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语言学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04 08:43:44

文化语言学论文

文化语言学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2011~2015年 文化语言学 综述

一、综述

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罗常培所著《语言与文化》一书是文化语言学的先导;80年代,陈建民开设“文化语言学”的课程以及周振鹤、游汝杰在《方言与中国文化》一书中首次使用“文化语言学”这一学科名称,标志着文化语言学的正式提出;90年代,邢福义《文化语言学》和申小龙《中国文化语言学》的出版,标志着文化语言学理论的基本形成。从此之后,出现了“文化语言学中国潮”,文化语言学得到了持续广泛的发展。

二、总论

文化语言学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具有强烈的理论建设意识,即对其对象、任务、性质以及方法有一个纲领性的认识。但在近五年间,这方面的研究却不多,笔者查到的资料仅有《文化语言学初探》(《时代文学》,2014)、《浅谈对文化语言学的认识》(《青年文学家・语言研究》,2011)、《从符号的角度看文化语言学》(《商业文化》,2015)等,这些论文所论述的要点大多在之前学者论述的观点范围之内。本文认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以下两点:一是经过近30年的发展,文化语言学的理论框架已经先后建立了众多较为完整的体系,现如今再想有所创新有一定的困难;第二,构建一套完整的关于文化语言学的理论框架需要长时间的学术积累,但五年是一个相对较短的时间段,所以不足以有所创新。

由于文化语言学经历了近30年的发展,其理论建设已经非常之多,所以近几年学者们开始对文化语言学进行总结性的认识。游汝杰、周振鹤的《耦耕集(文化语言学存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一书为论文集,这一系列文章的结集出版进一步梳理了文化语言学的发展脉络,完整地呈现出文化语言学在国内的发展历程;邱智晶、任雪莲、窦晶主编的《回顾与展望:语言与文化问题研究》(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2012)以及赵明发表的《近十年文化语言学研究:回顾与反思》(《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5)一文回顾了文化语言学的发展历程,旨在促进文化语言学的发展。

由于之前已有不少对中国文化语言学理论的研究,所以这五年中许多学者将视角转向少数民族语言和国外语言,致力于建立其中一种语言的文化语言学体系,如王健宜的《文化语言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主要研究日语,金荣晃的《文化语言学》(民族出版社,2013)主要研究朝鲜语等。

文化语言学的研究方法虽然在之前就已经提到很多,但在这五年中不断得到更新。随着国外对比分析理论在中国的接受度的增强,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采用对比的研究方法,并且这一方法几乎涉及了文化语言学的各个具体领域,比如《法语时态与汉语时态的文化语言学对比研究》(《语文建设》,2014)、《文化语言学视角下的男女性别语言差异研究》(《语言文化》,2015)等。除了研究方法的不断更新外,研究方法的跨学科性也逐渐显露了出来,比如和民俗学、新闻学等学科的结合,如《“真实的力量,民间的智慧”――方言节目的文化语言学思考》(《新闻知识》,2011)等。

三、分论

在近五年中,文化语言学的研究领域不仅在原有领域的基础上不断扩展,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领域。下文分为8个部分进行论述。

(一)词汇与词义

词汇与词义研究历来是文化语言学的研究重点。同以往该方面的研究相比,本时期的研究出现一些新的特点。首先,学者们研究关注的对象不再局限于对词语文化意义的探求,开始关注词语的文化意义对词汇系统的影响,比如《文化语言学视域下的“盂兰盆”一词的内涵与外延》(《东北亚外语研究》,2014)、《文化语言学视角下的“小清新”》(《时代文学》,2012)等;其次,S着语言的不断发展,学者们开始关注到一些新词与借词,例如赵惠霞、周憬编著的《语言与文化阐释》(西安出版社,2011)一书中将当代新词语产生的基本途径作为研究的对象之一;最后,这一时期对成语的研究也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涉及文学作品、其他语言、动物等各种类型的成语,比如《分析来源于文学作品的俄语成语》(《北方文学旬刊》,2013)、《汉泰动物成语对比分析及其文化差异》(李智文,广西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等。

(二)专名

对专名的研究,伴随着文化语言学发展的整个历程。邢福义在《文化语言学》一书中将专名划分为人名、地名、店名和数字。这一时期对地名的研究尤为丰富,涉及各个地方,既有大城市,也有小乡村,如海南州藏语文工作委员会主持编纂的《海南州地名文化释义》(甘肃民族出版社,2011)、《山东省临沂村名的语言文化研究》(颜廷花,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等;涉及人名的研究有《文化语言学视角下的汉族姓名》(《现代语文》・学术综合版,2013);涉及数字的有《“二”字文化语言学考辩》(《现代语文》・学术综合版,2013)。

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一时期出现了一系列新的专名研究:研究电视节目名称的《电视栏目名称的文化语言学分析》(梁艳,曲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研究粉丝团名称的《从文化语言学角度分析粉丝团名称对女性形象的塑造》(《时代文学》,2014),研究音乐专辑名称的《音乐专辑命名特点的文化语言学透视》(《现代语文》・学术综合版,2011),研究饮食名称的《蒙古族传统饮食名称文化语言学研究》(图拉,内蒙古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等。

(三)语法

这一时期的关于语法和文化语言学的研究资料并不多见,仅有《语法差异文化阐释》(《南方论丛》,2011)、《现代汉语对称结构的深度研究》(刘晓静,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和《法语时态与汉语时态的文化语言学对比研究》(《语文建设》,2014),这几篇文章都遵从了申小龙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从文化语言学研究语法的具体观点,从一个具体的语法角度将汉语语法研究同汉人的思维和文化心理特点联系起来,主要体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推崇。

(四)文字

汉字既是文化的一部分,又是记载汉语文化信息的重要载体。近几年学界对文字与文化的结合研究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在著作方面,值得一提的是“汉字文化新视角丛书”,它是山东省宣传文化专项基金项目,历时5年打造,由山东教育出版社于2014年5月出版。在中国文化地方性视界和世界性视界融通的过程中,该丛书重新确认了汉字在文化承担和文化融通中的功用和前景。丛书中包括申小龙著的《汉字思维》和《中国网络言说的新语文》、孟华著的《汉字主导的文化符号谱系》等。除了丛书,还有王宝珍的《汉字与中国文化》(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1)、李运富的《汉字学新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等。这些著作都科学地构建了汉字文化研究的理论体系,为日后的汉字文化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一些研究汉字文化的论文,但总体上看,研究成果相当零散而不成系统。

(五)交际用语

在交际用语方面,称谓语仍旧是人们研究的重点。目前已有很多著作对一类的称谓语进行了系统论述,比如王琪的《上古汉语称谓研究》(中华书局,2011)。关于称谓语的文章非常多,并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倾向性,即2倾向于跨语言的称谓语的文化对比以及称谓语在不同语言中翻译的文化差异,比如《浅谈中英称谓语的文化差异》(《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1)、《中日称谓语对照研究》(李玲,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等。

除了称谓语之外,在问候语、双关语、禁忌语、委婉语、惯用语、谚语、俗语等方面都有所涉及,例如《大学生微信问候语的文化语言学解读》(《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14)、《合肥谚语的语言和文化特点初探》(《湖北函授大学学报》,2013)等。

在交际用语中,值得一提的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新出现的诸如对网络语和广告语的研究,比如《文化语言学视角下的中泰广告语对比研究》(《中国报业》,2011)、《网络语言的谐音现象》(任莎莎,南昌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等。

(六)语言接触与融合

语言接触与融合,顾名思义,就是文化语言学跳出汉语的圈子,在跨文化的大背景下进行研究。比如修刚主编的《外来词汇对中国语言文化的影响》(天津人民出版社,2011)分别从日语、英语、俄语、德语、西班牙语、韩语和阿拉伯语等语言层面,对现代汉语中存在的外来词进行了整体梳理。不过通过对近五年的资料进行梳理,本文发现这一时期的研究重点集中在翻译方面。

在翻译方面,许多专著从总体上把握文化与翻译。比如李珊、莫兴伟著的《文化差异下的翻译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2012)致力于研究语言、文化、翻译三者之间的关系,并探讨了英汉思维模式的差异对文化以及两种语言间翻译的影响。类似的还有杨怀恩著的《文化与翻译》(新华出版社,2012)、杨蔚君著的《翻译的文化回归》(中国书籍出版社,2012)等。研究翻译方面的论文则主要是论述一个具体的角度,比如《文化语言学视点的汉语词汇日译文化信息缺失解读――以井波律子日译本为文本》(《凯里学院学报》,2011)、《多角度探讨古诗英译的策略》(《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等。

(七)方言与民俗

从游汝杰、周振鹤合著的《方言与中国文化》开始,学界对于方言与文化的研究方兴未艾。由邢福义主编的《方言与文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可以说是这一时期该方面研究的代表作,其内容纲领性地分为总论和分论,论及了方言与语言、文字、艺术、民俗等各方面的关系。但是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是集中于研究某一地区的方言与文化,值得一提的是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的“方言与文化丛书”,该丛书涉及多个地域,比如汪大昌著的《北京方言与文化》(2015)、王世凯及杨立英著的《东北方言与文化》等。

由于文化语言学跨学科性的特点日益突出,而民俗学又是与文化联系最为紧密的学科,所以对民俗与文化的研究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是由著名民俗学家乌丙安编写的《民俗文化综论》(长春出版社,2014),全书共分八卷,内容既包含理论,也有具体民俗与文化。除此之外,同方言一样,这一时期对该方面的研究也集中于地域民俗或某一种民俗,例如李春雨主编的《藏羌文化与民俗》(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维吾尔语、蒙古语中基本颜色词的民俗语义对比研究》(闹尔吉,西北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等。

(八)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中的文化研究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文化教学实质上是汉语文化语言学在汉语二语教学中的具体应用。该领域经历了一个从不被重视到被注意、从被热烈关注到趋于平稳的过程。随着国家与学界对二语教学的不断提倡,该领域发展到现如今已经成为了文化语言学的热点及重点。

该领域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对文化教学的基础理论以及根本原则的探讨,比如王鸣主编的《外语教学与语言文化》(天津大学出版社,2011)、姜萍编著的《汉语作为第二语言课堂教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等;其次是对文化教学方法论的研究,比如《英语为母语的中高级留学生汉语熟语的学习现状及相应教学法》(陈滢滢,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再有就是对文化教学与第二语言教学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新认识,如赵明在《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的误区和目标》(《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3)一文中评述了国内外对第二文化教学目标的研究现状,认为第二文化教学的目标不应该过于宽泛,而应该在梳理文化分类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重点与难点。此外,在唐智芳编著的《文化视域下的对外汉语教学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和覃俏丽发表的《略论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习得》(《语文建设》,2015)中都提到了作者的一些新认识。除了以上三个主要方面,还包括诸如对课程教材、大纲、课程中的文化因素等方面的认识,但都不成系统,这里不再一一列举。

四、结语

总之,近五年间,文化语言学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不仅在原有研究领域上不断扩展与深入,而且在20世纪90年代很少涉及的修辞、翻译、语言对比等方面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但是,近五年来的文化语言学研究仍存在不少问题。第一,文化语言学各方面的发展不平衡。从该学科内部来看,在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文化教学方面取得了较多的成果,研究相对深入,但对另外几个领域基本理论的探讨还不够深入,对他们的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化和化。即使所谓的“研究得比较多”的方面也存在着“大”而“空”的问题。从学科外部来看,与其他语言学分支相比,文化语言学学科研究开展得较晚、成果仍不够丰富。第二,研究的深度不够。在总论中也提到过,相较于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理论建设热潮,近几年关于文化语言学理论体系的建设较少,这说明文化语言学的学科理论在这几年没有创新,所以如何构建文化语言学的坚实的理论基础是首要的问题。第三,在一些研究方法上存在问题。一些论文虽然采用了定性分析的方法,但没有充足的语料来支撑其所得出的结论。另外,目前的文化语言学研究定量分析很少,没有把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有机结合起来。

通过以上梳理可以发现,近五年来的文化语言学研究并没有像20世纪90年代“文化语言学中国潮”那样发展迅猛,但在某一具体领域也有所拓展,研究方法也有所更新,更加注重对比与应用研究。文化语言学若想获得进一步的发展,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继续努力:首先,要加大文化语言学的理论基础建设,只有充足的成系统的理论体系才能够支撑文化语言学各具体方面的正确发展;其次,在学界应形成文化语言学风向标的作用,大家率先在研究较少的领域找到突破口,进而促进文化语言学的平衡发展;最后,更好地完成在研究方法上的更新换代,虽然近几年对对比研究方法的运用很频繁,但对比研究的层面亟待拓展,对比研究的视野也需扩大。同时应重视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的综合运用,提升文化语言学的研究高度。

参考文献:

[1]邢福义.文化语言学[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

[2]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3]刘冬雪.文化语言学初探[J].时代文学(下半月),2014,(6).

