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语言学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04 08:43:44
文化语言学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2011～2015年 文化语言学 综述
一、综述
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罗常培所著《语言与文化》一书是文化语言学的先导；80年代，陈建民开设“文化语言学”的课程以及周振鹤、游汝杰在《方言与中国文化》一书中首次使用“文化语言学”这一学科名称，标志着文化语言学的正式提出；90年代，邢福义《文化语言学》和申小龙《中国文化语言学》的出版，标志着文化语言学理论的基本形成。从此之后，出现了“文化语言学中国潮”，文化语言学得到了持续广泛的发展。
二、总论
文化语言学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具有强烈的理论建设意识，即对其对象、任务、性质以及方法有一个纲领性的认识。但在近五年间，这方面的研究却不多，笔者查到的资料仅有《文化语言学初探》（《时代文学》，2014）、《浅谈对文化语言学的认识》（《青年文学家・语言研究》，2011）、《从符号的角度看文化语言学》（《商业文化》，2015）等，这些论文所论述的要点大多在之前学者论述的观点范围之内。本文认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以下两点：一是经过近30年的发展，文化语言学的理论框架已经先后建立了众多较为完整的体系，现如今再想有所创新有一定的困难；第二，构建一套完整的关于文化语言学的理论框架需要长时间的学术积累，但五年是一个相对较短的时间段，所以不足以有所创新。
由于文化语言学经历了近30年的发展，其理论建设已经非常之多，所以近几年学者们开始对文化语言学进行总结性的认识。游汝杰、周振鹤的《耦耕集（文化语言学存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一书为论文集，这一系列文章的结集出版进一步梳理了文化语言学的发展脉络，完整地呈现出文化语言学在国内的发展历程；邱智晶、任雪莲、窦晶主编的《回顾与展望：语言与文化问题研究》（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2012）以及赵明发表的《近十年文化语言学研究：回顾与反思》（《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5）一文回顾了文化语言学的发展历程，旨在促进文化语言学的发展。
由于之前已有不少对中国文化语言学理论的研究，所以这五年中许多学者将视角转向少数民族语言和国外语言，致力于建立其中一种语言的文化语言学体系，如王健宜的《文化语言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主要研究日语，金荣晃的《文化语言学》（民族出版社，2013）主要研究朝鲜语等。
文化语言学的研究方法虽然在之前就已经提到很多，但在这五年中不断得到更新。随着国外对比分析理论在中国的接受度的增强，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采用对比的研究方法，并且这一方法几乎涉及了文化语言学的各个具体领域，比如《法语时态与汉语时态的文化语言学对比研究》（《语文建设》，2014）、《文化语言学视角下的男女性别语言差异研究》（《语言文化》，2015）等。除了研究方法的不断更新外，研究方法的跨学科性也逐渐显露了出来，比如和民俗学、新闻学等学科的结合，如《“真实的力量，民间的智慧”――方言节目的文化语言学思考》（《新闻知识》，2011）等。
三、分论
在近五年中，文化语言学的研究领域不仅在原有领域的基础上不断扩展，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领域。下文分为8个部分进行论述。
（一）词汇与词义
词汇与词义研究历来是文化语言学的研究重点。同以往该方面的研究相比，本时期的研究出现一些新的特点。首先，学者们研究关注的对象不再局限于对词语文化意义的探求，开始关注词语的文化意义对词汇系统的影响，比如《文化语言学视域下的“盂兰盆”一词的内涵与外延》（《东北亚外语研究》，2014）、《文化语言学视角下的“小清新”》（《时代文学》，2012）等；其次，S着语言的不断发展，学者们开始关注到一些新词与借词，例如赵惠霞、周憬编著的《语言与文化阐释》（西安出版社，2011）一书中将当代新词语产生的基本途径作为研究的对象之一；最后，这一时期对成语的研究也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涉及文学作品、其他语言、动物等各种类型的成语，比如《分析来源于文学作品的俄语成语》（《北方文学旬刊》，2013）、《汉泰动物成语对比分析及其文化差异》（李智文，广西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等。
（二）专名
对专名的研究，伴随着文化语言学发展的整个历程。邢福义在《文化语言学》一书中将专名划分为人名、地名、店名和数字。这一时期对地名的研究尤为丰富，涉及各个地方，既有大城市，也有小乡村，如海南州藏语文工作委员会主持编纂的《海南州地名文化释义》（甘肃民族出版社，2011）、《山东省临沂村名的语言文化研究》（颜廷花，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等；涉及人名的研究有《文化语言学视角下的汉族姓名》（《现代语文》・学术综合版，2013）；涉及数字的有《“二”字文化语言学考辩》（《现代语文》・学术综合版，2013）。
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一时期出现了一系列新的专名研究：研究电视节目名称的《电视栏目名称的文化语言学分析》（梁艳，曲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研究粉丝团名称的《从文化语言学角度分析粉丝团名称对女性形象的塑造》（《时代文学》，2014），研究音乐专辑名称的《音乐专辑命名特点的文化语言学透视》（《现代语文》・学术综合版，2011），研究饮食名称的《蒙古族传统饮食名称文化语言学研究》（图拉，内蒙古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等。
（三）语法
这一时期的关于语法和文化语言学的研究资料并不多见，仅有《语法差异文化阐释》（《南方论丛》，2011）、《现代汉语对称结构的深度研究》（刘晓静，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和《法语时态与汉语时态的文化语言学对比研究》（《语文建设》，2014），这几篇文章都遵从了申小龙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从文化语言学研究语法的具体观点，从一个具体的语法角度将汉语语法研究同汉人的思维和文化心理特点联系起来，主要体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推崇。
（四）文字
汉字既是文化的一部分，又是记载汉语文化信息的重要载体。近几年学界对文字与文化的结合研究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在著作方面，值得一提的是“汉字文化新视角丛书”，它是山东省宣传文化专项基金项目，历时5年打造，由山东教育出版社于2014年5月出版。在中国文化地方性视界和世界性视界融通的过程中，该丛书重新确认了汉字在文化承担和文化融通中的功用和前景。丛书中包括申小龙著的《汉字思维》和《中国网络言说的新语文》、孟华著的《汉字主导的文化符号谱系》等。除了丛书，还有王宝珍的《汉字与中国文化》（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1）、李运富的《汉字学新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等。这些著作都科学地构建了汉字文化研究的理论体系，为日后的汉字文化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一些研究汉字文化的论文，但总体上看，研究成果相当零散而不成系统。
（五）交际用语
在交际用语方面，称谓语仍旧是人们研究的重点。目前已有很多著作对一类的称谓语进行了系统论述，比如王琪的《上古汉语称谓研究》（中华书局，2011）。关于称谓语的文章非常多，并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倾向性，即2倾向于跨语言的称谓语的文化对比以及称谓语在不同语言中翻译的文化差异，比如《浅谈中英称谓语的文化差异》（《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1）、《中日称谓语对照研究》（李玲，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等。
除了称谓语之外，在问候语、双关语、禁忌语、委婉语、惯用语、谚语、俗语等方面都有所涉及，例如《大学生微信问候语的文化语言学解读》（《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14）、《合肥谚语的语言和文化特点初探》（《湖北函授大学学报》，2013）等。
在交际用语中，值得一提的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新出现的诸如对网络语和广告语的研究，比如《文化语言学视角下的中泰广告语对比研究》（《中国报业》，2011）、《网络语言的谐音现象》（任莎莎，南昌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等。
（六）语言接触与融合
语言接触与融合，顾名思义，就是文化语言学跳出汉语的圈子，在跨文化的大背景下进行研究。比如修刚主编的《外来词汇对中国语言文化的影响》（天津人民出版社，2011）分别从日语、英语、俄语、德语、西班牙语、韩语和阿拉伯语等语言层面，对现代汉语中存在的外来词进行了整体梳理。不过通过对近五年的资料进行梳理，本文发现这一时期的研究重点集中在翻译方面。
在翻译方面，许多专著从总体上把握文化与翻译。比如李珊、莫兴伟著的《文化差异下的翻译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2012）致力于研究语言、文化、翻译三者之间的关系，并探讨了英汉思维模式的差异对文化以及两种语言间翻译的影响。类似的还有杨怀恩著的《文化与翻译》（新华出版社，2012）、杨蔚君著的《翻译的文化回归》（中国书籍出版社，2012）等。研究翻译方面的论文则主要是论述一个具体的角度，比如《文化语言学视点的汉语词汇日译文化信息缺失解读――以井波律子日译本为文本》（《凯里学院学报》，2011）、《多角度探讨古诗英译的策略》（《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等。
（七）方言与民俗
从游汝杰、周振鹤合著的《方言与中国文化》开始，学界对于方言与文化的研究方兴未艾。由邢福义主编的《方言与文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可以说是这一时期该方面研究的代表作，其内容纲领性地分为总论和分论，论及了方言与语言、文字、艺术、民俗等各方面的关系。但是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是集中于研究某一地区的方言与文化，值得一提的是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的“方言与文化丛书”，该丛书涉及多个地域，比如汪大昌著的《北京方言与文化》（2015）、王世凯及杨立英著的《东北方言与文化》等。
由于文化语言学跨学科性的特点日益突出，而民俗学又是与文化联系最为紧密的学科，所以对民俗与文化的研究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是由著名民俗学家乌丙安编写的《民俗文化综论》（长春出版社，2014），全书共分八卷，内容既包含理论，也有具体民俗与文化。除此之外，同方言一样，这一时期对该方面的研究也集中于地域民俗或某一种民俗，例如李春雨主编的《藏羌文化与民俗》（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维吾尔语、蒙古语中基本颜色词的民俗语义对比研究》（闹尔吉，西北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等。
（八）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中的文化研究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文化教学实质上是汉语文化语言学在汉语二语教学中的具体应用。该领域经历了一个从不被重视到被注意、从被热烈关注到趋于平稳的过程。随着国家与学界对二语教学的不断提倡，该领域发展到现如今已经成为了文化语言学的热点及重点。
