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税收入管理论文范文

时间:2023-02-26 19:50:12

非税收入管理论文

非税收入管理论文范文第1篇

非税收入是指政府为实现其职能,按照一定规则采取收费、基金等非税方式,由中央和地方分别筹集用于特定专门用途的财政性资金[1],是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府参与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一种形式。目前,我国各级政府部门都存在着大量的收费、基金等非税收入,在政府全部的公共收入中占据了很大比重,对微观经济运行和国家宏观经济的调控都具有重大影响。按照建立健全公共财政体制要求,财政部将于2007年1月1日起在全国全面实施的政府收支分类改革,将非税收入分为:政府性基金收入、专项收入、资金收入、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罚没收入、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和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其他收入。

对于我国当前非税收入管理现状可以概括为以下两点:

一是规模不断扩大,增长速度较快。建国以来,随着地方财权、财力不断扩大,各级政府的财政收支矛盾也日益增大,单靠预算内收入已经无法满足改革和建设的需要,这就迫使政府增设收费项目,允许和鼓励行政事业单位“创收”,造成我国非税收入数额不断增长,且增长较快。据统计,我国非税收入由1978年的960.09亿元增长到2004年的10523亿元,26年增长了10.95倍。非税收入占财政性资金的比重在1985年为42%,1990年达到50%,2004年在经济高速发展、税收收入增长较快的情况下,所占比例仍高达28.5%。

二是宏观税负较重,管理较为混乱。我国的非税收入规模一直很大,而且增长迅猛。因此,虽然我国宏观税负比重不高,企业和居民的实际负担的税费却很重。非税收入的收费主体多元化,收费项目过多,管理上则职权分散、多头管理,秩序混乱,如有的地方和部门的收费罚款没有一个基本的标准,弹性大、随意性强;有的收费项目已经明令取消,个别地方和部门仍然坚持征收等。

非税收入作用的发挥是有一定限制条件和范围的,一旦非税收入规模过度膨胀,缺乏监管,必然会带来一定负面影响。当前主要表现为:

1、加重企业负担,影响经济增长。现行的收费却远远超越了正常交易的范围,企业所要承担的税、费负担较重。据估计,在我国企业的负担中,税、利息、费各占1/3,更严重的是一些乱收费等不合理负担的存在,这些收费大都是硬性摊派,强行征缴。

2、收费挤占纳税,影响税收功能。对于政府而言,从整个经济中所获取的资源或收入是有一定限度的。政府收入由税收收入和非税收入构成,二者之间存在着税费挤兑效应,非税收入规模过高必然影响到税收收入的规模,容易对税基产生侵蚀,使“税源”转化为“费源”,客观上产生“费挤税”问题。费税规模倒挂的问题如果不加以制止,将危及国家政权根基,影响税收在市场经济中稳定、调节等功能作用的发挥。

3、分散国家财力,削弱政府调控。我国现行的非税收入中,除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和基金纳入了预算管理外,其他大部分都在预算外管理,是构成预算外资金的主要来源,巨额预算外资金长期分散于各地区和各部门,游离于预算和政府的监管之外,分散了国家财力。财力的分散,一方面导致大量的收费集中在财政部门以外的部门和单位手中,降低了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和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另一方面则弱化了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造成分配秩序混乱,不利于政府统筹使用财力。

4、加剧分配不公,滋生消极腐败。非税收入收费管理的部门化和征收主体多元化导致了政府收费政出多门,资金管理混乱,大大降低了资金使用效率。管理混乱还会加剧社会的分配不公。收费制度的框架设计使收费所得与部门的权力和利益相联系,造成人们致力于谋求权力和扩大利益,容易产生腐败问题。

二、加强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的探索

为了加强非税收入管理,中央和地方进行了多种探索。由于人们对非税收入认识的局限性和非税收入自身的特点和方式,导致我国目前非税收入管理模式多样化。目前这些探索既积累了成功的经验,同时又存在一定问题。

(一)现行模式

近年来,财政部门对非税收入的征收管理进一步加强,主要有以下四种模式:一是“统管代收”,其主要特点可概括为“银行开票、银行代收、财政主管”;二是“职能分工”,其基本操作程序是遵循财政、执收单位和代收银行各自分工,按照“收支两条线”要求,实行“单位开票,银行代收,财政统管”;三是“分散征收”,其特点是多渠道、多方式组织征收,资金不经征收单位过渡户直达地方金库和财政专户,一般性收费由单位开票、银行代收,进入行政服务中心的收费项目则在中心设立征收点,由征收点代收银行代收;四是“集中汇缴账户”和“收入过渡户”模式。

(二)成效和不足

上述几种非税收入管理模式是对政府非税收入管理改革的一种探索,正确认识了政府非税收入,理顺了财政职能,增强了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和征收透明度,实现非税收入的收与支的分离,加强了对非税收入使用的管理。但依然存在如下不足,如:缺乏一个统一的全国模式和全国统一性法规;没有彻底解决好激励与约束问题;对政府非税收入的使用范围还没有形成共识;大部分地区还没有涉及到非税收入使用问题,对政府非税收入的使用范围、标准及资金拨付问题还没有形成规范的办法,非税收入使用单位的资金使用监督还不够。转(三)改革非税收入的具体举措

1、完善分税制财政体制,构建地方财政收入体系

政府间财政关系和财政体制未能理顺是导致非税收入膨胀的一个根本原因,非税收入管理改革和规范必须伴随着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及规范化管理同步进行,并不断完善。完善分税制财政体制,需要建立起合理的中央和地方的税收和非税收体系,调整税、费结构,特别是地方财政中的非税收入结构,把非税收入通过“费改税”从体制上调整税费结构,壮大中央和地方的财力。同时,应按照事权与财权相对应的原则,在科学划分事权的基础上,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的财权。既要确保中央政府统揽全局的宏观调控能力,也要确保地方经济、社会和各项事业的协调发展。

2、重新界定审批管理权限,建立完善的政府收入体系

建立完善的政府收入体系,就是要在政府收入中划清税收收入与非税收入的界限,建立以税为主、以非税为辅的分配格局,明确各自规模、比例和作用。为此,需要对当前存在的各种非税收入项目重新进行审视,实施分类改革。

一是要取消非法和不合理的非税收入项目,如某些政府部门履行管理职能而对管理对象征收的行政性收费、制度外收费;二是实行费改税,加大税务部门的执法力度,完善现有的税收体系,提高税收占GDP的比重,将税收收入水平提到政府收入的主体地位。三是保留、规范需要的非税收入项目,大力发展有前景的非税收入,如国有资产经营收入、发行收入、特许使用费收入等。

3、建立规范的非税收入征、管、用体系

(1)改革非税收入管理办法

将一切履行政府职能的收支全部采用财政预算的方式,经法律程序由人民代表大会审批、通过。改变原来财政预算统收统支的方式,取消预算外范畴及其管理办法,将所有的政府收入完全归于财政税务部门管理,将收费使用权和收费所有权相分离。

(2)完善政府预算管理体系

统一政府预算管理体系,要求政府预算必须包括全部财政收支,全面完整反映政府活动。一是在收入方面,将各部门的非税收入全部缴入财政专户,纳入预算管理;二是支出管理方面,通过部门预算全面反映部门及其所属单位所有资金的收支状况,由财政部门根据其职能和业务工作的需要,统筹安排,按标准供给经费。

(3)建立完善非税收入征缴管理信息系统

通过银行代收和相关应用软件的不断完善,实现非税收入管理信息化、科学化、智能化、网络化的管理目标,控制执收单位的收入项目、标准、账户设置、票据使用等,规范执收行为,有效防止乱收费等问题的发生。通过信息系统,对政府非税收入的来源、结构、规模等动态变化情况进行监管和分析,以切实提高监管能力。

4、其他配套措施

(1)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目前我国非税收入一直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就是政府的事权没有足够的财力保证,仍然需要通过收费等非税收入来支撑。因此,从政府的角度讲,应按照公共财政的框架要求,正确界定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转变政府职能,不再从事经营性产业和竞争性行业的投资,重点保证社会公共需要、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和社会经济的长远发展。

(2)加强制度规范和法制建设,将非税收入纳入法制化轨道

当前,关于非税收入管理的规章制度只有一些分散的决定、办法和通知,法律层次低,缺乏一个统一规范的管理制度,尚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法规制度可以遵循。具体表现为,政府非税收入界定不清晰,对于哪些收入应当列入政府非税收入管理范畴并没有一个清晰的界定;收入管理上难以做到依法征收、应收尽收;在支出管理上未能真正做到收支脱钩、统筹安排;对违反非税收入的事件缺乏相应的处罚或惩治的制度规范。因此,建议研究起草专门的法规、条例,就非税收入的性质、范围、分类、征收管理以及支出规范做出明确的规定。

[参考书目]

1、财政部预算司,《政府收支分类改革方案》,会议报告,2006年。

2、贾康、刘军民,《非税收入规范化管理研究》,《税务研究》,2005年第4期。

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5)》,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年。

4、李友志,《政府非税收入管理》,人民出版社,2003年。

非税收入管理论文范文第2篇

二、强化政策管理。

1、加强现有的税收政策的贯彻执行力度,深化流转税管理。

2、完善减免税管理,严格执行相关减免规定,堵塞管理漏洞。

三、加强调研工作。做好增值税转型的调研和准备工作,积极应对流转税制改革。一要科学测算增值税转型改革税收收入的影响,按要求进行测算上报,为上级机关决策服务;二要加强对环境保护税收政策以及中部崛起税收鼓励政策的研究;三要清理、规范流转税优惠政策。

四、按照精细化的要求抓好日常管理。1、加强税源管理,重点是税源监控和对本地区重点税源的管理;2、加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管理。首先,要加强对一般纳税人的认定管理,严格按照总局规定的标准认定一般纳税人,坚持“三约谈一核实”的要求,把好实地核查、领导审核关,同时做好一般纳税人核查、审批等环节的工作,将年审纳入到日常管理中来;3、巩固和提高金税工程增值税征管信息系统运行质量。强化考核,以考核促管理。责任落实到具体岗位具体责任人,如有重大事件发生要向分局金税工程领导小组及时书面报告情况,确保金税工程增值税征管信息系统运行质量在全市名列前矛。4、加强发票管理,在一般纳税人中大力推广防伪税控系统版普通发票使用,提高个体工商户发票使用率;五是完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纳税申报“一窗式”管理。严格依照总局《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纳税申报“一窗式”管理操作规程》规范操作行为,积极探索,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逐步完善“一窗式”管理模式。重点是做好其他抵扣凭证审核检查工作。

五、推进流转税信息化建设。

1、做好建立流转税工作平台的准备,根据分局实际向上级

提出流转税工作平台的各项需求的建议,确保明年九月份前完成;

2、进一步提高金税工程数据采集和传输质量;

