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人类学阐释音乐历史的故事

读了洛秦教授的《民族音乐学作用于历史研究的理论思考和实践尝试》(发表于《中国音乐学》1999年第3期)一文,颇受启发,同时又被作者讲述故事的行文方式,及历史就是故事的思考问题的视角所吸引。故事往往最能吸引人,被人们认识和记忆。因此,忆起初读《人类的故事》(1912年由美国著名学者亨德里克.威廉.房龙(1882―1944)所作)时,一气“赏完”时的畅快心情。它是一部以故事揭示人类智慧,打破以往以“实证主义”为座右铭的通史式的历史写作方式,把历史的人和事串联成一个有血有肉的故事,来进行描述的人类历史文化作品。作者以独特的写作视角,赢得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不同阶层的读者的厚爱,成为风靡世界的优秀历史读物。今天读了洛秦教授的这篇文章又引发了同样的共鸣,作者运用民族音乐学即音乐人类学的学科视角的写作思路,及以故事讲述音乐历史的方式,使文章具有优美生动文学性的同时,又不乏专业学术论文的深刻性。文章内容本身就深刻体现了此学科的核心思想――把音乐本体与创造音乐的人及音乐的事,安放到其赖以生存的文化背景中,对创造音乐的人的行为、意识、创造音乐的过程进行研究;其研究的不仅是何时、何地、何人创造了何种音乐,更关心的是此人群为何在此地创造了此种音乐。正如作者所说:“民族音乐学是一种观念、一种思维和一种思想。民族音乐学将音乐作为对象,从这一个特殊的角度来认识人自己,他的社会和他创造的文化。”

回顾民族音乐学学科的发展历史,从“比较音乐学”――“民族音乐学”――“音乐人类学”的发展过程,反映了人们在不同历史时期及历史阶段,对同一事物认识视角、思维方式的转变。也折射了其在社会文化文艺思想背景中,由普遍主义思潮到相对主义思潮再到“文化全元论”思想的哲学思想的转变过程。其自成立之初就伴随着不断的变化、发展,在其学科形成过程中及其后发展中,因受语言学、民俗学、民族学、伦理学、认知人类学、传播学、社会学等学科影响的不同,体现了各时期不同的特征,学科关注的焦点也有所区别。然而从其历史及研究范围来看,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内容从来没有脱离过音乐历史内容研究,而且其研究内容之一就是对历史的研究。它需要历史的研究深度来扩充自身研究问题的深刻程度;而将民族音乐学的观念和方法运用于历史音乐学的研究,无疑给一贯“博物馆”式的历史研究方式以新的研究思路与视角、获得不同的研究结果。本文将要评述的这篇文章――《民族音乐学作用于历史研究的理论思考与实践尝试》就是一篇成功的范例。

前言部分作者从查理斯.利基的《人类起源》中一段文字,引申出了音乐历史研究视角的重要问题。音乐作为文化意识形态的产物,其历史研究比起人物性研究更为复杂,而由于许多因素导致了人类音乐历史记录的贫乏、破碎和消失,面对这些残存的有限的人类音乐历史材料及音乐文化的创造者的意识与灵魂,研究音乐历史的方法、视角的选择显得极为重要。由此引出文章的出发点:以“民族音乐学”这一学科视角对音乐历史进行研究的新的理论尝试。

文章第二部分作者从“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三个方面,论述了民族音乐学这一新的学科视角,如何作用于音乐历史的研究的论题。

民族音乐学是什么?

这一问题的论述中,作者从界定一个学科的三个重要方面: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研究方法等对民族音乐学作为学科进行了论述。提出由于研究对象概念的宽泛,造成其与体系音乐学其它学科并列成为音乐学一个“分支”的不确定性,因此,从某种程度说:民族音乐学作为一个学科概念还不是那么清晰。从研究范围看,从共时方面它不仅着重于研究欧洲古典音乐以外的音乐、研究现在活动着的音乐现象,而且热衷于对欧洲古典音乐的研究;从历时概念的研究看,其不仅研究现在活动着的音乐,而对音乐中的历史题材研究也很关心,由于在发展过程中其研究范围的不断变化造成其学科范围的模糊性。另外,作者运用界定学科的内容方法论来论证民族音乐学,除了译谱和分析外,没有任何自己的方法论。

综合以上方面,作者总结出民族音乐学学科的解释(在本文第一段有提到),认为民族音乐学这一学科的提出,是人的思维意识变化的结果,反映了人们认识音乐中思维角度的转变过程,而这些是建立在人们对文化认识提高的基础之上,之所以有这样思想意识的变化,是人们在认识、研究音乐的过程中,想进一步深入挖掘音乐本质的结果;通过不同于传统音乐的研究的思维,以多种视角对音乐进行更本质的理解。由此才能满足人们对音乐并非对独立的音符及简单乐曲的理解与认识,而且从文化的背景中认识音乐及其这些音乐所讲述的故事。正是由于这种思维方式、视角的转变,使其研究范围不断扩大,在此思维意识指导下不仅可以研究欧洲古典音乐以外的任何音乐,也可以研究欧洲古典音乐;同样,不仅可以研究世界上现存的音乐,也可以研究历史的音乐。研究音乐的范围不变,而其研究视角发生了很大变化。如对音乐史的研究大多是历史音乐学的方法,而民族音乐学从另一种全新的视角去帮助人们更全面、更深刻地认识音乐,这也就是作者阐述的第二个问题。

为什么要运用民族音乐学去研究音乐历史?

