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税法制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06 00:30:27
财税法制论文范文第1篇
论文内容提要：财税作为国民收入集中分配的主要渠道和经济社会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加快财税法制建设，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调整财税分配关系，加强财税宏观调控，充分发挥财税的职能作用，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一、加强财税法制建设应遵循的主要原则
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财税法制建设的出发点和归宿，在于充分发挥财税职能作用，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此，现阶段必须健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财税体制，正确处理深化改革开放、确保社会稳定和经济协调发展的关系，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奠定强大的物质基础。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财税法制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应当遵循以下主要原则：
(一)法治原则
民主法治既是小康社会的本质特征，又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保障。健全完善的法律制度可为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大的服务功能和法制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现阶段我国必须推行依法治国的伟大方略，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依法理财、依法治税是法治原则在财税领域的具体体现，实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伟大方略，也必须严格依法理财、依法治税。在财税领域坚持法治原则主要包括：一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加强依法理财、依法治税为标志，加快公共财政收支法制建设，调整财政收支结构，增强公共服务功能，尽快健全完善财税法律体系，为依法理财、依法治税奠定重要的法律基础，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二是注重运用法律手段，调整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关系，调整中央和地方财税分配关系，调节社会经济生活，强化财税宏观调控，加大对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等的调节力度。三是在财税法制体系建设中，要根据轻重缓急，急用先立，当前加快财税法制建设的重点，应当放在调整规范收入分配、健全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加强社会保障方面的法律制度上，从法治上促进小康社会全面建设。
(二)协调原则
协调是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又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要途径。落实科学发展观，财税法制建设必须在财经领域坚持协调原则：一是从其实现的目标来说，不应局限于以经济增长为核心，而应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以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协调发展为核心，坚持“五个统筹”协调发展，建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着力构建经济与社会协调、人与自然协调的和谐社会。二是从其实现途径来说，实现可持续协调发展的关键在于，注重生态环境保护、教育发展和科技进步，要将财税宏观调控的重点转向社会公共服务，加大公共服务支出，强化公共服务功能，促进生态环境保护、教育发展和科技进步，以实现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协调发展。三是从加强财税法制建设的整个体系来说，这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它由若干分系统组成，如财政收入系统、财政支出系统等，分系统下又有若干子系统，如财政收入系统由税收收入系统、行政收费系统、国债收入系统等组成。不仅在整个系统内部，无论是母系统、分系统、子系统的各自内部，还是这些系统上下左右、互相之间都应是协调的，而且在财税法律体系外部，它与其他法律体系也应是互相协调的。
(三)效率原则
效率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基石和内在要求。在公共收入方面，讲求效率原则在税收上体现为讲求税收效率原则：一是从资源配置来看，税收要有利于提高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使社会从可用资源中获取最大的效益。二是从经济运行来看，税收要有利于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行，尽可能保持对市场机制运行的中性影响，一方面政府征税使社会付出的代价应以征税额为限，另一方面不能超越市场调节成为影响资源配置的决定力量。三是从税务管理来看，要降低管理费用，提高税务效率，适当简化税制，节约征纳费用，使既定条件下的税收收益最大化。在公共支出方面讲求效率，重点放在提高财政资源配置使用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一是由公共支出实现的资源总量在整个社会经济资源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必须符合全社会资源合理有效配置的客观比例性要求。二是在公共支出领域中，应当按照各种不同性质、不同类型的公共需要的客观比例，合理分配财政资源，使财政支出与公共需要保持合理的比例。三是公共支出在使用时，要统筹兼顾，确保重点，兼顾一般，把有限的资源用在刀刃上，讲求财政支出的使用效益。
(四)公平原则
公平既是小康社会的显著标志，又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途径。在公共收入方面，公平原则体现在税收上应按纳税人的支付能力原则进行纳税：一是国家课税应以纳税人的支付能力为主要依据，公平税收负担。二是不仅注重横向公平，对支付能力相同的纳税人征收同等的税款，而且注重纵向公平，对支付能力不同的纳税人课税有所区别，支付能力低者少纳税，支付能力高者多纳税。这样可使纳税人的税收负担相对均衡，还使个人收入在纳税后的边际效用趋于相对均衡，缓解社会收入分配不公。在公共支出方面，讲求公平原则主要体现在：一是公共支出的目的要体现政府为社会公共需要而向全体成员提供均等化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保证每个社会成员享受到同等的公共服务。二是财政转移支付要以提供社会均等化公共服务的能力为主要目标，并以财政均等化服务能力的高低作为财政转移支付的主要依据。三是要加大公共支出对低收入者社会保障的支持力度，扶持社会弱势群体，促进构建和谐社会。四是公共支出在预算分配中尽可能做到公开透明、公正合理。
(五)适度原则
适度就是适时有度，正确处理各种比例关系。适度既是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又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科学途径。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按照客观经济规律要求办事，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对于财税部门来说，必须坚持量入为出、量力而行，坚持财政收支基本平衡、略有结余的原则，不仅经济社会发展速度、国家建设投资规模要适度，而且财税收入、公共支出也要适度，科学合理处理好各方面的比例关系，坚持可持续协调发展道路。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财税法制建设，强化财税宏观调控职能，既要考虑国家财政的承受能力，又要考虑企业和纳税人的承受能力，还要考虑资源和环境的承受能力。一是从国民收入分配来看，国家税收负担一定要适中，既能满足财政支出的正常需要，又使宏观税负尽量从轻，减轻企业和纳税人的负担。二是从生产建设来看，发展速度要适度，既要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又要考虑资源和环境的承受能力，不能搞片面的发展、不计代价的发展、竭泽而渔式的发展。三是从建设规模来看，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及其分配要适度，坚持量入为出、量力而行原则，坚持投资分配与国家财力相适应，严格控制发债规模和财政赤字，防止和化解财政风险，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二、加强财政法制建设的重点内容
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必须充分发挥财政的职能作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职能的范围主要包括：一是有效配置公共资源，提供市场机制难以有效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包括行政、国防、义务教育、基础科学、公共卫生、环境保护和基础建设等。二是调节收入分配，运用财政政策工具，从宏观上理顺分配关系，调控收入分配，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均衡区域公共服务水平，兼顾公平与效率。三是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实施对宏观经济调控的财政政策，调整产业结构，保证充分就业，防止通货膨胀，促进经济可持续协调发展。现阶段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加强财政法制建设的重点应当是：理顺财政分配关系，加强宏观调控职能，强化公共服务功能。其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制定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关系法和财政转移支付法，理顺政府间的分配关系，构建政府间和谐的财政关系
理顺财政分配关系，首先必须理顺政府间的分配关系，特别是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额分配关系。
1.及时制定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关系法。一要按照集权和适当分权相结合的原则，合理划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事权和财政支出范围，中央政府主要负责全国性的事务，地方政府主要负担地方性的事务。二要按照受益范围原则、公平与效率兼顾原则，划清由中央政府承办的事务、由地方政府承办的事务、由中央承办地方协助的事务、由地方承办中央资助的事务，在此基础上明确各级政府的行政管理权限、经济管理权限、科教文卫等事业发展方面的权限。三要按照财权、财力与事权相适应的原则，明确划分中央财政、地方财政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权、财力，理顺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分配关系，确保各级财政正常履行相应职能和提供公共服务的基本需要。
2.抓紧制定财政转移支付法。以财政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改革和规范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加大对中西部地区转移支付的力度，扩大一般性转移支付的规模，适当压缩专项转移支付的比例，在理顺分配关系的基础上，使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分配关系规范化、法制化。
(二)制定公共财政法和财政支出管理法，优化公共资源配置，推动发展方式转变
促进发展方式转变，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是建设小康社会的物质基础。为此，落实科学发展观，需要制定公共财政法和财政支出管理法。
1.及时制定公共财政法。从总体上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公共财政框架，确定公共财政的适用范围、基本原则，坚持五个“统筹”发展，理顺财政分配关系，调整财政收支结构，促进财政职能转变，加强公共服务功能，优化公共资源配置，特别要加大财政对科学、技术、教育和国民经济薄弱部门的公共投入，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转变发展方式创造良好的条件，促进经济全面可持续协调发展。同时，增强公共财政的法定性和透明度，加强公共财政监督，促进依法理财、民主理财，加快小康社会全面建设。
2.抓紧制定财政支出管理法。一要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理念，明确财政支出管理体制，划分财政支出管理权限，规范财政支出的方向范围、原则要求、方式方法和监督管理，综合运用财政支出、税收、国债、财政补贴、转移支付等财税政策工具，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大公共服务支出，严格支出监督管理，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推动增长方式由低效粗放型向高效集约型转变，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换代。二要实行依靠科技进步和自主创新的财税倾斜政策，引导企业加快技术改造，提升技术水平和竞争力，大力开发和使用资源消耗低、污染排放少、生态环境友好的先进适用技术，实现速度质量效益相协调、人口资源环境相适应，真正做到又好又快发展。
(三)全面修改预算法，制定部门预算法和财政监督法，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
理顺分配关系，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是正确处理改革稳定发展关系的必要途径。为此，落实科学发展观，需要修订预算法和制定部门预算法。
1.全面修改预算法。一要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按照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兼顾公平，国民收入再分配注重公平、兼顾效率的原则，理顺预算分配关系，调整预算收支结构，通过预算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加大对“三农”、低收入部门和贫困地区的投入，运用财政支出、税收、财政补贴、转移支付等多种财税杠杆，调节不同部门、不同地区之间过大的收入差异，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促进由少数先富转向共同富裕。二要将新的预算改革成果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精简预算级次，提高预算效能，改进预算编制办法。三要加强人大对预算的审批监督，明确预算调整内涵，加强预算超收收入使用监督，强化预算监督管理，严格预算约束，提高预算资金的使用效益。四要增强预算公共服务功能，加大对科教文卫、环境保护、社会保障等社会服务的公共投入，使人民群众都能共享改革发展的巨大成果。
2.抓紧制定部门预算法。将部门改革的成果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明确部门预算的适应范围、原则要求，将预算内外收支综合起来，统一编制到部门预算中来，增强部门预算的完整性和科学性，严格人大对部门预算的审查批准，调节部门之间过大的收入差距，加强监督管理，增强部门预算的透明度，提高预算资金的使用效益，参加各部门、各方面全面持续协调发展。
3.及时制定财政监督法。明确财政监督的适用范围、基本原则，规范财政监督的实施主体、主要内容和运行程序，加强财政监督管理，严格依法理财，强化财经法纪，整顿财经秩序，堵塞收入流失，严厉打击非法暴富活动，坚决取缔非法收入，从源头上遏制违法乱纪活动，为促进社会长治久安和经济全面持续协调发展提供良好的法制环境。
(四)制定财政转移支付法和财政补贴法，规范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
改革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是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手段。为此，落实科学发展观，需要制定财政转移支付法和财政补贴法。
1.尽快制定财政转移支付法。一要抓紧改革目前的财政转移支付办法，以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目标，将“基数法”改为“因数法”，采用规范化、公式化的计算方法，测算出标准收入和标准支出及其差额，并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核定各地转移支付的规模，健全规范转移支付办法，减少转移支付的随意性，提高透明度。二要在规范转移支付办法的基础上，及时制定财政转移支付法，促进财政转移支付的规范化、法制化，逐步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三要逐步扩大财政转移支付的规模，加大对中西部地区转移支付的力度，提高中央对地方的一般性转移支付的比例，适当降低专项转移支付的比例，以加强地方政府自主使用财力的能力，增强欠发达地区财政的造血功能，促进区域经济持续协调发展。
2.及时制定财政补贴法。抓紧改革财政补贴管理制度，划分财政补贴管理权限，规范财政补贴的方向范围、原则要求、方式方法和监督管理，调整优化财政补贴结构，加大对“三农”和中西部地区的补贴力度，严格补贴资金的监督管理，提高财政补贴资金的使用效益，促进欠发达地区加快发展。
(五)制定社会保障预算法和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法，促进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全完善，切实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健全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基本生活是维护社会稳定的根本保障，为此，落实科学发展观，需要制定社会保障预算法和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法。
1.及时制定社会保障预算法。建立社会保障预算制度，加大公共财政对社会保障的倾斜力度，多渠道筹集和积累社会保障基金，适时开征社会保障税，确保社会保障资金的稳定来源，促进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为基础，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为重点，以商业保险、慈善事业为补充，覆盖城乡全体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健全，同时加强人大对社会保障资金的审查监督，提高社会保障资金的使用效益，从根本上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确保社会稳定。
2.制定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法。建立社会保障资金管理制度及其社会救济资金、失业救济资金、职工养老资金、医疗资金、优抚安置资金等各专项资金管理制度，调整国家在社会救济资金、失业救济资金、职工养老资金、医疗资金、优抚安置资金等的筹集、分配、使用和管理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社会保障资金收支管理关系，多渠道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确保社会保障资金的稳定来源，强化资金监督管理，保证社会保障资金专款专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加强对弱势群体的保护，促进社会长治久安。
三、加强税收法制建设的重点内容
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社会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必须充分发挥税收的职能作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税收的职能范围主要包括：一是筹集国家财政收入，为巩固国家政权，发展经济建设和社会各项事业提供资金保证。二是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稳定和经济全面持续协调发展。现阶段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社会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加快税收法制建设的重点应当是：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缓和收入分配不公矛盾，加强环境保护和资源有效利用，促进发展方式转变，促进税制改革，调整税制结构，强化服务功能。其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修订个人所得税法，制定物业税法和遗产与赠与税法，加大对收入分配的调节，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
促进社会长治久安，必须公平收入分配，注重发挥税收调节收入分配的重要作用。为了尽快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加大对收入分配不公的调节力度，落实科学发展观，需要重点制定和修改以下税收法律：
1.全面修改个人所得税法。一要科学调整税前费用扣除标准，以不能影响广大纳税人的基本生活，特别是不能降低低收入者的生活水平为基本要求，完善税前费用扣除办法。二要实行综合与分项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模式，将经常性、收入多的主要项目合并汇总计算，并课以超额累进税率征收，加大收入调节力度。三要合理调整级距及其税率，以适当减轻低收入者税负、加大高收入者税负为主要原则，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缓和个人收入分配不公。
2.抓紧制定物业税法。开征针对房产和其他资产合并征收的物业税，将现行的房产税、城市房产税和土地出让金等税费合并集中起来，由企业单位和居民个人的房产保有者缴纳，重点是多套房产保有者和豪华别墅保有者，加大对社会贫富悬殊、居民收入过大差距的调节力度，缓解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矛盾。
3.及时制定遗产与赠与税法。开征遗产与赠与税，增强对继承人继承遗产而获个人所得的调节，同时防止被继承人生前通过赠与方式转移财产非法避税，摒弃不劳而获观念，倡导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作为个人所得税的重要补充，不仅加大对社会贫富悬殊、收入过大差距的调节，而且有效防止个人所得税的流失，尽快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