3、积极推行“一机多票”系统,认真核实一般纳税人增值

税普通发票(不含商业零售)的用量,做好企业DOS版开票金税卡的更换工作;

4、协助技服单位搞好企业端开票系统升级培训工作;

5、做好前期准备,有计划的在增值税专用发票月认证量在100份以上的一般纳税人中推行“网上认证”工作。

(二)所得税管理

一、进一步加强企业所得税政策管理,做好税收政策的宣传、辅导和培训工作。

二、进一步加强企业所得税税源管理,进一步做好各项基础性工作。主要包括政策、税源、征收、减免税和资料管理五方面的内容。

(1)在政策管理上,做好所得税政策宣传、政策执行落实、政策执行情况检查三个环节的工作。

(2)在税源管理上搞好所得税税源册籍管理,抓好税源普查工作,掌握税源动态变化情况。

(3)在征收管理上,健全纳税申报、征收方式的确定到税款入库等一整套管理程序。

(4)在减免税管理上,做到“三个严格”,即严格执行政策、严格申报程序、严格按权限办理。

(5)完善资料管理。使资料管理贯穿于所得税规范管理的全过程,建立所得税纳税资料的收集、整理、传递、归档保管、反馈等制度。

三、根据税收管理精细化的要求,进一步搞好所得税规范管理。建立税源登记制度,加强部门配合,主动取得工商、国税部门支持,定期核对纳税人的登记资料,发现漏征漏管户应及时补办税务登记并纳入正常管理。并及时对企业的各项有效数据进行收集、整理、归类,并将这些资料进行适当数据处理。

四、严格加强对纳税人的收入管理,监督企业如实反映收入,严格按权责发生制原则确定收入的实现;

五、加强预征管理,根据纳税人的具体情况确定预缴的期限和金额,并严格按确定的金额预征企业所得税。

六、大力清理欠税,建立台账,逐户逐月落实收入进度和压欠情况

七、根据汇缴清缴改革要求,落实好20__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缴清缴工作,组织召开了一次由企业所得税纳税单位的财务负/:请记住我站域名/责人、办税人员参加的专门会议。安排布置二0__年度的汇算清缴工作。

八、进一步加强对纳税人的减免税、财产损失及税前扣除项目的审核报批,对按税收法规及有关规定需经税务机关审批后方执行的税前扣除项目,必须严格按照审批权限对照有关规定认真审查,未经税务机关批准的,一律进行纳税调整,不得税前扣除。做到及时调查核实,严把政策关口,严格报批程序。

(三)征收管理

一、以提高征管“六率”为主要目标,围绕“征管六率”分析、查补征管漏洞,加强税源的有效控管,不断提高分局征管质量,认真做好催报催缴工作,如实编报征管质量考核表。

二、加强与其他部门的信息交换与沟通,继续加大对辖区内漏征漏管户的清理,及时做好新办户的税务登记工作,及时、妥善地解决税收议,提高管辖争工作效率。

三、核实在册的税务登记户和注册登记户,及时发现和处理准备逃跑或已失踪纳税人,清理非正常户,追缴相关证件,并配合稽查部门追缴流失的税款。

四、认真做好个体税收的管理,积极探索科学的个体经营信息采集方式和公平、公正、先进的定税方法,完善电子定税管理办法, 及时调整行业参数水平。

五、结合实际推行经济、灵活、便利的多元化申报方式,做好同城办税各环节的协调工作,认真落实好下岗再就业个体经营者的税收优惠政策,公正执法,优质服务。

六、加强税收征管基础工作,继续完善税收管理员职能,提高征管工作的信息化水平,提高工作效率。

七、加强纳税服务。进一步改进服务手段,提高服务水平,把公开、公平、公正执法作为管理与服务的结合点,以优质的税收服务引导纳税人提高依法纳税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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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税收入管理论文范文第3篇

(《财经》2013年第30期“善后地方债”)

财权与事权不匹

>> 读者评论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中国论文网 > 管理 > 读者评论 2013年31期 读者评论 2013年31期 杂志之家、写作服务和杂志订阅支持对公帐户付款!安全又可靠! document.write("作者: 本刊编辑部")

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重新平衡事权和财权

(《财经》2013年第30期“善后地方债”)

财权与事权不匹配、事权划分不清、唯GDP的政绩观、投资效率偏低等,不外乎成为共同推高地方债的主要因素。

分税制改革后,地方的财权与事权不匹配,承担着诸多事权的地方没有足够的财税收入来投入,各级城市又面临城市化发展机遇,使得大量举债以驱动快速增长、再借助快速增长而带来的更多税收,从而还清债务。

然而,举债发展的方向一旦出现偏差,没能带来意想之中的增速和税收增额,必然面临无法偿还旧有债务的危险,用新债还旧债,最终导致地方政府债务越来越多。

需要尽早实现各级各地政府的事权和财权平衡,国家部委层面的作为范围应严格限制在对落后地区的帮扶发展之上,弱化部委对地方的干预权和审批控制。 北京 吴锡 外储投资应当多元化

(《财经》2013年第30期“实行积极的鸡尾酒式外储战略”)

分散外储投资风险和增值保值的呼声从未停止过,而如今面对美债违约的风险,外储投资多元化的呼声越来越高。

未来外储投资多元化的方向,是美元资产内部的多元化,而非美元资产和其他币种资产之间的多元化。可以适当减持美国国债、降低外储增速、增持美国蓝筹股票以及房地产等实体资产。

用外储支持中国企业的海外直接投资,同时加快包括人民币利率与汇率在内的各类要素价格的市场化,继续渐进可控地推进资本账户开放是不错的选择。 上海 张澜 温州金改更需“底层设计”

(《财经》2013年第30期“温州金融生态与民资生存调查”)

温州作为首个部级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结合金改一年多来的实践,民资进入银行业有几方面的利好作用: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充足的信贷资源,创造了可观的财政税收,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支持了中小银行进一步发展壮大。

在温州金改取得进展的同时,也存在不少问题,比如银行“釜底抽薪”成为企业倒闭的罪魁祸首;融资担保体系不健全,小微企业缺乏有效融资渠道等。

非税收入管理论文范文第4篇

治理地区性恶性竞争势在必行

北京大学 唐翔

“人民币低估之谜:

>> 学术观点导读 学术观点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中国论文网 > 管理 > 学术观点 2013年28期 学术观点 2013年28期 杂志之家、写作服务和杂志订阅支持对公帐户付款!安全又可靠! document.write("作者: 本刊编辑部")

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焦点

治理地区性恶性竞争势在必行

北京大学 唐翔

“人民币低估之谜:一个投入产出分析”

《经济研究》2012年第10期

中国日益恶化的地区间竞次,导致各部门单位产出的中间投入和工资成本不断下降,进而严重压低了中国的物价和工资水平,导致人民币实际汇率随经济增长而持续贬值,尽管西方学界普遍认为人民币实际汇率近年来存在大幅度低估。

竞次指由于经济全球化导致国际/地区间的商业竞争变得日趋激烈,各国各地区政府都有强烈动机去竞相放松或降低对生产过程和方法的监管标准,以帮助境内企业降低生产成本,获取相对的产品价格优势。

在中国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由于统一监管权力的缺失,导致中国在劳动标准、环境标准、产品质量标准等方面出现了严重的地区间竞次。在缺乏有效治理下,地区间的攀比效应使得上述竞次随时间推移而逐渐恶化:监管标准降低的幅度越来越大,涉及地区越来越多。各部门单位产出的中间投入和工资成本日益减少,而平均成本与产品价格有不断下降的趋势。

但由于多种因素同时影响成本与价格,如进口投入品价格、货币供给量、技术进步等,这一趋势并不能完全解释一般价格水平的变动,然而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中国实际汇率长期走低。

竞次对实体经济的影响非常大,因为竞次所造成的中间投入减少在实物量方面也存在“投入乘数效应”,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它造成整个经济对劳动力的需求量大幅下降,这可能是造成中国收入分配失衡、内需不足、中国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逐年下降的重要因素。

第二,竞次还形成了对能源和初级产品的巨额“节约”。反过来,消除竞次将使这些物资的消耗量急剧上升以至于可能超过全球的供给能力。要维持中国目前的产出结构,竞次是一个必要条件,消除竞次意味着中国经济必须实现结构转型。 制度

再分配政策待改进

中央财经大学 张琼

“中国居民收入的政府再分配效应研究——基于个体需求差异的评估”

《经济研究》工作论文WP534号

在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市场化经济体制改革背景下,中国政府的再分配政策在调节居民收入分配状况中起到了较显著作用。其中养老金或离退休金以及社会救济收入等补贴政策的再调节,效果最为显著,但个人所得税以及社保缴费等税收政策的效果非常不明显。中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并未因为政府转移支付政策而有所逆转。

中国政府应改革和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逐步开征以财富为税基的税种,改变目前工薪收入阶层为纳税主体,而以财产性收入为主要经济来源的高收入人群游离纳税义务外的格局,充分发挥个人所得税累进征税的功能;并以此为基础逐步改变中国以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和营业税等调节居民收入差距效果极其不明显的税种为主体的税制结构;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尤其是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险制度,在社会保障缴费环节充分考虑低收入家庭的缴费负担,扩大社会保险覆盖率,并思考对不同收入水平家庭的补贴力度。 观点

个人产权影响家庭内部议价能力

宾夕法尼亚大学 Shing-Yi Wang

“产权与家庭内部的议价”

NBER工作论文第19427号

土地和房产在家庭持有的资产中占很大份额。

在中国,房产占城市和农村家庭资产的比例分别达45%和80%。房产在家庭经济生活的重要性,已经促使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产权改革,包括土地私有化,旨在鼓励家庭最大限度地利用土地和房产。而个人产权的加强也影响了权利人在家庭内部的议价能力。

中国正在进行住房制度改革,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允许租用单位宿舍的员工购买单位房产。这些权利被授予某个特定的员工,因此这一产权是在个人层面,而不是家庭层面。

而家庭中,最终受益人是谁,将带来不同结果。当女性为受益人时,家庭消费受男性青睐的商品,尤其是香烟和酒,就会大幅降低。

非税收入管理论文范文第5篇

论文摘要:行政法平衡论对我国正在大力推行的“依法治税”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依法治税”既不能依“治民之法”,也不能依“治吏之法”,只能依“平衡之法”;合理配置征纳双方的权力(利),就可能使纳税人享有的宪法性权力(利)和程序性权力(利)在总体上能与税务机关享有的充分而强有力的征税权相抗衡,只要双方积极行使在总体上能与对方相抗衡的权力(利),税法便会在这两种张力下形成平衡;另外,税法的平衡还应该注意授权立法和地方立法的平衡。