作者认为历史就是故事,那么音乐史也就是音乐的故事。历史音乐学讲述的音乐故事仅是发生了什么音乐事件,有关音乐人物及音乐作品的罗列;而民族音乐学的视角是将这些人物、事件、作品联系起来,使其成为一个生动的、完整的、真实的音乐历史故事。对其发生、发展、变化的过程感兴趣是历史音乐学不能完成的,将音乐置入文化当中,完整地讲述音乐的创造者在何种思维意识阶段及文化背景下创造了何种音乐,及何种音乐是在何种文化背景及意识形态下被怎样产生出的一个有完整发生、发展、变化情节的故事,这正是民族音乐学帮助我们完成的。正像作者所说:“民族音乐学的‘音乐是文化’的观念就是将历史的音乐人和历史的音乐事背景化、情节化和过程化……”

作者认为:“民族音乐学所注意的‘过程’就是事情的故事和情节。采用这种对‘过程’关注的思维来认识历史,历史便就有了故事。”而这些故事不仅关注其纵向的历时过程,同样研究共时的与此有关的音乐文化,而且作者把这种关注上升到认识事物思想的高度。作者将民族音乐学运于用音乐历史的研究,不是简单的学科的相加与综合,而是认识事物、了解事物的思维方式及意识形态的外现,反映出对待同一事物有多种视角的理论事实,其结果是使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更立体、更深刻、更全面。对于音乐也是一样,它使我们能讲述更生动、完整、真实的音乐故事。

民族音乐学如何作用于音乐历史研究?

没有实践的理论是无力的,在回答这一问题时作者运用了一个有力的例证,展示给我们一个清晰的答案。这一论题《昆剧,中国古典戏剧及其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中的复兴》并非是一个新的论题,而新的正是作者采用的看待这一历史音乐的视角及支配这一视角的思维方式,作者正是在这一思维方式及视角指导下给我们讲述了一个生动的昆剧故事。

正是由于这种独特的视角,也才有了作者的《昆剧,中国古典戏曲及其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中的复兴》这篇博士论文,正像绘画中从不同的角度观赏一件物品的透视效果完全不同一样,看待一个音乐剧目的发展也有其不同的视角,而作者正是选择了这种前人没有选择的艺术视角。作者通过对昆剧及其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中的复兴的叙述、研究、分析和讨论,阐述了昆剧与其生存环境的关系,除对其进行史事性的叙述,最重要的是将其作为一种历史戏剧或戏曲现象的位置;并将其安放在具体的文化中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进行研究,分析昆剧的发生、发展过程及产生这些变化现象的原因,即采用人类学的视角及社会学的立足点,对昆剧艺术的形式及文化进行评述。在这几部分的论述中,虽然是历史性的内容,但作者采用的独特的思路、视角,尤其第二部分更充分说明了作者对这一理论的实践尝试的价值和意义。

论文采用的研究方法中,作者运用综合性的研究法。结合了人类学的思想、民族音乐学中研究历史的观念、社会学的某些视角等研究方法,并结合“将一个论题作为Text,安放在一个非常广阔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范围中来讨论。叙述一个事物与影响它产生和经历的环境之间的关系”的当代学术理论。作者通过Text-context之间关系的论述,说明并体现了其对待艺术的研究视角不仅仅就事论事,而是通过音乐本身及与生存环境间的关系的论述,来更全面、深刻地认识事物本身及其存在的环境。

综上所述,如果说当今历史学界对历史的界定,不仅包括在过去时间中发生的客观事实,而且包含这些事实间相互关系、发展过程,及史学家对此主观认识的思想、观念和做出的判断。那么,作者的此篇论文,便是对昆剧历史研究内容的极大丰富。作者认为将民族音乐学运用于历史音乐的研究,是将音乐的人和音乐的事情绪化、背景化的过程。如果说民族音乐学作用于历史的研究,使音乐历史的研究更生动、立体;那么,将音乐历史学的方法和观念运用于民族音乐学的研究中,同样会带给以共时音乐文化为主的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有力史料证明,使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在纵横坐标中获得历时与共时交叉的全面论证;而且使民族音乐学研究在横向文化研究的同时,其研究成果更具有“实证”主义的深刻性。联系普遍存在于事物发展过程及事物之间,作为音乐学科的分支学科的民族音乐学,也并非是孤立存在的。在其发展过程中总是与音乐心理学、音乐史学、音乐美学等一系列的音乐分支学科及其它人文学科相互联系、交叉并相互作用的。因此,在学术研究过程中,研究视角的选择尤为重要。它反映了人们认识事物的深刻程度,对待同一事物的研究中,我们只有选择多角度进行分析、研究,才能更全面、立体地展现事物的本来面貌,才能更深刻、真实地揭示事物的本质。因此,作者的《民族音乐学作用于历史研究的理论思考与实践尝试》展示给了我们一个成功的范例。

张雪丽 安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