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适应:理论及测量与研究方法

内容提要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各个国家之间和各个民族之间在文化交往、融合过程中产生的文化冲突和文化适应问题日益突出，主流文化背景下的少数民族或弱势群体，其文化适应和认同问题尤为凸显。研究者从不同的视角界定文化适应的概念和结构，提出了各自的文化适应理论和测量方法，但在概念界定、测量的理论框架等方面依然存在诸多问题。文章认为，从文化背景和现实问题出发，整合不同学科的概念、理论和方法，将量化研究和质化研究两大研究范式结合起来，重视文化适应的纵向研究和应用研究，是今后可能的研究取向。

关键词 文化适应　理论　测量　研究方法

在多元文化的世界和多元文化的国家中，各文化群体在相互交往和融合的过程中，大都面临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的问题，主流文化背景下的少数民族或弱势群体，其文化适应和认同问题尤为凸显。学者们对文化适应问题给予了广泛的关注，从不同的学科立场和视角出发研究文化适应问题，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理论。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一般集中于群体水平的文化适应研究，关注社会结构、经济基础、政治组织以及文化习俗的改变。心理学家则更加注重个体层次，强调文化适应对各种心理过程的影响，以认同、价值观、态度和行为改变的研究为主。两种取向的文化适应研究涉及相同的研究主题，各自关注的角度不同，研究方法和分析水平各异，使得理论构建、概念结构和测量变得异常复杂。近十多年来，在全球化背景下各国家之间和各个民族之间的文化交往、融合的过程中所产生的文化冲突和文化适应问题表现得尤为突出，文化适应的概念和结构、文化适应理论、文化适应的测量以及文化适应与认同的关系等问题日益成为研究的焦点。

一、文化适应的概念及与相关概念的区别

文化适应问题虽然受到普遍的关注，术语也得到广泛的使用，但一直以来，研究者对于文化适应的意义和概念缺乏准确、统一的界定。“acculturation”(文化适应)最早出现在英文文献中是在1880年，美国民族事务局的鲍威尔(Powell)将"acculturation”界定为来自外文化者模仿新文化中的行为所导致的心理变化。现在，普遍认可的经典定义是来自人类学家雷德菲尔德(Redfield)、林顿(Linton)和赫斯科维茨(Herskovits)在1936年给出的界定：“由个体所组成，且具有不同文化的两个群体之间，发生持续的、直接的文化接触，导致一方或双方原有文化模式发生变化的现象。”这个定义体现了当时北美人类学文化相对论的先进理念，批判了盛行于欧美主流社会的种族中心主义倾向，克服了这种倾向所导致的文化适应研究中的同化主义局限，很快成为学术界公认的文化适应概念，促进了文化适应研究的发展。之后的1954年，西格尔(Siegel)和沃格特(Voget)等人类学家给出了一个相对宽泛且简洁的定义，认为文化适应“是由两个或多个自立的文化系统相连结而发生的文化变迁”。人类学的文化适应概念比较宽泛，操作性不强，要求对文化进行广泛和整体的研究，关注文化适应对文化变迁的影响，主要进行群体层面的分析，这就有失于对文化适应过程中个体心理变化的研究。这正是心理学家需要完成的工作。其实，文化适应的心理学研究的历史并不短暂，美国心理学家霍尔(Hall)早在1904年就对文化适应进行过论述，认为对第二文化的学习(second―culture learning)类似于对第一文化的学习(first―culture learning)。但直到20世纪40年代在文化视野中的心理学得到不断发展之后，文化适应心理学的研究成果才得以出现。在此基础上，格雷夫斯(Graves)于1967年首次提出了心理学上的文化适应概念，认为这一概念主要涉及个体在文化适应过程中的行为、态度以及心理健康状况的变化等。此后，文化适应的实证和理论研究日益增多，不仅突破了从群体层次研究文化适应的模式，也将文化适应研究扩展到跨文化心理学领域。

近年来，加拿大跨文化心理学家贝瑞(Berry)借鉴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根据自己对移民和土著民族的调查研究，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文化适应概念。贝瑞认为：完整的文化适应概念应该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在文化层面或群体层面上的文化适应，也就是文化接触之后在社会结构、经济基础和政治组织等方面发生的变迁；另一个层面是指心理或个体层面上的文化适应，也就是文化接触之后个体在行为方式、价值观念、态度以及认同等方面发生的变化。对此，沃德(Ward)认为应该区分两种类型的“适应”(adapt~ion)，即心理适应(psycholological adaptation)和社会文化适应(soeioeultural adaptation)，心理适应涉及的主要是心理或情感上的幸福感和满意度，社会文化适应则是指获得能够成功应付或融入特定社会文化或环境的与文化相契合的技能。总体上而言，社会心理学家一般倾向于将文化适应分为个体水平的文化适应和群体水平的文化适应，个体水平的文化适应概念应该异于群体水平的文化适应概念。

