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视域下的罗兰·巴特

【摘 要】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以后简称巴特）是一个悖论的集合体，也是一个最有争议的人物之一，常被冠以各种头衔。本篇论文随笔通过对巴特的思想进行梳理，并阐述了其文本观及作者与读者的关系，进而从另一个较新的角度即后现代视域下来解读巴特及其思想，并试图提出一种新的写作观。

【关键词】罗兰·巴特；后现代视域；作者的幽灵

巴特（Barthes）被认为是结构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是“善于转变的新派学者”，因此他的思想很难用简单的“主义”来限定。美国著名批评家乔纳森·卡勒也说过：“每当巴特主张某种新的雄心勃勃的构想时，他就会迅速地转移到其他方面去。他往往会放弃自己曾支持的事物，以讽刺或轻蔑的口吻去描写先前所关注的事物。巴特是一位善于播种的思想家，但当幼苗长出来时，他却企图拔掉它们。当他的构想正逐步得以实现之时，这些构想又都离他而去了，不再与他相干了。”i这或许巴特本就是一个后现代的代名词。

一、巴特的文本观与后现代

这里我们将简单地对巴特的文本观予以现代意义的阐述。巴特认为， 文本不同于传统作品，它是语言的自我创造活动，它突破体裁和格式的的旧俗，走到了理性和可读性的边缘。文本是对能指的无限放逐。在这里所指被一再后移和搁浅，文本呈现的是纷纭多义状，它呼唤的不是单一的意义而是拆解的意义群。作者已不是文本的唯一源头，文本和作者无涉，它既向读者开放，又被读者所驱动和创造。在文本中，空间是流动的，没有时间的向度，不停留在任何一个点上，文本的意义具有任意流动性，所以能不断衍生出不同的意义，也因为其意义在不停的创造衍生中，所以其最终意义也就无止境的被延搁。

巴特还指出作者的概念是历史文化和意识形态下的产物。在英文中，就词源学角度而言，作者（author）和权威（authority）是同一词源，在中古时期，各个学科都有其作者（actor），为这些不同的学科建立了一个基本的原则和规范，将偶然事件组织成一个确定的、能赋予它们意义的语境。所以作者一词就与权威一词自然地联系在一起，暗含了封建君王的绝对权力。他指出作者有自己的个性是在文艺复兴以后才出现的，之前的作品大半是传达宗教的伦理道德与规范，所有作品都基本上是相同的主题，谁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写些什么；直到文艺复兴以后，私有财产权观念抬头，作者要保护自己的作品权利，作者的权威才开始被确立。

文本从作者的权威性中解脱，是现代和后现代的一种必然趋势。因此巴特向世人宣布：“作者之死”（the death of the author）。巴特的意思是彻底消解作者权威（authority），让文本脱离“原作者”的那种“一义性”，文本一旦写成被发表，读者就会与文本相遇（encounter），读者在与文本的相遇（encounter）过程中就会以其“历史效应性”创造他自己的意义，因此文本的意义始终在流动，而且容许质疑，诠释的目的也不再是寻找作品的单一意义，而是在于读者追求阅读过程中的多元意义。德里达也说：“文本是一种动态生成的不确定性，所有的文本都是一种再生产，而其中潜藏着一个永远未呈现的意义，对这个意义的确定总是被延异，并被新的替代物所补充和重新组构”，它“在无限意义生成活动中滑向意义的无限延异中”。

在后现代观念下，文本的意义是经由读者诠释而一再增值的，是无限的暂时性的在历史中展开的意义裂变。读者的每一次阅读也同时成了另一次写作。作者之死诞生了读者，传统作者的神话不复存在。

二、后现代视域下的写作与阅读

“作者之死”的提出，彻底否定了作者存在的意义性，这一思想可以说贯穿着巴特的一生。从他早期的作品《零度的写作》到后来的《作者之死》中，他都在试图消解处于主体地位的作者。他在《零度的写作》中提出“中性写作”即抄写员式的退场的写作，作者仅仅成了一个什么都不打算传达的抄写者而已，不再是具有权威（authority）的作者（author）。巴特重点考虑的是语言的自主性，把写作和文学交给了语言本身，作家在语言面前微不足道，文学只是语言的自我运作。巴特将写作分类，目的就是提出了自己武断且专横的零度写作观，也就是所谓的“毫不动心的写作”或者“纯洁式的写作”。当然，不管巴特怎样一味的故弄玄虚，到头来都是在试图消解作者的主体性权威，都是在试图剥夺文本的专利权，让作者退场甚或销声匿迹，为最后提出“作者之死”打下了伏笔。

巴特在《作者之死》的短论中，宣布了作者的不在场，提出“作者的死亡与读者的诞生是一致的”。后现代论述下，文本和读者占据了主导地位，作者的主体性荡然无存。这也就难怪杰姆逊在《后现代主义，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中提到“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的转变就是电影的蒙太奇到东拼西凑的大杂烩的转变”ii 。前面我们也说道，在后现代视域下，文本的意义是不确定的也是多元的，互文的，破碎的，具有无限能指下去的扩散与碎裂感，文本只不过是一个能指群。那么，文本是不是成为毫无规律的一团乱麻，它的存在意义何在，巴特最后在读者那里驻足，为文本和写作找到了归宿，把文本的真正场域交给了读者对文本的阅读，文本可以由读者自由阐释，文本的多元意义群就是由多元的读者来揭示的。在《批评与真理》中，巴特强调了批评是“武断”的，自由阅读才是合理的。

当然，我们不能一味地用作者的权威去限定文本意义的撒播与弥漫，文本应该是一个知识的汇聚地，它传播意义的同时也已经扩散了意义。当文本一旦形成，就再也无法按照作者的初衷来解释，因为文本已不是作者原来设想的那样，很大程度上背离了作者。

三、结论

很明显我们获得的意义远远超过了作者所要表达的千倍万倍，我们每次对作品的阅读都是对我们自己此时此刻存在状态的阅读，也正因如此，每部作品才具有长久不衰的可读性。作者和读者都在自我“操心”和“操劳”中各司其职。作者是引子和中介，读者是意义的追寻者，作者的幽灵在读者身上徘徊，或将永远徘徊下去。

文本孕育了作者，生产了读者，作者写下了文本而文本中也积淀着作者，作者也是他自己的读者，也是别人的阅读对象。他是成见的聚合体，也是一个挥之不去的幽灵，作者那一厢情愿的主题在漫无目的的语言思维中迷失了，他并非是文本意义的控制着而成为一团乌云萦绕在读者的脑际。

因此，我们用福柯的话：“谁在说话又有什么关系呢”，通过虚构一个发话者的声音，作者就成了一个神秘且挥之不去的回声，幽灵般地在读者身上永远徘徊下去。在当下情况下，这应该是对作者和读者关系的最恰当的理解与阐述。

【参考文献】

[1]（法）乔纳森·卡勒.罗兰·巴特[M].方谦，译.上海：三联书店，1988.

[2]（法）罗兰·巴特 巴特随笔选[M].怀宇，译.北京：百花文艺出版社，1995.

[3]（美）詹明信 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 陈清侨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7

[4]（美）斯通普夫，詹姆斯·菲泽.欧洲哲学史[Z].北京：中华书局，2005.

[5]朱立元.二十世纪西方文论选[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