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传播与时代诉求

【摘要】文化传播与人类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文学艺术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苏联经典作品在我国80多年的传播和接受为例，探析苏联社会主义文化思想在我国不同历史时期遭遇的不同文化解读。由此说明，文化传播体现着时代的精神诉求，对社会的发展有着积极的引导效用；时代环境对于文化传播，也有着基于历史文化语境和大众审美期待的主动选择性和有机融合性。

【关键词】文化传播；时代精神；苏联文化；历史解读

人类的生活离不开各个民族、群体之间的文化传播，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直到今天，人类社会活动的每一个进程都与文化传播密切相关。文学艺术是各类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经典文学在不同民族间的传播和接受是跨文化传播的一个具体表现。我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与俄苏文学有着极为重要的渊源关系。从五四时期大量译介俄罗斯文学作品，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从中汲取民族解放和民族文学发展的力量，再到50年代的热情接受和新时期以后的理性借鉴，俄苏文学在我国的传播历程大致体现出我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苏联集体化经典作品在我国80多年来的传播接受史，清晰地折射出我国不同v史阶段基于主流意识形态、历史文化语境和大众审美心理的时代精神诉求。

《被开垦的处女地》是肖洛霍夫在《静静的顿河》之外的又一部重要作品。小说因对苏联当时正在发生的农业集体化事件及时、生动的艺术反映，成为同类题材作品的典范，获得官方的认可和读者的喜爱。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中国，迫切地需要从俄新文学中汲取营养，以推进本国革命文学的发展，实现社会革命的目标。《被开垦的处女地》以实际的斗争作用和极高的艺术价值，契合了我国社会的精神需求，不仅被迅速译介到国内，而且成为颇具影响力的重要外国文学作品。

国内出现的最早译文，是楼适夷对小说第一部第九、第十章内容的节译。译文以《路，往那边走――只有一条》为题，刊于《正路》杂志1933年1―2期。[1]他按照俄文翻译的这部分内容精雅通畅，较忠实于原著。

1936年1月，李虹霓撰文《开拓了的处女地》，对小说第一部进行了极富个人感彩的介绍。这篇文章是目前资料中最早对《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一部）进行全面评介的文字。他从宏观的视角给予小说相对准确的定位，眼光敏锐，观点明晰，语言中肯。同年8月，李虹霓从日译本重译的《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一部正式出版，译后的题目为《开拓了的处女地》。郭沫若为此译本作序，并在序文中肯定了李虹霓的译介之功和肖洛霍夫作品的教育之效。

1936年，《图书展望》杂志对即将出版的周立波译本进行了介绍，认为“这是一部和《静静的顿河》一样闻名于世的著作，也是苏联社会主义思想时期的一首伟大的叙事诗”[2]95-96。同年11月，周立波翻译的《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一部正式出版。此译本在国内影响极大，不仅多次重印，[3]305并被收入《丹霞》中，[4]而且成为同时代多数知识分子的重要读物。1936年12月，贺知远翻译了《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一部的第十三章，译文以《一个光荣的名字》为题，刊于中国青年作家协会总会出版的《青年作家》杂志第1期（创刊号，1936年12月1日出版）。

至新中国成立前，我国还出现了其他的译本和改写本：如周启应译本（索罗科夫著，桂林文学书店，1943年初版），钟蒲译本（硕洛霍夫著，上海中华书局，1945年11月初版），孟凡改写的通俗本（肖洛霍夫著，哈尔滨光华书店，1948年4月初版），张虹节写本（梭罗柯夫著，苏南新华书店，1949年7月初版）。与全译本相比，国内出现的改写本和缩写本，更为注重小说的宣传教育作用。

1942年，我国著名翻译家戈宝权在《二十五年来的苏联文学》一文中，称《被开垦的处女地》是表现农业集体化这一过程的“最好的作品”。（1942年，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上曾出版了苏联文学专辑，此文在专辑中登载。）此后，苏联评论家吉尔波丁在《静静的顿河》第一册卷首的评论性文章中，对《被开垦的处女地》进行了精辟的评价。

