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生态平衡意义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

［摘要］从文化研究背景和文化生态平衡的角度，分析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保护的必要性及现状，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商业开发的基本方法。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 开发

20世纪60年代，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成立，宣告文化研究这门学科诞生。由伯明翰学派的霍加特与威廉斯发起的当代文化研究，破解传统的精英主义的高雅文化，使文化的概念扩大为意义的生产和再生产，指涉人类的全部日常生活。20世纪80年代，文化研究繁荣一时，至今方兴未艾。它关注的不仅是文化的内在价值，更关注文化的外在的关系，将历史上被主流文化忽略的文化形式纳入中心视野。另一方面，西方学者对现代性文化进行了反思，从乔治・西美尔、马克斯・韦伯、齐格蒙・鲍曼、安东尼・吉登斯到劳伦斯・哈里森和塞缪尔・享廷顿，纷纷肯定了文化的重要作用，并对现代性进行了声讨或重建的工作。西美尔和韦伯，把文化视为历史运动推动力所在；哈里森和享廷顿更提出了文化决定发展的论断。当代社会学界首屈一指的人物吉登斯则在鲍曼对现代性尖锐批判的基础上，试图重新诠释，并为现代性的困顿指明了出路，把希望寄托在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上面，他认为文化是由一个民族、一个群体的价值观组成，文化价值观本身的多元性，使全球化不可能变成西方文化的弱肉强食。在探究当代文化含义时，托尼・本内特著作《文化：一门改革家的科学》还强调了文化与政府政策制定的密切关系。

文化研究的盛行和成果表明了人类对文化价值的肯定认知，也推动着各国政府和各种国际组织重视并参与文化的发展，关心和保护民族及地区文化的特异性，倡导文化多样性。如同物种多样性构成了生态平衡一般，文化生态平衡亦以文化多样性维系的。通过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的犀利批判，人们已经认识到文化多样性被现代蚀的危机。循伯明翰学派开拓的当代文化研究之路，关注大众和传统，反对文化殖民的呼声日渐高涨。文化遗产的研究和保护在此背景下隆重拉开帷幕，其实质即是保存和发展多样性的人类文化，维系文化生态平衡。对于文化遗产的认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专家们从模糊归类到划分出物质与非物质两大类文化遗产，更加符合文化多样性的构建需求。上世纪末，世界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也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被认为是每个国家对世界和时代应承担的责任，也是对抗全球化引起的文化生态失衡的必然措施。

中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明确化及其应受保护的重要意义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之前，伴随80年代兴起的文化研究热潮，率先在民族民间文艺保护领域做出了受到中外赞誉的努力：1979年，被誉为文化长城的十部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编纂工作启动，现已进入尾声。

近十年来，中国政府、社会团体全面推进抢救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包括出台一系列的政策法规，如国务院颁行《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等；成立专门机构、形成申遗认证体系、实施保护工程、组织学术论坛、引导研究热点、公布了第一批518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举办保护成果展、确立文化遗产日、开通相关部级门户网站、文化部主办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场晚会、世界级遗产代表作古琴、昆曲进入校园，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在当代进入高潮；但现状仍不容乐观，表现在：

全球化的“文化推土机”进程加快，文化生态环境改变不可避免，传统技艺后继乏人；资源流失状况严重；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品种消亡。

保护意识亟待提高。

专业保护和研究人才短缺、保护经费不足。

相关法律法规、保护机制尚需健全。

此外，关于保护与开发的矛盾也凸显出来。现代化历程中，生态环境因开发带来的巨大破坏，也为维系文化生态平衡能否走商业开发一途敲响了警钟。事实上，利用文化资源进行商业开发的确潜伏着较大的风险。追求效益会受需求引导加入许多原本不属于这一文化范畴的因素, 从而导致文化变异。刘志群批评说：“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旅游热已成为传统民间艺术的第一杀手。目前比较流行的不是尊重和恪守民族文化传统及其心理与思维特点，而是以政治宣传服务的目的和现代审美的观念来改造当地的少数民族民间艺术，使其精致化，了民族民间艺术在表象掩盖下的深层的所指，甚至把汉民族和外来的东西，拿来杂揉到当地民族的艺术中，往往出现了非驴非马的怪胎。”中国民俗学会理事长刘魁立也称“开发一个毁一个。”

那么，放弃开发就能保证原生态么？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拥有者，在文化多样性和个人利益的冲突中，该放弃追求现代化生活、安贫乐道么？

