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经验及对中国的启示

【摘要】由于中日实施收入倍增计划的相似性，文章着重研究了日本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背景和措施，分析了实施这些措施可行性和必要性，评价了日本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实际效果。选取日本1961年与中国2010年的宏观数据进行对比分析，思考中国实施倍增计划的措施。既要借鉴日本的成功经验，也要反思其出现的问题。

【关键词】收入倍增；实施措施；改革

在党的十会议上，中央提出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居民人均收入水平比2010年翻一番。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池田勇人内阁也提出过“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日本在实施收入倍增计划之后，于1968年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目前的经济形势与1961年的日本有很大的类似。

国内很多学者都对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做了大量的分析和研究。郭士信（1986）认为，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动员了国民劳动热情，加强了生产与消费的联系，并明确区分出政府对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不同政策，有助于解决双重结构问题，适应了经济的发展。张车伟、蔡翼飞（2010）通过研究日本实施计划过程中企业间与区域间的工资差距、主要行业的平均工资增长率等相关数据，认为需要从改革工会制度提高劳动者在劳资对话中话语权、促进劳动力流动、壮大中小企业等方面来发展中国的经济。李长安、庄芳（2010）认为，中国应当以迅速扩大中等收入阶级作为计划的核心，辅助以加快城市化进程以及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为重点实施中国的倍增计划。

一、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背景

二战以后，一切“从零开始”的日本经济经过实施《国民经济复兴计划》和《国民经济自立五年计划》等措施以及受惠于“朝鲜战争特需”、美国支持等因素影响，到1955年前后已基本恢复到了战前水平，自此进入了以实现国民经济现代化为中心的高速增长时期。在此时期，经过“神武景气（1955-1957年）”和“岩户景气（1958-1960年）”两次“景气”高速经济发展，日本基本上实现了国家的富裕，但同时也暴露了日本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可持续等突出问题。经济社会矛盾表现为产能过剩，内需不足；居民收入低，收入差距大；失业率高，劳资关系紧张等。

（一）产能过剩，内需不足

1955年日本加入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实施了贸易自由化。南于贸易自由化压力不断的增大，原来依赖于低附加值的丝绸、棉纺品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带动国内经济增长的“贸易立国”经济发展模式以及产业结构慢慢失去竞争力。在出口大幅减少的情况下，日本过剩的生产能力导致产品大量积压，企业不得不减少产量和用工数量，其结果又导致大量工人失业，购买力下降，国内需求严重不足。而日本在此期间经济增长又过度依赖投资，一度陷于“投资引起投资”的循环模式，更加深了产能过剩与内需不足之间的矛盾。

（二）居民收入低，收入差距大

就历史原因来说，日本经济工业化本身并不彻底，加之二战过程中国民经济体系遭受到了严重的破坏，日本经济在高速增长过程中产生了二元结构状况。当年的日本存在农村人口严重过剩，受限于日本的国土面积以及农户土地规模，农业从业者与城市劳动者相比有很大的差距。加之1955—1958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的首次周期性危机，日本在此次危机中受到很大影响，传统行业失去优势，造成大量失业等导致居民收入进一步下降，收入差距拉大。

（三）失业率高，劳资关系紧张

日本企业结构中，中小企业一直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企业数量占全部企业数的99%以上，就业人数占全部企业就业人数的80%。然而，当时许多中小企业以低工资和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为经营特点，工资收入等与大企业相差悬殊，这种不平衡关系的存在直接影响了日本经济社会的稳定持续发展。。当年的日本要素收入分配机制不完善，劳动者普遍缺乏通畅的利益诉求渠道，劳动者在劳资对话中处于劣势。加之生产过剩以及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等原因，日本当年的失业率过高，劳资关系比较紧张，严重影响了经济增长以及社会稳定。

正是以上原因，迫使日本政府出台“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其根本目的在于解决国民收入过低引起的社会矛盾，化解不平衡增长，保持经济持续性发展。

