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税法论文范文
时间：2023-02-21 19:16:55
财税法论文范文第1篇
“第一税案”的简要案情及其所暴露出的问题
所谓“第一税案”，是一起虚开增值税发票的犯罪案件，因其发案时间之长、波及范围之广、犯罪金额之大、造成危害之大（注：从1994年5月到1997年4月，共有218家企业参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犯罪活动，受票单位分布在全国30个省级行政区，6个计划单列市；已抓获的犯罪嫌疑人89人，其中包括县委、财税局等单位的主要负责人。仅罪犯胡银锋（已执行）一人的案卷摞起来就有11米高；公安机关先期移送的63名犯罪嫌疑人的案卷就有1400多卷，重达1500公斤。），全国罕见，且是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全国第一大税案，故通称“第一税案”；同时，因其发生在浙江省金华县，故又称“金华税案”。
众所周知，我国在1994年进行了规模空前的税制改革，并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在税制改革中，增值税是最为引人注目的。因为它作为一个“中性”税种，具有“道道课征，税不重征”的特点，因而它既不会导致对纳税主体重复征税，又可以使国家获得大量的、稳定的财政收入。正因如此，增值税被认为是财税史上的非常绝妙的制度发明，并被迅速推广到全球的100多个国家。我国每年的增值税收入，已达整个税收收入的50％左右；其覆盖面之广和对于国家财政之重要，使其实际上不仅是我国商品税（也有人称为流转税）的核心，而且在整个税制中也是真正的主体税种。事实上，我国对于增值税一直非常重视，每年都强调要确保以增值税为主的“两税”收入（注：国家强调确保的“两税”，是指增值税和消费税，包括海关在进口环节的增值税和消费税。），并努力采取各种措施来力保举足轻重的增值税收入的实现。
增值税之所以被公认为“良税”，是因为它有自己独特的一套原理。在税额计算方面，各国通行的是“扣税法”，即用销项税额去扣减进项税额。要进行扣税，就必须使用增值税的专用发票（因为进项税额体现在专用发票上），从而使整个商品流转的链条连续不断，并起到计算简便、相互监督等作用。实际上，增值税的专用发票不仅是销售方的计缴税款的依据，也是购货方用以抵扣税款的凭证。正因如此，专用发票的真实性、准确性、合法性就直接地关系到购销双方的利益，同时，也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税收利益。如果存在虚开、代开发票等违法犯罪行为，就会使国家的税收大量流失。因此，许多人是将增值税专用发票视同货币来对待的。
然而，在“金华税案”中，恰恰问题就出在国家三令五申禁止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方面。一个仅有56万人口（其中农业人口占95％）的金华县，在1994年至1997年的3年期间，共有218家企业参与虚开增值税发票，共虚开发票65536份，价税合计63.1亿元，其中税额9.2亿元，涉及30个省级行政区，给国家造成税收损失7.5亿元（注：关于“金华税案”的具体案情及处理，可参见：《以身试法法不容-全国第一大税案警示录》，《人民日报》1998年11月6日，第2版；《第一税案始末》，《北京青年报》1998年11月11日，第1版；王祺元：《第一税案如何水落石出》，《北京青年报》1998年11月11日，第3版；钱风元：《增值税：带刺的玫瑰，《经济日报》1998年11月10日，第1版，等等。）。
“金华税案”中的犯罪分子已被绳之以法，其中也包括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应当说，教训是非常深刻的，值得研究的问题也是很多的。从主体的角度说，“金华税案”的发生，固然有犯罪分子利令智昏，贪得无厌，不惜铤而走险，以身试法等方面的原因，但是，也有地方政府及其征税机关自身的原因。而后者是更值得重视和研究的，因为它涉及到财税法制建设方面的许多问题，并且，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国家能否实现长治久安。
从法制建设的角度看，“金华税案”之所以波及范围广，社会危害大，涉案人数多，发案时间长，查处成本高，实际上有诸多方面的深层次原因。
1.税法意识十分淡薄。当时县里的某些领导为了“造福一方”，不是集中精力去发展经济，而是置国家税法于不顾，错误地提出“引进税源”，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不但没有严格实行“以票管税”，反而鼓励违反税法的“以票引税”（即以虚开票引外地税）。由于虚开发票等违反税法的行为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引税”的作用，因此，对于税收违法行为也就放任自流，任其扩散。
2.地方保护主义严重。当时的县领导之所以违法出台一些“税收优惠政策”，真实的目的就是同周边市县争夺税源，以保护所谓的地方利益，弥补本县的财政缺口。这种“低税竞争”实际上是地方保护主义在财税领域的突出体现。
3.有法不依管理混乱。依据税法规定，增值税的纳税人分为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而小规模纳税人是不能使用专用发票的。但是，当时的县财税局领导违法改变一般纳税人的认定条件，提出了“先上车，后买票”的做法，但在实际执行中却变成了“上了车，不买票”，对于一般纳税人应具备的条件没有认真审查，致使许多不合格的“皮包公司”等混入其中；同时，一些财税所还违反规定，私自“送票上门”，根本不按照发票要“验旧换新，限量限额，审核报批”的规定办理，从而为发票犯罪埋下了隐患。
4.只看小利不顾大局。县里的有关部门在当时提出了无视国家税法的“优惠政策”，即凡在县工业小区办企业者，增值税前三年全免，后三年减半。这种典型的“低税竞争”在遭到批评后被迫停止（注：低税竞争是税收领域的典型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在相关国家之间、一个国家内部的不同地区之间，都可能会发生低税竞争的问题。目前，一些国家，如欧盟等已经认识到低税竞争的危害，并通过国际税收协调来解决各国税收政策上的差异问题。但是，国内的低税竞争也是值得重视的。）。但是，县财税局依旧实行所谓“保底征收”，指示下属的财税所对外地的企业要“政策上放宽”，“可以适当地打点球”。这不仅给全县的财税系统造成了严重的思想混乱，而且也给国家的税收收入带来了巨大的损失，是典型的只看小利，不顾大局的行为。
5.公然违法包庇犯罪。在金华县的虚开发票的犯罪活动日益猖獗的情况下，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对虚开发票已作出专门决定的情况下（注：第八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曾于1995年10月30日通过了《关于惩治虚开、伪造和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的决定》，该《决定》对于打击当时十分猖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目前，该《决定》中有关行政处罚和行政措施的规定继续有效，有关刑事责任的规定已纳入1997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之中。），在外地办案人员已追查到金华县是虚开发票的源头的情况下，县财税局的领导仍然采取“就事论事，就地消化”的原则，设法争管辖，大事化小，以补代罚，以罚代刑。
6.腐败严重。金华的虚开发票犯罪分子之所以能长期逍遥法外，还与执法、司法机关的有关人员的严重腐败密切相关。县财税局稽查大队、县检察院等均有直接的重要负责人，，助纣为虐，不仅为犯罪分子大开“绿灯”，甚至还多次直接筹划、教唆虚开发票。
上述问题，集中起来就是法律意识问题、地方保护主义问题、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执法问题、腐败问题等，这些问题的解决当然需要进行综合治理，但也确实在相当程度上与财税法有关。要有效地解决上述问题，就需要财税法领域的法制建设的强化。为此，有必要从财税法的角度，来分析上述问题的发生和解决。
二、从“金华税案”看财税法制建设存在的缺失
“依法治国”已经被写进了宪法修正案。建设真正的法治国家，是崇尚法治的人们的共同愿望。而要真正实现法治，就必须至少在各个重要领域都要有法可依，因而在关乎国泰民安的财税领域，加强法制建设尤为必要。事实上，我国的财税法制建设虽然较过去有了很大的进步，但仍存在着许多缺失和不足，“金华税案”中暴露出的诸多问题即与此直接相关。“金华税案”在形式上是一个刑事案件，但其中暴露出的上述问题，却非常具有典型性、普遍性，因而在其他地区同样有发生类似“税案”的可能性。而这些问题的存在，恰恰是由于在财税领域的立法、执法、法律监督等方面存在着诸多的缺失，两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因果关系。为此，有必要结合“税案”中暴露出的问题，来探讨我国财税法制建设的缺失。
（1）关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主要体现为利益分配关系，它主要由财政体制法和税收体制法来调整。但我国现行的财税体制法是非常不完善的，不仅没有一部专门的法律，而且在各类立法上都几近空白，特别是分税制、转移支付制度等尚无专门的法律或行政法规来加以确立，更是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事实上，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在古今中外都是至为重要的，它直接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关系到民族的兴衰荣辱，如此重要的关系不通过法律来加以调整，显然是一个重大的缺失。这也许是因为中国法律更倾向于所谓的“政治法律规则”模式（注：美国学者马太（ugomattei）在其论文“三种法律模式：世界上法律制度的分类学与变化》中，将法律模式分为职业法律规则、政治法律规则和传统法律规则三种，并认为中国虽然属于传统法律规则模式，但是更倾向于政治法律模式。参见沈宗灵先生对该文的评介，载于《中外法学》1999年第1期。）。对于中央与地方关系这个重要的问题，本文在后面还将作重点分析。
（2）关于财税法律意识淡薄的问题。加强财税法制建设，是提高人们的财税法律意识的重要途径。如果一些重要的财税立法都没有，或者仅靠一些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来支撑，就不仅不合乎至为基本的“税收法定原则”、“法律保留原则”等方面的要求（注：参见［日］金子宏著：《日本税法原理》，刘多田等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以及拙文《论税收法定主义》，《法学研究》1996年第6期。），从而可能构成对国民财产权利的侵犯，而且也不利于人们去认识、了解、掌握、运用财税法，当然无助于提高其财税法律意识；如果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使财税法律形同虚设，缺乏作为公法、强行法应有的刚性，则会使人们对财税法律作出不良的评价，当然也无助于法律的遵从，会使守法的意识更加淡薄。可以说，财税领域的立法和执法是目前最为突出的问题，是财税法制建设最为重要的两个环节，但是，目前恰恰是立法不足，执法不严的问题十分突出。例如，在财政法方面，只有一部有待于进一步完善的《预算法》，而对于国债法、转移支付法等，甚至连一部作出全面规定的行政法规都没有；在税法方面，仅有三部法律，而大量的都是国务院制定的《暂行条例》，严格说来，这是有背于公认的税收法定原则的。至于执法方面，问题就更为突出和普遍，这就是下面要谈到的依法办事的问题。因此，如何大力加强财税法制建设，尤其是加强立法、严格执法，使财税领域真正实现法治，使财税活动真正深入人心而不是令人“内心逆反”，从而全面提高财税法律意识，还仍然是一个需要长期努力的目标。
（3）关于依法办事的问题。我国目前突出地存在着分配秩序混乱的问题，这种混乱主要是导因于财税领域的“失范”和“失序”。例如，国家的财税法极易被地方性的“土政策”或者“领导的意见”等所取代，或者被以其他方式扭曲执行；地方政府长于“搭车收费”，或者随意减免，等等，这都是不争的事实。在这种“财税环境”下，公众的财税法律意识也就可想而知了。不能够严格按照财税法的有关规定办事，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这是现行财税法制建设的突出的缺失。此类问题必须通过各类配套的改革措施的实施、各类法律的综合调整等，才能得到全面解决。
（4）关于腐败问题。财税法制建设虽然不是解决腐败问题的唯一途径，但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途径。当前腐败问题的突出存在，同某些领域里的财政投入不足、财税法制不健全、监督不力等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除了应重视从人自身的角度，从根本上去解决“内生性”的腐败问题以外（注：其实，全面提升人类的道德水平，特别是官员的道德水平是非常重要的。法律是最低水平的道德，如果法律都不能得到有效的遵守，则更高层次的道德水平就更是无从谈起。因此，如何不断地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平，使人们靠一种内在的驱动力去防杜腐败，这可能比一般性的政治教育和法制宣传都重要。），也应注意从财税法制建设、加大财税投入、保障基层所需的基本的财政资金等方面，从外部去促进腐败问题的解决。但是，目前的财税法律建设显然不能适应这一要求。
以上结合“金华税案”所暴露出的问题，探讨了现行的财税法制建设所存在的缺失（注：财税法制建设的缺失及由此而带来的诸多问题，大大地增加了监督的成本，这仅从“金华税案”的处理所支出的人力、物力、财力上就能够感受到。）。这些问题实际上是财税法应当解决的一般性问题。从“问题定位”的角度，来寻找法制建设本身存在的问题，是本文分析问题的一个路径。通过解剖“金华税案”这个麻雀，有助于分析财税法制建设的一般问题，而这些问题在以往的法制建设和法学研究方面往往是未受到充分重视的。为此，基于上述财税法解决的一般性问题，有必要进一步分析财税法制建设的各类缺失的弥补问题。
三、财税法制建设的缺失的弥补
财税法制建设需要弥补的缺失甚多，在此仅着重谈两问题，一个是财税法对于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即财税体制关系）的法律调整问题，一个是完善财税法制所需要的系
统观念的问题。
（一）解决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对财税法制建设的要求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是一个一直都存在、但在许多部门法学都鲜有研究的问题。实际上，这个问题应当在宪法、财税法等领域进行深入研究。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存在着一种博弈关系，以往普遍存在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就是这种关系的典型描述和体现。按照博弈论的原理，在相关的财税立法上，同样会存在中央与地方“讨价还价”式的利益分配或利益之争，表现为地方同中央分权、分税等（注：参见王绍光、胡鞍钢：《中国国家能力报告》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0页以下，有关“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博弈关系和规则”的论述；以及何帆：《为市场经济立宪-当代中国的财政问题》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第172页以下，有关“中央与地方的博弈”的论述。）。
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中央应当是居于主导地位的，这也是一个国家有效地实施宏观调控所必须的。而国家要有效地进行宏观调控，就必须手中握有大量的财政收入，尤其是要能够掌握大量的税收收入。同时，如同中央政府要提供全国性的公共物品一样，地方同样也要提供地方性的公共物品，因而同样需要有相应的财政收入。为此，中央和地方进行事权、财权、税权方面的划分，就是非常必要的（注：关于财政分权问题，有许多著名的经济学家都曾经进行过深入的研究。例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施蒂格勒（gstiglel）对于政府存在的合理性的研究、布坎南（jbuchnan）的分权“俱乐部”理论、以及奥茨（woates）对于财政联邦主义的研究等。可参见平新乔：《财政原理与比较财政制度》上海三联书店等1995年版，第338～343页）。实行分税制也就是势在必行的。从国家的角度说，当然应当在中央一级集中更多的收入；从地方的角度说，也应当有足够的收入。现在的矛盾就是有限的资源应当如何在中央与地方之间进行公平、有效的分配。因此，需要有相应的财政体制法和税收体制法来从法律上解决上述的分权问题。事实上，我国现在的分税制尚不彻底，同时，在宪法上和财政法上又都缺少有关分配中央与地方的权益的明确、具体的立法，从而带来了实践中的许多问题。要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着力建立和完善财政体制法。
在“金华税案”中，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是值得重视的。金华县为了保护本地的利益和促进本地的“发展”，不惜牺牲国家税收利益，公然违反税法搞“低税竞争”和“以票引税”，这实际上是地方保护主义在财税领域的重要体现。
除此以外，不容忽视的一个问题是，金华县之所以搞“以票引税”、“低税竞争”等，一个重要的考虑是要同周边地区争夺税源，以弥补本地的财政缺口。也就是说，财政收入的不足或财政支出的缺口是导致地方政府从事税收违法行为的一个重要动因。事实上，在许多地方，财政缺口是存在的，导致财政缺口的原因是多个方面的，如政府职能不清、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所导致的“吃饭财政”；管理不善、腐败堕落、执法不严、违法不究所导致的税收收入流失；竭泽而渔、以费挤税、滥征滥罚、侵蚀税本所导致的税源枯竭，等等。由于这些原因是普遍存在的，因此，只有解决好这些问题，才能解决好财政收入问题。