一、税法平衡问题的提出

税法属于经济行政法,是行政法的一个部门法,税法平衡问题的提出直接源于行政法平衡论。行政法平衡论是一种与行政法管理论和控权论相对立的理论。行政法管理论将行政法定位为“治民之法”,认为行政法的目的在于维护行政权,管理相对方,因而强调行政权力的优越性,忽视相对人的权利保障,重行政实体法,不注重行政程序法,几乎没有司法审查,其结果是行政法机制只是片面地制约相对方,缺乏对行政权的有效制约,行政法机制欠缺激励相对方积极参与行政的功能,行政法制度结构不协调,重实体授权,轻程序制约,重行政效率,轻公平保护,重行政管理,轻监督行政。这一理论在二战前的德国和日本以及前苏联曾非常盛行,因为这一理论能满足为战争筹集必需的人、财、物的需要,也是计划经济的必然要求。但随着二战的结束以及前苏联的解体,这一理论已被抛弃。在我国,本来就有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作土壤,加之对前苏联各项制度和理论的照搬和模仿,管理论便成为我国行政法构建的理论基础,尽管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情况有所改变,但管理论对我国行政法制度和行政思想的影响是非常广泛和深远的,今天行政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基本都与此有关。[1]

与管理论不同,控权论将行政法定位为“治吏之法”,强调行政机关不应当有超越公民的特权,行政法的目的在于控制行政权力,保护公民权利的自由,而司法审查是防止权力滥用和对行政权力进行控制的最有效手段,行政法只是有关行政程序的法,不涉及行政实体问题。由此产生的问题是:行政管理范围与方式不仅受实体法与行政程序法的双重管制,而且受制于严格的司法审查,在法律保留原则与法律优先原则的共同支配下,行政主体“法未规定不可为”;行政主体普遍缺乏纠正市场失灵和社会无序的必要手段,难以满足公共管理与服务的需要;由于政府软弱无力,缺乏活力,从而产生管理危机和信任危机;在赋于相对方过多权利的同时,却没有相应的行政监督制裁权。尽管控权论一直是英美等国行政法的理论基础,但因其固有的缺陷和现代行政法的多样化发展,该理论也被逐渐放弃。在我国,为纠正管理论的错误,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也正是英美等国开始放弃该理论的时候,一部分学者逐步引进了该理论,并大有未加深入研究,即试图照搬的趋势。

事实上,无论是管理论,还是控权论,不论是“治民之法”,还是“治吏之法”,都割裂了行政法法律关系与监督行政法律关系的整体性,都各执一端,只强调了行政关系的一个方面,未看到二者的辩证统一性,扩大了行政主体与相对方的对立性,根本无法协调行使行政权与保护相对方权利、行政激励与行政制约、实体授权与程序制约、行政效率与公平保护、市场调节与国家干预的关系,无法使公益和私益最大化,难以满足现代行政管理的需要。正因如此,世界各国都在抛弃这两种理论,各国的行政法理论都从不同的方向朝着平衡论迈进。

行政法平衡论是指优良的行政法应能达到这样一种状态:行政机关和相对方能以各自拥有的权利与对方相抗衡,行政法既能制约行政主体滥用行政权,又能制约相对方滥用权力,既能激励行政主体积极行政,又能激励相对方积极参与行政,既能重塑精干有活力的政府,又能摆脱高权行政的阴影,真正建立起一个民主、“苗条”、低成本高效率、少管制多服务的政府,从而使激励与制约、效率与公平、政府与市场、公益与私益的关系达到最优化状态,即实现平衡。当然,行政法制度供给与社会需求总处在不断变化中,行政法经常处于失衡状态中,平衡倒是偶然的。因此,追求平衡便成为现代行政法的永恒主题,正是从失衡到平衡,从旧的平衡到新的平衡的不断追求,推动着行政法不断的变迁和创新。在这一理论中,平衡既是行政法的最优化状态,也是实现行政法最优化状态的机制和方法。因为行政法的不对等性呈现为各主体权利义务的阶段性差别,并且是倒置的,即在某一阶段一方优先实现或实现较多的权利,而同时另一方的权利受到限制或只能实现较少的权利,如在行政实体法中,法律承认行政主体的公定力,由行政机关优先实现一部分权力,以保证行政管理的效率,而在行政程序法中,相对方的一部分权力优先得到实现,行政机关的一部分权利同时受到限制。运用这些阶段性的差别,平衡配置这些倒置的不对等关系,行政法的平衡便成为可能。由此也可以看出,行政法的平衡是一种结构平衡。[2]

行政法平衡论对我国正在大力推行的“依法治税”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依法治税”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是“依”什么样的“法”。如果依以管理论为基础的“管理之法”、“治民之法”,以“命令——服从”模式组织税收,税务机关会因缺乏制约而滥用权力,随意执法,滋生腐败,纳税人会因只有义务没有权利而消极抵制纳税,普遍地偷税,甚至抗税,其结果是征纳双方都有法不依;如果依以控权论为基础的“控权之法”、“治吏之法”组织税收,税务机关会因征税权的软弱无力,征之不保,深受无税论长期影响的纳税人,则会滥用控制权,逃避纳税,其结果同样是双方都有法不依;只有依“既能制约税务机关滥用征税权,又能制约纳税人滥用控制权,既能激励税务机关积极征税,又能激励纳税人积极参与税收管理”的平衡之法,依法治税才能真正成为征纳双方的外在压力和内在动力,从而成为自觉行动。

二、税法的平衡配置

(一)税法的结构平衡配置

1.国家与全体纳税人的关系配置

国家与全体纳税人的关系是由宪法配置的,二者关系的实质是:国家为全体纳税人提供必需的公共产品,全体纳税人以税收的方式支付其价格。为此,二者形成这样一种契约关系:作为卖方,国家有义务为全体纳税人提供价廉物美的公共产品,同时,有权向全体纳税人收取公共产品的价格,以补偿其成本;作为买方,全体纳税人有义务向国家支付公共产品价格,同时有权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购买公共产品的内容、数量和质量,并决定愿意为之支付的价格数量。这种契约关系本身就是一种自然而美妙的平衡。只是上述权利义务关系是由宪法这样进行配置的:全体纳税人委托自己选举的代表机构——议会或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税法,严格规定国家收取公共产品价格的权力,即征税权,同时以审议监督政府财政预算的方式,决定财政支出的方向和规模,即国家提供公共产品的内容、范围和数量,决定税收收入总额,即愿意为公共产品支付的总价格。没有这样的法律依据,国家就不得征税(此即税收法律主义原则)。显然,在这一最高阶位上,全体纳税人的权力优于国家,这种宪法层次的不对等正是平衡税法众多下阶位不对等的根本。

2.税务机关与纳税人的权利义务关系配置

在这一阶位上,税务机关代表国家行使收取公共产品价格的权利,即征税权,纳税人则要履行为享受的公共产品支付价格的义务,即缴税义务。因而,从总体上看,在这一层次上,税务机关是权力主体,纳税人则是义务主体。又因公共产品具有受益的不可阻止性,无法排除“免费搭车者”,纳税人便有强烈的逃税、避税、偷税、抗税的动机和愿望,税务机关也只有运用充分的、强有力的权力强制征收,才能确保税款正常及时足额地获得,才能保证公共产品的成本补偿和正常供给,才真正符合全体纳税人的根本利益。

税务机关征税权的核心是税款的征收权,包括收取滞纳税款的孳息,即滞纳金的权力。充分的、强有力的征税权除税款的征收权外,还至少必须包括以下五种权力:(1)深入了解纳税人生产经营状况和纳税情况,以确认纳税人有无违反税法事实的权力,即纳税检查权,完整的纳税检查权还必须包括搜查权;(2)对拒不履行缴税义务的纳税人采取必要的强制措施,敦促、迫使其缴税的权力,即强制执行权;(3)对有逃避纳税义务嫌疑的纳税人采取限制其商品、货物、存款等财物使用权,以保证税款安全的权力,即税收保全权;(4)对纳税人违反税务管理、偷税、逃税、骗税、抗税及妨碍、阻挠税务机关执行公务的行为进行严厉惩处的权力,即行政处罚权;(5)对不提供、不能提供真实可信的计税依据的纳税人核定应纳税款的权力,即核税权。同时,上述五种权利行使都不可缺少要求有关各方协助及如遇拒绝能自行对其严厉处罚的权力,即要求行政协助权。也只有上述各种权力的适用范围和强度都足够大时,征税权力才是充分的、强有力的。

在为税务机关配置充分的、强有力的征税权时,首先应考虑税务机关和纳税人总体的权利义务对比情况,应使双方权力(利)在总体上能相互抗衡;其次应在强调税务机关征税效率的同时,应能使纳税人积极参与;在以实体法赋于税务机关征税权的同时,应以程序法对其权利的行使进行严格的规范;在保证征税权正常行使的同时,应为纳税人权利可能受到的侵犯规定获得救济的途径;在赋于税务机关充分的、强有力的征税权时,应尽可能地扩大税务司法审查的范围。这是税法平衡的根本要求,也是配置纳税人权力(利)的基本思路。

根据上述思路,纳税人在这一阶位上应主要享有以下两类程序性权力(利)。一类是在税务行政程序中的权利,包括:(1)信息权,即纳税人有权知道现行税制的运行状况,包括根据什么法律规定,被征哪些税种;(2)提出申请的权利,即纳税人请求获得某种税务管理资格,颁发某种税务许可证照,或请求开始或进入某种程序的权利;(3)隐私权和保密权,隐私权指税务机关不得无由搜查纳税人住宅和询问与确定应纳税额无关的信息,保密权指税务机关因征税获得的纳税人的信息不得用于非征税目的;(4)被告知权与要求听证权,即特定的纳税人在税务机关作出某种处理决定前,有权得到税务机关告知有关内容、理由、依据等情况,进行申辩、质证的权利;(5)要求回避的权利,即特定的纳税人在与自己有关的税务案件中,认为处理该案的税务人员与该案有利害关系时,有要求其回避的权利等等。[3]另一类是在事后救济程序中的权利,主要包括:(1)由税务机关告知救济途径和方法的权利;(2)提出申诉、复议和诉讼的权利;(3)要求赔偿的权利;(4)委托的权利;(5)申请回避的权利;(6)陈述和辩论的权利;(7)上诉的权利;(8)申请执行的权利等等。

纳税人享有的上述程序性权力(利)和宪法性权力(利),总体上能与税务机关享有的充分而强有力的征税权相抗衡,因为一方的权力(利)同时又是另一方的义务,因此,只要双方积极行使在总体上能与对方相抗衡的权力(利),税法便会在这两种张力下形成平衡,由此形成既激励又限制的机制,既能保证较高的征税效率,又能使纳税人在主张自己权利的过程中积极参与税务行政,促进公平征收,既能保证税务机关行使充分而强有力的征税权,又能制约税务机关滥用权力,切实保障纳税人的权益,从而使公益和私益同时得以最大化。

(二)税收立法权的平衡配置

配置平衡税法要解决的另一方面的问题是税收立法权的平衡。税收立法权的平衡是税法结构平衡的前提和必要条件。在现代社会,税收立法权的平衡应重点解决税法授权立法的平衡和地方立法的平衡两大问题。

