整的市场，从而降低交易费用，实现规模经济并提高生产率。这也是我国政府推进城镇化发展的原因之一。

城镇化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这里采用新福利经济学的帕累托最优标准来解释。帕累托在1906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指南》中提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如果资源配置状态发生改变改善了某项人的经济福利，同时又不使其他任何人蒙受经济福利的损失，这种改变就增进了社会福利，叫做帕累托改进，帕累托改进的结果就是帕累托最优，帕累托最优指的是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如果不减少一些人的经济福利，就不能改善另外一些人的经济福利，这就标志着社会经济福利达到了最优状态。实现帕累托最优的状态就是经济效益好，反之则是不好。经济福利导向要求政府应定位于满足人们的多方面需求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衡量政府治理是否有效，要以经济效益为标准，必须从政府行为对社会中每个个人的经济福利的影响着眼。这里的经济福利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在城镇化的进程中，对政府治理效率的评价不应该只是城镇规模的集中和扩大，其更本质的要求是人们的满足程度，即人们的经济福利；二是个人的福利水准必须由自己来判断，不能由别人代劳。一些政府官员习惯由自己来“代表”人民的利益，以“公共利益”的名义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社会，这从根本上是背离了经济效益的内涵。

3城镇化过程中地方政府治理问题分类

近年来我国城镇化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公共危机问题，如城管部门和摊贩的矛盾、地方政府的强制采取、房价过高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表明了地方政府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伤害到了利益相关方的经济福利，这种改变是与帕累托改进以至最优背道而驰的，也说明了地方政府治理模式亟待改变。以上这些问题归结起来，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如“钱云会事件”和“乌坎事件”等可以归结为土地问题；二是如“夏俊峰事件”等可以归结为人的问题。

3.1城镇化过程中的土地问题

蔡继明提出的征地制度“二律背反”的存在，一方面，宪法规定城市的土地归国家所有，农村的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这就意味着凡是城镇化和工业化新增的土地需求，无论是公共利益的需要，还是非公共利益的需要，都必须通过国家的征地行为（即把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转变为国有土地）来满足；而另一方面，宪法又强调，国家只有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才能对农地实行征收或征用。这种“二律背反”的存在是地方政府实施“土地财政”的制度基础。

要消除上述二律背反，必须在坚持公益性征地原则（这是市场经济国家通行的一般原则）的前提下，允许城市国有土地和集体所有土地并存，从而在禁止非公益性征地的同时，允许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

另外，目前我国的城镇化是“土地的城镇化”：一些地方政府把农民集中起来，形成小城镇；一些地方鼓励农民进城买房；也有些地方甚至要求从农村来的大学生放弃农村户口，以推进所谓的城乡统筹。这种由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城镇化是土地的城镇化而非人的城镇化，即地方政府运用各种方式增加城市建设用地，希望通过土地价值的升值来维持地方政府的运转和基础设施投资。政府通过这些行政手段来推动的城镇化和地方GDP的增长的直接后果就是“土地财政”，这也是一些地方房价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

3.2城镇化过程中人的问题

目前，我国的城镇化是由政府主导的，由投资拉动的，这种城镇化模式会使地方政府忽视人力资本的作用。在改革开放后的30多年中，我国的城镇化过度依赖投资的拉动。大量投资的存在，再加上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带来了我国30多年来的GDP高速增长，这也是地方政府在公路、港口和城市轨道运输方面投资过度，而对人的技能提高投资不足。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投资者是恩人，引资者是亲人，破坏发展环境者是罪人”等一系列违反市场经济原则的标语口号。由于地方政府倾向与社会投资，不重视本区域公共事业，造成人力资本积累不够，影响城市的发展后劲。珠三角地区出现的资本流失、“民工荒”等就是一个明证。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地区利用政策倾斜和区位优势，融入国际产业链，成为全球性的制造中心。但是，在制造业的发展过程中，珠三角地区并没有采取措施进行人力资本的储备。一方面由于过度依赖低工资且供给量大的农民工，失去了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动力；另一方面，由于受户籍制度的限制，地方政府通过行政方法拒绝给这些农民工所在城市的市民身份，使他们无法分享城镇化带来的教育和社会福利，无法形成具有规模性的人力资本。金融危机后珠三角地区增长乏力与人力资本缺失关系密切。

4城镇化过程中地方政府治理效率提高的途径

城镇化与地方政府治理结构之间关系密切，相互影响，即不但城镇化影响了地方政府治理效率，而且地方政府治理结构的变迁本身也属于城镇化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

