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对历史教科书比较研究述评

［摘要］2000年以来，伴随我国历史教育改革的新浪潮，中外历史教科书的比较研究成为新的研究视点，研究主题丰富多元，研究成果数量明显增多。同时也存在着高质量成果不够丰富、研究范式固化等问题。在未来的历史教科书研究中，还应当拓宽研究视角与研究主题、改进研究方法；搭建研究平台，加强研究者之间的交流与互动；进一步提升历史教科书比较研究的价值。

［关键词］历史教科书；比较研究；历史叙事；历史记忆

2017年国家教材委员会成立，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首个统筹指导管理全国教材工作的组织机构，它的成立标志着我国教材建设工作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2019年教育部印发《中小学教材管理办法》，2020年国家教材委员会印发《全国大中小学教材建设规划（2019—2022年）》，都充分表明我国教材建设进入到新的历史阶段。作为教科书比较研究中的主体之一，我国历史教科书在编写框架、编写体例、编写话语上的调整、变化与发展，势必影响教科书比较研究的内容。本研究认为在历史教科书发展的新时期，有必要总结以往教科书研究的基本情况，而中外历史教科书比较研究作为教科书研究的重要分支不可遗漏。鉴于此，本研究拟对2000年以来CNKI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涉及中外历史教科书比较研究的论文进行系统梳理，认识中外历史教科书比较研究的发展历程，总结教科书书写结构比较、历史叙事比较、区域教科书书写等研究主题，审视和反思现有研究成果，希冀为以后历史教科书的比较研究找到新路径。

一、中外历史教科书比较研究的基本成果

（一）中外历史教科书书写结构比较研究

中学历史教科书是历史课程与历史教学衔接的主渠道，是历史课程内容的具体化，是中学历史教学的基本工具，它的发展和研究是历史教学论的重要内容。我国中学历史教科书，经过改革开放以来拨乱反正的发展期，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服务”的关键期，在不断的调整、变革与创新中展示着新的“面容”。教科书“面容”是由教科书基本系统或结构的展现，分为课文系统和课文辅助系统，课文系统体现教科书的依据性；课文辅助系统体现教科书的工具性。在中外历史教科书书写结构的比较中，总结分析现有文献后，发现研究者集中在对教科书基本系统的比较研究上。如新世纪初有学者分析中美、中日教科书编写背景差异，解析美国历史教科书编写方式的特点，揭示日本历史教科书课文辅助系统借助丰富类型增加教科书功能的多样化。围绕美、日历史教科书结构独特化、多样化、功能整合化的特色，探讨新世纪我国中学历史教科书的编排中应妥善处理和合理解决：教科书历史知识与实践活动整合、教科书社会学科知识与学生经验整合两大问题。值得关注的是，相关专业研究生的学位论文中有较多中外历史教科书基本结构比较研究的选题。例如研究日本不同版本历史教科书的辅助系统，探究日本教科书辅助系统编制的基本情况；解析中英历史教科书副课文系统中的课前导言、插图、习题的区别之处；分析和比较中美历史教科书的习题编制、导言书写等；分析中韩不同版本历史教科书基本结构编写的特点与优势，提出教科书后期编写的建议；对中新（新加坡）课文系统中的绪论文、基本文、补充文、史料文进行详细对比，还从辅助系统导言、历史图片、课后练习与资料入手进行比较研究；比较中马（马来西亚）历史教科书基本结构差异，解析影响教科书结构设计的基本原因等。历史教科书基本结构的设计展现教科书编纂的基本理念、反映着历史教科书内容选择的基本依据、表达历史教科书编排设计的美育诉求。课文辅助系统的对比研究，利于吸取教科书结构设计中的理念，既能为解决我国历史教科书诸多问题提供借鉴，又能更好地为未来我国历史教科书的建设服务。中外历史教科书基本结构的分析和比较，有助于认清各国历史教科书编写的优势与问题，为我国教科书编排中“学材”功能的完善提供值得探讨的路径。