根据著名的“瓦格纳定律”（注：从长期来看，国家财政支出呈现不断上升趋势，这一现象由19世纪的德国著名的经济学家瓦格纳（a·wagner）最先提出，被称为“瓦格纳定律”。瓦格纳根据实证的研究发现，随着人均收入的增长，公共部门的相当规模也将扩大，政府的支出必然要不断增长。此后，一些经济学家进一步用计量方法检验了这一假说的有效性。对于“瓦格纳定律”，许多财政领域的著述均有介绍，可参见当代财税大师马斯格雷夫（r.a.musgrave）的《比较财政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71—72页，等等。），政府的开支规模总是呈现扩大的趋势，这已经为各国的实践所不断证明。既然随着政府权力的日益膨胀，财政支出也相应地不断扩张，因而在财政收入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约束的情况下，如何解决财政缺口问题是各级政府都关心的问题。在我国，由于预算内的收入占整个gdp的比重近些年来一直徘徊在10％左右，中央的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亦相对较低，因此，“两个比重”过低的问题已经引起了广泛的重视，以致于国家提出了“振兴国家财政”的口号（注：中共中央十五大报告，提出了提高财政的“两个比重”的问题，并认识到改革开放以来，始终是社会财富向非公有制经济、向个人倾斜，从而使国家的财政状况不如人意，因此，应当“振兴国家财政”。）。为此，当然要开源节流，并努力避免上述导致财政缺口的各种现象。事实上，为了解决财政收入相对不足的问题，我国正在进行一系列的制度创新。例如，正在进行的各级政府机构的精简、人员的分流、政府职能的重新厘定等都是为了解决“吃饭财政”的问题：“费改税”的改革等，是为了解决预算内收入不足、预算外和制度外入过于膨胀的问题，实际上是为了解决财政收入的规范化问题；深化“分税制”改革，是为了解决中央与地方的收入分配等问题；强调“依法治税”、反腐倡廉、加强征管，是为了获得更多的税收收入，等等。可见，上述各个方面的改革，都是为了使各级政府获得充分的改造其职能所必须的财政资金，都是在财税法的完善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的制度创新。如果改革能够真正都推行到位的话，则财税的问题就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得到解决。
从法制建设的角度说，在目前不能通过修宪来规定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的情况下，可以考虑通过完善财政体制法，来解决中央和地方的财权分配问题；通过完善税收体制法，来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各自的税收收入来源和分配问题；通过加强和完善预算法和转移支付法领域的法制建设，来解决各级政府之间广泛存在的财政的横向失衡和纵向失衡的问题。上述领域的财税法制建设，对于解决中央与地方关系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基于上述考虑，在立法上，应当与相关的体制改革相配套，尽快制定财政体制法、税收体制法，或者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之内增加这些方面的法律规范，以解决目前中央与地方的谈判几乎无法可依的状况，从而也能够更好地保障各级政府的应得的权益，以更好地提供相应级次的公共物品，实现各级政府应有的职能。
在提供公共物品、实现财政的各项职能方面，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各有其优势，因而许多学者都认为应当在两者之间形成适当的分工，使其各司其职，以实现效率的最大化。上述思想被称为“财政联邦主义”。基于这种思想，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实行的都是财政联邦制（注：这是经济学意义上的联邦制，并不是政治或法律意义上的联邦制。）。实行财政联邦制的关键是如何分权，以及对分权的结果在法律上加以确定，使其成为财税体制法的重要内容，这是以后在完善分税制立法方面应着重解决的一个问题。
（二）弥补财税法制建设的缺失是一个系统工程
弥补财税法制建设的缺失，不仅要实现财税法体系内部的协调、配套，而且也要使财税法体系同其他法律或制度相配套，因此，这种补缺在总体上是一个系统工程。之所以如
此，是因为财税与财税法的极端重要，以及财税、财税法同其他领域的密不可分的关系。事实上，从一定意义上说，现代国家已被称为“税收国家”，国家离开了税收或者整个财政，就须臾不能生存。不仅如此，在国家能力（国家将自己的意志转化为现实的能力）中，汲取财政的能力是最重要的，其他的国家能力，如宏观调控能力、合法性能力以及强制能力，都离不开汲取财政的能力（注：见前注引王绍光、胡鞍纲著，第3页。）。目前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相对较弱，与中央财政收入所占比重的相对较低直接相关。
要研究财税制度的重要性，就必须从财税制度对国家、社会变革的重要作用入手。从历史上看，财税问题始终是影响国家存续的十分重要的因素。著名的经济学家熊彼特、希克斯、诺思等都曾进行过深入的研究。例如，熊彼特认为，从国家财政入手，对于研究社会发展的转折点十分重要，并且，社会的转折总是包含着原有的财政政策的危机（注：这是熊彼特在1918年发表的著名论文《税收国家的危机》中所阐述的观点。他认为，研究财政的历史能使人们洞悉社会存在和社会变化的规律，认识到国家命运的推动力量。他强调，财税与现代国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以致于可以把现代国家称为“税收国家”。财税不仅有助于国家的产生，而且还有助于其发展。它使国家可以渗透到私人经济中，并扩大对私人经济的管辖权。）。该观点表明，财政政策的危机是同社会的转折联系在一起的。希克斯指出，近代民族国家的兴起就是由于财政原因，西欧国家因战争所导致的财政压力催生了现代税制和金融体系的建立（注：这是希克斯在其1969年出版的《经济史理论》中所提出的观点。该书的中译本已于198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而诺思的研究则表明，国家解决财政压力的对策，将决定一国经济的兴衰。上述学者研究的综合性的结论是，财政压力决定改革的起因和路径，凡是重大的改革，都有财政压力的背景。
上述观点已被学者概括为“熊彼特—希克斯—诺思命题”，其基本逻辑是，如果说国家的目标总是要追求合法性（legitimacy，或译为“义理性”）的最大化，即总是出现时，国家为了保持其合法性的水平，就只能主动调整政策，进行改革（注：参见前引何帆著，第2页。）。这种认识对于完善财税法制是非常有意义的。
中国的不同级次的政府或者某些地区的政府正不同程度地面临着财政的压力，这些压力会推动制度变迁。事实上，我国正是基于当时的数字背后的财政压力才实行了举世瞩目的改革开放，并由此推动了整个市场经济体制以及与此相配套的法律体系的建立；财政压力可以推动制度变迁，但诚如上述诺思的研究，对于财政压力必须采取正确的对策，不同的政策会产生影响深远的截然不同的后果（“金华税案”的发生使金华县的经济元气大伤即为例证）。因此，国家在应对财政压力时，必须考虑如何制定正确的财政政策，完善相应的财税法制，进行“良性”的制度变迁，形成能够把国家和民族引向繁荣昌盛的“善法”这应当是财税法制建设的重要目标。
上述关于财税以及相应的财税法的极端重要性表明，财税法制建设是整个法制建设的十分重要的一环，它与各个相关的领域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同时还应注意：财税法制建设的补缺，不仅是财税法体系内部的诸多漏洞的弥补，缺弊的匡正，而且还应是财税法体系同法律体系的其他部分的协调互补，同其他制度、体制改革以及政策的制定的衔接和协调。事实上，在“金华税案”中存在的诸如地方保护主义、有法不依、法律意识淡薄、腐败严重等问题，并不是单靠财税法等任何一种法律所能够解决的，甚至并不是单靠法律所能解决的。因此，在解决上述问题以及其他现实的财税问题方面，既要看到财税法制建设的重要性，也要看到它的局限性。上述诸多问题是需要包括财税法在内的诸多法律的综合调整才可能解决的问题，它需要相关法律之间有磨合和调试，财税法制的完善可能也能也会同时牵连到其他法律的完善，因此，是一个系统工程。
财税法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财税法教学；税收法治；推动作用「正文
随着税收在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的影响的不断扩大，税收法治建设也日渐为学界所关注。一般认为，税收法治精神贯穿于税收立法、执法、守法和司法四个方面，其核心的思想是税收的课征必须基于法律依据，没有法律依据政府就不能行使征税权，国民也不得被要求缴纳税款，课税的过程具有稳定性和预测的可能性。[1]在税收法治的构建过程中，只有代表国家征税的税务机关、纳税人、税务中介机构三方的共同努力，才能建立和切实维护一种注重纳税人权利保护、征纳双方权利义务相适应、相制衡的税收法律关系。[2]正因为如此，财税法律人才的培养和财税法治理念的形成，在税收法律运行过程中的作用不可忽视。财税法教学在税收法治建设中应当具有“基础性、先导性的重要战略地位”[3].
一、财税法的普及教育：纳税人权利意识的提升
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实行了法治，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全民的法律意识。因此，提高全民的法律意识，是实现法治的重要条件。[4]纳税人作为税收法治的主体，对税收法治的构建有着重大的影响。纳税人的纳税意识是税法实现的重要决定因素，良好的税收环境的建立和税法秩序的形成，依赖于纳税人的纳税意识的普遍建立。纳税意识作为一种观念，体现的是纳税人对自身权利义务的了解以及对税收缴纳和税收适用的态度和看法，直接影响着纳税人正确履行纳税义务的主动性和自觉性。良好的纳税意识不仅有利于国家税收活动的进行，有利于国家税收政策和法律的实现，而且对于监督政府行为，规范政府税收活动，实现依法治税，科学治税，都是非常重要的。[5]
纳税意识包括了纳税人的遵从意识和权利意识。纳税人的遵从意识表明纳税人对税收法律制度的认可，这种认可是税收法律实施的重要支撑。当税收法律规范内化为纳税人自觉的价值追求和行为准则时，良好的税收法律秩序才能得以实现。只有纳税人有良好的税收遵从意识，能够自觉按照税法规定的要求，准确计算应纳税额，及时填写申报表，按时缴纳税款，税款的征收才能顺利的实现，纳税人的奉行成本和征管成本才能有所降低并有效的减少税法实施过程中的摩擦，从而促进良好的税收法治秩序的形成。各国税法对纳税人的权利都有所规定，并将其作为平衡纳税人与征税机关之间的力量对比的制约机制。通过赋予纳税人相应的权利，对征税机关的征税权的行使进行监督和制约，通过程序机制来达到以权利控制权力目的的必然要求，对征税主体的不规范征税行为形成有效的制约，进而形成有效的权力制恒的税收法治。但这种以赋予纳税人权利为基础的权利制约机制的作用的发挥，必须以纳税人的权利意识为前提的。法律规范所赋予的纳税人权利仅仅是静态的权利形式，要真正实现纳税人权利与征税权之间的有力的对抗与制衡，则需要纳税人积极且正确的行使其权利。这就要求纳税人不仅应当了解其享有的权利的内涵、了解适当的行使方式，更应当有积极的权利行使的意识，了解其所享有的权利及其在维护自己合法权益中的作用。惟其如此，静态的权利才能转化为动态的权利制衡机制，进而促进税收法治的形成。
可以说，最好的法律秩序，是全体社会成员都能够自觉遵守的秩序，这是理想的法治状态。因此，纳税人的纳税意识的提升是税收法治的形成过程中的至关重要的因素。但纳税意识不可能自发形成，尤其是在我国长期以来的纳税人权利缺失的法律文化背景下，纳税人意识的自觉的培育和形成，更是至关重要的。与纳税意识的形成相关的，除注重法治硬件系统的完备外，财税法律知识的传播和普及应当受到重视。人们的法律意识和良好的守法品质必须通过包括普法教育在内的多种手段和措施有意识的加以培养才能形成。[6]如果说税收法治实践中赋予纳税意识形成的丰富的法制环境的话，则财税法教学应当成为财税法律知识的自觉的传播的渠道。通过财税法教学的大众化的教育和宣传，对民众的财税基础知识和法治观念进行普及，对法律知识进行传播和教育，使公民获得关于税收的正确认识，进而形成积极的纳税意识。从这个意义上说，财税法教学应当具有一定的普适性，注重普通公民的基本税收意识和法治意识的培养，形成大众化的教学模式。这种具有普适性的大众教学模式，其目的不在于培养形成具有财税法专业知识的人才，而在于以财税法律知识的传导，提高公民对财政税收的正确认识、了解与财税相关的基础法规，进而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正确的税收意识。这种教学方式，不具有明确的教学对象，而以一般的普通的人为教学对象，并不断扩大其接受的范围。只有通过这种大众化的教学模式，才能将财税法基础知识的传播无限制的扩大，帮助人们形成正确的税收遵从意识和权利意识，促使人们自觉实现税法，最终促进税收法治的形成。
二、财税法教学的专业教育：税收权力机关[7]的主流法治意识的形成
在税收法治框架内，与纳税人直接对应的是税收权力机关，即税收立法机关、税务机关和相关的司法机关，他们在税收法律的运行过程中处于绝对主导的地位，对税收法治的实现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一）立法层面：立法机关税收意识欠缺制约税收立法的完善
从我国现行的税法体系来看，税收立法层级较低，大多以暂行条例、办法等行政法规、规章的形式出现，透明度、可预测性、权威性和稳定性较差，在实践中更存在“税费不分”、“以费代税”的情况，破坏了税法的统一性和严肃性。这种税收法治状况，与当前我国立法机关对税收的性质缺乏足够的认识有着直接的关系。
一方面，税法的多层次立法直接导因于对税收性质认识的不足。从税法理论上说，税收是对公民财产的侵夺，是对公民财产权利和经济自由权利的限制。税收是经公民同意而转移给国家的财产权利，国家取得税收的前提是公民对其所享有的财产权利的放弃。因此，只有在国家提供公共物品所必须的范围内，经全体公民的同意（在我国则表现为经人民代表大会同意），国家才有权请求公民让渡其部分收益。在税收立法上，税法作为侵犯人民财产自由权利的法律，其制定应由人民代表大会严格保留，必须“在议会上经过国家的代表者（纳税人者的代表）议员的同意”，“无代表则无税”。除非议会授权，行政机关无权征税，更无权开征税收，强调“宪法优位”或“法位阶原则”。税法的“议会保留”是税收法治实践的基础，而人民代表大会自觉或不自觉的放弃其税收立法权，无疑是对公民财产权利保护的放弃。行政机关在税收立法权上的稽越，更是无视公民征税同意权的权力扩张。由于对税收性质的认识不足，导致其立法机关自觉、不自觉的放弃其对税收立法权的控制，随意授权税务机关制定税收法律法规
，导致了我国当前税收立法以行政机关立法为主导的立法模式，也是当前税收法规混乱的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从立法技术的角度来说，由于税法的规定既要确保税收收入，又要与司法的秩序相协调；既要尽量减少对经济的不良影响，又要体现出适度的调控，因而税法具有较强的技术性。[8]这要求立法机关具备足够的财税知识，以针对不同的立法要求进行不同的制度设计，避免税法体系内以及法律整体体系的矛盾与冲突。由于立法人员财税法专业知识的欠缺，使其无法针对财政税收的特性制定具体的规则，税收立法更多的依赖于税务机关，甚至也无法对税务机关提出的立法草案进行富有决定意义的审查。这形成了我国税务机关自行立法、自行执法的税收征管模式，税务机关的权力无限的扩大，阻碍了税收法治实践的形成。
因此，完善我国税收立法，重要的一点是应当提高税收立法人员的财税法素质。只有一批具有深厚的财税法治理念、熟悉各种财税法特性、了解税收法治实践的人，积极参与税收立法中，才能对财政立法产生积极的影响。
（二）执法层面：财税执法人员的专业素质与依法征税
在我国税收征管法律关系中，税务机关与纳税人构成直接对立的双方主体，税务机关的征税意识将直接影响双方的法律关系的形成及发展，直接关系着依法治税的成败。为保证税务机关自觉执行税法的规定，税务人员应形成依法征税的意识。
（1）税务人员应具备专业的财税知识。从税法理论来说，税收之债仅于具体的经济生活事件及行为可以被涵摄于法律的抽象构成要件时成立，税务机关对此并没有自由裁量权。税务机关应对法律的抽象构成要件有足够了解，以能够以此为基础对纳税人的经济行为或收益进行税收构成要件的事实判断，决定其是否可以涵摄于税收构成要件之内以及是否成立税收之债及税款的数额。在税款征收过程中，无论是税收法律适用的选择还是应税事实的判断，都必须以税务人员具备专业的财税知识为前提。
（2）税务人员应建立良好的依法征税的意识。税务人员具备专业的财税知识，仅仅使其能够进行税款的征收，但这仍然无法实现征管环节的法治化。当前税收征管实践中，税务机关与纳税人处于命令与服从的地位中，税务机关随意扩张其征税权的内涵的现象十分严重，税务机关甚至有权决定税款的征收及数额。这种状况是对税收法治的极大否定。在税收法治下，税务机关必须严格依照税法的规定征税，它有权根据经济事实判定税收构成要件是否成立，但它不能随意创设税收债权，也无权随意减免税收。也只有根据税收征管程序进行的税款通知才是合法有效的。在税务机关的行为对征收过程有着决定性影响的情况下，税务机关的自觉的依法征税意识的形成，无疑将决定征收过程的合法化程度，进而影响税收法治环境的形成。
税务机关的征税意识的形成，不仅有利于税收的征管，避免税收争议的发生，减少税收的征收成本。更重要的，税务机关只有形成良好的征税意识，才能自觉维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并保障税收征管过程的法治化。
（三）司法层面：为争议的解决提供专业的指导
司法是权利救济的最后保障。在税收领域同样应该如此。但实际上，在我国的税收实践中，司法对纳税人权利的救济极为薄弱。税法的技术性特征导致涉税争议的解决也呈现出对技术性专业性的要求。而目前我国税收诉讼法律制度中明显忽视这种技术性的要求。[9]法官欠缺相应的财税知识，导致其在案件的审批过程中无法进行独立的法律判断和事实判断，进而根据价值的选择作出独立的法律认定，解决涉税争议。甚至税法的专业性和技术性导致了税务案件中司法机关对税务机关存在一定的依附关系，法官在进行判决时往往按照税务机关的意见来判决案件。表面上看来是法院在审理案件，实际上是税务机关在审理案件。这种由税务机关自己做自己法官的审判，其中立性、公正性丧失殆尽。法官独立性的丧失，即很难谈及其能够真正维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
税收司法的法治化主要是各级司法部门严格按照税法和相关组织法、程序法的规定来处理税务争议和涉税犯罪的案件。[10]要实现税收司法的法治化，必须有精通税法和税务知识的法官并足以胜任对案件的独立审判。而无论是现有法官的财税知识的提升还是培育新的税务法官，这都将依赖于对其进行财税法的专业性教育。[11]