4.1城镇化对地方政府治理的要求与挑战

城镇化过程既是一个社会演化的过程，又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具体而言，城镇化过程是空间、人口与产业等各维度协调推进的过程，三者间彼此互动，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地方政府治理调整与改革必须从城镇化整体进程出发，只有这样，才能在政府治理转型与城镇化进程良性互动的基础上，实现自身治理现代化目标，并为城镇化进程提供强大动力。

4.2地方政府治理变迁对城镇化的作用与影响

健康有序的城镇化是产业、空间与人口等要素协调推进的过程，这向地方政府治理提出新的要求与挑战。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口红利”的消失，地方政府需要以优质的服务和完善的基础设施来吸引公民与企业，只有确保所有的成员平等地分享社会发展成果，才能提升劳动力发展能力，从而为城镇化的可持续推进与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更大的动力。

城镇化既是促进经济繁荣的过程，又是提升民众福利水平的过程，城镇化的顺利推进离不开地方政府的治理转型。经由城镇化进程，地方政府可以实现对现有治理体制机制的创新，从而为提升政府治理效率以及城镇化顺利推进创造有利条件。

参考文献：

[1]蔡继明.中国的城市化与土地制度改[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11（4）.

[2]郁建兴，冯涛.城市化进程中的地方政府治理转型： 一个新的分析框架[J].社会科学，2011（11）.

[3]王振中.中国的城镇化道路[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城镇化率范文第7篇

1研究方法

1．1随机前沿效率评价模型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通过技术效率提升实现。技术效率是指给定投入量下产出可增加的能力，或者给定产出量下投入可减少的能力。目前关于技术效率测度研究中应用最广泛的是DEA和SFA方法，二者分属于非参数和参数方法，其中DEA方法利用投入产出比描述效率，在不需要知道生产前沿函数具体形式的条件下求得相对效率，没有考虑随机因素影响，SFA［17，18］能够区分开随机干扰项和技术无效率误差项，从而保证待估效率的有效性，SFA可以同时对模型参数和模型本身进行检验，特别是在使用面板数据且模型设定合理的前提下，SFA方法优于DEA方法。本研究基于柯布道格拉斯函数以及Battese和Coelli提出的方法构建了超越对数形式的城镇化效率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式（1））［19］，该函数形式作为易估计和包容性强的变弹性生产函数模型能够规避投入要素替代弹性不变的假设，有效探究投入要素的交互影响和技术进步差异。

1．2城镇化效率产出指标和无效率项影响因素构建如前所述，城镇化内涵较为丰富，综合先前学者对城镇化内涵、表征和评价体系的研究，在综合考量指标代表性和数据可得性的基础上，本文从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社会城镇化、生态城镇化等方面入手，选取城市人口密度、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客运周转量、人均研发内部支出、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密度和绿化密度等测项对区域城镇化水平进行评价，密度计算中绿化密度为绿化面积除以城市面积，其余则为总额指标除以地区年末总人口数。本研究选取2002－2011年山东省地级市的数据，共170个观测结果，均取自《山东统计年鉴》和各地市统计公报，个别缺失值以插值法处理。首先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以消除量纲影响，随后使用SPSS软件对标准化的数据进行因子分析，KMO值为0．782，通过Barlett′s球形检验，表明适合进行因子分析，采用方差最大化正交旋转，并以特征根大于1为标准来截取，结果发现上述变量附着在两个因子上，累计析出方差为70．98％（从统计学意义上，累积贡献率大于70％即为合格的分析结果（吴明隆，2003），表明信息丢失量不严重，因子分析结果能够较好地代表原始变量）。随后以测项在因子上的负载乘以因子析出方差的积为权重，依据前述测项样本观测值计算了区域城镇化效率产出水平，并将其转为1～100之间的数据。转换公式如下。对于无效率项的影响因素，本文综合已有研究并基于数据可得性，重点考虑区域工业基础、开放度、政府行为和基础设施的作用。工业基础决定着区域经济增长的动力模式，雄厚的区域工业基础会推动要素的有效聚集和集约利用，并与城镇化之间产生良性互动；开放度决定了特定区域动员和整合资源的能力，区域开放度越高意味着吸纳外部资源的能力越强，这些外部创新资源的涌入能够克服本地资源和市场瓶颈，优化城镇化的产出绩效；城镇化建设的系统工程需要政府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政府通过财政支出等方式对区域经济的介入能够直接影响城镇化投入资源的产出效果；交通等基础设施则是经济增长的前提条件和城镇系统高效运转的重要保障，良好的基础设施配置能够减少资源流动的内部阻力，从而优化城镇的整体运转效率。