(二)制定资源税法、增值税法和环境税法，促进资源节约使用，有效保护生态环境，转变发展方式
促进经济全面持续协调发展，必须转变发展方式，优化产业结构，有效利用资源，提高经济效益，保护生态环境。为此，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全面持续协调发展，需要制定资源税法、增值税法、环境保护税法。
1.尽快制定资源税法。积极推进资源税改革，抓紧制定资源税法，建立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实行资源分类从价计征，促进资源节约利用和有效保护，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益。
2.抓紧制定增值税法。积极推进增值税转型改革，在完善增值税转型试点办法的基础上，及时制定增值税法，由生产型增值税转向消费型增值税，提高企业的有机构成，加快企业设备更新和技术升级，促进企业技术进步。
3.及时制定环境税法。尽快制定环境税法，及时开征环境税，促进生态环境保护，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加快改造传统制造业，振兴装备制造业，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正确处理经济增长与节能、减排、降耗和保护环境的关系，建立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机制，鼓励企业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能耗、保护环境上下功夫，促进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
(三)制定社会保障税法，开征社会保障税，促进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全完善
经济社会全面持续协调发展，必须保证人民群众安居乐业、无后顾之忧。为此，落实科学发展观，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制定社会保障法，健全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开征社会保障税，以严格规范的税收征管办法取代社会保障费征集办法，切实保证社会保障基金的高效征收和稳定来源，促进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全完善，有效保障社会保障资金的专款专用，严格社会保障资金的监督管理，促进社会保障资金的有效使用，确保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
(四)制定税收基本法，修改税收征管法，促进税制改革向民生倾斜，使税收更好服务民生
税制法制建设应当体现科学发展观和统筹兼顾的要求，改变过去税收偏重于增加财政收入而忽视调节社会经济、分配功能的倾向，税制改革要向民生倾斜，使税收更加贴近民生、服务民生、改善民生。
1.及时修改税收征管法。按照精简效能、优化服务、有效监管的原则，改革税收征管制度，减轻纳税人不必要的负担，最大限度地简化办税程序，税务机关尽可能地为纳税人提供便利，满足纳税人的需求，同时划清税收征管权限，规范征管程序，明确法律责任，以利于严格依法治税、以率计征，既防止越权减免税，又落实税收优惠政策，确保税收更好服务民生。
财税法制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金融危机；中国；财税政策；财税法制
一、中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采取的财税政策暨财税法措施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重创了全球金融市场，并对各国实体经济也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对中国而言也不例外——不仅上证综指、深证成指股指跌幅高居全球第四（跌幅分别为65.39%和63.36%，仅次于冰岛、俄罗斯、越南的跌幅），而且沿海省份的加工出口业绩急剧下滑，房地产业、汽车制造业景气下降，与旅游相关的航空运输业、旅馆业、餐饮业等日渐萧条，失业人数增加、就业形势极其严峻，特别是2008年下半年，中国的进出口贸易额、GDP增速、财税收入额等都急剧下降。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政府果断地推出了扩大内需的四万亿人民币的经济刺激计划，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采取了一系列产业振兴、财政、金融、外贸、民生保障等方面的政策措施,经济恶化的局面得到了较好的控制。2009年6月份以来，经济发展企稳向好的局面初步形成，在国际上率先走出危机的阴影，为国际社会应对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做出了积极贡献。
具体在财税法制领域而言，从2008年10月份后，针对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中国政府决定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当减免税费，多次提高出口退税率、退税面，增加中央政府公共投资和重点支出，对化解危机冲击发挥了重要作用。2008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又根据国内外经济日趋严峻的形势，明确提出2009年要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围绕“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惠民生”的要求，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着重做了以下五个方面的工作，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一是进一步扩大政府公共投资，着力加强重点建设。在2008年末增加安排保障性住房（经济适用房、廉租房）、灾后（四川等地）恢复重建等中央政府公共投资1040亿元的基础上，2009年中央政府公共投资安排高达9080亿元，较上年增加4875亿元，投资增幅高达54％。
二是积极推进税费改革，实行结构性减税，切实减轻企业和居民负担。通过进一步落实《企业所得税法》的减免优惠规定、实施增值税由生产型消费税向消费型增值税转型和成品油税费改革等，结合改革和优化税制，实行结构性减税[1]，以减轻企业和居民税收负担，扩大企业投资，增强居民消费。预估通过实施这方面的措施，2009年全年将减轻企业和居民负担约5000亿元。
三是采取多种措施，着力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大力促进消费需求。具体包括：（1）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和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以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扩大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2）充分发挥财税政策作用，增加财政补助规模，重点增加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如从2009年2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家电下乡政策，将财政资金直接补贴给消费者，有效衔接和动态追踪生产、流通、消费环节。并且，将新增家电下乡的财政补贴产品扩大到空调、热水器、计算机等，农民购买这些家电将由财政补贴总价格13%的金额[2]。3月10日，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七部委联合《汽车、摩托车下乡实施方案》》，决定：自2009年3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对农民将三轮汽车或低速货车报废并换购轻型载货车，或者购买1.3升及以下排量微型客车；或者在2009年2月1日至2013年1月31日期间购买摩托车，实施（每户限1辆汽车或者两辆摩托车）财政补贴。同年5月19日又出台家电以旧换新的财政补贴政策[3]。7月13日，出台了汽车以旧换新财政补贴政策[4]。这一系列的财政补贴政策惠及城乡的中低收入者。
四是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保障和改善民生，同时，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努力降低行政成本。为此，中央财政用于“三农”支出和民生支出的安排分别达到7161.4亿元和7284.63亿元。特别表现在：（1）在就业方面，为完善扶持措施支持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2009年中央财政安排就业资金420.2亿元，比上年增168.12亿元，增长66.7%；（2）在住房保障政策中，实施对住房转让环节营业税等实施相关减免政策，落实对首次购买普通住房的各项税费优惠政策，鼓励居民购买自住性、改善性住房；（3）在社会保障领域，为提高社会保障水平，计划在3年内（2009年-1011年）投入8500亿元，支持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据财政部2009年10月16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09年前三季度全国财政支出45202.78亿元，同比增长24.1％。其中，医疗卫生支出同比增加30.5％，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同比增长17.7％[5]。
五是大力支持科技创新和节能减排，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主要措施是：（1）加大科技方面的投入，促进企业加快技术改造和技术进步；（2）改革和完善资源税制度，促进资源合理利用；（3）增加节能减排投入，稳步推进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环境补偿机制改革。拟在2009年、2010年两年内投入1000亿元，加快推进科技专项规划，为经济发展提供支撑和后劲。
对此，有研究者归纳这次积极的财政政策具有以下突出特点：一是“思路新”——这次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立足于应对危机、化解危机，着眼于抓住机遇、创造机遇，较好地贯彻落实了科学发展观；二是“导向明”——就是要重民生、保增长、促消费、活市场、统内外、利长远；三是“力度大”——2009年全国财政安排赤字9500亿元，各项税费减免政策预计减轻企业和居民负担约5000亿元，发行地方政府债券2000亿元；四是“工具多”。将预算、税收、贴息、减费、增支、投资、国债、转移支付等众多财政政策工具组合起来使用，发挥了综合使用效果。[6]
从经济运行的实况来看，可以说这些积极财政政策暨财税法制方面改革的效应已经逐步显现。表现在：（1）在积极财政政策支持下，宏观经济急速下滑的趋势已得到抑制。2009年一季度我国GDP增长6.1%，第二季度GDP增长为7.9%，第三季度GDP增长8.9%。前三季度GDP同比增长7.7%，预期2009年“保八”的目标已成定局。（2）积极财政政策对固定资产投资的推动作用更加明显。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9年1至8月份，中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112985亿元，同比增长33％，比上年同期加快5.6个百分点，比1－7月加快0.1个百分点。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投资48729亿元，增长39.9％；房地产开发投资21147亿元，增长14.7％。从施工和新开工项目情况看，累计施工项目339768个，同比增加78760个；施工项目计划总投资339844亿元，同比增长36.2％；新开工项目234906个，同比增加69223个；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96739亿元，同比增长81.7％。2009年10月22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表明，前三季度投资对GDP的贡献为7.3个百分点。（3）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继续保持高速增长态势。据国家统计局2009年9月11日公布的数据，8月份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0116亿元，同比增长15.4％，比上月加快0.2个百分点。1-8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78763亿元，同比增长15.1％，比1-7月份加快0.1个百分点。[7]总的来看，经济运行基本呈现出触底回升的态势，积极财政政策效应已经开始显现。
从社会发展领域看，民生福利得到较大程度的改善，社会稳定性并未因金融危机的冲击、劳动就业的艰难而产生大的变化。从改革层面看，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尤其是农村基础设施、公共道路、医疗卫生、义务教育、社会保障等在稳步推进，相应的制度性建设也在加快。
二、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中需要特别关注的问题
虽然我国积极财政政策已经发挥了较好的效果，但在实施过程中也有一些需要特别关注并加以改进的地方。表现在：
（一）财政收入不很乐观，导致继续扩张的政策难度加大
受经济减速、企业效益下滑、结构性减税和PPI、CPI双下降等诸多因素的影响，2009年以来特别是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出现明显下降。1-5月累计，全国财政收入27108.67亿元，完成预算的40.9%，比去年同期减少1955.7亿元，下降6.7%。虽然从5月份开始，我国财政收入已经由负转正且连续五个月保持正增长，但财政总收入尤其是其中的税收收入的增长率，就新世纪这些年的情况来看，仍然是最低水平增长。[8]进一步分析来看，财政增收虽然有经济向好因素的成分在内，但征管力度加大、非税收入增长较快是更为主要的原因，而作为财政收入主要构成的税收收入增速偏低，尤其值得进一步关注。
另外，从财政支出需求来看，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目前实施的扩大政府公共投资规模，结构性减税，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强“三农”等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等，都需要财政加大投入力度。财政支出基数较大,刚性强，也增加了财政支出的压力。因此，有专家指出，目前我国财政收入增长的基础还不是很牢固，在这种形势下，2009年财政赤字超过9500亿元的可能性将较大，总体上2009年全国财政收支形势仍然比较严峻。
（二）对投资尤其是政府投资的偏好过强，由此可能带来一系列不良后果
中国虽然也不乏通过实施消费型增值税和提高出口退税率等方式来减轻企业税负，但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4万亿元经济刺激方案主要体现在政府公共投资项目上，强调政府主导投资的惯性思维依然未变。而在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方面，力度显然不够，仅是继续执行暂免征收储蓄存款和证券交易结算资金利息所得税、降低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及单边征收等已有政策，而一些更为灵活的刺激政策，如对低收入居民发放消费券，也仅在地方政府层级实行。
大家知道，政府及其主导的特定主体的信用规模扩张虽然能够在一定时间内拉动总需求，但无法形成良好的收入——消费循环，进而实现经济的可持续长期增长。相反，这种政府刺激总量带来的产出分配会进一步趋于集中，极可能形成类似于日本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财政货币依赖症”。如果无法释放民间经济活力、缺乏平滑分配和保护民生的配套措施，单纯的总量刺激可能给经济结构带来经济效率下降、需求结构异化、新增产出分配日益集中化等弊端，而就业形势却依然非常紧张。由此，财政刺激经济发展不能仅仅落实在投资上，否则极有可能产生产能过剩、经济结构扭曲、金融不良资产巨增等一系列负面问题。
（三）地方财力困难不堪，对国家财政政策的扩散效应会产生不利影响
自2008年四季度以来，为避免经济增长快速下滑，保持经济稳定增长，中国中央政府通过了4万亿元的经济刺激方案，各级政府也出台了总额超过20万亿的地方投资计划。然而，正当4万亿全国投资大规模下发之时，各地配套资金却因财力紧张面临着明显的投入压力。地方配套资金的到位率低，使得有些项目不能按计划及时开工，有的项目虽已开工但进展缓慢，如果这一情形继续蔓延的话，不仅会影响投资项目的如期实施，也会给中央的经济刺激计划“拖后腿”，妨碍我国经济的全面复苏。
（四）我国现行财政政策创造长期性、持续性就业岗位的能力较低，难于从根本上解决我国面临的严峻的就业压力
就业政策的公共服务性、社会保障性目标需要国家财政政策给予充分的财力支持，但我国目前财政政策的公共化取向尚未全面有效确立，对就业政策的支持和扶助力度过低，且缺乏明确的立法规范与约束，从而在实施中带有明显的随意性。其结果：一是导致公共就业服务质量水平低，且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别和群体差异；二是导致创造就业岗位行为的短期化，未能从长远角度入手培训和开发人力资源，创造长期性、持续性的就业岗位。
三、关于积极财政政策暨财税法制改革的方向与对策建议
基于公共财政的基本职能和目前国际、国内经济形势逐步企稳向好但发展仍很不稳定、很不巩固、很不平衡的客观现实，笔者认为，实行“均等化”的社会领域改革的财税措施应成为我国财政政策暨财税法制改革的轴心，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也应成为下一阶段的财政政策和财税法制改革的重点，而扩大内需、保持经济增长仍然是我国财政政策的面临的十分急迫的任务。为此：
（一）应着力推进财政预算体制改革，加快《预算法》、《个人所得税法》的修订，充分发挥财税政策的收入分配功能和财税法的规范保障功能，切实解决收入分配不公问题，扩大有效消费需求。
中国目前外汇储备过大（高达2.27万亿美元）、面临的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压力日益加大、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政府投资拉动等，迫切要求我们要进一步贯彻落实扩大内需的方针，尤其是要提高广大老百姓的消费能力，以形成主要靠消费需求、靠国内民间投资而不是主要靠政府投资、靠出口拉动经济发展的局面。而从消费品零售额看，2008年按销售单位所在地分，县占11.2%，县以下占20.8%，市占68%[9]。这说明我国城乡消费的差距非常巨大，而其背后的深层原因就在于城乡收入差距悬殊，造成多数财富集中于少数富人手中，大多数人需要消费、有消费意愿但却无能力消费。因此，为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我国的财政政策暨财税、预算法制改革应立足于提升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人群的比重。财政预算安排、财税法制变革要突出以下六个方面的重点领域：一是要继续大力加强新农村建设，在预算安排方面应把“三农”投入作为重中之重，特别应对农村人口占比多的地区加大财政投入；二是应继续加大对农民及城市中低收入者的保障力度，适当提高种粮补贴、农机补贴和家电购买等方面的补贴水平，扩大实施补贴项目的范围；三是应切实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而不能因就业问题更加突出、更加严峻，就成为不落实这一政策的借口；四是应把解决居民住房条件放在突出地位，尤其应着力解决廉租房建设问题，为解决广大城市居民“住有所居”问题开辟新途径；五是应推动《个人所得税法》改革，科学合理地选择课税单位，实现个人所得税由分类课征向分类与综合相结合的税制转变，合理设计税率、调整税率级距，以加大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分配的力度。六是要从严控制行政机关成本，减少和规范会议经费、人员招待费、出国考察费等方面的开支，加强对行政办公费的审计监督，防止一般性行政开支膨胀和浪费，进而把更多的财政资金用在民生保障和促进内需方面。
（二）应因地制宜，继续改进和完善有关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统筹区域经济平衡协调发展的财税政策和财税法律制度，加大对广大农村地区、西部开发、中部崛起、东北地区振兴等方面的财税政策和财力支持力度。
在这方面，除了中央政府进行必要的宏观发展规划和对重大问题的协调统一外，应按照财政“分税制”的要求，适当向地方政府下放财权、财力，俾其能因地制宜地制定地方财税法规和财税政策，有的放矢地发展地方经济。同时，可考虑建立不同性质、不同类别的地区开发专项基金，对前述地区在人才引进、工资福利补贴、科技成果应用、环保节能项目推广、生态科技农业发展等方面，给予较东部发达地区、较大城市更多的、更为优越的专项财力支持。此外，还应进一步完善对前列地区的税收优惠政策措施。
（三）应充分发挥财政政策的资源配置功能，为结构调整、经济持续稳定发展提供助力
经验表明，在结构调整过程中，财政政策往往可起到很好的导向作用。中国政府关于建设节约型社会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是针对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资源、能源的严重浪费和对环境的严重污染弊端提出的。应对危机、启动内需的投入不能仅着眼于总量扩张，更应该基于未来长远发展的宏图来加大产业结构调整的力度。首先，要瞄准节能减排目标，大幅降低GDP单位能耗。如果我国不立足于节约能源、节约资源、减排污染这些目标，即使在短期内经济快速回升，其可持续性也将大打折扣。其次，要瞄准自主创新目标，加大对自主创新研发、科技革新投入、科研成果转化等方面的财政支持，对具有自主品牌的本土企业给予大力扶植，摆脱我国对外部世界的过分依赖。在这方面，《资源税暂行条例》的修订、绿色环保税制的研拟制定、科技、节能环保专项预算资金的合理安排、产业调整税收减免优惠的奖励措施等，都能发挥积极作用。
（四）应完善市场准入暨财税法律、法规制度，放宽政府行政管控，改善投资制度环境，发挥财政政策撬动社会民间资本、激发市场活力的带动效应
刺激和拉动经济增长，仅仅依靠政府投资是远远不够的，关键是要撬动社会民间资本投资、带动银行体系贷款、激发市场活力。在金融危机尚未完全消退时期，社会民间资本还缺乏投资信心，银行贷款惧怕风险，市场活力低靡。通过财政贴息等政策手段虽也能发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但并非治本之策，根本支点应是投资项目选择本身的可行性以及投资制度环境的优良。因此，我们应通过完善市场准入相关政策和财税法律、法规，放宽对民间资本投资行业、领域的限制，规范税、费管理，简化行政管控，强化政府服务，优化投资政策和制度环境，从根本上吸引和撬动民间资本投资，特别是中小企业的创业投资，以激发更大的市场活力。财政政策和相关法律制度建设应在这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五）应高度认识解决就业问题在扩大内需、改善民生福利、稳定社会政治局面中的特殊重要地位，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在公共财政体制框架下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全方位的政府就业指导和服务体系
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伴随着城镇化、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和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大学生就业和城镇就业、再就业的压力日益加大，金融危机让这一问题变得更加突出。我们应从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高度，清醒认识解决就业问题的极端重要性，继续转变政府的公共服务理念，切实、有效地为社会公众提供共同消费、平等享受的公共就业产品和服务。为此，应进一步强化我国财政体制的公共化取向，转变财政支出结构，减少政府对劳动力市场的直接性干预，逐步由通过预算内投资办企业（或中心）和税收减免来直接创造就业岗位转变为对人力资源的开发、培训、就业指导等的资金扶持、税收优惠等政策，开拓多种就业途径，鼓励自主创业，减少政府部门对私人的“挤出效应”。