可以看出，我国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对《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一部）的译介，是及时而高质量的。不仅国内出现了种类繁多的译本，而且在当时的重要刊物上也出现了一些著名学者对小说的介绍和评论。这既是因为作品本身具备了极高的艺术价值，也是因为小说关于农业集体化的内容恰好契合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方向。在美学价值之外，译者同样十分看重它的宣传、教育功能。由于内容的实效性和形式的独特性，这部作品赢得了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可，也满足了大众阅读的审美期待，拥有了不同文化层次的广大读者。

新中国成立后，影响最大的周立波译本又多次重印。1936年由生活书店出版后，“1954年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共印行5次，累计近7万套”。[5]501955年3月，周译的节选本《误会》一书，被作为文学初级读物，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54年，肖洛霍夫开始重新写作《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二部，苏联《真理报》和《星火》杂志同时连载。对于苏联文坛的这一大事，我国文学界极为关注。在《世界文学》杂志的约请下，1955年草婴开始翻译《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二部。1961年底至1962年初，人民文学出版社以其副牌――作家出版社的名义，出版了草婴译的《被开垦的处女地》，两册共印15000本。草婴对《被开垦的处女地》的翻译，弥补了周立波译本佶屈聱牙的不足，译文准确、生动、流畅，成功地将自己的个人风格融进原著之中。但由于中苏关系的冷淡，该译本与此时期翻译的所有苏联文学作品一样，只以“黄皮书”的形式出版（主要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和作家出版社出版），封面上注有“内部发行”的字样。此外，这一时期还有林林改编，贺有直、颜梅华绘画，上海人民艺术出版社出版的三册本连环画。从1955年4月至1956年3月，上、中、下三册陆续发行，每册附有简单的内容提要。另有文朴改写的电影故事，1957年由通俗文艺出版社出版，内容较为简单，全书共56页。

在译文之外，此时期我国还积极译介了外国学者对于小说的评介文章。1951年4月，《苏联名著概说》丛书收录了V.陶罗斐那夫的《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一文。这是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出现的详细评介《被开垦的处女地》的一篇重要文章。文章在阶级分析的视角中，肯定了社会主义革命给农村生活和农民的精神世界带来的巨大变化，赞扬了肖洛霍夫在小说中表现出来的鲜明的阶级意识和坚定的党性立场，为我国50年代对小说的评价定下了基调。

与此同时，我国一些重要报刊报道了肖洛霍夫的生活和创作情况，介绍了一定数量的苏联学者的研究论著。1952年2月，《光明日报》于9日、16日、23日连续刊登了列兹内夫的论文《梭罗珂夫论》（周立波译）。编者称，这是“比较深刻地分析肖洛霍夫的生平、思想和艺术的介绍到我国来的一篇出色的批评”[6]。在这篇文章中，作者以散文化的语言，极富诗意地分析了肖洛霍夫几部重要的长篇小说。1955年，《译文》第12期发表了苏联《真理报》的专论文章《创作为人民服务――论肖洛霍夫》，并同时登载了苏联著名肖洛霍夫研究专家古拉的《关于〈被开垦的处女地〉》，此文出自古拉长篇论著《肖洛霍夫的生活c创作》。文章梳理了30年代苏联文学中以集体化运动为主题的文学作品，认为“只有《被开垦的处女地》的作者成功地描绘出了一幅党和人民在这次革命中团结一致的鲜明的图画”，[7]55《被开垦的处女地》“在表现人民创造力量的进一步发展和人民意识迅速成长方面，是与《静静的顿河》相近的”。[8]47此外，该文还介绍了高尔基、卢纳察尔斯基等人对《被开垦的处女地》的评价。1956年，《译文》第2期又登载了古拉论著中关于《被开垦的处女地》的主要内容，从“党与人民”“党对集体化运动的领导”“集体农民的诞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优秀作品”等几个方面对小说进行了论述。