1．3投入数据来源和处理劳动力投入则通过地区年末非农人口表示。资本投入指标是在各地区的年度固定资产投资额基础上通过永续盘存法计算得出的资产存量，公式如下：其中，Kit表示第i个地区第t年的资本存量，Iit为固定资产投资，Pt为以2002年为基期的价格指数，δ为折旧率，取以往研究中常见的5％进行测算。全部数据均取自各年度的《山东统计年鉴》。

2山东省区域城镇化效率评价结果

本研究采取面板数据和最大似然估计法，使用软件Frontier4．1得到各系数（参数）估计结果（表1）。如表1所示，γ＝0．97且通过了1％显著水平检验，这表明误差项存在较为显著的复合结构，使用随机前沿技术加以估计是必要的。为进一步说明本研究设定的生产函数的合理性，使用广义似然比对表2所示的假设进行检验，广义似然比λ符合对表1的进一步解读可知，劳动力和资本的投入对山东省综合城镇化效率产出水平的影响均具有“U”型曲线特征，即劳动力和资本的投入会产生“先抑后扬”的效果。原因在于本文在衡量城镇化效率产出水平时采用平均指标而非总量指标，因此特定时段内劳动力和资本的投入会对城镇化效率产出产生向下的拉力，其中尤以劳动力投入更为显著。随着各种投入要素组合效力的发挥，综合城镇化效率产出将呈现快速上升趋势。α8为负并通过检验即资本投入与时间的交互项显著为负，表明在控制了时间因素后，资本对城镇化效率产出的影响有所弱化。α9为正并通过检验即劳动力投入与时间的交互项显著为正，这表明在控制了时间因素后，劳动力对城镇化效率产出的影响有所强化。δ1、δ3和δ4均为负且通过至少10％的显著水平检验，考虑Uit代表的含义，这表明工业基础、政府行为和基础设施对区域城镇化效率均有着明显的正面影响，换言之，区域工业发展水平提升、政府财政支出的增加和基础设施的改善都有助于提升区域城镇化的投入产出绩效。δ4未通过显著水平检验，表明开放度对于城镇化效率影响并不明显，部分原因在于本研究以实际利用外资衡量区域开放度，引入外资尽管能够部分缓解地区经济发展资源和资金瓶颈，但外资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乘数效应仍有待于通过完善地方产业体系和创新体系等方式进一步释放。部分年度山东省各地市城镇化效率和考察期内均值估计结果如表3。

3山东省区域城镇化效率空间结构分析

特定区域城镇化效率的提升不仅需要优化内部要素的投入产出绩效，还需要关注区域空间互动因素的影响。表3较为直观地反映了山东省各地市城镇化效率存在不均衡特点，各区域城镇化效率在空间布局中并非呈完全随机状态。本文尝试使用聚类分析对山东省区域城镇化效率空间结构和布局加以深入探讨。聚类分析目的在于辨别各地市城镇化效率的相似或相异性，并将不同地市划分为若干类别，相同类别内城镇化效率具有高度的同质性。使用SPSS软件进行分层聚类（HierarchicalAnalysis）分析，其过程是将参与聚类的各个样本均视为一类，随后根据类别间的距离或相似性进行合并，直到全部样本合并为一个大类为止。本研究将聚类个数范围分别指定为2、3和4个，聚类方法采用Ward法和欧氏距离。选择变量为考察年度内山东省各地级市城镇化效率值。不同聚类数目下每个观测值所属的类别如表4。当全部地市被划分为2类时，济南和青岛归为一类，其他区域归为另一类，这充分说明了济南和青岛在山东省区域城镇化建设中的“双核”地位，即处于效率高地的位置；当全部地市划分为3类时，烟台、潍坊和淄博的地位彰显，尽管城镇化效率不及济南和青岛，但相对于其他地市仍具有相对高的效率，这意味着山东省城镇化效率在空间上呈现明显的“”形格局，即胶济铁路沿线城市和烟台效率较高，胶济铁路南北两翼效率偏低。当全部地市划分为4类时，威海、临沂、东营、泰安和济宁从低效率区域中分化出来，这些区域毗邻济南和胶济线，城镇化效率相对迟缓，而整个鲁西北和鲁西南板块城镇化效率相对滞后，需要多措并举进行系统突破。从区域整体布局看，山东省城镇化效率同时存在东西差异和南北差异，即存在东高西低现象，同时胶济沿线一体高两翼低的格局明显。