对于税收权力机关来说，由其在税收法治进程中的作用所决定，其财税知识的掌握和法治意识的形成将极大的制约税收法治的形成。如果针对纳税人的大众化的财税法教学仅仅足以提升纳税人的基本的财税知识和法律常识，那么这种普适性的大众化教学并无法满足税收法治对税收权力机关执法人员的财税专业知识和法律意识的要求。执法人员所接受的财税法教育，一方面应当形成系统的财税专业知识，熟练掌握各个税种的构成要件、应税事实判断、征管程序等与税款征收直接相关的财税知识，熟悉各种税收核查、帐簿检查等各种与征管相关的会计知识和技能，并足以灵活运用于税收征管实践当中。另一方面，财税法学教育也应当立足于法律意识的培养，执法人员的财税知识必须在正确的法律意识的指引下才能真正实现税收征管的有序性和有效性。执法人员应当形成依法征税的自觉的法律意识，明确税收征管过程中所应当遵循的法律步骤、方法和程序，熟悉各种争议的正确、合理的解决办法，才能使整个征管过程法治化和有序化。
税收权力机关的财税法意识对税收法治进程有着最直接的影响，因此，财税法的专业性教学应当成为财税法教学的主导。财税法教学不应仅仅以大众化的基础税收意识的培养为目的，最终掌握财税法律知识、能够在实践中灵活运用财税知识和法律知识、对财税法治实践产生影响的人才的培养，才是财税法教学的真正目标。财税法知识通过财税人才作用于实践，税收法治才能逐步形成和完善。
三、财税法教学的精英教育：税收法治理念的深化
在税收法治形成过程中，处于纳税人与征管机关之间的中介是作为纳税人合法权益的维护者的税务士。税理士以纳税人的人的身份介入税收征管过程中，为纳税人提供税收咨询、纳税申报、异议申请等方面提供专业性的服务，在“推进税制、税务行政等的民主化过程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12]一方面，税理士通过其专业性的服务，为纳税人遵守税法提供合理性建议，促使纳税人的税法遵从，另一方面，他也通过为纳税人服务，对征税机关进行更富有专业性的监督，对征税机关的征管行为造成一定的压力，促使其依法作出行政行为。
正因为如此，税理士处于民间职业专业的法律地位，以维护纳税人的权利、依法谋求纳税义务的正确实现为使命，应基于宪法及以其为基础的有关法律规定，对复杂的税务的法律性问题作出最终的判断。因此，税理士作为职业专家，不应仅仅是单纯的税务专家，他更应当具有税法专家所应具备的素质，以能够“根据自己作为一个职业专家的见解和知识来采取独立的行动”[13].税理士首先应当是税务专家，具备专业化的税收知识，以对各种经济行为进行事实判断；其次更应当是税法专家，熟悉宪法及其
他法律对纳税人权利保护的各种规定及保护的途径，以在事实判断的基础上进行法律价值的判断，最终维护纳税人的合法权利。在这个意义上说，税理士以维护纳税人的利益为职责，但只有其具有专业性的判断能力时，才能避免对任何一方面的依附，形成自己独立的价值判断和选择，才能更好的履行其职责。也只有税理士的独立地位的形成，才能更好的发挥其对税收法治的促进作用。[14]
与税理士处于征管过程的某一环节所不同的是，财税法学家则是超脱于税收法制实践之外的。尽管税理士在税收征管过程中的地位可以是中立的，但其事实和法律价值的判断却无法避免受到维护纳税人权利这一职责的限制。而财税法学家则可以完全独立于各种利益的纠葛而以超脱的视角对各种纳税行为、征税行为及各种涉税争议进行独立的法律价值的判断。财税法学家对各种涉税行为的专业化审视，进而进行理论的提炼和抽象，形成系统的财税法理论，以此对税收法治实践将产生重要的影响。
为此，财税法学家不仅应当具备财税法技术，更应当具备一定法律信仰、道德、人文精神、专业知识和理论、心理素质以及行为方式等素质，他所掌握的知识和技巧，使其能够对税收法治实践作出深刻的理解和思考，能够对财税法律实践进行理论的抽象和深化。他所具备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不仅能使其形成独立的价值的判断，也能够以此为基础，形成对现行制度的实施效果的法律评价，进而提出对现行法律制度的完善的必要和完善的途径。因此，对财税法学家来说，其财税法知识的获得应当远较其他的财税法职业者更为全面性、理论化，并有利于富有法意识和法思维的独立的观察视角和方法的形成。
因此，税理士和财税法学家的培养，应当是一种精英式的财税法教学方式。精英式的财税法教学方式一方面注重系统的财税专业知识和技巧的培养，但并不仅仅停留于税收的技术操作层面的简单传导，而是更应注重法律意识和税收意识的培养，注重对学生对财税法律的价值的理解和认识，培养学生的正义感和正义的信念，形成学生对人的尊严的尊重，对人权的保证，对自由、公平、效率等法律价值的自觉的追求。只有通过这种精英式的财税法教学，才能培养出合格的财税法律人才，作为纳税人与征税机关的沟通渠道，以其独立的法律价值判断影响税收法治进程，最终促进税收法治的实现。
四、代结语：财税法教学与财税法治的互动
财税法教学以其财税法律知识的传播，影响社会各阶层的税收意识。通过大众化、专业化和精英化这三个不同层次的教学途径，实现对社会大众的税法意识的渗透、对执法人员的专业知识的传授、对社会中间阶层的税法理念的培养，使纳税人、税收执法人员以及税收中介机构、财税法学家的税法意识在不同的层次上得以形成，在全社会形成完整的以普遍性的纳税意识为基础，以执法机关人员的专业性税收意识为主导、以系统化的税法理论为指导的税法的主意识流。这一主意识流的形成，将影响税收法治建设进程中的相关人员在税收征收过程中的行为，以其具体的行为对税收法治进程产生深刻的影响，推进税收法治的发展。
以不同层次的财税法律意识的培养目标，分别设定不同程度的财税法教学方式，使财税法知识的传导更富有针对性和有效性。从我国现行的情况看，大众化的教学方式往往被忽视而为简单的税收法律的宣传所取代，导致人们所接受的基础财税法知识欠缺体统性和完整性，影响了普遍的税收意识的形成。专业性的财税法教学尽管受到重视，但由于教学技术、法治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并未对财税法治实践所必须的各类专业性人才的培养提供各种有效的渠道，已培养的财税法人才在财税知识或法律意识方面存在或多或少的不足。就精英化的财税法教学来说，财税法理论意识和理念的培养已受到相当的重视，但在不同的培养规则下往往形成以经思维或法律思维为主导的单一的理论分析模式，欠缺财税法理念的整体思考。可以说，各种富有不同层次的财税法律知识的人才的欠缺，已成为我国财税法治形成的重要的主观性因素。为此，为发挥财税法教学对税收法治的推动作用，针对不同的培养模式进行财税法教学改革即是必要而且紧迫的任务。
在教学实践中，按不同培养目标对财税法教学进行区分是相当困难的。三种教学模式是统一的整体，都是以财税法律知识的传导为目的的层层递近和提升，其相互的影响和制约作用同样是相当明显的。只有三种不同的模式相互配合、相互倚重，才能培养出法治实践所必须的财税法律人才，对财税法治实践的形成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财税法教学以其财税知识传播的功能，在税收法治构建的过程中发挥着极大的推动作用。但换个角度来说，财税法教学对税收法治的影响，是以税收法治实践本身的发展为前提的。税收法治的发展，才会为财税法教学提供丰富的实践，为财税法律意识的传播和形成提供动态的媒介。通过税收法治实践，社会各阶层才能更深刻的理解税收法治的内在涵义，并体会其税收意识在税收法治中的价值，进而与税收法治实践形成良好的互动。而税收法治实践的发展，也加深对财税法专业人才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也将驱动财税法教学的改革和发展。更为重要的是，财税法治化的进程，必然对已有的财税法律知识、观念乃至法治理念等各个方面进行一定的修正，而这也促使财税法教学的不断发展。
「注释
[1]周卫兵：《试论税收法治及其制约因素》，载《辽宁税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年第4期。
[2]参见孙士玉：《我国纳税人权利保护的现状及强化途径》，载《扬州大学税务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
[3]参见霍宪丹：《不解之缘：二十年法学教育之见证》，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4]参见张文显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5]参见甘功仁：《纳税人权利专论》，中央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年版。
[6]参见张文显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7]在此所指的权力机关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立法机关所指的权力机关，而是泛化的权力机关的概念，即它是指税收法律运行过程中与征税有关的一切权力的行使机关，包括税收立法机关、征税机关和司法机关。
[8]参见张守文：《税法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8页。
[9]参见熊晓青：《税收争讼制度若干问题研究》，北大法学院硕士论文2001.
[10]参见翟继光：《试论税务法庭在我国的设立》，载《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
[11]参见翟继光：《欧洲法院在国际税收协调中的作用及启示》，载《上海财税》2003年第11期。
[12]参见[日]北野宏久：《税法学原论》（第四版），陈刚、杨建广等译，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版，第312页。
[13]参见[日]
北野宏久：《税法学原论》（第四版），陈刚、杨建广等译，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版，第312页。
财税法论文范文第3篇
现在互联网对于我们来说早已不再是什么新鲜事物。它的出现极大地促进了整个社会经济效率的提高。互联网正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显著的影响着经济效率。
（一）互联网传输技术的低成本大大降低市场交易成本，对于经济效率的提高作用十分明显。
（二）网络影响交易成本，进而改变产业结构，改变经营管理的模式，最终实现整个杜会的经济效率的飞速提高。
（三）互联网提供的大量的信息资源，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率，为企业内部整合、调整结构以适应时代的发展提供的动力和压力。
（四）互联网对于广大民众而言，提供了无限的信息数据库，使我们原来不敢奢望的资源共享成为可能。
（五）互联网的公开和透明，也为政府管理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和广阔的开拓空间，提高政府管理国家的效率。
一个结论昭然若揭：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是一个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电子商务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它以互联网作为依托，以网上的实物、资讯、乃至服务为交易内容，依靠其方便、快捷、高效的特点迅速崛起，成为新的热点和增长点。
然而新的事物的产生，必然带来新的问题。随着网络技术与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与普及，电子商务的出现，对传统的税收原则、税收概念与规范形成了冲击，给目前的税收征管带来了很大困难，使国家税收流失的风险加大。本文正是从这个视角出发，探讨我们面对电子商务，在税务、税收政策上所要应对的挑战，以及相应的可以采用的对策。
电子商务定义：
探讨问题首先应该明确定义，对于电子商务的内涵，国际上没有统一的定义，我国经济学界也没有就此达成一致的观点。有观点认为，电子商务就是利用因特网，从寻找客户开始，一直至洽谈、订货、在线收付款、开据电子发票以及电子报关、电子纳税等通过因特网完成的商务系统。也有人认为，电子商务（ElectronicCommerce）是指在因特网上进行的商务活动，即利用互联网技术而形成的新的商业交易模式，其主要功能不仅包括网上电子广告、定货、付款、货物和服务递交等电子交易内容，而且包括市场调查分析、财务核算、生产调度、物资调配等电子商业内容。笔者认为上述定义都停留在表层上，没有真正揭示概念的内涵。作为一个较新的经济学范畴，电子商务至少有以下内涵：（1）它是使用互联网来做广告和出售有形产品；（2）它是使用电子媒介提供服务；（3）它是把信息转化为数据模式，并对数字产品加以传递。
如前简要说明，电子商务的具体形式可归纳为三种：第一，电子商务作为远程销售有形产品的方式。即互联网作为有形产品的交易场所而存在，互联网上实现的仅仅是查看商品目录、发出订单等，有形产品的配送仍通过传统的运输渠道进行。第二，电子商务作为远程提供服务的方式。即使用电子媒介从遥远的地方提供服务，包括通过电话、传真、因特网技术提供信息服务。第三，通过电子商务销售数字产品。即将图表（静态和影像的）、文本或声音转化为数字形式，对同样信息的数字版本加以传送或销售纯数字产品（如电脑程序）等。[1]
电子商务给财政税收带来的冲击
按常理，电子商务仅仅是商务交易手段多元化的一种表现，并没有脱离贸易的实质。也就是说电子商务的飞速发展和交易额的急剧上升，理应大幅度的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然而实际情况如何呢？政府的财政收入非但没有上升，反而大幅度减少。究其原因不外有二：其一，由于很多公司、企业等开始大量转向通过电子商务进行交易，使得传统贸易方式的交易数量锐减，自然就波及到现行税收，造成了损失；其二，立法上的“真空”地带。我们知道，法律本身就一定是滞后于社会发展的，只有通过不断的调整，来弥补其滞后性。但是电子商务作为新生事物，不仅发展迅速，而且来势凶猛，大有铺天盖地之势，将我们的立法机关搞的措手不及，我们不得不承认，电子商务的发展的确是超过了我们的预期。这就使得“税务部门还来不及全面研究制定相应对策，造成网络空间上的征税盲区，本来应该征收的关税、消费税、增值税、所得税、印花税等税收大量流失。例如：美国函购公司一个公司搬迁到Internet上之后，政府就损失了约30亿美元的税收。美国国内税务署署长玛格丽特??米尔纳，在1996年12月举行的国际税收第九届年会上，对无约束的电子商务可能导致的全球性政府收入的流失表示出了担心。”[2]
随着网络贸易规模的快速扩大，网上税收问题逐渐暴露出来，人们对网上纳税问题也逐渐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并形成截然不同的两种观点，提出了完全相反的方案。
一是网上贸易就要交比特税，网上的消费行为、服务贸易、电子商务使许多企业和个人逃避了应尽的纳税义务。一个高税率国家的消费者只要付出很少的上网费便可从另一个低税率国家购买到比本国便宜得多的商品。Internet的电子贸易的特殊之处仅仅在于它是一种数字化货物和服务的贸易，它没有也不可能改变交易的本质。对政府来说，本质上的交易行为都是应该纳税的。另外，Internet上聚集了大量蕴涵知识产权的知识产品，它们需要各国政府和国际法规的保护，而网上贸易对来自世界各地的信息资源的享用几乎是无偿的，因此，政府对其征税无可非议。
二是网络暂不征税，面对网络贸易的发展，当务之急是如何加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为网络贸易和电子商务拓展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所以现在对网络贸易征税显然为时尚早。此外，目前不能对网络贸易征税也有技术上的原因。网络贸易由于缺乏明确、清晰的地理路线（而这种地理路线正是传统有形贸易的重要特征），网上交易很难确定买方、卖方和交易地点，尽管可以对通过Internet订货而最终由水路、陆路或空运完成交易的货物征税，但却很难对通过网络实现交易全过程的数字化产品和服务收税。[3]
应该说，上述两个观点也是旗帜比较鲜明主张，比较极端一些。（在**文章中，）我国财税法学领域也有作者提出比较中性的主张，认为应该坚持1.税收中性原则，2.财政收入原则，3.尽量利用既有税收规定原则，4.坚持国家税收的原则。[4]
我个人以为，从目前我国网络中电子商务的交易现状，税务部门有必要采取有效的措施，来加强对网络征税，尤其是对电子商务征税。当然，因为我们立法上的不甚完善，应该以引导、规制为主，奉行一个相对中庸一点的政策。上文提到的第三种观点还是相对符合目前的国情的。管是必须的，因为如果置之不理，必然会使国家、企业的资源向电子商务大量转移，原因在前文中已做表述。造成国家税收的减少。加之“放权容易，回收权利难”，有朝一日，当政府发现电子商务已经到了严重危及政府财政收入，不治理不行的时候，会发现口子开的太大，想收时，于民心，于企业心，甚至于在国际交易中的信度都会大打折扣。所以，我们是要管，但是可以采
用比较柔软一些的调整手段。毕竟从我国的税收实践来看，和西方发达法治国家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相对西方而言，在网络的安全性、网络的专业性、系统性上也还不可同日而语。
下面我将就我个人对于财税法的理解，给出一些建议。
前提是要把握好“度”，正如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诺思所说“国家既是人为促进经济增长的原因，也是人为导致经济衰退的原因。”
首先，“无法则不立”要健全相应的法律法规，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电子商务法》，《电子商务税收管理法》，《电子签名登记管理办法》，并修改增加我国传统财税法中的相关法条。
其次，坚持税收中性的原则，既要有利于促进电子商务交易的健康发展，又要能确保政府实施正常的课税行为；既要学习借鉴各国先进的研究成果和有效的做法，又要考虑到我国电子商务交易的发展现状和我国税收征管水平。
第三，针对电子商务本身交易形式的多元化，细化不同交易方式独立管理方式，应该针对其各自的特点，不一定在统一的模式下管理。
第四，强化税收的管辖权，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府财政资金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十分尖锐，客观上还存在着大量税收流失和财政收支缺口，我们绝不能放弃来源税收管辖权。
第五，借鉴国际电子税收经验，加强国际交流与协作。同时应注意与国际税收体系的顺畅接轨。
第六，针对电子商务的特点，传统的会计、审计的工作方式和内容应该做重大的调整。会计：网络会计表现出实时性、多元性、集成性、简捷性、动态性、开放性、智能性技术特征。审计：应构建在电子商务环境下特有的审计理论和模式。审计要确保企业战略信息的安全性、可靠性，方便性和完整性。
「注释
[1]吕建锁，论电子商务与税制改革
[2]参考（人大全文数据库经济类2003年）李冰/王洛忠：《浅论电子商务环境下的若干税收原则》，载《行政与法》（吉林省行政学院学报200306.
