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分权论文范文

财政分权论文范文第1篇

中俄财政分权安排之比较

中俄的政府组织结构非常相似，但各级政府之间的财政分权安排由此而形成的对地方政府的激励条件各自有别。中国是一个财政分权和政治集权相结合的国家，有五级行政机构：中央、省级、市级、县级和乡镇级，20世纪80年代初以及1994年的两次财政改革进一步将财政权力下放，扩大了地方政府的一些税收自。俄罗斯是联邦制国家，也有五级政府机构：联邦中央、联邦成员、一级地方政府、二级地方政府和三级地方政府，联邦中央、联邦成员和一级地方政府都有权力决定本级别的财政收入与支出。在各级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责任分配上，二者也非常相似。中国省级以下的政府在公共支出总额中的比重持续上升，而俄罗斯的地方政府基本上承担着大比例的公共支出。但在地方政府的支出责任分工却都不明确，二者的地方政府都需要承担大学前教育、大部分的医疗和地方基础设施建设及维护等公共品的提供，并支持和补贴国有企业，如俄罗斯地方政府的最大支出是用于补贴大型国有企业以及公用事业上。同时，私人企业的管理权都集中在地方政府手中，地方政府负责审批、税收、监管等事务，甚至地方政府也可以向企业租售土地，并制定各种地区的法规政策。二者在财政收入来源和结构上也非常相似，尤其表现在具有一定的财政自。中国的地方政府财政由预算财政收入和其他财政收入组成，俄罗斯地方政府财政由地方本级财政和共享财政组成，两国的地方政府本级财政均有各项特别的税种设置，包括营业执照费和其他费用、各种附加税和罚款，还有非税收的财政收入，其中主要是来自于地方的土地租售、地方政府拥有的国有企业的各种利润以及国有资产私有化的收益等。

中俄在财政收入的分配上有显著差异。中国的财政收入分配形式尽管多种多样，但一般情况下，财政收入的分配方案是下一级政府与上一级政府形成协议，按比例分成后结余自留。实际上，省一级政府相对以下各级的地方政府拥有更多的谈判权，能够保留一定的财政收入。但是省一级以下的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分成并不如省一级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财政收入的分成情况那么规范和详细。有的地方政府通过其他收入等方式成为地方税基的拥有者，成为刺激它们尽可能扩大财政收入的原动力。与之相对，俄罗斯政府之间的财政分配往往需要一而再、再而三的讨价还价才能确定，联邦中央政府以下各级的地方政府财政自有收入取决于各自权力的大小。即便地方政府的某些财政收入有一定比例的增加，但是其预算收入也未必随之增长，二者并不相关。联邦中央和联邦成员协商制定财政分成方案，每一年或每两年协商决定后者的财政分成方案，导致大部分的联邦成员没有一个固定的方案来规范共享财政的比例和财政转移的金额。联邦成员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政分成也比照其与联邦中央政府的情况考量，一般的情况是首先由联邦成员政府估算下一级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基本水平及其相应的金额，而后与各地方政府讨价还价，决定财政转移和共享财政的分成比重，讨价还价式的财政收入分配方式导致了地方政府没有任何激励去增加财政收入，因而也没有动力促进该区域的经济增长。

理论模型

通过对两个典型化事实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政治激励对分权下的地方政府行为选择是有较强影响的。基于Blanchard和Shleilfer（2001）的理论模型分析，可以了解分权下的政治激励对地方政府行为的重要影响，同时也可以从地方政府行为的角度解释不同的变迁路径与经济绩效的关系。假定一个国家中的政府只有两个层面，每一个地方政府都面临着一个简单选择：要么选择增长策略，限制资源向那些濒临破产的旧国有企业或部门转移，同时允许有竞争力的新生私有企业的市场准入和发展；要么选择阻碍策略，继续向这些旧有的国有企业或部门提供资金和政策支持，甚至直接注入资本金，并不允许新的私有企业的市场准入。

假定y代表地方政府选择增长策略所带来的额外税收收入，即如果地方政府选择促进新生私有企业的发展，可以获得更多的税收收入。b代表地方政府选择阻碍策略所获得的财政收入，即如果地方政府还是支持旧有国有企业，可以获得的税收收入。b可能反映国有企业的收入以受贿、现金等形式转移给地方政府，也可能反映地方政府官员从中获得的垄断租金。假设中央政府的愿望是地方政府选择增长策略，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影响地方政府的选择：一是与地方政府分享税收收入，a为地方政府可以获取的来自于增长份额的分成比率，如果一个地方政府选择促进新生私人企业的发展，那么它能获得额外收入ay；二是控制地方政府的政治权力，如中央政府可以通过选任地方政府官员来控制他们的策略选择。因此，地方政府有两种不同的获取收益的可能性，要么选择增长策略，从新的税收分成中获取ay，要么选择阻碍策略，从垄断租金中获得b。中央政府可以通过控制政治权力来影响地方政府的选择，用px代表地方政府选择阻碍策略也掌握权力的概率，py代表地方政府选择增长策略并掌握权力的概率。定义P=Px/Py，那么P值取决于地方政府官员是否由中央政府任命产生，或是由选举产生，即中央政府的政治权力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地方政府官员的选择。如果地方政府官员是被任命的，可以认定中央政府能自由地选择P的价值；如果他们是被选举的，那么结果依赖于中央政府影响选举结果的能力，比如是否采用推荐或特定候选人等方式。如果中央政府并不能影响地方政府官员选举或任命的结果，那么p值可能小于1，地方政府将更倾向于被旧的利益集团“俘获”而选择各种方式支持原有的国有企业或部门，抑制新兴的私有企业发展。因此，如果Pxay>Pyb，即Pay>b，地方政府将选择增长策略，允许新兴的私有企业进入和发展，不受旧有的国有企业各种垄断租的“俘获”，从而获得了效率的提高和经济的整体提升。

根据这些分析和假设条件，如果地方政府选择增长策略，必须满足Pay>b，这意味着p值越大，政治权力越倾向向中央政府集中；或是a值越大，地方政府从增长策略中获得的新增分成收益越多，那么潜在的y值也越大，并且要高于地方政府从旧的国有企业获得的垄断租b，那么其就会选择放弃对旧的国有企业的各种扶持政策，允许新的效率高的企业发展，从而获得增长的收益和好处。反之，其会继续阻碍新兴的私有企业进入和竞争，继续维持获得垄断租，无法获得增长的收益。在讨论该模型的各参数之前，对“中央政府选择增长策略”这一假定会存有疑问，从中国和俄罗斯的实践经验上观察往往是中央政府的各项政策或措施破坏了经济增长的正向趋势，但这一模型考察的是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在转型的大背景之下，如果假定中央政府比地方政府更不易受到最初的租金持有者———国有企业或部门的“俘获”，这一模型的假设条件就成立。考虑P值，中国的地方政府官员基本上是由上一级政府任命，并且中央政府采用绩效考核评估地方政府官员是否促进了该地区的经济增长，并以此来作为晋升或提拔的条件之一。因此，P值显而易见在中国应该是一个较大的数值。在俄罗斯，地方政府官员是由选举产生，并非来自中央的任命。尽管中央政府也可以通过行政职能的方式，或对地方政府官员选举的支持来影响地方政府的选举结果，但是与中国的中央政府相比较，俄罗斯的中央政府奖赏和惩罚地方政府的能力会受到较大的限制，其P值应该是远低于中国的。依据这一简单模型的分析，政治权力的不同表现形式，可能将成为分权下的中国和俄罗斯地方政府行为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为了能保持一个足够大的P值，即使a值略低，也能让地方政府选择增长策略。中国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共享财税收入和支出的责任，但是由于政治权力集中，即上一级政府有任命下一级政府官员的权力，即便a值略低，分权下的地方政府也有较强的激励来促进该地区的增长。俄罗斯中央政府面临一个较低的P值，如果a值也较低，那么地方政府将毫无动力选择增长策略来促进该地区的经济发展。

这一模型的推断可以从俄罗斯早期的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政分权制度演进中观察到，在大多数俄罗斯地区，中央政府根据以往延续下来的财政分成习惯会采用a>1，通过向一些产油区征税，中央政府容忍着巨额财政赤字以弥补净收入下降导致的财政收入不足。与此同时，中央政府也在政治上加强了对地方政府官员的管理，所以P值也相对较高。这些政策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因此，这一时期地方政府基本上选择增长策略来促进该地区的经济增长。但是，后来巨大的财政赤字压力让俄罗斯的中央政府不得不减低a值，向各个联邦转移越来越沉重的财政压力。政治权力并不像前期那么集中，地方政府官员的选举制度日趋成熟，大大减低了P值。不断持续的衰退不仅打击了俄罗斯的经济，同时也减少了对y的期望值，而在中国的分权化改革过程中，分权下的政治激励在促进地方政府选择合理的行为上有较大的正面效应，即政治激励对分权下地方政府行为的影响非同小可。这也从一个侧面验证了许多学者关于分权的竞争性收益需要依赖政治集中化的结论。

结论

首先，中国在某种程度上强调政治激励的财政分权在促进经济发展中发挥了有益的作用，正如大部分研究强调中国财政分权的竞争性收益需要依赖政治集权化的观点一样，中国受益于这种较强的政治激励的正面效应。

其次，俄罗斯前期财政政策和经济绩效相对贫弱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政治权力的分散化，因此，俄罗斯的财政联邦主义经历了集权—分权—再集权的历程，实际上是分权下的政治权力从相对集中化到分散化，重新又回到集中化的过程。尽管各种设计良好的税收和财政政策能够激励地方政府促进经济增长，但这些政策要求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有明确的税基和财政收支责任上的分离。倘若这些条件都不满足，就需要明确的政治激励的信号，以引导地方政府行为的选择，从而促进经济的发展。

财政分权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财政分权；钢铁行业；产能过剩；政策建议

一、背景分析

1994年，我国开始进行分税制改革，其宗旨是让地方政府拥有更大的财政自，能够在一定范围内独立地进行决策，进而可以更好地提供各种公共物品和服务，以满足本地经济发展和居民的需要。同时，政府的相关行为也会受到当地公众的监督，促使地方政府能够更有效地制定有利于本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财政政策，为公众谋求最大的利益［1］。但是，随着国内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国际形势的变化，这种财政分权体制本身的弊端也凸显出来职称论文。

从1994年开始逐步发展起来的财政分权制度，是本文所立足研究的体制背景，在这种体制下，各级政府的收入来源被划归得更为具体、细致，但是，也导致了相关问题的出现。如在共享税方面中央财政的共享比例高于地方政府，并且地方政府不再具有与中央政府讨价还价的优势。因此，地方政府掌握的财政资源减少了，但是，财政支出所占的比重却高于中央政府，这样就出现了地方政府财政收支不平衡的状况。同时，财政分权后的地方政府拥有了一定的财权、事权，这样就有比较强烈的动机推动投资，发展该地区的经济，从而扩大税基，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在这种体制背景下，地方政府间便展开了激烈的竞争，采取各种手段招商引资，发展地方经济，由此引起市场分割、投资过热以及过度或无效的行政干预等，这实际上是导致我国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问题加剧的重要体制性因素。

早在2006年，国务院就发出了《关于加快推进产能过剩行业结构调整的通知》，明确指出“当前，部分行业盲目投资、低水平扩张导致生产能力过剩，已经成为经济运行的一个突出问题，如果不抓紧解决，将会进一步加剧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矛盾，影响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并且具体指出了推进产能过剩行业结构调整的总体要求和原则，以及调整的重点措施。2009年9月，国务院批转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等部委《关于抑制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引导产业健康发展若干意见》；2009年10月，国务院常务会议认为“产能过剩的问题更加凸显”；2009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坚决管住产能过剩行业新上项目”。2010年3月，工信部的《中国工业经济运行2010年春季报告》称：“当前工业经济运行仍然面临六大困难，多个行业产能过剩问题依然严重”。2010年4月，国务院颁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淘汰落后产能工作的通知》明确指出重点行业淘汰落后产能的具体目标任务以及重点工作的详细分工情况。2010年8月，工信部向社会公布了18个工业行业涉及2087个企业的淘汰落后产能企业名单。

可以看出，目前我国工业行业大面积（工信部公布的18个行业不包括风电设备、多晶硅行业）的存在产能过剩问题，中央政府也在积极制定相应的政策来抑制产能过剩，促进这部分行业的健康、持续发展。

二、产能过剩成因分析

对我国存在的产能过剩的界定可以表述为：由于周期性、结构性及体制性原因，而造成的实际产量和消费量与一定技术水平下全要素投入的最佳产出的严重偏离现象［2］。对于我国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形成原因，专家、学者和业内人士各抒己见。笔者认为可以将产能过剩的形成原因总结为三类：

1.经济周期性的产能过剩

由于受到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市场需求发生剧烈的变化，使得正常规模的投资形成的生产能力在经济衰退期表现为暂时的过剩。此类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中较为正常的现象。

2.结构性的产能过剩

这是针对微观主体—企业来说的，形成结构性产能过剩的原因主要有两个：其一，企业从自身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考虑，将一部分产能“窖藏”起来，以应对未来总体经济波动的不确定性，提高企业供给的灵活性。这种结构性的产能过剩是企业为应对未来经济形势不确定性的一种措施。其二，部分企业故意形成一部分产能过剩，这是“在位企业”阻止潜在企业进入而设置的一种进入壁垒。某些在位企业为了能够长期保持在行业中的优势地位和利润，通常进行巨大的投资，这种投资是长期的且成本较高，对于潜在的进入者能够起到很大的威慑作用，是一种极大的进入壁垒。潜在进入者会考虑到这些在位企业的闲置产能而却步，从而达到在位企业阻止行业中新进企业、保持获利空间的目的［3］。

3.体制性的产能过剩

由于目前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以及财政分权政策发展的过程中相应体制机制改革的滞后，促使了体制性产能过剩问题的出现。例如，在财政分权背景下，GDP作为考核地方政府政绩的重要指标而被盲目崇拜，使得新增的投资项目往往与国家的整体规划背道而驰。同时，由于地方政府为了吸引投资，而竞相给予企业以各种优惠，包括土地、环保、融资等，从而激发了地方政府间的恶性竞争。在这种恶性竞争下，不仅浪费了资源、污染了环境，而且加剧了产能过剩。