[4]闹尔吉.维吾尔语、蒙古语中基本颜色词的民俗语义对比研究[D].兰州:西北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文化语言学论文范文第2篇

[摘要]本文提出了商贸英语研究者应该努力的方向,即进一步做好基础工作;从宏观语言学的角度把握商务语言的研究,注意联系社会学、心理学、文化学、民俗学、交际学、传播学来思考、探索商务英语的规律;从纯语言学的圈子里跳出来,自觉地把语篇分析,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交际语言学、文化语言学理论同广告学、市场营销学、企业管理学、经济学、消费心理学、国际贸易、国际商法、国际营销、统计学和会计学结合起来。只有深入到商务实践中去,才能建立起一门能有效地为市场经济服务的应用学科———跨文化商务语言学。

一引言在世界经济阔步迈向21世纪的时代,国际商务活动日益频繁。商贸活动的许多领域,如,技术引进、对外贸易、招商引资、对外劳务承包与合同、国际金融、涉外保险、国际旅游、海外投资、国际运输等,所使用的英语统称为商贸英语(BusinessEnglish)。它已成为世界经济活动中必不可少的语言交际工具。可以说商贸英语控制着国际交流,国际交流离不开商贸英语。据统计,全世界16亿以英语为第一语言、第二语言或外语的人群中几乎90%的人每天都与商贸英语打交道,可见商贸英语的应用十分广泛。对它的研究也是十分必要而急迫的工作。但目前总结商务英语研究成果的论文极少,不利于研究者了解其现状和今后的发展状况,而本文着重论及了这一点。

二目前的研究成果首先,从路式成编写的《外国语言研究论文索引(1949年—1989年)》与《外国语言学研究论文索引(1995年—1999年)》对比来看,商贸英语的研究有着突飞猛进的变化。11从数量上看:《外国语言研究论文索引(1949年—1989年)》涉及商贸英语研究的论文只有44篇。而《外国语言学研究论文索引(1995年—1999年)》,涉及此方面的论文多达280多篇,是1949至1989年总数的六倍之多。也就是说商贸语言的研究趋向活跃,研究论文数量有所增加。21从涉及的范围来看:《外国语言研究论文索引(1949年—1989年)》中的商贸英语论文面窄,只涉及语法学中冠词与介词(1篇);文体学(21篇);翻译学(20篇);写作教学(2篇),及一篇号召性文章。而《外国语言学研究论文索引(1995年—1999年)》的论文涉及面则加宽了:语法学(1篇)、词义研究(1篇)、词典编纂法(1篇)、词典评论(1篇)、语用学(4篇)、篇章研究(8篇)、修辞学(6篇)、文体学(102篇)、翻译学(240篇)、教学大纲(2篇)、教学经验(15篇)。31从深度来看:《外国语言研究论文索引(1949—1989)》的论文内容多为知识介绍性,涉及文体学的文献综述性或工作体会式。涉及翻译学的论文也多为工作经验体会式,如《产品广告的英语》—《上海科技翻译》1987年第2期、《谈谈我国出口商品商标的英译》—《中国翻译》1986年第5期、《浅谈外贸英语函电的特点及中英互译问题》—《翻译通讯》1984年第9期等等。而从笔者收集的1995年后的论文来看,英语的研究则倾向于深入、细致,思维角度开阔了一些,进步较明显。修辞学方面,论文涉及了音韵、语义等修辞手段、辞格、修辞功能、艺术等。文体学方面涉及面极广,如选词、语言策略、语言特点、文体特征、语体、语域、信息功能、表达方式、句式、句法特点、话语分析、委婉、文化、审美特征、模糊性、商务风格和大众心理等等。翻译方面则涉及了翻译原则、理论。其次应熟悉品牌、国情、兼顾民族色彩,然后注意音韵贯通,译出商标含义,最后商标的音韵节奏应简练明快,风格应朴实无华。研究者们论及了进口商标翻译常采用的五种方法:可保留原商标名的音韵美及异国情调的音译法;可准确传达原名信息及情感的直译法;解释性释义的意译法;利用汉字表音表意特点,精心选取适当汉字,音译原文部分或全部发音的谐音取意法;用与原名有相近的语义表达功能,但带明显汉文化色彩的词语来翻译商品名称的归化法。刘法公提出商务汉英翻译的忠实原则、准确原则、统一原则和它们在实践中的具体运用[1]。还涉及了翻译具体的实践。例如《外商投资企业合同、章程的英译》—《中国科技翻译》1995年第4期、《工程合同翻译的语法逻辑》—《中国科技翻译》1996年第4期、《涉外经济合同英译的重复法》等。其中顿官刚论述到动词的名词化结构的形式及其翻译方法—处理成动宾词组和主谓词组[2]。张向京从英汉语言对比的基础探讨经贸英语的特点(格式固定、用词准确)和翻译的省译问题[3]。曹顺发结合具体事例也谈到广告用语的翻译[4]。张长明在《广告汉英翻译的现状及改进办法》中提到广告翻译的尴尬现状和导致劣质译作的主观原因,如译者的责任心不强,畸形的审美观念,以及如何提高广告英译质量[5]。

这个时期的许多论文还与丰富的经济活动相结合,涉及了经济法规的英译、经贸洽谈会、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和国际营销中的翻译错误、商务合同的翻译、招商引资材料、英文药品说明书、财经英语、食品包装上英译文的调查分析、对外经贸活动中的计算方法、电传文稿、国际贸易合同法律性条款、涉外公证书的英译、金融英语的重要性等。傅传良提出合同翻译中应注意的专门用语Here2by,Hereto,Therein;专门词组Providedthat,Inaccordancewith等[6];他还在《合同法律文件翻译因词特征之一—用词正规》中列举的中英文原文条款翻译实例[7];扬晖探讨的技术合同中商务词汇和技术词汇的若干译法[8]。刘作永在《试谈招投标文件的语言特点》中论述的因招标内容不同,同一单词在不同的技术领域含义不同;招标文件的主动态与被动态的转移受限。北竹提出英语公式用语的语言特点,如公示语的分类、其静态与动态意义[9]。同时也涉及了语言学、翻译学的结合点。例如商务英语的英汉语言差异、语义的可拓现象,语体特征、定语从句的理解、模糊信息处理技巧等。11与语言学理论的结合(1)语用学《外语教学》2002年第5期的《商务英语信函中的合作和礼貌》阐明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在和谐、冲突、竞争等各类信函中的具体体现;《文化差异与商标翻译的语用失误—中国翻译》2002年第3期说明商标的语言语用失误的种种表现。薛瑜也具体分析商务英语信函中的合作原则,即数量、质量、关联、方式准则,语用预设和会话含意[10]。蒋磊提出广告语言的语用意

义和广告翻译的语用语言等效,社会语用等效;因文化差异导致的广告翻译的语用失效[11]。

桂琼提到根据韩礼德(Halliday)的衔接理论、格赖斯(Grice)的说话隐涵原则以及塞尔(Sear2le)的间接言语行为理论分析了这些理论在广告英语中的运用,以探讨广告英语的文体特点[12]。(2)话语分析已有研究者对英文广告标题的“提问”与“应答”方式和内容做出分析,还涉及篇章研究的陈述言语功能的分析和社交话语文化的概括。陈其功在论文中论述了广告英语的社会基调、话语情态、交流基调和其基调的双重性。即广告英语的话语基调是广告人与商品潜在消费者双方关系的反映。双方长期、稳定的角色关系,即社会基调,具有广告人地位居下,双方距离接近最大的特征;双方临时、动态的角色关系,即交流基调,具有广告人地位上移,双方距离拉近的特征。分析表明,社会基调与交流基调是一个矛盾的两个方面,在表达英语广告的人际意义方面,一篇好广告应能体现这两种基调的完美结合[13]。(3)语义学例如,陈欧论及涉外英语经济合同中的一些旧体词的运用和汉译[14];《中国翻译2000年第4期中的《词义的理解、选择与商务英语的汉译》详解了如何从修辞角度、专业角度、语境方面来确定词义;陶丽霞已阐明广告英语的用句特征和修辞特点[15];《中国科技翻译》2001年第5期中的《英汉广告中的词汇创意》指出的如何利用故意错拼、创造新词、利用双关、押韵和类比构词、运用词的联想意义和运用词类功能转换来创作英语广告。(4)与文体学的结合张定兴分析英语商标词得出下列结论:动词化的商标词的应用语体有口语体、广告文体和新闻文体:一般说来,其感彩有随和、亲切和欢快的特点[16]。(5)与跨文化理论的结合胡开杰在《论商标名称英语互译文化意义的转换》中提到商标有特定的文化含义[17]。王克非在《论翻译文化研究的基础工作》中提出翻译文化研究框架,进行翻译文化的基础研究和拟定基础研究书目的重要性[18]。21与美学的结合胡开宝分析了商品名称的美学特征及商品名称的翻译;阐述了什么是商品名称的美学特征,并结合事例说明如何使汉语译名具通俗美、简朴美、奇特美、音韵美和意境美等美学特征[19]。《意美、音美、形美—英文商标的汉译》—《外语及外语教学》2002年第5期提出的英语商标词的构词理据,翻译时应注意的社会语用等效。可喜的还有商务英语教学的经验的取得,如外贸英语谈判中的模拟法、外贸英语写作教学思路、语篇体裁分析理论及其应用、财经英语教学初探、商贸英语的教学、“商务英语证书”二级考试试题简介及考前辅导点滴淡、外贸英语教学中的文化意识等。

于浩淼在《国际贸易教学心得》中提出了征对英语专业学生的国际贸易的知识的范围以及与它相关的配套学科[20]。另外还有商贸英语专著的出版:《广告英语》(赵静,外语教学研究出版社,1992)、《现代英语广告》(周晓,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8),《外贸英语函电与谈判》(戚云方,浙江大学出版社1989)书中体现了外贸英语研究的一些成果。黄国文的专著《语篇分析的理论与实践———广告语篇研究》系统地把语篇分析理论与广告实践结合起来,论述了广告标题的言语功能、语篇中的叙事语码转换、广告语篇中交际的双方,如合作原则的违反等,这是很好的研究典范。我们就应把语言学的理论应用到广告活动中,直接指导实践,这样才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三存在的问题11研究者深入商务实践不够,理论与实践结合还不够紧密,语言研究有脱节的情况。21需编写供外语教师与学生使用的商务英语词典和参考书,否则,系统的学术研究会很成问题。31研究者还只局限于从语言结构本身、从语言、词汇、语法、文字、修辞等表达手段出发、探讨语言如何为商务服务。研究工作缺乏创新,纠缠于语言层面上的细枝末节,研究工作中有重复的现象,浪费了人力、财力。41研究视角狭,研究面需加宽。51研究者与其他学科的研究人员合作不足,跨学科的研究力度不够。61缺乏商务英语人才的培育,研究人员少。71信息不灵,课题分散。81研究方法单调。四前景及努力方向11进一步做好基础工作。21现在研究者应注意从宏观语言学的角度把握商务语言的研究,注意联系社会学、心理学、文化学、民俗学、交际学、传播学来思考、探索商务英语的规律。31广告英语研究的目的是为跨文化经济交流活动服务,为企业涉外经营服务,所以研究者要从纯语言学的圈子里跳出来,自觉地把话语语言学、语篇分析、文章学、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交际语言学、文化语言学理论同广告学、市场营销学、企业管理学、经济学、国际法、消费心理学、国际贸易、国际商法、国际营销、统计学和会计学结合起来,深入到商务实践中去,才能明白商务英语的语言性质、特点和商务语言应用的原则、方法和规律,才能建立起一门能有效地为市场经济服务的应用学科—跨文化商务语言学。41加强专著的出版。51加强理论研究,丰富研究方法。例如可用计算机辅助商务英语研究,或采用语料库进行研究。

[参考文献]

[1]何兆熊1语用学概要[M]1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91[2]路式成1外语语言研究论文索引[M]1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1[3]路式成1外语语言研究论文索引[M]1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1[4]董树人1语言学论文索引[M]1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1[5]贾玉新1跨文化交际学[M]1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1[6]保罗.A.郝比格1跨文化市场营销[M]1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19991[7]LarryA.samovar1CommunicationBetweenCultures,19991[8]许嘉潞1中国语言学现状与展望[M]1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61[9]王春玉1商务谈判英语[M]1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1[10]曹菱1商务英语谈判[M]1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1[11]许建忠1工商企业翻译实务[M]1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文化语言学论文范文第3篇