该领域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对文化教学的基础理论以及根本原则的探讨，比如王鸣主编的《外语教学与语言文化》（天津大学出版社，2011）、姜萍编著的《汉语作为第二语言课堂教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等；其次是对文化教学方法论的研究，比如《英语为母语的中高级留学生汉语熟语的学习现状及相应教学法》（陈滢滢，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再有就是对文化教学与第二语言教学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新认识，如赵明在《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的误区和目标》（《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3）一文中评述了国内外对第二文化教学目标的研究现状，认为第二文化教学的目标不应该过于宽泛，而应该在梳理文化分类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重点与难点。此外，在唐智芳编著的《文化视域下的对外汉语教学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和覃俏丽发表的《略论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习得》（《语文建设》，2015）中都提到了作者的一些新认识。除了以上三个主要方面，还包括诸如对课程教材、大纲、课程中的文化因素等方面的认识，但都不成系统，这里不再一一列举。
四、结语
总之，近五年间，文化语言学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不仅在原有研究领域上不断扩展与深入，而且在20世纪90年代很少涉及的修辞、翻译、语言对比等方面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但是，近五年来的文化语言学研究仍存在不少问题。第一，文化语言学各方面的发展不平衡。从该学科内部来看，在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文化教学方面取得了较多的成果，研究相对深入，但对另外几个领域基本理论的探讨还不够深入，对他们的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化和化。即使所谓的“研究得比较多”的方面也存在着“大”而“空”的问题。从学科外部来看，与其他语言学分支相比，文化语言学学科研究开展得较晚、成果仍不够丰富。第二，研究的深度不够。在总论中也提到过，相较于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理论建设热潮，近几年关于文化语言学理论体系的建设较少，这说明文化语言学的学科理论在这几年没有创新，所以如何构建文化语言学的坚实的理论基础是首要的问题。第三，在一些研究方法上存在问题。一些论文虽然采用了定性分析的方法，但没有充足的语料来支撑其所得出的结论。另外，目前的文化语言学研究定量分析很少，没有把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有机结合起来。
通过以上梳理可以发现，近五年来的文化语言学研究并没有像20世纪90年代“文化语言学中国潮”那样发展迅猛，但在某一具体领域也有所拓展，研究方法也有所更新，更加注重对比与应用研究。文化语言学若想获得进一步的发展，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继续努力：首先，要加大文化语言学的理论基础建设，只有充足的成系统的理论体系才能够支撑文化语言学各具体方面的正确发展；其次，在学界应形成文化语言学风向标的作用，大家率先在研究较少的领域找到突破口，进而促进文化语言学的平衡发展；最后，更好地完成在研究方法上的更新换代，虽然近几年对对比研究方法的运用很频繁，但对比研究的层面亟待拓展，对比研究的视野也需扩大。同时应重视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的综合运用，提升文化语言学的研究高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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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语言学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本文提出了商贸英语研究者应该努力的方向，即进一步做好基础工作;从宏观语言学的角度把握商务语言的研究，注意联系社会学、心理学、文化学、民俗学、交际学、传播学来思考、探索商务英语的规律;从纯语言学的圈子里跳出来，自觉地把语篇分析，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交际语言学、文化语言学理论同广告学、市场营销学、企业管理学、经济学、消费心理学、国际贸易、国际商法、国际营销、统计学和会计学结合起来。只有深入到商务实践中去，才能建立起一门能有效地为市场经济服务的应用学科———跨文化商务语言学。
一引言在世界经济阔步迈向21世纪的时代，国际商务活动日益频繁。商贸活动的许多领域，如，技术引进、对外贸易、招商引资、对外劳务承包与合同、国际金融、涉外保险、国际旅游、海外投资、国际运输等，所使用的英语统称为商贸英语(BusinessEnglish)。它已成为世界经济活动中必不可少的语言交际工具。可以说商贸英语控制着国际交流，国际交流离不开商贸英语。据统计，全世界16亿以英语为第一语言、第二语言或外语的人群中几乎90%的人每天都与商贸英语打交道，可见商贸英语的应用十分广泛。对它的研究也是十分必要而急迫的工作。但目前总结商务英语研究成果的论文极少，不利于研究者了解其现状和今后的发展状况，而本文着重论及了这一点。
二目前的研究成果首先，从路式成编写的《外国语言研究论文索引(1949年—1989年)》与《外国语言学研究论文索引(1995年—1999年)》对比来看，商贸英语的研究有着突飞猛进的变化。11从数量上看:《外国语言研究论文索引(1949年—1989年)》涉及商贸英语研究的论文只有44篇。而《外国语言学研究论文索引(1995年—1999年)》，涉及此方面的论文多达280多篇，是1949至1989年总数的六倍之多。也就是说商贸语言的研究趋向活跃，研究论文数量有所增加。21从涉及的范围来看:《外国语言研究论文索引(1949年—1989年)》中的商贸英语论文面窄，只涉及语法学中冠词与介词(1篇);文体学(21篇);翻译学(20篇);写作教学(2篇)，及一篇号召性文章。而《外国语言学研究论文索引(1995年—1999年)》的论文涉及面则加宽了:语法学(1篇)、词义研究(1篇)、词典编纂法(1篇)、词典评论(1篇)、语用学(4篇)、篇章研究(8篇)、修辞学(6篇)、文体学(102篇)、翻译学(240篇)、教学大纲(2篇)、教学经验(15篇)。31从深度来看:《外国语言研究论文索引(1949—1989)》的论文内容多为知识介绍性，涉及文体学的文献综述性或工作体会式。涉及翻译学的论文也多为工作经验体会式，如《产品广告的英语》—《上海科技翻译》1987年第2期、《谈谈我国出口商品商标的英译》—《中国翻译》1986年第5期、《浅谈外贸英语函电的特点及中英互译问题》—《翻译通讯》1984年第9期等等。而从笔者收集的1995年后的论文来看，英语的研究则倾向于深入、细致，思维角度开阔了一些，进步较明显。修辞学方面，论文涉及了音韵、语义等修辞手段、辞格、修辞功能、艺术等。文体学方面涉及面极广，如选词、语言策略、语言特点、文体特征、语体、语域、信息功能、表达方式、句式、句法特点、话语分析、委婉、文化、审美特征、模糊性、商务风格和大众心理等等。翻译方面则涉及了翻译原则、理论。其次应熟悉品牌、国情、兼顾民族色彩，然后注意音韵贯通，译出商标含义，最后商标的音韵节奏应简练明快，风格应朴实无华。研究者们论及了进口商标翻译常采用的五种方法:可保留原商标名的音韵美及异国情调的音译法;可准确传达原名信息及情感的直译法;解释性释义的意译法;利用汉字表音表意特点，精心选取适当汉字，音译原文部分或全部发音的谐音取意法;用与原名有相近的语义表达功能，但带明显汉文化色彩的词语来翻译商品名称的归化法。刘法公提出商务汉英翻译的忠实原则、准确原则、统一原则和它们在实践中的具体运用[1]。还涉及了翻译具体的实践。例如《外商投资企业合同、章程的英译》—《中国科技翻译》1995年第4期、《工程合同翻译的语法逻辑》—《中国科技翻译》1996年第4期、《涉外经济合同英译的重复法》等。其中顿官刚论述到动词的名词化结构的形式及其翻译方法—处理成动宾词组和主谓词组[2]。张向京从英汉语言对比的基础探讨经贸英语的特点(格式固定、用词准确)和翻译的省译问题[3]。曹顺发结合具体事例也谈到广告用语的翻译[4]。张长明在《广告汉英翻译的现状及改进办法》中提到广告翻译的尴尬现状和导致劣质译作的主观原因，如译者的责任心不强，畸形的审美观念，以及如何提高广告英译质量[5]。
这个时期的许多论文还与丰富的经济活动相结合，涉及了经济法规的英译、经贸洽谈会、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和国际营销中的翻译错误、商务合同的翻译、招商引资材料、英文药品说明书、财经英语、食品包装上英译文的调查分析、对外经贸活动中的计算方法、电传文稿、国际贸易合同法律性条款、涉外公证书的英译、金融英语的重要性等。傅传良提出合同翻译中应注意的专门用语Here2by，Hereto，Therein;专门词组Providedthat，Inaccordancewith等[6];他还在《合同法律文件翻译因词特征之一—用词正规》中列举的中英文原文条款翻译实例[7];扬晖探讨的技术合同中商务词汇和技术词汇的若干译法[8]。刘作永在《试谈招投标文件的语言特点》中论述的因招标内容不同，同一单词在不同的技术领域含义不同;招标文件的主动态与被动态的转移受限。北竹提出英语公式用语的语言特点，如公示语的分类、其静态与动态意义[9]。同时也涉及了语言学、翻译学的结合点。例如商务英语的英汉语言差异、语义的可拓现象，语体特征、定语从句的理解、模糊信息处理技巧等。11与语言学理论的结合(1)语用学《外语教学》2002年第5期的《商务英语信函中的合作和礼貌》阐明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在和谐、冲突、竞争等各类信函中的具体体现;《文化差异与商标翻译的语用失误—中国翻译》2002年第3期说明商标的语言语用失误的种种表现。薛瑜也具体分析商务英语信函中的合作原则，即数量、质量、关联、方式准则，语用预设和会话含意[10]。蒋磊提出广告语言的语用意
义和广告翻译的语用语言等效，社会语用等效;因文化差异导致的广告翻译的语用失效[11]。
桂琼提到根据韩礼德(Halliday)的衔接理论、格赖斯(Grice)的说话隐涵原则以及塞尔(Sear2le)的间接言语行为理论分析了这些理论在广告英语中的运用，以探讨广告英语的文体特点[12]。(2)话语分析已有研究者对英文广告标题的“提问”与“应答”方式和内容做出分析，还涉及篇章研究的陈述言语功能的分析和社交话语文化的概括。陈其功在论文中论述了广告英语的社会基调、话语情态、交流基调和其基调的双重性。即广告英语的话语基调是广告人与商品潜在消费者双方关系的反映。双方长期、稳定的角色关系，即社会基调，具有广告人地位居下，双方距离接近最大的特征;双方临时、动态的角色关系，即交流基调，具有广告人地位上移，双方距离拉近的特征。分析表明，社会基调与交流基调是一个矛盾的两个方面，在表达英语广告的人际意义方面，一篇好广告应能体现这两种基调的完美结合[13]。(3)语义学例如，陈欧论及涉外英语经济合同中的一些旧体词的运用和汉译[14];《中国翻译2000年第4期中的《词义的理解、选择与商务英语的汉译》详解了如何从修辞角度、专业角度、语境方面来确定词义;陶丽霞已阐明广告英语的用句特征和修辞特点[15];《中国科技翻译》2001年第5期中的《英汉广告中的词汇创意》指出的如何利用故意错拼、创造新词、利用双关、押韵和类比构词、运用词的联想意义和运用词类功能转换来创作英语广告。(4)与文体学的结合张定兴分析英语商标词得出下列结论:动词化的商标词的应用语体有口语体、广告文体和新闻文体:一般说来，其感彩有随和、亲切和欢快的特点[16]。(5)与跨文化理论的结合胡开杰在《论商标名称英语互译文化意义的转换》中提到商标有特定的文化含义[17]。王克非在《论翻译文化研究的基础工作》中提出翻译文化研究框架，进行翻译文化的基础研究和拟定基础研究书目的重要性[18]。21与美学的结合胡开宝分析了商品名称的美学特征及商品名称的翻译;阐述了什么是商品名称的美学特征，并结合事例说明如何使汉语译名具通俗美、简朴美、奇特美、音韵美和意境美等美学特征[19]。《意美、音美、形美—英文商标的汉译》—《外语及外语教学》2002年第5期提出的英语商标词的构词理据，翻译时应注意的社会语用等效。可喜的还有商务英语教学的经验的取得，如外贸英语谈判中的模拟法、外贸英语写作教学思路、语篇体裁分析理论及其应用、财经英语教学初探、商贸英语的教学、“商务英语证书”二级考试试题简介及考前辅导点滴淡、外贸英语教学中的文化意识等。