（二）中外历史教科书历史叙事的比较研究

中外历史教科书历史叙事比较研究，关注文本中叙事内容与叙事视角的差异，借助对教科书叙事内容的综合分析，认识不同版本教科书历史叙事的特点，分析教科书文本书写差异的原因，探讨今后历史教科书文本书写的新思路。现有研究中，有以中国史或世界史板块内容为研究对象的比较分析，也有以具体历史事件为依托的对比研究，大多数研究中以历史事件为研究对象进行教科书叙事内容的对比分析，其中以中美、中日为主体的历史教科书叙事内容比较研究有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在中美历史教科书历史叙事比较研究方面，研究者或选择单一历史事件，分析其在不同版本教科书中的书写；或选择多个不同的历史事件，解析教科书编排的内隐；也有学者侧重于关注一国形象即“自我”在“他者”即他国历史教科书中的叙述内容与所呈现的形象。如历史教科书单一历史事件叙事的比较研究上，辛亥革命、法国大革命、启蒙运动、工业革命中的个体价值、近代西方民主制度的确立与发展、工业革命等内容都已有相关成果。研究成果以历史教育相关专业学位论文为主，在具体内容的叙述中重点围绕教科书内容书写所表现出的整体性差异与逻辑关系差异；以比较研究内容为基准，探讨中美两国历史教科书编写的影响因素、认识不同版本教科书历史叙事的优缺点，并为今后课程内容设计、教科书编写、教师教学设计提供建议，除特定内容的书写之外，研究者关注历史教科书中社会生活史的不同描述，揭示中美历史教科书编写中对社会生活史的不同态度。而中美历史教科书叙事比较的另一种选择是多个不同的历史事件，如太平洋战争和抗日战争、抗日战争和美国独立解放战争、美国联邦政府的建立和美苏冷战等紧密关涉比较双方的内容。在中美历史教科书历史叙事的比较中，可见两国均在思考如何在教科书中呈现完整史实，并借助其工具性作用培育学生爱国主义情感，实现中学历史教育中人文教育功能的完满实现。从现有研究中可见，中美历史教科书叙事比较研究，在研究者方面以历史教学相关专业硕士研究生为主；在研究视角上以历史叙事书写的共同性与差异性探讨为主。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的探讨在一定程度上，不单单是对教科书文本本身的关注，更关注一国历史观的变化与发展。在中日教科书叙事比较研究方面，研究者关注甲午中日战争、抗日战争、南京大屠杀等影响重大、关系学生历史认识培育的内容，解析不同版本历史教科书叙事内容的差异以及存在的问题。如孙智昌对日本历史教科书中如何认识和描写“南京大屠杀”进行解析，发现两国在表述重点上存在差异，且日本部分版本教科书中存在史实书写错误的问题，希望日本能以更加正确的态度对待历史问题；史桂芳对日本历史教科书中关于中日战争的叙述进行研究，发现其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与偏向，在书写方式、价值判断和导向方面存在问题。张煜探讨百年来日本历史教科书在不同的权力制约下，教科书对战争叙事尤其是侵略动机进行了重新书写，叙事内涵与逻辑存在不同程度的延续或终结。除关注近现代史外，杨彪、朱珺探讨日本历史教科书中古代中国的书写，分析日本教科书在儒教与孔子、中国古代文化、古代军事力量、古代中日两国交流等内容方面的具体书写。中日历史教科书的比较研究中，关注教科书内容叙述的差异，揭示历史叙事差异的原因是研究的应有之义，但本研究认为更应该关注由日本历史教科书书写问题所带来的现实性影响。中外历史教科书历史叙事的比较研究中，中韩、中法、中英、中德、中澳、中越、中新等比较研究主体也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在中韩历史教科书叙事的比较研究方面，除相关学位论文关注中韩高中历史教材在内容编写上的优点与不足，还召开了学术论坛，如在四川师范大学举行的“2015年中韩历史教科书研究国际学术论坛”上，学者们就历史教科书沿革、历史教科书价值取向、历史教科书文本叙述、历史教科书史学理论与方法等问题进行深入研讨，为促进了中韩历史教科书改进和修订提供新方向，为中韩历史教科书比较研究视点的再选择、比较研究的原因揭示提供了新思路。在中法历史教科书历史叙事比较方面，张弛、储春华分析法国历史教材对古代中国、1949—1989年的中国、冷战结束后的中国等不同时期中国形象的书写，指出法国教科书受到全球化影响下自身的考量、学术专业化发展中跨学科知识的发展，以及中国经济崛起等因素影响，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形象正在不断丰富化；梁爽指出法国历史教科书在中国抗日战争内容的书写上，将其作为一场民族独立解放战争认识，未置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框架下进行认识；杨珊分析法国教科书中关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叙事，强调法国教科书书写所表现出的不同政治倾向以及政府严格控制的特点。中英、中德、中澳等教科书比较研究的现状在这里不再一一论述，总结发现在现有研究中，研究者既关注“二元化主体”下教科书内容“归纳式”的比较，也强调多元化主体下教科书内容和叙述视角的比较，以及教科书编写制度、历史教育目标、国际关系等影响因素下各国历史教科书书写情况的解析，以实现对中外历史教科书更加整体化、系统化、科学化的认识。