[摘要]本文提出了商贸英语研究者应该努力的方向,即进一步做好基础工作;从宏观语言学的角度把握商务语言的研究,注意联系社会学、心理学、文化学、民俗学、交际学、传播学来思考、探索商务英语的规律;从纯语言学的圈子里跳出来,自觉地把语篇分析,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交际语言学、文化语言学理论同广告学、市场营销学、企业管理学、经济学、消费心理学、国际贸易、国际商法、国际营销、统计学和会计学结合起来。只有深入到商务实践中去,才能建立起一门能有效地为市场经济服务的应用学科———跨文化商务语言学。

一引言在世界经济阔步迈向21世纪的时代,国际商务活动日益频繁。商贸活动的许多领域,如,技术引进、对外贸易、招商引资、对外劳务承包与合同、国际金融、涉外保险、国际旅游、海外投资、国际运输等,所使用的英语统称为商贸英语(BusinessEnglish)。它已成为世界经济活动中必不可少的语言交际工具。可以说商贸英语控制着国际交流,国际交流离不开商贸英语。据统计,全世界16亿以英语为第一语言、第二语言或外语的人群中几乎90%的人每天都与商贸英语打交道,可见商贸英语的应用十分广泛。对它的研究也是十分必要而急迫的工作。但目前总结商务英语研究成果的论文极少,不利于研究者了解其现状和今后的发展状况,而本文着重论及了这一点。

二目前的研究成果首先,从路式成编写的《外国语言研究论文索引(1949年—1989年)》与《外国语言学研究论文索引(1995年—1999年)》对比来看,商贸英语的研究有着突飞猛进的变化。11从数量上看:《外国语言研究论文索引(1949年—1989年)》涉及商贸英语研究的论文只有44篇。而《外国语言学研究论文索引(1995年—1999年)》,涉及此方面的论文多达280多篇,是1949至1989年总数的六倍之多。也就是说商贸语言的研究趋向活跃,研究论文数量有所增加。21从涉及的范围来看:《外国语言研究论文索引(1949年—1989年)》中的商贸英语论文面窄,只涉及语法学中冠词与介词(1篇);文体学(21篇);翻译学(20篇);写作教学(2篇),及一篇号召性文章。而《外国语言学研究论文索引(1995年—1999年)》的论文涉及面则加宽了:语法学(1篇)、词义研究(1篇)、词典编纂法(1篇)、词典评论(1篇)、语用学(4篇)、篇章研究(8篇)、修辞学(6篇)、文体学(102篇)、翻译学(240篇)、教学大纲(2篇)、教学经验(15篇)。31从深度来看:《外国语言研究论文索引(1949—1989)》的论文内容多为知识介绍性,涉及文体学的文献综述性或工作体会式。涉及翻译学的论文也多为工作经验体会式,如《产品广告的英语》—《上海科技翻译》1987年第2期、《谈谈我国出口商品商标的英译》—《中国翻译》1986年第5期、《浅谈外贸英语函电的特点及中英互译问题》—《翻译通讯》1984年第9期等等。而从笔者收集的1995年后的论文来看,英语的研究则倾向于深入、细致,思维角度开阔了一些,进步较明显。修辞学方面,论文涉及了音韵、语义等修辞手段、辞格、修辞功能、艺术等。文体学方面涉及面极广,如选词、语言策略、语言特点、文体特征、语体、语域、信息功能、表达方式、句式、句法特点、话语分析、委婉、文化、审美特征、模糊性、商务风格和大众心理等等。翻译方面则涉及了翻译原则、理论。其次应熟悉品牌、国情、兼顾民族色彩,然后注意音韵贯通,译出商标含义,最后商标的音韵节奏应简练明快,风格应朴实无华。研究者们论及了进口商标翻译常采用的五种方法:可保留原商标名的音韵美及异国情调的音译法;可准确传达原名信息及情感的直译法;解释性释义的意译法;利用汉字表音表意特点,精心选取适当汉字,音译原文部分或全部发音的谐音取意法;用与原名有相近的语义表达功能,但带明显汉文化色彩的词语来翻译商品名称的归化法。刘法公提出商务汉英翻译的忠实原则、准确原则、统一原则和它们在实践中的具体运用[1]。还涉及了翻译具体的实践。例如《外商投资企业合同、章程的英译》—《中国科技翻译》1995年第4期、《工程合同翻译的语法逻辑》—《中国科技翻译》1996年第4期、《涉外经济合同英译的重复法》等。其中顿官刚论述到动词的名词化结构的形式及其翻译方法—处理成动宾词组和主谓词组[2]。张向京从英汉语言对比的基础探讨经贸英语的特点(格式固定、用词准确)和翻译的省译问题[3]。曹顺发结合具体事例也谈到广告用语的翻译[4]。张长明在《广告汉英翻译的现状及改进办法》中提到广告翻译的尴尬现状和导致劣质译作的主观原因,如译者的责任心不强,畸形的审美观念,以及如何提高广告英译质量[5]。

这个时期的许多论文还与丰富的经济活动相结合,涉及了经济法规的英译、经贸洽谈会、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和国际营销中的翻译错误、商务合同的翻译、招商引资材料、英文药品说明书、财经英语、食品包装上英译文的调查分析、对外经贸活动中的计算方法、电传文稿、国际贸易合同法律性条款、涉外公证书的英译、金融英语的重要性等。傅传良提出合同翻译中应注意的专门用语Here2by,Hereto,Therein;专门词组Providedthat,Inaccordancewith等[6];他还在《合同法律文件翻译因词特征之一—用词正规》中列举的中英文原文条款翻译实例[7];扬晖探讨的技术合同中商务词汇和技术词汇的若干译法[8]。刘作永在《试谈招投标文件的语言特点》中论述的因招标内容不同,同一单词在不同的技术领域含义不同;招标文件的主动态与被动态的转移受限。北竹提出英语公式用语的语言特点,如公示语的分类、其静态与动态意义[9]。同时也涉及了语言学、翻译学的结合点。例如商务英语的英汉语言差异、语义的可拓现象,语体特征、定语从句的理解、模糊信息处理技巧等。11与语言学理论的结合(1)语用学《外语教学》2002年第5期的《商务英语信函中的合作和礼貌》阐明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在和谐、冲突、竞争等各类信函中的具体体现;《文化差异与商标翻译的语用失误—中国翻译》2002年第3期说明商标的语言语用失误的种种表现。薛瑜也具体分析商务英语信函中的合作原则,即数量、质量、关联、方式准则,语用预设和会话含意[10]。蒋磊提出广告语言的语用意

义和广告翻译的语用语言等效,社会语用等效;因文化差异导致的广告翻译的语用失效[11]。

桂琼提到根据韩礼德(Halliday)的衔接理论、格赖斯(Grice)的说话隐涵原则以及塞尔(Sear2le)的间接言语行为理论分析了这些理论在广告英语中的运用,以探讨广告英语的文体特点[12]。(2)话语分析已有研究者对英文广告标题的“提问”与“应答”方式和内容做出分析,还涉及篇章研究的陈述言语功能的分析和社交话语文化的概括。陈其功在论文中论述了广告英语的社会基调、话语情态、交流基调和其基调的双重性。即广告英语的话语基调是广告人与商品潜在消费者双方关系的反映。双方长期、稳定的角色关系,即社会基调,具有广告人地位居下,双方距离接近最大的特征;双方临时、动态的角色关系,即交流基调,具有广告人地位上移,双方距离拉近的特征。分析表明,社会基调与交流基调是一个矛盾的两个方面,在表达英语广告的人际意义方面,一篇好广告应能体现这两种基调的完美结合[13]。(3)语义学例如,陈欧论及涉外英语经济合同中的一些旧体词的运用和汉译[14];《中国翻译2000年第4期中的《词义的理解、选择与商务英语的汉译》详解了如何从修辞角度、专业角度、语境方面来确定词义;陶丽霞已阐明广告英语的用句特征和修辞特点[15];《中国科技翻译》2001年第5期中的《英汉广告中的词汇创意》指出的如何利用故意错拼、创造新词、利用双关、押韵和类比构词、运用词的联想意义和运用词类功能转换来创作英语广告。(4)与文体学的结合张定兴分析英语商标词得出下列结论:动词化的商标词的应用语体有口语体、广告文体和新闻文体:一般说来,其感彩有随和、亲切和欢快的特点[16]。(5)与跨文化理论的结合胡开杰在《论商标名称英语互译文化意义的转换》中提到商标有特定的文化含义[17]。王克非在《论翻译文化研究的基础工作》中提出翻译文化研究框架,进行翻译文化的基础研究和拟定基础研究书目的重要性[18]。21与美学的结合胡开宝分析了商品名称的美学特征及商品名称的翻译;阐述了什么是商品名称的美学特征,并结合事例说明如何使汉语译名具通俗美、简朴美、奇特美、音韵美和意境美等美学特征[19]。《意美、音美、形美—英文商标的汉译》—《外语及外语教学》2002年第5期提出的英语商标词的构词理据,翻译时应注意的社会语用等效。可喜的还有商务英语教学的经验的取得,如外贸英语谈判中的模拟法、外贸英语写作教学思路、语篇体裁分析理论及其应用、财经英语教学初探、商贸英语的教学、“商务英语证书”二级考试试题简介及考前辅导点滴淡、外贸英语教学中的文化意识等。

于浩淼在《国际贸易教学心得》中提出了征对英语专业学生的国际贸易的知识的范围以及与它相关的配套学科[20]。另外还有商贸英语专著的出版:《广告英语》(赵静,外语教学研究出版社,1992)、《现代英语广告》(周晓,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8),《外贸英语函电与谈判》(戚云方,浙江大学出版社1989)书中体现了外贸英语研究的一些成果。黄国文的专著《语篇分析的理论与实践———广告语篇研究》系统地把语篇分析理论与广告实践结合起来,论述了广告标题的言语功能、语篇中的叙事语码转换、广告语篇中交际的双方,如合作原则的违反等,这是很好的研究典范。我们就应把语言学的理论应用到广告活动中,直接指导实践,这样才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三存在的问题11研究者深入商务实践不够,理论与实践结合还不够紧密,语言研究有脱节的情况。21需编写供外语教师与学生使用的商务英语词典和参考书,否则,系统的学术研究会很成问题。31研究者还只局限于从语言结构本身、从语言、词汇、语法、文字、修辞等表达手段出发、探讨语言如何为商务服务。研究工作缺乏创新,纠缠于语言层面上的细枝末节,研究工作中有重复的现象,浪费了人力、财力。41研究视角狭,研究面需加宽。51研究者与其他学科的研究人员合作不足,跨学科的研究力度不够。61缺乏商务英语人才的培育,研究人员少。71信息不灵,课题分散。81研究方法单调。四前景及努力方向11进一步做好基础工作。21现在研究者应注意从宏观语言学的角度把握商务语言的研究,注意联系社会学、心理学、文化学、民俗学、交际学、传播学来思考、探索商务英语的规律。31广告英语研究的目的是为跨文化经济交流活动服务,为企业涉外经营服务,所以研究者要从纯语言学的圈子里跳出来,自觉地把话语语言学、语篇分析、文章学、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交际语言学、文化语言学理论同广告学、市场营销学、企业管理学、经济学、国际法、消费心理学、国际贸易、国际商法、国际营销、统计学和会计学结合起来,深入到商务实践中去,才能明白商务英语的语言性质、特点和商务语言应用的原则、方法和规律,才能建立起一门能有效地为市场经济服务的应用学科—跨文化商务语言学。41加强专著的出版。51加强理论研究,丰富研究方法。例如可用计算机辅助商务英语研究,或采用语料库进行研究。

[参考文献]

[1]何兆熊1语用学概要[M]1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91[2]路式成1外语语言研究论文索引[M]1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1[3]路式成1外语语言研究论文索引[M]1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1[4]董树人1语言学论文索引[M]1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1[5]贾玉新1跨文化交际学[M]1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1[6]保罗.A.郝比格1跨文化市场营销[M]1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19991[7]LarryA.samovar1CommunicationBetweenCultures,19991[8]许嘉潞1中国语言学现状与展望[M]1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61[9]王春玉1商务谈判英语[M]1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1[10]曹菱1商务英语谈判[M]1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1[11]许建忠1工商企业翻译实务[M]1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文化语言学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社会语言学 国内研究 综述

Sociolinguistics是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一门新兴学科。据文献记载,这一术语最早见于美国语言学家H.C.Currie的论文《社会语言学的设计:言语和社会阶层的关系》(1952)。1964年5月,美国召开首届社会语言学大会,会议论文集题名《社会语言学》在次年出版,标志着社会语言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诞生。

作为一门新兴的独立学科,社会语言学于20世纪60年代诞生于美国,并于70年代末传入我国。经过许多语言工作者的努力,40多年来的中国社会语言学(广义)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中国的学者此间在社会语言学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和探索中付出了不懈努力,为中国社会语言学研究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对中国社会语言学研究的状况进行概要的回顾与总结。