于浩淼在《国际贸易教学心得》中提出了征对英语专业学生的国际贸易的知识的范围以及与它相关的配套学科[20]。另外还有商贸英语专著的出版:《广告英语》(赵静，外语教学研究出版社，1992)、《现代英语广告》(周晓，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8)，《外贸英语函电与谈判》(戚云方，浙江大学出版社1989)书中体现了外贸英语研究的一些成果。黄国文的专著《语篇分析的理论与实践———广告语篇研究》系统地把语篇分析理论与广告实践结合起来，论述了广告标题的言语功能、语篇中的叙事语码转换、广告语篇中交际的双方，如合作原则的违反等，这是很好的研究典范。我们就应把语言学的理论应用到广告活动中，直接指导实践，这样才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三存在的问题11研究者深入商务实践不够，理论与实践结合还不够紧密，语言研究有脱节的情况。21需编写供外语教师与学生使用的商务英语词典和参考书，否则，系统的学术研究会很成问题。31研究者还只局限于从语言结构本身、从语言、词汇、语法、文字、修辞等表达手段出发、探讨语言如何为商务服务。研究工作缺乏创新，纠缠于语言层面上的细枝末节，研究工作中有重复的现象，浪费了人力、财力。41研究视角狭，研究面需加宽。51研究者与其他学科的研究人员合作不足，跨学科的研究力度不够。61缺乏商务英语人才的培育，研究人员少。71信息不灵，课题分散。81研究方法单调。四前景及努力方向11进一步做好基础工作。21现在研究者应注意从宏观语言学的角度把握商务语言的研究，注意联系社会学、心理学、文化学、民俗学、交际学、传播学来思考、探索商务英语的规律。31广告英语研究的目的是为跨文化经济交流活动服务，为企业涉外经营服务，所以研究者要从纯语言学的圈子里跳出来，自觉地把话语语言学、语篇分析、文章学、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交际语言学、文化语言学理论同广告学、市场营销学、企业管理学、经济学、国际法、消费心理学、国际贸易、国际商法、国际营销、统计学和会计学结合起来，深入到商务实践中去，才能明白商务英语的语言性质、特点和商务语言应用的原则、方法和规律，才能建立起一门能有效地为市场经济服务的应用学科—跨文化商务语言学。41加强专著的出版。51加强理论研究，丰富研究方法。例如可用计算机辅助商务英语研究，或采用语料库进行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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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语言学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社会语言学 国内研究 综述
Sociolinguistics是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一门新兴学科。据文献记载,这一术语最早见于美国语言学家H.C.Currie的论文《社会语言学的设计:言语和社会阶层的关系》(1952)。1964年5月,美国召开首届社会语言学大会,会议论文集题名《社会语言学》在次年出版,标志着社会语言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诞生。
作为一门新兴的独立学科,社会语言学于20世纪60年代诞生于美国,并于70年代末传入我国。经过许多语言工作者的努力,40多年来的中国社会语言学(广义)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中国的学者此间在社会语言学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和探索中付出了不懈努力,为中国社会语言学研究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对中国社会语言学研究的状况进行概要的回顾与总结。
关于中国社会语言学的起始时间,学术界尚无统一说法。大体上表现为三种:陈原《语言与社会生活――社会语言学札记》(1980)的出版;陈原《社会语言学》(1983)的出版;1987年12月在北京召开的“首届社会语言学讨论会”。考虑到70年代末还有其他一些语言学家开始译介国外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成果,把陈原《语言与社会生活》的出版作为中国社会语言学形成的标志。因为这是国内第一本书名中含有“社会语言学”而又以汉语为对象的著作。
中国社会语言学发展到今天大体上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一、初创阶段(1979~1987年:从自发到自觉)
从自发到自觉通常认为中国的社会语言学是舶来品,但陈原指出,自古以来的中外语文学家都曾讨论过古语与今语、文语与口语、标准语与方言在社会功能上的差别,19世纪初的欧洲方言学家对于民族语内部各种变体的调查即是社会语言学的工作。就现代中国历史上的语言运动而言,如20世纪初期的国语运动、20年代的白话文运动、30年代的大众语讨论以及北拉运动,还有50年代的推广普通话、现代汉语规范化等,尽可以划入社会语言学工作,但这些运动并非自觉的或独立的社会语言学研究。直到70年代后期Sociolinguistics的引进,中国学者的社会语言学研究才从自发走向自觉。这一阶段的中国社会语言学成果,主要表现在通论性著作和理论译介两方面。前者除陈原的两本书外,还有陈松岑《社会语言学导论》(1985),游汝杰、周振鹤《方言与中国文化》(1986)。许国璋70年代末开始研究社会语言学,有关论文收入《许国璋论语言》(1991)。1980年到1982年,特鲁基尔的《社会语言学导论》(林书武等译)在《国外语言学》连载。1987年,《社会语言学译文集》(祝畹瑾编)和什维策尔的《现代社会语言学》(卫志强译)出版。《国际社会科学杂志》1985年第5期以专刊“语言与交往:社会语言学研究个案与应用”,
发表了一批社会语言学论文。这一时期的缺陷:一是结合中国社会实际不够,二是对社会语言学的对象和范围的认识尚模糊。
二、迅速发展阶段(1987~1993年:从引进走向结合中国实际)
从引进到结合1987年12月1日至5日,中国社科院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举办了“首届社会语言学讨论会”(北京)。会议展示了7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语言学的研究现状,对推动中国社会语言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1988年8月,深圳教育学院深港语言研究所主办了首次“双语・双方言”讨论会(深圳)。1990年11月,中国社科院语用所和苏州大学联办“首届应用语言学讨论会”(苏州),其中不少论文是关于社会语言学的。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社会语言学的专题研究。主要著作有张清常《胡同及其他――社会语言学的探索》(1990)、高天如《中国现代语言计划的理论和实践》(1993)等。除了数量众多的期刊论文,还结集出版了《双语双方言》(1~4集)、《语言・社会・文化――首届社会语言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91)等。这阶段继续出版了一批关于社会语言学的译介、概论性著作和教材。在译介国外成果方面,除了《国外语言学》等杂志连续刊登译文(如Lesley Milroy的《语言和社会网络》等)外,还出版了佐伊基《社会语言学演讲录》(刘明霞等译,1989)、郝德森《社会语言学》(丁信善译,1990)等。著作方面主要有陈原《社会语言学论丛》(1991)、陈建民《语言文化社会新探》(1989)、孙维张《汉语社会语言学》(1991)等。教材方面有祝畹瑾《社会语言学概论》(1992)、王得杏英文版《社会语言学导论》(1992)、戴庆厦《社会语言学教程》(1993)等。
三、稳定深入发展阶段(1994~2000年:从热潮走向冷静和成熟)
与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前半期相比,1995年以后的中国社会语言学研究表现得相对冷清。除了两年一次的“双语双方言”讨论会继续召开,应用语言学讨论会上还有人关注社会语言学问题外,专门的社会语言学研讨会1992年起,一次也没有举办,论文数量也有所下降,以至于有朋友对中国社会语言学的前途感到忧虑,甚至将其类比于式微的“文化热”,提出要重振社会语言学。然而,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语言学并未走下坡路,而是在冷静中趋于成熟。一方面,学术界开始就其形成以来的研究进行梳理,总结成果的同时也指出不足,对中国社会语言学研究方法提出了很有见地的意见(高一虹1996)。另一方面,这一时期出版的新著大多注意紧密结合中国社会实际,无论深度、广度都超过了前两个时期。其中主要有陈保亚《论语言接触与语言联盟》(1996)、郭熙《中国社会语言学》(1999)、周庆《语言与人类》(2000)等。此外《双语双方言》连续出版,陈恩泉主编的《双语双方言与现代中国》(1999)、李如龙主编的《东南亚华人语言研究》(2000)等论文集打开了新视野。80年代中后期是中国语言学步履维艰的时期,但与文化热一样,社会语言学的出现无疑带来新的生机,言必“文化”“社会”一时竟成时尚。90年代以后,随着认知语言学的兴起和计算机应用对语言研究的需求,本体描写又成了语言学的新热点。虽然这一时期的社会语言学从“热潮”到“冷清”,但同时必须看到,至今仍在这一领域辛勤耕耘者大概是认准了“社会语言学”这条道。
四、新的繁荣阶段(2001年至今:研究领域不断扩展)
进入深入发展阶段后,中国社会语言学领域一度曾显得有些沉寂,但这是一个非常有益的冷静和反思阶段。一批中青年学者也开始积极参与和组织有关的学术交流活动,掀起了社会语言学研究的新高潮。十年里以“社会语言学”为标题或关键词的论文数量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2001―2009年间国内学术期刊上所发表的与社会语言学有关的论文表明:中国社会语言学在学科理论、语言变异、语言接触和语言规划这4个主要研究领域中各有新的进展,其中语言变异研究近年来取得的成果最多,其次为语言接触研究。
1.学科理论研究
在学科理论研究方面,涉及的主要问题包括学科综述、社会语言学的学科性质和学科地位、社会语言学与其他相关学科的地位等。从理论性质来看,中国学者普遍认为社会语言学是功能主义语言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思路符合现代语言学越来越重视使用者话语的大趋势,理论与实践价值兼备,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其中主要有:杨永林.《社会语言学四十年》(2001)、赵蓉晖《中国社会语言学发展的若干特点》(2004)、张兴权《“社会语言学”术语溯源》(2005)。
2.语言变异研究
变异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关于语言变异的理论、语言的各种变体(性别、年龄、行业、语域……)等,其中称谓语和网络语言研究是近年的热点。这一领域内的研究还在不断拓展,具体材料的开发和理论的深入是大趋势。主要著作有:王立《城市语言生活与语言变异研究》(2009)、陈松岑《语言变异研究》、徐大明《语言变异与变化》(2006)、蔡少莲《语言变异的元语用分析》(2006)、郭风岚《语言变异:本质、因素与结果》(2006)等等。
3.语言接触研究
社会语言学自始至终强调语言的多样性,而个人和社会的语言多样性起源于语言之间的相互接触。总的看来,国内关于语言接触的具体研究(如双语)开展得较多,综合性研究还比较欠缺。关于语言接触研究的著作主要有:戴庆厦,罗自群《语言接触研究必须处理好的几个问题》(2006)、B.Heine, T.Kuteva, 刘云, 龙海平《〈语言接触与语法变化〉简介》 (2009)、戴庆厦,杨再彪,余金枝《语言接触与语言演变――小陂流苗语为例》(2005)等等。
4.语言规划研究
不少学者在回顾和总结中国社会语言学的进展时都曾提到,我国在宏观社会语言学方面的成就十分显著,这和国家在语言建设方面的实际需要是分不开的。我国历史上先后有过不少具有社会语言学性质的语言规划活动,为该方向的研究提供了不少实际素材。改革开放以来,语言规划研究向更深的层次发展,这一社会语言学的宏观领域内加入了更多微观的内容,和语言变异研究在许多方面联系起来了。
现在语言生活的不断丰富、学术观念的更新和研究手段的改进都为中国社会语言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未来的中国社会语言学应该是一门学科门类齐全、理论体系完整、研究方法完备、实践价值明显、特色鲜明的学科,它将在中国的语言学和社会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高一虹.社会语言学通览・导读[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
[2]戚雨村.现代语言学的特点和发展趋势[C].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
[3]徐大明等.当代社会语言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4]杨永林.社会语言学40年[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1(6).
[5]赵蓉晖.论索绪尔语言学理论中的社会观[J].外国语学院学报,2000, (3).
[6]祝畹瑾.社会语言学概论[J].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
[7]赵蓉晖.社会语言学的历史与现状[A].外语研究,2003(1).
[8]杨永林,司建国.社会语言学研究――反思与展望[J].现代外语.2003(10).
[9]赵蓉晖.中国社会语言学发展的若干特点[J].外国语学院学报.2004(3).
[10]李占芳.社会语言学研究方法探讨[J].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4).
[11]陈原.《社会语言学》[C].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6.
[12]郭熙.《中国社会语言学》[C].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3).
[13]杨永林.《社会语言学》导读[A]・北京:外研社/布莱克韦尔出版社.2001.