4结论与讨论

因地制宜制定城镇化协调发展政策是推动城镇化健康发展和城乡统筹的重要保障。由于资源禀赋和历史积淀的差异性，山东省区域城镇化效率超前型和滞后型地区并存，整体城镇化效率具有显著的空间分化特征。提升城镇化效率的政策导向既要对全域城镇化效率进行系统优化，也要注重控制和弥补区域间城镇化效率存在的“鸿沟”。本文分析表明，山东省城镇化效率提升需要从充实工业基础、优化政府财政支出能力和基础设施建设等入手，其中提高居民收入和优化政府财政支出能够直接推动区域经济和社会城镇化水平，基础设施建设则具有显著的“杠杆”和乘数效应，不仅能够直接推动环境效率的提升，对经济和社会整体效率也具有重要作用。促进区域城镇化效率提升和协调发展还需要坚持在发展中适当平衡的思路，既突出重点，又以点带面，通过强核、外溢和布网等方式优化空间布局，提升整体城镇化效率。对山东省而言，区域城镇化效率存在显著的“点、线、面”分化特征，即以济青为点、以胶济铁路为线，以沿海和内地等为面存在空间分化，因此提升山东省城镇化效率还需要基于空间现状进行全面提升。一是充分发挥济南和青岛的城镇化效率高地作用。济、青一方面需要依靠自身的经济和科技资源优势通过全面创新提升城镇化要素的投入产出效率，同时需要利用各种纽带形成基于中心带动边缘的提升整体城镇化效率的动态网络体系，特别是作为山东省政治中心的济南需要增强面向鲁西南和鲁西北区域的扩散效应，作为东部沿海区域龙头的青岛则需要营造沿海区域城镇化发展的协同效应和同城效应，充分提升半岛高端产业聚集区内的城镇化整体发展效率。二是充分发挥胶济铁路沿线城市增长极的作用，增加山东省“一体两翼”发展格局中“一体”区间的辐射带动作用。胶济铁路沿线包括济南、青岛、淄博和潍坊等地，在山东区域城镇化发展中处于高效区域。作为提升山东省整体城镇化效率的“龙骨”，这部分区域可通过产业转移和创新辐射等方式提升对周边区域城镇化效率的整体溢出效应。三是实施“两翼”城镇化效率的整体突破战略，从空间发展看，“两翼”城镇化效率的整体突破需要强化自身对“一体”区域之间的战略对接，承接来自较发达地区的知识和能量转移，同时这部分区域还需要打破省域局限和板块分割意识，充分利用京沪高铁等基础设施发展带来的机遇，融入环渤海经济带和长三角经济圈发展的整体格局中。四是通过省域层面的政策统筹设计，避免过多优质资源被从城镇化效率滞后区域吸走导致的空间马太效应，鼓励城镇化效率滞后区域因地制宜寻找龙头产业和发展路径，通过发挥自身比较优势带动城镇化效率快速提升。本研究对山东省区域城镇化效率进行了测评和空间格局分析，未来研究一是基于城镇化效率的综合内涵，选取更多的指标加以测度；二是将研究视角由地级市向县域城市延伸，更加精确地描述区域城镇化的效率状态，为县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借鉴；三是保持对山东省区域城镇化效率的追踪分析，尤其是考察中央和省市各级政府出台的相关政策的影响效应，从总量和空间结构等多个维度推动区域城镇化效率的整体提升。

城镇化率范文第8篇

关键词：中部六省；新型城镇化效率；资源配置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山西、安徽、江西、湖北、湖南、河南六省地处中部，有着承东启西、贯通南北、吸引四面、辐射八方的作用。2014年末，中部六省常住人口3.62亿，其中，农村人口超过1.82亿，所占比重达50.27%，部六省的GDP为13.87亿，占全国的21.80%。中部六省虽然占据重要地位，但是人口众多，经济较为落后，城镇化发展水平远远滞后于东部省份，人地关系紧张程度又远远高于西部地区。虽然中部地区发展缓慢，但是发展潜力巨大，是探索新型城镇化的主战场。推进中部地区新型城镇化面临着诸多困难与挑战，近年来，中共中央针对中部地区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出台了一系列重大文件、规划和具体政策，中部各省政府也相应出台各省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若干意见。加快推进中部六省新型城镇化建设，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是中部六省实现“弯道赶超”的有效途径，也是中国新型城镇化健康稳定增长的必要保障，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1指标选取

投入指标：土地、资本、劳动力投入，分别采用建成区面积（平方公里）、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亿元）、城镇就业人员数（万人）衡量。期望产出指标：经济效益采用第二、第三产业产值（亿元），权重为0.3821；社会效益采用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权重为0.2256；生态效益采用建成区绿化覆盖率（%），权重为0.2032。非期望产出指标：环境产出采用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万吨），权重为0.1891。

2实证分析

2.1中部六省新型城镇化发展状况

利用熵值法得到新型城镇化产出指标中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环境产出所占权重，并计算得到中部六省2005-2014年新型城镇化的综合得分，见表1。