（三）区域共编教科书书写的分析与比较

中外历史教科书比较研究中除关注不同国家教科书书写内容外，德法、德波合编教科书所带来的区域教科书编写启示与现实性探讨也是研究的重要内容。李秀石考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开展改善教科书的国际交流活动，总结德法、德波之间不同教科书交流模式所带来的实效以及意义—消除战争加害国与被害国之间的历史积怨，改善各国教科书内扭曲的历史认识，以及双方教科书中不利于发展相互友好关系的内容，形成政府主导但有别于政府外交的改善国际关系的对话机制。高兰提出法德合作是战后世界双边关系中实现历史和解的典范，中日两国虽无法像法德一样顺利实现历史的和解，但依然需要借助历史教科书的共编工作，努力为历史和解提供现实性和可能性。孟钟捷围绕德法历史教育的现状、认识德法、德波合编教科书对东亚地区教科书合编的启示。许芳提到相比欧洲国家共编历史教科书的经历，东亚国家之间存在的历史与情感纠葛、现实利益矛盾、意识形态差异、价值观念鸿沟等，使得编写共同历史教科书遇到的障碍更大。区域教科书书写现已取得了相应的发展，希冀借助现状的对比和分析，加强对东亚地区共编教科书的进一步关注。在当前世界各国联系日益紧密的前提下，历史教科书的编写早已不是一国家历史内容的呈现和选择，是一国民众历史观、世界观形成的基础资源，也是他人形象呈现和认识的重要来源，因此，历史教育研究者应该给予教科书比较研究更多关注，不断促进历史教科书比较研究的高质量发展。

二、中外历史教科书比较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新世纪以来中外历史教科书比较研究，在较大程度上提升和丰富了我国的教科书研究领域，但不论是研究数量还是研究质量，仍有较大提升空间。总结教科书比较研究的现有成果，从当前研究存在的问题入手，破解其“程序式”研究，使中外历史教科书比较研究进入新阶段。

（一）研究人员与研究主题的相对单一

翻阅现有文献发现，中外历史教科书比较的研究人员，包括历史教学论研究人员、历史学研究人员、国家交流与文化研究人员等，研究人员构成上以硕士研究生为主体，文献的利用率相对较低，影响因子较小，无法在较大范围内实现对历史教科书比较研究认识的引导。中外历史教科书比较研究的主题相对单一，如历史教科书比较研究中国别的选择，多集中在中日、中美、中俄、中英等国；在教科书书写结构的比较上，编写体例与历史事件成为主要的比较视角，这就导致研究落脚点的“趋同化”。总之，在当前的中外历史教科书比较研究中，形成了一套相对模式化的比较框架，即选择不同版本的教科书—选择比较主题—选择研究视角—分析教科书异同—揭示异同背后的原因—提出教科书编写的启示，在这种影响下，无法保障中外历史教科书比较研究的系统化和长远化发展。

