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组织的中国困局

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化，作为既有别于国家也有别于市场的现代公民社会之核心要素的公民组织(不同的论者从不同的侧重点出发对其有不同的称呼，如“非营利组织”、“中介组织”、“非政府组织”、“志愿组织”等等)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公民组织在中国发育不健全

公民组织作为维护与促进社会稳定和谐之“减压阀”的功能，与它在维护捍卫公民之正当合法权益方面的作用密不可分。实际上，社会成员之所以会产生不满、怨愤情绪，通常往往是因为其正当合法的权益受到强势者的侵害而无力捍卫。作为受侵害者个体，这种情绪很容易转化为各种消极的、的行为。而当这种情绪与其他人同样由于其正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而产生的类似情绪汇合起来，并累积到一定程度时，在外界特定条件的刺激下，就可能酿成。这时，一直来逆来顺受的“顺民”就会转化为“暴民”。而公民组织，则可以有效地抵御凌驾于个体之上的权势――无论是政府当局的权力还是市场组织的强势――对于个体的可能侵犯和压迫，既有效又有序地保护个人的正当权益，从而防止和消除由于个人的正当权益受到侵害而产生的不满、怨愤情绪，净化社会心理氛围。

在现代社会中，个体的力量实际上非常有限。作为个体，他实际上很难真正有效地维护自身的权益，即使这种权益获得法律的肯定。而结社(公民组织)，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现代社会中个体的软弱无力，从而有效地维护个体的正当合法权利和独立自由。

但需要指出的是，公民组织要发挥上述这些积极功能，包括通过有效地维护其成员的正当合法权益而防止和消除各种消极敌对情绪的“减压阀”的功能，一个必需的前提是，如上所述，它自身必须是健康的公民组织。

健康的公民组织之必需条件

今日中国社会，作为健康的公民组织之必需前提的这种个体本位性是否已经确立了呢?应该说，市场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唤醒了人们的个人权利意识，但是，如果说我国社会已在制度上、在各种社会关系中、在人们的心理意识上真正确立了个体的本位地位，恐怕还远远不能那么说。对此，我们只要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可略见一斑：在各种媒体和官方语言中，我们最常听到的称呼还是“群众”、“百姓”，而不是更彰显个体地位的“公民”，而只有在联系到义务时，才比较容易看到“公民”这个词汇。有了个体本位的“公民”，才有“公民组织”。而在社会成员的个体本位性尚未完全确立的情况下，所谓结社，所谓“公民组织”，很容易成为被动的组织化形态。在这种情形下，很可能的结果是，要么组织本身成为凌驾于个体成员之上的压制性因素，要么组织沦落为政治权力重建社会控制的一种工具。事实上，这两种情况，我们都应该并不陌生。

健康的公民组织得以形成的另一个必需的条件是民主法治的真正确立和扎根。这里撇开民主与法制的关系问题不谈，单就它们与健康的结社、健康的公民社会的关系而言，法制既是维护公民权利的工具，而不致成为凌驾于公民个体之上的一种压迫性、剥削性因素的前提，也是规范组织本身有序运行的必要条件；而民主则是确保社团得以进入社会公共过程、从而表现出其更积极的公共功能和公共性格，确保公民社会良性运行，进而确保现代社会政治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

实际上，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在中国历史上，一直都不缺乏民间组织，如行会、帮会等等，但一是因为传统中国社会民主的缺乏(因而遏制了民间团体进入公共政治过程)，二是因为法制的缺乏(民间团体的行为没有国家制度的有效规制)，因而通常这些社团自身既缺乏公共性格，更不能培养出其成员的公共意识。相反，它们通常往往表现出极强的“私性”，这种“私性”很容易演变成“黑社会”性质的“私”。在这种情况下，这些组织恐怕再不是什么“减压阀”，而成了“绞肉机”了。这是我们所不能不警惕的。(作者为浙江大学社会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