由表1可以看出中部六省新型城镇化综合得分最高的是湖北，最低的是山西，山西是煤炭资源大省，环境污染不断加重，这是导致山西省新型城镇化综合得分低的主要原因。湖北省新型城镇化水平最高，河南、江西、湖南三省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基本同步，安徽次之，山西省新型城镇化水平最低，城镇化发展一直滞后于其他五个省份，且差距较大，总体呈现出两极分化现象，区域发展极不均衡。从长期发展趋势上看，湖北、湖南、河南、山西新型城镇化水平都呈下降趋势，只有安徽和江西新型城镇化水平在不断提高。从发展速度上看，2005-2008年，湖北、湖南、河南、山西新型城镇化发展速度下降的较快，2008-2014年新型城镇化水平基本维持在一定的水平，波动不大，安徽省新型城镇化增速相对江西省较快，两省之间的差距在不断缩小。

2.2中部六省新型城镇化效率分析

对2005-2014年中部六省相关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的基础上，建立超效率SBM模型，测度中部六省的新型城镇化效率，通过DEA-Solver软件直接求解计算，所得的结果及排名如表2所示。

由表2可以看出，中部六省新型城镇化发展效率综合排名依次为：山西、湖南、江西、河南、湖北、安徽。其中，只有湖南、山西的效率均值大于1，是有效的，其他省份效率均值均小于1，且安徽省效率均值才0.66，效率非常低下，区域发展明显不均衡。从2005-2014的效率值来看，中部六省新型城镇化效率均值基本在0.9上下波动。2005年新型城镇化效率均值最高为112，是有效的，而从2005-2009年中部六省新型城镇化效率均值一直都在下降，新型城镇化发展出现效率问题，资源配置存在不合理，生态环境问题也开始日益凸显。2009年到2012年，中部六省新型城镇化效率有所提高，2012年效率均值为0.95，也并未超过1，总体上有所改善，但是新型城镇化发展效率还需进一步提高。从2012-2014年，中部六省新型城镇化效率均值开始呈现下降趋势，由2012年的0.95下降到2014年的0.81，且有可能继续回落，中部六省的新型城镇化效率均值的不断下降，说明中部地区没有有效利用资源，资源投入产出不协调，需尽快调整资源配置，实现有效发展。

2005-2014年，湖南省新型城镇化发展效率值均大于1，各项投入产出都是有效的，效率高于中部其他5个省份。从效率值的总体发展情况来看，有下降的趋势，2005年湖南省新型城镇化效率值最高1.12，下降到2007年的1.04，下降了0.08，波动较大，从2007年到2014年，效率值基本在1.03附近波动，但总体还是有回落的迹象。山西省新型城镇化效率总体水平也很高，除去2009年和2014年的效率值小于1，其余年份都大于1，但从长期发展看，效率值也有下降的趋势，2005年山西省效率值最高为1.62，到2006年下降到1.03，降幅达到0.59，明显呈现出投入冗余，产出不足，2006-2008年，效率值在1.04附近波动，2009年效率值下降到0.895，这一阶段的资源配置效率是较差的。2010-2013年，效率值在1.02上下波动，而2014年，效率值下降到0.987，资源配置需再进行调整。山西的新型城镇化效率较高，但水平较差，这主要是因为山西是煤炭资源大省，环境在煤炭资源的开发中不断恶化，影响山西省新型城镇化水平的发展。

2005-2014年，江西省新型城镇化效率值在0.8以上，2007-2012@6年的效率值均大于1，是有效的，但从2012年开始，效率值开始下降，到2014年为0.88，可见，江西省近几年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投入产出开始错位，没有协调匹配，在接下来的发展中，要对资源重新进行配置，提高发展效率。2005-2013年，河南省新型城镇化效率值都是大于1的，表现为有效的，总体发展趋势平稳，而到2014年效率值突然下降到0.713，降幅达到0.304，新型城镇化效率下降明显，应及时调整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对资源配置进行重新规划，保证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效率。从湖北省新型城镇化效率值的变化情况看，湖北省新型城镇化面临着低效的问题，虽然新型城镇化水平在中部六省中最高，但却一直在下降，这对湖北省来说是一个挑战，如何实现新型城镇化的有效快速发展，是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2005-2014年，安徽省新型城镇化的效率值在中部六省排名中始终最后，效率值低且均小于1，可见，安徽省新型城镇化效率非常低，存在着严重的投入冗余、产出不足的问题。安徽近几年的经济发展显著加快，在中部六省中的重要作用也越发凸显，更应该重视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效率，提高资源利用率，保护生态环境。