文化适应研究中也存在一些类似概念须要澄清和界定，不能混为一谈。在文化适应概念提出之后的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研究者对“文化适应”的理解带有同化主义色彩，把文化适应等同于同化(assimilation)，人类学家趋向于使用“文化适应”，关注所谓“原初(prlmitive)社会”在与文明群体发生文化接触之后导致的变迁；社会学家则更多地使用“同化”来解释移民在与主体社会接触之后，逐渐对主流社会生活方式的顺从。有研究者认为“同化”和“文化适应”不是同义的概念，而是彼此作为对方的一个阶段或形式。例如，戈登(Gordon)把文化适应等同于文化或行为同化的一个阶段，贝瑞则把同化看作个体在文化适应过程中所使用的四种策略中的一种。特斯克(Teske)和纳尔逊(Nelson)把同化和文化适应看作在许多维度方面存在差异的两种各自不同的过程，认为文化适应是双向和相互的影响(相互接触的两个群体是彼此影响的)，而同化则是单向的影响(主流群体单方面对另一群体施加影响)。此外，与“acculturation”相似，“enculturation”也具有文化适应的意思，但两者代表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心理过程。“enculturation”是指发生在同一文化内部的，个体对母体文化的价值观和习俗等的学习和适应过程，是一种自文化适应或内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则是指个体从当初所熟悉的母体文化进入异质文化后产生的行为变化和适应过程，因而是一种他文化适应或外文化适应。一般来说，从发生的时间序列上来看，“enculturation”一般发生在个体生命的早期，是个体在早期社会化过程中的一种文化适应，而“acculturation”则晚于“encuhuration”而发生，往往是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的一种文化适应。双文化(bicuhuralism)要求个体同化于两种文化中，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个体在幼年时期对两种异质文化(non―culture)的

文化适应(enculturation)；二是个体在对第一文化的文化适应性同化(encuhurative assimilation)之后对第二文化的文化适应性同化(accuhurative assimilation)。显然，这两类“双文化”是完全不同的文化适应过程。

二、文化适应的理论模型

文化适应及相关议题一直是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共同关注的中心，他们从各自的学科立场出发，形成了相应的文化适应理论。近年来，文化适应理论的最新进展则主要是来自于跨文化心理学家的贡献。

在探讨文化适应理论时，贝瑞所提出的理论模型是目前引用最多、使用最为广泛的理论模型，且得到了更多的实证研究的支持。不过，在20世纪前期和中期，文化适应理论是单维度、单方向的。这一理论认为文化适应个体总是位于从完全持有原文化到完全持有主流文化这样一个连续体的某一点上，并且个体最终将接受所有主流文化的价值观念、态度和行为模式，也就是说对于一个来到新文化环境的个体来说，其文化适应的最后结果必然是完全丧失原文化而为主流文化所同化。单维度的文化适应理论是与当时美国社会对移民的“熔炉”政策相适应的。

随着民权运动的兴起和文化适应理论本身的发展，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对单维度的文化适应理论提出了挑战。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贝瑞提出的双维文化适应模型(见图1)。贝瑞根据文化适应个体对自己原来群体和现时与之相处的新群体的态度来对文化适应策略进行区分，提出了保持传统文化和身份的倾向性，以及维持与其他文化群体关系的倾向性这两个维度，认为这两个维度是相互独立的，即对某种文化的高认同并不意味着对其他文化的认同就低。根据文化适应个体在这两个维度上的不同表现，贝瑞提出了4种不同的文化适应策略：整合(integration)、同化、分离(separation)和边缘化(margina　ization)。当文化适应个体既重视保持原文化，也强调与其他群体进行日常交往时，其使用的就是“整合”的文化适应策略；当个体不愿意保持他们的原有文化认同而追求与其他文化群体的日常互动时，其使用的就是“同化”的文化适应策略；当个体在重视自己原有文化并希望避免与其他群体进行交流，这时就出现了“分离”；当个体对保持原来文化和与其他群体进行交流都没有太大兴趣时，其文化适应策略就是“边缘化”。此后，针对主流群体施加的文化适应模式影响到民族文化群体成员的文化适应策略的选择，以及文化适应个体在很多情况下不能自由选择其文化适应策略的情况，贝瑞在双维模型的基础上增加了第三个维度，即主流文化群体在相互文化适应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当主流文化群体通过种种手段来促进移民的同化时，采取的就是“熔炉(melting pot)”策略；当主流文化群体追求并加强与非主流群体的“分离”时，其采用的就是“种族隔离(segregation)”的策略；当“边缘化”这种策略是由主流文化群体强加于文化适应中的群体时，就是一种“排斥(exclusion)”的策略；当主流文化群体承认其他文化的对等重要性，追求国家的文化多样性时，就出现了与“整合”相对应的“多元文化(multiculturalism)”策略。