经济周期性的产能过剩和部分结构性的产能过剩一般可以通过市场经济自身的运行和政府采取适当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得到缓解，甚至消除，但是部分结构性的产能过剩和体制性的产能过剩却需要国家的宏观调控、相关政策的指导以及更科学地规范地方政府行为来逐步的控制和缓解。现阶段，正是由于政治集权、经济分权、土地产权模糊、预算软约束以及政府官员政绩考核体制等因素的影响，加剧了我国地方政府行为的异化，使得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过程中竞相提供各种优惠条件，并扭曲企业的投资行为，来实现该地区财政收入的增加，从而导致了过度的产能投资和重复建设。本文重点对我国财政分权背景下部分行业尤其是钢铁行业的产能过剩问题进行研究。

三、实证研究

本文以钢铁行业为例，通过对该行业产能过剩问题的实证研究以及对“铁本事件”的剖析，分析我国目前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问题加剧的体制性原因。

1.钢铁行业分析

目前，我国是世界最大的钢铁生产国，钢铁业产量几乎占全球总产量的一半，粗钢产量更是紧随在后的日本、美国、俄罗斯和印度四国产量之和的2.2倍。我国钢铁行业之所以拥有如此巨大的产能：一方面，政府的支持性政策，鼓励了该行业的发展（直到2002年，政府还在推出优惠性政策支持钢铁行业的发展）；另一方面，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也为钢铁行业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动力。近几年来，随着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业、机械设备生产以及汽车制造等行业的蓬勃发展，使得市场对钢铁产品存在着巨大的需求。在这种形势下，企业对未来的市场形势过度乐观，而过高的市场预期导致了企业不断扩大产能。

更主要的是，在我国目前的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出于对地方财政收入的增加、政绩的突显等方面考量，积极鼓励、支持甚至是威胁企业对GDP有显著贡献的项目进行投资，从而导致了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问题的加剧。

虽然从2005年以来，国家相应出台了一系列措施抑制钢铁行业产能过剩、淘汰落后产能的政策，但是，通过这种行政干预手段来抑制钢铁行业产能过剩问题的收效并不是很明显，近几年来，我国的粗钢产量仍在逐年上升，并且一直维持在一个较高的增长率水平（如表1和图1所示）。

从表1和图1可以看出，我国粗钢产量从2004年的28291.1万吨增长到2009年的56800万吨；从2004年占世界粗钢产量的26.40%上升到2009年占世界粗钢产量的46.57%，短短6年间，我国的粗钢产量就翻了1倍。更重要的是，2008年和2009年由于受到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影响，世界粗钢产量出现了下降的趋势，而我国的粗钢产量却仍维持增长的态势，2009年增长率达到了10.86%，这与世界粗钢产量增长率为-8.84%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或许只研究产量与增长率不能说明问题的全部，我们可以用2004—2009年我国钢铁产量与开工率（生产能力利用率）的分析图（如图2所示），来进一步说明我国钢铁行业的产能过剩问题。

从图2可以看出，虽然从2004—2009年，我国的钢铁产量在不断增长，6年时间产量值甚至翻了1倍（由于受到统计时间的影响，图中2009年的钢铁产量是按估计值计算的，而2009年实际钢铁产量则为56800万吨，比预估的53400万吨高出3400万吨）。但开工率却在大幅度的降低，由2004年的92%下降到2009年的72%，这其中蕴含的产能过剩问题不言而喻。

2.“铁本事件”剖析

江苏铁本钢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铁本公司”）是一家民营企业。出于发展需要，公司在2002年拟扩大生产规模，增建一个占地2000亩、投资10—20亿元、年产200万吨的宽厚板项目，资金来源主要依靠自有资金。但是，在项目发展过程中，受到当地政府的强烈鼓动和全力支持，其中包括巨额的土地资本利诱、大量的银行贷款甚至违规的项目审批等，使得这一项目最终膨胀为总投资106亿元人民币、规划用地5988亩的巨型项目。

在“铁本事件”中，涉及项目审批、环保以及土地供给等多方面的问题。就审批而言，钢铁项目属于国家宏观调控的重点产业项目之一，有一套较为规范的审批机制，项目达到一定规模，地方政府是无权审批的，而必须由上级职能部门审批。按照投资规模和审批权限，该项目是应该报国家发改委审批。为了可以在地方政府的权限内获得批准，铁本公司将整个项目拆分为22个项目，分别向地方政府职能部门报批；之后为了办理土地等相关手续，又将整个项目分成14个基建项目来实施。本应报中央政府有关职能部门审批的巨型项目，就这样在铁本公司和当地政府运作下，顺利地通过了审批。就环保而言，钢铁项目属于高污染的项目，在对该类项目的审查中要特别注意评估其对环境的影响。铁本公司的焦化项目就属于会对环境造成污染的项目，是环保部门审查的重点。这样一个巨型项目，应该上报原国家环保总局对其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进行审批。在将项目拆分后，当地环保部门均参与了这些项目的环保预审，并予以通过。在土地征用方面，不仅存在审批上的违规操作还涉及土地出让价格的问题。在铁本项目中，土地的名义出让价格为11万元/亩，而当时土地的市场价格为每亩40万元左右（实际上，地方政府收取的地价款远远小于名义上铁本公司应支付的地价款）。以铁本项目实际占用土地6541亩计算，地方政府以低价出让土地实际上为铁本项目提供了18.9—26.2亿元的投资补贴［4］。

在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具有一定的财权、事权，为了提高地方经济增长速度，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地方政府官员不但在在自己的权限内，通过各种可以采用的手段招商引资，而且会创造权利（可以称为地方政府“权利创造”现象）吸引投资者进行投资，并且特别青睐像钢铁这样的能够明显影响地方经济和财政收入的大型投资项目。铁本项目就是地方政府创造权利鼓励投资建设项目的典型案例。本来，铁本公司只是利用自有资金增建一个年产200万吨的宽厚板项目，在地方政府及其官员的“利诱”下，变成了一个用地扩大3倍、投资扩大5—10倍的巨型项目。根据我国的投资管理体制，地方政府没有审批这么大规模的项目的权利，地方政府与企业共谋，创造审批权，通过把项目拆分成若干个小项目进行批复。实际上，许多屡屡出现产能过剩的行业的项目就是在有限理性（有时甚至是非理性）的地方政府与有限理性（有时甚至是非理性）的企业的合谋下投资建设的。

在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有着十分强烈的欲望，吸引和推动对GDP有显著贡献的项目投资，形成严重的地方产业结构的同质性，从而导致了我国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问题愈发严重，并且不会在短期内得到很好的解决，而只能通过宏观调控尽力缓解产能过剩的进一步扩大。

四、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对钢铁行业的实证研究，分析了在财政分权背景下，我国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问题，并据此提出政策建议。

1.进一步完善财政分权体制

1994年的财政分权体制改革，旨在调动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以及加强中央的宏观调控能力；发挥税收调节个人收入和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作用，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实现共同富裕；实现公平税负，促进平等竞争；体现国家产业政策，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和整体效益的提高等。但是，在体制改革和进一步完善的过程中，由于政策制定和具体实施上的问题，使得这种财政分权制度也出现了弊端，如加剧了地方政府间的竞争；刺激了地方政府深度参与经济，大量招商引资；中央政府的宏观政策不能很好的得以执行；重视工业发展，轻视了社会经济平衡发展；各地方产业结构趋同，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问题严重等。

要继续保持我国整体经济快速、健康、稳定的发展，保证中央整体经济政策的充分贯彻执行，就需要进一步改革我国的财政分权制度，使之与目前的社会经济发展更好的融合，理顺地方政府与中央的利益分配关系，明晰风险责任关系，促进经济的全面发展。可以考虑在现行的财政分权体制下，建立弹性的转移支付制度，对经济增长速度较慢，但追求社会经济平衡发展、促进技术创新、注重环境保护、生态平衡和关注民生的地方政府，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

2.加强相关部门监管力度

完善财政分权体制，杜绝地方政府滥用权力和“权利创造”行为，保证产业结构趋于合理，离不开相关部门的相互配合、监督管理，主要包括环保部门的把关、金融制度的完善以及土地管理制度的改革等。

近年来，重视经济发展和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已成为世界的共识，这也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标志之一。那种不计环境代价而盲目上马的项目势必会遭到谴责和淘汰，只有兼顾经济、环境和人类发展的项目，才是有利于推动社会经济全面发展的项目。为了加强地方环保机构监管的权威性和有效性，需要理顺环保部门的隶属关系，改变地方环保机构隶属地方政府为垂直管理。从金融管制方面来说，在我国以直接融资方式为主的背景下，大型投资项目对贷款有近乎膨胀的需求，规范化的审批程序，有利于对投资项目的审慎决策，能够有效地抑制产能过剩行业投资项目的实施；也可以借鉴西方金融机构的成功经验，采用灵活的贷款定价机制（需要配套的金融体制改革），抑制产能过剩行业投资项目的实施。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土地管理制度，有利于我国对整体土地用途的规划，有利于对投产项目类型的管理以及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主要的改革方向是进一步明晰土地产权，依靠公众监督，来杜绝违法征地、违规用地等行为。

3.完善政绩考核体系

在财政分权背景下，地方政府独立的利益主体地位日益突出，该地区的GDP增长状况以及财政收入情况，几乎成为了地方政府和官员们唯一关心的指标，从而加剧了地方政府行为的异化，导致了片面的鼓励投资，形成比较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在西方国家，地方政府官员政绩的好坏主要由该地的选民进行评价，因此，Tiebout早在1956年就提出了“用脚投票”理论，即人们可以通过在地方间的自由流动，来选择自己最偏好的税收和公共服务组合以达到自身效用的最大化。而地方政府为了避免本区域内有税收创造能力的居民流失，会竭力地提高财政的运行效率、提高公共产品供给的满意程度［5］。我国的政治制度与西方国家不同，但可以借鉴其实用的理论和成功的经验，来完善我国现行的政绩考核体系。

目前，得到普遍认同的观点是：以GDP为主要考核指标的政府官员政绩考核体系，是导致产能过剩加剧的重要因素之一。所以，在制定一系列抑制产能过剩的政策的同时，中央政府应重新设计对地方政府的激励和考核机制，让其退出GDP竞赛，引导地方财政资金更多地投向民生领域，促进地区社会经济平衡发展，真正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并且要加强公众对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和满意度的反馈调查，以此来监督地方政府行为，抑制低效率、高污染、高能耗项目的投资，降低财政分权制度对产能过剩的影响程度，防止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问题的加剧。

4.深化投资体制改革，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

在财政分权体制下，无论是出于对增加地方GDP、财政收入还是官员晋升机会的考虑，地方政府都有着强烈的动机干预企业的投资行为，使得企业并没有完全从市场需求的角度来审视自身的投资行为，从而违反了市场发展的客观规律，造成了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的状况。在政府的干预下，企业获得了极大地激励，不断扩建、增建项目，使得部分行业特别是对地方GDP和财政收入有显著贡献的行业产能过剩问题尤为严重。因此，深化投资体制改革，切实实行政企分开制度，充分发挥市场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是削弱体制性因素对产能过剩影响的重要环节。在改革过程中，要引导企业依靠自身的实际情况做决策，使企业能够成为自主决策、自主投资、自我约束、自担风险的真正的市场主体，逐步消除负外部性对投资行为的影响，具体措施包括减少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对市场的直接干预，创造公平、合理的投资环境，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依靠市场自身的竞争力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等方面。通过这些改革措施来降低体制性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以达到缓解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状况的目的。

5.创新政府干预方式

缓解部分行业的产能过剩问题，除了依靠市场自身的调节作用外，政府也应当适时、适度地加以引导。目前，地方政府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干预，主要是通过给予企业土地优惠政策、信贷支持以及环保审批等方面，直接干预投资项目的运行。这种直接的干预行为，严重影响了企业对自身投资行为的判断，违背了市场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妨碍了相关行业甚至是整体经济的正常发展。缓解产能过剩问题、促进经济的健康发展，应以尊重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为主，依靠市场的自身调节和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来调整产业结构、优化产业升级。但是，仅仅依靠市场自身的这种调节能力还不足以引导整体经济的稳定发展，体制性产能过剩问题的解决离不开政府的政策引导和支持。因此，改革的重点并不仅是地方政府退出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干预，而是转变、创新政府的干预方式，由直接的干预企业投资行为，转变为间接的引导，使企业掌握更准确的市场信息，更好地结合市场和自身的实际情况，制定科学、合理的投资策略。

创新政府干预方式，要求中央政府制定科学合理的宏观经济政策、科学严谨的长远发展规划（如新兴能源产业发展规划等）、建立明确的行业标准、规范等，并且保证执行效率。地方政府应从建立良好的市场环境、创造公平的投资环境、鼓励企业的技术创新、严格控制企业的污染程度以及提高政策执行力度等几方面入手，通过对市场环境、投资环境以及法律环境的不断完善，将地方政府直接干预企业行为的方式，转变为间接对企业的投资行为产生积极的影响，以此来达到缓解我国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的目的。

参考文献：

［1］刘金涛，杨君，曲晓飞.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理论探讨与实证分析［J］.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3）.

［2］王立国.重复建设与产能过剩的双向交互机制研究［J］.企业经济，2010，（6）.

［3］周业樑，盛文军.转轨时期我国产能过剩的成因解析及政策选择［J］.金融研究，2007，（2）.