（六）国家财政预算案的制定，应处理好统筹兼顾与突出重点的关系，应切实解决广大老百姓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优先发展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社会事业
我国是发展中的大国，人口多、底子薄，经济发展总体水平不高且发展极不平衡，社会事业发展相对滞后，财政承受能力也还很有限。因此，财政预算安排既要统筹兼顾，全面支持各项社会事业发展，更要突出重点，从中国具体国情和发展阶段出发，充分考虑各方面的条件和国家财政承受能力，适当集中财力，着力解决广大老百姓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优先保障基本公共服务需要，并随国家财政能力的增强而逐步提高社会事业发展和民生保障水平。
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等社会事业，具有明显的公益性质，直接攸关社会公众利益和福祉，直接攸关社会公平正义。对此，我们应切实发挥公共财政在这些领域的职能作用，不断增强各级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财政保障能力，把有限的财政资源较为集中地投放在最基本的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等社会事业上，以切实减轻老百姓在这些方面的支出负担。
（七）应结合科学发展和应对危机的双重需要，加快推进财税体制改革，明确财税法制建设的长远和近期目标，合理确定新财税法制定、旧财税法修改的适当时机，建立有利于科学发展的财税体制
2009年5月19日，国务院批转的国家发改委《关于2009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加快财税体制改革，建立有利于科学发展的财税体制”，并具体化为“围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健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推进省直管县财政管理方式改革，逐步建立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的规模和比例，加快完善统一规范透明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健全公共财政职能，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深化预算制度改革，研究起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条例，试行社会保险预算制度，实现政府公共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和社会保障预算有机衔接，研究建立全国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统计报告制度。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统一内外资企业和个人城建税、教育费附加等税收制度；研究推进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研究制订并择机出台资源税改革方案；加快理顺环境税费制度，研究开征环境税；深化房地产税制改革，研究开征物业税”等。这些建议措施涵盖面极广、改革的蓝图十分庞大。一些官员，尤其是财政部的官员更热衷于推动环境税、资源税、物业税的出台。
财税法制论文范文第3篇
“第一税案”的简要案情及其所暴露出的问题
所谓“第一税案”，是一起虚开增值税发票的犯罪案件，因其发案时间之长、波及范围之广、犯罪金额之大、造成危害之大（注：从1994年5月到1997年4月，共有218家企业参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犯罪活动，受票单位分布在全国30个省级行政区，6个计划单列市；已抓获的犯罪嫌疑人89人，其中包括县委、财税局等单位的主要负责人。仅罪犯胡银锋（已执行）一人的案卷摞起来就有11米高；公安机关先期移送的63名犯罪嫌疑人的案卷就有1400多卷，重达1500公斤。），全国罕见，且是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全国第一大税案，故通称“第一税案”；同时，因其发生在浙江省金华县，故又称“金华税案”。
众所周知，我国在1994年进行了规模空前的税制改革，并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在税制改革中，增值税是最为引人注目的。因为它作为一个“中性”税种，具有“道道课征，税不重征”的特点，因而它既不会导致对纳税主体重复征税，又可以使国家获得大量的、稳定的财政收入。正因如此，增值税被认为是财税史上的非常绝妙的制度发明，并被迅速推广到全球的100多个国家。我国每年的增值税收入，已达整个税收收入的50％左右；其覆盖面之广和对于国家财政之重要，使其实际上不仅是我国商品税（也有人称为流转税）的核心，而且在整个税制中也是真正的主体税种。事实上，我国对于增值税一直非常重视，每年都强调要确保以增值税为主的“两税”收入（注：国家强调确保的“两税”，是指增值税和消费税，包括海关在进口环节的增值税和消费税。），并努力采取各种措施来力保举足轻重的增值税收入的实现。
增值税之所以被公认为“良税”，是因为它有自己独特的一套原理。在税额计算方面，各国通行的是“扣税法”，即用销项税额去扣减进项税额。要进行扣税，就必须使用增值税的专用发票（因为进项税额体现在专用发票上），从而使整个商品流转的链条连续不断，并起到计算简便、相互监督等作用。实际上，增值税的专用发票不仅是销售方的计缴税款的依据，也是购货方用以抵扣税款的凭证。正因如此，专用发票的真实性、准确性、合法性就直接地关系到购销双方的利益，同时，也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税收利益。如果存在虚开、代开发票等违法犯罪行为，就会使国家的税收大量流失。因此，许多人是将增值税专用发票视同货币来对待的。
然而，在“金华税案”中，恰恰问题就出在国家三令五申禁止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方面。一个仅有56万人口（其中农业人口占95％）的金华县，在1994年至1997年的3年期间，共有218家企业参与虚开增值税发票，共虚开发票65536份，价税合计63.1亿元，其中税额9.2亿元，涉及30个省级行政区，给国家造成税收损失7.5亿元（注：关于“金华税案”的具体案情及处理，可参见：《以身试法法不容-全国第一大税案警示录》，《人民日报》1998年11月6日，第2版；《第一税案始末》，《北京青年报》1998年11月11日，第1版；王祺元：《第一税案如何水落石出》，《北京青年报》1998年11月11日，第3版；钱风元：《增值税：带刺的玫瑰，《经济日报》1998年11月10日，第1版，等等。）。
“金华税案”中的犯罪分子已被绳之以法，其中也包括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应当说，教训是非常深刻的，值得研究的问题也是很多的。从主体的角度说，“金华税案”的发生，固然有犯罪分子利令智昏，贪得无厌，不惜铤而走险，以身试法等方面的原因，但是，也有地方政府及其征税机关自身的原因。而后者是更值得重视和研究的，因为它涉及到财税法制建设方面的许多问题，并且，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国家能否实现长治久安。
从法制建设的角度看，“金华税案”之所以波及范围广，社会危害大，涉案人数多，发案时间长，查处成本高，实际上有诸多方面的深层次原因。
1.税法意识十分淡薄。当时县里的某些领导为了“造福一方”，不是集中精力去发展经济，而是置国家税法于不顾，错误地提出“引进税源”，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不但没有严格实行“以票管税”，反而鼓励违反税法的“以票引税”（即以虚开票引外地税）。由于虚开发票等违反税法的行为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引税”的作用，因此，对于税收违法行为也就放任自流，任其扩散。
2.地方保护主义严重。当时的县领导之所以违法出台一些“税收优惠政策”，真实的目的就是同周边市县争夺税源，以保护所谓的地方利益，弥补本县的财政缺口。这种“低税竞争”实际上是地方保护主义在财税领域的突出体现。
3.有法不依管理混乱。依据税法规定，增值税的纳税人分为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而小规模纳税人是不能使用专用发票的。但是，当时的县财税局领导违法改变一般纳税人的认定条件，提出了“先上车，后买票”的做法，但在实际执行中却变成了“上了车，不买票”，对于一般纳税人应具备的条件没有认真审查，致使许多不合格的“皮包公司”等混入其中；同时，一些财税所还违反规定，私自“送票上门”，根本不按照发票要“验旧换新，限量限额，审核报批”的规定办理，从而为发票犯罪埋下了隐患。
4.只看小利不顾大局。县里的有关部门在当时提出了无视国家税法的“优惠政策”，即凡在县工业小区办企业者，增值税前三年全免，后三年减半。这种典型的“低税竞争”在遭到批评后被迫停止（注：低税竞争是税收领域的典型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在相关国家之间、一个国家内部的不同地区之间，都可能会发生低税竞争的问题。目前，一些国家，如欧盟等已经认识到低税竞争的危害，并通过国际税收协调来解决各国税收政策上的差异问题。但是，国内的低税竞争也是值得重视的。）。但是，县财税局依旧实行所谓“保底征收”，指示下属的财税所对外地的企业要“政策上放宽”，“可以适当地打点球”。这不仅给全县的财税系统造成了严重的思想混乱，而且也给国家的税收收入带来了巨大的损失，是典型的只看小利，不顾大局的行为。
5.公然违法包庇犯罪。在金华县的虚开发票的犯罪活动日益猖獗的情况下，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对虚开发票已作出专门决定的情况下（注：第八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曾于1995年10月30日通过了《关于惩治虚开、伪造和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的决定》，该《决定》对于打击当时十分猖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目前，该《决定》中有关行政处罚和行政措施的规定继续有效，有关刑事责任的规定已纳入1997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之中。），在外地办案人员已追查到金华县是虚开发票的源头的情况下，县财税局的领导仍然采取“就事论事，就地消化”的原则，设法争管辖，大事化小，以补代罚，以罚代刑。
6.腐败严重。金华的虚开发票犯罪分子之所以能长期逍遥法外，还与执法、司法机关的有关人员的严重腐败密切相关。县财税局稽查大队、县检察院等均有直接的重要负责人，，助纣为虐，不仅为犯罪分子大开“绿灯”，甚至还多次直接筹划、教唆虚开发票。
上述问题，集中起来就是法律意识问题、地方保护主义问题、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执法问题、腐败问题等，这些问题的解决当然需要进行综合治理，但也确实在相当程度上与财税法有关。要有效地解决上述问题，就需要财税法领域的法制建设的强化。为此，有必要从财税法的角度，来分析上述问题的发生和解决。
二、从“金华税案”看财税法制建设存在的缺失
“依法治国”已经被写进了宪法修正案。建设真正的法治国家，是崇尚法治的人们的共同愿望。而要真正实现法治，就必须至少在各个重要领域都要有法可依，因而在关乎国泰民安的财税领域，加强法制建设尤为必要。事实上，我国的财税法制建设虽然较过去有了很大的进步，但仍存在着许多缺失和不足，“金华税案”中暴露出的诸多问题即与此直接相关。“金华税案”在形式上是一个刑事案件，但其中暴露出的上述问题，却非常具有典型性、普遍性，因而在其他地区同样有发生类似“税案”的可能性。而这些问题的存在，恰恰是由于在财税领域的立法、执法、法律监督等方面存在着诸多的缺失，两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因果关系。为此，有必要结合“税案”中暴露出的问题，来探讨我国财税法制建设的缺失。
（1）关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主要体现为利益分配关系，它主要由财政体制法和税收体制法来调整。但我国现行的财税体制法是非常不完善的，不仅没有一部专门的法律，而且在各类立法上都几近空白，特别是分税制、转移支付制度等尚无专门的法律或行政法规来加以确立，更是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事实上，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在古今中外都是至为重要的，它直接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关系到民族的兴衰荣辱，如此重要的关系不通过法律来加以调整，显然是一个重大的缺失。这也许是因为中国法律更倾向于所谓的“政治法律规则”模式（注：美国学者马太（ugomattei）在其论文“三种法律模式：世界上法律制度的分类学与变化》中，将法律模式分为职业法律规则、政治法律规则和传统法律规则三种，并认为中国虽然属于传统法律规则模式，但是更倾向于政治法律模式。参见沈宗灵先生对该文的评介，载于《中外法学》1999年第1期。）。对于中央与地方关系这个重要的问题，本文在后面还将作重点分析。
（2）关于财税法律意识淡薄的问题。加强财税法制建设，是提高人们的财税法律意识的重要途径。如果一些重要的财税立法都没有，或者仅靠一些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来支撑，就不仅不合乎至为基本的“税收法定原则”、“法律保留原则”等方面的要求（注：参见［日］金子宏著：《日本税法原理》，刘多田等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以及拙文《论税收法定主义》，《法学研究》1996年第6期。），从而可能构成对国民财产权利的侵犯，而且也不利于人们去认识、了解、掌握、运用财税法，当然无助于提高其财税法律意识；如果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使财税法律形同虚设，缺乏作为公法、强行法应有的刚性，则会使人们对财税法律作出不良的评价，当然也无助于法律的遵从，会使守法的意识更加淡薄。可以说，财税领域的立法和执法是目前最为突出的问题，是财税法制建设最为重要的两个环节，但是，目前恰恰是立法不足，执法不严的问题十分突出。例如，在财政法方面，只有一部有待于进一步完善的《预算法》，而对于国债法、转移支付法等，甚至连一部作出全面规定的行政法规都没有；在税法方面，仅有三部法律，而大量的都是国务院制定的《暂行条例》，严格说来，这是有背于公认的税收法定原则的。至于执法方面，问题就更为突出和普遍，这就是下面要谈到的依法办事的问题。因此，如何大力加强财税法制建设，尤其是加强立法、严格执法，使财税领域真正实现法治，使财税活动真正深入人心而不是令人“内心逆反”，从而全面提高财税法律意识，还仍然是一个需要长期努力的目标。
（3）关于依法办事的问题。我国目前突出地存在着分配秩序混乱的问题，这种混乱主要是导因于财税领域的“失范”和“失序”。例如，国家的财税法极易被地方性的“土政策”或者“领导的意见”等所取代，或者被以其他方式扭曲执行；地方政府长于“搭车收费”，或者随意减免，等等，这都是不争的事实。在这种“财税环境”下，公众的财税法律意识也就可想而知了。不能够严格按照财税法的有关规定办事，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这是现行财税法制建设的突出的缺失。此类问题必须通过各类配套的改革措施的实施、各类法律的综合调整等，才能得到全面解决。
（4）关于腐败问题。财税法制建设虽然不是解决腐败问题的唯一途径，但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途径。当前腐败问题的突出存在，同某些领域里的财政投入不足、财税法制不健全、监督不力等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除了应重视从人自身的角度，从根本上去解决“内生性”的腐败问题以外（注：其实，全面提升人类的道德水平，特别是官员的道德水平是非常重要的。法律是最低水平的道德，如果法律都不能得到有效的遵守，则更高层次的道德水平就更是无从谈起。因此，如何不断地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平，使人们靠一种内在的驱动力去防杜腐败，这可能比一般性的政治教育和法制宣传都重要。），也应注意从财税法制建设、加大财税投入、保障基层所需的基本的财政资金等方面，从外部去促进腐败问题的解决。但是，目前的财税法律建设显然不能适应这一要求。
以上结合“金华税案”所暴露出的问题，探讨了现行的财税法制建设所存在的缺失（注：财税法制建设的缺失及由此而带来的诸多问题，大大地增加了监督的成本，这仅从“金华税案”的处理所支出的人力、物力、财力上就能够感受到。）。这些问题实际上是财税法应当解决的一般性问题。从“问题定位”的角度，来寻找法制建设本身存在的问题，是本文分析问题的一个路径。通过解剖“金华税案”这个麻雀，有助于分析财税法制建设的一般问题，而这些问题在以往的法制建设和法学研究方面往往是未受到充分重视的。为此，基于上述财税法解决的一般性问题，有必要进一步分析财税法制建设的各类缺失的弥补问题。
三、财税法制建设的缺失的弥补
财税法制建设需要弥补的缺失甚多，在此仅着重谈两问题，一个是财税法对于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即财税体制关系）的法律调整问题，一个是完善财税法制所需要的系
统观念的问题。
（一）解决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对财税法制建设的要求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是一个一直都存在、但在许多部门法学都鲜有研究的问题。实际上，这个问题应当在宪法、财税法等领域进行深入研究。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存在着一种博弈关系，以往普遍存在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就是这种关系的典型描述和体现。按照博弈论的原理，在相关的财税立法上，同样会存在中央与地方“讨价还价”式的利益分配或利益之争，表现为地方同中央分权、分税等（注：参见王绍光、胡鞍钢：《中国国家能力报告》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0页以下，有关“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博弈关系和规则”的论述；以及何帆：《为市场经济立宪-当代中国的财政问题》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第172页以下，有关“中央与地方的博弈”的论述。）。
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中央应当是居于主导地位的，这也是一个国家有效地实施宏观调控所必须的。而国家要有效地进行宏观调控，就必须手中握有大量的财政收入，尤其是要能够掌握大量的税收收入。同时，如同中央政府要提供全国性的公共物品一样，地方同样也要提供地方性的公共物品，因而同样需要有相应的财政收入。为此，中央和地方进行事权、财权、税权方面的划分，就是非常必要的（注：关于财政分权问题，有许多著名的经济学家都曾经进行过深入的研究。例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施蒂格勒（gstiglel）对于政府存在的合理性的研究、布坎南（jbuchnan）的分权“俱乐部”理论、以及奥茨（woates）对于财政联邦主义的研究等。可参见平新乔：《财政原理与比较财政制度》上海三联书店等1995年版，第338～343页）。实行分税制也就是势在必行的。从国家的角度说，当然应当在中央一级集中更多的收入；从地方的角度说，也应当有足够的收入。现在的矛盾就是有限的资源应当如何在中央与地方之间进行公平、有效的分配。因此，需要有相应的财政体制法和税收体制法来从法律上解决上述的分权问题。事实上，我国现在的分税制尚不彻底，同时，在宪法上和财政法上又都缺少有关分配中央与地方的权益的明确、具体的立法，从而带来了实践中的许多问题。要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着力建立和完善财政体制法。
在“金华税案”中，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是值得重视的。金华县为了保护本地的利益和促进本地的“发展”，不惜牺牲国家税收利益，公然违反税法搞“低税竞争”和“以票引税”，这实际上是地方保护主义在财税领域的重要体现。
除此以外，不容忽视的一个问题是，金华县之所以搞“以票引税”、“低税竞争”等，一个重要的考虑是要同周边地区争夺税源，以弥补本地的财政缺口。也就是说，财政收入的不足或财政支出的缺口是导致地方政府从事税收违法行为的一个重要动因。事实上，在许多地方，财政缺口是存在的，导致财政缺口的原因是多个方面的，如政府职能不清、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所导致的“吃饭财政”；管理不善、腐败堕落、执法不严、违法不究所导致的税收收入流失；竭泽而渔、以费挤税、滥征滥罚、侵蚀税本所导致的税源枯竭，等等。由于这些原因是普遍存在的，因此，只有解决好这些问题，才能解决好财政收入问题。
根据著名的“瓦格纳定律”（注：从长期来看，国家财政支出呈现不断上升趋势，这一现象由19世纪的德国著名的经济学家瓦格纳（a·wagner）最先提出，被称为“瓦格纳定律”。瓦格纳根据实证的研究发现，随着人均收入的增长，公共部门的相当规模也将扩大，政府的支出必然要不断增长。此后，一些经济学家进一步用计量方法检验了这一假说的有效性。对于“瓦格纳定律”，许多财政领域的著述均有介绍，可参见当代财税大师马斯格雷夫（r.a.musgrave）的《比较财政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71—72页，等等。），政府的开支规模总是呈现扩大的趋势，这已经为各国的实践所不断证明。既然随着政府权力的日益膨胀，财政支出也相应地不断扩张，因而在财政收入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约束的情况下，如何解决财政缺口问题是各级政府都关心的问题。在我国，由于预算内的收入占整个gdp的比重近些年来一直徘徊在10％左右，中央的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亦相对较低，因此，“两个比重”过低的问题已经引起了广泛的重视，以致于国家提出了“振兴国家财政”的口号（注：中共中央十五大报告，提出了提高财政的“两个比重”的问题，并认识到改革开放以来，始终是社会财富向非公有制经济、向个人倾斜，从而使国家的财政状况不如人意，因此，应当“振兴国家财政”。）。为此，当然要开源节流，并努力避免上述导致财政缺口的各种现象。事实上，为了解决财政收入相对不足的问题，我国正在进行一系列的制度创新。例如，正在进行的各级政府机构的精简、人员的分流、政府职能的重新厘定等都是为了解决“吃饭财政”的问题：“费改税”的改革等，是为了解决预算内收入不足、预算外和制度外入过于膨胀的问题，实际上是为了解决财政收入的规范化问题；深化“分税制”改革，是为了解决中央与地方的收入分配等问题；强调“依法治税”、反腐倡廉、加强征管，是为了获得更多的税收收入，等等。可见，上述各个方面的改革，都是为了使各级政府获得充分的改造其职能所必须的财政资金，都是在财税法的完善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的制度创新。如果改革能够真正都推行到位的话，则财税的问题就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得到解决。