[3]张楚：《电子商务法》[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4]周忠海：《电子商务法导论》[M]，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参考资料
[1]娄策群、王伟军：《电子商务政策法规导论》[M]，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2]覃征、李顺东：《电子商务概论》[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3]杨坚争、高富平、方有明：《电子商务法教程》[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4]刘溶沧：《认识和处理好电子商务与税收关系应遵循的指导思想》[J]，《上海财税》2000年第7期。
财税法论文范文第4篇
「正文
一、财政风险概述：
财政风险是指财政面临支付危机的可能性，集中表现为赤字和债务的膨胀，当这种膨胀超过一国经济和社会承受力时，将演变成财政危机，引发一国经济、政治的全面危机和社会动荡。如立足于社会各个领域的风险都会转移到财政，政府财政是社会最终风险的承担者；准国债规模也不应该太大，不能只看帐面债务，还要看政府各部门发行的债务。财政风险包含内容广泛，既包括财政系统的内部风险，如财政政策风险、财政体制风险、制度风险、管理风险等，还包括社会经济生活中各种不确定性因素引起并转化到财政领域的私人风险和一般公共风险，或称外部风险，如自然风险、政治风险、技术风险、社会经济运行风险和战争风险等。从某种程度来讲，外部风险是无法或者很难控制的，人类生存的世界本来就是充满不确定性的。因此，对财政风险的研究多侧重于内生风险，本文也把财政风险的讨论局限在内生风险的范围内。财政风险的内涵尽管现在对财政风险的研究日益增多，但对其内涵的界定还没有一个公认的统一说法，从现有的文献来看，多数侧重于从政府债务的角度来研究，也有的是按照传统的收入、支出、平衡、管理的思路来研究的，诸如收入风险、支出风险、赤字风险、债务风险等等。[1]
二、财政风险的成因：
从财政系统内部各种不利因素角度来看，这些不利因素主要包括：（1）政府职能界定不清导致政府与市场关系不协调，（2）财政立法滞后且有关法规制定不禁合理，（3）财政管理制度与专项管理制度不健全，（4）缺乏必要的公共决策过程，（5）事前、事后财政监督不力，（6）政府官员道德问题和职业技术问题。
按照具体财政活动类型划分财政风险，这些风险主要包括：[2]（1）源于收入方面的财政风险。（2）源于支出方面的财政风险。（3）源于公共投资的财政风险。我国财政支出中有相当部分用于生产性投资，或资本性投资，这种投资与私人投资在风险影响方面具有大体相同的性质。（4）源于预算赤字的财政风险。（5）源于国债管理的财政风险。在我国明显存在着国债资金使用缺乏经济效益、税收结构不能适应经济结构和所有制结构的变化等问题，导致大部分国债几乎都要通过发新债还旧债的方式运作。这样，在财政困难未能扭转的情况下，国债规模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此外，还有（6）政府财政的公共风险；（7）政府财政的制度风险；（8）政府财政的系统风险；（9）官员道德风险与职业能力风险。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财政危险还可以看成信用活动中的危险：[3]公共部门的受信活动是政府以债务人身份向社会筹集资金，用于财政支出，主要包括以下三种：1、政府向社会发行债券，包括国库券、地方政府债券和国际债券；2、政府借款，主要包括政府职能部门之间的借款、各级政府之间的借款和国外借款；3、财政部门通过金融部门从社会各界以有偿方式吸收的存款，主要包括邮政储蓄和社会保险基金。
具体而言，刘尚希博士曾提出提出第一可能导致财政危机的是金融危机，第二个是养老金风险，第三个是地方财政危机。[4]
三、财政风险的对策：
财政风险可能引发的后果非常严重，动辄随之以社会危机、动荡。于是，防范财政风险也是一个全社会全面的工作，从社会学、政治学、法学、财政学各个方面都需要完善。下面尽从法律的角度，尤其是与财政风险联系紧密的财税法学角度，谈谈对财政风险的控制。
（一）对经济、金融的规范、控制
1.完善经济责任制
2.增强银行独立性
银行的受信活动主要是银行以债务人身份与社会各界进行的信用交易，包括吸收存款、各种借款、发行金融债券等，形成银行的负债。银行的授信活动是指银行根据客户的需要为客户提供融资，形成银行的资产，主要包括信贷、信用证、进出口押汇、贴现等业务。银行的授信活动是银行效益的直接来源，但也会给银行带来损失，形成不良资产，严重的可能导致银行倒闭，引发社会动荡。[5]
然而，众所周知，我国的银行呆坏账比率非常之高，在这样高的呆坏账比率之下，银行体系仍然能够保持稳定，国家声誉起了关键作用，相应地，国有银行集中的不良资产，也必然意味着巨大的财政风险。[6]从现实考虑，我国银行一旦独立，脱离了国家的声誉保护，不良资产引发的社会动荡的严重性可向而知。两者间这种过分的依赖大大增加了财政风险。故而，应当增强银行的独立性，逐渐进行银行改革：比如，增加商业银行补充资本金的合理渠道，提高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允许商业银行发行长期债券，增加附属资本，确保资本充足率不低于8％。对国有商业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造，从社会上吸纳资金补充资本，提高资本充足率，减轻财政负担，缓解财政风险。要求商业银行提取充足的呆账准备金，如不能一次到位，应制定时间表，要求逐步到位，以建立呆账核销机制，减少虚假利润，保证商业银行健康发展。同时完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处置不良资产的方法和手段，加大处置力度，提高回收率。[7]
（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加快建立统一、规范和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以缓解社保基金缺口引致的财政风险。关键在于建立稳定、可靠的社会保障基金筹措机制。
1.完善转移支付。完善转移支付制度的目的是避免困难地区财政危机爆发。财政要加大社会保障支出力度，提高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财政联邦主义对体制的要求则是实现“分级管理”向“分级所有”的转变，将权、责、利有机地统一起来，使地方政府能因地制宜地举债或进行地域间转移支付。
2.还可考虑适当扩大对社会公众扩大征缴范围，提高征缴率，适时开征社会保障税等。
（三）加强国债管理，完善国债体系
针对财政活动中出现的各种不规范现象，结合财政法基本原则，在国债管理方面给予重视。
1.财政民主原则：财政民主原则要求人民通过一定得方式对重大财政事项拥有决定权。要逐渐实现民主理财——财政的公共选择机制，比如人代会究竟能对财政支出规模控制到什么程度？预算是不是确实能由人代会审议，并做到公开透明？一年预算，预算一年，这种预算不具有法制性和刚性，法制的控制力对预算的约束力不够。财政部作为行政分支本身也需要制约。加强财政部对显性、隐性债务的调控能力，控制好支出规模。[8]
具体地说，就是进一步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合理界定政府职能范围及财政投资行为，完善财政支出政策，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硬化预算约束，加强支出管理，完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建立政府间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又如允许地方政府发债，以缓解地方政府资金缺口。[9]
2.财政法定原则：我国目前的国债体系非常简单，法律制度不完善，在实行方面不免不够“依法”（很多复杂情况“无法可依”），只有优化国债结构，丰富国债品种、完善国债期限结构，完善国债法制才能在此基础上，财政法定，加强国债管理，强化国债投资的使用效益。
3.财政健全原则：通过税制改革增加政府财政收入进而减少赤字规模是必要的，但除非出于修改不甚公平且为低效率的现行税制之考虑外，税制改革的重点不应放在提高税率和增加新税种方面，而应放在降低税率并强化税务征管以减少税收收入的流失，以及降低税务征管工作成本方面。[10]
4.财政平等原则：包含着对正义的价值追求，从制度上主要体现一种平等的对待。例如，优化支出结构：在中央和地方间的分配，这一点分税制以来已经改善了很多；在项目和部门间的分配：比如中央财政似乎对基础设施的“软项目”投资不足。[11]
体现之一——教育。对职责之内的九年义务制教育尽义务投资严重不足。例如，相当多的西部地区颇为贫困，农民很少或基本没有
现金收入，基层政权靠摊派来维持“民办学校”和自身的生存。
体现之二——农村投入。中央财政似乎漠视了农村仍然是持续的净剩余流出的地区。在县以下金融机构基本被撤裁之后，通过国有或民营金融机构向农村注资资本已不现实，那么通过中央和地方财政向农业、农村和农民提供投融资便利就势在必行，但这一块却恰恰是比较匮乏的。
「注释
1参见《规范信用活动防范财政风险》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陈志刚来源《金融时报》（2004年5月11日）《财政风险：研究历程与分析框架》李文钊
2具体论述参见《财政风险及其定性、定量分析）张志超2003年4月的《经济学动态》
3见注1.
4《财政风险：研究历程与分析框架》李文钊
5见注1.
6对中央银行独立性的理论思考霍宏涛《生产力研究》No。4.2004
7见注1.
8参见：财政风险来自政府花钱缺乏制约—《财经时报》
9见注1.
财税法论文范文第5篇
那么，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的历史时期，在贯彻“五个统筹”、健全国家宏观调控、完善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的今天，在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今天，我们进行财税体制改革与财税法制建设究竟应具备什么样的理念呢？笔者认为：
一、财税体制改革与财税法制建设应统筹兼顾、全面考量、整体设计
这既是贯彻“五个统筹”（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
的需要，也是财税工作内在规律的必然要求。改革开放20多年以来，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我们的人均国民收入2003年已经超过1000美元，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16万亿元；国家财政收入大幅增长，2003年超过2万亿元，而2004年仅上半年全国入库税款就近13万亿元（12991亿元，同比增长262%，增收2693亿元）；高科技（神州5号等）和交通（青藏铁路等）、能源（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南水北调等）等基础设施建设一日千里。但也存在着突出的问题，如经济结构不合理、分配关系尚未理顺、农民增收缓慢、就业矛盾突出、资源环境压力加大、经济整体竞争力不强等，其重要原因就在于我国现行的经济体制还不完善，生产力的发展还面临着许多体制，其中当然也包括财税体制方面的障碍。譬如，在城乡分割方面，地方财政困难尤其是乡镇财政困窘、农村财税制度不合理无疑是重要成因之一；在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方面，也暴露出税收区域优惠政策、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方面的严重不足；在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失衡方面，现行财政特别是地方财政比较热衷于搞经济建设、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投资盲目，（可以说，我国目前经济过热的形势，在很大程度上和政府推动、和积极财政政策未能及时调整有关。）资金浪费惊人，而社会管理、教科文卫等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方面的资金则严重短缺，财政的“越位”、“缺位”、“错位”现象同时存在，这和我们的国家预算制度形同虚设、财经法纪废弛无疑有很大关系；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耕地锐减、原煤、原油等能源过度耗费、水资源严重短缺、二氧化硫排放世界第一、珍稀动植物品种数量减少，都或多或少地与我国房地产等资源税制保护的力度和广度不够、绿色环保税制依然阙如有关；在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方面，内外税制不统一、出口退税机制不畅等问题仍然未能得到制度性解决。而就财政工作的内在规律而言，财税法作为调整财政收入、支出及管理等行为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它直接关系到经济资源在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之间，在国家、企业和个人之间，在社会再生产各个环节之间的配置；关系到经济利益在各地区、各部门、各行业、各“私人经济个体”（包括企业、家庭和个人）间的再分配；关系到经济的发展（如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经济周期的调整）、社会的稳定（如地区差距、城乡差别、贫富分化的调节）和国家政权的维护（如政府管理和公共服务支出的确保）。其涉及面之广、影响力之大、矛盾集中度之深，是任何其他法律制度的变革所无法比拟的。因此，财税体制改革与财税法制建设，无论是中央与地方间事权、财权、财力的划分，税种的兴废、主体税种（税制结构）的选择、税率高低及结构的确定，还是具体税收征纳制度、国债发行制度、预算收支制度、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出口退税制度、农村费税制度的改革，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业，都涉及到全国范围内方方面面利益的调整，都是在多方面“作战”，必须慎之又慎，统筹兼顾、全面考量、整体设计。否则，就有可能激化矛盾，影响社会安定，阻碍经济发展。也正是因为我们的财税体制改革与财税法制建设还面临着如此众多而又盘根错节的问题，故我们称之为“启动新一轮的财税体制改革和财税法制变革”以期全盘规划，也诚不为过。
二、财税体制改革与财税法制建设应贯彻“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建立和健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公共财政管理体制
“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的一切工作要以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为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出发点、着力点与归宿点，使人民的生活品质得到更快的提高，实现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反观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财政发展的历程，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的财政本质上是生产性财政、建设性财政，政企不分、政府包办经济是其特色。改革开放以后，由于片面地理解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政策方针，我们政府的工作、我们财政预算支出的着力点，不是提供好公共服务、加强社会管理、搞好社会保障，以此为经济个体的经济运行营造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社会环境和法律制度环境，而是继续“越位”热衷于经济建设，忙于上项目，搞达标工程、形象工程，没能真正从行动上把财政的“一要吃饭二才是建设”的位置摆正。如此一来，建设性财政连年超支，经常性财政也入不敷出，其必然结果是：盲目建设、重复建设盛行，资源浪费、贪污受贿现象严重，政务支出、教科文卫等公共支出严重不足，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功能受到严重的冲击、扭曲和束缚。在税制建设方面，直接作用于生产流转过程的流转税比重过大（超过70%），而调节收入差异、平衡社会财富的所得税、财产税则明显不足（不足30%）。由于财政（税收）收入主要来源于生产流转领域，所以各级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的视点，更多地是关注当地经济“盘子”的大小，关注的是辖区内企业数量的多寡，而对纳税人尤其是个人纳税人的服务则明显不足，个人的公共服务需求受到漠视。为经济而经济，国家财政职能、政府服务职能与市场功能严重错位，一方面妨碍了市场对资源基础性配置作用的充分发挥，妨碍了正常的私人经济秩序的形成，另一方面也漠视了人本身的最切身需要，忽视了贫富差别的调节，忽视了社会与经济的同步、协调发展，致使人民群众从改革开放中得到的实益与我国GDP的快速增长很不相称，也造成了国土资源、环境资源、财政资源的巨大浪费与社会矛盾的尖锐化。因此，这种状况必须通过颁布《财政收支基本法》、修改《预算法》、完善税法税制，建立、健全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目的、以经常性支出为主的公共财政体制予以改变。
三、财税体制改革与财税法制建设应以立法为主导，并与行政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配套实施
这既是“依法治国”的逻辑必然，也是从根本上解决我国一系列深层次的财税问题的必由之路。财政本质上是公共经济、政府经济，财政工作、财税法制实践实质上是政府“公权力”全面介入“私人经济个体”的经济生活，它对私人经济的交易秩序、对私人的经济福利影响非常巨大。（在许多OECD国家，如澳大利亚、加拿大、德国、希腊、冰岛、瑞典、土耳其、美国等，其政府支出（财政支出）要占到GDP的40％、50％以上。在我国2003年，国内生产总值（GDP）为116694亿元，而全国财政收入达到21691亿元（不含债务收入），财政支出24607亿元，财政收入占GDP的19％，财政支出占GDP的21％。如果加上预算外资金等收支则占GDP比重当在30％以上。此说明财政活动对私人经济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它意味着“私人”劳动成果的1/3以上要无偿转移为财政资金，此亦说明对私人财产权的保护不仅是民法的任务、刑法的任务，在很大程度上更是税法的任务、财政法的任务。资料来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编著、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译：《比较预算》，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第1版，第13页。《中国200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关于2003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及2004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新华网：http：／／wwwqianlongcom／2004022700：55：55.）
正因为如此，西方现代社会的过程、西方社会“税收法定主义”的确立过程实际上是与“民主财政”、“法治财政”相伴而行的。人们通过“契约”（立法），以对个人财产权的让渡（纳税）换取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因之，政府的存在不是为其自身的存在而存在，而是为纳税人服务、为增进纳税人福利而存在。这种观念深入人心，其逻辑的结果就是政府的事权、政府的支出范围要依人民的公共需要而定，政府的收入要经由纳税人（或其代表）的同意始可征收，而其“同意”的方式即是立法机构的立法。因此，现代西方市场经济国家，无论是成文法国家，还是判例法国家，在事关财政收入、支出及相关管理事项上，无一不是以法律定之；在关涉纳税人基本财产权的财政、税收的重大事项上更是在宪法中作出明确规定。反观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里，无论是80年代的财政“大包干”体制的确立和两步“利改税”的推行，还是1994年的“分税制”财政体制和全面工商税制改革，都是在行政主导下，主要是以国务院的《条例》（或《暂行条例》），甚至是以《通知》、《决定》等政策文件形式下发实施的。据笔者初步统计，迄今为止国家立法机关通过的财政、税收方面的法律和决定只有20多件（其中正式的法律仅8部（这8部法律是《预算法》、《会计法》、《注册会计师法》、《政府采购法》、《税收征收管理法》、《个人所得税法》、《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以及1958年6月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96次会议通过的《农业税条例》。）），25种税只有3部税种税法（其中《农业税条例》还是50年代通过的）。而国务院制定的财税法规与法规性文件有200多件，财政部、税务总局等制定的财税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更多达3000多件，此外还有为数众多的地方性财税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其结果是财政法律体系不健全、财税法律制度总体立法层次不高、透明度差、法律规定之间矛盾冲突之处甚多，由此而带来财税法律权威性差，财税法纪松弛，税外收费、乱收税（费）现象非常严重，财政资金随意流用、浪费惊人等弊病。这种行政主导下的财税体制改革与财税法律的制度建设，80年代虽曾有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空白授权（其后又经《立法法》再次确认），（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8条之（八）和第9条的规定。）能收方便快捷之效，但其弊病也非常明显，突出表现在政府尤其是财政、税务部门的权力过于集中（集财税立法、执法、用财、监督于一身），缺乏严格、公正、民主的立法程序，缺少民主监督与权威法律保障，极易产生权力膨胀、权力寻租、财败，诸多政府高官的腐败问题也多与其能随意掌控政府财政、财力有关。而另一方面，由于缺乏行政体制、政治体制的配套改革，各级政府、政府各部门的财权与事权不相称、财力与服务不对应，精心设计规划的财税改革措施因此有不少未能如期出台，有的即使强力推行也业绩不佳。如“分税制”财政体制、如农村税费制度改革、如出口退税制度的实施等都曾出现过强烈反弹，显然表明在财税改革问题上，没有行政体制、政治体制的配套改革，没有各级政府、政府各部门间事权、财权、财力的明确划分，不通过高位阶的立法如《财政收支基本法》、《财政支出管理法》、《税收基本法》等从制度上予以保障，是很难理顺中央与地方、理顺国家、企业、个人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的。