3对策与建议

3.1加强地区交流合作

各省应加强城市群建设，城市群作为重要试点，应积极探索适合各省的新型城镇化模式，通过引领和辐射作用带动整个省域发展，实现中心城市与非中心城市共同进步，城乡共同进步，逐步缩小地区间发展差距。同时，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中强化城镇分工合作，密切区域经济交流。中部六省临近东部沿海的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经济圈，三大经济圈对内陆存在的外溢效应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中部六省应凭借区位优势，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过程中，根据各省发展状况，确定自己的产业优势，积极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并通过城镇分工合作，强化区域间经济交流与联系，为中部六省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提供新动力，实现区域跨越式发展。

3.2优化资源配置

中部六省在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存在着效率低下的现象，其中，安徽省存在着严重的投入过剩，产出不足的问题。资源配置的不合理，直接导致资源的严重浪费，使整个系统的运行效率低下，各省应重视资源配置问题，避免投入产出错位，在接下来的发展中，要对资源进行优化配置，合理利用资源，提高发展效率。

3.3加快经济方式转变

中部六省在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进程中，要加快产业结构升级，促进经济方式转变，为城镇化的发展提供动力。湖北省依据自身发展情况，要大力推动现代服务业发展，振兴先进制造业，推进特色现代农业。山西省要以资源性经济转型配套试验区建设为抓手，推进大项目、大企业、大园区建设。江西省要依托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着手推进生态环境建设，走绿色发展的道路。湖南省要大力发展新型工业化，以此带动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安徽要大力推动重点产业的建设，走生态循环经济的发展道路。河南省要统筹发展新型城镇化、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实行三化协调的发展战略。

参考文献

[1]张明斗.中国城市化效率的时空分异与作用机理[J].财经问题研究，2013，（10）.

[2]赵黎明，焦珊珊，姚治国.中国城镇化效率测度[J].城市问题，2015，（12）.

城镇化率范文第9篇

【关键词】牧区；城镇化；刚察

【Abstract】At the provincial， prefectural， the state vigorously support， in recent years， the county was just closely with "build new just examine， creating new life" this topic， promoting construction of "the three major economic sectors". Just was made in the county in the pastoral areas are presented in this paper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the deficiencies and the measures of realizing urbanization aspect to do some paper.

【Key words】Pastoral areas； Urbanization； Just chat

一、 刚察县城镇化发展的现状

（一）刚察县城镇化建设情况

刚察县隶属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地处全国最美五大湖之首的"青海湖"北岸，清绝挺拔的祁连山南麓，因史称"环海八族"藏族首领部落"刚察族"而得名，于1953年建政，1997年被国务院批准为对外开放县。全县辖3乡2镇1场，31个行政村，总人口4.5万人，总面积8138.07平方公里，有藏、汉、蒙古等12个民族，藏族占总人口的63.38%，是以藏族为主的多民族聚居地。近年来，在国家、省、州委、州政府的大力扶持下，认真学习和深刻领会党的十精神，坚持用党的十精神统一思想，指导工作，贯彻落实省委十二次党代会精神，紧密结合"建设新刚察，创造新生活"这一主题，紧紧围绕科学发展、保护生态、改善民生三大历史任务，全力以赴"调结构、保民生、促和谐"，不折不扣"抓发展、抓落实、抓稳定"，扎实推进"三大经济板块"建设，县域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农牧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特别是2008年以来在强化基础设施建设、整治城区环境卫生、城镇亮化绿化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先后累计投资2.7亿元，相继建成一批城镇基础设施项目，城镇公共服务功能不断配套完善，藏城吸纳人口和辐射聚集的能力不断增强；累计完成招商项目投资1.7亿元，一定程度上缓解城镇建设资金不足的情况，城镇建设可持续发展能力进一步增强。2012年，全县总人口为4.5万人，其中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1.85万人，城镇化率为41%， 2013年城镇化率要达到44.5%。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刚察县城镇化发展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与形势要求、广大群众的愿望及其它兄弟县相比，整体水平仍偏低，在发展和规划、建设、管理中仍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一是城镇化综合水平偏低。刚察县城镇化率按现有户籍人口计算2012年城镇化率为41%。二是城镇产业结构不尽合理。刚察县作为环湖北岸最富盛名的牧业大县，第一产业比重较大，二、三产业发展缓慢，远远不能适应城镇经济的发展。三是城镇规模小，对经济的辐射拉动能力低。县城是城镇体系的重要支撑，但我县城镇规模过小，规模效益低，对经济的拉动和吸纳农村牧区剩余劳动的能力不强，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等要素得不到有效积聚和合理流动。四是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滞后。随着藏城建设的稳步推进和城镇规模的不断扩大，城镇基础设施仍显滞后，尚不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县城供水管网老化、年久失修、损耗严重；排水、排污管网尚未形成系统网络；城镇交通道路网络尚不健全，"断头路"较多；城镇供暖尚未实现全覆盖，供暖负荷过大；输配电线路和通信线路架设杂乱无章，部分线路横跨马路，影响藏城美观。