作者简介:刘琼,女,江苏城市职业学院张家港办学点,讲师,从事英语语言学的教学与研究
作者单位:江苏城市职业学院张家港
文化语言学论文范文第4篇
姓 名：____________________
论文选题题目：(外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指导教师：_____________________
一、评审项目及意见：
[1] 该论文选题属
句法学 语音学
语义学 语系学
心理语言学 语用学
词典学 语言测试
第一语言习得 第二语言习得
计算语言学 文体学
跨文化交际/ 英美文学、文化 社会语言学
语料库语言学 法律语言学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
[2] 该生对选题所属领域的研究现状和相关文献的熟悉程度
了解所有与论题相关的理论、研究方法、研究成果和结论，并能在基础
上对研究现状的长处与不足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
了解与选题相关的主要理论、主要研究方法、主要研究成果和结论，并
能在此基础上对研究现状提出自己的看法，但深度不够。
对与选题相关的研究和文献有一定的了解，但仍有不少重要的理论和研
究成果被遗漏。无法对研究现状提出个人见解。
完全不了解与选题相关的研究现状。
[3] 该生对所选课题要解决的具体问题是否明确
十分明确。
基本明确。
不甚明确。
完全不明确。
[4] 该生所选课题范围
选题恰当，能在一年半至两年半之内完成。
选题过大，无法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
选题过小，达不到博士学位的水平。
[5] 选题的理论和/或实践意义
具有重大的理论和/或实践意义，具有前瞻性和开拓性。
有相当的了理论和/或实践意义，但只是对现有研究的局部补充。
理论和/或实践的意义不大，只是对现有研究的模仿。
没有任何理论和/或实践意义。
[6] 该生是否已经找到结局问题的方法
已经找到。
有些想法，但仍不具体。
尚未找到。
[7] 该生所提研究方法的可行性
完全可行
基本可行，但仍需进一步完善
完全不可行，必须推倒重来。
[8] 该生在开题报告中所显示的语言和文章组织能力是否能胜任博士论文的写作
完全能胜任。
基本能胜任，但还需进一步加强。
不能胜任。
二、论文选题评审结论：
[ ] 我认为该生论文题目可以通过，不用修改。该生可以开始学位论文撰写。
[ ] 我认为该生选题可以通过，但必须根据以下意见进行重大修改，并得到导
师的认可。该生可以开始学位论文撰写。。
[ ] 我认为该生论文题目应暂缓通过。该生必须根据以下意见进行重大修改，
然后再交答辩委员会评审，通过后方可开始学位论文撰写。
[ ] 我认为该生论文题目不能通过。理由陈诉如下。
文化语言学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跨文化语用学；语际语用学；跨文化交际
1引言
跨文化语用学是近20年来发展起来并且发展很快的一门新的语用学分支。包括三个层面：跨文化语用语言学，跨文化社交语用学，语际语语用学。本文对2005―2014年间国内外的有关跨文化语用学的文献进行梳理分析，考察其研究热点和研究趋势，对国内外有关跨文化Z用学的研究进行对比，以期对以后的研究有所帮助。
2研究问题与方法
本文旨在探讨以下两个问题：①近十年来国内外跨文化语用学总的研究趋势；②国内外对跨文化语用学的研究热点。
本文的研究工具采用可视化分析软件CiteSpace3.7 R8，从作者合作、关键词共现、作者共被引、文献共被引等方面考察最新动态（陈超美，2002）。国外有关跨文化语用学的数据来源为Web of Science（WOS）数据库中的SSCI期刊数据，国内的数据来源为CNKI中国知网。
3结果与讨论
3.1总体趋势及其特点
统计结果显示，近十年来国外一共发表期刊论文143篇，整体呈上升趋势，2008―2013年间的发文量比较稳定，2009和2013年达到最高20篇。国内一共175篇期刊论文，近十年较稳定，2012年达到最高23篇。说明跨文化语用学近年来一直是国内外的研究热点，整体呈上升趋势，每年的发文量上下浮动不大。
另外从期刊发文分布现象可以看出跨文化语用学主要有以下特点：①跨文化语用学仍主要隶属于语言学范畴。国内外语言学杂志收纳较多的跨文化语用学研究结果，主要结合了新格莱斯会话原则，礼貌原则和面子理论分析跨文化的语用理解，通过对不同文化的话语进行分析来探讨语用失误问题，另外还把跨文化语用学与教学联系到一起，探讨语用迁移对教学的影响，②跨文化语用学近年来和心理学结合，出现了从心理学方面解析跨文化语用中的各种现象。从国外发文结果来看，心理学杂志也逐渐收录有关跨文化语用学的文章，这一点在中国是没有的。国外的论文在与心理学结合时，主要分析不同文化背景下大众的普遍心理对语用理解的影响及其造成的语用失误问题，也有从心理学角度对语用迁移的分析。
3.2研究热点频词的可视化分析
本文将WOS中的数据导入Citespace3.7 R8系统，自动生成出研究热点主题词可视化共现知识表格。按照从高到低依次为：跨文化语用学、跨文化交际、语用失误、语用学、言语行为、文化差异、语用能力、语际语用学、礼貌原则、文化。
可以发现，近十年国内外对跨文化语用学的研究分别反映出以下特点：
（1）对跨文化交际及不同文化的对比的研究受到关注。从所选文献来看，国外的跨文化语用学对文化背景的介绍和对语用研究的篇幅大致相当，国内则较少介绍文化背景及差异，语言多集中在对语用方面的研究。国外对跨文化语用中的语用理解和语用失误问题除了从语言学角度外，还主要从心理学、社会学、甚至是神经学角度进行分析，除了这十年内的文章，国外对这方面的研究也有少量在医学杂志上。而国内对跨文化语用学的研究还停留结合认知语言学、心理语言学、话语分析等方面，因此国内的这些研究不妨效仿国外，从多种角度对其进行分析，特别是注重研究汉语的语用，创造有中国特色的语用学研究。
（2）对儿童的跨文化语用能力的研究逐渐受到关注。纵观国内近十年关于跨文化语用学及语用能力的研究，多集中在对大学生或是中学生的研究上，而国外近十年对儿童的跨文化语用能力、语用失误的研究越来越多。表现出这一趋势的主要原因是儿童若处在双亲操不同母语的家庭、或是双亲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家庭，他们在与同龄儿童交际时常会出现语用失误问题。这种现象不仅受语用学的关注，而且还隶属于二语习得研究的内容，因此国外近年来对儿童跨文化语用能力的研究兴趣高涨。
（3）语际语用学研究的热潮。语际语用学主要研究两种语言之间的语用交际行为。近年来，语际语用学主要结合心理语言学、教育语言学、文化等方面。近十年的语际语用学主要研究如何理解语际语言中的话语。比如第二语言水平高的学生往往会依靠他们的推理能力来理解会话含意，这种理解障碍是文化差异造成的，或者是违反了关联准则导致的。还有一些论文研究儿童对母语和第二语言的语用理解，或是从礼貌原则的视角研究二语习得者用与本族语者中交际失误的现象。语际语用学还研究语际语言中的语用迁移现象，其研究对象也主要是亚洲特别是日本人。总之国内外对这方面的研究均主要集中在语用失误，跨文化语用异同的研究上，研究方法多结合了认知语言学，心理语言学，二语习得，用语料库及民族志的方法。
4结语
研究发现，过去十年国内外跨文化语用学总体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就其内容来看，国内跨文化语用学研究主要聚焦于跨文化交际、语用能力、语用失误这几个方面，用话语分析的方法较多。国外关于跨文化语用学的研究比国内关注的点要广泛，结合了语言学、心理学、社会人类学等，分析儿童跨文化语用的研究比国内多。国内外研究热点也大同小异。均对跨文化交际这一方面研究较多，另外国外近年较多结合不同领域研究跨文化语用学，而国内还停留在语言学方面，研究视角比较局限，建议国内以后的研究可以从本文的研究对比中找到新的研究切入点，多结合不同学科，比如心理学、神经科学、分析大脑活动、人的本能等各种方面。在国际跨文化语用学领域中开创有中国特色的语用学研究。
参考文献：
[1]陈超美.CiteSpaceⅡ：科学文献中新趋势与新动态的识别与可视化[J].情报学报，2009，28（3）：401-420.
[2]何兆熊.新编语用学概要[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作者简介：
文化语言学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概念隐喻 研究现状 发展趋势
一、引言
George Lakoff和Mark Johnson于1980年出版了《Metaphors We Live By》一书，提出了概念隐喻理论。他们认为，“隐喻在日常生活中是无处不在的，不但在语言中，而且在思维和行为中。我们思维和行动所依据的日常概念系统，在本质上是隐喻性的。”（Lakoff & Johnson 1980：3）概念隐喻是人类用其某一领域的经验来说明或理解另一领域经验的认知机制。人们往往用具体的、熟悉的、简单的、有形的概念去认知和体验抽象的、不熟悉的、复杂的、无形的概念。这一理论颠覆了隐喻是一种用于文学作品修辞手段的传统隐喻观，引起了国内学界的高度关注，学者们争相从各个层面对概念隐喻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因而，本文通过检索过去十七年间发表在国内外语类核心期刊上研究概念隐喻的文献，从研究方法与研究内容入手探讨国内概念隐喻的研究状况，并对其未来研究趋势做出预测。这类回顾性工作不但可以拓宽国内概念隐喻的研究空间，亦在一定程度上推动概念隐喻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有利于未来研究者对这一研究领域的把握，也有助于他们开展相关研究工作。
鉴于以上考虑，笔者以1995年至2011年间CNKI收录的概念隐喻研究文献为源数据，在借鉴已往研究工作的基础上对源数据整理归类，重点对2000年至2011年间刊载在国内八家外语核心期刊上的各类文献进行深入研究，对各类主题的研究发展态势进行对照分析，旨在呈现当前国内概念隐喻研究全貌。
二、当前研究
（一）主要数据来源
首先，笔者以“概念隐喻”为关键词，检索了1995年至2011年间CNKI所刊载的概念隐喻研究的文献，得出表1：
表1：1995～2011年CNKI收录的概念隐喻研究的文献
表1显示，这期间对概念隐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2000年至2011年，因此本研究侧重于这一时期的工作，通过检索2000年至2011年间CNKI所收录的国内八家外语类核心期刊研究概念隐喻的文献，它们分别是：《外语教学与研究》《现代外语》《外语学刊》《外语教学》《外国语学院学报》《外语研究》《当代语言学》和《外国语文》，得出表2。
表2：2000～2011年八家外语类核心期刊刊载的概念隐喻论文数目
（二）概念隐喻研究主题界定
在仔细研究每篇论文摘要和主要内容之后，将国内概念隐喻研究的各类内容汇总，并对比分析，最终确定六项概念隐喻研究的主题：（1）概念隐喻与外语教学：概念隐喻在文化教学中的应用、概念隐喻在大学英语词汇教学中的应用、概念隐喻在习语或惯用语教学中的应用、概念隐喻在阅读教学中的应用、概念隐喻在写作教学中的应用等；（2）英汉概念隐喻对比研究：包括英汉听觉概念隐喻、英汉时间-空间概念隐喻、英汉动物概念隐喻、英汉人体概念隐喻、英汉政治语篇概念隐喻、英汉爱情或情感概念隐喻等；（3）概念隐喻属性研究：对概念隐喻属性展开论述，包括系统性、连贯性、投射或映射、体验性和普遍性等；（4）概念隐喻综合分析研究：运用概念隐喻理论分析there be句型、无灵主语句和委婉语等；（5）概念隐喻在文学作品中应用：分析某篇小说或诗歌中概念隐喻的性质及特点；（6）述介或述评：对国外某本专著的理论介绍或评价。
三、结果与讨论
（一）概念隐喻研究发展趋势
1.国内概念隐喻研究（1995～2011年）
表1显示了1995年至2011年五个时间段概念隐喻研究文献的刊载情况，其具体变化趋势如图1。
图1：1995～2011年国内概念隐喻研究发展趋势
图1展示了1995年至2011年间国内概念隐喻研究发展趋势，具体表现为：概念隐喻研究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2000年至2002年缓慢上升，大规模的概念隐喻研究工作起始于2003～2005年这一时间段，此后六年间论文数量逐年锐增。整体而言，国内概念隐喻研究呈不断上升之势。自90年代中后期，随着中西方文化交流活动日益频繁，国外各种语言学教材和语言学理论逐渐为国内学界所熟知，尤其是Lakoff和Johnson的概念隐喻理论，许多专家学者由此开始开展相关研究。
2.国内概念隐喻研究（2000～2011年）
表2显示了八家外语核心期刊收载的概念隐喻文献具体数目，其逐年分布情况如图2所示。
图2显示，2001年研究概念隐喻的论文数最少（3篇），随后呈上升趋势，并于2003年升至11篇；其后五年论文数略有下降。2009至2011年论文数达到高峰，其中2010年论文数达到16篇，居历年之首。12年间论文篇数虽有起落，但总体呈上升趋势。
图2：国内概念隐喻研究发展情况（2000～2011年）
（二）概念隐喻研究各项内容
根据所拟定的主题目录，笔者对2000年至2011年间核心期刊上所刊登的100篇论文的摘要、主要内容和文献综述逐一认真阅读研究，最终将各类文章划分如表3所示。