从法制建设的角度说，在目前不能通过修宪来规定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的情况下，可以考虑通过完善财政体制法，来解决中央和地方的财权分配问题；通过完善税收体制法，来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各自的税收收入来源和分配问题；通过加强和完善预算法和转移支付法领域的法制建设，来解决各级政府之间广泛存在的财政的横向失衡和纵向失衡的问题。上述领域的财税法制建设，对于解决中央与地方关系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基于上述考虑，在立法上，应当与相关的体制改革相配套，尽快制定财政体制法、税收体制法，或者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之内增加这些方面的法律规范，以解决目前中央与地方的谈判几乎无法可依的状况，从而也能够更好地保障各级政府的应得的权益，以更好地提供相应级次的公共物品，实现各级政府应有的职能。
在提供公共物品、实现财政的各项职能方面，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各有其优势，因而许多学者都认为应当在两者之间形成适当的分工，使其各司其职，以实现效率的最大化。上述思想被称为“财政联邦主义”。基于这种思想，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实行的都是财政联邦制（注：这是经济学意义上的联邦制，并不是政治或法律意义上的联邦制。）。实行财政联邦制的关键是如何分权，以及对分权的结果在法律上加以确定，使其成为财税体制法的重要内容，这是以后在完善分税制立法方面应着重解决的一个问题。
（二）弥补财税法制建设的缺失是一个系统工程
弥补财税法制建设的缺失，不仅要实现财税法体系内部的协调、配套，而且也要使财税法体系同其他法律或制度相配套，因此，这种补缺在总体上是一个系统工程。之所以如
此，是因为财税与财税法的极端重要，以及财税、财税法同其他领域的密不可分的关系。事实上，从一定意义上说，现代国家已被称为“税收国家”，国家离开了税收或者整个财政，就须臾不能生存。不仅如此，在国家能力（国家将自己的意志转化为现实的能力）中，汲取财政的能力是最重要的，其他的国家能力，如宏观调控能力、合法性能力以及强制能力，都离不开汲取财政的能力（注：见前注引王绍光、胡鞍纲著，第3页。）。目前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相对较弱，与中央财政收入所占比重的相对较低直接相关。
要研究财税制度的重要性，就必须从财税制度对国家、社会变革的重要作用入手。从历史上看，财税问题始终是影响国家存续的十分重要的因素。著名的经济学家熊彼特、希克斯、诺思等都曾进行过深入的研究。例如，熊彼特认为，从国家财政入手，对于研究社会发展的转折点十分重要，并且，社会的转折总是包含着原有的财政政策的危机（注：这是熊彼特在1918年发表的著名论文《税收国家的危机》中所阐述的观点。他认为，研究财政的历史能使人们洞悉社会存在和社会变化的规律，认识到国家命运的推动力量。他强调，财税与现代国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以致于可以把现代国家称为“税收国家”。财税不仅有助于国家的产生，而且还有助于其发展。它使国家可以渗透到私人经济中，并扩大对私人经济的管辖权。）。该观点表明，财政政策的危机是同社会的转折联系在一起的。希克斯指出，近代民族国家的兴起就是由于财政原因，西欧国家因战争所导致的财政压力催生了现代税制和金融体系的建立（注：这是希克斯在其1969年出版的《经济史理论》中所提出的观点。该书的中译本已于198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而诺思的研究则表明，国家解决财政压力的对策，将决定一国经济的兴衰。上述学者研究的综合性的结论是，财政压力决定改革的起因和路径，凡是重大的改革，都有财政压力的背景。
上述观点已被学者概括为“熊彼特—希克斯—诺思命题”，其基本逻辑是，如果说国家的目标总是要追求合法性（legitimacy，或译为“义理性”）的最大化，即总是出现时，国家为了保持其合法性的水平，就只能主动调整政策，进行改革（注：参见前引何帆著，第2页。）。这种认识对于完善财税法制是非常有意义的。
中国的不同级次的政府或者某些地区的政府正不同程度地面临着财政的压力，这些压力会推动制度变迁。事实上，我国正是基于当时的数字背后的财政压力才实行了举世瞩目的改革开放，并由此推动了整个市场经济体制以及与此相配套的法律体系的建立；财政压力可以推动制度变迁，但诚如上述诺思的研究，对于财政压力必须采取正确的对策，不同的政策会产生影响深远的截然不同的后果（“金华税案”的发生使金华县的经济元气大伤即为例证）。因此，国家在应对财政压力时，必须考虑如何制定正确的财政政策，完善相应的财税法制，进行“良性”的制度变迁，形成能够把国家和民族引向繁荣昌盛的“善法”这应当是财税法制建设的重要目标。
上述关于财税以及相应的财税法的极端重要性表明，财税法制建设是整个法制建设的十分重要的一环，它与各个相关的领域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同时还应注意：财税法制建设的补缺，不仅是财税法体系内部的诸多漏洞的弥补，缺弊的匡正，而且还应是财税法体系同法律体系的其他部分的协调互补，同其他制度、体制改革以及政策的制定的衔接和协调。事实上，在“金华税案”中存在的诸如地方保护主义、有法不依、法律意识淡薄、腐败严重等问题，并不是单靠财税法等任何一种法律所能够解决的，甚至并不是单靠法律所能解决的。因此，在解决上述问题以及其他现实的财税问题方面，既要看到财税法制建设的重要性，也要看到它的局限性。上述诸多问题是需要包括财税法在内的诸多法律的综合调整才可能解决的问题，它需要相关法律之间有磨合和调试，财税法制的完善可能也能也会同时牵连到其他法律的完善，因此，是一个系统工程。
财税法制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财税法 地位 趋势
[中图分类号]D92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3）02-0025-02
亚当・斯密说：“财税乃庶税之母。”霍姆斯大法官说：“税收是文明的对价。”说：“一个国家的财政史是惊心动魄的。如果你读它，会从中看到不仅是经济的发展，而且是社会的结构和公平正义。”这些至理名言都诠释着财税之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
财税法学，是以财税法及其发展规律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财税法的专业性、技术性、复杂性决定了其实用性，决定了财税法学的发展空间，财税法学是一门年轻的法学分支学科，也是一门具有蓬勃生机的新兴学科。财税法学作为一门朝阳学科，其体系的思路仍在不断修正。[1]
一、财税法的历史沿革
（一）国外财税法的历史沿革
世界各国作为财政法规最早的法律形式是税法。其中的预算制度是新兴的资产阶级同封建贵族斗争中产生的一种财政制度。最早的国家预算制度产生于英国，发展较晚的是美国。主要的发展阶段有：第一，从自由资本主义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国家的财政法律制度无新发展。进入垄断资本主义后，由于垄断资产阶级要求国家干预经济生活，财政预算税收制度有所加强。如联邦德国时期的《预算法典》、日本的《财政法》。第二，原属英美法系的一些国家，二战后陆续制定一系列成文的财政预算税收法规。如美国的财政部很重视财政立法及执行，财政部长有法律顾问，并设有法制事务所和执行处。此外，原属英美法系的东南亚国家联盟将财政活动的法律规定列入宪法。第三，一些前东欧国家除了制定多种税法，还有专门的财税法或预算法。如1972年罗马尼亚颁布的《财政法》。
（二）我国财税法的概况
鲁宜公十五年颁布的“初税亩”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税法。最早的预算法是解放前的《财政收支系统法》。下面分三阶段简要介绍我国财政法制状况：第一，新中国成立后30年的财政法制状况。基本改造时期为了恢复经济生产先后颁布一系列的重要法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期间受法律虚无主义影响，财政经济立法互动有所削弱。后恢复了中断数年之久的国家预决算报告制度。第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到2002年，我国进入市场经济阶段。这是我国财政法制建设进入恢复和发展的重要阶段，制定颁布了大量的财政法律、行政法规和财政规章，形成了基本的财政法律制度。第三，2002～2010年我国财税立法的新阶段。这一时期的财税法治建设繁重，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目前，现行有效的财税法律共有八部。财政立法中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规范性文件比重较大，但其立法层次较低，执行效力受到一定程度影响。
二、我国财税法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
（一）财税法是综合法律部门
财税法在我国曾经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随着国家财税职能的增强，加之经济法学科的形成，国内的学者将财税法列入经济法部门。[2]刘隆亨教授认为，财政法自身构成了一个完善的体系，具有内部的系统性和外部的排他性。例如税收法律制度构成的要素、内部的税制结构。又例如财政体系：预算收支法、国债法、转移支付法、政府投资法（投融资法）、基金管理与财政补贴法、政府采购法、财政监督法等自成体系，外部不能任意干涉。征税只能是税务部门，别的部门不行。国债只能是财政部、国务院发行，别的部门也不行。[3]
我认为，中国财税法是一个涉及众多法律部门的综合法律领域。首先，它是宪法、行政法、民法、刑法、经济法、诉讼法、国际法等法律部门中涉及财税问题的法律规范的综合体。其次，它是国民经济的一个综合部门法，从财税法可以看到国民经济各个部门的法律要求，而各个部门的法律又包含和体现了有关财税法的具体内容。最后，法律毕竟是一个整体，随着社会关系的分层开始模糊，各种复杂的社会问题导致任何一个法律部门都无法单独调整，法律部门之间的关系也开始出现融合。在这种形势下，较之相互隔绝的部门法，综合性部门法应是最优选择。故我们不能以传统部门法的视角衡量财税法。它应是一个以问题为中心的开放体系，而不是以调整对象为标准的封闭领域。如税法中既包含涉及国家根本关系的宪法性法律规范，又渗透着宏观调控的经济法内容，更涉及大量的行政规则。从这一角度看，财税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是一门综合法律部门。
（二）财税法学是独立学科
财税法在我国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无论国内外，都存在不同的观点。划分的标准不同，得到的结论也就不同。认为财税法是一门独立法律部门，其划分标准依照的是传统分类标准加上一些新条件和情况。认为财税法是一门综合性法律部门则突破传统标准进行论述，但这都不妨碍财政法学作为一门独立法学学科的地位。学科不是一个法律概念，无需注册，也无需得到官方认可，它是一种客观事实。其成就的事实应是一个学术共同体是否共同关注同一问题，是否发表了一批有价值的成果，是否形成了较完整的理论体系。新中国成立之后，财税立法繁多；改革开放后，财税法律、法规更如雨后春笋。但在很长的时间内，并无太多人进行专门研究，因此很难形成一门学科。近些年，财税法学学科已经有一支热衷于财税、有共同志向的研究队伍。当然，财税法学还应在财税人才努力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独特的范畴、分析工具和完备的理论体系。这一过程是漫长而必要的，在努力完善市场经济的今天，我们可以充分借鉴国外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使财税法的体系和内容更加完整和丰富，以应对财税法治建设的现实需要。
三、财税法的发展趋势
财税法学经过了数十年的发展，无论是研究水平的提高，还是学术影响力的扩展，或是专业人才的培养，都呈现出飞跃式的成长。
（一）学术立场趋于独立
法学是正义与权力之学，财税法也不例外。财税法学应与权力保持一定的距离，其目的是控制、限制、监督财政权力，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力。财税法学不是其他学科的附庸，更不是政府的代言人。
（二）学术资源与成果的日渐丰富
初期，不管是本土资源或境外学术著作都很缺乏。随着学者们的关注，除财税法教材和论文之外，学术专著也不断推陈出新，其论证的手法和深度都不断进步。
（三）研究的领域不断扩宽
早期最成熟的部分仍是税法学，随后又逐步扩展到财政法学，其研究视野逐渐开阔，给未来提供了一个良好平台。
（四）理论与实务不断融合
财税法学不是空洞的理论，而是与实务密切相连的理论。对实务中发生的典型案例，如娃哈哈总裁宗庆后涉嫌偷税一案，学界以“企业家税收法律风险防范”为题，召开专题研讨会进行研讨。以上这些都表明了中国财税法学经过多年发展，确实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不过我们应看到，这些都是相对低起点而言的。相对于先进国家的学科发展状况，相对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财税法学还存在许多问题和不足。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适应加入WTO的要求的需要，财税法学必须加强学科建设，加大研究力度，做出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成果。首先，当今世界发展的一大特征是经济全球化，反映在制度层面上则呈现规则的“趋同化”。中国财税法只能在国际化进程中求发展。其次，加强财税法治。法治是财税法的实体价值，是法治主义规范和限制国家权利以保障公民财产权利的基本要求和重要体现。再次，加强财税法学自身的学科建设。只有科学的财税法学基础理论提高才能将财税法学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最后，扩展财税法的研究领域和挖掘财税法的研究资源。财税法是一门年轻开放的学科，只有不断地扩展研究领域，才能不断发展。我们不应该把目光局限于本学科领域，应从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发展高度出发，去扩展自己的研究领域，不断发掘自己的研究资源，对于国外的学术专著和具有代表性的立法文件应收集借鉴。
【参考文献】
[1]巴春艳.浅析财税法与相关法律学科的关系[J].财税与审计，2012（32）.
[2]李慎.论宪法视野下的财税法[J].科技信息，2006（05）.
财税法制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全面统筹协调发展中国财税法学理论创新
【正文】
一、科学发展观的内涵与要求
（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与内涵
发展观，是对发展的本质、发展的规律、发展的动力、发展的目的和发展的标识等问题的基本观点与基本态度。[1]发展观作为意识形态，其正确与否，对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可以说，发展观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决定了一个国家在发展问题上所采取的基本策略与基本方针。我们党历来重视发展观问题，也在不断探索科学的发展观，但一直没有将之明确表述出来。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新的、科学的发展观，这就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是在充分估量当今世界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趋势的基础上，进一步从理论高度对发展的内涵进行的科学凝练，抓住了发展问题的关键和要害，揭示了发展的核心和实质，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战略意义。[2]
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就是“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全面发展”就是要谋求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发展，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全面发展，经济、社会、自然和人的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就是要谋求经济、政治、文化相互协作、相互推动，国际间、区域间人口资源环境相互配合、相互影响，形成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速度适宜和效益兼顾的社会良性发展形态。“可持续发展”就是要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到重要位置，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发展的良性循环。因此，科学发展观体现了当代共产党人的崭新发展理念，具有十分丰富而深刻的内涵。[3]
（二）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
科学发展观为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层次的要求，概括说来，新的发展观所提出的基本要求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1.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必须是以人为本的发展观，人的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本质，人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终极目的，人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人的发展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4]坚持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基本取向和核心理念，是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表明我们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5]
2.全面统筹、协调发展。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必须对重大社会关系进行全面统筹、协调发展。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要对重大社会关系进行“五个统筹”：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其核心是“统筹”，充分体现了完善之意。这“五个统筹”构成了科学发展观的第二个基本要求。要科学地把握、正确地认识、全面地理解“发展”的内涵，就要做到“五个统筹”。“五个统筹”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强有力的体制保障，是一种新的发展观，它不仅是对客观世界最真实的认识，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在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以及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中，要特别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是解决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程度的基础性工作。[6]
二、科学发展观对中国财税法理论创新的指导
（一）中国财税法理论研究之现状
中国财税法研究在老一辈以及新兴一代财税法学者的不懈努力下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中国财税法学的理论体系基本上已经建立起来，[7]其基本范畴体系也已经提出并对某些核心范畴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8]在具体制度研究方面，也具有诸多建树。从中国财税法学近些年来出版的学术著作、发表的学术论文以及召开的学术研讨会来看，[9]可以说，中国财税法学已经初步显示出了蓬勃发展的新气象。
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必须看到中国财税法学发展所面临的问题与严峻挑战。从数量上来看，中国财税法学研究的确给人一种欣欣向荣的印象，但从质量上来看，就不是那么令人乐观了。中国财税法学界仍有一大批文章是照搬照抄经济学界的研究成果，其文章与其说是法学论文，不如说是财政税收学的论文，但作为财政税收学论文又明显感到理论层次不够，达不到经济学论文的水准。中国财税法学界的研究大多是应时之作，能够对中国财税法学的发展进行高瞻远瞩论述的论文仍是凤毛麟角。关注财税法具体制度建设的论文很多，但真正具有财税法理论味道并能够窥探中国财税法理论之精髓的论文数量仍然不多。中国财税法学的发展正面临一个巨大的转折点，找准方向并勇敢地迈出这一步，中国财税法学的发展与繁荣就是指日可待的事情，如果选错方向，中国财税法学只能在表面的繁荣景象下原地徘徊。在我们已经迈入新世纪征途上的时候，中共中央所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理论给中国财税法学的发展指明了新的发展方向。
（二）科学发展观对中国财税法理论创新的启示
科学发展观是指导社会发展的哲学，也是指导社会科学发展的哲学。把握了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并以此作为学科发展的指导方针，定会对学科的发展繁荣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中国财税法学发展到今天正需要一个科学的发展观的指导。
在当今知识经济时代，创新是事物发展的必然选择。中国财税法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一门尚不成熟的学科，其发展更离不开创新。科学发展观对于中国财税法学的理论创新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1.以人为本对中国财税法研究的启示
科学发展观贯彻以人为本的思想，财税法学的发展也应当强调以人为本。现代国家从获取财政收入的角度来看都是税收国家，税收是联系现代国家与人民之间关系的纽带。税收是国家得以存在并能够履行其提供公共物品职能的必要条件，税收也是现代国家的人民得以享有政治权利并获得国家提供的公共物品的必要条件。现代财税法作为规范财税关系的法律，其本质既是国家获得财政收入之法，又是纳税人权利保护之法。而现代国家的纳税人与公民的范围是大体相当的。因此，财税法学贯彻以人（纳税人）为本的思想是顺理成章的。
中国财税法学的二十年发展历程实际上也体现了对以人为本思想的重视与追求，从“税收权力关系说”到“税收债务关系说”从某种意义就是财税法学发展从以国（国库）为本向以人为本思想的转变。但中国财税法学从整理上来讲，以人为本的思想尚未真正全面贯彻。中国财税法研究仍然是以国家的税收权利为核心，仍然以保证纳税人依法纳税为重点，对于如何依法制约国家课税权的滥用，如何更好的保障纳税人当家作主的权利，仍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特别是中国财税法的以人为本主要是以现代城市人为本，而没有将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人口纳入财税法学研究的核心领域之中。由此，农民的众多财税法问题也就没有得到学界的重视，比如我国长期工农产品2.全面统筹、协调发展对中国财税法研究的启示
科学发展观要求社会经济发展要全面统筹、协调发展，这种发展观对中国财税法学的研究和发展也是具有重大指导意义的。
