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快乐与效用研究典型模型述评

摘 要：快乐或效用的测量曾经一度是经济学中论争的焦点，也是造成国民幸福快乐理论难以被系统接受和推广的主要障碍。最近20年来，随着脑科学和实验心理学的发展，经济学中的快乐测量研究也获得快速的进展。在对目前经济学中推行的几种快乐测量研究模型进行介绍的基础上，对其优缺点进行述评，并对今后快乐与效用研究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快乐；经济学；理论模型；述评

中图分类号：C9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10-0167-02

毫无疑问，有关快乐的研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领域。对绝大多数人而言，快乐如果不是唯一的，也是一个主要的人生目标。而且，一个快乐的人在工作上将效率更高，更友善，并且不大会触犯刑法和法律。然而，以往研究中一直缺乏可用的模型与方法。如果缺乏相应的基于快乐客观性（objective）机理的理论模型，就难以获得可信的并可以进行人际比较的快乐研究数据，有关快乐的研究将受到极大阻碍。

经过多年研究努力，基于当期快乐的客观性理论已经被实验心理学证实，快乐的可测量和人际可比性也成为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共识，许多研究者从不同角度提出了自己的快乐测量理论和模型。本文介绍经济学中几种比较有代表性的快乐研究模型，并对其优缺点进行评析，期以引起人们对快乐测度问题的关注。

1 杰文斯的快乐/效用模型

快乐是以人与世界的物质存在与人对对象与自我的消费（憧憬与回忆）为基础，又超然于这种物质之上的愉悦的精神感受。把快乐体验联系到“数”的意义，是从经济伦理学家边沁开始的。边沁提出了测算快乐的七个描述性指标和14种基本的快乐需要，但边沁没有在数量测度方面深入下去。快乐――效用度量问题的研究始于杰文斯创立的边际效用论。由于经济学计算成本――收益的理论使命以及追求效用最大化目标和实证研究的需要，使得经济学必然要求对效用进行量化分析。

19世纪70年代，杰文斯在边沁的关于快乐的数量意义的思想基础上，提出了“快乐、痛苦、劳动、效用、价值、财富、货币和资本等等，都是包含着数量的概念，因而可以推想为可以测定”的重要观点。杰文斯在研究快乐与痛苦时，多次提到了测量个人情感的基数尺度概念，他说，若幸福程度相等，则两日的幸福量是一日所希求的幸福量的两倍。在此基础上，杰文斯进一步认为，经济学的目的就是研究如何以最小痛苦换取最大快乐，人们消费的目的便是追求快乐减免痛苦。而物品能给人们带来快乐（或负痛苦）的性质便是物品的效用。 杰文斯把劳动定义为心身所受的痛苦即负效用，劳动收益得到的快乐则是正效用。而均衡的劳动时间则由劳动的边际收益（正效用：工资产生的快乐）等于边际成本（即由劳动产生的负效用：痛苦）来决定。 它可以用以下公式表示：

dvdt=dwdt•dudw（1）

式中v为劳动的负效用，dv/dt为劳动的边际负效用，w 为劳动产出或工资，dw/dt为劳动产出对时间的导数，u为劳动产出的总效用，du/dw为劳动产出的边际效用。杰文斯在劳动苦乐均衡分析基础上形成的边际效用论为新古典经济学进行基数效用研究开拓了思路。

2 黄有光的快乐测量模型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行为科学的发展，经济学吸收了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在快乐测量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些新进展。黄有光在坚持快乐的可计量理论的基础上于1996年提出了一个效用计量公式，用以证明快乐的基数可测量和人际可比性。

黄有光认为，尽管不同的人会选择不同的形容词或数字来描述他们的快乐程度，然而还是应该有一个更为客观可识别的快乐尺度，这个尺度就是零（净）快乐。不论一个人所经历的总快乐的量是非常大或非常少，如果根据其本人的观点，它严格等于痛苦（疼痛或剪熬），那么他的净快乐量就为零，并且在进行人际比较时是非常显著的。

他认为，一个确定零快乐分界点的简单方法就是可以要求被调查者在如下选项中选择一个：非常快乐、比较快乐、一般（或者略微）快乐、既没有快乐也没有不快乐、不快乐、非常不快乐。为了得到一个更为合理的回答，他还开发出了一个专门的测量问卷，问被调查者类似下面的一些问题：