1.税法授权立法的平衡

税收立法权本应由全体纳税人选举的立法机关行使,然而,随着税收作用范围的日益扩大,作为一个特殊行业,税收立法的专业性、技术性要求越来越高,立法机关越来越难以胜任;而这些立法权完全由税务行政机关来行使又将破坏税收立法的独立性、权威性,很容易只强调税务机关的权力,忽视对纳税人权利的保障。解决上述问题的较好办法便是税法的授权立法,由此也产生了税收授权立法的平衡问题。

税法授权立法的平衡就是立法机关在授于税务行政机关某一税收立法权的同时,建立起有效监督机制,以制约其对立法权的滥用,以授权和制约的平衡保证所立之法的平衡,其主要内容应包括:

(1)建立申请立法制度。当税务行政机关必须对某一领域进行立法却没有权限时,应由其提出立法申请,由立法机关对其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审查而决定是否授权。

(2)建立批准权保留制度。即税收授权所立之法必须经过授权机关的批准方能产生法律效力,以此对授权立法进行直接监督。

(3)建立违法撤销及授权收回制度。授权机关在审查授权立法合法性的过程中,如果发现该税收立法超越授权范围,违背授权目的,或者在立法程序方面存在重大瑕疵时,可直接宣布授权立法无效,并将其撤销。此外,如发现授权不当或授权对象没有能力完成相应立法任务时,授权机关可以直接收回授权。

(4)确定法院的审查权。授权立法中的法律问题更多的是在个案中表现出来的,仅有立法机关的监督不足以维护授权立法的平衡,法院应当有权通过具体案件的审理,对涉及的授权立法的实体和程序问题进行审查,也应当有权接受相对方因授权立法的实施将对其权利造成侵害而提起的诉讼,并进行审查。法院甚至应当既可以对授权立法进行实体审查,也可以进行程序审查。确定法院的审查权对于维护授权立法的平衡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己为很多国家的司法实践所证实。

2.地方税收立法的平衡

中国各地政治、经济、文化存在很大的差别,以相同的法律规范调整全国范围千差万别的行政权力和公民权利的关系,其结果必然导致具体的行政机关和相对方权利义务不平衡。这正是地方税收立法得以存在和必须平衡的根本原因。地方税收立法的平衡主要应注意以下几方面问题。

(1)体现地方特色,满足地方需要,结构配置平衡。体现地方特色是地方税收立法的价值所在,满足地方需要是地方税收立法必要性的体现,结构配置平衡是行政法的一般要求。因此,地方税收立法应紧密结合本地的自然条件、经济状况、居民对区域性公共产品的偏好,针对税源情况、已有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关于权利救济和保护内容等状况,赋于本地区税务机关与当地政府提供的区域性公共产品相适应的征税权,同时根据平衡法原理赋于纳税人必要的权力(利),以制约税务机关,保护其正当利益。

(2)自主立法,合宪合法。地方税收立法不仅限于执行中央的法律和行政规则,更重要的是它为税务行政管理创立了法律、行政法规未涉及的规范,这些规范可以有效补充平衡征税权和纳税人权利关系必须的规范。因此,应强调地方税收立法的自主性,但同时,地方税收立法的自主性应与合宪性、合法性相符合,地方税收立法不但不能和宪法、法律以及行政法规相抵触,而且不能违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的立法精神和立法原则,地方税收立法和中央部委规章的冲突和协调,应基于权力和权利的平衡原则,一概强调地方税收立法的自主性和一概强调地方立法的从属性都是不符合宪法精神的。

(3)与中央立法协调统一。地方税收立法的价值不仅反映在地方特色、地方需要和中央难以统一解决的问题上,还反映在与中央税收立法的协调统一上,只保护地方利益,保护本位利益的地方税收立法是对全国性立法平衡的破坏,也不可能维护本地区税收权利义务关系的平衡。

三、我国税法失衡状况简析

我国税法失衡问题非常严重。首先,现行税法赖以构造的传统税收理论未能正确认识到“公共产品价格”这一税收的本质,也就不可能认识到征纳双方权利义务关系在总体上平衡的可能,更不可能将税法的制定权、对政府财政预算收支的审议监督视为纳税人的当然权力,因而也就不可能认识到税法结构的宪法层次平衡配置,目光只能盯在纳税人和税务机关的关系上,坚持税收本质的“义务说”,片面强调纳税人的义务和税务机关的征税权,忽视纳税人的权力(利),更何况这一认识被行政法管理论一再强化。因而,税法的平衡必然失去根本,其结果,一边是纳税人消极纳税义务观念下冷漠的面孔,一边是税务机关片面权力强化下疲惫的身影, 一边是税务人员为征收几十元税款献出生命,一边是大量的政府官员大肆挥霍、贪污、浪费税款。

其次,就税务机关的征税权与纳税人的权力(利)而言,一方面是税务机关的征税权严重不足,或者是在环境保护、社会保障、遗产分配等大量领域形成征收空白,与纳税人应负义务严重不符,或者是在已征收的领域因无搜查权或必要的行政协助或处罚规定不够严厉而有税征不上;另一方面是纳税人的合法权益难以保障,税务人员随意征收的问题普遍存在,纳税人或无相应程序性权力予以抵制,或虽有权但因先决条件高而难以使用(如税务行政复议要求先缴清税款和滞纳金,才可进行行政复议等等),或虽有权,也无先决条件,但常可能在主管税务机关的压力下被迫放弃使用。总之,税务机关征税权力不足和征税权力过大的问题同时存在。

第三,在授权立法方面存在的问题,一是税收授权立法不仅数量庞大,而且授权范围过于宽泛。现行税法除《个人所得税法》、《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和《税收征管法》3部法律由立法机关制定外,其余均为国务院授权立法。其授权依据为1984年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七次会议通过的《关于授权国务院改革工商税制有关税收条例草案试行的决定》和1985年六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的《关于授权国务院在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方面可制定暂行规定或者条例的决定》,由于“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有关税收”的领域过于宽泛,对授权的具体内容、范围和目的基本上未加限制,全国人大的这种授权决定实质上使国务院毋需相关的法律依据,想制定什么样的税收法规,就可以制定什么样的税收法规,事实上剥夺了全体纳税人的税收立法权,根本否定了税收法律主义原则。二是越权、违法立法问题严重。上述1984年的授权倒是明确规定由国务院的税收条例草案不适用于中外合资企业和外国企业,但1984年国务院的《关于经济特区和沿海四个港口城市减征、免征企业所得税和工商统一税的暂行规定》的主要内容均适用于三资企业,造成越权立法事实。再往前推,国务院1982年的《牲畜交易税暂行条例》,1983年的《建筑税征收暂行条例》既无人大相关法规,也未授权。国务院1986年的《个人收入调节税暂行条例》与全国人大制定的《个人所得税法》根本冲突,实质上用国务院暂行条例把人大的法律改造成了只适用于外国人的法律。三是我国税收授权立法既无申请立法制度,又无批准权保留制度、违法撤销及授权收回制度,法院对授权立法行为这一抽象行政行为基本无权审查。这一切都影响了授权立法的平衡,因而难以保证授权所立之法的平衡。

第四,地方税收立法方面的问题是地方政府几乎没有税收立法权,谈不到体现地方特色和自身的平衡问题,也不可能满足地方政府提供区域性公共产品所需财力,地方政府便滥用收费权,以收费权侵犯中央的征税权,以费挤税,名费实税,五花八门的收费办法使纳税人的权益根本无法保证,地方领导更是以权代法,以言代法,违法违宪制定地方性涉税文件,扰乱正常的征税秩序,严重破坏了全国性税收立法的平衡。

参考文献:

[1]罗豪才,宋功德.行政法的失衡与平衡[j].中国法学,2001,(2).

[2]甘雯.行政法的平衡理论研究[j].行政法论丛,1998,(1).

非税收入管理论文范文第6篇

2016年的英国经济形势一片大好。实际GDP增长率预测在2.5%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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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英国的投资表现非常糟糕

2016年的英国经济形势一片大好。实际GDP增长率预测在2.5%左右徘徊,高于西方七国集团平均值。同时,英国人也在努力工作,劳动参与率可能达到自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最高水平。由于大宗商品价格同比跌幅不断收窄,英国有望走出低通胀之困。原本就十分可观的外商投资也将再度增长。

经济增长强劲意味着英格兰银行将自2007年以来首次加息。但英国央行会谨慎为之,以防经济下行。行长马克・卡尼认为,基准利率(2009年3月降至0.5%之后一直保持未变)将稳定在“历史平均的一半”水平,即大约2%。

综上分析表明,英国经济2016年前景光明。但完美中略带遗憾:生产效率低下。自金融危机以来,英国的每小时产出几乎停滞不前,而美国和法国则分别增长了9%和2%。除非英国提高生产效率,否则工资将无法实现可持续增长。目前英国人均家庭可支配收入仍比衰退前的峰值低1%,英国人急需腰包鼓起来。

增加投资可以推动生产效率提高。例如,企业在员工培训、更新电脑和机械设备等方面加大投入,有助于提高劳动者工作效率。然而英国的投资表现非常糟糕。政府投资是国内生产总值一个组成部分,而在欧盟统计局监测的26个成员国中,英国排名倒数第七,比金融危机时还低(商业投资情况略好些)。因此,道路路面老化,医院人满为患就不足为奇了。在货币贬值的情况下,这种做法其实是省钱省错了地方。政府债券收益率下探至历史最低点;去除通胀因素的实际长期利率才刚刚为正值。

然而,英国政府一直热衷于减少预算赤字,目前赤字规模维持在GDP的5%左右。因此,英国政府不太可能在2016年增加投资。英国国家审计署的一份报告显示,公共部门2016年总投资将再度缩减,最终将比2009年-2010年度减少三分之一左右。并且,伴随着未来加息的可能性,商业投资也不会大幅增加。

政府说,别担心,还有其他办法来提高生产效率。政府已经出台了以住房为突破口的“生产效率计划”。英国房地产市场失调,极大限制了生产效率的增长。为逃避高房价,很多人选择在活力相对较低的地区生活,或花费大量时间在上下班路上。

现今住房需求加大,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为了鼓励兴建房屋,将要试图通过改变涉及城市规划的相关法规,来保证政府的规划提案不会受阻于官僚体制和各方争议,得以更顺利地推行。同时,政府还将准许伦敦人把自家房子加高楼层,进一步加大住房供应。

这一计划合情合理,但整体建房规模不会因此大幅提高。政府从上世纪80年代起就不怎么盖房子了。并且,政府为减少住房津贴开支,已告知住房协会(提供廉租房的非营利性机构)在未来四年里每年降低房租1%。这样一来住房协会的建房积极性会有所降低。评级机构标普公司预测,2016年房价将上涨5%。 工资上涨,失业上升?