中国财税法学近些年来的研究虽然有重大突破，也初步显示出欣欣向荣的景象，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也呈现出零散化、个体化和孤立化的倾向。中国财税法的研究往往体现在一个一个问题的突破，一个一个制度的研究，非常零散，问题与问题之间的内在联系，制度与制度之间的逻辑结构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所以给人的感觉就是就问题研究问题，就个案研究个案，没有从整理性、逻辑性和系统性的角度来审视财税法所要研究的问题，没有将财税法学的概念、范畴、理论形成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全面统筹、协调发展的发展观正好为中国财税法学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全面统筹要求财税法学研究必须把基础理论研究与具体制度研究结合起来，必须把财税法学的长远问题研究与当前问题研究结合起来，必须把国外财税法学研究成果与我国的现实国情结合起来，必须把财税法学理论引进与理论创新结合起来，必须把财税法学研究与相关部门法的研究以及相关社会科学的研究结合起来。以上这些财税法学研究的方方面面都需要一个宏观的、长远的全面统筹和协调规划的发展观的指导。唯其如此，中国财税法学才能走上健康的发展道路，才能走上通向光明的发展道路。
（三）在科学发展观下创新中国财税法理论的思路
科学发展观属于哲学层次的问题，它对各门学科的发展都具有指导作用，对于中国财税法学来讲，必须将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具体化为财税法学理论创新的思路，否则，谈论这种科学发展观的指导就有空谈之嫌。
1.创新中国财税法学研究方法
方法是指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式、途径、手段和规则的总和。古人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没有科学的方法，就不可能形成科学的学科，没有方法论的创新，就不可能有学科发展的突破。
财税法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整个财税法学的学科体系仍处于不断完善之中，许多基础理论问题尚处于空白，许多具体制度问题尚待进一步研究。财税法学的学科建构需要财税法学界所有同仁的共同努力，而在这一学科建构的过程中，方法论的建构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科学史上的大量史实证明，任何规律的揭示、理论的创造都得益于恰当方法的运用，没有方法的科学运用和创造，就没有科学的进步。
加快财税法学研究的步伐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财税法学的方法论问题，财税法学方法论研究的广度与深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财税法学研究的广度与深度。没有财税法学方法论上的突破与创新，就很难有财税法学研究的突破与创新。没有财税法学方法论的发展与成熟，就很难有财税法学学科体系的发展与成熟。[10]
近些年来，中国财税法学引进了很多先进的财税法学理论和著作，德国、日本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著名财税法学著作的大量引进大大拓展了我国财税法学研究的视野，这些财税法学著作给我们的最大启示莫过于方法论上的启示。[11]从宪法、行政法和民法角度研究财税法，结合判例研究财税法，从历史学、社会学和经济学角度研究财税法，从法认识论和法实践论相结合的角度来研究财税法等等，这些研究方法逐渐在我国财税法学的研究中运用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我们认为，在财税法学研究中，特别有价值的研究方法包括经济分析法、政策分析法、系统分析法、社会分析法、个案分析法、规范分析法、实证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和历史分析法等。在财税法学研究中，既需要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特点分别运用某种方法，更需要多种方法的交叉和综合运用，以期更全面地把握被研究对象。
2.构建中国财税法学的范畴体系
财税法范畴是指概括和反映财税法现象本质属性和普遍联系的基本概念。它是人们在认识财税法现象的过程中概括和总结出来的一些定型化的概念和术语。范畴是理论思维的工具和基本形式，是理论形成和发展的标志，是构造科学理论的基本单元，是学科和理论的标志，是学科和理论发展的动力。范畴的研究对于一门学科的发展和成熟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根据财税法范畴概括和反映财税法现象的深度和广度，可以把财税法范畴分为一般范畴、基本范畴和核心范畴。财税法的核心范畴、基本范畴和一般范畴构成了财税法的范畴体系。[12]
有了完整的财税法范畴体系，进行财税法研究才能高瞻远瞩、统筹规划、全面协调。至于我国财税法学的核心范畴是什么？有哪些基本范畴？有哪些一般范畴？这些问题需要中国财税法学在发展、创新中不断探索，最终形成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财税法学范畴体系。
3.转换中国财税法学的研究范式
范式（paradigm）这一概念是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最早提出来的，是库恩历史主义科学哲学的核心。库恩所说的“范式”是指科学共同体的共有信念。[13]研究范式是在某一学科领域内进行科学研究的包括规律、理论、标准和方法等在内的一整套理念和信念。它是某一领域的科学共同体在长期的研究实践中逐渐形成的，是这一领域中的研究人员进行科学研究的模式与框架，对这一领域的科学研究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意义上的指导作用。
在财政法学领域存在两种研究范式：国家分配论范式和公共财政论范式。在税法学领域中也存在两种研究范式：权力本位范式和权利本位范式。目前中国财税法学界正在进行着从前者向后者的转化。两种研究范式在财税法学中分别体现为两种学说：税收权力关系说和税收债务关系说。税收债务关系说的提出及其发展与完善直接导致了税法学研究范式的转换。
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一致以来处于低水平研究和封闭研究的状态之中，研究力量分散，没有形成一个团队精神和财税法学术共同体。研究人员大多缺乏财税法学的学科意识和创新意识，没有意识到财税法学可以作为一门独立的法学分支学科而存在，没有意识到财税法学可以有自己独立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理念和研究框架，没有对传统财税法学研究予以批判性的审视并进行大胆的创新与改造。归根到底，就是缺乏财税法学研究的范式意识，没有意识到财税法学研究中进行范式转换的革命性意义。
财税法学研究范式的转换在理论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财税法学研究范式的转换带来了财税法学的革命与财税法学的重生。现代民主法治国家中的财税法学是建立在公共财政学说和税收债务关系说的基础之上的，公共财政学说和税收债务关系说是现代财税法学理论体系建立的根基，是现代财税法学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没有公共财政学说和税收债务关系说就不可能有现代的财税法学，甚至根本就不会产生一个独立的财税法学。[14]
中国财税法学已经有不少学者在推动着这种研究范式的转换，但仍然遇到了不少的阻力，将来中国财税法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能否沿着学界的这种研究范式转换的道路走下去。
4.拓展中国财税法学的理论空间
在完成了创新中国财税法学研究方法，构建中国财税法学的范畴体系，转换中国财税法学的研究范式等基础性和前提性的工作之后，所要进行的就是拓展中国财税法学的理论空间。
中国财税法学的空白之地仍然很多，财税立宪、财税民主、财税法的基本原则、财税法的主体理论、行为理论、责任理论、救济理论等等仍然需要我们去深入研究，在研究方法、范畴体系和研究范式的基础之上去拓展这些领域必然能够统揽大局、推陈出新，迅速攻克财税法学上的一个个难题。
5.加快中国财税法学的制度建设
中国财税法学面临一个良好的发展契机：中国财税法治建设正在中华大地上如火如荼地进行。理论发展的源泉在于实践的推动，恩格斯的那句名言至今仍在我们耳边回响——“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当然，中国财税法学要想获得巨大的发展也必须关注实践，必须能够回答实践中提出的问题，必须能够给实践以理论指导。
中国财税法学在进行理论研究的同时必须对财税法治建设问题进行研究，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法的合并、个人所得税法由分类所得税制向分类综合所得税制的转换、增值税由生产型向消费型的转化、农业税的改革、城乡二元税制的统一、遗产税的开征、税收基本法的制定、税务法庭的设立等等，都是需要中国财税法学界予以关注和研究的问题。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无疑是一股春风，它给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希望的同时，也给包括中国财税法学在内的各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带来了希望。相信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在中国财税法学界全体同仁的不懈努力下，必将在不远的明天迎来中国财税法学发展繁荣的春天。
【注释】
[1]参见刘福垣：《坚持以人为本树立科学的发展观》，载《党建》2003年第12期。
[2]参见朱正昌：《坚持科学发展观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载《东岳论丛》2004年第1期。
[3]参见朱正昌：《坚持科学发展观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载《东岳论丛》2004年第1期。
[4]参见刘福垣：《坚持以人为本树立科学的发展观》，载《党建》2003年第12期。
[5]参见朱正昌：《坚持科学发展观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载《东岳论丛》2004年第1期。
[6]参见冯之浚：《树立科学发展观实现可持续发展》，载《中国软科学》2004年第1期。
[7]具有代表性的财税法学理论体系可以参见张守文：《税法原理》（第3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刘剑文主编：《财税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8]参见翟继光：《论我国税法的核心范畴与基本范畴》，载韦苏文、陆桂生主编：《世纪论坛》，中国社会出版社2003年版。
[9]中国财税法学界的近期动态可以参考中国财税法网（/）的相关报道。
[10]参见翟继光：《经济法学方法论论纲》，载《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翟继光：《税法学方法论》，载中国财税法网（/）2004年3月16日。
[11]参见翟继光：《独具特质的“北野税法学”》，载刘剑文主编：《财税法论丛》第2卷，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12]参见翟继光：《论我国税法的核心范畴与基本范畴》，载韦苏文、陆桂生主编：《世纪论坛》，中国社会出版社2003年版。
[13]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光盘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2年版，“库恩”辞条。
[14]参见翟继光：《论税法学研究范式的转换——中国税法学的革命》，载刘剑文主编：《财税法论丛》第4卷，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财税法制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域外法学；财税法；公共财产法；财税一体原则
新时代下的中国在很多的领域和问题上都存在着较差性和动态性的原则，很大一部分的法学系统会由于分工过于精细，很容易造成法律现象复杂化的矛盾情况，因此将出现的问题进行统一化处理，并且形成一体化的多层次处理问题方案的研究范式越来越受到相关部门的重视。在依法治国政策的引导下，我国开始对领域法学和域外法学进行整合研究，并将之与我国的财税法案进一步的比对，渐渐加深了对诸法合一概念的研究，形成了与传统法律有机结合有同构互补的现象。以美国为例，二十世纪之后美国的企业不论是在技术创新还是劳动力补充的方面，都离不开政府的支持，但是也因为税收负担的原因举步维艰；日本在二战之后经历了经济零起点发展的情况，由于国情原因对企业情况非常重视，因此对其在财税上也降低了征收点，为未来经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由此可以看出国家的财税法对其经济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何进行财税法案间的互相补充成为了每一个国家共同面对的法学难题，也为我国在制度和质量保障上借鉴先进案例提供了切实的可行性。世界各国的发展环境各不相同，因此形成的相关制度和法律条例也不可能完全一致，这为我国对诸法合一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参考来源和考察资料。根据全球各国的法学发展情况来看，财税法的定位从来都不是新兴学科，而是发展较为成熟的二级法学学科，财税法立足于发达的财税制度、执法以及司法，同时也需要有良好的传统法学奠定基础。
每一个国家的法学都有其独特的分类和体系，而每一个都有其自身的管理价值，财税法与相关法学的关系并且对本体准确定位，是目前世界各国都会面对的问题之一，而且解决思路和给出的答案也不尽相同。中国的财税法虽然发展较晚，但是很快便被国家重视并开展了相关的研究。2013年11月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会议上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深化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其中提出了财政为治理国家的基础支柱，用科学的财税管理办法合理优化社会资源相关配置、维护经济市场统一、实现国家和谐稳定的可持续发展，不仅是对国家经济发展的制度保障，也是对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必要手段。该决定不仅明确了财税法在国家治理方面的重要性，也对其可以保障安定社会的基础工作基于了肯定和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于2014年6月审议并通过了《深化财税改革方案》，将建立完善的现代财政制度工作进一步推进，并从细化分工的角度对政府而的税收、预算、事权、支出责任等方面进行规划和部署，确定了未来财税体制改革的重点工作和任务，标志着我国开始在财税法学和财税法治上开启了进一步加速工作。文章通过将其他国家和地区执行的财税法发展过程进行梳理比较，对我国财税法的定位和性质起到的借鉴素材进行分析，同时回顾我国财税法的发展过程，重新对财税法形成的贡献和特点进行认识，进而为我国在新时期的法律体系和政治格局建设指明了优化和发展方向。
一、域外财税法及我国财税法的演进过程
我国的传统经济法观点认为，经济的相关法律是国家对经济进行干预的产物之一，来源于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对市场管理失控时的社会参与和紧急救济行为，其主要目的是消除资本主义垄断和以及恢复市场环境中的企业合理竞争关系。随着经济市场环境的持续发展，经济法也开始转变的更加深入和细化。由于财税政策涉及到了政府行为中的调控功能，因此财税法顺理成章的被归属到经济法中，这也是长久以来经济法学界内的共识。但是财税法的真正起源应来自于国家的建立，财税活动的产生的资源才是国家进行调控和基本行为来源，因此财税法的真正目的应该是为体现政府职能的合法性和获取国家收入，不应仅仅为资本主义的上层阶级服务，还对封建社会和奴隶社会的国家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其地位应当和民法、刑法等传统意义上的法律互相依存和补充。在我国古代，由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思想引导下，国家需要对使用王土和资源的人民征收一定的物资，这也是我国最早征收财税的行为。
目前的财政法更多的被现代的政治和经济学影响，同时贴上了人权、民主、法治的标签，顺应社会和国家政治的创新改革，得到了理念上和权力上的升级。财税法的宗旨有原本的维护国家基本利益渐渐转变为维护公民的基本权益，也就是将最终目标变成了维护纳税人的基本权益，但是财税法的基本职能并没有改变，依然是在理财治国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由此可知，财税法不论是产生时间还是历史渊源都是远远早于经济法的。根据对垄断资本国家的立法历史分析也可得知财税法与经济法产生的交际也屈指可数，很多西方发达国家中并没有对经济法进行过概念层次的定义，更多的是对反垄断法、反竞争不当法、消费正权益保护法和市场管理法等具体的部门分类，从学术理论上来说也不曾出现过经济法的定义。美国1981年颁布实施的《经济复兴法》针对了降低税率以及资本收益的税率制定的相关规定；日本也在增加社会经济实力的领域上采取了很多税收相关的扶持政策；法国2002年出台的《国家创新计划》中也有对税收减免一部分的政策；韩国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也制定了税收调节市场的法律政策，但是其中都没有对经济法相关的内容和法律。二战之后的德国和日本的学者都曾开展过对经济法概念和定义的研究，但是学术和立法层次的经济法仅涉及竞争和市场管理方面，和我国的经济法宏观调控内涵存在着不一致的情况。
从整个世界对经济法研究的程度来看最为发达的国家是前苏联，前苏联的经济法案是随着计划经济的产生并发展延续的，时至今日，任何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法学理论的角度上都没有对宏观调控进行阐述，国外使用的相似词语为行政干预或是国家干预。将宏观调控这一概念应用到提法和财税法的现象是我国独有的，因此对域外法学交流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宏观调控从严格规范的意义上来讲是指国家政府对社会产生的整体需求、总体供给以及在价格水平等经济总量上进行管理和调控，因此合理利用税收、支出、国债等工具进行宏观调控仅仅是财税法案功能中的一小部分，完全不能对财税法涵盖的价值和内容进行全面的体现。简单来讲，西方国家以及东欧的转型国家都是以其自身的特点为基础，进行财税法的深化改革发展。现代的财税法主要是从公法学中获取资源，以行政法和宪法的角度对国家财税权和政府职权滥用等方面进行关注和控制。除此之外，现代社会中的很多问题都是许多领域结合在一起的，因此在处理上也需要遵循多管齐下的原则，强调了学科交叉、问题导向等问题的研究和发展。同样，财税法的学术理论也需要从不同的领域获取内容，开展对财税特有元素和工具的研究可以得到相关的边界理论，这些都是传统的法学涉及不到的，也是体现财税法学独有的特点之一。
在我国，财税法归于经济法的过程也是有其独特的历史原因，改革开放初期曾深受前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曾在很长一段时间都主张将所有的经济相关法律都纳入经济法的名下。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发展，让民商法开始逐渐兴起，经济法成为了政府纵向管理的手段，与行政法形成互相切割的关系。由于财税法的使用工具涉及到经济管理方面，因此财税法也理所当然的被纳入到了经济法之中。从客观的角度来说，财税法在国建之初即完成了一部分的学术理论积累，在必要性和有效性上都有着具体的指向，也具备一定的经济宏观调控力度，但是究其根本财税法的主体应当为宪法和政法引导下的财政支出法、监管法、收入法三个方面的整合，因此现代的财税法可以被称为一种管理公共财产的法律。因此在财政的三个角度对财税法进行研究，更容易找到目前出现的财税问题的解决方法，也能帮助政府部门更好的理解财税法的核心原则，在处理社会市场经济问题上更加得心应手。财税法在和经济法形成良好关系的同时，也在不断的进化和成熟，从目标与价值的角度培养出了更好的时代产物，渐渐在立场和视角上与经济学有所区别，在法律体系中的身份也变成了难以撼动的领域法学。我国的财税法经历十年来的发展渐渐成为了无法替代的法律，从世界的整体发展经验来看，财税法应当形成综合性的理论和分析工具，在科学体系渐渐成熟和完善的同时脱离征税的头衔，形成对解决经济问题和市场问题以及纳税人权利保障的新理念的处理方式。
二、中国财税法的特色及相关领域贡献
通过对域外财税法学演化过程的分析可以看出，相对于发达国家以及东欧转型国家财税法理论的成熟，我国的财税法学在发展和实践上都有很大的空间。目前为止，我国设立财税法学士的高校仅有两所，设立单独财税法博士点的院校只有一所，在法律专业中财税方向的院校也屈指可数。中国财税法学相关研究人员二百多理事中，大部分都是来自于法学院，而其中具有招收财税法专业学士资格的不足三分之一；有招收财税法相关专业博士研究生资格的不足二十人。除此之外，我国还没有设立一份专门针对财税法的期刊或杂志，只有一些以书代刊的出版书籍而已。我国的财税法虽然在相关学者的推动下有了一定的提升，与国际水平的差距也在渐渐减小，但是还是需要在学术上加大研究力度，设法减低财税法误区和与成熟域外财税法之间的距离。例如将财税法和经济法互为一体的传统观念中解脱开来，让二者的关系恢复到独立自主、协作共赢的状态中去，用公共财产的角度实现依法治国和财税法学的研究工作，在关注政府宏观调控的同时对财税法的其他功能进行补充。教育方面加大大学改革制度，用加深法学教育的手段让财税法成为大学本科的核心专业，或是开设税法、财政法、国际税法等相关专业，激励有条件的院校设立硕士点、研究生点以及博士点，政校合作培养出更多财税专业的高级人才。
创建独立的财税法刊物，大量发表高质量的财税专业论文，引导和规范目前的财税法律研究程序，提高人才使用效率和相关研究的水平。为了有效理解和应用域外财税法的条例，政府部门还可以加大引进留学人员或归国人员的力度，提高法学高校的外教和研究质量，还可以创建英文原版的财税法相关刊物，与国际上的财税研究人员密切合作和交流，对我国财税法的现代化和国际化提供良好的推动作用。将财税法从独立分科转变为诸法融合，加大和其他法律的合作和交流工作，从不同法学的研究成果中汲取实质效益，将财税法的深度和广度有了更好的延展和开拓。创造出公平公正的法学竞争环境，让有着思想抱负和真才实学的年轻学者踏入到现有的法学研究队伍中去，积极开展财税相关的理论研究，在满足立身之本的同时攻克现有的难关和问题。尽管我国目前的学术环境还不够充裕，但是中国财税学的前景广阔也可见一斑。和发达国家的多权分立相比，我国的财税法在建立之初便遵循了财税一体的运作模式，这是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研究成果，也是建国之初没有任何成熟理论可参照时形成的独立法律。财税法刚刚成立的同时，宪法以及行政法自身的理论还尚未成熟，无法对财政税收领域造成实质性的影响。财政法建立自身体系以及应对各种问题时，只能依靠身体力行的实践过程，并且根据域外的财税法律进行学习、研究和参考。财税法和宪法的合作还是在财税学者的促进之下形成的，但这样的结果并非是时势影响下的顺应之举，更是来自于财税法学者的慧眼独具和积极创新的结果。
早在二十世纪末期，司法部门在对全国高等教育编制教材时，就让税法和财政法互相独立却又整合统一，并将该教材命名为《财税法教程》。由此，财税法一词开始进入了社会各界的视野中，不仅对院校的课程设置和研究机构命名造成了影响，还改变了全国性法学性质研究会的名称。中国最早的税法研究会的名字是“中国税法研究会”于二十世纪末成立，当时的活动和研究范围也仅仅在税法相关领域。在二十一世纪初，因受到财税一体概念的影响，将名称改为“中国法学财税法研究会”，将财政法的内容和税法的内容有机结合。财税一体的概念不仅对学术命名起到了作用，还对我国整体的法制建设和学科发展进行了推进。财税法一词作为一门严谨学科的名称，从字面上恰当严谨的表达了该学科的总体面貌，还能对学科涵盖的内容进行描述，同时又将学科的同一性质体现出来。这样的整体学科概念，不仅可以有效避免未来税法和财政法的分权和分立行为，还能避免出现财税中的支出、收入、管理三方面的隔阂，用整体化的系统概念对学科和法律进行规划，用全局纵观的视角将财税领域的内容尽收眼底。
从财税法的本质上来说，税本身是不具备意义的，只有将其和公共财政的大环境联系起来，才能得到税法总论的内容和意义；只有让其和财政法相互研讨，并且合法、合理、公正、公平以及满足国民需求时，才能理解到税收带来的公平和正义。现代可以运作良好的国家都是实施税款征收的国家，而且税收比例占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九十以上，而且执行的财政行为也和税收相关。因此在开展财税法学习和研究的过程中，需要时刻贯彻和牢记财税一体的概念，坚持有法可依和依法治国的发展方针，这不仅仅是针对学术界的理论见解，也是中国财税法在未来发展的独特优势，不仅可以更好的为解决中国的财税问题提供价值，还能在高等教育和科研研究领域取得良好的进展，同时也能为我国的财税法治建设和创新改革事业的良好开展提供基本的原动力。