表3：2000～2011年各项主题论文分布
表3显示，在2000年至2011年期间，概念隐喻研究文献涉及领域较广，其中研究概念隐喻与外语教学的论文份量最为突出（23篇），约占论文总数的23%；探讨概念隐喻属性及概念隐喻述介或述评的论文数量位列第二与第三（分别为21篇和18篇）；运用概念隐喻对文学作品展开研究的论文篇数较少。
（三）各项概念隐喻主题研究发展趋势
表3显示了各类主题论文在2000年至2011年期间的篇数分布，具体变化趋势可从这六个阶段的比例变化中窥见一斑（见表4）。
表4：2000～2011年各主题论文比例变化
表4显示，有关概念隐喻与外语教学、概念隐喻属性研究的论文较多。其中，概念隐喻与外语教学研究文章所占比例在2000年至2005年间一直在20%以上，2010至2011年间接近30%。概念隐喻属性研究文章所占比例在2002年至2003年间过半，其后六年比例一直维持在20%以上，2010～2011年两年间有所下降。其它主题文章中，英汉概念隐喻对比研究、概念隐喻综合分析研究和述介或述评类文章比例变化不大；概念隐喻在文学作品中应用文章比例上升幅度突出，从第一至第三阶段的零跃升到第六阶段的13%。
1.英汉概念隐喻对比研究
概念隐喻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而且是一种思维方式和认知现象，是人类感知世界、形成概念的重要手段，植根于人们的语言、思维和文化中。人类由近及远、由实体到非实体、由简单到复杂、由具体到抽象的认知规律，决定人体及其器官是人类认知世界的基础，其隐喻化是人类形成和表达概念的基本途径之一。鉴于此，卢卫中（2003）用概念隐喻理论，探讨了人体隐喻化的理论基础、认知特点以及英汉语言在人体隐喻化方面存在的共性与差异。齐振海&王义娜（2007）、齐振海&覃修桂（2004）及齐振海（2003）根据莱考夫和约翰逊的概念隐喻理论，结合英汉语料，对“心”隐喻的范畴化进行分析和研究，探讨中西文化对“心”词语意义产生和拓展的理据。此外，覃修桂（2009）、项成东&王茂（2009）、张立英&徐勇（2010）、周榕（2000）以概念隐喻为理论框架系统对比和分析了英汉语中听觉隐喻、动物隐喻、爱情隐喻和理智隐喻、时间隐喻，认为既有共性也存在由文化差异引起的个性。
2.概念隐喻与外语教学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文化的体现。概念隐喻是语言与文化联系最紧密的部分。陈朗（2010），刘艳、李金屏（2011），戴禄华（2010），汪少华（2005），王守元和刘振前（2003），赵彦春、黄建华（2003），肖福寿（2000）提倡把概念隐喻理论全面应用到词汇、阅读、文化等二语习得环节中，在外语教学中鼓励学生运用隐喻思维，以提升其隐喻能力，并促进对外汉语教学进一步发展。朱建新（2009）认为学好英语的关键在于培养学生的隐喻思维能力，即帮助学生建立起目的语的概念系统。
3.概念隐喻属性研究
概念隐喻的系统性与连贯性是概念隐喻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文旭、叶狂（2003），王勤玲（2005），刘正光（2003），刘世理（2009）和王寅（2010）从概念隐喻的系统性、连贯性、体验性、映射入手，探讨了概念隐喻的内涵系统，对概念隐喻理论研究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4.概念隐喻综合分析研究
英语无灵主语句是英语书面语中一种典型句型和独特语言现象。何明珠（2011）（2003）根据概念隐喻理论，对这一语言现象进行分析，探究英语无灵主语句的形成原因、语用特征和汉译途径。系统功能语言学将“there-be”结构称作存在过程，用以表达某物的存在或发生。柴同文（2011、2009）考察存在句的句法、语义特征，提出了“隐喻存在句”这一概念。
5.概念隐喻在文学作品中的应用
借助认知语言学的概念隐喻理论探讨文学作品，是目前概念隐喻研究的新趋势。梁晓晖（2011）试图从认知语言学的概念隐喻理论视角探讨《法国中尉的女人》中关于时间的概念隐喻。小说文本中叙述者的用语和人物的语言都蕴含着“TIME IS SPACE”这一概念隐喻，从而在客观真实的时间观之外又建构了人类感知的时间观，即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所主张的现象学时间观。黄华（2009）运用概念隐喻理论来分析泰德・休斯的诗篇《思想之狐》，初步证明“语言是了解人的最重要途径”这一语言观。梅德明和高文成（2006）以概念隐喻认知理论为基础，探讨《老子》中“道”“无为”“德”和“辩证法”四个核心的概念隐喻，证明认知隐喻观的共性。赵秀凤（2009）通过分析意识流小说《到灯塔去》，认为概念隐喻的心理现实性和可重构性使读者能够重构和体验人物心灵深处纷繁复杂的生活直觉和人生感悟，引感认同，体悟纷乱的意识表层所蕴含的主题和美学意义。
6.述介或述评
此次文献统计中出现了一些报告国外概念隐喻研究理论的文章。如赵秀凤（2011）通过述评Forceville & Urios-Aparisi的《多模态隐喻》，介绍了概念隐喻多模态的新发展；张辉和周红英（2010）结合Kristiansen & Dirven（2008）的《认知社会语言学》，简要述评认知社会语言学的主要应用领域和研究特点；裴霜霜和周榕（2011）结合Elena Semino的《语篇中的隐喻》，系统研究了自然语篇中隐喻表达的形式特征及隐喻在不同类型语篇中发挥的功能；苏晓军（2010）结合R.W.Gibbs主编的《剑桥隐喻与思维手册》，介绍了隐喻的根基、隐喻的理解、语言与文化中的隐喻、推理与感情中的隐喻和非言语表达中的隐喻；张天伟（2007）结合Zoltán Kovecses的《文化中的隐喻：普遍性与变异性》，研究了概念隐喻的普遍性和变异性的特征及其产生的原因。这些述介国外概念隐喻理论研究新进展的文章，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国内概念隐喻研究的发展。
四、结语
概念隐喻理论是认知语言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认知语言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整体而言，在国内概念隐喻研究中，概念隐喻与外语教学类文章一直处于主流地位，这表明长期以来把该理论用于实践教学一直是研究者关注的焦点。近年来，语用学、认知语言学、心理语言学和二语习得等相关学科的迅速发展，奠定了多视角、多维度概念隐喻研究的理论基础，也使得概念隐喻研究内容呈现多元化的发展态势。
（本文是201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汉语称谓的认知理据研究”[项目编号：12YJA740062]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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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语言学论文范文第7篇
我的主要学术研究方向是中国西南少数民族音乐。其中，包括傣族、布朗族、德昂族、阿昌族和部分佤族所信仰的南传佛教及其仪式音乐，是我着力最多的一个学术视点。记得那是新世纪到来之际，我经导师田联韬引荐，拿着刚刚写毕的一部书稿雏形来到张老师家中，当他老人家看到有年轻后辈不仅愿意下到他所一直重视的南传佛教传播地区去做扎实的田野考察，而且完成了在他看来有一定分量的学术成果时，不禁在脸上显露出难掩的喜悦之情，在热情接待，勉励有加的同时，还为我遍阅全文，指点迷津，通过面授及后来的通讯往来，一一分析并找出文中的诸多错讹之处。此后，每逢我在研究中碰到有何疑难之处，便登门拜访或发信向张老师求助请教，他从来都是立即放下手中的其他工作，为我答疑解惑，或者亲自动手，帮助我翻译经文、唱词。当我的博士论文《贝赞：傣族南传佛教节庆仪式音乐研究》一书将要出版时，又承蒙他老人家亲自撰写序言，对我尚显粗浅的研究成果给予了热情的褒誉和鼓励。后来，在张老师的亲自带领下，我们又开始了历时多年的携手合作，共同撰写《中华佛教史：云南上座部佛教史卷》一书。在写作此书的过程中，张老师以他深厚的傣学、历法和宗教学素养，始终作为学术团队的灵魂及核心，支撑、把握着从课题的构思、写作到整个实施过程的大局。至今，以我个人名义完成的《贝叶礼赞：傣族南传佛教节庆仪式音乐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获文化部第二届文化艺术科学优秀科研成果奖二等奖)、《佛韵觅踪——西双版纳傣族安居节佛教音乐民俗考察》(广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一维两阈：布朗族音乐文化志》(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12年，获第九届中国音乐金钟奖优秀奖)、《中国南传佛教音乐文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以及由张老师领衔，以团队名义完成的《中华佛教史：云南上座部佛教史卷》(张公瑾、杨民康、戴红亮，山西教育出版社，2014年)等五部专著及数十篇学术论文，其中都浸透了张老师的心血。如果说，我几十年来在傣学研究领域还做了一点事情的话，那么，这都是张公瑾先生与田联韬、王国祥诸前辈先贤谆谆教导、严格要求，一直为我“保驾护航”的结果。
二、张公瑾教授作为“两栖学者”给我的学术开示及终身教益
在目前的傣学研究领域，张公瑾教授是少有的既精通傣语会话，又能熟练地从事傣文(尤其是老傣文)文献翻译的汉族学者之一。对于傣族传统文化所进行的长年持续、始终如一的研究工作，使他由一位纯粹的局外文化学者逐渐进入了局内文化持有者的学术佳境。而早期所经受的科学、严谨的语言学学术训练以及数十年来丰富、全面的教学研究经历，则使他既拥有较高的理论思维水平和深刻的学术洞察力，又在具体的田野考察及分析环节上显露出很强的实际动手和操作能力。关于他的语言学理论研究，可见其1998年出版的《文化语言学发凡》一书及系列理论文章中，曾极力主张把民族文化的问题带到语言学课堂及理论研究中，力图使该项研究带上跨学科研究的性质，并由此产生了把混沌学理论和方法引用到文化语言学及傣族文化研究中的设想。他就此提出：“文化与语言的结合是跨学科的，混沌学与语言学的结合也是跨学科的”，此观点在后来的语言文化学研究领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笔者由此联想到，以往在中外人文社科学界，由于语言学以其学科思维及方法论优势而居于“领头羊”地位的原因，能够在理论研究和分析实践两者之间以及本学科和其他文化研究学科之间互采所长，来去自如的“两栖学者”，一向在语言学学科中要远远多于其他学科。从20世纪80年代我在中央音乐学院攻读音乐学硕士学位开始，曾经在中央民族大学专修和旁听过许多语言学、民族学课程，在与我有师生之谊的语言学学者中，便有张公瑾、徐仁瑶等老师，以其优异的学术禀赋及文化品质可归于上述“两栖学者”之列。比较而言，以往的音乐学由于归属于艺术学科领域，更偏好并强调自己的“专项研究”特点，以致带有较多以接受其他学科方法论及研究思维为主的经验学科的性质。在早期的音乐学分析思维中，便曾经接纳了许多语言学的方法精粹。
自从20世纪中期音乐学与人类学结缘，产生了民族音乐学(即音乐人类学)这门学科分支以来，由于受到人类学、语言学等多学科的影响，上述人文社会科学的“两栖学术”思维便成为民族音乐学学者继承较多、受益较大的学术财富之一。不言而喻的是，通过数十年与张老师这样的众多语言学和民族学学者的不断交往，我和我的学生们自然也进入了其学术继承人乃至“终身受益者”之列。在对我的多部书稿及其中部分研究细节进行审阅时，张老师尤其注意考察我所采用的学术、文化观念和方法论，并提出许多有益的建议和指教。2003年，先生为我的《贝叶礼赞》一书做序时写道：“他(按：即笔者)不辜负香港中文大学三年深造的机遇，树立了文化多元性的认识，纯熟地掌握西方民族音乐学和现代人类学的调查研究方法，从而使自己超越传统调查研究的局限，既能对问题分析人微，又能在理论上作宏观把握。”又说：“全书处处渗透着新的学术思想，运用着新的研究方法。尤其是书中出现的聚合关系、组合关系、能指、所指等源自索绪尔的术语，更使我这个研究 语言学的人倍感亲切。”其实，我从一位纯粹从事音乐艺术实践的表演者最终成长为一名民族音乐学家和高校教师，其中便注入了先生及其他人文社会学科老师们的心血，是他们始终提倡应该在艺术研究中融人人文文化精神及社科理论方法，并对之身体力行和以此对我一贯严格要求的结果。
三、张公瑾教授的傣学研究对傣族音乐研究的几点启示