［4］江飞涛.中国钢铁工业产能过剩问题研究［D］.中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

财政分权论文范文第3篇

关健词俄罗斯时政分权管理预算联郊制政府责任

俄罗斯独立后的第一部联邦宪法确定了其联邦制政体形式,政府结构出现了明显分权,形成了由共和国,边疆区、州、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市,自治州和自治专区三种主体形式构成的新型联邦关系,这为小管辖区更有效率地提供个性化政策提供了基础,也使得地方政府可以在“以足投票”的约束下,高效地提供公共产品提供了可能。但是,俄罗斯的分权制度选择是不是如同传统理论所言。根据福利经济学的传统理论,允许分权决策一旦作出,地方政府将被激励去产生必要的事业机构并指导公共行动使该过程成为可预期的成功的激励机制。很多文献研究都认为,俄罗斯财政分权的政治经济激励不足,破坏了财政可持续性、良好治理、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和地区间财政平等、阻碍了经济增长和市场化改革进程川。这引发了对分权所强调及破坏效率和权责的条件问题的研究,并且认识到以公共支出与收人在各级政府间的分配为特征的财政分权与管理和政府质量的密切相关性。

一、公共支出划分合理化

有效稳定的分权体制要有明确的关于不同层级政府支出职能范围划分的体制框架。这一框架应对政府在效率、公平和稳定等政策目标上的重要性顺序以及优先选择做出积极反应。支出职能的划分是设计政府间财政关系体制的基础。实际的支出职能划分在何种程度上体现分权体制理想的支出划分原则是检验支出划分充分性的一个办法,其合理性应通过考察它在何种程度上实现了政府在其分权战略中设立的目标和任务来判定。从总体上说,俄罗斯联邦立法对支出责任的划分违背了事权决定财权的原则、地方政府支出责任清晰性、财政分权的目标性。

合理的支出责任划分的第一个标准是明确财政分权设计的顺序,即遵循事权决定财权的原则。财政分权设计的最优次序是首先明确界定不同级次政府的职责范围,是设计政府间财政分权制的首要步骤,是政府间合理有效的税收分配组合的基础有助于提高税收制度的效率,与此同时,缺乏支出责任的划分容易导致分权制的脆弱性。可是俄罗斯联邦的财政分权是从收人开始的。各级政府支出权力的分工大部分都是自然形成的,没有考虑所提供的预算服务要受制于预算水平的因素,而是遵循一种特殊的制度安排—每个财政年度重新调整。在未明确划分支出范围的条件上,设计分权体制的其他要件,这就导致了联邦以下政府的财政支出安排,不是以支定收,而是以收定支,因此,政府支出责任的这种调整,实际上是充当了联邦内政府政权更替调整的手段和政策工具。实践中分权体制的不稳定、不规范往往起因于对不同级次政府职能和支出责任未能在法律上明确划分。

第二个标准是有利于宏观经济管理的支出责任划分应该以一国或地方的社会偏好为依据确定公共支出项目特别是混合型公共产品的合适分权程度川。只有这样才能使公共责任在政府间的分配与当地消费者—选民的偏好相匹配,对社会偏好有意义的是来自通过政治自主性所表达的支出决策的自力。因此,政府财政职能在政府间分配就是确定由哪一级政府负责有关政策制定、融资及管理的问题。否则支出职责划分缺乏明晰性。俄罗斯财政支出体系缺乏公开性和透明性。传统的做法是按照受益原则在政府间来划分公共服务项目。年之前宪法以及法律体系没有就支出项目的融资、监管和实施等责任做出具体的划分,支出划分的安排模棱两可,多级政府共享责任特征明显。虽然年的预算法典及其他法律对支出有关的政策、标准、监督及执行方面有了规定,但是还有一些重要的责任和权力没有明确划分。体现在当决定支出划分的具体细节时,在法律框架下的不确定性则更为凸显。只是在《2005年前俄联邦预算联邦制发展纲要》中才对支出责任做了较详细的划分。

缺乏明晰的支出责任划分会引起体制性的不稳定、公共服务的无效供应及政府官员责任感的缺乏。不仅如此,俄罗斯税收分割及财政均衡机制的不合理就是支出职能缺乏具体明晰的划分所导致的,从而破坏了在各级政府间明晰地划分权力和责任的原则。第三个标准是支出划分的目标性。总体上说,俄罗斯支出划分效率低下,同时也带来了宏观经济不稳定的潜在危险。一方面是资本性投资支出划分的低效率。俄罗斯的资本支出职能的划分是伴随着大规模的投资性支出移交给联邦以下政府的过程。这种支出责任的转移和重新分配实际上是为了平衡联邦预算,削减州以及州以下各级政府的财政盈余,其结果给一些联邦以下政府造成了极大的财政压力。另一个特征是俄罗斯地方政府承担大量的社会保障和社会责任。如果从纯粹宏观经济管理的角度看,中央政府应负责对

需求有特别大影响的支出或对经济周期变化尤其敏感的支出,如失业救济等。而俄罗斯的地区政府和地方政府,承担了大量社会福利的筹资责任、管理责任以及社会安全网的责任。这是与理论原则及其他国家的实践相背离的。地方政府由于承担了大量的具有较高边际消费倾向的支出项目,必然促成总需求的增长进而违背联邦政府对稳定目标的追求。

二、俄罗斯地方政府财政自的充分性

在多级财政体制下财政分权的过程就是财政自形成的过程。国有产权在理论上是指国家内的每一成员都有权分享的权利由国家拥有,它再按可接受的政治程序来决定谁可以使用或不能使用这些权力。财政联邦主义就是降低这种权力分配的交易成本的制度安排,它体现了基于民意的承认和一致或多数意基础上的国家权力在政府间的界定。这些权力包括有关的一组支出权、税收权力、借贷权和调控权闭。政府间财政收支划分的过程实际上是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产权的界定过程,是政府自的确定过程。事实上,在分权体制下,虽然在事权与财权统一的情况下,合理分权可以使各级政府自主决策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规模,但是相对完整的财政、税收权力被赋予一级政府的同时,又被分解为并不完整的税收立法权、税收征管权和财政支出权,使自成为一种有限度的自主和自治。俄罗斯政府间收人和支出划分存在的最明显的问题在于地方政府的支出和收人自不足。《2005年前俄罗斯联邦预算联邦制发展纲要》反映出俄罗斯联邦总职能项,其中归联邦级政权有项、地区级政权有项、地方级政权有项、不交叉的职能共计有项、交叉的职能共计有项图。项职能中有项联邦政府参与标准法律的调控。地区和地方政府很少能参与到标准法规调控中,更多的是参与财政保障和执行阶段。这说明联邦政府在各个阶段所起的作用始俄罗斯财政分权化管理终占优势。共同责任的存在也是地方政府支出自不明晰、不确定及不充分的表现。俄罗斯的立法在对地方预算分配支出责任时,不附有任何对决策和支出自的保障。税收自是决定税率、税基和征收的权力。税种在各级政府间的划分不仅被看做是各级政府获得收人的途径,而且是有效的政府间行为的约束机制。而这种有效的约束机制就是税收立法权、征税权和管理权。因为税收立法权可以使地方政府能够灵活地根据地方公共支出的需要规范其税收收人,激励地方政府为扩大税基而促进经济的发展。否则缺乏税收立法权的地方政府,由于支出权与筹资权脱节,就会绕过法律的约束,而寻找“非正规税”。

俄罗斯次级政府仅对相当少量税种的税基具有控制权如印花税,这说明地区和地方政府确定自有收人水平的能力十分有限,甚至完全没有。联邦政府控制大部分商品税的税基。确定税率的权力也十分有限。即使是被法律列人的地区税和地方税,决定这些税的税率也是在联邦限制的范围内,惟一例外的是地区政府对生意税。地区和地方政府对地区税和地方税的征收权力很小,大部分税种都由联邦政府进行征收。俄罗斯同大多数国家的政府间财政关系不同,即大多数国家的税款由联邦政府负责征收后,才同下级政府分享,而俄罗斯的财政体系中,税收收人的分享是从区政府到州政府,最后到联邦中央政府,从下到上逐级进行的。在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缺少明确定义、稳定统一的税收分配原则会影响地方预算管理,而且对地方政府会有不利的影响,不是会隐藏地方预算外收人,就是会降低地方流动性税收的效果。

如果把分权视为向地方政府授权的方法,使之在决策上有某种自,那么这种方法有三种类型分散、委托和转让。俄罗斯政府内部关系的演变呈现为一种委托和转让的混合体。转让在联邦一地区间是主要形式。但在地区一地方间许多功能都由二级政府分担,并且没有明确的责任划分。由于严格限制建立自己的税收体系,地方政府在税收决定权方面须依赖地区政府。在年之前,还没有立法明确区域预算与地方预算的关系。有些法律条款只有宏观控制的约束力,没有明确的可操作性。随后的改革仍然没有使联邦主体内部的预算走出集权化管理模式。这就限制了地方政府的自,也破坏了对选区的问责制。尽管联邦控制所有预算结构,加强对最低支出标准的管制,限制地区使用最重要的税收,但现行的体制仍然使地方在与上级政府的关系上有很大的非正式的自由决策权。

三、公共服务融资机制的管理

联邦政府财政援助和借款一直是政府间财政制度安排的焦点和富于争议的主题。目前,税收分享制度逐渐稳定。俄罗斯的转移支付充当了限制地方自主性、控制地方的政治手段及转移财政赤字的实现机制。尽管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一直是预算体制改革的重点,但还远没有实现体制的稳定性和确定性。无论是联邦政府转移给地区级政府的财政援助资金的分配,还是地区内部的财政援助资金的分配,仍然存在很大程度的主观因素。相当一部分财政援助资金没有经过预算批准就进行分配。转移支付经常被拨到最需要的地方或是政治权力极大的地方,并且通常作为控制地方的政治手段而使用。联邦政府有意识地在指挥中留下相当数量的财政资源资金,其目的就是在财政年度在经济和政治上

出现问题须增加财政拨款的地区之间进行资金分配。联邦政府不愿意放弃对地方政府的限制,拒绝赋予地方政府筹集收入的权利,限制了地方政府的自主性。也使联邦以下政府更加依赖联邦的财政援助。转移支付与分享收人占地方总收人的比例却很高。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及核算方法不完善。预算平衡补助金分配的突出特点就是试图混淆补偿和平衡间拨款的性质。为一种形式的预算间资助确定几个目标,结果将是一个目标都不能实现。这种财政不均衡的政治成本是政府在税收和支出决策的责任感的缺乏及地方政府的资源浪费,并且丧失了财政援助的针对性。政府间划拨起到了适度的平等化作用。即使平等化补助和有条件的补助部分弥补了地方上的多数急用资金的不足,但是要从整体上解决横向不平等这一问题,这种方法既不充分,也不太有效。

允许次级政府从金融市场借贷,能改进资源的配置和对公共服务供应有责任的必要条件是严格的预算限制的法律和监督框架。当这些条件缺乏时,对财政的投资会增加经济的不稳定。尤其是在同时缺少市场原则和健全有效严格实施的规章制度下的下级政府借贷将破坏政府财政目标的实现,并且给宏观经济稳定带来危险。俄罗斯联邦以下政府有三种借款途径,即预算借款、向商业银行借款、发行证券。总体上说,地方的债务结构不合理。健康的借款体系应该更多地依赖于资本市场。而利用预算借款则是地方预算融资主要渠道借款规则缺乏透明度和稳定性,无法对各级政府的财政行为实施有效的监督。该体系的预算激励引发了依赖借款政府的道德风险并造成了软预算约束的持续存在。因此,提高政府借款的监督效率和执行效率,是防止道德风险的重要途径。法律调控借款是对实现监督效率和执行效率的有效保证。

四、俄罗斯预算关系的改革加强政府责任

以增强政府责任为核心的预算联邦制的改革,旨在降低体制运作的最低成本,实现经济效率、财政责任、社会公正、经济和政治稳定。为实现经济效率必须为联邦主体和地方政府进行结构改革创造长期激励,支持有利于投资和企业的竞争环境,促进居民收人和地方经济增长。通过公共财政管理增强预算责任,最大效率地利用税收和资源提供公共服务,增强税收预算政策透明性和责任,平衡预算过程,提高各级政府政策选择和执行预算责任心。同时使社会公民平等地享受基本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收益,实现社会公正。实现国家经济和政治稳定,必须为联邦主体和地方自治机构有效率地履行职责创造条件,促进公民社会发展实现地区一体化,保障统一的税收预算制度,避免地区发展比例失调,巩固国家领土完整。尽管俄罗斯复杂的预算关系制度一直处于改革之中,但是仍然不符合预算联邦制的基本原则和国家长期发展战略。因此,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必须在中长期国家经济发展战略框架下高质量地形成新的预算关系制度。

增加财政自,使联邦主体和地方自治政府在法律确定的各级政府之间权力和责任划分的基础上独立行使税收一货币政策。只有在地方政府具备责任感并符合纳税人的偏好时,财政分权化的好处才能够得以体现。各国的实际经验表明,只有各级政府至少拥有一种主要的自有税收来源时,分权式财政制度才可能取得令人满意的运行效果。此时,多级政府体制才可能提高政府的财政责任感,从而最终提高政府的经济效率。这就要求分配给各级政府有实际意义的税源,以增加地方政府的税收努力,限制有条件的转移支付的规模和范围,提高无条件拨款的重要性。现行财政援助的分配,大部分没有明确的分配标准和比例,每年确定联邦税收分享比例产生的地区和地方预算的依赖性破坏了进行结构改革、吸引投资、地方税收潜力的发展和提高税收征收的激励,因此,要改革转移支付的程序、规则和方法以增加预算的透明度、确定性和稳定性。现行集权化的地区与地方的预算关系仍然不透明,缺乏国家和社会财政管理和质量的完整监督制度。从旧体制继承下来的地方自治机构不完善,必须改革各级预算制度才能保证自治机构财政独立性和责任心。

基于法规的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模式在透明度和确定性方面要比行政和在年度预算过程中规定各种限额的方式更有效。一个透明稳定的借款体系要求禁止各级政府从中央银行借款,控制对外借款,限制所有投资目的的地方政府借款。对俄罗斯还有一个重点,地方政府应以预期偿债能力而不是由联邦政府提供担保,同时促进市场对借款的充分限制。

财政分权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财政分权；财政体制；和谐财政；效率与公平

党的十六大把“社会更加和谐”作为中国未来发展目标之一，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明确提出“把构建和谐社会摆在重要位置”，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以高度的责任心作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问题的决定”，表明我们党致力于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建设、共同享有和谐社会的决心。和谐社会需要和谐财政，优化和完善财政分权体制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