从有记忆以来，我曾有过不同程度、短暂或长时间的快乐（包括肉体与精神上的快乐，即任何形式的快乐感受），有时则肉体或精神上的痛苦，这些快乐与痛苦可用下图的方式表达：

如果我把零点线上的面积加起来（即我所感受过的快乐感受的总和），再把零点下的面积加起来（即我所感受过的痛苦的总和），两者比较的结果是：

（1）总快乐大大超过总痛苦；

（2）总快乐略微超过总痛苦；

（3）总快乐相等于总痛苦；

（4）总痛苦略微超过总快乐；

（5）总痛苦大大超过总快乐；

黄有光的这种快乐积分计量是以它所说的“最小可感知的快乐”为计量单位进行快乐测量和人际比较的。基于这一假设，黄有光提出了两种快乐测量模型：

2.1 数量测量方法

数量测量方法最早由Merkel(1888-9)所创造，他利用期望效用最大化原则，要求个体找到那些使快乐成倍增加的因素。

假如X＝个体当前的情形（当他吃冰淇淋A时），Y＝同样的情形，除了在某一顿中用冰淇淋B代替了，Z＝在X情形基础上的一些具体改变。假如某个人在X与Y的对比中偏好A，在Y和Z的比较中偏好Y。让他在确定的Y和不太确定的（X，Z；a,1-a）中选择一个，在这里a表示为X的可能性，1－a表示为Z的可能性。调整a的数值直到这两者之间无差异为止。忽略那些不到一个单位的意识不到的快乐差异，我们就得到：

U（y）=a U(x)+(1-a) U(z)（2）

两边同时减去U(x)并移项，得到：

U(x)－U（y）= (1-a)〔U(x)－U(z)〕（3）

在这里，U(s)表示在S情景下按照所意识到的快乐测量到的效用。因为通过直接的测量，我们已经知道U(x)－U（y）的值，这样U(x)－U(z)就可以通过使用（1-a）的简单乘法得到。

2.2 直截测量法

直截测量法指通过将指定的刺激分配到有限数量的分类当中去时所产生的心理物理功能来进行测量。这种方法先主观地将最小（最弱、最轻、最暗等）刺激分配到第一部分去，将最大的刺激分配到最后一部分去，并用其他的一些问题使他的主观回答在这中间是连续的，这样这个连续区间就被划分成相等的若干份了。（Luce et al.,1963：p.261）

然后通过个体所愿意支付的或用于实际补偿时所需要的钱的数量来作为比较的方法。假如一个人在x情况下比在y和z情况下更快乐，为了避免移动到y情况或z情况下，他将决定为相应的情况所愿意支付的最大数量的钱（＄g）和(＄h)。当我们忽略那些不足以达到意识水平而引起人们注意的偏好差异时，我们得到下列等式：

U(x－＄g)＝U(X)+∫mm-＄gMUMdM=U(y)（4）

U(x－＄h)＝U(X)+ ∫mm-＄hMUMdM =U(z)（5）

在这里，MUM表示钱的边际效用。假设MUM是连续的，我们可以推导出

｛U(x)－U（y）｝/｛U(x)－U（z）｝=g/h（6）

这种方法的一个不足之处是，当g和h相差非常大时，由于MUM的可能变化，它将产生了出错的可能性。然而，尽管操作起来有些困难，我们还是可以通过选择适当的g和h使两者接近而将这种可能性减少到我们所希望的水平。然而，这个程序假设个体并不关心他所支付（收到）的钱是如何被使用的（征集）。

3 陈惠雄的快乐模型与寿命指数理论

在国内经济学界，陈惠雄较早提出了快乐的可测度性理论及其测度方法。陈惠雄认为，快乐源生于人自身的身心机能，这种机能是一种客观存在，而满足快乐的对象同样是客观的。这种快乐原因的主体客观性与满足主体快乐的对象客观性，确定了快乐的可计量性质，就如同血压的客观性导致血压可测量一样。陈惠雄于1988年首先提出该理论思维， 根据这一理论，陈惠雄设计了主客观结合的快乐指数体系，包含健康、亲情、收入、职业环境、社会环境、自然环境6大快乐因子圈。它涵盖了影响人类快乐的各个方面，快乐是所有这些因子圈包含变量的函数。这种理论假想可以体现为下式：