非税收入管理论文范文第7篇

贷款利率既可以影响投机型需求,又能够影响房地产供给,因此,差别利率政策能够很好的消减地域差异的阻碍性。一方面,应当秉承刺激西部,抑制东部的原则,对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西部地区给与一定的利率优惠政策,扩大该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减轻人们的购房压力,刺激经济发展。对于房地产泡沫较为严重的东一部地区,则应当严格控制贷款利率,同时对于第二套、第三套房屋贷款利率进行差别待遇,控制投机性购房需求。另一方面,应当秉承“扶优限劣”的原则。对于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的开发项目的贷款利率给与一定的优惠,对于高档住房建设项目的贷款则严格把关,实行不同程度的利率上浮。此外,房地产企业一般自由资本较低,在会计核算时,应当能够将这一问题体现出来。国家应该调整房地产企业的利润核算方法,对房地产企业实施和其他企业不同的核算方法,差别对待,不以统一调整资本金率的方法袭击房地产企业。使货币政策对房地产企业的约束力有所增强。

2注重差别税收政策的实施

由于地方政府存在财政收入和民生问题的矛盾性,单一的货币政策很难对地方政府形成约束机制。现行的则一税分配制度与土地收益分配制度、地方政府财政指标、房地产商的利息都有着密切的联系。然而,和货币政策相比,财政政策的目标性和指向性更为明确。适当的税收政策可以有效的控制地方政府一味追求经济增长的管理形式,还可以有效的削减投机型需求。因此,对房地产行业实行多种税收政策,可以对房地产市场发展状况起到很好的调控作用。首先,是税种的差异。在不同的环节调整税收政策,会带来不同的作用。增加房地产开发环节的税收,会增加房地产建设成本,使房地产价格上升。增加房地产交易坏节的税收,既可能增力[l买方的购买成本,又可能减少卖力一的收益,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要具体分析。增加房地产持有期间的税收,可以减少利用房地产买卖获得的收益,抑制投机行为,对房地产价格起到降温的作用。其次,地域差异对税收政策的要求不再局限于税种的差异,更注重税率的差异性。一方面,根据地域的不同实施不同的税率水平。

西部地区经济水平远远落后于东部地区经济水平,因此,我们应当对西部地区实施较低的税率,或者不定期的实施一些优惠税率,鼓励资金向西部地区的流入,加强经济落后地区的资金投入。相反地,我们应当对东部地区实施较高的税率,抑制热钱向经济繁荣地区的流入,抑制通货膨胀和投机行为的继续扩大。另一方面,根据地域的不同实施部同类型的税种,可以对东部地区加收一些房地产限额税,即当一笔房地产交易的总额超过一定金额时,开始对该交易行为收税,达到抑制高档住房、高价住房交易的目的。项目管理论文

3其他差别政策

除了利率政策和税率政策,面对不同地区,不同类型住房还应当采取一些其他差别政策。一方面,可以制定首付比例的差别政策。对于不同地区、不同住房类型以及首套、次套、三套住房,制定不同的首付比例。对于经济发展缓慢,收入水平低的地区;经济适用房和限价房;首套购房的消费者,可给予优惠的首付政策,降低首付比率,相反对于经济发展繁荣,房地产市场泡沫程度大的地区;高档住房、别墅等住房交易;二套及三套房的购房者,则应当加大首付比率,达到刺激经济发展,保障社会稳定,抑制投机型需求的目的。另一方面,可以针对不同的情况制定不同的贷款限额,根据“区别对待”的原则,合理确定在不同的地区内、不同类型的住房建设项目的自筹资金比例。对于保障住房市场稳定、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安居房和经济适用房,核定较低的自筹资金比例;对于高档住房开发项目,给与较高的自筹资金比例,控制对有投机可能性的住房类型的信贷投放量。

非税收入管理论文范文第8篇

管理论坛

电网企业输配电成本核算的国际经验与启示陆正飞 祝继高 (7)

高等学校收入的分类及规范化管理李雄平 朱家位 黄梅 (10)

基于破产重整的企业价值评估方法探析闫华红 王安亮 (13)

三管齐下,完善企业预算管理体系陈弘 (15)

会计新视野

企业财务监督主体及内容研究——基于公司法人财产权保护的视角李越冬 干胜道 (16)

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相关性实证研究——基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视角的再探讨孙清亮 张天楠 (19)

基于CDM项目的碳排放权的会计处理问题探析刘金芹 (24)

碳审计理论结构初探何雪峰 刘斌 (25)

司法会计鉴定案例评析(005)

虚列工程成本私分国有资产案件司法会计鉴定结论文书评析杨为忠 (27)

案例研究

滨海新区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构建探讨李阳 尹钧惠 (29)

中国银行业财务价值评估方法探讨王敏 (32)

伊利引发的股票期权问题及优化探讨陈刚 冉莲莲 陈菲 李秋 (34)

新疆公立医院医疗质量控制研究——基于内部控制理论视角朱宇 尚高岭 (35)

唐山市中小企业融资的实证分析马素霞 李文艳 (38)

我国中小高新技术企业融资的新趋势——基于创业板市场的分析胡永平 史原 (40)

加强电信业工程核算管理 提升财务信息质量易毅娟 (42)

提高河南融资效率的战略方法研究杜海鸥 (43)

会计信息化

高校会计信息化建设问题研究 (46)

借力XBRL,助推财务智能,塑造“智慧”会计人王舰 王东娣 李玉亭 (48)

审计与税务

对新《审计法实施条例》的几点认识刘魁明 (53)

注册会计师审计监管:从规则导向到原则导向蒋品洪 (56)

注会业务新领域:内部控制审计与咨询陈青 (58)

试论审计“免疫系统”功能的发挥——基于抗震救灾款物审计的思考张勇 于阳 (60)

论风险导向内部审计与企业风险管理李学梅 (62)

投资性房地产后续计量的纳税调整及账务处理——基于会计与税法暂时性差异的理论分析邓亦文 (65)

提升广东中小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财税政策张源 林佩銮 (67)

浅谈运输费用的税务处理姚甥 (69)

企业控股合并中的所得税会计问题探讨吴红梅 (70)

企业所得税汇算深度剖析——“五年限制”里掘金王军丽 (72)

公司治理

中小板上市公司股权结构、技术效率与成长性刘新绍 张晓铃 (75)

对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研究欧阳小明 (77)

股权激励在中小板上市公司的应用效果研究金晓云 (80)

贵州上市公司财务风险与公司治理关系研究——基于2008-2009年财务数据的实证分析杨琳 武凯 (82)

河南上市公司股利分配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侯香红 (85)

上证综合指数影响因素探析谭桂荣 (88)

论首席独立董事制度的建立孟钟剑 (90)

基于社会责任的电力企业财务评价问题探讨李蕾红 (92)

中国上市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郭玮 德力格尔 (94)

实务导航

利用远期外汇交易规避汇率风险的操作方法姜春兰 (98)

对利润表要素的分析和改进谢立本 刘玉勋 (100)

在非盈利组织中运用平衡计分卡的新视角王渊敏 白耀风 (102)

浅谈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计量模式——基于SWOT分析法田莹莹 王淑珍 (104)

巧解复杂的财务会计问题宋宏丹 (106)

积分销售会计处理探讨蒋艳 (108)

无形资产“加速”与“加计”摊销的差异辨析刘淑华 温玉彪 (110)

现行会计准则下的企业成本核算:比较视角王健华 (111)

长期股权投资准则的改进徐京耀 (114)

教育园地

高校财务管理双语教学若干问题探索王立明 (116)

工学结合模式下的高职会计专业实践教学赵红英 (118)

财务管理专业保险学教学改革研究张荣琴 (120)

高校税法课程教学改革研究李晓红 谢晓燕 (122)

财会经纬

刍议会计变革对社会和谐的推动作用李家瑗 胡国强 (124)

基于生命周期理论的个人理财策略研究陈雪 (126)

美国AIG危机对中国保险业的影响及启示许敏敏 王鹏程 (127)

中央部门预算改革背景下高校资金成本控制的探讨崔正林 (7)

谈构建高校国库集中支付系统与财务系统对接的设想孙琪华 (9)

促进高等教育投入稳定增长的拨款模式探析马宏建 龚鸣 邓敏 (10)

地方高校经费收入来源的拓展策略研究陆莹 叶青松 (13)

高职院多元化筹资渠道探析鲁忆 潘庆阳 (16)

高校非税收入汇缴管理的探讨冯斌 (19)

高校财务管理

论公立高校扩张中的财务风险华兴夏 罗娅妮 吴剑波 (21)

关于落实高校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任的探讨陆美娟 雒敏 周伶俐 丁新农 (24)

构建高校财务内控机制的措施王祥 (27)

高校责任会计可行性研究黄宁 周语明 张李杰 (29)

基于遗传算法的高校经济规模模型探讨姜佩剑 岳喜马 (31)

模糊综合评价在高校科研经费绩效评价中的应用苏琴 (34)

公办高校财务风险的制度成因及控制对策曹娟娟 (37)

高校资产管理

关于高校国有资产管理的几点建议王辉 (39)

高校预算管理

高校预算绩效偏离度评价指标体系设计张甫香 张健 (42)

项目管理在高校预算管理中的应用研究吴建英 (45)

基于绩效预算视角下的高校会计基础工作规范探析张黎影 (49)

浅析高校预算控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褚珊 厉洪 (52)

高校会计制度改革

试论高等学校新旧会计制度比较陈胜权 (55)

对《高等学校会计制度》(征求意见稿)的思考孙凌峰 (61)

基于修正权责发生制下的新旧高校会计制度对比分析李莉 陈薇 (63)

高校基建财务

当前高校基建财务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王文洛 (65)

关于加强高校基建财务内部控制的一些思考曹异芳 (67)

高等学校修缮工程结算审计问题与对策袁安 (69)

高校财务核算

浅析高校基建会计监督徐春芳 (70)

高校财务报销审核中的问题与对策侯利敏 (72)

Excel的功能及其在财务核算方面的应用研究刘浩博 (74)

高校学生缴费收入账务核算之重建吴赛 (78)

高校会计职业判断

高校会计职业判断的影响因素及对策研究胡学忠 (80)

高校企业财务管理

高校实习工厂教学支出的核算邓汉宾 (82)

高校合同管理的路径探析史为业 (84)

高校校办企业财务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应对策略胡南南 (87)

高校审计

对高等院校开展教育资金绩效审计的思考吴明芳 吴华萍 (89)

我国高校绩效审计:现状、意义与建议安杰 国效宁 徐铭禧 (92)

审计广角

社会保险基金绩效审计初探朱春芳 孙长华 (95)

教育园地

论会计岗位技能培训朱亮峰 朱学义 (97)

理论探讨

声誉、预算差异调查对预算松弛影响研究郑石桥 丁凤 (99)