一、现行财政分权管理体制的弊端与不足

近些年来，虽然中国公共财政转型已取得了很大进展，但仍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弊端和不足，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财政支出结构不均衡，导致其在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无法完全发挥出来。就财政的提供公共产品责任而言，由于诸多方面的原因，在无法脱离对传统生产建设财政依赖的情况下，必然导致财政支出在规模或结构上对经济建设的掣肘，无法满足纳税人对基本公共需求的满足。更值得关注的是，财政支出在转型期内由于既要兼顾原有体制框架下的支出需求，又要满足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共支出，使支出结构更趋复杂，存在着不均衡的供给情况。在现有条件下，中国财政在转型期内无法完全满足公共财政框架下的服务性支出和保障类支出，与此相对应的传统财政性支出项目在短期内所占比重仍较大，社会公共性财政支出不足和结构性短缺制约了财政体制转型的步伐，财政职能在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无法完全发挥出来。

(二)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拉大了区域差距。随着财政分权的进行，地方政府掌握了相当大部分的财政自，为获得更多的财政收入并促进本地经济的发展，地方政府往往会产生保护本地市场的冲动，并通过税收竞争等手段吸引投资。对发达地区而言，其原始的经济基础较为雄厚，对企业和投资的税收优惠较大，有利于本地企业的竞争及投资的引入，进一步促进本地经济增长。对欠发达地区而言，其财力本来就相对匮乏，为获得足够的财政收入以完成正常的财政职能，无法给予企业较多的税收优惠，面临比发达地区更加严重的财政压力。

(三)转移支付机制滞后，冲抵了财政分权收益预期。在财政分权的体制下，由于各地方经济基础、资源禀赋有较大差异，产生经济非均衡发展是不可避免的。为避免地区差异过大而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作用，建立一套完善的转移支付体系以平衡地区经济发展是十分必要的。1994年的财政体制改革进一步理清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关系，财权和事权得到了较为明确的划分。但与此相配套的转移支付体系并未能尽快建立并发挥应有作用，甚至转移支付本身加大了地方经济发展的不均衡程度，一方面，税收返还偏高；另一方面，一般性转移支付比例偏低。

二、构建和谐财政分权体制的一般性原则

(一)和谐财政分权体制构建要以提供高质量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为核心。公共财政的实质是市场经济财政，其理论核心在于弥补市场失灵，建立包括财政主体在内的公共服务和保障体系，提供高质量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维护社会公平。

(二)和谐财政需要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协调。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必须是建立在有效率的资源配置基础上，但公平问题、特别是社会公平也需要摆在重要位置。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社会已进入知识经济和信息化时代，技术进步将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极大的作用。在这种社会和经济背景下的财政政策应在缩小社会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方面发挥作用。财政分权体制改革要以财政政策调控和构建和谐财政体制为目标，在保证分权效率的前提下，促进社会和谐，实现财政基本职能。财政分权体制改革需要在效率优先的前提下，渐进式地突出公平的地位。

(三)和谐财政要以增进社会福利为出发点和前提。在政府与市场关系中，当市场无法通过自发机制和手段来保证“福利和生活质量”的时候，政府就会在可持续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发挥作用。政府的调控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可有效弥补市场失灵，而财政效率和公平的均衡发展必将承担重要作用。随着中国经济转型进入关键时期，要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及时更新理念和思维模式，通过财政分权体制改革和财政政策的调整进一步缩小收入差距、增进社会福利，推动社会和谐稳定发展和进步。三、构建和谐财政分权体制要处理好的几个关系

(一)处理好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间的关系。处理好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间的关系，在于理解全局利益和局部利益、增长和平衡、竞争和协调三方面的关系。其一，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其实就是经济发展中的全局和局部的关系，局部利益要服从全局利益，全局利益要兼顾局部利益。财政分权所体现的中央与地方之间关系的根本在于处理好各个层面的利益关系，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动力，促进地区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其二，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间还体现了增长与平衡的关系。分权会导致少数地区经济增长过快，导致地区间收入差距过大。这种由于增长的不均衡带来的差距过大问题会影响到社会安全与稳定。正确处理好增长和平衡的关系是中央和地方之间合理分权的前提和保证。其三，地方之间在分权体制框架下通过竞争获得经济增长，不断提高经济效率。中央和地方乃至地方与地方间的关系，在于下层增长前提下建立上层协调机制，以实现均衡发展的目标和全局范围的资源优化配置。

(二)处理好集权和分权的关系。集权和分权的核心在于事权和财权的划分，因此，要确定合理的中央与地方在政府责任和收入权力上的关系，实现各级政府“收——支”的合理匹配。在现实社会中，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集权或分权，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中央政府也不可能包揽所有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即使在计划经济时代也存在一定程度的事权的下放，所有的公共产品也不可能由哪一个地方政府独立承担。地方政府在本辖区范围内具有相对事权，而事权范围依其管辖范围而定。如果原本应由中央政府承担的事权推卸给地方政府，则地方就会由于激励不足而导致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质量不高或者数量不足；如果原本应由地方政府承担的事权上收到上级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则会造成过度集权带来的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导致资源浪费。在笔者看来，处理中央和地方的集权和分权的关系，关键在于界定政府间的职责范围，以法律的形式规范各级政府的权责利，分别承担其责任和使用其权力，在渐进化分权过程中不断提高分权效率。

(三)处理好财政支出和收入的关系。分权化改革的目的在于更好地提高财政运营效率。财政政策凭借着收入和支出两翼来实现对经济的调控，而这两个方面既涉及到政府各层面内部规模和结构的关系，也涉及到中央和地方、地方与地方间的利益调整问题。处理好财政支出与收入的关系需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其一，要关注政府间财政收支规模。地方为自身经济发展，充分挖掘本地区税源，以推动本地区经济增长。然而，地方财力在规模上毕竟存在着局限性，其收入规模无法满足支出需求。中央有义务在地方出现资金缺口的情况下，在合理范围内通过必要的机制进行资助。其二，要关注各级政府的支出结构。中央从全局利益出发，存在着对地方财政支出渠道和结构的指导，以避免地方财政支出结构的不合理状况，兼顾财政支出结构的重点和一般，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地方通过意愿表达机制和信息沟通机制，向中央反馈地方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市场需求，以利于经济效率的全面提高。其三，要关注财政收入结构的优化和协调。在税收的制度性约束和中央财政增加财力的前提下，地方存在着不断扩大预算外收入甚至制度外收入规模，以非税收入弥补税收收入不足的冲动，从而会弱化分权化改革的效率。中央事权的下放必然需要以一些财权的下放为前提，以保证财政分权对地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四、构建和谐财政分权体制的策略选择

(一)进一步规范政府间事权和支出范围。1994年财政分权体制改革虽然规定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事权和支出范围，但却没有将事权具体化，省以下地方政府的事权划分仍旧含糊不清，容易导致职责划分不明确，甚至出现相互干扰的情况。因此，需要进一步规范政府间事权范围，相应对财政支出进行结构性调整。概括地讲，各级政府要关注于本级的基本事权和重点事权，实现以点带面的策略。借鉴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的经验，在规范行政管理体制的前提下，相应下放一些事权到下一级行政部门，并相应下放财政权力，以杜绝省以下政府事权“落而不实”、“一刀切”等低效率状况，减少“给政策不给经费”情况下“体内损失体外补”等变相缓解财政压力的不规范行为，缓解由于事权下放、财权上收而导致的“倒逼机制”的发生。

(二)合理划分政府间财权，规范地方政府的非税收入。从立法权来看，参照一些国家实行彻底的分权做法，赋予省级以下政府部门适度的税收立法权，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筹集财政收入。从收入权来看，本着“精简、高效”的原则，从现有模式逐渐过渡到由一套机构同时征收两级税款，在财政或银行部门按照税种或者分享机制分别划转到中央和地方两级收入的管理体系；同时，建立比较精干的(税务)稽查和(财政)审计机构，对纳税人的完税情况进行检查，保证税法执行和各级税收收入实现。从税收分配权来看，进一步完善分享和共享并存的机制，一方面，确保中央财政在总规模中所占比例；另一方面，适当增加地方政府收入，满足地方支出需求。

财政分权论文范文第5篇

目前,各级政府间的税收竞争正如火如荼地展开,但是学界及实务界对税收竞争褒贬不一,其根本原因在于对于政府间税收竞争的理论基础等问题存在认识上的误差,忽视了我国业已存在的政府间税收竞争的实践基础。为了正确处理各级政府间的税收竞争关系,展开有效的政府间税收竞争活动,本文试图阐释政府间税收竞争的理论及实践基础,以澄清有关问题。

一、政府间税收竞争的理论基础

(一)税收竞争的内涵及外延通常说来,税收竞争是指政府间为增强本级政府(及其所属部门)的经济实力,提高辖区(或部门)福利,以税收为手段进行的各种争夺经济资源及税收资源的活动。税收竞争是政府间竞争的重要内容,是制度竞争或体制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说来,国内政府间税收竞争包含三个层次的内容,即上下级本论文由政府间的竞争、同级别政府之间的竞争以及一级政府内部各部门的竞争,它主要通过税收立法、司法及行政性征管活动来实现。

(二)公共选择的非市场决策理论公共选择理论作为非市场决策(政府决策)的经济研究,成功地将“经济人”假设成功地引入了政治学领域,认为各层次政府的行为同样是符合“经济人”模式的。尽管政府与其他市场主体相比在行为活动上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比如政府是对全体社会成员具有普遍性的组织,它拥有其他经济组织所不具备的强制力①),但是政府同样要受到“用脚投票”(VotingbyFeet)的约束。在这个“准”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各级政府同样必须具有竞争意识,需要努力改进政府工作的效率,从主观到客观真正造就一个更能谋求社会利益最大化的政府。税收竞争作为政府间竞争的主要工具,在保持和创造各层次政府的竞争力上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受到各级政府的青睐。

(三)财政联邦主义的财政分权理论财政联邦主义(FiscalFederalism)是20世纪50、60年代以来形成的财政分权理论(FiscalDecentralization),它主要从经济学角度去寻求为有效地行使财政职能所需的财政支出和收入在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之间的最优分工。它指出,在一般情况下,中央政府必须单独行使财政的收入分配与宏观本论文由调控职能,但就财政的资源配置职能来说,一个多级政府的财政体制却是合理的。

②在“经济人”理论的框架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都是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主体,具有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各方为寻求自身利益而展开的竞争能够实现共同的利益,即从“自利”向“利他”转化。多级财政体制及相对独立利益的形成是各层次政府展开税收竞争的前提。多级财政体制及独立利益的形成要求各级政府为了实现其目标,获得更高的政治支持率,需要占有更多的政治资源。通常来说,政治资源的获得必须依靠一定的经济资本论文由源,这就是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由此,各层次的政府为争夺经济资源和税收资源的税收竞争便逐渐展开。

(四)演进主义的制度竞争理论建构主义学派认为,在新古典主义的框架下可以由“经济人”通过成本利益分析选择出有效的国家政治经济制度。而演进主义理论认为,个人理性在理解它自身的能力方面有一种逻辑上的局限,这是因为它永远无法离开它自身而检视它自身的运作。因此在演进主义者看来,社会活动的规则(包括政治经济运行体制)应当由社会活动中的博奕尤其是重复博弈来产生。简单一点说,就是社会活动主体间的竞争产生活动规则。竞争不仅是在特定秩序下的活动,竞争活动本身是市场秩序的维护者;在平等市场环境下的竞争能够本论文由保证生命力旺盛的制度胜出,使之成为社会活动者共同遵守的规则。政府间竞争,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制度竞争或体制竞争,它突出了内在规则和外在规则体系对于各辖区的成本水平以及辖区竞争力的重要性。

正是这种竞争成为转型期政府运行体制有效性的裁判。政府间税收竞争作为政府间竞争的重要内容,它的意义绝不仅仅在于为各层次政府获得一定的经济资源及税收资源,而在于它是高效率制度的发现者和维护者。按照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强制性制度变迁存在一个“诺斯悖论”,而政府间的税收竞争则构成“诱致性”变迁或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的重要内容;也就是说中央自上而下的改革不可能真正实现其目标,而税收竞争作为制度的发现者和维护者反而更容易实现转型期的制度选择,从而构成财政分权制度完善的外在条件。①

二、政府间税收竞争的实践基础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政治经济制度急需实现转型,财政制度不断实现分权化,伴随财政分权的深化地区间经济竞争也不断加剧。其中,加快政治经济制度的转型使有效的政府间竞争(包括政府间税收竞争)成为现实需要,80年代以来的财政分权实践则为税收竞争提供了适格的竞争主体,而地区间经济竞争的加剧则使税收竞争的作用更加凸现。

(一)政治经济制度的转型集中计划经济实践的失败使中国及东欧国家走上了实现政治经济制度转轨的道路,而经济制度的转轨在中国则先行一步。怎样摆脱集中计划经济运行模式的束缚,建构符合市场经济运行的制度模式,是我国及其他转轨国家的重要任务。在这场转轨竞争中,谁能选择优质高效的制度,谁能以较小的代价实现转轨,谁能及早实现制度的转轨就能成为优胜者。国际间的竞争是如此,国内各地方政府间的竞争也遵循同样的规则。在国内的政治经济转轨中,一般都是中央采取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通过推行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引进大量优质高效制度以实现制度转轨。我国的改革开放大致上就是这种模式。

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变迁无法回避“诺斯悖论”,不可能完全实现其改革的目的。为了实现政治经济制度的转轨,中央政府提出发挥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开始推动地方政府的自主性改革探索,以寻求改革的有效路径。地方政府的自主性改革探索,强化了地方政府的自身利益机制,逐渐形成了自下而上改革的“第一行动集团”。地方政府为了维护业已形成的自身利益,及在新一轮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政府间竞争由此而展开。这种政府间竞争围绕资本、技术及优质劳动力而进行,目的在于获取足够多的生产要素,谋求竞争制高点。而在政府间竞争中,本论文由税收竞争是其重要内容,它一方面通过税收竞争获取足够的经济资源和税收资源,另一方面利用经济资源和税收资源提供优质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以谋求更丰富的经济和税收资源。