三、结语
我国目前推行的国家治理能力和体系现代化是需要以物质财政基础作为前提，才能使接下来财税体制系统改革工作的开展更加高效和正当。现代财政制度的治理具有很强的逻辑性，外部工作上表现为公共性，推动对策上显示为建设性，权利表达上为法制性，实质内涵则是以民生为基础。我国经济的历史事件和历史环境注定了财税法的起点要与发达国家的域外财税法有较大的距离，但是我国领导人和学术人的正确观念提出的科学政策条例，为我国的财税创新改革带来了更加广阔的空间。中共中央政治局于会议上审议并通过的法案为财税治理建设的迫切进行了阐述，并且将财税法在定位和性质上重新进行了部署和规划，提高了财税大的功能领域和法学价值，用革新的角度完善了财税法领域的理念和制度结构。在众多的财税调整政策中，2014年修改完成的《预算法》表达的尤为明显，在旧版法案中执行了二十余年之后，将法案中的第一条立法宗旨“加强宏观调控”的词句删除，规定了“规范政府财政收支行为，加强对财政预算的监督和管理，建立完善的规范公开透明预算制度”，让法案原本的国家主导思路转变为财政主导国家思路，从理念上实现了财税价值本质上的进步。这样的进步不仅有利于我国财税法思想上的解放和繁荣，对建立健全完善的法治轨道下领导的财税指路有着深远的影响，同时标志着我国的财税法、财税法学以及财税法治的时代已经到来。
参考文献：
[1]刘剑文．论领域法学：一种立足新兴交叉领域的法学研究范式．政法论丛．20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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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刘剑文．财税法学近十年发展之回顾与反思．财税法论丛（第10卷）．2009．
[4]刘剑文．域外财税法学发展及其对中国的启示．科技与法律．2014(5)．
[5]刘剑文、耿颖．财税法学科的综合化与多元创新之路——从北京大学财税法学专业的演进展开．中国大学教学．2014(2)．
[6]刘剑文．以报国情怀铸造对外学术交流的“中国印”——财税法学研究会国际战略发展纪实．河北法学．2011(4)．
财税法制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全面统筹协调发展中国财税法学理论创新
【正文】
一、科学发展观的内涵与要求
（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与内涵
发展观，是对发展的本质、发展的规律、发展的动力、发展的目的和发展的标识等问题的基本观点与基本态度。[1]发展观作为意识形态，其正确与否，对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可以说，发展观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决定了一个国家在发展问题上所采取的基本策略与基本方针。我们党历来重视发展观问题，也在不断探索科学的发展观，但一直没有将之明确表述出来。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新的、科学的发展观，这就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是在充分估量当今世界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趋势的基础上，进一步从理论高度对发展的内涵进行的科学凝练，抓住了发展问题的关键和要害，揭示了发展的核心和实质，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战略意义。[2]
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就是“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全面发展”就是要谋求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发展，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全面发展，经济、社会、自然和人的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就是要谋求经济、政治、文化相互协作、相互推动，国际间、区域间人口资源环境相互配合、相互影响，形成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速度适宜和效益兼顾的社会良性发展形态。“可持续发展”就是要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到重要位置，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发展的良性循环。因此，科学发展观体现了当代共产党人的崭新发展理念，具有十分丰富而深刻的内涵。[3]
（二）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
科学发展观为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层次的要求，概括说来，新的发展观所提出的基本要求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1.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必须是以人为本的发展观，人的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本质，人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终极目的，人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人的发展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4]坚持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基本取向和核心理念，是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表明我们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5]
2.全面统筹、协调发展。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必须对重大社会关系进行全面统筹、协调发展。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要对重大社会关系进行“五个统筹”：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其核心是“统筹”，充分体现了完善之意。这“五个统筹”构成了科学发展观的第二个基本要求。要科学地把握、正确地认识、全面地理解“发展”的内涵，就要做到“五个统筹”。“五个统筹”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强有力的体制保障，是一种新的发展观，它不仅是对客观世界最真实的认识，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在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以及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中，要特别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是解决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程度的基础性工作。[6]
二、科学发展观对中国财税法理论创新的指导
（一）中国财税法理论研究之现状
中国财税法研究在老一辈以及新兴一代财税法学者的不懈努力下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中国财税法学的理论体系基本上已经建立起来，[7]其基本范畴体系也已经提出并对某些核心范畴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8]在具体制度研究方面，也具有诸多建树。从中国财税法学近些年来出版的学术著作、发表的学术论文以及召开的学术研讨会来看，[9]可以说，中国财税法学已经初步显示出了蓬勃发展的新气象。
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必须看到中国财税法学发展所面临的问题与严峻挑战。从数量上来看，中国财税法学研究的确给人一种欣欣向荣的印象，但从质量上来看，就不是那么令人乐观了。中国财税法学界仍有一大批文章是照搬照抄经济学界的研究成果，其文章与其说是法学论文，不如说是财政税收学的论文，但作为财政税收学论文又明显感到理论层次不够，达不到经济学论文的水准。中国财税法学界的研究大多是应时之作，能够对中国财税法学的发展进行高瞻远瞩论述的论文仍是凤毛麟角。关注财税法具体制度建设的论文很多，但真正具有财税法理论味道并能够窥探中国财税法理论之精髓的论文数量仍然不多。中国财税法学的发展正面临一个巨大的转折点，找准方向并勇敢地迈出这一步，中国财税法学的发展与繁荣就是指日可待的事情，如果选错方向，中国财税法学只能在表面的繁荣景象下原地徘徊。在我们已经迈入新世纪征途上的时候，中共中央所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理论给中国财税法学的发展指明了新的发展方向。
（二）科学发展观对中国财税法理论创新的启示
科学发展观是指导社会发展的哲学，也是指导社会科学发展的哲学。把握了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并以此作为学科发展的指导方针，定会对学科的发展繁荣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中国财税法学发展到今天正需要一个科学的发展观的指导。
在当今知识经济时代，创新是事物发展的必然选择。中国财税法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一门尚不成熟的学科，其发展更离不开创新。科学发展观对于中国财税法学的理论创新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1.以人为本对中国财税法研究的启示
科学发展观贯彻以人为本的思想，财税法学的发展也应当强调以人为本。现代国家从获取财政收入的角度来看都是税收国家，税收是联系现代国家与人民之间关系的纽带。税收是国家得以存在并能够履行其提供公共物品职能的必要条件，税收也是现代国家的人民得以享有政治权利并获得国家提供的公共物品的必要条件。现代财税法作为规范财税关系的法律，其本质既是国家获得财政收入之法，又是纳税人权利保护之法。而现代国家的纳税人与公民的范围是大体相当的。因此，财税法学贯彻以人（纳税人）为本的思想是顺理成章的。
中国财税法学的二十年发展历程实际上也体现了对以人为本思想的重视与追求，从“税收权力关系说”到“税收债务关系说”从某种意义就是财税法学发展从以国（国库）为本向以人为本思想的转变。但中国财税法学从整理上来讲，以人为本的思想尚未真正全面贯彻。中国财税法研究仍然是以国家的税收权利为核心，仍然以保证纳税人依法纳税为重点，对于如何依法制约国家课税权的滥用，如何更好的保障纳税人当家作主的权利，仍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特别是中国财税法的以人为本主要是以现代城市人为本，而没有将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人口纳入财税法学研究的核心领域之中。由此，农民的众多财税法问题也就没有得到学界的重视，比如我国长期工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所造成的农民收益向工业领域转移的问题，农民收入低于城市职工，却要负担高于城市职工的类似个人所得税的农业税等等。这些问题更是我国社会所面临的具有“本土性”的财税法问题，也是我国财税法学能够为世界财税法学贡献一份特殊知识的领域。坚持以人为本，可以使得我国财税法研究的视野更加开阔，也能够使得我国财税法研究更好地把握中国的核心问题。
2.全面统筹、协调发展对中国财税法研究的启示
科学发展观要求社会经济发展要全面统筹、协调发展，这种发展观对中国财税法学的研究和发展也是具有重大指导意义的。
中国财税法学近些年来的研究虽然有重大突破，也初步显示出欣欣向荣的景象，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也呈现出零散化、个体化和孤立化的倾向。中国财税法的研究往往体现在一个一个问题的突破，一个一个制度的研究，非常零散，问题与问题之间的内在联系，制度与制度之间的逻辑结构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所以给人的感觉就是就问题研究问题，就个案研究个案，没有从整理性、逻辑性和系统性的角度来审视财税法所要研究的问题，没有将财税法学的概念、范畴、理论形成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全面统筹、协调发展的发展观正好为中国财税法学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全面统筹要求财税法学研究必须把基础理论研究与具体制度研究结合起来，必须把财税法学的长远问题研究与当前问题研究结合起来，必须把国外财税法学研究成果与我国的现实国情结合起来，必须把财税法学理论引进与理论创新结合起来，必须把财税法学研究与相关部门法的研究以及相关社会科学的研究结合起来。以上这些财税法学研究的方方面面都需要一个宏观的、长远的全面统筹和协调规划的发展观的指导。唯其如此，中国财税法学才能走上健康的发展道路，才能走上通向光明的发展道路。
（三）在科学发展观下创新中国财税法理论的思路
科学发展观属于哲学层次的问题，它对各门学科的发展都具有指导作用，对于中国财税法学来讲，必须将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具体化为财税法学理论创新的思路，否则，谈论这种科学发展观的指导就有空谈之嫌。
1.创新中国财税法学研究方法
方法是指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式、途径、手段和规则的总和。古人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没有科学的方法，就不可能形成科学的学科，没有方法论的创新，就不可能有学科发展的突破。
财税法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整个财税法学的学科体系仍处于不断完善之中，许多基础理论问题尚处于空白，许多具体制度问题尚待进一步研究。财税法学的学科建构需要财税法学界所有同仁的共同努力，而在这一学科建构的过程中，方法论的建构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科学史上的大量史实证明，任何规律的揭示、理论的创造都得益于恰当方法的运用，没有方法的科学运用和创造，就没有科学的进步。
加快财税法学研究的步伐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财税法学的方法论问题，财税法学方法论研究的广度与深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财税法学研究的广度与深度。没有财税法学方法论上的突破与创新，就很难有财税法学研究的突破与创新。没有财税法学方法论的发展与成熟，就很难有财税法学学科体系的发展与成熟。[10]
近些年来，中国财税法学引进了很多先进的财税法学理论和著作，德国、日本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著名财税法学著作的大量引进大大拓展了我国财税法学研究的视野，这些财税法学著作给我们的最大启示莫过于方法论上的启示。[11]从宪法、行政法和民法角度研究财税法，结合判例研究财税法，从历史学、社会学和经济学角度研究财税法，从法认识论和法实践论相结合的角度来研究财税法等等，这些研究方法逐渐在我国财税法学的研究中运用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我们认为，在财税法学研究中，特别有价值的研究方法包括经济分析法、政策分析法、系统分析法、社会分析法、个案分析法、规范分析法、实证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和历史分析法等。在财税法学研究中，既需要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特点分别运用某种方法，更需要多种方法的交叉和综合运用，以期更全面地把握被研究对象。
2.构建中国财税法学的范畴体系
财税法范畴是指概括和反映财税法现象本质属性和普遍联系的基本概念。它是人们在认识财税法现象的过程中概括和总结出来的一些定型化的概念和术语。范畴是理论思维的工具和基本形式，是理论形成和发展的标志，是构造科学理论的基本单元，是学科和理论的标志，是学科和理论发展的动力。范畴的研究对于一门学科的发展和成熟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根据财税法范畴概括和反映财税法现象的深度和广度，可以把财税法范畴分为一般范畴、基本范畴和核心范畴。财税法的核心范畴、基本范畴和一般范畴构成了财税法的范畴体系。[12]
有了完整的财税法范畴体系，进行财税法研究才能高瞻远瞩、统筹规划、全面协调。至于我国财税法学的核心范畴是什么？有哪些基本范畴？有哪些一般范畴？这些问题需要中国财税法学在发展、创新中不断探索，最终形成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财税法学范畴体系。
3.转换中国财税法学的研究范式
范式（paradigm）这一概念是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最早提出来的，是库恩历史主义科学哲学的核心。库恩所说的“范式”是指科学共同体的共有信念。[13]研究范式是在某一学科领域内进行科学研究的包括规律、理论、标准和方法等在内的一整套理念和信念。它是某一领域的科学共同体在长期的研究实践中逐渐形成的，是这一领域中的研究人员进行科学研究的模式与框架，对这一领域的科学研究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意义上的指导作用。
在财政法学领域存在两种研究范式：国家分配论范式和公共财政论范式。在税法学领域中也存在两种研究范式：权力本位范式和权利本位范式。目前中国财税法学界正在进行着从前者向后者的转化。两种研究范式在财税法学中分别体现为两种学说：税收权力关系说和税收债务关系说。税收债务关系说的提出及其发展与完善直接导致了税法学研究范式的转换。
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一致以来处于低水平研究和封闭研究的状态之中，研究力量分散，没有形成一个团队精神和财税法学术共同体。研究人员大多缺乏财税法学的学科意识和创新意识，没有意识到财税法学可以作为一门独立的法学分支学科而存在，没有意识到财税法学可以有自己独立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理念和研究框架，没有对传统财税法学研究予以批判性的审视并进行大胆的创新与改造。归根到底，就是缺乏财税法学研究的范式意识，没有意识到财税法学研究中进行范式转换的革命性意义。
财税法学研究范式的转换在理论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财税法学研究范式的转换带来了财税法学的革命与财税法学的重生。现代民主法治国家中的财税法学是建立在公共财政学说和税收债务关系说的基础之上的，公共财政学说和税收债务关系说是现代财税法学理论体系建立的根基，是现代财税法学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没有公共财政学说和税收债务关系说就不可能有现代的财税法学，甚至根本就不会产生一个独立的财税法学。[14]
中国财税法学已经有不少学者在推动着这种研究范式的转换，但仍然遇到了不少的阻力，将来中国财税法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能否沿着学界的这种研究范式转换的道路走下去。
4.拓展中国财税法学的理论空间
在完成了创新中国财税法学研究方法，构建中国财税法学的范畴体系，转换中国财税法学的研究范式等基础性和前提性的工作之后，所要进行的就是拓展中国财税法学的理论空间。
中国财税法学的空白之地仍然很多，财税立宪、财税民主、财税法的基本原则、财税法的主体理论、行为理论、责任理论、救济理论等等仍然需要我们去深入研究，在研究方法、范畴体系和研究范式的基础之上去拓展这些领域必然能够统揽大局、推陈出新，迅速攻克财税法学上的一个个难题。
5.加快中国财税法学的制度建设
中国财税法学面临一个良好的发展契机：中国财税法治建设正在中华大地上如火如荼地进行。理论发展的源泉在于实践的推动，恩格斯的那句名言至今仍在我们耳边回响——“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当然，中国财税法学要想获得巨大的发展也必须关注实践，必须能够回答实践中提出的问题，必须能够给实践以理论指导。
中国财税法学在进行理论研究的同时必须对财税法治建设问题进行研究，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法的合并、个人所得税法由分类所得税制向分类综合所得税制的转换、增值税由生产型向消费型的转化、农业税的改革、城乡二元税制的统一、遗产税的开征、税收基本法的制定、税务法庭的设立等等，都是需要中国财税法学界予以关注和研究的问题。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无疑是一股春风，它给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希望的同时，也给包括中国财税法学在内的各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带来了希望。相信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在中国财税法学界全体同仁的不懈努力下，必将在不远的明天迎来中国财税法学发展繁荣的春天。
【注释】
[1]参见刘福垣：《坚持以人为本树立科学的发展观》，载《党建》2003年第12期。
[2]参见朱正昌：《坚持科学发展观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载《东岳论丛》2004年第1期。
[3]参见朱正昌：《坚持科学发展观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载《东岳论丛》2004年第1期。
[4]参见刘福垣：《坚持以人为本树立科学的发展观》，载《党建》2003年第12期。
[5]参见朱正昌：《坚持科学发展观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载《东岳论丛》2004年第1期。
[6]参见冯之浚：《树立科学发展观实现可持续发展》，载《中国软科学》2004年第1期。
[7]具有代表性的财税法学理论体系可以参见张守文：《税法原理》（第3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刘剑文主编：《财税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8]参见翟继光：《论我国税法的核心范畴与基本范畴》，载韦苏文、陆桂生主编：《世纪论坛》，中国社会出版社2003年版。
[9]中国财税法学界的近期动态可以参考中国财税法网（/）的相关报道。
[10]参见翟继光：《经济法学方法论论纲》，载《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翟继光：《税法学方法论》，载中国财税法网（/）2004年3月16日。
[11]参见翟继光：《独具特质的“北野税法学”》，载刘剑文主编：《财税法论丛》第2卷，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12]参见翟继光：《论我国税法的核心范畴与基本范畴》，载韦苏文、陆桂生主编：《世纪论坛》，中国社会出版社2003年版。
[13]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光盘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2年版，“库恩”辞条。
财税法制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 分配结构/分配制度/收益分配权/财税法