如今，随着少数民族地区商品经济文化和旅游业的蓬勃发展，傣族文化研究在学界渐成热点，以此为对象和标题的研究论著也林林总总、汗牛充栋。这其中，张公瑾老师以其过硬的傣文读写应用能力为起点，通过混沌学及语言文化学的发散性理论思维，发展衍生出包括古籍、佛经整理与研究，傣语语言学及文化系统研究，傣族历史、历法研究以及傣族传统艺术研究在内的较完整的傣学研究体系及大量学术成果，现居于傣学和南传佛教文化研究之巅峰，执相关学科、学界之牛耳。张教授曾经在2010年于西双版纳召开的“《中国贝叶经全集》新闻会暨出版座谈会”的发言中指出：“贝叶文化是傣族文化的象征，傣族文化从物质生产到日常生活、到精神文明的顶峰，构成了宝塔式的结构。张老师眼中的上述塔式结构，由塔座、塔基到塔尖三个部分组成。其中，南传佛教的传人，“使傣族文化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高攀哲学和人文精神的顶峰，这是塔尖。”而傣族传统音乐文化融合了民间艺术和佛教文化二者因素，无疑也位于精神文明的顶峰。因此，南传佛教和傣族音乐，可说是贝叶文化“塔尖”上的两颗明珠。在张教授数十年的研究生涯中，通过《傣族文化》《傣族文化研究》《中国的傣族》《傣族文化史》等一系列著作，对于贝叶文化从塔座、塔基到塔尖展开了全面、完整的系统性研究，其中便有一部分成果同上述两个重要的精神文化领域直接相关。历年来，张老师的上述傣学研究对我所从事的傣族音乐文化研究有着多方面的启示作用，其中的要点是：第一，本人目前所承担的多个有关云南与周边南传佛教音乐文化圈的研究课题，其中涉及的音乐、乐器分布等问题及其研究思路，受到了张教授著作论文中有关云南与东南亚傣仂语言文字分布的观点方法的很大启发。第二，张老师的早期学术论文《西双版纳傣族民间歌手——赞哈》以及《傣族文化》等书中的相关章节，对傣族赞哈歌手及其演唱艺术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对于笔者后来的相关课题研究给予了很大的启发。第三，本人在《贝叶礼赞：傣族节庆南传佛教仪式音乐研究》一书及多篇论文中涉及了泼水节、安居节等傣族佛教节日及历法问题，这些历史文化知识都是建立在张公瑾、陈久经等教授的《傣历研究》(1990)、《傣族文化》等著作所进行的奠基性研究基础之上。
上述几个方面里，笔者目前在第一方面的研究取得的进展较为明显，现以此为例略作描述：从上世纪末笔者涉足湄公河流域诸跨界族群音乐文化关系研究开始，便关注到包括佛教寺院的大鼓、象脚鼓舞蹈，孔雀舞(“紧那梨和紧那罗舞”的一种)以及音调相似的佛教诵经曲调共聚于其中几个重要城市，由此形成一个可以体现其共同地域文化特征的乐舞文化特质丛的现象。尤其是2008年以来，笔者继以往对西双版纳地区佛教寺院的铆钉大鼓(汉语俗称太阳鼓)具有的初步认识，通过对云南与东南亚周边跨界族群音乐开展进一步考察，在泰国清迈、缅甸景栋及老挝南勃拉邦等也陆续发现了铆钉大鼓在此分布密集，而走出这类地区便逐渐稀疏的状况。上述现象促使笔者去进一步思考其背后的深层文化原因，结果通过相关民族、佛教史料及张老师的民族语言学研究成果的启发，使我在这一领域的研究获得了一些突破性的进展。据傣文《仂史》记载，1190年傣族首领叭真在西双版纳(古称车里)一带建都时，孟艮(今缅甸景栋)、八百(今泰国清迈一带)、老挝皆受其统治。方国瑜也曾论证说，景龙(今西双版纳景洪一带)、孟艮、猛交(今越南境内)、猛老(今老挝境内)是叭真家族的统治区域，也就是景龙国的版图，即包有元明时期的车里、孟艮、八百、老挝四个区域。。。啪从佛教传播角度看，据西双版纳傣文手抄本《佛教圣事大记》：佛教由斯里兰卡传人兰那，又由兰那传人缅甸的景栋，最后进入云南傣族地区。由于兰那古称勐润，地处泰北的清迈景海一带，故传人云南的佛教这一分支称润派。∞如今，上述地区从行政上已经归属不同的国家，但各地均有分布的掸傣族群和孟高棉语族群(含布朗、德昂、佤等民族)彼此保持着长久的历史文化联系，产生并形成了包含宗教、文字、民俗及音乐、乐器在内的诸多共同的文化特质。在这诸多的文化特质里，佛教文字的传播和共存现象无疑占有最有显著的位置。对此，中外学者均发表过相关论述，其中便以张公瑾教授的观点较具有权威性和明显的说服力。张教授曾经指出，中国西双版纳地区傣族现今使用的傣仂文，同时还使用于泰国的清迈(古称兰那)和缅甸的景栋。其中，使用于清迈的文字又称为傣允文或清迈傣文，也称兰那文；使用于景栋的文字称为傣痕(即傣艮)文；老挝使用的老挝文也与傣仂文基本相同。傣仂文、傣允文(兰那文)、傣痕文、老挝经文古代都曾是佛教书面文字，如今虽有四种名称，但在字母形式上以至拼写法、正字法上都是一致的，实际上是一种文字，也就是人们所通称的“经典文字”或“经典傣文”。“”可以说，这是迄今为止，在相关研究领域能够将民族历史、佛教书面文献、口传史料及现存语言文字在民族文化语言学平台上加以整合的最有力的文化证据之一。在此基础上，再加入上述音乐舞蹈、乐器研究领域的一系列新旧发现，便续接为一个相对完整的证据链，从而使该区域和族群文化所承载的一个虽延续了千年之久，但如今已盛极而衰、且完成了政治、社会文化转型的“傣仂南传佛教亚文化圈”现象逐渐浮出了水面。
四、张公瑾教授在傣族经腔、唱词翻译上与我的几点学术互动
几十年来，田联韬教授和本人在傣族民歌和佛教音乐研究过程中，经常在经腔、唱词的翻译上得到张教授的帮助。对于该类研究及其研究者来说，这样的帮助无异于雪里送炭。行内的人都知道，语言学、音乐学都是专业性极强的学科，非经长期的专业训练而不能达致学术佳境。有人文学科学者曾对笔者言及，你们音乐学者所拥有的本专业分析手段，让其他学科学者望而生畏，从来都不敢去触碰。而在我们看来，人文学科中的语言学分析方法何尝不是这样呢?以张教授为例，他在回顾当年在中央民族大学学习语言学的经历时说过：“当时主持我们语文班学习的马学良先生对我们进行了严格的语言学技!~tJII练。从听音、辨音、记音到归纳音位系统、制订文字方案一系列技术性过程，都经过反复的练习。这为我们后来步入语言学的殿堂铺好了基石，我们后来在语言学方面的任何进步，都是从这个基础上开始的。”_l因此，摆在我们从事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的学者面前的一个任务，即必须通过向语言学者认真学习，甚至不排除向后者直接寻求帮助，以高质量地完成田野考察中所获声乐作品唱词的译注、译配工作。在此基础上，或许还将生发出一些学科“跨界”研究的奇花异果。对此，我与张老师有关傣族经腔、唱词翻译的几次深度合作颇值得予以回忆和介绍。1998年暑假期间，我与留美学者卫立一道，带领来自欧美亚多个国家的多批“地球观察基金会”考察队员，在西双版纳进行了有关傣族南传佛教音乐文化的第二期考察活动①。期间在西双版纳允景洪总佛寺瓦巴姐寺购得一部《维先达罗本生经》，这是该寺于傣历1360年(公元1998年)印刷的一种比较标准的本子，共十三卷，分装十三册。据张公瑾教授的解释，《维先达罗本生经》主要讲述释迦牟尼成佛前的故事，其汉文为《太子须达擎经》(见于《大正新修大藏经》第三册第171号，全文8000余字，是这部经文大意的缩写)。西双版纳傣文有详简不同的几种译本，但内容都比汉文译本详细丰满，情节婉转曲折，描写细致人微。此后，当笔者撰写博士学位论文《贝叶礼赞》时，便萌生了将此文献翻译出其中一部分，并配上乐谱和傣文唱词，以作为该书附录的设想。当时考虑到此翻译工作不仅必须经过兼通汉文和傣文的专家之手，而且还需要花费很多的时间精力，而我手中并无任何课题经费可以支付专家费用，为此心里颇感彷徨和踌躇。然而，当我把这个设想及其为难之处告知张老师后，他虽然科研、行政琐事缠身，教学及学术活动繁忙，但几乎未经考虑，便一口答应愿意承担此事。在我完成博士论文的写作，将要插入谱例和附录时，经张老师精心译为汉文，且以国际音标注音，并附有他亲手书写的精美傣文的唱词样本便放到了我的面前。
此后，经我将国际音标和汉文唱词录入电脑，配上事先记录完毕的五线谱，再通过“剪刀加浆糊”的手工操作，将张老师手写的傣文唱词粘贴上去，置于五线谱下方第一行，与乐谱及其下的几行唱词一一对应。这样，便将一件由音乐学者与语言学者通力合作、精心阐释的，包含了乐谱、傣文、国际音标、意译及直译全文(附于谱后)，乐谱长达7页的傣族佛教音乐作品《维先达罗(十愿经>》呈现在读者的面前。¨。’值得一提的是，该书附录里，还有《依拉灰》《圆苏》《高升歌》《怨世甜蜜经》《贺党里坦》《干朵》《采花调》《跟鼓调》①等多首曲调附上了国际音标和汉文译词，但与之相比，《维先达罗》这首佛教音乐乐谱由于配上了张老师的傣文手写字迹和以巴利文译文为主的唱词全文，而让笔者和傣族文化的爱好者们尤为珍视。当然，让我更为感佩于心的，是张老师作为一位前辈学者所身怀的一颗扶危济困、奖掖后辈的侠胆义胆。而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情，则让我更增添了一缕欣慰之感。张老师在电话里告诉我，他已经将为我翻译的那段经文唱词作为一个傣文佛经翻译的特例，配上阐释说明的文字，另外发表在一个语言学刊物上。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那篇张老师的论文《傣文<维先达罗本生经>中的巴利语借词——以(十愿经)第一节为例》’。在这篇以具体的傣文文献翻译问题为对象和起点的语言学论文中，他结合佛经与民歌以及巴利语与傣语用词的讨论，充分阐述了傣语作为一种语言文化与其所衍生的不同民族文化因素之间的关系。文中提出了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学术观点，例如张老师以这部经文和他为我翻译的另一首傣族民歌为例，说明“译音加注释的方式，使佛经中相当一部分词语能够为傣族一般信徒所了解，使佛经教义更容易渗入到人们的心里。这是傣语中接受外来词语的一种常用的方式，即对群众所不熟悉的外来词加注本族语词，使人们逐渐熟悉外来词的词意当作为外来词的词意慢慢为人们所了解之后，作注的本族语词就可能脱落，外来词就可以独立使用了，如kan6thal‘花束’一词，在‘依腊辉’舞词中，就常常单独出现，也就渐渐为人们所了解了。”由此可见，就是通过这样较微观、具体的课题研究途径，他不仅解决了许许多多的现实与实践问题，而且充分阐发并体现了他自己长期以来所主张的混沌学观点“在研究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时，我们把语言看成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通过语言研究我们可以得到大量的文化信息，这就是部分包含着整体的信息所致，这就是语言与文化的自相似性。
上述张公瑾教授对傣族乐舞文化研究的贡献，在其浩瀚的学术成就中仅占很少的一部分，但对于我们这些非记名的弟子学生来说，却是如此的珍贵，将让我们永远铭记于心!
文化语言学论文范文第8篇
论文摘要：本文从湖北某高校2010届266名英专本科毕业生的毕业论文选题情况的调查发现，25％的论文选题是语言学和关于语言学方向。该结果又一次证实了近些年对“英语语言学”教学效果不佳现状的描述。本文从学科定位、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三方面讨论了如何通过撰写语言学方面毕业论文的角度讨论了改善该课程教学的具体措施。
1 引言
根据教育部普通高校专业目录(1998版)和(2003版)，“英语语言学”属外国语言文学类下英专本科高年级主要课程之一。但自1980年高校英专陆续开设该课程至今已有30余年，却仍存在教与学效果不甚理想等问题。如潘之欣(2002)选取部分南开大学和上海交大在读英专硕士研究生，采用问卷形式，对该课程开设情况的调查表明：该课程依然停留在以英语语言为主的语言理论知识的传授，忽视实际运用理论知识能力的培养，因此教学效果不佳；且学生普遍体会不到学习该课程所带来的乐趣，主要原因有理论性太强、内容枯燥、教学方法不当等。吴格奇(2005)反思该课程时也提到，“教师不满意教学效果学生学习目的很茫然”是主要问题。本文则从英专学生本科毕业论文的选题角度出发，试图探讨该课程较为有效的教学方法，从而缓解“教师不愿教，学生不愿学”的尴尬状况。
2 调查研究
266位2010届英专本科毕业论文是从湖北某高校外院教学科的电子数据库中拷贝的。该调查属于二手资料研究。笔者根据论文题目、摘要、提纲、主要内容按语言学方向、文学方向和翻译方向进行归类，其中运用语言学理论分析文学作品，如“The Feminist Power of Discourse in The Scarlet Letter”，分析文学文体语言特色，如“Textual Features of English Advertisements”、“An Analysis of Vagueness in EnglishAdvertisement”等都被归纳为语言学方向。结论是：58％的论文属于英语文学方向，25％为语言学方向，17％为翻译方向。
究其因，首先是作为基础学科的“英语语言学”未能引起学生太多的关注和兴趣；其次，语言学研究方法和内容未能引起师生足够地注意；再次，教师在课程内容处理和安排中未能很好地将课程学习与毕业论文联系起来。总之这个数据也从另一方面验证了该课程教学效果不佳的描述。这与教学、引导不无关系。
3 对策分析
根据《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2000)：“毕业论文是考查学生综合能力，评估学业成绩的一个重要方式。”学生通过撰写毕业论文，对所学知识进行归纳、整理、分析，试图在前人创造的知识的基础上有自己新的认识与发现，并将这种认识与发现以一种可易时易地的方式与人进行交流。因而撰写论文是学用结合的大好时机，从英专学生毕业论文的选题来看课程教学具有一定说服力。
3.1课程定位
语言学是一门新兴学科。短短二三十年时间，其研究分类越来越细、分工越来越明确，正如王宗炎(1988：151形象地比喻：过去的语言学只是一家小商店，如今已发展成为一家百货公司。对于林林总总的学科分类和研究流派，结合教学大纲和英专学生本科阶段知识体系的形成，对该课程定位是必要的。