(二)财政分权改革实践自两步“利改税”初步建立我国的工商税收体系后,以税种来划分中央地方收入的财政体制正式拉开了我国财政制度的分权型改革,我国集中性的财政体制开始向分散的、分层的财政体制过渡。1994年分税制改革及对它的完善和补充,如转移支付制度改革等,在不同程度上强化了地方政府对地区性事务的自主管理,财政分权改革进一步深化。伴随着分权财政体制的构建与“地方所有权”的确立,地方政府的资源配置权限不断扩大,特殊的地方经济利益逐渐形成。地方特殊经济利益的形成,使各地在经济竞争中拥有了相对独立的竞争主体资格,从而为政府间税收竞争的展开提供了有效的竞争者。

(三)地区间经济竞争加剧改革开放以后,各地区间首先在吸引外资方面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各地纷纷出台优惠措施、提供优惠条本论文由件以吸纳外国资本。由于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及沿海开发区等在税收政策上拥有比较大的优惠,且区位优势明显,因此吸纳了我国吸纳外资的绝大部分。如,2000年东部地区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及其它投资3,702,825万美元,占东中西地区合计数4,204,386万美元的88107%。②同时,各地为争夺原材料等资源的竞争也逐渐升级。

在某些领域中,控制了原材料渠道,就能够保证在经济竞争中保持较大的优势。而欠规范的市场秩序又为原材料提供了条件,因而在80年代爆发了诸如“生猪大战”、”羊毛大战”、“蚕茧大战”等。另外,地区间区域分工的竞争也逐渐展开,各地为了在经济竞争占据有利地位,纷纷向“高新”科技行业靠拢,区域间经济目标同构化严重。国家计委的测算表明,我国中部和东部地区的工业结构相似系数为9315%,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工业结构相似系数为9719%。

③经济竞争的加剧要求地本论文由方政府寻求有效的竞争手段,在以优惠政策获取资源的时代里,税收优惠政策无疑受到极大的追捧。因此,税收竞争在地区间的经济竞争中优势明显。要说明的是,税收竞争是在相关政府政策的辅助下发挥作用的。

三、影响我国政府间税收竞争有效展开的外部因素

(一)地方保护主义的兴起随着地方经济竞争的加剧,地方保护主义日渐兴起,特别是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纷纷采用多种保护措施分割市场。法国经济学家庞赛的研究成果说明了中国国内市场的分割程度。庞赛发现,1997年中国国内省际间贸易商品平均关税为46%,比10年前提高了整整11个百分点。46%的平均关税相当于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关税,并且超过了同期欧盟成员之间的关税。美国经济学家阿伦杨也有与之类似的发现,在改革开放期间,中国国内各省之间劳动力的生产率和价格的差距拉大,而按工业、农业和服务业计算的GDP却呈收敛性,这正好与作为统一市场应该出现的情况相反。

④由此可见,随着财本论文由政分权运动的展开,各地不可避免的为着自身利益加强了对本地经济资源和税收资源的保护,由此导致了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市场的进一步分割。地方保护主义是地区间经济竞争的产物,或者说地方保护主义是地区间经济竞争的一种表现,它的兴起使政府间税收竞争更加混乱。地方政府间的税收竞争本来是要发现和使用更有效的制度,但是地方保护主义的出现却使之反而成为统一市场制度秩序运行的障碍。

(二)弱稳定的政府间关系建国以后,我国相继颁布了宪法及一系列法律准则,保证了我国政府间关系的相对稳定性。但是,由于受制于历史传统及现实客观因素,我国各层次政府间关系的稳定性还不够,从而影响到政府间

税收竞争的有效性。第一,由于深受悠久的中央集权制传统影响,我国建国后形成了单一制的政府体制,中央政府或高层次政府在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中扮演了较为重要的角色。第二,我国缺乏地方自治传统,地方政府或基层政府往往依赖于中央政府或高层次政府。

第三,我国现有政府官员的考核与任免机制主要受制于中央政府或高层次政府。

①而在我国的现实政治生活中,中央政府往往无法得到有效的约束,时常对地方政府事务进行干预,难以保证各层次政府间关系本论文由的稳定性。在弱稳定的政府间关系下,全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受中央政府的影响过大,常常危及地方政府积极性。首先它将影响纵向的政府间关系。由于中央政府难以得到宪法及有关法律准则的约束,导致其活动范围过于宽泛,常常超出其有效活动边界,造成越位。中央政府难以受到约束的超强活动能力及超宽活动范围,使中央政府同时扮演着“运动员”与“裁判员”的角色,破坏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平等竞争关系。其次,它将影响横向的政府间竞争关系。中央政府或高层次政府对各地的发展畸轻畸重,往往会损及地方政府的平等竞争权,弱化部分地方政府的经济竞争能力。由于我国现有体制下缺乏稳定的政府间关系和竞争性政府主体,导致我国政府间税收竞争还处于弱势有效性阶段,还不能有效实现转轨期政府间税收竞争的主要目标,即实现政治经济制度的顺利转轨。

由于缺乏稳定的竞争规则,政府间税收竞争无法通过“看不见的手”来实现整个社会的利益,即没有从个人利益(局部利益)向社会利益的转化。而过分强调财政分权,地方政府对经济资源和税收资源的争夺过于惨烈,各地被迫卷入了地方保护主义和分割市场的恶性竞争。这种恶性竞争正是目前大多数学者反对政府间税收竞争的主要理由,因为它确实扰乱了地区间的正常经济往来,降低了资源配置的有效性。

四、结论

尽管政府间税收竞争目前还存在一些问题,但是政府间税收竞争在实现政治经济制度的转轨方面具有十分突出的作用,能够发挥各层本论文由次政府在寻找高效制度方面的积极性。因此现阶段的任务在于维护政府间税收竞争的良好秩序,规范各方的行为,实现政治经济制度的有效转型,而不是全盘否定政府间的税收竞争活动。

(一)维护良好的财政分权秩序尽管我国财政分权改革缺乏稳定的法律基础及理论基础,造成了财政分权过程中的某些无序化行为(特别是地方保护主义行为),但是财政分权及由此而起的税收竞争却构成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推动力。维护有效的财政分权秩序,主要是建立地方财政的有限分权模式,保证地方政府的分权利益不受高层次政府的干预,而这也是政府间税收竞争有效展开的条件。要保证我国的强势高层次政府不干预低层次政府的分权利益及税收竞争利益,就必须建立稳定的政府间关系,即构建稳定的政治法律制度以固化各层次政府间本论文由的事权及财权关系。

对此,可以考虑建立一种超稳定的双层约束机制,既约束中央政府(包括高层次政府)对地方政府的干预,又约束地方政府的非规范性活动。

(二)打破地方保护主义与市场分割,建立统一的市场秩序有效的政府间税收竞争必须防止地方保护主义的泛滥,而防止地方保护主义及市场分割的有效途径莫过于建立统一的市场秩序。我国在打破地方保护主义的运动中,可以借鉴美国的双层司法体制及其宪法中的商务条款。双层司法体制中,中央司法机构主要解决全国性的司法案件并对地方之间的案件纠纷有审判权;地方司法机构主要解决地方性司法纠纷。美国的商务条款则建立了中央政府对地区间贸易争端的专属解决权,我国的现实地方政府屡屡干预地区间的贸易。因此在我国建立类似条款,对于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可能会更有效。

主要参考文献:

[1]蒋洪1财政学教程[M]1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

[2]斯蒂格利茨1政府为什么干预经济[M]1北京:中国物资出版社,1998。

[3]戴敏敏1一个市场还是n个市场?[N]1经济学消息报,(200211118-1)

[4]冯兴元1中国辖区政府间竞争理论分析框架[Z]1天则内部论文稿,2001,(2)1

[5]钱颖一1警惕滑入坏的市场经济———论市场与法治[N]1经济学消息报,2000-06-231

[6]韦森1注意哈耶克慎思诺斯[N]1经济学消息报,1999-01081

[7]周克清1论转轨期政府间的税收竞争及其有效性[J]1涉外税务,2002/03.

财政分权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地方财政竞争；财政监督；制度外税收竞争

随着财政联邦主义理论的不断发展和成熟，建立财政分权体系已经成为各国政府改善政府效率实践的重点。地方财政竞争与我国以前高度集中财政管理体制相比，代表着各级政府自主理财意识的复苏，它意味着我国财政分权已经使各级政府存在着潜在和现实的竞争论文。随着地方财政体制改革和税制环境的改善，我国地方财政竞争将进一步规范，效率将得到进一步发挥。

一、分权体制下财政竞争：一个理论综述

最早在理论上阐述地方财政竞争思想是美国经济学家蒂博特（Tiebout），在《地方支出的纯粹理论》提出了“以足投票”理论。他认为人们愿意在地方政府周围是由于他们想在全国寻找地方财政支出与税收的一种精确组合，使自己的效用最大化，人们之所以在某一区域工作和居住，接受当地政府的管辖，是因为政府服务与税收符合自己效用最大化的原则。正如施蒂格勒指出的，与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更接近于本地居民，同时在一个国家内硕士论文，不同的人们有权利对不同数量的公共品服务投票选择①。

蒂博特之后，对于财政竞争的研究多从财政支出和税收竞争两线展开。其中比较著名的是“扑向底层的竞争”理论。从世界范围来看，各国和各地区广泛采取积极财政政策鼓励投资，为了吸引资本的流入，各个地区政府主动减少自己应得的投资收益，这种税收竞争的最后结果就是使得地方服务的产出水平低于有效率的产出水平。为了吸引企业投资而采取的低税率，地方政府需要维持一个低于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相等时的支出水平，特别是在提供那些不能为企业提供直接收益的项目上。奥茨（W.Oates）认为在各个地方政府税收竞争中，没有谁可以获得好处，最终都会陷入非合作博弈的囚徒困境之中。

高登和威尔森（GordonandWilson，2001）也认为，人员和资源流动或者流出某一地区，不仅仅取决于该地区的低税率，而且要看该地区的公共支出状况和社会福利水平，即便税率相对较高，但如果本地的公共服务更好，也可以吸引人才和资源的流入。他们的研究还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经济论文，就是随着人员和资源在地区的流动性的增强，分权制将强化在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方面的竞争，从而有助于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

对于财政支出竞争效率问题，公共选择学派从另一个角度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作为地方政府决策主体的官员，分权化导致地方官员作为中央政府的人在财政支出决策中易产生道德风险，企业与地方官员的寻租和腐败行为的结果不是福利最大化而是政府预算最大化。但是税收竞争可以增进福利，限制政府预算消费，因此税收竞争被看成一种有效的，旨在对高税率的内在压力的制约不充分的制度性约束的补充，这种税收竞争促进了税收制度的趋同，降低了公共服务的成本。诺贝尔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更是指出税收竞争是“扑向顶层的竞争”，是限制了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而且不是以损害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代价的。

二、我国地方财政竞争现状及问题

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后，地方政府财政竞争在税收竞争基础上，又通过提供优质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来吸引外来资源，扩大税基，从而使地方财政竞争逐步转向税收竞争和支出竞争并存的新阶段。随着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推行，财政支出在地方政府财政竞争中占到了主导地位，一方面促进了地方经济发展，但是另一方面其问题也不容忽视。

1.财政支出比重过大，监督不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支出结构从总体而言是不合理的，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地方财政支出占全国总财政支出的比重逐步上升，地方财政支出的高比重反映出地方财政资源配置的自主程度提高，但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财政体制存在着内在矛盾，地方政府承担了过多公共品供给责任，虽然分税制改革以后，经济权限似乎得到了明确划分，然而社会责任主要采取中央与地方分担方式，中央把支出责任给地方，地方则向中央要钱，正常的转移支付被轻视；地方利用信息优势欺上瞒下，通过预算外收支及体制外收支来满足自身利益要求。

长期以来，我国财政监督存在重收入、轻支出的现象。受传统计划体制影响，我国财政支出管理中，财政支出预算约束软化问题十分严重。很多地方根本不按《预算法》行事，实行赤字预算或随意追加预算支出。缺乏真正有效的管理制度和办法，资金使用中的浪费现象比较普遍。在支出项目决策方面，我国历来缺乏一套科学合理的决策机制，支出预算基本上是按照基数法加增长的方法编制而成的，这种方法由于是在承认既得利益的基础上进行的，容易把以前决策的错误进一步累积，影响了支出安排的有效性和合理性。较之西方发达国家的项目专家决策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最低费用选择法等等，我国常常由长官意志决定，无法反映公众的真实需求，造成支出的低效率或无效率。

2.制度外税收竞争有欠公平

地方政府税收竞争是财政资金来源基础，也通常作为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手段之一。目前，我国地方政府税收竞争现象普遍存在，既有因中央差别性税收及地方合法税收权限引起的制度内税收竞争，也存在制度外税收竞争。

制度外税收竞争是税法规定的税权范围内，制定的差别税收政策。使用的手段主要包括差别税率（额）、减免税、不同的起征点、个别税种是否开征、差别税目、不同的纳税期限等。制度外税收竞争形式灵活，因此决定和影响其效率的制度外因素十分复杂，如税收征管力度、征管人员素质、税收计划、地方行政干预、办税服务水平等都可能。此类竞争形式隐蔽且多样，性质上也存在较大差别，既有合理、合法的竞争，又有不合理甚至非法的竞争，如擅自减免税、有意放松税收征管力度、包税、买税、税收“先征后返”、税收奖励、减免费等。税收竞争不易监督，容易产生地方政府官员的道德风险，滋生腐败，严重损害了地方政府和税务部门的形象。而且各地在不规范的税收竞争的执行与操作中存在很多盲区，难以保证财政收入合理使用。

三、提高地方财政竞争效率的对策

根据财政联邦主义理论对地方财政竞争效率的分析，地方政府的财政竞争有利于为经济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基础（钱颖一，魏加特，1995）。但是这个结论有三个理论前提：（1）地方政府在财政方面拥有自，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财政不进行干预；（2）各种生产要素可以充分流动，允许“以足投票”；（3）地方政府面临预算的硬约束，即不可以发行货币和无限制贷款。

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入，我国财政的分权实际造成的地方政府的财政竞争和要素的流动性增强，在一定程度上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好的制度前提。但是我国财政体制的分权受到集权政治体制的影响，对企业和地方金融机构还存在直接和间接的控制关系。正如Bird（1998）指出的，地方政府的企业家行为产生了极大的危害，一方面，政府过多地直接介入微观经济活动并过多地依赖企业税源阻碍了民间投资和创新，这反过来又制约了政治体制的分权；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对地方企业的所有权必然导致沉重的企业补贴，因为中小企业的破产率总是很高，地方政府不得不承担其经营风险。