布尔里(Bourhis)等人同样也认识到二维模型的缺陷在于没有重视主流文化群体对民族文化群体文化适应取向的态度。基于这样的认识，布尔里提出了交互性文化适应模型(The InteractiveAccuhuration Model，简称IAM)，这个模型试图整合主流群体针对特定移民群体所采取的文化适应取向、移民的文化适应取向以及主流群体和移民群体文化适应取向结合之后导致的人际和群际关系。该模型认为主流群体对移民的文化适应取向取决于主流群体对以下两个问题的态度：(1)是否接受移民保持自己的文化传统?(2)是否接受移民采用主流群体的文化?根据主流群体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主流群体对移民群体成员表现出以下5种文化适应取向：整合、同化、隔离、排斥、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当主流群体成员接受移民保持原有传统文化，也赞成移民接受主流文化特征时，其采取的就是“整合”取向；若主流群体成员拒绝移民或移民的文化特征，期望移民为接受主流社会文化而放弃自己的文化认同，就是一种“同化”取向；如果主流群体成员赞成只要移民保持和主流群体成员的距离就可以保留他们的传统文化，不希望移民采用或改变主流文化，那么就是一种“隔离”的取向；当主流群体成员否认移民具有采用主流文化的权利，也不认可移民选择保持原文化，这就是一种“排斥”的取向。与此相对应，移民群体也具有5种文化适应取向，分别为：整合、同化、分离、边缘化、个人主义。

布尔里认为有些移民可能不是因为他们感到被主流群体和本群体所排斥而把自己从原文化和主流文化中分离出来，而仅仅是他们趋向于把自己看作个体而非归属于移民群体或主流群体的成员。据此，布尔里提出了“个人主义”这种文化适应取向。就主流群体而言，如果其把本群体成员和他人定义为个体而不是归属于某个群体的成员，如移民群体成员或主流群体成员，认为最重要的是个体的个性和成就，而不是某个群体的身份，或保持原文化和接受主流文化，那么采取的就是一种个人主义的取向。类似于主流群体成员，认可个人主义的移民群体成员关注的是自身的个体特征而非社会群体身份，他们不会依赖移民团体或者主流社会的支持来实现自己的个人目标和抱负。IAM最为主要的贡献在于其反映了主流族群与非主流族群各自所采取的文化适应策略对族际关系的影响，当主流族群倾向采取一种基于对非主流族群文化认可而允许其融入主流族群的策略，或强调移民的个体性而不重视其族群属性的策略，而同时又与移民的文化适应取向一致时，就可能产生和谐的族群关系。反之，如果主流族群采取的策略与移民的取向不一致，而同时主流族群又不认可非主流族群文化或不允许其融入，就可能导致族群间的关系出现问题或发生冲突。

西班牙心理学家纳瓦斯(Navas)根据自己的研究成果，在分析前人有关理论和充分考虑影响文化适应过程更多变量的基础上，构建了相对文化适应的扩展模型(Relative Acculturation ExtendedModel，简称RAEM)(见图2)。②纳瓦斯对文化适应研究进行了总体评价，认为大多数的文化适应研究都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首先，涉及的文化适应选择较为笼统，并且通常是在一种理想水平上；其次，虽然某些研究者已经认识到，不同生活领域的文化适应过程是不同的，但很少有研究者能够从不同生活领域出发展开研究；再次，没有研究者能够在每个领域从“偏好”和“采纳”这两个水平上同时考虑文化适应；最后，尽管大多数的移民群体成员和主流社会群体成员偏向于采取“整合”的文化适应策略，但文献也阐释了许多影响移民(或本地人)文化适应态度的条件以及存在于接触群体之间的影响文化适应过程的因素。