1957年4月，我国译介的第一部关于肖洛霍夫的研究专著――尤・卢金著、吴天真译的《肖洛霍夫的创作道路》出版。尤・卢金指出，在《被开垦的处女地》中，作家按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法，从生活的多面性、矛盾性、日益变迁之中，“描述了在社会主义社会形成的新阶段中斗争的复杂性和尖锐性”，[9]27表现了思想改造和以社会主义精神教育劳动人民的主题，作品具有卓越的抒情风格和革命的浪漫主义。作者认为，肖洛霍夫在塑造自己的正、反面主人公时，描绘了生活的冲突和极端尖锐的矛盾，毫不掩饰严峻的生活真理，不缓和它的尖锐性，对描写不加渲染，“这使他在展示现实的基本倾向和描写新的、进步的苏维埃思想的胜利中所表现出来的精湛的技巧，获得了巨大的说服力量”。此外，小说中生动形象的人民语言、富有生命力的幽默场面和令人惊奇的诗意景色，都表现出作家乐观和肯定生活的世界观。

1962年9月，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一九五八组编写的《中学课外阅读参考资料》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书中介绍了《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一部的情节梗概，认为“作品成功地再现了农村中资本主义崩溃、社会主义制度诞生的真实、具体的画面，歌颂了共产党在农村社会主义改造中的伟大领导作用，指出了社会主义胜利的历史必然性”[10]168。

这一时期，我国还翻译了多部苏联文学论著和苏联文学史，如《俄罗斯苏维埃文学》（1955年4月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初版）、《苏联文学史》（上、下册）（作家出版社1956年12月初版）、《论苏联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11月初版）等。这些著述，几乎都站在文艺为政治服务的立场，肯定了《被开垦的处女地》对于苏联重大变革的真实反映和对于党的正确路线及领导作用的艺术彰显。我国学界较为集中地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框架内对小说进行评介，强调作品的阶级性和历史具体性，注重作品的政治功效，彰显作品情节事件和人物形象的典型性，肯定作品所达到的革命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完美统一，在赞扬肖洛霍夫卓越的艺术才能的同时，兼顾了对作品本身艺术特质的发掘。小说在这一时期被定位为反映苏联集体化进程的最出色的作品，被认为充分体现了作家的思想意图和乐观精神，能够培养读者的爱国主义情感，并对我国社会主义文学创作有着积极的典范作用。直至“”结束，我国才有了对于小说的新的审美阐释。

1960年以后，中苏两国关系全面冷却，我国对于苏联文学的翻译和介绍逐年递减。“1962年以后，不再公开出版任何苏联当代著名作家的作品；1964年以后，所有的俄苏文学作品均从中国的一切公开出版物中消失。”[11]186“”期间，肖洛霍夫本人被指责为“苏修文艺界最大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苏修特权阶层在文艺界的头号代表”，其《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二部只能以黄皮书的形式在内部发行，仅供批判使用。直至“”末期，几乎未见对小说介绍、研究的论文，仅有9篇在报纸和学报上发表的批判文章。

70年代末期，我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全国第四次文代会的召开，文艺界经过积极的调整、准备，以崭新的姿态、开放的视野和探索的精神，开启了文学繁荣的新局面。《被开垦的处女地》在我国的传播，也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改革开放的氛围中，中俄文学重续了曾经一度中断的友好关系。与50年代的全盘接受不同，这一时期我国对俄苏文学的译介与传播显得更为平等和理性。大量俄国古典文学被系统地译介出版，一些曾被视为反动或颓废的作家的作品被给予了合理的定位，一些曾被遗漏、忽视的名家名篇也得到了应有的关注。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不仅俄国古典文学得到了更为全面、系统的译介，苏联现、当代文学的译介也显得繁荣而兴盛。在历史的筛选中，曾于四五十年代有着极大影响力的一些苏联作家，如吉洪诺夫、巴甫连柯、克雷莫夫等，在此期间遭遇了令人尴尬的冷落。而经过时间的沉淀，仍释放出夺目光彩的优秀的苏联作家作品，则在这一时期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介绍和传播。“就像托尔斯泰等古典作家的作品使当代中国读者从中感受到灵魂的震撼和审美的愉悦一样，现代苏联作家的优秀作品的字里行间同样弥漫着‘沉甸甸的痛苦感’和充满了‘琴弦震颤般的张力’，并引发中国读者心灵上的共鸣。”[12]217