1.地方财政远期目标：适度收权

我国地方财政竞争不仅造成了大量的财政资源浪费，而且给腐败及政府决策的低效率提供了温床。因此，改革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体制成为当前非常迫切的课题。

之所以地方政府经济上适度收权，是要求地方政府退出微观经济活动领域，主要是放弃对企业和金融机构的直接控制，从企业家式政府转变成市场维护型政府。这样做可以为财政体制的改革创造良好的制度条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优化地方的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财政资源的配置效率。相应地要逐步切断地方政府对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的依赖，逐步培育地方自有税基。但是，经济上过度分权对经济造成的危害并不意味着回归集权体制是可行的。适度收权的提出是相对于过度的地方经济自主与集权的政体之间的矛盾而言的，所以在经济权利收缩的同时，逐步推进政治的分权化也是必要的，政治分权化可以塑造最终的政府监督人，从而解决财政监督的缺位问题。委托理论已经证明，在委托人缺乏监督效力或存在委托人缺位时，成本会非常高，以致于整个体制长期处于低效率状态。因此，财政支出改革的核心在于塑造一个最终监督人群体，对政府财政预算有强有力的决定权，这要求有相应的政体改革措施，即适当的人事任免权的下放是必要的。

财政支出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就是地方财政有明确的财权和事权。因此在分税制的基础上，应该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税收立法权，使地方人大具有开征地方税种和安排地方税税率的权利，以法制化、程序化的税收竞争代替制度外税收竞争。另一方面，让纳税人真正行使监督权利，利用地方人大会对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行为进行合法监督，并实施奖惩，更进一步的是通过地方直选来真正落实纳税人的监督权。

2.地方财政改革近期对策

政治分权作为一种远期目标是必需的，但近期内还缺乏实施的条件，这不仅是因为路径依赖的约束，更重要的在于政体改革涉及到权利变更，存在很大的改革成本，因此采取渐进式的改革思路是必要的。通过政府职能和财政监督体制的逐步调整，来提高政府的财政资源配置效率。

（1）调整地方政府的职能范围，把地方政府定位在地方公共品的供给角色上。近期内在不调整现有的事权政府间配置结构的前提下，改革地方政府的事权结构，即鼓励或强制地方政府逐步退出地方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可以先由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和审计局对各地的国有和集体企业进行清产核资，然后由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制定政府所有权拍卖名单、价格、次序与规则，在各地产权交易所对政府所有权进行拍卖，购买者必须承担该企业的债务及就业责任。拍卖资金纳入地方财政预算，用于当地社会保障支出。（2）改革财政监督体制，加强财政预算管理。财政支出管理的薄弱在一定程度上是由财政监督的不到位造成的，尽管改革以来我国逐步建立起了以财政部门为主体的财政监督体系，但在实际运作中却得不到足够的重视。财政监督缺位是纳税人没有真正行使监督权利，政府部门的行为规范很大程度上依靠关于自律，而这已经被证明是不可行的。一个有效的政府离不开人民的约束，政府官员必须对人民负责。所以，财政监督制度的改革必须围绕财政公开化原则，从纳税人监督和财政体系内部监督两方面着手，加强对政府行为的约束。

参考文献

[1]王加林。地方财政———跨世纪改革与发展[M].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2]徐斌。财政联邦主义理论与地方政府竞争[J].当代财经，2003，（12）。

[3]黄春蕾。当前我国国内横向税收竞争的实证分析[J].税务与经济，2003，（1）。

财政分权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财政分权，公共品供给，理论综述

财政分权（fiscal decentralization）是从分权衍生而来的。哈耶克（Hayek，1945）最早提出分权的思想。财政分权是指，中央政府给予地方政府一定的税收权和支出责任范围，允许地方政府自主决定其预算支出规模和结构。财政分权的核心是，地方政府拥有一定的财政自。本文围绕财政分权与公共品供给，基于公共服务均等化，对近期的国内外研究文献作一个梳理和简要评述。

一、西方财政分权与公共品供给的理论综述

财政分权理论的研究是以蒂布特（Tiebout）在其1956年发表的经典论文《地方公共支出的纯理论》为起点的，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第一代财政分权理论（First Generation Fiscal Federalism，FGFF），主要围绕着地方政府职能和公共物品供给；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Second Generation Fiscal Federalism，SGFF），将讨论的重心从公共物品供给转向了地方政府行为模式上。

1、第一代财政分权与公共品供给理论

第一代财政分权理论，也被称作传统财政分权理论，或是第一代财政联邦主义，以蒂布特、马斯格雷夫和奥茨等为代表。因其三人在这一理论领域的先驱性贡献，第一代财政分权理论也被称为TOM模型。该理论以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作为分析框架，研究政府职能如何在不同级次政府之间进行合理配置以及相应的财政工具分配问题。其核心观点是，如果将资源配置的权力本身更多地向地方政府倾斜，那么，通过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能够迫使政府官员的财政决策更好地反映纳税者的偏好，从而强化对政府行为的预算约束，相当程度上改变中央政府在财政决策中存在的不倾听地方公民意见的状态。这个论点实质上是强调地方政府间财政竞争机制的重要性。

蒂布特最先把公共品供给和分权明确地联系在一起进行研究，并对传导机理做出了解释（1956）。蒂布特在《地方公共支出的纯理论》基于7个假设条件构建了一个地方政府模型，即"以脚投票"理论，提出了通过居民的充分流动，对公共产品具有相同偏好的人会聚集到一个社区，各社区间的偏好是不同的。马斯格雷夫（1959）从考察财政的三个主要职能：资源配置、收入分配与经济稳定出发，分析中央与地方政府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在他的分权模型中，强调了由于公共产品的受益范围不同，而造成了不同的公共产品由不同的政府来提供。奥茨（1972）通过模型证明得出分权定理：对某种公共品来说，如果对其消费涉及全部地域的所有人口的子集，并且关于该公共品的单位供给成本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相同，那么让地方政府将一个帕累托有效的产出量提供给他们各自的选民则总是要比中央政府向全体选民提供的任何特定的且一致的产出量有效率得多。

传统财政分权理论的TOM模型展示的是一个一般性的规范框架，认为分权主要是针对资源配置而言的，即如何就地方性公共物品的供给及其相应的财政来源在中央和地方之间进行分工，其用意在于安排了不同层次的政府职能以及执行这些职能的适当的财政工具，但对具体过程并没有交代清楚，政府在供给公共品时仅被作为一个"黑箱子"考虑，而没有涉及详细的政府层级和财政支出结构安排。

2、第二代财政分权与公共品供给理论

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也叫第二代财政联邦主义理论，即"市场维护型的财政联邦主义"。主要是以钱颖一、温加斯特（Weingast） 、麦金农（McKinnon）等学者的研究主张为理论核心。市场维护型的财政联邦主义反对传统财政联邦主义理论的政府模型假设，也不赞成公共选择理论的邪恶政府假设，将企业理论和微观经济学理论引入财政学，其理论立足点是：一个高效率的市场来自一个好的政府结构，政府行为既要有效果，也要受到约束。在构造政府治理结构时要考虑到相应的激励机制，提供维护市场效率的支持性的政治系统。

钱颖一和温盖斯特（Qian and Weingast，1997）试图阐述政府内部的运行机制，从而正式构建了第二论。他们认为传统理论只从地方政府的信息优势说明了分权的好处，但没有充分考虑制度问题，特别是没有考虑政府官员的激励。一个有效的政府结构应该实现官员利益和居民福利之间的激励相容。麦金农（McKinnon ，1997）认为货币权力与财政权力的分离有利于实现硬预算约束，并认为这是欧洲货币体系建立的一个主要动因。钱颖一和罗兰（Qian and Roland，1998）通过构建模型，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财政联邦主义有助于防止软预算约束的出现。

第二代财政联邦主义理论继承了第一代财政联邦主义的核心思想，立足于好的市场效率来自好的政府结构，同时也吸收了企业理论和机制设计理论的研究成果，结合转轨国家实践，强调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突出了政治因素对政府间财政关系的影响，更多地讨论财政分权给地方政府提供了激励去推动转型和增长。

3、从政治与制度视角对财政分权与公共品供给的研究

伴随着各国在财政分权实践上所经历的复杂多变，学者们对财政分权的研究出现了新的角度：从政治的角度、制度分析的途径或是多重的效率视角来关注分权效率，包括对地方政府管理能力、寻租行为等方面对财政分权效果影响的关注。

Tanzi（2000）研究认为，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及民主机制的不完善限制了"用脚投票"和"用手投票"的实现。O.Kwon（2003）论述了韩国的财政分权经历，并运用数据回归的方法说明了财政分权的影响，并从财政分权对中央政府权力约束的角度，提出了财政分权对韩国来说是约束中央政府并提高地方公共物品供给效率的途径。

M.ArzaShi 和 J.V.Henderson（2005）主要从制度的角度进行探讨，对推动正式制度变迁的经济力量改变了联邦分权的深度建立了模型，并在实证上加以检验。在模型的分析中进一步论述了在经济增长期，收入和人口增长及其跨区流动对联邦体制的进一步民主化和财政进一步分权的作用。

Y.Nishimura（2006）主要从政治市场的角度入手，论述了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以及经济的稳定性之间的关系，文中选取能力差异与随机性等角度，说明了为什么财政分权在不同的地区实施带来了不同的后果。N.Akai 和 K.Mikami（2006）从政治市场角度考虑，分权的组织结构会忽略少数人的利益和每一个地方政府的利益，即分权可能忽视地区间的合作，从而降低区域合作而引起的协同效应进而使得分权效率降低。并用标准的分析方法来分析两者的福利效应，最后得出了集权的方式更能增进福利的结论。

4、财政分权与公共品供给理论的最新发展

Mello Jr认为当下级政府拥有了更多的政策制定自的时候，增加了政府行为协调的复杂性，分权化主要的政策挑战在于设计和发展一个适当的多级次的公共财政系统，以有效和充分地提供地方公共服务，同时保持宏观经济稳定。他通过对30个国家的样本进行计量经济分析后指出，财政分权的缺陷在于对地方财政控制力的减弱和政府间财政关系协调的失败，经常导致地方财政的压力，导致地方政府的赤字偏好，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最终，会影响宏观经济的稳定。为了避免这一点，他提出，通过严格地方财政纪律、运用市场力量和设计更好的制度使政府间财政关系协调的失败最小化，强调这一点对成功的财政分权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先决条件。

理查德・M・伯德（Richard M.Bird）和麦克尔・斯马特（Michhael Smart）认为国际经验表明：如果要有效提供公共服务，对转移支付的接受者必须要有一个明确的要求；接受者要有足够的财力，要有作出决定充分的灵活性，要对结果负责；要将转移支付分为总体目标补助和特定目标补助。他得出了8个结论，其中对我们有启示意义的在于，所有的地方政府都应按照标准程序管理财政问题，以保持完备的账目，并且接受定期和公开的审计；尽管中央政府不应当干预地方政府的预算和行为，但他们应当保持地方财政最新的和完备的信息，并且让这些信息公开化。

二、中国财政分权与公共品供给的理论综述

国内关于财政分权的研究文献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逐渐增多，但大多数是对财政分权的宏观效应的分析，如对经济增长的关系等。我国分权化的财政体制对于公共服务和公共品供给的影响早已有之，但专门将财政分权和公共品供给联系起来研究的很少。Qian和Roland（1998）用三级博弈模型解释了财政分权对于公共服务的影响机制，结合中国普遍存在的软预算约束情况，比较了最优、财政分权与财政集权三种情形下不同公共服务的供给情况。

从实证的角度看，平新乔和白洁（2006）在财政分权的背景下，基于地方政府预算内和预算外支出的数据，分析了财政分权激励对地方公共品的供给满足当地真实需要的敏感度影响，指出中国的财政分权依然存在一些问题。张军等（2007）发现财政分权带来的标尺竞争与基础设施建设组织的速度有着密切的关系，因而财政分权对基础设施等硬性公共品供给具有促进作用。丁菊红和邓可斌（2008）建立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动态博弈模型，指出转型经济中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偏好上的差异会深刻影响财政分权程度，同时改变着地方政府的激励结构，从而对公共品供给带来不同效果。丁菊红（2010）考察财政分权与公共品供给之间复杂的动态互动关系，证明了财政分权对硬性公共品供给有着明显加速作用，而对软性公共品供给却有着明显的抑制效果。

三、简要评价

我国正进行财政体制深层变革，关于财政分权与公共品供给理论的讨论尤为重要。财政分权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对其研究和处理必须拓宽视角，不能拘泥于财政本身。通过对相关研究财政分权与公共品供给理论文献的梳理，我们发现传统的西方财政分权理论建立在发达国家的基础上，在中国并不完全适用。我国的分权制不是一种所谓的联邦制，而是中央集权制下面的分权制。公共服务与公共品的特点就是，具有很强的外部性和外部效应。而地方公共物品面临的价格困扰，以及公共物品本身具有的外部性，使地方公共物品不能被有效地提供。因此，对中国财政体制的分析必须在立足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对现行财政分权制度安排的弊端进行中肯的分析，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逐渐探索出能够指导中国财政分权制度建设进程的系统化的理论，最终构建一个能够解释、分析中国财政分权问题的理论框架。

参考文献：

[1]Hayek，Friedrich A… 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45，（35）

[2]Tibeout，C. A Pure Thoery of Club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56，（64）

[3]方晓利、周业安.财政分权理论述评[J]，教学与研究，2001，（3）

[4]平新乔、白洁.中国财政分权与地方公共品供给[J]，中国经济研究中心，2005，（6）

[5]张波.中国财政分权问题研究：一个文献综述[J]，税务与经济，2006，（3）

[6]张军.分权与增长：中国的故事[J]. 经济学（季刊），2007，（10）.

[7]丁菊红，邓可斌. 政府偏好、公共品供给与转型中的财政分权[J].经济研究，2008（7）.