二、日本收入倍增计划的政策措施

（一）政府主导的经济措施

1 充实社会公共资本与“新产工特”制度。日本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后，由政府主导的经济活动主要目的在于充实社会公共资本，从而加强生产和生活的基础，同时扩大就业和收入，并由此促进经济增长。当年日本出台的计划立足于国民经济的均衡发展，制定了社会资本的最大限度规模，谋求充实社会资本的行政投资相当于企业设备投资的比例，即从开始实施的1：3到1970年度的1：2左右。充实社会公共资本主要在四个方向，即合理规划产业的分布、建立综合交通系统、改善住宅和生活环境以及加强国土保护。围绕这四个方向，日本在1962年制定了“全国综合开发计划”，将全国近30个地区列为“新产业发展城市”和“工业整顿特别地区”，配套进行交通、用水、通信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并给予特别的优惠政策，吸引和鼓励工厂企业向上述地区搬迁转移，缓解东京、大阪等城市因城市人口过密所带来的生产生活问题。而后这些城市和地区成为了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沿海工业地带的主力。这所谓的“新产工特”制度不仅在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后期为日本经济发展提供了动力，而且后来对日本经济持续发展以及工业布局产生巨大影响。

2 财税政策和社会保障机制。在财税政策与社保机制方面主要实施合理化的税收制度，妥善运用财政贷款资金以及推进社会保障。其中，最重要的是合理化的税收与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由表-1可以看出，1955—1970年日本全国税收占GDP比例与主要发达国家相比最低，税赋水平不超过20%，远低于其他发达国家。在计划实施期间，日本政府采取低税赋政策和减税政策，并将其作为提高国民收入的一种手段。同时，将高速增长带来的大部分税收用于减免个人所得税，包括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降低税率、增加家属扣除额度。而针对收入差距扩大问题，政府采取对低收入群体的“限高、扩中、补低”的财政补贴政策，收入越低的阶层从国家财政得到的补助和扶持就越高。对于社保机制的完善，日本政府在实现全民“皆保险”的基础上，相继出台针对儿童、老人等人群的法律法规，维持最低收入者的生活，发挥保障福利机能。

（二）政府对企业以及产业层面的引导措施

1 确立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的社会分工体制。日本企业结构中，中小企业一直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企业数量占全部企业数的99%以上，就业人数占全部企业就业人数的80%，而1961～1970年日本工业结构进一步现代化，新建了不少新技术新设备的大型企业。落后分散的小企业与大企业之间矛盾突出，实现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的合作和平衡关系。以提高整个社会的拉动生产率，是实现倍增的重要手段。日本确立了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紧密协调的体制，并提倡在大企业周围组织一系列的中小企业为其服务，作为其零件产品的承包企业的“系列化”做法。在中小企业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主要采取了由大公司供应设备、派遣技术人员甚至管理人员加强联系并由政府对中小企业发放贷款的方式。这种做法对大企业来说，首先，可以减少利润总额，降低税率，提高资本的纯利润率；其次，中小企业有大企业需要但不经常使用的设备，承包出去可以节省投资，降低成本；最后，中小企业的工资相对较低，可以降低用工成本。对中小企业来说，首先，可以利用大企业的品牌节省营销费用；其次，可以从大企业获得最新的技术、信息以及稳定的订货量，有利于自身的现代化持久经营。

2 工业现代化与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重点放在高度加工的产业上，以适应世界市场的出口结构，并且以机械工业和化学为轴心进行。工业生产不单纯追求数量的扩大，还针对实现产业机构高级化所提出的各种要求提高设备现代化水平确立生产专业化体制、确保海外原料稳定廉价供应、整顿工业地带环境调整产业布局。

而日本农业的增产措施与提高劳动效率的途径是先水利化、化肥化，而后逐渐推进机械化。在倍增计划实施期间，日本农业经济有两个特点：一是农业就业人口减少，以保证_T业迅速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二是食品消费结构的变化，即淀粉食物减少，蛋白质食物增多，增加畜牧业的产量。日本政府首先大幅提高对农业的投资和农产品补贴，仅对农业的政府补贴就从1960年的747亿日元增加到1969年的3023亿日元。其次，实施《农业基本法》，转移农业人口，增加非农收入，扩大农村消费。根据统计，自1960年开始，日本将农户总数的60%转移到非农业方面，形成了40%农户充分就业的小土地所有制形式，农民通过出租或出售土地获得了大量的现金，切实提高农户基本收入和消费能力。

（三）银行及金融政策

1 对消费信贷的支持。由1965开始，随着日本进入彩色电视机、空调机、小汽车等所谓的“新三大件”耐用品的普及时期，日本政府扩大了对消费信贷的支持力度。在此之前，日本各银行的消费信贷发展缓慢。直到1965年，日本全国各银行的消费信贷净额只有597亿日元，而到1970年已达9404亿日元，5年间增长了14倍之多。正是由于消费信贷的扩大，带来耐用品的普及高潮，从而由消费增长提升了资本积累。而耐用品的消费提高也从消费层面凸显了机械工业的战略性行业地位，加快了日本产业结构的调整，对经济的高速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促进作用。