标准成本法在我国的发展困境及出路王光明 薛恒新 (103)

近5年我国会计学研究热点可视化分析王君 卢章平 (105)

我国推行人力资源会计面临的困境思考孟利琴 (109)

物流产业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以江苏省为例常晶 李新春 (112)

实务导航

包装物核算中缴纳“两税”会计处理的探讨孙雪莲 李士涛 (115)

公司治理

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财务绩效分析杨景霞 (117)

回归A股发行模式创新:跨市场换股吸收合并的利弊分析张舒华 (121)

我国企业公司治理评价实证研究李明星 张同建 (124)

企业资本结构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来自煤炭行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王静华 许敏 (126)

注册会计师资格互惠:机理、路径与利弊刘明辉 毕华书 (7)

审计干部在转型中的五大变革王宝庆 (10)

锚定效应在金融市场中的应用综述谭跃 陈知烁 (13)

不完全契约理论视角的财务重述动因研究何建国 房利 (15)

案例研究

试析现代企业成本控制与管理——以北京BJLC公司为例欧阳晓慧 (17)

基于薄冰理念的企业成本控制探析——对丰田汽车召回事件的案例反思徐凯 徐标 (19)

雷曼破产事件中安永审计责任的分析徐南 叶建芳 (21)

存货审计问题的探讨——关于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的审计总结李浩媛 (24)

管理论坛

企业价值观与财务绩效评价指标的相关研究夏楸 温素彬 (26)

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研究罗云 李惠玲 (28)

会计信息披露违规行为问题研究——基于2008和2009年度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实证分析宗国恩 (30)

企业社会责任视角下的企业财务管理目标李丰团 (32)

电信基础设施共建共享置换定价研究余杰 肖妍 周林 (34)

营运资金管理评价方法研究胡爱萍 秦国华 (36)

政府行为,R&D投入对企业创新的激励王雪 韩秋兰 付会芳 (40)

风险与内控

工程项目成本的内部控制流程研究与应用周仁仪 周喜 龙桂元 周雅萍 (44)

内部控制成本探析朱萍 (48)

实现商业银行内部控制有效性的途径探析孙银忠 (50)

会计信息化

企业内部审计信息化战略研究曹燕 常京萍 (52)

REA会计模式促进会计报告变革的思考丁璐 (54)

中国企业推行ERP的问题探究孙莲香 (56)

实务导航

日记账法在现金流量表编制中的应用林斌 吴文军 (58)

用比较法透视“内部交易抵销分录”效果明显徐晓琴 温玉彪 (61)

企业合并中递延所得税的确认与计量黄华枧 张志凤 (63)

事业单位固定资产核算问题辨析周军兴 徐莹 李敏 (67)

关于煤炭安全生产费用核算办法的探讨江泳 (69)

层次分析法下资本结构影响因素分析及建议霍曼曼 汝莹 (71)

公司治理

治理层特征与股利政策——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张志花 金莲花 (73)

上市公司大股东与经营者合谋生成与治理分析高雁 谢智勇 肖敬 成玉飞 (79)

山西省煤炭上市公司可持续增长能力分析杜彩群 (81)

我国上市公司财务预警模型的构建及应用张慧君 李卉 (83)

企业智力资本绩效评价方法的优化整合——基于绩效棱柱思想的平衡计分卡模型的构建徐爱萍 (86)

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理论分析贺红艳 (90)

税务与审计

浅谈实施内部审计咨询的收益与风险彭启发 李登辉 刘传会 (92)

浅议企业税务风险防范与控制的措施张景凡 (93)

我国高等学校绩效审计的对策探讨张学平 孙红梅 (95)

内部审计理论与实务专题(3)

独立性与上市公司内审组织模式的选择性陈凌云 卫娟 (97)

高校财务

关于高校基建财务实行精细化管理的探讨唐曙光 李爱国 (100)

新形势下高校财务档案的规范化管理探讨——广西工学院财务档案管理研究刘迎春 (102)

教育园地

中小企业任务驱动下会计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王峰 (104)

ERP沙盘技法之图表作业法欧阳满花 毛接炳 (106)

提高非会计专业会计学原理教学效果的途径蔡香梅 (110)

财务管理实践教学模式探讨蒲林霞 张才志 (113)

财会经纬

我国短期融资券——历史、现状及发展建议高绍福 陈旻 (115)

外资并购中的企业所有权配置问题研究傅雁蕾 杨子平 (119)

小型企业主办会计核心职业能力培养——工学结合、递进层次的培养模式黄晓榕 (121)

浅析高职院校会计专业考试改革与实践杨世鉴 李紫玥 (123)

我国铀资源勘查工作融资体制改革研究马杰 王玲玲 (125)

非税收入管理论文范文第9篇

内容提要: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的法律性质应该界定为妥协式契合关系。妥协式契合关系实际上是一种不和谐的契合关系,是一种权益配置失衡的契合关系。这种契合关系与我国和谐社会建设的旋律相阻相背。我们应该用理性的态度,冷静地思考“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的废止。

一、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的研究现状

自从1988年《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第22条正式确立合作企业外方先行回收投资制度以来,该制度在我国引资实践中的运用已30余年。这30年来《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商先行回收制度经历了官方多次的“小修小补”,但还是没有使我国外资立法走出捉襟见肘的困境。学界对先行回收投资制度的探讨与争鸣,也从未间断过。当下,对这个问题研究的着力点在该制度的“存废”和“修整与重塑”上,学界目前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

否定观点: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在知识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应废除现行的允许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方先行回收投资的法律制度。允许合作企业外方先行回收投资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鼓励外商投入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在改革开放的初期,采取这种做法有情可原。然而,在已进入知识经济年代的今天,技术和设备的淘汰速度越来越快,在合作企业创办之初,外方带来的技术和设备看似先进,可是没过若干年,在合作期限届满时,这些技术和设备已显落后,即使全部归中方所有,又有何用?[1]

肯定观点:持此观点学者认为,在我国,现在提议废除合作企业外方先行回收投资的制度,为时尚早。[2]上述判断恐有言过其实之嫌,更何况,在当前,合作企业外方先行回收投资法律制度的存在,对推动我国“积极、合理、有效”吸收投资政策的实现仍具有一定的意义。允许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可以减轻因投资数目大、回收周期长对外商所产生的巨大还贷压力,这对促进外商投资我国优先发展的基础设施等项目,可起到不可替代的激励作用。

合作企业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是“存”还是“废”,要从多方面考证后,才能作出结论。

二、对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方先行回收投资制度的性质分析及评价

因对合作企业外方先行回收投资制度观察角度各异,迄今为止,国内学者提出的有关该制度定性的学说大致有两类:一类试图对该制度的法律性质进行定位;另一类则与法律定性无关,实际上是对该制度经济性质的说明。[3]

(一)关于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方先行回收投资经济性质的学说评析

1.优先补偿说。该说认为,允许合作企业外方先行回收投资是对其投资的一种优先补偿。在合作企业的创办实践中,外方通常以现金、机器设备和技术设备等投资。外方的出资往往贷之于国外的银行,需要分期还本付息,通过先行回收投资制度,合作企业外方就可以用每次回收的资本金,逐笔偿还国外银行的贷款,从而大大减轻其还贷的压力,刺激其持续长久投资的积极性。从资本制度的表征来看,中国虽然没有资金配套问题;但不能据此认为中方占了极大便宜,外方合作者仍可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优惠:一是因土地使用费在合作期内不收取,合作企业不需缴纳场地使用费,因而减少了开支;二是由于土地使用费不必一次性计入投资总额,这就避免净增加注册资本,减少投资者的风险和责任,外方的分配比例可以大于中方。由此可见,合作经营方付出的代价和取得的补偿大致是相当的。[4]

2.保本经营说。该说认为“合作企业顽强生命力的原因在于,外方能保本,中方也有利……在一定条件下合作期限内外商先行回收投资,使外国投资者的投资原本和利润都有保证,从而减少或避免商业风险。”[5]显而易见,保本经营说违背合营企业中外双方“共担风险”原则;也违背我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的立法本意和国际投资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公平原则。保本经营说也不符合合作企业法中有关外方先行回收投资后仍应承担合作企业后续债务的规定。由此可见,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具有暂时性,并不排除承担亏损时的赔本可能,风险尤存。

3.让利说。[6]该学说被学界达成共识者居多。该说认为外商先行回收投资性质上是一种让利性的优惠措施,是国家对外商投资的促进、鼓励政策。回收投资的性质主要是由其回收的渠道和来源决定的。外国合作者先行回收的投资主要来自两个方面:(1)中国合作者的让利。(2)中国政府的让利。笔者认为把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定性为让利说欠妥,起码应该称“暂时性让利说”。让外商先行回收投资,笔者个人认为从我国和谐社会语境来审视,合作合同成立基础“显失公平”,但从原初条件视角来分析,这是一种“妥协式的意思自治”,是主动“妥协契合”。这一点我想中国政府特别是当初该制度的制订者应该是心知肚明的。如果“暂时性让利说”是对“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性质的经济说明”,那么“妥协式契合说”应该是对中外合作企业外方先行回收投资制度的法律定性(笔者后面将详细阐述)。

以上三种学说都力图从经济上阐明合作企业外方先行回收投资的性质,不同的是选择的视角不同。尽管如此,以上三种学说的缺陷亦很明显,再说这些学说毕竟没有道出该制度在法律上的实质和特征。

(二)关于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方先行回收投资法律定性的学说及评析

目前,针对合作企业外方先行回收投资法律性质的学说主要有三种:

1.股权转让说。该说认为,合作企业外方先行回收投资实际上是合作企业内部的股权转让过程,外方通过先行回收投资在合作企业中逐步减少股本,等于中方用本来应该分得的利润来购买外方对应的股本,而不是外方从合作企业中抽出资本金,合作企业的注册资本不会减少。只要我们细加分析,不难发现其存在难以自圆其说的缺陷。中方让渡利润,取得股权;外方出让股权,获得利润。按常理这是一个合于逻辑的股权转让关系,照此推理下去,中外双方的股权比例会呈现出此消彼长的态势。随之,企业的经营管理权、收益分配权,亦即随着外商先行回收投资进程的深入,向中方倾置,企业性质和类型的变更将在所难免。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最终要蜕变成一个中国内资企业了,倘若如此,外方投资回收完毕,外方实际已经不是该企业的股东了。事实并非如此,就算外方先行回收完毕,其在合作企业中的地位不会改变,仍然享受着股东的权利和义务。根据1995年国务院制定的《中外合作经营法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第50条以及2005年财政部的《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审批办法》(以下简称《审批办法》)第4条第3项的规定:外国合作者先行回收投资后,对企业的债务还应承担责任;其中不具有法人资格的合作企业及其合作各方要依照中国民事法律的有关规定,承担民事责任。股权转让说违背了权利义务一致原则,与民法的精神相悖。另外,我们还可以从一个简单的渠道来论证股权转让说的不足:在中外合作企业不盈利的情况下,外商仍可通过固定资产折旧的方式回收投资,这种情形无关合作企业的收益分配,股权转让说的缺陷不攻自破。