四、财税体制改革与财税法制建设应突出重点，量力而行，积极稳妥地分步实施
财税问题盘根错节，财税体制的改革与财税法制的变革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利益再调整，它与国家经济的发展、社会政治的稳定、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都有直接关联，所以应当统筹兼顾、全面规划设计，但在具体实施步骤上则必须突出重点、量力而行、分步实施，以尽量减轻对整个社会带来的震荡。
所谓“突出重点”，是指在众多的财税问题中，应抓住最主要的环节，着力解决我国目前经济社会发展中最为突出的财税矛盾，着力解决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最突出的财税问题。前者如财政分税制立法的完善（即《财政收支基本法》的制定）、《预算法》的修改、增值税制的转型（由生产型增值税向消费型增值税转变）、出口退税机制的完善、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法的统一、产权市场、资本市场税制的改革（证券交易税、信托税制等）、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的确立，后者如《个人所得税法》的修改、社会保障税制的建立、财产税制的完善、农村费税制度的综合改革等，都是目前应当特别予以关切的财税法制问题。所谓“量力而行”，是指要把握好财税体制改革与财税法制变革的力度，把改革的力度和各方面（包括国家财力、企业和个人承受能力）所能承受的程度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国家的财税宏观调节保持在合理的“度”的范围之内，避免对经济、社会、政治和居民个人产生剧烈的冲击。所谓“分步实施”，是指要切实把握好各个具体财税制度变革措施的出台背景、时机，分轻重、别缓急、讲程序，有条不紊地渐进改革。
总之，突出重点，强调的是财税改革与发展的必要性、迫切性，量力而行关注的是财税改革的现实可行性，而分步实施则强调对改革时机的把握。这一理念归根到底是要我们把财税体制改革与财税法制建设的必要性与现实可行性有机地结合起来，适时、适度地加以改革，而不能在目前经济快速发展（同时也是极其脆弱）的阶段，再推行一揽子的整体改革，否则，将会给整个社会带来巨大的震动。因此，我们的财税改革必须是整体设计，但应分步实施，作“有进有退”、“有增有减”地渐进式改革。
五、财税体制改革与财税法制建设既要面向国际，但更要立足于中国国情，要实现科学性、缜密性与现实的可操作性的有机结合
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
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金融一体化、制度趋同化的进程加快。伴随着科技的发展、互连网的广泛使用、交通业的日益发达，现今社会的人才、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越来越易，也越来越频繁。国际税收竞争、公共服务品质好坏的竞争的客观存在，迫使我们在有关财税体制改革与财税法制建设方面不能不面向国际，广泛借鉴和吸取他人财税体制改革与财税法制建设方面的成功经验，以使我国的财税体制与制度符合世贸组织的要求，符合国际惯例的要求，符合对外开放、参与国际经济竞争的要求。同时，我们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们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是在经济加速转轨，制度亟待转型，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地区发展等方面都极不平衡的情况下进行财税体制改革与财税法制建设，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尤其农民众多）、资源贫乏、财税法治观念淡薄与文化素质的落后是我国的特色。在此众多的约束条件之下，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供照搬和移植。正如上世纪中叶公共行政大师罗伯特？达尔在《行政学的三个问题》中所说：“从某一个国家的行政环境归纳出来的概论，不能立刻予以普遍化，或被应用到另一个不同环境的行政管理上去。一个理论是否适用于另一个不同的场合，必须把那个特殊场合加以研究以后才可以判定”。（转引自［美］艾伦？鲁宾著：《公共预算中的政治：收入与支出，借贷与平衡》（第四版）之《译丛》总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10月第1版。）
财税法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全面统筹、协调发展、中国财税法学、理论创新
一、科学发展观的内涵与要求
（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与内涵
发展观，是对发展的本质、发展的规律、发展的动力、发展的目的和发展的标识等问题的基本观点与基本态度。[1]发展观作为意识形态，其正确与否，对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可以说，发展观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决定了一个国家在发展问题上所采取的基本策略与基本方针。我们党历来重视发展观问题，也在不断探索科学的发展观，但一直没有将之明确表述出来。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新的、科学的发展观，这就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是在充分估量当今世界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趋势的基础上，进一步从理论高度对发展的内涵进行的科学凝练，抓住了发展问题的关键和要害，揭示了发展的核心和实质，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战略意义。
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就是“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全面发展”就是要谋求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发展，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全面发展，经济、社会、自然和人的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就是要谋求经济、政治、文化相互协作、相互推动，国际间、区域间人口资源环境相互配合、相互影响，形成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速度适宜和效益兼顾的社会良性发展形态。“可持续发展”就是要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到重要位置，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发展的良性循环。因此，科学发展观体现了当代共产党人的崭新发展理念，具有十分丰富而深刻的内涵。
（二）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
科学发展观为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层次的要求，概括说来，新的发展观所提出的基本要求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1.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必须是以人为本的发展观，人的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本质，人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终极目的，人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人的发展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4]坚持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基本取向和核心理念，是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表明我们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2.全面统筹、协调发展。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必须对重大社会关系进行全面统筹、协调发展。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要对重大社会关系进行“五个统筹”：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其核心是“统筹”，充分体现了完善之意。这“五个统筹”构成了科学发展观的第二个基本要求。要科学地把握、正确地认识、全面地理解“发展”的内涵，就要做到“五个统筹”。“五个统筹”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强有力的体制保障，是一种新的发展观，它不仅是对客观世界最真实的认识，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在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以及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中，要特别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是解决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程度的基础性工作。
二、科学发展观对中国财税法理论创新的指导
（一）中国财税法理论研究之现状
中国财税法研究在老一辈以及新兴一代财税法学者的不懈努力下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中国财税法学的理论体系基本上已经建立起来，[7]其基本范畴体系也已经提出并对某些核心范畴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8]在具体制度研究方面，也具有诸多建树。从中国财税法学近些年来出版的学术著作、发表的学术论文以及召开的学术研讨会来看，[9]可以说，中国财税法学已经初步显示出了蓬勃发展的新气象。
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必须看到中国财税法学发展所面临的问题与严峻挑战。从数量上来看，中国财税法学研究的确给人一种欣欣向荣的印象，但从质量上来看，就不是那么令人乐观了。中国财税法学界仍有一大批文章是照搬照抄经济学界的研究成果，其文章与其说是法学论文，不如说是财政税收学的论文，但作为财政税收学论文又明显感到理论层次不够，达不到经济学论文的水准。中国财税法学界的研究大多是应时之作，能够对中国财税法学的发展进行高瞻远瞩论述的论文仍是凤毛麟角。关注财税法具体制度建设的论文很多，但真正具有财税法理论味道并能够窥探中国财税法理论之精髓的论文数量仍然不多。中国财税法学的发展正面临一个巨大的转折点，找准方向并勇敢地迈出这一步，中国财税法学的发展与繁荣就是指日可待的事情，如果选错方向，中国财税法学只能在表面的繁荣景象下原地徘徊。在我们已经迈入新世纪征途上的时候，中共中央所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理论给中国财税法学的发展指明了新的发展方向。
（二）科学发展观对中国财税法理论创新的启示
科学发展观是指导社会发展的哲学，也是指导社会科学发展的哲学。把握了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并以此作为学科发展的指导方针，定会对学科的发展繁荣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中国财税法学发展到今天正需要一个科学的发展观的指导。
在当今知识经济时代，创新是事物发展的必然选择。中国财税法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一门尚不成熟的学科，其发展更离不开创新。科学发展观对于中国财税法学的理论创新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1.以人为本对中国财税法研究的启示
科学发展观贯彻以人为本的思想，财税法学的发展也应当强调以人为本。现代国家从获取财政收入的角度来看都是税收国家，税收是联系现代国家与人民之间关系的纽带。税收是国家得以存在并能够履行其提供公共物品职能的必要条件，税收也是现代国家的人民得以享有政治权利并获得国家提供的公共物品的必要条件。现代财税法作为规范财税关系的法律，其本质既是国家获得财政收入之法，又是纳税人权利保护之法。而现代国家的纳税人与公民的范围是大体相当的。因此，财税法学贯彻以人（纳税人）为本的思想是顺理成章的。
中国财税法学的二十年发展历程实际上也体现了对以人为本思想的重视与追求，从“税收权力关系说”到“税收债务关系说”从某种意义就是财税法学发展从以国（国库）为本向以人为本思想的转变。但中国财税法学从整理上来讲，以人为本的思想尚未真正全面贯彻。中国财税法研究仍然是以国家的税收权利为核心，仍然以保证纳税人依法纳税为重点，对于如何依法制约国家课税权的滥用，如何更好的保障纳税人当家作主的权利，仍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特别是中国财税法的以人为本主要是以现代城市人为本，而没有将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人口纳入财税法学研究的核心领域之中。由此，农民的众多财税法问题也就没有得到学界的重视，比如我国长期工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所造成的农民收益向工业领域转移的问题，农民收入低于城市职工，却要负担高于城市职工的类似个人所得税的农业税等等。这些问题更是我国社会所面临的具有“本土性”的财税法问题，也是我国财税法学能够为世界财税法学贡献一份特殊知识的领域。坚持以人为本，可以使得我国财税法研究的视野更加开阔，也能够使得我国财税法研究更好地把握中国的核心问题。
2.全面统筹、协调发展对中国财税法研究的启示
科学发展观要求社会经济发展要全面统筹、协调发展，这种发展观对中国财税法学的研究和发展也是具有重大指导意义的。
中国财税法学近些年来的研究虽然有重大突破，也初步显示出欣欣向荣的景象，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也呈现出零散化、个体化和孤立化的倾向。中国财税法的研究往往体现在一个一个问题的突破，一个一个制度的研究，非常零散，问题与问题之间的内在联系，制度与制度之间的逻辑结构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所以给人的感觉就是就问题研究问题，就个案研究个案，没有从整理性、逻辑性和系统性的角度来审视财税法所要研究的问题，没有将财税法学的概念、范畴、理论形成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全面统筹、协调发展的发展观正好为中国财税法学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全面统筹要求财税法学研究必须把基础理论研究与具体制度研究结合起来，必须把财税法学的长远问题研究与当前问题研究结合起来，必须把国外财税法学研究成果与我国的现实国情结合起来，必须把财税法学理论引进与理论创新结合起来，必须把财税法学研究与相关部门法的研究以及相关社会科学的研究结合起来。以上这些财税法学研究的方方面面都需要一个宏观的、长远的全面统筹和协调规划的发展观的指导。唯其如此，中国财税法学才能走上健康的发展道路，才能走上通向光明的发展道路。
（三）在科学发展观下创新中国财税法理论的思路
科学发展观属于哲学层次的问题，它对各门学科的发展都具有指导作用，对于中国财税法学来讲，必须将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具体化为财税法学理论创新的思路，否则，谈论这种科学发展观的指导就有空谈之嫌。
1.创新中国财税法学研究方法
方法是指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式、途径、手段和规则的总和。古人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没有科学的方法，就不可能形成科学的学科，没有方法论的创新，就不可能有学科发展的突破。
财税法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整个财税法学的学科体系仍处于不断完善之中，许多基础理论问题尚处于空白，许多具体制度问题尚待进一步研究。财税法学的学科建构需要财税法学界所有同仁的共同努力，而在这一学科建构的过程中，方法论的建构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科学史上的大量史实证明，任何规律的揭示、理论的创造都得益于恰当方法的运用，没有方法的科学运用和创造，就没有科学的进步。
加快财税法学研究的步伐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财税法学的方法论问题，财税法学方法论研究的广度与深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财税法学研究的广度与深度。没有财税法学方法论上的突破与创新，就很难有财税法学研究的突破与创新。没有财税法学方法论的发展与成熟，就很难有财税法学学科体系的发展与成熟。[10]
近些年来，中国财税法学引进了很多先进的财税法学理论和著作，德国、日本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著名财税法学著作的大量引进大大拓展了我国财税法学研究的视野，这些财税法学著作给我们的最大启示莫过于方法论上的启示。[11]从宪法、行政法和民法角度研究财税法，结合判例研究财税法，从历史学、社会学和经济学角度研究财税法，从法认识论和法实践论相结合的角度来研究财税法等等，这些研究方法逐渐在我国财税法学的研究中运用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我们认为，在财税法学研究中，特别有价值的研究方法包括经济分析法、政策分析法、系统分析法、社会分析法、个案分析法、规范分析法、实证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和历史分析法等。在财税法学研究中，既需要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特点分别运用某种方法，更需要多种方法的交叉和综合运用，以期更全面地把握被研究对象。
2.构建中国财税法学的范畴体系
财税法范畴是指概括和反映财税法现象本质属性和普遍联系的基本概念。它是人们在认识财税法现象的过程中概括和总结出来的一些定型化的概念和术语。范畴是理论思维的工具和基本形式，是理论形成和发展的标志，是构造科学理论的基本单元，是学科和理论的标志，是学科和理论发展的动力。范畴的研究对于一门学科的发展和成熟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根据财税法范畴概括和反映财税法现象的深度和广度，可以把财税法范畴分为一般范畴、基本范畴和核心范畴。财税法的核心范畴、基本范畴和一般范畴构成了财税法的范畴体系。[12]
有了完整的财税法范畴体系，进行财税法研究才能高瞻远瞩、统筹规划、全面协调。至于我国财税法学的核心范畴是什么？有哪些基本范畴？有哪些一般范畴？这些问题需要中国财税法学在发展、创新中不断探索，最终形成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财税法学范畴体系。
3.转换中国财税法学的研究范式
范式（paradigm）这一概念是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最早提出来的，是库恩历史主义科学哲学的核心。库恩所说的“范式”是指科学共同体的共有信念。[13]研究范式是在某一学科领域内进行科学研究的包括规律、理论、标准和方法等在内的一整套理念和信念。它是某一领域的科学共同体在长期的研究实践中逐渐形成的，是这一领域中的研究人员进行科学研究的模式与框架，对这一领域的科学研究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意义上的指导作用。