2 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为从根本上解决当时企业层面的二元结构，收入倍增计划特别提出要促进中小企业现代化，缩小规模差距，培育中间企业，促进零星小企业组织化。作为对中小企业的配套支持，政府、银行以及金融机构等对中小企业出台专门的信贷支持政策，主要有四个措施：一是加强政府的指导和支持，总理府下设中小企业政策审议会，努力增加中小企业获得国家订单和劳务的机会；二是加大中小企业金融公库、国民金融公库和商工组合中央金库等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三是实现承保交易标准化，防止大企业拖欠承包款；四是出台《中小企业基本法》等10部法律，鼓励中小企业革新技术和扩大规模，增加中小企业现代化设备投资，推进企业兼并和联合投资。

三、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实施效果及评价

单从数据比较来看（见表-2），日本在经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之后，各项经济指标都超额完成。其中，GDP年均增长率达到11.4%，在1968年就提前完成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人均个人消费年均增长率达到9.4%，按照不变价格计算，达到实施期初的2.76倍。人均消费的提高，提升了有效需求，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从产业结构来看，第一产业所占比重大幅度下降，第二产业所占比重有小幅度下降，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大幅度上升，产业结构有明显的调整和优化。而农业、工矿业水平以及进出口额都有大幅度的提升。

从外部及内部环境上看，首先，从1965年开始，在公共事业开支猛增以及日本政府筹办大阪万国博览会的刺激下，日本开始发行财政赤字公债，进行了一系列建设，扩大了市场的有效需求；其次，1965年美国入侵越南引起了日本的“特需”；最后，日本的“新三大件”的普及，引起个人消费猛烈增长。日本从当年自身的矛盾出发，出台适应自身发展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及时调整产业结构布局，缩小收入差距，提高国民的收入和消费能力，加之日本当时的军费支出很低，日本政府大量财政资金用于支持公共事业的支出，从而带动了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

（一）通过产业调整及扩大内需解决“产能过剩、内需不足”

日本政府首先通过实施“新产工特”以及协调大中小企业的社会分工职能，积极调整了产业结构。其次，通过税收减免、最低工资以及社会福利保障制度提升了国民的可支配收入。最后，通过扩大消费信贷等金融措施，有效地拉动了国内消费需求，根治了经济中长期“投资引起投资”的恶性循环，成功解决了“产能过剩、内需不足”的问题。

（二）通过劳动力转移以及对中小企业的支持解决“居民收入低、收入差距大”

“新产工特”制度不仅仅是对产业结构的调整，更是针对地区间发展不平衡问题，吸引工厂企业向“新产工特”地区搬迁转移，不仅有效改善了东京、大阪等大城市人口过密的问题，而且有效改善了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积极推进中小企业改造，促进中小企业规模经营和调高劳动生产率，从而逐步拉近中小企业的工人收入与大企业工人的收入水平；针对工人与农民的收入不平衡问题，政府一方面引导农业劳动力向工业专业；另一方面，加大对农业、农村、农民的政策倾斜，促进农民收入提高，逐步消除收入差距。

（三）通过产业调整以及完善工会制度解决“失业率高、劳资关系紧张”

日本政府首先通过加大公共设施项目的建设来缓解失业问题；其次，通过产业结构调整缓解失业问题。日本通过完善工会制度，加大了工业在劳资关系谈判制度中的话语权，很多企业还实施了“终身雇佣制度”提升了职工对企业的忠诚度，极大地缓解了“劳资关系紧张”。

可以看到，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总体上是成功的，在国民收入倍增的基础上，带来一场消费革命，使日本于1968年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产业结构、生产效率、教育水平都有明显的提升，人民生活水平获得极大的提高。

四、对中国收入倍增计划的启示和思考

由表-3数据可知，从人均GDP数据来看，按照2005年价格指数计算中国人均GDP为3873美元，而日本为3251美元，都已经突破人均1000美元的“贫困线”，处于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大于3000美元）。从产业结构来看，1961年日本一、二、三产业比例分别为12.9%、47.2%、39.9%，而农业就业比重为29.0%；2010年中国一、二、三产业比例分别为10.1%、46.8%、40.1%，农业就业比重为36.7%。对比发现，中日在三次产业比例上相近，而中国在农业就业人口比重上高于日本。根据发达国家工业化过程的经验，中日在这两个不同的时期都处于工业化中期，第一产业比例低于20%，第二产业比例最大。从社会福利指标来看，中国的基尼系数更大，收入分配差距相比当年日本更大。而在恩格尔系数的比较上，中国的城镇家庭35.7%略好于当时的日本37.7%，农村家庭41.1%略差于日本，由于日本数据为整体社会家庭恩格尔系数，中日在恩格尔系数方面类似。