[8]刘剑雄.财政分权、政府竞争与政府治理[M]，人民出版社，2009

[9]丁菊红.中国转型中的财政分权与公共品供给激励[M]，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

[10]傅勇.分权治理与地方政府合意性：新政治经济学能告诉我们什么？[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0，（4）

[11]傅勇.财政分权、政府治理与非经济性公共物品供给 [J]，经济研究2010，（8）

财政分权论文范文第8篇

论文摘要: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要特别强调发挥地方政府在协调地方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通过借鉴西方国家财政分权理论中的合理成分,并结合我国目前实际情况,我国目前在财政体制上应采取适度分权的地方分级财政体制。

一、西方财政分权理论

(一)乔治·施蒂格勒的最优分权论。

为了回答地方政府分权的必要性问题,美国经济学家乔治·施蒂格勒(George Stigler)首先从公众需要和更好发挥政府职能的角度进行了论证。施蒂格勒在1957年发表的《地方政府功能的有理范围》一文中,对于为什么需要地方政府这一基本问题作了公理性的解释,提出了两条基本原则:第一,与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更接近于自己的选民,地方政府比中央政府更加了解他所管辖的公民的效用与需求;第二,不同地区的居民有权对自己需要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种类和数量进行选择。按照施蒂格勒的两条原则,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是: 事关满足居民公共需要的决策,应当在最低行政层次的政府部门进行,有利于实现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和分配的公平性。

(二)埃克斯坦的“按受益原则分权”的理论。

美国学者埃克斯坦(Echesten)认为,应当根据公共产品的受益范围来有效地划分各级政府的职能,并依此作为分配财权的依据。因此,那些有益于全体国民的公共产品应当由中央政府来提供。另有一些公共产品虽然只惠及某一阶层或某些人,但因对全社会和国家的发展至关重要,也要由中央政府提供,如对适龄儿童的义务教育、对特困地区和受灾地区的专项补助等。但是,为了维护局部利益,地方政府也应具有一定的职权和财力。从伦理的角度讲,为了保护个人的充分自由,政府的权力应当最大限度地分散,而且,因为管辖范围越小的政府单位,其决策结果与合理的市场决策越接近。因此,小规模的政府单位所作出的决策比大规模的政府单位所作出的决策往往更有效率。

(三)奥茨的财政分权理论。

奥茨(Wallace·E·Oates)在1972年出版的《财政联邦主义》(《Fiscal Federalism》)一书中,为地方财政的存在提出了一个分权理论。奥茨所运用的是福利经济学的方法,根据福利经济学的观点,一种最有效的资源配置应使社会福利达到极大,即帕累托最优。在达到帕累托最优之前,资源配置的方式是可以改进的。根据帕累托最优理论论证,奥茨提出了财政分权定理:“对于某种公共物品来说———关于这种公共品的消费被定义为是遍及全部地域的所有人口的子集的,并且,关于该物品的每一个产出量的提供成本无论对中央政府还是对地方政府来说都是相同的———那么,让地方政府将一个帕累托有效的产出量提供给它们各自的选民,则总是要比由中央政府向全体选民提供任何特定的并且一致的产出量有效得多”。据此,可以引申出的结论是:中央政府只应提供具有广泛的偏好相同的公共产品。

(四)蒂博的分权模型与“用脚投票”理论。

美国经济学家蒂博(Charles Tiebout)在一系列严格的假设条件下提出了财政分权模型。蒂博认为,在人口流动不受限制、存在大量辖区政府、各辖区政府税收体制相同、辖区间无利益外溢、信息完备等假设条件下,由于各辖区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税负组合不尽相同,所以各地居民可以根据各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税负的组合,来自由选择那些最能满足自己偏好的地方定居。居民们可以从不能满足其偏好的地区迁出,而迁入可以满足其偏好的地区居住。形象地说,居民们通过“用脚投票”,在选择能满足其偏好的公共产品与税负的组合时,展现了其偏好并作出了选择哪个政府的决定。蒂博模型说明由地方政府分散提供公共产品不仅可行而且有效,该模型为财政分权和财政竞争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此后,大量关于财政分权和财政竞争的文献涌现出来。

上述的几种西方财政分权理论对政府间分权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政府间财政职能和财政工具的分配、政府维护市场的激励机制设计等问题给出了一定的解释和说明,表明财政在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分权有利于减少信息成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遏制政府规模的扩大、引入竞争和创新机制,完全否定行政性分权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不仅如此,各级地方政府之间也存在着财政分权的必要性,应将地方性公共产品的供应职责分配和指定给某级合适的地方政府,而该级地方政府则仅代表该地方性公共产品影响所及的那些民众。因此,全国性公共产品由中央政府提供,范围大小不同的地方性公共产品由不同层次的地方政府提供。

二、我国实行适度分权地方分级财政体制的必要性

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和财政管理体制,中央集权过多,地方政府的积极性没有充分发挥。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要特别强调发挥地方政府在协调地方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因此,了解和借鉴西方国家财政分权理论中的合理成分,是有一定启示作用和积极意义的。结合我国目前实际情况看,在财政体制上采取适度分权的地方分级财政体制是有益的。

第一,适度分权有利于公共产品的有效供应。从公共产品的有效提供看,由于大部分公共产品属于地方性公共产品,与中央政府比较,地方政府更贴近企业和居民,更了解居民对公共产品的需求偏好及其数量、质量、结构等信息,且获取信息的成本低。从公共产品的有效需求看,由于各地居民对公共产品的需求偏好和结构不同,若公共产品均由中央政府提供,全国统一的公共产品的种类和水平不可能最大限度地满足各地居民的需求。

第二,适度分权有利于使公共产品提供的成(下转第282页)(上接第208页)本费用分摊与受益直接挂钩,可以提高地方居民对政府事务的参与程度,同时也有利于加强当地政府的责任感。反之,如果实行高度集权的体制,公共产品提供的资金均由中央政府拨款,而非本地居民纳税,由于缺乏本地纳税人的直接或间接监督,执行公共项目的地方官员往往不关心项目的成本与收益,地方政府花钱也没有像花“自己的钱”那样精打细算。

第三,适度分权有利于创新。高度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没有或很少有决策自,地方官员是中央政府行政命令的执行者,各地的支出、税收、工业政策及执政目标等均由中央决定,地方政府无法利用政策创新来与其他地方竞争,体制和政策僵化使得政府缺乏应变能力,管理效率低。而适度分权则有利于地方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管理经济和社会事务,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

第四,适度分权有利于税收征管。从组织财政收入的角度看,地方政府比中央政府更接近纳税人,更了解税源和征税对象的情况,从而在税收征管上具有一定的优势,在防止分散、零星税款流失方面的优势则更加明显。

第五,适度分权有利于社会公众对地方政府的监督。高度集权体制下的地方政府长官往往由上 级政府任命,这种体制使得地方政府长官只关心如何迎合上级的意图,而忽视地方居民的呼声。而分权体制下,公民在政治上有很大的参与度,政府花的钱也主要来自当地的纳税人,地方政府往往比较注重顺乎民意,有助于提高政府决策的科学性、民主性,形成政府与民众相互信赖、相互制约的关系。

三、我国地方分级财政体制的改革方向

省级政府适当集中财权和财力,提高中观的宏观调控能力,主要负责本省内资源配置的职能、具有宏观性的与收入再分配有关的事权和主要的经济服务性事权。与此相适应,将营业税、社会保障税、环保税等涉及社会结构调整和环境改善方面的税种划为省级税收。

市(县)级政府主要负责本地居民的生活服务性事权和一部分经济服务性事权。市政府的经济服务性职能主要是对跨县(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公路建设、农业等基础产业设施的管理。县政府主要负责县内的小型基础设施建设、管理(如农田水利设施)以及配合省、市级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管理。市(县)财政的固定收入包括:不动产税、城市维护建设税、车船使用税、印花税、土地增值税、遗产及赠与税、教育税和契税等流动性较低、信息要求较细、适宜由基层掌握的税种。

另外,可将基础教育、卫生防疫等涉及国民素质、国计民生方面的支出作为省和市(县)政府的共同职责,以便省级财政能在全省范围内统一规划、统一调控、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 张恒龙,陈宪. 当代西方财政分权理论述要. 国外社会科学,2007(3)

[2]甘行琼,汤凤林·美国财政分权的效率分析·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 2004.

[3]王传纶,高培勇.当代西方财政经济理论.商务印书馆,1995.

[4]平新乔.财政原理与比较财政制度.上海三联书店, 1992.

财政分权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财政分权 政府行为 经济增长

一 财政分权理论综述

几乎所有国家的政府体系都是分为若干级别，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适当的权力分配使地区和国家经济有条不紊地发展。财政分权就是这一重要思想的体现。财政分权是指中央给予地方一定的财政收支权力，并允许其自主决定预算支出规模与结构，使处于基层的地方政府能自由选择其所需要的政策类型，并积极参与社会管理，以便使地方政府能够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自20世纪70年达国家实行财政分权改革以来，发展中国家也紧随其后对国内的财政体制进行改革，经济发展水平也得到了相应的提高。国内外不少学者都对财政分权理论的提出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本文将其归结为两个阶段。

1．第一代财政分权理论

20世纪50年代，第一代财政分权理论诞生，代表人物有Tiebout、Oates和Musgrave等人。以Samuelson、Musgrave和Arrow所提出的公共部门的性质为理论基础，这一理论将政府看作是无私的，不存在自身的物质利益，政府追求的唯一目标是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从提供公共物品的视角出发，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的局面，并且地方政府的信息优势要大于中央政府，因此，为了及时、准确的满足地方对公共物品的需求，中央可以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财政收支权力来提供公共物品，从而最大化的提高社会福利水平。

财政分权体制下，一个地方政府提供公共产品满足当地居民需要的同时，也会不自觉地对周围地区的居民产生有利影响，即财政分权引起了公共物品的外部效应，这样地方政府为当地提供公共物品时的积极性就会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为此，中央政府就必须采取一定的措施来弥补地方政府提供服务时产生的外部性，

第一代财政分权理论产生了两方面的作用。其一，针对地方之间情况的不同，分权理论使得地方政府有一定的财政收支权力满足当地居民对公共产品的不同需求；其二，针对地方政府提供公共产品产生的外部性，中央政府对其作财政上的弥补，保证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

2．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

随着传统的公共产品思维模式的突破，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以Qian、Roland、Weingast和Wildasin为代表，继承并改进了第一代财政分权理论，它的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

（1）从政府追求的目标来看，与第一代财政分权理论中的政府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不同，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中的政府本身具有物质利益，以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为动机。为了达到目的，地方政府很可能利用中央政府赋予的权力破坏和滥用经济资源，造成经济资源市场的扭曲，最终损害当地的经济发展。因此，需要建立一种政府内部分权的机制，通过政府内部之间的制衡，达到一种经济学上的均衡状态。

（2）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的关系来看，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认为它们是动态的委托――关系。Qian和Weingast建议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要有一定的分工，中央政府要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财政收支权力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他们将这种分工命名为“市场保护型”的体制。地方政府如果过分地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他们的行为很可能破坏经济资源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并最终损害当地经济的发展。但是在“市场保护型”的体制制约下，这些地方政府就会因为政治绩效不好而在竞争中被淘汰。Goodspeed、Rodden和Inman等人则提出了完全相反的观点，他们认为，地方政府可能存在这样一种想法，即当地区遇到财政赤字问题时，中央政府一定会迅速进行资金救助，这样，地方政府就会无所顾忌的使用中央给予的财政收支的权力追求自身利益，从而损害地方甚至是全国的经济利益。

（3）从财政分权的政策目标来看，与第一代财政分权理论追求的收入再分配、政府的效率和经济稳定不同，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将地方的经济增长作为唯一目标。从时间上看，经济增长是政府的一个短期政策目标，而财政分权由于在实践上肯定会涉及政治制度的变动，便使其成为更广义的经济发展的一个部分。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的这一政策目标，可能使经济增长的途径找到新的突破点。

二 实证研究文献综述

Heng-fu Zhou（1998）和Zhang Tao（1998）研究了财政分权的经济增长效应，他们第一次运用中国1978～1992年的相关数据研究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为了使实证结果更接近于现实，文章将财政分权的程度的指标设定为地方财政支出占中央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在变量的选取中，他们还加入劳动力、物价水平、对外贸易等控制变量，实证研究的结论表明：财政分权程度越高，对经济的促进作用越大，财政分权具有正的经济增长效应。

Hamid Davoodi和Heng-fu Zou（1998）实证研究了财政分权程度的经济增长效应。他们通过构建三级政府的理论模型推导出了“最优财政分权程度”，即财政分权的程度存在一个最优点，在这个最优点上能最大程度的促进经济发展。然后，他们通过选取从1970～1989年具有代表性的18个发达国家和28个发展中国家的相关数据，首创性的利用计量经济学实证研究了财政分权的经济增长效应。实证结果显示：财政分权的经济增长效应与国家的国情有关，它们之间没有一个统一的关系，在发达国家财政分权不能促进也不能削弱当地的经济增长，而在发展中国家财政分权则会削弱当地的经济增长。他们的研究理论和方法成为后来人研究财政分权经济增长效应的先例。

Danyang Xie，Heng-fu Zhou和Hamid Davoodi（1999）利用美国的相关数据实证研究了财政分权的经济增长效应。文章将财政分权程度的指标表示为地方政府支出占中央政府总支出的比例。实证研究部分在确定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同时，嵌入对外贸易和国际能源价格等指标作为控制变量，以便更准确的研究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他们研究的结果显示：在财政分权程度方面，美国当前已达到了所谓的“最优财政分权程度”，能够最大化的促进国内经济的发展。

Bucovetsky（2005）从博弈论的角度研究了财政分权的经济增长效应。为了提高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地方政府间就会采取一系列的措施争夺各种资源。良好的市场环境诱使各种稀缺资源进入当地的同时，还可以顺势对当地的经济发展带来规模效应。为了实现双赢，地方政府间应该加强合作以达到文章所说的合作的纳什均衡。

林毅夫和刘志强（2000）研究了中国的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文章选取了中国具有代表性的28个省市从1970年到1993年的截面数据作为样本。他们将衡量财政分权的指标设定为省级政府在本省预算收入中的边际分成率。实证得出的结果表明，财政分权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有较强的促进作用，并且，以历史上推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企业民营化等为代表的制度改革也大大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殷德生（2004）从最优化的角度研究了中国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文章选取了中国29个省市1994年到2001年的相关数据作为样本。计量模型构建了关于经济增长和地区相对财富的两个一般性关系模型，结果表明，中国目前的财政分权没有显著地促进经济增长，却加剧了区域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为此，文章建议中央应当赋予省级以下地方政府适当的征税权力。