在财政法学领域存在两种研究范式：国家分配论范式和公共财政论范式。在税法学领域中也存在两种研究范式：权力本位范式和权利本位范式。目前中国财税法学界正在进行着从前者向后者的转化。两种研究范式在财税法学中分别体现为两种学说：税收权力关系说和税收债务关系说。税收债务关系说的提出及其发展与完善直接导致了税法学研究范式的转换。
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一致以来处于低水平研究和封闭研究的状态之中，研究力量分散，没有形成一个团队精神和财税法学术共同体。研究人员大多缺乏财税法学的学科意识和创新意识，没有意识到财税法学可以作为一门独立的法学分支学科而存在，没有意识到财税法学可以有自己独立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理念和研究框架，没有对传统财税法学研究予以批判性的审视并进行大胆的创新与改造。归根到底，就是缺乏财税法学研究的范式意识，没有意识到财税法学研究中进行范式转换的革命性意义。
财税法学研究范式的转换在理论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财税法学研究范式的转换带来了财税法学的革命与财税法学的重生。现代民主法治国家中的财税法学是建立在公共财政学说和税收债务关系说的基础之上的，公共财政学说和税收债务关系说是现代财税法学理论体系建立的根基，是现代财税法学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没有公共财政学说和税收债务关系说就不可能有现代的财税法学，甚至根本就不会产生一个独立的财税法学。[14]
中国财税法学已经有不少学者在推动着这种研究范式的转换，但仍然遇到了不少的阻力，将来中国财税法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能否沿着学界的这种研究范式转换的道路走下去。
4.拓展中国财税法学的理论空间
在完成了创新中国财税法学研究方法，构建中国财税法学的范畴体系，转换中国财税法学的研究范式等基础性和前提性的工作之后，所要进行的就是拓展中国财税法学的理论空间。
中国财税法学的空白之地仍然很多，财税立宪、财税民主、财税法的基本原则、财税法的主体理论、行为理论、责任理论、救济理论等等仍然需要我们去深入研究，在研究方法、范畴体系和研究范式的基础之上去拓展这些领域必然能够统揽大局、推陈出新，迅速攻克财税法学上的一个个难题。
5.加快中国财税法学的制度建设
中国财税法学面临一个良好的发展契机：中国财税法治建设正在中华大地上如火如荼地进行。理论发展的源泉在于实践的推动，恩格斯的那句名言至今仍在我们耳边回响——“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当然，中国财税法学要想获得巨大的发展也必须关注实践，必须能够回答实践中提出的问题，必须能够给实践以理论指导。
中国财税法学在进行理论研究的同时必须对财税法治建设问题进行研究，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法的合并、个人所得税法由分类所得税制向分类综合所得税制的转换、增值税由生产型向消费型的转化、农业税的改革、城乡二元税制的统一、遗产税的开征、税收基本法的制定、税务法庭的设立等等，都是需要中国财税法学界予以关注和研究的问题。
财税法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全面统筹协调发展中国财税法学理论创新
【正文】
一、科学发展观的内涵与要求
（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与内涵
发展观，是对发展的本质、发展的规律、发展的动力、发展的目的和发展的标识等问题的基本观点与基本态度。发展观作为意识形态，其正确与否，对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可以说，发展观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决定了一个国家在发展问题上所采取的基本策略与基本方针。我们党历来重视发展观问题，也在不断探索科学的发展观，但一直没有将之明确表述出来。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新的、科学的发展观，这就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是在充分估量当今世界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趋势的基础上，进一步从理论高度对发展的内涵进行的科学凝练，抓住了发展问题的关键和要害，揭示了发展的核心和实质，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战略意义。
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就是“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全面发展”就是要谋求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发展，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全面发展，经济、社会、自然和人的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就是要谋求经济、政治、文化相互协作、相互推动，国际间、区域间人口资源环境相互配合、相互影响，形成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速度适宜和效益兼顾的社会良性发展形态。“可持续发展”就是要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到重要位置，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发展的良性循环。因此，科学发展观体现了当代共产党人的崭新发展理念，具有十分丰富而深刻的内涵。
（二）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
科学发展观为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层次的要求，概括说来，新的发展观所提出的基本要求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1.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必须是以人为本的发展观，人的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本质，人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终极目的，人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人的发展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坚持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基本取向和核心理念，是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表明我们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2.全面统筹、协调发展。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必须对重大社会关系进行全面统筹、协调发展。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要对重大社会关系进行“五个统筹”：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其核心是“统筹”，充分体现了完善之意。这“五个统筹”构成了科学发展观的第二个基本要求。要科学地把握、正确地认识、全面地理解“发展”的内涵，就要做到“五个统筹”。“五个统筹”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强有力的体制保障，是一种新的发展观，它不仅是对客观世界最真实的认识，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在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以及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中，要特别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是解决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程度的基础性工作。
二、科学发展观对中国财税法理论创新的指导
（一）中国财税法理论研究之现状
中国财税法研究在老一辈以及新兴一代财税法学者的不懈努力下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中国财税法学的理论体系基本上已经建立起来，其基本范畴体系也已经提出并对某些核心范畴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在具体制度研究方面，也具有诸多建树。从中国财税法学近些年来出版的学术著作、发表的学术论文以及召开的学术研讨会来看，可以说，中国财税法学已经初步显示出了蓬勃发展的新气象。
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必须看到中国财税法学发展所面临的问题与严峻挑战。从数量上来看，中国财税法学研究的确给人一种欣欣向荣的印象，但从质量上来看，就不是那么令人乐观了。中国财税法学界仍有一大批文章是照搬照抄经济学界的研究成果，其文章与其说是法学论文，不如说是财政税收学的论文，但作为财政税收学论文又明显感到理论层次不够，达不到经济学论文的水准。中国财税法学界的研究大多是应时之作，能够对中国财税法学的发展进行高瞻远瞩论述的论文仍是凤毛麟角。关注财税法具体制度建设的论文很多，但真正具有财税法理论味道并能够窥探中国财税法理论之精髓的论文数量仍然不多。中国财税法学的发展正面临一个巨大的转折点，找准方向并勇敢地迈出这一步，中国财税法学的发展与繁荣就是指日可待的事情，如果选错方向，中国财税法学只能在表面的繁荣景象下原地徘徊。在我们已经迈入新世纪征途上的时候，中共中央所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理论给中国财税法学的发展指明了新的发展方向。
（二）科学发展观对中国财税法理论创新的启示
科学发展观是指导社会发展的哲学，也是指导社会科学发展的哲学。把握了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并以此作为学科发展的指导方针，定会对学科的发展繁荣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中国财税法学发展到今天正需要一个科学的发展观的指导。
在当今知识经济时代，创新是事物发展的必然选择。中国财税法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一门尚不成熟的学科，其发展更离不开创新。科学发展观对于中国财税法学的理论创新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1.以人为本对中国财税法研究的启示
科学发展观贯彻以人为本的思想，财税法学的发展也应当强调以人为本。现代国家从获取财政收入的角度来看都是税收国家，税收是联系现代国家与人民之间关系的纽带。税收是国家得以存在并能够履行其提供公共物品职能的必要条件，税收也是现代国家的人民得以享有政治权利并获得国家提供的公共物品的必要条件。现代财税法作为规范财税关系的法律，其本质既是国家获得财政收入之法，又是纳税人权利保护之法。而现代国家的纳税人与公民的范围是大体相当的。因此，财税法学贯彻以人（纳税人）为本的思想是顺理成章的。
中国财税法学的二十年发展历程实际上也体现了对以人为本思想的重视与追求，从“税收权力关系说”到“税收债务关系说”从某种意义就是财税法学发展从以国（国库）为本向以人为本思想的转变。但中国财税法学从整理上来讲，以人为本的思想尚未真正全面贯彻。中国财税法研究仍然是以国家的税收权利为核心，仍然以保证纳税人依法纳税为重点，对于如何依法制约国家课税权的滥用，如何更好的保障纳税人当家作主的权利，仍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特别是中国财税法的以人为本主要是以现代城市人为本，而没有将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人口纳入财税法学研究的核心领域之中。由此，农民的众多财税法问题也就没有得到学界的重视，比如我国长期工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所造成的农民收益向工业领域转移的问题，农民收入低于城市职工，却要负担高于城市职工的类似个人所得税的农业税等等。这些问题更是我国社会所面临的具有“本土性”的财税法问题，也是我国财税法学能够为世界财税法学贡献一份特殊知识的领域。坚持以人为本，可以使得我国财税法研究的视野更加开阔，也能够使得我国财税法研究更好地把握中国的核心问题。
2.全面统筹、协调发展对中国财税法研究的启示
科学发展观要求社会经济发展要全面统筹、协调发展，这种发展观对中国财税法学的研究和发展也是具有重大指导意义的。
中国财税法学近些年来的研究虽然有重大突破，也初步显示出欣欣向荣的景象，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也呈现出零散化、个体化和孤立化的倾向。中国财税法的研究往往体现在一个一个问题的突破，一个一个制度的研究，非常零散，问题与问题之间的内在联系，制度与制度之间的逻辑结构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所以给人的感觉就是就问题研究问题，就个案研究个案，没有从整理性、逻辑性和系统性的角度来审视财税法所要研究的问题，没有将财税法学的概念、范畴、理论形成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全面统筹、协调发展的发展观正好为中国财税法学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全面统筹要求财税法学研究必须把基础理论研究与具体制度研究结合起来，必须把财税法学的长远问题研究与当前问题研究结合起来，必须把国外财税法学研究成果与我国的现实国情结合起来，必须把财税法学理论引进与理论创新结合起来，必须把财税法学研究与相关部门法的研究以及相关社会科学的研究结合起来。以上这些财税法学研究的方方面面都需要一个宏观的、长远的全面统筹和协调规划的发展观的指导。唯其如此，中国财税法学才能走上健康的发展道路，才能走上通向光明的发展道路。
（三）在科学发展观下创新中国财税法理论的思路
科学发展观属于哲学层次的问题，它对各门学科的发展都具有指导作用，对于中国财税法学来讲，必须将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具体化为财税法学理论创新的思路，否则，谈论这种科学发展观的指导就有空谈之嫌。
1.创新中国财税法学研究方法
方法是指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式、途径、手段和规则的总和。古人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没有科学的方法，就不可能形成科学的学科，没有方法论的创新，就不可能有学科发展的突破。
财税法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整个财税法学的学科体系仍处于不断完善之中，许多基础理论问题尚处于空白，许多具体制度问题尚待进一步研究。财税法学的学科建构需要财税法学界所有同仁的共同努力，而在这一学科建构的过程中，方法论的建构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科学史上的大量史实证明，任何规律的揭示、理论的创造都得益于恰当方法的运用，没有方法的科学运用和创造，就没有科学的进步。
加快财税法学研究的步伐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财税法学的方法论问题，财税法学方法论研究的广度与深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财税法学研究的广度与深度。没有财税法学方法论上的突破与创新，就很难有财税法学研究的突破与创新。没有财税法学方法论的发展与成熟，就很难有财税法学学科体系的发展与成熟。
近些年来，中国财税法学引进了很多先进的财税法学理论和著作，德国、日本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著名财税法学著作的大量引进大大拓展了我国财税法学研究的视野，这些财税法学著作给我们的最大启示莫过于方法论上的启示。从宪法、行政法和民法角度研究财税法，结合判例研究财税法，从历史学、社会学和经济学角度研究财税法，从法认识论和法实践论相结合的角度来研究财税法等等，这些研究方法逐渐在我国财税法学的研究中运用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我们认为，在财税法学研究中，特别有价值的研究方法包括经济分析法、政策分析法、系统分析法、社会分析法、个案分析法、规范分析法、实证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和历史分析法等。在财税法学研究中，既需要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特点分别运用某种方法，更需要多种方法的交叉和综合运用，以期更全面地把握被研究对象。
2.构建中国财税法学的范畴体系
财税法范畴是指概括和反映财税法现象本质属性和普遍联系的基本概念。它是人们在认识财税法现象的过程中概括和总结出来的一些定型化的概念和术语。范畴是理论思维的工具和基本形式，是理论形成和发展的标志，是构造科学理论的基本单元，是学科和理论的标志，是学科和理论发展的动力。范畴的研究对于一门学科的发展和成熟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根据财税法范畴概括和反映财税法现象的深度和广度，可以把财税法范畴分为一般范畴、基本范畴和核心范畴。财税法的核心范畴、基本范畴和一般范畴构成了财税法的范畴体系。
有了完整的财税法范畴体系，进行财税法研究才能高瞻远瞩、统筹规划、全面协调。至于我国财税法学的核心范畴是什么？有哪些基本范畴？有哪些一般范畴？这些问题需要中国财税法学在发展、创新中不断探索，最终形成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财税法学范畴体系。
3.转换中国财税法学的研究范式
范式（paradigm）这一概念是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最早提出来的，是库恩历史主义科学哲学的核心。库恩所说的“范式”是指科学共同体的共有信念。研究范式是在某一学科领域内进行科学研究的包括规律、理论、标准和方法等在内的一整套理念和信念。它是某一领域的科学共同体在长期的研究实践中逐渐形成的，是这一领域中的研究人员进行科学研究的模式与框架，对这一领域的科学研究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意义上的指导作用。
在财政法学领域存在两种研究范式：国家分配论范式和公共财政论范式。在税法学领域中也存在两种研究范式：权力本位范式和权利本位范式。目前中国财税法学界正在进行着从前者向后者的转化。两种研究范式在财税法学中分别体现为两种学说：税收权力关系说和税收债务关系说。税收债务关系说的提出及其发展与完善直接导致了税法学研究范式的转换。
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一致以来处于低水平研究和封闭研究的状态之中，研究力量分散，没有形成一个团队精神和财税法学术共同体。研究人员大多缺乏财税法学的学科意识和创新意识，没有意识到财税法学可以作为一门独立的法学分支学科而存在，没有意识到财税法学可以有自己独立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理念和研究框架，没有对传统财税法学研究予以批判性的审视并进行大胆的创新与改造。归根到底，就是缺乏财税法学研究的范式意识，没有意识到财税法学研究中进行范式转换的革命性意义。
财税法学研究范式的转换在理论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财税法学研究范式的转换带来了财税法学的革命与财税法学的重生。现代民主法治国家中的财税法学是建立在公共财政学说和税收债务关系说的基础之上的，公共财政学说和税收债务关系说是现代财税法学理论体系建立的根基，是现代财税法学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没有公共财政学说和税收债务关系说就不可能有现代的财税法学，甚至根本就不会产生一个独立的财税法学。
中国财税法学已经有不少学者在推动着这种研究范式的转换，但仍然遇到了不少的阻力，将来中国财税法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能否沿着学界的这种研究范式转换的道路走下去。
4.拓展中国财税法学的理论空间
在完成了创新中国财税法学研究方法，构建中国财税法学的范畴体系，转换中国财税法学的研究范式等基础性和前提性的工作之后，所要进行的就是拓展中国财税法学的理论空间。
中国财税法学的空白之地仍然很多，财税立宪、财税民主、财税法的基本原则、财税法的主体理论、行为理论、责任理论、救济理论等等仍然需要我们去深入研究，在研究方法、范畴体系和研究范式的基础之上去拓展这些领域必然能够统揽大局、推陈出新，迅速攻克财税法学上的一个个难题。
5.加快中国财税法学的制度建设
中国财税法学面临一个良好的发展契机：中国财税法治建设正在中华大地上如火如荼地进行。理论发展的源泉在于实践的推动，恩格斯的那句名言至今仍在我们耳边回响——“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当然，中国财税法学要想获得巨大的发展也必须关注实践，必须能够回答实践中提出的问题，必须能够给实践以理论指导。