白郁(2007)认为语言学目标是宽泛的而非具体的，即培养学生的理论修养和对语言的热爱。而本文则认为既应有宽泛目标，也应有具体目标。“语言学是一门研究人类语言及其相关对象的人文科学。它的研究领域分为共时的和历时的，理论的和应用的，微观的和宏观的3个对立方面，其任务是描述语言事实，寻找并解释语言发展的规律，发掘语言学理论，总结语言研究方法，并将其研究成果应用于语言研究和其他领域(杨自俭，2002)。”因此宽泛目标是培养理性思维，即对理论的理解、背景、历史贡献与发展不足及实践运用。具体目标是提高学生对语言学理论的应用能力，掌握研究方法，并能提升语言技能。杨教授定义也明确了语言学研究方法和内容。学习理论知识时，学习和应用研究方法也是很重要的。语言学基础理论，尤其是微观方面的理论成果，对英专学生语言技能的提高有检验作用；在跨学科或横向方面，将语言学相关理论用到英美文学和英汉翻译中，提高文学作品鉴赏能力，提升英汉对译技巧，形成论文即为具体目标。诚然，理论与实践结合非一朝一夕之事，但撰写论文乃一种尝试。故在介绍理论时，必要补充对理论的应用与研究，适当抛砖引玉，可有效激发学生探索兴趣。故，具体目标使学生看到学习成效，宽泛目标锻炼了学生理性思维，既调动心灵又提高素质，教学效果也就不同了。
3.2教学内容
传统课本基本上以微观语言学为主，按结构语言学思路编排内容，从语音学、音系学、形式学、句法、语义学，一直到语用学和语篇分析。教学内容的改革是大多数学者的主张，如白郁(2007)认为应以语言哲学意义、语言与大脑及认知关系、语言学发展简史、宏观把握语言学真正意义等四方面为重。还有学者认为增加课外阅读材料以改进教学内容，如王扬(2004)和吴格奇(2005)主张选用有助于学生理解基本理论、概念的材料、辅之以拓宽视野的补充材料。还有以宏观还是微观语言学内容作为教学重点的争论：“微观”派认为语言内部分支是语言学的基础内容，课时分配比重要大；“宏观”派认为基础部分简单，学生可自学，重点应是宏观介绍；“中间”派是既注重基础又考虑涉猎面。
但笔者认为，各高校层次不一，地理位置不同，统一规定教学内容不足取。近5年教学实践告知以微观语言学为主，即语言学内部分支的理论、研究、及应用。如在处理词形学时，适当介绍词的研究现状，对象我校这种以师范专业为主的二本院校的英专学生而言，无论是提高职业技能还是英语水平都相当重要。我校地处西部少数民族地区，适当添加西部少数民族语言的相关研究，如方言特点、语言迁移现象、少数民族文化研究。也应在绪论部分增加语言学史和语言哲学等内容，让学生了解语言学理论和研究的发展趋势及语言与哲学的密切关系。此外适当介绍结构、认知和功能语言学这三大学派的相关内容也有必要。总之，就像百货商场的陈列员，教师将所有商品分门别类、有条有理地展示，学生自然会依据具体情况取舍。教师侍机提供论文命题，使学生的探索与发现随着课堂内容的进行而深化。著名学者赵鑫珊(2004)在其新作《我是北大留级生》就曾列出了20个作为语言哲学研究对象的话题，且认为是“震撼灵魂”，不可能不为之心动的命题。
3.3教学方法
该课程多采用以教师为中心的填鸭式教学。有关研究一致认为必须改进该教学模式。运用多种教学方法激发学习兴趣，最大限度地让学生参与教学全过程，变被动为主动，从而建构语言及语言学知识。如潘之欣(2002)用大量生动典型例子，结合归纳法和演绎法讲解理论要点和难点；王扬(2004)主张采用传授型和讨论型相结合的方法；鞠玉梅(2007)主张研究型教学模式，“设境”以激发学生兴趣和强烈求知欲。
总之，避免教学方法的单一，努力激发学习动力。启发式和发现式方法讲解基础知识和理论要难点；研究型或探究型方法，布置任务(个人任务和小组任务)；大课堂讲解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与步骤；小课堂任务分配型方法，使教学达到“鱼”、“渔”兼授效果。如语言学绪论之后，成立“Study&Research Group”，提供6个topics：11LanguageChanges；2)Social Dialects；3)Communication Competence；4)First Language Acquisition；5)Error Analysis；6)PragmaticFailure，2周时间准备15分钟ppt陈述，5分钟小组同学共同回答相关问题，并建立QQ群，随时联系。教师仅为任务的布置者、监督者、帮助者和评定者，并鼓励学生撰写论文，或推荐给学术期刊，或为毕业论文的一部分。如一组学生在讲“语用失误”时，列举了电影、小说、校园、网络等许多有趣的例子，如分析不够透彻，教师可适时适当加以补充、提示和参加讨论，既融洽了气氛和师生关系，又学到了知识掌握了方法。
让学生随时记录和关注身边的语言现象和语言事情，并联系到语言学理论，如，“山寨”、“x客”、“剩女”、“宅男”等新词新语收集，以讨论词的构词理据。虽在探索中有难度，可介绍期刊网、万方数据库等资源；也可大胆与相关领域的教授或专家电邮寻找答案。为形成质量较高的论文打下了基础。这些都说明：语言学课程的终极目的不是讲授具体的理论知识，而是让学生能意识到语言现象的存在，能对之产生兴趣，并发表自己一定的见解，使自己作为一名普通人，也能融入到语言研究的大环境中去。
4 结束语
从学科定位、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三方面，适当有效地联系到学士毕业论文的选题，既能改善单一知识传授型教学模式，又能真正做到研究型或探究型学习，也达到了教学大纲能力培养的要求。毕业论文的撰写就是提供一次培养创新意识、实践“做学问”的机会。将课程教学与论文写作联系起来，使学生在课程学习中就找到了毕业论文的素材，这也是学习思辨、提高语言运用能力的具体实践，相对于借助他人的文章获得二手资料而完成的毕业论文来讲，学生的获益是不言而喻的，而且也更能体现学生真正的理论与实践水平。另外，这种踏踏实实做学问的态度更会为学生走向社会，诚信做人打下良好基础。
参考文献：
1 白郁，英语本科语言学教学的重新定位[J]，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7，(1)：70—73
2 鞠玉梅，以多媒体网络技术为基础的语言学导论课程研究性教学模式的构建[J]，外语电化教学，2007，(8)：36
3 潘之欣，关于高校英语专业“语言学导论”类课程设置的调查[J]外语界，2002,(1)：47—55
4 王宗炎，语言学：它的历史、现状和研究领域[J]，外语教学与研究，1988，(4)：14-24
5 王扬，高校英语专业语言学课程教学初探[J]，外语研究，2004，(5)：57—60
6 吴格奇，“语言学导论”课程教学行动研究与教师知识体系的反思[J]，国外外语教学，2005，(2)：32—36
7 杨自俭，谈谈语言和语言学[J]，外国语，2002，(1)：53—61
文化语言学论文范文第9篇
1928年
9月1日，出生于湖南双峰县杏子铺镇必家村，父母都是农民，勤劳善良，四邻称美。
1934年
启蒙。开始在小学和私塾中断断续续地学习。
1938年
家贫，在家务农数年，担过脚炭，在砖瓦厂做过工。
1943年
先后入新安小学、燕堂高小读书。
1944年
秋，考入湖南春元中学初中一年级。不久，日寇犯湘，学校疏散。
1945年
秋，考入双峰中学初中三年级。中途因交不上学费和伙食费，报名入伍当兵。一年半后，回到老家。
1947年
秋，考入春元中学高中，1949年冬高中毕业。
1950年
上半年，在家乡当小学教师。秋，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聆听过杨晦、冯文炳、王瑶、俞平伯、游国恩、吴组缃、浦江清、章廷谦、罗常培诸先生的课。
1954年
北京大学本科毕业，留校读研究生，师从王力先生，主攻汉语史专业，并先后受业于魏建功、高名凯、袁家骅、岑骐祥、吕叔湘、陆志韦、周祖谟诸先生。
1957年
论文《〈说文〉阅读一得》（《语言学论丛》第1辑，上海新知识出版社）发表。
1958年
研究生毕业，分配到四川大学中文系工作，先后为本科生、研究生开设“现代汉语语法”、“语文和写作”、“汉语史”、“古代汉语”、“《诗经》语言问题”、“《马氏文通》导读”等多门课程。
论文《〈水浒〉中的“把”字句、“将”字句和“被”字句》（《语言学论丛》第2辑，上海新知识出版社）发表。
1960年
论文《湖南双峰县方言》（《语言学论丛》第4辑，上海教育出版社）发表。
下放黄河公社劳动一年。
1965年
论文《〈古代汉语〉读后》（署名成蓉）（《中国语文》第3期）发表。论文《关于“他”的上古用法》（《中国语文》第3期）发表。论文《〈古代汉语〉（王力主编）文字上的几个问题》（《中国语文》第5期）发表。
1966年
秋，至双流县参加农村“四清运动”。“”开始。
1967年
入另册，进牛棚，审查历史，批判斗争，在校内以及富顺、什邡、广元虎跳等地劳动，前后七年。
1974年
与张永言、经本植等教研室同仁共同编纂《简明古汉语字典》，1975年国务院137号文件列入国家出版规划。这是一部供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读者学习古代汉语、阅读古籍时参考的语文工具书。其间先生撰写初稿约二分之一。
1980年
论文《〈诗经〉里的复音词》（《语言学论丛》第6辑，商务印书馆）发表。
1981年
论文《〈毛诗传〉说》（《语言学论丛》第8辑，商务印书馆）发表。
至湘潭大学中文系为研究生讲汉语史一周。
1983年
论文《〈广韵〉入声韵同非入声韵中的重出字》（《汉语论丛》，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22辑）发表。
论文《〈诗经〉里的通韵和合韵》（《古籍整理》，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27辑）发表。
应邀至北京大学中文系讲“《诗经》语言研究”一学期。
硕士研究生何志华、郭齐、俞理明入学。
1984年
晋升为副教授。
论文《〈诗经〉里的通假字》（《语言学论丛》第l4辑，商务印书馆）发表。
1985年
硕士研究生常强华、罗骥、贺孝武、杨琳入学。
1986年
《诗经词典》（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张永言、杜仲陵、向熹、经本植、罗宪华、严廷德合著《简明古汉语字典》（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硕士研究生何志华、郭齐、俞理明毕业。
1987年
晋升为教授。
《诗经语言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论文《段玉裁与辞书研究》（《词典研究丛刊》第8辑，四川辞书出版社）发表。
论文《〈诗经〉里的通假字》（《语言学论丛》第l4辑，商务印书馆）发表。
硕士研究生罗向荣、杨珍惠入学。
1988年
《诗经词典》获第二届王力语言学奖。
《简明古汉语字典》获四川省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一等奖。
《〈诗经〉古今音手册》（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
向熹、经本植、康瑞琮、李润、何毓玲合著《古代汉语知识辞典》（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论文《说“屋”》（《词典研究丛刊》第9辑）发表。
T士研究生常强华、罗骥、贺孝武、杨琳毕业。
硕士研究生孙占林、石锓、段文清入学。
1989年
以张永言、赵振铎、向熹为学术带头人的四川大学汉语史专业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
论文《〈诗经〉异文分析》（《语言文字学术论文集》，知识出版社）发表。
论文《〈诗经〉里的复音词》（《词汇学论文汇编》，商务印书馆）发表。
1990年
论文《（汉语大字典〉小议》（《古汉语研究》第1期）发表。
硕士研究生罗向荣、杨珍惠毕业。
硕士研究生黄尚军、胡继明、吉仕梅、刘蓉入学。
1991年
论文《王力先生对汉语词汇研究的贡献》（《三峡学刊》第10卷第2、3期合刊）发表。
硕士研究生孙占林、石锓、段文清毕业。
1992年
撰写“毛亨（附毛苌）”“郑玄”（《中国古代语言学家评传》，山东教育出版社）发表。
1993年
《简明汉语史》（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论文《（说文解字〉和〈诗经〉》（《嘉应大学学报》第3期）发表。
论文《略论训诂与语法的关系》（《古汉语研究》第3期）发表。
论文《翻阅词典想到的》（《辞书研究》第1期）发表。
论文《〈诗经〉与汉语词汇[上]》（《河北师院学报》第3期）发表。
论文《〈诗经〉与汉语词汇[下]》（《河北师院学报》第4期）发表。
硕士研究生黄尚军、胡继明、吉仕梅、刘蓉毕业。
1994年
论文《〈诗经〉与汉语词汇[续]》（《河北师院学报》第1期）发表。
论文《论〈马氏文通〉的句法研究》（《三峡学刊》第10卷第2、3期合刊）发表。
1995年
《简明汉语史》获国家教育委员会首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
《诗经译注》（许嘉璐主编《白话十三经》之一，广东、陕西、山西三省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出版。
1996年
论文《古代汉语教学语法体系刍议》（《中国语文》第1期）发表。