据此，纳瓦斯认为该理论的重要意义在于两个基本观点：其一，区分了文化适应策略和文化适

应态度之间的差别，即表现为现实和理想两个水平。现实水平(real plane)是指移民在主流社会中所采取的实际文化适应策略或本地人意识到的移民所采取的文化适应策略；理想水平(idealplane)是指移民希望采取那些他们自己选择的文化适应策略或本地人希望移民采取的文化适应策略。斯切纳波尔(Schnapper)认为，文化有核心(hard core)文化和边缘(pefiphe~)文化之分。直接影响个体行为的价值观念以及在社会、家庭情形中婚姻规范、荣誉观念和两性关系的文化属于核心文化；而在生活的其他方面，如工作或消费则属于边缘文化，因其涉及工作和家庭或公共和私人生活之间的差别，故间接地同性别观念或家庭角色相关。受此启发，纳瓦斯认为该理论的另外一个贡献在于认为文化适应过程是复杂和相对的，即：当与其他文化在不同领域内发生接触时，并不是在所有领域采取或偏好同样的策略，因而模型没有提出单个或普遍性的文化适应策略或态度，也就是说，在不同的社会文化空间范围内，个体将会选择不同的文化适应策略和态度。基于此，相对文化适应扩展模型从接近自然或物质的表层文化(如政治、工作、经济)到远离物质世界的诸如符号、意识形态和宗教等深层文化(如、思维方式)区分了政治和政府体系、劳动或工作、经济、家庭、社会、和风俗、思维方式和价值观等7个文化领域。个体可能在一些领域选择保持自己的原有文化，而在另外一些领域选择融入主流社会。一般来说，在文化适应过程中，文化适应个体在物质和技术文化领域内(如工作和经济)表现得较为现实，而在文化传统的象征或意识形态领域(如和风俗、思维方式、价值观)则趋向于保守。

三、文化适应的测量与研究方法

人类学家习惯于采用田野调查方法进行文化适应的研究。在文化适应的心理学研究中，测量方法依然是最基本、最常用的研究方法。但是，首先要明确需要测量什么以及如何达成这一目标，这涉及到文化适应研究的策略问题。具体来说，在文化适应的研究中，需要考虑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首先，研究者认为应该将文化适应现象区分为群体和个体两个层次。格雷夫斯认为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该领域的研究强调个体行为与文化背景的相互作用，所以在这两个层次上需要单独的概念和测量；二是生活在同一文化背景中的个体在心理文化适应上存在差异，不是每一个体都参与到文化适应的过程中，其在这个过程中发生的变化是不同的。不过文化适应要以心理适应为前提，而心理适应又受文化适应的制约，因此，文化适应研究需要寻找群体层面和个体层面上的联系。其次，任何关于文化适应的测量都要对群体文化和个体心理如何发生变化做出假设，一种假设认为群体和个体在文化适应的过程中存在一维两极的适应，表现为随着对主流文化的适应，对自己原有文化的认同会逐渐减弱。采用一维两极模型去测量文化适应，排除了个体在保持他们原有文化的同时，还可以学习另一种文化的可能性。特别是当研究者考察在主流文化中出生的少数民族成员时，这种模型就更存在问题，因为在主流文化中出生的少数民族个体真正体验到的文化适应是难以说清楚的。比如，在美国出生的第3代或第4代华裔儿童，他们一生下来就处于一个多元文化的背景中，这个背景既包含了中国传统文化，也包含了美国白人文化，还包括美国境内的其他文化，那么，他们的原有文化究竟是什么呢?针对这样的问题，一些研究者认为，对传统文化和主流文化的认同是相互独立的，即存在二维或多维的模型。从已有的研究来看，更多的研究证据支持文化适应的多维模型，不支持一维两极模型。最后，文化适应量表必须调查文化以及不同社会中文化的不同方面，特别是应该调查那些能够清楚地显现群体之间文化边界(culture boundary)的文化。比如研究美国人在墨西哥的文化适应时，语言使用(英语一西班牙语)能够体现出文化边界，但“语言”却不能作为研究美国人在澳大利亚文化适应的有效内容，也就是说，针对华人在美国的文化适应所设计的量表未必适合于韩国人和日本人。因此，必须把研究对象放在具体的社会情景中，与其所属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联系起来，才能把握和选择适合的研究方法，编制有效的测量工具。