2.减资说。该说认为外方在合作企业的资本额随着外方先行回收投资而逐步减少。笔者认为,此种观点难免有以偏概全之虞。根据我国的法律规定,外方先行回收投资有四种方式,即扩大收益分配比例,税收同收投资,提取固定资产折旧费及摊提无形资本摊销金。显然,从企业利润中以扩大收益分配比例的方式,不涉及企业注册资本,从企业税收利润中先行回收投资,会减少国家税收,但也不涉及到注册资本。但从企业固定资产折旧费中回收投资和从无形资产摊销费中回收投资,可能会导致注册资本的减少,这与资本维持原则背道而驰。减资说的缺陷亦显而易见。

3.特殊信贷说。[7]即把先行回收投资的行为视为一种特殊信贷。这种学说表面上能弥补股权转让说和减资说的不足,既不构成外方对中方的资本转让,也不会减损外方在合作企业中的股本,同时要求共担风险。笔者认为这种学说因理论而理论,缺乏对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性质分析的目的性和导向性,表面看来能自圆其说,实际上是脱离实践的海市蜃楼。它既忽略了立法者的立法旨意,也忽略了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存在的原初条件和和谐社会语境下中国的经济发展形势。

从现有的各种理论来看,都不足以完整准确地阐明这一制度的法律性质,容易造成对该制度理解和运用的不当,导致中外双方权利义务配置失衡或不当,进而影响该制度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积极作用的发挥。这就促使我们在立足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立足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发展历程的基础上去寻找一种符合与外商先行回收投资法律制度的基本特征相符合的新的学说来支持该项制度。笔者认为“妥协式契合说”与上述标准相吻合。在后面的论述中,笔者将围绕“妥协式契合说”渐进式地展开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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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废止论

[日期:2009-05-31]来源:作者:陈业宏[字体:大中小]

三、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的合理性质疑

如前所述,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在促进、激励外商投资的实践中确曾起到过积极的作用;然而,时过境迁,经过近30年的发展,我国经济体制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历史性变革。当时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困境和种种棘手的问题逐步消除,尤其是中国加入WTO后,我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发了显著的变化,中外合作企业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已失去了其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当时中方制定该制度的法律依据也受到了挑战。从和谐社会视角去考察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从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实施的历程来思考,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于理相悖。若不及时调整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仍“妥协契合”,笔者认为实属不必,亦不值,抑或叫错误,其主要理由如下:

第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有“抑内让外”之嫌。从1993年中共十四大确定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到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的通过,历时10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已基本形成且不断走向完善,市场经济实行经济关系契约化,强调市场主体地位平等,是市场经济得以运行的内在要求。在这种经济环境下,再给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商先行回收投资优惠政策,不但违反了优惠政策的本意,而且势必使中方企业承担更大的经营风险。长此以往,势必会挫伤国内企业的积极性,威胁国内民族企业的发展。就算合作期届满,合作企业的全部固定资产归中方所有,“按照成本效果分析方法,其合理性究竟几何,需要进一步探讨”。[8]笔者无力进行精确的量化,想必众所周知,高新技术发展一日千里,引进时“先进”的机器设备等,在合作期限届满时“先进”的设备和技术早就被淘汰出局,这种不对价是显而易见的,其不合理性亦是不言而喻的。

第二,从中方政府来说,眼前的税收,是要用巨额的外汇收支不平衡作风险代价的。在未来的十几二十年的回收期限内,如果人民币币值产生波动,潜在的风险是巨大的,因汇率损失所导致的巨额债务负担的教训早已给我们深刻的启示,但令人担忧的是中方和其主管部门都没有重视和防范汇率风险的意识和措施。[9]

第三,在新时期,税收优惠不是跨国公司投资决策的决定因素。根据美国对欧洲和地中海沿岸23个国家和722家企业就投资环境问题的专项调查显示:外企认为理想的投资环境包括发达的市场经济,先进的科技,健全的金融税收体制,健全的汇率,完善的基础设施,良好的卫生和环境(医疗服务、教育水平、人的素质、生活质量、犯罪率等)[10]。这说明外商的投资理念在新形势下已由寻求政策优惠向依靠市场优化转变。寻求市场的投资者认为,市场保护的重要性高于财政优惠和其它优惠。[11]可见,优惠措施只有在其它情况相等的情况下,才能显示出威力。

现在的情况是,国际国内的投资环境发生了变化,可我国计划经济年代产生的优惠政策依旧故我。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与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所表现出来的不契合以及这种不契合所体现出来的不合理就成了我国提高外资利用效益和中方在合作企业的地位、保护中方利益的一大障碍。

四、对中外合作企业外商先回收投资制度合法性的质疑

(一)从公司法的视角来分析

根据《中外合作企业法》第22条、《实施细则》第14条的规定:组织形式为有限责任公司的法人合作企业以全部资产对合作企业的债务承担债务,但双方也可以约定债务分担方式,即合作双方中的某一方可根据合同约定承担超出或低于自己出资额的风险责任。据此约定承担低于出资额责任的那一方就可以以其全部资产向外承担责任后享有向合作另一方追偿的权利。[12]这种规定与有限责任公司责任承担机理相悖。不管是1993年《公司法》,还是2005年修订后的《公司法》,都明确规定发起人的财产独立于公司的财产。发起人以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公司以其全部资产为限为公司债务承担责任,不存在发起人与公司债务发生直接联系的情况,也不存在债务分担约定问题;外商先行回收投资,中方风险还本,这还与公司法“风险与收益一致”原则相违背。因此,有学者认为将合作经营企业戴上有限责任公司的帽子,把有限责任公司这种公司形式搞得不伦不类。[13]

(二)从经济法的视角分析

经济法又被称作政府干预经济之法。国际投资中东道国政府如何摆正自己在外商投资领域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地位,更有效地提高中外合作经营企业的业绩呢?对这个问题学界有三种不同的观点和主张:

第一种是抑制或取消过分、严格的政府干预行为。提出这种主张的成员认为,对国际投资的政府干预与多边国际投资立法所追求的理念相悖。目前,有关国际投资的国际法制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尽可能减少政府对国际投资的政策干预和影响。[14]

第二种主张是支持积极的政府干预。这种观点认为积极的政府干预与国际经济一体化和市场导向规则是并行不悖的。[15]

第三种观点是折中的主张。该观点认为东道国政府有权进行适当的政府干预,而何为适当的政府干预,可以由各国自行决定。

从我国现行的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的立法规定来看,与外商先行回收投资相关的法律规范多为任意性规范、授权性规范。立法内容为中外双方的“意思自治”提供了过于广泛的选择空间和自由余地。中外合作企业虽然为契约型合作企业,但在国内外经济环境发生显著变化的现阶段特别是全球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时期,用弱化政府干预和控制的《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对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进行规制,与经济法精髓“适度干预”、“适时干预”理念相背离。

(三)从国际法的视角分析

根据国民待遇的要求,内国人给予外国人的待遇因此可以不低于内国人,但不能高于内国人;根据现代国际法关于国家间平等原则及国家属地优越权原则,外国人在法律上与东道国国民享有同等待遇和同等保护,承担同等义务与责任,但不能要求不同于或更多于东道国国民所享有的权利,更不能处于特权地位,也不能承担更多的义务。[16]显而易见,现代国际法不承认外国人在内国享有超过内国人的权利。在和谐社会语境下,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给予外国投资者的待遇实际上是一种“超国民待遇”,明显与现代国际法和TRIMs协议中的国民待遇原则不相符合。

通过上述对外商先行回收制度的合法性的分析,笔者不敢说“先行回收投资制度”这一对外商的措施于法无据,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从和谐社会的视角,用现代法的理念去评判合作企业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我们不难发现,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表现出很多与现代法理念不和谐乃至相冲突的因素。其实,在当时的情况下,中方已经发现该制度对中方的不利,这一点,只要我们仔细阅读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的相关法律规定,一定能揣摩出其中之意。那中方又奈何给外商先行回收投资这样优惠的政策呢?当时中国促进经济发展的条件不理想,中方又想多、快、好、省地发展本国经济,在这样一种“为难”的局势下,给外商先行回收投资这样的优待,与其说是一种促进激励政策倒不如说是一种妥协式契合。在这种情况下的让利优惠,对外方而言,确有“不当得利”之嫌,也含有“乘人之危”之意。

五、结论

结合“对外合作企业外商先行回收制度合理性的质疑”,笔者认为,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的法律性质应该界定为妥协式契合关系。

在新形式下,全球经济一体化、国际经济关系契约化已是一种客观存在,妥协式契合关系实际上是一种不和谐的契合关系,是一种权益配置失衡的契合关系。这种契合关系与我国和谐社会建设的主旋律相阻相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其积极作用逐渐消退,其负面效应愈来愈为国人所关注。长此以往,不但减少了国家的财政收入,挫伤了国内企业的积极性,威胁了民族企业的发展,影响了外资政策的稳定性,扩大了地区差异,扭曲了外资流向,助长了“假外资”的蔓延,同时,使外商投资的战略动机出现错位,使外资不能深入地参与我国市场竞争,最终影响了我国利用外资的数量和质量。[17]对此,我们认为和谐社会语境下“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应予废止。

注释:

[1]丁邦开、刘恩媛:《对允许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方投资者先行回收投资的法律思考》,载《中国对外贸易》2001年第4期。

[2]谢晓尧、刘亘:《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方先行回收投资的法律性质新探》,载《现代法学》2004年第3期。

[3]刘丰名、周新成、易礼贤、姚文萍:《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概述》,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35-139页。

[4]蔡冰菲、张纯金:《中外合作经营企业之法律分析》,载《景德镇高专学报》2004年第3期。

[5]杜新力、曹俊主编:《国际投资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97页。

[6]谢晓尧、刘亘:《论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先行回收的法律制度性质》,载《法商研究》1997年第3期。

[7]徐崇利:《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先行回收投资的法律性质新探》,载《现代法学》2004年第3期。

[8]徐犇:《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方先行回收投资的法律问题研究》,载《荆门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

[9]周元元、徐明贞、陈红:《外商先行回收投资的调查分析》,载《中国外管理》2000年第5期。

[10]郝红梅:《谈我国的外方投资环境》,载《对外经贸实务》2000年第2期。

[11]ReuberGHprivateForeignInvestmentindevelopment(M)claredonpress.

[12]徐犇:《中外合作企业中外方先行回收的法律问题研究》,载《荆门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

[13]陈治东:《我国外商投资企业公司制度若干问题之剖析》,载《国际经济法论丛》(卷一),法律出版社1998版。

[14]see.WT/WGTI/M18.para.9.