二、推进牧区城镇化的意义

（一）提升小城镇发展质量是加快城乡统筹的必然要求

一是突出特色。各乡镇要根据各自优势，科学确定城镇风格，建设特色城镇，发展特色产业。坚持继承与创新相结合，重视历史文物古迹、地方特色文化、自然景观的保护和利用，建设既有地方特色又有时代气息的现代化城镇。二是建管并重。在注重城镇规划、建设的同时，要加强城镇管理。按照市场化经营、企业化管理、社会化服务的要求，逐步建立科学、规范、依法、高效的经营管理和运行机制，不断提高城镇建设与管理的现代化水平。三是可持续发展。要充分考虑资源和环境的承载能力，以人为本，正确处理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的关系，坚持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统一。

（二）积极推进牧区城镇化进程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至关重要

县域经济是城乡统筹发展的纽带，而城镇化又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载体。在全国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推进的新形势下，把加快发展壮大县域经济与推进城镇化进程有机结合起来，以县域经济的发展来推动城镇化进程，是一条符合刚察实际的发展路子。县域经济的发展壮大直接推动着城镇化进程；城镇化进程的快慢，又反过来影响着县域经济的发展。推进城镇化有利于农牧区工业的产业集聚，有利于服务业的成长，有利于促进农牧区劳动力的转移，加快小城镇发展，是新阶段发展县域经济的重要支撑。

（三）城镇化建设是牧区小康建设的关键所在

城镇化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人口城镇化率;灰色Verhulst模型;安徽省

Prediction of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Rate Forecast in Anhui Province

Abstract： the urbanization is the historical mission of modernization construction， is also an important symbo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modernization. Nonlinear saturation is characteristic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rate of population growth， combined with the grey Verhulst model prediction can achieve good accuracy. Predict the rate of urbanization in anhui province after will continue rapid growth， and economic and social problem need to focus attention and positive and effective problem solving， seize the opportunity.

Key words：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rate;gray Verhulst model;Anhui province

1、引言

城市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集中表现，城镇化是社会变迁与发展的直接动力和必然途径。中国的发展趋势将是新型城镇化为主导。中央围绕打造经济升级版和推进新型城镇化，从经济建设、制度创新等方面强化顶层设计[1]。安徽城镇化水平偏低，地区发展不均衡，需要加快推进城镇化发展进程，而且“十三五”期间，安徽非农人口将急剧增加，城镇化动力充沛。从目前安徽各市发展趋势来看，城镇化重要性越来越凸显，对城市发展规划的科学制定，重视小城镇的基础建设和公共服务，升级城镇布局系统，城镇化率快速增长，高效稳健推动城镇化进程，城镇化对安徽的经济进步，优化产业结构和社会进步起到重要保证[2]。

准确的预测城镇化率为城镇建设与经济发展提供重要引导，影响到住房用地、能源消费、统筹城乡发展等各个方面。相关专家学者建立了如Keyfitz模型、Rogers模型、扩充的Keyfitz模型和Logistic模型的城镇化人口动态模型。而这些模型收到线性预测模型制约，无法确保其预测精确度。灰色预测是通过对原始数据的处理和灰色模型的建立，发现和掌握系统发展规律，它对非线性过程的预测具有较好的适应性。Verhulst模型以面向具有饱和状态的过程为主，就城镇化率来说，其理论最大值是1，且到后期人口城镇化率增长会越来越慢，符合预测要求[3]。

2、安徽省城镇化率预测原理与过程

2.1建模原理令为原始序列，，为的一次累加生成（1-AGO）序列，其中为的紧邻均值生成序列， 当生成系数为0.5时，则 称为灰色Verhulst模型，a和b为参数。称为灰色Verhulst模型的白化方程，t为时间。设Verhulst模型如上所述，若为参数列，且则参数列的最小二乘估计满足。白化方程的解（时间响应函数）为 ，灰色Verhulst模型的时间响应序列为 还原式为[4]。

2.2安徽省人口城镇化率预测

（1）令为2004―2014年安徽省城镇化人口比例原始数据。

表1 安徽省人口城镇化率的预测（2004-2014年）

则=（0.3350，0.3550，0.3710，0.3870，0.4050，0.4210，0.4320，0.4480，0.4650，0.4786，0.4915）

（2）对为的一次累加生成（1-AGO）

=（0.3350，0.0200，0.0160，0.0160，0.0180，0.0160，0.0110，0.0160，0.0170，0.0136，0.0129）

（3）对做紧邻均值生成

由

=（0.3450，0.3630，0.3790，0.3960，0.4130，0.4265，0.4400，0.4565，0.4718，0.4851）

（4）对参数列进行最小二乘估计

（5）Verhlust模型为：

（6）由此预测值=（0.3350，0.3525，0.3698，0.3869，0.4035，0.4197，0.4353，0.4503，0.4647，0.4784，0.4913）