范迪军（2005）从博弈论的角度实证分析了财政分权引起的区域性投资过热与地方官员的政绩观的关系。文章以“铁本”案件为例，推导出在国家大形势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博弈模型，在此基础上，得出了区域性投资过热与地方官员以国内生产总值为参考的政绩的帕累托最优解。通过实证分析发现，为了自身良好的政绩，地方政府在任期内最大化的通过各种途径甚至是不法途径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从而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为此，文章建议国家应改善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机制，将单纯的数量上的GDP考核指标变为与质量挂钩的绿色GDP指标。

沈坤荣和付文林（2005）研究了中国的财政分权制度与地区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表明，中国的财政分权能够促进地区的经济增长。

张、沈坤荣（2008）将中国财政分权改革、地方政府行为和经济增长三者置于统一的框架下进行研究。分别分析了中国的财政分权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及财政分权下的地方政府行为。理论分析表明，中国“财政上分权、政治上集权”的特殊体制是引起地方政府间竞争激烈的根本性原因。财政分权在激励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同时，也对市场环境带来了负面影响。因此，国家要改善现有的财政体制以尽可能的消除财政分权对经济发展产生的负面作用。

曾姝、黄迈和黄灵子（2008）在经济过热与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的研究中指出，在财政分权的体制背景下，地方政府以促进经济增长为目的的投资过热对中央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形成了一定的冲击力，导致国家经济发展趋势的不确定性，破坏了中央政府调控经济的初衷，损害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出现的经济增长过热问题需要加强供给管理。中央政府在考核地方政府官员政绩时，不仅要看当地的GDP数量，更要注重其质量。

丁从明、陈仲常（2008）对财政分权与区域竞争的关系进行了研究。文章首先引用区域追赶模型对财政分权的区域竞争效应作理论分析，然后选取中国2002年到2005年1997个县的面板数据作为样本进行回归分析。文章得出的结论是，财政分权加剧地方政府间竞争从而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导致不同区域的地方政府努力程度不同。

范子英、张军（2009）对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的效率关系进行了研究。通过构建一个包含非期望产出的计量模型并进行回归分析得出结论，经济增长有效率的省份开始由京津唐向沿海城市转移，并且，财政分权能够提高经济增长的效率，但在不同省份之间程度不同。

李国璋、刘津汝（2010）从市场分割的角度对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作了一系列研究。计量结果表明，财政分权程度与中国经济增长呈现正相关，并且这种关系在东部地区比在中西部地区显著，但是，财政分权产生的市场分割减弱了这种正相关性。

王凯、庞震和潘颖（2011）跨时间和跨地区的研究了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文章分别研究了1980年到1993年和1994～2009年东中西部地区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三 结语

通过回顾国内外对财政分权和经济增长两者关系研究的文献，可以发现国外对这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早。从第一代财政分权理论的提出开始，到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的提出为止，这期间主要是国内外学者的研究阶段，几乎没有对财政分权的实证研究。直到1998年，Hamid Davoodi和Heng-fu Zou利用46个国家1970～1989年的数据，首次运用经济学中的计量手段对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此后，国内外学者开始运用不同的计量方法从不同角度对不同国家的财政分权的经济增长效应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由于选取样本、变量、所用方法和实证模型的不同，得出的结果也不尽相同。对中国这的研究始于1998年Heng-fu Zou和Zhang Tao的一篇论文。此后，国内外学者也进行了一些研究，但成果还不成熟。

参考文献

［1］张钢、徐贤春.招商引资与地方政府绩效评估［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4（3）

［2］田伟、田红云.晋升博弈、地方官员行为与中国区域经济差异［J］.南开经济研究，2009（1）

［3］沈坤荣、付文林.中国财政分权制度与地区经济增长［J］.管理世界，2005（l）

［4］郭长林.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分析一一基于中国数据的计量检验［J］.东北财经大学，2007

［5］张、沈坤荣.财政分权改革、地方政府行为与经济增长［J］.江苏社会科学，2008（3）

［6］丁从明、陈仲常.分权、区域竞争与倒U形分权效应曲线研究［J］.财经研究，2008.34（10）

［7］刘强.双重属性框架下中国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研究［D］.厦门:厦门大学，2007

［8］陈健.晋升锦标赛的历史作用与现实局限［J］.广州大学学报，2008.8（7）

［9］范迪军.区域性投资过热与地方官员的政绩观博弈实证分析――以铁本事件为例［J］.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05（4）

［10］曾姝、黄迈、黄灵子.经济过热与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J］.江西社会科学，2008（4）

［11］杨红伟.分散与重构: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的制度化研究――以中国分税制的产生为对象［D］.上海:复旦大学，2007

［12］Alfaro L.，Andres R.C.. Multinational and Linkages: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Economic［J］.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2005（6）

［13］Barro R.. Government Spending in a simple Model of Endogenous Growth［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0，（8）

财政分权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财政体制;财政分权;公共物品供给

融海啸席卷全球,对各国的经济都造成了较大的冲击,我国也未能幸免,经济增长趋缓。为此,国家制定了许多经济政策来刺激经济的发展,特别是采用了激进的财政政策―投资四万亿建设基础设施。各地方政府纷纷响应,但是这个特殊的时期投资建设基础设施是一种最佳的选择么?教育、科技、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的提供是否能够带给我们更大的效用呢?

一、中国财政分权的主要特征

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经历了一系列重要的体制变革。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财政分权。其核心是财政收支权力在中央与地方之问重新配置,逐步从中央向地方转移,即财政分权改革。中国财政分权改革开始于1980年,历经财政包干体制和分税制,现已逐步建立了以分税制为核心的分级财政体制框架。与西方财政分权体制相比,我国的财政分权体制存在许多不同之处,富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因此,我们称之为中国式财政分权。概括起来,中国式财政分权主要具有以下典型特征。

(一)政治上的集权和经济上的分权并存

中国财政分权体制是建立在中央与下级政府委任制基础上的。西方国家的财政分权不仅在经济上分权,而且在政治上也是分权的;但是我国仅仅是在经济上分权,在政治上是高度集权的。因此,造成了我国与西方官员选拔机制的差别:西方国家地方政府官员的选拔机制是民主选举,即对下负责;而中国地方政府官员的选拔机制是由上级政府选拔,即对上负责,传统财政分权理论中的“用手投票”机制在中国达不到应有的效果,进而形成了地方政府官员顾上不顾下的局面。

(二)中国式财政分权是“自上而下”的

传统财政分权理论认为,对于公共产品的供给,如果其消费涉及全部地域的所有人口,并且该公共产品的单位供给成本对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来说是相等的,那么由地方政府将一个公共物品提供给各自的选民要比由中央政府向全体选民提供任何等量的公共物品有效得多。也就是说,如果地方政府能够和中央政府提供同样、等量的公共产品,那么由地方政府提供时效率更高。因此,传统的财政分权是“自下而上”的。

但从我国来看,情况并非如此。建国后,我国的计划经济体制是一种财政主导型的经济体制,财政收支状况直接影响着国民经济的运行与发展。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传统财政经济体制弊端的日益显现,财政收支矛盾日益加剧,直接威胁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诱发了经济转型的启动,并且使财政体制改革成为经济转型的突破口,率先实施。从1980年开始实行的财政包干体制,到1994年推行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我国的财政分权改革以保证中央政府取得足够的财政收入以及强有力的宏观调控能力作为主要目标,各项财政改革措施均由中央制定,地方负责执行。因此,中国式财政是“自上而下”的。这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导致基层财政由于长期得不到重视而陷于困境,公共产品供给能力严重不足。

(三)政府的行为缺乏来自居民应有的约束和监督

传统财政分权理论认为,由于居民可以自由流动,具有相同偏好和收入水平的居民会自动聚集到某一地方。居民的这种流动性会导致地方政府之间相互竞争,一旦政府不能满足居民的要求,他们就通过“用脚投票”的方式迁移到自己满意的地区。地方政府要吸引选民,就必须按照选民的要求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但在中国,此项政策没有任何的实际意义因为在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实行限制人口流动的户籍制度和城乡区别对待的政策,人口在地区间自由流动这一“用脚投票”机制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根本不具备。因此,传统的“用脚投票”机制在中国不起作用,政府的公共产品供给行为根本受不到居民流动的约束。

二、中国式财政分权与GDP竞赛的形成

关于中国财政分权改革的绩效,大多数文献均证实,中国的财政分权改革对地方政府发展经济构成了强大激励,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增长。对地方政府的强大激励有两个方面:

第一是行政分权,中央政府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就把经济管理的权力下放到地方政府,使得地方政府拥有相对自主的经济决策权。

第二是财政包干为内容的财政分权改革,中央把财权下放到地方,而且实施财政包干,地方可以与中央分享财政收入。这样导致的结果是:财政收入越高,地方留存收益就越多,其中预算外收入更是100%留存。这些激励使得地方政府有极高的热情推动地方经济增长。中国式财政分权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经济上的分权与政治的集权并存。中国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中国式财政分权改革始终伴随着垂直的政治管理体制,中央完全掌握着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考核与任免,即具有集中的人事权。改革开放以后,一切工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改革与发展便成为各级党委、政府的头等大事,经济绩效也就成为干部晋升的最重要指标。中央设立更是设立了以GDP为核心的经济发展考核机制,以激励地方政府。在这种政治体制和政绩考核机制下,地方政府每年不仅要保证GDP的高速增长,而且各级政府都根据根据GDP等指标进行的排名。在此背景下,地方政府官员受到政绩,有竞争GDP增长率的激励,从而形成了一种基于上级政府评价的、自上而下的GDP标尺竞争。这种以GDP为主的政绩考核机制、官员任免制度成为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又一强大动力。在中国式财政分权体制下,中央为了调动地方财政经济发展的积极性,便将地方的经济决策权下放给了地方政府,中央定期或不定期对各地的经济增长绩效进行考核,并依据GDP和财政收入增量按比例进行奖惩,形成了GDP增长的经济激励,在中国的M型经济结构(资源按照“块块”配置)下,上述政治激励机制和经济激励机制驱使地方政府为GDP增长的更快而努力,从而导致了各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进而实现了中国近年来GDP超预期的高度增长。

三、GDP竞赛与公共服务供给的低效率

中国式财政分权与晋升激励所导致的GDP竞赛创造了中国30年来的“增长奇迹”。但是,在GDP竞赛中,地方政府官员的决策具有明显的短期行为――只关心自己任期内的经济指标高低,而一些长期投资如教育、科技、医疗卫生等公共产品和服务被长期忽视,并直接导致了公共产品供给的不足。

在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拥有独立的财政支出权。由于不同类型的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发挥效用的时间是不一样的。在政绩最大化目标的激励下,地方政府充分利用财政支出的权利,将更多的资源用于支持经济建设,特别是那些能够直接推动经济增长并有助于吸引区外资本(~HFDI)的基本建设项目,而政府必保的教育、科技、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支出却没有着落,并被长期忽视。这种重经济增长、轻公共产品供给的财政支出结构是存在明显缺陷的,除基础设施发展投资较多外,公共服务供给总量严重不足,与实际需求相距甚远。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在中国式财政分权体制下,形成了以GDP为纲的经济激励机制、以GDP增长的政治激励机制。在中国的M型经济结构下,上述双重激励机制驱使地方政府为GDP增长绞尽脑汁,从而造就了中国改革开放来GDP的高度繁荣。但是,我们的发展是不健康的,它致使地方政府只关心本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而对人民生活中一些公共产品(如教育、科技、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的提供长期被忽视,从而直接导致了我国公共产品供给的短缺,造成了我国经济增长没有真正反映到人民的生活过程当中。因此,我国的财政分权改革在带给我们飞速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问题。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必须深化财政体制改革,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四、完善我国财政分权体制的对策

(一)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的财权

目前,我国高度集中的税收体制直接引发了地方政府预算外资金和政府债务的膨胀。适应规范化财政分权的需要,中央应赋予地方政府相对独立的财权,包括部分的税收立法权和一定的政策制定权,允许地方政府可以自主的开辟地方税种,以使地方政府获得用于供公共产品的资金。当然,中央必须享有地方税收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审批权。此外,进一步规范各级政府间的税收收入划分办法,保证各级政府都拥有主体税种,以确保中央利用税收政策调控宏观经济。

(二)加快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努力增加政府公共服务投入

第一是进一步提高对“三农”的财政投入,增加对农田水利、生态环境建设、道路、电网、供水、通讯等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特别是对农村教育和医疗卫生事业的投入,改善农业的生产条件,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缩小城乡差距。

第二是切实增加教育投入,继续完善的义务教育体系,为城乡居民提供均等的受教育机会,以维护社会公平。

第三是彻底改变以基层财政为主公共卫生支出的制度,加大中央和省级政府财政在公共卫生支出中的比重,确保公共卫生支出足额到位。在支出结构上,要优先保证预防保健支出的需要,增强卫生防疫系统处理重大疫情和突发事件的应变能力。

第四是进一步加大社会保障支出力度,提高社会保障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比重,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尽快建立农村养老、医疗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三)建立健全科学的政府绩效评价体系,完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

逐步淡化GDP增长及在官员考核体系中的重要性,将辖区内居民福利和公共服务水平的提高作为地方政府官员晋升的标准,并将辖区居民对公共服务的需求偏好纳入对官员晋升的考核体系,使居民通过“用手投票”机制对地方政府官员的贡献做出评价,以提高地方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数量和质量。此外,中央政府要通过体制改革完善等手段减少地方政府所掌握的社会经济资源,杜绝地方政府官员的政治企业家地位,降低他们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从根本上消除GDP竞赛对公共服务供给所造成的诸多弊端,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张晏.标尺竞争在中国存在吗?――对我国地方政府公共支出相关性的研究[D].复旦大学工作论文,2005

[2]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J].经济研究,2007,7

[3]于长革.政府公共投资的经济效应分析[J].财经研究,2006,2

[4]世界银行.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R].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