学者们在文化适应的概念界定、理论维度等方面上的分歧造成了文化适应测量工具的多样化。根据一维两极假设对文化适应进行测量的量表很多，比如墨西哥裔美国人文化适应等级量表(Acculturation Rating Scale for Mexican Americans)，这是在墨西哥裔美国人中使用最广泛的测评工具，包括20个项目，在语言使用和偏好、种族认同、社会关系以及日常活动等方面评估墨西哥裔美国人适应美国白人文化的程度。许多文化适应的测量工具要么是对它的模仿，要么广泛地采用其中的项目。比如，亚裔文化适应自我认同量表(Suinn―Lew Asian Self―Identity AcculturationScale)，研究者用它测量了3个不同的亚裔群体，结果表明大部分学生的文化适应可能：(1)意识到专业心理学帮助的必要性；(2)容忍那些与寻找心理帮助相联的耻辱；(3)能与心理医生敞开心扉地讨论自身的问题。此外，在应用方面，研究者也证实了该量表的有效性。

认同是个体在文化适应过程中习得的，族群认同受文化适应压力的影响。在文献中可以发现，认同测量中的许多变量都能在文化适应量表和测量中找到。在分析变量时，需要考察人们对一系列项目的反应信息，这些项目可以评估少数民族从主流文化中获得的元素和他们仍在运用的自己原有文化的元素，以及在两个文化群体中的参与程度。一个联系测量的例子是由贝瑞提出的8维度量表，该量表测量了一些有特别联系的信息，如本地所讲语言数目、财产和物质占有、工作地位、服饰和宗教等。将这一量表得到的回答压缩到一个单量表，从中能推测出个体的文化适应状况。兰奇(Ranch)和鲍勒(Bowler)提出了一个包括3个项目的文化接触量表，以评估文化适应对3个美国少数民族群体自尊的影响。尽管兰奇等人发现这些群体的自尊存在显著差异，但同时报告了接触与自尊间的低相关，据此他们提出接触可能不影响个体的感受。

学者们提出了超越特定民族的、一般化的文化适应量表。对多元文化主义测量体系的社会文化量表的因素结构进行分析，发现存在4个子量表。研究者坚持以下中介变量影响文化适应过程：(1)移民后裔的社会地位；(2)教育和收入状况；(3)年龄；(4)移民美国的时间；(5)居住区域的民族人口密度；(6)出生国；(7)工作技能、宗教、家族结构和移民目的。在此后的研究中，项目由34个扩展到43个，并作为少数民族与主流社会关系调查的参考，因利用此量表得到的结果令人满意，该量表被认为是一个有效的、一般化的评估亚裔和拉美裔美国人的文化适应态度量表。

贝瑞认为并非每个文化适应群体的成员都以相同的方式或相同的程度进入文化适应过程，也不是来自少数族群的每一个体都对主流文化做出回应。在适应、调节和内化主流文化的社会习俗

时，个体经过抵抗、担忧、焦虑、忠于自己的文化等一系列心理过程。他们会感知到对自己文化与主流文化的接受水平和调节过程，在社会生活中会保持传统习俗和自我文化行为。因此，个体在文化适应中的调节和顺应，包含了大量的文化适应方式变量。改变自己的文化态度和适应另一文化的过程不是一个单纯从原来的群体到新的群体的单向过程，对主流文化的适应并不排除保持原来文化的可能性。基于这一立场，贝瑞认为文化适应可以被看作多维线性现象而不是一维的。因此可以假设：(1)个体可能更愿意保留他们原来的文化；(2)同样的个体可能更愿意有选择地参与到其他文化中。据此，贝瑞提出了一种更好的方法来理解个体对文化适应的态度和个体在这一过程中的位置，区分了文化适应的4种方式：整合、同化、分离和排斥。贝瑞使用李克特量表形式提出了一系列项目，最终形成了由4个分量表组成、共计38个项目的适应方式量表，用以测量文化适应的四种方式。

尽管文化适应的测量方法和概念都发生了变化，但问题依然存在。例如，现在的文化适应研究所使用的大部分量表还是基于单维度的理论框架；忽略文化适应个体的历史、政治和社会文化环境，测量仅限于表面行为的改变，对深层次文化意义的生成关注不够；量表不统一造成研究结果之间无法比较，等等。这些问题引起了诸多学者的注意，埃斯科瓦尔(Escobar)和维加(Vega)对文化适应概念的含义和测量方法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认为现在的文化适应已变得无所不包，涉及与社会和来自不同民族文化团体的个人变化有关的所有事情，同化和文化适应术语预言了一种直接的、直线的、不可逆的、连续的变化。贝瑞也承认，由于文化适应概念自身被令人不解的事物所包围，很多疑问也围绕着文化适应测量。为了消除迷惑，贝瑞建议任何来自多变量观点的综合性研究才更能接近主题。从多变量观点出发，研究者不仅要收集关于文化适应群体一般适应模式的信息，同时也要关注个体从文化抵触到文化接触再到文化适应过程的体验。