论文《〈诗经〉的歧义分析》（第二届《诗经》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语文出版社；《河北师范学院学报》第2期）发表。
1997年
《诗经词典（修订本）》（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1998年
张永言、向熹、经本植、罗宪华、严廷德合著《古汉语字典》（巴蜀书社）出版。
论文《简化汉字大有必要》（《爱国重教务实求真》，四川大学出版社）发表。
论文《阴阳五行观念和汉语词汇》（《语言学论丛》第20辑，商务印书馆）发表。
论文《论〈诗经〉语言的性质》（第三届《诗经》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语言文字学》1999年第2期全文收录）发表。
1999年
论文《避讳与四川地名》（《文史杂志》第2期）发表。
2000年
《忆先师王力先生》（《王力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语文出版社）发表。
论文《避讳与汉语[一]》（《汉语史研究集刊》第2辑，巴蜀书社）发表。
论文《避讳与汉语[二]》（《汉语史研究集刊》第3辑，巴蜀书社）发表。
论文《〈诗经〉注音杂说》（《古汉语研究》2000年第l期；《第四届诗经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学苑出版社）发表。
论文《宋人笔记与〈诗经〉研究》（《文化的馈赠》，北京大学出版社）发表。
2001年
论文《避讳与汉语[三]》（《汉语史研究集刊》第4辑，巴蜀书社）发表。
论文《嫘祖杂说（《文史杂志》第1期）发表。
论文《略谈〈春秋〉四讳》（《文史杂志》第5期）发表。
论文《做出新成果迎接新世纪》（《诗经研究丛刊》第1辑，学苑出版社）发表。
2002年
《〈诗经〉语文论集》（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
论文《汉语探源》（《纪念王力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商务印书馆）发表。
2003年
论文《苏辙和他的〈诗集传〉》（《乐山师院学报》）发表。
所撰陈第《毛诗古音考》提要、孔广森《诗声类》提要、钱坫《诗音表》提要、江有诰《诗经韵读》提要、夏浴妒古音表二十二部集说》提要、李富孙《诗经异文释》提要、冯登府《三家诗异文疏证》提要、陈桥枞《诗经四家异文考》附《毛诗郑笺改字说》提要、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提要（均见夏传才、董治安主编《诗经要籍集成》，学苑出版社）发表。
2006年
论文《称谓词和称谓词典》（《四川大学学报》）发表。
指导新入学博士研究生唐智燕、熊辉。
2007年
《古代汉语知识辞典[修订版]》（四川辞书出版社）出版。
论文《唐石经〈诗经〉中的文字》（《语言历史论丛》，巴蜀书社）发表。
2008年
论文《关于复辅音的思考》（《继往开来的语言学发展之路》，语文出版社）发表。
论文《略谈〈周礼正义〉和汉语词汇史》（《孙诒让研究论文集》，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发表。
2009年
《诗经译注》（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论文《再谈词义引申变化》（《汉语史学报》第8辑）发表，人大报刊复印资料2010年第2期转载。
论文《谈谈老湘语内部的分歧》（《湘语研究》）发表。
博士研究生唐智燕、熊辉毕业。
2010年
参加北京大学学术讲座。题目是：“研究汉语史的一些思考”。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部级规划教材《简明汉语史[修订本]》（商务印书馆）出版。
2011年
在厦门市参加第二届两岸学术论坛。
指导新入学博士研究生孙琳。
2012年
论文《汉语复音词单音化举例》（《中国语言学》第6辑）发表。
论文《谈谈汉语避讳代称》（《文史杂志》第3、4期）发表。
2013年
《诗经译注》（商务印书馆）出版。
向熹、郭全芝合撰“经语言学”（收集在夏传才《诗经大辞典》下册内，河北教育出版社）发表。
论文《诗经语言研究古今谈》（《汉语史研究集刊》第16辑，巴蜀书社）发表。
论文《也谈“彼其之子”》（《诗经研究丛刊》第25辑，学苑出版社）发表。
指导新入学博士研究生左丽娟。
2014年
《诗经词典[修订本]》（第二次修订，商务印书馆）出版。
博士研究生孙琳毕业。
2016年
《汉语避讳研究》（商务印书馆）出版。
文化语言学论文范文第10篇
我的做法是力把金针巧度人：力，勉力用心，中外学生都是学生，当一视同仁，教书育人须敬业；把：拿着，拿起；金针，比喻秘法，诀窍，语言学规律和语言、语言学教、学方法；巧：得法；度：传授；人：此指学生。总之：一要用心――清楚现状；二要热爱――敬业爱生；三要得法――导之有术！
一.用心――了解对象
第一次与学生见面，在学生眼里，我是一陌生的外教；在我心中，学生的学业基础、兴趣爱好、甚至性格和思维习惯，都是空白。教学是双边活动，互不了解，怎么能进行双边对话同一行动呢？于是，第一次与学生见面，简单的自我介绍之后，我对学生进行了一个初步摸底调查，了解中文专业硕士生汉语基本情况。
方式是设计一张问卷，内容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个人基本信息，名称（包括中文名称）、生源学校、本科专业；二是中文专业ABC（对汉语最基本的了解，也是汉语言学知识），包括形成现代汉语的语音、语法、语义三要素，汉语不同于英语、阿语的最基本的语言学特点（语法手段），本科学过的语言学专业课程、写过的论文题目、用现成的词语组织句子等语言知识水平和汉语表达能力的考查；三是学习中文的动机和对今后中文教学的期待（意见和建议）。汉语、语言学知识和交际能力，明显的参差不齐，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写”：写字、造句、论文写作。
二.热爱――敬业爱生
教书育人，传道授业，本身就是天底下最高尚无私的职业；跨文化语言传播中，教师无疑又有一份神圣的身份：文化使者。这种神圣感体现在行动中就是对工作的敬重和对学生的热爱。
（一）未雨绸缪――准备工作做在前面
开学伊始，我和学生互相都登记了个人电话、EMAIL和QQ号，指定了课程班长，以方便今后的教学。
设计了课程教学计划和学期教学日历，加强教学的计划性，以作备忘，也避免教学的随意性。
目前，埃及中文研究生教学没有现成的教材，这就要教师充分备课：备学生，把握教学的度，语言训练和语言学教学相结合，前者不宜太简单，后者不宜太复杂，应接合语言学教学进行，语料和语言学理论都是学生进一步提高汉语水平的工具，还要掌握语言节奏，不宜过慢，他们不是初学汉语，也不宜快，要给他们适应和思考理解的过程；备课，事先既要心中有人、有课（教学重点、难点、主要方法和内容），还要把教学主要内容发给大家（或复印、或电子邮件），让学生学有凭依。
（二）因材施教――把每个学生都放在心里
教学中，我很注意学生的听课反应，与他们每个人都注意目光的交流，课堂提问也注意激励积极发言的，点拨后进迟疑和内向的。很快，也发现学生的水平特长和差异所在：开罗大学毕业的学生，大多口语好，表达能力强，书法较规范；艾因夏姆斯毕业的学生恰与之相反，语言学知识较系统，但汉语阅读和表达欠佳；艾资哈尔毕业的学生兴趣在宗教文化，爱提想法但有的不切目前专业实际；苏伊士运河大学毕业的学生不爱说话，汉字写得较熟练，但没有汉字书法基本功（笔划、笔顺错误较多）。
（三）诲人不倦――舍得花时间、精力与学生交流
对学生提出的问题，哪怕是十分简单的语言问题，也要不厌其烦，耐心解答，不得流露丝毫不耐烦。
三.得法――导之有术
首先，遵循一定的基本原则。埃及汉语讲课，值得考虑的有六个方面：
（一）区分对象以定度
埃及中文研究生不同于国内留学生学汉语――学习环境和资料优势明显不同；也不同于本科生学汉语言――语言基础和语言学习目标不同。
（二）区分语言学习和语言学学习
前者着重言语训练，后者注重语言规律的学习、运用和语言现象的探讨。
（三）区分古今
作为学生学习和研究的汉语，是现代汉语；教学内容要明确这一点。不然，学生拿一汉语成语就能提出些与现汉不同的用法，比如，老师说“日”是不成词语素，学生就问：“日出东方”的“日”是什么成分？答：这里的“日”独立做主语，是成词语素，汉语古代一语素就是一词，这种用法只在成语中使用，现代汉语中，因为双音节化，单音节语素一般是不成词的，不能单独做句子成分，如“日历”、“日期”、“日头”中的“日”都不成词。
（四）重语境，多举例
理论抽象须让学生感觉实用；例子尽可能选他们生活熟悉的，比如，骆驼是沙漠之舟，埃及人家喻户晓，语素分析就请学生分析“骆驼”和“驼绒”。
（五）区分现象和规律、个别和一般
规律是人由现象总结的，原则是：例不十，法不立；例外不十，法不破。不要用偶然否定一般。讲语素，刚说过“玻璃”是双音节语素，学生就提出了“琉璃”、“玻片”的用法怎么理解？解释：首先肯定学生提的问题很好！接着指出，音译词音节语素化常见的话，可以当作语素，如“的士”的“的”；但个别现象区别对待，玻璃是一个语素，玻片（显微镜上用玻片）中的玻是玻璃片的缩合，其中玻是玻璃的意思，是语素。
（六）区分主动和被动学习：
教师做主导，但教学主体应该是学生，要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创造性，勤学好问，勤思多练。
其次，注重切实有效的教学方法，也是启发学生有效的学习方法。
教学有法亦无定法，有法，言其有基本的准则；无法，言其因材施教，处理好随机问题。在埃及的汉语教学中，我主要采用了以下方法：
（一）语料教学法
这种方法作为一种教学路子，一种可贵的探索，得益于两方面：一是埃及学生知识基础的现状和学业要求，二是目前国内流行的案例教学和经典教学的优势启发。
（二）以点带面系统法
语法课，我把汉语语法要点做成表格让学生对汉语语法体系有个宏观的认识，也便于他们今后的学习。
新词语，在讲授新词语时，我有意识地给学生补课，构建汉语词汇学、语义学、修辞学、语音学和文字学知识体系。
讲毕业论文之初，概括介绍论文、毕业论文的性质和分类，设计一个毕业论文模版发给了大家，让学生能够明白加强毕业论文写作训练的价值、主要内容和要求。
（三）讲练互动
中国有句俗话：光说不练假把式，光练不说傻把势。我们可经借来理解为：语言学教学，教师一言堂，光讲不给学生练，那学生得到的也只是纸上谈兵，而不是一种实际运用的语言表达和研究能力；语言学教学，教师只机械地训练，不给学生讲理论，那是盲人瞎马，学习效率只能是事倍功半。
程度比较好的，鼓励他们尝试翻译练中文书面语（至少翻译3000汉字，把中文译成阿语或把阿语译成中文都可以，有文字可依，这要比自己写一篇论文容易点儿）。在翻译中，他们会发现许多语言、文化问题，促使他们去扩展学习，既提高了汉语水平，又增强了语言分析、表达和研究能力；翻译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还可以作为论文素材。后来就有学生想做尝试。我目前已给学生推荐了几篇汉语语言学习小品文：①王希杰《有物、切题、真实、适量》，②吕叔湘《掉个过儿还是一样》，③金开诚《语言与文化》，④杨德峰《饮食与汉语》，⑤叶蜚声、徐通锵《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⑥林焘《普通话语音的标准与北京话》；同时与国内学者联系，给两位女生特别推荐了语言学通俗读物――南京大学王希杰教授的《这就是汉语》（该书目前日本学者正在翻译，咱们译成阿语，并不撞车），正在等出版社把电子稿发来。
（四）比较法教学
汉语毕竟是埃及学生学习的是第二语言，作为外语的中文教学如能知己知彼，或许能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求知欲，还能事半功倍，提高教学效果。我对阿语一无所知，来到埃及后，我自学点阿语知识，并把掌握的知识放到课堂教学。
（五）文化趣味法
语言本来就是文化的载体。学习一种语言，首先要了解该语言承载的民族文化，这样才能有效地跨文化交际。对学生来说，外语学习中异文化都有一种神秘吸引力。教师就应该充分利用语言文化作调料，激发学生的好奇心，活跃课堂气氛。但是，要注意文化的积极性和先进性。
特别是讲新词语，我分外注意这点。新词语是社会的晴雨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新事物、新现象、新观念的不断出现，新词语一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但其中良莠不齐。在国内，我们一直强调“教师的责任是教书育人”，在这里，我们教书传授汉语，也不能丢掉教师的另一半责任“育人”！所以，得精心选择内容积极、健康的新词语讲授给学生。
事事用心皆学问，国际汉语教学就是一门新学问；从事埃及中文研究生汉语教学，不能照搬国内汉语教学经验，学生不是教师的实验品，不能摸着石头过河，教师必须用心设法去了解现状，才能避免绕弯子、走错路。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兴趣源自热爱，热爱才会投入，投入才会敬业；埃及学生选择汉语做为他们学习和研究的对象，教师没有对学生、对工作的热忱和爱心，不能投入进去，岂不误人子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