（二）研究视点与研究方法的狭窄化

中外历史教科书的比较研究以比较教育为基准视角，在内容上选择“主题”，在比较视野上以文本比较和话语分析为主，仅个别研究者从教科书与课程目标、教科书与思维能力培养等视角出发探讨，但总体上未摆脱比较研究概念化带来的思维模式。中外历史教科书比较研究在研究方法上以文本分析法为主，辅之文献研究法、统计分析法，较之传统的经验总结的方式或单纯的思辨方式有了一定的发展，但仍需在结合具体研究内容的基础上进行方法的探索与创新。中外历史教科书的比较研究中，不论是研究视角的选择还是研究方法的运用，都依托于具体化的教科书研究问题，教科书研究的问题决定和影响着中外历史教科书比较的视角和方法。

（三）研究目的趋于“同质”，无明显突破

从现有的研究成果中，发现中外历史教科书比较研究的落脚点或者着力点显现出一定程度的趋同化，即比较现状差异之上的归因分析与结果阐述，加之教科书编写的再认识或教学内容的再构建。在这样的教科书比较内容的建构中，不断地表现出教科书比较研究的同质化目的。基于当前研究的现状，本研究认为在中外历史教科书的比较研究中教科书系统分析或教科书话语描述的认识早已不是教科书比较研究的目的，最主要的着力点在于如何寻找新颖的视野、打破客观化的界限，在教科书的比较研究中，寻得历史教科书共同读本建构的可能路径、提升现行历史教科书在教学中功能发挥的适切度、获取历史教科书编写调整的新方向和新方法。

三、中外历史教科书比较研究的反思与展望

新世纪以来，中外历史教科书比较研究在研究国别、研究主题、研究方法等方面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发展，提升和丰富了我国教科书比较研究的领域，但不论在研究数量和研究质量上，仍然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中外历史教科书的比较研究作为历史教科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分支，需要在研究中不断添补当前比较研究中比较缺乏的层面与内容、尝试构建比较历史教育学的重要内容，总之，针对中外历史教科书的比较研究在历史教科书研究中的地位，拟在这里提出一点拙见，期待与他人的共同认识和探讨。

（一）拓宽研究视角与研究主题、改进研究方法

中外历史教科书比较研究人员形成了以历史学和历史教育学研究人员为主，包括语言学、形象学等等不同研究方向的群体，多类别的研究人员丰富了研究成果，拓宽了研究视野。中外历史教科书比较研究的视角的进一步拓宽将更有益教科书研究功能的转化，增加研究路径的可能性和研究成果的多样性。在具体研究主题的拓展中，中日教科书比较研究方面，可从教科书与学生历史观的培育、教科书对中日关系的影响、中日教科书功能差异等视角入手，增加教科书比较研究视角的宏观层面、实现教科书比较研究价值的现实性与多元意蕴。中韩历史教科书比较研究中，关注“共同历史事件”在教科书中的叙述、关注历史文化地位认识下教科书的话语分析、关注中韩国际关系影响下教科书编排的新变化等。中外历史教科书比较研究的元分析、中外历史教科书功能实现度的比较分析、中外历史教科书发展历程的比较分析、中外历史教科书编写制度或影响因素的比较分析、从社会学、政治学、文化学、叙事学、阐释学等多元化研究视角出发的教科书比较分析都应该成为今后研究的关注点。在实际化的教科书对比中，不仅关注内容书写、图文关系等教科书基本内容的比较分析，还应重视教科书发展过程的研究，即教科书的设计、发行、使用、评价、修改等动态化的要素。总之，在历史教科书的比较研究中，必须尝试跳出窠臼，找寻新的研究视野，为认识自我与认识他者发展出更加适宜的路径。“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教科书比较研究的基本方法是形成科学的、系统的历史教科书比较研究的支撑点。内容分析法长期以来在历史教科书比较研究方法的框架中处于主体地位，为了真正实现教科书比较研究视域的拓展，构建系统化的教科书比较研究方法成为重中之重。在具体研究方法的运用中，研究者可结合具体的研究问题，尝试拓宽量化研究的方法，如在教科书功能实现的比较分析中可增加调查研究方法，通过与教科书使用或功能发挥相关的利益群体的调查，实现对教科书功能的比较性认识。关于教科书比较分析中调查研究方法的使用，在这里不再一一赘述，期待教科书研究者在实践中具体践行。教科书比较研究中还可考虑运用话语分析法，研究教科书话语对社会结构、权力关系、社会实践等方面影响的具体表现。