四、结语：问题及展望

近年来，文化适应问题越来越受到不同学科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丰富与加深了人们对文化适应的认识。但是应当看到，目前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并不充分，还存在着很多问题有待于探讨和解决。

第一，由于研究问题的复杂和研究者的不同学科取向，对文化适应的概念和定义缺乏严格、一致的标准，这导致了如下两方面的问题：首先，对于文化适应的定义仍然比较模糊，不同的研究者在各自的研究中使用不同的文化适应定义，而且对群体水平和个体水平的文化适应有时也没有进行严格区分，依然有研究者使用群体水平的文化适应概念来研究个体水平的文化适应问题。③其次，不同概念之间存在混用和误用的现象，如：“acculturation”和“enculturation”的混用，文化适应被误用为同化，等等。在我国，人类学将“acculturation”译为“涵化”，“enculturation”译为“濡化”，心理学家则都将它们译为“文化适应”，也有心理学家将“acculturation”译为“文化融合”。这造成了文化适应概念的使用混乱，由此导致研究结果之间无法比较。因此，厘清概念的外延和内涵，形成共识尤为重要。

第二，综观文化适应的已有研究，人类学家习惯于采用田野调查的方法，大多数跨文化心理学家采用的则是测量方法，不同学科之间形成的文化适应理论也各自关注文化适应的某一方面，缺乏学科之间的互动。因此，在今后的文化适应研究中，应该加强各个学科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尽量同时采用不同学科的概念、理论及方法，评估多种学科取向、方法、理论的合理之处，弄清他们有效发挥作用的边界与条件，并在探讨过程中加以统整或综合。

第三，在文化适应的心理学研究中，应该改变单一的测量研究方法，将量化研究和质化研究两大研究范式结合起来，相互补充。多种研究方法的综合使用有助于从多层次、多维度揭示文化适应的内容和特点。另外，还应该关注文化适应的纵向研究，契尔柯夫(Chirkov)认为，大多数的研究设计与把文化适应界定为发展过程的主流界定是不相协调的。按照他的观点，文化适应研究应该采用纵向的研究设计，这样的研究设计不利于深入考察文化适应策略和影响因素随着个人和情境之间关系变化的动态过程。还应予以注意的是，采用问卷法进行相关研究和准实验研究的传统研究方法限制了对文化与心理相互影响的探讨。近年来，一些学者从动态建构主义立场来理解文化与心理的关系，采用认知启动实验来研究文化适应问题，打破了长期以来把文化作为选择性自变量而不能操作的研究传统，为文化适应的实验研究提供了良好的范式。这启发我们，实验法也可用在文化适应的研究中。

第四，应用是理论价值的重要体现。如何把文化适应的研究成果应用到现实生活中来，帮助文化适应个体达到良好的适应，以及为国家的政策制定提供理论依据，是文化适应研究者需要思考的重要课题。这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对文化适应不良个体进行干预，为临床预防和治疗提供有效支持，改变研究与临床实践严重脱节的局面；二是推动政府决策机构采取和制定相应的配套措施来改善文化适应个体的生存状况，保障弱势文化适应群体的权益。

第五，文化适应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多是基于西方的社会现实和文化传统，而不同国家的文化适应问题因文化和社会制度差别而异，也就是说，不同的文化模式决定着各自语境中的个体和群体的心理和行为模式，因此，对文化适应的理论和测量工具还需要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加以验证和完善。在全球化背景下，我国与其他国家的文化交往和互动，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工城市适应和融入，少数民族与汉族的交往和融合，这些都是我国当前面临的文化适应问题。如果不顾我国国情而简单地用西方文化适应理论和测量工具来解释和研究我国的文化适应问题显然是不合适的。只有立足于我国国情和社会、历史及文化特点，批判性地借鉴国外研究成果，发展适合中国社会文化特征的文化适应理论和研究工具，才是我国文化适应研究的必由之路，也是我国学者的社会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