关于中国社会语言学的起始时间,学术界尚无统一说法。大体上表现为三种:陈原《语言与社会生活――社会语言学札记》(1980)的出版;陈原《社会语言学》(1983)的出版;1987年12月在北京召开的“首届社会语言学讨论会”。考虑到70年代末还有其他一些语言学家开始译介国外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成果,把陈原《语言与社会生活》的出版作为中国社会语言学形成的标志。因为这是国内第一本书名中含有“社会语言学”而又以汉语为对象的著作。

中国社会语言学发展到今天大体上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一、初创阶段(1979~1987年:从自发到自觉)

从自发到自觉通常认为中国的社会语言学是舶来品,但陈原指出,自古以来的中外语文学家都曾讨论过古语与今语、文语与口语、标准语与方言在社会功能上的差别,19世纪初的欧洲方言学家对于民族语内部各种变体的调查即是社会语言学的工作。就现代中国历史上的语言运动而言,如20世纪初期的国语运动、20年代的白话文运动、30年代的大众语讨论以及北拉运动,还有50年代的推广普通话、现代汉语规范化等,尽可以划入社会语言学工作,但这些运动并非自觉的或独立的社会语言学研究。直到70年代后期Sociolinguistics的引进,中国学者的社会语言学研究才从自发走向自觉。这一阶段的中国社会语言学成果,主要表现在通论性著作和理论译介两方面。前者除陈原的两本书外,还有陈松岑《社会语言学导论》(1985),游汝杰、周振鹤《方言与中国文化》(1986)。许国璋70年代末开始研究社会语言学,有关论文收入《许国璋论语言》(1991)。1980年到1982年,特鲁基尔的《社会语言学导论》(林书武等译)在《国外语言学》连载。1987年,《社会语言学译文集》(祝畹瑾编)和什维策尔的《现代社会语言学》(卫志强译)出版。《国际社会科学杂志》1985年第5期以专刊“语言与交往:社会语言学研究个案与应用”,

发表了一批社会语言学论文。这一时期的缺陷:一是结合中国社会实际不够,二是对社会语言学的对象和范围的认识尚模糊。

二、迅速发展阶段(1987~1993年:从引进走向结合中国实际)

从引进到结合1987年12月1日至5日,中国社科院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举办了“首届社会语言学讨论会”(北京)。会议展示了7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语言学的研究现状,对推动中国社会语言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1988年8月,深圳教育学院深港语言研究所主办了首次“双语・双方言”讨论会(深圳)。1990年11月,中国社科院语用所和苏州大学联办“首届应用语言学讨论会”(苏州),其中不少论文是关于社会语言学的。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社会语言学的专题研究。主要著作有张清常《胡同及其他――社会语言学的探索》(1990)、高天如《中国现代语言计划的理论和实践》(1993)等。除了数量众多的期刊论文,还结集出版了《双语双方言》(1~4集)、《语言・社会・文化――首届社会语言学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91)等。这阶段继续出版了一批关于社会语言学的译介、概论性著作和教材。在译介国外成果方面,除了《国外语言学》等杂志连续刊登译文(如Lesley Milroy的《语言和社会网络》等)外,还出版了佐伊基《社会语言学演讲录》(刘明霞等译,1989)、郝德森《社会语言学》(丁信善译,1990)等。著作方面主要有陈原《社会语言学论丛》(1991)、陈建民《语言文化社会新探》(1989)、孙维张《汉语社会语言学》(1991)等。教材方面有祝畹瑾《社会语言学概论》(1992)、王得杏英文版《社会语言学导论》(1992)、戴庆厦《社会语言学教程》(1993)等。

三、稳定深入发展阶段(1994~2000年:从热潮走向冷静和成熟)

与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前半期相比,1995年以后的中国社会语言学研究表现得相对冷清。除了两年一次的“双语双方言”讨论会继续召开,应用语言学讨论会上还有人关注社会语言学问题外,专门的社会语言学研讨会1992年起,一次也没有举办,论文数量也有所下降,以至于有朋友对中国社会语言学的前途感到忧虑,甚至将其类比于式微的“文化热”,提出要重振社会语言学。然而,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语言学并未走下坡路,而是在冷静中趋于成熟。一方面,学术界开始就其形成以来的研究进行梳理,总结成果的同时也指出不足,对中国社会语言学研究方法提出了很有见地的意见(高一虹1996)。另一方面,这一时期出版的新著大多注意紧密结合中国社会实际,无论深度、广度都超过了前两个时期。其中主要有陈保亚《论语言接触与语言联盟》(1996)、郭熙《中国社会语言学》(1999)、周庆《语言与人类》(2000)等。此外《双语双方言》连续出版,陈恩泉主编的《双语双方言与现代中国》(1999)、李如龙主编的《东南亚华人语言研究》(2000)等论文集打开了新视野。80年代中后期是中国语言学步履维艰的时期,但与文化热一样,社会语言学的出现无疑带来新的生机,言必“文化”“社会”一时竟成时尚。90年代以后,随着认知语言学的兴起和计算机应用对语言研究的需求,本体描写又成了语言学的新热点。虽然这一时期的社会语言学从“热潮”到“冷清”,但同时必须看到,至今仍在这一领域辛勤耕耘者大概是认准了“社会语言学”这条道。

四、新的繁荣阶段(2001年至今:研究领域不断扩展)

进入深入发展阶段后,中国社会语言学领域一度曾显得有些沉寂,但这是一个非常有益的冷静和反思阶段。一批中青年学者也开始积极参与和组织有关的学术交流活动,掀起了社会语言学研究的新高潮。十年里以“社会语言学”为标题或关键词的论文数量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2001―2009年间国内学术期刊上所发表的与社会语言学有关的论文表明:中国社会语言学在学科理论、语言变异、语言接触和语言规划这4个主要研究领域中各有新的进展,其中语言变异研究近年来取得的成果最多,其次为语言接触研究。

1.学科理论研究

在学科理论研究方面,涉及的主要问题包括学科综述、社会语言学的学科性质和学科地位、社会语言学与其他相关学科的地位等。从理论性质来看,中国学者普遍认为社会语言学是功能主义语言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思路符合现代语言学越来越重视使用者话语的大趋势,理论与实践价值兼备,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其中主要有:杨永林.《社会语言学四十年》(2001)、赵蓉晖《中国社会语言学发展的若干特点》(2004)、张兴权《“社会语言学”术语溯源》(2005)。

2.语言变异研究

变异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关于语言变异的理论、语言的各种变体(性别、年龄、行业、语域……)等,其中称谓语和网络语言研究是近年的热点。这一领域内的研究还在不断拓展,具体材料的开发和理论的深入是大趋势。主要著作有:王立《城市语言生活与语言变异研究》(2009)、陈松岑《语言变异研究》、徐大明《语言变异与变化》(2006)、蔡少莲《语言变异的元语用分析》(2006)、郭风岚《语言变异:本质、因素与结果》(2006)等等。

3.语言接触研究

社会语言学自始至终强调语言的多样性,而个人和社会的语言多样性起源于语言之间的相互接触。总的看来,国内关于语言接触的具体研究(如双语)开展得较多,综合性研究还比较欠缺。关于语言接触研究的著作主要有:戴庆厦,罗自群《语言接触研究必须处理好的几个问题》(2006)、B.Heine, T.Kuteva, 刘云, 龙海平《〈语言接触与语法变化〉简介》 (2009)、戴庆厦,杨再彪,余金枝《语言接触与语言演变――小陂流苗语为例》(2005)等等。

4.语言规划研究

不少学者在回顾和总结中国社会语言学的进展时都曾提到,我国在宏观社会语言学方面的成就十分显著,这和国家在语言建设方面的实际需要是分不开的。我国历史上先后有过不少具有社会语言学性质的语言规划活动,为该方向的研究提供了不少实际素材。改革开放以来,语言规划研究向更深的层次发展,这一社会语言学的宏观领域内加入了更多微观的内容,和语言变异研究在许多方面联系起来了。

现在语言生活的不断丰富、学术观念的更新和研究手段的改进都为中国社会语言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未来的中国社会语言学应该是一门学科门类齐全、理论体系完整、研究方法完备、实践价值明显、特色鲜明的学科,它将在中国的语言学和社会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高一虹.社会语言学通览・导读[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

[2]戚雨村.现代语言学的特点和发展趋势[C].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

[3]徐大明等.当代社会语言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4]杨永林.社会语言学40年[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1(6).

[5]赵蓉晖.论索绪尔语言学理论中的社会观[J].外国语学院学报,2000, (3).

[6]祝畹瑾.社会语言学概论[J].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

[7]赵蓉晖.社会语言学的历史与现状[A].外语研究,2003(1).

[8]杨永林,司建国.社会语言学研究――反思与展望[J].现代外语.2003(10).

[9]赵蓉晖.中国社会语言学发展的若干特点[J].外国语学院学报.2004(3).

[10]李占芳.社会语言学研究方法探讨[J].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4).

[11]陈原.《社会语言学》[C].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6.

[12]郭熙.《中国社会语言学》[C].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3).

[13]杨永林.《社会语言学》导读[A]・北京:外研社/布莱克韦尔出版社.2001.

作者简介:刘琼,女,江苏城市职业学院张家港办学点,讲师,从事英语语言学的教学与研究

作者单位:江苏城市职业学院张家港

文化语言学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 汉韩语言 Ρ妊芯 发展趋势

一、引言

随着全球一体化格局的逐渐形成,世界各国的交往日益频繁,第二语言教学及习得受到学界的广泛重视,这一趋势将语言对比研究推到了语言学研究的前沿。对比语言学是语言学中的一个分支,其任务是对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进行共时性的对比研究,描述它们之间的异同,并将这类研究应用于其他有关领域。1992年中韩两国建交之后,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频繁交往,在这样的背景下,汉韩语言对比研究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韩语助词主要位于体词之后,表示某种语法关系或表达某种语义。汉语的词类中也有助词,虽然名称相同,但韩语助词与汉语助词在语义和语法功能上完全不同。对于中国学生来讲,韩语助词的学习是韩语学习中的重点,也是难点。本文在对比语言学框架下,对1998年到2015年中韩两国韩语助词与汉语相关语法范畴的对比研究现况进行深入研究,以期为今后该领域的研究带来启示,为教师教学提供参考,为两国学生的汉韩语言学习提供帮助。

二、韩语助词与汉语相关语法范畴的对比研究现状

自1998年来,中韩在韩语助词与汉语相关语法范畴的对比研究中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下面从研究类型、研究方法、研究内容三个方面对其研究现状进行统计分析。

(一)研究类型

关于研究类型,根据许余龙在《对比语言学概论》[1]一书中提出的对比语言学的分类与内容,我们将韩语助词与汉语相关语法范畴的对比研究成果分为“理论视角的汉韩对比”与“应用视角的汉韩对比”。

1.中国的汉韩对比研究

有关理论视角的汉韩对比的汉语论文有8篇,占中文论文总数的21.1%。研究成果相近具体理论对比语言学。研究内容主要以语义对比和词汇对比为主,语法和语用语言要素方面的研究较少。有关应用视角的文章共30篇,占中文论文总数的78.8%。这些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语言对比成果的实际应用,在语言对比方面的研究深度不算太高,主要侧重于对韩汉语教学和对汉汉语教学服务。研究成果更相近具体应用对比语言学。

2.韩国的汉韩对比研究

有关理论视角的汉韩对比的韩语论文有13篇,占韩语论文总数的35.1%。研究成果相近具体理论对比语言学。韩国的理论视角的汉韩对比研究状况跟中国相似,以词汇对比和语义对比为主。语法语用方面的研究,还需要韩国学者们的关注与参与。有关应用视角的文章共24篇,占韩语论文总数的64.9%,研究结果侧重于对教学的服务。但是有一点与中国不同的是,韩语论文中只有单一的对汉教学角度,汉语论文中出现了对韩教学和对汉教学两个角度。

(二)研究方法

关于研究方法,高一虹[2]等提出了实证研究的概念,实证研究是指以系统采集的材料为基础的研究,包括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以及两者相结合的研究。定量研究包含列举例句找出相应元素和分析法这两种方法。定量研究包含调查法、语料法和统计法。基于上述分类,中韩论文的对比研究使用的方法情况不尽相同。