中国财税法学在进行理论研究的同时必须对财税法治建设问题进行研究，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法的合并、个人所得税法由分类所得税制向分类综合所得税制的转换、增值税由生产型向消费型的转化、农业税的改革、城乡二元税制的统一、遗产税的开征、税收基本法的制定、税务法庭的设立等等，都是需要中国财税法学界予以关注和研究的问题。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无疑是一股春风，它给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希望的同时，也给包括中国财税法学在内的各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带来了希望。相信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在中国财税法学界全体同仁的不懈努力下，必将在不远的明天迎来中国财税法学发展繁荣的春天。
【注释】
[1]参见刘福垣：《坚持以人为本树立科学的发展观》，载《党建》2003年第12期。
[2]参见朱正昌：《坚持科学发展观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载《东岳论丛》2004年第1期。
[3]参见朱正昌：《坚持科学发展观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载《东岳论丛》2004年第1期。
[4]参见刘福垣：《坚持以人为本树立科学的发展观》，载《党建》2003年第12期。
[5]参见朱正昌：《坚持科学发展观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载《东岳论丛》2004年第1期。
[6]参见冯之浚：《树立科学发展观实现可持续发展》，载《中国软科学》2004年第1期。
[7]具有代表性的财税法学理论体系可以参见张守文：《税法原理》（第3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刘剑文主编：《财税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8]参见翟继光：《论我国税法的核心范畴与基本范畴》，载韦苏文、陆桂生主编：《世纪论坛》，中国社会出版社2003年版。
[9]中国财税法学界的近期动态可以参考中国财税法网（/）的相关报道。
[10]参见翟继光：《经济法学方法论论纲》，载《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翟继光：《税法学方法论》，载中国财税法网（/）2004年3月16日。
[11]参见翟继光：《独具特质的“北野税法学”》，载刘剑文主编：《财税法论丛》第2卷，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12]参见翟继光：《论我国税法的核心范畴与基本范畴》，载韦苏文、陆桂生主编：《世纪论坛》，中国社会出版社2003年版。
[13]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光盘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2年版，“库恩”辞条。
财税法论文范文第8篇
【要害词】科学发展观全面统筹协调发展中国财税法学理论创新
【正文】
一、科学发展观的内涵与要求
（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与内涵
发展观，是对发展的本质、发展的规律、发展的动力、发展的目的和发展的标识等问题的基本观点与基本态度。[1]发展观作为意识形态，其正确与否，对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可以说，发展观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决定了一个国家在发展问题上所采取的基本策略与基本方针。我们党历来重视发展观问题，也在不断探索科学的发展观，但一直没有将之明确表述出来。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新的、科学的发展观，这就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是在充分估量当今世界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趋势的基础上，进一步从理论高度对发展的内涵进行的科学凝练，抓住了发展问题的要害和要害，揭示了发展的核心和实质，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战略意义。[2]
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就是“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全面发展”就是要谋求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发展，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全面发展，经济、社会、自然和人的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就是要谋求经济、政治、文化相互协作、相互推动，国际间、区域间人口资源环境相互配合、相互影响，形成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速度适宜和效益兼顾的社会良性发展形态。“可持续发展”就是要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到重要位置，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发展的良性循环。因此，科学发展观体现了当代共产党人的崭新发展理念，具有十分丰富而深刻的内涵。[3]
（二）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
科学发展观为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层次的要求，概括说来，新的发展观所提出的基本要求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1.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必须是以人为本的发展观，人的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本质，人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终极目的，人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人的发展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4]坚持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基本取向和核心理念，是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表明我们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的熟悉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5]
2.全面统筹、协调发展。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必须对重大社会关系进行全面统筹、协调发展。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要对重大社会关系进行“五个统筹”：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其核心是“统筹”，充分体现了完善之意。这“五个统筹”构成了科学发展观的第二个基本要求。要科学地把握、正确地熟悉、全面地理解“发展”的内涵，就要做到“五个统筹”。“五个统筹”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强有力的体制保障，是一种新的发展观，它不仅是对客观世界最真实的熟悉，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在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以及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中，要非凡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是解决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程度的基础性工作。[6]
二、科学发展观对中国财税法理论创新的指导
（一）中国财税法理论研究之现状
中国财税法研究在老一辈以及新兴一代财税法学者的不懈努力下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中国财税法学的理论体系基本上已经建立起来，[7]其基本范畴体系也已经提出并对某些核心范畴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8]在具体制度研究方面，也具有诸多建树。从中国财税法学近些年来出版的学术著作、发表的学术论文以及召开的学术研讨会来看，[9]可以说，中国财税法学已经初步显示出了蓬勃发展的新气象。
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必须看到中国财税法学发展所面临的问题与严重挑战。从数量上来看，中国财税法学研究的确给人一种欣欣向荣的印象，但从质量上来看，就不是那么令人乐观了。中国财税法学界仍有一大批文章是照搬照抄经济学界的研究成果，其文章与其说是法学论文，不如说是财政税收学的论文，但作为财政税收学论文又明显感到理论层次不够，达不到经济学论文的水准。中国财税法学界的研究大多是应时之作，能够对中国财税法学的发展进行高瞻远瞩论述的论文仍是凤毛麟角。关注财税法具体制度建设的论文很多，但真正具有财税法理论味道并能够窥探中国财税法理论之精髓的论文数量仍然不多。中国财税法学的发展正面临一个巨大的转折点，找准方向并勇敢地迈出这一步，中国财税法学的发展与繁荣就是指日可待的事情，假如选错方向，中国财税法学只能在表面的繁荣景象下原地徘徊。在我们已经迈入新世纪征途上的时候，中共中心所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理论给中国财税法学的发展指明了新的发展方向。
（二）科学发展观对中国财税法理论创新的启示
科学发展观是指导社会发展的哲学，也是指导社会科学发展的哲学。把握了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并以此作为学科发展的指导方针，定会对学科的发展繁荣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中国财税法学发展到今天正需要一个科学的发展观的指导。
在当今知识经济时代，创新是事物发展的必然选择。中国财税法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一门尚不成熟的学科，其发展更离不开创新。科学发展观对于中国财税法学的理论创新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1.以人为本对中国财税法研究的启示
科学发展观贯彻以人为本的思想，财税法学的发展也应当强调以人为本。现代国家从获取财政收入的角度来看都是税收国家，税收是联系现代国家与人民之间关系的纽带。税收是国家得以存在并能够履行其提供公共物品职能的必要条件，税收也是现代国家的人民得以享有政治权利并获得国家提供的公共物品的必要条件。现代财税法作为规范财税关系的法律，其本质既是国家获得财政收入之法，又是纳税人权利保护之法。而现代国家的纳税人与公民的范围是大体相当的。因此，财税法学贯彻以人（纳税人）为本的思想是顺理成章的。
中国财税法学的二十年发展历程实际上也体现了对以人为本思想的重视与追求，从“税收权力关系说”到“税收债务关系说”从某种意义就是财税法学发展从以国（国库）为本向以人为本思想的转变。但中国财税法学从整理上来讲，以人为本的思想尚未真正全面贯彻。中国财税法研究仍然是以国家的税收权利为核心，仍然以保证纳税人依法纳税为重点，对于如何依法制约国家课税权的滥用，如何更好的保障纳税人当家作主的权利，仍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非凡是中国财税法的以人为本主要是以现代城市人为本，而没有将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人口纳入财税法学研究的核心领域之中。由此，农民的众多财税法问题也就没有得到学界的重视，比如我国长期工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所造成的农民收益向工业领域转移的问题，农民收入低于城市职工，却要负担高于城市职工的类似个人所得税的农业税等等。这些问题更是我国社会所面临的具有“本土性”的财税法问题，也是我国财税法学能够为世界财税法学贡献一份非凡知识的领域。坚持以人为本，可以使得我国财税法研究的视野更加开阔，也能够使得我国财税法研究更好地把握中国的核心问题。
2.全面统筹、协调发展对中国财税法研究的启示
科学发展观要求社会经济发展要全面统筹、协调发展，这种发展观对中国财税法学的研究和发展也是具有重大指导意义的。
中国财税法学近些年来的研究虽然有重大突破，也初步显示出欣欣向荣的景象，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也呈现出零散化、个体化和孤立化的倾向。中国财税法的研究往往体现在一个一个问题的突破，一个一个制度的研究，非常零散，问题与问题之间的内在联系，制度与制度之间的逻辑结构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所以给人的感觉就是就问题研究问题，就个案研究个案，没有从整理性、逻辑性和系统性的角度来审阅财税法所要研究的问题，没有将财税法学的概念、范畴、理论形成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全面统筹、协调发展的发展观正好为中国财税法学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全面统筹要求财税法学研究必须把基础理论研究与具体制度研究结合起来，必须把财税法学的长远问题研究与当前问题研究结合起来，必须把国外财税法学研究成果与我国的现实国情结合起来，必须把财税法学理论引进与理论创新结合起来，必须把财税法学研究与相关部门法的研究以及相关社会科学的研究结合起来。以上这些财税法学研究的方方面面都需要一个宏观的、长远的全面统筹和协调规划的发展观的指导。唯其如此，中国财税法学才能走上健康的发展道路，才能走上通向光明的发展道路。
（三）在科学发展观下创新中国财税法理论的思路
科学发展观属于哲学层次的问题，它对各门学科的发展都具有指导作用，对于中国财税法学来讲，必须将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具体化为财税法学理论创新的思路，否则，谈论这种科学发展观的指导就有空谈之嫌。
1.创新中国财税法学研究方法
方法是指人们熟悉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式、途径、手段和规则的总和。古人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没有科学的方法，就不可能形成科学的学科，没有方法论的创新，就不可能有学科发展的突破。
财税法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整个财税法学的学科体系仍处于不断完善之中，许多基础理论问题尚处于空白，许多具体制度问题尚待进一步研究。财税法学的学科建构需要财税法学界所有同仁的共同努力，而在这一学科建构的过程中，方法论的建构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科学史上的大量史实证实，任何规律的揭示、理论的创造都得益于恰当方法的运用，没有方法的科学运用和创造，就没有科学的进步。
加快财税法学研究的步伐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财税法学的方法论问题，财税法学方法论研究的广度与深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财税法学研究的广度与深度。没有财税法学方法论上的突破与创新，就很难有财税法学研究的突破与创新。没有财税法学方法论的发展与成熟，就很难有财税法学学科体系的发展与成熟。[10]
近些年来，中国财税法学引进了很多先进的财税法学理论和著作，德国、日本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闻名财税法学著作的大量引进大大拓展了我国财税法学研究的视野，这些财税法学著作给我们的最大启示莫过于方法论上的启示。[11]从宪法、行政法和民法角度研究财税法，结合判例研究财税法，从历史学、社会学和经济学角度研究财税法，从法熟悉论和法实践论相结合的角度来研究财税法等等，这些研究方法逐渐在我国财税法学的研究中运用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我们认为，在财税法学研究中，非凡有价值的研究方法包括经济分析法、政策分析法、系统分析法、社会分析法、个案分析法、规范分析法、实证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和历史分析法等。在财税法学研究中，既需要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特点分别运用某种方法，更需要多种方法的交叉和综合运用，以期更全面地把握被研究对象。
2.构建中国财税法学的范畴体系
财税法范畴是指概括和反映财税法现象本质属性和普遍联系的基本概念。它是人们在熟悉财税法现象的过程中概括和总结出来的一些定型化的概念和术语。范畴是理论思维的工具和基本形式，是理论形成和发展的标志，是构造科学理论的基本单元，是学科和理论的标志，是学科和理论发展的动力。范畴的研究对于一门学科的发展和成熟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根据财税法范畴概括和反映财税法现象的深度和广度，可以把财税法范畴分为一般范畴、基本范畴和核心范畴。财税法的核心范畴、基本范畴和一般范畴构成了财税法的范畴体系。[12]
有了完整的财税法范畴体系，进行财税法研究才能高瞻远瞩、统筹规划、全面协调。至于我国财税法学的核心范畴是什么？有哪些基本范畴？有哪些一般范畴？这些问题需要中国财税法学在发展、创新中不断探索，最终形成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财税法学范畴体系。
3.转换中国财税法学的研究范式
范式（paradigm）这一概念是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最早提出来的，是库恩历史主义科学哲学的核心。库恩所说的“范式”是指科学共同体的共有信念。[13]研究范式是在某一学科领域内进行科学研究的包括规律、理论、标准和方法等在内的一整套理念和信念。它是某一领域的科学共同体在长期的研究实践中逐渐形成的，是这一领域中的研究人员进行科学研究的模式与框架，对这一领域的科学研究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意义上的指导作用。
在财政法学领域存在两种研究范式：国家分配论范式和公共财政论范式。在税法学领域中也存在两种研究范式：权力本位范式和权利本位范式。目前中国财税法学界正在进行着从前者向后者的转化。两种研究范式在财税法学中分别体现为两种学说：税收权力关系说和税收债务关系说。税收债务关系说的提出及其发展与完善直接导致了税法学研究范式的转换。
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一致以来处于低水平研究和封闭研究的状态之中，研究力量分散，没有形成一个团队精神和财税法学术共同体。研究人员大多缺乏财税法学的学科意识和创新意识，没有意识到财税法学可以作为一门独立的法学分支学科而存在，没有意识到财税法学可以有自己独立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理念和研究框架，没有对传统财税法学研究予以批判性的审阅并进行大胆的创新与改造。归根到底，就是缺乏财税法学研究的范式意识，没有意识到财税法学研究中进行范式转换的革命性意义。
财税法学研究范式的转换在理论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财税法学研究范式的转换带来了财税法学的革命与财税法学的重生。现代民主法治国家中的财税法学是建立在公共财政学说和税收债务关系说的基础之上的，公共财政学说和税收债务关系说是现代财税法学理论体系建立的根基，是现代财税法学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没有公共财政学说和税收债务关系说就不可能有现代的财税法学，甚至根本就不会产生一个独立的财税法学。[14]
中国财税法学已经有不少学者在推动着这种研究范式的转换，但仍然碰到了不少的阻力，将来中国财税法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能否沿着学界的这种研究范式转换的道路走下去。
4.拓展中国财税法学的理论空间
在完成了创新中国财税法学研究方法，构建中国财税法学的范畴体系，转换中国财税法学的研究范式等基础性和前提性的工作之后，所要进行的就是拓展中国财税法学的理论空间。
中国财税法学的空白之地仍然很多，财税立宪、财税民主、财税法的基本原则、财税法的主体理论、行为理论、责任理论、救济理论等等仍然需要我们去深入研究，在研究方法、范畴体系和研究范式的基础之上去拓展这些领域必然能够统揽大局、推陈出新，迅速攻克财税法学上的一个个难题。
