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位育下的凉山彝族双语教育

摘 要： 双语教育的发展关系到民族的稳定和谐。本研究介绍双语教育在民族教育中的重要性及凉山彝族双语教育的发展历史，进而用文化位育的观点来阐释双语教育，以期双语教育在凉山彝族能够得到更好发展。

关键词： 彝族 双语教育 文化位育

教育是人类获得各种先进的文化知识与技能、促进本民族发展走向繁荣富强的重要途径。教育包括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三种形式。而语言则是必不可少的媒介。双语教育指的是用两种语言作为教学媒介语，从而使学生通过授课语言的运用来达到掌握两种语言的最终目标。双语教育是一种以两种语言作为教学用语的教育系统。这种教育系统首先让学生学习母语（或第一语言），以使主要教学用语同学生的语言基础及当地社会的语言环境相吻合。教师用母语讲述相关知识，以便使学生尽快地理解老师所讲授的内容，保证教学活动的正常进行，进而保证教学质量。这种教学方式，可以充分调动学生的智力因素及其他方面的因素，使教师能够充分有效地利用教学时间，保证教学活动预期目标的实现。双语教育在提高少数民族教学质量和办学效益方面，发挥着不可取代的作用。本研究介绍了双语教育在民族教育中的作用及凉山彝族双语教育的历史，进而用文化位育的视角去透视双语教育，以期双语教育能取得良好的发展。

一、双语教育――民族教育之标志

在人类不断发展进步的过程中，产生了不同的文化，文化的发展实际上就是各种文化相互碰撞、接触和交融的过程。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这样产生的文化并不是多种文化的简单叠加，而是不同的民族文化的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因此民族教育就成为了民族传统教育与现代文化相互交融的连接点。

民族教育承担着双重任务：一方面要是少数民族儿童融入主流社会，另一方面又要保留和发展各少数民族文化。而要完成这两项任务，一要学习主体民族的文化和语言；二是学习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化。那么，能够促使这两个目标实现的手段即是双语教学，这是由语言、文化和教育的关系所决定的。语言不仅是交际的工具，还有下列四个特性：第一，语言是构成民族的一个最基本、最明显的特征，成为群体认同的一个标志，语言的学习必然与这种语言相联系的文化价值系统紧密相关；第二，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一个民族的思想、观念、意识、道德都要通过本民族的语言来形成；第三，语言是思维的工具，思维必须在语言材料的基础上进行；第四，语言是文化的媒介，一个人在掌握了某种语言的同时也就意味着具有了学习与这种语言相联系的文化的基本条件。此外，每个社会特有的变化过程会迫使民族群体和他们的文化不断地努力适应，因此现代民族要发展，就必须是多元开放的民族，封闭是没有出路的。因此，在多民族国家中少数民族为了适应社会的变化，实现现代化就要学习主体民族的语言和文化，学习世界上其他民族先进的文化和语言；同时为了保持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少数民族应重视自己的民族语言的学习，也就产生了民族教育中的双语或三语问题。

我国有56个民族，而汉族人口占91%，再经过千百年的发展，汉语会成为我国各族人民间的“族际语”，因此只有在每个少数民族都熟悉本族语言和汉语言的基础上，才能达到民族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和谐发展，才是好的民族教育。民族教育的发展也告诉我们，少数民族的双语教学的好坏直接制约着民族的发展。

二、凉山彝族双语教育的发展历史

凉山彝族自治州位于中国四川省南部，青藏高原东缘横断山脉北向四川盆地的过渡地带，北起大渡河，南临金沙江。这里是中国彝族最大的聚居区。一般简称为凉山州或凉山。辖1市16县。《凉山彝语拼音方案》的出台，是彝族凉山彝族双语教育的开始。自1952年到1958年是彝语文教育之始，这三年的主要目的是为凉山彝族地区培养一批高级翻译和教育工作者，以西南民族学院为例，该院1952年开设彝语文专业，于1952到1957年间，先后招收了4个以汉族学生为主要对象的彝语文专业班。这些班的教学，以《凉山彝语拼音方案》为文字工具，开设彝语文课。除公共课外，专业课的教师和辅导员均由彝族同志担任，实行强化教学，上课均用彝语讲授，课余时间要求学生结交彝族朋友，开展“彝语日”活动，并用三个月左右的时间，在彝族聚居区农村进行口语实习，以巩固学习成果，提高彝语口语水平。1958年随着“”开始，彝族双语教育停滞了，并开始实行汉语直接过渡。而这一停滞则长达18年，直到1976年2月，中共凉山州贯彻省委72号文件，决定推行《彝文规范试行方案》，实行汉文、彝文并用；积极开展彝文推广普及工作，用彝文扫盲，要求在农村小学开展彝文教学试点，着手建立健全彝文工作机构。在此后四年，彝文教学开始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到1984年全省彝文教学工作会议在西昌召开，并确立了“以语文教学为主同时开设汉语文课”（一类模式）和“各科用汉文教学同时开设彝语文课”（二类模式）两种教学模式并举的方针并逐步实行。1996年的首届一类模式130高中生参加高考，升入本科20名，升入专科18名，升入中专、中师47名。［1］至此，凉山州彝汉双语教育走入了一个新阶段。