从研究方法看,1998年至2015年间,在中韩对比的汉语论文中,共有实证性研究论文38篇。近17年间,大部分汉语论文均运用了定性研究方法,只有1篇论文未涉及定性研究方法。定性研究其中主要集中在列出元素举例说明方面,共有37篇论文。相比较而言,采用分析法研究的论文很少,仅有3篇论文采用了分析法,占总数的比例不到8%。而在定量方面,汉语论文的研究方法分布较为平均。运用了调查法的论文有15篇,运用了统计法的论文有16篇,以语料库为基础的研究方法的汉语论文有14篇。汉语论文基于语料库的对比研究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2005年至2015年间,中韩对比的韩语论文共有实证性研究论文37篇。和汉语论文一样,研究方法基本都涉及定性研究,尤其是列举元素举例说明的研究方法,共有35篇,占到总论文数的94.6%。采用分析法的文章有12篇,占总数的32.4%,与汉语论文相比,韩语论文在分析法上的运用较为成熟。在定量研究方面,韩语论文也是各方面比较平均,几乎都有涉及。但是与汉语论文不同的是,韩语论文运用语料法研究对比论文的数量相对较多,共有26篇韩语论文运用到了语料法。

(三)研究内容

在过去的17年间,中韩对比研究的内容越来越丰富,新的对比角度也逐渐增加。这些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语义、位置、语法、语用、常用格式、数量、误用情况、分类及使用频率等。中韩两国在此方面的对比角度均着重于语义、语法、误用情况。如在语义方面,华相[3]首次从汉译角度较为详细的对比分析了韩语格助词-与汉语介词“给”的语义功能。在语法方面,郑圣珉[4]提供了详细的语法资料,对比表现交叉之处,以表格形式系统科学地整理出结论。在误用情况方面,[5]提示了学习者的诸多偏误类型,研究了学习者的助词偏误按级别发生的变化,提出了实际而有效的教学方案。此外,汉语论文中还出现了“使用频率”这一韩语论文中没有着重研究到的角度。如丁安琪、沈兰[6]通过调查韩国留学生口语中使用介词“在“的频率,分析了韩国汉语学习者使用”在“的偏误类型,提出了教学启示。

三、韩语助词与汉语相关语法范畴对比研究的未来发展趋势

(一)研究内容应更加多样化、全面化

在研究内容上,目前韩语助词与汉语介词对比研究的表层形式研究较多,深层对比研究较少。过往研究的成果中,从位置、语法、误用情况出发的研究较多,但是从思维模式、语篇、语用等深层次出发的研究成果为数寥寥。

(二)研究方法需要更完善

从研究方法来看,汉韩语言对比的实证研究方法还不是很完善,虽然从早期的描述性为主的研究方法开始向定性再向定量再向两者相结合的方法转变,但是在分析法的采用和语料库角度上分析研究还有很大进步空g。

(三)进一步提高研究成果的质量

目前,中韩两国的汉韩语言对比研究显出迅速发展的趋势,研究数量急剧增加,研究课题及研究范围也逐步扩大。但是我们不能忽视其中存在的问题,研究人员知识结构的单一化,导致研究成果重复,在研究成果方面大同小异。就有关语言应用方面的研究成果来看,虽然他们的研究课题都不一样,但是他们最后提出的教学法及翻译法较少能体现出自己的特点。其次需要增加学位论文的数量,尤其是博士学位论文的数量。目前,跟汉英对比或者韩英对比研究比起来,汉韩语言对比的研究数量还远远未到理想的程度。

(四)加强汉韩语言对比理论建设方面的研究

在回顾以往的汉韩对比研究论文时,我们发现在有关语言理论方面的研究成果中,无论是中国学者还是韩国学者都强调应用,但是韩国方面的理论建设研究要强于中国。所以,一方面我们要借鉴韩国学者在语言研究时的经验,另一方面中韩两国语言研究中应该加强汉韩语言对比理论建设方面的研究。目前的研究成果太偏于应用,很难超越前人的研究水平。语言理论对比方面的研究是基础,没有坚实的基础,就不可能产生有效的教学法及翻译法等应用领域的服务。

(五)重视“求同”

根据刘婧[7]提出的观点,如果出于应用目的,如应用于语言教学和翻译等,一般应侧重于个性研究,重在找出两种语言的不同点;如果出于理论的目的,一般应侧重共性研究,重在找出所比语言之间的共同点。然而据统计,中韩两国关于韩语助词与汉语相关语法范畴的对比研究中,研究“共性”的部分寥寥无几。中文论文中仅有2篇涉及,韩语论文中仅有1篇涉及。未来的对比研究中,应更加重视对共性的探究,同时注意把共性研究同个性研究有机结合起来。

(六)加强宏观层面的对比研究

宏观方面的研究在形式上体现在句子组成语篇的问题,在功能上需要联系其他学科。当前的研究主要是在微观的某一语言层面,如词汇、语音或句子等,以后的研究重点可以逐渐深入到语篇方面。研究者可把语篇分析与语言学其他分支、教学法结合起来,将语篇分析研究成果应用到其他领域,未来的发展趋势是发展多领域复合型人才,联系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多学科知识进行对比分析。

(七)加强中韩两国学者的共同研究及交流

目前,汉韩语言对比研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汉语论文在有关韩语的专业语言知识涉及过少,反之,韩语论文则在汉语专业语言知识方面涉及不足,这需要中韩两国的学者加强交流,完善研究。另外,除了语言学方面的知识之外,因为中韩两国存在一定的文化差异,所以对对方国家文化的理解有所偏差。我们应该更加关注中韩两国学者的交流及协作,通过建立中韩两国的对比语言学的学会交流、举行中韩两国的研讨会等加强中韩两国学者的协作及联系。

参考文献:

[1]许余龙.对比语言学概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

[2]高一虹,李莉春,吕王君.中、西应用语言学研究方法发展趋势[J].外语教学与研究,1999(2).

[3]华相.韩国留学生习得介词“给”的偏误分析及教学对策[D].暨南大学,2009.

[4]郑圣珉.汉语介词“从,在,对,给”与相应的韩语表现对比分析[D].吉林大学,2013.

[5].:,2009.

[6]丁安琪,沈兰.韩国留学生口语中使用介词“在“的调查分析[J].语言教学与研究,2001(06).

文化语言学论文范文第6篇

TeunAvanDijk是话语分析的翘楚,也是传媒语言话语分析的典范。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TeunAvanDijk大量著述涵盖了多种传媒话语的诸多类型(教科书、新闻报道、医患对话乃至旅游宣传手册、广告),对其中所表现出的认知现象、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现象以及意识形态等政治倾向作了全面研究;FaircloughN.自80年代以来陆续出版了几十种著作,对各种话语类型尤其是政治话语进行了批判的研究。此后,传媒语言研究作出较大贡献的当属奥克兰理工大学语言与传播教授的AllanBell:作为一名多产的学者,AllanBell近30年来发表了与传媒语言研究相关的学术论文64篇、专著5部(截至2008年的统计)。在作者目前可以收集到的文献研究中,AllanBell于1981年以“这不是英国广播公司:新西兰的语言殖民主义”为题开始了传媒语言的语体研究,仅从这一点讲,称AllanBell为世界范围内首次研究传媒语言的“鼻祖”并不过分。[2]1983年,GerhardLeitner编著的LanguageandMassMedia论文集首次将语言与大众传媒糅合在一起加以研究。[3]此后,Language,image,media论文集讨论了新闻广播语言、东西方新闻差异、广告以及图形传达意义的方式。[4]R.E.Rice于1984年在《MediatedGroupCommunication》一文中首开学界对“电子邮件语言”研究的先河。[5]Fairclough(1985)讨论了从话语分析的视角分析传媒语言有别于从语言学的角度研究传媒语言的原因。他认为,对传媒语言进行分析话语有助于详细了解媒体输出的本质,而语言分析侧重于文本(texts),语篇分析(discourseanalysis)既涉及文本也涉及话语实践以及社会文化文本,目的在于找出文本,话语实践和社会文化实践之间的关系。[6]该论述高瞻远瞩,无论对话语分析还是传媒语言研究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俄罗斯大众传媒语言研究方面,Dobrosklonskaja(2005)声称要发展传媒语言学MediaLinguistics,但是其重点研究仍集中在新闻语篇(现在被称为传媒语篇)以及迅速发展的功能和文体研究方面。[7]CharleyRowe和EvaL.Wyss2009年编著的LanguageandNewMedia论文集汇集了学者对多种传播媒介的分析:博客、电子邮件、传真、网络实时聊天系统(IRC)、聊天、即时通讯、短信(SMS)、情书、邮政卡和电子贺卡、电话、广播、电视,以及诸如网页文本、维基百科条目和网站超文本网站文化。文集对新媒体萌现、新媒体语境中的语言变化以及相关新、旧媒体之间技术演进背景下语言和文化的变化研究提供了独特的视角。[8]

社会语言:传媒语言文化界面的回归

美国语言学家兼人类学家EdwardSapir及其学生BenjaminLeeWhorf所提出的“语言相对性假说”在战后广为传播,认为语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文化和思维,认为不同语言里所包含的文化概念和分类会影响语言使用者对于现实世界的认知,也就是说不同的语言的使用者会因语言差异而产生思考方式、行为方式的不同。DellHymes曾提出言谈民俗学(ethnographyofspeaking)来研究言语事件。WilliamLabov1966年出版的《纽约市英语的社会层次》认为语言事实上存在社会性层次的区分,而且社会层次(身份)和语言层次(表现为语言结构的异体)是互相对应的。[9]70-80年代间,英国学者Lesley和JamesMilroy在研究这类交往行为时提出“语言的社会网络理论”,对语言的维护和切换进行动态描写,作出了比拉波夫的分层说更细致的分析(李嵬,1995)。[10]70年代以来前苏联(俄国)学者提出语言国情学,强调语言有一种文化积累的功能。同时,大众传媒对“水门事件”的不断传播引发了语言学家在文化背景中对语言构成及其影响的深入研究。加拿大学者HaroldInnis认为,一种新的媒介(包括广义的语言、文字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的文明的产生。[11]美国学者PaulLevinson指出:“人类发明的所有信息技术,没有任何一种技术能够和我们人类基本要素的语言中心相提并论,除非它是对语言的超越和通过某种方式所进行的替代。但是,这些技术还是在有限的层次上对我们的生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2]结构主义符号——权力学派认为:人的思维和信息传播受制于传播的基本符号系统——语言,而每个族群、民族、国家成千上万年形成的文化意识和传统,无形地积淀在语言中,通过语言系统的教育而内化为社会成员的集体心智。JiirgenHabermas的三卷本《交往行动理论》揭示了当代传媒如何被注入商业模式,成为制造品牌舆论的工具。[13]

传媒与教育:传媒语言界面的人本回归

作为世界性的教育文化机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充当着传媒与教育的联姻的急先锋。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UNESCO明确了媒体在社会进步的关键作用,制定了参与和利用各种媒体发展目标的具体政策、方案和战略,设立了“媒介教育项目”(TheMediaEducationProgramme),旨在促进全体社会成员特别是青年通过媒介积极参与社区政治文化活动并发展其批判性赏析能力。教科文组织和联合国文明联盟(UNAOC)共同创建了姊妹大学全球媒体和信息素养和跨文化对话讲座(UNESCO-UNAOCMILIDUNITWIN),具体内容涉及:批判性分析、大学和大众媒体之间的跨文化和合作研究交流、参与学校内发展教育和媒体研发、促进全球媒介信息素养行动、创建媒介信息素养学习研发网络中心、支持全球不同媒体的文化间对话与合作。在语言学学术界,1968年,SusanSontag注意了到传媒对教育的影响远远大于课堂教学[14],英国学者HildeT.Himmelweit等人研究了看电视对儿童语言能力发展的影响[15],美国学者MarieWinn(1977)则得出了相反的结论[16]。MichaelWillie(1979)论述了传媒通过不同语言(媒介肢体语言与文本语言)的结合增强了感官的刺激,从而加深了对信息的理解[17]。英国英语教师全国委员会和国际阅读协会全国理事会(NCTE)制定的英语语言艺术教学指导方针之国家标准要求“学生用口头、书面和视觉语言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在学习过程中作为知识、反馈、创造活动的积极参与者”[18]。20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中国中学课程改革和2003年以来的大学英语教学改革都强调了传媒特别是多媒体在教学中的作用。