四、分配结构调整的财税法理论提炼
分配结构的财税法调整，需要有理论的指导和支撑，需要体现相应的理念和价值追求，以确保分配结构调整与财税法制度建构的系统性、科学性和内在一致性。为此，财税法理论应当有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即分配理论，[1]以及更为具体的有关分配结构调整的理论。但从总体上说，以往的财税法研究对此几乎未予关注，因而需要结合前面的有关探讨，结合财税法的制度实践，进一步提炼财税法领域的分配理论，以及更为具体的分配结构调整的理论。事实上，在财税法的分配理论中，分配结构调整理论是核心，因为整个财税法的制度安排或制度调整，在一定意义上都是围绕分配结构的调整展开的，由此视角可以对整个财税法的理论和制度进行考察和解析。
结合前面的理论探讨与现实的制度实践，可以提炼出财税法理论中的分配理论，作为分配结构调整的财税法理论基础，具体包括关联理论、功用理论、目标理论、适度理论、系统理论、范畴理论，等等。现分别简析如下：
第一，关联理论强调，分配与制度的关联以及分配结构与财税法调整的关联，是运用财税法调整分配结构的重要基础；没有上述关联，财税法的调整就不可能影响分配结构。如前所述，财税法规定的大量分配制度，对分配结构的形成和变革具有重要影响；同时，财税法对于各类主体收益分配权的配置，会直接决定分配结构的合理性。要优化分配结构，就必须在财税法上合理地配置收益分配权。关联理论着重解决的是“对分配结构进行财税法调整”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的问题，强调要不断优化财税法上的收益分配权配置。
第二，功用理论强调，财税法对分配结构调整具有特殊功用。前面的探讨表明，对于分配结构的调整，不同类型法律的功用各不相同：传统法对于初次分配的调整功用往往更大；而现代法对于再分配的调整功用则更为突出。若从宏观调控角度把财税法归入经济法，则其解决再分配问题的功用更引人注目。此外，由于财税法的调整同样会影响初次分配的相关要素，因而其对于初次分配的功用不可忽视。在分配结构的调整方面，财税法的功用更为特殊，作用的空间更为广阔。
第三，目标理论强调，财税法作为典型的分配法，其主要目标就是通过规范分配行为、保障分配权益，来实现宏观调控和资源配置的效益，保障经济公平和社会公平，从而促进经济与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而分配结构的调整，同样应当有助于提高宏观调控和资源配置的效益，保障和促进公平与正义，推进经济稳定增长与社会和谐稳定。可见，分配结构的调整应当与财税法的调整目标保持一致。
财税法的目标既与其前述的功用直接相关，也与财税法的特定价值密不可分。诸如公平、效率、秩序、正义等价值，对于分配结构调整同样非常重要。通过财税法的有效调整，实现分配结构的优化，应当更加有助于增进分配公平，提高分配效率，保障分配秩序，从而实现分配正义。
第四，适度理论强调，分配一定要适度，要“成比例”。亚里士多德在谈到分配的公正时认为，“公正必定是适度的、平等的”，强调“分配的公正在于成比例，不公正则在于违反比例”。[2]分配结构的调整，与理论、人权理论、宏观调控理论等直接相关，无论基于限制政府权力、保障基本人权，还是基于保障调控实效的考虑，财富或收入的分配都必须适度，尤其不能给国民造成不应有的侵害，应当努力把对国民的影响降到最小。
适度理论中还蕴含着一些指导分配结构调整的重要思想。例如，基于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定位，政府不能与民争利，其收入能够满足公共物品的提供即可，而无需在整个国民收入中占比过高。此外，在国家征收比例方面，要实现“富国裕民”或“民富国强”的目标，就必须真正“裕民”，实现“民富”，国家在财富的征收方面就不能伤及“
财税之本”。依据著名的“拉弗曲线”（laffer curve）所体现的“拉弗定律”，一国课税必须适度，不能税率过高，更不能进入课税，必须使税负合理，以涵养更多的税源。从制度实践来看，体现这一重要思想的美国《1986年税制改革法》，[3]为世界范围内的税法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思路。我国有关“宽税基、低税率”的主张甚多，其实就是适度思想的体现。类似地，德国联邦在审判实践中形成的“半数原则”，[4]强调私有财产应以私用为主，其负担的税收不应超过其应有或实有收益的“半数”，以更好地保障私人产权。在这一过程中，确立良性的“取予关系”非常重要，[5]它是国家与国民之间良性互动的前提和基础，也是政府合法化水平不断提高的重要基础。
适度理论与上述的目标理论也密切相关，它强调在实现目标的手段方面，无论是分配结构的调整，还是财税法的调整，都应当强调适度；只有分配适度，才能实现公平、公正，才能形成良好的分配秩序，各类主体及其行为才可持续。
第五，系统理论强调，分配问题非常复杂，无论是对分配结构的调整，还是通过财税法来解决分配问题，都需要从整体上系统地考虑。事实上，财税法解决分配问题，需要财税法内部各类制度的配套；同时，要全面解决分配结构的调整问题，财税法仍有很大局限性，需要不断完善自身的法律结构，实现分配结构与财税法自身结构的“双重调整”，[6]加强与其他相关法律制度的协同，以更好地规范分配关系，形成良好的分配秩序。
此外，系统理论还强调，财税法上的收益分配权配置，直接影响相关的分配结构，以及财税法的调整功能，因此，必须关注收益分配权结构的合理性，并对相应的财权或税权结构进行动态调整，以更好地实现财税法系统的功能。
第六，范畴理论强调，财税法中的大量制度都是在规定分配主体、分配行为、分配权利、分配义务、分配责任，并通过这些分配制度的安排，来解决分配问题，防止分配失衡，确保分配秩序，实现分配公平和分配正义，从而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分配”范畴。这些范畴对于构建财税法学较为系统的分配理论非常重要。与此同时，通过构建分配范畴体系，可以重新审视整个财税法和财税法学，从而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为什么“财税法是分配法”以及为什么“分配是贯穿整个财税法学的重要线索”，等等。
以上只是对分配结构调整影响较大的几类重要分配理论的简要解析，其实，上述理论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不仅对分配结构调整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完善现行的财税法制度，推进分配结构的优化，亦具有重要价值。为此，有必要结合上述理论，探讨针对各类现实分配问题的财税法调整问题。
五、针对现实分配问题的财税法调整
调整分配结构，促其不断优化，应着力解决宏观上的分配结构失衡问题，以及现实中突出存在的分配差距过大、分配不公等分配问题。为此，需要针对上述各类问题，结合上述的分配理论，调整财税法的内部结构，改变不合理的权利配置，全面推进财税法具体制度的完善，实现财税法的有效调整。
（一）针对分配结构失衡问题的财税法调整
分配结构的失衡，是财税法调整应予解决的重大问题。财税法的制度完善，尤其应针对重要的、特殊的分配结构来展开。例如，政府、企业、个人三大主体所构成的“三者结构”历来备受重视；同时，高收入者、中等收入者、低收入者所构成的“三者结构”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针对这两类“三者结构”，在财税法上应当合理界定各类主体的收益分配权，并在制度设计上予以公平保护。
如前所述，近些年来，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以及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占比都相对偏低。这“两个比重”偏低的问题，作为分配结构失衡的重要体现，已经引起了国家和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我国在2007年10月就提出要“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近几年来，“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努力提高两个比重，尽快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已成为普遍共识，并已被列入《“十二五”规划纲要》。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如何提高“两个比重”，既是分配结构调整的重要使命，也是财税法调整的重要目标。
1.居民收入占比过低的财税法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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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sp; 针对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占比过低的问题，应当在财税法的调整方面作出诸多重要安排，通过多种影响再分配的法律手段，不断提高居民收入的数额，以及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
在提高居民收入数额方面，可用的财税法手段颇多。例如，通过实施转移支付制度，加大财政补贴、社会保障方面的数额，可使居民收入得到提升，真正做到“用之于民”；通过各类税法制度的调整，可适当降低居民的税负水平，真正做到“多予少取”，从而在实质上扩大居民的可支配收入，等等。
在提高居民收入数额的同时，尚需通过财税法的调整，在整体上提高居民收入的占比。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财政收入连年大幅高于gdp的增速，在整体国民收入中的占比逐年攀升，已受到不少诟病。如何通过财税法制度的完善，形成国家与国民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构，以确保收入分配秩序，解决现行财税制度的“过度征收”问题，已经迫在眉睫。
上述财政收入连年大幅增收的现象，有多方面的经济和法律原因，其中，各种类型的“重复征税”是较为重要的法律原因。无论是税制性的重复征税，还是法律性的抑或经济性的重复征税，都会严重损害国民权益，影响相关主体的有效发展。近年来全球性的通货膨胀在持续走高，我国国内的通胀问题也十分突出。面对节节攀升的cpi，人们惊奇地发现，重复征税的问题已经成为导致物价上涨过快的重要诱因。因此，对于税制性重复征税，必须考虑税制的整体优化，必须加强税收立法的协调和统合。当前，财税法律制度不协调导致的不合理的税制性重复征税，以及由此引发的税负过重问题，直接影响了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整体占比，解决此类重复征税问题，应当是完善现行财税制度的一个重点。
此外，无论是提高居民收入的具体数量，还是提高整体占比，都需要通过完善各类财税法制度来实现。例如，基于降低企业和个人税负以及保障税负公平的考虑，我国的企业所得税法和个人所得税法都在不断改进；与此同时，我国的财产税制度也在不断出新，如车船税立法等，也在一定程度上有降低居民税负和公平分配的考虑。
上述在直接税领域促进公平分配的种种尝试固然重要，但商品税制度对于分配的影响也不应长期被忽视。毕竟我国真正的主体税种还是商品税，居民的税负实质上主要来自于商品税。鉴于居民个人既是消费者，又是商品税税负的最终承担者，如何减轻某些商品税税负，从而相对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是一个非常值得深入研究但却被遮蔽的重要问题。
其实，即使对于公众关注较多的“显性”问题，也仍有许多认识需要转变。例如，个人所得税法的调整，与个人收入能否真正增加直接相关。从收入分配角度看，个税法需要完善的绝不只是全国人大重点修改的工薪所得扣除标准和税率级次，整部法律都需要进行全面、系统的修订，其中包括劳务报酬等税目、税率的调整，各类投资所得、资本利得税目、税率的调整，以及不同国籍个人的公平对待等。如果不综合考量，仅在工薪所得方面做文章，则该法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的作用将大打折扣。又如，房产税制度的完善，一定要考虑房产税最根本的“财产税”属性，而不能将其作为调控房价的至尊法宝；同时，对房地产制度的完善一定要全面配套，并应兼顾国家提出的“增加公民财产性收入”的思路，否则可能会形成立法思想上的冲突和矛盾。
以上各个方面，主要还是侧重于税法制度的调整和完善。其实，狭义的财政法制度的调整和完善同样应高度关注。例如，政府性基金收入过多、各种收费过滥，会直接影响居民收入的数量和占比；倍受质疑的“土地财政”问题，也会影响居民收入，需要从完善分税制、规范分配秩序、调整分配结构的角度加以解决。同时，破解历史上的“黄宗羲定律”问题，[7]防止居民负担不断加重，使合理的分配制度能够得到长期有效实施，尤其需要财税法制度的不断完善。由于分配、分配结构的调整以及分配关系的法律调整，都是“复杂性问题”，因此，相应的制度改进对策更需要多维思考，全面设计。
2．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占比偏低的财税法调整
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过程中占比偏低，会直接影响“橄榄形”收入分配格局的形成进程，关系到社会稳定和国家治理的基础。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占比，同样需要财税法制度的相应改进和调整。
根据统计资料，近十年来，在我国居民个人的四类收入中，工
资性收入占比最高，一直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80%左右，转移性收入占比低于10%，财产性收入占比在5%以下，经营性收入占比为10%左右。[8]在工资性收入占比如此之高的情况下，要全面体现按劳分配的原则，提高劳动者收益分配权的“权重”，提高劳动报酬的占比，就需要通过各类财税法制度的调整和完善来加以实现。
例如，在商品税领域，作为课税基础的销售收入、营业收入等与劳动报酬直接相关，由此使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等各类商品税制度也会对劳动报酬产生重要影响。此外，对小规模纳税人的征收率，以及增值税、营业税制度中的起征点的规定，都会影响相关主体最终的劳动报酬水平。又如，在个人所得税法领域，劳动报酬与税法上规定的工资薪金所得、劳务报酬、稿酬所得等所得类型直接相关；同时，也与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企业承包承租经营所得等有紧密关联。这些方面的制度调整，特别是税目、税率、税收优惠等方面的制度安排，都会对居民的劳动报酬收入产生直接影响。提高劳动报酬的制度需要综合考虑和设计。例如，我国个人所得税实行分类所得税制，往往会提高个人税负，不利于体现税负的公平；同时，税法规定的劳务报酬、稿酬所得等税目，也都属于劳动所得，但其扣除额和实际税负都偏重，对勤劳所得的鼓励不够。即使在企业所得税法领域，劳动报酬也是在确定扣除项目时要考虑的重要内容——是否扣除、如何扣除（限额扣除抑或据实扣除），既与工资制度相关，也与企业所得税制度相连。可见，所得税制度对劳动报酬影响更大。
上述各类税法制度的调整，包括2006年农业税的取消等，都是侧重于如何增加劳动报酬的数额。与此同时，如何提高宏观上的劳动报酬的占比，则还涉及劳动收益与资本收益等方面的关系，以及多个方面的制度安排。仅从税法角度看，对于两类收益如何征税，涉及不同类型居民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依据“勤劳所得”和“非勤劳所得”的划分，劳动报酬之类的勤劳所得的税负应该相对更低，这样的制度安排有利于保护大多数中低收入者的利益。
要保护中低收入者的利益，提高其劳动报酬收入，还必须解决好劳动力产权的“权重”问题。为此，工资制度以及其他相关制度都应进一步改进和配套。在改进的过程中同样要兼顾公平与效率，否则，不顾整体效率而单方面强调公平，最终可能不利于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
（二）针对分配差距过大与分配不公的财税法调整
上述的分配结构失衡会带来突出的分配差距过大、分配不公等问题，同时，这些分配问题也会进一步加剧分配结构的失衡。针对密切相关的上述分配问题，必须有针对性地进行财税法调整。
通常，对于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过大问题，人们往往更为关注，而这一问题的产生和存续，也与其他主体之间的分配差距过大有关。例如，不同级次政府之间的分配差距过大，会直接影响居民个人的收入分配。往往越是财力紧张的地方政府，就越重视各类财政收入的征收，使其所在地区的税费比其他地方更高，从而对居民的收入分配能力以及消费能力等产生重要影响。为此，对于中央与地方之间，以及地方之间的财政分配差距，主要应通过完善分税制，特别是通过转移支付制度等来解决。又如，对于国家与国民整体上的分配差距，要考虑居民收入增长不仅要与经济增长同步，甚至还要略快于经济增长，这样才能实现居民整体收入实质上的快速增长，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针对居民之间的分配差距过大问题，应当通过完善财政补贴以及各类税收制度等，来实现“补瘦”和“抽肥”。同时，由于分配差距过大的成因非常复杂，涉及许多制度，因此，还要完善相关的配套制度。例如，针对垄断性企业（特别是某些大型国企）的职工收入过高问题，需要对其上缴红利、成本核算、工资发放的标准等加强法律规制，以使其职工的收入分配更加合理。
此外，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也与地区差距、行业差距等有关。这些方面的研究成果已有很多。从财税法的调整来看，地区差距与转移支付制度中解决财政的横向失衡有关联；而在缩小行业差距方面，相关的商品税和所得税制度，以及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能够起到一定作用。
如前所述，在强调竞争和差异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收入分配差距不可避免。但如果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等量等质的劳动不能得到相同的报酬，就会产生分配不公的问题，就需要通过加强财税法调整来加以解决。例如，我国不同行业的工资收入相差悬殊。2009年，我国金融业的工资是农林牧渔业工资
的将近5倍，如果进行行业细分，把金融业中的证券业同农林牧渔业的工资相比，则相差近15倍。[9]而如此过大的差距，在许多情况下同各行业职工的劳动和努力并没有直接和必然的联系，主要是因行业的特殊性或垄断性等所致，这无疑很不公平。可见，分配差距与分配不公有相当大的关联性。[10]
需要说明的是，分配不公可以有多种表现。例如，从财税法调整的角度看，如果一国税法遵从度不高，税收征管不力，税收逃避泛滥，则对于守法者而言，会构成实质上的分配不公；同理，如果税收优惠制度不合理，或者执法不严，随意进行税收减免，则同样对于未得到税收优惠的主体会构成一种分配不公。至于非税收入过多，分配秩序混乱，则更会使人感到分配不公。凡此种种，都需要通过财税法制度的不断完善来逐步解决。事实上，包括分配不公在内的各类分配问题的解决，都需要税法与狭义的财政法的配合，因为税法主要解决财政收入的问题，而狭义的财政法则能够解决财政支出的问题，都直接影响相关主体的收益，两者配合才可能更好地解决公平分配问题。
六、结论
我国的经济社会已发展到重要历史阶段，各方面矛盾日益凸显，分配问题尤为突出。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过程中，分配结构的调整越来越重要。由于分配事关生存与发展、稳定与安全、团结与和谐，因此，必须高度重视并切实解决分配问题。国家必须针对现实的分配问题，适时调整分配结构；分配结构是导致分配问题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是一国法制结构和法治状态的体现，反映国家的合法化能力和水平。因此，分配结构事关全局，不可小视，必须优化。此外，分配结构作为一种权利结构，收益分配权配置的合理性是关键。因此，不仅要研究分配的经济结构，还要研究分配的法律结构，并通过分配结构和法律自身权义结构的调整来不断解决分配问题。这对于分配结构的财税法调整，以及财税法制度的完善尤为重要。
从“发展法学”的分析框架来看，分配问题作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是发展法学的重要研究对象。通过调整分配结构，以及相关的消费结构、投资结构、产业结构、区域结构等，来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均衡、协调、持续、良性发展，是包括财税法在内的经济法、社会法的重要调整目标，也是整个“发展法学”研究的重要任务。财税法学的分配理论的提炼，有助于丰富“发展法学”的内容。
在财税法学的分配理论中所涉及的诸多分配范畴，如分配职能、分配主体、分配行为、分配权力、分配权利、分配能力、分配失衡、分配公平、分配效率、分配秩序、分配正义、分配绩效、分配结构、分配法治等，与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均有密切关联，都需要深入研究。如果能够有效构建分配范畴体系，则整体的财税法理论研究将会得到较大推进。
分配问题是典型的“复杂性问题”，分配结构的调整也甚为复杂，财税法的调整虽然非常重要，但仍有其局限。要有效地调整分配结构，更好地解决分配问题，必须系统地考虑各类法律制度与政策措施的协调性，全面提升分配结构调整的科学性和法治化水平，从而形成良好的分配秩序，促进经济与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
注释:
[1]由于“各种各样的分配理论无法被加总成为一个能被普遍使用、普遍接受或被普遍验证的整体”，因此整体的、宏观的分配理论一直“令人不满”。参见［美］布朗芬布伦纳：《收入分配理论》，方敏等译，华夏出版社2009年版，第371页。有鉴于此，在财税法领域，确实需要提炼可以指导分配结构调整的分配理论。
[2]参见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注，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34、136页。
[3]美国《1986年税制改革法》的基本思想是“取消特惠，增进公平，扩大税基，降低税率，简化管理，促进经济增长”，这一思想在今天仍有重要意义。
[4]受paul kirchhof法官的影响，德国联邦在1993年至1995年期间，发展出最优财产权课税理论，强调纳税人财产的整体税负应适用“半数原则”，以防国家过度课税，从而加强私人财产权的法律保障。参见葛克昌：《税法基本问题——财政宪法篇》，元照出版公司2005年版，第230－238页。
[5]参见张守文：《财税法疏议》，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9、224、298页。
[6]有关分配结构等各类经济结构的调整以及相应的财税法等各类经济法的调整及其内在关联的探讨，参见张守文：《“双重调整”的经济法思考》，载《法学杂志》2011年
第1期。
[7]黄宗羲在其《明夷待访录》中指出了历史上的税收制度的“三害”，即“斯民之苦暴税久矣，有积累莫返之害，有所税非所出之害，有田土无等第之害”，据此，秦晖教授将其总结为“黄宗羲定律”，强调历史上的税费制度改革，会因改革后各种“杂派”的增加而加重人民的负担。因此，防止杂派的“反弹”对于今天的税费改革尤其有借鉴意义。参见秦晖：《并税式改革与“黄宗羲定律”》，载《中国经济时报》2000年11月3日。
[8]参见张东生主编：《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年度报告（2010）》，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7页。
[9]参见前引[8]，第95－96页。
[10]这种分配不公体现了分配的不合理。为此，厉以宁认为，分配不公往往很难说清楚，用“收入分配合理”一词作为“收入分配公平”的替代语也许更为恰当。参见厉以宁：《收入分配的合理性与协调》，载《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6期。
财税法制论文范文第9篇
随着税收在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的影响的不断扩大，税收法治建设也日渐为学界所关注。一般认为，税收法治精神贯穿于税收立法、执法、守法和司法四个方面，其核心的思想是税收的课征必须基于法律依据，没有法律依据政府就不能行使征税权，国民也不得被要求缴纳税款，课税的过程具有稳定性和预测的可能性。[1]在税收法治的构建过程中，只有代表国家征税的税务机关、纳税人、税务中介机构三方的共同努力，才能建立和切实维护一种注重纳税人权利保护、征纳双方权利义务相适应、相制衡的税收法律关系。[2]正因为如此，财税法律人才的培养和财税法治理念的形成，在税收法律运行过程中的作用不可忽视。财税法教学在税收法治建设中应当具有“基础性、先导性的重要战略地位”[3].