肖洛霍夫作为有着瞩目成就的优秀作家，在我国80年代以后重新获得重视。不仅作家白桦在访问肖氏故乡――维约申斯克时写下了动人的诗篇，而且王蒙、叶新等新时期重要作家都以新的视角对肖氏的经典作品进行了评析。我国对其作品的译介也在这一时期掀起了一个新的高潮。1984年4月，草婴将《被开垦的处女地》改名为《新垦地》，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一次印刷了38000册。该译本于2000年被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肖洛霍夫文集》（第6―7卷）中。1984年，肖洛霍夫逝世。为纪念这位曾与中国历史一起沉浮的苏联作家，人民文学出版社开始重新修订其代表作《静静的顿河》。1988年10月，新修订本出版。

我国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普及读本中，多倾向于肯定这部小说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和小说在人物塑造、情节构思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艺术特征；90年代以后，读本开始注意到小说多样的表达方式和复合的表达效果，发现了作家隐晦的写作策略和丰富的创作思想，揭示了小说第一、第二部之间的不同，并以此为切入点探究了文本的多义内涵。虽然学术价值不高，但对于小说在更广泛的领域中传播，并拥有更大的读者群，是有着一定的积极作用的。

新时期以后苏联文学史在我国的发展历程，经过了从译介国外史著，到逐渐独立、自主编写的一个过程。肖洛霍夫和《被开垦的处女地》以无穷的魅力，在每一部文学史中都有着分量不轻的位置。从在史著中所占比重来看，80年代至90年代初期，文学史对《被开垦的处女地》大都给予较多篇幅的介绍，内容详尽，评述全面，分析具体。90年代末期以后，随着苏联文学史编写视角的扩大，许多曾经在主流意识形态之外的“异己分子”和侨居西欧、英美的苏联作家作品，都逐渐被收入文学史的观照视野。文学史的结构越发庞大，内容也更为丰富、全面。在这种情形下，著者在介绍肖洛霍夫时，多以《静静的顿河》为例，进行详细的分析、论述，而关于《被开垦的处女地》的评介则呈减少的趋势，或是因为叙述内容的关联性简单提及，或是因为对比作家的创作意识综合概述，曾经详尽介绍情节、分析人物形象、概括主题思想、提炼艺术技巧的大篇幅、多分量的评介几乎不再出现。另外，经过了时间的沉淀，远离了农业集体化那个时代后，评论者将目光更多地在文本自身的艺术价值之中，而对于小说热烈地反映现实中正在发生的事情的价值，多显得冷淡。因而在评介这部小说时，大多放弃了对于其社会意义的探索，而更关注于文本自身的美学价值。从文学史中体现出来的著者的观点来看，80年代的史著更多地受到苏联评论界的影响，90年代以后我国学者独立思考的见解和观点愈来愈多地被写入文学史中。在我国80年代的苏联文学史中，论者不再强调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作家的价值观、政治立场和党性原则，也不再强调人物形象所代表的党的力量的强大和路线的正确，虽也提及小说的教育功用，但更多关注的是作家对于人性、人的魅力的艺术表现。尤其是通过对比第一、第二部小说的不同，发现历史变迁在作家的创作思想和作品的叙事风格中留下的痕迹。论者多将小说与当时的文学思潮相联系进行思考，人道主义精神是这一时期评介小说的主要切入点。

90年代以后，对这部小说的评介更加多样，肯定赞赏与不满质疑异声并存。一方面，文学史以更新锐的视角和更细腻的分析，发现作品中曾被忽视的细节和曲笔，在继续肯定小说的写景抒情技巧、幽默多彩风格和令翻译家叹为观止的民间语言等艺术表现方式的同时，揭示作家忠实于自己人生观、艺术观的富有智慧的独特构思，发掘作品中隐晦的表达和多义的内涵；另一方面，也有学者质疑作品的艺术价值，并对某些技巧表达了不满，甚至通过对叙述语言的细微分析，发现作家“可疑”的价值立场，而这样的判断和之前的文学史的结论是完全相悖的。