（二）搭建研究平台，加强研究者之间的交流与互动

在现有的研究成果中，中外历史教科书比较研究的落脚点显现出一定程度的趋同化，即以教科书编排为基础的归因分析与结果阐述，或教科书编写的再认识与教学内容的再构建。为加强中外教科书比较研究的“内涵式”发展，希望在实践中，相关研究机构能够尝试建立研究平台，进一步促进研究人员的合作与研究成果的交流与借鉴。2015年在四川师范大学举行的“2015年中韩历史教科书研究国际论坛”、2019年由华东师范大学主办的“外国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形象”国际工作坊都体现了国内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对中外历史教科书研究的重视，希冀继续加强合作，如召开历史教科书比较研究的学术会议、出版学术论文与学术著作，更进一步促进中外历史教科书比较研究。在国际理解教育日益重要的今天，中外历史教科书的比较研究将有助于消解文化冲突、加深文化理解，真正发挥历史教科书文本的功能。教科书文本功能发挥的主要途径是中学历史教学，作为中学历史教学“双主体”之一的教师在现有中外教科书研究中对其关注度较低，增加教师对研究主题的关注，寻找与研究者的交流与合作，可以作为教科书比较研究的另一突破口。在加强国内交流的同时，国际间或区域内教科书比较研究的交流也是必要且高效的，将真正在比较中实现他人眼中自我形象的认识和自我眼中他人形象的再构建。

（三）进一步提升历史教科书比较研究的价值

历史教科书作为一国“国家形象”建构的重要途径，影响着学生对“自我”形象的正确认识和对“他者”形象的精准剖析，在当前国际关系日益紧密的情况下，教科书如何帮助学生正确建构社会记忆、如何准确发挥“意识孕育”功能、如何恰当培育学生的国际视野等，都是值得深思的话题，而中外教科书的比较研究则有助于进一步推动相关话题的研究。中外历史教科书比较研究中，应该积极关注国际环境和各国国内社会发展的情况，探究借助历史教科书实现公民教育与国际理解教育的可能性。在中外历史教科书书写差异的认识中，看到教科书编排差异所带来的显著影响，如公民教育中个体性与社会性的发展与调试、国际理解教育无法实现最大的价值，甚至造成文化认识的沟壑、更甚者带来文化冲突。基于此重要性，在中外历史教科书的比较研究中，我们需要借助中外历史教科书比较研究的主题，实现教科书结构系统编排的科学化、功能的整合化；把握教科书的叙事特征；构建不同教科书中“自我”与“他者”的书写全貌，实现教科书比较研究的价值提升。历史教科书作为文化的独特载体、是一国知识传播和国民意识形成的主要渠道，也是历史教学中最核心的课程资源，承担着公民对“自我形象”认识和“他者形象”建构的重要任务。由于政治制度、教育理念、教育政策、语言、国际关系等原因，教科书在编排方式、编排结构、书写内容方面都表现出差异，所以，中外历史教科书的比较研究是必要且紧迫的，有利于我们在这个交流与冲突并存的世界中，更加清晰地认识自我与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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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芸 许芳 单位:西北师范大学 教师教育学院 石河子大学 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