路向融合:传媒语言界面的东学交融

我国的语言学研究历史悠久,相对而言传播学研究起步较晚。1978年,复旦大学主办的新闻学核心期刊《新闻大学》第一次出现了专门介绍传播学理论的文章,随后,包括北京广播学院在内的一些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的传播学者开始译介、学习和研究国外传播学的方法和成果,建立与世界传播学界对话的共同经验范围。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正式将传播学列入博士、硕士专业目录,标志着传播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地位的确立。(一)学术论文:方兴未艾在我国,各类期刊上对传媒语言的研究始自语言学或外语教学领域。以我国最早的外语类期刊《外语教学与研究》为例,该刊早在1959年第5期有3篇文章分别从理论和实践方面集中介绍了中外高校在外语教学中利用现代技术设备的问题,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该刊第二次介绍刊登同一类型的问题却是25年之后的事了。1979年,学术界开始对“电影剧作的语言特色”[19]和“现代俄语报刊语言句法结构的发展趋势”进行分析研究。[20]1980年出现了“新闻标题英语”[21]、“新闻广播语言的特点和词语变化”[22]、“刊物的科技资料翻译”问题[23]、“对外语(西班牙语)电视语言的分析”[24]以及“广告英语”等方面的研究论文,遗憾的是6年之后学界才出现了对广告语言的再次学术探讨。1986年,学界开始对“两篇旅游文章的文体比较”的研究。[25]1987年,陈四益指出“报纸杂志的编辑要负起正确使用语言文字的责任语文建设”,[26]12年后张普在中国科协首届学术年会中提交了“关于网络时代语言规划的思考”的学术论文[27],堪称国内学术界传媒语言规范与规划研究的先驱。2003年,王翰东在《电视通俗文化中的话语活动》通过对菲斯克的《电视文化》简要介绍,论证了文本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平行以及文本之间的互文性,对豪车与美女的广告模式与竞猜秀中潜藏的意识形态作了分析。[28]2004年后,传媒语言话语分析研究乏善可陈的局面发生了变化,传播新领域的核心期刊《新闻与传播》、《国际新闻界》、《新闻大学》、《现代传播》、《新闻与传播研究》、《当代传播》等6种期刊中,符号学、话语分析理论论文数量共26篇,占所有论文总数的23%,位居2004年所有议题的榜首。近10年来,国内学者对传媒语言的研究散见于学术期刊论文,如网络语言方面,多从修辞的角度研究新词新语,研究内容和方法集中在字词和语用、修辞等方面;还有不少论述从语用学的视角对报刊语言、影视语言(新闻、主持人话语风格)、网络话语(网络聊天话语、电子邮件等)、手机语言(SMS)、广告语言、外宣语言交际进行话语对比分析以及研究新闻语言、学术语篇的语用语体。还有的研究专注于传媒语言的翻译工作,覆盖范围较广,涉及影视语际互译、学术语篇、外宣资料公示语及创意产业翻译研究等方面。(二)专著研究:整合成型2000年,齐沪扬出版了《传播语言学》一书,在语言学界首开传播学与语言交叉研究先河,对语言符号、语言信息进行界定,并从心理学的视角探讨了语言理解和语言运用的过程,借用传播学的术语介绍了语言传播的类型、语言传播的媒介及其效果;[29]2002年,许嘉璐在姚喜双、郭龙生编著的《媒体与语言——来自专家与明星的声音》序言中首次提出了“传媒语言”的概念及其研究的重要性,社科院姚喜双、郭龙生提出了传媒语言研究应该关注的热点问题,如传媒语言的定性、内涵、外延分类及规范等[30]。2004年,于根元教授就传媒语言研究从学术定位、方法、分类、传承等方面进行了论述。[31]2005年,童之侠出版了《国际传播语言学》一书,较为详尽地分析了国际传播语言学的基本概念、国际传播语言学的理论来源与相关学科、传播媒体及其语言特点、报纸期刊及其语言特点、广播电视及其语言特点等。[32]俞香顺(2005)的《传媒•语言•社会》[33]以及纪秀生、索燕华2010年出版的《传播语言学》[34]探讨了语言在传播中的特性、语言在传播中的功能、语言在传播中的局限、语言在传播中的发展、文学语言的传播艺术、新闻眼的传播形态、广告语言的传播功能等。(三)学位建设:引领潮流国内学界对传媒语言系统研究“集大成者”当属姚喜双教授:姚喜双教授身兼教育部语言研究中心主任,国家语委语用所所长、普通话与文字应用培训测试中心主任、广播电视语言研究中心主任等数职,是北京语言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北京印刷学院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语言学会理事,中央电视台业务指导委员会委员。近年来,姚喜双围绕“媒体与语言”主持完成了一系列国家级项目——“媒体及媒体语言对青少年价值观的影响研究”(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课题)、“广播电视等媒体语言研究”(国家语委“十五”科研规划项目)等,编著了《媒体与语言——来自专家与明星的声音》(2002)、《媒体语言大家谈》(2004)等著述,以广播电视语言为原点发表了诸多影响深远的论文,并于2009年在国内首创“媒体语言学”方向博士点。[35]纵观近年来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的申报,从1993-2011年共有114项课题涉及传媒语言研究。

21世纪是一个信息时代,新媒介技术急遽发展、新旧媒介水融:21世纪是一个学科分化的时代,传播研究呈现多界面、多视角、全方位之势;21世纪是一个学科整合的时代,语言传统学科经过充分的发展,进入了全盛时期,需要在“向上兼容”原则的指导下,完成更高层面的整合;新兴的学科,风骨独特、活力四射,处于快速成长阶段,需要在“纵深发展”机制的激励下,形成新的学科生长点。传媒语言的跨界面探索性研究,其理论上的重要意义和实际的应用价值不证自明。

文化语言学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论文写作 选题方向 可行性

一、引言

毕业论文写作是大学英语专业教学计划中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和实践性环节。撰写毕业论文不仅具有一般写作的意义,而且有其特殊的作用:即培养科研创新意识,锻炼思维组织能力,训练语言运用能力,激活知识的输出与输入等。而选题是毕业论文写作至关重要的一部分。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论文选题多年来一直是学生和指导老师最为头痛的问题。使学生在论文写作过程中少走弯路,提高论文质量,从而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这是本论文的研究意义即价值。

二、论文写作选题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学生受其自身知识的局限,选题存在多种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其一,题目范围过大。比如,有的同学选这样的论题:“The Comparison Between Chinese Culture and English Culture”,“Translation of English Proverbs”。其二:题目不够新颖,缺乏创造性。笔者发现,如果选题是文学方面的,题目大都集中在《红字》、《苔丝》、《简爱》、《了不起的盖茨比》、《傲慢与偏见》、《飘》等少数几部文学作品上。其三,学生思路太窄,部分题目存在某种雷同现象。以此为根据,笔者提出相关的解决办法。

三、论文写作中选题的方向

论文选题应该符合英语专业的培养方向,具有一定的现实价值与理论意义。要有新颖性,有一定的学术性,选题原则上要反映社会、经济、文化中的实际问题、热点问题。一般来说,英语专业的论文可以从以下几个方向进行选题:

1.文学、文化方向

对文学的研究指的是对不同时期,不同作家,不同形式的英国文学、美国文学及其他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的文学作品进行评论以及对作品中的人物、主题、产生的背景、作家的风格、派别等进行分析和评论。学生可以阅读一本或几本英语文学作品,对其进行个案或对比研究,或对一个或两个英美作家进行个案研究或对比研究,包括作家的出身,所受教育,经历,爱情,家庭,所受其他作家思潮,哲学流派的影响等。也可以以文体分类的形式对文学作品进行研究,包括小说诗歌戏剧传记散文等。

2.翻译方向

口、笔译在外语教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毕业论文的选题中也占有相当的比例。口、笔译方面毕业论文的选题大致有以下范畴:中外翻译史;翻译理论;翻译理论评介;译文评价;翻译与文化特殊用途语言翻译(如外贸、体育、旅游等专门行业汉英翻译);翻译与文体、修辞;翻译实践等。

3.英语语言学方向

语言学与语法有相关、相连和包容的关系。语言学和语法选题大致包括:语音学,音位学,理论与实践,教学与方言;语法学,词法,句法,功能,转换,对比等;词汇学;构词法;社会语言学;应用语言学;语言对比;外来词语等。

4.英语教学法研究

目前,国内外流行的外语教学法;传统教学法与新式教学法比较;各种教学法比较:优势和不足,相辅与互补;分层次教学,优势与弊端,可改进之处;充分利用现有条件,利用先进教学辅助设备和手段进行外语教学等。

四、论文写作中选题方向的可行性

关于选题是否有研究的可行性,Creswell 建议可以先提出以下问题:首先,就时间、资源、语料收集而言,该题目研究是否可行? 其次,研究者个人是否对该题目感兴趣,以保证在整个研究过程中给与足够的重视? 另外,该研究是否在有关文献的基础上建立新的观点?换句话说,应遵守论文选题的三原则:价值原则,能力原则,兴趣原则。毕业论文要有新颖性,有一定的学术性,选题原则上要反映社会、经济、文化中的实际问题、热点问题。其次,应在自己能力范围内选题,选择自己能够找到充足材料的题目。论文要表现出一定的深度和远见,应该发人深思,使人受益且获得新东西。

根据论文选题的可行性原则,结合学生选题的方向及常见问题,笔者提出以下建议:(1)文学文化方向选题。这方面的选题资源很多,也是大部分学生感兴趣的话题,但是学生很难跳出一个思维定式,经典名著流传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该说的已经都说了,怎么创新呢?能够有所突破很难。不过,为了避免学生选一些老掉牙的题目,可以选择新的突破口。比如,选题“像鲁滨逊一样在逆境中创造精彩”;“《鲁滨逊漂流记》看人的性格对命运的决定作用”;“从《哈利波特》看儿童的成长”等,笔者认为,这是比较好的题目,写起来可以结合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有意思也不乏味。还有,学生可以从所学课本取材,《高级英语》的课文大都来自原著,从这方面着手,既挖掘了课本,又开拓了知识,还完成了论文,不失为一个好方法。比如,有的同学就有这样的选题:“On the Culture Conflict of”Everyday Use“ by Alice Walker”。再者,也可以从影视文学选题。(2)翻译方向的选题。学生在这一方向选题思路很窄,容易集中,有可能选题部分或全部重复。诸如选题“Culture Difference in Advertisement and Its Translation”“Culture Difference in Proverb and Its Translation”“Culture Difference in Color Word and Its Translation”这些题目看似不同,其实写起来可以换汤不换药,可套用相同的写作风格,相同的提纲。避免这方面的问题,学生可以扩大视角,比如,“关于对外交流翻译中不足的反思”是一个较好的题目。可以从电影名的误译,旅游翻译的误译等多方面入手。(3)英语语言学方向的选题。这方面的选题令一般作者望而却步,因为涉及到抽象的理论知识,不是自己能把握的或感兴趣的。但不容易与别的同学重复,也容易创新。比如,“网络发展中的英语进化”就是个不错的话题。(4)英语教学法方向的选题。此选题能查阅的文献很多,也能激发作者的兴趣,只是不太容易把握,涉及到实验操作,数据的处理等。比如,选题“英语课堂的合作学习策略研究”,需要做相应的实验。

综上所述,学生要尽可能多地查阅书刊文献资料,通过文献阅读,了解某一课题的研究历史与现状。每个方向的选题都有一定的学术价值。有能力的学生也可有选择地把文学、语言学、翻译学、文化学等结合起来,进行交叉研究,或对上述学科进行某种类型的比较,寻找一个突破口,建立自己独特的课题,以便能够产生“人云亦云我不云,老生常谈我不谈”的突破性效果,能够形成“弃暗投明”、不落俗套乃至别开生面的选题风格。

五、结语

撰写毕业论文前应当重视选题,深思论文的选题是否有新意、有创见性,是否具有可行性、是否与本专业有关系、选题范围是否过大。而且应当特别考虑论文题目是否符合英语表达习惯、题目是否简洁、大小写是否符合规范等几个环节,无论是中文,还是英文题目都不可晦涩难懂。

参考文献:

[1]田贵森,段晓英.英语专业毕业论文写作教程[M].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6:14.

[2]Creswell J W. Research Design :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pproaches[M] . London : Sage Publications, 1994

[3]陆道夫.英语专业学士论文选题的问题意识和思维训练[J].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7,(4).