通过上述数据分析，中国目前经济形势与当年的日本非常类似。经济运行中也出现与当年日本类似的问题。而中国于2012年也提出了收入倍增计划，欲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居民人均收入水平比2010年翻一番。因此，日本当年收入倍增计划的措施对我们有很大的借鉴和启示。本文认为，实施中国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也应从政府、企业以及银行三个层面来实施。

（一）政府主导的经济措施

1 规划新的产业布局和推进城镇化建设。由于外部经济环境变化、内部劳动力成本上升以及资源环境的压力，中国的出口空间受到较大的挤压，原本的产业结构也出现严重的布局不合理问题。中国应该从长远出发，规划新的着眼于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的产业布局，在解决东、中、西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上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在东部发达地区积极发展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新兴产业的同时，给予中西部地区政策上的倾斜，让其在自身有条件的情况下积极承接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促进农业就业人口向工业转移，在产业结构调整中逐步解决“产能过剩”问题。城镇化建设不仅是破除中国二元化经济体制和格局的重要举措，而且是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和聚集、城乡资源合理配置的关键。要逐步放宽民间投资的准入，为城镇化建设融资拓宽渠道，引导和支持民间资本进入基础产业、基础设施、公用事业、金融服务等领域。改变现行的依靠农民的土地、资源和积累支持城镇化发展的方式，切实保障农民的财产权益，从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收入倍增。

2 财税政策及社会保障机制。逐步完善税收制度改革，发挥税收调节收入的功能，缩小收入差距。中国税制改革应着眼于以下几点：一是完善个人所得税征管，逐步过渡到以家庭为征税对象的个税征管体系，降低中低收入家庭税负；二是在再分配方面，加快调整财政、税收政策步伐，发挥财税杠杆作用；三是在税制改革中加快调整税制结构，降低增值税、营业税等间接税总体比重，减少终端消费者负担。建立完善有效的社会保障制度，主要从提高以下三类人群收入着手：一是普遍提高农村居民生活收入；二是提高城乡贫困居民的保证标准和企业退休人员的退休金，贫困标准和企业退休金与经济发展和通货膨胀挂钩；三是提高中小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中一线劳动者的收入。

（二）政府对企业的引导措施

1 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推行资源价格改革，形成市场价格体系，打破政府管制和国企垄断，让市场自由配置资源。开放由国企垄断和行政管制的市场空间给予民间资本，以期产生新的经济增量，让民间资本与国有资本在更公平的环境内竞争，最大限度地降低寻租空间，降低交易费用，营造完善的企业外部治理机制。0让市场在淘汰“产能过剩”的低效率、高能耗的企业的同时，创造新的产品和服务，让生产创造消费，培育出新的消费热点，同时也解决“内需不足”问题。

2 壮大中小企业，保障充分就业。中小企业是解决“失业率高”的根本途径，壮大中小企业，让中小企业吸纳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对中国来说非常必要。中国应该学习日本对中小企业的支持政策，鼓励中小企业革新技术和扩大规模，增加中小企业现代化设备投资，推进企业兼并和联合投资。

（三）银行及金融政策

1 推进金融体制改革，逐步放开利率管制，形成利率市场化机制。中国的金融机构和股票市场也承担着“政策性负担”，即向国有企业提供“廉价”资金，为国有企业的改革服务。同时，这些政策性负担不仅会影响金融机构的业绩和资产质量，也会带来金融机构管理者的道德风险问题。要逐步放开对民营资本的管制，加快民营金融机构的发展，培育中小金融机构，打破金融机构的行政性垄断，加快完善农村金融服务新体系，不断增加农村信贷资金供给和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

2 加强对中小企业及和农村信贷的支持，同时增加对消费信贷的支持力度。首先，要发展一大批服务于中小企业的地方性民营中小银行，规范和发展民间金融组织，发展各类直接融资市场，拓宽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建立完善的中小企业融资市场体系，实现中小企业融资商业基础上的可持续发展。推动和引导大中型银行加大对中小企业额信贷支持力度，完善风险补偿制度，加大政府的财政支持力度，如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其次，增加对消费信贷的支持力度，消费信贷是解决“内需不足”的重要举措，积极引导居民科学的消费理念，降低在“房贷”等不动产上消费信贷的支出，培育新的消费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