一、财税法的普及教育：纳税人权利意识的提升
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实行了法治，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全民的法律意识。因此，提高全民的法律意识，是实现法治的重要条件。[4]纳税人作为税收法治的主体，对税收法治的构建有着重大的影响。纳税人的纳税意识是税法实现的重要决定因素，良好的税收环境的建立和税法秩序的形成，依赖于纳税人的纳税意识的普遍建立。纳税意识作为一种观念，体现的是纳税人对自身权利义务的了解以及对税收缴纳和税收适用的态度和看法，直接影响着纳税人正确履行纳税义务的主动性和自觉性。良好的纳税意识不仅有利于国家税收活动的进行，有利于国家税收政策和法律的实现，而且对于监督政府行为，规范政府税收活动，实现依法治税，科学治税，都是非常重要的。[5]
纳税意识包括了纳税人的遵从意识和权利意识。纳税人的遵从意识表明纳税人对税收法律制度的认可，这种认可是税收法律实施的重要支撑。当税收法律规范内化为纳税人自觉的价值追求和行为准则时，良好的税收法律秩序才能得以实现。只有纳税人有良好的税收遵从意识，能够自觉按照税法规定的要求，准确计算应纳税额，及时填写申报表，按时缴纳税款，税款的征收才能顺利的实现，纳税人的奉行成本和征管成本才能有所降低并有效的减少税法实施过程中的摩擦，从而促进良好的税收法治秩序的形成。各国税法对纳税人的权利都有所规定，并将其作为平衡纳税人与征税机关之间的力量对比的制约机制。通过赋予纳税人相应的权利，对征税机关的征税权的行使进行监督和制约，通过程序机制来达到以权利控制权力目的的必然要求，对征税主体的不规范征税行为形成有效的制约，进而形成有效的权力制恒的税收法治。但这种以赋予纳税人权利为基础的权利制约机制的作用的发挥，必须以纳税人的权利意识为前提的。法律规范所赋予的纳税人权利仅仅是静态的权利形式，要真正实现纳税人权利与征税权之间的有力的对抗与制衡，则需要纳税人积极且正确的行使其权利。这就要求纳税人不仅应当了解其享有的权利的内涵、了解适当的行使方式，更应当有积极的权利行使的意识，了解其所享有的权利及其在维护自己合法权益中的作用。惟其如此，静态的权利才能转化为动态的权利制衡机制，进而促进税收法治的形成。
可以说，最好的法律秩序，是全体社会成员都能够自觉遵守的秩序，这是理想的法治状态。因此，纳税人的纳税意识的提升是税收法治的形成过程中的至关重要的因素。但纳税意识不可能自发形成，尤其是在我国长期以来的纳税人权利缺失的法律文化背景下，纳税人意识的自觉的培育和形成，更是至关重要的。与纳税意识的形成相关的，除注重法治硬件系统的完备外，财税法律知识的传播和普及应当受到重视。人们的法律意识和良好的守法品质必须通过包括普法教育在内的多种手段和措施有意识的加以培养才能形成。[6]如果说税收法治实践中赋予纳税意识形成的丰富的法制环境的话，则财税法教学应当成为财税法律知识的自觉的传播的渠道。通过财税法教学的大众化的教育和宣传，对民众的财税基础知识和法治观念进行普及，对法律知识进行传播和教育，使公民获得关于税收的正确认识，进而形成积极的纳税意识。从这个意义上说，财税法教学应当具有一定的普适性，注重普通公民的基本税收意识和法治意识的培养，形成大众化的教学模式。这种具有普适性的大众教学模式，其目的不在于培养形成具有财税法专业知识的人才，而在于以财税法律知识的传导，提高公民对财政税收的正确认识、了解与财税相关的基础法规，进而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正确的税收意识。这种教学方式，不具有明确的教学对象，而以一般的普通的人为教学对象，并不断扩大其接受的范围。只有通过这种大众化的教学模式，才能将财税法基础知识的传播无限制的扩大，帮助人们形成正确的税收遵从意识和权利意识，促使人们自觉实现税法，最终促进税收法治的形成。
二、财税法教学的专业教育：税收权力机关[7]的主流法治意识的形成
在税收法治框架内，与纳税人直接对应的是税收权力机关，即税收立法机关、税务机关和相关的司法机关，他们在税收法律的运行过程中处于绝对主导的地位，对税收法治的实现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一）立法层面：立法机关税收意识欠缺制约税收立法的完善
从我国现行的税法体系来看，税收立法层级较低，大多以暂行条例、办法等行政法规、规章的形式出现，透明度、可预测性、权威性和稳定性较差，在实践中更存在“税费不分”、“以费代税”的情况，破坏了税法的统一性和严肃性。这种税收法治状况，与当前我国立法机关对税收的性质缺乏足够的认识有着直接的关系。
一方面，税法的多层次立法直接导因于对税收性质认识的不足。从税法理论上说，税收是对公民财产的侵夺，是对公民财产权利和经济自由权利的限制。税收是经公民同意而转移给国家的财产权利，国家取得税收的前提是公民对其所享有的财产权利的放弃。因此，只有在国家提供公共物品所必须的范围内，经全体公民的同意（在我国则表现为经人民代表大会同意），国家才有权请求公民让渡其部分收益。在税收立法上，税法作为侵犯人民财产自由权利的法律，其制定应由人民代表大会严格保留，必须“在议会上经过国家的代表者（纳税人者的代表）议员的同意”，“无代表则无税”。除非议会授权，行政机关无权征税，更无权开征税收，强调“宪法优位”或“法位阶原则”。税法的“议会保留”是税收法治实践的基础，而人民代表大会自觉或不自觉的放弃其税收立法权，无疑是对公民财产权利保护的放弃。行政机关在税收立法权上的稽越，更是无视公民征税同意权的权力扩张。由于对税收性质的认识不足，导致其立法机关自觉、不自觉的放弃其对税收立法权的控制，随意授权税务机关制定税收法律法规，导致了我国当前税收立法以行政机关立法为主导的立法模式，也是当前税收法规混乱的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从立法技术的角度来说，由于税法的规定既要确保税收收入，又要与司法的秩序相协调；既要尽量减少对经济的不良影响，又要体现出适度的调控，因而税法具有较强的技术性。[8]这要求立法机关具备足够的财税知识，以针对不同的立法要求进行不同的制度设计，避免税法体系内以及法律整体体系的矛盾与冲突。由于立法人员财税法专业知识的欠缺，使其无法针对财政税收的特性制定具体的规则，税收立法更多的依赖于税务机关，甚至也无法对税务机关提出的立法草案进行富有决定意义的审查。这形成了我国税务机关自行立法、自行执法的税收征管模式，税务机关的权力无限的扩大，阻碍了税收法治实践的形成。
因此，完善我国税收立法，重要的一点是应当提高税收立法人员的财税法素质。只有一批具有深厚的财税法治理念、熟悉各种财税法特性、了解税收法治实践的人，积极参与税收立法中，才能对财政立法产生积极的影响。
（二）执法层面：财税执法人员的专业素质与依法征税
在我国税收征管法律关系中，税务机关与纳税人构成直接对立的双方主体，税务机关的征税意识将直接影响双方的法律关系的形成及发展，直接关系着依法治税的成败。为保证税务机关自觉执行税法的规定，税务人员应形成依法征税的意识。
（1）税务人员应具备专业的财税知识。从税法理论来说，税收之债仅于具体的经济生活事件及行为可以被涵摄于法律的抽象构成要件时成立，税务机关对此并没有自由裁量权。税务机关应对法律的抽象构成要件有足够了解，以能够以此为基础对纳税人的经济行为或收益进行税收构成要件的事实判断，决定其是否可以涵摄于税收构成要件之内以及是否成立税收之债及税款的数额。在税款征收过程中，无论是税收法律适用的选择还是应税事实的判断，都必须以税务人员具备专业的财税知识为前提。
（2）税务人员应建立良好的依法征税的意识。税务人员具备专业的财税知识，仅仅使其能够进行税款的征收，但这仍然无法实现征管环节的法治化。当前税收征管实践中，税务机关与纳税人处于命令与服从的地位中，税务机关随意扩张其征税权的内涵的现象十分严重，税务机关甚至有权决定税款的征收及数额。这种状况是对税收法治的极大否定。在税收法治下，税务机关必须严格依照税法的规定征税，它有权根据经济事实判定税收构成要件是否成立，但它不能随意创设税收债权，也无权随意减免税收。也只有根据税收征管程序进行的税款通知才是合法有效的。在税务机关的行为对征收过程有着决定性影响的情况下，税务机关的自觉的依法征税意识的形成，无疑将决定征收过程的合法化程度，进而影响税收法治环境的形成。
税务机关的征税意识的形成，不仅有利于税收的征管，避免税收争议的发生，减少税收的征收成本。更重要的，税务机关只有形成良好的征税意识，才能自觉维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并保障税收征管过程的法治化。
（三）司法层面：为争议的解决提供专业的指导
司法是权利救济的最后保障。在税收领域同样应该如此。但实际上，在我国的税收实践中，司法对纳税人权利的救济极为薄弱。税法的技术性特征导致涉税争议的解决也呈现出对技术性专业性的要求。而目前我国税收诉讼法律制度中明显忽视这种技术性的要求。[9]法官欠缺相应的财税知识，导致其在案件的审批过程中无法进行独立的法律判断和事实判断，进而根据价值的选择作出独立的法律认定，解决涉税争议。甚至税法的专业性和技术性导致了税务案件中司法机关对税务机关存在一定的依附关系，法官在进行判决时往往按照税务机关的意见来判决案件。表面上看来是法院在审理案件，实际上是税务机关在审理案件。这种由税务机关自己做自己法官的审判，其中立性、公正性丧失殆尽。法官独立性的丧失，即很难谈及其能够真正维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
税收司法的法治化主要是各级司法部门严格按照税法和相关组织法、程序法的规定来处理税务争议和涉税犯罪的案件。[10]要实现税收司法的法治化，必须有精通税法和税务知识的法官并足以胜任对案件的独立审判。而无论是现有法官的财税知识的提升还是培育新的税务法官，这都将依赖于对其进行财税法的专业性教育。[11]
对于税收权力机关来说，由其在税收法治进程中的作用所决定，其财税知识的掌握和法治意识的形成将极大的制约税收法治的形成。如果针对纳税人的大众化的财税法教学仅仅足以提升纳税人的基本的财税知识和法律常识，那么这种普适性的大众化教学并无法满足税收法治对税收权力机关执法人员的财税专业知识和法律意识的要求。执法人员所接受的财税法教育，一方面应当形成系统的财税专业知识，熟练掌握各个税种的构成要件、应税事实判断、征管程序等与税款征收直接相关的财税知识，熟悉各种税收核查、帐簿检查等各种与征管相关的会计知识和技能，并足以灵活运用于税收征管实践当中。另一方面，财税法学教育也应当立足于法律意识的培养，执法人员的财税知识必须在正确的法律意识的指引下才能真正实现税收征管的有序性和有效性。执法人员应当形成依法征税的自觉的法律意识，明确税收征管过程中所应当遵循的法律步骤、方法和程序，熟悉各种争议的正确、合理的解决办法，才能使整个征管过程法治化和有序化。
税收权力机关的财税法意识对税收法治进程有着最直接的影响，因此，财税法的专业性教学应当成为财税法教学的主导。财税法教学不应仅仅以大众化的基础税收意识的培养为目的，最终掌握财税法律知识、能够在实践中灵活运用财税知识和法律知识、对财税法治实践产生影响的人才的培养，才是财税法教学的真正目标。财税法知识通过财税人才作用于实践，税收法治才能逐步形成和完善。
三、财税法教学的精英教育：税收法治理念的深化
在税收法治形成过程中，处于纳税人与征管机关之间的中介是作为纳税人合法权益的维护者的税务士。税理士以纳税人的人的身份介入税收征管过程中，为纳税人提供税收咨询、纳税申报、异议申请等方面提供专业性的服务，在“推进税制、税务行政等的民主化过程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12]一方面，税理士通过其专业性的服务，为纳税人遵守税法提供合理性建议，促使纳税人的税法遵从，另一方面，他也通过为纳税人服务，对征税机关进行更富有专业性的监督，对征税机关的征管行为造成一定的压力，促使其依法作出行政行为。
正因为如此，税理士处于民间职业专业的法律地位，以维护纳税人的权利、依法谋求纳税义务的正确实现为使命，应基于宪法及以其为基础的有关法律规定，对复杂的税务的法律性问题作出最终的判断。因此，税理士作为职业专家，不应仅仅是单纯的税务专家，他更应当具有税法专家所应具备的素质，以能够“根据自己作为一个职业专家的见解和知识来采取独立的行动”[13].税理士首先应当是税务专家，具备专业化的税收知识，以对各种经济行为进行事实判断；其次更应当是税法专家，熟悉宪法及其他法律对纳税人权利保护的各种规定及保护的途径，以在事实判断的基础上进行法律价值的判断，最终维护纳税人的合法权利。在这个意义上说，税理士以维护纳税人的利益为职责，但只有其具有专业性的判断能力时，才能避免对任何一方面的依附，形成自己独立的价值判断和选择，才能更好的履行其职责。也只有税理士的独立地位的形成，才能更好的发挥其对税收法治的促进作用。[14]
与税理士处于征管过程的某一环节所不同的是，财税法学家则是超脱于税收法制实践之外的。尽管税理士在税收征管过程中的地位可以是中立的，但其事实和法律价值的判断却无法避免受到维护纳税人权利这一职责的限制。而财税法学家则可以完全独立于各种利益的纠葛而以超脱的视角对各种纳税行为、征税行为及各种涉税争议进行独立的法律价值的判断。财税法学家对各种涉税行为的专业化审视，进而进行理论的提炼和抽象，形成系统的财税法理论，以此对税收法治实践将产生重要的影响。
为此，财税法学家不仅应当具备财税法技术，更应当具备一定法律信仰、道德、人文精神、专业知识和理论、心理素质以及行为方式等素质，他所掌握的知识和技巧，使其能够对税收法治实践作出深刻的理解和思考，能够对财税法律实践进行理论的抽象和深化。他所具备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不仅能使其形成独立的价值的判断，也能够以此为基础，形成对现行制度的实施效果的法律评价，进而提出对现行法律制度的完善的必要和完善的途径。因此，对财税法学家来说，其财税法知识的获得应当远较其他的财税法职业者更为全面性、理论化，并有利于富有法意识和法思维的独立的观察视角和方法的形成。
因此，税理士和财税法学家的培养，应当是一种精英式的财税法教学方式。精英式的财税法教学方式一方面注重系统的财税专业知识和技巧的培养，但并不仅仅停留于税收的技术操作层面的简单传导，而是更应注重法律意识和税收意识的培养，注重对学生对财税法律的价值的理解和认识，培养学生的正义感和正义的信念，形成学生对人的尊严的尊重，对人权的保证，对自由、公平、效率等法律价值的自觉的追求。只有通过这种精英式的财税法教学，才能培养出合格的财税法律人才，作为纳税人与征税机关的沟通渠道，以其独立的法律价值判断影响税收法治进程，最终促进税收法治的实现。
四、代结语：财税法教学与财税法治的互动
财税法教学以其财税法律知识的传播，影响社会各阶层的税收意识。通过大众化、专业化和精英化这三个不同层次的教学途径，实现对社会大众的税法意识的渗透、对执法人员的专业知识的传授、对社会中间阶层的税法理念的培养，使纳税人、税收执法人员以及税收中介机构、财税法学家的税法意识在不同的层次上得以形成，在全社会形成完整的以普遍性的纳税意识为基础，以执法机关人员的专业性税收意识为主导、以系统化的税法理论为指导的税法的主意识流。这一主意识流的形成，将影响税收法治建设进程中的相关人员在税收征收过程中的行为，以其具体的行为对税收法治进程产生深刻的影响，推进税收法治的发展。
以不同层次的财税法律意识的培养目标，分别设定不同程度的财税法教学方式，使财税法知识的传导更富有针对性和有效性。从我国现行的情况看，大众化的教学方式往往被忽视而为简单的税收法律的宣传所取代，导致人们所接受的基础财税法知识欠缺体统性和完整性，影响了普遍的税收意识的形成。专业性的财税法教学尽管受到重视，但由于教学技术、法治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并未对财税法治实践所必须的各类专业性人才的培养提供各种有效的渠道，已培养的财税法人才在财税知识或法律意识方面存在或多或少的不足。就精英化的财税法教学来说，财税法理论意识和理念的培养已受到相当的重视，但在不同的培养规则下往往形成以经思维或法律思维为主导的单一的理论分析模式，欠缺财税法理念的整体思考。可以说，各种富有不同层次的财税法律知识的人才的欠缺，已成为我国财税法治形成的重要的主观性因素。为此，为发挥财税法教学对税收法治的推动作用，针对不同的培养模式进行财税法教学改革即是必要而且紧迫的任务。
在教学实践中，按不同培养目标对财税法教学进行区分是相当困难的。三种教学模式是统一的整体，都是以财税法律知识的传导为目的的层层递近和提升，其相互的影响和制约作用同样是相当明显的。只有三种不同的模式相互配合、相互倚重，才能培养出法治实践所必须的财税法律人才，对财税法治实践的形成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财税法教学以其财税知识传播的功能，在税收法治构建的过程中发挥着极大的推动作用。但换个角度来说，财税法教学对税收法治的影响，是以税收法治实践本身的发展为前提的。税收法治的发展，才会为财税法教学提供丰富的实践，为财税法律意识的传播和形成提供动态的媒介。通过税收法治实践，社会各阶层才能更深刻的理解税收法治的内在涵义，并体会其税收意识在税收法治中的价值，进而与税收法治实践形成良好的互动。而税收法治实践的发展，也加深对财税法专业人才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也将驱动财税法教学的改革和发展。更为重要的是，财税法治化的进程，必然对已有的财税法律知识、观念乃至法治理念等各个方面进行一定的修正，而这也促使财税法教学的不断发展。
「注释
[1]周卫兵：《试论税收法治及其制约因素》，载《辽宁税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年第4期。
[2]参见孙士玉：《我国纳税人权利保护的现状及强化途径》，载《扬州大学税务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
[3]参见霍宪丹：《不解之缘：二十年法学教育之见证》，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4]参见张文显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5]参见甘功仁：《纳税人权利专论》，中央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年版。
[6]参见张文显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7]在此所指的权力机关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立法机关所指的权力机关，而是泛化的权力机关的概念，即它是指税收法律运行过程中与征税有关的一切权力的行使机关，包括税收立法机关、征税机关和司法机关。
[8]参见张守文：《税法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8页。
[9]参见熊晓青：《税收争讼制度若干问题研究》，北大法学院硕士论文2001.
[10]参见翟继光：《试论税务法庭在我国的设立》，载《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
[11]参见翟继光：《欧洲法院在国际税收协调中的作用及启示》，载《上海财税》2003年第11期。
[12]参见[日]北野宏久：《税法学原论》（第四版），陈刚、杨建广等译，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版，第 312页。
[13]参见[日]北野宏久：《税法学原论》（第四版），陈刚、杨建广等译，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版，第 312页。
财税法制论文范文第10篇
论文摘要:财政学是我院的重点学科,财政学的学科定位、专业定位等问题是我们必须思考的,只有弄清楚这些问题,才能进一步搞好学科建设,科学设置专业课程,把财政专业办成具有自己特色的、适应社会经济需要的专业。
一、关于财政学的学科定位问题
过去财政学被作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进行研究,直到目前为止,财政学专业也是经济学科下设的专业之一,这样的定位已不适应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事实上,财政学的内涵已经大大超出了纯经济学的范畴。
首先,财政既是一个经济范畴也是一个政治范畴。作为经济范畴,财政学主要研究政府的经济行为,是政府部门经济学。论文百事通它研究社会资源如何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配置、政府如何提供公共产品以及提供哪些公共产品等问题;同时,它要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并主要运用效率准则衡量其经济行为。作为政治范畴,财政伴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其目的在于实现政府的职能,财政收支规模的大小及活动范围都与政府职能息息相关,随着政府职能的变化而变化,衡量其行为的主要准则是公平,不仅要达到经济公平,更要实现社会公平。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我国政府的职能也在不断的转变。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事无巨细的管理方式,使市场中的企业几乎丧失了自主经营的权利;政府职能侧重于经济目标,计划经济集中表现为审批经济、权力经济,政府职能存在越位、错位和缺位“三位”并存的现象;中央和地方之间、不同政府部门之间职能存在重叠、交叉,与市场经济、WTO所要求的服务观念格格不入。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市场经济主体将由企业、尤其是非公企业来承担,政府主要承担提供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和公共工程、调控宏观经济、公平收入分配、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职责。
财政是以政府为主体的经济活动,它通过组织财政收入、安排财政支出为实施国家职能提供财力保证,同时对市场的运行发挥宏观调控作用,弥补和克服市场失灵和缺陷。财政职能转变是政府职能转变题中应有之意,“公共财政”应“公共服务型政府”而生。政府职能转变与财政体制改革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必须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变“经济建设型政府”为“公共服务型政府”,其中的重要方面就是财政体制改革的配合。政府职能转变是公共财政体制建立和完善的前提和条件,公共财政建立过程中的许多问题,诸如政资不分、乱收费、盲目追求“面子工程”和“政绩工程”、随意更改预算等就是“官本位”在财政中的具体体现,建立和完善公共财政体制首先要界定政府的活动范围和方向,转变政府职能。与此同时,政府职能的转变也需要公共财政体制的配合。
其次,财政学既属于经济学,又属于管理学。作为经济学,财政学揭示财政运行的基本规律及其对经济、社会的影响;研究作为政府宏观调控手段——财政政策及其运用。作为管理学,财政学侧重于财政收支管理,具体包括税收管理、公债管理、国有企业利润分配及其管理、国家预算收支管理、财政投资管理、政府采购管理、国库集中收付制度管理等内容,其目的在于节约财政资金,提高财政收支的经济效益。近年来的财政三大改革更强化了其管理性。
二、关于财政学的专业定位问题
既然财政学既属于经济学又属于管理学,财政既是经济范畴又是政治范畴,财政专业的专业领域也应相应拓宽,从单纯的只为政府部门(财政、税务部门)培养人才拓展为政府部门、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企业培养人才。专业培养方向既要考虑政府(政治)需要及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的形势;也要考虑社会(经济)包括新兴的非赢利机构和组织的需要;还要考虑市场化的影响,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上述各类单位对人才的需求和要求,拓宽学生的就业渠道和领域。
三、关于云南财贸学院财政专业的特色问题
现代社会是开放的社会,也是强调特色和个性的时代。在中国改革开放进入了新阶段,中国已经加入了WTO后的今天,云南仍然是一个比较落后的省份,云南财贸学院作为云南省重点财经院校,专业的设置和人才的培养也应有自己的特色。我认为应注意几个问题:一是要考虑与国际接轨的问题。学习、研究发达国家的财税理论发展及体制变革,改革和完善我国的财税体制,建立中国特色的公共财政体系;二是抓住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契机,学习和研究东盟国家,尤其是与我国接壤各国的财税体制,争取在该领域的研究走在全国的前列;三是考虑云南边疆、多民族的省情,从云南财税实际出发研究问题。比如研究现行分税制财政体制下云南省及省以下财税体制及转移支付问题、县乡财政困难及解决办法、民族自治地区财政问题、“烟财政”问题等,努力办出自己的特色。
四、应重视财税法规和财政监督问题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也应重视财税法规建设及执法问题。近年来的财政审计结果表明,财政执法问题不容乐观,财政工作中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问题时有发生,必须加强财政监督。财政监督一方面应从预算编制、审批工作入手,使国家预算收支及决策过程逐步公开、透明。国家预算是规范、监督和约束政府行为的唯一表现形式,目前我国国家预算的编制、审批只在小范围内进行,公布的往往只是总数、总预算、使用的大体方向,部门预算和收支的具体内容并不对外公开,很难接受社会和公众的监督。“公开性”是国家预算的重要原则,除涉及国家机密的部分内容外,国家预算收支及决策过程应以一定的形式公诸于众,以增强纳税人的权利意识和主人翁责任感,将国家财政收支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另一方面,要加强预算约束、严格预算调整。《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对预算调整作了明确的规定,但在实际工作中,预算调整仍很频繁。要加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审查监督作用,全面介入各级政府预算的编制、执行、调整及决算工作过程,按法定程序对预算执行与管理中的问题及时提出质询,强化依法理财。新晨
五、关于财政专业主要课程的设置问题
考虑到以上几个方面,财政专业主要课程除《财政学》、《中国税制》、《政府预算管理》、《国有资产管理》、《当代财政理论与政策》等原来设置的专业课外,因重视和加强《公共选择理论》、《政府分类支出管理》、《地方财政》、《财税制度比较分析》、《行政管理学》、《政治学》、《行政法》、《东盟国家财税制度研究》等课程。在教学中注意改进教学方法,多介绍相关案例和现实情况,避免纯理论的说教,坚持走实践——理论——实践的道路,让学生做到理论清晰、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实际工作也明了,缩短毕业后适应实际工作和社会的时间和心理落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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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周宇宏?目前国外财政学界研究热点概述[J]?财政与税务,20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