文化语言学论文范文第8篇

姓 名:____________________

论文选题题目:(外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指导教师:_____________________

一、评审项目及意见:

[1] 该论文选题属

句法学 语音学

语义学 语系学

心理语言学 语用学

词典学 语言测试

第一语言习得 第二语言习得

计算语言学 文体学

跨文化交际/ 英美文学、文化 社会语言学

语料库语言学 法律语言学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

[2] 该生对选题所属领域的研究现状和相关文献的熟悉程度

了解所有与论题相关的理论、研究方法、研究成果和结论,并能在基础

上对研究现状的长处与不足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

了解与选题相关的主要理论、主要研究方法、主要研究成果和结论,并

能在此基础上对研究现状提出自己的看法,但深度不够。

对与选题相关的研究和文献有一定的了解,但仍有不少重要的理论和研

究成果被遗漏。无法对研究现状提出个人见解。

完全不了解与选题相关的研究现状。

[3] 该生对所选课题要解决的具体问题是否明确

十分明确。

基本明确。

不甚明确。

完全不明确。

[4] 该生所选课题范围

选题恰当,能在一年半至两年半之内完成。

选题过大,无法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

选题过小,达不到博士学位的水平。

[5] 选题的理论和/或实践意义

具有重大的理论和/或实践意义,具有前瞻性和开拓性。

有相当的了理论和/或实践意义,但只是对现有研究的局部补充。

理论和/或实践的意义不大,只是对现有研究的模仿。

没有任何理论和/或实践意义。

[6] 该生是否已经找到结局问题的方法

已经找到。

有些想法,但仍不具体。

尚未找到。

[7] 该生所提研究方法的可行性

完全可行

基本可行,但仍需进一步完善

完全不可行,必须推倒重来。

[8] 该生在开题报告中所显示的语言和文章组织能力是否能胜任博士论文的写作

完全能胜任。

基本能胜任,但还需进一步加强。

不能胜任。

二、论文选题评审结论:

[ ] 我认为该生论文题目可以通过,不用修改。该生可以开始学位论文撰写。

[ ] 我认为该生选题可以通过,但必须根据以下意见进行重大修改,并得到导

师的认可。该生可以开始学位论文撰写。。

[ ] 我认为该生论文题目应暂缓通过。该生必须根据以下意见进行重大修改,

然后再交答辩委员会评审,通过后方可开始学位论文撰写。

[ ] 我认为该生论文题目不能通过。理由陈诉如下。

文化语言学论文范文第9篇

我在“功能语言学与语言研究”专号(《外语艺术教育研究》2005年第3期)的导读中说到,广义的“功能语言学”包括“系统功能语言学”在内的其他功能语言学派(如,“欧洲功能主义学派”、“美国功能主义学派”,见朱永生、严世清、苗兴伟2004)。而系统功能语言学则是指M.A.K.Halliday创建的语言学理论,它由“系统”和“功能”两部分组成;它的前身是“阶和范畴语法”(见黄国文2000,Malmkjaer2004)。“系统功能语言学”经常也被称为“系统功能语法”、“系统语言学”、“功能语言学”、“系统语法”、“功能语法”、“韩礼德语言学(”Hallidayanlinguistics)等。虽然严格地说这些术语所表示的概念是有区别的,但在文献中它们常常被当作是同义词。本专号“功能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中的“功能语言学”指的是系统功能语言学;所收入的六篇论文有三篇讨论语言教学问题,另外三篇则分别探讨语言研究中语料问题、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句法研究和功能语篇分析。

2.研究语言的理论方法

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言学是一种语言(学)研究方法(“anapproachtolinguisticsdevelopedbyHalliday”,见Richards,Platt&Platt1992/2000:465);用Halliday自己的话说,他的功能语言学是“一种研究语言的理论方法”(“onekindoftheoreticalapproachtolanguage”,见张德禄等2005:1)。要研究语言,势必要对语言进行描述,对语言形式和结构进行阐释和解释;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有明确的目标、一套理论体系、术语和研究方法,这是任何语言(学)理论都必须具备的。Halliday的功能语言学特别强调语言结构、语言系统和语篇的功能性,特别注重对它们进行功能解释(Halliday1994/2000:F39)。Halliday认为,语言的变化和发展是根据人类生活需要来进行的,语言结构和语言组织也是具有功能性的;早在1985年Halliday(1985:xiii;另见Halliday1994:xiii)就说,“Languagehasevolvedtosatisfyhumanneeds;andthewayitisorganizedisfunctionalwithrespecttotheseneeds---itisnotarbitrary.(”语言为了满足人类的需要而演变发展;就这些需要而言,语言的组织也是具有功能性的——它不是随意的。)20年后,Halliday(见张德禄等2005:1)又强调了他的这一进化功能论观点(evolutionaryfunctionalview):“It[afunctionaltheory]embodiestheprin-ciplethatthereasonwhylanguagesevolvedinthewaytheydidwasbecauseofthefunctionsthatlanguageservedinhumanlives(”功能语言学理论蕴含着这么一个原则:语言之所以这样演变发展,是因为它在人类生活中所行使的功能所致。);Halliday(见张德禄等2005:1)还认为,对语言形式组织的理解和解释也要遵照进化功能论的观点:“theformalorganizationoflanguage---whatissometimescalledinEnglishthe‘architecture’oflanguage,itsorganizationintodifferentstrataanddifferentmetafunctions,itspatternsofparadigmaticandsyntagmaticcomposition,itsnatureassystemandtext---istobeunderstoodandexplainedintheseevolutionaryfunctionalterms.(”“对语言的形式组织的理解和解释应该遵照进化功能论的观点;这里说的‘语言的形式组织’在英语中有时也称为语言的‘建筑结构’,它包括由不同层次和不同纯理功能构成的语言组织、语言的聚合成分和组合成分的模式以及作为系统和作为篇章的语言性质。”)。作为“一种研究语言的理论方法”,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目标是明确的,并且已经发展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术语和研究方法。

3.应用语言学与适用语言学

应用语言学(Appliedlinguistics)指的是运用语言学理论解决与语言有关问题的学科。根据Richards等(1992/2000:24)的定义,应用语言学指“联系实际问题来进行的语言和语言学研究”(thestudyoflanguageandlinguisticsinrelationtopracticalproblems)。Kaplan&Widdowson(1992:7)是这样定义“应用语言学”的:“Wheneverknowledgeaboutlanguageisusedtosolveabasiclanguage-relatedproblem,onemaysaythatAp-pliedLinguisticsisbeingpractised.AppliedLin-guisticsisatechnologywhichmakesabstractideasandresearchfindingsaccessibleandrelevanttotherealworld;itmediatesbetweentheoryandpractice.”这段话说的是,当语言的知识用于解决与语言有关的问题时,我们就可以说应用语言学正在起作用;应用语言学是这样一门技术,它使抽象的想法和研究发现变得容易理解,并且与真实世界相关联;它起着调和理论与实践的作用。从上面这些定义可以看出,应用语言学的主要任务是把语言学理论用于实践之中(参见王宗炎1988,胡壮麟2001)。事实上,应用语言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参见王宗炎1988,何英玉、蔡金亭2005),广义的理解包括:语言规划和语言计划,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现代化,语言与计算机的结合(如,计算语言学,机器翻译、语言信息的处理、计算机情报检索、语料语言学),语言学习与教学,语言学与其他学科的结合(如,社会语言学、文化语言学、心理语言学、法律语言学、人类语言学、神经语言学、言语病理学、接触语言学、翻译学、词典学、跨文化沟通、文体学、语篇分析、话语分析、教育语言学、对比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等等);狭义的理解是,应用语言学是“研究第二语言和外语的教和学的学科(”Richardsetal1992/2000:24)。系统功能语言学作为一门语言学理论,它已经被应用到很多学科的研究(涉及到广义的应用语言学的方方面面),如教育研究(如,Martin1985,Halliday&Martin1993,Lemke1995,Christie1999),体裁研究(如,Martin1985,Martin&Veel1998),语言生成和机器翻译(如,Matthiessen&Bateman1991,Fawcett,Tucker&Lin1993,Steiner&Yallop2001),批评话语分析(如,Kress&Hodge1979,Fairclough2003),视觉交流研究(如,O’Toole1994,vanLeeuwen&Jewitt2001),生态社会符号学(如,Thibault2004)等等。Halliday(1994/2000:F55-56)从21个方面列举了系统功能语言学可以应用的范围,Bloor&Bloor(1995:220-238)也对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应用问题做了详细的讨论。Halliday最近几年多次强调,他的语言学是“适用语言学”(appliablelinguistics)。事实证明,就语言学理论与解决实际问题而言,系统功能语言学不但是可应用的(applicable),也是适用(appliable)的。关于系统功能语言学应用于语言教学,现有的文献表明,Halliday的语言学思想对语言教育(教学)的影响已有40多年的历史。早在1964年,他与AngusMcIntosh和PeterStrevens(Halliday,McIntosh&Strevens1964)合著的TheLinguis-ticSciencesandLanguageTeaching一书就对语言教学提出了精辟的论述。20多年前我在广州外国语学院学习应用语言学时就多次听到桂诗春教授说到这本书。从文献上看,已有很多根据Halliday理论撰写的应用语言学(语言教学)的著作出版。按照EwaJaworska(1998)的说法,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在英国的教育语言学界是特别引人注目的(“particularlypromi-nentinBritisheducationallinguistics”)。正如胡壮麟教授所说的:“系统功能语言学比较注意应用研究,特别是语言教学和外语教学”,这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Halliday一直认为,“一种理论的科学性要在实践中检验,其价值要看它在实际功能中所获得的解释和在实践中所起的作用;这必然包括语言教学和外语教学”(胡壮麟2005)。在中国,最近十多年来我们也见到了很多把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应用于语言教学的论文,最近,一本专门探讨系统功能语言学应用于语言教学的专著也问世了:《功能语言学与外语教学》(张德禄、苗兴伟、李学宁2005)。这个专号有三篇文章,讨论的也都是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应用于语言教学的问题。

4.关于Halliday,Fawcett和Martin

在这一期中,我们收到了M.A.K.Halliday,RobinP.Fawcett和JamesR.Martin三位国际功能语言学大师的专稿。无论是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创始人Halliday,还是“加的夫语法(”theCardiffGrammar)的创始人Fawcett,还是“评价理论”(theAppraisalTheory)的创始人Martin,他们一直关心着中国的语言学研究,也关注着中国学者在功能语言学的教学和研究方面的各种活动;他们三人多次到中国来,了解中国,鼓励和帮助中国学者从事教学和科研。有必要在这里指出的是,Fawcett和Martin都是1979年获得博士学位的,他们两人都是因为Halliday才进入系统功能语言学领域,Halliday是他们博士阶段研究的启蒙指导教师:Fawcett从英国中部到伦敦大学(UniversityofLondon)师从Halliday攻读博士学位,而Martin则从更远的加拿大到英国的艾塞克斯大学(UniversityofEssex)跟随Halliday,也是攻读博士学位;而有趣的是,Halliday在他们读完博士前就先后离开伦敦大学和艾塞克斯大学。需要说明的是,无论Fawcett的“加的夫语法”,还是Martin的“评价理论”,都是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言学中的组成部分;它们不是可以与Halliday的理论相提并论的,它们之间不是并列关系,而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Fawcett(1997,2005)在InvitationToSystemicFunctionalLin-guistics中说了这么一段话(摘自2005版):Let’sbeginbyaskingthischallengingquestion:“Whoistheworld'sgreatestlivinglinguist?”NodoubtmanywouldgivethishonourtoNoamChomsky,anditiscertainlytruethathisinfluencehasbeenverygreat,especiallyasreflectedinlinguisticsjournalsandlinguisticsdepartmentsthatfocusonlinguistictheory.ButIdonotthinkthathisinfluencehasalwaysbeengood.Thisisbecausehehasdirectedhisattentiontoostronglytotheformsoflanguageattheexpenseofitsfunctions.Inmyview,then,theworld'sgreatestlivinglinguistisnotNoamChomsky,butMichaelHalliday---the“father”ofSystemicFunctionalLinguistics.Thatis,IbelievethathehasgivenusmoreinsightsintothenatureoflanguageanditsusethananyotherlinguistsinceSaussure---andperhapsevenmorethanhim.(“我们首先问这么一个挑战性问题:‘世界上目前健在的语言学家谁是最伟大的?’毫无疑问,很多人会把这光荣的称号给诺姆乔姆斯基;确实,他的影响是够大的,特别是在语言学杂志和注重语言学理论的语言学系。但是,我认为他的影响并不总是那么大;这是因为,他在以忽视语言的功能为代价的情况下,过分注重语言的形式。在我看来,世界上健在的最伟大的语言学家不是诺姆乔姆斯基,而是系统功能语言学之父——迈克尔韩礼德。也就是说,我坚信他对语言的本质和语言使用的精辟见解是自索绪尔以来的任何语言学家都不能比拟的,或许索绪尔也比不上他。”)从这段话可以看出,Fawcett对Halliday的尊敬和对Halliday理论的推崇是超过绝大多数人的,在他的心目中,Halliday是当今世界上最伟大的语言学家。近年来,Fawcett在介绍他的“加的夫语法”时常常会提到“悉尼语法”(theSydneyGrammar),并谈到它们之间的异同。国内可能有些人会认为Fawcett在语言学理论探索方面与Halliday是对立的或分道扬镳的,这其实是一种误解;对具体的一些问题,他们的看法是有分歧的,不同的分析方法也是存在的,但大的理论框架是一样的,对语言的本质的认识是一致的。在我的印象中,Fawcett几乎每次讲解他的“加的夫语法”之前都要说他是一个彻底的韩礼德派语言学家(Hallidayan)。Halliday(1994/2000:F38)自己也明确指出,Fawcett他们所建构的语法模式与他自己的语法模式都是根据同一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Halliday的原话是这样的:“Acloselyrelatedgrammar,withsomedescriptivedifferencesbutbasedonthesamesystemic-functionaltheory,hasbeendevelopedattheComputationalLinguisticsUnitoftheUniversityofWalesCollegeofCardiff,underthedirectionofRobinFawcett.”从Fawcett的论文和著作(如,Fawcett1980,2000,2005)我们可以看出,他是在具体一些学术问题与Halliday有不同的看法,这在西方学术界是非常普遍的;理论的完善是在不断的修正和争论中才得以完成的。事实上,Fawcett与Halliday在某些学术问题的分歧是系统功能语言学“内部的分歧”(胡壮麟等2005:398-420)。我在《语篇分析的理论与实践》(2001)一书中说过,Halliday教授一直关注着我在中山大学的教学与研究。自1994年起,我几乎每年都有机会见到Halliday教授;1999年起,Halliday教授已先后5次来过中山大学讲学,其中住得最久的一次有一个多月,是和RuqaiyaHasan教授一起造访中山大学的2003年的3-4月期间;他给中山大学不同层次、不同专业、不同校区的学生讲解语言学。在此期间,Halliday教授于4月16日到《外语艺术教育研究》所在的学校(广东外语艺术职业学院)做了题为LinguisticsandLanguageTeaching的学术讲座,《外语艺术教育研究》2003年第2期对此次活动有详细报道。可以说,那次学术活动使系统功能语言学与《外语艺术教育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这可能也是为什么后来连续三年有“功能语言学”专号的主要原因。众所周知,像Halliday教授这样的语言学大师,他的文章如果在先进的西方英语国家发表,那就走向全世界,但如果在中国发表,则可能只在局部地区流传。但Halliday教授不但支持、鼓励和帮助中国学者从事语言学的教学和科研,而且还对中国的学术发展充满信心。因此,他也愿意让自己的论文在中国首次发表。例如,他的“ComputingMeanings:SomeReflectionsonPastExperienceandPresentProspects(”“计算意义: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就首次发表在黄国文和王宗炎编的DiscourseandLanguageFunctions(2002)论文集中(第3-26页),ChristianM.I.M.Matthiessen还专门为Halliday这篇论文写了导读(见黄国文、王宗炎2002:1-2);Halliday这篇论文的中译文则首次发表在黄国文主编的《语篇语言功能语言教学》(2002:1-31)论文集中。