凉山彝族的双语教育在经历了这么多年的发展后，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如到2005年，凉山双语教学两类模式的中小学校达1023所，在校学生达106002人。其中，一类模式小学42所，中学5所，在校生分别为3584人和799人；二类模式小学948所，初中61所，高中7所，在校生分别为76172人、22142人和3305人。［2］师资队伍建设方面也取得了突破性的发展，到现在已有大量的特岗教师加入，而且教师文化素质水平也在逐渐提高。而且随着双语教育办学水平的不断提高，双语教育的发展逐渐成为了广大群众关心的主要问题，并且这种关心开始从“硬件”方面的关心转变为“软件”的关注。广大教育者开始用不同的理论来阐释双语教育，为双语教育的发展找寻一个理论上的依据。

三、文化位育下的彝汉双语教育

《中庸》上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有学者对其下注脚说：“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因此生物学安所遂生的观点，我们不妨管它叫做“位育”。在西洋演化论之后，生物界才明了所谓“适应”、“顺应”现象。适应现象有两方面：一是静的方面，指生物于环境中所处的地位；二是动的方面，指生物自身的发育、发展。

“文化位育”是潘光旦先生“社会位育”（Social adaptation）一词的借鉴。潘先生在主编《华年》杂志期间，较为明确地阐释了“社会位育”思想。“社会位育”包括两方面内容:一为“位”，即社会秩序，该秩序是保障社会稳定的基础；一为“育”，即社会进步，该动态过程是促进社会向前发展的动力。［3］若以潘先生从“静”、“动”两个维度对“社会位育”的解读为鉴，针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文化现实，［4］“文化位育”需用两个维度去诠释:一为中华文化的“共性”，即“静”的“位”，其是民族认同的根本，并且关系到民族关系的和谐、社会稳定的保持；一为中华文化的“多元”可以解释为“动”的“育”，其是民族发展的动力。而“文化位育”的实质，就是处理中华文化的“共”与“个”的和谐问题，即我们一直强调的“和而不同”。讲位育就不能脱离环境。环境包括物质环境和文化环境两个。以民族的发展，安所遂生就要置身物质环境中又要和文化环境保持紧密联系。以文化位育的观点来看待现在的双语教学的问题是可能并且可行的。1933年，潘光旦先生一篇题为《忘本的教育》的文章中指出:“中国的教育早应以农村做中心、所设施，是应该以85%以上的农民的安所遂生做目的的。但是二三十年来普及教育的成绩，似乎唯一的目的在教他们脱离农村，而加入都市生活。……至于怎样和土地及其动植物的环境发生更不可须臾的关系，使85%的人口更能安其所遂其生，便在不闻不问之列。”［3］

以潘先生的观点透视双语教育，主要表现为双语教育与社区文化的断裂，导致学而难以致用的问题。调查发现，尽管国家在民族地区依据不同民族特点，实行与当地民族实际相结合的双语教学。但因民族教育在教育目标、教学大纲、教学内容等方面的要求，与汉族地区学校要求相差不多。由此，双语教学就脱离了当地社会现实，对本族语言和汉语教学的发展并没有太大益处，进而还影响到了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彝族地区学生的生活环境是以彝族文化为主要文化主体，这就要求双语教育在发展和推行的过程中，注意学教教育与本民族文化之间的连续性，避免双语教育与本族文化疏离。双语教育的发展要注意引进本族文化，以便缓解主流文化与本族文化的冲突，即非同质文化之间的矛盾，帮助学生适应双向文化，保持学生与本族文化之间的连绵性。

综上所述，文化位育的必然要求是：顺应民族固有自然、人文环境，保持“天地人系统”的链接性；这样既顺应了民族的发展，同时也能够使凉山彝族地区的双语教育在两种文化之间，以求同存异的方式发展自己，在保证本民族文化的前提下努力吸收外在的主流文化，是双语教育在当地能够做到真正的安所遂生，达到双语教育最根本的价值诉求。

参考文献：

［1］潘正云.凉山州彝汉双语教学发展综述［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9，（8）（增刊）.

［2］史军.四川凉山州双语教学的历史、现状及发展措施［J］.民族教育研究，2006，（5）.

［3］潘乃谷.潘光旦释“位育”［J］.西北民族研究，2000，（1）.

［4］徐杰舜，韦小鹏.“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研究述评［J］.民族研究，2008，（2）.

基金项目：本文系21世纪教育研究院“民族文化认同视域下昭觉彝族汉语教学研究”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