（7）模型精度检验。平均相对误差为0.0032，小于一级标准（0.01），绝对关联度为0.9719，大于一级标准（0.90），均方差比值为0.032，小于一级标准（0.35），小误差概率为1，大于一级标准（0.95），因此，精确度非常高。

使用灰色Verhlust模型对安徽省未来五年的城镇化率进行预测，详见表2：

表2 安徽省人口城镇化率预测（2015-2019年）

年份 预测数值 年份 预测数值

2015 0.5035 2018 0.5357

2016 0.5150 2019 0.5450

2017 0.5257

经过预测可知，2015年安徽省成长率将超过50%，并且将持续较快的增长。而伴随着城镇化率的逐渐提高，很多问题会日益显现，例如城镇人口扩张带来的住房就业教育问题、城市交通的承载量问题、能源消耗与环境污染问题、社会治安与社会保障问题等，这些问题将直接关系到每个城镇居民的日常生活。国家近日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试点省安徽总体方案》，也将会增快安徽省城镇化进程。针对这些问题，需要提出并落实有效解决措施，使得安徽省城镇化进程更加和谐带动整体发展。

3、对安徽省人口城镇化分析和建议

3.1经济发展方面

城市的良性经济发展并解决城镇化带来的问题才是城镇化的关键，不仅仅是只提高城市户籍人口或非农人口的比重。城市经济的发展会吸引劳动力和资本，促进社会分工，劳动向专业化发展，提升价值，信息通畅和资源互惠可以降低制造成本。城市经济的外部经济效应：居民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和完善的医疗卫生条件，可以提高城市劳动力的质量;先进畅通的信息沟通、便捷的交通、完善的基础建设、发达的市场体系等有效得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流通成本，提升了企业的经济效益和市场竞争力。城市经济同时具有扩散效应，发达城市可以有效影响邻近城市，促进周边地区的发展[5]。

3.2城市结构方面

城市化快速推进的事实，要求各地必须从自身的区位优势、资源禀赋、经济分工的角度走符合自身情况的城镇化道路。安徽省以“一带一圈一群”为核心，打造皖江城市带和合肥经济圈使其成为具有全国知名度的城市群，科学发展六大区域中心城市。推进一体化建设，提高与上海江苏浙江的产业升级、对外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保等的合作进程，积极争取跟上长三角城市群规划建设进程中。推进合肥长三角城市群副中心城市建设，稳步提高合肥、芜湖、南京城市合作力度，共同进步发展。对省会合肥的现代化水平大力提升，打造具有较强竞争实力的城市组群，如芜湖马鞍山、安庆池州铜陵，推动蚌埠淮南一体化建设进程。挖掘池州、黄山旅游资源，提升国际知名度，使之成为国际化旅游城市。凸显皖南地区的文化生态优势。建造中国经济增长第四级，积极寻求与长沙、南昌、武汉长江中游城市的集群建设。

3.3政府管理方面

城镇化进程中必然会引起很多社会矛盾。为了有效应对出现的问题，政府需要创新有效的方法并将政策落到实处。通过转变政府管理模式，实现多元化管理。社会管理主体的多元化，以居民需求为导向，以为民、便民、利民为原则;在快速推进城镇化过程中，加强流动人口管理，完善配套设施，逐步推进城乡公共财政的一体化与均等化。城镇化内在要求提升居民综合素质并养成公民的意识，因此要大力倡导公民意识教育、社会公德教育和法律意识培养。

参考文献

[1]赵在绪，周铁军，陶陶.我国城镇化成本研究进展与展望[J].研究综述，2014，38（6）：91-96.

[2]陈俊峰，宋雨洁，钱永佳.当前安徽城镇化的发展困境与对策[J].中国名城（城市战略定位），2011，（6）：21-26.

[3]曹飞.基于灰色Verhulst模型的陕西省人口城镇化率预测[J].西安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3）：21-24.

[4]邓聚龙.灰理论基础[M].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2：300-310.

[5]蒋晓岚，孔令刚.“十三五”时期的新挑战、新机遇与新战略[J].区域经济评论，2015，（1）：18-22.

作者简介

1荀守奎，男，安徽理工大学教授;2汪轩昌，男，安徽理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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