5.专号文章介绍

这个专号共收集了六篇论文。第一篇文章“SomefactorsaffectingCollege-levelEnglishteachingin21stcenturyChina(”“影响21世纪中国大学英语教学的几个因素”)是Halliday教授根据他2005年9月16日应邀在复旦大学召开的“大学英语教材国际研讨会”(InternationalForumonCollegeEnglishTextbooks)上的主题发言整理而成的。在这篇文章中Halliday教授从“技术因素”和“社会因素”两方面讨论了过去60年所发生的变化对语言教学的影响,从中也可看到他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对语言教学的指导作用。在我看来,Halliday教授能把“SomefactorsaffectingCollege-levelEnglishteachingin21stcenturyChina”一文给这个专号发表,这是对《外语艺术教育研究》杂志的鼓励、支持和信任。第二篇文章“GrammarmeetsGenre—reflec-tionsonthe‘SydneySchool’”(“语法与语类—关于‘悉尼学派’的思考”)是悉尼大学功能语言学家Martin2000年任教授时的就职演说;这个演说稿刊登在悉尼大学文学协会(theSydneyUni-versityArtsAssociation)的刊物《文学》(Arts22.2000.47-95)上;这是该大学文学院的内部刊物。Martin第一次把论文给了中国的学术杂志,既可让中国的读者分享自己的研究成果,又是对《外语艺术教育研究》杂志的支持。在这篇文章中,Martin用功能语言学家的眼光审视过去20多年澳大利亚语言教育中发生的事情和他们的教育改革所碰到的问题和困难。特别值得注意的是,Martin在讨论怎样运用功能语言学理论指导教学实践(如教学法和课程设置)时把这个问题放在更大的(政治、文化、教育)背景中审视,他认为澳大利亚的英语教学中语类及功能语法地位之争涉及到诸多深层次的社会学和文化研究问题。Martin明确指出,系统功能语言学代表的是一种关注意识形态的社会行为。早在1992年,Martin(1992)就认为,体裁属于更高层次的符号系统,不仅包括语言活动本身,还包括社会行为和行动。Martin的演说充满激情,对一些问题进行了挑战和抨击。从Martin的这篇演说中,我们一方面了解到悉尼大学的功能语言学家是怎样建构社会生活中的语言模式并推进教学革新,因此也形成了“悉尼学派”;另一方面,也了解到他们在推进教育改革中所遇到的困难、挑战和阻力。由于Halliday和Martin的文章都是讲话稿,所以文中保留了很多口语的特征,这点Martin的文章尤其突出。此外,他们在文章中都谈到了一些自己过去的经历,读来非常有趣,有些事情确实会令人深思;例如,Halliday说到他第一次教外语(汉语)的时间是1945年5月13日;他还说到他在广州岭南大学师从王力教授学习语言学期间(1949-1950),王力教授有一个用于方言研究用的钢丝磁气录音机。Martin的文章也提到了很多在正式的学术论文见不到的事情;此外,他在文中用了一些俚语和俗语。这些都与文章的文体有关。第三篇文章是张德禄教授的“系统功能语言学在外语教学中的应用”。这篇文章概述了他与苗兴伟和李学宁合著的《功能语言学与外语教学》的部分内容,使我们进一步看到了功能语言学对语言教学的理论指导作用。如前所述,早在1964年,Halliday,AngusMcIntosh,PeterStrevens三人就合著了TheLinguisticSciencesandLanguageTeaching一书,对语言教学提出了精辟的论述。张德禄的文章主要侧重系统功能语言学在外语教学中的应用,涉及的问题包括:总体教学目标设计,学生的意义潜势的发展,教学大纲设计,语法教学,语篇教学,听说教学,读写教学以及语言测试等教学实践中的因素和问题。从这篇论文和张教授等人合著的《功能语言学与外语教学》中,我们看到了系统功能语言学在语言教学的可应用性和可操作性,这进一步证明系统功能语言学确实是Halliday所说的“适用语言学”。上面所介绍的三篇论文都是论述语言教学(教育)问题的。本专号的第四篇论文是常晨光教授的“语言研究与语言事实”;文章通过介绍形式主义学派和功能主义学派在收集和使用语言材料方面的不同做法,说明自然的语料对语言学研究的重要性。在功能语言学研究中,通过“观察”(observation)方法(而不是“内省(”introspection)或“诱导”(elicitation)方法)来收集语料,这是最常见的方法,这也是为什么语料语言学在功能语言学研究中有这么高的地位和重要性。Halliday自己特别重视语言材料的真实性,这点与他的语言观和方法论是完全一致的(见Halliday1994/2000:339,Halliday&Matthiessen2004:33-36)。细心的读者可能会发现,我在对本专号中Fawcett文章的评述时,引用到HenryWiddowson(见Widdowson,H.G.Linguistics.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Shanghai:ForeignLanguageEducationPress,2000,p.75)对不同类型的语料的不同作用的看法。我还说到,我们赞成Widdowson的观点,也同意Fawcett所说的不要害怕用自己造的例子来进行功能句法分析的观点。但这与我们强调通过“观察”方法来收集语料,强调语料的真实性是没有矛盾的。Fawcett也是在充分肯定利用语料库寻找范例的重要性之后才说不要害怕用自己造的例(句)子来进行功能句法分析的。本专号的另外两篇论文分别是讨论系统功能句法(systemicfunctionalsyntax)问题和语篇的语言分析。在Halliday的语言学理论中,句法是一个核心部分。Halliday的IntroductionToFunc-tionalGrammar(1985,1994/2000;Halliday&Matthiessen2004)讨论的主要都是句法(语法)问题。Halliday建构系统功能语法的目的之一是为语篇分析提供一个理论框架;他在谈到撰写In-troductiontoFunctionalGrammar一书的目的时说:“Theaimhasbeentoconstructagrammarforpurposesoftextanalysis:onethatwouldmakeitpossibletosaysensibleandusefulthingsaboutanytext,spokenorwritten,inmodernEnglish.”(Halliday1985:xv,1994/2000:F41)。Halliday(见Halliday&Matthiessen2004:ix)非常清楚,他的“系统功能理论模式已广泛应用于语篇分析”(“thesystemicfunctionalmodelhasbeenwidelyusedintheanalysisofdiscourse”)。Halliday(1994/2000:F42)还明确指出,语篇分析不能代替语法分析,没有语法分析的语篇分析根本算不上是分析。按照我们对功能语言学的理解,形式是意义的一个部分,它是用来表达、体现意义的。Halliday(1994/200:F40)指出,语言是一个意义系统,伴随着这个系统的是用来体现意义的形式(“Alanguageisinterpretedasasystemofmeanings,accompaniedbyformsthroughwhichthemeaningscanberealized.”)。在谈到功能句法研究时,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系统功能句法分析遵循的是“形式是意义的体现”这一功能思想(黄国文1999:102),它与传统的句法分析和Chomsky的形式语言学的句法分析有着本质上的区别,“[系统功能]句法分析是为意义分析服务的,而不是无目的地为分析句法而分析句法”(黄国文1999:115)。我们通过研究形式对意义的体现,可以探讨句法(语法)研究是怎样成为意义研究的组成部分的。因此可以这样说,功能句法分析也应该是语篇分析的内容。在中国,从事系统功能句法研究的学者目前还不太多,但近年来情况已有好转。本专号的第五篇文章是Fawcett专为本专号写的题为“Establishingthegrammarof‘typicity’inEnglish:anexerciseinscientificinquiry(”“建构英语‘种类意义’的语法:一个科学的探索”)的长篇论文;这是一篇系统功能句法研究的力作。限于篇幅,本期只的前半部分(第1至4节),后半部分(第5和6节以及参考文献)将在下一期《外语艺术教育研究》(2006年第3期)刊登。对于Fawcett,我想说的话很多。1992年我从英国爱丁堡大学(UniversityofEdinburgh)获得“应用语言学”博士学位,然后到纽卡斯尔大学(UniversityofNewcastleuponTyne)做博士后研究。在此期间,Fawcett便说服我去他所在的威尔士大学加的夫学院(UniversityofWales,Col-legeofCardiff)工作和学习。从此,我喜欢上系统功能语言学,所以是Fawcett把我引进“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大门,也是因为Fawcett我才读了第二个博士学位。我在他指导下撰写的博士论文“EnhancedThemeinEnglish:ItsStructuresandFunctions(UniversityofWales,CollegeofCardiff,1996)”是系统功能句法研究方面的尝试。Fawcett对我的学术影响是深刻的,这也是为什么在我培养的博士中有几位(如,曾蕾2001,杨炳钧2002,何伟2003,何恒幸2004,王勇2006)从事功能句法方面的研究的原因。虽然Fawcett的文章研究的是系统功能句法问题,但在我看来,这篇文章所涉及到的科学探索方法远比作者所提供的英语“种类意义”的语法描述重要得多。从Fawcett的文章我们可以学到怎样撰写功能句法论文,怎样对句法问题进行科学的探索。讨论句法的文章一般都比较枯燥,叙述和论说很难懂,这是公认的。Fawcett这篇文章也不好读,里面有大多数人不熟悉的术语和论述方法,但文章条理非常清楚,逻辑性很强,写法也很严谨。我相信,如果能认真读下去,一定能读懂它,这样今后也就不会害怕阅读系统功能句法方面的论文了。对于有志于功能句法研究的学者来说,这是一篇难见的好论文。本专号的最后一篇文章是周红云的“从散文‘HowtoGrowOld’看形式与意义的关系”。在“功能语言学与语言研究”专号(《外语艺术教育研究》2005年第3期)中,有周红云和方健壮合写的“散文‘HowtoGrowOld’的宏观语篇结构”。本专号的这篇文章是那篇论文的姐妹篇,主要探讨该语篇中的语言结构是怎样体现意义的,关注点还是语篇的宏观结构中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联系。记得我在“功能语言学与语言研究”(《外语艺术教育研究》2005年第3期)中说过,对于语篇宏观结构和语篇类型的研究,是属于许国璋(1987)先生所说的“整理结构和层次”的尝试;因此可以说,像语法学家归纳句型一样,语篇分析者的研究目的之一就是寻找和确定语篇的结构和语篇类型,找出语篇的纲要式结构和体现样式。这种学术探讨不但有理论价值,而且有实践意义。周红云的论文从Halliday的语言学理论中吸收到营养、精华,得到启发,用其中两个观点作为理论指导,从语言的使用入手,对语料作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文中关于动词时态的变换与不同类型意义的表达的分析,使人读后颇受启发。

6.结语

上一篇:统计学语言论文范文 下一篇:语言学概论论文范文

友情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