可以看出，肖洛霍夫这部经典作品在我国的传播和接受，因不同时期的时代特点而彰显出不同的文化意蕴。20世纪三四十年代，我国在新的历史抉择面前，亟须能够指明方向、提供帮助、引起共鸣的文化资源，在引进外来文化时侧重于将其中的革命性、斗争性进行放大，以满足接受者的精神需求，进而对我国社会的变革产生潜在的影响和推动。50年代初期，我国进行了与苏联社会进程相似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学界对苏联经典作品的积极传播和热情接受，侧重于从中汲取有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文化思想。甚至在实际的工作中，不少党员干部带着现实需要的功利性，希望淖髌分械玫接行У闹傅己桶镏。苏联经典作品中洋溢着的集体情感、崇高精神和乐观基调，既契合了我国时代建设的精神需求，又对我国十七年时期新中国成立后到“”前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期间，肖洛霍夫本人和这部农业集体化经典著作一起遭遇了犀利极端的政治批判，这也正是我国此时期对苏联文化进行非常态化传播的显性表现，体现出此时期我国封闭激进的时代精神特点。新时期后，曾被尘封的肖洛霍夫和其作品重又成为文化传播的重要对象。在更为开阔的时空背景下，这部作品所蕴含的人道主义思想和现实主义精神得到理性的思考和发掘。小说中所体现的坚韧朴素、直率热情、英勇洒脱等苏联民族文化内涵，满足了我国多元化社会时期人们的精神诉求。或者说，在我国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之后，亟须从多种文化资源中寻求精神滋养。因而此时期对苏联文化的传播，也更多地表现出对其民族性和世界性的品质发掘。尤其是其经典作品中所蕴含的体现了整个人类的精神诉求的美学风范，更是在一种良性的传播态势中赢得了属于自己的文化地位。在2014年召开的全国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上，称赞了不少为人类文明作出重要贡献的优秀作家作品，以肖洛霍夫为代表的俄苏作家名列其中。总之，文化传播在满足时代精神诉求的同时，也因时代的变化而显示出多样的内涵和复杂的特点。我国对于外来文化的积极引进和学习，促进了民族文化的发展，促成了既具历史特点又富时代精神的现当代文学的生长。苏联经典作品在我国的传播和接受历程，充分显示出文化传播对社会发展的积极引导效用和时代环境对文化传播的主动选择性及有机融合性。这种相辅相成的关系，使文化传播在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始终承载重任，并以自己特有的方式为时代的变迁和文明的进步贡献出力量与智慧。

参考文献：

[1]楼适夷，译.路，往那边走――只有一条[J].正路创刊特大号，湖风书店，1933（6.1）.“肖洛霍夫”译为“唆罗诃夫”.

[2]图书展望[J].1936（2.2）.此文为笔者首次发现.

[3]陈建华.二十世纪中俄文学关系[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一部周立波译本出版情况为：上海生活书店，1936，1948；桂林文学出版社，1943；太行群众书店，1947；太岳新华书店，1947；冀中新华书店，1947；三联书店，1950；作家出版社，1954.

[4]黄峰，编.丹霞[C].上海：上海世界文学连丛社，1936.

[5]张福生.历史在这里沉思――《肖洛霍夫文集》编后[J].中国出版，2002（6）.

[6]列兹内夫.梭罗珂夫论[N].周立波，译.光明日报，1952-02-09.

[7]古拉.关于《被开垦的处女地》[J].孟昌，译.译文，1955（12）.

[8]古拉.关于《被开垦的处女地》[J].孟昌，译.译文，1955（12）.

[9]尤・卢金.肖洛霍夫的创作道路[M].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7.

[10]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一九五八组编.中学课外阅读参考资料[C].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62.

[11]陈建华.二十世纪中俄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12]陈建华.二十世纪中俄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编校：王 谦