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具有变异特性，在“意识”层面最易发生变化，而行为或会滞后。更普遍的是，当一项民俗被认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并开发后，会逐渐脱离“生活”常态，走入“表演”的取向从而影响其行为。所以非物质文化遗产被称为活的文化。康保成认为：“绝对的原汁原味既无必要也无可能。我们现在看到的昆曲，早已不是明代的昆曲。”索文清根据藏纸等遗产项目进行商业开发后焕发新生的例子推论：“保护和抢救传统文化遗产不能只靠国家拨款来支撑，走商业开发与遗产保护相结合的道路，不失为一条可取的途径。”因此，文化的多样性和商业开发，不是无法统一的矛盾。生态环境中消亡了的物种不可再造，而文化遗产不同于物种，它是人类创造物质与精神财富的过程呈现，不少内容可以在开发中再造或者再现，这就决定了文化生态平衡意义下的开发本身与保护有一致性。而且，开发能满足非物质文化遗产拥有者个人幸福的追求，不再将他们隔离在主流文化生活之外。完全抛开商业开发的做法，即为“死保”。

按照王文章归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防伪、应变、贴近民间”的原则，政府与企业努力做到保护与开发的统一，在文化价值观构建方面进行导向，坚信人类的创造力对维系文化生态平衡的促进作用，树立可持续开发意识，商业开发必能进一步开创文化的多样性局面。正如弗里德曼坚信自由经济制度释放人的创造力一样，商业开发亦将促进人类文化的创新。

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首先要认识到哪些遗产项目具备开发价值，可在开发中得到保护，并形成未来新遗产。因此，当前保护和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亟待解决的问题仍是：依据合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体系，在普查的基础上掌握遗产状况，甄选代表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建成分级目录体系；采用多种手段抢救濒危遗产；解决保护和开发之间的矛盾。

依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和国务院《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及附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普查手册》和王文章主编《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的分类体系，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围基本明确。此范畴内的遗产并非都具备开发价值或适合现在开发，其中，符合现代人审美的表演性项目、工艺品的商业开发价值较高；民俗满足人们跨文化旅游心理需求，是典型的旅游开发资源。

在保护前提下进行商业开发的基本方法包括：

1.政府重视对文化消费和文化产业经营商的引导。在后现代社会环境中，消费已经反仆为主，成为市场经济的灵魂。因此，前一种作法在于通过大众传媒和消费模式塑造，引导民众欣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并主动消费；后者在于鼓励投资方向，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开发争取资金。具体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开发和消费的各类广告、举办公益性讲座、政府专家及经营商携手打造文化专项产品策划、以现代传媒呈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审美和消费价值、各类具备开发价值的遗产项目走入校园乃至进入教学体系、把传统小生产者的模式转变为现代经营模式，争取更多民众理解并参与消费。

2.充分发挥博物馆作为文化生态保护式开发的载体作用。生态博物馆将自然和文化遗产作为一个整体动态地保存，尽量在文化的原生地传承。如1996 年贵州六枝特区梭戛乡建立我国首个苗族文化生态博物馆。生态博物馆旅游的推广，将使普通游客开始关心精英文化和主流文化之外的群体，关注他们的生活环境、生活质量以及他们世代相传的特殊文化。传统博物馆应扩大收藏和保护的范围, 将焦点以平等的态度投向以往被忽略的民族民间文化群体和资源。充分利用文献和田野材料，利用现代电子数码科技, 尽可能客观地录制和保存21世纪初的遗产状况，同时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演变的过程。如普查采录资料可由博物馆保存、展示。鼓励一部分开发价值较小的遗产持有者，在相对封闭的条件下，保存技艺，传授技艺，使之成为博物馆艺术，也具有传播和传承的功能。博物馆首要立场是力求原貌呈现, 同时不放弃自身的诠释功能，从文化角度提高旅游吸引力，使博物馆成为旅游开发的中心区域之一。

3.利用仿古庙街、民俗风情村、岁时节庆等进行再现式商业开发。此类开发应慎重选择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及表现形式和服务人员，避免伪、劣、次，允许甚至鼓励改革和创新，吸引人们主动了解并从消费渠道来传承相关遗产。

4.创立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演出品牌。如“印象：刘三姐”、“云南印象”、“金沙”等。

5.建立一支懂文化、善经营的专业开发人才队伍；健全民间工艺大师传人培养的激励机制；从源头上解决开发与文化生态平衡的问题，可开发资源流失或匮乏问题。

参考文献：

［1]陆杨:文化研究导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2]王文章: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

［3]刘志群:民族民间传统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急迫性和艰巨性及其对策思考[J].省略/zt2006/zzycjs/gd/t20060220_94099.htm［OL］，2006～2～20

［5]吴晶魏武专家:濒临失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焕发新生news.省略/politics/2006-10/11/content_5190788.htm[OL],2006～10～11

［6]尹彤云:博物馆视野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J］,20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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