[15]see.WT/WGTI/M18.para.14.

[16]姚梅镇:《国际投资法》,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48页。

非税收入管理论文范文第10篇

税务范畴的界定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展税务试点工作的通知》规定,税务是指税务人在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内,受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的委托,代为办理税务事宜的各项行为的总称。根据我国加入WTO的法律性文件附件9《服务贸易具体承诺减让表》的规定,税务应归属于税务服务业。而按照《联合国中心产品分类》项目的划分,税务服务业(编号8630)包括企业税收计划编制和咨询服务(编号86301)、企业税收报表的编制和审阅服务(编号86302)、个人税收编制和计划服务(编号86303)、其他与税收相关的服务(编号86309)。

从我国设置税务制度的原意看,税务的主要任务是为需要服务的纳税人提供帮助,重点是为纳税人提供咨询服务,特别是为广大的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提供服务。如税务机关提倡税务人为个体户建账和申报纳税提供服务。而按照《联合国中心产品分类》的界定,税务服务业范围广泛。但我国仅就税务设立规范,其他税务服务并未纳入规范范围。而实际上,其他税收服务主要涉及纳税人和税务咨询机构,一般不涉及到税务机关,是一种民事合同关系。税务咨询机构在从事不涉及税务机关的业务时,只须遵守国家法律,比如刑法、合同法、税收法律即可,所以也无须专门立法规范。

有人认为,税务应为税务机关服务,把是否有利于降低税收征收成本和增加税款入库作为税务行业健康发展的标志指标。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比较片面,不利于税务行业制度的健全和发展。

1.税务机关向纳税人征收税款不仅仅是经济法律关系,同时也是行政法律关系。按照行政法学的观点,行政法作为管理职能的“管理论”学说早已过时,而西方国家的行政法是为了限制、控制行政机关职权的“控制论”学说暂未被我国大部分学者所接受,我国法学界广为接受的是行政法是为了平衡行政机关和行政相对人关系的“平衡论”学说。按照此种观点,在繁杂的税法面前纳税人无疑处于弱势地位,国家为了平衡作为强者的税务机关和作为弱者的纳税人权利义务关系,在赋予税务机关很大行政权力的同时,也设立税务制度,让税务人帮助纳税人,以保护纳税人合法权益。

2.各级政府设立专门税务机关,并在县以上税务机关内设登记、征收、稽查等部门,足以保证国家依法征收税款。实际上,不管是否设立税务制度,征缴税款、降低税款征收成本都是税务机关义不容辞的义务。国家设立的税务制度不能免除税务机关自身的义务,这种义务更不能转嫁到税务头上。如果任由税务机关转嫁自身义务,将会使税务机关减少追求征收公正,提高征收效率的原动力。

3.“”的法律属性决定了税务人只能对纳税人负责,而不是对税务机关负责。根据《民法通则》和《合同法》的有关规定,人必须以被人的名义在其授权范围内进行民事活动。人的宗旨在维护被人的合法权益。因此,税务应当属于咨询业,而不是鉴证业。这与注册会计师不仅对委托人负责,还须对委托人之外的其他利害关系人负责的鉴证职能有着本质的区别。税务人与税务机关之间的法律关系应该是:税务人遵守法律法规,并按照税务机关规定的程序实施税务业务,同时接受税务机关依法监督。

税务的基本原则

从有关税务的法律、法规及规章看,“纳税人”、“自愿”、“咨询”、“税务人”构成了税务行业的关键词。其中,笔者认为最重要的原则是:自愿和开放。

关于自愿原则。税务主要是为纳税人提供服务,满足纳税人的愿望最为重要。因此让纳税人自己决定是否聘请税务人,税务机关不得强制或者变相强制纳税人接受税务服务的自愿原则成为税务行业的基本原则,理所当然。

关于开放原则。要实现让纳税人得到更多更好税务服务的目的,就应当让那些具有税法知识背景的人共同参与税务,应允许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从事税务业务,而不应只局限于税务师事务所一家。因此,开放是税务的又一基本原则。只有让高素质的律师、注册会计师共同参与税务行业,才更有利于维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进而可做大做好税务市场,最终形成会计师事务所、税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三赢”的局面。

税务人与注册税务师注册会计师、律师

《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111条规定: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委托税务人代为办理税务事宜的办法,由国家税务总局规定。显然,在法律条文上,税务人是税务行业的主体之一,注册税务师、注册会计师、律师都不等同于税务人。但由于此条规定没有提出“资格”一词,其是否能成为设立税务人职业资格行政许可的依据,尚待商榷。即使把此条理解为职业资格行政许可的依据,根据今年7月1日实施的《行政许可法》规定,也须由全国人大或者国务院对税务人另行设置许可。

根据我国加入WTO的规范性法律文件《服务贸易具体承诺减让表》,会计师事务所可以从事税收咨询业务。根据《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细则》,纳税人在所得税汇算清缴时,须报送中国注册会计师出具的查账报告。根据《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办法》,纳税人在上报税务机关审核批准税前扣除的事项,可以附送中国注册税务师或注册会计师的审核证明。按照国际惯例,在美、加和欧洲大部分国家以及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税务业务主要由注册会计师、律师完成,即使在专门有税务立法的国家,如日本、韩国,注册会计师、律师也可自动取得税务资格。显然,“封闭”的行业管理是不符合税务立法原意的。如注册会计师从事审计业务,并不会影响税务的独立性。因为税务是审计报告的副产品,注册会计师在出具审计报告时必须审查税务的账务处理,税务和审计报告内容应当一致,不应产生矛盾。注册会计师从事税务也可以避免纳税人接受双重审查而减轻纳税人负担,符合社会整体利益。

综上所述,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律师都应有权取得税务人资格。为此,建议税务行业主管部门重新认定税务人资格。其中,可废除注册税务师资格,原注册税务师自动取得B类税务人资格,可以从事除接受纳税人委托的税务审查之外的税务业务;经加考审计科目取得A类税务人资格,可以从事包括接受纳税人委托的税务审查的税务业务。而参加全国统考合格的注册会计师免试审计、税法、会计科目取得A类税务人资格;参加全国统考合格的律师免试税法科目取得A类税务人资格,免试税法、审计科目取得B类税务人资格。

论文关于税务业务的几点思考来自

对税务行业目前存在问题的思考

1.税务机关应当作为税务行业的监督机关,而不应作为管理机关。税务机关是唯一受理税务报告的当事人,也是对立利益方,与纳税人、税务人形成直接的法律关系。如果税务机关作为税务行业的管理机关,而又没有其他第三方的制衡,显失公允。只要这种单极权力体制存在,就难以形成有效的制衡机制。单纯靠税务机关的自律,没有外部的监督,从历史的经验看,这种体制往往是失效的。为此,建议国家税务总局把住资格考试关和法律监督关,而把其他的职能如注册、行业内部执业规范、行业自律等交给行业协会。当然这种体制安排的前提必须是行业协会与税务机关彻底脱钩,税务机关依法对行业协会进行监督,而行业协会则在法律框架范围内进行自我管理、自我约束。

2.税务业务缺乏必要的执业规范。比如根据《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细则》规定,企业在年度所得税汇算清缴时须附送中国注册会计师出具的查账报告。但目前缺乏所得税汇算清缴准则规范。为了和外商投资企业联合年检政策相配套,符合国际惯例,减轻外商投资企业负担,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应当制定查账报告(或审计报告)中所得税汇算清缴准则,以满足税务机关征收管理的需要。

3.税务机关对纳税人进行纳税审查与税务人接受纳税人委托对纳税人自身进行纳税审查,完全是不同的法律概念。税务机关对纳税人进行纳税审查属于国家公权行为。根据税收征管法规定,审查主体只能由税务机关行使。而行政许可法又规定,行政机关的职权委托只能是另一行政机关或者社会团体,不能委托给税务人之类的机构。而纳税人委托税务人对自身进行纳税审查属于民事私权行为,目的是为了提高向税务机关申报纳税的公信力,因而这种纳税审查只能是自愿的,税务机关不能强制或者指定纳税人接受税务人纳税审查。如果税务机关既不相信纳税人自身申报,也不相信纳税人接受税务人纳税审查申报,只能派出自己的稽查机关对纳税人进行纳税审查。

4.一些地方税务机关没有理解国家制定税务的初衷和立法原意,曲解税务规定,按照有利于税务机关的规定执行税务政策。比如,税务机构与税务机关合署办公,使纳税人误以为其为税务机关的附属机构,影响税务的公正;强制纳税人接受税务服务;强制纳税人非法接受注册税务师的所得税汇算清缴查账。这种行为应当依法得到纠正。

对税务机关监管税务业务的思考

目前我国纳税人数目众多,利用关联交易转移价格以及隐瞒收入、虚增费用等偷逃税手段日益增多,税务机关稽点应放在利用各种不法手段故意偷逃税的纳税人身上。同时,税务机关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运用经济、行政等手段鼓励纳税人聘请税务机构依法申报。具体来讲可采取以下对策:

1.税务机关应对税务分类管理。根据税务人是否接受纳税人自愿委托进行纳税审查,将税务项目区分为纳税审查税务(A类)和一般税务(B类)。A类税务人须根据纳税人提供的税务资料进行税务审查,B类税务人直接根据纳税人提供的数据向税务机关申报。这样做的好处是尊重纳税人意愿,区分税务成本,进一步明确税务的法律责任。

2.区分纳税人账内和账外偷逃税情形,鼓励税务人接受纳税人自愿委托,尽责完成账内税务审查、申报的任务。而账外逃税、运用关联交易以及隐瞒收入、虚增费用等复杂的偷逃税手段,税务人一般没有能力进行审查,纳税人也不可能聘请税务人对自己偷逃税的行为进行严格的审查。税务机关要求税务人仅对纳税人提供的账簿资料进行审查,可以明确税务人的法律责任,使税务机关稽查人员能从繁复的凭证账簿日常稽查工作中抽开身,集中精力审查以账外逃税、关联交易以及隐瞒收入、虚增费用等复杂手段偷逃税的纳税人。

3.税务机关稽查程序应当公开。税务管理机关主要运用民事手段,辅以行政、刑事手段监管税务行业。运用行政和刑事手段管理税务行业,程序复杂且时效长,一旦纳税人串通税务人偷逃国家税款,即使惩处相关责任人,造成的损失也将难以弥补,不如运用民事手段效率高。同时,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税务机关应以减少税务稽查次数的程序手段鼓励纳税人聘请信誉好的税务机构,严惩纳税人串通税务人偷逃税行为。具体措施建议如下:

(1)A类项目税务人必须在时申请:税务人对纳税人在账内偷逃税超过定额部分,如5%,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税务机关通过民事手段约束税务行业。

(2)税务机关对A类税务人的纳税人有在账内偷逃税超过定额的,如5%,按照税收征管法最高比例处以罚款。构成犯罪的,交司法机关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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