H=C1W1＋C2W2＋…＋Cn-1Wn-1＋CnWn

＝∑ni=1CiWi（7）

式中，H为快乐指数或快乐满足度，最大满足为100%；Ci＝第i个快乐指数一级影响因子；本研究中i＝1,2,3,…6； Wi为第i个快乐指数一级影响因子的权数 。

Ci=WijFij（8）

Fij为第i个快乐指数一级影响因子下属的第j个影响因子；Wij为第i个快乐指数一级影响因子下属的第j个影响因子的权数；j表示快乐指数二级影响因子数，j＝1，2，…，n。

与此同时，陈惠雄提出了以寿命指数测度一生快乐积分和以平均寿命作为衡量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寿命指数理论。即人的一生的快乐指数积分H（寿命指数）等于实际寿命Lr与理论寿命Lm之比，即：

H＝Lr/Lm（10）

提出这一理论的依据是，快乐是人类自身身心健康发展的需要，而快乐的满足又使得身心得到健康发展，结果是生命的延长。其次，陈惠雄结合邢占军的主观幸福感简表设计了非常具有经济学特色的快乐指数调查量表，该量表基于快乐要素理论，归纳了影响快乐的6大主客观因素的15个关键要素内容，经过信度、效度分析，证实了该理论机理的高度可信与有效性，是一次有益的快乐指数的研究尝试。

4 关于快乐模型研究的描述性的新进展

近年来，实验心理学在快乐的计数研究方面取得了一些新进展。卡尼曼与特韦斯基通过实验心理学的方法把人的行为置于可重复观测的实验中，证明了当期体验效用的客观性（objective）和“快乐与痛苦的体验效用的可测度性”。 客观性快乐是一个基于当期的概念，它通过对精确瞬间的情感状态的及时测度而成为可用指标。当然，按照客观性规则的效用测度，其测度与判断的最终数据，还是来自主体的体验。快乐的体验效用的客观性，主要是靠确定它们在二维空间中的位置来捕获的。这个二维空间主要由效价（好中坏）和觉醒程度（从发狂到昏睡）(Plutchik and Conte，1997；Russell，1980；Russell and Carroll，1999；Stone，1995；Warr，1999)这两个维度来界定。

同时，卡尼曼把效用区分为基于稀缺的决策效用与基于快乐的体验效用两类。在解释和测度体验效用的方法上，卡尼曼进一步提出了“基于当期的”和“基于回忆的”体验效用两分法。当期效用是一种依靠客观性法则进行的对当期效用的测度，回忆效用则是基于回忆的体验效用，它是个人对于生命周期或事件的回顾性体验。快乐的客观性可能主要存在于对当期体验效用的测度，并且对于各种福利概念来说，客观性快乐是一个共同的维度。这些研究为经济学中的快乐计量研究和最终产生简单易行的计量模型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5 结语

总之，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对快乐可测量性的研究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了很大的增加。尽管在具体的测量上还存有许多问题，例如，有人会质疑关于快乐的比例衡量应该接受可信度和合理性的标准化检验，在不同人之间进行比较的合理性也需要进一步的检验。然而，不管存在什么样的困难，关于快乐可测量性问题的调查仍能够以各种方法来设计和完成，快乐模型研究已经筛选出了一些方法，其模型轮廓日趋清晰。

参考文献

［1］Yew-Kwang.Ng,1996：Happiness Surveys：Some Comparability Issues and An Exploratory Survey Based on Just Perceivable Increments，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38,pp.1-27.

［2］Kahneman,D and Tversky,A，2000：Experienced utility and objective happiness: A moment-based approach. Ch. 37 in Kahneman,D and Tversky, A. (Eds.), Choices, Values and Frames. New York: Cambrige University Press and the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673-692.

［3］Ed Diener, Christe K.Napa Scollon, Shigehiro oishi, Vivian dzokoto, & Eunkook mark suh. Positit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life satisfaction judgments: Global happiness is not the sum of its parts.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2000:1:159-176.

［4］蒋自强，张旭昆.西方经济学演化模式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5］杰文斯.政治经济学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