5.加快中国财税法学的制度建设
中国财税法学面临一个良好的发展契机：中国财税法治建设正在中华大地上如火如荼地进行。理论发展的源泉在于实践的推动，恩格斯的那句名言至今仍在我们耳边回响——“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当然，中国财税法学要想获得巨大的发展也必须关注实践，必须能够回答实践中提出的问题，必须能够给实践以理论指导。
中国财税法学在进行理论研究的同时必须对财税法治建设问题进行研究，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法的合并、个人所得税法由分类所得税制向分类综合所得税制的转换、增值税由生产型向消费型的转化、农业税的改革、城乡二元税制的统一、遗产税的开征、税收基本法的制定、税务法庭的设立等等，都是需要中国财税法学界予以关注和研究的问题。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无疑是一股春风，它给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希望的同时，也给包括中国财税法学在内的各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带来了希望。相信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在中国财税法学界全体同仁的不懈努力下，必将在不远的明天迎来中国财税法学发展繁荣的春天。
【注释】
[1]参见刘福垣：《坚持以人为本树立科学的发展观》，载《党建》2003年第12期。
[2]参见朱正昌：《坚持科学发展观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载《东岳论丛》2004年第1期。
[3]参见朱正昌：《坚持科学发展观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载《东岳论丛》2004年第1期。
[4]参见刘福垣：《坚持以人为本树立科学的发展观》，载《党建》2003年第12期。
[5]参见朱正昌：《坚持科学发展观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载《东岳论丛》2004年第1期。
[6]参见冯之浚：《树立科学发展观实现可持续发展》，载《中国软科学》2004年第1期。
[7]具有代表性的财税法学理论体系可以参见张守文：《税法原理》（第3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刘剑文主编：《财税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8]参见翟继光：《论我国税法的核心范畴与基本范畴》，载韦苏文、陆桂生主编：《世纪论坛》，中国社会出版社2003年版。
[9]中国财税法学界的近期动态可以参考中国财税法网的相关报道。
[10]参见翟继光：《经济法学方法论论纲》，载《黑龙江省政法治理干部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翟继光：《税法学方法论》，载中国财税法网2004年3月16日。
[11]参见翟继光：《独具特质的“北野税法学”》，载刘剑文主编：《财税法论丛》第2卷，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12]参见翟继光：《论我国税法的核心范畴与基本范畴》，载韦苏文、陆桂生主编：《世纪论坛》，中国社会出版社2003年版。
[13]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光盘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2年版，“库恩”辞条。
财税法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 财税法学 教学 问题 完善
2008―200年第一学期，我同时教授两门课――税法学和财税法学。税法学的授课对象是会计学专业专科生、本科生，财税法学的授课对象是法律文秘的专科生。在授课过程中，我明显感受到这两门课的重大差异。在对差异的比较中，我发现了财税法学的教学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很显然与法律文秘专业专科生的培养目标存在很大冲突。我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分析，找到了出路。
一、税法学与财税法学的课程差异比较
这两门课程存在的差异有很多，本文重点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所使用的教材不同。
首先，在教材的选择范围方面。关于税法学的教材，图书市场有几十种可供选择，各大出版社几乎都有税法学教材，而且层次分明――有专门针对专科生的，也有专门针对本科生的；有专门针对高职高专的，有普遍适用于普通高等教育的，也有专门适用于独立学院的；有普遍适用于财经类专业的，也有专门适用于某一专业的。但关于财税法学的教材却是另一种景象，我搜寻了各大书店，并搜寻了知名的售书网站，发现财税法学教材寥寥无几、种类少，而且更新速度慢、易过时。
其次，在教材的更新速度方面。2008年版税法学教材竞相陈列于各大书店的书架上；但财税法学的教材仅有两三种是2005年，剩余的两三种是2007年的，影响力比较大的教材就是我该学期使用的刘隆亨著的2005年版《中国财税法学》。若对于理论法学课程而言，并不需要较快的更新速度；但对于财税法学而言，却一定要使用最新的教材，因为至少税法部分会经常变动，有时变动的幅度还比较大。
（二）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程度不同。
在讲课过程中，我能明显感觉到学生在两门课的课堂表现上的区别：在税法学课堂上，学生积极参与，能紧跟我的授课计划和授课速度；而在财税法学课堂上，学生也在认真地盯着黑板和教师，但我却能感受到他们只是辛苦地被动地接受，而不是积极地热情地参与。也许有人会说，这是两专业学生本身素质有差别的缘故。但我院教师对法律文秘专业学生的评价是整体素质高，守纪律，喜欢思考问题并分析问题。既然这样，那为什么还会出现以上的问题呢？经过仔细分析，我发现两门课的课堂上提供的案例数量不同。
税法学最重要的授课任务就是使学生掌握各种税应纳税额的计算方法，所以每章每节中都会有相关的例题，学生对教材最感兴趣的部分就是这些案例，而且这些案例还可以加深他们对文字部分的理解。为进一步深化学生对重点内容的理解，我还给他们提供额外的练习题，让他们在课余时间做。通过这些练习的强化训练，我能明显感觉到他们对知识的理解提高到了新的层次。
而财税法学的内容是庞杂的，教材对每一部分都只能浅尝辄止。有人可能会认为它们的教学重点有差别，我理解它们之间的差别，但财税法学的税法部分讲授的内容却是税法学内容框架的简单罗列。这些骨架似的框架罗列对学生来讲是没有生命的，枯燥而抽象，很难理解，如果不配合案例，他们就不可能真正掌握，但如果加进合适的案例，授课时间又是有限的。这种矛盾该如何解决？
（三）教学大纲安排的合理性程度不同。
翻阅几乎所有的税法教材，它们包含的内容几近一致，主要章节的安排基本接近，各院校的相近专业对这门课所编订的教学大纲也近乎相同。财税法学却是另一番景象：有些高校的法律专业所设的财税法学只是选修，也有些院校由于没有财税法学方面的教师就不开设这门课，所以财税法学教学大纲的编订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我院是独立学院，由于各种原因，导致有这么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教师讲课时不能脱离教材，要严格按照教材的内容向学生传授知识。首先财税法学教材的现状就不能完全满足教学的需要，然后又存在另外一个问题：教学大纲与教材的平衡，哪个为准？
二、财税法学在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通过对税法学与财税法学的课程差异比较，我发现财税法学教学过程中存在着以下问题：
（一）财税法学教材种类少、欠缺经典，且内容更新速度慢。
图书市场上能找到的财税法学教材屈指可数，仅有的两三版教材让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由于学术界对财税法学的主要内容认识并不完全一致，导致这几版教材的内容有一定差别。
我在教学及实务操作中发现，只具有法学知识对于研究财税法是远远不够的，不少研究财税法理论的学者或者以税收学位基础简单的附加法学方法对此进行研究，或者是从法学理论对此进行探究却忽视了财税法本身固有的财税经济方面的知识，总是给人以不伦不类的感觉。财税法学本身的特点表明：必要的经济学、税收学及会计学知识的积累，是深入研究财税法学的理论问题及完善实务操作的技能所不可或缺的。而财税法学界真正具有经济学、税收学及会计学知识深厚积累的学者并不多见，所以真正致力于财税法学研究和教学的专家学者就更少了。财税法学方面的高等教育资源的有限性，导致财税法学教材稀缺，不能满足目前大学教育的需要。
（二）学生学习积极性较差。
财税法学是一门技术性很强的学科，随便翻开一本财税法学教材，你会发现很多财税方面的专有名词，这些专业术语对于法律专业学生来说，是生僻而有晦涩难懂的，这就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学生学习的兴趣。再加上一本教材几乎涵盖了所有的财政税收法律制度，每部分就只能浅尝辄止，导致学生即使学完了也收获甚微，这就又打击了他们学习的信心。财税法学教材主要是介绍财税法学理论方面的内容，关于实践操作技能及技巧很少介绍（其实也没时间介绍），这使他们不能较好地完成社会实践中遇到的财税法律问题，以致他们更加怀疑对财税法学所付出的努力是否值得。
另外，财税法学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落后。财税法学是一门理论性和实践性都较强的部门法，它要求教师不仅有很深的理论造诣，能给学生讲授系统的理论知识，而且有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能够将深奥的理论知识融入到浅显易懂的具体案例中去。但是，现行的财税法学教学中，教师大都采取“一言堂”、“满堂灌”的方式进行授课，学生在课堂上埋头抄笔记或艰难地跟着教师的思路，非常被动，他们少得可怜的一点学习自主性和独创性也被限制和压抑了，师生之间缺乏应有的交流和互动，课堂上死气沉沉。这不仅与时代所要求的创新精神和素质教育极不相符，还使课堂教学效果难尽人意。［1］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学生学习财税法学的积极性。
（三）教学大纲安排不合理。
我们知道任何一门课程教学的顺利完成，都必须依赖编订科学而合理的教学大纲。教学大纲决定了教学的主要内容、教学难点、教学重点、教学时数、教学手段等。在目前财税法学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的情况下，财税法教学内容仍包含财政法总论、预算法、税法、国债法、转移支付法、国有资产管理法、财政税收法等。财税法不仅内容较多，而且涉及许多经济学、财政学、税收学的知识，难度比较大，但课程时数在各个院校的安排一般都较少，例如在我院是36课时，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讲授完相关内容，只能是“蜻蜓点水”，泛泛而谈；学生只能是“雾里看花”，似懂非懂。这样显然会导致财税法学的教学效果下降。［2］
三、完善财税法学教学的若干建议
（一）编订科学、合理、满足教学需要的财税法学教材。
按照本文的逻辑结构，“编订合理的教学大纲”本应作为“完善财税法学教学的‘第三个’建议”，但编订科学、合理、满足教学需要的财税法学教材需要以编订合理的教学大纲为前提，所以把“编订合理的教学大纲”与“编订科学、合理、满足教学需要的财税法学教材”合并，在这里阐述。
我院培养的是能满足社会需要的应用性人才。这类似于美国的会计人才培养目标。美国会计教育在职业界和教育界的配合下，会计人才的供给（教育）与需求存在紧密的联系。这是美国会计教育成功的关键。我们在财税法学教材的编订方面都应时刻牢记法律人才供给与需求的关系。［3］因为不这样做，就达不到教学目标，生产出来的“产品”就不为社会所接受，那么就没有人申请我院法律文秘专业，最终结果可能是该专业的“死亡”。
在教学的过程中，我发现财税法学教材基本参照了财政税收学的内容，尤其是税法学基本是法律条文的剪贴复制。这种局面的存在是由于目前我们国家欠缺财税法学方面的专家。所以要编订符合要求的教材，首先得有一批既精通法律，又擅长财税学、经济学，而且有财政法学教学经验的高校教师，所以学校应加强师资队伍的建设，加强教师的专业培训，为专业课教师的继续深造、进修或参加专题研讨班创造必要的条件，以增强教师传授知识的能力。高校教师在具备财税法学理论研究素质和能力的同时，还必须有足够的给本专科学生讲授财税法学的经验。只有这两种能力同时具备的教师，才具备编订财税法学教材的基本条件。
（二）提高学生学习财税法学的积极性。
首先，针对晦涩难懂的财政税收学术语，可以引导学生先阅读一些相同层次的财政税收学教材。这些教材作为财政专业的专业基础课是比较成熟的，而且有一些经典教材，可以降低学生学习的难度。
其次，改变目前的教学时数安排，增加课程教学时数，以保证有足够的时间把财税法学内容讲授的完整而透彻。另外，合理安排教学内容，改变目前杂乱的局面，使教学内容富有逻辑性，以增强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最后，完善和改进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改革传统的“一言堂”、“填鸭式”的教学方法，积极实践讨论式、案例式、启发式、开放式等生动活泼的教学方法。在课堂上，教师可以先用少量时间对重点、难点内容详细讲解，然后安排一些相关的案例或问题让学生自己学习或讨论，之后可以让学生自由发言，各抒己见，最后教师进行适当的点评和归纳。这样，不仅将使学生对课堂学习产生浓厚的兴趣，还有利于加深学生对知识点的了解与掌握，而且有利于提高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动手能力。
财税法学是一门专业性、实践性很强的学科，这就决定了财税法学的教学不能从理论到理论而忽视甚至轻视财税法实践。所以我们应创造条件适当安排学生进行课外实践，如聘请一些实际工作经验丰富的人士来校内讲座，组织学生到校外进行财税法咨询等。［4］这样不仅可以增强研习人员在这方面的感性认识，还可以弥补教师主讲所带来的不足。
参考文献：
［1］赵芳春.浅议财税法的教学改革.首届中国高校财税法教学改革研讨会论文集.
［2］赵芳春.浅议财税法的教学改革.首届中国高校财税法教学改革研讨会论文集.
［3］郭维真.试论我国财税法教学的人才培养.http：//www.省略 / news / 21602 / 21661 / 21674 / 2005 / 3 / li 19411759341735002225891_161867.htm.
财税法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增值税；增值税费用；递延进项税额；递延销项税额
一、增值税会计的含义及其类型
（一）增值税会计的含义
增值税会计是在遵守现行增值税法律法规的基础上，用财务会计的方法对增值税涉税业务进行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向相关使用人提供增值税核算信息，是税务会计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增值税会计的类型
增值税税务会计模式与各国的增值税法立法背景、立法程序以及会计规范方式等息息相关，目前全球增值税会计会计模式可以分为三种类型：财税分离模式、财税合一模式和财税混合模式。我国现行的增值税会计核算采取的是财税合一的核算模式。
二、我国现行增值税会计体系
（一）会计目标
增值税会计是对增值税涉税业务的会计处理体系，它与财务会计的目标相协调，即“受托责任观”和“决策有用观”。“受托责任观”更加侧重于强调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决策有用观”更加侧重于强调会计信息的相关性。
（二）会计对象及要素
增值税会计要对经济事项从开始到价值的形成以及税款的缴纳这一系列的资金运动过程进行核算、反映和监督。所以，增值税款的形成及缴纳过程中的资金及资金运动就是增值税会计的核算对象。
（三）现行增值税会计核算方法
我国现行的增值税会计采取财税合一的核算模式，具体核算原则为：以税法为准绳，会计准则与税法不一致的差异要进行纳税调整。一般纳税人在进行具体会计核算时，在“应交税费”一级科目下设置“应交增值税”、“未交增值税”二级科目，并在借方设“进项税额”、“已交税金”、“转出未交增值税”等专栏；在贷方设“销项税额”、“出口退税”、“进项税额转出”、“转出多交增值税”等专栏分别核算。
三、我国增值税会计核算方法存在的问题
（一）进项税额不同处理方式产生的问题
1.相关资产的成本计量不符合历史成本原则
根据我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的规定，一般纳税人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等合法扣税凭证后，其进项税额可以抵扣，会计处理时将增值税专用发票上标明的买价计入了相关资产的成本，而随买价一起支付的进项税额则计入了“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科目，导致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账面上记载的购买资产的成本并不是其支付的全部价款，从而违背了企业会计准则中的历史成本原则。
2.同类资产成本不可比性
对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而言，其在购进相关资产时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与取得普通发票两种情形不同，其资产账面价值就会不同，因此导致即使是同一企业，其同类资产的购置成本也可能不同，因而缺乏可比性。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实行凭票抵扣进项税的办法，小规模纳税人无论是否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其进项税额均不得抵扣，不同的计税方式下的会计计量结果会导致不同增值税纳税人的相关资产的成本缺乏可比性。
（二）销项税额与进项税额的差额不能真实反映企业的增值税税负
企业会计准则要求会计信息应当符合配比的原则，而目前按照税法规定计算的当期销项税额基本上遵循了权责发生制原则，以当期的销售额或者视同销售的金额为依据计算确认，而增值税进项税额的确认则是依据企业的购货成本而不是企业当期实际消耗成本，因而可能会导致企业当期确认的销项税额与当期实际抵扣的进项税额的差额并非因销售而实际应当承担的税负，也违背了财务会计的配比原则。
（三）企业的增值税税收负担没有作为费用反映在利润表中
在我国，由于增值税作为一种价外税存在，因此企业增值税税负无法像营业税、消费税、企业所得税一样反映到利润表中，因而利润表中的利润是排除了增值税税负影响后的利润，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违反了会计信息的完整性和可理解性。
四、我国增值税会计核算方法的改进和完善
（一）进项税额应计入采购成本
为使纳税人资产的购置符合历史成本的原则，企业在购进资产的环节无论是否取得增值税合法扣税凭证都可以做如下会计处理：按价税合计借记“原材料、材料采购、固定资产”等科目，贷记“应付账款、银行存款”等。增设“递延进项税额”科目，若企业取得了合法扣税凭证，且属于法定扣税范围时，借记“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贷记该科目。该科目借方则登记本期商品销售成本中所含的进项税额、视同销售货物成本中所含的进项税额以及按税法规定计算的当期进项税额转出金额。
（二）增设“增值税费用”科目
为体现增值税税负，需增设“增值税费用”一级科目，该科目。该科目借方登记本期确认的销项税额，贷方登记本期销售成本所含的进项税额，该账户为损益类科目，会计期末讲其余额转入“本年利润”科目，从而体现会计意义上的增值税费用。
（三）对期末纳税差异的调整
本着会计信息相关性和完整性原则，增值税会计核算需要记录税法与会计对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确认不同而形成的暂时性差异，当纳税义务已经产生而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尚不符合收入确认条件时，需要借记“递延销项税额”，贷记“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企业发生按照税法规定需要做进项税额转出的经济业务时，期末需要进行增值税纳税调整，借记“递延进项税额”，贷记“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转出）”；发生按照税法规定需要视同销售的经济业务时，借记“增值税费用”，贷记“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四）增值税会计信息的披露
基于以上分析，在目前我国增值税会计核算模式下，由于无法准确测算出企业的增值税负，所以会计系统无法对与增值税有关的会计信息进行详细的披露，如果依据增值税“费用化”的理论，以实现财税分离，那么对增值税明晰的披露就有了可能，为了完成这一目标，我国需要对现行增值税会计的核算方法进行改进，制定统一的增值税会计核算标准和增值税会计准则，进一步规范企业增值税会计确认、计量和披露。（作者单位：山西省阳泉市盂县恒泰公司）
参考文献：
[1]郭昌荣.我国增值税会计模式研究[D].山西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03
[2]申志伟.建立我国增值税会计的研究.长安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07
[3]章振东.增值税会计的现状及转型对财务的影响.财政研究，2012，03
[4]周志彬，杨忠真.我国增值税会计存在的问题[J].财会月刊，2012，02
[5]王旭荣.我国增值税会计模式[D].上海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